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机理范文10篇

作用机理范文篇1

（一）美国的次级房贷模式

传统上，银行融资的抵押贷款是从他们收到的客户存款中得到的。这限制了抵押贷款的数额。近年来，银行已移至新的模式，他们出售抵押贷款的债券市场，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举债额外基金（见图1）。

在传统模型中，还贷的路径②会由于购房者未能还贷而终止。而在次贷模型中，①、②、③、④路径都会由于购房者未能还贷而终止，导致各个机构出现风险的连锁反应。

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将住房贷款划分为三种类别：优质贷款市场；“ALT-A”贷款市场；次级贷款市场。所谓次级抵押贷款是指向信用评级分数较低、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家庭或个人提供住宅抵押贷款。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金融信用评分不高的人群。信贷公司正是看准了潜在的强大市场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降低贷款标准，形成了大量次级抵押贷款。

由于房贷周期很长，房贷公司和商业银行为了提前获得现金流，对其进行资产证券化运作，便把这部分房贷打包成为住房按揭抵押债券MBS或抵押债务债权CDO。而MBS或CDO的投资者主要是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见图2）。

证券化的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及其收益正是通过这样的信用链条，从未证券化前完全由贷款供应商（商业银行或专业贷款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到持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或CDO）的机构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表面上分散了的风险，实际上已经传导到了证券市场。

（二）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

次贷危机的实质是由于美国的次级贷款都被证券化了，并通过融资杠杆使损失放大了N倍，进而辐射到了全球金融系统。根据Thomsonfinancial的统计，过去的三年全球CDO发行量分别达到了271803.3$MM、551709.6$MM和502978.8$MM。

通常情况优质抵押贷款是由有政府信用支持的抵押贷款债券发行机构进行发行的，其信用等级为AAA。而通过证券化后打包的MBS和COD都可被信用评级公司评级为AAA；然而这些债券本来是从一些低质资产发展而来，尤其在经过多次“金融创新”后，使这些低质资产通过获得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都获得了AAA的高等级标号，这样最后投资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持有的AAA级产品究竟是来自何种质量的资产。2007年，全世界GDP总量约54万亿美元，跟CDO的发行量比起来只有万分之一。

国际清算银行曾统计，根据次级贷款包装成美国CDO产品在2004年为1570亿美元，2005年发行了2490亿美元，但在2007年的第一个季度就发行了2500亿美元。

美国的信用衍生品创新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次贷这样一种创新使美国信用评级较低的居民买到了房子，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变成次级债，将高风险加载在高回报中，发散到了全世界，当风险冒出来之时所有利益链条的连带责任也浮出了水面。

2、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

虽然由于实行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国和美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两国在经济的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比如流动性过剩导致股票和房屋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虚增，投资与投机行为盛行等。幸运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更加理性、深刻地认识信用衍生品的利益链条，对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储蓄率持续盘升导致大量的风险集中于银行业

储蓄存款的高增长使中国形成了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制度，而债券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的发展滞后，使得银行成为风险的集中地。目前中国还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金融改革还没有到位，金融意识淡薄，金融体系基础薄弱，投资渠道狭窄，银行除了贷款给企业，很少有其他渠道来消化存款。这就抑制了居民资本储蓄向投资的直接转化，导致银行业的风险累积。

高储蓄率必然导致高投资率，也就造成了产能过剩的局面。中国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投资依然无法完全吸收过高的储蓄率，而高投资率所形成的产能又不能被国内消费所吸纳，这就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较大，而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局面。

（二）中国将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趋缓的双重压力

次贷危机的扩散导致投资风险急剧放大，美联储为了应对信贷紧缩状况而连续大幅度调低利率。

美国利率大幅降低之后，带来的恶果是美元大幅贬值和大宗商品价格猛涨，从而引起全球性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具有国际输入性，并非货币当局能够完全控制。美国经济的下滑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资本市场撤离，去寻求更加安全的投资市场。像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就是这些短期资本最理想的目标场所。2008年1—8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77.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60%。同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9.26%；原欧盟十五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29.09%。快速增长的FDI表明外资正在加速流入中国。同时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提高，加之国内货币M2的持续盘升的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率。

（三）出口额大幅下跌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加大就业和银行坏账压力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靠出口顺差带动，2007年中国的GDP结构中消费占44%，投资占43%，出口则占27%。美国是中国的出口大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9%。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额大幅下跌。图7所示，2007年，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疲软，中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而2008年的月度出口增长率也明显低于2007年。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又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出口。出口额的大幅下降导致中国许多中、小企业倒闭加大了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和银行坏账率。

（四）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导致外汇市场风险

虽然中国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尚有防御国际短期资本冲击的防线。但从宏观上来看，美国次贷危机造成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大幅缩水，购买能力下降。为应对次贷危机，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大幅贬值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2007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2007年1月的7.8下降到了12月末的7.3，贬值幅度约为6.4%。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3月份已经超过了1.68万亿美元，持有美元资产超过1.1万亿。以美国国债形式而持有的外汇储备势必会加剧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

3、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金融衍生品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同时也能带来巨大的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过度发展的金融衍生品，使得风险不断的分散转移，以至于最后使得最终购买者不能明晰自己到底承担了多大的风险。

再者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多采用保证金方式，参与者只须动用少量的资金即可进行数额巨大的交易，由于绝大多数交易没有以现货作为基础，所以极易产生信用风险。加之监管部门很难对潜在的风险进行准确的估计，若有一方违约，就可能引发整个市场的连锁反应甚至演变为金融危机。

（二）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

近几年，中国房价迅猛上涨，由此也带动了商业银行的住房按揭业务。美国次贷危机的初始原因也正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不断累积，最后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截至2007年6月，中国商业住房贷款余额为2.6万亿元，比2005年增长41.3%；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达4.3万亿元，同比增长24.5%。房地产业景象一片繁荣，而贷款机构为了赢利就会降低信用评级标准，盲目贷款，一旦楼市价格发生问题，资金链条断裂，就会导致银行产生大量坏账。即使在美国这样金融监管严厉、金融市场发达的背景下，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风险与危机。中国如果任由房地产泡沫吹大，后果也将显而易见。

（三）严格控制信用评级部门的评级标准及信贷政策

美国的次贷危机正是由于其信用评级机构把信用评分较低的房贷人的次级房贷，通过不断证券化的过程给予了AAA级评分，使得信用风险转嫁给了担保债券的持有人。如果信用评级机构能够严格审查并给予准确评级，那么次贷危机恐怕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由于房地产业的繁荣，银行等金融机构放宽了对贷款条件的限制，和贷款人的资格审查，是美国次贷危机的一条导火线。中国在面临与美国相似的背景及社会心理下，应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和信贷条件，以降低我国信贷市场的风险。

（四）提高政府监管水平加强应对危机的能力

美国政府把次级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留给了信用评级机构，给这些私人机构留下了过多的操作空间，结果导致信用评级标准的下降，不够真实可靠。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救市方式，高调向市场投放货币，连续降低利率。尽管如此，次贷危机的影响并没减弱，反而继续蔓延，其所引发的问题也难以估量。可以说美国政府的救市是失败的，也可以说美国政府对危机的管理效率低下。面对美国如此强大的经济大国，其对出现的危机管理尚且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应重视政府对危机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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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理范文篇2

关键词:化学消毒剂,作用机理,细胞膜,蛋白质,核酸

近年来,开发应用于消毒的化学物质单体及其复配制剂不断增多。由于微生物对消毒剂抗药性日益严重以及人们健康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开发高效低毒的消毒剂产品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须从机理上去阐明各种消毒剂对微生物的致死作用。国内外研究者从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核酸以及细胞的物质能量代谢等不同层面和角度进行消毒机理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1消毒剂对微生物细胞壁的作用

细胞壁的屏障作用是微生物降低对药物敏感性的普遍机制,特别是分支杆菌、革兰氏阴性细菌及芽孢。具体而言,细菌细胞壁中的肽聚糖,真菌的葡聚糖、甘露聚糖,芽孢外壁中的吡啶二羧酸,分支杆菌中分枝酸的含量等都对消毒剂的吸收和透过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培养基的构成也会影响到微生物对消毒剂的敏感性[1]。Fraud等人的研究表明,分支杆菌的原生质体对邻苯二甲醛、戊二醛及双氯双胍乙酸的敏感性均比非原生质体显著增强,可能是失去细胞壁后细胞表面的疏水性下降所致[2]。Hiom等人发现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cerevisiae)细胞壁的厚度、孔密度及葡聚糖含量影响其对双氯双胍己烷(Chlorhexidine,CHX)的敏感性,但与甘露聚糖的含量无关。随着细胞壁的孔密度降低或厚度增大,细胞对CHX的吸收量下降[3]。通常认为消毒剂是以被动扩散的方式经过葡萄球菌的细胞壁,对于其它革兰氏阳性菌则所知甚少。革兰氏阴性菌的细胞壁外层为脂多糖、磷脂和脂蛋白组成的外膜,亲水性和亲脂性消毒剂分别由外膜上的亲水性和亲脂性孔道进入。阳离子消毒剂可通过对外膜的破坏而使自身的被动吸收量提高,如双胍类、季铵盐类等。

细菌芽孢的外壁因富含吡啶二羧酸而难以被杀灭。研究发现枯草芽孢杆菌营养细胞对戊二醛的吸收量大于萌发中的芽孢,而休眠的芽孢其吸收量最小。另外,氯比碘更能有效杀死枯草芽孢杆菌的芽孢,可能是因为该芽孢对氯的吸收比对碘的吸收快。虽然很少有消毒剂把真菌细胞壁作为主要的作用靶点,但几丁质是一个潜在的交联剂(甲醛和戊二醛)作用位点。

2消毒剂对微生物细胞膜及胞内物质的作用

细胞膜在维持微生物的正常生命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细菌而言,细胞膜不仅保持胞内物质与外界的隔离性,而且是物质与能量代谢的场所。消毒剂对细胞膜作用的表现为膜的通透性增加,胞内物质泄漏,呼吸链被破坏,ATP的合成减少或停止,糖酵解终止等。这些作用均可导致细菌的死亡。

2.1对膜的作用生物的细胞膜主要由磷脂双分子层和蛋白质构成,两者都可以成为消毒剂分子作用的目标。双胍类和季铵盐类一般是以膜上的磷脂分子作为作用靶标而造成各种微生物细胞膜的损伤。多聚双胍类使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的内膜产生脂相分离和产生酸性磷脂。过氧化氢产生的羟自由基能氧化酶和蛋白的巯基,也常常攻击细胞膜上的不饱和脂肪酸(当然还有其它作用)。通常,很多消毒剂都能与蛋白质和酶上的巯基发生作用,使膜蛋白受到破坏。

K+泄漏是膜受到损伤的直接证据之一[4]。K+非常迅速地从受损细胞中释放出来,并且可以方便地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K+选择性电极、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等检测,已有多种消毒剂作用于微生物导致K+泄漏的报道。

原生质体裂解作用是确认消毒剂对细胞膜损伤作用的另一个好方法。相对“正常”细胞,原生质体受到消毒剂攻击时更容易裂解。不同消毒剂对同一种原生质体破坏程度不同,同一种消毒剂对不同种原生质体的作用程度也有差异。Caroline发现Polyquaternium-1(PQ-1,一种季铵盐类化合物)能有限破坏粘质沙雷氏菌(Serratiamarcescens)的细胞膜,但不能裂解白色念珠菌(Candidaalbicans)的原生质体,Myris-tamidopropyldimethylamine(MAPD,一种氨基胺)也只能导致白色念珠菌部分裂解;但PQ-1和MAPD都能杀灭白色念珠菌,且都能导致K+泄漏。也许它们对膜的损伤只导致K+的泄漏而没有达到使原生质体裂解的程度。但PQ-1和MAPD都能很好地裂解粘质沙雷氏菌的原生质体。由此看来有些消毒剂对膜的损伤很有限[5]。

此外,测定ATP、磷酸盐的泄漏,以及细胞对某些物质的吸收速率也是证明膜受损的有效方法。但是,对膜损伤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测定胞内物质泄漏以及外膜裂解的层面上。特别是真核生物,其内膜体系与生命的关键代谢戚戚相关,研究消毒剂如何作用于真核生物的内膜系统,将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真核生物的消毒机理。

2.2对代谢的影响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代谢活动包括糖酵解、三羧酸循环、呼吸链(电子传递链)、氧化磷酸化(ATP的生成)、核酸和蛋白质的合成等。这几个重要代谢活动中的任何一个被终止都可能导致生命活动的停止。物质能量代谢成为研究消毒机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膜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后,其通透性增加,胞内的物质会往外泄漏,这其中包括代谢中间产物及催化有关反应的酶。Iwami[6]的研究显示,洗必泰作用后链球菌突变体NCIB11723的糖酵解速率下降,但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酵解中间产物的泄漏引起的。

呼吸被抑制的重要标志是ATP合成量的减少。原核生物的呼吸链位于细胞膜上,消毒剂与膜的接触可破坏呼吸链,导致ATP合成下降或受阻,造成细胞死亡。Dinning等[7]用虫荧光素-虫荧光素酶生物发光法测定并发现亚抑制浓度的羟基吡啶硫酮就能使胞内ATP水平大幅度下降。刘雪林等发现二氧化氯作用30s后大肠杆菌的ATP酶活性下降显著。

Williams[8]发现3-氯-4,4-二甲基-2-噁唑烷酮和1,3-二氯-4,4,5,5-四甲基-2-咪唑烷酮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K+泄漏和H+通透性增加作用不大,但细胞的耗氧量减少,可见抑制呼吸酶是这两种抑菌剂作用的第一步,并最终会导致微生物失活。

目前对呼吸抑制作用的证据主要是氧消耗(或吸收)的减少或ATP合成水平下降等间接指标。但消毒剂具体作用在呼吸链上的哪一个环节或哪一种酶还难以确定,也许是这些酶难以分离纯化阻碍了这方面的研究。真核生物的呼吸链位于线粒体内膜上,其呼吸链与消毒剂接触的难度比原核生物大,因此消毒剂对它的能量代谢的作用机制可能更复杂些。

脂肪酸含量变化也被用来分析消毒剂的作用机理。Triclosan是一种膜作用剂,但研究显示其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及其它细菌的生长抑制作用主要是因为依赖于NADH的脂酰-ACP转移还原酶被抑制,造成脂肪酸合成被停止。刘雪林发现大肠杆菌被二氧化氯杀灭与脂质被氧化有关。另外,碘类消毒剂、过氧乙酸等也对细胞膜上的脂肪酸发生作用。

用同位素标记法研究消毒剂对蛋白质及核酸合成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Viktor[9]用14C-Adenine和14C-Leucine作为合成前体测定了16种季铵盐类消毒剂对阴沟肠杆菌(Enterobactercloacae)的蛋白质及DNA合成的影响,发现有15种消毒剂的DNA合成的IC50小于蛋白质合成的IC50,其中7种消毒剂主要作用于DNA的合成。似乎阴沟肠杆菌DNA合成比蛋白质合成更容易受季铵盐类消毒剂的影响。也有人用同位素掺入法研究了二氧化氯对蛋白质合成的影响。

病毒的外壳蛋白(capsidprotein)一直是研究病毒消杀机理的一个热点。消毒剂与病毒外壳的作用方式与强度因消毒剂和病毒的种类而异。总体而言,有包膜病毒比裸病毒对消毒剂更敏感。多数化学消毒剂对有包膜病毒几乎都有效,但季铵盐类、洗必泰、戊二醛对裸病毒的杀灭效果都不甚理想。有研究显示,病毒基因组不是戊二醛作用的理想位点,戊二醛主要与病毒外壳上的氨基酸发生交联作用,特别是与赖氨酸上的ε-氨基发生交联。Martine[101证明了戊二醛对肠病毒的毒力与病毒VP1外壳蛋白上的赖氨酸残基的排列顺序有关,而与其总数目没有明显相关性。

3消毒剂对核酸的作用

核酸位于细胞的内部,真核生物的核酸还有核膜包被,因此核酸可能是消毒剂最后到达的位点之一。芬顿反应(Fentonreaction)是一个能产生羟自由基的反应体系(Fe2++H2O2→Fe3++OH-+·OH),常被应用于羟自由基对DNA损伤的胞外研究。胞外的DNA损伤试验为研究胞内的DNA损伤提供了有益的信息[11]。质粒pSV2neo在芬顿反应处理后,透射电镜显示其损伤包括形成缺口环状分子、线状分子、单链噜噗(loop)结构和质粒聚合物等[12]。戊二醛似乎对枯草芽孢杆菌芽孢的DNA没有损伤作用。陈春田发现二氧化氯可导致大肠杆菌DNA漏出,但漏出率与杀灭率不成比例。

含氯消毒剂对细菌DNA毒性包括形成含氯的核苷酸碱基衍生物,216mg/L的次氯酸作用5min能彻底抑制大肠杆菌的生长,对DNA合成的抑制率为96%,而对蛋白质合成的抑制率仅为10%～50%,因此推断DNA合成是对该消毒剂的更为敏感的环节。含氯消毒剂具有杀病毒活性,Olivieri发现氯(chlorine)对f2噬菌体裸露RNA及完整衣壳内的RNA有同等的损伤效果,但其外壳蛋白仍然能够进入宿主;Taylor和Butler发现1型脊髓灰质炎病毒(Poliovirustype1)的RNA在病毒外壳形态发生明显改变之前即被降解成RN段;但Floyed和OpBrien证实脊髓灰质炎病毒的衣壳也能被严重损坏。此种矛盾结果尚需进一步研究澄清。

基因组核酸不是戊二醛作用的理想靶点。对噬菌体F116的研究发现,经戊二醛预处理后的噬菌体颗粒仍有感染铜绿假单胞菌的能力。在病毒SV40中,只有戊二醛、甲醛等能引发蛋白质-DNA交联的醛类,才能抑制DNA的合成。

辛忠涛等[13]研究氯及二氧化氯对甲肝病毒(HAV)的灭活作用表明,病毒在抗原被破坏前已失活,推测可能是核酸遭到了损伤。李君文等[14]用RT2PCR步移法及ELISA法证实了前者的推测:在氯或二氧化氯的作用下,HAV病毒的感染性丧失与5’端非编码区约600bp的RN段被破坏有关。

4展望

由于消毒剂公认的多靶点作用性,也由于微生物是一个构成复杂的庞大群体,其细胞组成千差万别,个体极其微小,要确切了解消毒剂对它们的作用机理,其难度不小。只有联合运用生物、化学及物理的方法才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比如,消毒剂对核酸的作用总体来说研究得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在细菌和真菌的研究方面,很多研究者还仅仅停留在通过消杀液OD260的变化来推测核酸是否受损。实际上即使核酸受损也不一定释放到胞外;也未见有从OD260增高的消杀液中提取到核酸的报道。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必须不断地采用新的设备、方法和技术。近二十年来细胞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新技术,如流式细胞仪(Flowcytometry),单细胞凝胶电泳(Single-cellgelelectro-phoresis)等,使得人们可以在单细胞水平上探测细胞的死活、膜受损、核酸含量变化以及DNA的断裂、损伤等,弥补了以往群体水平研究的不足[15,16]。已有人尝试将这些技术用于抗菌肽作用机理的研究,相信在化学消毒机理方面亦可借鉴。

目前的消毒机理主要是以病毒和细菌为材料,关于真核微生物的研究则鲜有报道。但真核微生物是重要的病原菌之一,鉴于其细胞结构不同于病毒和细菌,对其进行专门的消毒机理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总之,人们应从微生物的细胞膜、细胞壁、细胞器、蛋白质、核酸以及细胞的物质能量代谢等方面进行多层面的研究,力争阐明特定消毒剂在某种(类)微生物上的首要靶点,对于可以致DNA损伤的消毒剂,则应阐明这种损伤在致死中的作用。另外,弄清消毒剂在低浓度和高浓度下作用机理的异同也很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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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理范文篇3

2002年，一种历时4年反复实验，以诱变红曲、三七、川芎、银杏叶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研制而成的全新物质宝曲，在中国问世。

宝曲中独含的活性生物他汀成分，经大量临床观察，效果优于化学他汀，并且融合了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临床一线用药，针对现代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达到标本兼治、综合调理的作用，本文重点研究探讨宝曲在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作用机理。

（一）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础

最新的医学研究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发病有五大原因，即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五者当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单独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要彻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难题，必需同时根除这五种病理基础。

（二）宝曲对心脑血管疾病病因的作用机理

1、宝曲对高血脂的作用

宝曲中独含活性生物他汀，经药理学研究证明，这种活性生物他汀能够有效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弥补了以往降血脂药物效果单一（只降低某一两个指标）的局限。并且这种活性生物他汀来自天然红曲，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以有效解决目前临床上降血脂药物副作用大的局限。

另外，宝曲含有的抗氧化成分（主要是黄酮），可以调节脂代谢紊乱，从而恢复正常的血脂代谢规律，从根本上解决血脂问题。

2、宝曲调节血压机理

血压的高低受血容量、血管弹性、血粘度等影响，平常降血脂的化学药物，只是单纯的扩张血管、利尿等，这类方法大多数只能通过降低血容量，起到快速降压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导致病人需要终身服药。

生物制剂宝曲中所含的三七总皂甙、银杏总黄酮等成分，能够起到软化、净化血液的作用，最终调节血压到正常范围内。是解决高血压的根本方法，这种方法不但可以去除高血压的病根，而且不会产生低血压的危险。

3、宝曲净化血液、调节血粘度

形成高血粘的根本原因是血液垃圾过多、血液老化、红细胞变形能力降低等，宝曲中三七总皂甙能够清洁血液，清洗血管壁，银杏总黄酮能够抗氧化，活化血细胞。这些都为彻底解决血液粘稠问题提供了保障。

4、宝曲预防和逆转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与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等有关，宝曲能够全面作用于这几种病因，从而有效阻止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对于已经形成的动脉粥样硬化，宝曲通过其中的皂甙类物质清洗血管壁，活性他汀、黄酮等物质可以有效软化血管，最终逐步恢复血管光滑、弹性。

5、宝曲预防血栓形成

人体内有两种血栓，即微小血栓和大血栓，正常人体内有一定数量的微小血栓，当身体遇到突发事件（比如出血）时，微小血栓能够快速帮助止血。

当身体有三高或其中一两种时，体内微小血栓的数量就会远远大于正常人，这时，微小血栓便成为非常危险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微小血栓会突然聚集，形成大血栓，堵塞血管，发生心梗、脑梗。

宝曲通过控制三高，降低微小血栓的数量，从而降低形成大血栓的几率。同时，宝曲中的川芎嗪可以有效抗血栓形成，从而阻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三）宝曲对冠心病、脑中风的作用机理

冠心病

冠心病主要包括心绞痛和心梗，心绞痛主要是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冠状动脉突然收缩使得管腔狭窄或堵塞，使血管支配区域心肌缺血缺氧，引发心绞痛。心梗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冠状动脉被血栓堵塞，导致血管支配区域心肌缺血缺氧，而引发疼痛。心梗往往导致局部心肌长时间缺血而坏死。

宝曲中的三七总皂甙、川芎嗪等可以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改善心肌缺血缺氧，活性他汀、黄酮等成分可以提高心肌细胞的缺氧耐受力，从而改善冠心病的各种症状。

另外，宝曲的活性作用可以促进心肌细胞的修复功能，逐步修复梗死灶，彻底根除冠心病。

脑中风

分为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二者的最终病理变化只有一个；大脑神经由于缺血缺氧而坏死，从而导致各种偏瘫后遗症。

另外，人体大脑有一个血脑屏障，本来是保护大脑免受各种物质伤害，但在病理情况下，血脑屏障会阻挡药物成分进入，这也是以往很多药物效果差的重要原因。

宝曲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透过血脑屏障，作用于受损的大脑神经，激活大脑神经的修复功能，使脑神经重新生长，恢复各种肢体功能。

（四）宝曲全面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宝曲不但有效解决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五大病理基础，而且对于已经发生的冠心病、脑中风，也有非常确切的作用，弥补了以往药物效果单一的问题，抓住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病理过程，能够全面而有效的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总结

综上所述，宝曲在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独特而确切的作用机理。宝曲的出现，为彻底攻克心脑血管疾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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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理范文篇4

一、我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因素分析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此把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因素分为企业内部动力因素和企业外部动力因素。

1.内部动力因素。内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利益、企业家精神、企业内部激励、企业文化和企业创新能力。其中,企业利益驱动力起着重要的核心和枢纽作用。

(1)企业利益。企业利益即为制造业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需求。一个企业具有强大的内在经济动因,才具备活力和竞争力。这种动因一般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经济动因越大,利润也越大,表明它的经济收益也越高,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符合市场需要。努力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不断提升的企业经济目标,成为产业集群持续创新的内在根本动力。

(2)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制造业企业灵魂的体现,也是自主创新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企业家是企业自主创新的组织者,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最终负责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决定了一个企业怎样发掘需求、把握创新时机,如何制定创新日标,怎样筹集资源等等。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强烈,企业自主创新过程的启动就会很快,运行速度也较高。良好的企业家素质决定了企业家的创新激情,是企业自主创新成功的有力保证和坚实基础。

(3)企业内部激励。企业内部激励即为制造业企业内部对于自主创新的行为进行物质或者精神的鼓励。提倡创新并辅以适当的奖励,对创新者是一种鼓励,对还没有创新者则是一种引导和刺激,而适当的刺激与引导能够激发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向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方向努力。这样可以促进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在这样积极的氛围中,使得员工容易接纳和认同新的观念,是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创新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4)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一个有利于观念创新的制造业企业内部文化环境。一个人不能凭空创造出新东西,必须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给他提供文化熏陶以及各种刺激。企业必须对沉淀在员工心灵深处的传统文化影响加以分析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更新员工的思想观念。良好的企业文化、先进创新观念才是能够推动自主创新的内部环境。

(5)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即为企业内部能够承受的研发支出等的能力。在制造业企业盈利较高时,会有部分的资金用于以后的发展与创新,这对于企业的自主创新是很大的一个推动力,但同时,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制约企业的自主创新,是一把双棱剑。

2.外部动力因素。外部动力因素主要分为:科学技术推力,市场需求拉力,市场竞争压力,政府支持力。各动力因素在不同方面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

(1)科学技术推力。科学技术理论的发展对于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起到了一种推动作用。这种推进作用表现在革命性的基本原理的发现会导致技术的根本性的变革,重大的理论技术范式化之后会引发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具体来说,新的工艺是以新的理论为基础的,而这些新的原理和理论,都是由基础科学的研究生成的。基础研究经过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获得成果,通过制造业企业的创造,创新活动使其商品化推向市场从而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

(2)市场需求拉力。市场是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企业自主创新得以实现的最终场所。而市场需求则是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动力源泉,是自主创新活动的起点。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为企业提供了自主创新的机会和诱因。当市场需求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定规模时,会直接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和收入水平,并引导企业根据市场导向开展自主创新活动,从而形成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拉动和激励。

(3)市场竞争压力。市场竞争的压力使得企业产生危机感,可以促进企业的自身发展,从而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能主动发现市场盲点的企业比面临市场竞争的企业少得多,所以市场的竞争使得各企业聚焦于自主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为自己的产品打开销路,提高市场占有率,就必须积极高效地进行自主创新。

(4)政府支持力。虽然市场机制直接推动了创新,但它在某些领域却会出现市场失灵。高技术产业资本投资,对产业或整个社会有重要意义的活动领域,基础研究和一些应用研究,这都需要政府的支持。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可以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愿望,并能为企业自主创新创造条件。

二、我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因素作用机理

己有研究表明,自主创新活动不是一个偶然的单因素决定过程,而是由内、外部多种动力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具有一定自组织性的系统动力过程(具体如图1所示)。

在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促使企业自主创新的各种动力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构成内部动力系统和外部动力系统两个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一个较大的系统。同时,系统与系统之间不是相互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1.内部动力系统。内部动力系统是由内部动力因素(企业利益、企业家精神、企业内部激励、企业文化和企业创新能力)共同作用形成的,各内部动力因素之间还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内部动力系统对于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内部动力系统中的企业利益是企业自主创新最核心的驱动力,也是诱发企业自主创新的最原始动力。而内部动力系统中,首要的因素还有企业家的自主创新精神及意识,这对于企业的决策有巨大的影响力。显然,企业的自主创新并不仅仅是企业家单独驱动的。员工,尤其是知识型员工,有很强烈的成功欲望,他们乐于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中坚。所以,在企业自主创新的内部动力系统中,理所当然地应当考虑对员工自主创新精神的内部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规模、水平、重点以及方式一般由其价值导向决定,企业创新文化在企业自主创新内部动力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企业的价值导向,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行为方式。最后,企业创新能力是实现这一切的物质基础,起到了整合各动力因素的作用。

2.外部动力系统。外部动力系统是由外部动力因素(科学技术推力,市场需求拉力,市场竞争压力,政府支持力)共同作用形成的,各外部动力因素相互影响。企业自主创新内部动力系统各项因素的形成、发展,需要外部动力系统提供基础条件和机遇。所以,这对于企业自主创新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作用机理范文篇5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物流;作用机理

农产品物流以农业产出物为对象，涉及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配送等物流环节，做到农产品保值增值，最终将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活动。农产品物流有三个特点：一是农产品物流运输数量很大，种类繁多；二是农产品对物流有很高的需求，而且物流过程需要零污染、零变质，在物流过程中要做到农产品加工配送的服务增值；三是季节性和地域性。我国土地辽阔，不同的农产品所需要的土壤、气候等有很大差别，所以农产品物流也随着地区不同、季节不同而变化。我国农产品物流发展缺少先进技术，农产品物流的损耗率高、成本高、利润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民主管理的互助经济组织，也是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入社农户为服务对象，提供农资购买、农资销售、加工、运输、储藏等活动，对发展农产品物流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产品生产比较分散、组织化程度很低、信息不充分，生产过程中质量的控制和管理有很大难度，难以实现规范化的生产，使得物流需求不能规模化，交易成本过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产品物流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也可以进行一定的物流设施设备建设以及开展农产品的加工处理，这些经营活动的开展使得物流活动规模化，进而达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的目的。综合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得越好，就越有能力组织农户开展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越有能力带领农户开展农产品仓储、加工、运输等活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改善农民收入。总之，为促进农业发展，要发展农产品物流，而要发展农产品物流，必须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本文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为切入点，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应对策。

文献评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产品物流发展之间的联系给予了高度关注。一些学者分析了“土地流转”背景下农产品物流发展的相关问题。如江许胜、刘月荣（2011）指出，“土地流转”政策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也为农业物流带来了压力。张海庆（2016）指出在农村制度下，处理好农产品物流的问题，最方便的就是建立农村合作社。江许胜（2012）认为虽然“土地流转”政策一定程度提高了产品供应的效率水平，但是没有解决农产品供应成本高的问题。姚冠新、杨阳（2018）在土地制度改革下提出了农产品物流模式的构建，通过新模式来改善农产品物流中存在的弊端。另有少数学者研究了农民合作社与农产品物流发展间的联系，如许金立（2014）认为农户的分散经营是农产品物流的组织障碍，而建立农村合作社对农产品物流有促进作用。郑芳、周雄等（2016）认为农民合作社可以改善分散农户与物流企业的问题，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袁科峰、郭宇（2017）指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物流体系需要实施“互联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模式。综上所述，学者们已经开始重视研究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产品物流发展间的关系，也注意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作用机理，从可获得的文献资料来看，还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将深入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促进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作用机理，并从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充分发挥其对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作用机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产品物流的起始节点，可以弱化农户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因为农户得到市场信息的渠道少，消息闭塞，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解决在农产品物流活动中信息不充分的问题；农户的分散经营决定了物流活动的范围较小，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物流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农户对于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设备投资极低，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加大对农产品物流设施设备的投资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提供加工服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解决初级生鲜农产品不易保鲜的问题，方便农产品的运输。（一）解决农产品物流活动中的信息不充分问题。信息在农业物流中起着重要作用，为顺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生产以及物流过程的信息都应及时更新。目前，我国很多农村地区还没有完善的农产品网络信息系统，即使有些农村有了农业信息网、交通运输网，但农资、仓储等信息仍没有合适的网络获取渠道。而且已有的网络只覆盖到市或者县级，而农村乡镇地区网络信号不发达，与各种物流单位关联很少。由于农产品网络信息系统建设滞后，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消息不能实时对称，大多数农产品物流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外地的农产品收购商获取信息主要依靠电话和其他非网络渠道收集，而农户相对于农产品物流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外地的农产品收购商来说，获取信息的能力更低，往往农户都是通过往年的农产品价格来决定当年的生产品种和数目，极易造成“谷贱伤农”现象的发生。同时，由于农户文化素质不高以及农产品交易信息、信息化建设滞后等原因，农户难以通过多种渠道找寻农产品的需求者和物流的组织者，导致农产品物流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收购商等借机压低价格，使农户利益进一步受损。和农户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取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物流等信息更具有优势，也有能力搭建起与农户生产经营相关的网络信息平台。通过网络信息平台，不仅可以及时获取相关市场、物流、技术等信息，还可以及时对外农产品供给需求情况、物流供求信息，并寻找合适的农产品需求者和物流供应商。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角度来讲，可以安排工作人员通过网络及其他渠道收集相关信息，在帮助农户获取农业生产相关信息、有效地减少农户生产盲目性的同时，广泛寻找农产品的需求者、农产品物流组织者，实现需求和供给的有效对接，降低与农产品收购商或物流供应商进行谈判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降低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的同时，规避农户农产品价格上的损失，增加农户收入；从农产品物流供应商角度来讲，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收集到农产品物流需求信息，帮助农产品物流供应商合理安排物流活动，提高农产品物流效率。（二）提高物流活动的组织化程度。我国农村以户为单位的农业小规模分散经营特征明显，并且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的数量和规模有限，因此虽然农产品供给量大，但农产品供给分散、产品规格、质量参差不齐，农产品供给与需求不能有效对接。不仅如此，普通农户大多缺少必要的农产品仓储设施，对于生鲜农产品，若不能及时售出，农产品的质量将受到严重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转变为农业适度地规模经营，农户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安排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可以通过统一生产资料采购、相同技术投入等手段有效保证生产出的农产品质量。农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统一对农产品进行“分级归类”、“分级封装”、“分级销售”等工作，在销售之前，可以将农产品集中储藏。有些合作社开展农产品加工服务，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体系对69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典型调查，可知提供农产品加工服务的占41.9%。这些合作社通过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如果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开展农产品物流活动，可以与物流供应商合作，这样农产品物流供应商的服务对象不再是小而数量众多的农户，而是有着大规模物流需求的集体组织，大规模的物流需求能够引导人力、设备、车辆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合理配置，实现农产品物流的规模效应，进而促进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一些合作社有配套的农产品物流设备设施，如农产品物流专用的运输车辆、装卸工具、仓库等，可以为社员提供农产品物流服务，改变原来农户自营物流或自行联系外包物流的物流分散组织模式，提高农产品物流的组织化程度，降低物流成本。根据项目组在2018年7-8月间对辽宁省2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涉及农产品运输的1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有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选择自营物流，占合作社总数比重为36%；有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选择部分外包模式的物流，占合作社总数比重为27%；有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选择全部外包的物流模式，占合作社总数比重为9%；有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既有自营物流又有外包模式，占合作社总比重为5%。（三）提高农产品物流设施设备水平。农户对于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设备投资极低，从农户自身方面来讲，农产品的季节性较强，很多农产品的成熟、收割、上市的时间基本一致；农户的经营规模并不大，农户没有多余的钱来投资农产品生产和物流等专业设备，在农产品还没有生长的季节，这些专业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农户缺乏专业的生产加工、储存等设备，农产品的质量将很难有保障。从物流行业仓储现状来看，我国仓储条件差、通用仓库多、专用仓库少，尤其是生鲜农产品需要的冷库、恒温库等都不够完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有30%-35%的粮食无库存放，只能储存在临时仓库，或者分散储存，甚至粮食进行露天堆放的现象也很常见，但是露天堆放容易造成粮食的霉变，影响粮食的质量问题，鼠疫、水患潮湿、虫灾的情况更加威胁了粮食质量，有8%-10%的粮食会由于无库可存而损失，有的损失率会在20%以上，而且露天堆积的粮食不便于管理与调度。此外，农产品运输装载的设施设备仍不够完善，新鲜农产品的储运成本相对较高，占总成本60%左右，农产品运输的技术设备不够先进，农产品的保鲜特殊性以及货运量很大，都需要较为专业的运输设备。还有，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处于有待发展的阶段，配送的效率不高、范围窄，物流配送人员素质不高，配送效率低。物流设施建设是提高农产品物流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农产品容易腐烂、易损耗的特点要求物流承担方快速、及时、保质保量地将农产品运输到顾客手中。考虑到农产品的特点，需要一些专用的物流设备和设施来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如冷藏车、冷库等，但是这些设备设施耗资大，对于资金来源有限又缺乏理性的普通农户来说，一般不会投资这些设备设施。但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实力相比农户较强，也可以通过信用贷款、向政府申请补贴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据项目组在2018年7-8月对辽宁省2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有5家合作社获得过政府的财政补贴，有1家合作社获得过政府的财政补贴和金融信贷支持，有1家合作社获得过政府的税收优惠和项目扶持，有1家合作社获得过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生产资料支持，有2家合作社获得过项目扶持，有2家合作社获得过政府的项目扶持和培训指导，有1家合作社获得过项目扶持和生产资料支持。由此看来，政府的扶持为物流设施的建设提供了保障，有了资金的保障且通过物流活动的规模化开展，如通过建立农产品仓储配送中心，承接生产型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的农产品物流业务，从物流活动规模化的运作中实现规模经济。（四）提高农产品加工处理能力。农产品加工在农产品的生产阶段、消费领域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农户分散经营生产的农产品直接以农产品的初级形态进入市场，产品价格低，而且新鲜类农产品物流损耗大。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进行生产阶段，愈发重视加工这一环节的重要性。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要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农产品加工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产品的提供者，要在农产品物流源头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不但对农产品生产进行规范化和规模化的管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还需积极引进加工新技术，对初级农产品进行加工和深加工、改变产品形态，解决初级生鲜农产品不易保鲜的问题，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建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实现品牌效应，进而推动农产品的销售。不仅如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产品的加工、包装方便了农产品的运输，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物流的效率。

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主要对策与建议

作用机理范文篇6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治；德治；协调

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法治与德治各有哪些功能优势和局限？其良性关系如何建立？其各自的功能优势如何发挥？功能局限如何克服？如何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优配置使总体的功能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功能局限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这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机理及关系

法律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的社会习惯，它们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即通过解决和预防冲突的方式在一个社会内部形成秩序、提高效率。在价值层面上，法律和道德之间是相容的，它们都为了秩序和效率而发挥其各自的功能，正因如此，法律和道德自从产生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混杂在一起共同发挥其调节的功能，法律被道德化，道德被法律化，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道德依赖法律而被贯彻。直到商品经济大发展之时，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出于最优调整的需要，法律和道德开始分野，它们的功能差异逐渐凸显，作用领域也开始专有化，法律和道德除共同作用于大部分社会领域外，还各自占据了其独有领域，在法律专有领域，道德受到排斥，在道德的专有领域，法律受到排斥。这种分野的结果使法律和道德从同质发展成为异质的社会规范，这就产生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如法律和道德各自的边界在哪里？法律和道德各有哪些功能优势和局限？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如何协调？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构成了法律与道德在规范层面上的良性关系，而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分析法律和道德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法律是通过既定规则的遵循和实施而发挥其功能的。规则的制定是一种集体的主观行为，因而存在着主观客观化的难题；规范的遵循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因而存在着强制力消失或不足时的法律遵循难题；规范的实施是以机构为主体的，因而存在着机构经济人特性与有限理性的克服、机构行为动力的不足及资源限制等困境。而道德则主要利用文化沉淀中的善恶标准而非既定规则及强制力来影响人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法律的不足，但道德的多元化及相对主义会导致规范的非普适性问题；道德的非强制性会导致对性恶之人的规制力不从心；道德的利益界限会导致利他的有限性。由此可见，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基于人性的恶而进行基本的制度架构，道德基于人性的善而设置各种社会规范。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既有恶的性格，也有善的性格；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人在行为决策时，既有理性的成份，又有非理性的成份。在现实中，纯粹的经济人和纯粹的道德人是不存在的，我们也很难找到绝对利己的人或绝对大公无私的人，历史证明，绝对利己而从不利他的人或绝对利他而从不利己的人对社会整体发展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一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程度。”[2]（P140）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人只能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和恶、理性和非理性、利己和利他的矛盾统一体，至于哪一种性格占主导则因人而异，且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也存在着主次的问题。如在市场领域，人的自利特性会占主导地位；在伦理领域，人的利他特性会占主导地位等。法律和道德分野正是对这种人的本性的多元性进行多元调整的需要。法律禁恶，道德扬善；法律抑制人的损人利己行为，而道德则激励人的利他行为，法律抑制人的非理性，而道德则激扬人的理性。这是法律与道德的最基本功能，正是从这一视角，我们认为，法律是一种外在性、他律性的规范，道德是一种已被内部化的、自律性的规范；法律规范不能覆盖人的行为的方方面面，道德则可能影响人的所有行为；法律着重于抑制人的非理性，道德则更多地倾向于激发人的理性；法律依靠强制性命令而运作，道德则依靠内心服从而运作；法律的实施存在着被抗拒的可能，道德则会被主动遵循；法律的预期目标的实现是以巨额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为代价的，道德对秩序和效率的贡献则是低代价的。法律与道德基于人的本性的多元性而存在，其各自独特的功能优势是对方不能替代的，其功能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对方所克服。法律与道德的良性关系就应基于此而建立，否则，法律不成其为法律，道德不成其为道德，其各自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将会丧失殆尽。

二、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优势与局限

由上可知，法律与道德在人性多元化的情形之下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效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并基于不同的切入点对社会的秩序和效率作出各自独特的贡献，并有助于对方功能优势的发挥及功能局限的克服。以法律和道德作为治国路径和终极价值追求而产生的法治和德治也存在着同类性质的关系和问题。在社会秩序形成和效率提高方面，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和局限，且互为优势和局限，所以以下我们对法治和德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的论述都以对方为参照物。

（一）法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

1.功能优势

（1）权威的非人格化。法治社会中，法律是最高权威，任何其它主体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与历史上的其它权威相比，这是唯一的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威，这种权威因其非人格化而没有人格化权威的弊端，主要有三，其一，非人格化权威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的特性，因而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诚如邓小平所说，“……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更不会如人格化权威因权威丧失而导致社会动荡。其二，非人格化权威的树立成本和维护成本相对较小，而人格化权威则常处于不断地树立又不断地被打破的过程中，因此非生产性资源耗费相对过多。其三，非人格化权威的存在是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基础和前提，而人格化权威的存在则往往使公共利益被人为扭曲。

（2）直接禁恶。法律运用其强制力直接抑制人性中的恶，其作用的对象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由自然人组成的机构，通过禁恶，使其行为限制在利己不损人的范围内，从而促使人与人、人与机构、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使各主体有机会分享因合作而产生的增量利益。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情形下，这种合作的促成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只有合作才能保障因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利益的最后形成和分配。法律通过禁恶还能使道德的普遍弘扬成为可能。影响道德弘扬的首要因素是人的恶行，如果没有法律对人的恶行进行惩处，使人因其恶行而获利，那么，人们就会从恶如流，社会因此陷入混乱之中。

（3）权力和权利的明晰界定。法律通过确定私权的边界使私权与私权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关系，通过确定公权的边界使私权免受公权侵扰，从而使以财产权为主体的私权得到良好利用，使公权能够得到合理行使。这是在一个社会中形成秩序和提高效率所必须的。如孟子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4]荀子云，“群而无分则争。”[5]道德讲求利他，因而德治往往忽视权利与权力的明确化，这是德治对秩序和效率的消极影响。西谚云，“篱笆好，邻居好。”[6]所以只有用法律这个“篱笆”使权利明晰化，人与人之间才会长久存在良好的关系。如果没有财产权这个“篱笆”，人类不是处于贫穷落后之境地，就是处于互相纷争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权促进了人类道德的提升。

2.功能局限

（1）主观客观化的难题。马克思曾经说过，“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法律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7]“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P122）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因此是一种集体的主观行为，这使法律对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不具有必然性，它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果主观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则法治对秩序和效率的追求就会受到损害。制约主观客观化的因素主要有主观客观化的主体的有限性理及经济人性格与主观客观化进程的内在缺陷。主体的有限理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从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不足等方面影响主观客观化的，因为在信息能力不足情形下，立法决策和执法决策所必需的有效、充分信息常常受到限制，而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边际成本递增又加剧了信息非充分和非有效性，因而导致立法决策和执法决策失误。主体的经济人性格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社会中存在量上的差异，这种性格是从对立法和执法公益性的人为扭曲的角度影响主观客观化的，这种人为扭曲完全缘于各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注，由于制度不可能彻底抑制各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以，这种不良影响的存在也就在所难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消极影响，道德在这方面有它的独特优势。主观客观化进程的内在缺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得到众多实证资料的支撑和经验的支持，它主要指制度供给的程序存在能力边界，在这种能力的限制之下，反映所有私人偏好的制度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也就是说，不存在把所有私人偏好汇集成一种公共利益的程序。正因上述制约因素的存在，所以我们就不难解释现实中某些法律制造矛盾而减少秩序和效率的情形。

（2）领域的有限性。法律是一种外在性的规范，它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合理配置及对不遵循法律的主体的处罚而促使社会主体遵循法律，从而达到其预定的目标。所以法律不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实践中有部分社会关系是法律所不能调整的，其决定因素主要有二点，其一，规则化的困境，主要指在设置行为模式时，社会关系不能被有效地外在化、规则化，利益不能被明确地界定；在设置后果模式时，由于本身就不存在有效的后果模式，因而往往使后果模式设定失当。其二，实施的困难，指由于社会关系自身的特殊性，法律实施者往往处于信息劣势，在没有其它有效的信息获取渠道的情形下，法律的实施会丧失前提，从而也使法律的存在形同虚设。符合上述两点的社会关系领域（如情感领域等）是法律所不能进行调整的，如果法律强制性介入，则必然导致其自身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此外，我们还应明确法律对单纯利他行为直接促进的限度。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禁恶，它通过禁止人的损人利己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从而形成秩序，提高效率。法律很少作出单纯让人利他的规定，激励人做出单纯的利他的行为主要是道德的功能，但这并非与法律完全无关。如见义勇为是道德所鼓励的，也是法律所提倡的，法律的提倡主要通过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来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见义勇为者自身可能会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从而使见义勇为只是一小部分道德相当高尚的人的行为，而不能扩大到全社会的主体。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正是为了使见义勇为扩展到全社会。这种利益激励是相当必要的。但法律通过利益激励来促进其自身被普遍遵循应该受到限制，因为这不是法律的主要性格。法律运用利益激励的方式来促进其自身被遵循主要限于当人遵循法律但却导致遵循者产生负收益之时，在此情形下，法律规则的后果模式作出对规范遵循者的利益补偿的规定，使规范遵循者不致于因遵循规范而受到损失，从而促进人作出遵循规范的选择，提高法律被遵循的可能性。

（3）资源代价。法治功能的实现有赖于良好规则的制定及该规则被有效遵循和实施，这必然要耗费资源。这种耗费是非生产性的，其来源主要是税收，而适度的税收是产权得到保障的前提，过度的税收则会侵犯产权，从而影响社会资源的产出。所以，实现法治的资源耗费应该有合理的限度，使尽可能少的生产性资源被用作非生产性目的。[8]因此由于受制于资源因素，法治不能彻底消除违法犯罪行为，而只能把不遵循法律的行为限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以犯罪率的控制为例，犯人被抓到的可能性越低，对社会带来的成本也越高；犯人被抓到的可能性越高，所花费的执行成本就越高，并且当犯罪率被控制在一定程度时，控制犯罪的边际成本会急剧递增，边际收入会下降。因此只有当控制犯罪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即当抓犯人的成本加上犯罪所引起的成本总和最小化时，犯罪率的控制才是合理的。

（二）德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

1.功能优势

（1）预防冲突。道德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还是一种冲突预防机制，这种机制能积极地预防冲突的产生。因为道德要求人利他，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要求以集体利益为先。因此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就会减少。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9]“无讼”的社会正是他所主张的德治来实现的。

（2）促进法治成本最小化。法治成本最小化的实现有赖于诸多条件，道德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道德对法治成本最小化的促进是从两方面展开的，其一，道德在一定范围内可直接替代法律。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清晰的，而是易变的、模糊的，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良好的道德水准，对法律的供给需求会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有学者认为，“若中国采取法治，其法治成本就会远低于西方国家，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必像西方那么详细，很多方面可以用道德秩序替代”。[10]当然这种替代必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罐装天然气的交易规则为例，天然气销售公司接到用户的电话后立即给予送气，这是一种便捷的交易方式，但如果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给天然气销售公司打电话要求送气，却故意留下并不存在的地址或并不需要天然气的家庭的地址，导致公司错误送气，人力资源因此就会被浪费。如果这种不良事件发生次数足够的多，销售公司必然会改变交易规则，要求用户担保或设置各种确认用户身份的机制，从而使交易成本增加，交易也变得不很方便，对交易双方都不利。现行交易规则的便捷正是现有民众较高道德水准所促成，如果民众道德水准很低，为了确保交易安全，交易规则必然更为复杂，交易成本将因此而增加。其二，道德促进法律实施。道德对法律实施的促进主要表征有二，第一，法律道德化有助于民众对法律的认同，因为不遵循法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遵循法律是一种道德义务，法律因而得到遵循；第二，现实中较多的人并不因为法律的存在而是因为道德约束而有良好行为，因此减少了法律的实施成本，减轻了执法者的监督责任。

（3）道德谴责的普适性。法律对侵犯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者的惩处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刑法》不惩罚14周岁以下的杀人者，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之人不适用死刑；诉讼法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根据这种举证规则作出的裁决有可能因举证责任人在证据获得、收集和保存等方面的不足而与客观事实不符；《民法通则》规定，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债权人就债权的实现因此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道德对不良行为的谴责几乎是不受限制的。任何人杀人都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并且这种谴责不会如刑罚那样有时间上的限制，一个故意重伤他人者，在刑期结束后还有可能受到道德谴责，一个少年杀人者可能终身会受到道德谴责。对盗窃数量没有达到刑法标准的盗窃者，刑法对其无能为力，但周围民众会对其“另眼相看”；因对方举证上的不足而胜诉的事实上的侵权者同样会受到知情者的道德谴责；因诉讼时效问题而胜诉的债务人更会受到社会道德准则的谴责。

2.功能局限

（1）弱强制性。与法律相比，道德的强制力很弱，过弱的强制力使道德自身常常对违反道德准则者无能为力，从而减损了道德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道德社会的维持，不仅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而且还需要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这样做。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只要一个人或者极少数人不道德，它就可以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性资源配置机制。”[11]

（2）道德多元。法律是一种在其效力范围内统一的规则，这有利于民众的遵循和公权机关的执行，但道德存在着多元性，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道德规范会有差异，并且可能存在冲突，实践中会因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道德分歧而产生各种冲突；在同类利益主体之间也会存在道德分歧，因此对同一种行为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评价，但道德的分歧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存在一种普遍伦理。

（3）道德资源的缺乏。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功能发挥的前提是民众拥有丰富的道德资源及社会文化中含有深厚的道德沉淀。如果民众的道德资源存量不足，则道德的功能优势只会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模式，实践中不可能得到有效实现。道德资源缺乏主要从两方面导致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不足，其一，在行为层面，对冲突的预防功能将会减弱，对法治成本最小化的促进作用也将会大打折扣；其二，在道德责任层面，道德资源不足将会使违反社会道德者不把道德放入其行为时的成本-收益结构，从而对社会给予的道德谴责也会不屑一顾。道德资源的缺乏一直以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常态，其主要受制于三个因素，其一，道德存在利益界限，利他因此是一种“有限度的慷慨”；其二，法律的不良实施；其三，社会整体对道德的弘扬不足。

（4）匹配性弱。道德的形成和普遍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的变迁有可能落后于社会的变迁和法律的变迁，此情势下的道德不仅自身不能促进社会的变迁，反而还会阻碍法律的实施。

三、法治与德治的互补与协调

在秩序与效率的视野中，法治与德治都有独特的功能，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并且互为优势和局限，即法治的功能优势是德治的功能局限，法治的功能局限是德治的功能优势，法治和德治因此得以成为不可或缺、不或偏废的治国路径。但法治与德治功能优势的发挥有赖于在它们之间的良性关系，因为法治与德治既存在着合作的条件，也存在着冲突的趋势，如果它们之间关系紧张，则不仅不会使其各自的功能优势得到发挥，反而会使其各自的功能局限凸显，产生“负和博奕”的不良结果。我们建立法治与德治之间的良性关系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它们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不能绝对化地看待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如果过度强调法治至上，把法治至上绝对化，则我们就会忽视法治的功能局限及缺陷；如果过度地强调德治，则很容易忽视德治自身存在的缺陷，从而把法治与德治彻底地割裂开来。所以我们不能走一条极端化的道路，在强调法治之时，不能否定德治；在强调德治之时，不能否定法治。人的本性具有多元性，“人类理性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它总是在与非理性的对立中得到体现的，人类本能地有着对美和善的追求，可是却又永远也摆脱不了非理性的冲动。非理性属于人性的一部分，诚如雨果所说，人是二元的，有兽性，也有灵性。人既是天使，也是野兽。”[12]因此基于人的本性而衍生出来的法治与德治这两条治国路径对以追求秩序和效率的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3]只有“善”与“法”的共同作用，才能有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我们认为，没有法治支持的德治在政治上必将最终走向人治，在经济上也必将导致发展的低效率；而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会使法治的负担过重，因为此时的法律不仅要规范人的所有行为，同时也要承受过高的资源代价，这必将使法治成为一种低效率的治理体系。

从对社会秩序形成的作用机理和路径考察，法律和道德的差异是相当大的。法律通过充分、有效地界定权利使各种权利在行使之时互不冲突，对权利的冲突通过诉讼等途径使利益得到平衡，对直接侵犯私权和公权的不法行为予以惩处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不法行为的产生，从而在社会内部形成秩序；而道德则通过要求人作出利他行为，从而使冲突根本不发生，促使社会良性秩序形成。但法治促进秩序的形成会受制于主观客观化困境、领域的有限性及资源代价等因素，德治由于不同于法治的作用机理而不存在主观客观化、资源代价等困境，其对冲突的低代价预防也克服了法律的不足；而德治通过主张利他来预防冲突虽然有助于秩序的形成，但应该有其限度，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无讼”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不仅因为不可能实现“无讼”，还因为实现了“无讼”的社会可能是一个更不完美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无讼”的社会，则这个社会内部肯定存在着更大的不足，如果一个社会的“无讼”是通过存天理、灭人欲而实现的，则这种无讼的价值就更值得质疑。因为人毕竟还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一面，如果让人在任何时空都作出利他的行为，人的正常行为动力将会不足，而法律正是保障人在一定范围内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工具，在法律的框架下，人有权利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道德的不足。正是这种互为优势与局限的特性，法治与德治才有可能进行最佳配置以产出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如利己不损人是法律与道德在架构自身规范时的衔接点，它是法律对人行为时的最高要求，只要不损人，任何行为在法律上都是许可的，至于这种行为是否利他，法律在所不问；而道德则把利己不损人作为其对人行为时的最低要求，它不仅要求行为人不损人，更要求行为人在行为时利他，甚至鼓励损己利他的行为。这两种不同社会规范共同作用于人，有助于最优秩序的形成。

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与减少冲突的方式建立法治与德治之间的良性关系，通过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实现功能互补。在实践中，我们应该确定道德法律化的合理限度。法律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道德的弱强制性的不足，从而使道德的普遍弘扬成为可能，这是道德得以法律化的原因之一；但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的最主要功能在于禁恶，如果法律过多地强调人的单纯利他并基于此而进行制度设计，或法律侵入纯粹伦理领域，则不仅法律的实现会受到障碍，道德伦理的应有价值也会受到破坏。在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德治不应该影响正常的法律供给。如果基于人的性善而进行法律制度建设，则不仅会导致法律供给在量上不足，使民众对法律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还会使法律供给在质上与正常需求产生偏差，如基于对人的过度信任就会放松对人的法律规制，从而有可能使人的恶性凸显，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强调法治也不应该忽视道德资源的培养，尤其应该运用多种路径培养道德资源。法律道德化有助于法律得到普遍遵循，但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应该通过法律的强公益性和对私的主体的利益的尊重来实现，否则不仅法律道德化不能实现，还会侵损人们对“遵循法律是一种道德义务”这一道德责任的信仰。

参考文献：

[1]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N].深圳特区报，2001-01-11（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4]《孟子·腾文公上》

[5]《荀子·王制》

[6]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6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83.

[8]应飞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一种经济法的认知模式[J].中国法学，2001，（2）。

[9]《论语·颜渊》

[10]王建国。人性的假设与市场经济[A].经济学家茶座：第二辑[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75.

[11]毛寿龙。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41.

作用机理范文篇7

（一）农业信息技术促使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

现有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1.新兴产业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催生了多个新兴农业产业，如农业应用软件制造业、农业信息咨询服务业、农业信息网络服务业等。新兴农业产业将融入的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带动工业技术的提升，推动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2.传统农业得到改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使用，可提升农业生产过程的信息化、高效化、自动化，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此外，集约式农业生产对粗犷式的生产的替代，可从根本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1]。

（二）农业信息技术促使农业就业结构知识密集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投入以及新兴农业产业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投入方式，增加了信息、技术和知识等新要素，而传统的体力劳动在农业中的占比逐年下降。特别是，新兴农业产业对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要求远超过体力劳动者的数量要求。

（三）农业信息技术促使农村消费结构信息网络化

随着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渗透，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渐发生了转变。消费结构中信息化、服务化的消费比重逐年上升。农村家庭不仅消费的信息服务逐年上升，支付的手段也更为信息化。

（四）农业信息技术促使农业投资结构“软倾斜”

就资金投入总量来看，带有信息含量的新兴农业产业，其投资比重逐年加大，更可以看出，对信息的软投入（如信息服务、人才、智力等）较硬投入（如基础设施等）更有增加的趋势，这些都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农业知识积累加快农业技术进步

信息已成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信息、智慧和知识已成为经济社会的支撑[2]。农业信息也同一般信息相似，是生产力三要素的耦合剂，已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信息化农业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支持，其每个阶段的生产都离不开准确的信息，信息将土地、劳动和资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减少了其中的不确定性，提高效益，降低成本，如图1所示。图1现代农业生产中的生产要素结构信息、知识和智慧不但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要素，更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战略性资源。而信息又是另外两个要素——知识和智慧的基础，知识是信息积累的成果，智慧是知识的升级。新兴农业产业中的物质比重相对降低，而信息、知识和智慧比重相对提升，农业信息市场也就逐渐在农产品体系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信息市场中的信息咨询服务可以帮助解决供需平衡问题。能够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农业科学技术，能够提供销售对路的农产品供给预测都可以为农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所以，农业信息化与推动农业增长的内在要素紧密相关，农业信息、农业知识和农业智慧与生产要素的组合优化，可以提升生产要素的信息化程度、劳动者的素以及能源的使用效率。然而科学技术需要物化，也即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通过信息化与农业生产的结合，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优化劳动生产关系，调整农业发展模式，刺激农业经济的新增长。

三、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农业信息化增强农业产业化的生产经营能力

农业信息化促使信息、知识和智慧作为新要素融入到农业生产的各阶段，优化调整农业生产力各要素的配置，进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能力和渠道，提高农业经济的效能。

（二）农业信息化提高农业产业化的管理效率

农业信息化对政府和企业层面都有益处。首先对于政府信息化可以提升管理，实现对传统管理方式的升级。其次对于企业信息化可以辅助其降低风险，提升营销手段和模式，提高人员素质，实现对传统组织结构的升级。

（三）农业信息化提高农业产业化所必须的信息流通效率

农业信息化对农产品的流通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起到沟通供需双方的作用，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作用，保证双方的供需平衡。避免所收获农产品的浪费和有效农产品的不足，解决相对生产过剩的问题。

（四）农业信息化拓展了农业产业化活动空间

利用农业信息服务，可以进一步推动信息的深层收集、加工、处理、分析以及网上结算、农业信息中介、网上农产品交易、网上农科教育、物流配送、订单农业等一系列农业信息活动。信息化可以突破传统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可以按照需求实现灵活多样的配置，通过便捷的物流实现快速的配送，实现各方资源的最优化使用。

（五）农业信息化是农业产业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作用机理范文篇8

一、从规范企业的外生性力量发展成为企业的内生性组织，党组织以政治优势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企业认识到党组织的重要性，党的建设的开展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搞好企业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目标，也是党组织与业主合作共事的最佳结合点。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支持和促进企业经营发展上，换句话说，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只有找准了与经济工作的结合点、并从结合上下工夫，才能有活力，才能有发展，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战斗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也才能在实践中体现出来。

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健康的组织，不仅在于其要素的健全、运作的有序，还在于不断产生出新的生机。企业的资源、要素的完备、组织结构的合理和有效管理，解决的只是企业正常运转问题，并不能产生企业发展需要的内在动力。就企业发展的驱动力而言，对利益的追逐是经济主体持久的驱动力，同时社会与市场为经济主体规定了逐利的合理范围，即法制和规范的约束。在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初期，如果说法律和规范是从外部对非公有制企业从业的规范，那么健全的党组织则是从内部规范企业的诚信经营。在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非公有制企业良莠不齐的条件下，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非公有制企业步入健康发展轨道后，组织的规范和凝聚力成为更高层次的内生性的约束力和驱动力，这也是非公有制企业持续发展的另一层次的竞争力。可见，党组织的介入为企业的运转带来了新的驱动力。

同时，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党组织能够更好地理解党的政策走向，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能够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的设置以及活动的开展都应当始终着眼于、服务于党的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把上级的指示精神同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以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任务体现自身的组织优势，以促进发展体现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把为企业服务、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开展工作的目标，使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目标同向、思想同心、工作同步，使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

二、党组织引进民主决策机制和民主管理模式，以良性机制运行保障企业持续发展

不同于国有企业员工和党组织参与决策的合法性，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和员工参与决策是一种博弈的结果。在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依靠传统的家族式经营和个人打拼的积累，容易形成经营管理中的个人主义和决策中的一言堂，这样的决策机制难以保障企业在现代市场竞争中的持续健康发展。一些成规模的非公有制企业家逐步认识到决策中个人英雄主义的弊病，意识到只有培养一种更加理性和民主的决策方式才能杜绝因盲目和随意决策而带来的问题。为此，企业管理层积极为党组织的介入决策创造条件，要求党组织为企业决策提供“不同的声音”和更多咨询。在党组织的促动下，非公有制企业进一步扩大决策的民意范围，实行职工民主管理，落实职工参与企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以集体的力量形成约束资本权利扩张的力量，以民主的方式表达每个劳动者的意愿和要求。民主决策和管理机制的逐步实施，提高了企业的科学决策和管理水平，提高了企业的综合素质和市场竞争能力。

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对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正是劳资双方合作的具体形式和保证。因为，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雇佣关系容易使劳动关系短期化，非公有制企业在劳动力资源过剩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对人的参与性的漠视。企业要谋求持续发展，职工与企业双方不应当是商品交换关系而应当是合作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成功保持，必须以相互理解、信任、依靠为坚实的基础。只有加强企业民主政治建设，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维护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才能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企业的发展。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实行民主管理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有效制度，也是实现共建共享目标的机制保障。

非公有制企业依靠党组织对工会等组织的领导，通过建立健全职工的民主诉求机制，以构筑平等意识、增强相互沟通而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促进企业的发展。党组织依靠非公有制企业家的支持，通过领导工会等组织，使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参与本企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协调企业劳动关系，保障职工民主权利的实现，保证企业员工合法地位不受损害；通过制定组织目标、规范群体行为、优化组织环境等一系列活动，使党员和一般群众之间产生较稳定、持久的向心力和亲和力，使他们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党组织以党内民主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引导企业由家族式经营向民主和现代经营管理转型，不仅能够直接推动非公有制企业的持续发展，也能更好地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三、党组织塑造员工团结协作意识和归属感，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企业不仅是由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支撑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现代素质的员工结合的组织。而企业组织模式、行为规范、价值理念、管理科学、创新能力、企业文化、品牌战略、企业社会公信度、企业内外部环境和谐指数等被称为“软实力”。可以看出，建立在员工技能素质基础上的行为规范、价值理念正是“软实力”的基本要素，是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问题。如果对企业管理做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培育员工的行为规范、价值理念，恰好是非公有制企业借助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独有的政治优势。

在人力成为企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资源的今天，如何形成企业的人才优势，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内聚力，是直接影响企业竞争力的环节之一。通过建立党组织，使党员有了“家”的归属，通过党组织对员工的真诚关怀和尊重，把员工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逐步建立起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这是在无法变更资产和劳动关系的前提下缓和劳资关系、凝聚人心的最佳途径。

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后续发展中，如何不断提高员工素质，显得更加重要。从理论上讲，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性要素；从管理角度看，企业发展的最大动因是人的素质的不断提升。由此，如何在物质条件和福利待遇有限增长的基础上提高人的素质，是困扰现代企业管理的世界级难题，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而在物质技术和人的业务技能素质既定的前提下，通过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恰好是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从提高员工素质角度来认识党组织的这个传统优势，它就是企业竞争力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增强市场竞争力上的重要环节。发挥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就是在员工基本业务技能素质既定的前提下，提高人的政治觉悟、精神境界和认识事物的能力；在物质待遇有限的前提下，通过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心理需求以抑制物欲，这种激励对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更加长久和深刻的作用。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通过培植企业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激发企业职工强烈的内在动力和高度的工作热情；通过培育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引导；通过培育企业精神、塑造企业形象、美化企业环境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逐步形成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的工作机制，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团结带领广大职工同心同德办好企业。

四、协调劳资方利益关系、塑造企业社会形象，为企业的发展营造和谐的环境

在促进发展、维护和谐的前提下，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与党的建设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政党以组织整合的方式来整合社会，即以党的组织网络和组织领导来整合社会资源，使社会趋向高度的组织化，理顺党组织与经济、社会、群众等组织的关系。

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到底代表何方的利益，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不是以某方利益的代表者身份，而是以利益协调者的身份出现，通过理顺各种关系促进企业和谐。比如，党组织通过相应的载体或活动促进不同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和意愿表达；再比如，党组织能够更好地了解员工的政治和利益诉求。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通过营造组织内部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人们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释疑解惑防患于未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成为企业构筑和谐发展的稳定剂和解压阀。

对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做出必要调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时，便化为牢骚不满弥漫于全社会，有时因政府机构处理不当，还会酿成不良社会政治行动。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要通过经常性地将改革的正确认识告诉不同利益关系方，沟通不同利益方的利益要求，带动员工有序参与企业内部的和谐建设活动以及所在地区的社会活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就是通过坚持为民办事，协调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党组织与群众的经常性沟通，以促进企业和谐，增强自身的凝聚力。

作用机理范文篇9

马克思在其众多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马克思给经济危机下的定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经济和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且带有周期性,经济危机既是经济方面的矛盾，并且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马克思以此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周期性的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消灭不了的,呼应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的著名观点。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过程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

19世纪40到5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标志着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周期,以及周期的几个环节，包括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随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环节作了调节为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反复循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通过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首次把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使经济危机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

2.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熟

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产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著作中，其中阐释了危机理论的基本框架。马克思指出简单商品流通中，危机就可能出现，当货币行使流通手段职能和支付手段职能的时候，经济危机的就存在了出现可能性。其次，马克思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生产过剩是固有的，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使经济危机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

19世纪60年代,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此时的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研究的重点放在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首先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揭示并分析了这种可能性存在的两种形式；其次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这一问题，揭示了危机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几个前提，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活动，以及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转化

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会直接造成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就存在发生的可能，在这种流通过程中，买卖统一，简单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形式下危机发生的可能很小。但当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得到发展，（W—G—W）之后,买卖双方不一定再是统一的,买和卖成为独立的行为。当买卖不一致,就存在生产过剩而引发危机。其次马克思指出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条件，包括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次达到一定程度的生产，第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采取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最后就是生产中不同资本的竞争。

2.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从生产与消费的二者来看，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所以不断的创造出剩余价值，盲目的扩大生产规模，而消费力相反缩小，这时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就越不协调。生产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生产和消费的不协调就演变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旦发生就会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本质，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

3.信用制度导致经济危机存在

马克思对信用制度作了公正的评价，有促进的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信用一方面能够对生产扩大起加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不断超过资本积累的限额，提倡的透支消费和违约率导致了市场的虚假需求。这时经济危机很有可能爆发。信用制度使得收入与消费需求就不再限制,市场中会出现虚假的需求与资本,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张和盲目扩大;最后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4.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具有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有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四个阶段。运作过程是萧条期,资本主义生产停滞，为复苏做准备。复苏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恢复增长，各种矛盾得到缓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生产就进入高涨期，高涨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再次不断积累、激化，最终经济危机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周期循环。

5.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辩证的看待

辩证的看待经济危机两面性的影响。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积极的一面，经济危机的爆发会使落后的生产模式淘汰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更新了固定资本,为后期的生产打下基础，促进后期发展的生产力。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危机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对全球的影响都非常大，对经济破坏力很大，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浪费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深化。

二、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综述

马克思并没有在其著作中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关于危机的理论探讨只不过是一些警句式的简短评论。”即使有这些困难存在，但是不缺乏国内外学者对其理论进行研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1892年，考茨基出版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他分析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及其长期生产过剩理论，“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但考茨基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观点，他确定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生产过剩，但是他并没有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联系起来，他只是和“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联系起来了。在他看来，危机存在的可能还在于生产者对产品需求的无计划性，以及在生产方式的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互相依赖的系统也日益复杂，这就增加了危机存在的风险。最后“信用也是使现代生产方式具有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说明了信用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是危机发生的可能原因。考茨基的观点是长期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成为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导向。1910年，鲁道夫•希法亭，进一步发展了消费不足论，并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对比例失调理论做了新发展，他认为消费不足是比例失调特殊的变现，只是经济危机的条件中的其中一个。他认为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没有找到均衡是危机的根源。其后希法亭使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规律来分析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他第一次利用利润率进行研究，并发展了这个理论。1913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将重点放在了纯粹的消费不足论，在此书中她将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区分于其周期形式。她忽略了生产的重要性，过于重视消费，认为其才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最终动力，只有通过消费需求才能生存，因此提出了纯粹的消费不足是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行因素这一观点。1994年，英国的克拉克在《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一书中，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整理和评述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发展史，全面的概括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并通过不同时期和不同观点两条主线的危机理论，进行罗列和评述。书中根据经济危机的根源将经济危机理论分为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原则、生产过剩等。克拉克指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克拉克认为危机理论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不稳定性。

（二）经济危机的类型

奥康纳把危机理论分为周期性危机理论、结构性危机理论和局部危机理论。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者阿特韦尔著有《60年代以后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书中阿特韦尔对各类经济危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国家财政危机论等，最后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理论处于中心地位。

（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王洛林在1998年著了《经济周期研究》一书,书中总结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的周期理论，并对周期性下了定义，他的研究重点在于经济周期理论。2004年，《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的作者唐有东，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利润率下降是具有周期性的。随后一些学者发表的期刊论文，谢富胜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观点是利润率周期性的下降导致了周期波动。胡婧发表于2014年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再研究》，文章界定了经济危机的相关概念，在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和内容，再次，分析马克思对其实质、根源、周期性、对信用制度等作了论述，最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主要内容的再认识。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进一步分析及建议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成就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出相关经济危机理论的观点和思想以后，不断有国内外著名学者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使得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如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阐述了长期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随后希法亭发展了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的根源就是固定资本的存在，并利用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来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随后克拉克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做了整体综述，并对不同时期不同观点的危机理论作了评述。

（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不足

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以发展和完善，但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存在看待经济危机问题时具有片面性的特点，忽视了危机的意义及其影响，如何科学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和传承问题。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考茨基忽视了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和其影响，没有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并且他将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过剩跟有限的消费能力决定的普遍生产过剩混淆，将周期的原因指向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希法亭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抛弃了生产过剩趋势的论述，认为危机只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所引发的商业周期的阶段，危机是投资周期所固有的。希法亭的理论没有说明危机的必然性，对于希法亭的比例失调论我们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缺陷的分析，没有看到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层面上，而是只看到了资本家之间关系的表面上，这种观点容易变为改良主义。卢森堡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盲目扩大生产所以认为经济危机的唯一根源是消费不足。

（三）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建议

1.科学看待马克思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爆发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不仅打击了经济，还包括政治格局，文化、生活方式等都有影响。一方面，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阻碍，社会财富大幅下滑，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危机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体系的弊端，还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制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落后的生产模式淘汰更新，产业结构得到升级等。

2.重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意义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对我们如今应对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可以使我们充分理解危机的内容、本质及根源，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及时剔除危机出现的可能，其次，可以使我们及时了解危机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以及了解信用能够推动危机的爆发，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经济危机的问题。

3.科学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应对经济危机

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应对经济危机，如何科学应对经济危机呢？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对全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对经济危机也要世界各国共同携手，其次可以利用政府的作用去应对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措施参与经济生活，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第三，在经济方面，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共赢。最后，认清本国国情，经济形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

4.传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作用机理范文篇10

针灸的理论基础是经络,针灸临床治疗时的辨证归经、循经取穴、针刺补泻等,无不以经络理论为依据。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结合现代多种学科知识,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对针刺机理及经络的实质提出了种种假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目前对针灸治病的作用机理尚不完全清楚,经络的实质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神经科学和信息科学是当今自然科学研究的两大热点。神经信息学是这两大学科相结合的新兴的边缘学科,涉及医学、生物学、物理学、计算机学、数学、工程技术等多种学科。

先进的信息科学手段和神经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神经信息学的提出和初步应用为针刺机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1经穴的神经信息学特征

人体信息是客观存在的,它的传输途径是经络,针刺疗法是一种信息输入法。当人体某些调节系统或部位发生病变失去稳态时,就必然在其相应的系统或部位产生异常信息。这种异常信息会通过一定的渠道(即经络)被传输到一定的体表(如穴位及一些特定部位)上来,从而出现压痛、松弛、凹陷、变色、结节状、条索状、电阻值改变等病理信息。这种信息的输出与反馈为信息诊断提供了客观指标,如皮肤凹陷提示慢性炎症、溃疡；点片状隆起或软组织增多提示慢性器质性改变；局部结节状隆起、色灰暗多提示肿瘤；病理反应点所居部位提示病位等。现代研究已经证实：经穴具有声学、光学、电学、磁学、温度、离子浓度等物理化学相对差异性；经穴与非经穴、经穴与经穴之间在临床疗效方面也存在相对特异性。

根据穴位-脏腑相关理论可知,穴位既是探知体内信息变化的一个窗口,又是接收外界负熵信息的一个入路。针刺疗法则根据此客观指标,结合四诊所得,获得人体信息状况,从而确定适当的刺激方式及刺激量,如补虚或是泻实,轻刺激或是重刺激,这些特殊的信息由反应病变的穴位输入人体。由于穴位与失稳的系统或部位特异性相关,此负熵信息能够迅速到达发生偏差的内脏、组织、器官,加上经过神经中枢修正、整合的负熵信息,来纠正和调整异常信息的偏离,从而起到精确的调节作用,临床针刺治疗当中出现的“气至病所”现象就是这种信息调衡作用的具体体现。可以说,针灸正是利用对人体失衡之信息系统进行间接调控,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一种信息疗法。针刺疗法的这种诊疗过程是符合信息接收、传递、存储、处理和反馈过程与控制规律的。

2神经信息学工具在针刺研究中的运用

神经信息学研究的主要工具,如脑功能成像(fMRI、PET、MEG、ERP等)的应用使我们能够通过观察脑血流、葡萄糖代谢和受体变化,从活体和整体水平了解针刺对人脑功能活动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针刺镇痛是针灸治疗作用机理研究中最深入的方面之一,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神经传入,在脊髓水平抑制痛觉的传递,激活中枢的痛觉调制结构,释放阿片样物质和其他肽类物质来实现的[1]。李氏等[2]在针刺治疗坐骨神经痛患者的脑功能成像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电针激活了疼痛的下行抑制系统从而产生镇痛作用；而内源性吗啡物质是参与电针镇痛的主要递质,但不同频率电针刺激可引起完全不同的内源性吗啡物质的分泌[1],手针与电针在大脑呈现出不同的信号特征。这种脑功能的变化与针刺时高度相关[3]。说明在可视性实验条件下,不同的刺激信号对大脑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也说明神经信息学工具在针刺镇痛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为揭示针刺机理提供了可视性实验依据。

在可视性实验条件下,穴位作为信息反应和接收装置,其特异性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尹氏等[3-4]研究发现,针刺足三里可以引起脑内植物神经中枢(视丘下部)局部血流和葡萄糖代谢增加,而胃肠运动是受植物神经支配的,这就为针刺足三里治疗胃肠疾病的中枢调节机制找到了可视性实验依据。针刺足三里还可以引起脑内额叶和颞叶代谢增加,这又为足三里具有调节精神智能的功效提供了根据。另有研究发现,针刺曲池引起中脑导水管、下丘脑、扣带回、尾核等边缘系统信号变化,为临床选用曲池治疗各种慢性疼痛疾病、胃肠道疾病、糖尿病提供了理论基础[5]。针刺四关可激活额叶及后扣带回,可能与治疗精神类疾病有关[6]。

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了中枢神经系统在针刺神经信息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针刺特定穴可引起多处脑区出现反应,有的脑区被激活,也有被抑制的,而且随着针具、穴位等刺激参数或影响因素的变化可能呈现出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神经信息网络。通过细胞电生理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对针刺后脑功能发生变化的区域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这些核团的电生理、神经递质、内分泌激素和免疫相关因子也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变化。

3神经信息学方法为针刺机理的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脑功能成像、电生理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免疫组织化学等新方法、新技术的运用极大促进了我们从宏观、微观等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人脑以及针刺机理,还可以从细胞、分子和基因等不同水平获得大量神经信息学的资料。而我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能否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性研究和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将先进的信息科学手段和神经生物科学的研究相结合,在神经生物科学大量复杂的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实验数据,运用数据库、计算机技术等信息学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加工、处理、整合及数学模拟,使得我们可能从现有的、海量的实验数据中找出神经信息获取、处理和整合的规律和法则,提出在各种刺激条件下,脑内信息加工的数学模型的实验假设和以计算机模拟脑内神经信息网络。如李氏[7]在神经信息流研究中,应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分析了癫痫患者临床信号,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判断出癫痫发作时各区域之间的影响方向,并揭示了癫痫传播机制。神经信息学专家认为,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即实验数据→数学理论→计算机模拟和预测→生物学实验验证→数学模型与验证后的理论,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从而发现新的规则。

所以,神经信息学为针刺机理和经络实质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途径,我们可以从神经信息和信息处理的观点来研究针刺机理,研究神经信息系统的载体形式,神经信息的产生、传输与加工,以及神经信息的编码、存储与提取机理等,并从系统和信息的观点建立以生物学实际为基础的人体生物网络模型。

【参考文献】

1]韩济生.针刺镇痛原理[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63.

[2]李霁,张俊海,董竞成.针刺镇痛对坐骨神经痛患者脑功能成像的影响[J].上海针灸杂志,2007,26(8)：3－6.

[3]尹岭,金香兰.针刺足三里穴PET和fMRI脑功能成像的初步探讨[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2,8(9)：523－524.

[4]孙锦平,尹岭.针刺足三里穴的脑功能成像及动物实验研究[J].中国基础科学,2003,(2)：39－41.

[5]闫立平,孙忠人,谢兵,等.电针曲池穴脑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表现[J].针灸临床杂志,2005,21(3)：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