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到幽冥界历史印记

目前出土的唐代墓志约7737方[1]，其中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集中收录唐代墓志5164方（汇编3600方、续集1564方），其余2500多方散见于《全唐文补遗》（共10册，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共3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新中国出土墓志》（共15册，文物出版社，1994—2008年）、《全唐文新编》（共2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2001年）、《全唐文补编》（共3册，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2005年）等主要文献及各种历史考古研究报告中。通过阅读其中的大部分墓志，笔者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

一、墓志涉及唐代人物多，资料丰富，撰写水平高

据笔者统计，唐代正史《新唐书》共涉及人物约2127人，其中帝王21人、后妃34人、宗室29人、皇子104人、公主209人、臣民1730人。而唐代墓志所涉及人物更多，仅汇编、续集5164方就涉及人物近万人，再加上近些年陆续出土的墓志中所涉及者，已超出唐代正史所载人物5倍以上。这些墓志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等方面丰富的史实，诚可谓“石刻唐书”。此外，尽管有些格式和套路，但看似循规蹈矩的墓志行文中却处处文采飞扬。它们的语言并不雷同，每篇墓志可以说是因人而宜，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气息，反映出墓志撰写者较高的文史才能。如《大唐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君并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文笔简洁、用语典雅、朗朗上口，其记述墓志主人郑府君的声誉及仕宦经历时曰：“家国以为一宝，朝野谓之三绝。解褐补率更司主簿，二转监门卫录事参军，三改尚乘直长，四除太常寺协律郎，五授左青道率府长史，六移广文馆博士，七迁著作郎。无何，狂寇凭陵，二京失守，公奔窜不暇，遂陷身戎虏……”[2]249寥寥数语，清晰明了地展示了郑府君的仕途经历及墓志作者对唐代官员考任制度的熟悉。

二、唐代墓志反映了时人对主流儒家文化的坚守与践行

墓志铭本身，尽管有子女亲属的隐晦、颂扬之辞，但多言语中肯，声情并茂。通过对逝者家族事迹的追述及逝者本人行为的展示，揭示出唐人对男人、女人不同的道德要求。要求男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文武双全、道德高尚、名留青史，如《唐故陇西李府君铭志文并序》载：“公伦，实人表忠，英灵振世，文有经邦之术，武有穿杨之艺耳。”[3]58也要求男子恪守儒家的行为规范，如《唐天水赵公墓志》对赵珪的评价是：“公儒风相袭，积善成家，幼禀义方，长而道立。为人子止于孝，为人弟止于敬，及为父止于慈，与朋友交止于信。亲戚内外罔不归德，可谓具美，可为表仪。”[4]33要求女子一方面要才貌双全，同时要孝敬舅姑、恪守妇道、相夫教子，遵守闺门之仪、儒家之礼。唐志中要求女子美貌的审美标准表露无疑，对女性才德也要求“兼备”，如上志中记载：“（李伦）夫人段氏，容姿丽质，貌越婵娟，西施谬说，罗敷默言，四德具备，六行咸传。”[3]58这本身并无可非议，在当时传统的中国农耕文明中，这种对男女的不同要求，对于规范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培育和谐社会氛围有着巨大的作用。唐人对长辈的孝，对儒家礼仪的皈依，在一些来自西域胡人后裔的墓志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如《大唐故安府君（思温）史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安）府君德高业广，风猷众钦。孝幼仁慈，淑善温克。博学聪惠，遇物多能。儒、释二门，特加精意……夫人史氏，少以知礼，四德备闲。孝养忠贞，孀居守节。卅余载，鞠育偏孤。”[2]221要求官员要按照儒家的标准行事，要信义忠勇、果敢正直、廉洁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崔侠墓志称：“公之处于世，有信义以著朋友，有气概以折权豪，有敢勇以息奸回，有廉让以训风俗。故公所游处，善人劝而不善人耻；公所临莅，正道进而枉道消。是以闺门之行，宗族之党称其孝；无锡之道，东吴之人服其义；济源之理，河阳之军惮其威；璧州之政，朝廷之士推其正。”[2]313要求朋友之间要重情守义。《唐故谏议大夫清河崔府君墓志铭并序》反映了唐人对朋友的忠信，崔府君死后的合葬得到了朋友裴度及张怀素的大力协助。其中，裴度按照崔府君的遗愿，对崔家的大规模迁葬予以帮助，志文称“明年春正月，公遘疾，以至于三月。噫其不起，乃呼侄权中，命子景裕曰：祖妣未祔于旧茔，先人旅殡于江左。我志未就，今则殁也，当衔痛于九泉。吾平生亲爱：相国裴公、给事张君，汝陈吾抱恨之怀，托讬未祔之礼……权中以遗讬闻于相国，恻然为容，追感平昔，乃议丧事，俾无缺焉。遂择日遣权中启祖妣夫人陇西李氏殡于扬州，启司直府君夫人天水赵氏殡于吴兴，启夫人琅琊颜氏殡于丹阳，景裕启处士伯父殡于同宫县，而护灵车，归于东洛。”[2]324-325张怀素则给其写了墓志铭，其中再现了他与崔府君四十年的同年、同僚及朋友之谊：“余忝公忘言，又同年登第十七人中，零落已尽。前年丧秉彝，今春公长往，则余之形影，谁与相吊。况早岁求学，文字相依。中年筮仕，出处相接。自南徐宾府后，余为吏部郎，公迁考功；余除给事中，公改谏议。接武连臂，迨今卌年。被服道德，切磋仁义。爵位期乎相先，患难期乎相死。天何不仁，夺我良友。”[2]325尽管墓志铭文中不乏对墓志主人的溢美成分，在实际生活中也并非每个人都能完全按照这些标准行事，但至少反映出了当时唐代社会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对当今以金钱效益为导向的市场经济背景的物欲横流、情感疏离、道德滑坡的社会颇具教育和启发意义。

三、墓志反映出唐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和丰富多彩的丧葬文化事项

“视死如视生”是传统儒家孝文化的重要体现，所谓“既孝事之以终，亦死葬之以礼”[2]169。以迁葬或归葬现象为例，如此千里迢迢、耗费巨大的精力和资财迁葬合葬，使死者有好的归宿，这不能仅仅用迷信和愚孝来评价，其中透露和表达的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对祖训的一种继承和敬畏。如《唐故陇西李府君铭志文并序》记载其归葬先茔时的情景：“匍匐徒跣，家罄资物，衣缕不留，愿祔祖考，厝合先骨致于旧域”[3]58。另一则墓志记载：“爰命世子，崎岖反葬。世子奉柩霄逝，泣血星行。卜兆开茔，筮日迁窆。”[5]可以说是艰辛备尝。更有甚者，为了迁葬积劳成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唐裴氏子墓志铭并序》记载了这样一个感人的归葬例子：“有唐故侍御史裴公讳琚，……贞元十七年，竟贬崖州澄迈县尉，至廿年十一月，终于南海。明年，灵轜北归，至襄阳，夫人史氏在焉，我之出也。有一子，曰承章，聪勤游艺，精敏工文，幼学之年，迨成人矣。……承章之事亲也，孜孜孝敬；亲之念承章也，慈爱亦过，至于跬步之间不见不得。去年端公凶讣远到襄阳，承章哀号，几灭天性，将奔迎焉。亲以其怯弱，惧其毁也。止而不许。及护灵车由东洛将归京师，在路遘疾，若轻而未遽其夭也，至永宁竟终焉，春秋廿矣。……以元和元年四月将柩至城，其年十一月廿六日归葬于城南，陪先父之茔礼也。”[6]1954该例中，墓主后人历时两年，行程近万里，经历三朝（德宗、顺宗、宪宗），历经千辛万苦，跋涉万水千山，孝子承章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最终把墓志主人遗体从南海迁至长安安葬。再看合葬或合祔现象。迁葬或归葬的目的是“合葬”或“合祔”，或者合葬于家族墓地，或者夫妻合葬，这一现象无疑反映了唐人浓浓的家族观念及夫妻间“生死相依”的情感寄托。战乱年代，夫妇分别死葬于家族墓地之外的两个地方，待社会安定之后，后人会想方设法予以合葬，如《大唐故邢州内丘县令南阳樊府君（凑）墓志铭并序》记载：“公讳凑，字凑。……以建中元年七月廿有六日，遘疾终于内丘县官舍，享年七十二。权窆于内丘县西北原之吉土，时难故也。……夫人弘农杨氏，率性柔婉，执礼端敏。昊天不吊，殁于蜀中。河朔剑外，天涯地角，道路阻远，存殁别离，固魂魄之长恨也。今者，丹旐灵轜，背邢归洛。以贞元九年岁次癸酉十月丁未朔哉生明之吉时，永祔于先茔。夫人杨氏合祔焉，存殁之志也。”[2]279唐代夫妻合葬比例高，多娶习惯下具体情况较为复杂，有学者曾做不完全统计，“其中与诸夫人合葬的比例最高,与前室合葬的情形次之，这两种情况就占了总数的77.31%，应视为当时社会多娶之下的丧葬常态”[7]。而有些合葬则反映了唐代的冥婚现象，如《大唐故贾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君年四岁而丧父，母乃抚养幼孤，……不幸而死，以显庆五年正月廿二日卒于清化里第，年十七，未有伉俪焉。即以聘卫氏女为暝婚，卫夫人也。……以其年二月二日合祔于北芒之原。”[6]307-308合葬往往是男性家族内部的事情，而唐代出家女主持操办娘家人的归葬与合葬也不乏其例，反映了唐代合葬习俗的普遍性。如《唐故太子左赞善大夫太原王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合祔墓志》记载了出家女督促并参与合葬其早年过世母亲、哥哥及侄子的例子：“（夫人）又命之曰：吾贤弟昔为宾武昌，佐诸侯，不幸早逝。季弟抚孤奉嫂，因以家焉。吾先妣夫人及吾弟侄旅櫬未祔，汝往，促汝舅葬吾亲，徙其家而来，吾无恨矣。明年，广从长舅母卢氏、叔舅顗，护外祖妣裳帷、长舅、长舅之子三丧，自清流郡祔葬于郑之广武山。夫人亦自往焉，身临丧事。”

四、墓志反映出唐人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儒释道信仰并存、共同构筑其精神世界

佛教信仰与佛教文化在唐代墓志中得到了特别生动的反映和体现。在唐代，佛教风靡于全社会，“在当时佛教、道教、儒教三家鼎立的情形下，从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影响力来说，佛教虽然不曾取得国教的资格，但在实际上却有着举足重轻的地位”[8]。可以说，从人世间到幽冥界无不留下了佛教文化的印记。此种印记在唐代墓志铭文中也随处可见。《唐故尚书右丞卢府（藏用）夫人荥阳郑氏（冲）墓志铭并序》记载了夫人郑冲中年寡居后遵守儒家守节礼仪，随后由于清贫单调的生活所迫，皈依佛门信仰，“暨乎中年寡居，介然守节。家明四壁，产乏一金。……于是，忘形觉路，向晦禅门。开元中，受秘旨于大照宗师；天宝际，证微言于弘正法主。通楞枷思益法华维摩等经密义。启玄关之扄键，豁尔洞开；讨巨浪之源流，湛然常定。登寂灭境，广智惠宗。龙象高僧，知证果矣。尝宴坐之隙，命族扬言：死者心至之期，吾当即世。自服膺释教，垂卅年。”[2]220她不仅在思想上获得了佛教的解脱，而且在行动上放弃儒家合葬的礼仪，“深悟真诠，早知浮假。至如同穴合祔，厚葬隔真，吾所不尚”[2]220。此例反映了唐代妇女在家庭变故之后，儒释信仰变化的轨迹，即部分唐代守寡女性为克服经济艰难及单调的单身生活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从生前的信仰到死后的埋葬方式，表现出对佛教文化的选择与皈依。唐代墓志中多元信仰的现象很多，在男性身上也有体现，如《唐故朝散大夫守定陵令孙府君（随）墓志并序》记载了唐代官僚孙随信仰上由儒到释的心路历程:“府君讳随，字睿满，本吴郡富春人。……以大历七年六月十九日，遇疾终于万年县之永宁里之私第，享年六十八。呜呼哀哉！府君幼好武，长好文，终而归佛。盖自粗入妙，渐而归真。属圹之际，左卧合掌。则知至人身心，不为诸苦所入，善矣！”[2]255还有很多儒释共信、相得益彰的例子，如《唐故班夫人墓志》记载她：“既明闲于四德，复景行于三乘。”[6]81从一些墓志还可以看出唐代佛教寺院的密集以及佛教文化在某些地区如东都洛阳的兴盛。如《唐故亳州真源县令李君夫人（云氏）墓志铭并序》记载夫人云氏属于汉化的北方少数族裔，早年接受传统的汉文化教育，儒家文化修养颇高：“其先自后魏赫连氏出焉。……夫人幼有淑德，美而令仪。能读史书，尤善丝竹。芳肌细骨，自天而生。情操雅言，不师而得。”[2]260在丈夫早逝后，随着岁月的无情流逝，她逐渐皈依佛教禅宗信仰，“及春秋渐深，苦空白觉。净除杂染，精进四依。心入佛乘，意开禅惠”[2]260，并且希望死后按照佛教的习俗安葬。最终子孙了却了其夙愿，“初，夫人之将终也，命其子珦曰：吾闻合祔非古，不可从也。吾早履空门，怀归净土，身殁之后，俯精舍以塔吾。使旦暮得闻钟梵之音，死有归矣。珦等恭承遗命，不敢颠越。乃建塔于龙门之原，东北去广化寺五十步；西北去护法寺二百步；南去元宪寺二百步；西去宝应寺百步”[2]260。墓志字里行间反映了云氏佛教信仰的虔诚，同时云氏灵塔周围方圆几百步内，居然分布着四座寺院，可见唐代洛阳龙门一代寺院的集中，佛教文化的发达，所谓“中古时期的龙门地区，确实形成为一处佛教人文活动高度密集的地带”[9]。唐代某些家庭里，儒佛道文化亦同时存在，不同的家庭成员选择不同的信仰方式。如《齐得州平原县令张明府杨夫人墓志铭》载：“夫人姓杨氏，西岳弘农人……仁孝弘慈，心慕献灯，情存就蚁，精诚经诫，夫人谓矣。……夫人女则出家景福，男则恒修上道，合门积善，咸有直方。”[6]76在某些唐人身上则是释道兼修，《大唐故处士吴君墓志》记载其“逮君志高冲远，履蹑释典玄风，偃仰丘园，轻脱干禄。每至清风竹浦，谈真容于微；爽月登秋，论桑门于空教。所以忘其名利，取恣心神”[6]345。有些人则开始是三教并修，之后又服膺于儒家文化，如《唐故苏州长洲县尉范阳卢府君（士衍）墓志铭并序》称其“晚年以为三教同贯，而复于儒。归全之时，不失家范”[2]351。

五、社会分层和社会身份差距明显，墓志多官宦人物，门第观念浓厚

墓志主人身份尽管与两《唐书》的纪传人物不尽相同，但可成互补。有一点需要说明，唐代墓志人物尽管多数没有正史中留名的人物显赫，但他们多出身官宦之家，如曾祖、祖、父皆为历朝显官，其本人也多非寻常百姓。墓志处处体现出对家族门阀及官位的推崇，如《唐故朝散大夫使持节郴州诸军事守郴州刺史博陵崔公（侠）墓志铭并序》洋洋洒洒八百多字，记载其显赫的家族背景时称：“山东之姓，崔为大，仍世以门阀与卢、王、郑、李雄冠天下。自后魏及圣朝，钟鼎轩裳，贤良忠孝，四百余年。”[2]313这种观念不仅传统汉人有，非汉人群体也不例外，如当时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史孝章的墓志中亦强调门阀世系：“史氏枝派，或华或裔。在虏庭为贵种，出中夏为著姓。”[10]从墓志还可看出唐代婚姻亦重视门阀，强调门当户对，尤其门阀大姓卢、崔、郑之间婚姻关系缔结频繁。如《唐故苏州长洲县尉范阳卢府君（士衍）墓志铭并序》对其大姓之间的婚姻津津乐道，称：“公讳士衍，字景瑜，其先范阳人……前娶清河崔夫人，生子曰庆方。后娶荥阳郑夫人，无子，早夭。二夫人之阀阅冠天下首，与余之家，秦晋是匹。”[2]351普通百姓，芸芸众生，缺乏撰写墓志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他们同各代普通社会底层一样，终日为生计忙碌不息，死后也是草草入葬。这些底层民众是历史记忆中的盲点。研究唐代墓志，其反映的仍是唐代上层社会的思想面貌，并非下层，这一点不可忽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墓主人身份不同，墓志的质地也不同：有官职在身和富裕的地主阶层都使用石质的墓志，墓志和志盖上刻有花卉或动物图案，志文都用楷书工整地雕刻；而平民多数没有墓志，极少数有墓志的，只是使用两块砖，上面草草用墨书写了事，也没有装饰的花纹。唐代西州地区保留下的高昌墓砖，有些为普通百姓的“墓志铭”，其记载相当简单，如一方内容是：“贞观廿四年二月朔二日，交河县白丁孟隆武申时亡，春秋叁拾有三。封性葱颖，执早贞唇，有杂诸财，无有比嫡，宜向衡灵，殡葬斯墓。有一比丘，引道直行。”[6]123-124其字数较少，叙述简单、文字质朴，墓志前面没有可资书写的英雄祖先，后面也没有华丽的赞美铭文，显然与上层社会的墓志风格大不相同。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及整理，如同上个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一样，给传统文献已基本搜罗殆尽的唐史学界一剂兴奋剂。特别是近几十年（从之后到现在），学者们对唐代墓志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从微观到宏观，涉及唐代历史、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

就历史领域而言，涉及唐代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家庭、婚姻、人口、礼制、官制、民族、宗教、性别、科举、习俗、宗族等主要方面，可供后学研究的空间和领域越来越小。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2011年的30多年间，以“墓志”为主题的文章达万篇以上，涉及唐代墓志及相关研究的文章600篇左右，其规模可谓大矣。墓志研究要与传统史籍相结合，也就是说，领会墓志的前提是熟读和熟悉唐代传统史籍。与两《唐书》人物传记相比，墓志称颂多而贬抑少，没有正史纪传人物中记述得那样细致、全面，且多有情节化的东西。同时，纪传中的人物多有反面人物，如逆臣、叛臣、酷吏、奸臣、宦者等等，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受儒家思想规范的社会中他们的亲属为他们撰写墓志铭时的尴尬境地。所以，要通过墓志铭研究中古史就必须结合传统文本文献，即首先要熟悉正史、通典、通志之类的文献，否则只会云里雾里、不得要领。致力于唐史研究的学者，基本文献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全唐文》、《全唐诗》、《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五记小说大观》等等都必须熟读，再对比墓志进行研究，方可发现历史的真实。此外，现有的约7737方唐代墓志，涉及唐代人物10000~20000左右，但相对于唐代所有人口（即618年至907年内的所有唐人，包括当年出生的和去逝的反复累计的人口，估计有几亿。不过，这种计算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目前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统计）而言，其比例仍然很小。相信今后随着唐代墓志的不断出土及相关研究的推进，唐史的研究空间将得到进一步拓展，而我们对于唐代社会的认识也会更加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