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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论文范文10篇

金融改革论文

金融改革论文范文篇1

居安思危。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2]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只要认真查一下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金融领域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各种文件中几乎都把金融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2002年2月的金融工作会议列举了六项金融改革的方向：金融监管要履行职责，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控货币供应量等等。200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文章“银行业，如何应对挑战”，作者开出了三条对策：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二，控制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和业务范围；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时间加快商业化进程。要下大力气解决不良贷款，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根除导致出现不良资产的根源，等等。

一般来说，这些条条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通篇说的是良好的愿望，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难道以前中央银行没有要求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难道没有要求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难道在哪篇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要下力气解决不良贷款？如果以前没有提出这些口号，显然是严重失职。事实上，以前央行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确实，金融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客观地说，国有银行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是，金融改革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什么这些经念了这么多年，银行业的问题非但没见到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无庸讳言，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经过10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讨论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改革中所做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讲，换件新衣，梳洗一下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在舞台上唱好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个道理已经被大家所理解。时至今日，我们的银行业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进行梳洗打扮的过程，没有用多少时间练功。因此让这样的演员唱好戏肯定是难为他了。要想唱好戏，就要像抓中国的足球一样“从娃娃抓起”。在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有几个半大小伙出世，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到今天为止，这些小伙的戏倒是唱的不错。问题是，我们从改革之初，就推行了一条“禁止出生”的政策，不让民营银行出生，堵死了“从娃娃抓起”的路子。现在面对入世，我们明白了梳洗打扮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练功，但是又害怕生孩子。这样的逻辑是多么可笑。

看来，我们今天的确需要好好反思一下银行业的改革之路了。

2.2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在金融改革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敷衍塞责，能拖就拖。另一个极端是莽撞上阵，欲速而不达。

自2000年夏，经济学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民营银行的研究和探讨。许多学者都主张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前首先对内开放。通过创建民营银行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改变在金融领域的产权结构，在竞争中改善国有独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些建议碰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拖字诀”。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挂起来再说。由于正赶上2003年政府换届，许多重大改革措施无法出台。和世界各国一样，在“选举年”是办不了大事的。对此我们是完全理解的。由于入世后对外开放金融领域的日程已经确定下来了。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就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国民待遇，从而对中资银行形成严峻的挑战。本来留给我们作准备的时间就不多，白白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实在令人可惜。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在2002年3月，金融改革突然热了起来。在200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中资银行上演《生死时速》”。文章开头就引用了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描绘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一段话：“疯狂地吸收存款，疯狂地放贷，疯狂地制造不良资产，疯狂地处置不良资产”。读了这些报道，给人们一种感觉，为了推进金融改革，好像某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程度。近来，在深化金融改革的呼声中出现了一股商业银行上市热。紧锣密鼓，跃跃欲试。

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稍有理智，哪家银行也不敢疯狂，也用不着疯狂。权力和垄断是诞生疯狂的温床。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比匆匆忙忙地犯错误强。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弄得不好，会把金融改革引上歧途，闯大祸。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热

商业银行上市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已经上市。民生银行上市发行3.5亿股，筹资42亿元。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也信息，希望在短期内上市。据说，招商银行获准发行15亿股，每股作价7元。集资额可望超过100亿元，成为目前大陆第二大上市公司。[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上市的呼声最高。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中国银行已经在2001年完成了在香港部分的重组，准备上市[4]。最近国有银行上市突然加温。在2002年2月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某些金融业负责人表示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其重点就是实施股份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上市。2002年3月16日在《中银论坛》上表示，国有银行可以组建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完善治理结构，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5]

为什么国有银行如此急于上市？据说，银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筹集资金，使得银行能够达到资本充足率。

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由于外资银行和国内商业银行间有六大差距，入世后要消除这个“鸿沟”需要10年左右。刘明康说，这六大差距表现在资本实力、风险防范、不良资产、治理机制、管理机制和IT建设等方面。[6]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增强国有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2002年1月说，商业银行在补充资本的机制上还不够健全。要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上市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7]因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2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银行的自有资产(一级资本)在总资产当中的比例称为资产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8%，其他各家都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见表1)。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两大巨头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为19.1%。中国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5.7%。[8]

3.3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由于四大商业银行是国家所有，当资本金不足的时候，自然应当要求资产所有者注入资金。从理论上来讲应当由财政部向四大商业银行注入资金。事实上，财政部在1998年已经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能不能让财政继续注入更多资金，要看看目前财政的能力。可惜，由于从1985年至今，国家财政已经连续十几年出现赤字，数额连年攀升，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元。很难指望国家财政向国有银行投入更多的资金。(见表2)

朱熔基总理2002年3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指出，在2002年国家财政赤字预算为3098亿元，占GDP的3%。国债余额累积数字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GDP的18%。(如果按照朱熔基总理在《国家工作报告》中提供的数字，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是95933亿元，那么国债占GDP的比重就是27%。究竟哪个数字正确？)如果仅仅从这几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财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国债的增加速度过快。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1.2%，在2001年上升为2.9%。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7.3%，到2001年上升为18%。根据《大公报》在2002年3月24日报导，在1998~2000年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2.3%，2001年可能还会增长20%。倘若继续增长下去，压力越来越大。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越借越多，养成靠借债度日的坏毛病。

3.4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的国债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债务，其中主要有三笔：社会保障基金、银行不良贷款、未登记外债。

(1)在社会保障基金的隐性债务中主要是养老金缺口。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应当在年青时期积累些钱，等到退休之后可以用这些积蓄安渡晚年。国家也一样，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应当给每一个公民都设立个人帐户，在这个人工作期间，不断地投入资金。待这个人退休之后，从个人帐户中逐年提取资金，发放养老金。在世界上各个工业化国家中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养老基金，存了很多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多年来民众积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建立在这些基金的基础上。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退休基金。劳动者的节余都被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或其他用途。现在发放的退休金都是靠当年征收的各种税、费中支出的。这种操作方法叫做“现收现付”。也就是说，当前的劳动者在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刚刚开始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在名义上设立了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但是，这些个人帐户都是空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债务”。

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特殊，除了由于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所造成的老龄化问题之外，[9]人口结构的分布也带来极大的麻烦。在60年代末，由于，大中小学关门，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人口剧烈增加。仅仅在1965到1970年期间人口总数就增加了10454万。以后这个增速降低了下来，在1990到1995年期间只增加了6788万(见表3)。出现了人口分布上的扭曲。

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将在2025年前后退休。当他们退休的时候，正在上班的差不多都是独生子女。每一个上班的人需要负担的老人的比率将非常高。老人赡养率将从2000年的11%上升为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也就是说，现在是平均9个人养一个老人，到了那个时候。3个劳动者要养一个老人。如果还要按照现收现付的办法来支付养老金的话，仅仅养老金一项就要刮掉工资收入的38.5%。显然，如此高的税率将摧毁国民经济系统。为了避免这一危机，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逐步还债，充实个人帐户基金。

为了研究这个题目，世界银行的王燕，美国普度大学的王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翟凡和我建立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动态模拟方法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缺口。[10]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维持过去的“现收现付”体制，养老基金将很快出现收支缺口。按照1995年价格来计算，到201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2060亿元。这个缺口将继续扩大，到2050年达到102730亿元。如果拿1995年价格计算的话，养老金隐性债务在2000年为63280亿元。那么到了2050年这个缺口将扩大为371390亿元(见表4)。

按照国务院体改办和美国安然保险公司的计算，这笔隐性债务在2000年大约在76000亿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这笔隐性债务在70000亿左右。[11]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这笔债务却是非还不可，越拖问题越严重。

(2)另外一笔隐性债务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世界著名的金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在2001年10月9日说，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额在30000亿左右。也许标准普尔的估计不那么准确，按照官方数字，不良贷款占银行全部存款总数的25.7%，超过20000亿元。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分析。

(3)估计未登记的外债大约4000亿元。

除此之外，按照“债转股”的模式，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变成了国有银行手里的股份。如果这些国有企业盈利的话，那么国有银行还多少能分到些红利。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亏损，那么在国有银行手里的这些股票还不等于一迭废纸？

由于许多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节节上升，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1998年把它们合并成了100多个城市商业银行。除了上海商业银行等几个城市商业银行比较好之外，其余的城市商业银行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不良贷款。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坏帐都有可能转变成为国家财政债务。

地方政府、乡镇政府还有一大箩筐多多少少的债务尚未清理。

如果把这些隐性债务考虑进来，恐怕债务总额会超过了80000亿，相当于GDP的80%。[12]由此可见，中国的债务负担非常严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13]因此，要求从财政上来给国有银行充实资金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既然国家财政不可能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大笔资金，于是，有些人就开始动股市的脑筋，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筹集一大笔资金，改善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银行上市是否会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会不会出现“一股就灵”的奇迹？[14]

国有银行能不能上市？也许有人认为，这难道还成问题吗？四大国有银行是“国家所有，国家信誉”，只要国家批准，要上市还不是轻而易举？

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任何企业上市的前提条件是信息透明化。企业上市是直接融资行为，也就是说，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拿出一部分股权来换取外部资金。例如，企业自有资本1亿元，年利润1000万元。如果想把经营规模扩大一倍，需要资本2亿元，于是，这家企业通过上市，对外发行相当于1亿元的股票。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益好，购买股票的人按照投资多少来分享利润。假若股票价格上升，股东们还可以从股票升值得到额外的收益。因此，上市的前提是，第一，企业要有自有资产，第二，要期望盈利。

美国的创业板市场允许一些资金不足的企业上市。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允许他们上市，实际上是让他们牺牲股权换取快速发展和成长的空间。不过，这样的公司更像是即将出现的经营前景看好的“民营银行”，而不是现在的国有银行。

现在，在国内有一股这样的“热”，叫做搭国有企业上市最后一班车。就是说，中国已经入世了，政府的照顾政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可以公开使用了，必须要赶在2005年以前上市。否则，如果上市必须靠企业的质量，国有企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来，国有银行的上市问题正是这股“热潮”的产物。

4.2不良贷款知多少？

国有银行上市的第一关就是要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家当。企业上市时考虑的是净资产。如果企业注册资本是1亿元，但是欠别人的债务有2亿。那么，我们说这家企业资不抵债。别说上市，早就该破产倒闭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中最多只有8%是属于自己的，其余的都是企业和老百姓存的钱。银行拿储户的钱放贷，如果出现了不良贷款，自然应当由银行负责。因此，在考虑银行的净资产时不仅要看银行的注册资本还要看它究竟有多少不良贷款。如果银行要上市，首先要把不良贷款的数字搞清楚。在这里有几笔帐非算不可。

第一，2002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这一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22898亿元。

第二，按照官方报导，被“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有15688亿元。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一年多了，已经完成了收购四家国有银行部分不良资产的任务。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2001年9月底的数据来看，已经处理掉的和追回的不良贷款总数为1360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67%(见表4)。

众所周知，讨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要的必然先要回来。剩下来的不良贷款都是些硬骨头。就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讨债和资产重组的本事很大，能要回来30%就算很成功了，那么还有将近10000亿的坏帐。[15]无论把这些坏帐“剥离”到哪里去，坏帐还是坏帐。这是四大商业银行欠老百姓的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储蓄者都有权把自己的存款要回去。老百姓不会去找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找当初收他们存款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么来补这个窟窿？如果把这10000亿算进去，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要上升多少？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复苏报告》中估计，如果把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计算在内的话，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将调整为37%(见表5)[16]。

第三，目前，国有银行计算不良贷款数目是采用“一滞二呆”的分类原则计算的。早在1998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朱熔基总理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盲目在所有领域都照搬国际惯例，但是在贷款分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纳国际惯例”。在2002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度强调“商业银行从今年开始要全面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17]

可是，实行“五级分类”谈何容易。在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发动了一场中外闻名的“清分”试点。(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要求在广东境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金融资产的清理和分类工作。为此，中央银行从全国调集了200多名专家会战广东，打算在广东清理分类之后，将“五级分类”逐步扩展到全国。中央银行和各个商业银行成立了专门的清分办公室，并且将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分解到了各个基层分支机构。广东的清分试点从1998年5月开始，到8月结束。可是，清分的结论却成了中央银行“烫手的山芋”。参加清分试点的人说，再弄下去，我们就要变成反贪局了。一直拖了一年多，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对继续开展“五级分类”作出部署。在2000年9月，中央银行了《关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办法》，令人意外地重申继续以“一逾二呆”作为确定不良贷款的标准，其中确实有难言之隐。在2000年对银行的财务真实性和贷款质量进行全国性检查，连那些已经采用了“五级分类”的银行还要倒退回去，按照“一逾二呆”的数据来汇总数据。为什么中央银行在“五级分类”问题上会如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很明显，“五级分类”揭露出来的不良贷款数字远远大于“一逾二呆”。[18]

按照1997年以前“一逾两呆”的标准，贷款逾期3年才划为呆滞，借款人走死逃亡才划为呆帐，而按照“五级分类”，只要借款人不能归还本息30~90天就列入不良贷款。[19]假定国有银行认真地采用了“五级分类”，许多现在算为正常的贷款将变成不良贷款，不知道这样一来，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四，“五级分类”与“一逾两呆”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考虑信贷质量。如果一个企业借了10笔款，按照“五级分类”，只要有一笔贷款不能按时归还，这个借款者的信用评级就要下降，其他贷款都要列入问题贷款。可是按照“一逾二呆”，只要其他贷款尚未到期就不算。按照“五级分类”，信用评级恶劣的国有企业有多少？目前给国有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事情尚在讨论之中，倘若真的按照信贷质量来划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五，四大银行的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贷给了目前上市的1167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当计算不良贷款的时候，是按照这些企业的帐面数字来评估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1996年底，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7.29万亿元，负债5.18万亿元。负债率高达71%。在这些企业的债务中逾期、呆滞、呆帐以及长期拖欠的不良债务占20%，超过1万亿元。[20]这些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真实数字恐怕更为严重。

有人估计至少20%的上市公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假帐。“银广夏”就是一个例子。前不久还被称为资产质量特别优秀的好企业，说破产就破产了。揭开盖子来，尽是假帐。如果有许多上市公司隐瞒了巨额亏损，那么一旦搞清楚了这些公司的帐目，岂不是又要给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大增加一笔？

最近，央行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下降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要减少600亿。据说，这是央行新设的金融监管局的主要职责。实际上，这对于央行金融监管局来说绝非易事。央行的金融监管人员长期以来就像救火队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奔波。说我们的金融业“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目前，贪污腐败现象越演越烈，金融领域是所有寻租活动必经之途。拿这么有限的几个金融监管人员去对付“人心不古，党风日下”，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是无法对付日趋复杂的金融监管的。说声要减少600亿不良资产，下个指标容易，怎么实行？那些国有企业在继续亏损，到时候，银行敢不敢不再发放贷款？或者干脆叫他们破产倒闭？只要银行摆脱不了各级政府的控制，就别想摆脱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坏帐

说句不客气的话，别说每年降低600亿不良贷款，如果能够保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在1992年，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还只有几千亿。眼看着突破了一万亿、二万亿。在金融系统中，人还是那些人，国有企业还是那些国有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如90年代初期，凭什么就能把不良贷款降下去？

银行上市要不要算清楚帐目？如果算清楚了帐，国有银行能够拿出来合股的资本究竟有多少？虽然银行的情况和企业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是10亿，但是贷款的坏帐也有10亿之多，事实上，这家银行已经把自己的资本全赔光了。银行的钱都是别人的。凭什么拿别人的钱上市呢？如果不良贷款比银行的一级资本还多得多，那么凭什么上市？[21]倘若某个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公之于众，还有人敢买这种股票吗？如果不告诉老百姓真话，靠造假帐上市，今后怎么办？

“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国有银行不上市，那么，尽管现存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但是还可以慢慢对付。如果一定要急于上市，岂不是掩耳盗铃，马上就要踩响这个大地雷？如果只是学者们在研究改革方案，呼唤危机意识，对社会的冲击极为有限。如果真的让国有银行登上股市，那么立即和广大股民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想盖都盖不住，那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

4.3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既然国有银行整体上市风险很大，弊多利少，那么能不能把国有银行切成若干块，先把那些资产状况和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上市？这样作既可以避免由于国有银行规模过大对股市造成的冲击，又比较容易在上市过程中报告银行资产。例如，中国银行在海外部分资产总额1300亿美元，资产质量比较好，如果在海外上市肯定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

如果在海外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把那些外国的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把银行切块上市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和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首先，银行的资产必然是统一核算的。银行业就是金融服务业，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加速资金周转，就必然要扩大金融服务规模。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规模效益非常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世界上的大银行要不断整合、兼并的原因。提出把国有银行切块上市的人如果真的主张要把国有银行解体分割，那么，显然违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其次，由于地区差距和经营水平等原因，每个银行内部都有些效益较好的单位，也有一些亏损单位。有些吃肉，有些啃骨头。如果，单单把效益好的分行划出来上市，那么，那些效益不好的分行捆在一起，日子怎么过？

第三，在国有银行切块的时候，资产好办，负债怎么分？如果把效益好的部分划出来，把债务和不良贷款留给母行或者其他部分，上市固然没有问题，但是，随后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上市的部分要不要和母行保持联系？

如果上市部分完全独立，在资产所有权上和母行一刀两断，那么，母行的日子会更加难过，母行为什么要同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划分出去？主张国有银行上市的目的是要帮助国有银行脱困，如此处理岂不是和上市的目标南辕北辙？

如果上市部分仍然留在母行体制内，那么上市部分就不能回避对母行不良贷款的责任。假若上市部分不向股东说明这些债务，那么就涉嫌欺诈。前不久破产的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Enron)就是这样造假帐的。每当出现债务，安然公司就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让新公司把债务背走。这样在母公司的帐目上始终保持很好的利润记录。虽然安然公司得逞于一时，但是最终还是露出马脚，债权人追索子公司的债务，顺蔓摸瓜，还是找到了真正的债主，把安然公司告上了法庭。为安然公司作假的金融审计公司(安达信公司)，为此牵连上赔偿责任，已经濒临破产。我们的国有银行上市，要不要请那些国际著名的金融审计公司来审计？有了安然破产的教训，那些金融审计公司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吗？假若上市部分如实报告应当承担的不良贷款(并不仅仅是自身发生的不良贷款)那么，还上什么市？

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国有银行的监督改革，主要是要改变国有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营和监管效率。切块上市并不能促进四大国有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也无益于明确银行产权，更谈不上促进国有银行的经营和监管效率。说到底，主张切块上市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股市为国有银行圈些钱。至于说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料理后事就欠缺考虑了。钟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融改革绝无陈仓可渡--评“银行上市年”》。[22]他指出主张银行上市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于不思改制的银行，没有理由相信它们上市‘圈钱’后会不把钱糟蹋光。”这个评论，一针见血。

与其切块上市还不如在体制外创建一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银行。与其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归属问题上纠缠不休，还不如维持国有银行的现状，在体制外发展民营银行。待到民营银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形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机制，然后再来考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

4.4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主张国有银行上市圈钱的人也许忘记了前不久国有股减持的教训。沪深股市总值占GDP的50%左右。但是，其中三分之二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据说是要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款，在市场上抛出一部分国有股。结果，国有股减持导致沪深股市狂跌，最后只好仓促叫停。

现在，老调重弹，国有银行上市，也打算从股市上捞一把。暂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就从中国股市的承受能力来看，这一做法就很不明智。要将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需要800亿。要使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达到所需的资本充足率，至少需要几千亿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字，从1991年至今，上海、深圳股市为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为7796亿元。每年融资金额只有一、二千亿元。倘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每个都是大块头，一下子吸收巨额资金，还不得把股市压趴下来？

4.5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假若没有作好准备，仓促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申请上市，但是在审计之后被揭露出来大量不良资产，不符合上市的要求。这些银行声名狼藉，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第二，在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股市崩溃，和国有股减持一样，被迫中途叫停。

第三，蒙混过关，上市之后圈了股民的钱，但是由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利润，没有红利，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出现局部的金融危机，导致民众信心动摇，最后，国有银行遭遇风险，同时也拖垮了股市。

国有银行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上了市才能成为好银行，那么上市之前就不是好银行，而不是好银行则不应当上市。让国有银行迅速上市的主张颠倒了逻辑顺序。应当在银行上市之前提高资本充足率，使得银行成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稳定的金融机构，然后再讨论是否应当上市。

至于说国有银行上市之后能否给股东带来利润？能否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董事会的有效监督？能否通过上市提高效率，防范金融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有鉴于此，为了金融安全起见，国有银行上市还是暂缓为妙。

五、如何消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5.1消化不良贷款的一般途径

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让许多金融负责人感到头痛。有些人试图尽快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它们提出了四个途径：

(1)从商业银行本身的利润中提取坏帐准备金。

(2)由财政注入资金；

(3)上市；

(4)增发货币。

首先，能不能靠银行本身的利润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银行大部分都是要求商业银行准备专项损失准备金，逐步打消坏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2002年1月1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1年实现利润266亿元。显然，这是最近几年内最好的成绩。可是，就是把这些利润全部投入冲销银行不良贷款，还不到不良贷款的1%。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率太低，使得它们缺乏自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倘若要求四大商业银行靠自己的利润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不知道要多少年。中国对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规定和呆帐核销制度过于严格，应当逐步修改。有关银行所得税的一些规定也应当调整。

其次，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目前的财政状况，由于连续多年的财政赤字，要增加发行国债来填补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只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第三，在世界上有许多银行或者金融集团都上市了，可是他们的案例却很难照搬到中国来。外国的上市银行不少，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有高有低，但有这些上市银行都有通过坏账拨备等方式自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内部治理结构尚未理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条件尚未成熟。

最后，如果试图开动印钞机，多发行货币来解决银行不良贷款，这纯粹是“饮鸠止渴”。在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国家试过了这个办法，没有一个不失败的。

例如，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央银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比较稳定的货币体系。在1946~1947年期间，大陆的金融状况不错。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山东莱芜战役中吃了败仗。要求扩编100个师。没有钱，就印钞票。中央银行官员指出，再印下去，金融体系就要完蛋了。老蒋不予理睬。在他看来，反正是完蛋，还不如赌一把。如果打胜了，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法币，在征兵的时候，马上就有钱发，似乎问题解决得很容易。但是，人们马上就发现，手中的钞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恶性通货膨胀席卷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5位数。以前买一头牛的钱只能买一个烧饼。金融体系的混乱使得国民党的后院马上就起了火，民心丧尽。国民党在大陆滥发货币，颠覆了自己，唯一的好处是当时银行中的不良贷款也随着金融体系的崩溃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在蒋经国还算有先见之明，他在台湾保留了不同的币制系统，切断了恶性通货膨胀蔓延的途径。

5.2治理不良贷款，一动不如一静

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是不是不可治愈的癌症？未必如此。

对付银行巨额不良贷款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时间。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不仅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体制转换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量不良贷款的问题。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绝对不能急于求成。其实，只要操作稳健，国有银行中的不良贷款并不那么可怕。解决不良贷款的关键在于：

(1)千方百计制止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趋势，不让不良贷款继续增加，

(2)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

(3)维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

通过银行制度创新来减缓不良贷款的冲击，通过经济增长来消灭不良贷款。

举个例子，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保持8%，那么在5年后，GDP将增加为目前的136%，10年后增长为当前的200%。

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不再增加，或者说不良贷款现有帐面数额不变，假定通货膨胀率为8%，那么，物价水平上升使得不良贷款所代表的购买力逐年下降。经过5年以后，不良贷款总额就将降低为72%；十年以后降低为47%。尽管不良贷款的帐面数额并没有变化，但是它占GDP的比率将逐步下降。

假定在基年GDP为10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2.5万亿，占GDP的25%。在维持“双八”目标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占GDP的比例在5年后从25%下降为13%，10年后下降为6%。这说明，只要能够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保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哪怕是不良贷款高达GDP的25%，也不要紧，过10年以后就好处理了。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例子。在1985年，有些人强烈主张要深化改革，消除由于双轨制所带来的扭曲，放开价格。在198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价格闯关”的计划。结果，还没有来得及闯关，市场价格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连涨不已。通货膨胀率很快就超过了24%。最后不得不暂缓价格改革，把许多部门的价格重新控制起来。在当时看来，要放开价格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到了1994年，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民营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日趋上升，市场机制逐步健全，计划内的经济比重越来越少，政府控制的计划价格变得无足轻重了。不知不觉地价格就放开了。有的经济学家说，当初闯都不敢闯的价格关，结果，用不着闯，混过来了。

闯价格关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宏观经济上，稳定的宏观环境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有些在当前很难处理的事情，只要经济持续发展，水到渠成，过些时候就好办了。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上，不用着急，千万不要指望通过银行上市捞笔钱就能解决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一动不如一静。

5.3如何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对于银行的稳健运行来说，资本充足率确实非常重要。要增加银行资本充足率可以增加分子或者减少分母。增加分子就是注入资金。当然，如果能够注入资本，应当尽量注入。不过，如果一时有困难的话，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呢？减少分母同样可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减少分母就是逐步降低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总量。目前中央银行决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小城市中撤出来，将业务集中到中心城市。收缩战线必然可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人质疑这一决策，认为减少国有银行在中小城市的金融业务会破坏这些地区的融资渠道。如果单纯减少国有银行的业务自然会造成融资“真空”。但是，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金融业务都压到四大国有银行头上呢？如果能够尽快对内开放金融领域，那么新生的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必然会补充上四大国有银行撤出后留下来的金融空间。从金融运行机制上来讲，民营银行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们必将更好地为中小城市中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因此，开放民营金融不仅对于打通民间融资渠道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素质，改善资本充足率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入世以后，外资银行正逐步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到2002年3月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已经有400多家，其中200多家已经开始营业。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只占有市场份额的2%，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布鲁斯估计，10年或者15年之后，外资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可能会上升到30%左右。外资银行肯定会把相当多的优质客户拉过去。这样一来，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总量还会下降。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没有减少，那么，其资本充足率自然会上升。

综上所述，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虽然比较低，但是，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态势来看，这一比例将出现上升趋势，用不着为此过于担心。

六、打破金融垄断，迎接WTO的挑战

6.1竞争出效率，竞争促改革

在经济学中有一条无须证明的公理：竞争出效率。换句话说，垄断越强的领域竞争力越差。若问当前中国哪一个领域的垄断性最强？毫无疑问，金融业。自经济改革以来，从农业开始，服务业、轻工业、制造业，直到通讯业，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垄断局面先后被打破了，唯独金融领域的垄断局面保留至今。金融领域是经济改革中最后一个堡垒。金融最敏感，改革也最难。若不然，这块硬骨头也不会留到今天。如果说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仗，那么，金融体制改革就是决定性的一仗。打完了这一仗，自然还有仗要打，但是，想找一个完整的垄断领域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不良贷款持续上升，银行系统的问题层出不穷？为什么喊了那么多年的口号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无论是债转股也好，资产管理公司也好，还有当前的银行上市等等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体制失误的要害就是在金融领域中缺乏有效的竞争环境。垄断地位使得国有银行缺乏改革的意愿和动力。没有遭遇挑战就必然趋于保守。很清楚，由于垄断，谁家缺钱也少不了银行的钱。既然国有银行的日子还混得下去，就很难指望它们会积极变革。如果没有促进变革的激励机制，光靠上级发几个文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体制上的失误。无论换哪个来主持金融改革，只要维持旧体制就别想从根本上扭转这个趋势。只要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维持一天，这个困境就会继续存在一天。

6.2WTO的贡献

WTO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垄断。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之后，国有银行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过去的垄断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吴敬琏在2002年3月“中国产经新闻”举办的“加入WTO我国企业新机遇研讨会”上说，“我们在进行改革开放，但人都是有惰性的，有时会不愿意改。这是因为改革会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会有痛苦。加入WTO以后，有关协议和规则会对我们限定时间，不改就死定了”。

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我们的金融业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背水一战。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西方各国也有他们的比较优势，金融产业就是他们的强项。打开国门以后，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金融业就会遭遇完全不同的情景。在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怕过谁？可是，中国男篮敢向美国队叫号吗？客观差距放在这里，不能视而不见。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如果经济活动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出了毛病，四肢再强壮也没有用。

目前，我们在金融改革的步骤上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混乱。在国内金融改革尚未走上轨道之前，已经许诺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之后允许外国银行在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享有“国民待遇”，而且还没有地域限制和行业限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国入世后对外开放的速度比原来许诺的还要快。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入世初期只会对金融市场作有限度开放，即在入世后3年内，容许外资设立合资证券行，不过，在中国入世短短数月，已准许外资设立合营证券行。近期花旗及东亚银行相继获发牌照，容许为内地企业及个人提供外币服务，显示中国开放金融业的幅度及审批速度较预期为快。

仔细一推敲，问题来了，不要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我们的国有银行都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允许外国人做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让中国人做？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早晚保不住，为什么非要等到外资银行进来冲击不可？

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

7.1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如何打破金融业的垄断局面？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大手术之前，开放了民营经济。结果，民营经济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的比重迅速超过了国有部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也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民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例如浙江、江苏、广东等地，那里的国有企业的状况也要比东北、西北的国有企业好得多。

我们有没有可能按照同一逻辑，在金融业采取类似的做法，在维持国有银行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开放民营银行？许多学者很早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不过，金融业好比人体的心脏，不能有片刻故障，不像别的行业，可以放开手来改革。金融改革往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改革的难度非常大。

7.2两种改革方案

加入WTO把我们的金融业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背水一战。放弃垄断，引进竞争机制，对于国有银行来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革命。对于许多金融官员来说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变革。当前只有两条路：

第一，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组建一些民营银行，让民营银行来挑战国有银行，逐步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通过竞争提高国有银行的素质。在国内初步具备了竞争环境的情况下，再考虑对外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

第二，在继续维持国有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的情况下，修修补补。在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表到期之后，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金融市场。

总之，国有银行的垄断特权肯定是保不住了。要不然是我们通过创建民营银行，主动来打破金融垄断，要不然等着外资银行进来，被动地打破垄断。

第一种办法是渐进式改革。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就是马上动手，民营银行还只不过像刚出生的孩子，规模肯定很小。民营银行尚需若干年的成长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规模很小的民营银行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在实际业务上对国有银行的挑战。随着民营银行的成长，国有银行有可能在竞争中完善自身的运行和监管机制。

第二种办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拖上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既不用为外资银行的竞争而担忧，也不用为民营银行的挑战而烦恼。在这两、三年内，国内的金融市场还是国有银行的一统江山，各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不会受到触动。维持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大家一团和气。尽管天天把金融改革挂在嘴上，由于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改多少算多少。反正只要不出大的金融弊案，就有可能平安无事。

实际上，拖延战术最终将导致非常激进的改革。拖延战术把中国的金融体制放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在未来某一个时刻，国有银行将突然面对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外资银行取得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许可之后，将在我国的几个金融中心城市争夺优质客户，争夺人才。国有银行根本就不是那些强大的外资银行的对手。

这种开放程序的混乱只会带来两种结局：

第一种，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外开放，在短期内固然可能赢得表面的繁荣，但是距离国有银行土崩瓦解和金融危机也就不远了。

第二，在开放之后发现和外资银行差距太大，不得不自食其言，往回倒退，重新回到对外金融管制的老路上，从而在损伤信誉同时承受商业利益损失。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我们都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拿足球队来打个比方，如果连输几年，大家就喊着要换教练，换个打法试试看。如果一个国有企业连亏几年，通常也要考虑换个厂长。为什么中国金融业就不一样呢？由于我们尚未开放金融领域，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金融体制就非常稳健，更不意味着开放之后还能稳住局势。我们暂且不来追究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中累积下来多少金融风险，在表面的稳定下面隐含着多少不稳定的因素，实际上，没有能够抓紧时机，迅速地改革金融体制，提高竞争能力，就是贻误战机，就是非常严重的失误。

八、开放民营银行，深化金融改革

8.1金融体制产权改革

银行产权改革在我国的金融业中历来被视为禁区，最近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热点。在2002年初的一次银行业研讨会上，许多人都明确表示改变银行体制的根本在于改革产权制度。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都应该朝着股份化的方向发展。多年来，银行尝试了各种改革，但结果并不理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正是产权没有得到改革等原因。

纵观世界，自从1970年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民营银行的比重都在持续上升。在2001年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国有银行还占主导地位，可惜，这些都是一些穷国和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国有银行所占的比例都低于10%，而且其比重还在持续下降，这个事实是谁都难以否认的。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开放民营银行是迟早要办的事情。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上升，早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既然在别的领域中可以这样作，为什么在金融领域中就不行呢？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经叔平日前表示，民营银行是我国未来间接融资需要大力发展的主体。经叔平说，民营银行是未来间接融资主体。特别是类似民生银行这样以非国有股份为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从根本上解决了体制问题，实现了完全市场化运作，割断了体制内生成金融风险问题。不断壮大民营银行整体规模，不但会引起中国金融格局的变化而形成低风险高效率的良好局面，更有利于缓解结构性矛盾，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刘明康也说，目前，国内银行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建立真正的公司治理机制。[23]

众所周知，企业通过股票、债券融资叫做直接融资，通过银行信贷融资被称为间接融资。倘若要让民营银行成为间接融资的主体，那么就绝对不是按照目前的改革措施所能达成的目标。

改革金融体系的产权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促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促进民营银行的诞生与发展。不改变当前的产权结构就不可能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也就很难摆脱当前的金融困境。要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绝对不是上市发行一些股票，招些小股东能办到的。允许较大的民营企业和外资银行参股，将有利于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和市场竞争机制。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恐怕比改革那些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还要困难。

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非改不可，但是，这一改革需要外部竞争环境。在现有金融结构下，无论设计什么样的股份结构，最终都会流于形式，走过场。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绝对不可能凭空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在5年前曾经在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就这个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对于澄清人们的思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浙江、福建、广东，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快，市场竞争机制比较健全，那里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也相当顺利。在东北、西北，由于民营经济占的比重比较低，市场竞争机制发育不够，那些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成果不显著。要真正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必须要开放民营银行。

银行就是银行，银行是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为什么非要在所有制上作文章呢？所有制歧视是毫无道理的，也是不符合宪法的。如果说专业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之间有所区别的话，还有些道理。国有银行更适合完成配合国家财经政策的任务，执行专业银行的职责。民营银行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服务，适合于多变的市场竞争。究竟是民营银行还是国有银行哪一个更适合形势，要看哪种形式更有效率，更能够疏通金融渠道。当前特别是要看哪种形式更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据报道，在2002年民营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户的金融供给不足情况有所加剧，致使“地下钱庄”频频抬头。[24]显然，目前金融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大力发展民营银行。

开放民营银行最重要的意义也许还不在于他们可以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民营银行的制度创新为国有银行提供一个对立面，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只有迅速提高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才有可能讨论如何逐步实现对外开放金融的问题。

8.2民营银行研究的进展

从目前(2002年4月)的情况来看，全面开放民营银行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经过一年多努力，在有限地区进行民营银行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讨论民营金融试点的时机是否成熟的标准也许应当包括如下几点：

(1)有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是否有指导意义？

(2)有没有支持试点的外部环境？

(3)有没有能够推动试点的研究力量？

(4)会不会出乱子，闯大祸？

首先，经过国内外几十多名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民营银行二百问》已经完成。[25]尽管这本书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讲，开放民营银行的关键问题已经梳理清楚了。

其次，经过几年的整顿之后，国内金融形势比较平稳。为民营银行试点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为开放民营银行做了思想准备。特别是自从2000年7月以来，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广泛进行了关于民营银行的讨论使得民众已经逐步了解了开放民营银行是大势所趋。现在开展试点，水到渠成，不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误解。

第三，在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努力之下，浙江、苏南、广东、西北、东北等五个试点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每个试点的背后都有相当强的研究力量。最关键的是学者们得到了共识。有这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监管和帮助，即使马上就开始民营银行的试点也不会给中国的金融体制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冲击。只要能够小心谨慎，稳扎稳打，充分注意到研究的关键问题，完全有把握控制住试点的局面，翻不了船。

8.3开放民营银行的战略意义

从各种文件和报道来看，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效率和加强金融监管确实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目前的做法很难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目前，强调以加强监管来防范金融风暴的冲击，毫无疑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这仍然是治表，没有解决治本的问题。如果不采取重大改革措施，恐怕金融风险非但不能缓解，反而有可能累积起来，成为心腹大患。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改革的要害就是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打破垄断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国有银行对金融业的垄断局面。打破金融垄断的要害就是首先开放民营银行。

民营银行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在实际业务上对国有银行的挑战。随着民营银行的成长，通过公平的竞争，国有银行有可能完善自身的运行和监管机制。

开放民营银行不是一种利益再分配，也不是什么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只有从加强中国金融业的总体竞争能力这样战略高度上来考虑，才能够认识到开放民营银行的重大战略意义，才能够认识到拖延战术是何等迂腐荒谬。

有人质疑说，让民营银行诞生，难道他们就能够对付得了那些外资银行吗？确实，让刚刚出生的孩子上拳击台实在是有些荒唐。当年，中央军在日本鬼子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有谁看得起八路军？当八路军向敌后挺进的时候，不是也有人怀疑，就凭八路军的那几支枪还不是去送死？历史已经证明，只要内部机制好，弱小也会变得强大。就象中国的民营企业一样，只要民营银行的机制设计正确就一定会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和外资银行的较量中，反倒是民营银行最容易适应环境，找到外资银行缺乏竞争力的空间，很快地发展起来。在将来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有银行才会真正体会到创建民营银行的重要意义。

开放民营银行的建议触动了某些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拖延回避。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连同民营银行竞争的勇气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同强大的外资银行同台竞技？如果不去研究如何和外资银行竞争，却天天在防范民营银行，如果有人批评说你们“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当如何解释？民营银行再怎么说也还是中资金融机构，按照学者们研究的结果，只要搞好“准入，监管，退出”三个法规的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推广，天下不会大乱。

8.4唤起金融危机意识，促进金融改革

密西根大学的Olson教授说，只有在一个国家遭受极大的冲击之后，才会真正实行改革。他说的“极大冲击”指的是外族入侵，政权更替。韩国的例子又一次验证了这个理论。目前韩国推进了大刀阔斧的金融体制改革。世界银行的专家颇有感慨地说，如果韩国不遭遇金融危机，恐怕这些改革措施仍然还停留在学者的论坛上。在韩国金融风暴之后，韩国高层金融官员关的关，撤的撤，下狱300多人，从而为金融改革扫清了道路。

无论如何，中国的金融体制早晚是要改革的，不改革，万一闯了大祸，最终遭殃的是无辜的老百姓。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能不能在避免金融危机的前提下推进金融改革？拖字诀看来似乎没有得罪什么人，可是总拖下去，不是一个办法。拖来拖去，就会贻误时机，拖垮我们的民族金融业的长城。而另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充分研究和准备就贸然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措施，很可能把金融改革引入歧途。

“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

[1]作者衷心感谢长城金融研究所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汤敏、彭恩泽等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如有谬误自然应当由作者负责。

[2]详见顾海兵、李扬等人在2001年的论文。

[3]参见《经济日报》，(台湾)，2002年3月20日。

[4]参见《信报财经新闻》，2002年3月20日。

[5]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3月18日。

[6]参见2002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7]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1年1月。

[8]参见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9]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1995年的7600万上升至2050年的3亿。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的养老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10]参见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第3页。

[11]关于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有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主要原因是各种计算方式对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金回报率等有不同的假设。但是，各种计算的结论几乎完全一致：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相当严重，必须认真对待。

[12]到2001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境外筹集资金以及外债共计600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金融机构境外净资产和企业在境外投资共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2235亿美元。从这些数字可见，中国大陆外债情况并不十分严重。特别是外债的机构比较合理，超过70%以上为中长期贷款。不至于对金融体系形成外来的威胁。

[13]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国梦：探索地球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中，作者斯塔维尔研究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未偿还借贷、政府及银行债券、外债等估计中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总国债可能达到GDP的75%。

[1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萧钢表示，国有银行改革的三步曲是，第一，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独资公司，第二步，实施股份制改造，第三步，创造条件上市。还有人表示希望国有银行通过改制尽快整体上市。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15]在2002年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目前，国有银行剥离出1.4万亿元不良资产，较乐观的估计能收回4000亿元，损失可能1万亿，若把这1万亿元折算到某一年，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就会明显上升。

[16]美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在2001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平均为3.2%。

[17]参见2002年3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8]详情请参阅王君，“中国贷款分类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经济论坛》，2001年10月号。

[19]在2001年中央银行公布的规定中已经把挂帐停息的时间由36个月减少为6个月，准备进一步减少到3个月。对于新出现不良贷款来说划分标准日趋合理化，但是对于已经出现的不良贷款尚未全面清理。

[20]参见王梦奎等《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21]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李礼辉在2002年2月在香港指出，商业银行在消化不良贷款方面难度很大。李礼辉表示，希望在数年内能将其不良贷款比率由高于16%降至10%以下，以便为将来的上市创造条件。而在此之前，工行三年内都不会考虑上市问题。

[22]参见《中评网》，www.china-，钟伟主页。

[23]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1月23日。

[24]参见《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2年1月。

金融改革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对包括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等内容进行了部署,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第5个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如何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加大支持力度,完善治理结构,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怎样进一步推进农村担保方式创新,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为此,本刊特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以及监管部门、基层农信社等方面的代表,对以上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以期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

2008年l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是近5年来第5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0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其中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部分，市场开放这一关键词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农村金融的市场开放也如中国经济的市场开放一样，势如破竹般地展开，然而究竟如何有序、平稳的推进市场开放、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中构建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实现机构多元化，如何有效解决农村金融供需矛盾问题等等，还有许多问题巫待深人探讨。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势在必行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与中国经济整体开放的背景一致。改革开放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主题，与此进程一脉相承，金融市场化、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服务多元化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题，该主题展现的实际上是开放的内涵。追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就会发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式与进程同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改革的步履略显跋姗，但是渐进式的方式是一致的，市场逐步放开的原则更是一致的。

符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在1979年以来农村金融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创新过程中，农村金融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围绕这一基本框架内部的改革，包括农业银行商业化路径的选择、农业发展银行职能的进一步定位、以及农村信用社产权模式、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已很难推动农村金融的进一步深化，就如经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样，农村金融的存量改革绩效也呈现出递减态势。因此，通过开放市场引人新型机构成为了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这也符合中国经济整体改革的制度逻辑。

因此，从近年来中央的各项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中，无不显示了市场开放这一导向，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已经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加04一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组织、农户资金互助组织等原本属于非正规领域内的金融机构(活动)有了一定政策依据。而从2006年农村金融领域内的实践来看，包括“只贷不存”小额信贷公司的成立与发展、邮政储蓄机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农户资金互助活动、社区基金活动的发展等，一批新型机构已经亮相农村金融市场。2006年底，银监发[2006]90号文件的，进一步调整和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目标直接指向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各种渠道的资本被明确鼓励进人农村金融市场，这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农村金融市场中以国家投资为主i的资本构成，农村金融市场大门正式开放。2007年10月，这一政策开始适用于全国所有省市区。由此，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已走上“华山一条路”。

据银监会相关资料，截至2007年10月，6个试点省(区)共核准2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其中，村镇银行11家，贷款公司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8家。另外，还有8家机构已提出申请，其中3家已获筹建。三类新型机构共筹集各类资本12726.65万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2446.16万元，存款余额19344.87万元，贷款余额11953.48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2008.43万元，初步起到了将社会资金引向农村地区、支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作为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内容的第一个要点提出，这也昭显了政策层面对于市场开放的肯定态度。同时，一些早已存在但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未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机构，如邮政储蓄银行、小额信贷组织等如何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作用也被进一步明确。这也表明了在市场开放背景下，政府向农村金融市场整合各类资源的导向十分明显。市场如何开放:方式方法还有待探寻

确立了开放的方向，如何开放是下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银监发[2006]90号文件是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主要政策依据。根据该文件，各类资本进人农村金融市场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鼓励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与重组，二是可以设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然而，从近两年来的实践看，相对于新型机构的蓬勃涌现，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与重组，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怎样将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结合起来，是巫待研究的问题。

市场开放条件下存量机构的改革与创新还有待深化。首先，存量改革不容忽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打破了农信社在农村金融领域内近乎垄断的地位，无疑对于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新型机构的资本金与原有存量机构相比都较少，资金实力相对有限，其业务也主要着眼于较小额度的信贷服务，解决的主要是农村地区较低层次水平上的金融需求问题。而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包含了多个层次，有农业产业化发展之后的农业企业的资金需求、有兼业经营的农工商户、有较大规模的种养殖户、也有传统的农业经营者、还有部分需要政府补贴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资金需求，针对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资金供给主体，单一的机构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的问题。

因此，在推进新机构的增量改革的过程中，存量的改革也需要同步进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供给主力军的地位不可能改变，农信社的进一步改革与创新关系着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成败。

其次，“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的存量改革方略符合农村金融业发展的现实。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存量改革的战略方针，特别强调了“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笔者认为，这既符合农信社多年改革的制度逻辑，同时也是在市场开放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一是农信社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性质已成为共识;二是金融组织模式的变动不宜频繁进行;三是中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分散性、小规模性，需要与之接近的小规模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因此，“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是市场选择的必然。

现有的新机构设立机制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无论是村镇银行还是贷款公司，虽然其资本金的要求较低，但是其设立对现有境内银行业机构的参与过分依赖，其要求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要求无疑限制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的投资者来源，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形成垄断。二是新机构面临“本土化”问题。从已成立的村镇银行及贷款公司的发起人构成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信社等地方性、区域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其运营和管理也基本由发起行负责。之所以如此，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成为了这些机构地域扩展的方式。但是，跨地域发展必然面临本土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服务的机构尤其重要。多年农村金融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成功向农村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广泛的人缘、地缘优势，依靠那些熟悉农村情况的人来选择合格的贷款客户，有效控制风险。因此，对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异域来客”而言，如何实现机构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三是草根金融正规化成本高。贷款公司与资金互助社事实上都起源于非正规金融领域，是草根金融的正规化发展。草根金融长期存在于非正规金融领域内，形成了一套适应非正规金融的运行规律。与原有在非正规领域内低成本的运营不同，作为正规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村镇银行、贷款公司或者资金互助社，其都要求一定的硬件、运营、技术支持与培训，成本都很高，因此有规模才能有效益。而脱胎于草根金融的贷款公司、尤其是资金互助社，其规模通常较小。从已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来看，其资本金都在几十万元，少的甚至仅有十余万元。因此，如何在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就成为一个难题。

正因如此，在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于“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人政策试点工作”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当然在推进试点的过程中，更需要对市场开放的政策作出合理的修正与完善。

市场开放下政府更需积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市场开放，首先强调的是“市场”，强调培育市场，强调培育开放的市场。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由于其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因此，“市场失灵”必然存在，因此政府在市场的培育与开放过程中必然要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实际上强调的是，政府需要为市场的开放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与机制保障。

第一，强化政策金融机制。政策性金融不仅仅是政策性信贷，还包括政策性保险、政策性担保机制等。一号文件中指出“推进农村担保方式创新，扩大有效抵押品范围，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第二，强化培育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形成合力的机制。比如通过“加快落实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来实现财政与信贷的合力。“加强财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支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到农村开展业务”。对此在08中央一号文件中特别强调。

第三，完善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机制，保证监管的独立性和监管的有效性。尤其要“制定符合农村信贷业务特点的监管制度”。对于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类机构应实行严格的审慎监管，但是对社区性的资金互助组织、利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的“只贷不存”机构，则可以实施一种非审慎的监管。

金融改革论文范文篇3

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而难点在于，如何保证政府主导创新过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导创新决策成本过大的问题。在我国二重结构(1996)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的运行过程直接体现为“官”与“民”的对立。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意图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社会下层。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运作特征体现为，一旦某个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该问题就会立刻进入“解决”的程序当中。然而，这种社会结构的效率要依托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须事事过问，一旦对某件事情“关注”不够，就会导致制度安排严重滞后，同理，政府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掌握信息不够全面，其决策也会造成制度供给的扭曲。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临这一问题困扰。

相比之下，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呈现“三重化”的特征，即在政府与贫民之间，有一个商业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并不是政府的幕僚或者人，而是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这个中间层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们既与下层贫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同时也与政府存在着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样一来，政府就有可能退出全能型政府而转向功能型政府，这也是西方社会提倡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一。而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正是由于缺少这样一个连接宏观与微观的“缓冲带”，结果必然导致最高当局事必躬亲。以正在进行的信用社改革为例，改革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离不开中央银行、银监会这样的高层决策部门过问。在这样的社会框架当中，即便是决策当局有时间、有精力面面俱到地关注改革的每一个侧面，也会极大地限制甚至是泯灭微观主体创新的主动性。

通过以上的分析，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种思路，在今后农村金融体系重构过程当中，应当通过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的方式，将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一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塑造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当中的中间阶层，使之充当联结宏观制度创新与微观产品、服务创新的桥梁。如果这一思路是可行的话，那么无疑将会揭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新的一页。实际上，这样一种中间阶层在我国的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已经初现端倪。例如前面提到的“温州商团”，他们即不是社会上层幕僚，也不属于社会下层民众，而是形成了一股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不可小视的力量。尽管从目前来看，这股社会力量行为模式还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演进，其理性化的成份正在不断加深，这样一个阶层成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匿名经济与市场规则内生的过程。信用活动的匿名化，社会信任的边界突破血缘、宗族、邻里关系的限制，这些都是未来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如果外部制度供给有利于这一深化过程，则解除金融压抑，实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金融改革论文范文篇4

一、金融危机是心腹大患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2.2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国有银行的上市热

3.2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3.3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3.4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4.2不良贷款知多少

4.3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4.4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4.5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五、如何消化国有银行不良贷款

5.1消化不良贷款的一般途径

5.2治理不良贷款，一动不如一静

5.3如何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六、打破金融垄断，迎接WTO挑战

6.1竞争出效率，竞争促改革

6.2WTO的贡献

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

7.1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7.2两种改革方案

八、开放民营银行，深化金融改革

8.1金融体制产权改革

8.2民营银行研究的进展

8.3开放民营银行的战略意义

8.4唤起金融危机意识，促进金融改革

一、金融危机是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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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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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看来，我们今天的确需要好好反思一下银行业的改革之路了。

2.2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在金融改革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敷衍塞责，能拖就拖。另一个极端是莽撞上阵，欲速而不达。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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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热

为什么国有银行如此急于上市？据说，银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筹集资金，使得银行能够达到资本充足率。

3.2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表1，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19962000

中国工商银行7.89%4.75%

中国农业银行5.84%1.44%

中国银行6.15%8.50%

中国建设银行3.77%3.79%

资料来源：各商业银行资产平衡表，1996，2001。

3.3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表2，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单位：亿元)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收支差额

19852004.822004.250.57

19862122.012204.91-82.90

19872199.352262.18-62.83

19882357.242491.21-133.97

19892664.902823.78-158.88

19902937.103083.59-146.49

19913149.483386.62-237.14

19923483.373742.20-258.83

19934348.954642.30-293.35

19945218.105792.62-574.52

19956242.206823.72-581.52

19967407.997937.55-529.56

19978651.419233.56-582.15

19989875.9513798.18-922.23

199911444.0813187.67-1743.5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3.4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的国债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债务，其中主要有三笔：社会保障基金、银行不良贷款、未登记外债。

(1)在社会保障基金的隐性债务中主要是养老金缺口。

表3，中国人口总数以及增长状况(万人)

人口总数人口增加量

1965725386338

19708299210454

1975924209428

1980987056285

19851058517146

19901143338482

19951211216788

1999125900477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表4养老金体系的赤字

1996~20002001~20102011~20202021~20302031~20402041~2050

65岁以上人口比重(%)7.78.912.316.320.721.9

老龄抚养率(%)11.312.718.324.833.836

平衡缴费率(%)23.331.237.734.333.435.1

养老基金积累(亿元)330-2060-13180-32840-59870-102730

养老金隐性债务(亿元)6328087050111180173140261660371390

占GDP的百分比(%)71.149.735.132.932.633.1

资料来源：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第3页。

(2)另外一笔隐性债务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3)估计未登记的外债大约4000亿元。

地方政府、乡镇政府还有一大箩筐多多少少的债务尚未清理。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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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银行上市是否会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会不会出现“一股就灵”的奇迹？[14]

国有银行能不能上市？也许有人认为，这难道还成问题吗？四大国有银行是“国家所有，国家信誉”，只要国家批准，要上市还不是轻而易举？

4.2不良贷款知多少？

表5，2001年9月底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状况(单位：十亿元)

不良贷款处理掉的追回的已处理%已追回%

华融50018.478.873.7%1.8%

长城345.825.76.77.4%1.9%

信达37336.218.19.7%4.9%

东方35015.426.564.4%1.9%

资料来源：ChinaDaily,2001/12/2

表6，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不良贷款比较(%)

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含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

中国26.637.0

印尼18.055.2

韩国4.119.2

马来西亚10.316.6

菲律宾17.0NA

泰国12.625.1

资料来源：亚洲复苏报告，2001年9月，亚洲开发银行。

4.3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4.4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4.5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假若没有作好准备，仓促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申请上市，但是在审计之后被揭露出来大量不良资产，不符合上市的要求。这些银行声名狼藉，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第二，在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股市崩溃，和国有股减持一样，被迫中途叫停。

五、如何消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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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消化不良贷款的一般途径

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让许多金融负责人感到头痛。有些人试图尽快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它们提出了四个途径：

(1)从商业银行本身的利润中提取坏帐准备金。

(2)由财政注入资金；

(3)上市；

(4)增发货币。

首先，能不能靠银行本身的利润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银行大部分都是要求商业银行准备专项损失准备金，逐步打消坏帐。

5.2治理不良贷款，一动不如一静

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是不是不可治愈的癌症？未必如此。

(1)千方百计制止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趋势，不让不良贷款继续增加，

(2)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

(3)维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

通过银行制度创新来减缓不良贷款的冲击，通过经济增长来消灭不良贷款。

举个例子，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保持8%，那么在5年后，GDP将增加为目前的136%，10年后增长为当前的200%。

表7不良贷款变化

年份物价水平产出增长GDP不良贷款不良贷款/GDP

1111000002500025.0%

20.921.081080002300021.3%

30.851.171166402116018.1%

40.781.261259711946715.5%

50.721.361360491791013.2%

60.661.471469331647711.2%

70.611.59158687151599.6%

80.561.71171382139468.1%

90.511.85185093128306.9%

100.472.00199900118045.9%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例子。在1985年，有些人强烈主张要深化改革，消除由于双轨制所带来的扭曲，放开价格。在198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价格闯关”的计划。结果，还没有来得及闯关，市场价格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连涨不已。通货膨胀率很快就超过了24%。最后不得不暂缓价格改革，把许多部门的价格重新控制起来。在当时看来，要放开价格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到了1994年，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民营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日趋上升，市场机制逐步健全，计划内的经济比重越来越少，政府控制的计划价格变得无足轻重了。不知不觉地价格就放开了。有的经济学家说，当初闯都不敢闯的价格关，结果，用不着闯，混过来了。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一动不如一静。

5.3如何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综上所述，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虽然比较低，但是，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态势来看，这一比例将出现上升趋势，用不着为此过于担心。

六、打破金融垄断，迎接WTO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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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竞争出效率，竞争促改革

6.2WTO的贡献

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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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7.2两种改革方案

第二，在继续维持国有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的情况下，修修补补。在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表到期之后，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金融市场。

总之，国有银行的垄断特权肯定是保不住了。要不然是我们通过创建民营银行，主动来打破金融垄断，要不然等着外资银行进来，被动地打破垄断。

这种开放程序的混乱只会带来两种结局：

第一种，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外开放，在短期内固然可能赢得表面的繁荣，但是距离国有银行土崩瓦解和金融危机也就不远了。

八、开放民营银行，深化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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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金融体制产权改革

8.2民营银行研究的进展

(1)有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是否有指导意义？

(2)有没有支持试点的外部环境？

(3)有没有能够推动试点的研究力量？

(4)会不会出乱子，闯大祸？

8.3开放民营银行的战略意义

8.4唤起金融危机意识，促进金融改革

“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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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衷心感谢长城金融研究所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汤敏、彭恩泽等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如有谬误自然应当由作者负责。

[2]详见顾海兵、李扬等人在2001年的论文。

[3]参见《经济日报》，(台湾)，2002年3月20日。

[4]参见《信报财经新闻》，2002年3月20日。

[5]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3月18日。

[6]参见2002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7]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1年1月。

[8]参见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9]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1995年的7600万上升至2050年的3亿。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的养老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10]参见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第3页。

[16]美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在2001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平均为3.2%。

[17]参见2002年3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8]详情请参阅王君，“中国贷款分类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经济论坛》，2001年10月号。

[20]参见王梦奎等《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22]参见《中评网》，www.china-，钟伟主页。

[23]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1月23日。

[24]参见《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2年1月。

金融改革论文范文篇5

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戈德史密斯、葛利、肖和帕特里克等人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等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根据爱德华．肖的解释，金融深化是指“解除对实际利息率的限制，从而使其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刺激储蓄，提高投资收益率。”①20世纪70和80年代，卡普（Kapur，1976）、加尔比斯（Galbis，1977）、马西森（Mathieson，1980）、弗赖伊（Fry，1980）等人先后建立了一些认证严密、实证性较强的金融抑制模式，从动态、实证的角度对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进行了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掀起了一个热潮，突破了70年代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多角度、多层面扩展了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性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自由化使利率提高后，低风险借款人和低风险项目会退出信贷市场，高风险借款人和高风险项目充斥，造成银行贷款项目质量下降和总体贷款风险上升，不利于银行部门的发展。

二、金融深化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金融深化论最早的“实验地”即拉美的南锥体三国，包括了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经济增长缓慢，通胀率高，财政赤字严重，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大，金融管制现象十分普遍。为了摆脱经济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纷纷进行了金融改革：放松对利率管制，允许利率自由决定；降低存款资金准备金率；放松外汇管制；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等。与拉美情况不同，金融改革在东亚是渐进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东亚各国同样面临严重的金融抑制，随后韩国、泰国各国开始了渐进式金融改革。金融改革逐步推进为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人均GNP快速提高，通货膨胀率降低，国内储蓄和投资率均得到增长，“东亚奇迹”也因此享有盛名。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各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加快，资本账户自由化程度加深。当经济长期发展积累的问题被意识到，资本外逃再加上投机资本的影响，使得这些国家货币快速大幅贬值，最终还演化成为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东亚国家并未出现南美那样的高通胀和高财政赤字，仍然出现了类似南美国家的银行信用危机、货币大幅贬值、股市狂跌等现象，即使用麦金农的“最优次序”也难以做出满意的解释。

三、我国金融改革现状

1.金融改革成绩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我国金融改革加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形成了多元的市场主体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金融的深化程度的指标有两个：一是“金融相互联系系数”（FinancialInternationalRatio，FIR），即总金融资产对国民财富之比，1978年我国FIR为0.88，2006年FIR达到3.13，是1978年的3.5倍；二是金融资产的构成情况，经济越发达，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就越高。

2.金融抑制表现

①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利率市场化进程缓慢。货币市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参与主体少，并且存在市场分割，资金配置效率低。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影响了利率市场化，使得利率仍然由政府主导，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

②银行业垄断程度仍然相当高。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但实质上，国有独资银行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非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银行业面临很高壁垒，城市和农村金融分割现象严重。

③资本市场存在着缺陷。我国资本市场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国家对股票市场行政干预过多，资本市场主要偏袒于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设置了诸多障碍，并且资本市场投资现象十分严重。

四、我国金融改革方向探讨

1.稳步推进利率自由化。金融深化论者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主要核心是利率自由化，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率自由化快速推进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我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必须谨慎其事，控制好节奏：首先考虑整顿现有不合理利率结构；然后建立以央行基准利率为导向的弹性利率体制；最后在法规完善、制约机制强化的前提下实现利率市场化。

2.促进金融组织多元化发展，增强金融活力。完善银行经营机制，稳步发展城乡合作银行，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鼓励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合理引进境外金融机构，加强银行业的竞争；大力改革证券市场，扫除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的诸多不合理限制，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3.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完善金融监管。金融体系改革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作保证，因此，政府应努力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为金融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4.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投资效益。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经营效益，规范企业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收益，促进金融深化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程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乔宗铭．开放经济中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黄琼．论金融深化与金融改革实践的意义［J］．人大复印资料，200709.

［4］张婧．金融深化的理论、实践与借鉴意义［J］．决策借鉴，1999（3）.

注释：

①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金融出版社，1991，P531.

金融改革论文范文篇6

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地，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20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1）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2）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货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作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WTO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2万多家，意大利有9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九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四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我们过去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同时使它们享有事实上的存款担保），而对民间金融则是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想到关掉它、并掉它，没有对其给以足够的关注和管理，其结果自然是要么“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运行（目的是不是就是‘骗钱‘）”，要么就是问题出得较多，成为金融风险较大的一块土壤。正确的做法是在让其大力发展同时将其纳入严格监管的范围，而不是要么不管、要么不让其发展或是宣布其为非法、或是出了点问题就关掉了事。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

在建立金融监控体系的问题上，制度设计的前提就应该是假定人们想“投机”、想“骗钱”，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出以公心、为经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监控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防范“骗钱”的人，不让其得逞。而不是出了骗子却大惊小怪。一切制度的功能其实首先都是“防小人”，使小人受到惩罚，讲信用、做“正经生意”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在建立对银行的监控体系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发展对合法、正当银行行为的保护与保障，比如通过法治对“赖账”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通过提供“存款担保”，对一般性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

重视基础性的体制建设

现在在国际上八面威风的现代大金融机构都是由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一些很小、很“土”的机构发展而来的。在少部分金融机构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第一，在大量金融机构出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竞争性、优胜劣汰的金融市场；第二，在多次金融骗局、金融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银行监管机制和相应的法治体系；第三，形成了商业道德或商业信用；第四，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现代金融业务；第五，在以上各种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新的金融市场（期货、股票市场、投资基金等等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必什么事都自己重新做一遍，什么“金融骗局”都要经历一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已经形成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一上来就可以也搞一些现代的、新型的东西，如电子银行业务、投资基金、股票、期货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等。发展地方性的民间金融业，也是建立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基础性的过程，因为第一它是发展健全的金融市场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有利于上述几种基础性体制的建立。

金融改革论文范文篇7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从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现在来看这一过程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平稳地完成了汇率的过渡。现已形成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2.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情形下的经济运行，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适度、及时、灵活的予以调控。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日趋成熟，监管效率得到进一步强化。

3.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金融业履行对外开放承诺，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同时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此外，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并购、设立海外分支等方式逐步进军境外金融市场。与之相对应的，合格境外、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继续稳步实施，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双边本币互换项目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开始试点实施。

二、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随着十年来两岸关系的不断进步，两岸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现在台湾已是内地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但相比之下，目前两岸间的金融业合作却严重滞后，发展形成了“小金融、大经贸”的不平衡格局。（1）银行业合作。近年来大量台企赴内地进行投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在台北设立分行，另有招商银行在台北设立办事处，以服务两岸的金融和贸易活动。同时，岛内银行业也积极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截至2013年5月底，共有11家台湾银行分行，其中已开业10家、在建1家，代表处7家。（2）证券业合作。台湾当局自海基会和海协会恢复商谈并达成两项重要的经济协议之后，开始逐步放开内地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允许投资台股、债券、基金等。内地方面同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开通了“台股直通车”、“陆股直通车”，允许台资企业在内地A股上市等。（3）保险业合作。随着2002年台湾“两岸保险业务往来许可证”的公布以及内地保险业的逐步对外开放，两岸保险业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因内地保险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较高，在地区、数量、业务和股权方面还存在限制因素，目前符合条件的仅有台湾的新光人寿、国泰人寿和台湾人寿等三家保险公司。

三、两岸金融合作深化存在的问题

目前两岸金融合作既有政策性的障碍，也与长期以来两岸间缺乏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等客观因素有关。

1.主要障碍来自于台湾方面政策

虽然内地始终坚持“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的经济合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政治上两岸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台湾当局经常将两岸间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认为两岸间CEPA模式的经贸合作制度会“威胁”台湾经济，两岸间的直航会“危及”台湾安全，对于经贸的争端要求提高到“国际层次”进行交谈。台湾当局目前的政策制度依旧无法做到互惠对等，两岸间的金融交流更多的形式是间接单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给两岸经贸关系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2.内地金融法规不完善

目前在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方面并没有专项立法，对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兑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这使得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无法可依，相关合作进程也无法有序进行。此外，两岸间的货币兑换由于立法上的缺失，通汇方面仍要借用美元进行清算，两次的兑换费用高、占用时间也较长，这就使得资金往来更多的是在地下钱庄进行，大大降低了两岸间经济贸易的效率。

3.两岸金融监管合作体制不统一

内地建立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体系，而台湾现有的金融体系则是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因此，两岸间还存在着金融合作监管方面的差异，并且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沟通渠道，给两岸的金融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关于福建闽南地区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

1.闽南地区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闽南地区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与台湾相似，更重要的是与台湾之间有着语言习俗和地缘邻近的因素。目前内地的投资环境已得到显著改善，作为对台前沿的闽南地区具有先行试点的优势，因此必须着力改善相关投资环境，用贸易投资的发展来带动闽台金融合作，进而扩展到全国范围。例如，福建地区要在建立健全相关金融监管体制、治理金融机构、市场建设等方面加快创新步伐，逐步建立起与台湾地区相匹配的低成本、高效率金融体系，真正在两岸金融合作中先试先行、有所作为。

2.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扩大合作双向开放

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两岸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中，对台政策不宜一下子在全国展开，要有一个先试先行的阶段。综合比较起来，地点的选择，最适合不过福建地区。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闽台经贸关系是两岸经贸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闽台金融合作意义重大。因此，福建作为内地对台的前沿窗口，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政治面、经贸的平台。例如，在实验区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和两岸三地独资或合资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扩大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在实验区内，确定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并逐步开展直接兑换，同时加强实验区的相关金融监管和法规建设。2009年5月，内地在《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关于构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的设想。在两岸金融法规体制障碍短期无法全面解决的情况下，尝试建立能够在区内先行实施相关开放政策的金融合作实验区，是一种模式上的前瞻性创新。这也有利于探寻关于两岸金融合作长久机制的建立。

金融改革论文范文篇8

（一）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措施的核心要素之一。众所周知丽水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实验区域之一就是因为丽水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较高。因此在这一前提下丽水为了更好地对自身的优势进行发挥则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自身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即在发展农村金融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农村服务金融水平进行提升。从而能够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得到全新的进展，并且能够有效的破解丽水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瓶颈和缺陷。

（二）打造惠民利民金融工程

打造惠民利民金融工程是丽水发展农村金融的重要内容。由于丽水自身是经济发达省份中的欠发达地区并且丽水同时也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大市，这使得打造惠民利民金融工程成为促进丽水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除此之外，打造惠民利民的金融工程还有助于解决丽水当地三农需求大并且融资难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大和普惠难等之前一直困扰丽水农村金融发展的难题与缺陷，从而促进丽水农村金融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

二、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和启示

（一）合理选择改革切入点

合理选择改革切入点是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和启示的基础和前提。众所周知在之前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丽水通过多年的实践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体制与内容创新。并且通过多年来大量的细致工作，丽水能够更加合理的选择改革的切入点，这也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取得成果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进行弄成就金融改革城市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立足实际的改革路径

立足实际的改革路径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在选择相应的金融改革路径过程中丽水极其重视根据丽水的实际情况来对改革路径进行选择，从而使得丽水农村金融的整体平均增速达到了同比增长14.04％，这一增速高出了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5.72%。即通过立足实际的改革路径选择，丽水的经验可以让别的城市在借鉴的过程中也注重根据自身的世界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改革路径，最终促进农村金融改革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

（三）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

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是完善丽水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丽水全市的行政村信用评价以及达到了全省的第3位，其整体水平已经高出了全国平均水平的5.12%。之所以能够在农村信用体系获得如此大的成果，与丽水注重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丽水通过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来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农业金融基础和农业信用基础，最终使得自身的农户信用评价面达到92%，并且这一体系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成果经验并且开始推向全国，从而为其他城市农村金融和农村信用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四）发挥金融的社会管理功能

发挥金融的社会管理功能对于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和启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预的。丽水在自身的农村金融改革中不仅仅将金融是为单纯的经济组成部分，还将其视为重要的社会管理功能。即通过金融体系的改革来完善相应的社会管理功能，在解决丽水农民跳低收入问题和农户脱贫问题的同时也更好地促进了丽水整体的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建议

（一）坚持政府与人民银行主导的改革模式

坚持政府与人民银行主导的改革模式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通过上文对于丽水经验的分析我们可以分析，只有坚持在政府和人民银行的主导下农村金融改革才能取得自身应有的成效并且将获得的成果与经验扩展到全国，从而让更多的城市和区域的农村金融改革得到更好的借鉴，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地方政府和人民银行的有效配合则这些工作难以得到有效的开展。

（二）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丽水非常注重对自身的金融组织体系进行多元化的构建和发展，并且在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种类、和扩大农村金融业务范围以及加强农村金融风险控制等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在农村金融改革中有效解决资金供给不足、机构发展水平低等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改革的瓶颈问题，构建多远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无疑是效果良好的建议和措施，并且这一措施在许多城市的农村金融改革实践中也得到了良好的应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

（三）打造农村产业金融体系

打造农村产业金融体系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通过打造农村产业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的建立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风险担保机制和相应的农村损失财政补偿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是农村产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通过打造农村产业金融体系还可以更好地使全国各地的农民安心的进行农业生产。与此同时能够有效降低农村金融的服务成本和运营成本与此同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具体效率和服务的针对性，在协调农村金融供需关系和借贷需求的同时，最终促使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整体水平得到全面的提升。

（四）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

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丽水农村金融改革中重要的经济文件《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中指出了构建低成本并且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进行的重要支柱。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在借鉴丽水经验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构建低成本并且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即通过综合的运用信贷、证券、保险、信托和担保等金融资源来对自身的结算体系进行持续的完善，从而为全国性的农村金融改革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柱。

四、结语

金融改革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改革，农业银行改革，邮储资金，政策性金融，农信社改革，农村金融机构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一、面向三农推进农业银行改革

如何面向三农推进农行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农行内部也进行了大讨论，并将县域支行分为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西藏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的重点服务领域，争取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作用。

在改革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细节问题能否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行改革的成效。也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同之处，才是农村金融机构竞争力的差别所在。

细节一：农行的贷款手续比较繁琐。

例如，一位农行的客户是农村的城镇居民，他向某农行支行申请贷款40万元，抵押品是自家的一座建筑面积520平方米的房屋，和11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了拿到这笔贷款，他需要支付的费用有：一是评估费用，房产评估40万，评估费按评估值的0.4%收费，共计1600元；二是登记费用，房产抵押登记费130元，查档费400元，土地登记费100元，共计630元；三是保险费，按房地产评估额每年0.06%收，共计240元。以上费用总计约2470元，占贷款成本1.235%；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如银行上浮40%，则利率达10.458%，借款人实际支出成本约11.7%。农行针对个人的贷款利率和农信社差不多，比民间利率也低不了多少。一些农行的贷款不管额度大小，大部分要上报市分行审批，有的甚至省分行审批，并且在审批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补充有关材料，不少贷款等审批下来，已经误了农时和生产旺季。农行要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的作用，还需要简化县域贷款的手续，否则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

细节二：惜贷问题还有待解决。

近年来农行实行了较严的贷款问责制，导致部分县级以下分支机构和信贷人员，在贷款发放方面存在这样的思想，那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一些支行行长为避免贷款损失，年终被通报和扣奖金，不是看准了，有十分把握，宁愿不做贷款业务。

细节三：系统内上存问题。

农行存款的平均综合实际付息率约为1.27%，而系统内上存的平均利率为2.5%左右，能赚一个点以上的利差，并且几乎不用承担风险。我们都知道，涉农贷款风险一般较大，信用等级普遍较低，贷款风险系数较高，贷款利息收入扣除贷款营销费用以后，与系统内上存资金利息收入差距较小，而且还要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一些基层支行不想也不敢发放涉农贷款，宁愿将资金转入系统内上存获取利息收入，而不愿主动营销贷款，去获取风险不确定的贷款利息收入。调研中了解到，某省农行存款相当于农信社的1.6倍，但支农贷款只有农信社的44%。农行改革的定位是“县域金融的主渠道”，但如不解决系统内上存等细节问题，农行要想恢复在农村金融的龙头老大地位，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细节四：农行对县域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标准较高。

某县农行支行对有信贷关系的251家中小企业进行调查，被评为A至AAA级的中小企业占37.45%，B级的占5.98%，C级以下的占55.38%。按照农行的有关制度规定，B级及以下的企业属于信用不佳、限期退出的企业，按照这个口径，该县60%以上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普遍偏低，很难从农行得到贷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严格的贷款问责制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县域担保机制不健全，银监会规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的贷款担保机构的注册资金应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且必须是实缴资本，这对从事县域信贷担保的公司造成了冲击，一些资金实力较弱、贷款困难、真正需要担保的县域中小企业，往往无法进入担保公司的视野。如果不健全县域担保机制，就很难解决县域支行“惜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农行自身能解决了的。

二、拓宽政策性金融的服务领域

2004年之后，农发行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积极探索开发性金融的新路子，服务领域逐步从产后的粮棉油收购等产后业务，扩展到产前和产中。

从2004年起，农发行开始市场化发债筹资，逐步摆脱了对央行再贷款的依赖。三年来已累计发债筹资4410亿元，累计归还再贷款2637亿元。另外，还通过开办同业拆借、组织企业贷款、与邮储办理协议存款等方式，开展市场化融资，降低了资金成本，改善了负债结构。

三、促使邮储资金回流农村

邮储银行已于2007年3月20日成立，作为一家长期承担普遍服务职能的新企业，其优势十分明显：一是网点多，3.6万个网点，遍布全国2800多个县市；二是网络大，拥有全国一体化的电子网络，能够实现资金实时到帐；三是资金实力雄厚，存款余额1.6万亿，仅次于四大银行；四是客户群体广泛，绿卡近2亿；五是历史包袱轻，不良资产几乎为零等。

当然，邮储开展存单质押贷款业务，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人才储备不足，风险控制能力弱；邮政的全资子公司，来自股东的支持不够等。另外，邮储银行是一级法人体制，这种体制能否适应农村金融发展的需要，还有待研究。

在农村，邮储和农行、农信社系统有许多重合之处，都有大量网点，重点业务特别是零售业务基本上以吸收存款为主，客户以中低端客户为主，网络、客户和业务重合，如何在竞争中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引起注意。

四、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

2003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江苏等8省市，启动农信社改革试点，2004年8月在全国铺开。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末，已组建银行类金融机构93家。资本充足率从-8.45%提高到5.89%；不良贷款率从36.93%降至17.54%，资产质量明显改善；从2005年开始，农村合作金融系统开始营利，结束了从1994年以来连续10年的亏损。

农信社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各个地区要有所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信社改革，可继续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在经济发达地区，美欧等国社区银行的做法，可能更有借鉴意义。在美国的农村，社区银行的数量很多，其营业机构数量占农村社区所有银行营业机构的58%，存款份额占49%。美国还专门成立了《社区再投资法》，鼓励社区银行的发展，美国还规定社区银行免征各种税赋，不用交存款准备金，可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在我国，如何建立一套适用社区银行发展的规章制度、监管机制和可供推广的操作性经验，对我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很重要。另外，还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像一些国家硬性规定：社区银行要有一个较大比例的储蓄资金，用在本地，同时社区要定义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否则将很难保证社区银行的资金不会流向工商业，不流向城市。对老少边穷、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农村山区的农信社改革，要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造，不能简单套用现代银行制度模式。

要尽快理顺省联社同县联社、信用社的管理体制，确保基层农信社的独立性，严禁上级联社指定下级联社负责人。省联社不能办成行政性管理机构，要在尊重法人经营权的前提下，树立服务意识，充分发挥人才、信息、管理上的优势，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机制，开发适应农村各类市场主体需要的系列金融产品；要重点发展金融咨询、、保管、担保和个人理财等中间业务，加快银行卡联网，实现联合经营。

五、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

2006年底，银监会放宽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截至今年2月末，已在6个省、区试点三类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了34家，取得了一定效果。下一步将在全国各省、市积极稳步地推进试点，正在筹建当中的还有62家机构。

应该说，这是个好办法，但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东必须是金融机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不包括社团法人。一些NGO（即非政府组织）人士感到很遗憾，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论，比如NGO的小额信贷是否应该向银行类金融机构过渡？如果能过渡将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

现在全国各地的小额信贷形式很多，差异很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第一，银监会合作部将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纳入监管范围之内。发展小额信贷需要有个总体的规范。建议银监会制定一个“农村小额信贷发展指引”，并在实践中逐步规范。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在成立之初，要到银监会的县监管办备案，这样也便于监管部门及时掌握各地小额信贷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拓宽小额信贷融资渠道。股本融资是最好的融资渠道，但持有小额信贷机构股票不能在二级市场销售，所以投资者不会对小额信贷机构的股票感兴趣。国际经验证明，只有当小额信贷机构发育成熟并有一定的营利能力后，才有可能吸引社会投资者。考虑到我国尚未建立起针对小额信贷机构的信用评价体系，所以短期内小额信贷机构债券融资的前景不乐观。另外小额信贷机构的信用贷款缺乏抵押物，虽然有预期的现金流，但信息不够充分，小额信贷顶多能算作关注贷款，想通过小额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目前还不现实。目前社会各界向小额信贷机构的投资大多被看作是一种公益行为，很少被看作是一种商业行为。

金融改革论文范文篇10

一、温州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历程与效果评价

（一）农村信用社的利率改革试点阶段

1980年，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部分存贷款浮动利率改革；1987年，温州市被正式确定为全国利率改革试点城市；1990年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可以上浮50％；2002年3月份，利率改革在瑞安市和苍南县的131家农村信用社机构网点实施。确定定期存款利率在国家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活期不上浮；2002年6月21日至10月20日，试点社的定期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分别提高到15%和20%，允许活期存款利率浮动，浮动幅度分别为5%和10%；10月，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市所有农村信用社网点，存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为30%；2004年11月，国家宣布停止存款利率上浮试点。

温州的多年利率改革试点结果，首先是提高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并有效调动农村居民的参储积极性。其次是对支持“三农”发挥了积极作用。2003年末，温州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52.19%，农业贷款增幅为217.3%，远高于贷款总额36.31%的增幅。同时创新了支农服务方式。如苍南县农村信用社全面推行农户信用等级评定，通过推广农户小额贷款，创建信用村，评定信用农户，实行农贷优惠利率政策、简化农贷手续、设立农业贷款办贷大厅等措施，进一步方便农户贷款。再次是平抑民间高利借贷活动。据统计，1987年之前，一般中小企业的借款中民间借贷占2/3以上，使得高利（月利率为3－5分）融资的各种“呈会”层出不穷，数额巨大，诱发诈骗性社会融资活动，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利率改革后，加强了正式金融对经济的渗透力，扩大信贷辐射面，制约了民间高利贷需求。最后是提高了农村合作机构的经营效益。无论是1990年以前的存贷款利率同时浮动还是此后的贷款利率单方面浮动，利率改革试点都趋向于扩大存贷款利差。特别是在贷款利率双轨制阶段，行社积极向乡镇企业和私营业主发放贷款，利率平均水平相应较高。在农村资金总体上供小于求的宏观环境下，利差扩大显然提高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经营效益。

（二）温州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改革阶段

1、“两社一会”的兴起与消亡。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市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准正式小型金融机构，扶持对象主要是“两小”（小型企业，小型个体经营户）。1984年出现了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府前信用服务部），1988年出现了第一家金融服务社，前者主要出现在市区或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后者主要分布在靠近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乡镇，但均经金融主管部门审批设立。1992年政府部门审批设立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到1999年，全市共有城市信用社50多家，金融服务社56家，民融资金服务部33家，农村合作基金会156家。经营后期，由于金融监管的不到位及政府因素，一些机构缺乏政策规范和约束，违规经营严重，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导致市场经营失败。1999年，政府部门终于下决心予以清理整顿，直至“两社一会”被取消及归并。

2、初期自发的民间金融市场改革，既有积极的一面，也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由于“两社一会”产权性质以私营（名义上是股份制、集体）为主，适应温州农村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多类型经济成份并存的需要，不可否认，发展初期对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有效缓解了当时个体经营户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资金供需矛盾；第二，弥补了当时农村信用社因经营体制因素而导致的局限性。“两社一会”以贷款手续简便、抵押、担保灵活方便，服务态度好的竞争优势，取得了市场效应。第三，以半市场化利率手段进一步拓展了业务，并取得较好的经营效益。由于“两社一会”的贷款利率介于民间借贷与信用社贷款利率之间，这样就把资金运用推向市场。但是，由于“两社一会”从成立之初就显得先天不足，如经营者的素质较低，市场准入的宽松，监管不到位以及市场退出机制的缺乏等等，出现了诸如帐外经营，股东贷款过多等严重违规行为，进而导致市场经营的失败。

（三）国家主导的农村金融深化改革阶段。

这主要是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2003年，我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一是实行“零资产”启动。即农村信用社在清产核资中，实际资不抵债的，通过政府扶持和资产适度增值的方法，使资等于债；实际资大于债的，通过提高计提风险准备金额度的形式，实现资等于债。二是在管理体制实行“5-5-1”形式。全市11家信用联社中，市郊、龙湾、瓯海、乐清和瑞安5家联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苍南、平阳、永嘉、文成、泰顺联社实行一级法人，洞头联社实行两级法人。三是央行发行专项票据。全市10家联社共发行专项票据9739万元。简称“花钱买机制”。

通过“花钱买机制”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经营实力得到增强。2007年末，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平均资本充足率达9.6％，比改革前的2002年末提高了3.6个百分点；存贷款余额分别为472.1亿元和345.3亿元，在全市银行业中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3.6%和12.5%；实现账面利润9.5亿元，是2002年末的6.3倍；信贷支农力度有所加大，资产质量不断改善。2007年末农户贷款226亿元，是2002年末的8.9倍。不良率1.34％，比2002年末下降4.32个百分点；初步建立了“三会一层”法人治理模式，法人治理结构日益健全，内部管理不断强化，经营机制日趋完善。目前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9739万元专项票据已经全部兑付完毕，兑付率及速度均名列全省前茅。

二、温州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带来的几点启示

第一，温州农村存在供给型和需求型两方面的金融抑制。

第二，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只是解决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三，当前条件下仍须重视政策性农村金融制度，建立商业性和政策性并存的农村金融体制。

第四，必须通过利率市场化来实现资金向农村的转移。

第五，“两社一会”的“繁荣”与清理，使我们必须正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

三、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几点设想

（一）完善农村正式金融组织

1、以政策性金融为依托。

2、以合作性金融为主体。

3、以商业性金融为补充。

4、加快邮政储蓄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