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早期哲学思想研究论文

摘要：王国维在近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重视引进西方哲学，并尝试借用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首开中西哲学比较之新风，指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极力维护哲学学科的独立价值，对20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关键词：王国雏；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浙江海宁人，中国近代学术大师。在古今更替、中西交会的时代背景下，王国维在治学之初，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流派，大胆尝试借用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理论透析，率先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思想丰富，见解深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但在他众多的学术辉煌中，早年的哲学成就久难彰明较著。

一、引进西方哲学

王国维少年不喜帖括之学，向往新学。1898年，王国维离开家乡到上海《时务报》报馆担任书记，就学于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接触到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并立志从事哲学研究。1901年罗振玉创办中国第一份专业教育杂志《教育世界》，王国维先是译稿、撰稿，后于1904年担任主编，写作了大量的哲学文章，1907年后治学转入文史领域。其治学初期，尤其是1903－1907年之间，主要致力于哲学的研究。

清代学术变迁诚如王国维所言：“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成以将之学新。”甲午战后，国内兴起留日热。译介西学也是通过日本“转口输入”，期间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三人引进西学的贡献最大。梁启超曾评述当时的译介热潮：“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与时人相比，王国维嗜于纯粹的学术研究，非常注重译介的择取与系统性。1903年《教育世界》刊出由王国维翻译的英国西额惟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其中对纵自前苏格拉底到康德、叔本华、尼采，横及西欧各家、各派的伦理学说都有扼要评述。他对苏格拉底、柏拉图、雅里大德勒、康德、叔本华、尼采、培根、霍布斯、休谟、卢梭等哲学家也都作过专篇评述。他曾批评当时不求甚解的译风说：“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

在西方哲学中，王国维甚是喜爱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他是较早引进康德哲学，最早较为系统引进叔本华哲学的学者，并深受二人哲学思想的影响。王国维称康德哲学为“最进步之学问”，他在《静庵文集续编》的《自序》(一)中写到四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经历：“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判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他主编的《教育世界》1904年刊出《汗德之哲学说》、《汗德之知识论》、《汗德之事实及其著书》，1906年刊出《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等。康德哲学可谓西方哲学的重镇，王国维对之深入研究，进而能发现不可持处，在当时学人中确有其高深之处。

王国维在研究康德哲学时，因感到其文艰涩难懂，中途转向叔本华，并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在《静庵文集》的《自序》中说：“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旺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刊登了《叔本华像赞》、《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对叔本华哲学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自汗德以降至于今百有余年，哲学上之进步几何?其有绍述汗德之说，而正其误谬。以组织完全之哲学系统者，叔本华一人而已矣。”

王国维自称因“体素赢弱，性复忧郁”而致力于哲学研究，然而所惬心的叔本华哲学却没有带来理想的答案。“最高之善，存于灭绝自己生活之欲，且使一切生物皆灭绝此欲，而同人于涅椠之境。此叔氏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也。”叔本华从唯意志论走向悲观主义，认为只有到佛教所说的涅槃中去才能摆脱痛苦。王国维对这种灭绝生活欲念的解脱之道深致疑虑，“举世界之人类，而尽人于解脱之域，则所谓宇宙者，不诚无物也与?”很显然，他意识到这种思辨的形而上学并不可信，与传统的生生之道也相悖。在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不以西为贵，惟真理是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借用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论透析

王国维不同于当时“中体西用”的主流模式，一举打破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畛域，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崭新的学术观念，“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在他看来，不论中西，“学”皆可归为科学、史学、文学三大类，中西所异者是广狭疏密程度不同、特点不同。中学重实际，西学重思辨，“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他认为“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荀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

王国维借鉴西方哲学的写作框架，从传及著书、形而上学、伦理说、政治学说等方面对中国哲学家的思想进行分梳，孔、孟、荀、老、墨到清代戴阮都有论述，此类文章现多收录在《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中。他大胆尝试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梳理传统哲学思想，得出诸多富有启迪意义的结论，深厚的国学根柢和开放的学术胸襟造就了他“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学术成就，开创了中西哲学比较之新风。《论性》、《释理》、《原命》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性”是中国哲学史的核心范畴。在《论性》中，王国维用康德的知识论来透析传统哲学中的“性”，认为“性”是知识的材质，不能从先天中知道它：而从人的经验上所得知的“性”，受到遗传与外部因素影响，亦非它的本来面目。他说：“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识外，既如斯矣，于是欲论人性者非弛于空想之域，势不得不从经验上推论之。夫经验上之所谓性，固非性之本然，苟执经验上之性以为性，则必先有善恶二元论起焉。”他历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论，由尧传舜之心法、孔子、告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北宋周张二程、南宋朱陆到明代王阳明，逐次揭橥矛盾之处，认为所有关于人性的争论都只能是无益的空谈。王国维用康德的知识论来分析人性，不可避免地得出不可知的结论，但他对“性”的理论解析和对传统人性论的大胆质疑，展现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对传统哲学起到了理论解构作用。

《释理》中，王国维从中西语源上考证，把“理”分为“理由”和“理性”广狭两义。理由是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理性是指人特有的逻辑思维能力，“充足理由之原则。为吾人知力之普遍之形式，理性则知力作用之一种。故二者皆主观的而非客观的也。”他认为因为理性能力为人类所独有，所以世人误将形而上学之“真”与伦理学之“善”归为“理”的属性。在他看来，“理”有心理学上的涵义，无形而上学上的意义，宋儒将天理看作是实在的客观的大理，不过是一幻影而已。“理”也没有伦理学上的意义，就理由而言，“善亦一动机，恶亦一动机”，就理性而言，“为善由理性，为恶亦由理性。”这就从学理上根本抽离了“理”与形而上学、伦理学的关系，对于传统理学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在《原命》中，王国维依照西方哲学的分析，认为中国哲学无人持定业论，昌言意志自由论者亦不多，伦理学多将意志自由论作为一种预想。他引入了西方定业论与意志自由论之争，“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论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王国维批驳康德的本体自由只是“表面的自由”，叔本华意志之自由在经验世界只是“空虚之概念”，从中都无法找到责任的哲学基础，提出责任能影响此后的行为，而无法推论此前行为的自由。由此，王国维从根本上怀疑康德、叔本华“高严之伦理学”中的“本体自由”之说。

王国维出入康叔，重新厘定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概念，为当时的哲学界开显了一种治学方法，足以可见他学术造诣之高和融汇中西之志，他从西方哲学梳理传统哲学概念中得出与传统学术迥然不同的结论，促进了传统哲学学理上的解构。值得强调的是，在王国维那里，以西方哲学治中国哲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中西哲学是置于世界文化的平等地位中来比较、交融的，对于越出当时“中体西用”模式，丰富、发展中国哲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助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

三、为哲学辨惑

“哲学”一词是由日本移植而来，始见于1902年《新民丛报》。洋务派张之洞等人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十分惊慌，上奏朝廷要求用传统名学来取代哲学。王国维痛批张之洞之陋见，极力申明哲学学理上的根据。1903年7月他发表《哲学辨惑》，明析哲学与理学的关系，点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之《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此岂独宋儒之说为然，六经亦有之。《易》之‘太极’，《书》之‘降衷’，《礼》之‘中庸’，自说者言之，谓之非虚非寂，得乎?”“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由张之洞参加主持起草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王国维批评该学制：“独於文科大学中削除哲学一科，而以理学科代之。”1906年又作《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批评《奏定学堂章程》所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制度的根本错误在于缺少哲学一科。

《哲学辨惑》与《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两篇文章一脉相承，主要从哲学是否有害、是否有用和中西哲学的关系三个方面对张之洞进行了反驳。王国维指明“自由平等说非哲学之原理，乃法学、政治学之原理也。”，认为当权者的哲学有害之说是错置了对象。对于哲学无用之论，王国维力挺哲学超越功用的学科价值，“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在王国维看来，人如叔本华所说，是形而上学的动物，有着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人类与哲学共存。对于中西不容之说，王国维认为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如同诸子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关系，“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王国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宽阔的学术胸怀，批评了以哲学为诟病者不知哲学之性质，不知哲学即理学，维护了哲学学科的地位与尊严。

在中西哲学初次大交锋之时，王国维不以传统经世致用的尺度来衡量一门学科的价值，从纯粹的学术立场来看待哲学，越出传统理学的樊篱，将哲学视为最神圣、尊贵的学问之一，力阐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这涉及的可不是一个细小的分歧，而是与现代学术的分类直接相关的大学分科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惜的是，王国维没有在哲学的治学之路上一直走下去，“可爱”与“可信”的不能兼得，使王国维对钟爱的哲学有了烦闷之感。“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康德及叔本华的哲学都是王国维所“酷嗜”的，但“不可持处”却使他感到失望，而实证论哲学、经验论哲学，可信而又不可爱。对“可爱”的形而上学与“可信”的实在论，王国维一度在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中产生困惑，这也应是他后来转向史学、甲骨学、古文字学等实证研究的一个原因。这一悖反性命题不仅是王国维个人治学的困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文的关切指向一个温情盈盈但又超越实证的价值界，而科学的良心则要求面对冷峻而无情的事实界。当二者在同一思想家中相遇、并存时，内在的紧张便成为逻辑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折射。

四、启示

清末，西方入侵，举国仓皇，无论是师夷长技，洋务自救，还是变法维新，排满革命，都贯穿着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知识界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新和富强之上。王国维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显出它不同寻常的意义来。他汲取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试图解决中国哲学史上聚讼不已的问题，建立自己的新学说，充满着中西哲学比较、互相参照而得出的富有启迪的结论，使人耳目一新，虽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但可以肯定王国维开创了运用西方哲学来梳理中国哲学的先河，对引进西方哲学以及中西哲学的交融会通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们今天在谈论中国哲学时，首先提及的常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王国维的开创性贡献却被忽略了。重新认识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的开创性贡献，可以对他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做出客观的评价，为我们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王国维不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没有渴求中国富强的急躁心情之下而产生的浅薄，专心于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实为中国学术之幸。著名学者刘梦溪的一段评价甚为恰当，“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学术思想也因所依托的社会结构的崩解塌陷而开始了烈性的化分化合的过程。这其间诞生了一批无论学识累积还是文化担当力都堪称一流的大师巨子，他们既是传统学术的承继者，又是现代学术的奠基人。王国维是他们之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杰出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