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态文明建设三重保障

[摘要]近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引擎，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保障，为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前进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有丰富而又朴素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传统文化；生态智慧

“生态兴，文明兴；生态衰，文明衰”。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它强调人、自然与社会三者间的和谐共融、良性循环、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泽被后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近年来中国也在创造生态文明建设奇迹。党的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与引领者。”[1]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先进而科学的理论，为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前进方向；需要执政党的领导，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前进动力；需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慧，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充足营养。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前进方向

科学而先进的理论对于指导与推进实践工作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符合我国国情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种科学理论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观。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人类社会。人类的出现、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必需品皆来自于大自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绝不是纯粹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人与自然休戚相关、和谐共生，人类必须用实际行动保护自然。马克思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它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2]恩格斯也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3]人类应尊重自然界规律。人类自诞生以来，绝非消极而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积极地利用并改造自然，自然界也早已被人类烙上印记，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5]总之，人类在生产与社会实践中，只有正确地认识自然、真诚地尊重自然，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将人类需求与自然生态环境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双赢，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为我们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为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这一科学生态观，为培养公民生态责任乃至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这条康庄大道上，必将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国情相结合，走“‘生态治理、生态循环和生态伦理’相互依存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6]。（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我国自古及今生态环境建设经验、契合我国当前发展现状及要求、借鉴国外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经验，不断创新发展，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的萌芽阶段（1977—1992）：“加快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尤为重视经济建设，但也强调不可忽视生态环境建设，邓小平曾说，“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汽田开发，铁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7]为此，一方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邓小平说，“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也依然存在”[8]。另一方面，有长远眼光，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开展生态环境建设，邓小平曾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地永远干下去。”[9]同时，重视应用科技力量，“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10]不仅如此，我国也在“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11]正是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颁布实施，1990年“环境保护”被正式确定为我国基本国策，这些重要举措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我国生态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的形成阶段（1993—2002）：“可持续发展观”。20世纪60年代末人类开始广泛关注环境问题，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可持续发展”被首次提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年）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第一次被全面定义、系统阐释。我国在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战略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发展理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国家高度重视，1995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确定为我国基本战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12]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13]这一发展理念应长期坚持，且随着国情变化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的成熟阶段（2003—2012）：“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种发展观，要求在发展实践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14]。这种发展观“并非一般地要求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实现植根于现代文明之上的‘天人合一’”[15]。这种发展观是对人类生态文明理论的充实、丰富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注入了新鲜血液，为我们真实而科学地看待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供了新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的继续发展（2013—）：“两山理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16]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7]。我国现代化建设“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8]“两山理论”是对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保问题之间关系的最好回应，“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并非孤立、对立，“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19]因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的“两山理论”，是对建国近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传统发展观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以往我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全面检视，更是对未来我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科学思考。当前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我国发展阶段，既不骄傲自满、也不妄自菲薄，在清醒认识我国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下定决心治理生态环境，为人民创造“绿水青山”式的“金山银山”[21]。时代是理论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必须积极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发现并善于积极总结实践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创新，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做贡献，为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寻找正确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前进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2]，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政治优势。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有崇高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又有不同阶段所追求和为之努力的近期和中期目标，无论何时何地解决关涉群众利益的民生实事都被我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指导思想的先进性、执政理念的人民性、执政为民的政绩观，以及中国共产党极好的政治组织动员能力，使党能够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执政党的领导为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前进动力。（一）组织优势与人才优势相结合。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既有卓越的组织优势，又有强大的人才优势。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从党的基层组织到党的地方组织，从党的地方组织再到党的中央组织，已经形成了信仰坚定、宗旨先进、上下齐心的严密组织体系。这个严密组织体系中的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活动原则，这一科学制度对于规范组织和个人、上级和下级、权力和纪律、自由和监督等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党员的权利得以维护、才能得以发挥，它将党组织和党员的意志有效地实现了集中，这一垂直、严密、集中、高效的组织体系为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制度为凝聚全党力量共谋国事提供了组织基础。这个严密组织体系中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能够始终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革新”[23]，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党员中的绝大多数能够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绝大多数党组织能够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这种精神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惧艰险、勇攀高峰，正是依靠这种优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和诸多“不可能”。中国共产党是实实在在为民谋福利的政党，自始至终以为人民服务为执政宗旨和行动指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为民谋实利的执政实践吸引了诸多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其中，这些优秀分子满怀建设美丽中国的神圣使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服务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承诺，这些优秀人才的加入不仅为我党增添了新鲜血液，而且改善与优化了党的队伍结构、充实了党的力量，这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准备了大量人才。（二）汇聚力量，集中精力办大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24]，符合我国国情、拥有强大生命力，在这一制度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办大事。（1）在这一制度下，“共产党是执政党、派是参政党，在政治上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法律上派与中国共产党地位平等，在政党组织上派与共产党一样有完整的组织体系”[25]，派与无党派人士通过“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方式同共产党一起共商国是。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党对国家机关实行政治领导，党的正确主张经法定程序后被转化为国家意志，党也由此成为全国施政的集中统一力量。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杰出才能，有理性而科学的决策能力、有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有雷厉风行的执行能力，不仅目光远大着眼于长远、更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的高效性和各派作为参政党参政的主动性，对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向前发展意义重大[26]。在这一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派根本利益一致、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通过借助政治协商制度这个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作为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27]，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共同奋斗目标，各派心甘情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共同建设美丽中国[28]。（2）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唇枪舌战的激烈竞选方式产生执政党，某党若竞选成功成为执政党，其他政党则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中心，不能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为上台执政推行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各政党在竞选时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人力、物力等资源，竞选人员往往采取相互拆台、相互否决、相互揭短等方式获取选民选票，竞选时各种丑闻更是不断涌现，不少选民对这种政治方式产生的执政党深感失望而拒绝参加选举。这种“金钱政治”、“桃色新闻”、“否决政治”的竞选方式使“党派分歧严重”，不仅造成国家资源大量浪费，更会严重影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甚至于局部地区出现动乱现象。同时，在涉及利益问题方面，不论何时、何地，各党派之间、党派内部皆会为之争论不休、争执不断，诸多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比如教育、社保、环境、移民等，长时间无法达成共识，甚至产生腐败问题。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就曾直言美国政治弊端，“美国政治体系已经扭曲成为一种基于庞大资金支持的‘寡头政治体系’，该体系‘将有能力但却缺乏经济后盾的参选者拒之门外’。”[29]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这样指出美国政党制度弊端，“由于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美国的政治制度日渐腐朽。在这种政党分歧尖锐的环境下，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30]这种政党制度弊端百出，例如当初奥巴马竞选时为美国人民许下的诸多诺言，很多根本无法推行，比如高铁建设、医改、改善种族问题等。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营养智慧

中华传统文化从未中断，古老而悠久，蕴涵有丰富而又朴素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些生态智慧为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充足营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有“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天”被称之为“大自然”，“人”是指“人类”，“合一”有结为一体、息息相关之意；“天人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道家”、“佛家”等认为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世间的万事万物皆由“天”生，孔子就曾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31]，他认为人不可违背“天命”行事；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32]，他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统一和谐的；宋代张载首次提出“天人合一”思想，即“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33]，此后的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程朱学派也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天人协调被认为是最高境界；儒家还强调宇宙之“天、地、人”共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34]道家将“道”作为中心，认为“天、地、人和道”融洽而非矛盾的关系，老子曾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35]，这四大之中“人”居其后而“道”居第一，故天地之间万物要顺应自然而非与自然抗衡；庄子更直言人类爱护自然不应破坏自然规律，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36]，最终实现“畸于人而侔于天”[37]的理想目标。佛教同样重视“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佛教信徒们坚守“不杀生”和“普渡众生”的佛法准则，“佛教的第一宗旨是要作到跟宇宙和生命中存在的‘法’相一致，并从中指出人和自然走向融合、协调的道路。”[38]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将“天、地、人”看为统一、协调的关系，要求人类要尊重自然界规律、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实现共存共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有“敬重生命”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伦理就是将人类固有的伦理观念推及至人与自然，承认并尊重地球自然物（无论有生命抑或无生命之物）的价值与权力，主张人类应与地球自然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而非置地球生物的生命于不顾。中华传统文化重视“敬重生命”，儒家、道家和佛家等各家皆以“仁爱万物”为人之“大德”。儒家重“仁爱、仁义、仁心”，孔子注重善待动植物，他提出“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39]；孟子曾说，人要有“良知、良能和良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40]而宋代张载所述更是直接体现了万物平等，人类要尊重并善待万物，“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41]道家将“爱人”与“利物”结合，提出“爱人利物之谓仁”[42]。佛家认为自然所生万物皆有乐趣，承认万物皆平等、众生皆有佛性，人类应以“慈悲”精神珍视、珍重、关怀世间万物，佛教所提“依正不二”，即是指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之物互为依存、荣辱与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有“取之有度”的生态经济观。地球自然资源具有有限性，人类只有合理而非掠夺性开发利用，地球自然资源才能得以永续利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才能得以有效维护。春秋齐国管仲认为君王有保护自然资源之义务，“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43]。孟子明确指出合理开发自然资源，才能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44]此外，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有文章阐述对资源应“取之有度”，《淮南子•主术训》：“孕育不得杀，硁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45]。不仅如此，在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同时，在消费观念上中华传统文化也强调勤俭节约而非奢侈浪费、暴殄天物，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46]；老子认为过度消费有害身心，“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取此”[47]。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取之有度”的生态经济观是当今国际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好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有“以时禁发”的生态法治观。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的生态智慧，不仅仅表现在哲学层面、精神层面，同时也强调制度和法律的作用。一方面，中央政府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其职责在于制定并认真执行与之相关的法令；周朝时“设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48]；隋唐时该机构职责和权限进一步扩大，“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圃、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49]；元朝时设置虞衡司管理，明清时则有工部负责管理自然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制定法律法规，管理自然生态环境。比如，西周时《伐崇令》就明确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50]法家先驱齐国管子曾主张，“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51]秦朝时制定了《田律》，这是我国首部用来保护生物资源的法律。唐朝初年和北宋初期，政府严令猎杀和进献珍奇异兽。更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各朝各代并未废止这些早先制定的法律、法规，而是不断对其进行充实、完善，这也是我国古代生态环境之所以较为良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慧，符合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切合建设美丽中国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内在要求，为丰富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增强与提高国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进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进程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养料，对创建新型生态文明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胡姣姣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