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易学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辨析了退溪与朱熹在对待《周易》“经传关系”问题上的差异，特别强调：退溪并不尊崇朱子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他坚定的实行经传合观，也与朱子在经传分合上犹疑不定的态度大相径庭。朱子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在当时或以后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关键词：易学；李退溪；朱熹；卜筮；以传解经；经传分离

OnLITui-xi’sYilearningagain

Abstract:ThispaperdiscriminateddifferencesbetweenLITui-xiandZHUXiintreat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extandCommentariesofZhouyi,andparticularlyemphasizingthatTui-xididnotadvocateZHU’sviewofthatYiwascomposedforthepurposeofdivination,butfirmlyadheredtotheunityoftheTextandCommentaries,widelydivergentfromZHU’shesitatingattitudetothecorrelationbetweentheTextandCommentaries.ZHU’sviewofthatYiwasoriginallyanoracularbookwasnotwidelyacknowledgedthenorlater.

Keywords:Yilearning;LITui-xi;ZHUXi;interpretingtheTextwiththeCommentaries;separationbetweentheTextandCommentaries

1998年夏季，在汉城国际易学学术讨论会上，我发表了题为《退溪易学初论》［1］的论文，重点探讨退溪易学与朱子的关系问题。我的结论是：退溪易学既承继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最近看到台湾大学陈鼓应教授的《乾坤道家易诠释》［2］一文，感到退溪易学观点有一点在那篇《初论》中没说透，现在有必要再讨论一下。

陈先生文章指出在中国易学史上有二次扫雾的工作。雾是什么呢？雾就是指在易学史上出现的迷惑人的东西。它遮障人们的眼睛，必须予以扫除。据陈先生说，第一次雾，是“长久以来，易学界不仅以战国易来解古经，甚而以宋明易来附会古经经义，结果反而把一部原本简朴的典籍，弄得面目全非。”［2］站出来扫雾的是朱熹。朱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极力主张有关易学的研究应回归《周易》的本义来进行了解。”“他在扫除历来旧《易》的迷雾，主张回归本义的立场，应给予高度肯定。”［2］第二次雾是在朱熹之后，人们继续“以传解经”。这第二次扫雾工作是当代易学专家高亨、李镜池等人完成的。他们的办法是严分经传。看情形，还有第三次扫雾，陈先生未明言。我体会陈文的意思，这第三次雾是人们未能把《周易》与道家联系起来，从而建立道家易。第三次扫雾的人，不言而喻，就是陈先生等道家易专家。他们扫的办法是，在严分经传的立场上，“一方面探索古易筮书中有关人生哲理的经验智慧；二方面则在古筮语言之外，探讨《易传》哲学思想的形成；再试图理清它和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从而试图重建道家易学”。

陈先生指出的易学史上三次扫雾工作的意义，如果我理解不误的话，那就是三句话：恢复《易经》卜筮之本来面目；把《易传》与《易经》划分开来，经是经，传是传；把整个《周易》划归道家。陈先生这三次扫雾的说法，在此我无意品评。第二次、第三次发生在退溪身后，与退溪无关，此不赘述，现在单说朱子第一次扫雾及其对退溪易学的影响。朱子于《易》，最基本的观点是：“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牺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3］（第17页）但是朱子只是说伏牺、文王、孔子之易各有不同，伏牺、文王重在卜筮，孔子重在义理，并不曾说经是经，传是传，经传不相干。朱子说：“若伏牺氏之彖，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3］（第16页）朱子的意思，很明显，《易》本为卜筮而作，到孔子作《易传》，才从卜筮中推说出义理来。他告诫学易的人先读经文即卦爻及卦爻辞，懂得易的本指后，然后节节推去，道理尽可以无穷。可是朱子并没说读《易》懂本义之后就不必知推说义了。他只是强调读《易》要先明本义，然后知推说义。就是说，读《易》不可只读孔子《易传》而置伏牺易、文王《易》于不顾，颠倒经传轻重。朱子强调读《易》宜分清前后次序，首先读伏牺之易，只有卦爻之画，《彖》、《象》、《文言》一概没有。这才能见得易之本义——卜筮。然后读文王周公之卦爻辞，这还是就占筮说。再后是读孔子《易传》。孔子《易传》全是讲道理，可是道理还是从卜筮上发出来的，告诉人们此为什么吉，彼为什么凶。可见，朱子虽然将易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各有特点，但是他并不以为孔子之《易传》是与伏牺、文王之易断然分开的。如他告诫说：“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解之，则其命词之意，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旧读此书，尝有私记未定，然循此求之，庶不为凿空强说。”［3］（第21页）意谓读易首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然后要用孔子《易传》加以解释。舍弃《易传》而只读经文是不行的。朱子认为“《系辞》自大衍数以下，皆是说卜筮事，若不晓他尽是说爻变中道理，则如所谓‘动静不居，周流六虚’之类，有何凭着。今人说易，所以不将卜筮为主者，只是怕少却这道理，故凭虚失实，茫昧度臆而已。”［3］（第11页）

不过，朱子对待经传关系问题，态度是矛盾的，一会儿说读易先经后传，经传并读，一会儿又强调读《易》要分经分传，各自推求。如他说，“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3］（第25页）显然经传分开对待。但是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朱子认为《易》为卜筮而作。前人论《易》，皆从义理上探求，惟朱子一由卜筮而推。所以朱子虽然采取吕祖谦编的经传分开的古易版本，可是对待程颐《易传》，二人根本不同。吕氏笃信《程传》，朱子则于《程传》颇多微辞。朱子说程颐用自己的道理说《易》，不是《易》中原有的道理。

退溪于《易》承继了朱子的观点，却未曾全部接受。对于《程传》的态度问题，退溪意见与朱子有分歧。《易》本是卜筮之书，《易》本为卜筮而作这一观点，退溪没有接受。这两点，1998年我在《退溪易学初论》一文已有论述。退溪学问一尊朱子，而在易学方面退溪却有自己的思考。退溪未曾人云亦云地讲过《易》为卜筮而作的话，也不曾批评过《程传》。更重要的是，退溪不像朱子那样犹疑不定，一会儿说经传分开，一会儿又主张先经后传，经传并读。退溪非常明确，无论说《易》还是解《易》，都是经与传合观，以传解经。陈先生所说发生在朱子身上的给易学扫雾的事情，退溪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中国易学一直到传播至韩国的时候，好象尚无人感觉到被蒙上一层雾。朱子之《易》本为卜筮而作的观点，至少据我接触到的材料，退溪没有那样的想法。退溪一直到死都对占卜不感兴趣。至于经传关系问题，退溪心中根本没有经传分观的想法。他都是依传解经，在他的言论中找不出相反的例证。依传解经的例子倒不少见。例如退溪69岁那年乙卯入侍朝讲，“因讲《论语集注》至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退溪推衍其道，讲“六十四卦《易》理皆具”。这一句话就申明了他以为六十四卦并非单纯卜筮之书。并且讲乾之六爻由初九到上九，是用“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和“穷之灾也”这几句《文言传》的话来解释上九爻辞“亢龙有悔”的。至于怎样避免“亢龙之灾”，退溪又自然而然地举了《系辞传》“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三句应之。又引了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说明人君而知此“可以无大过矣”的道理。（《退溪先生言行通录》）［4］(第17册546页)可见退溪不认为经文都是无哲学意义的占筮之辞。更不认为《易传》不能用以解释卦爻辞。

另外，退溪对于时中、屈伸、谦虚、利，这些《易》之道的理解，显然都是由《易传》中体会出来的。关于时中，退溪说：“凡吾之显晦语默不可不随时消息以善身也。”（《李子粹语》卷三）［4］(第7册338页)又说：“尧舜君民虽君子之志，岂有不度时不量力而可以有为者乎！”［4］(第7册33页)这一思想无疑得自《彖传》、《系辞传》。

关于往来屈伸，退溪说：“凡阴阳往来消息莫不有渐，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退溪先生书节要》卷三）［4］(第4册96页)他认识到往与来、屈与伸，相互转化，但不能一刀断。退溪这一卓见也是来自《系辞传》。

关于谦虚，《易》贵谦。退溪对谦卦六爻及《彖传》理解至为深刻，而且身体力行。认为为学为官都以谦为上。

关于利。《易》经言“利”者极多，几乎无卦不言“利”。退溪亦根据《文言传》理解“利”字之意义。退溪说：“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义之和，非有不善，如《易》言利不利、《书》言利用之类是也。自人之为利而言之，在君子则为心有所为之害，在众人则私己贪欲之坑堑，天下之恶皆生于此。利之为言随处不同如此。”（《退溪先生自省录》卷一）［4］(第4册96页)又说：“盖利字之义，循其本而言，只是顺遂便益之名。君子之处事以义，未尝不顺遂便益。故曰‘利者义之和’。”［4］(第4册第108页)退溪完全依据《文言传》释利之义，与“利者义之和也”之《文言传》之义正相符合。

以上诸例表明退溪先生治《易》从来是经传相合的。依传解经，从未将经传分开看。但这些是散在各处的零星言论。若从它的诠《易》专著《周易释义》看，则更知退溪是经传合观的。他根本没有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的意思。态度极为坚定。朱子那样一会儿经传分观，一会儿又依传释经的模棱意味，退溪是没有的。朱子释《易》，既用文王之本意，又用孔子《易传》之推说义。强调文王经文之本义是为了证明《易》本为卜筮而作，又不忘说孔子《易传》的说法，两者兼顾而实质是重点突出《易》的初始用意卜筮。朱子《周易本义》对于乾卦辞“元、亨、利、贞”四字的解释，是典型的例证。在卦辞“元亨利贞”下，朱子说：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余卦仿此。”这里讲卦辞采用了文王教人卜筮之本义，后来讲到孔子《文言》，又采取四德的说法。说：“其以圣人而言，则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大道，而行太平之占也。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然读者各以其意求之，则并行而不悖也。坤卦仿此。”钱穆先生评论说：”二程解经不合经意者多矣，朱子不尽废。惟朱子自解经，则务求其合本义。其论《易》，分别文王卦辞与孔子十翼不同。十翼亦是解经，然《易》之本义有不如此。此等分别，实是太堪玩味。”［3］我同意钱先生的看法，朱子实际上肯定文王作卦辞的卜筮本义，不赞成孔子、程颐解《易》与本义不同之处，然而他又一概取而不废

退溪的《周易释义》与朱子异。退溪不强调孔子十翼与文王卦辞之不同。［4］（第16册）退溪卦爻辞与《彖传》、《象传》、《文言传》混到一起讲。干脆不讲乾卦卦辞，对朱子大通利于正固的解释，也不予注意，而对孔子《文言传》四德说则极重视。于其余各卦之《彖传》、《象传》以及六十四卦后之《系辞传》都特别重视。就是说，退溪不曾象朱子那样把经文与传文截然分开。

朱子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当时或以后未得很多人认同。他自己也承认，例如朱子晚年七十岁说：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辨，某煞费力气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力气分疏。［3］（第19页）

同时他又说：

某尝说，如有人问易不当为卜筮书，诗不当去小序，不当叶韵，皆在所不答。［3］（第20页）

《语类》又云：

先生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3］（第20页）

朱子又说：

《易》且看程先生传亦佳，某谬说不足观。然欲观之，须破开肚肠，洗却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耳。［3］（第22页）

钱穆先生说：

朱子《易本义》，在当时未得人信受。［3］（第20页）

钱说恰合当时实情。从后世的观点看，比较而言，程传之影响要比朱子《本义》不知大多少。元明清人读易多信程传。李光地主编《周易折中》虽然列《本义》于首位，但涉及具体意见，于《本义》却不乏指点批评之处。对韩国易学的影响较大，韩国从中国引入易学，首先是朱子的《本义》和《启蒙》。但随后《程传》亦引入。在韩国至今流传程朱二书的合刊本，叫做《传义大全》。可见，无论在中国在韩国，《本义》并未把程颐《易传》打倒。这可能与朱子对程传抱着既批评又肯定的态度有关。陈鼓应先生说朱子在易学史上的第一次扫雾工作，实未成功。如果说迷雾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朱子扫了之后依旧存在。

韩国人治《易》，对待朱子的态度，退溪可谓最具有代表性。概言之，大致是这样的：崇敬朱子，在理学方面以朱子是非为是非。而在易学方面，则不完全如此。朱子说《易》为卜筮作，退溪没完全相信。朱子说孔子《易传》有不合经文本义之处，退溪不以为然。朱子不希望学者读《程传》，退溪则主张读《易》把程传放在第一位。更为重要的，朱子在经传关系上，态度犹疑不定，而退溪则坚定地实行经传合观。我综观退溪全集，未发现退溪有离开《易传》解释《易经》的说法和做法。



参考文献：

［1］吕绍纲.退溪易学初论［A］.国际易学研究：第5辑［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陈鼓应乾坤道家易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1，（1）

［3］钱穆．朱子新学案：第4册［M］．台北：三民书局，198911-25.

［4］退溪先生文献全集［Z］韩国：启明汉文学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