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遇与路径选择

［摘要］商事调解因其具有能实质高效解决争议、维持友好关系等独特优势，日渐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通行方式。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事争议解决需求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的趋势，国家适时出台《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为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提供了巨大机遇。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当前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唯有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方向指引，重塑“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并通过培育现代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建立国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明确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构建国际商事调解信用体系，方能有效应对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现实挑战。

［关键词］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商事争议;国际化

国际商事争议与国际商业交易相伴而生。“一带一路”建设在促进沿线国家商业交往的同时，也将无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商事争议的产生。而当商事争议发生时，若没有相应的争议解决机制加以应对，可能导致争议升级，甚至阻碍沿线国家的商业交往。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首倡人，理应积极回应沿线国家商事争议解决的迫切需要，构建一套公正、高效、权威、多元的争议解决机制。2018年1月23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到，要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推动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为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而相较于诉讼与仲裁等较为主流的争议解决机制，商事调解更为尊重商事规律，具有诸多独特优势，更为适合化解“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生的商事争议。因而，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势必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拟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就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时代背景、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作一探讨，以期为完善“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些许建议。

一历史机遇: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极为迫切

自“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日趋频繁，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各类法律争议尤其是商事法律争议的增加。如何构建公正高效的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已成为沿线国家及商事主体的共同需要。然而，相较于“一带一路”其他方面的建设而言，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建设略显滞后，难以满足沿线国家的解纷需求，亟需加以完善。(一)沿线国家的商事争议解决需求呈现多元化增长。“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之多、范围之广、层次之深非以往任何国际战略可以比拟。其中，促进沿线国家商事往来，实现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根据《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的数据统计，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为9478亿美元，服务进出口总额为1222亿美元，累计投资总额超过185亿美元［1］。相关商事交往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货物贸易、产能合作、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诸多方面。不难预料，如此规模庞大的国际商业往来，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传统、法律体系及商业实践的冲突与差异，势必导致其间国际商事争议的数量增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数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5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执结涉外民商事案件20余万件，较过去5年增长一倍以上［2］。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件数量升幅比较快，美国、英国、德国这些国家的涉案数量有所下降。其中，跨境工程承包、国际物流相关的案件数量有所上升，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海事海商案件增幅迅猛。另一方面，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事争议类型日益多元，商事主体的争议解决需求也与之相应地呈现多元化增长趋势，部分商事争议已经也不再适宜通过传统的，如诉讼或仲裁等争议解决机制加以解决，发展其他争议解决方式，构建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将是必然趋势。(二)现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难以满足解纷需求。目前，诉讼与仲裁是当前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主要机制，相关国际条约和配套措施也已相对成熟。然而，因国际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通过诉讼或仲裁等现行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化解商事争议的问题与不足日益显现。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这样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现行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有其内在不足，又因诸多外在环境因素的制约，势必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的需要，亟需发展其他争议解决方式予以弥补。具体来说，现行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在“一带一路”中的外在制约因素主要有:第一，沿线各国法律制度差异较大，法律适用难度较大。“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亚非欧三大洲，沿线国家所属法系各有不同，法律文明程度不一，法律制度迥然有别，这些都将影响诉讼与仲裁在商事争议解决中作用发挥。法系差异方面，沿线各国既有大陆法系，又有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四大法系在法律规定、司法程序等方面差异巨大。作为较为正式的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诉讼与仲裁恐将难以适应如此巨大的差异，其争议解决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如西亚的约旦，该国司法体系混合了大陆法系、判例法系及伊斯兰法系的主要特征，国内司法裁决一般要经历3－4年时间，从裁决到执行也要经历12－18个月［3］。第二，沿线多国局势不稳，法治建设尚不健全。目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尚处于政局动荡期间，如非洲的利比亚和埃及，亚洲的叙利亚、伊拉克、泰国，欧洲的乌克兰等。还有不少国家刚刚成立，政治局势也尚未稳定，法治建设尚有不足，如黑山、塞尔维亚等国。国家动荡势必影响法制建设的顺利推进和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针对发生在局势不稳、法治不全国家的商事争议，便不太适宜也难以通过诉讼或仲裁等较为正式的机制解决争议。第三，沿线部分国家民族主义和排外势力强烈，难以通过诉讼或仲裁公正解决商事争议。如也门、印度尼西亚、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在商事争议解决的诉讼程序中，存在严重偏袒庇护本国商事主体的倾向，外国商事主体容易遭受不公正待遇。以也门为例，该国政府部门对当地企业采取特殊的庇护措施，外国投资者却经常遭到地方部落索要保护费。当外国投资者利益遭受当地投资伙伴侵犯时，警察等执法部门很少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4］。另一方面，国际诉讼与国际仲裁成本高昂与效率不佳的内在不足，亦不利于“一带一路”商事争议的快速有效解决。事实上，无论是国际商事诉讼或国际商事仲裁，还是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或是投资争端解决程序，普遍存在耗时过长、费用过高等问题［5］。就国际商事诉讼而言，其存在跨境司法文书送达难、跨境调查取证难、事实查明难、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难等问题，严重影响司法效率和争议解决。因此，外在环境因素的制约，加之内在机制的不足，都将注定现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难以满足沿线国家商事争议解决的需求。(三)商事调解优势明显适合于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商事调解相较于诉讼与仲裁等“对抗式”的争议解决机制，其具有实质高效解决争议和维护商业关系的独特优势，因而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运用日益广泛。具体来说，商事调解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1)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相对于国际诉讼昂贵的诉讼费用，通过商事调解能够大为节省诉讼费用。(2)减少内部资源消耗。商事调解可使商事主体在争议解决过程中无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中小企业或自然人等商事主体，更加需要通过减少解纷资源的投入，以此保证自身经营不受影响。(3)防止商业秘密泄露。调解过程中，尽管可能需要公开商事主体的商业计划、内部资讯等，但基于保密原则的要求，可以有效防止商业秘密的泄露。(4)商业声誉免受影响。基于调解保密原则的要求之下，相关争议的信息不允许被公开，就不会像诉讼一样，在信息公开之后可能影响自身商业声誉。(5)维持商业合作关系。商事调解更多地依靠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和有效沟通，这将更有可能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关系。综上所述，商事调解更为尊重商业活动的基本规律，具有诸多其他争议解决方式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因而更为契合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需要。面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日益增长且多元的争议解决需求，我们应当顺应时展潮流，积极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以此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商事争议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四)提升中国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话语权的需要。国际关系领域是话语权表达的主要平台，表现为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通常而言，话语权的强弱程度与一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利益保障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与此相应的商事争议解决规则与机制也主要由欧美国家制定，包括《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纽约公约》《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公约》等，以及据此形成的国际商事仲裁机制、投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等。正因为目前国际主流商事争议解决规则与机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表达，因而导致在以往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发展中国家常因话语权微弱而利益受损。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日渐失效，已经难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调整期［6］。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改变过去由西方国家主导构建的国际经贸规则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之一。尤其是在现代国际社会，良善完备的、具有竞争力的争议解决机制，已经成为维护经济发展，彰显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7］。而“一带一路”建设正好为我国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和机制的被动接受者向参与塑造者的改变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自古以来，调解即在我国民商事争议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积累了丰富的调解文化和调解实践，并被西方世界誉为“东方一枝花”。这些都为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东方价值观”为指引，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向世界贡献商事争议解决的中国方案，不仅能够提升我国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话语权，还能有效增强我国争议解决机制在国际争议解决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现实挑战:国际商事调解体制机制尚不成熟

尽管加快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已经提上日程，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在体制机制方面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如下:(一)商事调解组织成长缓慢。当前，因国家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以及经济发展对商事调解的需求日益增加，我国商事调解发展迅速，参与国际商事争议调解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日益增多［8］。自“一带一路”实施以来，国内部分地区先后成立了多个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如内地—香港跨境联合调解中心(2015年)、厦门国际商事调解中心(2015年)、中国—阿拉伯商事调解中心(2016年)、“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2016年)。毋庸讳言，以上国际商事调解组织的成立为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涉外商事争议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选择。然而，目前国内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的发展尚处于“多而不强”的阶段，其国际竞争力、吸引力、公信力还难以与同行相匹配。不少新近成立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在组织架构、规则设计、人员组成、机制运行、宣传推广等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存在案件受理数量较少，业务分布范围小，国际性及开放度不强等发展困境［9］。相比而言，国外商事调解组织在实践运行中却表现突出，业绩不凡，如新加坡国际商事调解中心2016年受理商事争议499件，同比2015年增加了72%［10］;英国有效争议解决中心(CEDR)2015年受理了大约10000件民商事争议，同比2014年增长5．2%。由此可知，目前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组织的发展依旧任重道远［11］。(二)商事调解专业人才不足。国际商事调解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专业性、涉外性，非常人所能胜任。放眼全球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现状，其职业化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唯有建立专业化、高素质的国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才能支撑国际商事调解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目前国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的建设较为滞后，依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性不强，以兼职调解员为主。国内目前从事国际商事调解的多为兼职调解员，如高校教师、执业律师、行业精英等，专职调解员屈指可数。而这些具有本职工作，只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调解工作的人员，很难专心从事国际商事调解工作，这将对国际商事调解执业的信誉构成威胁［12］。二是国际化不足，以国内调解员为主。从现有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的调解员名册中可以发现，国际调解员零星可见，其形式意义或许大于实质意义。三是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机制不健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的人才，作为调解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院校回应较慢，尚未专门开设相应的专业和课程进行人才供给;职业教育亦是如此，目前的商事调解人才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四是执业许可和资格认证机制尚未建立。执业许可和资格认证机制是促进国际商事调解队伍职业化建设的必要前提，而这一方面国内尚未建立相应的机制。无疑以上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国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三)调解协议执行机制缺位。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和执行机制是否完善，关乎国际商事调解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使用频率和生存空间。而关于国际商事调解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否具有约束力，以及强制执行力的问题，牵涉到各国对国际商事调解这种争议解决方式的认可程度及各国司法权对调解的支持力度等问题。关于“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协议的约束力和执行力问题，目前尚未形成相应的法律规定和成熟的执行机制。而国际商事争议能否彻底解决关键就在于调解协议能否完全履行，如果就商事调解协议没有明确的效力规定和执行机制，将使其沦为“白纸一张”，而这种徒劳无功之果定会影响商事主体是否选用国际商事调解作为争议解决方式。为了有效解决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与执行问题，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曾于2016年9月在维也纳拟订一部关于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的公约，以此赋予对国际商事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其目的在于提升调解的正当性和法律效力，鼓励使用国际商事调解［13］。这一做法较为适合“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发展需要，值得借鉴。(四)商事调解示范法律阙如。通过制定示范法律来鼓励国际商事调解在商事争议解决中的运用，是其国家或地区的通常做法。然而，目前我国不仅国内尚未制定规范商事调解发展的相关法律，更遑论国际性的商事调解示范法。无疑，这一现状某种程度上掣肘了商事调解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的运用。国内目前只出台了《人民调解法》，其主要在于规范人民调解的运用和发展，对于商事调解的发展而言并无多大意义。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法律制度和调解传统各有所异，如无相应的示范法律加以指引和调解，容易使沿线各国商事主体不愿和不敢选择商事调解解决争端。

三路径选择: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方向指引面对发展

“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存在的诸多现实挑战，需要在理念、规则、制度方面对“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制的构建进行更新和重塑。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建设“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应当成为发展“一带一路”的商事调解的方向指引。唯其如此，才能将“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发展成为沿线各国普遍接受并行之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其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才能有效提升。具体而言，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在理念指引、基本规则、机构设置、程序设计、标准设定、人员组成、机制运行等方面都应体现沿线国家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使其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分享。(一)以丝路精神重塑“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理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基本理念，其中蕴含着开放性、包容性、互惠性等思想精神。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既然是为满足“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的需要，自然也应当以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重塑其调解理念。1．平等自愿，开放包容《意见》提出，构建“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要坚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理念。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能否得到尊重，是衡量一国开放程度、市场自由度及法治文明度的重要指标［14］。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既是民商事争议解决的基本要义，亦是调解获得正当性的法理基础。因而无论是国际商事调解抑或国内商事调解都十分强调调解的自愿性。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亦应如此，在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机构的选择、调解协议的达成及调解程序的终止等方面都应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另外，平等相待调解当事人是进行有效调解的另一前提。实践中，调解双方实力不对等是国际商事调解中的常见现象，如何让双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感受到平等就显得极为重要。“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应当充分贯彻平等的理念，对参与调解的各国商事主体平等相待，不应依其实力强弱或关系远近而厚此薄彼，既要体现形式平等，更要追求实质平等。唯有在平等相待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充分实现意思自治，实现自愿选择、自主参与、自负责任。“开放包容”作为“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亦应贯彻于商事调解的构建与运行之中。“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政经环境、文化传统、法律制度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只有以“开放包容”为指引，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才能构建出行之有效并为沿线国家普遍接受的商事调解机制。而这一理念的遵循，主要体现在调解组织的建构、调解规则的设定、调解方式的设计等方面。如，建构调解组织时，其调解员的选聘不应局限单一国家或个别领域，应当广纳全球优秀调解人才，从而为商事主体提供多元选择;调解规则的制定更应体现各国差异，并非只在法律的阴影下进行规则设计，而应融合各类国际惯例、商事规则和交易习惯于一体。调解方式的设计也应尊重各国调解传统，只要在不违背平等自愿和调解公正的前提下，调解方式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与灵活。2．着眼未来，互利共赢通常来说，商事争议之中的利益冲突往往涉及实质利益与关系利益、眼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不同利益与共同利益。因此，若要妥善解决商事争议还需对以上利益予以兼顾。而现实中，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商事争议往往难以圆融周全地兼顾以上利益。以商事诉讼为例，其通过“起诉—答辩”、“举证—质证”等具有对抗色彩及竞技因素的程序设计，形成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对抗体，并利用这一对抗体去充分挖掘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在案件真实“浮出水面”之后进行“黑白分明”的判断。而利益对抗常常会使当事人陷入“零和游戏”的困境，徒增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破坏商业关系，非常不利于商事争议的解决和商业贸易的增长。相反，商事调解较为尊重商事规律，其以着眼未来实现互利共赢为理念导向，与“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将“着眼未来，互利共赢”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商事调解，要求调解过程中充分均衡和兼顾各种利益关系，既要实现商事主体之间的互利共赢也要维持合作关系。具体表现为:第一，着重寻求争议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这就要求在商事调解中实现两个转变，既要将争议双方的利益关系从“利益对抗体”转向“利益共同体”，也要将解纷思维从“切分蛋糕”转向“做大蛋糕”。具体而言，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努力融合争议双方的不同利益，同时还要充分挖掘争议背后的共同利益，从实现共同利益增长的角度促成调解协议。第二，注重维护争议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商事争议不同于普通的民事争议，其极为注重双方合作关系的维持，甚至在有些商事争议中，维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意义远远高于利益冲突的化解。因此，须将“和气生财”之思想贯穿于调解过程中，不应将争议双方的实质利益和关系利益对立起来，而应在努力实现实质利益冲突解决的同时，维护好争议双方的关系利益。(二)明确“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基本原则。1．调解中立，程序公正无论何种第三方主导的纠纷解决机制都将中立作为程序公正的重要规则，商事调解亦不例外。因为中立与否不仅关涉商事调解的正当性，还决定了调解协议执行的可能性。而在“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中，若要将争议打造成为“利益共同体”便不能保持绝对中立，需要走向积极中立。即调解员在寻求争议当事人共同利益、维持合作关系的同时，务必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尤其是在中国主导下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解决，更加需要体现调解中立的精神，即在调解的制度构建、机制运行、技巧选择等方面都应秉持调解中立，否则会让国外商事主体质疑偏私。另一方面，就调解公正而言，实体公正之于调解而言固然十分重要，然程序公正亦是商事调解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从实践来看，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对于争议双方的“公正感”而言同等重要。高度公正的调解程序，能够有效吸纳争议双方的不满情绪，促进争议双方的相互理解，进而更好地澄清事实、理性化解争议，产生更为公正的实体结果。相反，如果程序公正不足，即使调解结果符合当事人的预期，却仍会让当事人感到不满［15］。长期以来，我国商事调解实践较为注重程序的灵活性而对程序的公正性有所忽略，这显然无法适应“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发展要求。况且，“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具有不同的法律体系，对于调解中程序公正的法律规定和实践标准也各不相同，只有在高度公正的调解程序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才对争议双方具有更强的约束力，调解协议执行的可能性才能随之提高。2．程序简便，快捷灵活以考量“投入产出”、“成本与效益”为表现的商业规律既适用于理性化的商业活动，同样适用于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上。通过诉讼与仲裁化解国际商事争议，往往存在裁决中立的隐忧、程序繁复的缺陷和执行不力的风险，容易导致争议双方解纷成本耗费过多而“得不偿失”。以国际商事诉讼为例，其中涉及管辖法院、诉讼费用、裁判尺度、域外送达、法律适用、国际司法协助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折损商事争议的解决效率和效益。相比于普通的民事争议解决，商事争议的解决更加注重争议解决的效率与效益，因为商事主体更富有商业思维，更加精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而且，商事主体经营策略之间的高度关联和市场机遇的瞬息万变都不允许纠纷主体选择周期长、实效低的争议解决方式，因此“程序简便，快捷灵活”是争议解决各方的共同期待。《意见》亦强调构建“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需要坚持公正高效便利原则。若要实现“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程序简便，快捷灵活”，应从调解的简便化和信息化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简便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民族特性、文化基因、法律制度、经济水平等方面差异巨大，因而构建商事调解时应尽可能为各国商事主体提供解纷便利。具体在调解的启动、调解员的选择、调解协议的达成等方面充分尊重争议双方的合意。基于双方合意之下，使调解程序更为简便，方式更为灵活多样，这有利于迅速找准双方的利益争点之后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二是信息化。“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应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效率优势，全力打造在线争议解决机制，促使商事争议从“面对面”解决到“屏对屏”解决的转变。3．信息保密，维护商誉现代社会中，信息传播极为快速，事实真相也复杂难辨。许多商事主体的商业形象往往因涉诉信息而毁于一旦。因此，商事主体在国际商事交往中更加顾及自身商誉的维护，许多商事主体担心信息的无序传播会导致自身形象或商业利益受损，因而不愿将争议解决的相关信息为公众所知晓。现实中已有相关案例表明，商事主体的争端信息一旦公开，无论违法与否，都可能对其股票价格、合同缔结、商业形象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因此，遵循信息保密已经成为现代商事调解的基本规则。调解过程中，信息保密能够有效促进争议建构信任、坦诚沟通，有利于调解程序的顺利进行［16］。“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涉及诸多国家，调解过程中的信息保密和商誉维护尤为重要。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严格遵循信息保密规则:第一，参与调解的各方都应为调解中披露的信息保守秘密;第二，调解中披露的信息不能作为其他争议解决程序中的证据;第三，若调解不成功，则调解员不能再担任同一案件的律师或仲裁员。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应当进一步明确保密信息的范围、信息的秘密级别，以及保密规则的适用方式。当然，调解中的保密规则并非绝无例外，在当事人合意或违反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调解员可以公开相关信息。(三)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具体路径。1．培育现代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亟需在国内发展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打造国际商事调解的“中国品牌”。《意见》也提出，要支持具备条件、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国内调解机构开展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具体措施方面:其一，需在司法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大对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发展的支持力度，帮助其摆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政策障碍和制度约束;其二，国际商事调解组织的发展应朝“市场化”方向进行，逐渐摆脱内嵌于仲裁机构的发展模式，提升调解组织的自治性与专门化。只有走向“市场化”，才能体现商事调解的基本规律，才能有效发挥商事调解组织的独特优势，使其适应市场经济中的纠纷解决需要。其三，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应当学习借鉴其他国家调解组织的调解规则和程序，从而使自身的调解规则更加国际化、专业化。其四，可以重点培育若干个资质较好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帮助其“走向世界”。2．建立国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意见》指出，要注重培养和储备国际化法律人才，建立“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法律人才库，鼓励精通国际法、国际商贸规则以及熟练运用外语的国内外法律专家参与到争端解决中来。针对国际商事调解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第一，高等院校可以探索设立调解专业，专门培养国际商事调解人才，为国际商事调解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提供人才之源。目前，国内已有上海政法学院、湘潭大学法学院相继从2012年、2013年开始，开展调解专业教育的试点和探索，人才培养已经初见成效，学生就业率很高。第二，提升商事调解职业管理水平，通过设立执业许可、资格认证、等级考试等方式，不断优化调解员的职业培训体系，以此提升队伍建设的职业化水平。第三，广泛聘请国外资深商事调解专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调解员，以此增强国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的国际化水平。3．完善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若想妥善解决“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协议达成之后的效力与执行问题，可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第一，充分发挥国家商事法庭的作用，经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可由国际商事法庭制作调解书，以此获得强制执行力①。第二，制定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性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公约，明确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和执行力，以此促进“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协议的快速执行，从而推广商事调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适用。这个可以参考借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及《欧盟调解指令》的先进做法。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所有缔约国都有义务承认并执行在其他缔约国作出的裁决。基于此公约，所有缔约国的法院均不可对公约裁决进行实质审查，亦不得撤销相关裁决，因此《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一直被视为相当有效的制度。而《欧盟调解指令》作为欧盟内区域性的调解公约，其中第6条规定“成员国应确保当事人或其中与其他人达成明确合意一方当事人，能够请求执行已达成的书面调解协议。此种协议的内容具有可执行性，除非协议的内容与被请求执行国的法律发生冲突，或该成员国的法律没有规定此协议具有可执行性”［17］。这一条款，对于“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中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规定具有较强的参考性。第三，“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构可以与其他国际仲裁机构建立合作机制，调解协议达成后经国际仲裁机构确认即可转化为具有执行效力的仲裁裁决，借助《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使之在全球范围内能够较为顺利的获得执行。如，香港和解中心创设的“香港调解结合中国仲裁”机制。在国际商事调解中，如果当事人能够通过调解解决争议，深圳国际仲裁院或深圳仲裁委员会就当事人签订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作出仲裁裁决，从而使这份裁决得以在中国境内以及所有155个《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签署国或地区获得执行［18］。这无疑是增强“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效力的重要参考。4．构建国际商事调解信用体系国际商事交往中尤为注重对“诚实信用”这一原则的遵循，商业信誉已经成为商事主体的发展灵魂。通常而言，诚信要求民事主体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讲求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而在国际商事调解中，诚实参与极为重要，如若双方在调解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将使调解的进行难以为继或者无果而终，这不仅会造成调解资源的浪费，还有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通过建立相应机制促使商事主体在国际商事调解过程中诚实守信，就显得尤为必要。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协商制定诚信调解公约，并构建相应的信用监管体系。调解实践中，若调解参与主体存在无故拖延参与调解、派遣没有决定权的代表参与调解、调解中违反信息保密义务、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等违反信用的行为，可对其进行信用记录、信用评级、信用约束，以此惩戒失信的商事主体，倒逼商事主体诚信参与调解。

作者:廖永安 段明 单位: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