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主旋律电影的娱乐化趋向

摘要：回顾过去，大多主旋律电影都显现着道德至上、国家至上等说教性较强的主题。在优胜劣态的今天，当代电影人也开始思考主旋律电影模式的变化，无论是《云水谣》、《建国大业》还是《风声》这些以新的故事模式出现的主旋律影片，它所形成的全民议论热潮，更是将主流娱乐化推向了传播的焦点。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应该前瞻性地把握主流社会心理。只有完成政治与娱乐的平衡发展，才能在电影与政治的夹层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衔接。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媒介形式；传播载体；主流娱乐化

回顾过去，大多主旋律电影都显现着道德至上、国家至上等说教性较强的主题。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认为，主旋律电影喜欢“板着面孔，端起架子，它忽略了常态人的艺术表现和正常的生活故事逻辑，具体表现为歌功颂德和讲大道理，显得不可亲，不自然，不鲜活”。在优胜劣态的今天，当代电影人也开始思考主旋律电影模式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是时展的变化，也是风声水起的大众娱乐化的需要。的确，回顾2010年，无论是《云水谣》、《建国大业》还是《风声》这些以新的故事模式出现的主旋律影片，它所形成的全民议论热潮，更是将主流娱乐化推向了传播的焦点。无论是题材的多样性还是源源不断的爱情，特技，明星等商业元素，主旋律电影在宣扬意识形态之余还包揽了市场和观众，创造了票房奇迹，我想，归根结底，这是影片的综合呈现迎合了观众的娱乐心理所产生的结果。

一、大众娱乐催生的“主旋律”

虽然“娱乐”这个词的称谓从理论上讲并不十分准确，但在中国电影经过漫长的发展后，“全民娱乐”的现象越来越显现，这表明中国电影人始终要意识到需要重新审视电影的价值功能。

施拉姆说过，“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首先，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工具，不可否认，他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对文化进行了再创造。正如尼尔•波滋曼在《娱乐至死》的第一章讲到的“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虽然我们无法注意到电影这种媒介形式对我们接受它所传达的文化内容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但是电影中的各种手法，呈现模式以及它所带来的视觉快感都对我们接受它所传达的信息有着直接的作用。

正如《风声》与原著的对比，如果大家要是趋向于只是为了通过电影这个媒介形式来受教育，那么书中的颜如玉必然要比电影要详尽得多。而轰动一时的《建国大业》自然也可以用历史教科书中的寥寥几页予以置换，但是，没有电影之前，许多宣扬主旋律的教科书和原著似乎没有吸引受众的眼球，只是作为模糊的印象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里，但是当引入电影这个媒介形式后，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很容易在这声色像俱全的媒介形式中找到自己情感的依托，产生共鸣，进而影响到影众的心理。

的确，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将看电影的价值功能表现在提供休息，娱乐的基础上。换种说法，娱乐是电影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影中的一切都是为我们提供娱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那些悲剧，残暴行径以及恐怖剧情的电影，在电影结束之后，我们不避陷入极度恐慌，难以自拔的心理承受境地。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而电影人似乎更应该重视的是以娱乐这种载体来承载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

二、主旋律电影：从全民受教到寓教于乐

李道新在《建构中国电影传播史》中曾写道：对每一种媒介的分析都需要“从它们各自不同而独特的方面进行考虑，”这意味着，研究任何媒介文本的形式和它们承载的内容同等重要。中国电影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而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主要类型之一，既承载着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也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功能。但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的急速转型，“去影院受教育”已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历史记忆，而观影已经成了一种与“游戏”等同的娱乐，影视作品似乎不再是陶冶灵魂阐释人生的一种艺术，而成为一种提供精神刺激或精神抚慰的“快餐”。

正如谍战心理学家斯蒂芬森所讲的游戏性的传播：“传播——愉快”，从惊悚模式著称的主旋律电影《风声》来看，在悬念设置上正好构建了观众与云山雾罩的剧中人为一体的故事情节，将自己设置剧中，直到剧中的“老鬼”亲口承认自己的身份，观众才恍然大悟，摆脱剧中的角色。而在这种观感的陶冶下，观众正是在观影过程中体现到了游戏的快感，造成了一种娱乐心理，虽然刺激的面对了影片中的严刑逼供，层层圈套，但是观影人并没有停留在局部的陷阱中越陷越深，反而在找出老鬼的过程中体现到了刺激的娱乐快感。而敌方的残暴和我方的牺牲精神，在一种娱乐的环境下形成鲜明的对比，无疑将“主旋律”精神得到了传播的最大化效果。而这部“主旋律”电影内容与形式的表达正好迎合了当代影众的文化趣味和心理需要，电影的观赏性也就显得特别突出。这足以说明，在整个电影中用什么样的音乐，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法，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以及满足观众的娱乐心理，让电影作为一种娱乐载体来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深层次文化显得更为重要。

三、“主旋律”精神在娱乐中最大化传播

冯凯帅说：“电影首先是一门传播其次才是一门艺术。”可以说，没有传播，电影无法走进大众的视野。那么主旋律影片又通过怎样的表现方式达到教化的目的，让新的一代产生共鸣呢？

格伯纳等在教养理论中讲到：所谓共鸣就是人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场景同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场景有重合时，这会大大提高教养的程度。通过这样的阐释，弗莱把“共鸣”概念扩展到词组和句子以外。戏剧或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比如哈姆雷特，或卡罗尔笔下的爱丽斯，也可以有共鸣。波滋曼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语境中。

在今天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影众的娱乐化趋向无疑为主旋律精神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点，尹力导演的《云水谣》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主旋律”电影借助爱情史诗的戏剧风格，将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主题与缠绵悱恻的浪漫悲情故事结合起来，无疑可以使更多80后的影众产生更多的共鸣。作为当今的80后，夹裹在这种红色浪潮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炫人耳目的大腕云集，令人发笑的黑色幽默，节奏紧凑的惊险悬疑更能刺激观者的猎奇心理，更能刺激老百姓自发的观影欲望，通过形象、直观的方式更能使人们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融入到剧情设置的特殊情境，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影片传达的主题思想、价值观念，产生共鸣，形成所谓的全民娱乐后的“集体无意识”认同观。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迎合影众的娱乐热情无疑是主旋律大片顺利转型的成功所在。

影片的政治教育作用固然重要，但不同阶层，不同时代观众的审美情趣也不容忽视。当代很多年轻人不像老一辈那样拥有主旋律电影情结，在这个被欧美大片充斥的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应该前瞻性地把握主流社会心理。只有完成政治与娱乐的平衡发展，才能在电影与政治的夹层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