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小说复调性研究论文

摘要

《曾在天涯》与《沧浪之水》是阎真的两部以海外和官场为题材的小说，从小说对话的创作原则和对话的创作手法来看，都极具复调小说的特征。在《曾在天涯》与《沧浪之水》中，由于采取了特殊的作者立场和贯穿于全书的对话原则，使得小说主人公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独立性和未完成性；自我意识作为艺术上塑造主人公的主导因素，本身就使独白型世界趋向解体。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就是《曾在天涯》与《沧浪之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复调艺术本质。

复调小说理论是俄罗斯学者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复调艺术思维能够研究独白立场的艺术把握所无法企及的人的一些方面。复调的实质在于：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

关键词：《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复调小说理论；自我意识；对话

引言

一

2001年6月，阎真的第二部小说《沧浪之水》[注1]被《当代》在头条位置刊载，紧接着《小说选刊》也予以刊载，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小说单行本。同年，在《当代》、《小说选刊》举办的文学拉力赛中，《沧》获得了年度文学大奖。《沧》的出版为作者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以其深度的思想内涵和文字的可读性持续受到评论界的关注。

绝大部分的评论都被小说表现出来的强大精神张力所吸引，有的人透过小说看到了官场险恶，世态炎凉，有的人从池大为身上看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有的人则有感于知识分子身份的集体缺失，于是呼唤拯救人文精神。

与《沧》的火爆比起来，作者的第一部小说《曾在天涯》[注2]则像山野中的一朵奇葩，很少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尽管作者也认为“《曾》的艺术品位与《沧》差不多”。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究竟是因为人们比较关注官场、关注知识分子，而《沧》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话题，所以受到谈论，还是说《沧》艺术地表达了隐藏在时代背后的精神悸动，发出了震撼心灵的声音，因此被人们所关注？如果是前者，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官场热像海外留学热一样过去的时候，《沧》就会像《曾》一样，归于寂寥；但如果是后者，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曾》受到评论界的“冷落”是不公平的呢？

两部小说表现出来的强大精神张力，几乎吸引了评论界的所有目光，所以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两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有别于传统、有别于当代其它小说的新的艺术特征。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小说蕴涵的复调艺术性。

复调小说理论是俄罗斯学者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的。他认为：复调小说的创立，不仅使长篇小说的发展，即属于小说范围内所有体裁的发展，获得了长足进步，而且在人类艺术思维总的发展中，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复调艺术思维能够研究独白立场的艺术把握所无法企及的人的一些方面，首

[注1]：为简略起见，后文提到《沧浪之水》时只写作《沧》，不再作说明。

[注2]：为简略起见，后文提到《曾在天涯》时只写作《曾》，不再作说明。

先是人的思考着的意识[注]，和人们生活中的对话领域。

从《曾》和《沧》创作的对话原则和对话手法来看，都极具复调小说的特征，复调艺术思维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性，并使得作品的思想获得了深度与广度。

二

《曾》叙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北美生活的故事。小说的开头，主人公高力伟怀着兴奋的心情飞往北美，在那个寄托着梦想的发达国度里，高力伟却遭遇到了严峻的生存考验。首先是工作难以成就。语言不通、没有优势，没有技能难以生存，以及处处暗藏的少数人种的劣势，使得高力伟要找一份最低下的活儿也得历尽艰辛。失去了男子汉尊严使得高力伟与妻子的婚姻关系出现了裂痕。

小说的主线是高力伟在北美生活所遭遇的经历，前半部分纠缠着与妻子林思文的爱恨情结，直到婚姻分裂；后半部分渗进了与张小禾的相依爱恋，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这是小说的明线，然而在高力伟的内部，我认为也是小说最重要的线索，却是高力伟对去与留的选择，也是对意义与活着的选择。这一矛盾从高力伟一踏上北美的土地起就已产生，贯穿于小说的始终。两种不同的选择，标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两种价值迥异的人生观。它折磨着高力伟，考验着高力伟与妻子林思文的婚姻关系，也考验着高力伟与张小禾的爱情理想。

《沧》讲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官场中的沉浮。主人公池大为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省卫生厅工作。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道德浸透了池大为的整个生命，直接支配着他的思维和在工作、为人处事中的态度与选择。然而现实却让池大为处处碰壁，他工作不如意，人际关系紧张，生活贫困潦倒，前途毫无光亮。经历了艰难的决择之后，在“清”与“浊”的洪流中，池大为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放弃了崇高的理想，全身投入到“浊”流中，他的工作、生活却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且在官场中如鱼得水，青云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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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十世纪西方意识流小说发展起来时，人们给“意识流”下的定义是：人的思考着的意识。我认为巴赫金这里说的“人的思考着的意识”与后来人们讲的“意识流”并不是一回事，它的含义应该更接近于自我意识。北京大学的章希把巴赫金这里的“人的思考着的意识”理解为现代主义文学中所说的意识流，因此在其硕士毕业论文《复调小说理论和<喧哗与骚动>》中，她选择了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作为范本研究。本人认为她的论文在理论阐释上较成功，但在作品分析方面是失败的。因为诚如作者所说，《喧哗与骚动》只在主题结构上具有复调小说的对位特征，除此之外完全没有巴赫金所说的自我意识、作者立场、对话等复调小说的基本特征。

从题目来看，“沧浪之水”即隐喻着“清”与“浊”的两种不同人生价值的选择，通过塑造池大为，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平缓的社会变迁中心灵受到的惊心动魄的挣扎。

一、主人公和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

（一）、主人公

1.复调小说的作者最关心什么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主人公的兴趣，不在于他是现实生活中具有

确定而稳固的社会典型特征的人，不在于他具有由确定无疑的客观特征所构成的特定面貌（这些特征总起来能回答“他是谁？”的问题）。不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主人公的兴趣，在于他是对世界及对自己的一种特殊看法，在于他对自己和周围现实的一种思想与评价的立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

构成主人公形象的因素，不是现实本身的特点，也即主人公本人和他生活环境的特点，而是这些特点在他本人心目中和自我意识中具有的意义。因此，作者想要揭示和刻画的，不是主人公特定的生活，不是他确切的形象，而是他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最终总结。[1]（61）

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公，几乎全都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成为了塑造主人公形象的主导因素，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构思时选择“思想家”式的人作为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些主人公杰付什金、地下室人、梅思金、拉斯柯尔尼科夫、宗教大法官等都称得上是“思想家”，他们是“宁可不要百万家私也要搞清楚思想的人”。

2.杰符什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第一部作品《穷人》中，就塑造了为他全部作品所特有的一类主人公。《穷人》中的主人公杰符什金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了解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他完全感觉得出自己的命运是多么的凄凉，生活仿佛就是要无休止地去体味艰难和困苦。他时刻都处于对自我命运的思索和体验之中。书中有一段出色的细节描写，杰符什金在将军家时，从镜子里照见了自己：

我惊慌失措，嘴唇和双腿瑟瑟发抖。原因可多着哩，亲爱的。第一，我觉得难为情，我打右边朝镜子里一瞅，我所看见的模样简直可以叫人发疯……将军大人注意看了看我的模样和我的衣服。我记起来镜子里的模样，我扑过去捉纽扣！我发傻啦！弯下腰去，想拾纽扣，它滚着，转着，我捉不住它，总而言之，我笨手笨脚，真是出足了洋相。这时候我感觉到，我最后的一点力气用尽了，一切，一切都丧失了！整个名誉丧失了，整个人完了！[1]（63）

在这段描述中，杰符什金看到了自己的外貌，这外貌提醒着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捡扣子的过程，仿佛是一个慢镜头：外在的杰符什金是演员，内在的杰符什金凭借“他人的眼光”成为观众。外在的杰符什金每开始一个拙劣的动作，内在的杰符什金就无比痛苦地体察到别人对这一连续的惊惶失措、不得体的洋相所产生的心理反应。杰符什金强烈的自我意识，让人怀疑他并非是一个艺术形象，而毋宁说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个很自卑又很敏感，时时处处生怕周围的人瞧不起他的人。

3.高力伟与池大为

高力伟与池大为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强的主观意识，敏感、自尊心脆弱，能够对社会背景和人物心理作出独到地分析。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不断地追问人生的价值意义。“在时空的无限之流中，个体的有限性是如此清晰，自我存在渺若微尘，这渺若微尘的个体暂时性存在，怎么可能获得无限世界的意义？”“人只有一辈子，这一句话把所有的道理都说完了。这个道理最简单，也最深刻，我不敢往细里想，往深处想，一想就不寒而栗。”在这两部作品主人公口中说出来的话，仿佛是同一个声音，他们在思索着同样的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的本质就在于对意义的追问。假如不具备这一特点，他或者可以称为大学生、研究生、博士，或者可以称为记者、教授、专家，但是都不能叫作知识分子。林思文、董柳是知识分子吗？张小禾、胡一兵是知识分子吗？葛老板（葛博士）、任志强是知识分子吗？不是的，他们都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两部小说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在主人公的知识分子本性与其他人事物的冲突，集中在主人公内部两种选择之间的冲突。

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是时代的声音。社会进入到二十世纪末，理性精神赋予了人类足够的智慧来看清历史的真相和人生的意义。在一个冰冷的黄昏之夜，高力伟面对一片墓地发出了深心的感慨：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像无尽的时间之流中的电光一闪，无法也没有必要去追寻最后的意义，那电光一闪的瞬间就是终极的意义……在时间之流中，每一个生命都那么微不足道，却又是生命者意义的全部。时间的伟大和冷漠无情使人只有站在个体生命的基点上去体验世界，他别无选择。[3]（128）

而池大为在一座寺庙前，也曾陷入深深的沉思：

生命的真谛就在这些平凡的瞬间，除此之外并无它物。很多年来支撑着我精神大厦的天下意识千秋情怀，不过只是一种心灵情结罢了……自我的存在是最大的真实，这个事实无法用逻辑摧毁。[2]（215、216）

似乎后现代主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浸透了高力伟和池大为的整个生命，他们活着，他们在怀疑，他们痛苦，他们悲观沮丧。

他们也在挣扎。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他们都在坚决地、顽强地反抗。他们想要改变生存的境遇，反抗外部的现实环境，反抗流动在自己身体里的精神血液。透过层层迷雾，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一个身影，一个灵魂，在挣扎，在“绝望的抗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高力伟、池大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梅思金、拉斯柯尔尼科夫、宗教大法官，与一切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与自己的时代、社会相连。

（二）、意识、他人意识与自我意识

1.复调理论中的意识、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

巴赫金所说的意识在书中具有术语性质，实指一个人的全部思想观念，一个意识常常代表一个人。复调小说的本质特征就是强调多个意识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地位；真理诞生于多个意识之间的激烈对话中。

“自我意识”是指我意识到我正在意识什么，实际上就是我反观自身，是我对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反思。

“自我意识”大体等于“我对自己的意识的意识”，但是“他人意识”却不等于“他人对自己的意识的意识”，他人意识是他人对世界的观察、思考和评价，“他人意识”并不是“自我意识”的一个对立词，它的准确表达其实应该是“他人的意识”。

巴赫金借助于哲人的眼光观察社会，发现了“我与他人”的相互依赖性。我与他人是同时共存，相互需要的。只有助别人的意识，我才能够反观自身，我的自我意识出现的同时一定伴随着他人的意识，我意识到我时，那个第一性的面对世界和他人的我已经不见了，我假借他人的眼睛来看我自己。凡与自我意识相关的活动，一定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发生，在这个空间必定会存在他人的声音和话语，并且这个他人话语和我一定会有交流与碰撞。

2.阎真作品主人公的自我意识

在《曾》与《沧》中，几乎全是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对高力伟与池大为，我们无话可说，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和性格了如指掌，分析得比任何人都透彻、深刻。他们知道自己的敏感和软弱，能够分析自己的内心波动和情感变化，了解自己所处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背景，能够揣测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与看法，他们明白自己绝对不会在“这个”社会中找到心灵的归宿……根据作者的构思，这一切主人公都了如指掌，并且固执地、痛苦地在内心深处反复咀嚼。

阎真让自己的主人公承受特殊的精神折磨，以此逼主人公把达到极度紧张的自我意识讲出来。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成为了作家要展示、描绘的对象，而他们的现实，他们的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则成了自我意识的材料。

我鼓足了勇气打电话过去，又结结巴巴讲不清楚。放下电话我就跟自己生气，对了镜子呲牙咧嘴地作出种种嘲笑的表情，又指了镜子里的影子，手指一点一点的，在心里骂那影子是猪是狗，又撮了嘴唇作势要唾。骂了自己又伤心起来，几乎要落泪，闭了眼强忍住了。[3]（63）

晏老师上厕所去了，我想董柳她可经不起这个打击！忽然出乎自己意料地，我身子往前一蹿，双手就撑在地上了。我四肢着地爬了几步，昂着头把牙齿龇了出来磕得直响，又舌子伸出来垂着，在心里“汪汪”地叫了几声，听见厕所门栓一响，猛地跳起来，坐回沙发上。[2]（304）

诸如此类的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表现，在这两部作品中随处可见。假如作者是采取一种第三人称的冷静描绘，它们将会立刻给主人公涂上一层强烈的客体色彩，并成为刻画主人公身份、性格、形象的典型材料。例如《阿Q正传》中所采用的手法：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4]（50）

可是，当阿Q意识到他身上的阿Q精神时，他还是阿Q吗？这就是阎真在《曾》与《沧》中布下的最大迷宫。仿佛所有的人走进了这个迷宫都失去了方向，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他们都沉溺于高力伟、池大为的自我意识不能自拨，从而认为高力伟是懦弱的、具有阿Q精神的、退守的、逃避的、趋向平庸、没有勇气以至于是失败的[5]，池大为是失去身份的、堕落的、蜕化的、以至于腐败的[5]。我们看这些评论，似乎觉得他们并不是在分析作品的主人公，而是在说别的一些人，或是发表自我议论。

3.自我意识在作品中的艺术功能

自我意识作为塑造主人公的艺术上的主导因素，使得小说的整个艺术视觉和艺术结构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一切能够把主人公塑造为具有稳定的性格、典型、气质的东西，都失去了刻画主人公形象的作用。它们与主人公已经不属于同一层面，不是并行不悖，不是处于主人公身外而同主人公共存于统一的作者世界中。

能与囊括了整个实物世界的主人公自我意识并行不悖的，只是另一个视野；与主人公世界观并行不悖的，只是另一种世界观。作者只能拿出一个客观世界与主人公无所不包的意识世界相抗衡，这个客观世界便是与之平等的众多他人意识的世界。这就足以使统一的独白型艺术世界解体。

（三）、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

传统的独白型构思，作者在一种全知全能的视点上来构筑一个文学世界，主人公是封闭式的，他的活动、感受、思考和意识均被纳入作者意识坚固的框架内，这样塑造出来的形象是建立在作者的世界观里的，在一元化世界的统一背景上，各种人物通过对话，汇聚在作者和读者的统一视野中。对话间的一切剧情体现出的主题思想，是纯属独白型的思想。

阎真对这样的独白型构思是拒不接受的，在阎真的艺术构思里，不仅主人公本人的现实，还有他周围的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都被吸收到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之中，由作家的视野转入主人公的视野。传统的由作者一个人来完成的任务，阎真把它慷慨地赋予了自己的主人公，主人公的形象顿时高大、灵活起来，仿佛与作者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

在《曾》与《沧》中，主人公从出场到结束都是一个在场的、能思考，并能作答的人。每一个主人公都是一个具有充分价值的言论的载体，而不只是作者语言讲述的对象。阎真在把思想、观念和感受加以客观化时，从不在背后对主人公下手，从来不出其不意的袭击。他对主人公所遵循的一贯原则是：在把他人意识加以客观化并最终完成时，绝不利用主人公意识本身所无法知晓的东西，绝不利用处于主人公的意识之外的东西。从作品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没有一句作者语言，没有一句作者议论，作者的面目被隐藏了起来。

这种新的作者立场，使主人公的各种观点能够充分的、独立的得到展现。每个人物的观点都有充分的理由，都能论证自己的正确性。高力伟的痛苦、固执、逃避有他充分的理由，池大为的坚持、退守、随波逐流也有他充分的理由，阎真从来都不怕各类矛盾发展到极端从而无法收拾，他正是要把主人公放置于种种矛盾的剧烈冲突中，从而迫使主人公揭示他的极度紧张的自我意识，描绘出人的“心灵”。

总之，在阎真的作品中，作者选择了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自我意识成为塑造主人公的艺术上的主导因素，作者对主人公所采取的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这一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从而使得主人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传统的统一独白型艺术世界在阎真的作品里发生了解体。

二、对话思维在阎真作品中的体现

（一）、复调小说的语言和对话分类

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提出了研究文学语言的一个新的角度，即考察它同他人语言的关系。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惊人之处，首先在于语言的纷繁多样，各类语言都表现得极为鲜明。明显占优势的，是不同指向的双声语。

在双声语语言中，他人语言客体性的减弱，他人语言本身意图的相应的积极化，不可避免地导致语言内部出现内在的对话关系。此时作者思想对于他人思想，已经不具有压倒优势，双声语有两个意义重心，很难赋予它统一的语调。

暗辩体与隐蔽的对话体都属于双声语。暗辩体是一种向敌对的他人语言察言观色的语言，它在指物述事的含义之外出现了第二层含义——针对他人语言的含义。我们读暗辩体语言时，会尖锐地感受到在这个语言的身边就有一个指述同一对象的他人语言。与暗辩体极为类似又有所区别的是隐蔽的对话体。假设有这样一段两人对话：第二个交谈者的语言被全部省略，整个意思却丝毫没有受损。虽然形式上只有一个人在说话，但是我们感觉得出这是一场交谈，还觉得两个人谈得很激烈，似乎每个对语都全力以赴地在应对无形的交谈者。

“对话”是巴赫金的理论建构中，贯穿始终的灵魂。巴赫金将小说中的对话形式分为两类，即所谓的微型对话（microdialogue）和大型对话（greatdialogue）。微型对话是指话语微观层面上的双声现象，而大型对话则是指小说结构上的对话安排，可以是人物思想之间的对话，也可以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

（二）、阎真作品中的微型对话

1.主人公的独白语

《曾》与《沧》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这里的语言是双声语，它从布局结构上替代了作者语言的存在。这一类语言使得作者为表现立意而利用他人语言时，却能够保留他人语言自身的意向，保持着确为其特有的情调和语气。

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言的对话性时，是从他早期写作的中篇小说入手。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中，语言的对话性还表现得相当简单而直接。在主人公的一段自白里，可以很容易听出几种不同的语气，不同的意识，它们相互间争论得很激烈，几种声音汇合到一张嘴里，却不发生融合。然而在《曾》与《沧》中，主人公所有重要的自我表述，虽然也都可以扩展为对话，但是不同声音的交锋却隐藏得很深，渗透到语言和思想的精微之处。因此，要想把它扩展为直观对话，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来看一段主人公的独白语：

要是我对痛苦的体验不那么敏感，那就好了，那样我会活得轻松得多。有时我遗憾自己情绪的触角那么脆弱，轻微的伤害也会引起强烈的难以摆脱的痛苦。我经常在内心说服自己，“这是一件小事”，可内心深处又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这种说服是一种善意的自欺。我甚至对自己有着一种痛恨，在心里责骂自己是“没有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但内心的沉重仍然无法消除。这种责骂成了徒劳无益的挣扎，反而提醒自己更尖锐地意识到那种沉重，在里面越陷越深。[3]（99）

高力伟的自我意识受到了他人意识的强烈影响，他的每一个反思都是在他人语言的折射中产生。他对痛苦的体验极度敏感，情绪脆弱，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这是一件小事”、“没有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这些话只能出自另一个人的嘴里。在高力伟的自我意识中，渗入了他人对他的认识，高力伟的自我表述过程中嵌入了他人议论他的话。他人的语言决定了自我意识中的语气断续、种种重复、解释和冗赘。高力伟对自己说话，就如同在和他人辩论。高力伟的话被他人声音借用，改换语气后重又在他的嘴里冒出。结果，在

同一段话里，不同意向的语言和声音十分独特地组合起来，在同一个意识中有两个意识交错在一起。

2.主人公之间的对语

在《曾》中，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与形诸布局结构的表面对话，有着非常精微的内在联系。

我试探着说：“到这里女人都变了。”他说：“是呀，是呀！”我说：“也怨不得她们。女人谁不爱面子，谁又是超人呢。看了我们窝囊的样子，心里有想法也是自然的。”“他说：“我会服这个气？当年她追求我，哭了多少次我一狠心才应了，现在在我面前跟个皇后似的。”我说：“你靠她来的，凭这一点也把你的威风灭了。”他说：“一个国家活在世界上靠实力，谁跟你讲平等！人也这样，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去维护，靠自己的实力去争，谁跟你讲公平!感情可以有，要有东西做后盾，谁平白就爱了你！天下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还是讲得透。细想之下，现实总是冷漠的，它逼得你不断地接受你不愿接受的东西。痛苦吗？痛苦！痛苦完了你还得接受。你得把自己的心锻炼得跟铁一样才行，铁还不行，还要淬火。好多事就像铁锤一样打在我心上，把柔软的那一部分都锤硬了。”[3]（212）

在这段话里，从高力伟嘴里说出的话，句句都应合着周毅龙的内心，与他思想深处的隐秘相重合，同样，周毅龙的话语也句句都点在高力伟内心思想的节骨眼上。高力伟的带有很强烈开导说服的语气，其实正是他内在对话的对语，他最想说服的正是他自己。语气的强弱，可以看出说话人的另一个声音在进行反抗的程度。周毅龙的话也一样。他们两人的语言都同时受到了一个看不见的“他人话语”的强烈影响，与原来的那个声音相冲突，激烈地交起锋来。

如果把上引段落中一个主人公的对语全部省略，我们就会得到一段完整的主人公独白语。反过来说，几乎所有主人公的独白语，都可以扩展为这样的对话。这就是《曾》中主人公的独白语和对话的一个重要特征。

3.隐蔽的对话体

我们来看主人公的另一种对语：

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了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活着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就说我吧，我是赢了，还是输了？[2]（407）

许多评论都注意到了池大为的诸如此类的对语，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把它们当作了主人公的独白语来理解。从而认为池大为是一个彻底堕落了、蜕化了的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也是不准确的。首先是因为独白型的解读没有看到“自我意识”的艺术手法对语言的影响，其次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此种对语中揉合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此类对语看作是一段对话——隐蔽的对话。因为就在这种独白语的身边，我们还听到了另外一个同样强烈的声音，池大为的每一句话都在全力以赴地应对着另外一个声音。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两种声音同时融入了池大为的意识里，谁对无法取得完全的胜利，因此主人公的说话语气变得激动、焦急起来，主人公在性格上表现为一种矛盾性和分裂特征。

（三）、阎真作品中的大型对话

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大型对话关系还处于一种接受阶段，由于它的研究视域极为广阔，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本节主要是从作品人物思想之间的对话来加以阐释。

在《曾》与《沧》中，都很容易看出众多的思想（意识）间的对话关系。而最主要的也是贯穿于小说整个过程的却是两个意识的对话。在《曾》中是高力伟的知识分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话，也即高力伟对“去”与“留”的选择；《沧》中则是池大为的知识分子理想与现实的对话，也即池大为对“清”与“浊”的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

在阎真的作品中，从主人公出场的时候起，对话便以产生。高力伟的知识分子本性与“北美的现实”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意识，从高力伟一踏上北美的土地起，这两个意识便产生了对话关系，并贯穿于小说的始终。这种对话折磨着高力伟，考验着他与妻子林思文的婚姻关系、与张小禾的爱情理想，也考验着他对人生价值的把握方式，可以说高力伟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其影响。

同样，在《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清”与“浊”之间的惊心动魄的对话。小说主人公池大为一出场，作者便赋予了他较为稳定的人格特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千秋情怀，然而，主人公的活动环境却是被置于与他的人格特质格格不入的官场中，对话由是产生。小说的对话是全方位性的对话，它不仅仅是表现在融合于主人公内部的两种相互冲突的的价值观念、道德选择上的冲突，它也表现在主人公与外部世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官场、单位、上司、同事、妻子）的冲突，以及每一个主体内部、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冲突。

无论是在《曾》还是在《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的个性是多么的鲜明和强烈。《曾》的结局是每个人的个性都取得了胜利，高力伟与林思文分了手，他也没有选择为与张小禾的爱情而留下，张小禾也没有因为爱而情愿跟高力伟回国。该走的最后还是走，想留下的都留下。所有的剧情发展，矛盾解决，最终又回到了原初的状态。就凭这个结局，它也是复调型的。随着层层矛盾的解决，小说最终并没有趋向一个统一的独白型立场，作者也没有使各类人物的观念都归结到一种至高无上的“普遍意识”。不是这样。各类事物的矛盾本质还是像原初一样尖锐地摆放着，并向我们呈现。

与《曾》稍有不同的是，《沧》的后半部分，小说渐渐趋向于独白立场。在“清”与“浊”的选择中，池大为渐渐失去抵抗的能力，他从思想深处理解了别无选择！董柳理解了别无选择，刘跃进也别无选择，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别无选择。即使是在池大为当上了卫生厅厅长之后，他深心里的理想复而萌发，然而很快我们又发现了他别无选择。《沧》的后半部分，由多个意识渐渐趋向于一个统一的意识，小说的对话性功能逐渐减弱，所有的主人公以及整个社会都融合到了一个声音里。“别无选择”，“必须如此”，这是独白型的意识形态。

对话源于人类存在本身的需要，存在就意味着交际，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再通过他人为自己而存在。我与他人是同时共存，相互需要的。多个声音、多个意识同时并存、相互作用、激烈交锋，它们谁也战胜不了谁。这就是社会存在的状态，也是人的存在状态。阎真发现了、并极善于理解不同意识存在的矛盾状态，从而在作品中采取一种对话原则、对话立场，突破了传统的独白型小说的框架，为复调小说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审美空间。

三、阎真作品的人物解读及其意义

许多评论文章都给予了《曾》与《沧》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们提升了海外文学与官场文学的价值内涵。然而当仔细看这些评论分析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他们似乎在说另一本书中的故事，或讲的是跟作品无关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们看不到作者在这两部作品中采用的新的艺术手法，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已经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意义重心发生了转移。

对《曾》，评论者都喜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高力伟为什么回国了？大多数的评论都认为高力伟在北美的生活是失败的，高力伟是退守、反精英、趋向稳定、向平庸定位的，高力伟是一个“本土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对人物形象的如此把握，是因为评论者无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而完全利用他人意识来给主人公定性、定位，这是复调理论不能接受的。

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引用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分析”学观点来予以解释。贝克尔在其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有一段著名的言论：“政客也罢、知识分子也罢……利己主义者也好、利他主义者也好，各种人的各种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的最大……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6]高力伟的回国是为了坚守本土文化、趋向稳定、趋向平庸吗？这些都是陈词滥调！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才是推动高力伟回国的本质力量。在电车旁与张小禾分手后，“我（高力伟）有着一种残忍的清醒：‘虽然刻骨铭心，虽然终身难忘，但这并不是生命中的唯一。’”[3]（56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高力伟对生命意义的清醒认识和对命运的紧紧把握。

用“经济分析”学的观点来解释小说中其他主人公的形象，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并且，这种观点与复调理论简直是天然一致。林思文、张小禾以及其他的人为什么没有回国而留在北美，并不是因为她们比高力伟更具有进取精神、更坚强、趋向精英或者渴望漂泊，她们也不过是在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只是各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不同的方式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它们同时存在并进行对话。

当这样来解读人物时，我们发现阎真在作品中给我们塑造的是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形象。高力伟不再代表着退守、向平庸定位和坚守本土文化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是一个对生命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反抗命运安排、紧紧把握住未来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该当如此。

我想，若是用“经济分析”的观点来解读《沧》中的池大为，势必遭到人们的极力反对。但是面对目前的评论界对池大为的批判和人文精神的呼唤，我们总是感到文章的苍白无力和贫瘠匮乏，我总是忍不住想透过纸背去询问作者那颗心：假如当池大为就是你身边的人，你的上司、你的同事或者是正在与你打交道的朋友的时候，你还能那样的慷慨言辞吗？

《沧》的价值不在于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腐化、堕落的知识分子典型，从而呼唤知识分子身份的回归，人文精神的拯救。《沧》应该是此类问题的终结者。《沧》的价值在于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在剔除了众声喧哗、快意发泄式的批判与呼唤之后，我们是否应该给予更多的理性思考？

结论

这篇论文旨通过运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来解读阎真的作品《曾》与《沧》。笔者在第一部分里分析了阎真作品中的主人公，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和作者对主人公采取的立场。阎真在作品中选择了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自我意识成为了艺术上塑造主人公的主导因素，这就要求作者对主人公采取一种特殊的立场。在第二部分，笔者分析了阎真作品中的对话思维，阎真在创作中遵循了一种贯穿全书的对话原则，使得作品的独白型世界趋向解体，这就是阎真作品所具有的复调小说特征。

对《曾》与《沧》所具有的复调小说因素和它区别于其它小说的艺术特征，笔者是深信不疑的。现有的关于这两部小说的评论，多是从小说的精神气度、人物性格入手来解读，而从诗学的角度或者说用复调艺术思维来解读《曾》与《沧》，我们才会真正找到它们与《白鹿原》、《国画》、《尘埃落定》、《围城》等独白型小说的区别所在，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它们的艺术思想价值。

结束语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知道随着我的这篇论文的完成，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过去了。或许是因为太多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所以在意识里我有意的“模糊”这一段生活，几乎都不敢去认真地想一下它对我的实际意义。

四年里，我似乎只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转系。转系的唯一好处也许就是，我能够较安心地看了一些书。这些都是拜阎真老师的善心所致。

在本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钟友循和阎真两位老师的无微不至的指导。他们给我以热情的鼓励，提供参考资料、分析作品内容并对论文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特此表示我虔诚的谢意！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

[2]阎真.《沧浪之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3]阎真.《曾在天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7月

[4]童秉国选编.《鲁迅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

[5]谭桂林.《知识者精神的守望与自救》[J].《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62-6

[6]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4月

[7]巴赫金.《巴赫金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5月

[8]阎真.《百年文学与后现代主义》[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9]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

[10]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5月

[11]朱小平.《洞达者的无奈》[J].《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3期:30-32

[12]涂险峰.《对话的可能与不可能及复调小说》[J].《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120-128

[13]章希.《复调小说理论和<喧哗与骚动>》文化研究网，时间：2004-3-1815:39:01检索时间：2005年12月23日16︰26

英文网址：/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2520

[14]刘起林.《〈曾在天涯〉的文化品味》[N].《人民日报》.1997.5.31

[15]夏义生远方.《学者作家的现实情怀—阎真言谈录》[J].《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2期:54-58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