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文化与广西文学相互性

花山，直译于壮语“岜莱”(“岜”是壮语“山”的意思;“莱”是壮语“画画”的意思)，意思是“画有图(壁)画的大山”，是广西左江流域壮族先民(骆越)与大自然进行灵魂交流的“话语记录”。花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壮族人民的精神圣地和根性文化具象所在。真正的文学，总是要触及精神灵魂，而真正的精神灵魂，又是潜藏于民族文化的深层次里，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广西当代文学在发展中难免会涉及花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花山精神”———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因此探析广西当代文学与花山文化的互动关系，从而构建崭新的具有时代性的文艺理论及创作尤为重要。

一、探析二者互动关系的价值意义

广西当代文学与花山文化形成普遍的互动关系，这不仅是理论论证的结果，也是广西文学文化实践客观存在的事实。1985年，杨克与梅帅元撰写的《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一文已指明这种互动关系的客观存在［1］。黄伟林在《从花山到榕湖———1996—2004年广西文学巡礼》中进一步揭示这种互动关系的内涵:“1985年前后，当中国文坛正被一股文化寻根的冲动澎湃之时，广西一批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曾走向花山，进行他们文化本根的朝圣，试图创造一种能与湘楚文化、齐鲁文化相媲美的百越境界……一个后来被称为‘花山会议’的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宁明花山召开，揭开了文坛新桂军‘文学北伐’的序幕。”［2］温存超在《花山岩画与广西当代文学》中进一步指出:“文学桂军边缘崛起重要原因之一乃受花山文化的重要影响。”［3］以上作家学者的研究和发现，充分证明了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历史性存在的客观事实。其实这是一个刚打开局面的广西文化构建大课题，对该课题继续进行全面深入探讨，将对广西民族地域文化尤其是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构建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学者们普遍认同:“花山岩画是世界岩画的极品;花山文化是壮民族文化形成的标志，是岭南文化的缩影，是连接中国—东盟的文化桥梁;花山岩画具有着世界性的突出意义和全人类的普遍性价值。”［4］目前“左江岩画申遗”已明确纳入广西人民政府重点文化工程建设规划之中。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角度出发，进一步挖掘花山文化精神内涵，以塑造左江(花山)文化品牌，这应是构建广西文化的当务之急。从文学研究层面看，对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进一步理顺“花山精神”实质及其与“广西当代文学精神”之间的互通性;其二，进一步揭示“花山精神”之于广西当代文学思想启迪和精神支撑的作用;其三，进一步探讨“花山精神”对于广西文艺创作可供选择的路径、方向，如以民族差异性为艺术个性而获得“跨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的创作效果等。总之，这是一个立足本土民族区域现实需要的文学文化学前沿课题，对该课题展开人文学术科学探索，不仅对本土的文艺学研究具有推进作用，而且对重塑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提高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化创造的自信心，均大有裨益。

二、探索二者互动关系的眼界和思路

探讨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重大文化课题，研究者应具备怎样的学术眼光和科学思路是一个关键性的追问，事关所研究课题的人文学术价值构建能否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对本课题进行探索，应立足于时代文化创造即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站在“文学创作价值论”较为宽阔而又切实的学术视野上，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全面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梳理，力图从个体的文学文化现象研究而通透人类创造之“人性创造性”本质;从具体的文学文化实践出发，寻找文学文化创新的基本途径。基本思路概括如下:其一，花山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什么?花山精神与“广西当代文学精神”之间的互通、互动性如何体现?作为本土的文学文化精神，广西文学里的“花山精神”与文学的“普世价值”如何联系起来?这类问题，可以持这样的基本观点，即肯定“文学是人学”的基本价值理念，肯定人类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和悲悯情怀。通过美学思考的抽象方式尤其可以通过“文学价值论”的研究方式加以探讨，力图搭建起一种切合本地文化创造实际的文艺理论学科框架。其二，文艺政策如何利用民族精神的自觉性达成自己的有效性?挖掘花山文化内涵、弘扬传统民族精神怎样成为广西重要的文艺政策?更进一步，“花山会议”①对“文学新桂军”的形成进而发展成“北伐中原文坛”发挥怎样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转型期以来广西文学创作实践过程中的现象加以理论梳理、分析、探讨，立足时下本土文学文化创造实际效果分析，针对已经执行的文艺政策(如“广西作家签约制度”)进行理性思考，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当前文艺政策。其三，当代广西文学在塑造“花山精神”具象方面已经取得怎样的成就?具体到广西本地“经典”文学文本，比如杨克的诗集《图腾的困惑》、聂震宁的中短篇小说集《暗河》以及黄堃、黄神彪、农冠品等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是怎样塑造“花山精神”根性文化具象的?“文学新桂军”(以广西“三剑客”为代表)的作品因突出的“现代性”而顺利抢滩全国文坛，甚至享誉海外，因此有人说这些创作对于本土文化尤其是“花山文化”基本是“逃离”甚至是“背叛”的姿态，那么应该怎样看待本土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诸如此类的提问，笔者持否定的态度。因为理论和实践的从来都不可能令人信服，正像韩少功所说的:“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5］文学新桂军的成功又岂能例外。文学的精神主要体现为创新的思维方式，而创新思维的动力潜在于民族文化深处，离开了“花山文化”、“花山精神”，“文学新桂军”也就无从谈起。贯穿于东西、鬼子、林白等广西新生态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所谓的“鬼魅思维”②，其本质是“花山精神”的“异名”而已。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广西当代文学现象进行概括，甚至通过对具体的广西作家作品进行品读、赏析的方式来详细地探讨;抓住“文学性”和“创作思维”这两个文学研究的关键点，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普遍，由现象而最终真正达到对文艺创作本质规律性的学术把握。其四，广西文学(艺术)怎样持续弘扬花山文化精神?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怎样进行现代转型?尤其是围绕“左江岩画申遗”问题，广西文艺该如何行动?笔者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精神生产。文学主要是以审美的方式直面当下人生、人性困惑甚至劫难，直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需要，需要既是个体的、时代的，也是民族的、社会的。文学是人学，文学必须表现人性，人性是个性和共性的存在，共性是文学的文化价值，而个性是文学的美学生命，文学只有通过“个性”从而达到“人性”才算是成功的。未来的广西文艺创作怎样通过个性情感而达到普遍人性是摆在广西艺术创造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既然时代文学创作必须是一种“生产”，那么时代文学就自然拥有“(产品的)价值”，市场经济下的当代广西文艺也可以主动地纳入“现代文化产业”之中，文学可以借助产业的集群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落实到本论域，当下广西文艺可以主动地为“左江岩画申遗”服务，并通过服务而宣传壮大自己，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广西文艺(包括文学、影视、书画以及歌舞表演等)如能抓住时机，围绕“左江岩画申遗”，借助时代媒体的强大威力，积极主动地进行策划、创作，前景将是美好的且具有重大意义。

三、创新的文学研究是时代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前提

文学研究无止境，而“理论支点”的发现或选择是文学研究创新的关键点所在。本课题研究应立足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时俱进，大胆采用当代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作为理论支点，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理论”、“文学人类学理论”等。怎样从“花山文化”中挖掘出“花山精神”之本质，并把这种“精神本质”具体联系到广西当代文学及其精神之上，这是本课题研究思维的关节点所在，也是本课题必须重点突破的问题组成系列。它们之间环环相扣，甚至是相互“纠缠”，必须在思维上给予打通、理顺，否则会导致内容不成体系或理论硬伤。另外，材料的拥有非常重要，而理论的创新(从材料中生成)则更难能可贵，创新是最困难的。怎样对客观存在的文艺现象进行个性化研究即“创新广西文艺理论与批评”，这是研究最大的难点，唯有突破该难点才能有望实现最为理想的科研价值。鉴于此，必须力图实现这样的综合目的:既能观照宏观的文化精神，又能落实到微观的文学精神分析;既是对本土文学历史的概括，又试图达到引领广西文艺创作未来之目的;既能达到文学研究之功效，还可推动正在进行中的“左江岩画申遗”。这一系列的研究意图如果都能具体落实，无疑可以达到“中国文学本土研究”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创新的文学研究是时代民族文学获得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针对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立足于现实需要的前瞻性探索，旨在通过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学术梳理，对广西民族文学艺术历史经验进行全面的总结、提炼，进而不断借鉴、创新，最终大胆而有创意地构建起崭新的具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及批评理论。鉴于仅仅是“引论”，本篇旨在抛砖引玉，对具体问题展开详细讨论，则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