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论文范文10篇

经济权力论文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经济权力权利经济

经济是国计民生之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加入人们的生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权力不同于传统政治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中的权力。因此，经济权力进入市场的途径、条件和范围与其他经济模式是不同的。权利经济中的经济权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与认识

1、济权力观的概念

权力，看起来是属于政治范围，但实际上也属于经济范畴，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经济范畴，权力的经济性是权力的最基本属性之一。谈到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权力观时，我们认为，树立经济权力观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是权力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领导干部应该树立的最基本的权力观之一。

经济权力观，就是要把经济理念同权力理念紧密地结合起来，权力必须是经济的，经济是权力的重要属性之一。离开经济来谈权力是不可取的，离开权力来谈经济也是不可取的。谈论权力，就必然沙及到经济。这里的经济，主要含义是从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角度来说的，经济权力观，就是成本与效益紧密联系的权力观，就是成本权力观，效益权力观不讲成本、不讲效益的权力观是纯粹的政治权力观，对于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应该抛弃的。纯粹政治的权力观不属于经济建设时期。

2、经济权力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经历了历史选择和选择历史的过程。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出现与确立是生产关系变化的客观要求，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是历史前进的必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确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交易规则，改变了国家与个人的传统关系，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样，经济权力和市场也有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表明，市场离不开权力，但又抵制权力的滥用和干涉，要求权力进入市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2．1市场失灵存在。古典经济学将国家当作市场的守夜人，将市场简单化为完全竞争下的理想状态，完全、有效竞争是其经济理论的演绎前提。然而，市场失灵确实存在，“经济人”的本能使完全竞争规则难以付诸现实，市场的功利性亦导致了某些市场空白领域。市场失灵使市场脱离正常轨道畸形发展，造成对公共利益、权利主体的侵害。市场失灵必须加以矫正，矫正的方式包括市场——权利自身作用和国家——权力干预作用，这就涉及到经济权力进入市场的第二个条件。

2．2市场自身无力调节。市场不会坐视失灵而不理，必然会对其做出应有的反应。但是，市场的天然属性——经济性令其难以对失灵进行有效的修正。因此，也可以把失灵看作是市场的天生缺陷，即市场正常运行同样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负外部性、公共产品的生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这些都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时要求运用的手段。对此，市场无能为力。

2．3经济权力有所作为。市场本身能够自我调节固然最好，但对其无力解决的问题则只有寻求外来的力量。这种力量必须是强大的、能够强行矫正市场失灵的，只有围家权力堪当此任；同时，这种力量必须是有利、有节的，不侵犯自由与权利的，只有法治国家的法定权力可以做到。经济权力的干预具备了合法、合理的基础，但还要求有利、有节的条件。所谓有利，是指经济权力干预市场的有效性，能够弥补或避免市场失灵，使市场得到保护；所谓有节，是指经济权力干预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的约束性，即从市场失灵开始到市场恢复为止，并且遵守经济发展的成本与效益原则，节约成本提高效益。倘若干预成本远远大于可能的效益，则当慎之又慎。

3、经济权力进入市场的限制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控权”，对于干预市场的经济权力同样要从“控权”的思想出发，保证经济权力的有理、有利和权利的实效和实现。

3．1经济权力的主体法定。权力不可能是普遍的，人人有权即是人人无权。经济权力的特点也要求权力主体不应是一般的国家权力主体，而应是由国家法律赋予的或有权机关授权的经济权力主体。必须区别行政管理主体与经济管理主体两种角色，实施行之有效韵经济干预。主体法定还要求经济权力主体时相对排他性，某种经济权力只能由法定的某类主体行使，其他国家组织不享有此权力。这种主体对权力的独占有利于确定各部门在经济干预中的各自角色，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公务员之家

3．2经济权力行使的价值限制。国家经济权力介入市场经济活动必须符合一定的价值，即法律预先设定的价值目标，脱离此法定价值的干预，当属违法。法的价值有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方向，作为规范国家经济权力的法律价值，当选效率。经济权力干预市场以效率为追求，也是以效率为限制。权力干预不效率则不干预，市场不效率则有效地干预。

经济权力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知识产权/微观公共权力/法律规制/正当程序

【正文】

一、从两件“学位案”谈起

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委员会在21位委员只到16位的情况下，以6票同意，3票弃权，7票反对的结果，决定不授予北京大学博士生刘某的博士学位；随后，北大只授予了刘某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此后，刘某在长达3年半时间内四处询问、反映，要求回答他“未获学位”的原因均未得答复。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1999年9月，刘某再次起诉，终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他请求法院责令被告撤消其1996年的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判令北大向其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对其学位授予问题重新审查。

海淀区法院在有关学位授予纠纷处理的法条缺位情况下，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及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认为：北大学位委员会作出“不授予”决定涉及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故在作出否定性决议前应告知相对人。法院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撤消“不授予”刘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在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的博士学位进行重新审议。（注：二审法院受理此案审理后发回重审。但2001年初，原审法院（北京海淀区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刘燕文的起诉（据说是海淀区法院在“请示”了上级有关法院后作出的）。贺卫方教授在2001年3月某日的《科技时报》上曾以《转了向的里程碑》为题，评海淀区法院这一“驳回起诉”的判决“在法律的程序方面存在许多疑点”，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当一个法院已经受理了一起案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裁判，就意味着法院以权威的行为承认了案件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受理了，然后经过一方当事人上诉，上一级法院又发回重审，下一级法院又说当事人在一审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这样就等于出尔反尔，法院的威信得不到保障，当事人对法院的预期也会变得复杂和混乱”。

贺文还说：“实际上，海淀法院一审判决非常仔细地界定了什么是司法权力能做的事情，什么是司法权力不能做的事情”。）

无独有偶，2000年7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华西医科大学博士生张某状告华大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其博士学位一案。1992年张某考入华大攻读妇科肿瘤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修完全部学位课程，成绩平均85.75分，临床技能考核平均79分；从未出过医疗事故，也无政治错误及犯罪行为。1996年6月，张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由5名同行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成绩评定为良。华大论文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原告博士学位的建议后，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医学分会。医学分会在一名委员缺席，八位委员参加（全体成员共九位），4人同意，4人弃权情况下，作出“不授予”张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同年7月，华大向张颁发了博士毕业证书。从1996年医学分会作出“不授予”决定后，张一直为此四处反映，要求华大学位委员会就“不授予”学位一事说明理由，听取其申辩，并作出答复。但该委员会既未将“不授予”决定送达张本人，也不作任何回答。长达4年申诉无果后，2000年3月，张以学位委员会“违法不作为”为由，起诉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就在法院于同年4月受理此案后，华大学位委员会于5月11日召开会?槁男小白魑敝霸稹R?票赞成，20票反对，作出“不授予”张博士学位的决定。于是张变更诉讼请求，以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定缺乏事实依据、程序违法为由，重新起诉。2000年7月31日上午，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注：有关张某案件的报道，见2000年4月19日和2000年8月1日四川《华西都市报》。）

以上两案的争议焦点是：(1)“学位评定权”能否放弃？(2)学位委员会的外行专家可否对其他领域内的专业论文进行实质性否定？(3)学位授与被否定后，当事人有无知情权、申辩权？

以上两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法院对两案审理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人们普遍认为：两案针对的不是某个大学，“而是一种旧的体制，一种错误程序，这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两案反映了高校“依法治校”的诸多问题，对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认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应给予高度重视，健全和完善高校解决纠纷机制。北大法学院姜明安教授认为：此类案件开辟了行政诉讼司法救助的新路，有利于培养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意识，增强大学生的权利保护意识。北大贺卫方教授则从另一角度提出：此类案件“对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学位授予制的缺陷提出了质疑”，“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找到了一个入口”。他还认为：高等教育管理中“如何避免‘外行决定内行’”，避免“用简单的多数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注：方言：《北大法学院亲历记》，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此类案件深刻昭示了一个重大问题：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知识经济社会的法律秩序、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已浮出历史地表；我们虽然还不能十分清晰地描述出它的全部体貌，但我们已经感受到它扑面而来咄咄逼人的冲击。如果我们不能敏锐地从中捕捉到知识经济社会法律现象的各种信息，我们将在这一冲击面前猝不及防，陷于被动。（注：这类法律信息近年已有成社会“热点”之势。如对2000年7月发生在湖南嘉禾的“高考舞弊案”的处罚提出的法律质疑：取消该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是否违反了“罚不及他人”、“罚责自负”的法律原则？（见2000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张万臣文章）；学校有无权力搜查学生宿舍的讨论（见2000年3月17日《华西都市报》）。

2000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九届三次会议上，两会代表和委员的议案与质询中，这方面内容大量增加。如对高考录取因地区差异而导致的悬殊录取分数线和录取不公，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质询，并要求制定有关招生的法律（见2000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2000年2月25日《华西都市报》）等等。）

二、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近年十分关注“程序正义”问题，对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行使的正当程序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仅限于宏观公共权力的正当性问题，还不能解释前述两学位案对法学研究的前沿性责难。这两学位案表明，知识经济的到来，使我们必须把法学研究深入到与知识生产密切相关的每一社会生活空间（不仅是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长期被法学研究所忽略的教育科研领域中大量存在的“微观公共权力”行使空间；对这类虽然“微观”，却与知识进步关系最密切的权力机制进行仔细考察和分析。两学位案争执的焦点之一是：学位委员会委员们手中的权力是“学术自由”权利，还是公共权力性质？刘某案一审判决宣布后，有人曾“气愤”地认为：法院判决侵犯了学术自由。（注：方言：《北大法学院亲历记》，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3页。）

成都张某案在庭审时，原被告双方亦就此权力性质展开过激辩。原告方认为：学位委员会的权力属行政授权而产生，应属“行政权”性质，故具有不可放弃性。被告方则称：这种权力是基于“学术自由”产生的专家个人的内心确认权、评断权，与“行政权”无关，委员会投“弃权票”与人大代表一样，是“自由权”的行使。

笔者认为，学位委员会委员们手中的权力无疑是一种公共权力，但它确与一般所说的“行政权”不同，亦不同于“立法权”，更不是什么“学术自由”权利，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微观公共权力。它虽然“微观”，却广泛存在于与知识分子群体密切相关的学科规训（学科划分与管理、学纪监督、硕士博士点的设置等）、学术评定、学籍学历学位的获得、职称晋升、学术荣誉的获得等各种活动中。由于它直接关系到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体——以学历、学位、职称等为外在标识，以知识质量、学术水平为内在含量的智力劳动者群体的个人命运，也必然关系到整个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成败，因此，不可不对它的性质、权力结构特点和法律责任等，作深入剖析研究。

（一）“学术评定权力”属“公权力”性质，而非“私权利”的行使。

学术自由权利是一种“私权利”，本质上是“个人自由”的体现，具有极大的个体选择性；它被规定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是基于对人类个体智力创造本性的尊重。因此主体在行使这一权利时，不应受他人干涉，应受到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主体本身行使这类权利的后果并不对他人产生决定和支配的作用。

“学术评定权力”则具有“公权力”性质。首先，它与一切“公权力”一样，是社会基于利益冲突或价值冲突而设置的一种“强制性调控”机制。知识社会中，学籍、学历、学位、职称、学术荣誉等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也与社会知识资本的多寡、知识成果的质量息息相关，是知识社会的一种身份标志和“稀缺资源”。对这种利益关系和资源进行分配与调控，是国家与社会设置这类机构的重要原因。其次，它具有一切“公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特征，它行使的直接后果，是对他人的行为和命运作出的某种改变和决定，即对他人行为和命运要产生强制性、权威性的确定效力和约束效力，决定他人在知识产权和知识追求中能否到得到某种他想获得的利益（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人身的和财产的利益）。正因它具有对他人命运进行决定和支配的强势特征，它也就与一切公权力一样，如缺乏法律的正当程序和监督制约机制，必然导致专横、腐败和不公。

（二）这种“公权力”虽由行政授权产生，但与一般行政权不同，更不同于“立法权”。

首先，学位委员会或学术评定委员会这类机构设置虽是经行政授权产生，但并不属于行政机构的正式编制；它的组成人员也不是经考核录用的国家公务员，而是经教育行政机关在某段时期内认可的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其权力行使方式不是“首长负责制”，或下级对上级指示的服从，而是“无记名投票表决”。

第二，这种“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权力与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投票权”性质也不同。一是权力来源和体现的权力关系不同。人大代表的“投票权”来源于选民和选举单位的民主委托，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产物，它体现的是人民民主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制约与被制约的逻辑关系。而学术评定机构成员的“投票权”来源于教育科研行政主管机关的职务性授权，它体现的是主管机关的职能管理行为与接受授权的个人或机构之间的法定职责关系。二是权力本质内涵和权力行使结果不同。人大代表的“投票权”本质内涵上是一种民主政治权利，是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体现，因此，人大代表的赞成票，反对票，抑或弃权票，都是“民意”的反映；它行使的结果表明民意、民心对“公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对某个特定公民个人命运的决定。而学术评定机构成员的“投票权”本质上是一种因行政授权而产生的职务性权力；它行使的直接后果是对特定公民个人命运作出的改变和决定。因此，它应当像一切“公权力”一样，以“法定职责”为基础。而“法定职责”是不可以放弃的，放弃则意味失职或渎职，意味对基于“职权”而产生的法定责任的逃避，即以不作为方式造成的职权行使中的违法。

（三）为什么在“学术评定权力”行使中普遍存在这种“违法”呢？笔者认为，对这类权力的性质、产生依据和法律责任的构成缺乏认识和仔细分析是一个重要原因。

仅仅说这类权力“依据行政主管机关授权”而产生是不够的。其产生依据应是两个：1.教育行政主管机关授权。因而使它具有了一般行政权权行使的效力性、确定性和权威性。2.基于该机构成员的学术水平和主管机关对其水平的认可。正是这后一个原因，使该权力在知识社会中具有某种思想上的“权威性”——即“学术权威性”。这就形成了这类权力以“学术权威性”为内在基础，以“政治权威性”为外在形式的学术性政治权力的特征。这种权力的法定责任既不由“首长个人负责制”产生，也不像人大代表必须对选民或选举单位负责，那么，它对谁负责？应当怎样构成呢？

第一，学术评定机构成员身份应是双重的。基于“专家”身份，他（或她）才有学术上的资格进入这一机构，从学术角度对他人进行评定。基于行政授权，他（或她）又从“专家”兼而具有“评委”职权。这样，他对他人的学术评定就不是一般的议论品评，而是在履行对他人学术生命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必须负责任地对其评定对象能否获取某个学位、职称、学术荣誉称号，对某个单位能否设硕士博士点等进行决定。因此，产生这种权力法定责任的客观依据就只有一个：该评委对其评定对象专业领域的深入了解和该评委具有该专业领域公认的深厚学术造诣。

第二，这又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他（或她）不具备该专业知识、对所评对象的专业领域完全外行或仅只常识性了解，其行使这种“学术性”权力的客观依据何在？二是其职权责任既然是依据其学术造诣和行政授权而产生，而不是依据他（或她）的“学术自由”在随心所欲，他（或她）就必须对其评定对象负学术上的法定责任，即应当负责地在投票时写自己名字，并说明学术上的理由（特别是投反对票时）。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是否会造成这种法定责任承担的落空呢？即找不到对这类职权行使真正负责的主体；在追究责任、需承担法定责任时，往往以“无记名投票”为由，使直接责任主体成为虚无。

可见，现行学术评定中的投票机制设置犹如陷阱，它使严肃而神圣的学术评定变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的“暗箱”操作，使“根据评定机构成员的学术水平”而行使的“学术评定”权，变成了凭其成员“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随心所欲的“良知评断”。在一个最需要理性控制的权力行使空间，却由大量非理性因素主宰着。——这就是今日知识生产中的制度性现实。

三、必须对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进行法律规制

当前述两学位案对这种权力机制提出质疑时，也有人别有傥论：此在西方尚属无可奈何，何况中国！的确，今日中国教育科研中的一套管理制度，确实不是中国国粹。但它的非理性因素若与中国沉重的传统历史文化某些负面东西结合，对人才的压抑，对知识进步的阻碍就更见显然。在中国涉入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实践立场出发，重新审视这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并从法治切入，进行改革，是现实与未来对法学研究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法理学在认识知识进步与法的关系上，不能停留在一般所谈“教育与科技法制化”层次，而必须找出其内在真实的制度“同一性”关系。

现时法理学教科书充斥着“科技对法的作用”、“法对科技的促进”这种格式化语言，其内涵上仍把知识进步、科技发展与“法”看作互不相干的两张皮，即使有“同一性”也是表面上的。知识经济的到来，却把二者之间真实而深刻的内在同一性关系凸显出来：二者都是人类制度性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法律本身是人类制度文明的产物，知识进步、科技发展也是在人类实践的制度性框架中进行的。二者同一于人类的制度性实践。

知识生产的所有活动都纵横交错地贯穿着大大小小的制度性结构，否则，人类知识生产就是零乱琐碎、不成规模的。这些制度性结构存在于知识生产的内在过程、内在系统，构成知识生产的重要部分，甚至构成“知识”本身。但这种制度性结构并不是20世纪后期知识经济已在全球成迅猛之势时，才“嵌”进知识生产中去的。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某些知识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继承的是18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传统。

18至19世纪，在英、法、德、意和美国先后出现“大学的复兴”，其标志是各类专业学科的建立，以及相关的各种教育训练、研究、学术评定、学纪管理等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设置。大学复兴使人类的知识生产摆脱了农业文明时代的零碎状态，而成为一个制度化、系统化的生产过程。大学教育制度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制度性知识生产结构，它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着各种知识产品（如各类专业人才、科技成果、社会科学文献、决策“思想”等）。大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性结构，是一套较系统的“微观公共权力”制度，它包括考试、监控、评定、学科管理等看似“细小”，但却对知识生产的主体、对象、过程进行着全方位控制的制度。

和宏观公共权力机制相比，人们很少怀疑这些“微观”权力机制的不合理性，反而视其为“天经地义”、崇高神圣。直至第二次世纪大战后，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知识经济席卷全球，大学成了知识生产的中心场所，人们才注意到这一场所中制度性权力结构的重要作用及其正当合理问题。

最先质疑这套制度的是7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思想界。他们“发现（或重新发现）了植根于近性思想中的种种主要的实质非理性要素。”（注：[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4页。）从福柯到华勒斯坦等秉承马克思到韦伯的社会批判传统，认为知识生产中“只见知识不见人”、“只见科学不见制度”，如同工业革命时期“见物不见人”、“只见金钱不见制度”一样，是荒谬的。知识与科技进步要真正成为人类的福祉，就必须超越纯粹的“知识论”层面，把对知识的追求看成高度制度化的人类社会实践，而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或“学术自由”。

知识生产的高度制度化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出现了知识性权力结构。即知识与公共权力互相渗透，互相强化，紧密结合。知识既是公共权力的外在面具，又是公共权力的内在依据之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公共权力仅仅依靠单一暴力系统存在已不可能）；公共权力则组织了知识的生产和运用，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内容。

第二。公共权力与知识生产的密切结合，是随着大学教育的扩张、大学对社会影响的加深而来的。大学生产的“知识”传播越广，与这些“知识”相连的权力机制向社会渗透得也越广。故此，与知识生产相连的“微观权力”几乎无所不在，带来了“权力的泛化”（注：《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构成了“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基石”。（注：[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3月北京第1版，第6页。）

福柯曾说：“人们常常强调化学的发展同工业发展的需要关系密切，这是对的，已经得到了证明。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分析科学在欧洲怎样被制度化为权力。”“科学之被制度化的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这类抑制性的设施”进行的。（注：《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因此，研究知识生产、科学发展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制度性同一关系，法治在这种同一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切入方式等，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法学研究提出的重要任务。

（二）必须对微观公共权力的“细小环节”进行法律规制，防止权力滥用

与科技发展、知识进步、人的智力创造密切相关的“知识性权力结构”，几乎都是由一组组微观、细小的制度构成（如考试制度、学籍与学纪管理、学科设置、学术评定、学位授予等）。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权力机制“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倪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运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第193页。）正如福柯所言，微观权力机制的模式和程序表面上好像“微不足道”，其内容也像是由一些“技术性”的“细枝末节”构成，即我们在前两学位案中看到的，是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微妙安排”。但福柯一再提醒人们：这些“细枝末节”很重要，千万不可忽视；因为它们规定了某种对人“进行具体的政治干预的模式”，是一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他还说：这种权力机制“具有很大扩散力”，“自17世纪起它们就不断地向更广的领域扩展，?坪跻钦錾缁帷！保ㄗⅲ篬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运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第157页。）它与宏观公共权力在行使中一样，具有“人性恶”趋向；不同的是，它发生在知识生产领域，因此更容易被人们忽略，也更带有“智力”上的狡猾性，“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由于其“细节”的不透明，其权力强制方式可能更“卑劣”（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运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第157页。），更容易对行使对象造成制度性的“陷阱”。

福柯的忠告可谓暮鼓晨钟。当一名学生或学者被那些“说不清楚”的评定机制草菅了学术生命而无可奈何时，人们才痛感这些“细小”机制与宏观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一样，如不受制约，照样制造悲剧，带来灾难！

对知识生产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必须遵循双重原则；一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二是依据知识生产的客观规律而创制的特殊原则。

1.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必须遵循法治社会的正当程序原则。

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即“自然正义”原则，包含了两项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一是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他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任何人不能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即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两条原则随着中国“依法治国”的进展，已贯彻了今日之司法实践。笔者认为，这一原则照样应适用于与科学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微观公共权力行使中。

第一，有关教育科研机构及学术评定机构在作出不利于他人决定时（如学纪处理、不承认其学历、不授予学位、不晋升职称等），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使其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如：将有关决定及时通知当事人，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依法实行“听证”制度，在公开场合进行质证和辩论。其决议、决定的送达，对当事人申诉、申请复议的回复，听证的举行等，都应有期限规定，不得久拖不决。

第二，各种学术评定、学位授予、学纪处分等权力的行使，应当按公开的规则和标准进行，如同法官办案一样，其依据的法律必须公之于众；并尽量量化，使之具有操作性和确定性，避免随心所欲的“临事议制”和暗箱操作。

第三，各种评定机构应规范性地依法设置，防止学术权力的异化。即应当有任期限制；并将其组成人员告知相对人，实行“回避制”；相对人如对其组成人员评断的公正性有合理怀疑时，应当实行回避。

总之，正当程序原则是防止微观公共权力滥用的根本保障，只有将其贯穿到微观公共权力行使的“细小环节”中去，才能使其具有起码的“游戏规则”，避免其非理性行使带来的弊端。

2.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行使应当体现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保障原则。

教育科研管理制度的根本价值在于保障公民在知识生产中基本人权（包括受教育权、学术自由权、知识创造权等）的实现，而不是为管理而管理。故凡涉及公民在教育科研中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处理时，应当特别慎重。如：凡对公民的学籍、学历、学位、职称、考试资格等作出实质性否定时，必须提出否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无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的否定，应被视为“权力的滥用”。

根据人权保障原则和司法权对社会纷争的终局裁决性，当公民依法具备获得相应学籍、学历、学位、职称、考试资格等条件并提出申请后，在被有关机构无任何事实理由、或理由经听证不能成立而被否定的情况下，应当对该公民给予实体权利方面的司法救济（不仅仅是程序方面的司法救济）。即由司法机关进行权利推定。（注：前注贺卫方《转了向的里程碑》一文中提到：“所谓大学独立，是什么意义的独立？大学独立是否意味着它的所作所为都不受司法机关的制约？这个案子从一审开始就处在相当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中，司法与司法的裁判在多大程序上能够介入到过去由高校完全垄断的事务中？高等学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由于大学明显行使着实际的裁判权和处分权，这样的权力能够给学生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涉及到学生的权利（包括他能否获得学位，能否获得毕业证书等方面）时，应该让那些认为相关处置不公平的人有一个另外提出质疑的途径，就是由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对相关决策的合法性作出审查和裁判，从而使纠纷得到公正的解决。从法治社会的逻辑看，这个中立的第三方当然应当是法院。”）

3.知识生产中微观公共权力应当遵循的法律规则，还必须依据知识创造的特点进行新的创新。

对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说到底，是法律规则的规制。而任何一项新法律规则的创制都有一定规律，即它必有其客观性、独立性和前瞻性。

首先，它必有其客观依据。知识生产是人的智力活动，是复杂的心智、精神创造和脑力支付。对这种复杂的心智创造和智力成果，起码应当了解和懂得它，才有资格评论、审定它。专业化，是知识生产的科学性、规范性的体现，它决定了知识性评定中必须遵守“内行决定内行”的规则，才能使这种评定具有起码的说服力和科学的权威性，才符合智力创造的客观规律，保证评定的质量。因此，专业化的学科划分，是知识评定中确立“内行决定内行”这一起码“游戏规则”的客观依据。

把专业性知识含量要求甚高的评定权交给一位外行专家（即使不排除他对该学科有常识性粗通之可能），如同把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交给一位虽有医学常识但未受专门训练的律师，能不儿戏吗？知识性评定中，最不人道的就是草菅人的学术生命。当一位学子经多年寒窗苦读、一位学者凝聚心智和生命的研究成果，被莫名其妙的非理性评定简单否定时，无疑是知识领域里最残忍的事情和最大的不公。“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的左思式怨愤一旦出现于今日，折射和反映的就不仅是个人悲剧和社会某些阴暗面，而是非理性体制导致的对知识进步的严重阻碍。

因此，将“内行决定内行”作为这一领域内特殊的法律规则，应当是法治社会的公正性与知识社会的专业性、科学性的双重要求。

经济权力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地租、税费、经济权力

一、引言

本人在《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解析》一文中指出了该法案所蕴含的土地产权私有化的性质，这种特别的性质，不仅使它与以往的土地法案不同，而且，本质上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流转、出租等权限，而这些权限，在过去绝大部分是归村委会的。进一步看，2002年土地法案实际上剥夺的村委会关于对土地各种权限的权力，这正是2002年土地法案光辉之处。但是，依据产权理论，如果不使私有产权落入共有领域，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产权，也需要有效地保护产权。2002年法案只是清楚地界定了土地的大多数权利归属于农民，但是并不能保证农民能够真正地拥有这些权利。在以往的土地法中也规定了农民的一些土地权属，如土地承包15年不变，或30年不变，但是由于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或保护自己的权利代价太大，我国农村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或多或少地被村委会剥夺了这项权力——未到承包期强行收回土地等等。阻碍农民不能确保行使自己的土地权利的障碍有两个：（1）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或者说村委会或乡政府越权行使自己的权力，侵占或剥夺农民的土地产权；（2）乡政府或村委会通过收取各项税费侵占或剥夺农民的土地收益或土地租金，变相侵占农民的土地产权。

本文从这两个问题出发，研究农村的方案设计问题，指出一些流行观点的错误，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租、税、费之间的关系

为了清楚地说明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关系，本人先从一个简化的关系入手分析：假设农村土地制度只存在两个当事人：村集体（村委会）和个体农民。村委会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其经济关系是市场关系，交易费用为零。在如此假设下，村委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如果村委会不自己耕种农田，并且所有的土地都由农民耕种，农民和村委会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土地的租赁关系。如果村委会除了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不能将农地转作他用，那么，这个村的土地供给就是既定的，因此面临一条垂直的供给曲线。如果将村集体作为土地的出租方，农民作为租赁方，租金率就是市场的均衡租金率R，农民按这个地租率交纳地租给村委会，村委会按此地租率收取农民的地租。当然这暗含了在此地租率下农民愿意租赁的土地数量都可以被满足，因为租地农民的租地数量若多于村委会拥有的土地数量，均衡地租率会上升；而租地数量少于村委会的土地数量，则均衡地租率会下降。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此时资源达到了最优配置，经济是有效率的。

如果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加进政府，政府以征税人的身份出现，政府征收一个为T的数量税（征收从价税与从量税的道理完全相同），在土地供给刚性的条件下，税负T完全由村委会承担，农民的收入不受影响，土地的配置效率也不变，此时，村委会获得的实际地租为R-T。

如果政府征收的税收T等于地租，则村委会得到的地租率就为零，即R-T=0。若政府征收的税收T大于R，则村委会每出租一亩土地将赔钱T-R块钱，这样村委会将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从而政府也将不会拥有税收，因为无人耕种土地。因此从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政府的税收不会高于地租率R，一般地说应该小于地租率。

目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归属于村委会，村委会将土地承包给农民，收取一定的土地承包费F，政府对农民征收一定的农业税。按中央文件，村委会承包给本村农民的土地所收取的承包费用是非常低的，若加进政府所征收的农业税，仍然低于市场上的租金率，即R-T-F>0。由于村委会除了征收土地承包费外不再征收地租，因此，农民的土地净收益扣除了村委会的承包费F和政府的税收后，净收益大于零，这意味着农民获得了部分的地租，或者说农民拥有土地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但是，土地的这部分地租并没有完全地归属于农民，村委会除了向农民代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和为村集体征收的承包费之外，还向农民征收各种各样的费用。这些费用名义繁多，基本上包括税、费和义务工三部分，扣除农业税外，还需征收：农业特产税、屠宰税；费部分指乡政府征收的乡统筹和村提留，包括：民兵巡联费、计划生育费、五保户、现役军人费、教育附加费、城乡道路费等五统；村集体征收的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三提；义务工包括：10个标准工作日的义务工和20个标准工作日的劳动累积工，另外还需加进各种集资款及不定期的杂费收取等等（部分项目在税费改革中已经被消除了），这些已演变成目前我国农村越演越烈的农民负担沉重问题。这些费用，有些是按人口征收的，可看作人头税，有些是按土地征收的，可看作是土地税。若令按土地征收的费用为H，则一亩土地的收费总额为：政府税T+承包费F+其他各项按土地征收的费用H。如果土地租金R扣除这些税费项目后还有盈余，即R-T-F-H>0,农民还拥有部分土地净收益，因此，农民还会继续耕种农田，但是，如果R-T-F-H<0，说明农民耕种土地的净收益为负，即每耕种一亩农田将赔钱，农民就会弃荒土地。就前者而言，因为农民拥有部分土地的净收益或部分土地剩余，这就为村委会滥收费提供了空间，村委会各项收费项目就有可能增加。若令H上升，直到R-T-F-H=0为止，农民处于放弃农地的边际上，这一点就是村委会增加各项收费的边界点，只要收费项目低于这一点，村委会增加收费项目就不会使农民放弃土地，只要高于这一点，农民就会放弃土地。

如果进一步假设，农业税T和承包费F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变化的收费项目就是H，只要存在R-T-F-H>0，村委会就会增加H项目，直到R-T-F-H=0为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区农民负担会越来越重的原因，村委会在不断攫取农民的土地净收益。

若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村委会是否就不能攫取农民的净收益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税和租的区别。

无论土地的所有权归谁，只要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农民就拥有了土地的收益权、使用权、转让权。土地的转让权包括土地的出卖权、出租权和废弃权。如果农民自己耕种土地，土地的收益扣除土地的各项投入还有剩余，这剩余部分就是土地的地租，因为农民拥有土地的收益权，因此地租归农民所有。如果农民将土地租给他人使用或耕种，就会收取地租并归农民所有。如果政府开征税收，税赋负担将完全的落入农民头上，而不论农民自己耕种土地还是租给他用。假设政府的税收低于农民获得的地租，则农民将继续耕种或拥有土地；若税收高于地租，则农民就会将土地弃荒，不仅不会耕种，也不可能出租，若税收等与地租，则农民处于耕种与弃荒的边界。

同理，如果政府税收低于地租，但是村委会拥有继续征收其他土地费用的权力，那么村委会所征收的这些费用就相当于向土地的征税，这些费用依然用承包费F和其他杂费H表示，则总税费为T+F+H。

这些总税费将由拥有土地私有产权的农民负担。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

这个结论是出乎我们预料的，但事实确实如此。无论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还是村委会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只要农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那么农民就将负担税赋，如果农民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那么农民将支付所有的税赋，但是税赋的最高支付率等于市场的地租率。由此而得出如下推论：

土地税赋支付者支付的最高税赋率等于市场地租率。

三、流行的观点

目前，流行着形形色色的关于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问题的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土地私有化、税费改革、制定详尽的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法案、取消镇政府村委会、加强基层的民主化进程等等。本文的这部分，将详细论证各观点的利弊及其在实际应用中所起的作用。

1.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主张土地私有化者有之，反对土地私有化者亦有之。本人对土地私有化持赞成态度，但本人主张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产权是可以分开的，只是将土地的私有产权界定给农民，而政府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的宗旨也正是如此。本人所以坚持土地的私有产权，基于既定约束下的成本最优或收益最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将土地的产权界定给农民将比界定给村政府会产生更大的收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人拥护土地的私有产权。但是土地的产权私有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农村所存在的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两大难题，其理由如下：

第一，任何制度或合约能够顺利施行，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产权，而且还要有效地保护产权，否则制度或合约将难以执行，违约、越权及各种侵权行为将会发生。实际上，在我国农村虽然土地的私有产权没有清楚地界定给农民，但是，农民和村委会所签订的土地承包法案中的各项权利的确实是相当清楚的。就土地承包年限而言，无论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法案还是第二轮土地承包法案，都确切地规定了承包年限，中央文件也规定了第一轮承包期是15年不变，第二轮承包期是30年并且不变。但是，中国许多村庄不仅没有忠实地履行土地承包合约也没有忠实地执行中央文件。就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而言，已经明确地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了农民，但是农民并没有完全得到法律上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这缘于两个原因：其一，村委会不能忠实地传达中央文件，故意或非故意地剥夺了农民的知情权（因为农民文化低、农村信息缺乏）。其二，农民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或者保护他的权利成本太高而放弃保护。如农村村民因土地承包纠纷而打官司将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不安全问题。

第二，正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论证的：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如果农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但村委会拥有对土地征收税费的权力，那么土地所产生的所有剩余——地租，在理论上讲完全可能归村委会所有。或者说村委会通过它的征收税费权力，成功地将地租全部归其所有。

因此，土地产权私有化尽管是相当必要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土地纠纷问题和税费负担沉重的问题。

2．税费改革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或降低各项税费是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热衷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解决农民负担沉重的唯一出路。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法案有关问题的通知，接下来，中央接连下发了关于税费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从实践上看，有些地区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有普及的趋势，有些地区为了防止滥收费，采取了一事一议和各项收费登记在册，农民人手一册，而未登记在册的收费农民有权拒交等具体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并不明显，手续也相当繁琐，交易成本较高。另外，本质上也并没有更本解决农民的负担沉重的问题。或许这些措施能够降低农民税费总额，但是却比必然意味着农民不再承担不合理的税费负担。不过直到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数据说明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税费负担下降。而且，有些税费虽然被改革掉了，村委会还会变换花样收取其他的费用，因此，农民的总税费可能并未减少。

3.关于制订详尽的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法案

这一建议的目的是确定土地的各项权属，并尽可能地将土地的一些权属界定给农民。但是，产权不仅要界定清楚，还必须能够有效地保护，在法律上界定给农民的权利，农民并不能全部地拥有，或者说全部地拥有代价太高，因此，这项措施也不是根本解决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沉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想使这种方法奏效，各级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案，并有效地监督村委会严格地执行这些法案。很明显，在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环境、行政环境、法律环境约束下，低成本地保护法律赋予的农民的权利是不太可能的。

4.加强基层民主化进程

有些学者将农村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农村基层的民主化进程上。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须实行的。但是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代价昂贵的。并且农村基层的民主化进程依赖于整体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在整个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缓慢的情况下，一个村的民主自治组织并不能真正实现民主自治。

5．取消乡政府和村委会

这项措施与前几项措施比较，不仅相当极端，而且也比较孤立，难以取得较多人的认可。但是，作为一项极端的改革措施，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持该观点的人士认为，村委会和乡政府在目前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就其所起的作用看已经是弊多利少。可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没有给出其论断的实证分析，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明。本人认为，从经验上说，撤销乡政府和村委会，由县级政府直接面对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民，其行政管理费用将是巨大的，行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历史上看，至少从明清时期，行政设置就已经建设在乡一级了，而各个村也有公共机构，虽然它不是一级政府行政机构，但是可以协调人际关系、邻里关系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农村的行政结构基本上采用了明清以来的行政结构形式，对于这种行政结构形式对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权威的分析。因此，极端地提出取消乡政府和村委会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至少是不负责任的。

四、政策建议：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

根据本文的分析，本人提出一个交易成本较低、并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它包括如下几项措施：

1．剥夺村委会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国家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国家拥有农用土地转作他用的审批权、有制止破坏农地的干涉权等少数几项宏观调控的权利，而将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农民。农民承包土地将不再与村委会签约，而只是与国家签约，村委会只是签约方——国家的代表。它只具有代签约权，而不具有任何的变更合约期限、合约数量和合约人等权力，这就从根本上制止了村委会凭借土地所有权而任意变更土地承包合约的违约行为和攫取部分地租的行为。

2．剥夺村委会的任何征收费用权，不仅村委会没有权力征收除国家税收外的费用，任何行政机构均没有任意向农民征收费用的权利。实际上也要剥夺乡政府变相向农民征收各项费用的权力。

3．村委会和其他行政机构，尤其是乡政府，均不得以建立农村公共设施为借口而强行向农民征收任何费用。村委会和乡政府及其他行政机构只有向农民征收法律上农民必须支付的农业税的权力，村委会只是代国家征收农业税，除此项权力外，它不具有任何受政府允许和法律允许的收费权力，因此就更不具有因农民不交国家税收而被村委会制裁的权力，只有国家指定的机构（指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和法律处罚）才拥有制裁的权力。

4．还村委会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自治组织。村长只是农民自治组织的组织者和召集人，至于这个组织的公共事务，由这个组织的所有人投票解决或协商解决，任何公共事务决定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如果公共组织决定共同分摊公共设施费用，而其中有些村民没有执行，则不得对这些农民强制执行收费，更不能动用政权的力量迫使其缴费，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也许有人说，实行这样的方案，村委会的工作几乎将陷于瘫痪。而有许多农村必需的工作将无法进行：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农民的养老保障、计划生育、道路水利建设等等。其实不然，就目前农村村委会的工作绩效看是非常差的，有些工作做了反倒不如不做，据一些权威统计资料看（国家统计局），自1978年土地承包制施行以来，我国农村的公共教育、公共设施、水利和基本农田建设投资增长相当缓慢，一些农村的公共教育，如小学校，除了一些赞助商投资或希望工程项目外，村里或乡里基本上没有投入，虽然在三提五统的乡村收费中有教育费一项，但是这项费用是否完全被用于教育，在大多数农村是说不清楚的，然而可观察的事实却是破旧低矮的小学校，长期拖欠的民办教师费用，因陋就简的教学设施等等。从公共福利和养老保险来说，除了给五保户和孤寡老人一些最基本的保证生命安全的补贴以外，大多数农村基本上没有解决农民退休问题、医疗保健问题及其其他的公共福利问题。

农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但是农民获得的公共福利却不见有效增长，有些地区整体的福利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反观村委会成员的行为，大吃二喝的现象是屡禁不止的，挥霍公共积累、私分卖地款项、设置私刑、随意处罚所谓违规的农民，甚至触犯刑律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不仅如此，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农村村委会的班子成员，基本上是7人班子，他们都是拿年薪的，据我在甘肃省偏远农村的调查，年收入最低的班子成员是2000元以上，而在这个村一个普通农民劳作一年的平均收入水平不足1000元。

大量的事实说明，村委会的工作是相当不称职的，他们不仅没有真正承担起解决公共事务和实现村民自治的职能，随着对农民收取费用的增加，也没有将提高的公共积累完全用于公共设施上，因此依赖于村委会来解决公共设施和村民自治是不现实的，或者说农村改革20年来村委会的作为已经击碎了我们的梦想，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不仅不会妨碍农村的经济改革进程，也不会妨碍农村的各项公共福利设施的建设，对此本人的意见是：

1．农村的公共教育、医疗保健、退休制度和公共水利等设施的建立可以通过三方解决：政府解决一部分，因为农民是纳税人，政府有义务投资农村的公共设施和福利。第二部分由一些赞助商和社会慈善机构解决，如希望工程兴办的教育等等，第三部分由农民自己负担。

2．将农村的公共设施尽可能地推向市场，实行谁使用谁交费的原则，比如对一些使用水利设施的人收费、适当收取一些学生的学费。

3．取消各种人为的城乡差别和劳动力转移障碍，降低农民工劳动力转移的交易成本，提高农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减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4．对于农民负担的公共设施费用，必须采取农民公决的方式，而不是由农民代表决定，村长或村委会只有召集集会权，而不具有决定权，从根本上解决村委会营私舞弊、暗箱操作的可能。

主要参考文献：

1．Y·巴泽尔，1996：《考核费用与市场组织》，《企业制度与市场组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戈登·塔洛克，1999：《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3．周其仁，199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夏季

卷，总第8期。

4．王询，1994：《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乔治·斯蒂格勒，1989：《价格理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6．O·哈特，约翰·穆勒，1996：《产权与企业的性质》，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7．许合进，1999：《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思考》，《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经济权力论文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市场规制；经济权力；合理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规制中讨论经济权力运用的合理性问题，是因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运用具有特殊性。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所指向的相对方是市场主体，即企业、个体工商户、公民等不同形态的在市场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因而政府在市场规制中针对某些或者某个市场主体所作出的决定、命令，所采取的各种处罚措施直接影响这部分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和声誉。

2．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经济运行、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的发展是关乎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经济只有在良好的秩序环境下才能健康地、稳定地发展。但是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营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有可能单纯看到个人利益而置其他经营者与社会利益于不顾，如经济形态上的垄断，组织上对交易的不正当限制，方法上的不公正竞争和交易。政府行使经济权力必然要通过对市场主体活动的适当干预，以超越个体利益的超然姿态来调整甚或限制、禁止市场个体只顾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行为，以期营造适应经济有序运行的环境。

3．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还具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利益性

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具备独立地位的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独立性来自于对最广泛的自由与平等的确认。但是，社会的发展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平等。20世纪以来，社会日益分化，市场主体被不断组合，强者愈强，弱者更弱。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劳动领域、消费领域以及竞争领域，由于主体力量的不对等，存在着大量无意志自由、无选择自由的弱势群体，无法与强者谈及平等。因此在承认他们形式上平等性的同时，还应正视他们实质上的不平等。

二、规制与市场规制

1．规制

规制(regulate)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词汇，塞尔兹尼克说：“规制是指一个公共机构针对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进行的持续、集中的控制。”规制，是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规制是表明外部力量对某一事物企图达到一定状态的矫正设计。

2．市场规制

市场规制，是指政府部门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许可、认可、限制等手段，对市场主体的市场活动施加直接影响的行为。

我们理解这个概念要把握以下两点：

首先市场规制不同于通常与刑事司法制度相关联的对反社会性质行为的控制，用马佐尼的话来说：“只有在认为市场行为于其自身有价值并因而需要保护和控制的社会中，才能对市场行为进行规制。”

其次市场规制远非仅仅通过一部法律那样简单。“成熟的”市场规制常被定义为“三方面基本元素的结合：制定规则、监督与检查、执行与制裁”。而要使上述三元素变为持续的、紧密的过程，必然要赋予规制主体相应的权力。

三、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

1．经济权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加，国家为了更加有效地对经济进行干预，便赋予政府经济权力。当然这种经济权力是法定的，政府及下属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对企业、对市场的必要管理，其权限都由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定。

传统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表明了政府经济权力存在的必要性以及独立性。单纯市场机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无功能显示了国家必须在经济运行方面发挥作用；而计划体制或命令机制对经济运行调控的不足则显现出国家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保护经济的缺陷。

国家经济管理主要是通过计划、规划、引导、激励、促进、限制、制裁、扶助和救济等手段，采取对有害于整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事前预防措施以及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事件后的迅速、紧急排碍措施和其他适当措施，它需要经济权力的运用，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2．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同点

行政权力是政治权力中的一种特殊权力，它是指行政上依靠国家赋予的强制力，为履行行政职能，达到行政目标，在行政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行政客体的制约能力和力量。其与经济权力之间的联系也颇为紧密：

(1)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享有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合一的。经济权力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它包括市场管理权、宏观调控权、经济立法权及经济监督权力等诸多方面，国家为了便于对经济的运行进行适当干预，将上述权力分别授予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这其中就包括享有行政权力，担负行政管理职责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并且这类主体的数量也是最为庞大的。

(2)经济权力的运行模式尤其是在市场规制中的运行模式与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基本相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可以行使经济权力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这与传统的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并无太大差别。

诚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行政权力也显现出各种变化，其行政范围、行政手段、行政措施也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变动。因此，传统行政权力的变化既是国家经济权力产生的基础，又是国家经济权力产生的结果。

四、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

1．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借鉴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有三项：

(1)运用行政权力的动因应符合立法目的，应与法律追求的价值取向和国家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一致。任何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需要，为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而行政法律规范授予行政主体某种行政权力都是为了实现该项立法目的。特别是在行政主体被赋予自由裁量权时，立法目的尤其要进行特别考虑。

(2)行政权力的运用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不得考虑不相关的因素。所谓正当考虑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一行政行为时，在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动机上，不得违背社会公平或法律的精神，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臆断，脱离实际或存在法律动机以外的追求。正当考虑要求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活动时必须出于公心，不抱成见、偏见，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3)行使行政权力的程序，做出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合乎理性。行政权力的行使应符合人之常情，包括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符合人们普遍遵守的准则。具体来讲是指行政行为应满足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必要性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实现法律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适当性要求手段是达到行政目的所能采取的成本最小的，最有效的；比例性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做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禁止那些个人的损害程度超过了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的措施。

2．如何在市场规制中合理运用经济权力

由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解读，我们得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是指权力主体作出的决定、命令，应当符合立法的目的，符合理性。要做到这一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公务员之家

(1)政府进行市场规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方式中选择适当的方式。政府进行市场规制往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如规划、引导、激励、促进、限制、禁止等。但是为尊重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确保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有效化，合理运用经济权力要求政府采取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手段，通过认真分析市场主体行为的特殊性、对市场秩序破坏的程度及规制成本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采取适当方式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以使市场机制顺利运行。

(2)政府须谨慎运用经济权力进行市场规制。政府既是社会经济的组织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政府的市场规制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经济权力的运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因而谨慎干预是对政府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它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进行规制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规制而压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和阻碍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发展。“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

(3)政府进行市场规制须遵循法定程序。从经济的角度考察，程序越简单越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办事程序简化，有利于降低成本、节约时间、争取机遇，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但是运用经济权力作出各种决定、命令，是直接关系市场主体权益的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允许私自简化程序，更不允许随意变更程序。

(4)政府运用经济权力又总是以具体的个人为权力主体，由个人加以行使和运用，必然受权力主体个人意志的作用。这就要求规制主体行使经济权力不仅必须出于善意，而且要以实现立法意图为目的。如规制主体行使处罚权是出于非法定的动机(如公报私仇等)、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者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都与合理性原则相悖。再者由于个人工作能力、认识能力、知识水平冲突、道德水准、利益关系等因素，也可能导致经济权力被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如市场规制中的行政处罚，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现实生活中随意处罚的现象却时有发生。于是提高行政能力，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加强思想教育，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增强自己的内控力，便成为合理运用经济权力的主体方面的有效保障。

经济权力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公司权力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物。它有别于股东权力、董事会权力、监事会权力、经理权力，它体现的是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权力具有十分显著的经济学表征，它是公司的一种重要资源，具有有用性、稀缺性、成本效益性特征。公司权力配置能够实现优化改进。为此，本文从经济权利和企业本质出发，对经济学中的经济权利和企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0引言

经济权力概念对于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超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结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考虑市场上经济权力对企业内权威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才可以内洽性地处理经济权力与企业本质这两个理论问题。企业本质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项目(nie)的开端。科斯开此先河，探究了权威和指挥在经济上优于市场关系的原因。

这两类研究都没有充分分析经济权力。但两类研究的内洽性具有不同含意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中，没有分析经济权力是因为它认为经济权力与现实研究无关:威廉姆森考虑到经济权力的相关性，但没有发展经济权力的含意，从而使其命题容易受到理论内洽性上的攻击。

1经济权利的问题

1.1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经济权力

根据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资本主义系统中不存在经济权力，强制关系只是表面性的，细察之后便可发现它们其实是平等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竞争背景中的退出原则使权力非对称成为一种错觉。在双方间的每一关系中，每一方总是可以实施他的退出权。一方退出权约束了对方行为，而不依赖于双方在制度或组织内的交易形式。关系中的双方都面临竞争，这使每一方都不能在交易中享受不公平的回报。

在这一背景中，经济权力被看作是垄断地位带来的市场权力，它必然意味着违背了完全竞争假定。因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存在经济权力，各方完全对称，即使他们在科层式结构的组织中处于不同位置。

如果有可能确定每种人类行动的自由或被强制的含意(content)，那么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的制度理论便可以合理地运用。但问题是，若不讨论这一分析中所用的标准，这种人类行动“两分”是不可能的。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可以被批评的原因是，尽管其分析发展足以内洽，但是它基于站不住脚的假定。

1.2威廉姆森方法中的经济权力

威廉姆森框架本身面临一个内洽性批评:在市场与科层的分析中，威廉姆森把经济权力作为一个相关变量，却不能在其框架中发展它的含意。威廉姆森对其方法的辩护是无力的。

威廉姆森提到的经济权力概念的“分析模糊(analyticalvague-ness)”都涉及(poursinto)效率概念，因为，经济权力本身(其他情况不变时)要在个人约束的改变中得以体现，个人约束改变又构成了效率概念的基础。在威廉姆森框架中，承认某一分析范畴的相关性却不能清楚地说明它，等于承认威廉姆森理论的局限。这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分析掩盖了他不充分的分析框架导致的极大不精确性，从而无法评价他自己认为对制度演进过程有重大影响的要素之一。这种局限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框架有助于说明不同制度安排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但不适于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范描述或历史解释。

2企业的问题

2.1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企业

把生产问题定义为(稀缺)资源配置问题，是把生产作为一种交换形式的分析基础。根据nie，交换得以发生的自然制度是市场。如果满足完全竞争假定，那么市场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没有经济权力的制度。

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假定生产领域也满足完全竞争条件，从而对经济权力的否认也可被扩展到企业内部。

①“交换”是竞争原则支配下的自愿行动。②“完全竞争”的条件是不存在权威和权力关系。③“市场”是交换发生的场所。④“生产”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⑤“企业”是生产发生的场所。

通过厘清这些定义，我们便可以评价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所得结果的重要性科斯明确引入权威和指挥原则以及竞争原则，从而解释了企业的本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及其追随者只提及竞争原则而不承认权威问题，并以此分析各种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因此是一种平等主义系统，其中没有真正的个人间权威。

2.2威廉姆森方法中的企业

威廉姆森在其框架中对科层关系的明确分析，使他可以基于企业内的特殊合约关系来描述企业的特征。企业是一种以工作合约为基础的组织。工作合约确立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科层关系，这种科层关系代表了正交易成本背景中协调问题的有效解。企业的定义因此依赖于各方的非对称，涉及权力概念。科层工作关系的基础是限制权力实施范围的合约—权力因此始于相互同意，止于合约期满，或者说，随着支持并证明其合法的同意的终止而终止。

即使基于相互同意，经济权力也仍然存在，仍然是企业定义的构成要素。这使威廉姆森可以用一种比阿尔奇安一德姆塞茨方法更优美的方式，分析社会交易关系中权威与平等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后者试图证明权威只是表面，而非实质;相反，威廉姆森并不想否认科层的存在，而是作如此解释。公务员之家

3如何使经济权力与企业相一致

3.1社会阶级与动态分析

为了在经济权力和自由合约关系背景中理解科层的本质，我们必须分析使个人决策集存在差异的因素以及科层关系存在的原因。如果双方自愿建立(科层)工作关系，一方是“工人”，另一方是“老板”，那么，正是他们各自的约束使这两种位置成为双方共同的最优选择:理性行为人如果可以当老板，就不会选择当工人。

除了它的阶级内涵之外，经济权力概念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它的动态性。即使在自愿主义范围内，个人约束也会在社会交易过程中改变(作为社会交易的结果)，这意味着经济权力要在个人所面临约束系统的演进中得到体现。

一旦详细说明了经济权力概念的社会性和动态性，我们便可以更准确地讨论企业本质问题。对于工人，一种工作关系唯一(最佳的)替代选择只不过是另一种工作关系，但仍处于服从资本家的位置。这种关系因此是非对称的:一方命令，另一方服从，企业内的这种权威关系的基础不能得到改变，正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企业外存在的非对称的经济权力关系。

3.2内部与外部的批评

鲍尔斯和吉恩梯斯及金博格正确地指出，必须在企业内权威关系与企业外也存在的一般权力关系之间建立联系。鲍尔斯和吉恩梯斯的分析目标是，阐明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中自愿交换可以产生行为人之间均衡的权力关系结构。权力因此被当作一种“个人”间关系，最终源于非出清市场的存在。

雇佣关系的特殊性不在于对工人承诺的与留给他/她自己的之间的差异;相反，正是它们(指对工人承诺的与留给他/她自己的—译者)的一致性使雇佣关系独一无二。权力关系不是源于决策背景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非对称信息、有限理性、历史时间和复杂的合约实施当然会改变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但不能改变此外的其他东西。

3.3权力与竞争

经济权力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像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城市特权要求一样,在我国,商品(市场)经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带来地方权力宪法化的要求。撇开军阀割据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史界所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1912～1918年)正好与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思潮相契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它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打破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平衡的必然。“我们或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化的特质,使农村显得安定而少变化,加上宗法制度与儒家不鼓励突破所造成的墨守成规,使基层的社会几乎停顿一旦与地区性经济利害配合上以后,就会很快地形成为政治上所谓的‘地方主义’。”②作为这种“地方主义”思潮的体现,从192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自1921年12月11日湖南省宪法通过后,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省纷纷开始制定省宪,谋求自治。“联省自治的理论架构,既然是在以地方权力平衡中央权力,以保障民治之实现,所以联省自治运动的本质,便是在争取较多的地方权力。后来联省自治运动,虽未能完全成功,而成为中国式的政治模式,但是地方分权精神之取向,却为社会普遍容纳和吸收甚而民国13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其一全大会的宣言中,仍强调了有关中央与地方权限之规定。”③“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原因复杂,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商品经济在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地方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中央的人,地方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地方利益无处不在,大到立法与政策制定、国计民生,小到造桥修路,都有中央对地方的利益平衡及“何予何取”的问题。尽管在法律层面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已经开始承认这种地方利益,开始实行有限的地方分权,如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等。但从1988年以来的四次修宪并未在地方权力宪法化方面有任何实际的步骤,修宪者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这是一个明显的欠缺,它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宪政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会人为地加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二

我国学界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有联邦制国家才在宪法中规定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实际上不仅联邦制国家的联邦与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由宪法所规定,大多数单一制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地方权力。“二战”以后制定宪法的单一制国家无不有此规定;在历来将地方视为中央人的法国,于1982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后新独立的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将地方自治作为一项普遍的制度。

(一)法国宪法不明确规定地方权力产生了严重误导

法国是欧洲大陆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由于法国大革命影响巨大,再加上其修宪活动频繁,法国宪法对人们宪政观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法国作为有中央集权的传统的单一制国家,在大革命胜利之后制定的1791年宪法中基本没有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由于以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为指导思想,虽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强调地方对中央的服从,没有规定地方的权力。总的说来,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到1982年,法国地方权力没有得到宪法的保障,民选的地方机构权力十分有限,地方权力一直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派驻地方的人手里。法国的这一做法被许多宪法学者误认为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通用模式,因此将其描绘为单一制国家的重要特点,在论及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往往以“地方是中央的人”加以表述。

1982年,长期恪守不在宪法中规定地方权力的法国也不得不开始了地方分权改革。改革的根本动因是长期的中央集权导致行政机构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尤其是其不符合世界潮流,不利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1982年3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性文件《关于市镇和省、大区的权利和自由法》(简称《权力下放法案》)。随后,法国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令,将《权力下放法案》中的地方自治原则具体化:明确了大区、省、市镇三个层次的地方自治主体资格;中央取消对地方自治主体的监管,只要地方自治主体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其管理地方事务的任何行为不受中央政府的干涉;1983年以后,中央政府扩大地方事权,陆续将经济发展与计划、市镇建设、住房、土地整治、职业训练、交通运输、教育、文化、环境保护、警察事务等职权划归地方。

(二)大多数单一制国家宪法明确了地方权限

1.除法国外,“二战”前制定宪法的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只是具体规定各有不同。如1814年公布、1983年重新公布的《荷兰王国宪法》第132条规定,“省、市的设置及其行政机关的组成和权力,均由议会法令规定”“,对省、市行政机关实施监督的办法由议会法令规定”,“除议会法令另有规定者外,省、市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无须事先请示批准”“,省、市行政机关征课地方税,以及省、市行政机关同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均由议会法令规定”。④1921年公布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宪法》第110条规定:“各行政区之存废组织,及其本身职权范围内以及委办之任务,均由法律规定各区的财产和地方治安实行自治管理,但直接受中央政府监督。”

2.“二战”结束后制定的资本主义宪法均规定了地方权力,或者在宪法中明确地方的具体权力由法律加以规定。如1948年实施的《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五章规定了“区、省、市(镇)”,第115条规定:“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区为具有自主权力和职能的自治单位。”第119条规定:“区在共和国法律所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享有财政自治权,共和国法律协调区的财政自治权与国家财政、省和市(镇)财政之间的关系。”1967年颁布的《巴拉圭共和国宪法》第14条规定:“为便于建立共和国的政治和行政结构,国家领土分为若干个省。由行政机关授权负责行政省的当局和这些当局的职责和义务由法律规定。司法和行政权的方式也由法律规定。”1976年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地方政府”,其中第237条规定:“民主国家组织包括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是拥有为本地区全体居民的特殊利益服务的代表机关的区域性共同体。”第239条规定:“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与组织及其代表机关的权限,由法律根据行政分权的原则规定。”第240条规定:“地方财政的管理由法律规定,其目的在于经由国家和自治机关公平分配公有资源,并对同级自治机关间的不平等作必要的调节。”

3.后新独立国家的宪法普遍规定了地方权力,不仅明确地方权力由法律规定,而且普遍明确规定“地方自治”。1990年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第131条规定:“州是地方管理单位和自治单位。州的区域范围由法律规定州机构的组织和权限由法律规定。大城市可以作为州来调节。”第128条规定:“保障公民们的地方自治权利。地方自治权包括就有关地方意义的公民需要和利益作决定的权利,特别是就有关场地调整和市镇建设规划、村庄和居民区的调整、公用事业、关心儿童、社会保护、文化、体育运动和技术知识以及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作决定的权利。要制定关于地方自治的法律。”第129条规定:“地方自治单位依法可以是区和县或城市。它们的区域范围在事先征求了该地区居民的意见后,由法律规定。地方自治单位的组织和各机构的权限,由它们的章程依法作出规定。”第130条规定:“地方自治单位的机构在完成地方事务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依据法律和章程行事,仅受共和国主管机构的法律监督。为进行工作,国家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法律在区和县或市建立地方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组织和权限,由法律规定。”1991年的《罗马尼亚宪法》第119条规定:“地方行政单位的公共行政工作遵循地方自治原则和公共事业分权原则。”1991年的《马其顿共和国宪法》第114条规定:“保证公民实行地方自治的权利。自治地区是地方自治单位。自治地区按照法律规定从自己的收入来源中以及从共和国的基金中筹集财政资金。地方自治议会由议会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法律规定。”1991年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38条规定:“斯洛文尼亚的居民在区和其他地方共同体中实行地方自治。”第142条规定:“区的财政经费靠本身的来源筹集。凡是经济不够发达不能完全保证任务实施的区,国家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标准保证向它们提供补充资金。”1992年的《立陶宛共和国宪法》第十章专门规定了“地方政府和管理”,其中第119条规定:“赋予国家疆域内法律规定的行政区以自治权。这一权力通过地方政府委员会行使自治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程序由法律规定。”第120条规定:“国家支持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自由和独立行使职能。”第121条规定:“地方政府起草和批准其预算。地方政府委员会有权在规定的范围内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设立地方税,规定由预算负担的税和关税的征收。”1996年的《乌克兰宪法》第140条规定:“地方自治是地区群体在乌克兰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独立地解决本地的问题。”

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虽是个纲领性文件,但仍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之间职权的划分由法律加以规定。其第16条就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⑤但此后我国历部正式的宪法均没有地方权力的规定,这既是因苏联1936年宪法的影响,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原因,因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完全没有地方利益,当然也就没有地方的权力要求。

而“二战”以后,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在地方关系上出现了趋同的状况,单一制国家没有纯粹的集权模式,联邦制国家也不是单纯的分权模式,即“没有纯粹的中央集权模式,也没有纯粹的地方分权模式”⑥。尽管各国的具体规定千差万别,但实行中央(联邦)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是几乎所有国家共同的模式选择。这不仅是一种潮流,更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一种必然。

(一)在我国宪法中规定地方权力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力下放”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旋律。首先是从1980年起,中央改变了“统收统支”的政策,推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以扩大地方的财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从1994年起,更是实行“分税制”,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关系。其次是下放了部分人事权,其中最典型的是确立了干部“下管一级”的原则,并将地厅级干部的任免权下放到省一级。第三是下放了地方的部分事权,在注意地方财政利益的同时,加强了地方对具体事务管理的权力,如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物价管理权、外贸管理权等。第四是下放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原中央企业的下放不仅增强了地方的经济实力,而且使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力得到了加强。第五是切块下放了中央的经济特许管理权,如1982年对经济特区、1984年对14个沿海开放城市赋予了较多的经济特许权力。中央权力的下放,其本质是一种地方分权,这种分权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它不仅减轻了中央的决策与管理负担,而且形成了多层次、多范围的决策机制,初步形成了国家权力运用中的层级管理模式和地方利益驱动机制;使得地方开始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对独立的主体而存在,初步形成了地方竞争的格局,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不过,这种纯属政策层面的“权力下放”模式对于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格局,虽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其一“,权力下放”虽未直接违宪但并无宪法和法律依据。在法治条件下,政府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其二“,权力下放”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的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在高度集权国家中,这种不平衡却有着明显的人为色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的省份完全扮演着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输出的角色,国家限额以上的工业投资完全不考虑这样的省份,造成这些地方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改革开放以来,在“权力下放”模式下,人为的非法治的因素仍然居决定性地位,最具“含金量”的经济管理放权政策如经济特区政策、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等又完全不考虑这样的省份,甚至自筹资金的工业投资也受到中央的限制,严重影响了这些地方的发展。其三,“权力下放”模式的不确定性给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有的权力该放却没有放,而有的权力不该放却又放得过早;有的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涉及到全国统一的经济市场、农民工保护、教育收费、矿山安全、环境保护、税收减免等诸多方面挑战中央的权威。

既然“权力下放”是一种必然,那么就应该寻求“权力下放”的长效机制。我们认为,要有效地解决“权力下放”模式的问题,必须借鉴其他法治国家的成熟做法,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使地方权力宪法化、法律化,即形成宪政层面的地方分权格局。2000年3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立法法》,初步对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划分作了法律层面的规范,对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地方应行使的国家权力内容

我们认为,将来应通过下位法的邻接,将宪法规定的地方权力化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具体内容。

1.在政治权力方面。修改《选举法》和有关组织法,对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干部不能轻易调往他处任职,以尊重民意和维护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

2.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将除中央应保留的宏观调控手段以外的经济管理权限完全赋予地方人民政府,地方政府负责本地的教育文化事业、社会事业、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环境保护等。

3.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分税的财政体制。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建立起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控制能力。

(三)建立有效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体制

根据法国二十多年来实施《权力下放法案》的经验,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中央必须加强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改原有的“事前监督”为“事后监督”,主要是监督地方执行宪法与法律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地方“分权而不分离”,在新的条件下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将地方权力宪法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宪政发展潮流使然。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利于真正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有助于持久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使国家的发展获得一种永续的动力。我们相信,只要在地方权力宪法化的同时建立有效的中央对地方的权力监督体制,就不会影响国家的团结统一。

①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②③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40～341页。

④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所引各国宪法条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自该书。

经济权力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市场规制；经济权力；合理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规制中讨论经济权力运用的合理性问题，是因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运用具有特殊性。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所指向的相对方是市场主体，即企业、个体工商户、公民等不同形态的在市场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因而政府在市场规制中针对某些或者某个市场主体所作出的决定、命令，所采取的各种处罚措施直接影响这部分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和声誉。

2．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经济运行、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的发展是关乎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经济只有在良好的秩序环境下才能健康地、稳定地发展。但是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营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有可能单纯看到个人利益而置其他经营者与社会利益于不顾，如经济形态上的垄断，组织上对交易的不正当限制，方法上的不公正竞争和交易。政府行使经济权力必然要通过对市场主体活动的适当干预，以超越个体利益的超然姿态来调整甚或限制、禁止市场个体只顾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行为，以期营造适应经济有序运行的环境。

3．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还具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利益性

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具备独立地位的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独立性来自于对最广泛的自由与平等的确认。但是，社会的发展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平等。20世纪以来，社会日益分化，市场主体被不断组合，强者愈强，弱者更弱。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劳动领域、消费领域以及竞争领域，由于主体力量的不对等，存在着大量无意志自由、无选择自由的弱势群体，无法与强者谈及平等。因此在承认他们形式上平等性的同时，还应正视他们实质上的不平等。

二、规制与市场规制

1．规制

规制(regulate)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词汇，塞尔兹尼克说：“规制是指一个公共机构针对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进行的持续、集中的控制。”规制，是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规制是表明外部力量对某一事物企图达到一定状态的矫正设计。

2．市场规制

市场规制，是指政府部门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许可、认可、限制等手段，对市场主体的市场活动施加直接影响的行为。

我们理解这个概念要把握以下两点：

首先市场规制不同于通常与刑事司法制度相关联的对反社会性质行为的控制，用马佐尼的话来说：“只有在认为市场行为于其自身有价值并因而需要保护和控制的社会中，才能对市场行为进行规制。”

其次市场规制远非仅仅通过一部法律那样简单。“成熟的”市场规制常被定义为“三方面基本元素的结合：制定规则、监督与检查、执行与制裁”。而要使上述三元素变为持续的、紧密的过程，必然要赋予规制主体相应的权力。

三、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

1．经济权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加，国家为了更加有效地对经济进行干预，便赋予政府经济权力。当然这种经济权力是法定的，政府及下属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对企业、对市场的必要管理，其权限都由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定。

传统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表明了政府经济权力存在的必要性以及独立性。单纯市场机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无功能显示了国家必须在经济运行方面发挥作用；而计划体制或命令机制对经济运行调控的不足则显现出国家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保护经济的缺陷。

国家经济管理主要是通过计划、规划、引导、激励、促进、限制、制裁、扶助和救济等手段，采取对有害于整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事前预防措施以及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事件后的迅速、紧急排碍措施和其他适当措施，它需要经济权力的运用，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2．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同点

行政权力是政治权力中的一种特殊权力，它是指行政上依靠国家赋予的强制力，为履行行政职能，达到行政目标，在行政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行政客体的制约能力和力量。其与经济权力之间的联系也颇为紧密：

(1)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享有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合一的。经济权力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它包括市场管理权、宏观调控权、经济立法权及经济监督权力等诸多方面，国家为了便于对经济的运行进行适当干预，将上述权力分别授予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这其中就包括享有行政权力，担负行政管理职责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并且这类主体的数量也是最为庞大的。

(2)经济权力的运行模式尤其是在市场规制中的运行模式与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基本相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可以行使经济权力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这与传统的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并无太大差别。

诚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行政权力也显现出各种变化，其行政范围、行政手段、行政措施也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变动。因此，传统行政权力的变化既是国家经济权力产生的基础，又是国家经济权力产生的结果。

四、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

1．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借鉴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有三项：

(1)运用行政权力的动因应符合立法目的，应与法律追求的价值取向和国家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一致。任何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需要，为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而行政法律规范授予行政主体某种行政权力都是为了实现该项立法目的。特别是在行政主体被赋予自由裁量权时，立法目的尤其要进行特别考虑。

(2)行政权力的运用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不得考虑不相关的因素。所谓正当考虑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一行政行为时，在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动机上，不得违背社会公平或法律的精神，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臆断，脱离实际或存在法律动机以外的追求。正当考虑要求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活动时必须出于公心，不抱成见、偏见，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3)行使行政权力的程序，做出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合乎理性。行政权力的行使应符合人之常情，包括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符合人们普遍遵守的准则。具体来讲是指行政行为应满足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必要性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实现法律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适当性要求手段是达到行政目的所能采取的成本最小的，最有效的；比例性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做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禁止那些个人的损害程度超过了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的措施。

2．如何在市场规制中合理运用经济权力

由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解读，我们得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是指权力主体作出的决定、命令，应当符合立法的目的，符合理性。要做到这一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政府进行市场规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方式中选择适当的方式。政府进行市场规制往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如规划、引导、激励、促进、限制、禁止等。但是为尊重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确保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有效化，合理运用经济权力要求政府采取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手段，通过认真分析市场主体行为的特殊性、对市场秩序破坏的程度及规制成本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采取适当方式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以使市场机制顺利运行。

(2)政府须谨慎运用经济权力进行市场规制。政府既是社会经济的组织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政府的市场规制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经济权力的运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因而谨慎干预是对政府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它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进行规制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规制而压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和阻碍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发展。“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

(3)政府进行市场规制须遵循法定程序。从经济的角度考察，程序越简单越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办事程序简化，有利于降低成本、节约时间、争取机遇，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但是运用经济权力作出各种决定、命令，是直接关系市场主体权益的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允许私自简化程序，更不允许随意变更程序。

(4)政府运用经济权力又总是以具体的个人为权力主体，由个人加以行使和运用，必然受权力主体个人意志的作用。这就要求规制主体行使经济权力不仅必须出于善意，而且要以实现立法意图为目的。如规制主体行使处罚权是出于非法定的动机(如公报私仇等)、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者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都与合理性原则相悖。再者由于个人工作能力、认识能力、知识水平冲突、道德水准、利益关系等因素，也可能导致经济权力被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如市场规制中的行政处罚，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现实生活中随意处罚的现象却时有发生。于是提高行政能力，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加强思想教育，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增强自己的内控力，便成为合理运用经济权力的主体方面的有效保障。

经济权力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

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像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城市特权要求一样，在我国，商品(市场)经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带来地方权力宪法化的要求。撇开军阀割据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史界所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1912～1918年)正好与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思潮相契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它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打破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平衡的必然。“我们或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化的特质，使农村显得安定而少变化，加上宗法制度与儒家不鼓励突破所造成的墨守成规，使基层的社会几乎停顿一旦与地区性经济利害配合上以后，就会很快地形成为政治上所谓的‘地方主义’。”②作为这种“地方主义”思潮的体现，从192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自1921年12月11日湖南省宪法通过后，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省纷纷开始制定省宪，谋求自治。“联省自治的理论架构，既然是在以地方权力平衡中央权力，以保障民治之实现，所以联省自治运动的本质，便是在争取较多的地方权力。后来联省自治运动，虽未能完全成功，而成为中国式的政治模式，但是地方分权精神之取向，却为社会普遍容纳和吸收甚而民国13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其一全大会的宣言中，仍强调了有关中央与地方权限之规定。”“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原因复杂，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商品经济在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地方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中央的人，地方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地方利益无处不在，大到立法与政策制定、国计民生，小到造桥修路，都有中央对地方的利益平衡及“何予何取”的问题。尽管在法律层面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已经开始承认这种地方利益，开始实行有限的地方分权，如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等。但从1988年以来的四次修宪并未在地方权力宪法化方面有任何实际的步骤，修宪者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这是一个明显的欠缺，它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宪政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会人为地加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二、我国学界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有联邦制国家才在宪法中规定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实际上不仅联邦制国家的联邦与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由宪法所规定，大多数单一制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地方权力。

“二战”以后制定宪法的单一制国家无不有此规定；在历来将地方视为中央人的法国，于1982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后新独立的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将地方自治作为一项普遍的制度。

(一)法国宪法不明确规定地方权力产生了严重误导

法国是欧洲大陆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由于法国大革命影响巨大，再加上其修宪活动频繁，法国宪法对人们宪政观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法国作为有中央集权的传统的单一制国家，在大革命胜利之后制定的1791年宪法中基本没有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由于以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为指导思想，虽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强调地方对中央的服从，没有规定地方的权力。总的说来，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到1982年，法国地方权力没有得到宪法的保障，民选的地方机构权力十分有限，地方权力一直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派驻地方的人手里。法国的这一做法被许多宪法学者误认为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通用模式，因此将其描绘为单一制国家的重要特点，在论及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往往以“地方是中央的人”加以表述。

1982年，长期恪守不在宪法中规定地方权力的法国也不得不开始了地方分权改革。改革的根本动因是长期的中央集权导致行政机构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尤其是其不符合世界潮流，不利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1982年3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性文件《关于市镇和省、大区的权利和自由法》(简称《权力下放法案》)。随后，法国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令，将《权力下放法案》中的地方自治原则具体化:明确了大区、省、市镇三个层次的地方自治主体资格；中央取消对地方自治主体的监管，只要地方自治主体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其管理地方事务的任何行为不受中央政府的干涉；1983年以后，中央政府扩大地方事权，陆续将经济发展与计划、市镇建设、住房、土地整治、职业训练、交通运输、教育、文化、环境保护、警察事务等职权划归地方。

(二)大多数单一制国家宪法明确了地方权限

1.除法国外，“二战”前制定宪法的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只是具体规定各有不同。如1814年公布、1983年重新公布的《荷兰王国宪法》第132条规定，“省、市的设置及其行政机关的组成和权力，均由议会法令规定”“，对省、市行政机关实施监督的办法由议会法令规定”，“除议会法令另有规定者外，省、市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无须事先请示批准”“，省、市行政机关征课地方税，以及省、市行政机关同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均由议会法令规定”。1921年公布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宪法》第110条规定:“各行政区之存废组织，及其本身职权范围内以及委办之任务，均由法律规定各区的财产和地方治安实行自治管理，但直接受中央政府监督。”

2.“二战”结束后制定的资本主义宪法均规定了地方权力，或者在宪法中明确地方的具体权力由法律加以规定。如1948年实施的《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五章规定了“区、省、市(镇)”，第115条规定:“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区为具有自主权力和职能的自治单位。”第119条规定:“区在共和国法律所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享有财政自治权，共和国法律协调区的财政自治权与国家财政、省和市(镇)财政之间的关系。”1967年颁布的《巴拉圭共和国宪法》第14条规定:“为便于建立共和国的政治和行政结构，国家领土分为若干个省。由行政机关授权负责行政省的当局和这些当局的职责和义务由法律规定。司法和行政权的方式也由法律规定。”1976年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地方政府”，其中第237条规定:“民主国家组织包括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是拥有为本地区全体居民的特殊利益服务的代表机关的区域性共同体。”第239条规定:“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与组织及其代表机关的权限，由法律根据行政分权的原则规定。”第240条规定:“地方财政的管理由法律规定，其目的在于经由国家和自治机关公平分配公有资源，并对同级自治机关间的不平等作必要的调节。”

3.后新独立国家的宪法普遍规定了地方权力，不仅明确地方权力由法律规定，而且普遍明确规定“地方自治”。1990年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第131条规定:“州是地方管理单位和自治单位。州的区域范围由法律规定州机构的组织和权限由法律规定。大城市可以作为州来调节。”第128条规定:“保障公民们的地方自治权利。地方自治权包括就有关地方意义的公民需要和利益作决定的权利，特别是就有关场地调整和市镇建设规划、村庄和居民区的调整、公用事业、关心儿童、社会保护、文化、体育运动和技术知识以及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作决定的权利。要制定关于地方自治的法律。”第129条规定:“地方自治单位依法可以是区和县或城市。它们的区域范围在事先征求了该地区居民的意见后，由法律规定。地方自治单位的组织和各机构的权限，由它们的章程依法作出规定。”第130条规定:“地方自治单位的机构在完成地方事务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依据法律和章程行事，仅受共和国主管机构的法律监督。为进行工作，国家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法律在区和县或市建立地方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组织和权限，由法律规定。”1991年的《罗马尼亚宪法》第119条规定:“地方行政单位的公共行政工作遵循地方自治原则和公共事业分权原则。”1991年的《马其顿共和国宪法》第114条规定:“保证公民实行地方自治的权利。自治地区是地方自治单位。自治地区按照法律规定从自己的收入来源中以及从共和国的基金中筹集财政资金。地方自治议会由议会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法律规定。”1991年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38条规定:“斯洛文尼亚的居民在区和其他地方共同体中实行地方自治。”第142条规定:“区的财政经费靠本身的来源筹集。凡是经济不够发达不能完全保证任务实施的区，国家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标准保证向它们提供补充资金。”1992年的《立陶宛共和国宪法》第十章专门规定了“地方政府和管理”，其中第119条规定:“赋予国家疆域内法律规定的行政区以自治权。这一权力通过地方政府委员会行使自治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程序由法律规定。”第120条规定:“国家支持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自由和独立行使职能。”第121条规定:“地方政府起草和批准其预算。地方政府委员会有权在规定的范围内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设立地方税，规定由预算负担的税和关税的征收。”1996年的《乌克兰宪法》第140条规定:“地方自治是地区群体在乌克兰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独立地解决本地的问题。”

三、新中国成立之初，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虽是个纲领性文件，但仍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之间职权的划分由法律加以规定。

其第16条就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但此后我国历部正式的宪法均没有地方权力的规定，这既是因苏联1936年宪法的影响，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原因，因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完全没有地方利益，当然也就没有地方的权力要求。

而“二战”以后，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在地方关系上出现了趋同的状况，单一制国家没有纯粹的集权模式，联邦制国家也不是单纯的分权模式，即“没有纯粹的中央集权模式，也没有纯粹的地方分权模式”。尽管各国的具体规定千差万别，但实行中央(联邦)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是几乎所有国家共同的模式选择。这不仅是一种潮流，更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一种必然。

(一)在我国宪法中规定地方权力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力下放”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旋律。首先是从1980年起，中央改变了“统收统支”的政策，推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以扩大地方的财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从1994年起，更是实行“分税制”，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关系。其次是下放了部分人事权，其中最典型的是确立了干部“下管一级”的原则，并将地厅级干部的任免权下放到省一级。第三是下放了地方的部分事权，在注意地方财政利益的同时，加强了地方对具体事务管理的权力，如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物价管理权、外贸管理权等。第四是下放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原中央企业的下放不仅增强了地方的经济实力，而且使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力得到了加强。第五是切块下放了中央的经济特许管理权，如1982年对经济特区、1984年对14个沿海开放城市赋予了较多的经济特许权力。中央权力的下放，其本质是一种地方分权，这种分权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它不仅减轻了中央的决策与管理负担，而且形成了多层次、多范围的决策机制，初步形成了国家权力运用中的层级管理模式和地方利益驱动机制；使得地方开始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对独立的主体而存在，初步形成了地方竞争的格局，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不过，这种纯属政策层面的“权力下放”模式对于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格局，虽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其一“，权力下放”虽未直接违宪但并无宪法和法律依据。在法治条件下，政府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其二“，权力下放”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的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在高度集权国家中，这种不平衡却有着明显的人为色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的省份完全扮演着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输出的角色，国家限额以上的工业投资完全不考虑这样的省份，造成这些地方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改革开放以来，在“权力下放”模式下，人为的非法治的因素仍然居决定性地位，最具“含金量”的经济管理放权政策如经济特区政策、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等又完全不考虑这样的省份，甚至自筹资金的工业投资也受到中央的限制，严重影响了这些地方的发展。其三，“权力下放”模式的不确定性给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有的权力该放却没有放，而有的权力不该放却又放得过早；有的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涉及到全国统一的经济市场、农民工保护、教育收费、矿山安全、环境保护、税收减免等诸多方面挑战中央的权威。

既然“权力下放”是一种必然，那么就应该寻求“权力下放”的长效机制。我们认为，要有效地解决“权力下放”模式的问题，必须借鉴其他法治国家的成熟做法，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使地方权力宪法化、法律化，即形成宪政层面的地方分权格局。2000年3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立法法》，初步对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划分作了法律层面的规范，对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地方应行使的国家权力内容

我们认为，将来应通过下位法的邻接，将宪法规定的地方权力化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具体内容。

1.在政治权力方面。修改《选举法》和有关组织法，对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干部不能轻易调往他处任职，以尊重民意和维护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

2.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将除中央应保留的宏观调控手段以外的经济管理权限完全赋予地方人民政府，地方政府负责本地的教育文化事业、社会事业、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环境保护等。

3.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分税的财政体制。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建立起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控制能力。

(三)建立有效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体制

根据法国二十多年来实施《权力下放法案》的经验，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中央必须加强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改原有的“事前监督”为“事后监督”，主要是监督地方执行宪法与法律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地方“分权而不分离”，在新的条件下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将地方权力宪法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宪政发展潮流使然。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利于真正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有助于持久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使国家的发展获得一种永续的动力。我们相信，只要在地方权力宪法化的同时建立有效的中央对地方的权力监督体制，就不会影响国家的团结统一。

参考文献：

①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②③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40～341页。

④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所引各国宪法条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自该书。

经济权力论文范文篇9

全省交通系统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研讨会开了一天半时间。会上，17位同志作了中心发言，12位同志形成了书面交流材料。从大家学习、研讨和交流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领导重视，准备比较充分。省交通厅高度重视这个研讨会的准备工作，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党组书记，厅长刘克志同志强调指出，召开研讨会，开就要开好，开出水平，开出质量。结合去市州督查和调研，厅领导分别听取市州交通局对这次研讨会选题的确定和准备情况。到*月*日，9个市州和厅直单位共送来书面材料25份。在此基础上，又组织驻厅纪检组监察室和厅督查委员会办公室的4位同志写出4篇有新意、有深度、有质量的论文。由于各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论文作者的辛勤劳作，尽管准备时间较短，但是形成了质量较好的大会发言材料和书面交流材料。二是主题集中，和而不同。无论是大会发言还是书面交流，都紧紧围绕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这个主题，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交流了学习体会和研究成果。有些论文理论性和哲理性较强，有些论文与实践结合较紧，异彩纷呈，各有千秋。三是对研讨会论文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对所有发言和书面交流材料，每篇厅领导都认真看过，特别是对大会发言的17篇论文改过两遍，严格把关。有不少单位的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写研讨论文，有的论文甚至几易其稿。四是联系实际，研讨深入。大家都能联系交通行业和本单位的实际，联系各自的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和研究成果，谈得比较深刻。可以说，在会上发言的17篇论文，既有一定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又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既是对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对实践经验的认真总结。四是效果比较理想，达到了预期目的。通过这次研讨、交流，使大家对结合*交通实际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思想认识更加统一，任务目标更加清晰，措施对策更加具体，对于抓好我省交通系统的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将会起到指导、促进和推动作用。可以说，这次研讨会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下面，我具体讲五个问题。

一、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召开研讨会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任务。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在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对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力度的根本举措。因此，党中央和中纪委强调，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任务。

2、召开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研讨会，是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大和*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任务，而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3、召开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研讨会，是总结党的十五大以来我省交通系统探索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实践经验的需要。20*年6月交通部在无锡市召开的交通系统反腐败抓源头工作座谈会上，我厅介绍了《反腐抓源头，探索新思路》的经验，即教育、制度、监督、改革“四位一体”源头治腐的经验；20*年2月交通部在沈阳市召开的全国交通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我厅介绍了《探索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经验。这些实践经验，虽然是可贵的，但还是初步的，需要通过研讨，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4、召开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研讨会，是进一步指导和推动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和一项新的任务，对其重要意义、科学内涵、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实施步骤、主要任务和保证措施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回答，以新的理性认识指导新的实践，指导和推动全省交通系统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

二、为什么选择一部分论文作大会发言

首先，是因为时间的原因。这次研讨会安排了一天多时间，不可能所有论文都在大会上发言，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

其次，是因为选题的原因。为尽量避免选题重复、千篇一律，使大会发言能够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呈现出各具特色、内容丰富的特点，从而使与会同志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取得更多、更大的收获。

再次，是因为论文质量和深度的原因。这次研讨会作为大会发言的论文，原则上主要依据以下三条标准：一是理论思考有新意、有深度；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有针对性和实践性；三是对策建议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长春市交通局纪委副书记王建勋同志的论文，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谈起，讲了强化权力制约机制，健全监控保障体系这一主题，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指导性和操作性也比较强。*市交通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闵永林同志的论文，题目是《求真务实、创新进取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灵魂》，分三部分论述：一是提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求真务实、创新进取的结果。二是建立和发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作用，必须坚持求真务实、创新进取的精神。三是完善和发展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必须坚持求真务实、创新进取的精神。立意很新，哲理性很强。四平市交通局助理调研员郭奎斌同志的论文，题目是《正确处理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关系，科学构建惩防腐败体系》，分三部分论述：一是以制度为依托，以监督为保障，建立有效的反腐倡廉教育模式。二是以教育为基础，以监督促执行，建立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三是以制度为准绳，以教育为先导，建立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机制。对三者关系论述得相当透彻。通化市交通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夏雅洁同志的论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关于权力监督的几点思考。一是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前提是权力配置要科学，权力运行公开化；二是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重点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三是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关键是发挥各种监督手段的综合作用，建立起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可以说，主题明确，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白山市交通局纪委书记隋志林同志的论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探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内在规律的思考。一是将腐败现象的表现分为三大类六种类型，概括为三大特征，指出其发生与发展的三个内在规律，对新时期腐败现象的特征及规律进行了比较深入和深刻的分析；二是从惩防腐败体系构架的系统性和体系要素的互补性，论述了惩防腐败体系的内在规律，并提出了抓好教育、完善制度、加强监督的具体举措。内容丰富，言之有物。省高管局纪委书记张国臣同志的论文，题目是《深化教育是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省高建局纪委书谢桂芳同志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构建符合高速公路建设管理特点的惩防腐败体系的探索与思考》，省运管局党委书记于彦华同志的论文，题目是《以运政执法“四分离”为重点，构筑运输管理系统惩防腐败体系》，省规费征收管理局纪委书记张汉成同志的论文，题目是《征稽系统建立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几点思考》，省公路设计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谢贵智同志的论文，题目是《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四位一体”》。这5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本系统、本单位工作实际，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而且都有一定的质量和深度。省公路管理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赵晓敏同志的论文，题目是《有效实施对权力监督和制约之我见》。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权力产生腐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讲了权力监督缺位、权力运用的错位与越位、权力监督的不到位。二是阐述了权力监督和制约的理论依据，包括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理论、权力制衡理论。三是提出了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有效机制的具体对策，即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有力的防范措施；强化教育管理，提高掌权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切实履行职能，充分发挥纪检机关的监督作用。这篇论文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写得很有深度、很有质量。反映出作者具有较深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文字功夫。*交通报社党支部书记许迈同志的论文，题目是《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必须注重打破“权力垄断”》，这个题目很新颖，立意很深刻。全文分为三部分：一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恶性障碍是“权力垄断”。二是“权力垄断”的后果及其危害。具体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即权力垄断者必然为单位的发展和重大决策带来巨大风险；权力垄断者必然首先是企事业单位制度体系的破坏者；权力垄断者必然是企事业内部契约关系的践踏者；权力垄断者必然是企事业单位衰败的制造者；权力垄断者必然是权力腐败者。剖析得非常深刻，尖锐地指出了“权力垄断”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后果。三是深刻地阐述了革除“权力垄断”弊端的思路，包括要加强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治理；要构建新的管理体制；要建立和强化有效监督制衡机制；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经营者的选聘机制。可以说，这是对症下药开出的灵验处方。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一篇精品，不仅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而且从文学的角度也是一篇范文。从省规费征收管理局副局长调到驻省交通厅纪检组监察室的王延钧同志的论文的题目是《从五个要素及其结合上，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的科学内涵》。共分三个部分论述：一是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需要从全局、系统、战略高度去谋划。主要讲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要有明确的工作目标；要有正确的工作思路。二是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需要具备五个要素。即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改革是根本、惩治是前提。三是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需要五个要素相结合。即五个要素目标的一致性要求结合；五个要素的优势互补性要求结合；五个要素的相互制约性要求结合。这个题目很新、很深，这是迄今为止没有其他人写过的，对惩防腐败体系内涵理解较为全面、把握较为准确的一篇力作，非常有新意，非常有价值。厅督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臧宿成同志的论文，题目是《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重在抓好“六个机制”建设》，分三部分论述：一是建立和完善“六个机制”对于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意义。“六个机制”体现了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内在需要；“六个机制”是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重要载体；“六个机制”为惩防腐败体系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建立和完善“六个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领导机制、权力运行机制、教育防范机制、监督制约机制、激励保障机制、查办惩治机制。三是抓好“六个机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坚持科学性和整体性统一的原则；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原则；坚持“五个要素”并重及其相互结合的原则；坚持求真务实和开拓创新的原则；坚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这也是一个没人写过的新题目，也是一篇很有新意、很有深度、很有质量的力作。厅督查委员会办公室张辛同志的论文，题目是《交通系统构建惩防腐败体系，应发挥“三个委员会的作用》，分两部分论述：一是对“三个委员会”作用的思考。“三个委员会”的运行，逐步树立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意识，确立了源头治腐的一项预防机制；“三个委员会”的运行，形成了一种对权力运行较为有效的制约机制；“三个委员会”的运行，是一项预防发生“不作为和乱作为腐败”，使行政发挥效能的监督落实机制。二是对改进“三个委员会”工作的对策思考。即要将“形成机制”转化为“有效机制”；尽快解决制度缺位的问题；应更多地引入外部监督因素。这篇论文写的非常好，思考深入，对策有力；思路清晰，思维辨证；语言犀利，文彩飞扬。也是一篇有新意、有深度、有质量的力作。驻厅纪检组监察室巩会斌同志的论文，题目是《论改革在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中的作用》。分两部分论述：一是改革既是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根本途径。改革要贯穿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全过程；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制度、监督、惩治等方面也必须进行改革；二是改革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根本性作用。深化改革，有利于铲除旧体制机制制度的弊端；深化改革，有利于实行政务公开；深化改革，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这个题目，迄今为止也没有其他人写过，也是既新又难的题目。但是，经过他本人的努力，也较好的完成了任务。这也是一篇有新意、有深度、有质量的力作。这些论文特别是力作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既是作者本人智慧的结晶和水平的标志，也是省交通厅党组多年来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抓学习和人才培养的结果。

三、为什么将其他论文作书面交流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所有写论文的同志都付出了劳动，未发言作书面交流是尊重大家劳动成果的体现。写了就比没写好，这样做，也是对写论文同志的肯定与鼓励。

2、这样做，能够使大家更广泛地进行交流。主要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有些比较好的论文未能作为大会发言材料，失之可惜，作书面交流材料印发给大家，能够使大家得到更多、更大的收获。

3、这样做，也是对大家的工作责任心、认真程度、理论水平、研究能力、学习成果的实际检验。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只有经过比较，才能发现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

四、要运用这次研讨会的成果指导新的实践

这次研讨会，对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和实践概括，使规律性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为指导新的实践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理论基础。但是，我们不能满足现状，浅尝辄止，要进一步深化学习和认识成果，并在指导工作实践上下功夫。明天，交通部在我省召开部分省交通厅纪检组长座谈会，会议通知让我省侧重准备“交通系统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这个题目，我们这次研讨会的论文，特别是王延钧、臧宿成、张辛、巩会斌等同志的力作，对回答座谈会确定的这个题目大有益处。我省拟发言的主题是《实施“563工程”，构建惩防腐败体系》，将分四部分论述：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战略目标和实施步骤、主要任务、保证措施。在主要任务中，专门论述“563工程”，即交通系统构建惩防腐败体系，要把握“五个要素”及其相互结合、要建立和完善“六个机制”、要发挥“三个委员会”的作用。作为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563工程”，它是着眼长远、分步实施的战略工程；是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系统工程；是把握根本、源头治腐的的基础工程；是全党动手、齐抓共管的责任工程。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既是一个研究过程，更是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既要有理论上的深入，更要有实践上的深入；既要有理论成果，也要有实践成果。要增强抓好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在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上下功夫，求深入、求突破、求实效，把我省交通系统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推向前进。

经济权力论文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行为；行为规范；内涵

发挥职能，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党和国家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神圣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工商部门的社会形象，为此，进一步规范工商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实现规范执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行为规范的内涵及意义

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行为规范是由工商行政管理的执法理念、执法宗旨、执法任务所决定的，是由此产生的执法人员所特有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方式。具体包括：执法主体规范、执法程序规范、行政许可规范、执收执罚规范等内容。它具有强制性、导向性和可变性等特征。为此，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行为规范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第一，规范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行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共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需要。为此，工商执法人员必须牢记服务宗旨，以及高效便民的执法理念，以实际行动为经济服务，以规范的行为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尊重；第二，规范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行为是加强工商部门行风建设的现实需要。工商部门是有一定执法权力的行政执法部门，权力的滥用必然导致腐败行为的产生。因此，必须加强工商行政执法人员行为规范，防止权力异化，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工商部门的神圣使命。

二、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

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行为规范主要体现在执法目标、执法理念、执法主体、行政许可、办案程序、执法态度、执法纪律、执法形象等方面。具体内容包括：一要秉公执法。工商执法人员要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公正无私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做到执法如山；二要严格执法。执法活动必须有法律授权，不能滥用职权，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按法律程序执法，不能以言代法；三要公正执法。在法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对不同的经营者采取不同的处罚方法；四要公开执法；五要文明执法；六要准确执法；七要高效执法。公务员之家

三、严格法规要求，进一步规范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行为

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