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制论文范文10篇

经济法制论文范文篇1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支持和谐社会的物质力量，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指出“社会世界普遍法则是和谐协调的，这些法则从各个方向趋于完善人类”，而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和谐不意味着完美，而意味着改善”。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主张自由贸易，认为社会就是交换，在交换中产生价值，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他从人天生有利己、利他两种特性出发，断言人们在交换中会构成和谐的社会。他坚信“我们追求的和谐不排除不和谐的存在，但是，如果这种和谐预示着和睦，而且会把我们引向和谐，那我们就认为它依然是和谐的”。因而，“和谐”思想作为一种反映经济社会普遍运行机理的科学思想，一直伴随在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之中。作为自发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哈耶克在20世纪又将自发秩序传统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就市场自发秩序而言，它同样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使个人可以追求自己无论是利己或利他的目标，它还使非常分散的、处在具体时空的知识有可能得到利用，这些知识只作为不同的个人知识而存在，任何单一的领导当局都不可能拥有它们。

在新中国，和谐经济的思想萌芽早就产生。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阐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协调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同志的可持续发展观与经济发展以效益为中心的综合平衡理论，不仅涉及到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与内部的和谐，而且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结构与总量的平衡，真正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可和谐性的统一。

二、经济和谐需要法制进行保障

经济和谐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经济公正和稳定的经济秩序。而公平和秩序是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经济公正乃是实现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的伦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前利益格局的失衡主要源于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的不公正，由此形成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差异与失衡，是导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我国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调整的进程中，要实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实现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公正分配。诚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常常紧密相联、融洽一致的。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就是要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对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合理配置，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分配所得与他人的差距感到均衡，从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稳定的经济秩序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秩序也法的基础价值追求。从价值论意义的角度上来看，法律有多种价值，诸如正义、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秩序等等，而在这众多法价值当中，法律秩序是更为基础性的。这是因为“所有秩序，无论是我们生命伊始的混沌状态中所发现的，或是我们所要致力于促成的，都可从法律引申出它们的名称。”也就是说，在秩序问题上，不存在法是否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存在的问题是法如何的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以“与法永相伴随的进步价值，便是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也是法律追求的一种。而经济法制无疑是保障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

三、经济法制的不完善导致了市场经济中的不和谐

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仍然处于可控状态，虽然分化和差异程度不断爬升，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由于经济法制的不完善，差异与和谐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持续运行于分化和差异的高水平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不断出现。

第一，经济法制不完善没有有效的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和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越来越大，导致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摩擦越来越突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如，四川大竹群体性事件，山西黑矿奴工事件等都是我国相关经济法制不完善的恶劣后果。

第二，经济法制的价值取向不合理导致了经济结构矛盾的日渐突出，经济结构的矛盾扩大为社会矛盾。如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矛盾、需求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紧缺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矛盾等。

第三，经济法制不完善导致不能有效地缓解因经济发展差异而产生的社会不公。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转化为社会差别。改革以来，由于我们在经济发展中采取的是差异性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企业率先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由于政策调整没有及时到位，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硬化为一种格局，并形成明显的社会差距。

第四、经济法制不完善导致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经济法制应该起到引导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并具有规制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的功能。但是，目前，我国企业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较为低下，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一种粗放的形态中，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然不和谐。

总之，新形势下，我国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大都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有关，特别是与经济利益矛盾有关。而经济法制不完善是导致这些矛盾不能很好解决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加强经济法制的建设才能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

四、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几种路径

经济法制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法制建设是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经济法制建设的推动。经济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将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正对上面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

1、树立并坚持公平、秩序、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制立法理念。

第一、公平和秩序是法律的价值追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内涵。

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是经济法制的根本追求。只有公平的秩序才是稳定的秩序。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换句话说，和谐的市场经济，就是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在经济法制立法中，必须以缓解人民利益分配矛盾、经济结构矛盾、发展差异矛盾为己任。充分利用经济法制地引导功能、利益再分配功能、社会调控功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公正有序。

第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制的重要立法理念。

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发展性、整体性、多样性的特点。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它表明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前进的状态和运动；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大范围、长时期、总体性的发展运动和发展状态，是一个国家各个部门法的共同发展。经济法制是建立在区域多样性和经济多样性的基础上的。经济法是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体现，是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和重要的实现途径。因此，在经济法制建设领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于发挥经济法制对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2、大量完善和补充经济法制立法

第一、加强民商事立法，完善劳动法等对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规。目前一些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存在不公平现象，如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富人和穷人、有权人和无权人、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等方面的差别较大。切实保护各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力的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立法，有效地缓解经济结构矛盾。

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实践中，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如企业法、税法、金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资源法、人口法等，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甚至相互抵触。因此，应该通过立法修正，将各个部门法统一起来，使其各得其所，各有其用。只有经济法内部实现和谐，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第三、加强社会调控立法，有力地缓解社会不公。

经济法应该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宗旨履行着调控经济、平衡利益、缓和矛盾的职能。但在实践中的一些经济法制领域，特别是在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优惠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民族政策、劳动政策等方面存在制定法律政策不公平。故应该在立法中，将这种不公平一一革除，实现经济政策的区域公平、主体公平和内容公平。经济政策公平是经济法制公平的基础，通过社会调控立法，实现了经济政策的公平，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四、加强循环经济立法，推动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强环境管理，降低污染排放水平。在两个个层次加强循环经济的立法：一是修订《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对循环经济做出原则性规定，在分则中单列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回收、再用、再生利用规定。或把之分散到污染防治、资源与生态保护的章节之中。二是制定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相衔接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具体的法律制度和责任。

经济法是国家协调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其重要使命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运行的过程中，克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不足，协调各种比例关系，使社会经济快速、稳定、高效、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只有实现经济法制的完善，才能通过促进经济和谐，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参考书目：

1、夏澈，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探析[J]，文教资料，2007，（4）。

2、范恒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制度的若干思考[J]，学习月刊，2007，（2）。

3、虞满华，许忠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4、夏文斌，公平原则与和谐社会的建构[J]，理论参考，2006，（3）。

5、邵平，经济法与经济法制初探[J]，改革与战略，2006，（5）。

6、吴鹏飞，略论陈云的经济法制思想[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1)。

7、韦健玲，经济法制思想探微[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8、李俊然，夏明芳，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制障碍[J]，经济论坛，2005，（16）。

经济法制论文范文篇2

一、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法制的现代化；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化的法制呢？或者说，什么是现代法制的基本状况的特征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不易回答的问题。因此，为了讨论的方便，必须首先设定一个关于现代法制的评判标准，确立一个参照系统。在此，最为便捷的做法则是通过分析和考察西方现代法制，并且据此进行概括和抽象，从而提出一个关于现代法制的“理想类型”，作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现代法制作为一种原生形态的法制样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同样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产物〔1〕。据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法制的现代性特征，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面向，是其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看，如果我们意欲理解和把握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和特点；那么，也就必须首先检讨和分析西方现代法制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面向，是其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看，如果我们意欲理解和把握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和特点；那么，也就必须首先检讨和分析西方现代法制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换言之，我们必须首先把握西方现代社会的总体特征，才能理解其法制的现代性特征。

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呢？对此，有的学者从“传统／现代”的两分模式出发，认为现代社会具有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结构和状况，由此形成一种关于现代性的评判标准，并且以此裁量传统社会。这一分析模式具有割裂传统与现代之嫌，因此并不可取；当然，也有分析上的方便的优点。然而，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或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充满岐义的观念，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比较流行的观点（例如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所谓现代社会，主要是指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社会领域的都市化、流动化、均富化、福利化和人口控制化，文化领域的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和知识科学化等〔2〕。虽然现代社会包含上述诸多层面，但是，在韦伯眼里，贯穿其中的根本精神则是“形式合理”四个字〔3〕。这是韦伯反复阐明的一个中心问题和基本思想，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主题就在于此〔4〕。对此，苏国勋先生概括如下：“在韦伯看来，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合理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合理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合理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5〕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法制呢？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或答案；但非常清楚的是，在韦伯看来，现代法制的主要特征和根本精神仍然是“形式合理”四个字。他认为：这种体系严密、形式合理的法律，对于西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一种法律，除了西方之外，是没有的〔6〕。对于这种形式合理的法律，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权利和义务应有某种普遍适用，并且可以证实的法律原则支配。其二，这种法律必须具有逻辑清晰、内在一贯的系统构成。其三，这种法律规范具有鲜明的外部特征或外在要素；换言之，只有通过逻辑分析和解释的法律概念，才能构成系统的法律规范。其四，这种法律已经祛除了非理性的、神秘的、巫术的手段和因素，并且受到理智的控制〔7〕。这，就是韦伯关于现代法制的基本要义。

值得说明的是：首先，韦伯对法律的形式合理的概括，主要是指大陆法系的法制系统结构；具体则是指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而英国的判例法制体系似乎与此不同。当然，就英国法制而言，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遵循先例”原则的确立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乃至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变迁〔8〕，也都是朝着形式合理的方向发展和完善的。其次，韦伯似乎过于强调法律体系的形式合理的特征，而对法律的价值基础则关注不够。笔者以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及至19世纪，于古典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权利、正义和个人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已经全面渗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制定的主要法律规则；所以韦伯在此特别强调法制的形式合理，乃是事理之所必然，时势之所必趋势。实际上，这种法制的形式合理，一方面是指法律的体系结构，另一方面则是指司法的“程序”逻辑和法制的严格执行。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法律成为一种真正具有可预测性、可计算性的制度秩序，这本身也是西方现代社会“法治”原则得以最终落实的内在要求。再次，无论是法律的形式合理还是价值基础，全都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9〕；这一经济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精确地计算”一切〔10〕。与此同时，这一法制的形式合理的特征，还与西方社会历史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这种传统经过文艺复兴运动而渐次形成，到了17世纪的迪卡尔那里达到高峰。这一具有“建构”意义的理性主义传统，对于西方现代法制的形成，影响极为深刻〔11〕。最后，现代法制的形式合理，实际上也是法律与宗教禁忌和伦理道德分化的必然结果，从而反映了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制的根本性区别；因为传统法制往往与宗教禁忌和伦理道德混为一体。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法律与伦理之间的区分，是现代法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现代法制形式合理的一种必然反映；但是，过度的发展，足以成为现代法制发展的一种“异化”力量。这，不仅是西方现代法制发展的一个困境，也是韦伯特别感到忧虑的地方。怎样予以补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70年代在美国渐次兴起的批判法学运动，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以自由主义理念为核心的法制传统的全面挑战〔12〕；后现代法学思潮，也是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法制传统〔13〕。因此，笔者以为，我们在强调现代法制的形式合理之时，必须充分考虑现代法制的价值关怀和追求，充分认识现代法制建设的丰富内涵。当然，诚如学者所说：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是为了获得法制的现代性，而主要不是批判和超越〔14〕；但是，对于现代法制形式合理的“过度”发展，也需保持应有的警惕与反省。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大致给出关于现代法制的基本看法。所谓现代法制，是指法制的形式合理与价值基础的有机统一〔15〕。一方面，现代法制建设必须充分关注诸如自由、权利正义和个人主义等的价值基础，舍此，现代法制将成为一种“非人”法制；另一方面，现代法制的价值基础如果没有形式合理的规则和程序予以保障，那么，现代法制的价值基础也就无法真正落实，法制的效益同样无由产生。但无可讳言的是，这种兼容形式合理和价值关怀的现代法制，实际上只是一种关于现代法制的“理想类型”，是对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制的概括和抽象。

笔者认为，这一有关现代法制的“理想类型”，大致可以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第一，虽然这一“理想类型”是对西方现代法制的概括和抽象，并且以此作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目标取向，但是，并非意味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全盘西化”。与此相关，第二，这一作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目标取向的“理想类型”，旨在揭示它的形式合理和价值关怀，它是宏观的目标取向，而非具体法律规则和制度。因为，在具体法律规则和制度方面，我国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和需要，进行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大可不必全盘照搬。

二、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有关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已经设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或者说，采取什么方法途径达成这一目标？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所在。

对此问题，我国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其中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可以采取法制“移植”的办法达此目的。它的主要理由是：其一，市场经济运行有其“共性”或普遍规律，所以有关的法制可以照搬；其二，西方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法制，可以成为我们的范本；其三，法制移植成功的国家可以作为例证，例如日本。这些观点看似有理，但是，深思起来，则不无疑问。对此，笔者予以简要分析如下：

对于第一个论据的批评性分析。笔者认为，就市场经济而言，虽然有其共同的规律可寻，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一个“自足”的系统；换言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有其社会基础和文化精神〔16〕。所以，任何法制都有一个特殊社会的、文化的“语境”，脱离这一“语境”，那么它的含义就会发生变化，所谓“移橘为枳”的典故就是很好的证明。另外，从社会的系统结构来看，经济关系虽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并非任何时候经济关系都是决定因素。总之，以市场经济的“共性”为依据无法证明法制移植是可行的。

对于第二个论据的批评性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在一个缺乏现代法制背景的社会，移植一套据称是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法制，乃是一种理性“建构”主义的结果；这种思维方法与计划经济并无根本不同〔17〕。另外，任何人类行为都是在一定“信息”指导下作出的选择。而现代社会分工和学术分工，一方面使人类知识得以扩展，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知识交流造成困难。就法制学习而言，由于我们对西方法制认识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我们实际掌握的只是有关知识的一鳞半爪，从而限制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西方法制的完整面貌；所以，我们实在无法确认法制移植可行度。如果关注一下我国对于西方法制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基本上局限在法条“文本”层面；而对法制的实际运作、社会基础乃至文化精神，则往往没有通盘研究和把握。在笔者看来，促使每种法制运作起来的背后的“技艺”，会使法条“文本”产生的意义和实际效果大为不同。试想一下，对于厨师来说，尽管材料与佐料一样，但是由于烹调手艺的差异，结果菜肴的色、香、味可能迥然不同。应该承认，法条“文本”的背后既有“道”又有“艺”；这些，仅仅通过移植往往是无法奏效的，也是无法解决的。由此，简单地谈论法制移植，并无多大意义。

对于第三个论据的批评性分析。日本移植西方现代法制的“成功”经验，是我国学者经常引以为据的重要例证，也是日本学者引以自豪的典范〔18〕。但是，就日本法制的实际情况而言，一方面，在西方人眼里，移植的西方法制只支配日本社会生活的很小一部分〔19〕；另一方面，在日本人眼里，日本移植法制的成功在于西方法制的日本化〔20〕。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接受本身就是一种“过滤”，它是一种既存传统对接受文化的创造性的解释。由此可见，所谓日本移植西方法制的“成功”经验是令人费解的；或许我们可以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功”经验？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纯粹的法制移植，有的只是借鉴和吸收，改造和创新〔21〕。而这，需要两种不同法制传统之间的逐渐调适或磨合，也是一种制度的博弈均衡。

总之，只要我们稍稍研究一下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法制的演进历史，就会发现，它是资本主义“自发扩展秩序”（借用哈耶克的说法）的法制反映。因此，这种法制的行之有效，乃是必然的结果。但是，这无法证明在其他国家（包括我国）同样有效〔22〕。如果一味认定在我国同样有效，则可能导致法制建设上的先验论〔23〕。

除了法制移植的观点以外，近来学者又有所谓“与国际接轨”的说法，可是提出这一构思的学者并无具体、详尽的阐释。应该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避免“全盘西化”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嫌疑，也是各国经济、政治交往日趋密切的反应。然而，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有点似是而非。对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当前的国际社会存在一种法制之“轨”吗？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法制之“轨”呢？实际上，当前国际社会的各种冲突和纠纷，尽管原因多种多样；但是，各国法制的差异肯定是其中之一。再者，就目前的国际法律秩序而言，我们可以借用美国法人类学家霍贝尔的说法，它还是多元杂存的“部落”时代〔24〕。

那么，什么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可能途径呢？

首先，我们必须突破对于法制的法律实证主义定性。在我国法学界，人们习惯于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法制；从而把法制局限在国家正式制定的法律范围之内。这种思维方法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忽略我国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行为规则以及传统社会的某些有益制度〔25〕；所以，在法学界鲜见有关的民间习惯规范的调查（晚清和民国时期倒是常有）和分析。事实上，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初创时期，某些非正式的经济规则具有极为重要的制度意义，这是现代制度经济学家反复阐明的问题〔26〕。对此，也许学者会提出反驳意见，认为：这些非正式的行为规则（例如习俗、惯例等）具有太多的非理性因素，从而与上文提出的关于现代法制的基本界定-形式合理不相吻合。这，固然不错。但是，现代法制的所谓形式合理，它的根本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行为“预期”，而非“为形式而形式”的追求。实际上，绝对地、教条地追求法制的形式合理，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观点，甚至法制的过度形式主义，也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在此问题上，辩证思维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非正式的规则，同样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行为预期。再者，任何法制的形式合理的获得，均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些看似非理性的习惯规则予以充分的学理检讨，对其进行规范和界定，使之获得形式合理的特征，从而成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具有生命力的“本土资源”〔27〕。

其次，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关于法制形成的理论。诚如学者所说：“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28〕这一制度秩序的来源就是人们在日常经济交往过程中逐渐达成的“公共知识”。那么，这种公共知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汪丁丁先生认为：其一，它是在博弈进行之前的信息交流当中建立起来的某种共识或游戏规则；其二，它是博弈者们从事前存在的一些“习俗”当中学到的；其三，它是由博弈者们所在的文化环境提供的〔29〕。法制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同样具有这一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恩格斯对法制形成的概括，他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分配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变成了法律。”〔30〕对此，马克思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31〕虽然恩格斯和马克思讲的是人类社会早期法制的产生法则，但是，也可用于法制的一般发展、变迁规律。这说明，任何法律制度都是逐渐发展、变迁和完善起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传统。历史地看，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法制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32〕。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之所以提出法制移植的观点，部分原因是对现代法制建设的急切心态，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语）是也。

最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法制建设途径。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前，我们对于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强调“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对此，邓小平也曾经说过：“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33〕这一特别强调“实践、试验和反思”的关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思路，是与我国“渐进改革”的方案完全一致的；并且，从根本上讲，这一法制建设策略也是与法制发展规律一致的，更是与人类逐步演进的理性认识能力相适应的〔34〕。而自1992年以后，我国法学界出现一股法制建设的“过热”心态，不少学者提出全面移植西方法制，而且主张“超前”立法，意欲一夜之间制定洋洋可观的法制体系，并且以之规范和催育市场经济。这，完全是一种脱离时间和空间“语境”的浪漫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非理性的想法。总之，无论是从法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35〕，还是法律作为传统演进的产物，还是我国渐进改革模式，抑或是人类有限的理性认识能力出发，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和道理：在我国迈向现代法制的途程中，“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稳健扎实的方法与途径，是切实可行的；另外，我们知道，法制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而非仅仅为了提供一套形式完善的规则体系。因为我国的现代法制建设，在本质上是我们面对各类生存问题（当然也包括市场经济建设）所作的回应，在此意义上讲，法制在本质上具有滞后性的特证〔36〕；也因为现代法制在本质上就不是按照人类理性可以“生产”出来的“物品”，它是人们在博弈均衡状态下的行为规范〔37〕，笔者以为，通过这样一种渐进的法制建设方法与途径，一方面，可以反思那些逐渐形成的有关市场经济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已经制定的法制能够得到实现。（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学习和借鉴本文现代法制）。这里，在中国法制的本土资源与西方的现代法制之间，也可通过博弈达成均衡；最后就是在中外法制之间“磨合”。通过这样的方法与途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制才能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预期；或者说，我国将来的法制形态与西方现代法制之间，仅仅是一种“家庭类似”〔3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其一，作为现代法制的“理想类型”，可以成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法制目标主要是在总体上的预期，用以克服我国传统法制在形式合理与价值关怀方面的缺陷；此外，在具体内容方面，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认真利用我国法制的本土资源。其二，在我国目前的现代法制建设进程中，营造一个现代法制赖以生存的市民社会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39〕；这是因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法治社会，仅仅拥有市场经济是远远不够的〔40〕。其三，就法制体系而言，我们可以采取法典、单行法规和判例的体系结构，这里，单行法规和判例的作用应该予以充分的考虑和重视。因为“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法制建设策略，从根本上讲，有赖于单行法规和判例制度。就此而言，中国的法制建设完全没有必要预先设定一条法典法或判例法的道路；也许，近期当以单行法的道路更为可取。此外，我们可以附以判例法以及“试行法”的方法途径，来形成我国现代法制的规范体系。总之，社会生活的现实，才是最终决定我们究竟采取何种方法途径进行立法定制的内在动因。这，又有待于程序法制的改进和完善〔41〕，与此同时，也有待于司法官员素质的全面提高。

注释：

〔1〕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恢弘阔大的比较宗教社会学（或世界文明比较）研究，最后认定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只能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结论，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社会缺乏一种资本主义的宗教伦理精神。参见韦伯著，于晓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必须注意的是，诚如季登斯所说：“韦伯关心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最初发展，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的采用。”转见抗之：《一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1页。而从现代法制的角度看，韦伯实际上是认为：现代法制是西方文化整体结构的产物，所以具有独特文化意蕴和性格。

〔2〕简要的讨论，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详尽的分析，参见布莱克著，段小光译：《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其他的有关论著很多，此不枚举。

〔3〕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前引韦伯书的“导论”，第4—19页。

〔4〕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就是旨在阐明西方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的宗教伦理和理性传统，并且以此证明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简要的评论，参见丁学良：《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5〕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亦见前引韦伯书“导论”。

〔6〕前引韦伯书，第5页。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霍维茨教授认为：现代化进程可能导致形式法制规范的可预测性的减弱。参见季卫东：《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7〕简要的分析，参见前引苏国勋书，第229—232页。

〔8〕例如，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契约法，在英国就是一个逐渐朝着法律“形式合理化”方向发展和完善的非常明显的例证。有关的讨论，参见约翰。伊特韦尔等主编：《新帕儿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的辞条“CommonLaw”（阿蒂亚著，原译为“习惯法”，法学界一般译为“普通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48页。

〔9〕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不仅内涵更为复杂，而且难以界定。简要的分析，参见德国学者科斯洛夫斯基著，王彤译：《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第二版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具有地位和本质的不同。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资本主义论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笔者在此联用，主要是因为两者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基本规则相通这一点；例如，经济行为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尤其是法律的“形式合理化”方面。

〔10〕华裔学者黄仁宇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的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互相更换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5—136页。

〔11〕有关的分析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177页。

〔12〕有关美国批判法学运动的详尽研究，参见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13〕有关后现代法学思潮的讲座，国内的文献较少，参见前引季卫东文；另见朱苏力：《后现代思潮号中国法学和法制》，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291页。

〔14〕参见前引季卫东文和朱苏力文。

〔15〕关于现代法制中形式合理和价值基础的分析，参见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著，王志安等译：《现代化与法》第二章“市民社会中的法与伦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页。

〔16〕韦伯认为：虽然古代世界曾经普遍有过资本主义；但是，这一经济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参见韦伯著，黄宪起等译：《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32页。另外，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的根本旨趣，就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结构，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相反，在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于缺乏社会基础和文化精神。参见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布罗代尔也曾指出：就初级市场组织而言，中国是最为完善的；然而，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原因在于国家不断阻扰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前引布罗代尔书，第77页、第98页。

〔17〕有关的讨论，参见拙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哲学思考》，李启欣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6页。

〔18〕日本学者小岛武司认为：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法律全面移植的成功例子。参见小岛武司：《比较法在移植外国法律中的第二任务》，沈宗灵主编：《比较示学的新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19〕参见勒纳。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506页。

〔20〕参见多田利隆：《欧洲法在日本的接受和日本化》，《东亚法律。经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指出：“日本社会的双重结构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没有现代的现代化“，即制度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真正引起精神上的变化。其结果是日本缺乏一个统一的价值核心，这种空洞是按照情境需求而临机应变地加以填充的。参见前引季卫东文。

〔21〕参见拙文：《从比较法律文化看法律移植》，《学术研究》1995年第5期。

〔22〕制度经济学家指出：“至少外部制度安排的有关信息受到既定制度的‘过滤’（如习惯的影响）。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任何制度创新或‘移植’的未来结果，均会由于信息不完备和环境差异而具有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来就没有什么简单的、单纯的制度移植。或者说，“移植”两字在根本上就是属于用词不当；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放弃法制移植的说法。

〔23〕参见朱苏力：《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前引朱苏力书，第87页。

〔24〕美国法人类学家霍贝尔指出：当今正是世界法律体系形成的时代；但是，它仍然处于“世界范围内的原始法”时代。参见霍贝尔著，周勇译：《初民的法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25〕例如，我国近年恢复的典当制度，农村当中逐渐复现的“会”的习惯制度等，都是可以通过现代法学的梳理加以规范化，从而溶入现代法制的。

〔26〕这一方面的文献非常之多，简单的讨论，参见张雄：《习俗与市场-从康芒斯等人对市场习俗的分析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27〕有关的讨论，参见朱苏力：《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前引朱苏力书，第3—22页；在朱苏力的这部著作中的许多地方对此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的眼光看，制度变迁和创新往往受到既有制度、传统和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它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这一方面的论述，可以参见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就此而言，任何法制的变迁和创新“都是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参见何清涟：《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读书》1997年第3期。

〔28〕汪丁丁：《“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参见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9〕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参见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8—53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4页。

〔32〕陈方正先生认为，欧洲现代法制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乌尔纳姆法典》和《利比特。伊斯特法典》，有着4000年的历史。参见陈方正：《法律的革命与革命的法律》，《二十一世纪》（香港）1996年8月号。

〔33〕《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34〕哈耶克教授认为：“像道德一样，理性也是一种进化选择过程的产物。”哈耶克著，刘载锋等译：《不幸的观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该书对人类理性、制度演进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有精辟独到的分析，也可一并参阅。

〔35〕参见克利福德。吉尔慈著，邓正来译：《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梁治平编著：《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0页。

〔36〕根据英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梅因的说法，法律从根本上是落后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发展的，他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参见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页。我国思想家梁漱溟先生也说：“本来社会的秩序（包括社会上的一切法制礼俗），是跟着社会事实来的。这个事实，经济很居重要。社会秩序无非是让社会事实走得通的一个法子，所以秩序与事实是要符合的。”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又说：“政治制度以及它的详细条目也须”从事实上创造，走到那里是那里，须从事实上定。“前引梁漱溟书，第390页。梁漱溟先生的观点虽然有点绝对，但是，他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现代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制度问题时，持论也同。张宇燕认为：”制度既是人类应战的结果，同时又是能否成功地迎接进一步的挑战的先决条件。“前引张宇燕书，第17页。还说：”制度是历史进程中人类行为的沉淀物。“前引张宇燕书，第117页。

〔37〕汪丁丁：《制度成本，博弈均衡与知识结构》，前引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第35页。

〔38〕“家庭类似”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关的分析，参见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3页。其实“理性类型”“与家庭类似”在方法论上也有相通的地方，有关的比较分析，参见同书，第96—115页。

〔39〕有关的讨论，参见拙文：《西方市民社会与现代法制建设及启示》，《政法学刊》1995年第3期。笔者近期又草成长篇论文：《中西比较：市民社会与现代法制的成因-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解释》（特刊），对此问题有所分析。

经济法制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和谐经济法制和谐社会

一、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支持和谐社会的物质力量，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指出“社会世界普遍法则是和谐协调的，这些法则从各个方向趋于完善人类”，而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和谐不意味着完美，而意味着改善”。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主张自由贸易，认为社会就是交换，在交换中产生价值，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他从人天生有利己、利他两种特性出发，断言人们在交换中会构成和谐的社会。他坚信“我们追求的和谐不排除不和谐的存在，但是，如果这种和谐预示着和睦，而且会把我们引向和谐，那我们就认为它依然是和谐的”。因而，“和谐”思想作为一种反映经济社会普遍运行机理的科学思想，一直伴随在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之中。作为自发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哈耶克在20世纪又将自发秩序传统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就市场自发秩序而言，它同样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使个人可以追求自己无论是利己或利他的目标，它还使非常分散的、处在具体时空的知识有可能得到利用，这些知识只作为不同的个人知识而存在，任何单一的领导当局都不可能拥有它们。

在新中国，和谐经济的思想萌芽早就产生。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阐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协调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同志的可持续发展观与经济发展以效益为中心的综合平衡理论，不仅涉及到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与内部的和谐，而且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结构与总量的平衡，真正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可和谐性的统一。

二、经济和谐需要法制进行保障

经济和谐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经济公正和稳定的经济秩序。而公平和秩序是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经济公正乃是实现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的伦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前利益格局的失衡主要源于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的不公正，由此形成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差异与失衡，是导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我国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调整的进程中，要实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实现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公正分配。诚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常常紧密相联、融洽一致的。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就是要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对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合理配置，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分配所得与他人的差距感到均衡，从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稳定的经济秩序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秩序也法的基础价值追求。从价值论意义的角度上来看，法律有多种价值，诸如正义、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秩序等等，而在这众多法价值当中，法律秩序是更为基础性的。这是因为“所有秩序，无论是我们生命伊始的混沌状态中所发现的，或是我们所要致力于促成的，都可从法律引申出它们的名称。”也就是说，在秩序问题上，不存在法是否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存在的问题是法如何的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以“与法永相伴随的进步价值，便是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也是法律追求的一种。而经济法制无疑是保障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

三、经济法制的不完善导致了市场经济中的不和谐

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仍然处于可控状态，虽然分化和差异程度不断爬升，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由于经济法制的不完善，差异与和谐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持续运行于分化和差异的高水平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不断出现。

第一，经济法制不完善没有有效的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和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越来越大，导致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摩擦越来越突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如，四川大竹群体性事件，山西黑矿奴工事件等都是我国相关经济法制不完善的恶劣后果。

第二，经济法制的价值取向不合理导致了经济结构矛盾的日渐突出，经济结构的矛盾扩大为社会矛盾。如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矛盾、需求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紧缺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矛盾等。

第三，经济法制不完善导致不能有效地缓解因经济发展差异而产生的社会不公。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转化为社会差别。改革以来，由于我们在经济发展中采取的是差异性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企业率先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由于政策调整没有及时到位，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硬化为一种格局，并形成明显的社会差距。

第四、经济法制不完善导致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经济法制应该起到引导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并具有规制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的功能。但是，目前，我国企业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较为低下，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一种粗放的形态中，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然不和谐。

总之，新形势下，我国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大都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有关，特别是与经济利益矛盾有关。而经济法制不完善是导致这些矛盾不能很好解决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加强经济法制的建设才能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

四、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几种路径

经济法制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法制建设是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经济法制建设的推动。经济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将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正对上面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

1、树立并坚持公平、秩序、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制立法理念。

第一、公平和秩序是法律的价值追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内涵。

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是经济法制的根本追求。只有公平的秩序才是稳定的秩序。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换句话说，和谐的市场经济，就是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在经济法制立法中，必须以缓解人民利益分配矛盾、经济结构矛盾、发展差异矛盾为己任。充分利用经济法制地引导功能、利益再分配功能、社会调控功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公正有序。

第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制的重要立法理念。

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发展性、整体性、多样性的特点。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它表明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前进的状态和运动；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大范围、长时期、总体性的发展运动和发展状态，是一个国家各个部门法的共同发展。经济法制是建立在区域多样性和经济多样性的基础上的。经济法是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体现，是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和重要的实现途径。因此，在经济法制建设领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于发挥经济法制对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2、大量完善和补充经济法制立法

第一、加强民商事立法，完善劳动法等对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规。目前一些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存在不公平现象，如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富人和穷人、有权人和无权人、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等方面的差别较大。切实保护各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力的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立法，有效地缓解经济结构矛盾。

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实践中，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如企业法、税法、金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资源法、人口法等，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甚至相互抵触。因此，应该通过立法修正，将各个部门法统一起来，使其各得其所，各有其用。只有经济法内部实现和谐，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第三、加强社会调控立法，有力地缓解社会不公。

经济法应该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宗旨履行着调控经济、平衡利益、缓和矛盾的职能。但在实践中的一些经济法制领域，特别是在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优惠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民族政策、劳动政策等方面存在制定法律政策不公平。故应该在立法中，将这种不公平一一革除，实现经济政策的区域公平、主体公平和内容公平。经济政策公平是经济法制公平的基础，通过社会调控立法，实现了经济政策的公平，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四、加强循环经济立法，推动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强环境管理，降低污染排放水平。在两个个层次加强循环经济的立法：一是修订《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对循环经济做出原则性规定，在分则中单列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回收、再用、再生利用规定。或把之分散到污染防治、资源与生态保护的章节之中。二是制定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相衔接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具体的法律制度和责任。

经济法是国家协调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其重要使命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运行的过程中，克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不足，协调各种比例关系，使社会经济快速、稳定、高效、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只有实现经济法制的完善，才能通过促进经济和谐，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参考书目：

1、夏澈，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探析[J]，文教资料，2007，（4）。

2、范恒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制度的若干思考[J]，学习月刊，2007，（2）。

3、虞满华，许忠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4、夏文斌，公平原则与和谐社会的建构[J]，理论参考，2006，（3）。

5、邵平，经济法与经济法制初探[J]，改革与战略，2006，（5）。

6、吴鹏飞，略论陈云的经济法制思想[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1)。

经济法制论文范文篇4

一概况和特点

民国初年的经济法规建设起始于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但系统的制订工作则是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成立后才开始的。1912年5月14日，袁世凯命令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考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并挈比古今中外度量权衡制度，筹订划一办法」1.此后，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揆一和张謇任工（农）商总长期内（1912年8月2日-1913年7月18日；1913年9月11日-1915年9月18日），开始系统地制订经济法规。到了1921年，已颁布经济法规四十多项（不含各法规施行细则），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农林、经济社团，引进外资和侨资等方面2.

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的初步完成

与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经济法规相比，民初的经济法制建设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较为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清末所颁的经济法规约计十余项3，其范围虽已涉及新式工业、商业、矿业、铁路、银行和商人社团，但其内容比较简略单薄，主要限于新式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不仅在种类上已明显增加，而且在内容上也比较周详全面。如商人通例由清末的9条增至73条，公司条例由清末的67条增至251条，矿业条例增至111条，商会由清末的26条增至46条，等等。这些法规不仅规定了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而且对其停闭、转让、纳税、财务、分配、奖惩等方面也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总的来看，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已包括了社会经济的各主要部门，且不同程度地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政府经济管理等领域。

中西结合，广采众议

其次，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化国家，在制定经济法规时当然可以参考先发资本主义化国家已有的经济法规，但只有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相结合，才能制订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经济法规，才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清末经济法规的制订，由于行之仓卒，订者无知，既没有很好地领会西方经济法规的精神，也未及详细调查中国的经济习惯，因此所颁经济法规的功能极其有限。正如民国初年的一篇反映资产阶级意见的文章所言：清政府虽「摹仿他人，颁布一种商律，但是定法律的人没有法律思想，也不明商业习惯，徒有规定，不能实施」4.民初经济法规的制定则在参考西方有关法规的基础上，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其中最为重要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系根据清末各商会所商讨拟订的《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而制订的。1907-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商学会和预备立宪公会受清政府委托，开展商业习惯调查和商法修订工作。他们「延聘通晓法律之士，调查各国法理，证以中国之商习惯，历二年之久」，召开两次全国商会商法讨论会，最后与农工商部一起修订了以上二律，并由农工商部呈请资政院审议颁发，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未及颁行。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后，「即邀原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呈请袁世凯交付国会议决公布5.因此，该二律的制订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颁布后颇受工商界的欢迎。其它经济法规的制订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在191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上，工商界代表对公司注册章程、商标法、特许法、矿业章程、权度法、商会法、保息法都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要求，后来工（农）商部在制订经济法规时均有多少不同的采纳6.

法规修订更照顾资产阶级利益

第三，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说经济法规的制订以商业习惯为出发点已经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话，那么根据工商界的要求对已颁法规作修改则更进一步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商会法》的修订。1914年9月12日，民国政府颁布《商会法》。各商会对新颁《商会法》不尽满意，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尤其是对取消总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和行文程序把各商会视为同级政府机关下属组织，表示强烈反对，坚决要求修正。从《商会法》颁布后到1915年4月的半年多时间里，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各地商会函电交加，接连不断地向农商部提出修改要求7.1915年3月25-29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还召集二十一个省区商会的七十五名代表，举行了全国商会临时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商会法》修改问题，议决通过了修正草案和意见书，并提请政事堂转呈大总统核准公布。其意见书提出了五点修改建议：（1）各省会及通商大埠应设立总商会；（2）应允许组织全国商会联合会，并得设立总事务所；（3）一县之中不以一会为限，及商务繁盛之区均可设立商会；（4）商会行文程序不能以行政官厅之阶级相绳；（5）商会图章不拟由各商会按内务部统一规定之式样各自营造，而应由农商部颁给关防8.在全国各商会的力争之下，袁世凯政府为缓和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得不考虑修改《商会法》。1915年11月9日，参政院通过了经由张謇提交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修正商会法案，并谘请袁世凯「查照施行」9.12月14日和次年2月1日，袁世凯先后签发公布了修正《商会法》和《商会法施行细则》，完全接受了全国商会的修改意见10.

除了《商会法》之外，其它法规也有经工商界建议而作修改者。如对于《公司条例》，农商部根据商情，于1916年1月经袁世凯批准后，将条例中第124条原定的公司股分每股金额，分期收缴者，「至少以五十元为限，但一次全缴者，不妨以二十元为一股」，改作「分期缴者至少以二十元为一股，一次缴者得以五元为一股」，以利招徕股分。又将第186条原定的，公司在开业前可付给股东年息六厘的官利，开业后只准付余利，不准再付官利，改作开业后「准其酌给官利，仍由余利中分派，不得动用本金」，既顾及了股东的利益，又防止了公司的「以本充利」11.对《矿业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煤矿以二百七十亩以上，十方里以下，其它各矿以五十亩以上，五方里以下为限」；并由农商部附加通令，凡矿区面积不及条例所定最低限额的旧有小矿，必须在一年之内自行扩充或合并，否则「当即查明封禁」12.这自然要遭到众多的小矿业主的反对和抵制，「直隶、河南等省咸纷纷以矿区限制过严为言」。农商业部在「默察各省小矿情形」之后，感到「若不量予变通，实有窒碍难行之处」，于是经袁世凯批准后，于1915年7月又制订颁行了《小矿暂行条例》，「与矿业条例相辅而行」，允许矿区面积不足矿业条例规定之最低限额者，继续照办13.至于对其他已颁经济法规，应工商界的要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动而作出一些枝节性的修改或临时变通，则难以一一类举。

由上可见，在民初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袁世凯领导支持于上，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执掌权力的工（农）商部主持于中，广大的资产阶级参与于下，形成了一种上中下三方面互相配合的局面，这才使民初经济法规的制订工作得以全面而迅速的展开。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广泛参与更使之走向健全化和科学化。这一切无疑是辛亥革命造就了一个比较资产阶级化的政府和比较民主化的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二意义和作用

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和维持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经济法规的主要功能自然是建立和维持某种特定的经济社会秩序。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就其所涉及的范围和本身内容的特有法律功能而言，它们使清末新政时期开始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政府经济管理的法制化和经济化

政府把自己的发展经济规划变成社会实践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但是只有在采取法律和经济的方式之后，才能取得比较普遍的社会效果，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民初所颁经济法规，已程度不同地涉及社会经济和政府经济管理的各个方面，这表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开始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在鼓励和引导社会经济活动方面，民国政府不仅采用了舆论号召和荣誉奖励的方法，而且采用了经济手段。其一是实行保息和补助政策。《公司保息条例》规定，拨存公债券二千万元作为基金，对棉织业、毛织业、制铁业、制丝业、制茶业、制糖业六类新办企业给予三年保息。《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规定，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二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三角；凡种植制糖原料者，蔗田每亩补助苗银三角，肥料银六角，甜菜田每亩补助菜种银1角、肥料银三角；凡牧场改良羊种者，每百头奖银三十元。其二是实行减免税厘政策。1914年初，对「与国际贸易处竞争之地位者」和「为制造品之原料者」的商品减免税厘14.3月，颁布《矿业条例》，所定之矿税较清末大为减轻，矿区税（每亩每年），贵重矿由0.42元减至0.30元，一般矿由0.28元减至0.15元；矿产税（按值抽税），贵重矿由10%降至1.5%，一般矿由5-3%降至1%；取消清末旧章每年提取公司余利十分之五归政府和业主均分的规定。其三是实行专利政策。《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凡关于工艺上之物品及方法首先发明及改良者」，可以享受三年或五年的生产经营专利。其四是减少新办企业注册费。1913年5月颁布的《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对所有公司一律按资本数额确定注册费之多少，且「从轻规定」注册费标准。1914年7月19日正式公布的《公司注册规则》和《商业注册条例》，其所定的各等公司注册费又较暂行章程所定标准降低了33-80%不等15.与清末以官爵奖励企业的主要投资者相比，民初经济法规中的上述经济奖助措施，不仅具有更大的实际效应，而且使创办者和全体投资者共同受益，具有普遍的鼓励意义，这无疑是经济管理手段经济化的重要表现。

企业和企业家的法人化

所谓企业和企业家的法人化，就是确定企业和企业家的法律地位，包括规定他们的存在资格，确认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赋予他们特定的经济权利和义务。关于存在资格，《公司条例》对公司的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只有「以商（泛指工商各业──作者）行为为业而设立之团体」才可称为公司；并对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不同类型公司的组成方式和停闭、解散，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商人通例》把商人的范围界定为：「商业之主体之人」，包括买卖、赁贷、制造、加工、水电煤气、出版印刷、金融、信托、劳务承揽、旅店、堆栈、保险、运输、托运、牙行、居间、等业之厂店行号的业主，此外「凡有商业之规模布置者，自经呈报该管官厅注册后，一律作为商人」。也就是说，凡经注册设立之所有企业的主要开办者均属商人。

关于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公司条例》规定：「凡公司均认为法人」，有照章招集和运用资本之权，其财产受政府保护，非因依法解散、退股，任何人不得随便侵占、处置；股东有依法投入、撤退、出售、转让、清偿自己股份的权利。在经营上，各公司均有按照其注册之营业范围自主经营的权利。《公司条例》规定：「执行业务者为股东之全体或其中数人」，「代表公司之股东，凡关于公司营业事务……均有处理之权限」。《商人通例》规定：商人「有独立订结契约负担义务之能力」；「得以其姓名或其它字样为商号」；「如有他人冒用或以类似之商号不正之竞争者，该号商人得呈请禁止其使用，并得请求损害赔偿」。《矿业条例》规定：凡中国国民或法人均有「依本条例取得矿业权」的资格。矿业权一经取得，即被「视为物权，准用关于不动产诸法律之规定」，地面业主或任何他人不得抗拒或侵犯。对于企业及其经营者和股东的其它责任、权利和义务，《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矿业条例》及各种注册条例均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这一切不仅使企业的自主权有所保证，而且促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

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也就是企业和企业家拥有进行合法自由竞争的权利。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使企业和企业家开始获得这一权利。如《公司条例》允许企业家在任何地区开办企业或设立分支企业。《矿业条例》则规定：金、银、铜、铁、煤等一类矿质，不论申请者是否拥有地面所有权，「应以呈请矿业权在先者有优先取得矿业权之权」；水晶、石棉、云母、大理石等二类矿质，地面业主有优先取得权，如地面业主弃权或不能按时开工，「得另准他人取得其矿业权」。此外，封建垄断性专利权的取消，也为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只有确属发明创造者，才能享受三至五年的专利权，废除了清末实行的那种几十年内不许别家同类企业在同一地区乃至全国境内开办的垄断性专利权。与此同时，也禁止不正当的竞争，冒名冒牌行为为法律所不许。这样既保护了发明创造，又打破了特权垄断，为合法的自由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际化

畅通而宽广的融资渠道是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发展的首要条件，民初所颁经济法规中，关于银行营业、证券交易、外资利用、侨资引进的规定，促使这一首要条件有较大改善。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先后颁布了中央、商业、海外汇业、兴农、农业、殖边、惠工、储蓄、庶民银行则例16，鼓励银行事业，整顿金融秩序，活跃金融市场，以扶助农工商实业，使金融制度初具规模。袁世凯政府成立后，又先后颁布了劝业、农工、农商银行条例和章程。拟设立全国性的大型劝业银行，「以放款于农林、牧垦、水利、矿产、工厂等事业为目的」；号召每县均设农工银行，「以通融资财，振兴农工业为宗旨」。与此同时，还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准许每一地区设一证券交易所，以便「国债票、股分票、公司债票及其它有价证券」之流通。这些条例、法规的颁行，促进了银行、证券交易所等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制度的完善，金融市场益趋活跃，使企业的融资渠道日益社会化。关于利用外资，《矿业条例》规定：「凡与中华民国有约之外国人民得与中华民国人民合股取得矿业权，但必须遵守本条例及其它关系诸法律，外国人民所占股分不得逾全股份十分之五。」这虽然会给外资侵华造成可乘之机，但也为中国企业开辟了国际融资渠道。在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方面，1913年11月由袁世凯签发的《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声称：「嗣后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饬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1915年5月，福建省制订了保护华侨回国投资办法五条，对回国华侨之人身和资产安全妥加保护。1916年1月，广东省修改了清末颁布的保护华侨条例，使之满足粤藉华侨的要求，鼓励他们回国投资17.这些通告、条例的颁行，使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回国投资者接踵而至18.

市场的统一化

市场的统一化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而市场的统一化除了有赖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之外，也需要有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民国之前，中国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混乱，种类繁多，折算颇繁，极不利于国内外商品流通。1914年2月7日，民国政府颁布了《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统一规定国币标准，其铸造发行权归政府掌握，各地造币厂只准按政府颁给的祖模铸造。同年3月又颁布了《权度条例》，规定以国际权度标准与清末所定「营造尺库平制」并行使用，并逐渐取代旧制；要求「公私交易、售卖、购买、契约、字据及一切文稿所列之权度，不得用以外之名称」，以便划一。这些法规的颁行使中国的货币和权度制度开始由混乱走向统一。

三执行情况考察

民初所颁经济法规的内容主要包涵了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和组织范畴及其行为方式的界定，例如，何谓商人、何谓公司、何谓商会，以及他们具有何等之权利、义务，应如何组织、设立等。二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保护和扶持，如对企业和企业家法人权利的保护、对企业的经济奖励和资助等。三是造就社会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公共手段和设施如通用货币的印铸、通用权度衡器的制造推广、化验稽核机构的设置等。下面试从这三个方面，对民初经济法规执行情况作些考察。转

经济组织的身份、权利和义务

就第一方面的内容而言，各经济法规颁布以后，基本上是照章执行的。《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公司注册规则》和《商业注册条例》颁布后，政府各有关主管部门很快就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工作。1915年2月27日，农商部谘行各省区行政长官，要求督察各主管部门按有关法规认真迅速地办理企业注册事宜，并强调指示：如有「地方不肖官吏」，「故意耽延」，或「另加勒索」，「一经查实，尽法惩办」19.工商各界也按有关法规所定的程序组设公司，申请注册。犹如农商部所言：自《公司条例》颁布，「一年以来，新公司之立遵章组织，旧公司之依照改组，来部禀请者不下数百起。」20《矿业条例》颁布后，政府主管部门不仅对新设企业基本执行了条例中关于矿权、矿区和企业组织程序的规定，而且据此对旧有企业进行整顿，使之建立新的秩序。如北京之小煤矿业，「在前清时，国家无明订之矿律，采煤者率托庇于内监王府之下，随地私采，霸占强夺，讼狱繁兴。民国以来，颁布矿律，划定矿区，此风始息。」21

对经济活动的保护和扶持

第二方面的内容，是经济法规中最不易实行，而又具有直接扶持经济发展功能的部分。虽然民国政府受财政力量的限制，在实行对企业的扶持奖励政策中，不能完全按法照办，但是还是有较多的实行，尤其是在袁世凯执政时期。

从保息条例的执行情况来看，在袁世凯死亡之前，有四家企业获得保息权。它们是：天津裕元纺织公司、济南鲁丰纱厂、天津华新纺织公司和中国昌恒制革公司22.单从数字上来看，获得保息权的企业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到当时新设的合乎保息条件的企业总数中来看，这个数字已相当大了。按保息条例规定，只有实收资本数在七十万元以上的新办棉纺织厂、毛织厂、制铁厂和实收资本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制丝厂、制茶厂、制糖厂，才能享受保息。从保息条例公布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的两年多时间内，据现有资料记载，符合保息条件的企业，除了上述已获取保息权的四家企业外，尚不多见。袁世凯死后，这一条例名存实亡，不再见及符合条件的新设企业获得保息权。同时，已获得保息权的四家企业也没能得到实际保息金，因为条例规定已获保息权的企业「自开机制造之日起」方能取得保息金，而上述四家企业的开机生产均在1916年之后。所以从总体上来说，保息条例并未得到真正的实行，但是在袁世凯执政时期还是有所打算的。

除《公司保息条例》外的其它奖励政策，由于无需中央财政直接开支，所以执行得较好。如对机器仿制洋货物品、土布及其它自制工业品减免出口税厘，对某些新设企业的其它扶助和奖励措施，均有较好的执行。据笔者初步统计，1915-16年间，以机器仿制洋货物品例而享受减免税厘的有：各华商机器面粉厂和棉纺织厂、广东德利锑矿公司、广东江门制纸公司、上海宝源造纸厂、上海美华利时钟厂、上海泰半罐头公司、官办汉口造纸厂、官办教育品制造所、官办东三省呼兰制糖厂等23.1916-21年间，仍有北京老天利珐琅厂、北京贻来牟面粉厂、哈尔滨双合盛面粉厂、长沙升茂化学工场、中华国民制糖公司、「江苏全省凡省县市乡公款开办之各工场厂所出各色仿造洋货布匹」24.

对土布减免出口税政策，由张謇于1914年10月提请袁世凯批准实行，规定「专恃人工之棉织土布，无论是何种花色种类，所有常关、海关、厘金、落地捐、崇文门等各项税厘，一律免除」25.这一政策在实行几个月后，曾一度恢复旧税制，经各地商会力争，又变通实行。以南通土布为例，自1915年12月1日起，「土布由上海装轮出口，其税率每百斤改征工税银一两，复进东三省各口，再征复进口半税银五钱。其它各口进出之土布，亦应照此办理。」261918年10月，又在上海等商会的建议下，对减免税厘土布的种类作了进一步规定27.对茶叶减轻出口税，由袁世凯于1914年10月15日批准实施，「从前每担付一两二钱五分者，尔后减至一两」，到1915年2月，「又减轻其特种制品之税」28.对其他自制工业品减免出口税的规定，于1915年2月颁发，准「将运销外洋之草帽辫、地席两项，减半征收税银；通花边抽、通花绸中抽、通花夏布、发结髻网、蜜汁果品五项，无论运销何处，所有出口及复进口各税，一笔暂行免征」29.到1915年初，又将减半征税之两种产品的出口税再次减少，草帽辫「每担付银三钱五厘，地席「每捆付银一钱」；其它五种出口品明确规定「均免税」30.

对新办企业的其它扶助奖励政策也有较好的实施。《矿业条例》颁布后，曾有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对减少矿产税提出异议，密呈袁世凯建议恢复旧税制，经过张謇的据理力争，不仅继续照例执行，而且对矿区税再度减轻31.对某些新设的棉纺织厂给与「免纳机器入口税」的优待，如1920年创办的天津裕大纱厂、宝成纺织公司设于上海和天津的三个纱厂，均有获得这一优待的明确记载32.1915年7月，农商部还制订颁布了《奖章规则》，对成绩突出的企业和企业家授予荣誉奖励，以弥补「实际上之补助」的不足33.该规则一经颁布，便付诸实行，1915-16年内，有十八家著名企业、十名企业家和二十名华侨企业家获得各种荣誉奖34.

对有发明创造的企业授予专利权，是民国政府实施较好的一项奖励实业政策。自《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颁布以后，那种长达十年乃至数十年的封建垄断性「专利」权被取消，而合理的专利制度则得以贯彻执行，许多企业被授予合理的专利权。被取消者中，最典型的是湖南华昌炼锑公司和天津华新纺织公司。华昌公司在1908年创办时，曾获得在全国专办十年的「专利」权，民国成立后企图继续这一权利，但没能得到工商部和湖南实业司的支持，加之各新设煤锑公司相继兴起，「华昌公司之专利权因此无形丧失」35.华新纺织公司在1915年筹建时，曾通过财政总长周学熙而获取了直鲁豫三省专办三十年的特权，但是不出半月，即遭到工商界强烈反对，遂由农商部依法取消36.至于其它申请长期专利权的企业，虽偶尔有之，但无不受到农商部的驳回。如1914年10月，广东巡按使谘请农商部准予商人梁鹤巢发明七色美术玻璃制造法「专利二十年」。农商部批覆：「准照工艺品奖章给予专利五年」37.被授予合理的三至五年专利权的企业，据笔者的初步统计，1914年8月至1916年6月期间约计二十六家38.此项奖励措施并未因袁世凯的死亡而中断，被一直延用下来。如1920年北京开源织呢工厂所制造的油垫，由农商部「准予专利五年」39.1924年天津八大面粉厂要求商会转请政府限期禁设新厂，给予专卖权，则因不附章则而受到了商会的依法批驳40.

统一币制和度量衡

就经济法规的第三方面内容而言，曾一度取得较好的效果。在统一币制方面，《国币条例》一经颁布，就由天津造币厂铸造一元主币，其它各种辅币亦从1916年起开铸，以20万元为限，所铸新币统归中交两行发行，并拟以分期分区向全国推行41.至1918年时，新币已在除甘肃、广西、云南、湖南、新疆、西藏、黑龙江之外的各省区流通。而且信誉很好，颇受欢迎。如在北京：「行市与北洋（银元）等，此项货币社会乐用之，以无省界之限制故也」；在上海：「发行以来，以无省界限制，各处均甚乐用，其市价常较英洋为高」；在杭州：「平时亦与英洋并用，现在流行额较英、龙洋为多」42.新币发行流通后，市场货币行市渐趋统一，「民四八月，一切龙洋行市取消；民八六月，复将英洋行市取消，划一厘价，英龙洋及国币行市完全一律」43.但是好景不长，北洋政府和造币厂从追求利润出发，从1919年起将新币一元主币的成色从千分之八九二三降八八九五，造币厂也开始滥造货币，使新币的信用开始迭落。后来各地军阀政府又大肆铸造劣质货币，加之钱业商人的投机取巧，使国币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以失败而告终。

在统一度量衡面，《权度条例》公布后，政府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逐步推广新的权度器具。如制订《权度营业特许法》（1915年1月6日），加强对权度营业者的管理，必须按新颁标准修造权度器具；制订《官用权度器具颁发条例》（1915年2月15日），规定中央及地方官署所用权度器具必须以部颁器具为准则，并对新器具的颁发和旧器具的检查、修理、回收严加督察。组织权度委员会（1915年3月19日），研究权度条例的一切实施问题44.随后将原有的衡器制造工厂改为权度制造所，按新颁权度标准制造器具，逐渐推广施行。

民初经济法规的执行过程，与其制订过程一样，执掌部分政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力行和监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少法规所以能保持下来并有所实施，都与他们的力行和监督密切相关，如关于《矿业条例》、各种减免税厘条例和专利制度的贯彻执行，就有明显的表现。这当然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为之奋斗和开启的民国和民权主义精神。

总之，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由于在法规的总体构成上已比较完善；在制订程序上既参照了外国的先进法规又兼顾了本国的商事习惯，也体现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在功能作用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在实际贯彻上已有所执行，因此不仅使中国的经济法跨入了近代法律的范畴，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经济法规颁行的最初阶段，其对经济近代化的鼓舞作用是颇为显著的，正如当时的工商界所言：「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界踊跃欢怀，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45

但是，法律实际效力发挥的大小，一要取决于国家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法治观念的树立和认同与否，二要取决于中央政权力量的强弱。民国初年的统治者，虽已有利用法律强化统治的欲望，却缺乏依法保护公民权利的观念，因此他们在强化统治上执法颇严，在保护公民权利上有法不依，便不可能想方设法为公民法定权利的实现去积极创造条件。如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法人权利没有强而有力的保障措施；对企业的资助、津贴和减免税政策，常常以财政困难而旁置之、更改之。至于中央政权的统治能力，在袁世凯时期尚有较强的统一力量，袁世凯死后则日趋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各自为政，军阀横行无忌，使国家的法规更难以贯彻执行。这一切严重地抑制了民初经济法规的功能发挥，也限制了它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促进作用。民初经济法规建设的这种有限功效，实质上体现了辛亥革命既有所成就又没有完全成功的时代特征。

注释

[1]《政府公报》（14号，1912年5月14日）。

[2]参见农商部编：《农商法规》（北京：和济印书局，1925）。以下有关法规的引文均出于此书，不另作注。

[3]参见《大清光绪新法令》、《大清宣统新法令》。

[4]《无商法之弊害》，《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年1号）。

[5]《时报》（1913年12月30日）。

[6]工商部：《工商会议报告录》。

[7]参见拙作：〈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与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形成〉，《历史档案》（1986年，4期）。

[8]参见《时事新报》（1915年3月28-30日、4月21-22日）。

[9]沉家五前引书，页215-16。

[10]《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年2号）。

[11]《农商公报》（18期，1916年1月），「政事」页7。

[12]《政府公报》（691号，1914年4月11日）。

[13]《农商公报》（13期，1915年8月），「政事」页4，「法规」页4。

[14]沉家五前引书，页19。

[15]参见《政府公报》（389号，1913年6月6日、729号，1914年7月20日）。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辑2，「银行」类。

[17]《农商公报》10期，「政事」页14-15；19期，「政事」页10。

[18]参见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50年，1、2期）。

[19]见沉家五前引书，页73。

[20]《农商公报》（18期，1916年1月），「政事」页7。

[21]吴匡时：《稿本实业调查记》，册2。

[22]《农商公报》（19、22期），「政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年，1号）。

[23]《农商公报》（10、20期）；《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年，1期）；《民国日报》（1920年7月29日）；《中华新报》（1915年12月8日）。

[24]吴匡时前引书，册1、2；《实业杂志》（湖南，新刊9号），「事业界」页2；《民国日报》（1921年4月10日）；《农商公报》（9期）。

[25]沉家五前引书，页174-75。

[26]《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年，1期），「法令」页10。

[27]《湖南实业杂志》（湖南，新刊4号），「外省要闻」页4。

[28]沉家五前引书，页175-76；《中华实业界》（卷2，6期）。

[29]沉家五前引书，页179。

[30]《中华实业界》（卷2，6期）。

[31]沉家五前引书，页172-74。

[32]《时报》（1920年7月28日）。

[33]《农商公报》（13期）；沉家五前引书，页274。

[34]据《农商公报》（1-21期所载）。

[35]《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1月16日）；张人价：《湖南之锑矿业》。

[36]《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3年，1期）。

[37]《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2年，2期），「法令」页1。

[38]据《农商公报》（1-23期记载）。

[39]吴匡时前引书，册1。

[40]参见宋美云：〈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与天津近代工业〉，《历史研究》（1989年，2期）。

[41]参见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商务印书馆，1928），页43。

[42]李芳：《中国币制统一论》（商务印书馆，1918），页6-25。

[43]金国宝前引书，页48。

经济法制论文范文篇5

WTO倡导市场经济。它规范的是政府管理贸易及与贸易相关事项的行为，即政府怎样为市场的运作创造和提供条件。

就对WTO的承诺而言，中国承担了必须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并按照WTO协议的要求和中国政府的承诺管理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事项的义务。

《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全部条款都是围绕着要求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这个中心来写的。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自由贸易机制；

第二，是外国的产品和服务进来以后能否卖得出去的问题；

第三，是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决策和实施机制。

中国现行法律是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大体相通的。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了深刻的法治改革，建立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是加入WTO的必要条件，为保证自由贸易的实现，保证商品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创立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必须对目前既有的法规规章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同样也包括对地方性法规、部门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惯例的清理。要清除过去计划经济的痕迹，从而真正实现国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真正的依法办事，按规则出牌。

二、认识WTO透明度原则、司法审查制度，促进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

长期以来，中国走的都是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由于历史原因，能够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市民社会的力量一直都比较弱小，法治的进程与发展缺少一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推进力。然而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的法治建设获得了一份外在的强大的推进力量，WTO将通过其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框架深刻地影响中国法治。

我们知道，完整的法制系统由立法、司法、守法和督法四个环节组成。在制度建设的层面上，透明度原则和司法审查制度正是紧紧围绕着这几个环节来进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实现现代法治的核心的。

1.关于WTO的透明度原则

按照WTO相关协议，透明度原则涉及一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各方面和环节，包括：一是要求各成员方将有效实施的有关管理对外贸易的各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迅速加以公布，以使其他成员国政府和贸易经营者加以熟悉；二是进一步要求各成员方应迅速及时地将其司法判决加以公布。

根据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我国实行透明度的范围是与贸易有关的一切政府措施以及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法令、指令、政策和其他措施。这个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等规范形式和直接涉及对外经济贸易的内容。

2.司法审查制度

在《入世议定书》里，与“透明度原则”并列而且相辅相成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程序规则：司法审查。这个程序要求，对有关“法律、规章及其它措施”的执行，为了能迅速加以审查，中国要设立或指定“法庭”。这种“法庭”（tribunal,或译作“审判单位”）要独立于负责执法的行政机关，并与之无实质利害关系，以保证公正审理。

这个规定，再加上“透明度原则”包括了公布司法裁决的要求，对我国司法机关目前的状况来说，确实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

三、入世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行为的法治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世贸规则的承诺。中国政府将面临着如何全面履行世贸组织规则确定的权利、义务问题。世贸规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政府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及规则行事。

第一，“入世”全面影响我国公民和企业的行为，迫使政府行为全面走向法治化。

1．中国在议定书承诺：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或适用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

2．世界贸易组织（WTO）管理的多边贸易协定，无论在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过去的关贸总协定（GATT）。

第二，通过约束政府行为，强力推进国内法律制度变革。

中国加入WTO，其对中国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它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WTO协定约束的对象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和其他有关的国家机关在WTO协定的实施方面负有重要的法律责任。

四、入世促进国内统一法律实施，禁止和减少地方保护，取消地区间贸易壁垒，提高效率，完善地方立法的规范化

第一，WTO一个普遍性要求是“统一、公正、合理的法律实施”，通过这一要求将全面推进国内法律的统一实施。

在法律上，WTO协定在中国的统一实施是有保障的，其根据是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立法方面，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在行政方面，根据宪法规定，全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二，地方保护行为违反WTO规则，从我国的承诺及WTO的规则可知，歧视待遇不管来自哪一级地方政府，在法律上都将视为中央政府的行为，保证统一实施的法律责任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的。

第三，加入WTO对我国现行经济特区的制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将进一步统一现存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的有关法律实施和法律、法规的建设。

第四，入世进一步推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大力提高政府效率，促进政府制度建设。

入世之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落实中国对外承诺、保证WTO规则统一实施更是重要。中央政府决定的事情和承诺的事项和需要全国各地都要执行的事项，一定要以法律

的方式统一落实下去，各地不能各行其是。

五、完善国内立法，主动适应WTO规则，维护国家利益

1.WTO规则国内立法化

就目前而言，WTO法律体系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WTO的基本法；（2）WTO的货物贸易法律制度；（3）WTO的服务贸易法律制度；（4）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5）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制度；（6）WTO关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法律制度；（7）WTO的复边贸易协定。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WTO协议不能直接适用，在这一点上理论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分歧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些WTO协议可以在我国直接适用。笔者认为WTO协议在我国不能直接适用，TRIPS协议也不例外，理由如下：

（1）WTO的根本意义或作用不在于确立超越各成员方政府和国内立法机构的具体经贸规则，而在于给成员方进行谈判和协商解决国际经贸争端的场所。框架性和原则性的规定无疑是WTO协议的主要内容。

（2）虽然各国理论界对能否直接适用WTO协议争议较大，但从美国和欧盟的实践上看，做法却基本一致，即不允许WTO协议在国内直接适用。道理其实很简单，如何在国内适用条约纯粹是国内法的事情。对于WTO协议这个各成员方50多年来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成员国完全可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转化间接适用的形式，最大程度的趋利避害。

（3）国务院法制办权威人士强调，适应加入WTO需要，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必须坚持我国宪法确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认真研究、准确把握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相关内容，通过立法程序，把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以此履行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

综上所述，我国不能直接在国内适用WTO协议，而是坚持我国宪法确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认真研究、准确把握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相关内容，通过立法程序，把WTO协议转化为国内法。

2.积极、稳妥开展国内法制建设

中国正在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制定、废止、修改和保留”的工作。为了适应WTO规则，已经修改和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

中国的立法修改还需要有一个对WTO的法律结构和法律性质的认识过程和适应过程。当然对于已经确定的事项和看准的事项，确实需要“改”或者“立”。不“改”和“立”就违法的事项，WTO协定称之为“强制性违法”，一般包括三种：明确承诺的、羁束性规定的与程序性规定的事项。在不知道WTO协议的确切涵义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修改，效果不但不好反而会出现新的混乱。

中国与一般的成员国不一样，她是一个有巨大市场潜力、最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都是WTO的主要贸易国，但我感到他们远远没有中国这样充满活力，这样有发展潜力。

所以，中国修改国内立法，不能急，但一定要做，而且要做的有气度而不拘泥，有技巧而不笨拙。

3.利用WTO法律机制维护国家利益

我们知道，国际争端的最终解决主要依靠一个国家的实力。在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时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多数是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解决。现在WTO140多个成员中，其发展中成员方数量上占到多数，但是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四个成员方的贸易额却占到所有成员国国际贸易总额的大部分。贸易大国的作用与这个世界性多边贸易组织的存在休戚相关。

经济小国和弱国除了借助自己的特点与大国周旋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法律机制，获得平等说话的机会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力量，依靠法律机制制约贸易大国恃强凌弱的做法。

六、结语

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仅仅是我国法制建设迈出的一步，建设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才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根本目的。

WTO的规则和法律机制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强大外在推动力，她将全面影响和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促成中国法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本文透过《中国入世议定书》、《工作组报告》及WTO相关法规的分析，论述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现状以及入世面对的挑战。从立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深入分析加入WTO对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推动，并从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统一国内法律实施、完善立法规范化、减少地方保护、WTO规则国内立法化等方面提出了我国的应对策略和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强调指出在适应WTO规则修改国内法律的过程中要稳中求快、注意策略，既不违背WTO规则，又要维护国家利益。

【关键词】入世中国法治法律化

参考文献：

[1]万鄂湘.入世：司法界面临的机遇.国际商报，2000-11-26.

经济法制论文范文篇6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成功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确立，特别是从2004年4月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可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或法制经济”已经成为共识，因此，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经济法制建设问题便成为急待我们解决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已经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相关问题摆上了我们的议程。十五大所提出的“依法治国”，特别是，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都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对完善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重视。

对此，我国不少学者、专家从立法、司法以及法制宣传等角度对如何完善我国经济法制建设提出了各种建议，笔者则欲从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角度来谈其对我国经济法制完善的作用。

一

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甚至进一步直接移植某种先进的法律规则或制度，这在各国法律发展史中是司空见惯的一种做法。世界法律史上所出现的五大法系，也正是由于落后国家为尽快建立乃至完善本国法律体系而大规模移植其他国家法律体系，逐渐地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也就形成了一个法系。可见，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乃至移植外国法律，是使本国法律体系建立和完善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我国唐朝时期，由于我国经济发达，法律文化也相应发达于其他国家，因而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日本把我国的《唐律》照抄为其本国法律，这就是历史上中华法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而到了现在，虽然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不可否认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相应的法律体系也谈不上完善。既然现状如此，我们也不必羞羞答答，而应该正视法律借鉴或者移植的问题。

从经济发展角度上看，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发展结果要求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以完善我国经济法制。我国在20多年前就已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借鉴外国市场经济运转经验下，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已经进入良好的高速发展途径，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不能完全从其自身上找问题，还应该相应完善与其配套的经济法制才行。我们知道，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完善的法制环境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反之，落后的法制却阻碍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发现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其经验值得借鉴；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有序健康发展，与其相应完善的经济法制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在借鉴外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不该忘记要同时借鉴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制经验。世界五大法系的形成，一开始并非纯粹为借鉴法律经验而开始的，而首先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吸引落后国家，在借鉴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而借鉴法制经验的。

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各国互相借鉴法制经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仅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而且社会的交往超常频繁。在这种经济形式下，人类的一切活动超越了各自狭隘地域的范围，变得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人类之间交往活动的规则，特别是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共同的法则，越发显得需要体现一致性的必要。于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大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开始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英美法系国家越来越多地通过了成文法，而大陆法系国家也出现了更多的案例集。市场经济的发展，让整个人类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国家间的互相借鉴法制经验是适应这个整体形成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确立，我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在全面推进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借鉴、吸引西方经济法制中对我们有用的成果，加强经济立法，提高我们的立法质量。

从法律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法律的发展完善需要历史积累，只有通过借鉴他国立法经验以至进行法律移植才能实现跳跃式前进，加快法制完善过程。近代西方国家法制的发展也是通过互相借鉴，历经几百年才逐步完善。特别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其法律体系的建立，就是通过不断借鉴甚至说完全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才逐步完善。再看看我们自己，体系最为完善的刑事法律，其中的犯罪构成、正当防卫、刑罚体系、无罪推定等内容都曾借鉴了外国的立法思想，还有民商法中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也吸收了外国法律中最先进的部分，因而这部分法律规定相对较为成熟。

法制特别是经济法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出法的社会公共事务作用，而不仅仅体现出法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并且，西方国家经济法制建设的成果也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因而在实践中，我们已经不断洋为中用，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不断推动我国经济法制跳跃前进。其实，也正是认识到外来先进法律成果对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意义，近年来法律界对于有关借鉴西方先进法律理念与制度的“法律移植”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讨论，并且基本形成“以法律移植为主进行经济法制的改革在中国是大势所趋”。虽然西方国家的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与我国的法律无论在本质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们的法律体系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并且经过几百年历史的见证，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所认可、借鉴，成为了人类社会共有的精神文明成果。因此，作为世界一分子，我们应当大胆吸收这两大法系的长处，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交融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当中，相应的法律制度也应当互相协调借鉴，以适应经济的发展。为此，我们在进一步进行改革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同时，积极主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注重考查那些市场经济运行效果比较好，法制建设比较完备的国家，吸取其对市场经济服务的法律建设体系。

二

当然，我们在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时候也不应该盲目，而应当考查那些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背景比较相似，现行市场经济运转体系比较近似的国家，借鉴其法律体系如何服务于经济体系。通过大胆吸收，多渠道试行，在实践中保留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有用的法律成果，抛弃不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律部分，努力建设符合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正处于经济文化全方位开放位置，这为我国通过交流借鉴外国立法经济提供了多种渠道。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国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这为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吸收外来先进成果提供了绝好契机。首先，从我国到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数量日益膨胀，这其中到这些国家学习法律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些留学生，特别是学习法律的留学生绝大部分在学成之后都回国工作。他们这些法律人才对于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学习外国先进法律成果有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在国外时间比较长，又专门学习国外的法律，可以清晰认识到国外法律发展的最新信息，可以清晰看出国外的哪些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有重要借鉴作用。其次，包括访问学者在内的我国专门法律工作者到国外考察进修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这些法律工作者本身就是国内精通法律的佼佼者，对中国法律现状相当了解，其所在单位派其出国访问进修的目的往往就是比较他国法律文化，为借鉴吸收他国先进法律而去的。因此，这类人员出国的目的就是抱着了解借鉴他国先进法律而去的，回国之后的主要任务本就是为我们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如何吸收他国法律成果而出谋划策的。如何培养和善用这类法律专才是我国在进行法律移植成功的关键。最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国法律专家来华访问、任教、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些法律专家对其本国法律精通，其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授其本国法律。因此，这些专家是我们进行法律移植过程中不可多得的法律资源。以上这些人员是中外法律文化交流的勾通者，也是架起外国先进法律制度与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桥梁。如何发搅和利用这些人员是我们进行法律移植成功的关键。与此同时，以上这些人员在学习工作的经验介绍，以及其他专门介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专著不断出版也对我们的法制借鉴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济法制论文范文篇7

目前，循环经济是国内认可的、科学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尤其政府也在普遍推广，目前已出台了一些提及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并未形成主要的循环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和专项的法律法规。其中，几项涉及循环经济的法律条款大致如下:我国首次将循环经济写入立法是在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对政府合理规划本区经济、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规定，该项立法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减少和防治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并提出了无害化处理的原则，促进了废物的循环利用和环境的保护，这项规定对固体废物的循环处理有着深远的可持续意义。2005年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则是对循环经济的深入，进一步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充分使用，缓解了资源和社会生活以及环境保护之间无法兼顾的难题，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来讲，我国现有的关于经济循环发展，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保护法律和法规体系虽未形成大的框架，但是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和具体落实。当然，仅仅几条法律法规仍然无法保证循环经济的形成和有效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协调的法律系统框架仍未形成雏形，距离可持续发展仍然有很大距离。这些法律法规在整体上讲是政策型的、引导性的，而不是规范性、制约性的，缺乏相对应的行政法规和执法细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所以，循环经济的专项立法十分必要。

二、关于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思考

(一)对宪法、民法等立法领域进行修改和完善，把循环经济引入其他领域的法律和法规当中去，使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在国家基础法律的环境下形成一个有序的、交叉的完整法律框架，使国家基本法与专项法律法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而共同发展，全面发展来实现循环、可持续的和谐社会建设。

(二)尝试地方性法规的全面细化，也就是要求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地方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应当根据权限，在综合掌握了地方特殊情况和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掌握了自然环境的特殊性的条件制定或出台相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规、专项法规或者政策等等。

(三)规范和制度上与循环经济齐头并进，尤其应着重在设备能效、取水定额、耗能节能、设计规范、能效标识等方面形成全面配合的规范和制度制约，为循环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四)政策的科学制定与高效实施，深化改革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持，政府在科学合理的定制和落实循环经济的发展路线和政策之后，联合使用税收、信贷等引导性手段宏观调节市场主体的经济操作，有利于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五)在内容上确定循环经济基本法律制度，如政策规划制度，科技支持和引导制度，鼓励绿色消费制度，财政税收鼓励制度，信贷制约制度，项目责任制度和全民参与制度。真正做到在制度上实现构建循环经济法制系统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完善和补充。

(六)独立进行《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修正使其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法，形成循环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方针、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法律条款等等，尤其是制约性和规范性的责任惩戒条文，来指导和制约循环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做到无论主观还是客观方面都能提升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意识。

(七)完善《环境保护法》，把循环经济当做一项规定写入总则，并把现行的中无法配合循环经济发展的条文修正，举例来说，三同时制度虽然是以往的先进污染防治制度，但这种末端治污已无法配合新型的节约型循环经济的需求，应作出适当调整鼓励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经济法制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比较经济法、WTO规则、中国经济法制、对策

现在人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经济全球化，并涉及到它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沈宗灵教授提出：“虽然‘法律全球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也应认真考虑经济全球化对法律的巨大影响。”（注：沈宗灵：《评“法律全球化”理论》，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第6版。）。这种影响，既涉及国际化，又涉及到各国国内法。这也是属于经济法、国际化、比较法研究领域的课题。

1991年，我曾著文提出：“新的国际经济法的形成，一定要应用比较法。不比较，怎能发现各国有关经济法律规范的异同？不协调，怎能在国际社会取得相对统一意见？”“就这样，比较经济法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跨越一国的比较走向整个国际范围的比较。”（注：程信和：《论比较经济法在中国的创立和应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43页。）现在，一个头等重大的比较法课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的影响与对策。法学界必须振奋精神，与经济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界共同努力，组织队伍，聚精会神地研究解决这一比较经济法领域当务之急的课题，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一、WTO的冲击：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与法律的国际性意识

（一）从法律与经济的结合上研究WTO的影响和冲击

至1999年底，WTO体制内已有135个成员（国家或地区），故称之为多边贸易组织。“它的职责范围除了关贸总协定原有的组织实施多边贸易协议以及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和作为一个论坛之外，还负责定期审议其成员的贸易政策和统一处理成员之间产生的贸易争端，并负责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作，以实现全球经济决策的一致性。”（注：《世界贸易组织简介》，1999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第2版。）从法律的角度观察，WTO的体制主要可概括为三大领域的规则——货物贸易的规则、服务贸易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两个环节的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而这些规则和机制必须遵循非歧视的、更加自由的、可预见的、充满竞争性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特殊权益等一系列原则。其核心是尽可能地保护国际市场公平竞争。

WTO规则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通常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运用和推广。WTO协议既赋予参加成员许多权利，同时又规定参加成员的许多义务，其一系列规则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正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所规定的：“每个成员都要保证使其法律、规则与管理办法符合本协定所附各项协定的义务。”因此，中国要以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目标作为整个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发展的方向，而当前亟待研究解决中国市场经济法制与WTO规则相协调的问题。

加入WTO，随着市场准入的扩大、关税的削减和非关税措施的减少以至取消，对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带来的最实质的影响莫过于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战略眼光、创新思维和应变对策：如果不了解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面对外国商品、技术、资金的大量流入，或者不知所措，或者丧失原有市场；如果一不留心，人才就可能被别人挖走；如果不努力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拓销售渠道，就可能为本国和外国同行所挤垮，亦即被市场淘汰；如果不尊重知识产权，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将会遭遇起诉，受到制裁；如果不善于与跨国公司打交道，要么吃亏上当，要么被抛到世界经济舞台之外。

总之，落后必然被动，风险是很多的。只有深入解读WTO，掌握其宗旨、规则和程序，作好“入世”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法律准备，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积极参与，趋利避害，那么，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对于加入WTO的经济对策，人们比较注意，但对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则显得重视不够。实际上，我们应当从经济与法律的结合上，全面研究加入WTO的准备工作。

（二）认识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树立法律的国际性意识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世界多边经济体系中有三个影响最大的组织（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西方学者将上述三个组织视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注：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中文版），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20世纪80年代初，前两个组织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当前，尽快加入WTO，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最重要的步骤。经济全球化不仅影响到各国（地区）的国民经济，而且影响到各国（地区）的法律制度。使WTO成员的法制与WTO规则相协调、相一致，是重大的实践课题，也为比较法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

加入WTO既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法律问题。就法律角度而言，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法律全球化，因为各国的立法毕竟属于国家主权行为，所谓建立“世界法”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但是，另一方面，WTO规则及其他国际条约深刻地影响到各国的法律，现在仅仅站在本国平面考虑法律制度的架构（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法制）远远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应当树立新的法律观：法是本国的，也有世界性的。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罗迪埃认为：“比较法涉及的范围是世界总的法律规范和诉讼实践或非裁判实践。”“比较法的发展表明法律民族主义的衰落，更确切地说是法律国家主义的衰落（“衰落”一词是否得当，尚可斟酌——引者注）。它因此而表现出一个新的信念。”（注：［法］勒内•罗迪埃：《比较法导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已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认可的WTO的规则体系，包括基本规则以及例外条款，即是一类具有世界性的规范。使国内相关法与WTO的“一揽子”规则保持一致，积极参与制定WTO的新的规则，严格履行WTO已通过的各项规则，这三点，构成中国加入WTO的法律准备工作的基本内容。为达此目标，必须借助比较法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帮助。“全部比较法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功能性原则”。（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比较经济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论证、设计并推动实现国际经济领域的法律协调。

二、未雨绸缪：立足于国家管理、协调角度的对策思考

（一）立法工作

中国已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与此相适应，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根据“逐步开放中国市场”和“按国际经济规则办事”的承诺，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真正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

对中国现行经济法律制度的废、改、立，既关系到市场经济法制的完备化，又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化，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我们应当立足“国”情，顺应“世”情，改进和完善中国的经济法律制度。

要瞄准国际通行规则和先进标准，逐步修订或者制定有关经济法律。例如，公司法，可考虑加进跨国公司的法律模式；银行法，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增加存款保险制度；外贸法，应适当放宽行政控制；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需作进一步修改；反垄断法、反倾销法，亟待抓紧制订。

根据WTO的要求，应当加大立法的透明度，各种法律规范文件必须公布周知。凡属普遍适用的规定，不须下发内部文件；凡属国家统一的规定，地方、部门不得任意突破。

（二）市场准入与产业政策

加入WTO，实质上是要突破市场准入这一关。确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也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奠定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基础。

WTO最基本的理念是贸易及投资自由化。“这一体制以管理鼓励不同国家厂商间公平竞争的规则为基础，而不是以管理贸易的流动来决定贸易利益的分配。”（注：郑志海、薛荣久主编：《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对外贸易的垄断已成为历史，只有以竞争的活力投入国际市场才能适应当今的世界经济主流。

对照WTO协议，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1）对外开放要求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企业能够主动地、及时地走向国际市场。然而，现在还有许多企业没有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由此限制了它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在坚持基本条件这一前提下，能否适当放宽要求，减少审批程序？可以断定，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政府管理放宽将是必然的走向，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审批制将会改为登记制，其他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也走过类似的道路。（2）对外开放要求公平竞争，降低关税，减少乃至消除非关税壁垒。然而，对进出口的货物、技术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还比较多，由此限制了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在维护国家安全、国家重大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能否逐渐减少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的范围，以公开竞争的拍卖方式为主来分配配额，将许可证的发放由审批改为登记？适应国际潮流，这方面的改革应当深化。

市场准入与产业政策紧密相连。产业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可能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根据中国政府对加入WTO所作出的承诺，我们将在农业、石油化工业、电子信息业、汽车业、钢铁业、医药业、纺织品业等领域为外商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机会，将在金融、保险、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监理公司、法律咨询等领域逐步扩大对外商的开放程度。这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反之，可能伤害民族经济。

从法律上说，首先是要把好对外签订协议关。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只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加WTO；中国加入WTO，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像中美谈判中对电信业的控制权和粮、棉、油、糖、化肥等产品的专营权等问题即是如此。

其次是要制订、修正国内产业立法及其他经济立法。可以将WTO所达成的“一揽子”协议同国内相关立法（其中包括现行立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农业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和未来立法如《企业兼并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反垄断法》、《政府采购法》等）作些对照、比较，吸纳国际协议中合理的、可行的规定，而摒弃那些只反映发达国家利益而不顾发展中国家正当要求的内容。

再次是要运用WTO协议和中国《对外贸易法》中关于反倾斜、反补贴和必要的保障措施等规定，对损害中国经济的不当行为，或者由本国进行调查、作出处理，或将贸易争端提交给WTO寻求解决。

（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WTO主张的非歧视贸易，实行两个标准：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对外商应当一视同仁。与外国签订的同类协议，不能厚此薄彼，否则可能导致被动。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对内、外商一律平等。中国目前对外商在贸易、投资方面的某些低国民待遇和超国民待遇的状况与WTO等国际标准存在距离，有关立法需要修改。不过，对外国产品进口实行无条件的国民待遇，并非意味着对外国企业准入自动实行无条件的国民待遇，后者尚待通过谈判、核准或审批，个案解决。

一国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问题极其敏感，应当慎重考虑。可否允许外商加入？如果有条件地同意，在法律上如何实行规制？关于对外贸易，对外经贸部于1996年的《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提出：“合资外资公司应在经批准的经营商品范围内自营或货物和技术进出口贸易。”至于国内商业，尚未规定。我们认为，应当先定政策，再来立法；无论推行政策或是法律，可以先搞试点，待取得一定成功经验后再来推广。

为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全国人大会议于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作出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政策，实行国民待遇。”

回顾、检查近二十年来的经济立法，存在若干不合理、不协调的规定，是到了清理和统一的时候了。比如：1980年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第17条规定：“鼓励特区企业采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其他物资，其价格可按我国当时同类产品的出口价格给予优惠，以外汇结算。这些产品和物资，可凭售货单位的销售凭证直接运往特区。”1983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57条规定：“合营企业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配套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品等，有权自行决定在中国购买或向国外购买，但在同等条件下，应尽先在中国购买。”其后，1990年的《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44条规定：“外资企业有权自行决定购买本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零部件、配套件、元器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品等。”“外资企业在中国购买物资，在同等条件下，享受与中国企业同等的待遇。”1995年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37条规定：“合作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购买本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零部件、配套件、元器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品等。”最引人注目的是1999年底国务院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第19条规定：“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在购买机器设备、原材料及辅料等物资以及获得水、电、热、货物运输、劳务、广告、通信等服务方面，享有与大陆其他同类企业同等的待遇。”“台湾同胞投资者个人和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中的台湾同胞职工在交通、通信、旅游、旅馆住宿等方面，享有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第23条规定：“国家机关对台湾同胞投资企业收费的项目和标准，应当与大陆其他同类企业相同。”按照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上述经济、法律措施可以扩展到适用于所有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和外籍职工。这不仅表达了中国政府实行“一国两制”、妥善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信心，而且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信号，与WTO及其他有关国际规则真正接轨。

笔者建议，要全面地检查、清理过去有关外贸、外资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凡不利于对外开放的规定（包括超国民待遇的特殊优惠政策、低国民待遇的差别措施等）都应取消或者修改；同时，对现行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实行合并、统一，尔后，再用统一的公司法调整内、外资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四）政府行为

加入WTO，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观念、体制和作风必将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与我国正在深入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精神并行不悖。具体来说，（1）要坚持政企职责分开，区分政府管理行为与企业市场行为，官办官事，商办商事。政府要科学决策，严格制度，加强监督管理，但有许多具体权利则应交给企业去行使，比如让企业通过订立国内、涉外合同安排自己的业务发展。政府不应为企业承受连带责任、无限责任的风险。（2）要依法行政，尊重和维护企业经营自主权，尽可能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3）要增加管理的民主性和透明度，不能搞暗箱操作，坚决清除政府行为中的腐败现象。（4）要提高管理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杜绝衙门作风。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加入WTO的国际背景下，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将会缩小，但其发挥的作用却更为有效。表面上是“退”，实质上是“进”。一般说来，凡属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不须直接干预；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则要果断出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应该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规划、组织和协调，而不是拾遗补缺。科学管理国民经济、有效协调市场运行，政府角色的这种正确定位，实乃关乎中国经济前途之紧要大事。加入WTO，要求规范、约束政府行为，这一点务必使各级领导作好思想准备。

（五）执行活动及法律服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迎接“入世”，法律先行。除了完善立法、严格管理这些基本要求外，还应加上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排除障碍，提供方便。

政府管理中包含服务，管理也是服务。政府及其下属部门应当做好扩大开放、迎接“入世”的各项有关政策、法律和信息服务。

司法、仲裁机构要依法办案，公正、及时地判决或裁决经济纠纷案件，平等地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坚决纠正司法、仲裁中的腐败现象，排除各种非法干预和不当影响，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导致的问题。

加入WTO之后，经济业务的拓展必将带动律师业务的扩大：为政府和企业与外国、外商打交道提供法律上的论证和支持；参与诉讼和诉讼活动；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国际贸易争端。高层次的法律服务立足于更合理的体制和高素质的人才。律师行业要抓住机遇，向现代化、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迈进，克服小生产式的观念和机制。律师和法官、律师和仲裁员之间要建立正常的、协调的工作关系，坚决摒弃“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等各种不正常的、不规范的做法，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和权威。

除律师服务外，公证、会计、社会审计、评估、商务、商标、专利等中介服务业务也应积极开展起来。

以上所说，归纳起来就是两件相互联系的大事：一是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二是尽快地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规则的、稳定的法制环境。

三、与“狼”共舞：立足于企业生存、发展角度的对策思考

（一）并存和合作

中国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企业，应以独立的经济实体的身份登上国际经济舞台，与外商、与跨国公司在同一规则下开展业务往来。

国际经济合作的直接接触点是法律与合同，法律为联系依据，合同为联系方式。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是WTO的宗旨，因而也就是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跨国公司并存和合作的国际法基础。对各国相关立法我们也应当了解，例如美国、日本、欧盟的竞争法、贸易法、反倾销法等。我们还必须掌握中国的《合同法》，掌握国际通行的商事合同规则。同外商、同跨国公司谈判进出口贸易、签订涉外经济合同，一定要请律师参与把关，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不能轻率地签字。

（二）竞争和飞跃

市场经济运行的首要机制是公平竞争，国际经济运行同样如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第一是要树立公平竞争的观念，不能再提什么“打擦边球”。要切实履行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中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规定。要将注意力集中于产品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把握主动权。最后要形成整体对外、联合对外的格局，不要重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现象。

过去讲竞争的结果无非是优胜劣汰、你死我活。现在人们又得出一个新的认识：竞争也需要双赢。WTO倡导扩大市场准入、推行非歧视原则和互惠原则，旨在合理利用世界资源、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此种竞争态势中即包含着双赢的理念。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通过参与国际竞争，要达到三个飞跃：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二是进行产品创新；三是转换经营机制。

（三）趋利和避害

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应当利用这种多边的、稳定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下进行国际贸易的环境，享受在WTO成员区域内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的权利和便利，扩大出口、多创外汇。中国企业应当利用WTO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则：在WTO成员的贸易及投资交往中，给予发展中国家更长时间进行调整、更多的灵活性和特殊权利。例如，某些产业（汽车行业等），在短时期内可以受到WTO对幼稚产业的适当保护。

根据WTO协议，我们可以运用三大自我保护的法律武器：必要的保障措施；反倾销；反补贴。根据WTO协议，我们可以援引有关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的一些例外措施，以避免某种比较脆弱的经济环节受到损害。根据WTO协议，我们可以利用其比较公正的、富有效率的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在开放市场方面的纠纷和摩擦，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特别提起注意：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受到反倾销危害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WTO机制来排除这类歧视性的、不公正的待遇。

法律对策是为经济对策服务的。国外资深专家指出：“从商业角度讲，关键需要利用WTO作为企业战略的工具。”（注：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中文版），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我们的企业要遵守WTO规则，运用WTO规则，既实行规范化的管理和运作，又能维护自己的权益。

【英文标题】RulesofWTOandtheLegalSystemofChina’sMarketEconomy:theUrgentTaskforCurrentComparativeStudiesofEconomicLaw

经济法制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法律制度

国有经济存在何处？国有经济是什么？国有经济有什么用？国有经济应该如何运作？多年以来，伴随着国有经济改革的曲折发展，关于国有经济的疑问和思考也一直困扰着人们，而作为调整国有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也随之经历了多年的坎坷。十六大以来，国有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国有经济立法工作也随之步入新的历史时期。

究竟应该如何构建国有经济新体制？它的建立是否会令国有经济真正步上良性运行的正轨呢？我们将在下面的论述中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一、国有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范畴

（一）国有经济

所谓国有经济是指为了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服务社会公益，由国家（政府）出资，或直接设立国有独资企业，或控股、参股设立企业，并由国家直接或间接管理和经营国有资本的一种经济形式。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国有经济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特征：首先，国有经济存在的理由是国家需要利用国有经济这一手段，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服务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体现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尽管国有经济最终落脚在微观经济上，但是其效应则应该体现在宏观经济上，这就是所谓的“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其次，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既有国有独资企业，又有国有控股企业，还有各类利用国有资本参股的企业；再次，国家（政府）管理和经营的对象是国有资本而不是国有资产，其最直接目的就是保值增值。在具体方式上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一般以间接的管理和经营方式为主，以直接的管理和经营方式为辅。由此可见，国资的管理和经营应该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从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二是要从以直接管理与经营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与经营为主。

（二）国有资本

在我国国资改革的历史词汇中，国有企业原是最常出现的字眼，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改革的重点递延到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一时成了热门词汇，然而现在我们却主张在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多使用国有资本这个概念。所谓国有资本是指国家及其政府为了实现国有财产的保值增殖而将其转换为增值资本进行运营，并在法律形态上予以确认的一种国有产权表现形式。

国有资本不同于国有资产。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国有资本的增殖性。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从国有资产转变为国有资本，其根本意义就是要把大量沉淀于生产领域的国有资产从单纯生产要素的地位中解脱出来，还其资本的本质属性，使其不断保值增殖。同时，由于资本是一个可流动的概念，国有资本也将是一个流动的财富量。在不断过渡和交易的流动过程中，国有资本或者还原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本性，或者向真正需要其行使国有经济管理职能的领域集中，发挥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作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根本标志就是资产的资本化、产权的市场化。从各个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实践来看，国有资本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1）国有资本是由国家持有的能够用于增殖的财富；（2）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3）国有资本对于其它生产要素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

（三）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是在特殊行业和领域发挥特殊作用的企业组织形式，是由国家出资建立的、最终产权归国家所有的企业。典型的国有企业是国家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行政职能在经济领域里面的延伸，是为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而产生的、主要在一些特殊行业发挥特殊作用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而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维系国家、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其次，通过控制力和支配力来体现主导作用。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而对国民经济活动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再次，弥补市场缺陷。在一些市场机制所不能及的、或市场经济负面效应所产生的、以及非国有资本不愿意干的某些超越利润之外的，但又是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国民生活所必须的行业和领域，由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具有公益性和营利性两个特征，其经营目标是“公共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对立统一。公共目标或社会目标就是社会整体利益，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具有多层次性：一是稳定经济；二是促进经济增长；三是缩小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四是平衡国际收支；五是增进社会福利，提供社会公益服务，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同时，国有企业也应当赢利，这是市场经济竞争压力和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其赢利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有投资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证国家除了利用税收收入外，还有足够的国有资本增值的收益用来履行公共事务。因此，实际上，国有企业的两重性是相辅相成、互相兼顾的。

明确国有企业的两重性，在考虑国有资产投向哪里、投入多少等问题上既要最大限度地谋求赢利，又要不损及公共利益和其他一些主体的私益。赢利性与公益性两相比较，公益性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投资追求赢利，最终是为了谋求公益。因此当赢利性和公益性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国企应毫不犹豫地放弃赢利而服从公共利益，以保障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性。

从国企的两重性看，规范的国企可以有三种形式：一是国有独资公司；二是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三是国有的控股公司（其中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同时，除了创办国有企业外，国家可以通过授权或委托等形式，将国有资产交与一定的机构或企业进行股权、债权等投资。受权、受托机构或企业可以完全按市场的办法和规则进行操作，为国家牟取利益。毫无疑义，这些机构和企业的性质是营利性的，被这些机构和企业参股的企业也是营利性的。

（四）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相互关系国有资本与国有经济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国家（政府）对企业投资形成国有资本，国有经济的运行表现为国有资本的运作，或者说通过国有资本的运作来实现国有经济的运行。

作为国有经济基础的国有资本，是指由国家出资、占有，作为生产要素用于生产经营，并在经营中获得收益和增值以及相应权益的资产。因此，与国有经济相联系的国有资本指的是国有的生产经营性资产（资本），不包括政府机关及非经营性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也不包括国家所有的未开发的自然资源。

国有经济的存在形式从现有的企业实物形态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国有企业，从价值形态看，其实质是国有资本，国有经济的存在是国有资本动态和静态的统一。从财产组织形态看，国有经济的载体是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合资、合作企业，因此，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国有经济的载体不纯粹是国有企业，在股份制企业和各种合资、合作企业中，国有资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参股。

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是两个相联又不同的经济概念。前者是指国有经济的微观经济形式，是财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改变传统的国有财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转变经营机制，使国有经济更有效地发挥主导作用。改革的结果将是“国有企业”的绝对数量大幅度减少，但国有经济随着国有资本的积累和国家投资的增加，其资本规模是绝对地扩大，主导作用是绝对地增强。市场经济否定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而不是国有经济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国有企业改革的措施是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战略性改组，目标是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建立成投资主体多元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通过战略上的调整布局，收缩战线，探讨新的实现形式，更有效地发挥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是探讨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有效的实现形式。国有独资企业甚至国有控股企业可能从市场竞争的一般领域退出，但国有资本绝不会完全放弃具有盈利性又能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的竞争性领域。

国有企业的定位和国有经济的定位也不同。国有企业作为一个企业，其经营目标只能是利润最大化，它的地位只能是微观经济主体，是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对象。但是，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导。国有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要求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必须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二、国有经济法律调整的对象与范围

国有经济法律制度调整的对象是国有参与关系。众所周知，经济法是调整现代政府为了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国家通过国有资本对市场的微观参与，实现自己的宏观政策目标，提高和促进国民经济的质量，已经成为当代政府十分重要的经济管理职能之一。因此国有参与关系一直都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一调整目标的实现，就是依靠国有经济法律。由此可见，国有经济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调整对象就是国有参与关系，即国家利用国有资本参与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关系。

从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国有参与关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国有资产监管关系，其二是国有资本运营关系，其三则是国有企业改革关系。如何正确把握这三种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明确国有参与主体各自的法律地位，清楚界定各种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同时明确监管、运营和改革的规则内容及实施程序，这些就是我们运用国有经济法对国有参与关系进行调整的主要任务。

国有资产监管关系是指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运用监管的手段，对国有参与的具体过程进行全面的规划、检查、督促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对这一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被称为国有资产监管法。除了制定国有资产监管法外，还应当制定国家投资决策法、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法、国有资产统计法、国有资产审计法、国有资产收益法、国有资产流失查处法，等等。

国有资本运营关系是指国家或政府选择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将国有资本投入特定的企业或金融性的控股公司、投资公司进行资本运作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对这一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被称为国有资本运营法。国有资本运营法具体包括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法、国有资本委托经营管理法、国有资本租赁法、国有产权交易法、国有控股公司法等。

国有企业改革关系是指运用国有资本投资成立的国有企业，在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不断改进外部条件及内部管理，从而形成合理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对这一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被称为国有企业改革法。国有企业改革法具体包括：国有公司法、国有公司内设机构设置法、国有公司经营管理人员薪酬法、国有公司重整法、国有公司破产清算法等。

通过法律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有利于实现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有利于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与控制作用。

三、国有经济法律调整的基本原则

国有经济法律调整的基本原则是贯穿国有经济法立法、执法、司法始终的根本准则，是调整国有资产监管关系、国有资本运营关系、国有企业改革关系普遍适用的原则，是对国有经济法的本质和规律的集中反映，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和不易变动性。本文认为，现阶段我国国有经济法律调整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

（一）国家统一所有与政府分级行使相结合的原则尽管国家作为拟制主体是否可以担当所有者角色一直存在学术上的争议，但是我国单一制的政治体制以及国有资产全民所有的传统属性决定了任何在法律上分割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努力都是不太现实的。因此在当前和将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法律必然还将继续坚持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统一所有者。这也是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将会坚持的一个现实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道路上无所作为。正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所显示的那样，通过赋予各级政府分别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权益的权利，我们仍然可以间接地默认地方对部分国有资产的现实控制权，某种程度上满足其现实的产权要求。通过划分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范围和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权力等事项，明确中央与地方分别管理国有经济和享有其收益的各项权力，有助于提高国有资产的管理积极性和管理效能，更好地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

（二）出资者与监管者相分离的原则一套有效的运行体制，必须是行使者与监管者有效分离。然而在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国资委不仅作为出资者代表，行使着“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超级权利，而且担负着“监管者”的重任。这种出资者与监管者身份重合的机制难以做到真正的政企分开，从而也就影响了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我们认为应该由人大通过立法授权一部分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来代表国家行使出资者权利，而将国资委定位为监管者，同时也应该通过立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国资委进行再监督的经常性机制，从而真正做到出资者与监管者相分离。

（三）公益性与营利性相结合的原则

国有经济所具有的公益性和营利性双重属性决定了我们在利用法律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时必须坚持公益性与营利性相结合的原则。要根据国有资产的双重属性，对不同类型的国有资产进行不同方式的管理，如对以营利性为主的国有资产，主要用于参股一般工商企业，依据私法，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确保其具有与一般工商企业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而对以公益性为主的国有资产，则主要是用于创办国有企业（其中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依据公法，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导向，充分发挥其政府工具的作用，追求社会公平，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同时，要看到国有企业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双重属性，要明确国有企业营利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公益服务，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要放弃营利性目标而服从公益性目标。

（四）重点突破与系统解决相结合的原则

长期以来，国有经济立法一直处于一种结构不佳与权威欠缺的无序状态，目前的国有经济法体系中几乎没有法律，甚至有影响的行政法规都不多，相反各部门的政策和红头文件却多如牛毛，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法律体系的混乱。因此要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立法成效，应该采取重点突破的方法，如首先选择制定《国有资产监管法》，以权威立法方式规范国资监管机制，然后还可以制定《国有资本运营法》和《国有公司法》，在时机成熟时还可以制定《国有经济法》。通过建立逻辑结构合理的法律框架，统率起整个国有经济法律体系。同时我们还应该明白，国有经济决不是靠单纯的国有经济立法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的系统问题，因此在现行体制下，必须依靠整个社会机制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比如在国资监管层面上，虽然国资委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许多监管职能还掌握在其他政府机构如财政、税收、计划等部门的手中，这决定了政府监管体制的合力协调与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监管的效能；又如在国资运营层面上，为国资寻找安全可靠的信托机构将对这部分国资的保值增值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如何规范当前最为混乱的信托市场则有待于金融法制的配合与促进；再如在国企改革层面上，税收的优惠、财政的补助、坏帐的冲销以及社会保障的建立都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企改革目标的实现。wWw.gWyoO

在以上几项基本原则中，国家统一所有与政府分级行使相结合原则实质上进行了一次国有产权的重新界定，必将很大程度上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它是国有经济法的基石；而出资者与监管者相分离原则摆正了监管权与股东权之间的关系，是提高监管效能与运营效率的基本制度安排，而公益性与营利性相结合原则则为国有企业乃至与整个国有经济的定位指明了清晰的方向，这两个原则都是国有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至于重点突破与系统解决相结合原则则为国资改革与立法提供了现实的基本思路，它是国有经济法的操作性原则。这四个原则之间互为条件、有机联系，描述了整个国有经济法的基本脉络，它们应该被贯穿于整个国有经济法律制度的始终，指导我们建立起一个高效有序的国有经济法律体系，推动整个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注释】

[1]伍柏麟、孙伯良：《论国有经济的核心地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经济法制论文范文篇10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目标，以解放束缚了多年的生产力，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使生产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法律制度，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对经济运行的机制从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当时法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对经济运行法律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法学的雏形。

也许是受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影响时间太长的缘故，刚刚改革开放的经济使得法学工作者有些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对市场经济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学工作者认为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研究的范围，于是相应地形成了大经济法的概念。在当时，人们以谈经济为时髦，对于经济法学和其他法学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问题都当作经济法问题来对待。为了寻求理论上的支持，人们一方面立足于本国资源，从理论上对经济运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外国积极引进各种经济法理论，借鉴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在这个阶段，有一大批的经济法学教材和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发行。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前苏联、日本的一些经济法学著作和教材，如前苏联拉普捷夫主编的《经济法理论问题》和《经济法》，日本的金泽良雄的《经济法概论》、丹宗昭信、厚谷囊尔主编的《现代经济法入门》、《日本经济法概要》等。此外还翻译了一批经济法学论文。在国内则出版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众多的经济法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纵横经济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对法院的司法实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大量经济案件的出现，使得各级法院相继成立了经济庭，专门处理这些案件。在当时看来，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涉外经济纠纷等，只要涉及到钱的纠纷案件（民间借贷除外），一般都当作经济案件来对待，而民事案件则只限在婚姻家庭纠纷、民事侵权等很小的范围内。

随着经济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经济法学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经济法研究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应当属于民法的研究范围。于是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问题，包括经济法和民法的范围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992年，中国正式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各国不但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借鉴，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参考。法学家们对经济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已经跟以前的经济法观点有了明显的不同，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已经很少有人坚持。这些观点被称作为“新经济法理论”或者“新经济法诸论”。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新经济法理论逐渐定型以后，人们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驻足不前的局面。人们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法各部门学科的研究，甚至还有少数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产生了怀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来民事立法的显著成就，使得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物权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启动，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法学者把目光转向了民商法学研究。同时，法学研究的结果对法院的司法实践同样产生了影响。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还存在不同看法，对经济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异，但是他们之间都达成一种共识，即经济法只调整跟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有关的法律问题，而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来调整。对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界已经很少有人表示怀疑。至少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等属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人们都不表示怀疑。由于经济法研究范围的缩小，于是有人对法院经济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怀疑。认为经济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围，而真正属于经济法范围的案件则很少，因此主张撤消经济庭，变经济庭为民庭。这种观点是一种狭隘的部门利益观点。人们意识到经济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属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围，这是人们认识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学研究的进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经济法庭的地步呢？我们应当承认，经济法庭的设立，对我国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经济庭审理的大量经济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进民法学家的观点也不应当属于民法的受案范围。例如，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等等。当然，他们可能会说，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从本质上说是侵权纠纷案件。反垄断案件（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实际上是合同纠纷案件，即这种合同是否违背社会公益，因而是无效合同的问题。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其实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他们归根到底都是一种侵权纠纷或者合同纠纷。行政纠纷从本质上来说，难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机构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酿成的侵权纠纷吗？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设置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有的法庭是根据受理案件的性质来设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则是根据其他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处理某一类案件的方便而设立的，如铁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设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们同属于某一个部门，集中起来由某个单独的法庭来处理比较方便。我们也不否认法院各审判庭的设置都是从审判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但是其目的都是为了方便人们诉讼活动的进行。经过近二十年的审判实践，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经济庭的概念，人们已经对经济庭的受案范围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如果突然间取消经济法庭，势必使人们对法院的行为感到茫然，对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无法了解，从而降低诉讼效率、提高诉讼成本，甚至使人们产生经济法是否已经已经被废除了的疑虑。这对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是很不利的。

再次，取消经济法庭即便是为了使受理案件的性质在法理上说得过去，但是，在经济法庭取消以后，本来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或者将来肯定会出现并且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的案件，缺乏相应的受理机关。我们总不能把它们让民庭来受理，因为那将在法理上又说不过去了。例如，近些年来，人们对垄断现象都非常痛恨，因此认为我国制定《反垄断法》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在最近的将来，《反垄断法》出台以后，人们想提起反垄断诉讼应该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呢？以及现在还经常出现的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应当继续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如果由民事法庭来受理，这样岂不是又成了大民法理论，回到了原来大经济法研究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本人认为，撤消经济法庭的提法应当慎之又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保留现有的经济法庭，但是对其受案范围作适当的调整，使得所受理的案件在法理上更加说得过去，同时也不至于让人们一时无法接受。对于经济法应当向何处去的问题，张守文教授在其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国经济法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到，中国经济法学在世界法学舞台上的地位问题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

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中，似乎比较注重从外国借鉴，而忽略了向外国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也许考虑的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还不够成熟，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此，不宜冒然向外国介绍。实际上，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还不长，我国当初从外国引进经济法理论时，外国的经济法理论也同样很不成熟。通过二十来年的研究，我国的经济法学已经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经济法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经济法的地位已经得到认可。但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和外国的经济法理论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我国的经济法已经不再是前苏联和日本的经济法著作中所说的经济法了。美国的法经济学（lawandeconomics，law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oflaw）也和我国的经济法概念有着质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这些法律问题不仅包括刑法、商法上的问题，也包括法制史上的问题。笔者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法经济学会年会的一份会议安排，其中不但有法制史（不是经济法的立法史或者立法思想史）、而且还有法理、刑法、行政法等各方面的发言。这也就说明，美国的法经济学和我国的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或者反过来，如果认为外国没有我国所说的经济法，怕他们接受不了，而不去向外国介绍的话，就更加不应该了。如果国外已经有了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理论，而且发展得更加成熟，这时向它们介绍，反而有班门弄斧之嫌。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我国的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我们才值得而且有必要介绍给他们，使他们了解、接受我们的经济法学。美国没有大陆法中的民法学，但是，美国用英文出版的各国民法著作已有不少，包括我国民法著作。美国还用英文出版了我国的法制史、行政法、刑法方面的著作。但是真正经济法含义上的著作似乎还没有见到。近几年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今年北京大学针对美国学生办的中国法短训班都没有安排经济法的课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法学者没有努力争取也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在向外国借鉴法学理论时，一般都比较注意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法国、德国等加以借鉴，因为他们的经济比较发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在向国外介绍中国经济法时，同样应当以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要目标。我们要想经济法在世界法学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不主动向它们介绍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来取经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考虑。

一、出国讲学。近些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不少法学家到国外作访问学者或者讲学，但是经济法学者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太大。就是在走出国门的经济法学者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外，绝大多数都是去当学生，了解国外的法学研究动态，介绍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而很少向外国介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法理论。我盼望我国的经济法学家，尤其是经济法权威们不要将自己的影响局限在国内，而应当向国外渗透。出国讲学，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尤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二、单独或者和国家立法、行政机构举办经济法国际研讨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经济法专业的留学生。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即使没有深入独到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了解。他们回国之后，有的从事法学研究，有的从事法律实务。我们可否建议他们利用所学的中国经济法理论以及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对他们本国的经济法进行比较研究，写出文章或者专著在本国发表或者出版。同时在有关的经济法国际研讨会上和国内学者进行交流，相互切磋，以促进中国经济法在国外的影响。

三、注重直接用外文尤其是英文著书立说，或者将国内有影响的经济法理论著作翻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每年我们都能在外国的期刊上见到相当数量的中国法论文，但是关于中国经济法的论文却很少见到。正如我前面说到的，如果我们不主动走出去，他们可能不会请进来。因此，如果我们的经济法学家能够申请科研立项、争取获得国内或者国外的科研资助，将中国有影响的经济法研究成果向外国介绍和推广，那么，他们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了解将会更加完整、准确、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