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详诗学与智慧文学对比分析

摘要：郭文斌作为宁夏当代文坛的代表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提出的“安详诗学”对当今这个浮躁、被物欲充斥的社会有着极大意义，“安详诗学”深处蕴含的文化道德观念和理想主义情境激励着无数人积极快乐地活着。在很多方面，郭文斌的“安详”与古希伯来文明的“智慧文学”都有着不小的相似性，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笔者试图通过对两者的道德观、人生观和苦难观的比较，为理解郭文斌“安详诗学”提供另一个可探查的角度。

关键词：“安详诗学”；“智慧文学”

郭文斌郭文斌是宁夏当代文坛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农历》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题名，《吉祥如意》作为宁夏短篇小说的佼佼者，先后获得“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个奖项。除了文学创作上的辉煌成就之外，郭文斌还提出“安详”概念，在文学评论界产生很大影响，被多位文学评论者称为“安详诗学”“安详哲学”。郭文斌“安详诗学”有着深刻的时代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飞速发展阶段，随着物质生产的极度丰富，文化危机也随之而来。社会和个体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满足，人被自己创造的工具所支配。个体的功利主义占据了主流，幸福不再是集体的富足而表现为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自由也不再是人的选择而只是这种满足的不受干扰。文学创作也开始趋向于先锋化，马原、余华、残雪等人在形式上的创新，叙事迷宫、意识流写法的大量应用，从文学形式上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体验。莫言、阎连科等作家对人性恶与原罪的书写也给人展现了人性的黑暗面，但这些叙述主题，与人的心灵始终有隔阂，如何让文学走进大众内心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郭文斌站了出来，找到一条贴近读者内心的重要方式，那就是“安详诗学”。在郭文斌看来，读者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都透露着各自的人性而存在，如果一部作品不能给读者提供与其生命相适应的质料，不能与读者产生共鸣，那么文学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就完全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所在。“安详诗学”首先要求书写人性美，把笔触对准人性，展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共处和爱的温馨，像《农历》这部作品中，言传身教的父亲正是传统儒家文化圣贤的民间化和当代化的极佳体现，他对子女的教化，自然引起人们对家庭伦理和亲情的怀念，据此触动读者内心。其次，郭文斌还希望文学作品能够让人回归到心灵的安详，把人从众多的负面情绪中拯救出来，所以在他看来，那些把负面情绪强化到极致并且将诸如人性恶、绝望、孤独等审美化的作品都属于危险文学。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受到一种心灵暗示，而心灵暗示会影响人的行为。因此，过多的“危险文学”阅读势必会影响人的心灵，并对心理产生不好的影响，“安详诗学”正是为应对“危险文学”的渗透和社会变迁应运而生的。郭文斌将人性美渗入文学作品深处，通过安详的复归达到与读者内心的共鸣，使读者内心情绪得到净化，最终达到一种心灵疗愈的目的，在创作功用上来说正与希伯来文明的“智慧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试以郭文斌的“安详诗学”与希伯来文明由《圣经》提取的“智慧文学”进行比较，通过对两种理论蕴含的道德观、人生观和苦难观的对比探寻二者的差异性，希望能为理解郭文斌“安详诗学”提供另一思路。

一、道德观的异同

智慧文学是圣经文学的基本文类之一，主题是颂扬“智慧”，尤其指《旧约》中的《箴言》《传道书》《约伯记》等作品。在旧约《箴言》中则较多对希伯来的道德观进行了阐释和说明。《箴言》全书都是对智慧的颂扬，而书的中心内容更是被称为“实用智慧”，“实用智慧”引导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探讨在各种背景下人际关系的处理问题。在作品开篇就写道：“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a文中强调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等道德因素是人立身于世的根本性因素。同时，智者们要求人们树立健康的财富观念，对急功近利和极端的功利主义进行强烈谴责：“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自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b《箴言》还呼吁社会的公平公正，强调平等的理念，在作品中提倡富人慷慨待人，对贫困者进行一定的资助，“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c。除此之外，《箴言》提出：“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d保持内心的纯净在智慧文学看来是值得一生遵循的，《箴言》除了强调个人的自我约束，个人对道德的遵守外，更强调社会公约和公义性，个人行善固然重要，但人总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脱离开集体社会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所以社会公约才是全人类发展繁荣的根基。达到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便是人的正直与社会的公正，正如《箴言》所说：“你当为哑巴（或不能自辨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申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辨屈。”e而在郭文斌的“安详诗学”中，安详是一种“根本快乐、永恒快乐、深度快乐”。安详的本质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找回丢失的幸福，让人们在平凡朴素的生活中体会生命的欢愉。郭文斌笔下的“安详”与旧约《箴言》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即人的幸福快乐。除此之外，安详也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这里的“家”便是我们内心的精神家园，也即《箴言》所提到的内心的纯净。所以，为了达到人生的幸福快乐，保持内心的纯净、固守自身的精神家园是最基本的条件，却不是唯一条件，“智慧文学”中提出利用“智慧、仁义、公平、正直”四个道德要素最终形成“实用智慧”，最终通向幸福之路。而郭文斌在中国典籍中找到了直达幸福的道德答案，也就是“给、信”，“给”就是要求人们奉献社会，由自我转向集体；而“信”代表着道德和伦理观念，它要求人们保持善良，多行善事。从郭文斌“安详诗学”的道德观中也可发现，人为了通往自身精神家园，必须有奉献社会的无私精神，同时也需要自我心灵的纯净，即保持善良。这种奉献和善良精神与《箴言》所述的仁义、公平、正直互为照应，两者都强调奉献社会。《箴言》提倡怜悯、施舍穷人，郭文斌强调由自我转向集体；《箴言》强调保持内心的纯净，而郭文斌提倡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但两者同样存在较大差异，郭文斌的“安详诗学”更多是建立在我国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强调伦理道德，仁义礼智。而希伯来因其经商传统，除了强调个人和集体的伦理道德外，更为推崇个人在社会所行的“公约”“公义”。这种公约、公义外在体现为商人之间的公正、诚实，内在体现为个人修养、人与人之间平等公平的社会契约关系。除此之外，希伯来人更强调智慧的重要性，“有智者最富有”，这也是古代犹太民族普遍认同的一个信条。犹太人认为智慧和美德一样，都是可以经过后天培养得来的，智慧和学识也是唯一能够随身携带的资产，这从犹太人对教育的热衷也可看出，而郭文斌并没有就智慧进行过多说明。所以，“安详诗学”和“智慧文学”在道德层面虽然都强调以人为善和奉献社会，都追求人的幸福快乐。但也存在着较大区别，“安详诗学”更强调宗法社会下人的互助，更带有一丝乌托邦的理想情节。而“智慧文学”显得更为功利，它所设立的道德条约更多是为希伯来民族的特性服务的。

二、人生观的异同

人生观，顾名思义，就是人在实践和经验中形成的对人生目的和意义、对人生道路选择和生活方式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代表着人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和对待人生的态度。旧约《传道书》正是对犹太人人生观的具体阐释。《传道书》用正反两个方面对人生观进行论述。反方面来说，人不能仅仅在世俗范围内寻求生命真谛，一个人在世间忙碌，追名逐利，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命运的束缚，然而到头来“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f。世上的万物都不是永恒的，不能给人最真实的满足感，更不能赋予人生命的意义。单纯从物欲或短暂的生命享受中寻找满足，注定会失败。《传道书》进一步指出正方向，人生是不能完全通过理性思维来进行认知的，人不能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上，而应该跳出这种周而复始的空虚人生，跃进到思想层面上，过有信仰的生活。这些犹太智者认为俗世的智慧狭隘肤浅，有信仰才能净化智慧，形成美好的德行，最终实现人生意义。针对人生观的选择，郭文斌在《寻找安详》中也给了具体说明，他认为“守、勤、静”能引导人们更好地走进安详。守是让人心回归本位，达到一种知行合一的和谐统一，也是一种“现场感”的回归。郭文斌在《寻找安详》中说：“安详本质上是让人们回到现场，在体味现场感中体味幸福。现场感是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这种现场感无疑是提倡对现实生活的回归，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所行的事件中，人在场域内感知世界，而时空也与自己的身心和感受产生联系，正是通过这种情感移位和“在场感”，让人与自然达到质的和谐统一，最终达到安详的最终目的。“勤”在郭文斌看来，是个体行动力的表现，强调细节和行动。“静”是一种跟踪力、观照力和觉察力，更是一种生命力，正是通过静来对自然万物进行体认的。郭文斌对于自己的“安详诗学”理论，也并非只是停留在语言层面，而是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的理念，这在他的人生态度上尤为明显。他能顶着三十多度高温给学生讲授“安详”却不喝一口水；也常常把两小时的课“拖堂”到三个多小时。郭文斌常说,如果一件事放在一百年后去看,或者说对一百年后没有意义,他就不去做。如果一件事别人能做并且能够做好,他就不去争那块蛋糕。他要做的,是别人做不了的,做不好的,或者不愿意做的。正是在这种“守、勤、静”理念的支撑下，郭文斌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事业，并将安详诗学散播四处，为大众所熟知。智慧文学和安详诗学在对待人生的观点上，都强调实践和信仰的重要意义，二者缺一不可，都是走向幸福快乐的必经之路。但智慧文学作为《旧约》的一部分，更倾向于人的信仰层面，单纯依赖行动最终会导致人的“虚空，捕风”，强调信仰在实现人生价值时的重要意义。而郭文斌则是立足当下，强调“在场感”，更是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的理念，从当下做起，从小事做起，做别人所不愿意做的，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更强调现实、实践。智慧文学基于犹太人的宗教意识，强调信仰和思想层面的超脱与自我救赎，而郭文斌则是立足在我国传统文化强调脚踏实地地践行自己的行为主张，两者的这种差异也正是建立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

三、苦难观的异同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希伯来人久经磨难，经历长久的被奴役和漫长的漂泊之旅，他们对苦难的理解无疑是深刻和细致入微的，当然也有着自身民族独特的苦难观，而《约伯记》正是这个坚强民族对苦难艰辛的最好解释。《约伯记》讲述正直、善良、富有的长者约伯的悲惨遭遇：他几乎在一夜间尽失所有，子女意外死亡，牛羊被抢走，而他自己也长满毒疮。面对自己的几位朋友，他最终表露疑惑：上帝既然赏罚分明，正直无辜的人为何会受大苦？朋友们认为是他自身罪孽导致灾难临身，认为苦难是一种警示和教育。这些都没能让约伯信服，最终他的信仰指引他脱离渺小的自我转向造物主的伟大荣耀，从内心获得宁静。希伯来人在面对苦难时往往表现出惊人的豁达与坚定：“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g《约伯记》所要传达的“受苦有意”的信条正是希伯来人自始至终所保持的信念，同时也是智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经过严苛的试炼、苦难的逼迫，经历绝望，人才能真正与信仰相通，战胜脆弱，净化自我，从苦难中脱离出来，达到人生的救赎，最终收获幸福与快乐。对于苦难的认识，郭文斌与智慧文学也有着一定的相似性，郭文斌出生于贫瘠、落后的西海固地区，对于苦难可谓感慨颇多，但他并不以此为书写对象，他的作品中更多是西海固人对生活美好的诗意追求，通过对故乡记忆的“提纯”，用优美、诗意的笔调来滋润故乡，把西海固构建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安详的所在。尽管处在那种艰苦、贫瘠的地理环境之中，人们却并没有抱怨和仇恨，人们追求美好，于天人合一中体会安详。就像郭文斌曾说的：“对于西海固，大多数人只抓住了它‘尖锐’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没有看到她深藏不露的‘微笑’。当然也就不能表达她的博大、神秘、宁静和安详。培育了西海固连同西海固文学的，不是‘尖锐’，也不是‘苦’和‘烈’，而是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他以自己平和的心态感受着生活中的温暖与真切，在苦难和困顿中发现美好，在贫乏和窘迫中寻觅真诚和诗意，苦中作乐，从生活的点滴中发现美好，这正是郭文斌安详诗学下的苦难观。在智慧文学中，希伯来人在面对苦难时，保持一种“受苦有意”的心态，人生在世所经历的苦难在他们看来是神圣的信仰降临的考验，面对上天的考验必要保持坚定的信念与决心，依靠坚定的信仰来通过这种考验。犹太人的这种苦难观颇有些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味道。两者都把自己所经历的苦难看作上天的考验，而寄希望于通过考验获得幸福。同是面对苦难的境地，郭文斌则在安详诗学中提倡苦中作乐，在苦难中体会生活的安详、体会生活的美，从苦难中发掘美的存在，并以此为导向实现另一种方式的幸福。虽然所走的路线不同，但安详诗学和智慧文学在面对苦难时，都是保持一种积极态度，而最终目的也都是为了达到幸福而存在的，虽然方法不同，却起到了类似的效果。

四、结语

尽管中希在文化上、民族性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郭文斌的“安详诗学”与“智慧文学”殊途同归，但两者的人生观、道德观、苦难观都存在着很大的相通性。不同的是，郭文斌多了三分“豁达”与“在场”，而智慧文学多了三分信仰之力，也正是这种信仰之力支撑着犹太人生存至今，也正是这种“豁达”与“在场”让郭文斌的“安详诗学”得以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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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新 吕颖 单位：北方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