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伊斯兰教管理制度演变与社会适应

伊斯兰教在我国内地传播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进程。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保持其信仰体系的前提下，管理制度也不断适应社会发生着变化。内地伊斯兰教管理制度的出现、形成与发展，实际上也印证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事实。

一、管理外来穆斯林的蕃坊

蕃坊一词始见于唐大和年间（827-835年）房千里的《投荒杂录》：“顷年在广州蕃坊时，献食多用糖密、脑麝，有鱼俎，甘香而腥臭自若也。”蕃坊最初的设置，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记载，应首推海南岛，但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广州。到了宋代，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提及泉州也增设蕃坊。广州蕃坊位于广州城之南，呈长方形，以怀圣寺所在的光塔路为中心，占有马路、街巷、里等十二三条，面积不小，可见当时落居此处的外籍穆斯林人口不少。关于蕃坊的宗教管理职能，中外文献中均有所记载。《唐律疏议》卷6中记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宋人朱彧的《萍洲可谈》卷2中记载：“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別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而唐代来华的穆斯林商人则对蕃坊的宗教管理制度有着更为详尽的记载。阿拉伯人苏莱曼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来广州经商，归国后著有《游记》，书中称：“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麇集者，曰康府（即广州），该处有回教教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居康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以回教风格，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古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集）《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的译者注中也写道：“在广州，外国商人居住在一个专门地区，以河流为界，和中国人的城市分开。这个区域叫蕃坊，由一个蕃长来领导。蕃长是中国政府任命的，负责处理外国人之间的争端。”蕃坊的蕃长由蕃客推举以及唐宋政府遴选的蕃商中“最有德望”者担任。由于当时大食、波斯等国穆斯林商人在蕃客中居有主导地位，故蕃长为穆斯林担任。蕃长实际上是蕃坊内宗教、经济、社会、民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仲裁者。蕃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朝廷招引海外商旅来华贸易，从而增加朝廷的巿舶收入。蕃坊存在于唐宋时期，是在特定的地区，由外来穆斯林自我管理的一种方式。蕃坊中穆斯林仍以“驻华”蕃客自居，他们在中国被视为“华外之人”的身份还没有改变，即使已在中国定居，并非中国百姓，所以当时的中央政府在管理上仍以对待侨民的方式来管理他们。蕃坊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说明当时来华的外籍穆斯林已有相当的数量，并在特定的地区聚居，如广州、泉州。蕃长的任命，虽然形式上以蕃客自由推举的形式出现，但主导权在中央政府。蕃坊的教职人员中蕃长负责“判官”之责，如果穆斯林之间发生纠纷，由蕃长依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规来处理，每逢伊斯兰教的节日也由蕃长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礼拜、讲教义、念经等。蕃长不单是蕃坊的政治领袖，而且是蕃坊中的宗教教长。外来穆斯林完全可以按照伊斯兰教教规不受干预的处理殡葬事宜，并且有了专门的穆斯林公墓。宋代的广州在城西十里有专门的穆斯林墓地——蕃冢，杭州置有穆斯林公墓“聚景园”，扬州有普哈丁墓，海南三亚也有穆斯林墓群，并保存至今。林之奇在《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坂葬蕃商记》中写道：“蕃商之墓建，发于畴首之蒲霞辛……俾凡绝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以（于）斯葬焉。”宋政府允许蕃商设置穆斯林专属墓地，能使在华的蕃客安心，并远扬到穆斯林国家享有良好声誉，从而有益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反映了当时宋朝政府处理宗教问题的智慧和远见。严格来讲，蕃坊不仅仅是管理在华穆斯林的一种方式，它在招徕蕃客来华经商、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增强蕃客的归属意识和凝聚力、保持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纯洁性、稳定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历史记载中清晰的看到，蕃坊的设置有利于外来穆斯林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唐宣宗时，大食穆斯林李彦升曾考中进士。两宋时期，蕃坊内的穆斯林，除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亦自觉地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培育。宋熙宁年间（1068-1077），程师孟知广州，“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当时所建的清真寺，也有着鲜明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如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扬州仙鹤寺、杭州凤凰寺等，说明唐宋时期的外来穆斯林在坚守自己的信仰的同时，也主动地同社会主流文化相适应。

二、中央政府管理全国伊斯兰教事务机构的设立

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大批中亚、西亚等地的穆斯林迁徏内地，伊斯兰教也随之传播于各地，形成了与唐宋时期完全不同的分布格局。元朝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了“恩威相济"的治理策略。“服从者恩之以仁，拒敌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济，功乃易成。”（《元史》卷168“陈天祥传”）元朝政府总体上对穆斯林及其信仰的宽容态度，推动了内地穆斯林人数及清真寺的增加，使内地伊斯兰教在元代达到兴盛阶段，元政府对伊斯兰教事务的管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元代穆斯林人数众多，且分布广，为了加强对内地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事务的管理，元朝初期在中央设置“回回哈的司”，在各地设立“回回掌教哈的所。”“回回哈的司”指在中央政府设置的回回哈的司属机构，而“回回掌教哈的所”便是各地方所设置的哈的司属机构。哈的司和哈的所早期的职责，主要是以哈的作为宗教大师，为朝廷和皇帝祈祷祝福；依照伊斯兰教律受理穆斯林之间的诉讼，裁决案件，掌教念经，管理伊斯兰教内部事务。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设立管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事务的官方机构。元至大四年（1311）四月，元武宗“罢回回哈的司所”。十月，中书省钦奉圣旨：“哈的大师每只教他们掌教念经者。回回人应有的刑名、户婚、钱粮、大小公事，哈的每休问者，教有司官依体例问者。”（《元典章》卷35）这就是说哈的、回回大师的职权仅限于宗教事务，其它行政司法等权力被剥夺。后哈的司的机构又曾恢复，继续管理伊斯兰教事务。元末来华的伊本•白图泰曾记述，当时回回人聚居区都有自己的掌教和哈的，掌教总管教民的一切事务，哈的专掌审判。“中国城的一个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掌管穆斯林们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①元代开始设立的哈的司所制度已经显现出本土管理的特色。从宗教本身的功能来看，唐宋时期蕃坊的外来穆斯林举行宗教仪式时，是为本国的苏丹祈福；而到了元朝哈的司所制度下，则是要为元朝的皇帝祈福，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元代中后期，随着穆斯林人数和清真寺数量的不断增加，内地穆斯林本身也不断发生变化，并出现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寺坊制度。元代东来的穆斯林，大多数都聚居各地城镇中，他们的宗教信仰一致，生活习俗也基本相同，多数人也能互通语言。共同的宗教感情使他们自然凝聚在一起，集聚于城市中的某些街坊和关厢，这些聚居区被称为“坊”。坊内，普遍建有清真寺，穆斯林围寺而居，形成寺坊。寺坊一般没有明确的坊界，农村多由一个清真寺为核心，结合周围穆斯林村落结成，范围有大有小。大的寺坊，由数十个村落结成，小的寺坊由一个或数个村落结成。城市则以穆斯林聚居的街巷为主，集合散居附近的穆斯林居民构成。因此，城市和农村寺坊穆斯林居民户数多寡不一，每一户穆斯林都隶属于固定的寺坊，寺坊对穆斯林居民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寺坊最初形成时以穆斯林居住的地域为主，后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和新的宗教思想的传入，导致寺坊的分化。原来的一个寺坊内出现了不同派别的穆斯林，分坊立寺，形成单一的寺坊，独立传教，各行其是。寺坊穆斯林共同视维护伊斯兰教的生存和传播为每个穆斯林的神圣职责。在社会生活中，寺坊里的穆斯林互爱互助，“婚丧不振，互相资助；贸易缺资，合力扶持；子弟不能念经者，代为供膳，恩不求报，德不沾名。”②寺坊虽只是一般宗教社团组织，然而，一般民事纠纷，往往由掌教和寺坊中公正人士按经训原则进行调解，其它刑事案件之类诉诸当地官府。寺坊的核心是清真寺，有寺才有坊。元代中叶以后，内地颇具中国伊斯兰教特色清真寺管理制度“三掌教”制出现，这是内地穆斯林自行管理清真寺事务的组织。三掌教制通俗地说是指清真寺内由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三种教职人员共同管理清真寺教务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实行的早期，三种教职人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只有工作分工的不同。三掌教之间互不隶属，各自执掌自己的职责活动，实际上是一个维持清真寺日常运转的教务协作团队。元代中期以后，三掌教地位平等的格局被打破，其职能也发生变化。伊玛目成为清真寺的掌教，成为实际的负责人；海推布在伊玛日的领导下，协助处理教务；穆安津仍司旧职，负责宣礼之责。三掌教制开始向伊玛目掌教制转化，伊玛目成为清真寺教务的实际负责人，伊玛目掌教制由此也逐渐成为内地管理伊斯兰教的主要制度形式，影响至今。后人曾评价三掌教制“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创制，在一般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尚属少见，这也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环境中发展演变的产物”。③

三、内地本土伊斯兰教管理制度的确立

伊斯兰教在内地的传播到了明代，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国化的特征日趋明显，伊斯兰教的管理制度也逐渐本土化。明朝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用行政手段推动伊斯兰中国化。明王朝建立后，用法律的手段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80，男女入官为奴。”（《明律》卷六）朝廷在内地禁止“胡服、胡语、胡姓”，结果使穆斯林改汉姓，并改变服饰、语言等方面的习俗。在内地伊斯兰教事务管理方面，穆斯林中只设教长而不设教法官；教长只有传教布道之责，再不能掌理民间诉讼。同时，明朝政府管理清真寺教职人员的一项重要措施，是颁发“扎付”（公文），即明代清真寺掌教要向吏部清吏司，申请并履行注册登记手续，在政府下发“扎付”后，方能主持清真寺教务。王岱舆《正教真诠》卷首“群书集考”中就有一例关于此事的引证：“以故真教流行于天下，各省教人钦遵外，随方建寺，各赴京比例，请给扎付，主持寺院”。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对内地伊斯兰教也采取宽容优待的政策。余振贵在其《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一是最高统治者对伊斯兰教进行褒扬。洪武元年（1368年）敕建礼拜寺于金陵（今南京），御书百字赞，褒美清真，以示优异。二是明朝政府对穆斯林信仰表示尊重，皇帝敕赐一批清真寺。刘智在其《天方典礼》中谈及此事，“明洪武初，欶修清真寺于西、南两京及滇南、闽、粤，御书《百字赞》褒一圣德。”三是明政府颁布若干安抚回民和保护清真寺及其设施的敕谕，以示对穆斯林的关照。扬州、福州、泉州、南京等地的清真寺内，都建有“今特授尔以欶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以罪罪之。故瑜”等内容的“敕谕碑”。四是明武宗对伊斯兰教有过积极的评价：“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智化；佛老之学，皆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④明代，围寺而居的寺坊制度在内地普遍建立，并对内地穆斯林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寺坊与本坊教民的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婚丧嫁娶、礼庆斋节、邻里纠纷等；寺坊以清真寺为中心，为本坊的教民进行伊斯兰教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宣传，经堂教育兴起以后，寺坊更成为这种教育的中心。寺坊还根据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仪，制定坊规，约束坊民的行为，以行善干好为要。

四、内地伊斯兰教管理制度的巩固与变化

清王朝建立后，开始在内地穆斯林聚居区推行约束穆斯林的乡约制度。这种制度始于雍正年间，首先在今天的甘肃临夏实行。乡约分寺约和回约两种，寺约就是在有清真寺的地方，由地方官择定该教公正之人充当，责令其约束本教坊教民；回约就是在无清真寺的回民聚居地方，按乡里人数择举老成有威望者担任，责令其约束本乡回民。这些寺约、回约的责任是“分段管理，各给印扎”，予限三年，期满更换。清政府还规定，在有乡约的地区和教坊内不许再立掌教、阿訇名目。这样在一些地区，伊斯兰教的阿訇只在教内自称，在外或对官则称为乡约或头人。清光绪二十一年后，清政府仍严申乡约制度，禁止掌教和阿訇传教。“地方官将回乡仿照汉民，每村每年公举保长一名，如有阿訇传教，设立老教、新教名目者，严拿究办，照邪教惑人律治罪。”⑤终清之世，清政府企图废除穆斯林寺坊组织及其掌教制度，推行乡约制度，终未成功。乡约制度只推行于西北地区，而在内地其它地区仍然保持明代以来的掌教制度。清代中期以后，西北地区逐渐向阿訇掌教制过渡，即开学阿訇成为清真寺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本寺坊经堂教学工作，制定校规校纪，培养经堂学生；主持本寺坊穆斯林礼拜、宣讲教义教法，劝人行善止恶，遵纪守法；为本坊穆斯林主持婚丧嫁娶仪式以及其它宗教仪式；负责解释经训教侓，并结合实际对本寺坊重大宗教事务作出决定。与此同时，寺坊事务的管理组织也逐渐形成。寺坊的管理组织形式，内地大体一致，但有两种称谓：一种是学董乡老会，即由数名乡老组成，为首的乡老，又称为学董；另一种是社头会，陕西、华北等地区穆斯林寺坊大多属于此种情况，管理机构由社头数人组成，其中为首者成为总社头。寺坊管理组织主要职责是：决定选聘和解聘本寺坊开学阿訇和其他教职人员；筹办集体性的宗教活动；举办经堂教育和其它公益福利事业；保护维修清真寺和管理寺坊公墓；筹集和管理寺坊经费和财产。清代，内地伊斯兰教管理制度发生一个重大变化，随着门宦的出现和门宦制度的形成，原先内地统一的寺坊制度在一些地区被门宦制度所替代，如甘宁青地区。门宦制度以门宦主事人为中心，主事人在本门宦中拥有最高权利，所有本门宦的宗教和世俗的处置权都归门宦主事人掌握。本门宦所属清真寺的开学阿訇均由主事人委派和首肯，门宧制度的教权与世俗特权高度结合的管理方式，使阿訇掌教制完全受制于门宦主事人。而随着四大门宦的形成和新教派的出现，各自都建立了自己的管理制度，其中尤以西北地区最为明显，而内地其它地区仍保持开学阿訇（伊玛目）掌教制度。1912年9月，孙中山在北京“中国回教俱进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贵教（伊斯兰教）宜以宗教之感情联络全国教徒，格外发出一种爱国思想，辅助国家，促政治之进行，并扩充贵教实力，振兴贵教精神”⑥，表达了爱国与爱教结合的希望。国民政府行政院反复宣布，“爱重回民、维护宗教”“民族平等、信教自由”。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制“清真寺内，禁止驻兵”的布告，普遍发给各地清真寺，以资保障。1947年7月，经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制定了《中国回教协会清真寺管理暂行办法》（共15条）赋予中国回教协会统一管理监督全国清真寺的权利，还颁布了《清真寺董事会组织原则》（共11条）《推行清真寺管理办法及清真寺董事会组织通则注意事项》8条等规定。民国时期，内地伊斯兰教的管理制度基本沿袭了清代以来的开学阿訇掌教制及管理模式。1948年，马福龙在《西北通讯》第2卷第8期发表的《伊斯兰教在宁夏》一文中写道：“至于清真寺的组织，在过去是教长下设三道……后来三道取消，教长一人肩负讲经、领拜、宣传教义等责任，司仪则由经生轮流担任。事实上三道自世袭以来，已不称职，大都是形同虚设。新派出，遂即取缔。于教长下设执方一人，协助教长处理全坊的行政及婚丧等事，学董则服务寺内经济的催收、保管、出纳等责；此外再按坊的大小，分设乡老三人至九人，襄助学董，办理坊务。”这大致说明了在内地穆斯林聚居区的管理模式。而在穆斯林散居区的管理大致也是一致的。王梦扬在《月华》第9卷第12期发表的《北京市回教概况》一文中，介绍了穆斯林散居区的管理方式。“北平一市，礼拜寺尤多。寺内组织，规模较大者，设阿衡一员，以任讲学、说教、领拜职责；设掌教三员，内有‘以吗目’一员，任教寺中政务及领拜之责。‘海推布’一员，任礼拜司议之职；‘穆安津’一员，任宣赞之职。……阿衡及海里凡，均由寺中供给生活费。大寺并有散班经师，专应回民之聘，负诵经、说教等责。掌教由寺内略有供给，教室无给，均仰恃回民‘乜贴’。寺中出纳、财政、庶务保管等各事项，由教民公推管事乡老（亦名理事）若干员负责。阿衡任期一年或三年，期满得续聘，管亊乡老如之。”大致推断出民国时期，内地伊斯兰教无论是穆斯林聚居区和散居区，阿訇掌教负责教务，学董（社头）负责寺务管理，是普遍实行的制度。20世纪50年代以后，内地伊斯兰教清真寺成立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替代原有的学董管理制，学董改称主任。

内地伊斯兰教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历程说明，宗教制度的形成必须要与主流社会文化相适应，必须服从不同时期执政者的管辖与领导，必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调整原有的管理制度，必须在国家管理的法律下行使宗教内部自行的制度。

注释：

①《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2页。

②马注：《清真指南》卷八•禁解。

③米寿江、尤佳：《中国伊斯兰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④王岱與：《正教真诠•群书集考》。

⑤《军机处录副.民族类回族项》。⑥《申报》1912年9月22日。

作者:高占福 单位:中国伊斯兰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