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科技测算与研究进展

石漠化综合治理艰巨性与科技支撑

在喀斯特山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及其脆弱，决定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苏维词［17］、杨胜天［18］通过研究贵州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指出喀斯特生态系统具有易损性强、环境与人口容量小、稳定性低、变异敏感度高、承灾能力弱、自然恢复速率低等特点。覃小群等［19］通过评价广西岩溶县的生态环境，指出喀斯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差、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王世杰［20］等则从喀斯特石漠化的形成背景、演化与治理角度出发，指出石漠化过程具有区域性、渐发性、潜发性（隐蔽性）、生态破坏性、难恢复性（严重性）等特点。万军［21］、李阳兵［22］等更是指出，石漠化区域贫困人口集中，人口压力大，经济落后，土地退化严重，人地矛盾异常尖锐，部分地区已经失去了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生态恢复和发展的可能性，粗放式发展经济、掠夺式开发资源，导致其处于“岩溶生态环境破坏—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中。如何有效开展生态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着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成效。针对当前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工程任务重、难度高与区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贫困问题突出等矛盾，依靠科技进步，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彻底消除贫困、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苏维词等［23］指出，要就岩溶山区的生态环境整治及产业化技术、石漠化治理关键技术等与生态建设及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开展攻关研究、技术创新、技术集成等工作；李先琨等［24］则提出要抓好实验示范区的示范建设，树立样板，推广成功模式。熊生平［11］提出要确定自然因素和人为作用对石漠化过程的正负面影响和各自的贡献率，朱文孝等［25］则着重指出要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大力加强科学研究与科学规划，建立适合于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科技贡献率测算模型，为石漠化综合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

至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呈现，到现在已经从定义、测算方法、模型、指标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目前已成功运用于环境、农业、交通、化工、建筑、水利等领域。本文选取经济、环境、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等行业研究的科技贡献率文献进行综述，旨在反映当前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石漠化综合治理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恢复与重建的贡献的前沿理论。科技贡献率的测算经历了测算方法建立、对模型进行修改、完善三个阶段。在测量方法创立阶段，192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26］首先阐述了产出量和投入量之间关系的生产函数理论和方法，用以计算出科技进步对新增产值的贡献，但不能直接计算出科技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后来又研究出现CES生产函数、VES生产函数、前沿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在修改阶段，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27］对生产函数做出了重大改进，将科技进步纳入生产函数方程，在中性生产函数假设下推导出增长速度方程，定量分离出广义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完善阶段，丹尼森、乔根森［28］等将资本与劳动进一步划分，并且将索洛剩余中可以测度的因素进一步明确出来，从索洛剩余中剔除，使索洛余值越来越小。1978年，著名的美国运筹学家查恩斯［29］、库伯、罗兹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在此以后，国外对于科技贡献率的研究相对淡化，然而国内则处于起始阶段，而且此后的研究大多基于计量方法的运用展开的，创新成果较少。对于科技贡献率的认识，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各观点相互补充，完善了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理论。狄昂照［30］提出科技贡献率测算与其计算使用的数据不可分割；庞智强［31］则指出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应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量展开，而不应是全部科学技术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应介于［0，1］之间。杨少华等［32］认为在测算过程中，应把劳动、资本的产出弹性作为一个动态指标来测算，定量地评价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陈颖等［33］提出单纯地分析和比较科技进步贡献率并不能反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质，甚至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许平祥等［34］通过研究指出各个指标只能做到反映各因素综合作用的平均效果，不能反映某项具体的政策或技术措施在短时间内的效果，再者，科技进步指标反映的是趋势而不是状况。在科技比较发达地区，科技贡献率反而会低。丁兴烁［35］针对当前测算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运用因素分析法构建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科技贡献率的影响程度，可以分析在科技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寻求提高科技创新贡献效应的途径。在基于环境、农业等视角的科技贡献率测算中，张应禄［36］提出仅从纯科技的角度认识这个概念会产生严重的误解，不切实际地使用这个词也会产生严重的偏差。梁俊芬［37］认为农业、林业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给解释变量的设置带来困难，而且使模型自身的假设条件难以满足。程智强［38］、魏邦龙［39］、徐保根［40］、卢亚丽［41］等提出在测算过程中，由于对方法的理解不同，加之对原始数据处理不当，使得同样数据资料，产生的测算结果也会不同，为此应把政策、天气作为影响因素加以考虑，而且，测算目标不仅在于经济效益，还在于生态效益。随着科技贡献率研究的深化，研究行业从经济向农业、环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表1）。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评价

科技贡献率的测算，需要以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的研究作为支撑。经过长期的研究，岩溶石漠化治理的效益评价基本形成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的理论与方法，但是目前国内尚未有一套取得普遍认可的、成熟的、适合于岩溶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益评价的体系和方法［11］。对石漠化的评价大多为基于统计学的现象调查，评价指标繁杂、获取数据难度大、实用性不强、各因子之间相互交错、信息层次不清［58］，使得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综合效益与实际状况可能出现偏移。而且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首要目标是生态环境改善，在工程开展和实施工程中，部分工程不具有直接经济效益。目前，国内外各研究领域的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大多以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为基础，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且还没有一套测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等综合效益的科技贡献率测算方法和模型［46］。科技贡献率测算过程中以直接经济产出作为唯一产出目标，会使测算结果偏小。在数据获取时，属于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范畴的社会经济数据获取困难，把生态效益折算为直接经济效益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今后需建立和完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社会经济数据库，健全石漠化防治综合效益监测体系，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发现，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相关的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取得以下成果：①基本形成了以C—D生产函数、索罗余值法、DEA方法为主导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研究体系。测算方法科学，能正确反映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环境改善中的贡献。②以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算弹性指标为代表，研究形成了许多基于C—D生产函数、索罗余值法等测算模型的改进方法。③科技贡献率从经济、农业向环境、林业、畜牧业、水利等研究领域拓展，内容全面，能为涉及社区经济发展、林草植被建设、草食畜牧业发展、水利实施的综合性工程计算科技贡献率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方法支撑。但是当前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①当前科技贡献率测算方法研究主要基于经济和农业方向，其他环境、林业、草业、畜牧业、水利等拓展领域研究成果极少。②测算方法主要采用经济研究中C—D生产函数、索罗余值法等测算方法，然而就这些测算方法而言，在其他一些研究领域中存在测算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甚至出现错误等问题。③科技贡献率的测算目标为科技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目标单一，目前还没有涉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等。④国内尚未有一套取得普遍认可的、成熟的、适合于岩溶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益评价的体系和方法，获取部分社会经济数据超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范畴，科技贡献率的测算以经济产出作为唯一目标，测算结果可能会偏小。在今后研究中，应加强环境、林业、草食畜牧业、水利等领域的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工作，科技贡献率的研究目标从单一的经济发展向生态环境改善、民生惠及等多维度方向拓展，创建适合于科技因素在经济发展、生态改善、民生惠的贡献测算方法和模型，加强生态效益与直接经济效益的折算研究，建立适合于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社会经济数据库，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测算和评价科技因素的贡献率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本文作者：李永垚熊康宁罗娅工作单位：贵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