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范文10篇

罪名范文篇1

罪名是法律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名称，是对某种犯罪的本质特征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罪名不规范、不统一的没有采纳这个建议。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问题，一直是以往刑事司法工作中比较院于1996年9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修改刑突出的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法座谈会时，就商定修订的刑法如果在人民检察院历来都十分重视对罪名规范人代会上通过，将对罪名进行系统的专化、统一化的研究。.从历史发展上看，用门研究。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实现罪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名规范化、统一化的问题，主要经历了三(修订草案)》后，刑法修改小组即根据刑个发展阶段:法分则条文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

提出第一阶段，1956年、1981年，最高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共计如5民法院曾两次试图对罪名作出系统的总个，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人结或解释。第一次是1956年，最高人民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了《关于中华院针对建国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审判了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的解释(稿)》，又多大量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当次讨论修改，于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时国家还没有制定和颁布刑法，导致在法院第951次审判委员会再次讨论，通过确定罪名、适用刑罚方面存在不一致的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混乱现象，调集和审阅了192侧)余件刑事定罪名的规定》，确定了413个罪名，并于案件，起草了《关于罪名、刑种和量刑幅12月16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度的初步总结》(初稿)，拟定了当时刑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判中通用的9类罪、92个罪名和10个刑次对刑法分则罪名作出全面、系统的解种。

如，妨害公共安全罪(6项)、侵犯公共释。财产罪(8项)等。但由于当时国家政治形第三阶段，1999年至20()9年，这段期势发生重大变化，刑事政策也做了相应间，随着七个《刑法修正案》的颁布，最高调整，因此，没有对《总结》进行修改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先后稿。第二次是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了三个《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生效实施后，各级人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解决了全国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有些罪名的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用不一致的问题，为了准确地适用刑法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分则的罪名，又起草了《关于适用刑法分问题，使刑法罪名确定得到了逐步完善。则罪名的初步意见》，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关于刑法分则目前罪名的总体数量，修的8类罪，提出了128个罪名。

不仅明确规订刑法施行后，1997年12月25日最高人定了刑法分则每一条的罪名，而且提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了每一种罪的概念，有些还指出了认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共确定了414个某种罪应当注意的问题，但因各种原因罪名。20()2年3月26日，“两高”《关于执行也没有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第二阶段，19%年、1997年，结合新规定》新增6个罪名，同时减少2个旧罪刑法典的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分名。2003年8月21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则罪名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解释。在刑法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修订过程中，许多学者建议以立法的形定(三)》新增14个罪名。20(]9年10月14日式对刑法中的罪名作出明文规定，最高“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人民法院也为此提出了建议，但立法机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新增9个关认为，罪名立法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这罪名。截至目前，刑法分则共有罪名料5次修订刑法来不及研究这个问题。

二、刑法罪名确定的主要根据

1简洁概括原则。罪名应当严格过失犯罪罪名表述应当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都应当根据罪状来确定。但如上所述，罪状不等原则。

构成过失犯罪必须造成严重后有具体的罪状和具体的法定刑。对于这于罪名，除简单外，不能将罪状直接作为果。因此，过失犯罪的罪名应当体现犯罪样的具体犯罪，都应当有具体的罪名。这罪名。罪名应当在罪状的基础上，选择最结果。例如，因过失造成事故的犯罪，罪是确定罪名的最一般原则。正确确定罪能反映某一犯罪本质的名称，对罪状进名中一般要体现“事故”;同样，因过失造名主要根据有五项:行高度概括。因此罪名应当简洁、概括、成水灾、爆炸等结果的。

罪名范文篇2

关键词:罪名罪名立法化刑法罪名解释确定罪名的原则

正确认定罪名，对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准确认定犯罪性质，恰当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回顾了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前司法实践中适用罪名的情况；概述了由于1979年刑法（简称79刑法）和1997年刑法（简称97刑法）均未实现罪名立法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的过程；以及为了有利于统一司法，根据1998年至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1个单行刑法、6个刑法修正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先后联合制定三个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的过程。同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阐述了确定罪名应当遵循的原则，分析了正确认定罪名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罪名的概念和正确确定罪名的重要意义

罪名，是指法律规定的犯罪的名称。罪名与罪状是密不可分的，又有所区别。罪状，是对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的描述。由于描述的方式不同，可分为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和空白罪状。97刑法叙明罪状占多数，这在立法技术上是一种进步。但是，罪状并不等于罪名，罪名包含在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罪状之中，是对某种犯罪的本质特征或者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而罪状包括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其范围比罪名要广。

正确确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是我国刑事立法健全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这一原则，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的是什么罪，适用什么刑罚，必须严格依法确定。

其次，有利于严格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作了科学概括；“但书”则是区分罪与非罪界限的总的标准。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和正确确定罪名，有助于防止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把那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或者虽有违法，但没有达到“情节严重”、“情节恶劣”、“数额较大”、“后果严重”的程度，尚不构成犯罪，应当由党纪、政纪或者行政手段处理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再次，有利于严格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刑法总则规定了犯罪构成的一般原理和共同要件，刑法分则条文则规定了每一种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决定了不同性质犯罪之间的区别。罪名正是决定某种犯罪行为性质的标准。正确确定罪名，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掌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否则，就容易混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最后，有利于恰当量刑。罪刑相适应（又称罪刑相当）是我国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罪刑相当、罚当其罪是这一原则的根本要求。正确确定罪名，有利于做到罪重的适用重刑，罪轻的适用轻刑，防止畸轻畸重。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79刑法颁布前司法实践中适用罪名的情况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同一天宣告成立）后至1979年6月的30年间，中国没有制定刑法典。但为了配合当时正在开展的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于1951年和1952年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单行刑事法规，为惩治反革命犯罪、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变造国家货币犯罪和贪污犯罪，提供了重要法律武器。从整体上来看，当时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主要是依据党和国家制定的刑事政策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政策精神、刑法理论在审判过程中对个案所作的解释作为判案的依据。

为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高人民法院就试图对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作出系统总结。这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审判了大量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当时国家还没有制定和颁布刑法，导致在确定罪名、适用刑罚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混乱现象。因此，董必武同志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才一年多时间，就于1955年11月提出，对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应当进行总结，以改进刑事审判工作，克服混乱现象，也可以为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提供实际资料。于是在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著名法学家张志让先生的主持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力量，从最高人民法院、6个前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即大区分院）和一些高级、中级、基层人民法院，调集和审阅了19200余件刑事案卷，从中选出5000余件案卷，作为直接研究问题、总结工作的基础材料，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起草了历史上著名的《关于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初稿）》（简称《初步总结》），包括当时刑事审判中通用的9类罪、92个罪名和10个刑种。9类罪、92个罪名是：（1）反革命罪（16项）；（2）妨害公共安全罪（6项）；（3）侵犯公共财产罪（8项）；（4）妨害经济秩序罪（15项）；（5）侵犯人身罪（15项）；（6）侵犯公民财产罪（6项）；（7）妨害婚姻、家庭罪（6项）；（8）妨害管理秩序罪（15项）；（9）职务上的犯罪（5项）。10个刑种是：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劳役、管制、逐出国境、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罚金、公开训诫。《初步总结》对各个罪名的特征、量刑幅度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并选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案例。遗憾的是，当时由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刑事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对《初步总结》进行修改、定稿工作。《初步总结》虽然没有正式出台，但对以后的刑事司法工作乃至立法机关起草刑法典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79刑法和97刑法均没有实现罪名立法化

（一）第一部刑法典没有规定罪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正确适用法律、提高刑事审判工作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79刑法没有实现罪名立法化，即以立法的形式对刑法中的罪名作出明文规定；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而制定的23个单行刑法中，除《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等极少数几个单行刑法中的个别条文，主要采取定义式方法明确规定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行贿罪、偷税罪、抗税罪、侵占罪等罪名外，基本上也没有规定罪名，即刑法理论界称之谓“不明示罪名”。这就需要有权解释的机关对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罪状所描述的犯罪构成特征进行归纳、推理。有的学者把这种确定罪名的方式称之为“暗含推理式”。但由于人们对罪状的理解不同，认识不一致，导致罪名不统一、不规范。例如，《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9条规定的“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行为，究竟应确定为何种罪名，在刑法理论界、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看法不一致。刑法学界有的主张定为“企业人员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职员受贿罪”；立法机关主张定为“公司人员受贿罪”；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张定为“受贿罪”；最高人民法院邀请首都著名刑法学家充分论证，并经审判委员会两次讨论，确定为“商业受贿罪”。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本身就是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对商业贿赂行为已有明确规定，易于与《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1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的行为（即“受贿罪”）区别开来。⑶这种情况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为了准确地适用刑法分则的罪名，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期间，就组织包括刑法学教授在内的力量，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参考各地刑事审判实践经验，起草了《关于适用刑法分则罪名的初步意见》（1981年11月）⑷（简称《初步意见》）。《初步意见》根据刑法分则规定的8章、8类罪，确定了128个罪名。它们是：（1）反革命罪（20个罪名）；（2）危害公共安全罪（20个罪名）；（3）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15个罪名）；（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23个罪名）；（5）侵犯财产罪（9个罪名）；（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26个罪名）；（7）妨害婚姻、家庭罪（6个罪名）；（8）渎职罪（9个罪名）。《初步意见》不仅明确规定了刑法分则每一条文的罪名，而且提出了每一种罪的概念，有的还指出了认定某种罪应当注意的问题。为了慎重起见，这个《初步意见》并没有提交最高人民法院于1981年在石家庄市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因而没有出台。

（二）第二部刑法典也没有规定罪名。79刑法自1980年1月1日生效施行17年来，对于有力惩治刑事犯罪活动，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基本刑事法律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客观形势的发展对刑法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要求。按照立法规划，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在原来调研的基础上，着手对79刑法进行修订，以制定出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⑸而罪名立法化是修订刑法时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不少学者建议，⑹修订刑法时应当努力实现罪名立法化。多数学者主张采取一条文一罪名的原则、一罪名一罪状的立法模式取代纯粹的罪状描述的立法模式。最高人民法院也为此提出了建议。立法机关认为，罪名立法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投入许多人力和时间，这次修订刑法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这不能不说是修订刑法的不足。

四、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初步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

罪名不规范、不统一是当时刑事司法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当研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鉴于这次修订刑法没有实现罪名立法化，最高人民法院刑法修改小组于1996年9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修改刑法座谈会时，就商定修订的刑法如果在人代会上获通过，将对罪名进行系统的专门研究。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后，刑法修改小组即根据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修订刑法讨论中的意见和立法精神，并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共计405个，作为我们研究的重要成果，编入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刑法修改小组成员撰写的《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一书。⑺当然，这只是我们从学理上学习、研究刑法的点滴心得、体会，不一定准确，仅供读者学习、研究刑法分则时参考。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97刑法，解决长期困扰刑事司法工作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罪名作出规定。所谓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审判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属有权解释。⑻为此，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的基础上，会同刑事审判第一庭深入下级人民法院进行调查研究；1997年8月在宁夏邀请出席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年会的部分刑法学界著名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并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形成《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的解释（稿）》，于1997年10月2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38次会议讨论原则通过。之后，又分别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的意见。经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51次会议再次讨论，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确定了413个罪名，并于12月16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的形式对外公布。这是建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刑法分则罪名作出全面、系统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用“规定”的形式，是因为按照当时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三种。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对于审判工作提出的规范、意见，采用“规定”的形式，⑼而确定罪名正是对刑事司法工作的规范。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届检察委员会第81次会议也于1997年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⑽确定了414个罪名。实践证明，关于确定罪名的规定和关于罪名的意见的公布施行，对实现罪名的规范化、统一化，准确认定犯罪性质，正确确定罪名，提高办案质量，提高司法水平，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五、刑法罪名解释的补充和发展

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罪名的规定公布施行后，“两高”又先后于2002年3月26日、2003年8月15日和2007年10月25日联合制定、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二）》和《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简称三个补充规定，或者《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二）》、《补充规定（三）》）。

（一）“两高”制定三个确定罪名补充规定的原因

一是刑事立法有了发展。97年刑法于1997年10月1日生效施行后，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至2006年6月，先后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8年12月29日）（以下简称《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1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2005年2月28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6月29日）（简称刑法修正案，或者《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二）》……），对97刑法分则的有关内容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或者增设了新的罪名，或者对刑法分则有关条文的罪状或者法定刑作了修改，成为97刑法分则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决定》和刑法修正案同样没有规定罪名，客观上要求明确新增和修改的罪名。例如，按照第一个《补充规定》，《决定》和《刑法修正案（三）》新增设了“骗购外汇罪”、“资助恐怖活动罪”等罪名；同时修改了若干97刑法规定的罪名，如由于《刑法修正案（三）》第1条、第2条对罪状作了修改，因而将《刑法》第114条、第115条原规定的“投毒罪”罪名，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罪名，并取消了投毒罪的罪名。

二是“两高”关于97刑法罪名的解释中有5个罪名的意见不一致，需要加以协调、统一。经过协商，“两高”取得了共识，在2003年3月26日联合制定、公布的《补充规定》中作了调整。如确定《刑法》第397条为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两个罪名，取消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原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的罪名；《刑法》第399条第1款为徇私枉法罪、第2款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取消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原规定的“枉法追诉、裁判罪”和最高人民法院原规定的“枉法裁判罪”的罪名；《刑法》第406条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取消了最高人民法院原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的罪名。

（二）“两高”三个补充规定确定新增、修改的罪名

三个补充规定确定1个《决定》、6个刑法修正案共新增罪名23个，但实际新增罪名22个。这是因为，《补充规定》原确定《刑法》第186条为“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和“非法发放贷款罪”两个罪名。由于《刑法修正案（六）》第13条对《刑法》第186条的罪状作了修改，《补充规定（三）》决定取消“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的罪名，只保留了“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罪名。加上97刑法原有罪名413个，这样，至2006年6月29日，刑法共有罪名435个。同时，修改刑法原有罪名31个（其中取消原有罪名23个）。

六、确定罪名应当遵循的原则

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都有具体的罪状和具体的法定刑。这应当是确定罪名的最一般原则。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罪名，还遵循以下原则：

（一）法定原则（又称合法原则）。即必须严格根据刑法分则条文和刑法修正案条文中对罪状的描述来确定罪名。罪状与罪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能离开法律规定的罪状滥定罪名，应当使罪名都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性。例如，《刑法》第19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就是罪状；根据这一罪状概括出来的罪名，就是“集资诈骗罪”。凡法律明确规定“犯前款罪”或者“犯前两款罪”的，一般应按前款罪或者前两款罪确定罪名。例如，《刑法》第397条第2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第一款是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规定。对于第二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徇私舞弊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是否构成单一罪名的问题，争论很大。一种意见认为，本款是新增设的罪种，应单独确定为徇私舞弊罪。理由是：本款规定的行为和法定刑均与第一款不同。在行为上，不仅要有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行为，而且要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在法定刑上，犯第一款规定的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第二款规定的法定刑要比单纯的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罪要重，目的是为了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严重的渎职行为；⒀甚至认为“徇私舞弊罪是1997年刑法中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并列的三大基本渎职犯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第2款是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第一款罪如何处罚的规定”⒂，因而不构成单一罪名。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是：本款明文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说明徇私舞弊仅仅是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一个加重处罚情节，量刑情节不影响犯罪的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本款法定刑所以重于第一款的法定刑，是因为本款行为是第一款行为的加重处罚情节。上述结论也并不绝对，关键要看第二款的行为是否为第一款的行为所涵盖。如《刑法》第128条第1款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第2款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由于第2款规定的行为不为前款所涵盖，因此，“两高”将第1款确定为：“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第2款则确定为“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这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法定原则是确定罪名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则，其他原则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

（二）准确原则（又称科学原则）。罪名应当主要反映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因此，应当以犯罪行为侵犯的直接客体为主来确定罪名。因为，犯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反映了某一犯罪的最本质特征，侵犯的直接客体不同，犯罪性质也不相同。应当尽量避免在罪名中出现犯罪主体、罪过。但如果此罪与彼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犯罪主体或者罪过形式上，为了有利于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必要时也可以在罪名中出现主体、罪过。例如，为了与《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作证罪相区别，将《刑法》第306条定为“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又如，为了与《刑法》第324条第3款规定的过失损毁文物罪相区别，将该条第1款定为“故意损毁文物罪”。

（三）简括原则。罪名应当严格根据罪状来确定。但如上所述，罪状不等于罪名，除简单罪状外。不能将罪状直接作为罪名。罪名应当在罪状的基础上，选择最能反映某一犯罪本质特征的名称，对罪状进行高度概括。因此，罪名应当简洁、概括，避免冗长、啰嗦。例如，《刑法》第158规定：“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将这一罪状概括为“虚报注册资本罪”。

（四）明确原则。罪名必须明确，不能笼统、含混。因此，罪名的文字表述尽量要做到顾名思义，避免使用可能产生歧义或者可以有两种以上解释的词语，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有的罪状很长，如果实在无法高度概括，则宁可罪名长一些，也要保证明确。如《刑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罪作斗争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至2006年6月，先后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8年12月29日）（以下简称《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1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2005年2月28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6月29日）（简称刑法修正案，或者《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二）》……），对97刑法分则的有关内容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或者增设了新的罪名，或者对刑法分则有关条文的罪状或者法定刑作了修改，成为97刑法分则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决定》和刑法修正案同样没有规定罪名，客观上要求明确新增和修改的罪名。例如，按照第一个《补充规定》，《决定》和《刑法修正案（三）》新增设了“骗购外汇罪”、“资助恐怖活动罪”等罪名；同时修改了若干97刑法规定的罪名，如由于《刑法修正案（三）》第1条、第2条对罪状作了修改，因而将《刑法》第114条、第115条原规定的“投毒罪”罪名，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罪名，并取消了投毒罪的罪名。

二是“两高”关于97刑法罪名的解释中有5个罪名的意见不一致，需要加以协调、统一。经过协商，“两高”取得了共识，在2003年3月26日联合制定、公布的《补充规定》中作了调整。如确定《刑法》第397条为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两个罪名，取消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原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的罪名；《刑法》第399条第1款为徇私枉法罪、第2款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取消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原规定的“枉法追诉、裁判罪”和最高人民法院原规定的“枉法裁判罪”的罪名；《刑法》第406条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取消了最高人民法院原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的罪名。

（二）“两高”三个补充规定确定新增、修改的罪名

三个补充规定确定1个《决定》、6个刑法修正案共新增罪名23个，但实际新增罪名22个。这是因为，《补充规定》原确定《刑法》第186条为“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和“非法发放贷款罪”两个罪名。由于《刑法修正案（六）》第13条对《刑法》第186条的罪状作了修改，《补充规定（三）》决定取消“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的罪名，只保留了“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罪名。加上97刑法原有罪名413个，这样，至2006年6月29日，刑法共有罪名435个。同时，修改刑法原有罪名31个（其中取消原有罪名23个）。

（三）简括原则。罪名应当严格根据罪状来确定。但如上所述，罪状不等于罪名，除简单罪状外。不能将罪状直接作为罪名。罪名应当在罪状的基础上，选择最能反映某一犯罪本质特征的名称，对罪状进行高度概括。因此，罪名应当简洁、概括，避免冗长、啰嗦。例如，《刑法》第158规定：“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将这一罪状概括为“虚报注册资本罪”。

（四）明确原则。罪名必须明确，不能笼统、含混。因此，罪名的文字表述尽量要做到顾名思义，避免使用可能产生歧义或者可以有两种以上解释的词语，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有的罪状很长，如果实在无法高度概括，则宁可罪名长一些，也要保证明确。如《刑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最后，本条第2款没有“犯前款罪”的规定。而从立法体例看，凡有“犯前款罪”的规定的，第2款规定的行为应按第1款的规定定罪，按第2款的规定量刑。基于同样道理，《补充规定（三）》将《刑法修正案（六）》第18条第2款单立为“开设罪”。再次，根据刑法修正案对罪状的修改，将两个罪名合并为一个罪名。根据79刑法第186条第1款、第2款的罪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制定的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曾将本条第1款和第2款确定为两个罪名，即“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第1款）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第2款）。关部门在执行上述法律规定时遇到两个问题：一是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要经过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等程序。如果贷款造成损失，应当在哪个环节上定罪，很难界定。二是对贷款造成“较大损失”的时间和认定标准难以确定。例如，是以立案时的损失计算，还是以量刑时的损失计算？存在分歧。因此，人民银行、银监会等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对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不要考虑是否造成损失，只要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巨大，就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立法机关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刑法修正案（六）》第13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1款、第2款修改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同79刑法186条第1款、第2款相比较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六）》第13条作了以下修改：第一，修改了犯罪构成，将违法向一般人发放贷款构成犯罪的标准，由“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第二，将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造成较大损失的”和违法向关系人以外的人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这一构成犯罪的不同损失标准，合并为一个标准，即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最后，《刑法修正案（六）》将第1款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这一罪状，修改为第2款“从重处罚”的情节。因此，《补充规定（三）》将原来规定的两个罪名，合并为一个罪名，即违法发放贷款罪。最后，罪名的表述要准确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第1款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8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修正后的刑法第163条第1款和第164条主要是将原刑法条文规定的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如何准确确定这两个法律条文的罪名，在征求罪名意见过程中争论较大，曾出现过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分别定为“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主要理由是：从立法说明中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六）》修改这两个法律条文的立法本意，就是惩治目前正在全国开展的商业贿赂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曾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9条规定的“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行为，定为“商业受贿罪”；从司法实践看，这类行为主要发生在商业活动中，且可与我国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相衔接；如果定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作为选择性罪名，“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严格讲不能属于规范性的罪名。

第二种意见主张分别定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主要理由是：能够直接、准确地反映刑法修正案所修改的刑法条文规定的具体罪状；“商业贿赂”一语是作为概括性术语表述的，目前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商业贿赂犯罪尚无明确定义，如果定为“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就会将刑法第163条、第164条规定的行为限定于商业活动中，而事实上这类行为并不一定限于商业活动，势必会使人产生误解，从而缩小打击面；目前正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活动，涉及刑法规定的8个罪名，除《刑法》第三章规定的第163条、第164条外，还包括《刑法》第八章规定的6个罪名⒅，如果定为“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会使人误认为商业贿赂仅限于这两个条款的规定，影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

第三种意见主张分别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主要理由是：经修正案修正的《刑法》第163条第1款、第164条所指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样表述罪名，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两种犯罪的本质特征，避免上述两种意见的不足，既不会使人产生误解，缩小对商业领域贿赂犯罪行为的打击，又不会遗漏对发生在商业领域之外的贿赂犯罪行为的惩处，且能够与刑法第163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区别开来。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两次讨论，最后经协调采纳了第三种意见。

结语

从国外立法例来看，罪名的规范化、统一化，应当是立法机关的任务。许多国家的刑法典都实现了罪名立法化。例如，日本1974年改正刑法草案第320条规定：“（窃盗）窃取他人之财物者，为盗窃罪，处十年以下之惩役”。⒆德国刑法（1974年4月22日修正公布）第177条规定：“（强奸）（一）以强暴或对身体、生命立即之危险，胁迫妇女与自己或第三人为婚姻外之性交行为者，处二年以上自由刑。（二）情节轻微者，处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自由刑。（三）因犯罪而轻率致被害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上自由刑”。⒇美国模范刑法典除在每一条规定罪名外，还设专编（第二编）、专章规定“犯罪之定义”。如第211条规定：“杀人罪（1）任何人以蓄意、故意、轻率、过失使他人死亡者，即犯杀人罪；（2）杀人罪分为谋杀、故意杀人及过失杀人。”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初步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替代立法机关的工作。笔者殷切希望，在将来再次修订刑法时，能把罪名立法化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加以研究、解决。

注释:

⑴周道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671页。

⑵周道鸾：《新中国司法解释工作的回顾与完善司法解释工作的思考（代序）》[C]，同前注⑴，第11-12页。

⑶《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J]，《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年第1期，第13页。

⑷同前注⑴，第672-681页。

⑸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要求中央各政法部门成立刑法修改小组。当时院领导决定由我和张军同志（时任研究室副主任，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刑法修改小组的负责人，因而参与了刑法修改的全过程和制定刑法罪名解释的过程。

⑹喻伟、康均心：《论我国罪名立法的修改与完善》[C]，载高铭暄：《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450页；薛瑞麟：《关于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思考》[J]，《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第33-34页；《全国市场经济与刑法修改和完善研讨会综述》[J]，《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第118-119页；周道鸾：《刑法刑诉法的修改与司法解释的完善》[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7页。

⑺周道鸾等：《刑法的修改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80-920页。

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进行解释。”

⑼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的若干规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第3期，第96页。

⑽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全集》[M]，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80页。

⑾详情参见周道鸾、张军：《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7页。

⑿王作富：《中国刑法的修改与补充》[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325页；赵秉志：《中国刑法典的修改与适用》[M]，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

⒀欧阳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刑法注释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780页。

⒁陈兴良：《刑法疏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52、654页。

⒂胡康生、李福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M]，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64页。

⒃曹子丹、侯国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精解》[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同前注（7），第806页。

⒄参见黄太云：《立法解读：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39页。

⒅指受贿罪（《刑法》第385条）、单位受贿罪（《刑法》第387条）、行贿罪（《刑法》第389条）、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391条）、介绍贿赂罪（《刑法》第392条）、单位行贿罪（《刑法》第393条）。

⒆参见《各国刑法汇编（上）》[M]，台湾地区司法通讯社1980年版，第378页。

罪名范文篇3

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一直呼吁罪名的立法化，但在刑法修订过程当中，立法机关仍然未采纳此建议。确立罪名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再一次交给了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9日的司法解释将97年刑法的罪名确定为413个。那么，这413个罪名与修订前刑法的相关罪名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这不仅仅是纯粹的刑法理论问题，而是直接与刑法司法实践紧密相关。例如，同样一个罪名，在97年刑法与79年刑法中，其内容是否一致，新刑法新增罪名是否有溯及力以及“口袋罪”分解以后所产生的罪名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等等。据此，本文将就新刑法中的罪名作一番粗浅的类型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罪名的第一层次分类：传统罪名与新罪名

这是根据两部刑法典（即79年刑法与97年刑法）之间的比较所作的第一层次的分类，也是新刑法罪名的基础性分类。所谓传统罪名是指79年刑法与97年刑法都确立的罪名，如盗窃罪、诈骗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等等。所谓新罪名是指在79年刑法中没有确立，但在97年刑法中予以确立的罪名。如97年刑法中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合同诈骗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等，这些都是79年刑法所没有的罪名，故称之为新罪名。

二、罪名的第二层次分类

（一）、第二层次分类之一：对传统罪名的分类虽然传统罪名是指前后两部刑法都规定的罪名，但根据其所涵盖的内容，可以把传统罪名分为以下三种：

1、完全保留的传统罪名：即罪名本身及其所概括的具体犯罪的本质特征均未发生任何的变化。如故意杀人罪，79年刑法第132条与97年刑法第232条都确立了此罪名，且二者所反映的内容及其本质特征完全一致。同样的罪名还有如放火罪（79年刑法第105条、97年刑法第114条）、故意伤害罪（79年刑法第134条、97年刑法第234条）、强奸罪（79年刑法第139条第1款、97年刑法第236条第1款）、重婚罪（79年刑法第180条、97年刑法第258条）、盗窃罪（79年刑法第151条、97年刑法第264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79年刑法第159条、97年刑法第291条）等等。

2、修正的传统罪名：即罪名有所变化，但其所反映的具体犯罪的实质内容未发生变化。如97年刑法第233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与79年刑法第133条的过失杀人罪，其罪名虽殊，但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过失杀人”中的“杀人”两字隐含着故意的心理态度，不能确切地反映本罪的主观特征，容易引起误解。而“过失致人死亡”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因而也更科学、更准确。

3、非完全保留的传统罪名：即97年刑法与79年刑法所规定的罪名虽然一致或者基本一致，但其实质内容发生重大变化。这里存在四种情况：

第一、主体的变化。如79年刑法第158条与97年刑法第290条都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但前者较后者的主体为窄。前者仅限于“首要分子”，而后者则不仅包括“首要分子”，还包括“其他积极参加的”。又如79年刑法第147条与97年刑法第251条都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规定，但前者较后者的主体为宽。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后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第二、对象的变化。如97年刑法第276条的破坏生产经营罪与79年刑法第125条的破坏集体生产罪，应该说这二者的罪名基本是一致的，而事实上前者也正是根据后者发展而来。但二者在对象上明显有别，后者仅限于集体生产，而前者则不限于此。

第三、行为方式的变化。97年刑法第110条与79年刑法第97条都是间谍罪，然而在79年刑法中“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是反革命破坏罪的客观行为之一，不是间谍罪的内容，而97年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破坏罪，“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则成为间谍罪的客观行为之一。

第四、多个因素的变化。即主体、对象或行为方式有多项发生变化。如97年刑法第279年刑法条与79年刑法第157条都是妨害公务罪，但二者在对象及行为方式上有所不同。79年刑法中规定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方式是“暴力、威胁方法”；而在97年刑法中规定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工作人员”，且行为方式不限于“暴力、威胁”（指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所说的罪名有关内容的变化，并不包括法定刑的变化（二）、第二层次分类之二，新罪名的分类（按渊源分类）新罪名按其产生的渊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根据有关的补充规定、决定而产生：97年刑法有很多这样的罪名，例如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新罪名，都来源于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新罪名来源于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有关犯罪的罪名基本上都源于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2、根据其他经济、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中有关刑事罚则（即附属刑法）而产生：如97年刑法第222条虚假广告罪，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7条虚假广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又如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比照刑法（指79年刑法）第178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原来一些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已变成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新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②从而确立了新的罪名。如223条串通投标罪、365条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罪以及计算机犯罪、证券犯罪等等，这些罪名也都是下文所说的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

（三〕、第二层次分类之三：新罪名的分类（按其所产生的方法分类）

新罪名按其所产生的方法可以作如下分类：

1、分解的新罪名：有两种情况，

其一，原有的罪名被分解成数个新罪名，被分解的罪名本身已不存在。如79年刑法的投机倒把罪，现已分解为非法经营罪、倒卖文物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等新罪名，而投机倒把罪本身已不存在。又如流氓罪，现被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第237条第1款）、聚众斗殴罪（第292条）、寻衅滋事罪（第293条）、聚众淫乱罪（第301条）四个罪名,而流氓罪本身已不存在。

其二、原有的罪名被分解成数个罪名，被分解的罪名本身依然存在。如79年刑法的玩忽职守罪，现被分解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406条）、环境监管失职罪（第408条）、商检失职罪（第412条第2款）、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第413条第2款）等罪名，但玩忽职守罪本身还是存在的（第397条）。同样的情况还有诈骗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79年刑法的玩忽职守罪由于规定的过于笼统而被认为是三大“口袋罪”之一，99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刑法条文，尤其是刑法分则条文要具体明确，分解玩忽职守罪也就顺理成章。但是，玩忽职守罪被分解以后，在97年刑法第397条仍然保留了玩忽职守罪的罪名，而更为遗憾的是，所保留的玩忽职守罪依然是个“口袋罪”，这不能不使人对该罪分解以后的效果产生疑问。

2、扩展的新罪名：即原有的刑法规范对此类行为有规定，但97年刑法为其确立了新的罪名，并在内容上有所扩充。如第191条的洗钱罪。早在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第四条就有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及其来源的规定，修订后的刑法将其规定为洗钱罪，并且其掩饰、隐瞒的对象已经不限于犯罪，而是扩展到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3、聚合的新罪名：即在过去可以按刑法总则有关规定处理的行为，97年刑法将其聚合成一个新的罪名。如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该条规定：“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实施本章第102条、第103条、第104条、第105条规定之罪（即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笔者注）的”，构成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本罪来源于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3条。其实，刑法没有必要作此规定，更无必要单独规定一个新罪名，因为根据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上述行为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完全可以按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等犯罪的共犯来处理，根本不需要另设一个罪名。实际上，在97年刑法中类似的情况都未另设一个罪名，如156条的与走私通谋而提供便利的，还是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而按走私罪的共犯论处为虚置状态。这是指第155条第（3）项的走私固体废物罪。在97年的刑法中，走私固体废物罪是与间接走私并列的一种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其确立了一个新罪名。按照刑法第155条的规定，走私固体废物的，依照走私罪一节的有关规定处罚。但是由于固体废物不是、武器弹药、珍贵动物、淫秽物品等特定物品，故不能按刑法第151条、第152条规定处罚；同时固体废物没有应缴税额的问题，故不能按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处罚。以至形成无法对该罪判处刑罚的局面，从而造成该罪名的虚置。

（四）、第二层次分类之四：新罪名的分类（按其内容分类）

前文已经指出，本文所说的新罪名是相对于79年刑法的规定而言的，也即79年刑法没有确定，而在99予以确定的罪名。然而对于罪名的分类远非如此简单的两分法就足够。事实上，在79年到97年这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刑法规范不仅仅只限于这两部刑法典，在这十几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二十多部有关刑法的补充规定、决定，此外还有大量的附属刑法规范，这其中也确立了为数众多的罪名。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对本文所定义的新罪名作进一步的划分，也即根据97年刑法颁布之前，在众多的刑法规范中有无确立该罪名，可将新罪名分为纯正新罪名与非纯正新罪名。

纯正新罪名是指只是在97年刑法中予以确立，在此之前未确立或根本不存在的罪名。也就是79年刑法以及此后的补充规定、决定和附属刑法中都未确立的罪名。这类罪名在97年刑法中为数不少，如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226条强迫交易罪、第283条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302条盗窃、污辱尸体罪、第381条战时拒绝军事征用罪、第409条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第418条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等等非纯正新罪名是指在79年刑法中没有确立，但在以后颁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补充规定、决定以及有关的附属刑法中予以确立，而为97年刑法所吸收的罪名。此种罪名，相对于79年刑法是新的，但相对于以后的补充规定、决定或附属刑法又不是新的、故称之为非纯正新罪名。在97年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绝大多数都是此种罪名。如97年刑法第158条虚报注册资本罪，此罪名在79年刑法中并未规定，但它并非在97年刑法中首次出现，它实际上是源于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的第158条。又如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79年刑法同样没有规定该罪名，但它源于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第1条。再如97年刑法第384条的挪用公款罪，79年刑法没有规定，但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补充规定》第3条则作了规定，97年刑法对其予以继承。事实上，97年修订刑法，立法机关基于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的考虑，将79年刑法实施17年以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修改的补充规定和决定经修改编入97年刑法。③相应地，97年刑法中大量出现这类非纯正新罪名也在情理之中。让我们回头再看看纯正新罪名，可以说这类罪名在97年刑法颁布之前，在我国刑法领域是根本不存在的。然而，是不是就可以认为，这类罪名所概括的行为在过去是不作为犯罪处理了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本文所说的纯正新罪名作进一步的划分。

三、罪名的第三层次的分类：对纯正新罪名的分类

纯正新罪名是指在97年刑法中首次出现的罪名，可以说是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刑事立法创新与发展的集中体现。那么，该类罪名所反映的行为在97年10月1日之前是不是都不认为是犯罪呢？答案是当然是否定的。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我们把纯正新罪名分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和形式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形式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这类罪名从表面上看是在97年刑法中首次出现，在此之前根本不存在或是不明确，但它所涵盖的行为在过去并非不作犯罪处理，恰恰相反，在97年之前还是有相应的刑法条文对其予以认定处罚，97年刑法只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相应的罪名。如97年刑法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这是一个纯正新罪名，但对于该罪所规定的各种非法经营行为，以往的刑法并非不认为是犯罪，它完全可以根据79年刑法第117条的投机倒把罪的规定予以处罚。又如对于寻衅滋事的，97年刑法确立了一个独立的新罪名，即293条的寻衅滋事罪，而在79年刑法中对此可以按第160条定流氓罪。再如，97年刑法第307条第2款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这是一个纯正新罪名。但在以往，对于帮助犯罪分子消灭罪迹、隐藏或者毁灭罪证的，完全可以依照79年刑法第162条包庇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形式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的罪名名称虽新，但其犯罪化的范围并未因此而扩展，也就是说，与以往的刑法规范相比，它不是解决某一行为的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是仅仅解决了此罪（名）与彼罪（名）的问题。

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与形式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不同，这类罪名不仅是名称上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概括的行为在过去是不认为是犯罪或者无法直接依照刑法条文按犯罪来处理。这里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情况、在79年刑法以及此后的补充规定、决定中，某种行为未规定为犯罪，更没有确立相应的罪名，同时，在其他附属刑法规范中，也未将其当犯罪来处理。实践中，当发生此种行为时，由于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可以定罪，所以，过去都认为是不构成犯罪。而在97年修订刑法的过程中，基于客观形式发展的需要，立法机关将其规定为犯罪，并为此确立了新的罪名。如97年刑法第165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第166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第302条盗窃、污辱尸体罪、第391条向单位行贿罪、第442条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罪等等。

第二种情况：对某种行为，在79年刑法以及此后的补充规定、决定中未明确规定为犯罪，但在其他有关的附属刑法中规，有对此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于是就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在附属刑法规范中认为构成犯罪，可在刑法典以及补充规定、决定中却找不到相应的条文对此予以定罪处罚。为解决这一矛盾，97年刑法明确将其规定为犯罪，并确立了新罪名。如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26条规定，有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当时不管是79年刑法还是有关的补充规定、决定都未规定相应的条文，实践中对此类行为是否要追究刑事责任、如何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为此，97年刑法第180条、第182条明确规定了此种行为构成犯罪，并确立了内幕交易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两个罪名。又如在97年刑法中,规定了两种计算机犯罪，即第285条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第286条的破坏计算机系信息系统罪。虽然对这两种行为，在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24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1996年邮电部颁布的《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第15条也规定“构成犯罪的，提请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根据当时的刑事法律规范，上述行为根本无法定罪处罚。这实际上反映了在我们的立法当中未能做到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协调一致。顺便指出，当97年刑法试图消除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之处时，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再一次让这种努力陷于尴尬。《证券法》“法律责任”一章中，出现大量的“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可翻开97年刑法，这些规定中绝大多数在刑法典中没有相对应的条文，也就是说，这些行为是根本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这种不协调的再一次出现，确实让人感到遗憾。第三种情况：对某种行为，过去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但在处理时，司法机关往往通过类推定罪。随着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类推制度被取消了。这在客观上，要求立法机关将过去类推定罪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为此，97年刑法确立了相应的条文，从而确立新的罪名。比如侵占他人遗忘物的，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按盗窃罪类推定侵占他人遗忘物。97年刑法在第270条明确规定此种行为为犯罪，并确定其罪名为侵占罪。

总之，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将以往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或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无法按犯罪处理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与过去的刑法规定相比，它不是解决此罪（名）与彼罪（名）的问题，而是解决罪与非罪问题。简而言之，也即是使犯罪化的范围得以扩张。需要指出的是，79年刑法颁布以后，在一些民事、经济、行政的法律法规中有多达130余条的条文规定了“依照”、“比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97年刑法将其中的许多条文予以吸收，并修订成刑法的具体条文。既然这种“依照”、“比照”的规定绝大多数是一种类推式的规定，那么，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罪名是不是我们前文所称的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呢？我们认为，这里的类推与前文所说的类推是不同的，前文的类推是司法类推。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前提下，人民法院根据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处罚。其本质是一种司法活动。它本身就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而这里的类推是立法类推，也即立法机关将非刑事法律规范中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其本质是一种立法活动。一经颁布，即可适用。它不仅不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相反可以及时有效地解决刑法滞后的问题。④故在“依照”、“比照”基础上产生的新罪名，不是本文所说的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

综上所述，在本文所讨论的各种类型的罪名中，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由于是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而具有显著的特点。在溯及力问题上与其他类型的罪名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对于1997年10月1日之前所发生的此种罪名所概括的行为，尽管1997年刑法认为是犯罪，但是由于行为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或者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根本无法按犯罪来处理，那么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对此只能认定为无罪。对于本文所论及的除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之外的各种类型的罪名，由于他们总体上是解决此罪（名）与彼罪（名）的问题（当然不排除一些罪名在构成要件上的变化而影响犯罪的成立），在溯及力问题上也应有别于前者，即必须考虑其构成要件、法定型等的变化，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来选择所适用的罪名。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论述。

附图：完全保留的传统罪名传统罪名修正的传统罪名非完全保留的传统罪名罪名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纯正新罪名形式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新罪名非纯正新罪名

参考书目：

①刘艳红《新刑法与罪名确立》载丁慕英、李淳、胡云腾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584页

②参见1997年3月6日王汉斌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罪名范文篇4

与其他犯罪相比，经济犯罪有其发生的特殊机理，有着以利益为导向的特殊发生规律。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既不是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唯一手段。“经济刑法具有补充性、二次性，经济刑法是对第一次规范(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1〕经济刑法中的术语应该严格于其他经济法规范文件中的术语。蒂德曼承认，“在法律后果上，刑法根本有别于其他法律领域，刑法制裁是可罚行为的一般法律后果，而无须考虑该行为的其他法律后果，在其他法律部门，可罚行为的恶害程度只是由其公正性要求来判定。”〔2〕“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例证，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以次充好’就不同于《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以次充好’，前者的范围应该更宽泛，包括以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失效变质的产品等冒充普通产品的行为，否则就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定罪处罚。”〔3〕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立法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纠正以往立法对其过度关注造成的不利影响。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代表着或预示着未来经济刑法的走向。研究这一立法动向有助于认清其立法发展规律，总结有益经验，发现其不足。这对完善经济犯罪立法甚至整个刑事立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表象概览: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之修正

我国刑法典将经济犯罪规定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所涉罪名达100多个，占刑法总罪名的1/4。可以说，经济刑法一直是我国刑法修改、完善中最活跃的领域。〔4〕从该章所处刑法典序列看，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在我国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修正案以其权威性与及时性应对着经济犯罪的变化。以下就历年修正案关于对经济犯罪的修正内容做一图表分解式的说明。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我国连续八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正。从修正时间上看，时间间隔较短，一般间隔两年，时间最长者间隔三年，时间短者间隔一年，甚至一年连续颁布两部修正案，修正频率较高。从修正罪名上看，经济犯罪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表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点:首先，采取两种修改方式。其一是修改罪名的方式;其二是增加罪名的方式。从涉及罪名数量上看，修改罪名数量明显多于新增罪名数量，但新增罪名呈逐次增加趋势。修正案(一)修改罪名7个，增加罪名1个;修正案(二)未增改罪名;修正案(三)修改罪名1个;修正案(四)修改罪名4个;修正案(五)修改罪名1个，新增罪名1个;修正案(六)修改罪名8个，新增罪名5个;修正案(七)修改罪名4个，新增罪名2个;修正案(八)修改罪名19个，新增罪名3个。修正案共计修改罪名次数64次，除去重复修正罪名，修改罪名61个，新增罪名12个。如果将拆解罪名加上，共有新罪名13个，涉及74个罪名，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总数的69%。修正案对本章节修正罪名之多、关注程度之高位居刑法各章之首。修正案罪名的过快增加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并且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法律干预的有限性。〔5〕因为“法律理论中的理想‘法律秩序’对于真正的经济行为世界等于零，因为两者处在不同的水准上，一个是在‘应有’的理想世界，另一个则在‘实有’的现实世界。……‘法律’只是一种具有实在效力的可能性而起到特定保障作用的‘秩序制度’。”〔6〕其次，从修正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的修正:罪名、罪状、法定刑。第一，罪名的修正。八次修正案先后增加了数个罪名，新增罪名属于重要的犯罪化方式之一。除新增罪名，对原有罪名的修正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对于能够涵盖原来行为的，不修改罪名，这类罪名一般以较为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如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等。另一类罪名相对较具体，随着罪状的扩充，原有罪名不能包含新增行为内容，需对原有罪名进行相应的扩充，如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本罪修改扩充后的罪名变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新增罪名大部分采用了具体描述模式，只有个别新增罪名采用概括模式。但对罪名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修正，都体现出犯罪化的一面，“选择犯罪化的目的，是通过严密法网来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7〕第二，罪状的修正。在修改罪名中，修正案对相关罪名的修改一般采扩充式。扩充罪状目的有二:其一是细化罪名，使得刑法更加明确，周延犯罪的各种情形，增加其可操作性。如在修正“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细化了滥用职权与过失两种犯罪形式。在修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对自买自卖及与他人串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规范，使其外延更周延。其二是扩张犯罪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具体表现为增加犯罪主体、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取消限制性条件等。如对“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修改，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张了本罪:一是废除“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目的;二是废除“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限制条件。又如，1997年刑法第161条“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源自《公司法》(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第212条的规定，〔8〕“而2005年《刑法修正案(六)》第5条修改后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使范围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定，但更有利于公平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9〕第三，法定刑的修正。法定刑修正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提高法定刑，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增加从重处罚条款，如强迫交易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种是改定罪条件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如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徇私舞弊的从重处罚。而在前罪名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徇私舞弊”之犯罪动机属于定罪要件，在此将其作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加重了对本罪的处罚。首先是取消了“动机”的限制要件，扩大了本罪成立范围;其次是规定了从重处罚条件。第三种是扩充处罚范围，如在洗钱犯罪中，增加了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其二是降低法定刑，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删除较重的刑罚，最为典型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删除。第二种是降低最低法定刑，限制基本刑罚中的最高刑罚，或者取消基本刑罚中的罚金。第三种是提高入罪门槛，间接降低刑罚。如在“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修改中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三是综合模式，包含提高与降低法定刑两种情形。此种方式集中表现为对罚金刑的修改上。以往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大多实行倍比罚金制，因倍比罚金制的固有弊端，修正案采用了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增加了司法可操作性，司法主体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所处时代及实时刑事政策、社会综合情况判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罚金。

二、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修正之两个发展趋势

(一)形式方面:修改方式的集中性到分散性之发展趋势

修改形式方面有如下两个发展趋势:一是罪名修改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二是修改内容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首先来看罪名归类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除修正案(二)外，其他7次关于经济犯罪的修正都体现出较强的集中性特点。如修正案(一)集中就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两小节犯罪进行了修正。其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3个罪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5个罪名。只有一个非法经营罪不属于上述两小节内容。修正案(三)集中就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洗钱罪进行了修正。修正案(四)则主要对走私罪中的两个罪名进行了修正。修正案(五)中的三个经济性罪名的修正都与信用卡类犯罪有关。修正案(六)则又集中对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两节的12个罪名进行修正或者增补。其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5个罪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7个罪名。从刑法修正案(七)开始，罪名的集中性修改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其中修正案(七)修正的6个罪名中，分布在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等4类犯罪中。修正案(八)的23个罪名分布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犯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等6小节犯罪中。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仍体现出对食品类犯罪、走私犯罪与金融秩序类犯罪较为集中的关注特点，但从罪名分布面上看，已体现出较强的分散性特征。其次来看内容修正的集中性向分散性发展之趋势。从罪名、罪状、法定刑修改情况来看，修正案(一)主要是通过修改原有罪名的方式完善经济立法。绝大多数的法定刑没有修改，修改点集中表现在罪状上，相应的一些罪名根据修改后的罪状做了修改。修正案(四)与修正案(五)罪名较少，其规律并不清晰。修正案(六)、(七)则集中在罪状的修改上，对于法定刑虽有涉及，但没有使用直接修改刑罚的方式，而主要是通过修改罪状间接改变刑罚。修正案(八)糅合罪状、法定刑综合修改模式，特别是对死刑极刑的直接废除，代表着经济犯罪修改刑罚的一种新趋向。在前述刑法修正案中，如果说对刑罚的修正还处于“通过修改罪状的方式间接修正刑罚”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状态下的话，修正案(八)则大张旗鼓直接对刑罚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刑法修正案采集中修正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问题的集中性、亟需性迫使立法者在短时间内做出应急性反应，而这与风险社会〔10〕的到来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现阶段的全球化、市场化是鼓励或者迫使人们进行各种有风险性的选择的。”〔11〕;第二，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将本次立法放在既有的框架内，可以突出问题，深入分析论证;第三，集中修正易使各修正案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利于问题的明确化。但毋庸质疑的是，修正案集中立法模式带有明显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罪名相对集中使每次修正的范围较小，易浪费立法资源。从修正案启动到起草、审查、通过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遵循同样程序，甚至花费同样的财力、人力下，扩大修正罪名的范围其效益明显大于小范围内的罪名修正，利于节约刑事立法资源;其二，罪名集中修正会造成立法者不能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内进行深度、全面思考，易造成片面性立法，使立法缺乏整体性;其三，修正方式的相对集中使得罪状、罪名、法定刑之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现象。如通过对罪状的修改，间接提高或者降低法定刑，让罪状承担了不应有的法定刑内容。以刑法修正案(七)、(八)为代表，倾向于采用分散、整体修改模式，既包括对罪名的分散关照，也表现为对法定刑与罪状及罪名的混合性、综合性修改，集中式的经济犯罪立法模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这有利于剔除集中立法带来的固有弊端，为未来立法指明了道路。

(二)实质方面:修改内容的重刑化向轻刑化之发展趋向

修正案对经济犯罪从重立法倾向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加罪状内容，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但不修改相应刑罚。如在刑法修正案(一)中，在7个修正罪名中无一例外地增加了行为方式或者犯罪主体，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犯罪范围，其严厉性程度明显提高。但相应刑罚大都没有做出修正，即在罪状扩张同时，没有相应降低刑罚，变相增加了刑罚的严厉性。又如，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还明确增加了“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节加重犯，并将“徇私舞弊”情形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修正案(三)对洗钱犯罪的修正，亦是通过直接提高直接责任人员刑罚方式，加重对本罪的处罚。上述两个修正案对经济犯罪重罚的修改策略在修正案(四)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如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中，修正案明确降低最低刑罚，并以结果犯代替情节犯，提高了入罪门槛，间接降低了本罪刑罚。修正案(六)则主要是通过提高入罪门槛的方式，降低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处罚。如在违法发放贷款罪中，将“造成较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正案(七)在逃税罪中明确规定减免处罚条件。修正案(八)则以大幅度削减相关经济犯罪中的死刑罪名为基础，降低经济犯罪刑罚。另外，在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中，明确限制基本刑的最高刑期为10年。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犯罪中的刑罚走向并不是一味的轻缓化，修正案对不少罪名提高了法定刑。如对一些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改倍比罚金制为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其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以往倍比罚金数额较小，不能体现出罚金刑应有的惩罚性。修正案改用非固定数额罚金制，不设置惩罚的上限，利于发挥罚金的惩罚性作用。修正案针对关系民众安全的食品类犯罪，通过修改相关罪状，加大了对其惩罚力度。如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原来的危险犯修改为行为犯，扩张了犯罪成立范围，提高了对本罪的处罚力度。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条件限制，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情形，间接提高了对本罪的处罚力度。经济犯罪有着特殊的原因，追究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经济运行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被要求不断的创新变革，而创新与变革本身就是对规范、传统、制度的一种违反，一旦触及刑法就可能构成犯罪。这意味着如果刑法触角过多地延伸至经济领域，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二是经济及相关辅助制度漏洞是经济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在相关制度存在漏洞的情况下，行为人以“侥幸”心理从“漏洞”之中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涉足于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利润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刑罚的威慑力，刑罚在利润面前永远是微不足道的成本。”〔12〕以刑法弥补经济等制度漏洞，实有“越俎代庖”之嫌，且效果不佳。三是经济犯罪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空间性特点，这是形成经济犯罪多而复杂的重要原因。由此不难看出，依靠严刑峻法构建起来的纯粹暴力机器并不能遏制经济犯罪。否则，“在这种建立法治的努力下，尽管社会可能呈现出有序，但是这种秩序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的，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性，往往无法有效调动个体运用他个人的知识采取有效行动，促成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形成、发展、选择更为人们偏好的、有效的秩序。”〔13〕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代表，我国刑法立法已经从一味的追求重罚惩治经济犯罪的传统做法向刑罚的轻缓化方向发展。特别是经济犯罪死刑罪名的适当削减是迈向经济犯罪轻缓化的重要一步，它是遵循经济犯罪发展规律的表现，更是新时代“宽严相济”〔14〕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对未来经济犯罪立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三、未来经济刑法立法之三点转变性建议(一)罪名的随意扩张向限制集中的转变罪名的扩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修改罪名的扩展;二是新增罪名绝对数量的增加。首先是修改罪名的扩张。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改，主要是通过扩张罪状中的主体与行为方式或者情节的方式，以此达到扩张本罪适用范围或提高或降低刑罚的目的。根据罪名概括方式不同，经济犯罪罪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容性较强的罪名，如非法经营罪，从罪名上看并没有增加，但实际上可以达到没有限制地扩展经济犯罪的目的，这也是一直为广大学者所诟病的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性缺陷。另一类罪名是具体或限制式罪名，此类罪名的包容性较小，与罪状具有较强的对应性，如若修改罪状内容则需要修改相应罪名。此种罪名的好处是能适度限制罪状扩展，在罪状修改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后，必须另立罪名。从新设罪名与单纯扩张罪状的难易程度看，另立罪名明显难于扩张罪状。因此从立法限制经济犯罪扩张的角度考虑，宜采限制性罪名，摒弃包容性较强的罪名。我国传统经济罪名大部分属于包容性较强的罪名，具有潜在的扩张危险。修正案新增罪名则表现出紧缩性特点，即多属于限制性罪名，但亦有诸如虚假破产罪包容性较强的罪名。这与“有市场经济就有经济犯罪这一客观现象有关。”〔15〕这要求刑法对经济犯罪扩张的同时需要有节制，必须具有谦抑的价值取向。总之，从降低经济犯罪罪名的绝对数量上看，宜采限制性罪名。其次来看新增罪名。刑法修正案中的经济犯罪新增罪名表现出向“前”延伸的特点，扩大了经济犯罪圈。如对信用卡类犯罪，修正案将犯罪的预备行为实行化，极大地扩张了犯罪的处罚范围。经济犯罪产生原因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严厉的无效性与综合手段规制的必要性。可以说“放任少量犯罪其实有利于社会状况的改善”。〔16〕刑法罪名的前延，不适当地挤占了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法律的适用空间，出现常规手段规制不足、刑法手段规制过剩的不良现象。未来立法宜适当收缩经济犯罪刑法前线，综合其他规制手段，完善并弥补经济制度漏洞。经济犯罪罪名的集中性含义是指罪名指涉应以经济犯罪实行行为为中心，不能任意扩张经济犯罪的实行行为。如就金融诈骗罪，应重点规制使用金融手段实施的诈骗行为，而对于诈骗行为的前行为尽量使用其他手段进行规制。当然，这一立法模式的转变需要借助刑法总论及整个刑法理论的转变性发展。我国刑法总论通过对犯罪停止形态的规定，极大地扩张了犯罪的处罚范围，如将危害性较小的预备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鲜有对预备行为进行处罚的判例，司法对立法的排斥或者异化归因于立法对犯罪严重性的过度估计，产生了立法过剩问题。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为我们提供了较充分的罪名集中理由，将经济犯罪罪名集中于实行行为不但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更是发挥其他综合规制手段，解决大量经济犯罪黑数的有效方式。(二)罪状描述的简约粗疏向明确具体的转变传统经济犯罪罪名内容较少，这与当时经济犯罪表现方式简单有很大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犯罪的表现形式也日益复杂。为规制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犯罪，修正案在相应的罪状中实时地增加了相关行为表现方式，对相关的概括性术语进行了细化分解。如在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中，修正案(一)细化了其他金融机构的范围，具体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罪状的简单粗疏虽具有一定的涵盖力，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解释一些复杂的犯罪行为，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之一是罪刑的明确性。罪状越明确，对行为人与司法主体的指引性就越强，其可操作性也就越强;相反，罪状越简单模糊，其解释力虽然加强，但解释的随意性会随之增加。在相似性与类似性难以判断的场合，很有可能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经济犯罪方式会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动性、快速性而表现出极强的变化性，经济犯罪立法会表现出相应的滞后性特点，但这种滞后性相对于经济发展变化的快速性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刑法的“滞后性”。因为刑法越明确具体，对其解释力就越小，就越有可能不能与现有的行为一一对应，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任意性会相对降低。罪状的明确性并不意味着限制处罚范围，可以在增加相应处罚范围的同时通过立法术语的改变，提高罪状的明确性。这在经济犯罪历次修正案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与运用。如在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中相应地增加期货交易，在洗钱罪中增加上游犯罪的种类，在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中废除了牟利目的的限制条件等。上述罪状修改模式都相应地扩张了处罚范围，且增强了罪状的明确性。也许有人认为，此种扩张罪状的模式极大地增大了对经济犯罪的处罚，与经济犯罪的从轻处罚趋向相违背。此种担心是多余的，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通过对罪状的适当扩张，可以起到严密刑事法网的目的，将所有的同类情形、主体纳入到同一的罪名规制之下，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二是担心者犯了将罪状的严与刑罚的厉等同起来的错误。刑罚的严而不厉是靠罪状与法定刑的相互配合而发挥作用的，而不是单靠其一。罪状的严是刑罚不厉的前提，如果没有罪状打击面适当宽度的保障，刑罚中的厉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刑法修正案新增罪名中的罪状体现出具体化、明确化发展特点。如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对其行为方式进行了详尽列举，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些新设的经济罪名中，仍有简单粗疏的罪状，未来立法应尽量设置明确具体的罪状，以提高司法的操作性。

罪名范文篇5

1在教学理念上，应充分重视学生法律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刑法学教学的理念上，以往一直比较注重理论方面的教学，即只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专业技能的培养，认为只要掌握了法律的概念、逻辑体系、理论框架，学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将理论应用于具体案件的分析，不需要有专门的职业技能的培养。在此种教学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实践能力，无法用在学校学到的理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这不能不让我们对目前的教学模式进行反思，我国的法学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以精英教育来定位的，因而在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目标，而是把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进行法学研究能力的法学人才。

这种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割裂状况，一方面，使接受过法学教育的人难以从事法律职业；另一方面，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来从事法学研究，也只能使“法学”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加强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不仅是我国法律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但是，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人，而是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将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与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技能以及法律精神统一起来，重建刑法学的教学理念。具体到刑法分论的教学上，就是在不能忽视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既培养学生的公平、正义、谦抑的刑法理念，又培养、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2在教学内容上要抓住重点，突出难点基于以上的理念，在刑法分论的教学内容把握上，应围绕理论知识、法律精神、实践能力三个中心抓住重点，突出难点。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

2.1在讲授内容上应选择重点罪名、典型罪名进行重点分析所谓“重点罪名”，是指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或者在司法适用中分歧较大的罪名。所谓典型罪名，是指在某一类犯罪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罪名，即其所反映的问题、体现的特征具有这一类的犯罪的共性，并且能够使学生由此及彼掌握其它相关的罪名。现行刑法分则由10章共350个条文组成，共规定了四百多个罪名。如果对这些罪名全部逐一分析，根本无法在规定的课时内完成这一任务。而实际上，对于这些罪名，教师只需简单进行释义，或者不需要解释，布置学生课后自习即可。所以，在讲述分则内容时应选择重点罪名和典型罪名进行讲解，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从而使学生掌握整个刑法分则的罪刑体系。

罪名范文篇6

关于犯罪对象，本条除列举规定了上述对象外，还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用词。可见如何解读这里“等”字涵义，实际是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划一的问题。对于“等”字，按照《辞海》的解释，名词之后的“等”字有二义：一是表示未予穷尽所列同等事项；二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据此，对本法条中的“等”字应取其前义还是后义，尚待研讨。有学者撰文认为，对现行刑法分则中的诸如此类的“等”字，如取其前义，则涉及到犯罪构成问题，亦即涉及到对未予列举事项的犯罪认定问题，因而应由立法机关对此类“等”字涵义加以立法解释；也可由司法机关先行司法解释、再由立法机关认可并生效适用；并认为如行为未曾涉及罪与非罪问题、仅仅涉及量刑问题，则可直接由司法机关加以解释。[4]此一观点，我们认为固然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有一点尚需明确，那就是任何有权解释，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均有赖于一定的学理解释作为其得以从内容到形式上合情合理合法的理论前提。特别是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一定的学理解释更是不可或缺。有鉴于此，对修正案本条提到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内涵，我们的解释是宜取《辞海》的前义解释。理由有二：

一是基于“法有限、情无穷”的常理。这里的“情”既包括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其所导致的自然物质及其人工合成物质在结构、种类上的日益变化、增多和繁杂；也包括案情的复杂和多变。

二是与本条的内在文理、逻辑结构相吻合。就本条的表述可见，本条所含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绝不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这是因为，凡用作“多种事项的刹尾”者，其“等”字涵括的对象理当是复数的、多项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一起参与这一次聚众斗殴的还有张甲、李乙、王丙等3人”中的“等”字――其涵括的对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概称其3人，因而这里的“等”倒是符合《辞海》的第二义解释。与此相反，从上下文看，本条罪状所表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涵括的对象不是复数的、多项的，而是仅仅与上述每一种危险物质相对应且并列的。因而从文理的逻辑结构看，本条的“等”字，乃“未予穷尽所列全部事项”之意。综上，本条罪状所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系指本条尚未穷尽与其开列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全部物质。基于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应为：（1）毒害性物质；（2）放射性物质；（3）传染病病原体；（4）其他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物质。

本罪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他人或不特定的公私财产。“不特定的”危害对象，指事前未曾完全谋定的、事中随机撞上遭害的概括性危害对象。这正是本罪与（以投放危险物质的方法）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要区别。诚然，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否则显然无法投递到一定危害对象之手。然而，“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不等于“危害”对象是明确而具体的。这是因为，是否特定，应当根据一定罪案的不同酌定。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其“邮寄”的对象仅仅是其旨在危害整个社会、导致整个社会恐慌的、社会众多危害对象之一而已，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病原体如炭疽杆菌等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的病原体，一般药物很难干净彻底地灭绝之。更何况，就拿其“邮寄”对象而言，这一对象也是既特定又不特定的。称其特定，是就其邮址的明确性、人名的确定性而言；称其不特定，是就其人选的敲定上看，这也是非特定的。即他/她之被选中也有其随机性、概括性、谁碰巧被“看中”谁倒霉的“不特定”性的一面。如其行为人决意以“邮寄”传染病病原体的方式来杀死某一特定的他人，例如蓄意以此方法来杀死其仇家，则该行为人本身本是以此方法来杀人。如其传染病病原体并无强大的蔓延力和传染性，并易于为药物杀灭、行为因而未危及公共安全，则该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如未曾导致死亡后果，则属杀人未遂）；如其邮寄的传染病病原体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且不易杀灭的病原体、行为已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者，则该行为属于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与本罪法条的竞合，鉴于其危及公共安全的特性，宜按本罪定罪处刑。

二、本罪的客观特征。本罪行为人务必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抑或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投放”，包括随机邮寄投放、本人直接置放或空投于特定装置、场所等多种方式。

按照《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本罪的既遂形式有二：其一、不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造成一定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尚未达到“后果严重”者。例如因为行为人邮寄炭疽杆菌的行为，已经导致少量的不特定他人感染疾病并引起社会恐慌、但不致引起不特定的他人重残后果者。此种场合，行为人构成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尚未导致严重后果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二、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导致不特定的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果者。这属于“刑法”第115条和《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所规定的加重投放危险物质罪，应根据上述修正案第2条的规定处以更重的刑罚。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及其刑事责任年龄。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到达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立为本罪主体。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在14周岁以上。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犯“投毒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在14周岁以上。本罪系《刑法修正案》（三）对1997年刑法典所规定的“投毒罪”修改而来，因而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也应当在14周岁以上。值得强调的是，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的规定，凡犯“放火、爆炸、投毒罪”者，其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14周岁以上，不问其是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不严重结果犯”还是刑法第115条所规定的“严重结果犯”。有鉴于此，由投毒罪修改而来的本罪也当如此，即无论其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年满14周岁以上。由此表明了我国从严打击此类犯罪、以最大限度地保卫社会的立法法意。

四、本罪的罪过形式。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多表现为直接故意，但不排除间接故意地实施此类犯罪的情况。例如在置放危险物质时，明知某种物质带有毒害性、放射性并很可能泄露出去、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而依然行为并放任这种危险后果发生者，行为人仍属故意犯罪，构成本罪。

然而，在论及本罪罪过形式时，有必要强调，由于《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系对1997年刑法第115条的修改，基于此，刑法第115条第二款实际上也随之修改了。就是说，依据1997年刑法第115条第1、2款产生的“过失投毒罪”也随之修改而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因而，但凡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缘故，导致其过失地投放了危险物质、危及公共安全者，应构成“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本罪。

五、关于本罪罪名的概括和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就故意罪名看，1997年刑法典第114、第115条原本含有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5种罪名。而今，由于《修正案》（三）对投毒内容的修改增进，原有的其他几罪虽可不变，投毒罪名却须修改。因为原刑法第114、115条中的“投毒”两字已被扩充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因而再以原有的“投毒”罪名显然不能科学而全面地涵括其中的“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对罪名的修改意见，一说认为，可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分解为不同的罪名。即分别定性为投毒罪、投放放射性物质罪、投放传染病病原体罪。二说认为，可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综合概括为“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理由是其中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均属有毒有害物质，且这一罪名较为简洁精练。同时，由于修正案在列举了上述三种物质之外，还有一个概括性的用语，即在“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因而如按上述第一种方案定罪，似乎没有穷尽全部罪名，因而第二方案似更适宜。[5]第三种观点系陈泽宪教授所提，他认为综观高法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现行刑法中好几种具备类似危险性的罪名，如“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等所指的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易燃性、爆炸性物品，均被该“罪名规定”概定为“危险物品”，因而直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比之“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更科学合理，且能与高法的上述罪名规定精神相吻合。综观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这是因为：

首先，如上所述，采用上述第一种罪名分解法，不仅存在不能穷尽全部犯罪对象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同一种“投放”行为的再分解问题。关于罪名的分解，刑法学术界较为通行和认可的作法是根据“行为”的不同划分新罪名。例如盗窃和抢夺枪支弹药的行为，对象相同，行为不同，就被设定为不同的犯罪。当然也有将此行为设定为综合罪状、选择性罪名的情况，例如刑法第347条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即是。但此种罪名法毕竟少见，而且实践中，对此综合罪状，还可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择定不同的罪名。因而，在行为都是“投放”的情况下，似不必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确定罪名，而况行为的对象又未予全部列举规定出来。为此，宜将其多种对象、包括未予穷尽的对象作一本质性概括，并将其设定为“罪名”昭示的“行为”的对象――例如此种将多种对象概括为“危险物质”并名之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罪名法即属之。

其次，根据刑法第130条、第136条的罪状内容可见，被上述最高法院的罪名规定概括为“危险物品”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括《刑法修正案》（三）中提及的“毒害性”、“放射性”物质，没有涵括进去者仅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而“传染病病原体”也好、“等物质”也好，其危险性都与毒害性、放射性物质相当，因而“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完全能够被包容于“危险性物质”这一上位概念之内。

最后，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都在提到“投毒”或“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之后，接续提到“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此可见，犯罪对象和方法上的“危险性”，是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相关条文中设定的几类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共相性特征。基于此，我们认为，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概定《刑法修正案》（三）设定的本罪，更加准确、简洁、科学且照应到了类似罪名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参见：《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第1377页。

[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

[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

罪名范文篇7

关键词:被拐人亲属;未成年人;罪刑法定原则

以罪名和犯罪客体的定义为基础，区分收买和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把拐卖妇女和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定义在出卖妇女和儿童的行动上。这些实行行为包括拐骗、绑架、收买、出卖。就外观表现而言，这些行为限制了被拐卖对象的人身自由，使用的手段是隐蔽的，更有可能是暴力的。

一、被拐人的亲属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在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作用下，父母出卖自己亲生儿女的不良情况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另外也有亲属关系的长辈将自己的小辈出卖。针对这一类的行为，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的要件问题展开分析，就出卖亲生子女是否构成本罪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应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犯罪的主体角度，另外一个是犯罪的客体角度。分析过程运用了相同的理由，也运用了相同的结论，得到的相同的结论是拐卖人的亲属应该被看做是本罪的主体。如果做出的犯罪行为与拐卖妇女、儿童的主观特征相符合，就应该把犯罪行为看做是本罪，无论做出犯罪行为的人是否为受害人的监护者。对于这种情况，不仅《刑法》这一法律文件有规定，《收养法》、《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有规定［1］。其给出的详细内容是:“公安部门针对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对行为人处以罚款。”就父母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这一问题，处理这一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具体的处理方式有两种，分别是公安部门将其违法所得没收，并对其作出罚款惩罚;根据刑法的规定，论处行为人的相应罪名。所以针对这种情况，需要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内容，对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行为做进一步识别，判断违法行为是否构成了拐卖罪行;若判断满足拐卖罪行，则应该以相关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若不满足罪名构成要件，但是出现了卖出自己儿女等行为，则应该在公安部门的干预下没收非法所得，并根据情节严重做针对性惩处。

二、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能否成为本罪主体

(一)确定行为人的责任。由于刑法对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的人有一定保护，分析罪行法定的刑法原则，假如实施拐卖行为者为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行为人有可能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刑法的第17条第2款没有规定拐卖妇女和儿童的行为。值的一提的是刑法对拐卖妇女和儿童的两种加重情节有所规定，加重情节一是奸淫被拐卖妇女、儿童，加重情节二是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近亲亲属重伤、死亡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严重后果。比如在实践中犯罪分子采取的拘禁行为非常严格，导致被害人重伤，甚至导致被害人死亡。此外，也有的被害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对自己被拐卖的现实情况无法接受，在被拐卖的过程中精神失常，甚至自杀。对于这种情况，要如何确定行为人的责任。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刑法第17条第2款在法学界的争议来说。对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范围的规定后修订的刑法规定的更加明确，也更为具体，更便于在实践中操作，与罪行法定则要求更为接近。由于条款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以“投毒罪”为例，以罪名方式加以表述。再比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重伤和死亡”这一罪名是以行为方式进行表述。不同的表述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刑法理论，对于该条款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罪名标准说，另外一种是行为标准说。(二)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名标准说的角度来看，在拐卖的罪名下，该刑事责任的年龄人对相关条例所明确的罪名承担着刑事责任，而触及其他罪名的罪犯，则不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观念主要源于两方面的考虑:(1)从刑法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在确定罪名与行为之后，最后所确定的内容是“投毒罪”，由此可以判断其落脚短为“罪”。从这一点可以判断，“罪”代表着详细具体的“罪名”，而非单纯的犯罪行为［2］。(2)我国97年刑法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其主要表现在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确定性，若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内容归结在犯罪行为内，这种行为的归属是无法确定的，并且随着犯罪形式的多样化，这种犯罪的法定范围可能出现“泛化”的现象，这与罪刑法定中所提出的“确定性原则”是违背的，更是在挑衅罪刑法法定原则。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弥补立法的缺陷时，要保证不能与刑法的原理相违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一项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但是却没有列入到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内，事实上这违反民主主义。立法完善是对社会文明发展成果的有效保护，更体现了中国法治文化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谢丹琳．论拐卖妇女、儿童罪及其立法完善［D］．广东财经大学，2017．

罪名范文篇8

一、“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立法现状

致，从辞源学上本意为“招引，使达到”，英文翻译为：Resultin,反映的是行为客观上造成的后果。“致”集中体现了这种客观自然的因果关系。具体条文表述不尽相同：有“致人伤残、死亡”，有“致人死亡”、有“致人重伤”，还有四处“造成人重伤死亡”作为特殊情形计算在内，共27处。本文对这些罪名从不同角度分类归纳分析。

二、“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罪过形式

“致人重伤或死亡”作为对于危害结果的表达，根据犯罪构成理论，还要求与其相应的主观罪过形式，主客观相一致，才是具体罪名成立的条件。本文根据其主观罪过形式的不同，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单纯故意型：即只有故意造成人重伤、死亡才构成此罪。此类罪名有：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第二，单纯过失型：即只有过失造成人重伤、死亡才构成此罪。此类罪名有：第131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35条【过失致人重伤罪】、第236条【强奸罪；奸淫幼女罪】、第238条【非法拘禁罪】（后一个“致”）①、第239条【绑架罪】、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造成”）、第257条【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260条【虐待罪】、第289条【对聚众“打砸抢”行为的处理规定】、第292条【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第318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造成”）、第321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造成”）、第358条【组织罪；强迫罪；协助组织罪】（“造成”）、第436条【武器装备肇事罪】、第443条【虐待部属罪】。

第三，混合故意或过失型：即过失或故意造成人重伤、死亡等情况都可以构成此罪。此类罪名有：第115条【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第238条【非法拘禁罪】（前两个“致”）、第247条【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第248条【虐待被监管人罪】、第263条【抢劫罪】、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

综上，单纯的故意或者过失类型，若出现与罪名要求罪过形式不一致的人员伤亡结果，往往是故意伤害或杀人罪与原罪名的数罪并罚；对于混合故意或过失型，不管“致人重伤或死亡”结果出现是故意或过失，都一律按罪刑法定原则一罪处理，不会出现数罪并罚。

三、“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规范性质

“致人重伤或死亡”作为危害结果的罪状表述，在刑法分则上述条文中，分别有着自己的规范价值，要么作为基本行为的危害结果构成犯罪，要么作为基本犯罪的结果加重犯，要么转化为其他犯罪。下面本文根据其具体所在罪名，归纳总结为以下三类：

（一）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

“致人重伤或死亡”是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没有此结果就不构成犯罪。此类有：第115条【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第131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第235条【过失致人重伤罪】、第236条【强奸罪；奸淫幼女罪】、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造成”）、第263条【抢劫罪】、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第318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造成”）、第321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造成”）、第358条【组织罪；强迫罪；协助组织罪】（“造成”）、第436条【武器装备肇事罪】、第443条【虐待部属罪】。

（二）作为结果加重犯中的法定刑升格条件

“致人重伤或死亡”是加重基本犯法定刑的处罚条件。此类有：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38条【非法拘禁罪】（前两个“致”）、第239条【绑架罪】、第257条【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260条【虐待罪】。

罪名范文篇9

［关键词］轻罪;宣告可能刑;法益阶层

自1997年刑法生效以来，我国刑法领域对于轻罪问题的探讨一直持续。就理论层面而言，轻罪代表着一种虽然入罪，但是可以被刑法宽缓评价的部分罪名或者罪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刑法观念的更替，对于许多曾经是犯罪的行为有更强的包容性，从而认为其不是犯罪或认为其是危害性不大的犯罪。［1］在理论研究时，人们更多地关注轻罪与重罪划分的基础为何?轻罪的概念如何界定?轻罪圈是否应当扩充?轻罪适用的非监禁刑应当如何充实和完善?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则更多地关注轻罪界定对刑事诉讼程序带来的改变，司法资源的节省，刑罚执行模式的变革等等。毋庸置疑的是，轻罪已经成为刑事立法中必须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轻罪的界定成为首要问题。轻罪的界定不能单纯的通过法定刑、犯罪情节等各种指标中的某一种来进行确立，而是需要一个从形式到实质，从理论到实践的综合评判。轻、重罪的价值判断主要体现为罪质的不同。何种犯罪性质是严重的，何种犯罪性质是轻微的，同一个罪名的犯罪性质无论何种情节是否完全一致都是罪质中需要解释的问题。罪质是一个犯罪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此犯罪区分于彼犯罪最为典型的特征。以“罪质”为标准是最为常态的划分轻罪与重罪的标准。单纯罪质的分类标准是以罪名作为唯一的划分标准，将部分罪名作为绝对的重罪，部分罪名作为绝对的轻罪。但是这种分类标准过于粗糙，并非所有的犯罪都是绝对的轻罪或者绝对的重罪。例如交通肇事罪，刑法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的交通肇事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种交通肇事罪在刑事司法中往往可以通过获得被害人谅解、积极赔偿等方式获得典型的轻刑化处理或者采取速裁程序进行审理，属于较为典型的轻罪范畴。但是当交通肇事逃逸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时，则必须在重罪之下进行处罚。可见，在这种情形下，单纯罪质的分类标准则并不完全适用。因此，在轻罪界定时，需要借助复合罪质标准来进行。复合罪质标准首先需要进行的就是法益性质的确认。

一、轻罪标准确立的基础———法益的确认

法益种类无疑对犯罪性质产生最为核心的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法益为人的生命权，无论最终处以何种性质的刑罚处罚，只要刑法对其评价为故意杀人罪，其行为必然侵犯了人的生命权———这一个人法益中最高级别的法益，即使其行为存在其他可以被刑法轻处的情节，故意杀人罪也应当是必然的重罪。很多时候人们对犯罪所关注的仅仅是刑罚结果，而并非罪名本身，罪名设置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法益性质的不同，故意杀人罪(未遂)与故意伤害罪(轻伤)在某种场合下存在结果竞合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代表两者性质相同，法益存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区分罪质，而并非刑罚。由此，可以看出的是，法益在对轻重罪划分时是一个绝对确定的标准。只有当法益侵害的是较低阶层的法益时，才存在轻罪的可能性。法益的阶层是划分轻罪与重罪的基本标准。部分法益的性质决定其无论侵害结果如何都不能被划分为轻罪的法益之中。如何划分法益的阶层就成为区分轻重罪的基本条件。法益阶层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应当根据以下标准来设置:第一阶层法益:国家法益，这里的国家法益应当做广义理解，国家安全、国防利益以及其他各种和国家法益相关的利益;公共法益，对于公共法益可以再做具体的划分，根据人身标准来设置，能导致严重人身伤亡的公共法益属于这一阶层的法益;根据影响范围大小来设置，能导致公共其他利益陷入不可逆的危害中的法益也属于这一阶层的法益;个人法益，主要针对涉及人身伤亡、对伤亡有着重大威胁的法益。(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所涉及的罪名主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全部罪名、军人违法职责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中的部分罪名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与侵犯财产罪中的少量罪名)第二阶层法益:公共法益中涉及部分群体利益，但是这部分群体利益属于可恢复的法益或者是没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风险、影响范围较小的公共法益;个人法益中没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危险的法益、较为严重的财产法益和其他法益。(在我国刑事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罪、军人违法职责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中的大多数罪名)第三阶层法益:个人法益(主要是涉及较轻财产法益与其他法益)以及其他刑事立法明确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罪名。(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与侵犯财产罪中的少量罪名等等)从法益区分的阶层可以看出，第一阶层的法益所涉及的犯罪是必然的重罪，无论最终可判处的刑期如何。这部分罪名侵害的法益是刑法中最为重要的法益，体现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强势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轻罪化。第二阶层的法益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也就是说这部分法益所涉及的罪名是轻、重罪划分最为关键的领域。由于这部分法益所涉及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弹性，如何对这部分罪名进行轻重罪的划分不能依赖罪名来完成，需要通过更为具体的认定标准来进行详实。第三阶层法益所涉及的罪名则是刑法典中最为典型的轻罪，可以通过罪名将其轻罪化，除非出现轻罪之外的重结果而需要发生罪名转化或者结果加重的情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开始通过增设新罪将部分原本具有民事性质的行为犯罪化来参与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突出矛盾，其不再是对那些“严重地”侵害生活利益的行为的反应，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2］这就必然使得轻罪的范围日益扩大，传统的认定标准需要进一步的修正才能实现较为清晰的轻罪概念。

二、轻罪标准设立的方式———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

有学者认为，“由于罪行是犯罪的最小单位，又表明特定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罪行的轻重就无疑具有可比性。因此，我国刑法中的轻罪是指轻罪行，重罪是指重罪行。轻罪与重罪的划分就是指轻罪行和重罪行的划分。”［3］也有学者认为“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为轻罪;除轻罪之外，其余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犯罪，为重罪。”［4］将轻罪理解为罪行轻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刑法罪名设置的跨度广，以故意伤害罪为例，从其犯罪结果来看，可以分为故意伤害致死、故意伤害重伤，故意伤害轻伤，重伤致死的情形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而故意伤害轻伤如果存在自首、立功等从轻或者减轻情节，最低可以到管制，在刑罚适用时可以适用缓刑。能适用非监禁刑和缓刑执行制度的罪名如果强行归结为重罪，显然不妥。除此之外，将宣告刑作为划分标准也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观点。但是，以宣告刑为标准是划分轻罪重罪面临的不能回避的问题。宣告刑除了受现实中具体罪行的轻重影响外，还要受人身危险性大小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法定、酌定情节的影响，以此为标准，会造成某一行为在宣判之前是否属于轻罪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也就失去了区分轻罪重罪的意义。［5］因此，在设置轻重罪划分标准时，具体的罪行是必须考量的因素。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罪行考量的前提是法益所处阶层的许可①。也就是说只有在前文所提及的第二阶层的法益所涉及的犯罪才应当去考虑罪行对轻重罪的分类影响。罪行轻重需要评判什么因素，需要评判到何种程度需要通过设置具体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加以明确。(一)形式标准从区分轻、重罪的必要性角度出发，对轻重罪的区分并不是仅仅为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刑事诉讼的初级、中级阶段来确定轻、重罪所分别适用的程序以及处罚方式。法益性质的确立可以在理论研究阶段完成，甚至可以通过立法途径来加以固定实现，但是罪行轻重却需要更为具体的价值判断和司法评判。这就需要为轻、重罪在诉讼初、中期的确定设置具有操作性的标准和边界。轻罪形式上的标准或者边界确立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设置宣告可能刑。提出宣告可能刑的意义在于轻、重罪标准必须与宣告刑的幅度大致相当。所谓宣告可能刑是指在诉讼初、中期阶段，由相应诉讼阶段的司法操控者对案件的整体进行适当评估，对最终可能的宣告刑进行预评判，最终得出具有一定幅度的宣告可能刑，以便于选择合理的诉讼程序，但是这里的宣告可能刑并不具备约束力，审判者不会受到宣告可能刑的限制。宣告可能刑的主体不宜作严格的限制，可以是侦查机关，也可以是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但是宣告可能刑的设置是否能够完全准确区分轻重罪，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也就是说，进行宣告可能刑的评判并不针对所有犯罪，也就是不符合罪名要求或者法益要求的犯罪并不需要进行宣告可能刑的预评判。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宣告可能刑应当设置什么标准来区分重罪与轻罪。“每个国家的每部《刑法》都为每一犯罪配置了高低不等的法定刑，也即标明了每个罪行轻重的法定刑读数。但由于这些读数从来没有说明过求解的方式和程序，因此，无从解释每一读数的由来和读数之间的差异。……这些法定读数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不准确。问题不在于读数的准确与否，而在于它们尚未经过任何论证。作为测量尺度的刑之于作为测量对象的罪，非但不像度量衡之于被测物品那样，精确性已不容置疑，甚至也不像价格之于价值，至少经过市场之手的拨弄和市场之争的考核。要形容的话，只能喻之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撇开价值规律的产品定价。”［6］(P．32)“法定刑与罪行的配置一经法律确定，它便是衡量和区分罪行轻重的唯一标准。”［7］当我们不完全在理论领域内讨论轻、重罪的问题，那就需要将轻罪的范围划分与司法实践的便利、司法资源的节约作为一个重要考察内容，轻罪的设置导致的一个最为典型的结果就是程序的简化与处置结果的轻刑化或者非刑罚化，我们需要考虑宣告可能刑应当设置在何种幅度内才符合轻罪的价值内涵。虽然我国刑事立法没有对轻罪的界限作出明确的划分，但是在相关条款中也能看出我国刑事立法者的态度，例如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虽被判处缓刑的行为人可以在判决之后回归社会，尽管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但是与社会一般人的各种待遇基本一致。同时对行为人作出缓刑判决时，意味着这部分行为人经过国家司法审判被确定为“犯罪行为危害性较小”或者“对社会没有明显的现实危险性”的人群。由此可见，缓刑立法对于行为人的宣告刑的确立，为轻罪宣告刑的设置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同时，《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对于三年以下的案件可以按照速裁程序来进行审理，充分说明三年以下刑期符合“轻罪”的部分特质。据此，我们可以将轻罪的宣告可能刑的界限设置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其以下刑罚。(二)实质标准宣告可能刑为轻罪的认定提供了必要的程序性标准，但是并不代表着满足程序性条件就可以称之为轻罪，轻罪还需要具备实质性的条件。我国用“社会危害性”大小来统一评价犯罪的轻重。刑法第13条“但书”中明确提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根据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犯罪程度的认定标准为“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性质是理论上构成犯罪条件的前提，也就是所有行为能够被刑法所关注的基础。而犯罪情节则是入罪的界限。而这里的情节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量刑情节有着本质的区别，这里的情节是评判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标准，而社会危害性则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包括客观内容和主观内容两个部分，但是社会危害性却并不与犯罪构成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形下，行为虽然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素，但是由于其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并不一定被评判为犯罪，或者在实践中不作为犯罪来处理。例如关于强奸幼女的相关规定，“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于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此处的行为与一般情形下的强奸幼女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结果的轻微。当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行为可不够成犯罪，当这两个条件缺乏任何一个，行为就应当被评价为犯罪。但是强奸罪属于行为犯，其犯罪构成并不以危害结果来最终确立，而是以行为完成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也就是说，这里的准强奸行为入罪与否并不能完全依赖犯罪构成这一具体的入罪体系，而应当适用“社会危害性”这一抽象的入罪体系。因此，我国刑法所提及的社会危害性所包含的情节应当是一个多层面、有限开放式的体系性内容，而非通过列举可以穷尽的各类犯罪情节。

三、轻罪认定标准模式

罪名范文篇10

“人身保护令法”的意思是，任何人在受到逮捕、拘留、禁闭或其他形式的人身限制的时候，都有权要求法庭人身保护令。法庭的人身保护令要求双方都到场，由实施逮捕或拘留的一方向法庭说明，为什么要逮捕或拘留此人。如果法庭承认其理由，就将安排对此指控罪名的审判；如果法庭认为指控理由不足，就将命令放人。在英美法律中，逮捕之后通常会在最短时间内举行这样的法庭听证，通常会在这样的听证程序中确定取保候审的金额，被捕者在缴纳保金后可以获得相对的自由，以便积极准备在庭审中为自己辩护。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第六十四条、七十一条分别规定，公安机关拘留、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在24小时内告知拘留或逮捕的原因。第九十六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我国和欧美国家一样，在刑事司法中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任何人在经过法庭审判，根据证据被判有罪以前，都是无罪的。被公安机关侦查，拘留，逮捕，并不一定有罪。

公安机关也有可能搞错，甚至陷害了无辜的人。所以法律称呼这些受拘留或逮捕者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而在将他们定为嫌疑人加以拘留或逮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他们涉嫌了什么罪名，以便他们为自己辩护。

郑家栋被拘留，原因是“涉嫌犯罪”。涉嫌犯的什么罪，既未见媒体明确的报道，也未见警方宣布。只说“涉嫌犯罪”却不说涉嫌什么罪名，这很不规范。模模糊糊的“涉嫌犯罪”引起了学者们的议论纷纷，议论的要害却是这位学者涉嫌犯的罪是不是会玷污了他所从事的学问，是不是影响了道德，如此等等大得吓人的议题。可是要是问，他到底涉嫌了什么罪名，却还没有人说得出个子丑寅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