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化范文10篇

经济金融化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经济金融化特征成因

一、国际经济金融化的概念及其特征

国际经济金融化主要是指国际经济活动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以金融政策为协调工具,从而把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来推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与趋势。国际经济金融化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国际金融活动在国际经济中日益趋重,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资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影响下金融活动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表现为金融联系;三是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出现,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世界各国的共识,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协调成为国际经济协调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日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国际经济金融化的实质就是指金融这种经济资源在世界各国日益被优化配置、被充分利用的过程与趋势。在国际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1、金融虚拟经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日益突出。所谓虚拟经济就是相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物经济而言的,主要指由虚拟金融资产如有价证券、存款、外汇等运动而形成的一种经济活动,也称金融虚拟经济。金融虚拟经济在国际经济活动的地位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虚拟经济规模日益扩大。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为5900亿美元,1992年为8200亿美元,1995年为11900亿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亿美元,目前,全球的外汇日交易量已接近2万亿美元;国际债券1999年为1900亿美元,预计2000年为2000亿美元;证券市场到1998年11月,全球证券市场总值达25.2万亿美元,成交23万亿美元,其中,十大证券市场证券市值22.3万亿美元,成交20万亿美元。目前由于资本的流动和外汇交易日益脱离实体经济,因此,国际经济的金融虚拟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进一步加强。第二,金融资产在各国社会财富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在社会财富中,如存款、股票、国债和保险单位等多种虚拟金融资产的比重日益增大,以金融资产为主取代了以实物形态为主或以货币存款为主的财富持有形式。可以用金融相关率即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来表示社会财富金融资产化的进程(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相关率都在逐步提高,社会财富以金融资产形态存在的比重日益加大。目前,国际金融交易仅有2%的同生产、贸易等直接投资有关,其余的均在自我循环,进行钱生钱的游戏。据统计,全球股市市值约25万多亿美元,而金融衍生商品的价值就达100多万亿元,是全球GDP的三倍多;再如1997年全球仅养老金总额就达到9.7万亿美元,估计到2002年将达到13.7万亿美元,并且这些国家的虚拟金融资产总额都超过了实物资产的总额,在未来的时间内金融资产的相关率还在继续增长。2、国际金融关系在国际经济联系中日益突出。金融关系主要是指各国在国际金融活动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股利关系和风险与保险关系等金融关系。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金融关系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国际经济关系金融化世界对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它便利了全球金融的往来和全球融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目前,全球证券投资正在急剧的膨胀,意味着金融中介的快速运转,全球证券业内50家最大的证券商都是银行集团和金融集团下属的部门,银行与证券业的合并,方便了国际资本的国际转移,大量而迅速的全球资金流动,将各国的经济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促进了资金在国际范围内有效的分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如国际货币组织的总裁康德苏在1995年5月美洲国家第25届理事会上所说,“在过去10年到15年内,国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一体化为众带来了许多好处,它促进了全球储蓄的有效分配,而且促进了许多国家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二是金融债权债务增加显著。国际清算银行统计,仅跨国银行债权总额,1992年仅为1885亿美元,1997年已增加到90383亿美元;国际融资总额,1992年为3149亿美元,1997年底便增加到88272亿美元。三是金融关系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3、国际金融关系的协调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方面,金融安全是世界各国经济安全关注的重心。90年代频繁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拉美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如何避免金融风暴导致经济衰退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因此,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NextPage]

二、国际经济金融化的成因

1、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虚拟经济的发展。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业跨国境发展而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金融的全球化对虚拟经济的扩张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极大提高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和效率。据统计,世界金融市场一年的交易量达400多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的几十倍,使虚拟经济规模得到极大的扩张;二是金融业务全球化、多样化,使得金融业的服务对象突破国界的地理限制,服务对象出现国际化,这对开拓国际金融市场,扩大虚拟经济提供了前提条件;三是货币国际化,即许多国家在积极推进货币的可自由兑换,全球性可流动和交易的货币将增加,国际货币结构的多极化为金融业务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性;四是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向一体化。

经济金融化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化；金融；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基础性经济，公众的生产生活对于实体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影响着经济总体发展的稳定性。多次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增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金融，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的衍生物，金融的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的提升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由此可见，金融依存于实体经济，先有实体经济这一“因”，才有金融这一“果”，两者之间又包含着复杂的关系，从总体来看，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但从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来看，金融机构过度膨胀，实体经济所占DP比重越来越少；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的现象十分严重，在金融实践中，金融机构将大量资本进行“包装”转投房地产等领域，资本空转现象频发。基于以上事实，应当从经济金融化视域下，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错位的原因。

一、金融与实体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此之后，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实体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此，我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以活跃实体经济，转变实体经济不景气的现状，但是由于金融机构没有较为健全的体制，金融监管不严格，这些数额巨大、流动性极强的资金流入了虚拟经济，而不是按照预期的设想，用于振兴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经济也逐渐朝向金融化发展。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以实现进一步的扩张，实体经济被进一步弱化。金融资本本身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中，只有产业资本能够获得利润，随着金融机构的不正常膨胀，金融资本对于产业资本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主要原因在于金融资本的收益高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一些企业及投资者已经不满足于对产业资本进行分红，而是希望能够通过金融资本获取更高的收益，在这一转变下，实体经济不再依赖传统生产及贸易获得利润，而是寄希望于金融渠道，甚至出现企业“圈钱”现象。在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金融资本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部分难以实现流动的资产经过转变能够在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一些具有风险的资产成了金融衍生品，也能够实现交易，此外，国际大宗商品的金融化为套利、投机行为提供了便利。由此可见，金融资本结构的变化导致金融资产泡沫化严重，金融风险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不协调不仅阻碍实体紧急的发展，也使金融发展置于高风险之中。从金融的本质上来看，其既不属于实体经济，也不属于虚拟经济，其最大的功能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包括风险管理、促进资金的融通、合理优化资源配置等。因此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上，不能以牺牲金融为代价对实体经济进行补贴，也不能忽视金融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不能抑制金融创新，而是要正确看待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措施

（一）以法律打破金融垄断。自由市场机制最大的作用是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保证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尽管自由市场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但从自由市场内部以及本质来看，由金融渠道所获得的利润远远高于从生产、工业等实体经济中获得的利润，导致实际经济利益受到挤压，因此，为了维护实际经济利益，我国需要加强有关政策法规的完善。首先，我国需要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打破金融垄断，建立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使生产要素在各个行业之间合理分配，使金融和实际经济利润平均化。其次，通过股份制企业财务资本的透明化，明确财务和产业资本的权限，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使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并获得个人经济利益在严格批准实际商业资本的转移中，保持了公司治理的连续性。最后，需要在产业政策中提高实体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有效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和实体经济，所有行业都可以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平均利润率。此外，我国需要制定和完善合理的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深化利润和汇率市场改革。（二）提高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当前，由于产业结构失衡和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社会生产效率持续低下。因此，为了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有关部门要积极推动实体经济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资金吸引力。只有积极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提高资本利润率，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为之服务。政府应该从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开始。一方面，应探索和实施创新发展战略，通过创新带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和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和培育新兴产业，使实体经济在金融环境中获得持续的活力。（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实体经济的升级与转型离不来金融的支持。为此，应将金融供给改革放在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位置，转变以往“需求驱动”的金融供给理念，丰富金融供给的方式，使新型实体企业以及小微实体企业能够通过金融渠道进行融资。银行体系作为金融服务的主体，应当积极进行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局面，形成大、中、小型银行均衡发展的新格局，向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一方面，能够避免金融资本浪费；另一方面，能够提高银行体系综合服务能力。同时，确定适当的银行信贷方式，使实体企业能够以较少成本获得较多的融资资金，以实现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最后，构建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以多融资渠道为基础，为实体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四）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助力实体产业升级。近年来，在金融脱媒进一步深化和利率市场化趋势逐步加快的背景下，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发行债券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的意愿大幅提高，特别是目前低利率环境将激发优质企业发行中期票据的需求，充裕的流动性将促使投资者加大对中短期信用产品的配置力度，中小微型商业银行的议价能力将进一步降低。而借助供应链金融业务，中小微型商业银行能够以低风险的手段占领数量众多、融资需求巨大的中小企业市场，这对于银行拓宽客户范围、优化客户结构和提高综合收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一家银行的供应链金融网络率先与以核心企业的供应链商业网络实现对接，将因网络锁定形成难以跨越的市场壁垒，其他银行则可能在模式竞争中丧失战略先机。近年来，金融机构过度膨胀，利润由实体经济资本转向金融资本，实体企业的发展受阻，尤其是中小型实体企业，其资金大部分用于日常经营当中，如库存、房屋、产品原料等，导致中小实体企业资金流动性较差。中小企业发展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但中小企业发展前景较窄，缺乏核心竞争力，占据市场份额较少，信用评级较低，难以在银行等其他渠道进行融资。当前，供应链金融是解决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的有效方式，中小实体企业与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建立供需关系，将其生产的产品以供应链方式销出，与核心企业形成稳定、持续的合作关系。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向供应链中的中小实体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一方面能够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风险，另一方面能够拓宽中小实体企业的融资渠道，达到互惠互利的目标，继而实现金融与实体双赢。同时，金融机构需要把握好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依托实体经济，开展具有特色的实业投行业务，结合中小型实体企业的融资需求以及中小型企业资金、信用等风险的特点，开发对接中小型实体企业的投融资产品，既能够满足中小型企业扩大发展的融资需求，又能够满足中小型企业稳定发展的投资需求。此外，金融机构可以本区域内中小型实体企业为服务对象，细分实体经济市场，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融资产品，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中小型实体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高度重视中小型实体企业的发展，并制定一系列政策扶持中小型实体企业。当前，供应链金融已经成为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方式，也成为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供应链金融不仅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还能够拓宽中小型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秉承趋利避害思想，对中小型实体企业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进行严格的考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但也阻碍了中小型实体企业的发展。为此，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需要促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首先，正确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保证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次，建立完善的反垄断法律体系，消除金融垄断对实体经济的不良影响；再次，提高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提高实体经济对资本的吸引力；另外，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最后，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助推实体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曾娅丽.金融化视角下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研究[J].商讯,2020(10):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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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谌.金融化视角下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9(07):187-188.

经济金融化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经济金融化

一、引言

经济不确定性是指经济运行中存在市场参与主体无法预知的因素并导致其难以对未来经济状况进行准确预期的特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当局加强经济干预，使经济不确定性上升(Baker等，2016)。危机后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多表现为相机决策形式，企业和家庭部门等微观主体的投资和融资决策也需要随政策变化加以调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政府部门相继推出各类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经济不确定性也随之上升。有研究指出，经济不确定性使企业和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降低投资和消费(Bloom，2014);也有研究认为，不确定性是经济金融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彭俞超等，2018;李沛然等，2019)。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影响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等层面厘清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波动的金融化成因，进而有助于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防范经济过度金融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经济不确定性的界定及测度

经济不确定性涵盖的范畴较广。Knight(1921)将“对未来收益和损失的分布状态和范围无法预测或无法确定风险分布类型本身”定义为不确定性。Le和Zak(2006)将政府部门未明确经济政策预期、政策执行和政策立场变更的指向和强度引发的结果定义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本文根据研究对象和计算方法的不同将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归纳为变量法、主观推断法和模型估计法等三类。(一)变量法。变量法采用一系列反映经济不确定程度的变量对经济不确定性加以测度。Bloom(2009)分别采用企业利润增长率的标准差和股票月度收益率的标准差衡量经济不确定性。Bali和Zhou(2016)采用风险中性测度和物理测度下的波动率期望之差作为不确定性指数的度量。VIX波动率指数是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构建的指数期权隐含波动率加权指数，计算看涨和看跌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并对结果取加权平均，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的变量。变量法使用范围广、计算简便且数据可得性高。(二)主观推断法。主观推断法收集并比较各经济主体对经济指标的主观判断和预期数据的差别衡量经济不确定性，各经济主体对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预期的分歧越大表明经济不确定性越高。Bloom(2009)基于分析师预测GDP的分散程度测度经济不确定性，使用美国费城联储分析师对未来一年名义GDP预测的标准差计算。Baker等(2015)基于文本分析法统计了美国主流媒体对经济报道中“不确定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并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方法得到的不确定性可以较好解释美国的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主观推断法从不确定性的来源出发，经济含义较为明确。(三)模型估计法。模型估计法将不确定性作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通过寻找经济观测量和不确定性的对应关系，使用估计方法得到经济不确定性。Schwert(1989)采用时间固定效应自回归模型对宏观经济变量建模，将残差项的平方和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Aruoba等(2009)提取了不同预测周期下的宏观经济指标和股票市场数据构建模型，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估计经济不确定性。Jurado等(201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变量的共同因子，使用自回归模型得到变量的预测方差并加总得到经济不确定性。模型估计法的关键在于状态空间方程和观测量的选取，该方法的优点是计算过程更加接近不确定性的定义。

三、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分析

经济不确定性会对经济发展和生产经营的各方面产生影响，可以从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等四方面加以归纳。(一)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会在短期内造成消费、投资和就业等一系列指标的下降并在长期造成经济增速放缓。Bloom(2009)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使就业和总产出受到影响，因此消费和投资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最终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Novy和Taylor(2014)指出，贸易额相较于国内总产出受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程度更大。近年来，我国学者也研究了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鲁晓东和刘京军(2017)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王博等(2019)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使违约风险上升、产出下降。(二)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金融市场的价格，主要体现在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方面。收益率方面，Bali等(2017)基于因子模型研究发现，经济不确定性会导致股票价格发生变化。Aramonte(2014)指出，不确定性是期权收益中的重要因子，并会产生负的风险溢价。波动率方面，Liu和Zhang(2015)发现，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波动率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经济不确定性还通过溢出效应使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性增强。Dakhlaoui和Aloui(2016)研究表明，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金砖国家股票指数产生负向收益率溢出效应。李沛然等(2019)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商品市场交易者的投资决策促进大宗商品间的价格联动。(三)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部门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部门的影响体现在投资决策层面。Jeong(2002)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倾向于进行期限较短的投资。Bloom等(2010)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使可逆性较大的投资项目比例下降，而使可逆性较小的投资项目比例上升。谭小芬和张文婧(2017)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等实体经济投资活动。顾夏铭等(2018)研究表明，经济政策调整会使企业的创新投资增加，从而增加获得未来收益的机会。彭俞超等(2018)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抑制企业的金融化趋势，且导致企业减持投机性金融资产、增持保值性金融资产，我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润而不是预防性储蓄。(四)经济不确定性对居民部门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居民部门的消费和储蓄。Campbell(1993)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降低投资者的消费需求，由于经济存在衰退的可能，居民持有更多与经济活动正相关的资产以抵抗风险。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出现“预防性储蓄”现象。宋峥(1999)研究发现，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居民储蓄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齐天翔(2000)认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居民边际储蓄倾向增加。沈坤荣和谢勇(2012)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上升使居民储蓄率增加，而社会保险会降低城镇居民储蓄率。

四、经济不确定性与我国经济金融化成因

(一)经济金融化成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积累会受到价值形式的限制，传统的商品货币体系阻碍资本持续积累，通过借助信用货币，资本积累受到的限制被打破。现代银行的信用货币制度突破贵金属货币的数量约束，加快资本周转，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信用过度扩张会导致生产过剩和投机过度，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危机爆发时信用大幅收缩且融资成本提升，实体企业的利润率降低，信用和资本就会出现螺旋式下降。由于实体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受限于信息不对称，无法准确识别市场中客观存在的商品过剩，仍然不断扩大生产并导致产品过剩，为实体经济运行带来不确定性。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的增加伴随着资本脱离产业进行自我循环和增值，使得经济“脱实向虚”，而微观主体的局限性将其进一步放大为宏观现象，最终造成经济金融化。(二)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金融化驱动机制。经济不确定性会增加金融市场间的价格联动。股票和大宗商品作为两种投资品，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替代性。当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一方面市场风险上升会引发交易者的避险行为，促使其配置更多风险较低的资产。根据风险规避理论，投资者的避险情绪上升后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而投资者情绪存在传染性，当经济不确定性对商品市场造成广泛的冲击后，本不相关的资产之间便出现了同向运动的趋势。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增加意味着企业面临更高的内外部风险。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不可逆性，相对于流动性更强的金融投资，生产性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实物期权理论认为，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企业推迟投资的期权价值，企业在应对不确定性时，可选择流动性较强的金融资产而非固定资产。在市场机会不佳时，企业可以通过行权的方式延迟投资，这给予企业根据市场实际决定投资时机和投资水平的选择，企业的最优决策变为等待有利投资机会，最终表现为延迟生产性投资并增加金融投资，企业出现金融化趋势。

五、研究展望与政策建议

现有研究大多立足于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其中大部分针对金融市场和企业层面的金融化现象。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未来可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内生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以丰富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体系。还可以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等入手，深入探讨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也与政治周期有紧密联系，可将经济不确定性的政治周期现象作为切入点加以研究。结合经济不确定性引发我国经济金融化现象的机理，本文给出以下防范经济过度金融化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1.强化货币政策调节作用。传统的货币政策采用总量管理的方法，对结构性问题缺乏针对性。可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精准调节，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可着力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适当引入前瞻性指引等工具，加强与市场参与主体的沟通，做好预期管理。2.完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宏观基本面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进行监测和预警并对可能发生的负向冲击加以科学合理的判断，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3.建立要素市场化定价机制。我国正在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引发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因此应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合理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建立有利于发现和分散风险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风险意识。4.加强企业信贷资金合规管理。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引导企业明确投资目的，减少募集资金投向的随意变更，对信贷资金支付的合规性和内容的完整性加以审查，降低货币从实体经济转入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可能性，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5.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将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采用指标监管和窗口指导等方式加强对价格波动和资本流动的管理，以提升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对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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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化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实体经济；金融监管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推行，并且在世界贸易中凭借人力、原材料等优势提升了竞争能力。但是随着利润的不断下降，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出现，实体经济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大量资本投向金融资产。实体经济产生的价值才会赋予金融资产价值，因此，过度金融化会出现投机性投入提升，金融工具的价值与实际商品的总价值出现严重不匹配，在未来如何处理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且避免资金空转成为关键的问题。

1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健康地增长，同时也去杠杆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出现，但是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保持经济增长中高速的时候，会出现杠杆上升金融化过快的现象；而在进行去杠杆的时候，会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因此出现这种情况下，经济金融化和实体经济的之间存在推动发展的联系。

1.1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

实体经济本质上是进行生产性的劳动，包括服务产生社会价值，而金融是基于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获取利润，因此实体经济提供物质基础，并且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金融化的发展。强调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状况并不意味着弱化金融化或者资本化的作用，而是如何防止盲目金融化以及出现非生产领域的虚假繁荣，从而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在肺炎疫情后各行业复工复产出现了良好态势，这种状况下的经济更加需要平稳。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提出需求侧改革，资本无序扩张等，明确了消费升级，防止经济金融泡沫，着力引导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以及消费升级。

1.2实体经济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增长，但需求的结构和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金融化和实体经济是共同发展，实体经济生产的物质和社会效益为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但反过来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注入新的资金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推动了供给侧的改革，优化了生产和效率。在当前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实体经济对于金融需求更体现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行业，5G、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和新能源等行业是长期投资行业，需要金融资本主动关注重点领域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加大金融创新，在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有机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资源配置的作用。

2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不平衡问题

当前，服务实体才是金融工作的基础，但是片面强调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融资支持是一种误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更要注重把握处理好实体经济与经济金融化关系，才能促进实体经济与经济金融化协调发展。

2.1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影响是多维度的

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在我国都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要促进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既抓住实体经济，又紧抓金融业发展。金融化不足，难以发挥资金和资源配置的效用，实体经济成本高效益低，提高了企业经营的风险。而金融化过度又会造成实体经济滞后，造成大量资金进入金融行业，资金不足造成生产力下降，破坏实体经济生产。因此在这种过度金融化情况下，金融资产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会出现抛售金融资产，这些出现的泡沫也会适当减轻。货币和实体经济（商品）的同源性导致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界限从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近几十年来，经过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持续不断的金融自由化，实体经济已不同程度地被“金融化”或“类金融化”了。

2.2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资金脱实向虚，既有金融层面的原因，也有非金融层面的原因

金融行业从本质上来说是非生产性行业，并不能增加实际资源形态变化和现实生产能力提升。从金融层面看当前我国金融发展并没有过度化，而是金融行业发展质量不高，金融行业的各项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督制度相对发达国家还不健全完善，金融市场层次单一，非正规的金融发展导致风险上升，信用成本较高，而且国内在进行金融创新时不可避免产生逐利性、风险性等，从而导致金融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实体经济脱节，甚至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和破坏。在经济层面上，经济结构矛盾较多，房地产行业基建投资过热发展，吸引大量资金，大量企业争相进入造成产能过剩；而进行生产制造等行业盈利下降，不可避免会将部分用于转型创新的资金用于金融投资，面对金融投资产生的收益远大于实际生产，会产生脱实向虚的发展。另外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华晨汽车信用违约是在高信用条件下的，因此会威胁未来金融资本投入。上述主因素，使资本支持实体经济的成本上升，两者之间的互相支持层面动力和能力不足。因此要强化资源的转换能力，提高转换的效率，强化本国实体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而不是把转化的资源停留在金融化资本形式上。

3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不平衡应对策略

传统行业生产实际是一种加工过程，供应商提供原材料，生产企业加工成新产品对外销售。在生产过程中除了原材料，还需要人力、技术、资金、燃料、器械和厂房等成本。因此生产制造企业很大的不同在于每增加一项成本，收入也会相应增加，但是每种成本产生的效益不同，原材料成本占比高却是利润最低。所以制造业利润率低是因为成本项目多，低利润率的成本项目与高利润率的成本项目混在一起算收入成本，把利润率拉低了。金融行业的成本结构相对简单，银行做的存款贷款业务，赚的利率差银行一笔款放出去之后，银行对企业放款都会要求担保或抵押，尽量分散风险。但这都是理论上的，在我国金融业的风险其实没有看上去那么大。金融业的门槛设的很高，大部分民间借贷是不受保护的，当然银行之间会有竞争，但这些竞争都在可控范围内，制造业的经营风险没有看起来那么大，因为它生产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品，不是转来转去的钱，实在怕风险，产品又过硬，可以要求现货现款，甚至先款后货，风险更低。为了尽快解决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保持我国在经济方面持续、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金融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且造成过度金融化根本原因在利润差距造成并且这个问题不会短期解决，传统行业与金融行业巨大利润差距。

3.1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产业需要向高科技低污染转型，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等行业升级，要加大扶持力度并进行相关补贴。各行业都会经历优胜劣汰，一些行业甚至会进行较大调整，未来我国产业很难进行粗放的发展，一些落后产能以及夕阳产业会逐步淘汰。金融业就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也不能割裂生产发展和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地区行业之间，配置金融资源以及资金的先行效应带来经济资源合理配置，为供给侧的效率提高，也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来提升经济的效率。在以前模式中金融基本是靠数量的扩张，是脱离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并且这是在货币超发信用扩张条件下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金融行业面临很大的改革压力，这种情况下金融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创新产业的特点跟传统产业有很大的不同，从金融的观点去观察，就是存在高风险和高回报的情况。原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就往往不能适应了。因为银行作为一个高负债经营，商业银行作为这样的企业，必须坚持审慎经营且比较保守的风格，面对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应结合互联网思维拓宽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和形式，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服务效率。更不能颠倒它们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金融化资本积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是不现实的，最终只能适得其反，拖累经济发展。生产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根本环节，生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金融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无视条件的限制刻意搞金融化，单纯进行货币资本的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超越一定限度，不仅无法对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有可能造成实际积累的障碍，阻碍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应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生产发展的需要，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创造有利的金融条件，使金融成为加速资本积累和集中，促进资本有效配置的有力杠杆。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重视金融化的风险，警惕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和资本积累的矛盾。发展过程中社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不均衡，抵抗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风险能力较弱，由于发达国家在金融行业占据主导地位是全球金融投资的重要参与者，并在全球资产投资中获取了巨大回报，因此金融化的诱惑对发展中国家也是重要挑战。

3.2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创新制度

同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我国金融创新还不够。现阶段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显著，金融行业迅速发展，国外资本不断涌入，相关部门要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因此为了避免出现经济泡沫必须加强金融创新，但金融创新的前提是防范化解风险，也不能光防范风险阻碍金融创新，而是要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完善相关制度。要以围绕金融化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使经济金融化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支撑金融发展。同时监管机构要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机构是金融监管的主要执行者，而金融机构监管过程可能存在错误的情况，因此在上级监督之外有必要强化内审稽核监督，优化金融日常监督和稽核再监督流程进行制约。

参考文献：

［1］李健场景化金融时代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及策略［J］．武汉金融，2017（8）：54－56

［2］何如发挥金融科技价值打造证券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动力［N］．中国证券报，2019－06－04

经济金融化范文篇5

1.金融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认为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金融化与一蹶不振的经济生产强制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经济衰退的主导因素。金融化现象的产生标志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进行系统的转变，这是以企业、银行、居民活动的转变为特征的。杨琳、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升级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指出中国正处在金融结构转型的攻坚阶段，实体经济结构升级需要良好的金融结构相配套。

（2）资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认为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过度集中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他们反对金融化挤出实业投资的观点，认为虽然金融利润的份额增长了，但总利润的增加为企业再投资提供了更多资金。金融化实际上增加了风险资金的流动性，促进高新技术在不同部门间扩散，资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门流向高盈利部门。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关键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产投资计划，较好地利用金融利润。王芳（2004），陈峰（1996），范方志、张立军（2003），惠晓峰、沈静（2006）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结论。

2.金融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金融化虽然短期内实现了利润快速积累，形成了经济繁荣发展的表象，最终却从负面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

（1）投资角度。Lazonick（2010）对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已经比较普遍，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会压缩实体经济的创新空间，减缓产业结构升级。HeeYoungShin（2012）从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和后果出发，以韩国为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化确实降低了非金融企业和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赵玉敏（2008）认为世界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增加了我国制造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2）资本积累角度。Ozgur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及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指出经济金融化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和金融利润的增加提高了这些企业潜在的脆弱性。管理层和员工的收入差异进一步拉大，这一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值得研究。大多数研究关注美国的金融化现象，而CaglaOzgur则将研究的对象转向土耳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场化行为导致了金融化现象，结果是导致了较高的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继而改变了股东结构、市场结构和社会结构。

（3）价值链角度。从价值链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学者多从金融化的微观定义出发，从两个层面解释了金融化的含义：一是非金融部门以金融而非产品作为利润主要来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现为公司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不断增长；二是公司采取分红、股份回购甚至并购的方式将盈利用于增加股东回报，表现为股东财富中金融资产的份额增长。Milberg（2013）认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股东价值导向”促成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企业为了维持核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生产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与为实现股东短期价值的金融化相互促进，而通过离岸外包带来的利润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资领域，产品部门投资占比不断下降。张慕濒（2010）进一步研究了这种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危害。他认为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加大产业调整的难度。

3.文献评述

从现有研究观点来看，关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不同论述，归根结底是所研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外文献大多关注金融化对产业发展的危害，虽然研究视角多样，但论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挤占了实体经济领域投资，从而造成实业空心化，危害国家产业发展；国内只有少量学者持此观点，部分学者虽然认为金融化恶化了国际市场环境，也承认金融化导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制造业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更加强调金融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即迫使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根据现有研究成果，金融化这一全球性的趋势，在我国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这是由我国金融业、制造业发展的特殊阶段决定的。从国内外文献对比来看，国外的文献关于金融化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和全面，归纳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但是国外的研究几乎都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即使有少量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化现象的文章，也只关注金融自由化国家，如Eliane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现象。国内文献关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剖析极为简单，许多重要环节都是一笔掠过，研究深度不足。同时，已有文献基本是从金融化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论题固然重要，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当前我国十分强调金融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指导性。本文立足中国的现实情况，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二、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分析

经济金融化定义为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和金融结构在规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体来说，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门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的转变。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非金融部门在金融领域投资的增多，其次表现在总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这种金融投资和收入的增加表现为金融总资产占经济总产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标———金融相关率。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组成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第一产业包括农业和畜牧业，第二产业主要指制造业，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产值在三次产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逐渐上升。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并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均衡化的过程。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类型结构与产业比例结构配置的科学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消费需求和资源条件，对初始不理想的产业结构进行有关变量的调整，理顺结构，使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至少两次优化的过程。一方面，现存产业中存在部分劣质产业，需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劣质资源因无法获得资金而被淘汰，或者将其转化为优质资源；另一方面，某些优质资源发展过慢而导致产业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须通过金融资源的二次优化配置，来扶持这些发展较慢的优质产业。经济金融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和产业比例结构的合理化。

2.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由低水平产业状态向高水平产值状态的动态发展过程。通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产值状态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动态演进，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主要包括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和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足资金。间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与补贴性信贷机制和市场性间接金融中的商业性信贷机制组成。

3.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产业结构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发展与地区资源禀赋达到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核心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浪费，使产业发展达到稳定状态。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资金的有效配给，使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干预有利于调节资金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使资金使用达到帕累托最优。

三、指标选取及分析方法

1.衡量指标

（1）经济金融化的衡量指标。英国经济学家戈尔史密斯在其专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并给出了金融相关率的计算公式：金融相关率=金融活动总量/经济活动总量。戈尔史密斯归纳出了构成金融相关率的七个因素，即货币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乘数等。按照他所考虑的诸因素计算金融相关率非常复杂，因此大部分学者采用一国全社会金融资产总值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金融相关率（FIR）。许多学者赞同采用金融相关率定量测度经济金融化。如张慕濒（2013）、丰雷（2010）、王芳（2004）等，蔡则祥（2004）在构建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体系时，指出金融相关率能够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发展阶段使用。参照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将采用金融相关率（FIR）作为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指标。金融相关率越高，可以认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产业结构优化具体可以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构造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

2.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将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分别确定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衡化之间的长期关系。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三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有：

①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确实受到经济金融化水平的影响；

②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表现出正向关系。说明在我国，金融发展拉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金融证券化和虚拟化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市场机制下，资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从而扶持了高盈利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构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形成机制；

③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负向关系，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去金融化”发展。产业结构均衡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二是产业发展稳定化。金融化标志着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现，资金更容易进入高盈利部门，投机性增强，不可避免地造成产业波动，导致产业结构的均衡性降低；

④近年来，西方国家的金融化趋势并没有侵蚀我国的金融发展，而是带动了我国的金融化。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它是政府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目标导向。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针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协整检验的结果证明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正向关系，而我国1978～2012年经济金融化上升的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这说明虽然金融因素支持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其它影响因素却阻碍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基准。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社会劳动总量按社会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个生产部门，保证全部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第二，扩大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的投入与产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少，根本问题在于高科技产业资金来源渠道不广，融资方式单一，融资政策环境不宽松。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关键要开拓资金来源的渠道，国家财政需予以支持。一是对于一般的高科技产业，制定优惠的融资政策；二是实行超前融资政策，如允许高科技企业直接金融资本市场融资。

经济金融化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产业结构；动态面板回归

M2/GDP比率和金融业增加值/GDP比重高于英美日等国及金融业对GDP贡献率不断提升的事实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方面的金融化特征尤为明显，且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收益占净利润的比重逐年增加[1]，企业部门金融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我国实业投资率在2007年达到峰值后呈现持续下降的发展态势[2]。因此，我国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的金融化水平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一、文献回顾

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探讨源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焦点集中于金融发展对产业发展或产业成长的作用机制：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降低企业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促进创新[4]，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5]；银行对新兴产业成长起促进作用，也能引导衰竭产业的退出，促使产业结构高级化[6]；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模式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7]。国内学者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一般将金融发展分为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方面，多数学者研究发现金融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在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结论上分歧比较明显。现有文献对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探讨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宏观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以经济金融化为题的文献均基于金融功能发挥的角度，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8]，而且以金融相关比率作为经济金融化的衡量指标[9]，利用实证方法研究经济金融化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二）金融部门扩张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金融部门的快速扩张，可能给其他部门带来较高的负外部性，使得经济资源向金融部门快速集中，降低全要素生产率，限制其他部门的发展空间[10]；资本和劳动力过度流向金融部门导致对实体部门挤出效应增大从而抑制经济增长[11]。（三）企业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经营性业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抑制效应[12]，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显著抑制技术创新[13]；资产金融化和收益金融化对制造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收益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大于资产金融化[14]。现有文献对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其局限在于没有从经济金融化的全貌来进行研究，而本文将基于经济金融化的内涵，阐述其发展脉络，从金融发展程度、金融部门扩张、部门金融化等多层面出发描述其全貌，并选择相应指标实证分析我国经济金融化发展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经济金融化的内涵及发展脉络众多学者对经济金融化的内涵做了总结，如经济金融化是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15]，是一种新的资金积累模式———利润主要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获得[16]，是国民经济中货币和非货币金融工具总值与经济总产出比率提高的过程及趋势[17]。通过观察金融行业的发展态势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可以发现：随着金融在经济中作用的不断发挥，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金融成为整个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与此同时，金融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在与其他部门的利润竞争中占据优势；金融部门的利得优势诱致其他部门的行为日趋金融化，从而使得整个经济的金融性日益突出，进而金融化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独立于经济金融财务而单独发展的模式。上述三个层面的描述只是一个逻辑推演，在实践中可能会交织进行。基于经济金融化的上述发展脉络，本文从金融发展程度、金融部门扩张和部门金融化程度三个层面提出它们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假设。（二）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体现为两个方向———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指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及比例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反映的是产业结构量上的客观要求，即发展要均衡、产业规模要协调、要素投入要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质是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反映的是产业结构质上的客观要求，体现为产业结构的发展要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三）研究假设。1.金融发展程度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深入，金融竞争日趋激烈，金融机构必然会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提高服务品质，把资金投放到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项目）上；发达的金融市场通过价格引导机制为更多科研型、创新性产业提供了外部融资渠道，资本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2.金融部门扩张阻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金融部门能够快速扩张的根源在于高收益率，从而使得从事金融业务的资本快速增加，因此会对实体部门要素带来挤出效应，同时还会降低实体部门的产出效率，从而阻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3.部门金融化程度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在部门金融化方面，从企业、政府以及居民三个部门分别提出假设。（1）企业部门金融化阻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企业部门金融化行为主要体现为将大量资金运用于金融资产，基于金融的利润累积逐渐成为企业盈利的重要渠道，因此企业金融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企业的经营重心、生产模式等发生变化，加之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较长的周期性及较大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企业减少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从而阻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2）政府部门金融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政府部门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扩张财政支出、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服务供给力度、促进市场体系发展，从而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手段引导全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入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领域，促进区域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结构的不断调整，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演变的目标。（3）居民部门金融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金融资产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加上金融产品收益的常态化，能改变居民部门消费者的恒久收入预期，进而改变消费者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使得消费需求层次相应提高，导致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跃迁，由此引发的商品价格变动会引导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

三、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择。1.经济金融化指标的选择。结合上述研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经济金融化的相应指标。在金融发展程度方面，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指标，计算口径采用徐云松的做法[18]。在金融部门扩张方面，采用金融业支配率（FGR）作为衡量指标。在部门金融化程度方面，用现金流量中的金融投资支出占比衡量企业部门金融化程度（CFR），用财政赤字率来衡量政府部门金融化程度（GFR），用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中的财产净收入比重来衡量居民部门金融化程度，计算公式见表1。（本文提出了居民部门金融化程度的衡量指标，但是由于大部分省份都缺乏相关数据，所以在后续分析并未对居民部门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2.产业结构优化指标的选择。（1）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RIS）。选择泰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计算公式为：ni=1Σ（YiY）ln（Yi/YLi/L）（2）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AIS）。将产业比例关系和劳动力乘积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指标[19]，计算公式为ΣYiY*LPNit。上述两个公式中，Yi为第i产业产值，Li为第i产业劳动力人数，Yi/Y是第i产业在GDP中的比重，Li/L是第i产业的劳动力人数在总劳动力人数中的比重。直接计算所得的泰尔指数是逆向指数，因此将其进行倒数处理后进行实证检验。LPNit是标准化的产业i劳动生产率，公式为LPNit=LPit-LPibLPif-LPib，LPif和LPib分别是样本中产业i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LPit是直接计算出来的产业i劳动生产率（Yi/Li）。此外，本文还选择了对产业结构有着重要影响的其他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如科技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GDP）、教育投入强度（教育经费支出/GDP）、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分别用RDR、EDR、FDR、UBR表示。（二）数据来源。选择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6—2016年，合计341个样本。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实证模型选择。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如下：yi，t=αyi，t-1+kk=1Σβkxk，it+μi，t由于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滞后期，所以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又加入经济金融化变量的滞后一期项，再加上其他控制变量，实证模型变为：yi，t=αyi，t-1+kk=1Σβkxk，it+kk=1Σδkxk，it-1+γkξk，it+μi，t其中yi，t和yi，t-1分别是被解释变量及其滞后一期项，xk，it和xk，it-1是各金融化变量及其滞后一期项，βk和δk分别为其系数，ξk，it和γk是控制变量及其系数。由于解释变量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及自变量的滞后项，可能使残差存在序列相关性，为得到一致估计量，后续实证中采用Arellano-Bond估计量。在Arellano-Bond估计中，将企业金融化率、科技投入强度作为内生性变量，将金融相关比率、政府金融化率、金融业支配率等作为弱外生变量，进行动态面板回归分析。（二）实证结果分析。本文采用Stata15.0软件进行上述动态面板数据的回归。在实证分析前对所有变量都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个变量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面板序列数据是平稳的。经过模型比较，最终回归结果见表2，回归结果Ⅰ和回归结果Ⅱ分别是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方程Ⅰ和ⅡSargan检验统计量的卡方值为24.0393和23.0806，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1.产业结构合理化回归结果的解释在回归结果Ⅰ中，当期及滞后一期的金融相关比率、政府金融化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程度和政府金融化率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滞后一期的金融业支配率和当期企业金融化率的系数为负，表明金融部门过快扩张、企业金融化率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起到了阻碍作用。上述结论证实了前述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关系的研究假设。2.产业结构高级化回归结果的解释在回归结果Ⅱ中，滞后一期的金融相关比率系数为正，而当期的金融相关比率影响却不明显；当期政府金融化率的影响为正而滞后一期的影响为负，两个系数相加之和为正（0.592-0.444），所以综合起来为正向影响。而当期的金融业支配率和滞后一期的企业金融化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这两个变量的提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起到了阻碍作用。上述结论也证实了前述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关系的研究假设。

五、对策与建议

经济金融化范文篇7

[关键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企业金融化

经济的发展要以实体企业作为根基，毕竟实体经济才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其首要任务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迹象凸显。据统计[1]，2008-2017年，这短短十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比从最初的5.20%上涨到了7.57%，而金融投资率也从最初的12.99%飞速上涨到了51.98%，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构出现失衡，企业金融化现象已十分突出。经济过度“脱实向虚”会造成虚拟经济的膨胀，不利于经济的稳定[2]；微观层面的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的动力[3]；在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还会加大其经营风险[4]。由此可见，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危害巨大，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刻不容缓。

一、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界定和度量方式

(一)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界定

企业金融化这一概念其实是从“金融化”一词中衍生而来。G.Arrighi[5]提出了“金融化”一词，此后，其他学者也开始陆续使用，并对“金融化”一词进行解释。Krippner把金融化定义为：实体企业渐渐偏离原来的生产活动和贸易业务，由金融投资活动取而代之，相应地，其利润来源也从单纯的生产贸易业务向金融投资产生的收益转化[6]。Orhangazietal认为，金融化的显著特征是实体企业的支付手段逐渐转向金融工具，不仅持续扩大金融资产的投资规模，而且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也更加偏向外源融资[7]。中国早期研究企业金融化的文章里很少直接采用“金融化”一词，而多是通过“虚拟经济”或“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投资行为”等指代“金融化”。进入21世纪之后，“企业金融化”作为描述微观层面的经济脱实向虚的“专有名词”，开始被许多学者青睐，部分学者也对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开展了初步界定。蔡明荣和任世驰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化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对企业金融化的概念进行了抽丝剥茧，将企业金融化归纳总结成两个维度：第一，采取金融资产居多的资本配置方式，这是一种行为表现；第二，追求金融收益和资本增值，这是一种结果特征[8]。这一界定得到颇多认同。

(二)企业金融化的度量方式

企业金融化的度量方式目前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利用资产规模进行度量。现有研究里使用最多的就是资产规模衡量法。资产规模的衡量指标分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两种方式。只有少数研究采用金融资产的绝对规模衡量[9]，目前基本上都是选择相对规模，即企业金融化程度等于金融资产与总资产之比，比值越高，代表企业金融化问题越严重。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学者在选用金融资产的构成科目时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货币资金、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以及其他应收款四个科目。有些学者认为货币资金应用范围过于广泛，且大概率是用于经营活动，所以不能将货币资金划为金融资产。与货币资金类似，由于长期股权投资中有可能涵盖企业出于生产目的而持有的联营与合营的股份，所以其是否归为金融资产也尚未达成一致。谢家智等单独研究制造业时都将投资性房地产纳入到了金融资产的范畴[10]，但这种归类方式无法适用于房地产行业。因此，部分研究出于统一口径的考虑，将投资性房地产从金融资产的范畴中剔除。其他应收款科目主要是针对影子银行大肆横行而提出的，宋军、陆旸将其他流动资产中的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等投资余额划入了金融资产当中[11]，因为许多非金融企业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计入了其他应收款科目。第二种，基于利润来源和分配进行衡量。利润衡量也有两个方向：一是基于利润来源角度，二是基于利润分配角度。从利润来源角度讲，企业金融化可表示为金融收益与总收益之比；从利润分配角度谈，企业金融化则表示为金融支出与企业总收益之比。类似于金融资产构成，金融收益的范围也存在争议。张成思、张步昙根据Arrighi的区分，从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两个方向界定了金融收益的口径，其中广义概念上的金融收益包括了投资收益、净汇兑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其他综合收益，而狭义概念上的金融收益则缩减了范围，将广义概念所包含的其他综合收益以及投资收益中属于合营与联营企业的部分去除[12]。第三种，基于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相关性。这种方法适用范围远远广于前两种方法，即通过构建一个相关系数变化的指标去识别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Hattorietal(2009)[13]、ShinandZhao(2013)[14]王永钦等(2015)[15]均采用了此种方法。

二、企业金融化的动机

(一)“蓄水池”理论

“蓄水池”理论认为，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基于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去配置大量金融资产的行为。其依据在于金融资产与长期经营性资产存在流动性差异，由于金融资产流动性高于固定资产，所以企业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可以将手头的金融资产卖掉从而获得快速的资金支持。目前，少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支持了“蓄水池”理论[16]。不过，“蓄水池”理论很可能只适合于个例，这种理论涵盖不了所有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更不能解释所有的企业金融化行为。

(二)“投资替代”理论

“投资替代”理论处于“蓄水池”理论的对立面，它强调的是金融投资使企业放弃实体经营的投资机会，转而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投资替代”理论认为企业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是基于逐利避险的本性，当金融领域给企业带来的投资回报超过了实业部门的经营收益时，企业就会投资金融资产。目前不少学者2016的研究支持了“投资替代”理论，即大部分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利而非单纯的预防性储蓄[17][18]。

(三)“实体中介”理论

“实体中介”理论与“投资替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认为企业金融化对于经济发展会造成负面效应，不过其描述的金融化指的是当下的“影子银行”现象。“实体中介”理论的依据来源于银行的融资歧视，即银行更倾向为抗风险能力较强、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发放贷款，而中小企业却无法得到及时的资金，在利益的诱导下，一部分融资容易的企业便会将其富余的资金转贷给中小企业，赚取资本收益[19]。可以说，实体中介理论是对“影子银行”形成原因的详尽阐释。

三、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

(一)企业金融化的正向作用

不可否认，部分研究支持了金融化的正向影响。第一，缓解融资约束。资金需求大于信贷供给的情况下，金融资产有望缓解企业的资金短缺，成为中小企业的“福音”2018[20]；充足的现金持有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投资水平的提升[21]。第二，优化资源配置。大型企业通过扮演“实体中介”的方式，将自身的闲散的资金提供给那些本身受到外部融资约束的企业，实现了新一轮的资金利用[22]。第三，分散企业风险。金融工具给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并允许企业随时对自己的选择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能够使企业在经济上行时实现数额较高的投资回报，在经济下行时也能保持稳定，甚至获得正向的投资收益，从而规避掉一些经营风险2009[23]。此外，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有可能帮助企业在动荡的经济大环境中赚取企业后续投资所需的资金，有利于分散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非市场风险[24]。

(二)企业金融化的负面效应

实体经济才是国民财富的根本，从长远看来，企业金融化只会创造财富的幻象，造成资本积累的下降，威胁到实体经济的整体稳定与发展。具体来讲，首先，企业金融化抑制实体企业投资，这一点已经得到数位学者的证实[12][23]。其次，企业金融化会提高融资成本，导致影子银行风险集聚。具体来讲，影子银行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极高、隐蔽性相对较强且存在一定的监管套利性的借贷行为[4]。影子银行的存在会对正规的金融市场运营造成冲击，进一步减少金融市场的流动性[25]，而且还会使得资金被装在社会监管之外的“黑匣子”中，从而扩大了政府把控金融市场的盲区，一旦“无形的手”失灵，金融风险便会迅速扩散，引发新的全球危机。此外，企业金融化会降低企业创新动力，影响实体企业的“前途”。实体企业创新与金融化呈现负相关效应，且逐利性越强的企业，创新被金融“挤出”的现象就越明显[3]。最后，企业金融化助长房地产价格泡沫，可能会诱发金融危机。房地产具有较高的投资属性，属于一种高度金融化的产品[12]。Chaney等[26]认为，投资性房地产就像企业手中的一枚不规则的硬币，这枚硬币正面向上的几率远远小于反面向上的几率，即投资性房地产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远远超过其正面效应。因为房地产投资作为一种风险性很强的投资标的，本身就陷在一个“死循环”中，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企业就会对其抱有获利的期望，从而加大资金投入，从而推动房地产价格新一轮上浮，而这种向上的波动又会使资金就会再次涌进房地产市场。这是一个十分流畅的恶性循环过程，这个过程在不断地积累价格泡沫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投资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经济出现下行，房地产还会起到“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快速放大经济的起伏，引发房地产价值的下跌，并同时带动实业投资的下滑[27]。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化;融资约束;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一、引言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结构开始不断向金融业转变，同时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也日益盛行，由此金融化的相关问题研究也开始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随后的学者们更加关注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研究认为:企业为追逐短期利润而实施金融化策略，但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实物投资支出构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即对企业实物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活动日益盛行。200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购买金融产品的投资支出高达7419.17亿元人民币，而在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投资支出高达38608.03亿元人民币，其年平均增长速率高达46.71%。截至2016年底，2945家非金融上市公司购买金融产品的投资支出累计高达174757.17亿元人民币。因此，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内学者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金融化相关问题时，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展开了相关研究:(1)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邓超等(2017)基于沪深两市的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当局预期通过金融化实现之价值最大化的目标，金融化水平和主营业务利润呈现为倒“U”型关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抑制了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化进程。(2)金融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肖明等(2016)使用沪深两市非金融样本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化和非金融上市公司绩效呈现为倒“U”型关系，即金融化水平过低或过高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3)金融化对企业实物领域投资支出“挤出效应”的检验。国内学者并未简单沿袭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直接检验金融化对实物领域投资支出的“挤出效应”，而是进一步检验了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相关实证结论表明:金融化对创新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对企业创新活动构成了制约。国外学者多围绕金融化和绝对投资支出间线性关系展开了相关研究，未进一步深入研究金融化和企业投资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为此，本文将基于我国2007～2016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使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深入分析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这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可以无障碍地筹措到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即资本市场中有无数的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当所有资本回报率达到一致的时候，资本的需求数量和供给数量相等，就实现了资本市场的均衡。现实中的资本市场远未达到这一完美状态，其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导致企业无法依据自身需要实现自由融资，最终陷入融资约束境地。当企业陷入融资约束境况时，便无法据其面临的投资机会安排投资支出，亦即无法在最优的投资支出水平上安排投资支出，最终导致投资效率损失的问题。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效率损失问题，并非只在企业层面表现为均等化特征，而是表现出较强异质性，即其会因企业规模和自有现金流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大规模公司可供抵质押资产相对较多，故其融资能力也相对越强，因此陷入融资约束可能性便越小，其投资效率相对也更高;企业自有现金流越为丰沛，其内部实现融资能力越强，越不易陷入融资约束境况，投资效率也便相对更高。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的股权融资能力和债权融资能力越强，企业越不可能陷入融资约束境况，其投资效率自然便越高。金融化行为也会对非金融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在非金融企业实施金融化过程中，会越来越多地增加金融资产领域的投资，具体表现为不断增加金融资产的购买，或者通过开办金融分支机构去从事金融业务，最终实现非金融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同时至少可以在短期内实现非金融企业价值的最大化。Crotty(2005)认为，可将公司经营视为一个资产组合，当经营资产利润率下降的时候，企业便会不断调减经营资产，不断增加其对金融资产的持有，这会不断对实物领域的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即挤占了企业实物方面的投资。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情况下，金融化行为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致使企业更无法在最优投资水平上安排其投资支出，导致了二者间更大的偏离，即导致了更为突出的效率损失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金融化行为对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损失有显著正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定和模型构建。在实证研究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及投资效率影响时，本文采用了学术界广为使用的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接下来将简要介绍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设定。Q投资理论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投资多少仅取决于其面临投资机会的大小，即企业面临投资机会越多，其投资支出越多，反之则越少。我们首先将企业于完美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支出表达为如下数学形式:INV*it=α0+β1TOBINit+β2INCit+β3LINCit+vit(1)在式(1)中，INV*it表示企业i于完美资本市场中t时期的投资支出，TOBINit表示企业i在t时期的投资机会。同主流研究保持一致，本文也在模型中引入了INCit和LINCit两个变量，其分别代表企业i在t时期营业销售收入及其滞后一期值，参数向量β为待估计的资本调整参数，vit为一半意义上的随机干扰项。但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存在诸多缺陷，例如信息不对称问题常会导致融资约束问题，致使企业实际投资支出偏离最佳投资支出水平，为此可将企业的实际投资支出水平表达为如下数学形式:INVit=α0+β1TOBINit+β2INCit+β3LINCit+vit－uit(2)在式(2)中，vit为一般意义上的随机干扰项，且vit～i.i.d.N(0，σ2v)，uit为融资约束问题导致的投资效率损失的量，即投资非效率项。投资效率损失项uit具有非负特征，本文假设其服从于非负的截断型半正态分布，即uit～N+(ωit，σ2u)，在此基础上对投资效率损失项uit做出如下异质性设定:ωit=exp(b0+z＇itδ)(3)式(3)中，ωit代表企业投资效率损失项的期望，zit代表非效率项期望和方差影响因素的向量组，依据本文前面理论分析的结果，具体可将其设定为公司现金流水平(CF)、公司规模(SIZE)、股权融资能力(DEQ)、债权融资能力(DLV)和金融化(FIN)，δ代表非效率项期望影响因素的待估参数向量组，至此完成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构建。本文还将使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实施估计，定量实证研究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模型中相关变量的详细定义信息见表1。(二)样本选取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研究所用变量的原始数据均采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列示于表1中。各变量的标准差都比较小，这意味着各变量数据都不存在明显的离群值，保障其用以分析形成的结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异质性随机边界模型的设定形式和估计。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估计结果呈现于表2中，相关变量定义信息见表1。异质性随机前模型(1)～(4)的详细估计结果信息列示于表2中。模型(1)异质性设定部分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系统控制现金流水平、公司规模、债权融资能力和股权融资能力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损失的影响后，金融化指标(FIN1)对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损失具有显著正影响。这表明，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实物领域投资支出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使其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进一步导致实际投资支出更加偏离最佳投资支出水平，最终进一步导致了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所以前述研究假说H得证。观察模型(2)～(4)异质性设定部分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金融化指标FIN2、FIN3和FIN4对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损失均具有显著正影响，这意味着学术界关于金融化计量形成的差异，并未导致本文研究结论因此产生分歧，说明这一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本文依据样本的空间差异将全样本分为东部地区样本组和中西部地区样本组，依据样本的行业差异将全部样本分为制造行业样本组和非制造业样本组，依据样本的最终控制人属性差异将全样本分为国有企业样本组和民营企业样本组。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异质性随机边界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损失项具有显著正影响这一结论，并未因研究样本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最终控制人属性差异而产生分歧，维持了较好的稳健性和可靠性(限于篇幅本文未列示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经济金融化范文篇9

关键词：数字金融发展；企业金融化；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

1引言

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持续发展，其应用已遍及各个领域。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普惠金融模式，是数字技术与金融领域的结合。从实质上来说，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科技，大大延伸了金融领域的服务范围，增强了金融服务的可达性(Gomber等，2018)。此外，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Duarte等，2012)。鉴于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服务具有重大影响，数字金融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关键渠道。已有文献主要从货币政策传导、家庭收入、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生态等角度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例如，战明华等(2020)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利率和信贷两个渠道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张勋等(2019)实证分析认为，数字金融显著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数量，提高了农村落后地区的家庭收入。唐松等(2020)研究认为，数字金融发展对公司从事长期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支持作用，进而有助于增加企业的创新产出。孟晓倩和吴传清(2022)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高区域间的创新生态水平，其中政府科技支出及互联网技术水平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可见，目前鲜有文献基于企业金融化的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那么，数字金融发展及数字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是否能够增强企业的融资便利性，进而促进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为此，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及数字金融发展各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区分数字金融发展的不同维度后发现，无论是数字金融的涵盖广度、使用深度还是数字化发展程度，都可以提升公司金融化水平。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有助于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扩充数字金融发展引发的经济后果相关文献。考虑到目前较少有文献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关注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发展维度的经济后果，能够帮助公司进行资产配置。第二，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深入推动金融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强化金融监管，保障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金融化

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往往存在融资摩擦。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金融市场所面临的融资摩擦越大，表现为企业融资越困难，融资成本越高。与传统的金融服务不同，数字金融服务融合了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具有服务产品更多、服务范围更广、服务成本更低的特点。同时，通过互联网信息共享，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融资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随着数字金融技术的不断完善，企业融资渠道更为广阔，增加了非金融企业融资的机会，有助于缓解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约束。随着非金融企业财务约束的缓解，企业金融化的程度也随之发生改变。根据蓄水池效应理论，企业扩大金融活动有助于积极预防负面冲击。考虑到金融资产的灵活性特征，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能够盘活企业的资金。当企业未来需要资金应对突发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变卖之前所购置的金融资产来弱化企业因资金缺乏而导致的破产风险。因此，当企业能够以低成本获取一定的资金时，企业可能会增加金融资产的投资比重，充分发挥金融资产的蓄水池效应，强化其预防功能。可见，数字金融发展能够较为便利地为企业提供资金，缓解企业财务约束，从而能够促进企业加大金融资产投资力度，促进企业金融化。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数字金融发展可以帮助企业提升金融化水平。

2.2数字金融不同维度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一共包含三个不同维度，分别是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从覆盖广度来看，与传统金融服务不同，数字金融服务依托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金融机构网点与人员数量服务用户的模式，大大增加了可触达的用户数量。随着绑定第三方支付的用户数量增加，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更大更广，企业所能获取的融资机会就越多，从而更能缓解企业财务约束，促进企业金融化。从使用深度来看，信贷服务和信用服务是数字金融服务的重要内容。信贷服务和信用服务是企业获取发展资金的重要渠道。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渐深入，数字金融服务技能也会随之深化，企业获取信贷服务和信用服务的可能性也更大，从而更能帮助企业扩大金融活动，提高金融化程度。作为数字化程度的重要维度，低成本、便利性及信用化深深影响着数字金融服务的内涵及外延，真切展现了数字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低成本、便利性程度及信用化程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的融资可得性与融资成本。当数字金融服务成本越低、便利性程度越高及信用化程度越高时，企业可获得资金的机会越大，获取资金的成本越低，从而越能降低企业财务约束，提高公司的金融化程度。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可促进企业金融化。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数字金融数据取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余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考虑到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编制时间范围为2011—2020年，本文研究样本与之保持同步。出于研究需要，本文剔除了初始样本中的金融类企业，ST类、PT类等异常交易企业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了13566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对于相关连续变量，本文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以避免异常值的影响。

3.2实证模型及变量定义

为了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子维度对公司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如下：Fintrit=a+b1Digfiit+biControlsit+ΣYear+ΣIndustry+eit(1)其中，被解释变量Fintr表示公司的金融化程度，其度量方式为公司所购置的金融资产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其中，金融资产包含持有至到期投资、金融衍生产品、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项目。解释变量Digfi表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采用省级数字金融总指数进行衡量。此外，还采用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指数(Breadth)、使用深度指数(Depth)及数字化程度指数(Digital)度量数字金融发展的三个维度。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独立董事占比(Indratio)、企业规模(Size)、产权性质(Soe)、杠杆率(Lev)、净资产回报率(ROE)、是否两职合一(Duality)、销售增长率(Salegr)、股权集中度(Top1)、是否四大审计(Audit)。此外，还对行业和年度效应进行了控制。相关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企业金融化水平(Fintr)的平均值为0.0379，代表样本公司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平均为3.79%。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4458，表明样本公司在金融化水平方面具有很大差异。而数字金融发展(Digfi)的平均数为0.4620，最小值为0.0390，最大值为0.9479，说明了数字金融在全国各省间差别很大。本文控制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大多基本相当，表明呈现正态分布，取值也均在合理范围内。

4.2实证检验结果

4.2.1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金融化表3第(1)和(2)列展示了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金融化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未加控制变量的结果，数字金融发展的系数为0.1187，t值为14.33，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活动，提高公司金融化程度。第(2)列则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数字金融系数为0.1293，t值为14.57，表明若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增加1%，企业金融化程度将提高14.57%，证明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提高会加深企业金融化。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H1。

4.2.2数字金融不同维度的影响表3第(3)至(5)列展示了区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发展维度的回归结果。其中，第(3)列展示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结果，第(4)列展示了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结果，第(5)列展示了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对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结果。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Breadth)的系数为0.0933，t值为13.72，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呈正相关；数字金融使用深度(Depth)的系数为0.1029，t值为14.37，说明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能够显著扩大企业金融活动；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Digital)的系数为0.0568，t值为4.87，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与公司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因此，结果证明了数字金融发展三个子维度都可以促进企业金融化。实证结果证实假设H2成立。

4.3稳健性检验

第一，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重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将数字金融发展指数滞后一期处理后，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依然显著正向促进公司扩大金融活动，提升企业金融化的水平。结果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第二，本文将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纳入金融资产的衡量之中，以改变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并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依然显著正向促进了公司金融化程度。结果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5结语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细分数字金融发展的三个子维度后发现，无论是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还是其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促进企业扩大金融活动，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改变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后，本文的研究结果未发生改变。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强化金融监督，不断完善和发展数字金融，充分发挥其对传统金融结构的示范和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3]孟晓倩,吴传清.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生态影响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2,381(9):161-171.

[4]唐松,伍旭川,祝佳.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征、机制识别与金融监管下的效应差异[J].管理世界,2020,36(5):52-66.

[5]战明华,汤颜菲,李帅.数字金融发展、渠道效应差异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J].经济研究,2020,55(6):22-38.

经济金融化范文篇10

关键词：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鼓励民营企业家一定要立足于企业自身优势，把自身企业做好做实。实体经济必须占据基础地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业发展便如无根之树、无源之水。即使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但是只有实体经济才可以促进全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发展“脱实向虚”不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时期，基于房地产泡沫、高污染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阻碍因素的存在，国内众多企业在自身经营效益发展较低的情况下，为了改善企业自身的经营现状，不得不将部分资金投资于金融领域，这就使得虚拟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进而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由于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融资困难加大等一系列阻碍因素的存在，导致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主营业务利润逐年下滑，尤其是近年疫情的存在，使制造业的发展尤为受挫。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部分制造业逐渐将资金转向金融领域，实现金融化投资。本文将以此为基础研究制造业金融化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假设1：挤出效应

胡海峰、窦斌、王爱萍（2020）通过研究发现，过度的金融化会阻碍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宋军、陆旸（2015）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将资源投资于金融资产，是以金融资产替代其他部门资源。因此在分析企业金融化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时，可以认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是一种追逐超额回报率的“套利行为”，将企业在之前投资于实体经济所获得的利润投资于金融领域，在资源有限性的约束条件下，使得投向实体产业的利润减少。本文基于企业金融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H1：在一定条件下，企业金融化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企业金融化会抑制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假设2：蓄水池效应

所谓的蓄水池效应主要是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分析，将有限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提高效率。研究文献表明，由于实体投资成本相对较高，并且流动性较差，因此企业为了平衡盈利性和流动性的目标，会将一部分内部资源投资于期限短、流动性高的金融资产，以平衡未来投资需求。因此，虽然将企业内部分有限资源投资于金融部门会抑制企业短期实体经济发展，但是却促进了企业长期战略发展。所以，当企业出于“储蓄动机”配置金融资产，是从企业战略发展角度进行的资源配置，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2。H2：“蓄水池效应”，会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研究要素

（一）企业金融化和全要素生产率

自变量企业金融化（Financial）的度量，本文主要以企业金融资产总值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衡量企业金融化（Financial）。本文将选取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因变量，衡量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全要素生产率主要衡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时的效率，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保证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提高，进而提高市场占有率，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主要由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组织创新能力、专业化水平等因素决定。因此，企业想要取得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就需要在各种影响因素上保持较好的持续性投资，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规范化管理。当企业为实现多元化运营而选择将部分资源投资于金融部门时，将会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测算主要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测算主要有三种方法:OLS法、OP法（Olley-Pakesmethod）以及LP法。这三种测算方法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OLS法测算可以得出具体取值:Y=AKαLβ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赵建宇和陆正飞（2018）、林毅夫（2019）的估值方法，在衡量全要素生产率时，本文采用主营业收入衡量总产出Y，用公司当年员工数量（L）、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K）以及资本性支出作为投入变量。如果某个上市企业被认为退出市场，则在该企业最后一年没有改变的年份标记为1，其余年份标记为0；如果该企业在样本研究期限内未发生改变，则退出变量记为0。计算中间变量的具体方法为：营业收入-职工报酬-营业税及附加-营业利润。借鉴其他参考文献的通常做法，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本文将以货币为单位的变量均调整为以样本起始期为基期的实际值（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采用投资价格指数，其余变量采用消费价格指数）。

（二）调节变量

本文将选取融资约束程度作为调节变量，在衡量融资约束时主要采用SA指数方法。SA指数由Hadlock和Pierce2010年提出，该方法遵循了Ka-plan和Zingales（1997）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判断公司融资约束状态的思路：首先，随机抽取了美国356家上市公司在1995—2004年的财务年报，并利用该年报的相关信息将样本公司划分成五个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组别。其次，利用次序逻辑模型对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年龄（Age）这两个外生变量进行回归，进而利用回归系数估计出SA指数的计算模型，如下所示：SAIndexi,t=0.043×Size2i,t-0.737×Sizei,t-0.040×Agei,t其中，Size用公司规模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Age主要采用样本观测年度减去注册年度加1的年数衡量，为了方便后续研究，将计算结果取绝对值，绝对值越大，融资约束程度越低。

（三）控制变量

借鉴杨筝（2019）、张建伟（2020）等学者的研究本文将选取如下变量作为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本结构（Lev）、公司年龄（Age）、资产净利润率（Roa）、公司资本密集度（PPE）。见表1。

（四）模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