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晚稻比较管理论文

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早稻和晚稻,而主要指的是收获期上的早晚。即便是所谓“早稻”，也大多属于中晚熟品种。早稻、晚稻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复种关系。宋代各地都有早晚稻的分布,但所占比重各不相同.浙西、淮南等水稻主产区以种植晚稻为主，但其它地区却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干旱和救饥是早稻盛行的主要原因,而太湖地区种植剔透则很大程度上是赋税和雨水所致.

The“earlyrice”and“laterice”intheSongDynasty

Abstract

Thesocalled“earlyrice(zaodao)”and“laterice(wandao)“intheSongdynastywerenotthesameonesinthedoubleharvestricecroppingsystemofmodernsense,buttheonesthatharvestearlyorlate,manyofthembelongedtomiddleandlate-maturingvarieties.Theso-called“laterice”distributedmainlyinzhexi(nowthesouthpartofJiangsuandnorthpartofZhejiang)duetotaxesandrain,whiletheearlyricebecamemoreandmorepopularintheotherdistrictsforthereasonsofdroughtandfamine.

早、晚稻的划分既是稻作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虽然早稻和晚稻的概念在宋代以前即已出现，但大多在一些非常偶然的场合，并且早稻和晚稻都是孤立存在。宋代随着稻作技术的发展，早稻和晚稻的概念非常流行，且常常是相提并论，以致后来的一些学者往往以今概古，以为宋代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早稻和晚稻，甚至更有人认为是双季稻，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宋代稻作的发展水平。本文试图从宋人有关早稻和晚稻的基本概念入手，考察早稻、晚稻在各地的分布，并分析形成此种分布的原因，以期对宋代的稻作有个更好的把握。

1、早稻和晚稻的概念及其分布

现代农学对于早稻、中稻和晚稻的界定主要是依据生育期的长短来决定的。而宋代最通行的做法是依据收获期的先后来划分早、中、晚稻，如“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1]由于各地的水稻成熟期并不一致，[2]所依据的历法标准也不统一，有的分之以月份，有的别之以节气，即便是都按节气或月份，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所以各地早、中、晚稻的划分不尽相同。如福建三阳，“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3]陆游有“秋词”三首，第一、二首分别提到七月、八月，第三首依时序当为九月，七月中提到“早禾”，九月中提到“晚稼”[4]；又如浙江四明，“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暑成。”[5]而江西西昌（今泰和）则以小暑、大暑节收割为早稻，寒露、霜降节收割为晚稻。早、晚稻只是相对而称，此外并无严格的科学界定。

尽管宋代的早晚稻概念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早晚稻概念，但各地都已对自己所生产的稻做了早稻、晚稻，甚至于中稻的划分则是事实。早、中、晚三稻在各地稻作中所占比例如何？对于了解宋代的稻作情况来说是重要的。游修龄说：“宋代的水稻，在同一地区已有早、中、晚的不同，一般以早、中稻为多，晚稻较少。”[6]实际上，早、中、晚的播种面积因时因地各不相同。

两浙的浙东地区，早稻多于晚稻，如四明（今浙江宁波）：“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7]台州：“晚稻……民间所种不多，仅当早稻十之一、二。”[8]越州：“统计会稽八县田亩，……晚稻居十分之四。”[9]十分之六则是早稻和中稻。浙西虽然在“七月初乃见新谷”，证明有早、中稻的存在，但却以晚稻为主，如湖州：“管内多系晚田，少有早稻。”[10]甚至有些地方“纯种晚秋禾。”[11]但这种情况也主要局限于太湖沿岸地区，远离太湖沿岸的浙西一些地区，也是早稻多于晚稻。如临安府之新城县（今浙江富阳县西南）“山田多种小米（即早籼），绝无秔稻（即晚粳）。”[12]

宋代，另一处晚粳种植比较集中的地区，是淮南地区。这里的水稻一般要到夏初，甚至于农历五月方始插秧。“淮南夏早收，晚秧亦含风”[13]；“积雨涨陂塘，田塍插晚秧”[14]等宋人诗句描写的就是淮南插莳晚稻秧的情形。而在一些近水低洼地区，甚至到夏初才始撑着一种短小轻便的小划船在稻田中进行撒播。[15]插秧在初夏，收获却在初冬，贺铸有“楚泽初冬正获田”[16]之句，此诗作于历阳（今安徽和县）姥矶，时间是在戊辰十月晦日（十月的最后一天）。苏轼提到，元祐六年（1091），汝阴县（今安徽阜阳）百姓，因旱伤，“稻苗全无”，而被迫至淮南籴晚稻种。[17]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江南东路安抚使奉命收籴粳米，但江东诸州“尽是籼禾小米”，无奈只得“差官往淮南收籴”，可见淮南产粳米之盛。[18]但淮南也有籼米，宋政府在淮南所收籴的粮草中就既有大禾米（晚粳），又有占米（早籼），[19]只是不占多数。

属于江南西路，与淮南西路毗邻的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及其相邻的荆门军（今湖北武汉）也以晚稻为主。陆九渊在“与章德茂书”中提到：“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占早米，晚田种晚大禾。此间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不分早晚稻，表明当地的水稻仍然是以传统的一季晚稻为主。南宋王十朋有“途中遇雨”诗，提到“晚稻短长熟”之句，此诗作于某年的八月二十六日到兴国军之后，[20]不久王十朋又入鄂州（今湖北武汉）境，留下了“秋深余晚稻，地旷僻闲田”[21]的诗句。

福建八州，上四州（建宁、剑州、邵武、汀州四州）似以早稻种植为主，而下四州（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则是以晚稻为主。这从南宋乾道六年（1170）六月，提举福建常平茶事郑伯熊报告中可以看出，他说：“福建路八州军府县，自入夏以来，阙少雨泽，其上四州军府虽时得甘雨，犹未霑足，早禾多有伤损；下四州军亢旱尤甚，晚种有不得入土者。”[22]或认为，这里郑伯熊把上四州军入夏后“早禾”雨水不足和下四州军晚稻不能插秧并提，说明下四州军在南宋已普遍种植两季水稻，上四州军恰恰只种一季稻。[23]这种理解是错误的。首先，这个报告出台于农历六月，事发在六月之前，即文中所称“入夏以来”，宋以四月为夏首，入夏以来指的是四月已来，也即四月至六月这段时间，如果是双季稻的话，这段时间正是双季早稻生长到成熟的季节，双季晚稻不能插秧是正常的，并不是一件大惊小怪的事，而作为一季晚稻，六月份尚不能入土就比较紧张，因为一季晚稻一般是在五月前后移栽的。

江西也是以早稻居多，然而各州县有所区别。洪州：“据洪州申……缘本州管下诸县，民田多种早占，少种大禾。其所种大禾，系在向去十月，方始成熟。……本司契勘，本司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24]此处，占米指的是早禾，大禾指的是晚禾。江州：“星子、都昌晚禾绝少，独建昌邑大苗米居多……此间土产皆占米，晚禾不多。”[25]“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昌，多是早田，被灾处少，唯有建昌一县，晚田数多。”[26]“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籼，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27]抚州：“临川境内早禾最多”，[28]“乐安、宜黄两县管下，多不种早禾，率待九、十间，方始得熟。”[29]总的说来是“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30]吉州：“早稻不过二三分”[31]，十分之七八为晚稻。

江东诸州“尽是籼禾小米”[32]，似也是以早稻为主。荆湖的潭州（今湖南长沙）：“早稻甚多，晚米甚少”，[33]早稻约占全州稻谷种植的70%。[34]“只有早稻，收成之后，农家便自无事。”[35]成都府之眉州（今四川眉山县）似也以早稻为主，[36]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提到：“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卜鼓决漏，取罚金与赏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37]可见眉州的水稻一般都是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以前收割。范成大在题为“峨眉县（今四川乐山县）”的诗中也有“泉清土沃稻芒蚤”[38]的诗句。

北方地区水稻分布较为分散，但以一季晚稻为多。史料记载，占城稻在皇家御苑中的收获期多在十月。晁说之（1059-1129）“秋吟诗”中有“崔子稻畦晚”之句，诗注云“崔德符监稻田务”，[39]稻田务的所在地在京西北路的汝州（今河南临汝县）一带，证明当地稻田务管辖下的稻田是以晚稻为主。但由于北方易受干旱影响，所以江翱也曾在汝州鲁山县推广一种早稻。[40]

尽管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全部勾勒出宋代早稻和晚稻的分布图，但综上所述，宋代南方水稻主产区，除浙西等地区晚稻较为集中之外，其它地区都是早晚搭配，并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北方地区自古及今则都以晚稻为主。

2、早稻盛行的原因

早稻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四川、荆湖、江东、江西、浙东、福建等地。这些地方选择早稻种植，从其初衷来看，首先是着眼于抗旱。自古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水稻的主产区，但这个地区的降雨量分布极不均匀，以江西为例，大部分地区春夏两季的降雨量占全年的75%，秋季只占15%。进入小暑后便转入到久晴少雨的干旱期，降雨量明显减少。其他省份，如浙江、江苏、安徽等，也有类似情况。而与此同时，由于气温高，蒸发量大，水稻的需水量加大。《种艺必用》引老农言云：“稻苗，立秋前一株每夜溉水三合，立秋后至一斗五升，所以尤畏秋旱”，《种艺必用补遗》则进一步指出：“凡晚禾最怕秋旱。秋旱则槁枯其根。虽羡得雨，亦且收割薄而尠矣。故谚曰：‘田怕秋时旱，人怕老时贫。’诚哉是言也。”提出把立秋作为水稻水分临界期。立秋前后是水稻开始孕穗（古人称为秀，或做胎）的时期，这以后水稻对水的需要量很大。明代《沈氏农书》说：“乾在立秋前，便多干几日不妨；干在立秋后，才裂缝便要车水。盖处署正做胎，此时不可缺水，古云：‘处暑根头白，农夫吃一吓’……自立秋以后，断断不可缺水；水少即车，直至斫稻方止。俗云：‘稻如莺色红、全得水来供’”。又据宋应星的计算，“凡苗自函活以至颖栗，早者食水三斗，晚者食水五斗，失水即枯”，“将刈之时，少水一升，谷数虽存，米粒缩小，入碾臼中，亦多断碎”。从分布区来看，也主要是缺水较为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种一季都显差强，早稻因需肥水较少所以得到垂青。

宋人对干旱危及晚稻多有提及。如李纲在其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任内（1135一1139）曾上奏说：“（洪州）自入秋以来，阙少雨泽，已觉亢旱，又生青虫，食害苗稼……若更旬日内无雨，晚田决致旱伤”，“难以指准。”而早禾则因“春夏之间，雨旸调适，早禾已是成熟收割了当。”所以“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抚州知府黄震在咸淳七年（1271）七月二十一日《雨旸申省状》曰：“自六月初三日有雨，亢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而后得雨，早禾虽赖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后，又复兼旬无雨，晚禾凛乎可虑，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关系非小。”[41]相比之下“临川境内早禾最多，晚禾虽被蝗旱，然所在有大歉之处，亦有大熟之乡，长短相补，亦得半收，早晚禾通计已是七八分成熟。”[42]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也提到：“敝郡今秋雨少，晚田多旱。”[43]陈宓在《与江州丁大监》书中说：“此月初以来不雨，……建昌邑大苗米（即晚稻）居多，遭此晚稻大可虑。”[44]有见于晚稻易旱，宋代的一些地方官员积极致力于早稻的推广。朱熹就曾在晚稻种植面积较大的都昌推广早稻，他说：“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籼，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45]

早稻需水量少，所以在一些易旱的山区发展较快。闽北山区宋初就有一种耐旱高产的稻种。据宋人杨亿《谈苑》记载：“江翱，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为汝州鲁山令，邑多旷土，连岁枯旱，艰食。翱自建安取早稻一种，此稻耐肥、旱，实早，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之，岁岁足食。”[46]这里未言明此种早稻即占城稻，而且出现在有占城稻记载之前，应属早已有之。

除了干旱之外，早稻的推广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避水，早稻的生育期短，可以在每年的大雨到来之前，完成收获。这使得早稻除了适合于丘陵山区种植之外，也适合于在低洼易涝的地区种植。长江中下游流域虽然在入秋之后进入干旱期，但是在一些年份也有暴雨成灾的可能，这对于成熟收获期的晚稻来说是不利的。如，乾道元年九月二十四日，臣僚言：“伏见前月（即八月）以来，天作滛雨，江淮浙闽皆被其害，……稻穗之在田未刈者，经此巨浸已同腐草，高田虽无甚损，亦多芽蘖。”[47]解决办法就是尽量播种早稻。早稻品种之一的黄穋稻即具有这方面的优势。“浅浸处宜种黄穋稻，……黄穋稻自种至收，不过六十日则熟，以避水溢之患。”[48]早稻可以避水溢之患，所以“湖田多，山田少”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所种占米为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率数月以待获。”[49]又如避霜。一季晚稻常常要到霜降之后才始成熟，如果某年霜早，则要面临前功尽弃。何承矩在河北种稻时，头年因霜，未能收成，险些使屯田种稻难以为继，第二年改种江东早稻，取得成功。还有耐瘠。早稻对肥料的需求量比晚稻少。

丘陵山区往往比较容易干旱，且土壤肥力不及平原，复由于地势较高，易受冷害，所以早籼稻种植较多。如江东徽州，“大率宜籼而不甚宜粳”[50]，临安新城县“山田多种小米，绝无粳稻”[51]。这也是宋真宗向高仰易旱之地推广早熟占城稻的原因。早稻与山冈联系在一起，如“早禾饱熟收山场”[52]、“北乡田少尽茅冈，早禾有种何妨种。”[53]福建上四州军，早稻多于晚稻也与此有关。这种格局到近代仍然没有多大的变化，据近人的调查，南京、镇江一带，地势高亢，山田多于圩田，亦只宜需水较少之籼稻。[54]

“救饥”也是早稻盛行的原因之一。宋代一般以晚米为籴纳对象，至于早稻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自产自销，文天祥就曾提到，“吾州（江西吉州，今吉安）从来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55]农民生产的早稻除了大部分自我消费之外，剩余部份也进入市场，满足中下层百姓的粮食需求。早籼稻成为“自中产以下皆食之”[56]的大众食物。中产以下的大众，由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不济，不可能有很多的存粮，一遇青黄不接，就需要有一种早熟品种来接济，这就更为早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契机。最早见于宋代方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稻品种，六十日，又名救公饥，其出现即与此有关。“六十日稻，名救公饥。传有孀妇居贫乏食，撷稻中先熟者，以养翁姑，因传其种。”[57]宋代新安也有这样一个品种，名红归生，米粒红，成熟最早，然不广种，少莳以接粮耳。宋人有诗云：“前村后村水车声，伊伊扎扎终夜鸣，皇天不雨四十日，高田何止龟兆出。田家眼穿望早禾，早禾不熟赖饥何？”[58]从中也可看出早稻在抗旱救饥上的用意。

早稻盛行的原因也为近人的调查所证实。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秋，江西农业院作物组乘指导农民混合选种及采集单穗之便，附带进行水稻品种及栽培方法之调查，知各县水源缺乏为未种粳稻之首要原因。普遍粳稻生长期较籼稻为长，所需水分总量亦较多，本省雨量最多之月为五、六月份梅雨期内，七、八月以后，遂逐渐减少，故多数地方，均栽早熟籼稻，以期避免干旱之损失，此粳稻之变天然因子所限制而被据弃者一也；又因本省盛行二熟制，早稻收获后，可栽二季稻或其他旱作，如晚大豆、芝麻、养麦等。粳稻生长期较长，不适于二熟制，此受栽培制度之限制而被摒弃者二也；各县所栽之品种，有芒者绝无仅有，盖一般农民对于有芒之品种，多感脱粒之费力，调制之不易，交租时又被田主所拒绝而厌恶之。粳稻品种有芒者居多，此不合农民心理而被据弃者三也。[59]由于饥饿和干旱古已有之，因此，我们估计，早稻出现的时间比实际材料中的记载更早。

虽然早稻的种植在于抗御自然灾害，但它的存在毕竟为多熟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早稻可以避旱、救饥，但产量不高，救得一时救不了四季，同时在早稻收获之后还有较长的生产季节可以利用，于是古代农民可能很自然地就在早稻收获之后，种上晚稻或其它作物，以弥补早稻产量的不足。于是多熟制形成了。宋谢邦彦诗：“嘉谷传来喜两获，薄田不负四时耕。”[60]说的就是早稻的存在为多熟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太湖地区种植晚稻的原因

然而，在宋代水稻的主产区，拥有“苏湖（常）熟，天下足”美誉的浙西地区，早稻仍然没有取代晚稻的地位，在水稻生产中仍然是以单季晚稻为主，并且一直保留到了近代。江南地区的晚稻一般是五月插秧之后，入秋后才能陆续成熟，直到九、十月份。宋人吴文英有词曰：“……，重来雨过中秋……看黄云、还委西畴……信吴人有分，……重到苏州。……”[61]从中可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时，水稻尚未收割。浙西晚稻收获的临界日期是霜降。苏轼有“乌程（今浙江吴兴县）霜稻袭人香”[62]之诗，曹组亦有“霜落吴江，万畦香稻来场圃”[63]之词，楼璹《耕织图诗·收刈》亦云：“田家刈获时，腰镰竞仓卒。霜浓手龟圻，日永身罄折。”从上述诗词中可以看出，当时浙西地区的水稻一般都是在霜降以后收获。诗中不提别的收获期，显然表明浙西地区的水稻一般都是在霜降前后收获的。回过来再看看播种期。苏轼有“种稻清明前……分秧及初夏”的诗句。表明北宋时期，湖州是在清明（四月上旬）前下种，立夏（五月上旬）初插秧。杨万里诗句：“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吴盐雪花白，村酒粥面浓。”又表明南宋时期的吴中是在农历二月初（比清明稍早）浸种，四月中（比初夏稍迟）插秧。也就是说，太湖地区的水稻一般是在清明前后播种，霜降前后收割。即农历的二、三月到九、十月这段时间。一季晚稻的种植情况在许多品种的生育期上可以得到反映。

何以在各地盛行早稻的同时，太湖等地区依然以晚稻为主呢？游修龄总结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和宋代的温度变化有关。籼稻和粳稻在最低萌发温度方面，籼稻要求高，粳稻可以耐低温；在最低萌发温度方面，籼的要求强，粳的要求弱。总之，是籼的耐寒性弱，粳的耐寒性强。现在一般籼稻地区年平均温度在17度以上，粳稻地区则在16度以下。宋代气候转寒，北宋时期，我国东部的气温略低于现今，[64]南宋时期杭州的4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1-2度。[65]在这种温度条件下，太湖地区发展为粳稻中心。[66]二是稻麦两熟制扩展后，因小麦收迟，以种晚稻为宜。因而晚稻的比例扩大了。太湖地区晚稻品种的多样化，同宋以后稻麦两熟制发展有密切关系。[67]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太湖地区选择晚稻还有社会经济和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从经济上说，宋代政府的籴纳政策是太湖地区种植晚稻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后，太湖地区是稻米的主要输出地，政府规定收纳一律以晚米为准，这可能与晚米的品质及贮藏寿命有关，晚稻的品质好且耐贮藏，适合漕运并供给政治中心的居民，而早米在这两方面的表现较差，故不在收纳之列。舒璘在论及粮食贮藏时说：“古之积储在谷不在米，验之于今，藏米者四五年而率坏，藏谷者八九年而无损，而谷之中又有高下焉。有大禾谷，有小禾谷。大禾谷今谓之粳稻，粒大而有芒，非膏腴之田不可种；小禾谷今谓之占稻，亦曰山禾稻，粒小而谷无芒，不问肥瘠皆可种。所谓粳谷者，得米少，其价高，输官之外，非上户不得而食；所谓小谷，得米多，价廉，自中产以下皆食之。”[68]孝宗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十二日知建康府洪遵在上奏中也提到：“秈禾小米，久远不可贮储。”[69]由于晚粳具有食用品质好，耐贮藏的特点，所以规定晚稻为赋税征收对象，这不光是太湖地区如此，其它地方也都是如此，政府还将税收的起征日期放在晚稻成实之后。[70]适应政府的政策，虽然宋代各地都有晚稻栽培，但由于赋税较轻，有些地方在满足税收需要之后，可以种植早稻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太湖等地的农民由于赋税负担重，必须大量种植晚稻才克完成，不仅如此，一些邻近地区由于自身产生晚稻不衍交纳税收，也到太湖沿岸地方来收购，如，临安府之新城县“山田多种小米，绝无秔稻，一岁所收，仅足支民间数月之食，虽丰岁亦须于苏、秀邻境籴运交纳。”[71]由于对晚稻需求量大，所以太湖沿岸的农民种植早稻的选择余地较小。这也是太湖沿岸地区，这里自古以来直到近代一直是以一季晚稻为主的原因之一。江南赋税负担沉重可能与晚稻种植相互关联。

无独有偶，在其它一些赋税较重的地方，晚稻的比重也比较大。北宋时期，发运到京师的米超过百万石的除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外，还有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72]淮南是晚稻的重要分布区已如上述。江西各地早晚稻比重不同，也可能与赋税轻重有关，在江西的一百二十万之输中，以吉州所占份额最多，宋人曾安止估计“漕台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73]。李正民也说：“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秔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舻蔽水。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74]从漕粮一项来说，吉州“实为江西一路之最”。[75]适应漕运的需要，这里种植的水稻十分之七八是晚稻，只有二、三分种植早稻。

从自然条件来说，我们认为，水旱变化比气候转冷对太湖地区晚稻种植的影响更大。这里再具体地分析一下雨水状况对于江南地区稻田种植制度的影响。明李乐《乌青志》中说：“种田之法忌过早，本处土薄，太早则虫易生。若其年有水，则必芒种前后可插莳也。如遇旱暵，即不妨迟至夏至。”可见决定当地水稻移栽早晚的因素主要在于水旱，而非冷暖，当然水旱也与冷暖有关。这段话还转辗于明清时期的乌青、乌程等方志及《沈氏农书》等之中，应该是浙西地区农民的共识。翻开所有的中国农书，几乎种田的趁早，早有诸多的好处，惟独在太湖地区提出，“种田之法，不在乎早”，这与太湖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提到了虫、水、旱三个方面的原因，实际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同样面临，就浙西而言，我们认为水灾是导致浙西地区种植晚稻的主要原因。

浙西地区在在入冬之后至春夏之交有个较长的降水过程，如果在这一段时间播种插秧，势必面临水灾。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初四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朝奉郎苏轼状奏，“勘会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76]。可见，冬春积水是浙西七州军选插晚稻的主要原因。积水不仅影响到插秧，还影响到下种。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苏轼在一份奏状中又提到：“窃以浙西二年水灾，苏湖为甚。……自下塘路由湖入苏，目睹积水未退，下田固已没于深水，今岁必恐无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妇女老幼，日夜车畎，而滛雨不止，退寸进尺。见今春晚，并未下种。”从这个奏状中可以看出，苏、湖一带的水田在当年，地势低的可能整年都种不上水稻，因此收成无望，而地势较高的，也由于淹水，到了三月下旬，所谓“春晚”，还没有下种。所以苏轼接着又说：“自今（即三月二十三日）已往，若得滛雨稍止，即农民须趁初夏秧种。”[77]也就是说，苏、湖等地的水稻播种期须推迟到四月以后，加上不少于一个月的秧龄，水稻移栽的时间最早也得在五月初以后。一些在五月或五月以前即已播种移栽的水稻，如果不幸赶上大水，则需再种。如，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一日诏，“浙西州军大水，……官为贷其种谷，再种晚稻，将来秋成，绝长补短，犹得中熟。”[78]淳熙九年（1182）五月十六诏，“近者久雨，恐为低田有伤，贫民无力再种，可令浙东西两路提举常平官，同诸州守臣，疾速措置，于常平钱内取拨借第四第五等以下人户，收买稻种，令接续布种。”[79]“用心补种被水去处田亩”[80]虽然能够起到绝长补短的作用，但已付出了人力和物力（如种谷等）的浪费，因此，就宋代始人们便有意识地推迟播种和移栽的时间。明代宋应星说：“湖滨之田，待夏潦已过，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种，撒藏高亩之上，以待时也。”[81]这种做法在宋代的太湖地区就已普遍采用。苏轼说：“去年浙中，冬雷发洪，太湖水溢，春又积雨。苏、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种，十不及四五分。”[82]刘攽在一首自问自答的诗中写道：“种田江南岸，六月才树秧。借问一何晏？再为霖雨伤。”[83]其它一些低洼地区，如淮南，种植晚稻也都出于同样的原因。甚至岭南地区种植晚稻也是受到了雨水的影响。苏辙在“次韵子瞻连雨江涨二首”诗中提到由于连雨江涨，引发水灾，对于“东郊晚稻须重插”[84]。叶绍翁也有“田因水坏秧重播”的诗句[85]。除水灾之外，太湖地区盛行晚稻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如虫、旱等。如“五月将次尽，早秧都未移，雨师懒病藏不出，家家灼火钻乌龟。”描写的就是由于干旱，早秧不能及时移栽，家家以龟卜占雨的情景。凡此种种，都是浙西种植晚稻的重要原因。

太湖地区的一季晚稻一般是在农历四月底五月初移栽，至九、十月才能收获，自宋代以后，随着大小麦及油菜在南方的发展，有些农民开始在收获水稻的稻田中种植大小麦、油菜等春花作物，而大小麦及油菜等都必须在农历次年四五月以后才能收获，收获过后，再种早稻显然已来之不及，所以只得种植晚稻。正如清《潘丰豫庄本书》所说：“田有宿麦，遂废春耕，而大概莳秧在刈麦后。”因此，稻麦二熟水旱轮作进一步强化了一季晚稻在太湖地区的地位。

4、宋代早稻的性质

宋代依据成熟期将稻分为“早稻”和“晚稻”，且由于其中的确有一些在五六月份即可收获的早稻，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认为宋代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早熟稻，即生育期在120天以内。但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宋代这样的品种不是没有，而是很少，只有占城稻[86]、黄穋稻[87]等几种。宋代大多数所谓的“早稻”，大多是属于中晚熟品种。生育期在120至180天。以曾安止《禾谱》所说的早稻为例，其播种收获期分别是立春、芒种（？[88]）和小暑、大暑。假使按立春（2月3-5日交节）播种、小暑（在7月6、7或8日交节）收割来计算，这里的早稻全生育期在150天以上，应属于晚稻。又如陈旉《农书》中讲到的所谓高田早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个月，生育期也在150-180天，非早稻也。

如此说来，宋代的晚稻可能是真正的晚稻，而早稻却不是真正的早稻，宋代所谓的“早稻”和“晚稻”实际都属于晚稻，只不过晚稻中的早熟或晚熟品种而已。宋代文献中早稻和晚稻的出现更不意味着双季稻的发展。宋人笔下就有“早田栽已成，晚田耕未遍”[89]、“早禾已秀半且实，晚禾已作早禾长”[90]、“早禾饱熟收山场，晚禾硕茂青吐芒”[91]这样的诗句。从中可以看出，早稻和晚稻的生育期前后只相差一个月，显然不是早熟收获之后再在原地上耕地移植的双季稻。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只是当时农民根据当地自然条件以及自身的需要所作的农事上的安排，它可能会对复种制度产生一些影响，但早、晚稻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复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