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文献价值研讨

在历史文明绵延的流淌的长河中，翻溅起无数文学的浪花，历史事实经由作家的精心演绎成一幕幕为人们所铭记的壮丽诗篇。而一切故事的根底又大都来源于有文献记载的史实，因为“人类孕育了文献，文献又积累、传输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文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柱和发展的巨大力量”，《商君书》作为战国时期法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清晰地反映了商鞅及法家学派的主要思想，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社会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构建及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早在战国时期，“商学”和“商法”，已经成为秦帝国的中流砥柱。时至今日，基于文献价值基础研究《商君书》中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仍然有一定的意义。

一、《商君书》对文学教化的认同

《商君书》虽然在行文风格、语言运用、体例安排上没有过多的修饰，但确言简意赅地道出商鞅对于变法、改革的独到见解。“我认为，《商君书》大部分是商鞅的遗著，但其中也被编人了少许他人之作”“就各篇与商鞅思想的关系而言，《垦令》等八篇既归商鞅名下，当然应该说反映了商鞅本人的思想；其他各篇继承和发挥了商鞅的思想，但与商鞅的关系是否密切并不取决于成文的早晚”f珊就在他挥毫泼墨书写对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改革意见时，同时也写就了他对于文学、文化及历史的体认方式。

(一)文学教化的认同

商鞅的思想及其提出的各项变法措施，大抵是在与儒家思想的斗争中步步发展起来的。就整个战国时代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庞大的庸俗的商业文化正在严重侵蚀着社会，无论是人的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的各种风尚，抑或是国家的整体风貌，都笼罩着一种“衰世文化”。在这种社会大环境的浸染下，商鞅提出：“故日：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夕内第二十二》)商鞅义正言辞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若国君依照此种手段治理国家、教育民众，那么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商君书•农战》说：“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文中所说的“上”指的是《诗》《书》一类的经籍。“国有L》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去强》)“国用《诗》、《书》、孝、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去强》)严密的礼乐制度需要各种典章法规所相互支持，形式上让整个社会达到了一种静态的格式化。商鞅指出这种非动态的模式不会长存，公正会被贪婪的需求所消融。商鞅看出了《诗》《书》一类无言的武器对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作用，认为变法不仅仅应该停留在“器物”的层面，对于治理国家、管理民众，文化和思想领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种批判式的论调，铿锵有力地传达了一种对于文学教化的功能的认同。商鞅从未否认可以通过教育昭示全体百姓，相反，除了奖励的措施之外，商鞅致力将人民的心智和劳力统一，集中在农、战之下，并以此作为常规教育，这是商学一派最有特色的创见。“显然，他的文学观念不仅包括了前文所说的儒家的文化典籍，还包括以这些典籍为范本的文学接收活动。”进一步来说，这种认同是在商鞅自身决绝地否定之中形成的。《韩非子•主道》：“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真正的智者是要懂得借力而行的，商鞅深请此路，他认为既然只有农、战为大，那么就要坚决遏制人们热衷学问的苗头乃至想法。我们无法一言两语地指出商鞅论断是否科学合理，但可以认定的是商鞅在竭力保证变法顺利进行的同时，承认了文学作品、典籍规章对于国民的教化作用。在商鞅所设想和勾画的历史蓝图中，是不主张通过传播知识来推动历史发展的，而是采用限制和防范的手段控制人们的思想。

(二)重质轻文的微显

追溯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文”的追求和“质”的理念始终交织互衍，逐渐成为两种不同的文艺旨归。“文”倾向在文学作品之中运用秀美、华丽的辞藻，“质”则趋向追求文学语言的简洁明了。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商鞅的军事、政治思想的研究居多，其大多认为商鞅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于文学的否定。而细读《商君书》，我们恰恰看到其中蕴含着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学观。商鞅将文学看做是一种表达思想的载体和途径，而不是单一的具有审美效用的诉说。他不是单纯否定运用文学作品表达思想，而是作品要有教化民众的深远意义，并且语言绝不能藻饰、浮夸。“故日：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夕内第二十二》)在商鞅眼中，文学作品俨然已经成为了承载着政治思想和主张的利器，瞬间可以将一个国家土崩瓦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日：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第三》)商鞅认为单凭靠《诗》《书》中的见解来空谈、游说，只能逐渐迷惑君主，不能从根本上抵御外族侵害，保卫国家。商鞅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学，由于变法的执行和改良不允许“浮夸”的文学的存在。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商鞅否定的只是“重文轻质”的作品，而其并没有否定文学的巨大的思想传播作用。商鞅的文学观念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国家能够富国强兵归根结底是要靠法制和耕战，在文学观念上，韩非继承了商鞅一路，主张“重质反文”。“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知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韩非认为文饰改变不了事物的内在本质，本质美得事物不需要更多的包装。从文学的角度来讲，韩非把文学的实用性和教化作用看做是文学的根本出发点，他认为具有审美的、艺术的价值决定不了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作为教化工具的“文”褪去了浮华，在商鞅这里我们找到了其“政治根源”。商鞅在“凛冽的文风”背后隐藏着对于文学的独到理解，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品对于社会、民众思想的教化意义。

二、《商君书》的历史观念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所进行的变法运动，是经由奴隶制到封建制时代过渡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商鞅在与儒家的尖锐斗争中，继承了法家前辈的种种学说和策略，并且发展、制定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商君书》无疑是商鞅政治历史观的忠实记录者。文献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承担着研究历史、借鉴人类文明的重任，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商君书》所展现的历史观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一)《商君书》与商鞅变法

从因时而变的历史观出发，为使国家在动乱中得以生存，商鞅提出“以法治国”的原则，“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商君书•去强第四》)商鞅对于儒墨两家所主张的尚贤观点给予了否定。商鞅认为法令是立法者统治、规范臣民的最强大的工具，通过执行这套行之有效的法治体制，商鞅所期待的社会稳定的秩序也将达成，他所期待的历史潮流也将向前推进。“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日：法任而国治矣。”(《商君书•慎法第二十五》)商鞅并不支持依靠人才治国的观点，他从人性自私论的观点出发，他认为只有具有规范性质的“法”才能从根本上稳固统治者的统治。同时，商鞅支持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和统治权，对于违抗君令统治的人一律处死。“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商君书•赏刑第十七》)商鞅明确指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唯有从军作战才能够获得高官爵禄，享受荣华富贵。商鞅认为赏罚严明是国君治理好国家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对于国君颁布的政令臣民唯有遵守，否则将予以处死。这样，赏禄不需要花费多余的财富，同时，教化民众的“法”不需要作以改变，只有这样，有序的社会才得以呈现。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奴隶社会上层建筑以分封、等级、世袭制度为支撑，是奴隶主世世代代的剥削制度。商鞅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分封及世袭特权。他建立了崭新的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正是新旧社会斗争的关键点。“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商君书•靳令第十三》)“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商鞅的一系列变法律令，将各级政权逐步转移到新兴地主手中。恩格斯指出“在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会在政治方面获得统治地位，这样它就获得了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的手段。”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富强国家是根底，商鞅最为关注的还是如何通过这些律令来巩固自身的统治，而非真正处于对被统治阶级的关心。商鞅在秦国进行的大规模的变法运动，实质上是这样一种理想社会：民众完全畏惧于君主的淫威，从根本上服从国家的统治，社会达到高度的统一，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法”。商鞅变法客观上加速了腐朽奴隶制的灭亡，促进了新型的封建制度的发展。

(二)商鞅变法与“批林批孔”运动

“中国漫长而有力的专制社会，它的序幕是由商鞅拉开的。虽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商鞅通过一系列变法措施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使秦国国富兵强，统一天下，但是却没有使得秦朝长治久安，屹立不倒。那么商鞅变法过程中所展露的思想究竟是先进的还是倒退的呢?“评法批儒”运动中别有用心的溢美之词不必说，就是严肃的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商鞅的历史观是历史进步观或历史进化论。“长期以来，儒家者流总是摆出一副不要专政，而要仁政的面孔，千方百计地掩盖反动阶级所施行的反革命专政的真面目。”“我们读一读《商君书》，是有助于撕破这些反动派的假面具的。”光培认为《商君书》代表了历史前进的趋势，使用暴力来治理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商君书》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成为了一部“革命的《圣经》”，翻新阅读、重新注释《商君书》俨然成为了一种潮流。事实上，“批林批孔”运动意图显而易见，即通过夸大地宣传法家的变法运动和主张来维护现时的，国家内部的文化政治革命。在“极左”外衣的掩护之下，否定一切，制造分裂是真实的意图。他们高喊“革命”的口号，妄图打到劳动人民，破坏国家机器，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

那么，《商君书》又是如何成为这一运动最重要的“参考文献”的?“《商君书》的思想及商鞅的政治实践都指向一个目标：驱民农战，富国强兵，兼并诸侯，统一天下，由世乱到世治。”lq商鞅开展他的政治活动的时代，是一个新旧社会大变革的“天下大乱”的时代，是奴隶制急剧崩溃，封建制度迅速兴起的时代。“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商君书•慎法第二十五》)“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严刑峻法，无处不在，成为治人之道。“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商君书•境内第十九》)“故以强政弱，削；以弱政强，王也。”(《商君书•若民第二十》)商鞅眼中的理想社会秩序便是人民彻底从心底畏惧国君的淫威、完全被专制主义所统治，不得反抗，更不得有任何反动思想。社会达到了高度的集权统～，但却显得毫无生机，这样的社会不会出现民主社会的和谐安乐。“革命的事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斗则退，不斗则垮。”在这样的口号之下是对无产阶级的大肆摧毁和无情打击，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弱民”“愚民”的政策，人民无法进行知识的更新与改良，文明的潮流渐渐被挡在了国门之外。文明之师，岂能是野蛮之师的对手?

“进步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总体趋势、阶段、方向的观念”Iqra9作为一种历史观念，终究要经由历史的检验，我们不能武断的给时代下一个进步或者倒退的定义，因为历史的河流中每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会具备自身的独特的文化意义。商鞅所著《商君书》在文学和历史方面展现了独具只眼的文献价值，我们珍视《商君书》，并且敢于正视当中美好和落后的部分，深入探讨的目的无疑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开启今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