法学期刊出版论文格式建议

上传:zyzyl251314 2019-05-05 16:42:55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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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社科学术研究领域,各学科学术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不统一是个基本的事实,法学就是代表领域之一。法学学术期刊中论文出版格式的不同,其核心差异不在于封面或者具体版面的设置,而在于期刊中论文具体写作格式的巨大差异。论文写作格式的统一,一直是学术界大多学者的重要呼声,然而似乎收效甚微,差异不仅没有任何变化,还有固化的趋势。那么法学学术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统一的难点在哪里,该如何统一,就是需要厘清和回答的基本问题。本文以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收录来源期刊目录(即俗称的“CSSCI”来源期刊)中的法学期刊为例,以其目录中的23类法学期刊为样本,①从论文格式的现状、统一困境和具体建议3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

1法学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关键差异

法学23部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样式在细节方面差异很多,几乎没有任何两部期刊的论文格式是相同的,可谓“春风袭来,五彩缤纷”。如果忽略其版面和具体设置方面的不同,仅从论文行文写作格式上看,其突出差异大致可以总结如下。1.1参考文献位置不同。期刊出版中论文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正文和参考文献。除了正文之外,最为重要的就应当是参考文献了,各个法学期刊在论文形式上,对参考文献的位置安排具有重要差别。根据参考文献是置于整个文档后面作为尾注,还是置于同页位置的底部作为脚注,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参考文献置于整个正文后面的,这种形式的只有一部期刊,就是《政法论丛》;第二种,参考文献采用同页脚注形式的,共有以《中国法学》为代表的18本法学期刊采用这种模式;第三种,参考文献正文后和同页脚注相混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共有4部法学期刊,它们分别是《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学家》《政法论坛》(具体的参考文献格式种类数量可以参见表1)。1.2目次要求不同。对于有无“目次”的要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有目次要求。这种形式的只有两个期刊,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和《清华法学》,但两个期刊目次却也存在差异,比如目次的表格、字体、目次形式、版面设计等也各不相同。第二类,不需要目次。剩余其它的21本法学期刊都是没有“目次”要求的。因此,从两个期刊数量的对比上看,要求“目次”是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个别性要求,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成为23本之外其它法学期刊的惯例。但如果从特色和具体作用的视角看,目次的存在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标题拟定能力和具体阐述水平,对论文的整体质量的评价也可以通过目次“以小见大”;“目次”的存在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浏览论文的整体架构和逻辑脉络,不仅可以使编辑清晰地看出作者想要论述的重点内容,也可以为选题和外审评阅节省一定的时间,而这也正是要求有“目次”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来讲也就成为有关期刊的重要特色所在了。但很多法学期刊并没有目次要求,其原因就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版面空间问题,其二是传统格式的习惯。1.3脚注编码顺序不同。由于同页脚注和混合模式的脚注是有差异的,因此针对有论文脚注要求的22部法学期刊,将其参考文献模式分为两大类。对于同页脚注模式,其具体的脚注编码顺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每页重新进行编码,这些期刊主要是《行政法学研究》《政法论坛》和《中国刑事法杂志》;第二种,全文按顺序进行编码,不在每页重新编码,剩余的15本期刊都是不需要重新编码的,只需要按顺序编码即可。在混合模式中,具体的脚注编码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需要每页重新编码,对应的有《法律科学》《现代法学》和《政法论坛》三部期刊;第二类,只要按顺序编码即可的,这一类只有《法学家》一部期刊。除了上述突出的差异外,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差异,如参考文献具体格式、标点符号、编码的数字样式、摘要格式、字数多少、关键词格式、题目格式、字体格式、章节布局等。

2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难以统一的困境

法学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统一面临着多样的困境,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格式多样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其二,格式多样是期刊特色的体现。但格式多样真的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吗?格式多样真的可以成为期刊特色所在吗?2.1“一稿多投”的争议。统一格式的第一重困境就是对于“一稿多投”的争议。论文不得“一稿多发”是基本的学术规范,更是学术应当坚守的基本道德,这已经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但论文可否“一稿多投”,却不是一个可以在投稿者和期刊编辑部之间轻易达成共识的问题。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欲达到的目的不同,投稿者和期刊编辑对“一稿多投”的态度不仅难以达成共识,甚至还是相互对立的。因为投稿者正如产品的卖方,其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买方来对其产品表达兴趣,毕竟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样既可以预防风险(投稿失败),也可以售卖给出价最高的买方(性价比或者排名最好的期刊)。而期刊编辑部正如买方,其当然喜欢货比三家,稿件越多越好,但由于不同期刊对论文的选题和意愿发表的论文内容有明显差异和偏好,有的又有明确的方向性要求,这就导致很多投稿的论文内容并不符合所投期刊在相应时间内的要求,被所投期刊拒稿。但如果很快被拒稿也好,还可以修改后投给其它期刊,但一般期刊都要一个月才可能拒稿,有的时间更长。即使没有被拒稿而过了初审,还要经历外审、编辑审、审委会审,然后才会决定是直接录用还是修改后录用。上述稿件审查过程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很多作者需要快速的反馈和结果,如果一个月还可以等,半年以上除非是约稿,否则是无法等待的,也难以等待。所以“一稿多投”是很多学者抵消审稿期过长,特别是论文是否录用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余德华就认为,一稿多投的原因就包括审稿周期过长、作者难以判定期刊近期选题、编辑部没有回执等方面。[1]很多投稿者为了更好地进行一稿多投,会在写作之后对文章格式进行修改和备份,一般都会制定多套投稿方案,例如多轮投递,一轮两个月等各种策略。论文作者一般会多试几家杂志社,以期望能够在多轮审核中符合某一个或者几个期刊的发表要求,当然符合几个期刊的要求是不能奢望的“运气”,因为对于一般的作者来讲,能有一个期刊有审稿意向和发表意向那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了,遑论多个期刊都有意向。这也是有学者认为一稿多投具有一定正当性,甚至是作者基本权利的理由所在。[2]2.2“一稿多投”禁止权的“异化”。反对“一稿多投”的声音大多是从出版单位的视角来发出的,这种声音多认为“一稿多投”是一种学术失范行为,其后果会导致“一稿多发”,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给出版单位带来人力、物力的浪费及不必要的名誉损失。[3]在以上各种反对“一稿多投”的策略失效后,期刊编辑部会动用法律手段,以《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来行使论文初稿的拒绝权。②但这此条文规定是否就是绝对地禁止“一稿多投”,却是模糊的,因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是民事行为的基本权利。其实,很多编辑也只是形式上反对“一稿多投”,其本质目的在于防范“一稿多发”的不诚信行为。[4]虽然“一稿多投”会导致“一稿多发”,但却并不是根本原因所在,“一稿多发”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学者的“自私自利”行为。为了获得学位、职称评选、申请奖项等方面的利益,有的学者甘愿冒着“一稿多发”的危险,修改同一稿件在不同学术期刊上发表,以增加学术成果。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就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因此,以禁止“一稿多投”来预防“一稿多发”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预防“一稿多发”就要从学术诚信建设和惩戒方面入手,使作者一旦学术失信就受到全面惩戒,以至于不敢贸然行动。虽然《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对于期刊出版单位,其肯定会在论文投稿的要求中明确不得“一稿多投”,否则不予顺利投稿,但这明显是一个霸王条款,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明显不平等。期刊的强势垄断地位,导致了稿件投递中的地位不平等现象。因为投稿的人太多,而获得认可、能有效发表的期刊数量却也只有数本,法学期刊中“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了杂志社(编辑出版单位)的地位处于明显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各个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的学校在2018年1月8日又迎来了扩充,从40个变为48个。法学一级博士点的扩充,意味着法学博士招生数量的扩充,但这种博士生数量的增加,更会强化已经较为稀少的法学期刊发表资源的竞争,强化竞争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这种好处却是期刊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强化了其垄断性,导致一些期刊的腐败。因此,如果你是作者,你是要接受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定进而顺利投稿呢,还是拒绝这个约定无法顺利投稿呢?很明显大多数作者都选择了前者,这很难说是作者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期刊编辑部与作者之间在地位上明显具有差异,编辑部居于优势地位,作者居于弱势地位(除非是已经成为名家,不愁期刊发表的问题)。这种地位上的差异,就导致了期刊编辑在现实中的重要性日渐提高,编辑的专断权力和论文可否发表的决定权,也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学术腐败现象。虽然有的期刊要求,如果发现“一稿多投”就被纳入黑名单,但事实上,除非是单独“约稿”,否则众多学者都会进行一稿多投。因此,格式不统一并不能杜绝“一稿多投”,也并不是遏制“一稿多发”的有效方式和手段。但一稿多投会出现多重审稿,浪费审稿资源,造成期刊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刊出中的矛盾,所以防止“一稿多投”就成了各期刊的规范要求,而预防一稿多投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各个期刊不同的论文格式和相关要求,但这种不同期刊拥有不同出版格式的要求是否真的就能防止一稿多投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有甚者将一稿多投的责任归咎于期刊编辑,[5]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期刊编辑部难以杜绝这种问题,更为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于论文作者。2.3格式作为期刊特色的“固守”。在法学期刊中,各个期刊都有各自的特色,其特色体现为多个方面,例如论文选题、论文类型、期刊专题设置、部门法专栏、热点探讨、案例评析以及经典书评等特色。但很多期刊却将论文格式也纳入了其中,作为期刊特色之一。一味地坚守论文格式的特色,而不创新期刊出版样式,其本质就是一种异化的固守。期刊出版编辑部为了凸显期刊的各种特色,除了在论文选题和相关讨论方面进行特色设置外,例如《行政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其期刊名称就明确了其要发表和选择的论文主题,如没有特别的约稿或者专题会议,这两个期刊的选题基本集中于行政法学和中国刑事法学两个方面。期刊编辑部一般会以各种“特色”来固守和坚持自己期刊的传统形式,而这种传统形式就包含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传统性,但论文格式的差异在本质上不应当是期刊出版特色。那么什么才是期刊的出版特色呢,最为重要的特色就是期刊论文的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理论性、可传播性和可争论性,而不是以论文格式的差异作为期刊出版的特色。这种特色一般和版面设计风格、内容选择有关。为了更好地吸引学者,期刊拥有自己的独特的出版风格和论文选题也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所有法学期刊不可能发表的论文选题一模一样,同一化的出版模式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出版样式是期刊存在的特色之一,但这种样式不能等同于论文格式。对相关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固执,已经逐渐成为阻碍期刊之间相互交流和知识有效传播的“异化”力量。期刊中的论文作为知识的一种有效载体和编码形式,其目的应当是能够有效传播,并且传播得更远、更广,而不是以格式固步自封,阻碍论文知识的传播。期刊发表之后,如何评价学者的期刊质量又以引用率为指标,所以相互之间的引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相互之间引注本身是知识的相互交流,并且是可以擦出火花,碰撞出成果的良好路径。但学术互动与交流却有着严重的困境与现实,不仅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重要差异,即使在相同类型的期刊之间也差异较大,甚至可以说个个不同。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格式模版,论文中的各种知识性信息编码是统一的,可以轻松地被其它学者学习和传播,就是最好的格式特色。曾有学者就提出期刊的特色的定位可以遵循地域优势、专业优势进行选题方面的定位。[6]但很多期刊为了保持所谓的特色,却从论文作者的职称方面进行选定,例如,有的要求只接受副高以上职称的文章,在读博士生的文章基本没有进入审稿的可能,除非有自己的导师共同书写并挂名才可能。甚至有的法学期刊为了杜绝这些所谓的挂名导师,已经明确要求不再接受多人共同署名的文章,如《法律科学》2017年9月18日于官网公布,“我刊将不再接受两名及两名以上作者合著署名稿件的投稿,仅接受独立作者署名投稿”。这种以署名体现特色的现象已经开始成了其它期刊的可能效仿的形式。各种期刊还有发刊的侧重点、论题方向等限制,都导致了论文期刊投稿中的难度正在不断增强。这些突出的期刊出版差异和一些其它的众多的差异,使论文作者和期刊编辑在论文投稿和期刊出版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无谓工作量,特别是修改论文格式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般作者在进行论文写作时,一般采用一种模式将一篇文章书写完毕,但其投稿过程中却要反复修改为其所要投稿的期刊的格式要求,因为有些期刊有时会直接以“格式不对”拒绝相关作者的投稿,或者拒绝进入审稿环节,导致很多优秀稿件不能得到及时发表,特别是时效性较强的论文更是错过了较好的发表期。

3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统一的建议

期刊出版中对论文格式的要求,本身没有价值上的好坏,也没有位阶上的高低,不同格式也就没有了对错之分。但期刊出版在形式上体现为对所学术上的较好评价,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传播学者的知识或者某个学术观点,所以,能够有效地传播应当是学术期刊出版中的核心目的。因此,让读者更好地阅读文章,在文章中与作者进行充分的学术交流,应当是期刊出版中最应当坚持的目的原则之一。对于法学期刊,如何能够满足这个原则就要从读者的需求中来寻得。3.1科学制定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的统一格式。由于论文格式是整个期刊出版中最为重要的形式,其中的大量工作是由编辑负责的,除了版面设计和论文选择外,更为突出的就是论文的格式修改和编辑的逐字审查。所以编辑是一个比较劳累的工作,其一直要对期刊论文的各种格式进行编辑和修改,工作可谓繁重。期刊出版中,格式修改工作量最大,这不仅增加了编辑的工作强度,更增加了编辑的工作时间,增加了成本,也降低了效率。那么如何才可以更好地降低这些成本呢,就应当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机构,例如,中国法学会制定一个统一的论文书写格式,供各法学期刊统一使用,这可以使作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或者投稿中只要坚持最为权威的论文格式即可,不至于为特别期刊的特殊要求而反复修改论文格式,不仅增加了工作量,更将创作的精力化为了不必要的无用功。统一的论文格式,可以降低作者修改论文格式的成本,其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多的学术创作中,同时也会减少编辑的无谓工作,使编辑可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对好文章的选择上。在法学界被公认的法学核心三大刊物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和《法学研究》,其论文投稿的模板已经逐渐成为其它期刊学习的榜样,很多学术性的会议,都以三大刊物的论文格式作为参考格式进行推广。或许在统一法学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建议中,可以以上述三大刊物的基本格式为蓝本,吸收其它法学期刊的优点,由法学界召开一个学术会议,统一期刊出版的论文格式,以规范期刊出版后知识的有效传播和观点之间的碰撞。当然也可以参考《国家标准GB7713-87(科学论文编写格式)》制定一份法学领域的统一格式标准。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能否统一,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和规范性问题,当然是没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规定的,但学者应当具有广阔的胸怀,拥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让法学期刊之间更好地竞争,而不是以格式来搪塞,阻隔知识的交流。学者应当有学者的使命,期刊也应当有期刊的意义和作用,但格式的差异绝对不是特色所在,知识创新后的有效传播和理论进步后的广泛争论,才是期刊的使命和价值所在。虽然法学期刊格式统一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肯定还有很多编辑部或者编辑有各种理由来回避这个现实性问题,但技术的发展已经使这种统一得以可能,因此各期刊编辑部不应当回避这个问题。3.2法学期刊出版中的专著统一问题。统一法学期刊出版中的专著问题,便于各法学期刊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引用,便于阅读期刊的学者形成规范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路径。其实,法学期刊中格式的不统一,是所有中文文科期刊的基本特质,几乎没有任何两个期刊是完全格式相同的,这和各个学校的论文写作要求有很大相关性。以法学界的代表院校“五院四系”为例,其都有法学期刊,其教学中本科、硕士、博士论文写作中的格式都不相同,包括文章格式、论文参考文献、脚注格式、甚至封面内容都不相同。如果是学校特色当然可以坚持,但这种所谓论文写作中的格式“特色”是否有意义,却值得争论。笔者认为,这种写作上的格式差异已经失去了意义,所谓的防止抄袭也会失去意义,不仅不利于各学校相互之间的交流,更加深了学术规范差异化的可能。虽然各个法学期刊出版中也会以格式强调版权,但版权的产生和设置的目的不是为了禁锢知识,而是为了保护知识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但知识应当能够更好地传播和应用,这才是知识的本质所在,不能传播的知识只是一种专制。如果知识限于或者封闭于一定的圈子之内,那么这种知识总有一天会被替代和革新,毕竟“哥白尼革命”不过是500年前的事情,而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距今也只有不过200多年。其实,除了法学期刊出版格式的不统一之外,还有很多法律方面的著作也一样是格式多样。例如,法律出版社的法律书籍和商务印书馆法律书籍中参考文献和字体的格式就差异较大,但是这种差异似乎并没有突出所谓的特色,并且更会加剧这种所谓的形式固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固化已经成为利益寻租和投机取巧的可能媒介。因此,期刊出版中的格式统一问题应当引起更多学者,尤其是编辑的关注,进行深入探究并找到最低的规范共识,以促进知识的创新和有效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