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范文10篇

自首范文篇1

薛允升是中国传统法学的殿后伟大人物，是近代法制改革的先驱。《读例存疑》是薛氏半生心血耗尽所著的书，是“注释律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是薛四十年刑部为官实践《大清律例》的一系列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对清末的法制改革影响极大。无论是传统刑法理论还是现代刑法理论中，自首都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但对于传统法律理论中关于自首的研究少之又少，即便有也更多围绕《唐律疏议》展开，而对其他朝代少有涉及。集中关注清代自首制度的文章也仅有《论清代自首制度》一篇硕士论文。这对于强调传统对于现代法治影响的法史学研究和理论法学研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读例存疑》包含有清代法律制度和当时司法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读例存疑》中关于自首制度的研究，可以对清代的自首制度和法律实践有深入完整的认识，为现代提供借鉴。

二、《读例存疑》中有关自首的立法艺术

因为传统法律思想中不重视抽象的一般规则的概括，任何抽象原则的具体含义都需要事实情况的例子来说明，不能预期的事实则通过比引逻辑来处理。在《大清律》自首条中，规定了自首的主体、调解、例外情况以及不能作为自首处理的情形。

1.根据自首人的服制关系确定。对于传统法律来说，服制是整个法律制度的重要基础，而薛允升尤为重视，专门辑成《服制备考》一书。同时，薛允升在分析自首制度时，也从整个律例制度的系统性进行考虑，认为自首中有关谋反叛逆的例条与贼盗谋反律重复，应该删去。遣人代为自首，也可认为自首，但又分别情形而定。《大清律》自首条律内小注：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谓同居及大功以上亲，若奴婢雇工人为家长首及相吿言者，皆与罪人自首，同得免罪。卑幼吿言尊长，尊长依自首律免罪。薛允升认为这一条在乾隆五年被另纂为例。但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唐律，代首及亲属为首下有其闻首吿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而明律删去此条，而清律仍因明律。因此，薛允升提出疑问，假如犯法之人，其亲属代为首吿，而己身脱逃，能免罪否耶。二是，无服之亲亦准代首，尤与古法不合。第7目中“强盗同居之父兄伯叔与弟，明知为匪或分受赃物者，许其据实出首，均准免罪，本犯亦得照律减免发落”。薛允升从律例关系和整个律例的协调角度，认为“得相容隐之亲属代首，及彼此互相吿言，律与自首同。虽强盗亦可免罪。现在强盗自首之例，较律加严，并不全免其罪，此云许其据实出首，均准免罪，与律不符，与别条亦不无参差。且例止言弟而不及别项，卑幼有犯殊难援引”，从而认为这一例在使用中具有很多不严谨的问题。凡遇强盗系律得容隐之亲属，首吿到官，同自首法照例拟断。其亲属本身被劫，因而吿到官者，依亲属相盗律科罪，不在此例。此条系前明嘉靖二十七年定例，乾隆三十二年改定。此条系因强盗情罪重大，故情节轻重以为等差，并不全免其罪也。专为亲属首吿而设原例，依律免罪、减等拟断，谓大功以上亲首吿，则免罪。小功以下亲首吿，则减三等拟断也。后改为照例拟断，似系照乾隆三十二年纂定，强盗及伙盗自首，分别行劫次数及是否伤人例文办理，不特与原条例意迥不相符，亦并无大小功之分矣。

2.根据自首罪行轻重认定。这种适用在所犯罪行不止一个的情形。《大清律》律条规定：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律条小注谓如窃盗事发，自首，又曾私铸铜钱，得免铸钱之罪，止科窃盗罪。若因问被吿之事，而别言余罪者，亦如之。止科见问罪名，免其余罪。谓因犯私盐事发，被问，不加拷讯，又自别言曾窃盗牛，又曾诈欺人财物，止科私盐之罪，余罪倶得免之类。窃盗自首不实不尽及知人欲告，而于财主处首还，律该减等拟罪者，俱免刺。薛允升谨按：监守常人盗及抢夺畏罪自首，倶免刺，见起除刺字。彼条系免刺通例，此则专指此二事言之也。从分化犯罪分子和节约司法资源来说，这种规定都有其可取之处“，二战”以后，美国由于种种社会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开始用协议和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美国1974年修订施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明确地将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制度确立下来。

3.根据情节的具体情形确定自首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这点尤为体现传统法律思想中强调事实的特殊性，而对背后的伦理和功利原则进行具体解释，通过归纳来适用不同的立法。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建构社会事实，例条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律条过简所带来的适用问题，根据具体案例，经过一定的编纂而成。这种立法技术在大清律例有关自首的规定中大量存在，试举数例：被虏从贼，不忘故土，乘间来归者，倶着免罪。薛允升注：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此直免其罪，特因被虏而原之耳。凡遇强盗系律得容隐之亲属，首告到官，同自首法照例拟断。其亲属本身被劫，因而吿诉到官者，依亲属相盗律科罪，不在此例。薛允升注：此条系因强盗情罪重大，故分别情节轻重以为等差，并不全免其罪也。专为亲属首告而设原例，依律免罪、减等拟断，谓大功以上亲首吿，则免罪。小功以下亲首吿，则减三等拟断也。后改为照例拟断，似系照乾隆三十二年纂定，强盗及伙盗自首，分别行劫次数及是否伤人例文办理，不特与原定此条例意迥不相符，亦并无大功以上及小功以下之分矣。在《大清律》和《大清律例》中，这种立法技术随处可见，关于自首的具体情境的特殊考虑都完整体现出来。而薛允升在《读例存疑》中更是将这一思想深入贯彻。傥供出之同伙内尚有一二人未获者，亦仍照原拟罪名完结。对此，薛允升认为：系死罪人犯，不但免其立决，且得减流，军流以下人犯，不但免死，兼可减等，被纠者仍行加等，情法未见平允，且与犯罪共逃之律不相符合。或云私度越关律不准首，而越狱犯准首，殊觉参差。

三、清代自首立法的现代价值

现代立法技术和立法思想受西方现代法律理念的影响，尤其是受韦伯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的立法和司法是“实质非理性”，但这种影响也隐藏了韦伯理想型中所隐含的现代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偏向。从这些类型出发，人们得出“清代法律中只有具体的、个别的规范，而没有形式主义法律必备的抽象的普遍性规范”。但清代法律与大陆形式主义法律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前者缺少用以指导判决的法律条款，而在于其坚持将概念体系扎根于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本的各种事实情形的规定之中。因此，清代法律从未试图抽象出普遍有效的法律原则，相反，它似乎假定只有与实际的司法实践相结合，抽象原则才可能得到阐明，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与适用性。而这一特征在《读例存疑》有关自首的解释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现代立法思想指导下，自首制度被置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之下，并通过高度抽象的概念和条款表达出来。一是《刑法典》中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以自首论。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供述罪行较重，应当从轻处罚。但是，对自首犯如何从宽处罚法律并没有规定切实可行的标准，究竟对自首的犯罪人是否从轻处罚由审判人员根据全案情况决定。这样，对同一个犯罪人的自首，不同的法官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定性，由此犯罪人对于自首能够从宽处罚更加没有期待性。在实务认定中，自首认定的程序都因为过于强调抽象性而导致适用中的模糊。与此相对，清代关于自首的立法艺术则相应绵密得多，更加偏重于在具体情形中的扩张性适用。

对于现代自首的立法艺术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借鉴。

自首范文篇2

行为人主动向纪委投案或者因形迹可疑被纪委盘问教育后如实交代本人犯罪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这一点实践中一般不存在疑议。但行为人被纪委“双规”后被迫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是否应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这种行为仍然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应当认定为自首；有的认为这种行为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不应当认定为自首；还有的则认为纪委的“双规”措施相当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严厉，因此，行为人在“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的罪行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不是同种罪行的，应当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供述的是同种罪行，则不应当以自首论。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认定为自首。理由如下：1、这种行为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要成立自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中，自动投案是如实供述罪行的前提，如实供述罪行是成立自首的关键。因此，“如实供述”应采严格标准，要求单独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共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以及所知的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主犯则必须交代所知道的整个共同犯罪的事实。“自动投案”则可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对投案的对象、时间、场所、方式和动机等不作特别限定，只要行为人出于己意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都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行为人接到“双规”通知后，虽然到案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也经过其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自愿接受国家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只要其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是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罪犯自动投案、悔过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作案。2、“双规”不属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党纪、政纪案件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也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却有着质的不同。首先，作出的主体不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是采取合署办公的工作方式的，“双规”措施是由行政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联合作出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是由司法机关作出的。其次，适用场所不同。“双规”措施必须在规定的地点进行，但规定的地点不能是司法机关的办公处所、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司法机关强制措施则没有适用场所的限制，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第三，适用的前提不同。适用“双规”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纪、政纪的行为；适用司法机关强制措施的前提是行为人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已实施了犯罪或者有实施了犯罪的嫌疑。第四，适用的对象不同。“双规”适用的对象是党纪、政纪违法者，司法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是现行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此，被纪委“双规”后而交代违法违纪事实的，不管行为人所交代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是否已经为纪委所掌握，都应视为司法机关未掌握，从而一律适用刑法第67条第1款一般自首的规定，而无适用该条第2款余罪自首的可能。那种认为如果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如果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相同就不能认定为自首的观点，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实践中，纪委在查处案件时，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基本上可以认定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纪委在对行为人查问核实并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后，即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此处情况类似于行政机关移交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刑事案件。由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已为纪委所掌握，行为人又是一般性地承认纪委所指证的犯罪事实，并未供述新的犯罪事实的，所以只能算是坦白，不能认定为自首。实践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当纪委发现所查处的特定案件有可能构成重大犯罪时，往往会同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对行为人适用司法强制措施后，行为人被迫承认犯罪事实的，则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劳动教养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劳动教养是指国家劳动教养机关机关依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或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不够或不需要给以刑罚处罚，而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人，或者是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但尚不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被劳动教养的人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呢？对此，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被劳动教养人员丧失了人身自由，类似于服刑犯，因此其只有交代出与劳动教养原因不同的行为的，才可以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交代出的罪行与劳动教养原因相同，只是在程度上更为严重需要适用刑罚的，则不能算是自首。有的则认为如果将劳动教养人员排除在自首主体之外，不利于鼓励其积极改造，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因此应将劳动教养人员主动交代本人罪行的情况一律作自首处理。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措施毕竟只是一种行政处罚，它既不同于司法强制措施，也不同于刑罚处罚。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意志是自由的，也没有罪行被他人发觉的现实“危险”。因此，行为人在劳动教养期间供述本人罪行的，包括对劳动教养原因的事实作出重大更正和补充，以致有适用刑罚必要的，都应认定为自首。

三、翻供后，能否成立自首？

实践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有的犯罪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在前一诉讼阶段尚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但在随后的诉讼阶段，如审查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等，由于畏惧严厉的刑罚或者受到他人不当教唆等原因，思想上又出现反复，以致又推翻原来的供述。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的，就应当对其定罪处罚。但行为人先前的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根据《解释》规定，如实供述的最后阶段是在一审判决前。换言之，如果被告人投案后，在一审判决前没有如实供述，但在二审期间出于某种动机才如实供述的，则不能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在任一诉讼阶段有推翻原供、拒不承认本人罪行行为的，即不应以自首认定；只有行为人在整个诉讼阶段自始至终如实供述本人罪行的，方可以自首认定。因为行为人只要有一次翻供行为，就表明其并没有悔罪之心，其主观恶性并没有真正消除或者减弱，对其从轻处罚的法律基础已经消失。另外，司法机关还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挖掘搜集其他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犯罪的成立，因而自首的客观效果亦不复存在。鉴于行为人先前的供述行为没有保持必要的延续性，其积极效果已被其后的翻供行为所抵销，因此，自然就没有适用自首的余地。当然，行为人翻供后，司法机关经过侦查，没有找到其他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行为人重新又如实供述的（包括在二审供述），则仍应认定为自首。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区分翻供与辩护、上诉的界限。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针对控诉提出材料，发表意见，进行反驳和辩解的一种诉讼行为。辩护既可以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进行，也可以针对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与案件的事实问题无关，故不存在行为人翻供的可能。而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又可分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和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当对案件的构成事实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其影响案件的定性，行为人对部分或全部事实进行否认，即可能导致整个犯罪不能有效成立，等于推翻了先前的有罪供述，应当认定为翻供；当对案件的非构成事实进行辩护时，由于其主要影响对案件的量刑，不影响对案件的定性，不能否定行为人先前的有罪供述，故不得认定为翻供。总之，只要行为人的辩解与其先前的供述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只要行为人对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没有否认，均是行为人依法行使辩护权，不能认为是翻供。一审判决作出后，行为人依法提出上诉，是其行使上诉权的表现，如果在二审过程中行为人没有否认先前的供述，同样不能以上诉行为来否定其先前的自首行为。另外，如果行为人翻供的内容不是主要犯罪事实或者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先前某些不实的供述，如实供述了整个犯罪事实，则仍应认定其如实供述了罪行，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四、供述同种罪行的，能否成立余罪自首？

根据《解释》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余罪自首论；属同种罪行的，则以坦白论。这一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应当严格予以适用。但是，具体适用这一规定时仍时有争议，焦点在于行为人供述的罪行与判决已确定或者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是同种罪行的，应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讲，应当予以认定。理由是：1、这一解释与法律规定不符。从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仅是规定余罪自首必须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罪行”，即司法机关还没有发现的罪行，并没有限定行为人供述的罪行必须是异种罪行。《解释》将其限定为同种罪行，显然缩小了余罪自首的成立范围，不利于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从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来看，对某个条款、字词等无论是作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必须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一解释违反了这一基本规则，属于不当解释。2、这一解释没有准确把握自首行为的实质。自首行为的意义在于行为人的主动供述行为既免除了司法机关为侦破查明案情所需的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从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罪服法及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或减弱。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同一性、耦合性的问题，并不是供述行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性质如何，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置于受国家追诉的地位，体现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主观心理态度。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3、《解释》将这种情况作坦白处理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完整。因为坦白是一种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处罚。如王某因受贿2万元而被司法机关拘留，在审讯中他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另外一次受贿9万元的行为。法院审理中因未考虑被告人这一供述情节，未对被告从轻处罚，使被告在服刑过程中一直申诉不断，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4、这一规定使认定自首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定罪是主观对客观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其结论难免带有个人意志色彩。但是，将是否是自首与罪行的类型联系起来，则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如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在服刑期间如实供述了另一起伤害他人致死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

自首范文篇3

最高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总则中关于自首的规定作了具体阐述：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及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司法解释包涵不了实践中穷出不尽的新情形,然而在实践中，经常就具体案件的某个犯罪分子是否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发生争议。笔者就实践中自首认定中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笔者认为，在自首认定上产生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自动投案特别是“视为自动投案”和“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上，下文就这两个方面分几个问题试作分析：一、关于“视为自动投案”问题

1、如何区分被告人“形迹可疑”和有犯罪嫌疑？

形迹，意指神情、举止。一般认为，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掌握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任何证据、线索，被告人身上或所携带的物品也不能证明其有实施犯罪的嫌疑，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或者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进行例行检查，被告人如实交代自己所犯罪行的，应视为自首。如果司法机关掌握一定线索，已将被告人纳入排查范围，或者被告人被盘问时，其身上比如衣服上有血迹或所携带物品能证实其有实施犯罪嫌疑的，如枪支、、赃物等，被告人“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不能视为自动、主动交代自己罪行，不能认定为自首。相反，有学者主张被告人仅因手持赃物遭到盘问但立即交代犯罪事实的，应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上述见解的思路是对的，即在被告人因形迹可疑遭到盘问时，如能根据被告人身上携带的物品确定该物品是赃物或犯罪工具等从而认定被告人有犯罪嫌疑，即使其“主动”交代罪行的，也不认定其是因形迹可疑遭到盘问而主动交代成立自首。但如果仅仅因为根据被告人的形迹认为其可疑予以盘问，被告人在遭到盘问后即交代了罪刑的，应视为自动投案，认为是自首。

实践中，有人认为，被告人是形迹可疑还是有犯罪嫌疑，很多时候取决于盘问人判断的经验。比如，有的“反扒”队员或巡逻人员经验丰富，凭被告人的眼神、衣貌和举手投足就能肯定该人就是小偷、盗窃犯或“犯有案子”，被告人在他们眼里就有犯罪嫌疑；而有的盘问人员欠缺经验，只是感到被告人举止可疑。笔者认为，说一个人有犯罪嫌疑，是从刑诉法的意义上断定其被发现了犯罪事实或者发现其一定的犯罪证据或线索。无论“反扒”队员或巡逻人员经验丰富与否，从被告人的眼神、衣貌和举手投足判断其有无“犯罪嫌疑”，到底还是主观臆测的结果，主观臆测至多也还是怀疑。光凭主观臆测不能肯定一个人有犯罪嫌疑，必须凭客观证据才能说某人有犯罪嫌疑，因此，盘查人员仅凭被盘查人员的衣着外貌、眼神举止认为其可疑加以盘问，而被盘查人员如实交待犯罪事实的，还是应该认定被盘查人是“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成立自动投案，如实交待罪行的，成立自首。

2、在纪委“双规”期间、行政执法机关查处案件期间交代犯罪事实，如何认定有无自首情节?

“双规”是指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党员在纪委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交代问题。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纪委是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不是行政执法机关，不具有执法权，更不是司法机关，“双规”不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因此，即使纪委发现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但被告人只要在“双规”期间（不论何种情形下）最终交代犯罪事实，一律认为是自首。有同志认为，“双规”期间，犯罪分子实际上尚未进入严格意义的司法程序、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只要符合其他条件（意指“如实交待或最终如实交待”，仍可认定为自首。还有同志提出，“双规”期间对被告人采取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不是针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定的强制措施。从维护人权角度出发，在“双规”期间交代罪行的，一律构成自首。笔者认为，被纪委“双规”的人尽管名义上没有被采取刑法上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但实际上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受到了“讯问”。如果只要在“双规”期间不论何时何种情形下如实交代问题的，一概因为纪委不是司法机关，犯罪分子实际上尚未进入严格意义的司法程序，就认定为自动投案和自首，那么对犯罪行为直接由公安、检察查处的犯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违反了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因为被公安、检察机关传讯后（一般都是发现一定犯罪事实才传讯）一开始不交代经教育或经采取强制措施后再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一般只能被认为是坦白而非自首。所以，在“双规”期间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要认定为自动投案，一样要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自首条件。

3、被告人一经通知或传唤即到案并立即如实供认犯罪事实，能否视为自动投案，认定为自首？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九十三条规定，侦查机关可以传唤犯罪嫌疑人到其所在市、县内指定的地点或者其住处进行讯问。询问犯罪嫌疑人，应当首先讯问其有无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其提出问题。《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规定，传唤犯罪嫌疑人时，应出示《传唤通知书》,并责令犯罪嫌疑人在上面签名（盖章）、捺指印。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还规定，初查举报线索，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从以上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传唤只适用于犯罪嫌疑人。换句话说，传唤只能适用于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不能适用于证人甚至不能用于被举报但未被侦查机关发现犯罪事实的初查对象。因此，如果被告人是在被侦查机关传唤后接受讯问而交代罪行的，则被告人的到案不能视为自动投案，不能成立自首。相反，如果能够确定被告人是在作为证人或者初查对象接受公安、检察机关询问时，在谈话中说出了公安、检察未发现的犯罪行为，从而紧接着被公安、检察传唤或采取强制措施的，则被告人最初接受通知而到案的行为应被视为自动投案，成立自首。在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要求被告人接受调查的样式基本有以下几种:

（1）公安、检察口头通知（包括电话通知，下同）被告人，笼统地说要向其了解情况。被告人到了指定地点后，公安、检察人员并未出示《传唤通知书》，只是笼统地讯问，被告人摸不透为什么被找来谈话，因为感到心虚而立即讲出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到案行为可视为自动投案，其讲出犯罪事实的行为即是如实交代罪行，成立自首。这种调查方式中，公安、检察只是怀疑被告人可能有违法犯罪行为，但有没有具体怀疑依据，因此，不能认为已发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问话也不能认为是讯问。被告人按要求到场并如实讲出未被发现的罪行，当然可以解释为其主观上有自动投案的意愿。

(2)公安、检察直接找到被告人谈话，但谈话并未以传唤等名义进行，被告人立即交代犯罪事实的，被告人能否认定自动投案构成自首，这主要看公安、检察在谈话前是否掌握被告人的犯罪嫌疑。如事先掌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或者一定的犯罪证据的，公安、检察事实上控制了被告人的人身，谈话实是讯问，被告人不能视为自动投案；反规”期间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要认定为自动投案，一样要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自首条件。

3、被告人一经通知或传唤即到案并立即如实供认犯罪事实，能否视为自动投案，认定为自首？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九十三条规定，侦查机关可以传唤犯罪嫌疑人到其所在市、县内指定的地点或者其住处进行讯问。询问犯罪嫌疑人，应当首先讯问其有无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其提出问题。《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规定，传唤犯罪嫌疑人时，应出示《传唤通知书》,并责令犯罪嫌疑人在上面签名（盖章）、捺指印。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还规定，初查举报线索，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从以上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传唤只适用于犯罪嫌疑人。换句话说，传唤只能适用于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不能适用于证人甚至不能用于被举报但未被侦查机关发现犯罪事实的初查对象。因此，如果被告人是在被侦查机关传唤后接受讯问而交代罪行的，则被告人的到案不能视为自动投案，不能成立自首。相反，如果能够确定被告人是在作为证人或者初查对象接受公安、检察机关询问时，在谈话中说出了公安、检察未发现的犯罪行为，从而紧接着被公安、检察传唤或采取强制措施的，则被告人最初接受通知而到案的行为应被视为自动投案，成立自首。在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要求被告人接受调查的样式基本有以下几种:

（1）公安、检察口头通知（包括电话通知，下同）被告人，笼统地说要向其了解情况。被告人到了指定地点后，公安、检察人员并未出示《传唤通知书》，只是笼统地讯问，被告人摸不透为什么被找来谈话，因为感到心虚而立即讲出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到案行为可视为自动投案，其讲出犯罪事实的行为即是如实交代罪行，成立自首。这种调查方式中，公安、检察只是怀疑被告人可能有违法犯罪行为，但有没有具体怀疑依据，因此，不能认为已发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问话也不能认为是讯问。被告人按要求到场并如实讲出未被发现的罪行，当然可以解释为其主观上有自动投案的意愿。

(2)公安、检察直接找到被告人谈话，但谈话并未以传唤等名义进行，被告人立即交代犯罪事实的，被告人能否认定自动投案构成自首，这主要看公安、检察在谈话前是否掌握被告人的犯罪嫌疑。如事先掌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或者一定的犯罪证据的，公安、检察事实上控制了被告人的人身，谈话实是讯问，被告人不能视为自动投案；反之，谈话仅是询问，被告人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成立自首。

（3）被告人在接到公安、检察口头传唤或书面传唤后到案的，由于传唤是以拘传为后盾、为法律效果的强迫被告人到案的方式之一（被告人意志上受到强迫。当然，其对被告人意志自由特别是人身的控制力度远小于强制措施，但其仍不失为强迫手段），故被告人经传唤到案，其到案的自动性比较低，即使到案接受讯问后立即交代罪行的，一般也不能认为构成自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践中侦查机关传唤被告人到案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很多是不规范的。法院在审查判断时，往往面对的是侦查机关某个部门、下属派出机构等出具的关于自首（包括立功）情况的说明或关于被告人归案、抓获情况的说明，有的语焉不详，有的与讯问记录等证据材料前后矛盾。侦查机关大多数关于被告人到案的口头通知的内容，事后很难查明。实践中，相关说明绝大多数由侦查机关某个部门、下属派出机构等单位出具。这种说明方式是不符合刑诉法规定的，它不应当属于刑诉法规定的任何一类证据，如说明出现什么问题，难以追究个人的责任。审判人员在审查被告人到案的经过和谈话的详细内容后，还是无法确定被告人是如何到案的，那么也只能根据侦查机关出具的有关自首情况说明来认定是否有自首情节（前提是情况说明与案件中另外的证据材料不矛盾）。

笔者以为，为严格司法和有利正确裁判，在有关方面统一认识做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前，可以要求由侦查人员个人名义出具“抓获经过”或“关于被告人自首（立功）情况的说明”，详细说明被告人到案经过和交待情况（不能简单写“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交待，有自首情节”），再由侦查人员所在单位或部门加盖公章证明侦查人员的身份。

4、被告人投案自首后取保及变更强制措施后又投案的自首的认定。

（1）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被告人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侦查机关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被告人被取保后在取保候审期内经侦查机关多次传唤而拒不到案，后被抓获归案，象引种情况不能认定其投案自首行为。因为被告人开始因种种原因到侦查机关自首，取保后经合法传唤而不到案，说明被告人主观上仍存在有躲避打击的念头。如张某抢劫后被公安机关通辑，后张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后张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公安机关在取保候审期内多次传唤张，张因害怕被判刑而拒不到案，后公安机关在其家中将其抓获，而另一种情况是被告人投案自首被取保后，在取保候审期内被公安机关传唤，取保候审期满后外出而导致公安机关不能对其传唤，公安机关即对其进行通辑，后被告人被抓获，此种情况笔者认为仍应当认定被告人此前的投案自首行为。因为被告人主观上没有逃避打击的念头，其未及时到案，是因为公安机关的到案，是因为公安机关的失误，即在法定期限内未传唤被告人，而和赤人是在取保候审期满后外出的，故仍应当认定其自首行为。

（2）被告人因为犯罪行为而被公安机关抓获并逮捕，后因其它原因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后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传唤，因被告人未在家而没有到案，后被告人回家后即主动到公安机关归案，此种行为一些同志认为被告人已经脱离了公安机关的控制，后又主动到公安机关去归案，应当以自首论。笔者认为，被告人虽然当时未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但其仍在取保候审期内，因为取保候审也是法律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被取保候审人应当是随传随到，而行为当时虽因不在家而未到案，回家后听说公安机关对其传唤即到公安机关归案，只能说其遵守了取保候审的规定，认罪态度较好，而不能以自首论。

二、如何认定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犯

首先，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被告人投案后，交代了犯罪的基本事实，即交代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实施了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则即使没有讲清犯罪的全部细节，也可认定如实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

其次，被告人投案后隐瞒犯罪事实中对量刑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情节或虚构减轻自己刑事责任的情节，原则上不应认定其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比如，被告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虚构了自己是在同案犯的胁迫下实施犯罪的事实。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虽然自动投案，自愿将自己交由国家追究刑事责任，为国家节约了司法资源。但是应当注意，自首这一制度不仅基于节约司法资源刑事政策的考虑，还包含了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减少的预设（或假设）和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刑罚目的的需要的考虑。被告人自动投案，为国家节约了司法资源，也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少，但其隐瞒犯罪事实中影响量刑的重要情节或添加可以减轻、免除自己刑事责任的情节，表明其对交代罪行是有很大的保留的，其人身危险性的减轻程度是有很有限的，故不予认定自首为宜，这样也表明了司法机关要求投案人如实交代的导向。当然，考虑到被告人自行投案，交代了一定的犯罪事实，量刑时应酌情从轻处罚。

最后，被告人投案后交代了基本犯罪事实，即使其隐瞒了前科、累犯等从重量刑情节，但也应认定被告人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成立自首。因为累犯、前科虽然影响刑事责任的大小，但其本身不是犯罪事实，故不影响对自首情节的认定。只要在决定自首的从轻、减轻幅度时，考虑被告人不交代前科、累犯等情节就可以了。

自首范文篇4

一、关于一审翻供，二审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经教育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假如一审判决对罪犯的自动投案未认定为自首，进入二审程序后，犯罪分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的，二审法院对其自首能否给予重新认定。对此，争议颇多。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期间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到二审后，悔罪态度再诚恳也无济于事，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经将“一审判决前”作为自首的时间界限，二审再重新认定自首，缺乏法律依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期间虽然没有交代罪行，但在二审中经过教育，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了悔罪认识，并且能如实供述的，二审法院应认定其自首。笔者认为，一审判决后，只要通过上诉或抗诉进入二审程序，原判决就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只要能够确定被告人如实供述的，对其认定自首未尝不可。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二审终审制，在一审判决后的法定期限内上诉或抗诉的，本案的诉讼程序就没有终结，二审的判决文书才是最终生效的法律文书，所以，一审没有认定的情节，二审法院仍然有权重新认定，这也符合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法原则。

二、关于正确认定准自首中“其他罪行”的问题

在准自首正的供述条件“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中，如何理解“其他罪行”，其是否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已经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于同种罪或是异种罪，立法上未作说明，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第67条所使用的“其他”罪行，是相当于该条所指“已被掌握”的罪行而言，既包括异种罪行，也包括同种罪行。自首的本质特征在犯罪人将自己主动交由国家追诉，因而犯罪人主动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罪行的，仍应视为自首。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如实交代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犯罪的，应区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其是否自首，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犯罪的不应认定为自首，应认定为补充交代，而对于正对服刑或判决宣告的尚未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有的学者对这种观点进一步解释说，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的是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犯罪，如果认定其为自首的话，对一个罪犯部分认定自首，部分不认为自首，在法律适用上会产生困难。而对于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同种罪行，应依法对其数罪并罚，可以将如实供述的该同种罪作为独立的犯罪处理，因而可以适用自首的规定。

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其他罪行”应包括同种罪行，建议应及早修改司法解释，否则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交待余罪，还增加侦查机关破案的难度，最终最终不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保护。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从语义上分析，“其他罪行”应当包括“同种罪”和“异种罪”。所谓异种罪行是自愿交待的罪行与先前的被采取强制措施或生效判决所确定的罪名是不同的，而同种罪行是指犯罪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或生效判决所确定的犯罪是相同性质的，即同一罪名。立法原意所侧重的应当是“其他未被掌握的罪行”，而非“其他同种类的罪行”。

第二，从刑法的体系角度分析，我国《刑法》第70条规定，发现犯罪分子漏罪的处罚原因的处罚原则是对新发现的漏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在这里刑法未限制新发现的漏罪性质。因此新发现的漏罪，包括同种罪行与异种罪，都执行“先并后减”，这样对已决犯是公平的。如果把“其他罪行”限定在“不同种罪行”，这样对于未决犯还有讨论的余地，而对正在服刑的罪犯来说则明显有失公平。因为刑法明文规定对于刑罚尚未执行完毕的罪犯，如果出现还有“余罪”未判决时要数罪并罚，这就出现了既要定罪又不认定自首的情况;且准自首的实质在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在人身自由受到司法机关控制的不利状态下主动向有关机关交待自己尚未供述的罪行，从策略上考虑，这种划分和学者的理解，不仅可能缩小自首的适用范围，削弱自首制度的功能，而且不利于审判案件扩大突破和对在押罪犯的改造。

三、关于“双规”期间行为人如实交代自己基本犯罪事实的自首认定问题

自首范文篇5

关键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首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第1款的规定,一般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1自动投案的认定

自动投案,理论上有很多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没有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未被群众扭送时,主动将自己置于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合法控制下,接受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审查与裁判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自愿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审判的行为。

笔者认为,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其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是无法相容的。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被指控的罪行,或为坦白,或为供认,不能认定为自首。何为自动投案?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最高法院《解释》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这是典型的自动投案行为,另外《解释》的第3款和第4款还规定了7种视为自动投案的行为,也可称之为“准自动投案行为”。《解释》所概括列举的种种自动投案的情形,较好地把握了刑法典设立自首制度,鼓励犯罪人认罪悔过、节约司法资源的意旨。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自首本质的要求,我们对自动投案界定如下: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根据上述界定,对自动投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1投案时间的限定性

自动投案必须发生在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之前,这是对自动投案的时间限定。自动投案的时间跨度大,既可以在犯罪被发觉之前投案,也可以在犯罪被发觉之后投案。但其前提应是在犯罪人尚未归案之前投案。在下列情形下投案,均可成立自动投案:一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之前自动投案;二是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即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三是犯罪事实己被司法机关发觉,而司法机关出于种种考虑,暂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在此情况下投案;四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五是司法机关正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犯罪嫌疑人确已准备去投案或在投案途中,被司法机关捕获。这种情况必须符合三个条件才能视为自动投案:其一,犯罪嫌疑人不仅有准备投案的心理活动,而且要有准备投案的行为表现;其二,在去投案途中被捕时,能提供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确实是去司法机关或有关单位投案;其三,犯罪嫌疑人所交代的准备投案的事实,必须经司法机关查证属实。

1.2投案行为的自动性

这是自动投案的实质性条件。从两个方面理解投案的自动性。首先,通常情况下,“自动”可以体现的是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基于自由意志选择而实施的行为——归案;而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不论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还是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后,或是经亲友主动投案后,犯罪嫌疑人被送去归案,都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是被亲友欺骗或强迫、麻醉一同投案的,不是自动投案,不能认定为自首。其次,“自动”还要求犯罪嫌疑人自愿将自己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如以信电投案,处于他乡尚不能立即归案,还要告知自己的处所,等候司法机关的处理的,才能认定为自愿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情形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一是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二是委托他人代为自首或以信电方式自首而本人拒不到案的;三是犯罪嫌疑人匿名将赃物送回司法机关或原处或用信电等匿名向司法机关报案或指出赃物所在地的。此三种情形,因行为人的行为表明其并没有将自身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所以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1.3投案方式的多样性

(1)亲投,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亲自直接向司法机关、有关单位、组织或个人投案。

(2),是指犯罪嫌疑人因故不能亲自前往投案,而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的特点:一是犯罪嫌疑人确有投案自首的意愿;二是犯罪嫌疑人确有暂不能亲自前往投案的正当事由;三是犯罪嫌疑人确有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四是犯罪嫌疑人不能亲自前往投案的事由消失后,必须立即到案,并交代自己的罪行,不能以人己代交为由而拒不交代。

(3)陪投,是指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在他人陪同下前往投案。

(4)送投,是指犯罪嫌疑人犯罪后,由其亲友将其送去投案。送投的特点:一是犯罪嫌疑人是由其亲友送去投案的;二是犯罪嫌疑人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在其亲友的规劝或精神压力下才不反对去投案;三是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送到司法机关后,必须自己向司法机关交代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或承认司法机关己发觉的罪行,或承认其亲友所举报的罪行。

自动投案方式的多样性,对于发动社会力量发现犯罪,教育动员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对于司法机关及时侦破、处理刑事案件都有积极意义。

1.4投案行为的彻底性

自动投案的彻底性表现在犯罪嫌疑人投案后能自愿置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接受审查和裁判。只有犯罪分子自愿置于有关机关的控制之下,才能表明其自动投案的彻底性,才能保证司法机关对其行为的裁判,否则,自动投案甚至交代罪行也就没有实质意义。虽然《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因病、伤等客观原因不能亲自投案,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而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以信电投案就能成立自动投案,还需要犯罪嫌疑人到案并置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果犯罪嫌疑人虽然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但其并未自愿置于相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就不具有投案的彻底性,也就不能成立自动投案。再者,如果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逃跑,逃避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亦表明其投案不彻底,也不能成立自首意义上的自动投案。为此,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还有犯罪嫌疑人逃跑途中给亲友打电话,亲友劝其投案自首其没有拒绝,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由于其没有具体的投案行为,其亲友也并未送其投案,当然也就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1.5投案对象的广泛性

根据《解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投案的,既可向负有犯罪之侦查、起诉或审判职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为之,也可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为之。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作适当的扩张解释,不仅包括公安机关,还应包括对特定刑事案件享有侦查权的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以及监狱。此外,这里的公、检、法机关不仅是对犯罪人的案件享有管辖权的,而且应该包括中国境内所有的公、检、法机关。这里的“所在单位”则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所在的单位,至于该犯罪嫌疑人是该单位的正式工、临时工,则在所不问。这里的城乡基层组织,对于具有城镇居民身份的犯罪人来说,是指其所在的区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对于具有农村居民身份的犯罪嫌疑人,则是指其所在的镇政府、乡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这里的“其他负责人”应当是指其所在的单位或城乡基层组织的非在执行职务期间的工作人员。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

2.1投案人的供述必须客观真实

即要求犯罪人在自动投案的基础上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所谓真实,是指犯罪人在交代犯罪事实时,不能有意编造、隐瞒情节,其中包括编造对自己不利的情节和隐瞒对自己有利的情节。

衡量投案人的交代是否真实,要看其交代与客观存在的犯罪基本事实是否一致。如果犯罪人能够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当然反映了犯罪嫌疑人悔罪态度好,应以自首论处。但如果犯罪嫌疑人只是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只要足以使司法机关查明犯罪真相就可以成立自首。

这里的只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情况是复杂的,概而言之,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意隐瞒。犯罪分子由于种种顾虑交代不彻底,隐瞒了某些犯罪细节,例如抢劫犯自动投案后交代了抢劫的犯罪事实,但却隐瞒了所用凶器,在这种情况下,仍应视为自首。二是无意疏漏。考虑到犯罪分子由于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的特殊或者因生理、心理上的原因,例如记忆能力、表达能力、惊慌、恐惧等,往往不能对犯罪事实作出全面准确的供述,因此,只要交代了主要的犯罪事实,就应当认为具备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条件,以自首论处。

但是以下情况属于交代不如实,不能构成自首:(l)推诱他人,保全自己,妄图逃避惩罚。也就是为了使自己逃避惩罚,使得犯罪行为嫁祸于他人,一般发生在共同犯罪之中。(2)江湖义气,大包大揽,意图包庇同伙。这种情况往往是实施了共同犯罪之后,其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出于“哥们义气”,受“为朋友两肋插刀”封建思想的驱使,或者是出于“丢卒保车”,掩护同伙的动机,只身向司法机关投案,将几个人共同实施的犯罪,全部说成是自己一人所为。(3)遮遮掩掩,避重就轻,意图减轻罪责。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尤为突出,往往是交代少量经济犯罪事实,隐瞒主要犯罪事实,以求蒙混过关。笔者认为,上述情形都属于自动投案以后供述不实,因而不具备自首成立的要件,不应以自首论处。

2.2投案人所供述的必须是自己的犯罪事实

投案人所供述的犯罪事实必须是由其自己实施,应由其本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如果投案人供述的是他人的犯罪事实,则不成立自首,但可视情况认定其有立功表现。如果投案人捏造犯罪事实,进行虚假供述或把他人的犯罪事实供述为自己的犯罪事实,都不成立自首。因为这些犯罪事实实际上没有或并非投案人所实施。投案人所供述的“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是一罪,也可以是数罪;可以是投案人个人单独实施的,也可以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的。

2.3供述内容必须符合定罪量刑的要求

任何罪的确定要依据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因此,供述的内容首先要满足对定罪的需要,从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具体完整地交待据以确定犯罪性质的犯罪事实。其次,对量刑有意义的犯罪事实,如影响量刑档次的犯罪事实要进行如实作尽可能充分的陈述。

2.4投案人的供述必须保持一致

我国刑诉法规定实行两审终审制,这样对于如实供述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被告的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后来有翻供,直到一审判决后,二审程序期间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呢?二是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一审判决前未翻供或者虽翻供,但又能如实供述,但在二审期间翻供或者再次翻供的,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呢?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情况不能认定为自首。理由有三:其一,自首的本质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将自己交付给国家起诉,既然主动把自己交付给国家追诉,那么在国家追诉期间,就应该主动配合追诉活动的进行,而不应该时而供述,时而翻供,如此反复,何以体现其主动交付追诉地本质!其二,《解释》中规定:“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认定为自首。”从但书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司法上对认定为自首是持否定的态度的,因为在这里他们把如实供述的时间是界定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前,这样方可认定为为自首,行为人既然在一审判决之前拒绝如实供述,这样即使他后来在二审中如实供述了,也不应该认定为自首。其三,如果上述情形也可认定为自首的话,将使得不法分子带着侥幸心理,助长其翻供之风,同时对于维护判决所应有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和敦促、鼓励犯罪嫌疑人真诚认罪悔过是及其不利的。

笔者认为对于第二种情况亦不能认定为自首。理由是,犯罪人原来的如实供述,已经作为直接证据用来定罪量刑,其二审期间的翻供,是企图将据以定罪的证据体系遭到破坏,从而达到逃避法律的审查和裁判的目的,若对其认定为自首,有违立法宗旨。因此,对此情形不能认定为自首,应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3一般自首成立要件的完善

现行刑法典在自首概念中删除了“接受审查和裁判”的要件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一要件已经被自首其他两要件所涵盖,也即自首的‘自动投案’要件已经包含了犯罪人在投案后不能逃跑的要求,‘如实供述罪行’要件包含着犯罪人在供述罪行后不能翻供的要求,并且如果将‘接受审查和裁判’,这一要件规定为独立要件,容易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曲解、滥用该要件,牵涉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行使其合法的辩护权利等,从而不利于自首制度的真正贯彻与落实”。

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理由不足以成为删除“接受审查和裁判”这一要件的正当理由。理由如下:(1)从字面含“自动投案”怎么就应该包括有报案后不能逃跑的要求,“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怎么就应该包含有供述后不能翻供的要求,笔者认为“自动投案”的行为在犯罪人把自己交付给司法机关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同样,“如实供述罪行”的行为在犯罪人把自己的作案经过如实地向司法机关供述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至于后面是否逃跑、翻供是不能否定这一个已经存在的、定型的客观事实的。并且在《解释》中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从上述规定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也是不包含着“不能逃跑”和“不能翻供”的要求的。因为如果自动投案是包含“不能逃跑”的含义的话,那么也就不需要专门做如此解释。“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也是同样道理。(2)无论是主张“三要件说”的理论学说,还是司法解释在阐述这一要件的内涵时,均已明确强调指出,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如实交代罪行后,为自己辩护,或者提出上诉,或者补充和更正某些事实,都应当允许的,不能因此视为犯罪嫌疑人“不接受审查和裁判”。至于说“容易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曲解、滥用该要件,干涉或剥夺犯罪嫌疑人合法去行使辩护权”的问题,那是司法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该要件本身问题。(3)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自首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大多数都将“接受审查和裁判”作为自首构成要件之一,至今也未见有人对这一认识和做法提出质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般自首的定义应当表述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接受审查和裁判的,是一般自首”。

4结语

自首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的鲜明体现。对自首制度进行研究,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自首,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投案、认罪伏法、不致隐匿于社会继续犯罪起着重要作用;自首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有助于犯罪分子悔过自新、改恶从善,有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有助于深挖余罪,鼓励人民群众与犯罪分子、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备自首制度,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上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张明楷,黎宏,周光权.刑法新问题探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自首范文篇6

[关键词]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双罚制罚金刑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单位犯罪自首是以单位犯罪为前提的，没有单位犯罪，就不可能有自首问题的研究。因此，要研究单位犯罪自首，就必须正确界定单位犯罪的概念，并对其特征加以分析。

首先，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只是从犯罪主体范围方面进行了描述，而从概念揭示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来看，这远没有揭示单位犯罪概念的深刻内涵，但同时它又为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探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学理界关于单位犯罪概念的学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所谓单位犯罪就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所犯的罪，系个人犯罪的对称。此种观点认识到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别，也揭示了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但它实际上是对刑法条文的一种片面理解，由此推之，单位犯罪即单位所犯的罪，这又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

2、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这由有关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该说区分了单位意志与个人意志，但它所说的单位犯罪只限于主观上的故意，这与刑法中规定的少数过失的单位犯罪相背离。此外它强调的单位犯罪以非法利益为要件，无疑又缩小了概念的内涵。因此，在八届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时候，由于其局限性而被否决。

3、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定单位，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而故意实施的，或不履行单位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而由法律规定为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此观点克服了以上观点的不足，明确地把过失犯罪纳入其中，这与刑法之规定是一致的，同时也不限于以非法利益为要件，准确地揭示了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

综合以上观点，不难发现，单位犯罪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主体的特殊性。单位是一种“既不能脱离自然人而孤立存在，又可以从形式上先于单位成员而构建的”组织形式它是由单位（法人或非法人）为形式，以自然人（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为内容而组成的特别主体。（二）主观过错的多样性。关于单位犯罪的过错，理论界存在很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更不存在单位犯罪自首。此种观点值得商榷，不仅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的过失犯罪，如第139条消防责任事故罪，第137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还表现出一种混合的罪过形式，纵观国外的立法，也都对单位过失犯罪作了相关规定。（三）行为表现的整体性。单位犯罪是以单位的整体性为基准的，个人的行为必须体现出单位的意志，否则就不是单位犯罪，所以单位犯罪必须是以单位的名义，并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其主要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行为。（四）“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我国刑法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犯罪，才存在单位犯罪及其自首问题，这体现了单位犯罪严格的法定性。

二、犯罪自首制度的依据

有学者认为，自首制度是专为自然人设立的，单位是无生命的社会组织体，既不可能自动投案，也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因此，单位犯罪根本不存在自首，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尽管刑法条文及其现有的司法解释并未提及单位犯罪自首，但这并不表明单位犯罪就不存在自首，这也正体现了法律与事实之差别。那么，成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有何依据？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考虑：

首先，刑法没有提及单位犯罪的自首，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自首制度的规定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即它不仅适用于自然人，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单位。既然刑法也承认了单位可以作为犯罪的主体而存在，那么，根据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对单位犯罪后有自首情节的当然也应该从宽。正因为对犯罪自首制度的狭义理解，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自首行为如何认定，量刑如何操作却总感觉无法可依，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才能真正体现国家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

其次，从侦破案件的角度看，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比自然人犯罪的更大，由于单位犯罪本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它们往往有一层“合法的外衣”来从事生产经营，而现行刑法关于单位犯罪后自首的情节考虑较少，设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将自首情节纳入量刑体系之中，促使单位伏罪，可以减少侦察机关破案的困难和打击犯罪的工作量，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节约了侦查成本，也提高了诉讼效益。

最后，从单位本身来看，确立自首制度，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争取绝大多数，感召、激励和促使他们悔过自新。尤其是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员，通过自首认识到单位本身所犯下的罪行，并杜绝以后再发生类似情况，这无疑减少了单位犯罪，并受到了预防犯罪的社会效果。

三、对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

单位犯罪，是基于单位意志而实施的行为，单位自首作为单位犯罪后的忏悔行为，当然也是基于单位意志而实施的。那么由谁决定单位的自首意志呢？笔者以为，必须是单位的决策层通过决策惯例形成并以一定的形式做出意思表示，才能代表单位意志。如果只是一般的涉案人员哪怕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自首行为，只能认定是个人自首，而不是单位自首。这也是单位自首与个人自首的本质区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是单位法定代表人做出的决定，该任何认定呢？笔者以为，以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做出的自首，原则上也应当认定是单位自首。因此，对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自动投案的实施者只能是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能是单位本身。既然刑法将上述人员的有关犯罪行为作为单位犯罪处理，其自动投案行为实质上也代表了单位。（2）必须如实交代单位的罪行。单位的罪行是所有涉案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的综合体。因而投案者除了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外，还必须交代其所知道的所有其他人员的犯罪行为，否则不能从宽处罚。（3）关于单位意志的认定是单位自首之关键所在，它必须是单位整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即以单位的名义，且经过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其负责人员决定，如果单位内部在自首问题上有异议，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认定。（4）在认定单位犯罪自首时应注意，在判决书中应明确记载成立自首的是单位而非自动投案人员，以示区别。

四、单位犯罪自首的处罚原则

刑法典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判处刑罚。”从刑法条文看，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以双罚制为主，也有少量的犯罪以单罚制为主。即只处罚其直接责任人员。而不存在对单位的处罚（罚金刑）。那么，对单位犯罪自首的从轻处罚也可分为对单位的从轻处罚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从轻两个方面。公务员之家

1、对单位犯罪自首的双罚制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处罚绝大多数是采取双罚制，也就是对单位处以罚金刑，采用的是无限额罚金，也就是对罚金的具体数额未加以明确规定。那么，考虑到单位有自首情节，可以酌定适当减轻罚金的数额。对于一次性缴纳罚金确有困难的，还可以判令其分期缴纳。当然，罚金的交纳需有可量化标准，不可滥用自由裁判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成立单位自首的前提下，对其处以自由刑或罚金和没收财产时要考虑自首情节，同意单位自首的可以比照现行自首制度从轻处罚，未同意单位自首或者反对单位自首而自己有没有自首的，不得从轻处罚。

自首范文篇7

自首的分类

1.自动投案。自动投案必须具备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主观指的是意识主动，客观指的是行为主动，只有两者同时具备，才可称之为自动投案。2.如实供述。这是对自首必不可少的一种行为要求。自首的犯罪人如果编造谎言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供述，并为庇护他人胡乱供述自己罪行的，即使这种供述是对自己不利的，也不构成自首。3.自己的罪行。如何理解“自己的罪行”呢？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根据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可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仅包括自己本人的罪行，还可能包括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所谓特殊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在一般自首行为中，需要以自动投案作为条件，当犯罪分子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或在服刑之中，其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被剥夺，此时就不存在自动投案的问题。但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犯罪人的其他罪行，该行为表明其愿意对自己的罪行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愿意受到司法机关的追诉，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也应该认定为自首。1.设立目的其主要的设立目的是针对特殊的犯罪分子给以特殊的刑法处罚。这些犯罪分子所涉及的犯罪案件基本都具有案件危害性较大、案件查处困难、司法实践中证据很难收集的特征。特殊自首为司法机关节省查处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尽早惩处更为严重的犯罪人提供了有力的条件。2.时间条件一般自首的发生时间必须在犯罪后，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而特殊自首成立的时间是行为人在被追诉前交代其相关的犯罪事实。这里的“被追诉前”应理解为司法机关立案前主动交代案件事实的，可以适用特别自首的规定，予以从轻或是减轻法律处罚。具体而言，包括三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在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交代特定的贿赂犯罪事实的。二是犯罪后在司法机关开始询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主动交代特定的贿赂犯罪事实的。三是犯罪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是正在服刑时，主动交代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所犯的特定贿赂犯罪事实的。这三种情况，行为人所犯的特殊行贿罪，必须处在其主动交代犯罪事实之前没有被司法机关追诉的情况，才可成立特殊自首。3.行为要求特殊自首与一般自首不同，它在行为要求中应该有其特殊性，即犯罪人在被司法机关追诉所犯罪行前，主观上必须基于悔罪的心理，而不是基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才交代犯罪事实，反之，特殊自首则不能成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很难用证据证明犯罪人是否是基于悔罪的心理才自首的，所以只能以犯罪人是否是在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自首来认定是否属于特殊自首。

我国自首制度的法律意义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内容已经在我国1979，1997年刑法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因此其传统内容已经法律化。一般认为，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分化瓦解，打击少数，教育改造多数是这一刑事政策的主要精神实质。区别对待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基本要求。它是指对犯罪分子要根据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犯罪程度和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及其大小，实行区别对待，处理有轻有重。自首制度的设立就是给犯罪分子一个减轻刑法处罚的机会，让其感受到刑法宽大处理的政策，使其积极地配合司法机关办理犯罪案件，从内心深处悔罪。犯罪人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节省了司法机关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审判资源，这对于提高司法机关破案率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复杂的犯罪案件，如果犯罪人不主动投案，司法机关就必须投入大量的司法资源去侦破案件，即使这样，有些案件还是久查不破。在这种情况下，自首制度的设立能够有效促进案件结案，及时节省司法资源。自首制度对于打击犯罪，减少社会危害因素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可以有效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打击犯罪现象。二是可以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投案，争取减轻刑罚。三是能够在心理上威慑犯罪分子，阻止其继续实施犯罪行为，造成对社会的危害。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犯罪分子自首不仅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还要供述其所知的犯罪同伙的犯罪行为，这对打击犯罪团伙有积极意义，有效遏制了共同犯罪，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本文作者：王慧工作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自首范文篇8

一、形迹可疑情形下的自首认定

司法解释规定，罪行尚未被发现，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这类自首的认定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在成立的时间条件上，必须是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之前，或者虽然被发现，但行为人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客观联系尚未被司法机关明确，司法机关未将行为人确定为犯罪嫌疑人，正是行为人的交代，第一次被司法机关确立为犯罪嫌疑人。2．形迹可疑中的“疑”，只是一种主观猜测，是一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怀疑。所体现出来的只是司法机关的相关人员主观上猜测行为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可能性并无客观事实作为支撑。3．注意划分与犯罪嫌疑的区别。犯罪嫌疑，是指司法机关建立在相关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对行为人的合理怀疑。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考察“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犯罪嫌疑的根据是证据，是对证据或线索进行评判的结果，这种“怀疑”是具体而合理的，行为人需要就此作出合理的解释，甚至需要“自证清白”。而“形迹可疑”只是主观的猜测，这种怀疑因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或线索，并不具有针对性，因此不需要解释或者很容易解释。

二、第一次如实供述的时间点要求

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在第一次的讯问中，没有作出如实供述，之后或因主观思想的转变或因司法机关对证据的掌握程度等又在一审判决宣告前如实供述，是否能够认定自首。在实务当中，持肯定观点的认为，自首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主动归案，而且也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行为人归案后没有如实供述，而是在司法机关掌握扎实证据的情况下才被动供述，其悔罪态度无法得到体现，在侦查的过程中也没有对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作用。对此，本文持不同意见。1．目前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要求行为投案后第一次讯问中就要作出如实供述，才能认定为自首，只要求投案后在一审判决宣告前这个时间段内如实供述即可。因此，要求行为人第一次就如实供述才能成立自首，缺乏有力依据，过于狭义。2．虽然行为主动受控于司法机关，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意识，行为人对于法律处罚仍存在一定的畏惧或侥幸，需要一定认识和判断的过程，这符合一般人的思维常理。我们不能忽略这一客观情况的存在。3．行为人自首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侦查活动，但对于侦查活动的有利性，并不能成为认定自首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自首认定考察的主要对象。比如，司法机关在行为人自首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其犯罪证据，其投案后如实供述仍可以认定为自首。在这个例子中，行为人如实供述并没有成为司法机关收集其他证据的条件，却仍然不影响其自首的认定。所以，行为人投案后，只要在一审判决宣告前如实供述了罪行，无论是否在第一次讯问中作出，均可以认定为自首。

三、经非约束性传唤后归案的自首认定

非约束性传唤，是指传唤的送达以非约束性的方式到达行为人，如电话告知、委托他人转达等。非约束性的传唤能否认定为主动投案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传唤并不是强制措施，通过传唤归案的人仍具有归案的自愿性。有的人认为，传唤归案属于被动情形到案，不能认定为自首。原因在于，其一行为人已经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其二司法机关已经采取了传唤的法定措施，被传唤人在被传唤的情况下应当履行被传唤的法定义务，其到案并非其主动自愿的结果。还有的认为，应视情况而定。如果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了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或者掌握了行为人与犯罪事实的关联的情况下，行为人到案并非其主动意愿，不能认定为自动到案。如果司法机关还没有其犯罪事实，或者没有掌握其与犯罪事实的关联，仅是在嫌疑对象的排查中而传唤的，行为人归案一定程度上具有主动自愿性。本文认为，否定观点不能成立。一是存在逻辑错误，将犯罪嫌疑当作主动归案的否定条件。犯罪嫌疑和归案原因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犯罪嫌疑是司法机关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和案件线索，对犯罪事实与作案人关联性的一种客观分析，是对事与人之间关联性的认识问题。而归案原因是行为人到案过程及其主观意愿的评判问题，并不因行为人有无嫌疑或者嫌疑程度的大小而决定。二是对传唤的强制性存在认识偏差。在具有现实约束性的情况下，被传唤人一方面已经被司法机关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传唤具有现实的约束性，如当面传唤等。此时无论行为人是否愿意接受传唤，其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并不会因为行为人的意愿发生变化。虽然这种约束力并不是采取法定的强制措施，但行为人在此情形下已经不能脱离这种现实的约束。一旦其试图脱离控制，将会立即面临更为严厉的措施。但是，司法实践中除了具有现实约束性的传唤以外，还存在诸如电话传唤、口信转换等非约束性的传唤，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接到传唤信息时，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丝毫外力控制，对于是否到案行为人有充分的意志自由和现实的选择空间。如果其选择归案，则是行为人自愿到案行为所引发的结果，应当给予肯定性评价。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非约束性传唤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选择到案受控，应该认定为“主动到案”。首先，非约束性传唤，具备投案的时间条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尚未归案之前”是指“在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传唤只是问话的程序性措施，表明行为人并未实际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此时，行为人仍处于未归案的自由状态，所以其具有主动归案选择受控的时间条件。第二，非约束性传唤，存在意愿的主动性。在非强制性传唤的情况下，并无他人强迫，是否依照传唤的指示归案，取决于行为人自主选择。此时的非约束性传唤，只具有信息告知的功能，行为人能够在非约束性的传唤下自主选择归案，并接受司法机关控制，仍具有主动性特征。再者，如果认定自首，对行为人选择主动归案也有促进作用。

四、投案后脱逃又投案的自首认定问题

行为人投案后脱逃又主动归案的情况，行为人除原罪外，又犯脱逃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原罪是否还可以成立自首呢？否定观点认为，首先，行为人第一次投案后，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脱逃后又主动归案，不符合自首制度关于“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前提条件。其次，自首制度是对行为人悔罪表现的鼓励，以及出于对司法资源节约的考虑，而行为人的脱逃行为却背道而驰。第三，如果认定自首，则不利于对主动受控人员的监管，会造成脱逃犯案率的扩大。第四，行为人二次投案的行为，在脱逃罪中已经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如在原罪中再认定自首，就会出现重复评价的情况。对此，本文认为该情形对原罪可以成立自首。首先，虽然因为行为人的脱逃导致主动受控的条件或缺，但行为人二次投案对此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体现了其悔罪的延续，与普通自首的法律效果没有明显区别。其次，自首制度规定的“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指的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状态，即控制是否正在进行。并不是一种过去时的状态，即是否曾经控制过。那么，因为行为人的脱逃，司法机关对其的控制也将不复存在。在此情况下行为人的人身状态仍然符合“未被司法机关控制”的自首前提。第三，主动受控的行为人，体现了其受控的自愿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发生较为特殊的原因，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不会积极脱逃。因此，对此行为认定为自首并不会造成对主动受控人员的监管不利，反而为对脱逃人员主动归案产生积极的作用。第四，虽然行为人投案只是一个行为，但其被控制后必然要对原罪和脱逃罪都承担责任，因此投案行为所产生的有利后果和不利后果都是双重性的，只有在原罪和脱逃罪中均认定自首，才符合客观事实。上述观点仅为笔者依据个人有限的司法实践所进行的些许初浅分析，如有不妥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陈兴良．口授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自首范文篇9

一、自首的的概念和意义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犯罪，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的犯罪行为。自首制度各国都有规定。我国在建国后的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典中正式确立了关于自首的制度，该法第63条具体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条文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首制度的正式建立。

自首制度的建立不仅有有助于降低司法机关的追诉成本和提高破案率，还有助于犯罪者悔过自新的机会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自首制度不仅给已经犯罪的犯罪分子指明一条悔过自新的光明道路，还对司法资源的节约，提高司法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自首的本质

自首的本质在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争议。第一种观点是“悔罪说”，认为自首的本质是悔罪，悔罪是“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罪行的动机，投案和供述罪行是悔罪的表现。第二种观点将自首的本质归纳为，犯罪人犯罪后自己把自己交付国家追诉。该种观点认为，认定自首要先分析其归案形式。被动归案和自动归案。自动归案的本质在于，归案行为是犯罪人出于本意的行为。

自首制度的建立从一个方面将是司法资源的一种节约，另一个方面讲是国家对犯罪分子再犯罪后的一种“规劝”。通过制度上的规定，对犯罪人在犯罪后指引了一条出路，犯罪人通过自首得到一份弃暗投明的机会，使自己甩掉包袱、弃旧图新，国家也节省了司法资源的投入，及早审结案件，尽早地实现正义的要求，给被害人一个说法，减少被害人因犯罪后案件迟迟得不到侦破所带来的持续的痛苦和不安定感，最终实现国家、犯罪人、被害人的利益最大化。

自首制度的从另外一个方面将是正义和效率的一种妥协“迟来的正义非正义”，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不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由于现在犯罪的技术含量的提高，对司法机关的侦查增加了难度。案件长期无法侦破，对犯罪人的侥幸心理膨胀，受害者由于犯罪行为长期无法侦破，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将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引起社会恐慌。自首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司法活动的效率，及时的实现社会正义。

犯罪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主要而直观的表现在犯罪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的客观的损害，对人的生命的剥夺，对财物的损害等等之类，但也必须看到，犯罪行为发生后给社会造成的另一种损耗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自己职责所消耗的司法成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刑事案件发生后，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且往往是侦而不破，这样对司法机关、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当前犯罪中技术型犯罪比重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隐蔽，同时案件数量也成几何数增长，给司法机关的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犯罪人如能向司法机关自动投案，既省却了从立案侦查到缉拿归案这一过程的巨大支出，也大大的提高了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比率；既节省了支出也可腾出资源办大案、要案。同时，他们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为司法机关调查取证提供了全面可靠的线索，破案思路的提高，为及时而准确地处理案件创造了便利条件，便于树立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

刑罚的目的不仅是惩罚犯罪，更主要的是预防犯罪，为达到这个目的，并不一定非得依靠严厉的惩罚来完成，刑罚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只要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在遵循刑法的其他原则下是可以在制度方面进行一些特殊的设计。自首制度的建立，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为犯罪分子在犯罪后指明弃恶从善的道路。能够适用自首制度的一般来说都是初犯，有些犯罪只是出于激愤，再犯可能性，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会产生种种复杂的心理，与之相适应，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示，最重要的就是表现为一种恐慌，因惧怕罪行败露受刑罚制裁而惶惶不可终日，何去何从，犹豫不决。如果对他们置之不理，这些人就可能逃避司法机关的侦查，甚至破罐子破摔，继续犯罪，继续危害社会，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律利益。如果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悔过自新的光明之路，这些人就可能甩掉包袱，弃旧图新。在这种利益权衡的过程中，他们最有可能倾向于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自首制度恰恰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挥作用，为犯罪分子弃恶从善提供了一个外在的动力。选择自首的犯罪人不论是出于悔悟，还是出于为了从轻处罚，都是有利于其改过自新。因为原有的犯罪行为已经受到了国家的惩罚，受损的法益得到维护，对其行为的否定已经终结。犯罪人因惧怕罪行败露受刑罚制裁的心理也不复存在，是有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正确的认识自首的本质可有效地将自首与坦白、供认等行为区别开来。

三、自首的类型及成立条件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自首制度的类型划分，是依据刑法第67条的两款规定而作出的划分：一类为该条第1款规定的“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即一般自首；另一类为该条第2款规定的“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对第2款规定的自首类型，刑法理论界称其为“准自首”。鉴于刑法总则对自首两种情况的划分及规定，刑法理论界把刑法总则规定的自首区分为“一般自首”和“准自首”。

（一）一般自首

根据97年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这个定义，一般自首的成立要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犯罪人自动投案。何谓自动投案，刑法理论界曾有不同主张，结合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8年司法解释”）之规定，应当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的行为。自动投案，是自首成立的前提条件，就谈不上自首。同时也是自首与坦白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但是对于自动投案并不用过多的考虑其主观目的，不论是真诚悔过，还是处于减轻处罚的目的，都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对自动投案的认定联系自首制度的本质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1）投案时间。投案时间是指自动投案的时限。对自动投案的时限，98年司法解释中做了较为宽松的规定，包括以下四种情况：第一，犯罪事实和犯罪人都没有被发现，犯罪人出于本人的意志向有关机关投案，自愿接受国家对其犯罪行为的否定；第二，犯罪事实已经被有关机关发现，但是还无法确定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为何人的情况下，犯罪人自动投案；第三，犯罪事实和犯罪人都已经被有关机关发现，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犯罪人自动投案；第四，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犯罪人自动投案。对以上四点的理解，应把握一个要点，就是必须发生在尚未归案之前，即也就是指犯罪分子未被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的情形。实践中在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嫌疑人又逃跑的，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在逃跑过程中自动投案的，在司法机关追捕、通缉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自动归案的，也应视为自动归案。

（2）投案对象。98年司法解释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既可以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也可以是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其他有关负责人。”可见司法解释对投案对象的规定是很宽泛的，包括有关机关和某些个人。有关机关首先包括对犯罪负有侦查、起诉、审判职能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及其派出单位，如公安派出所、基层人民法庭等。其次包括非司法机关，即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军事机关以及犯罪人所属的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城乡基层组织如农村的乡、村政府及治保组织。城市的无业居民、未成年人也可以向其父母所属单位投案。外逃的犯罪分子可以向沿途的有关机关投案。投案也可以向有关人员投案，这里的有关人员主要指非执行职务之中的司法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有关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及主要负责人员。这些人员因其所从事的公务活动的性质，他们负有揭发犯罪的义务，因此犯罪人告知了这些个人自己所犯的罪行，实际上与向司法机关告知没有本质差别。在乡村，这些个人还包括大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治安主任等具有某种身份的人。但如果犯罪人明知这些个人与自己关系密切，知道后不会揭发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就不能成立自动投案。

（3）投案方式。自动投案一般应是犯罪分子本人直接向有关机关自动投案。对于犯罪分子因为某些客观原因不能亲自投案，而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犯罪分子因客观原因不能立即亲自投案，而先以信、电投案；犯罪分子犯罪后由于惧怕心理，请求他人陪同投案，或者并非出于犯罪分子的主动而是经家长、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等等，只要投案后能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罪行，都应按自首对待。也就是说，自首的方式没有什么限制，但代为投案必须有犯罪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并以犯罪人客观上暂时不能前往为前提。“其以书面等通讯方式报告者，必须载明自己之姓名与依据，以便传唤，且发出报告后必须向有关习惯投案，始产生自首之效力。至于以电话投案虽得以自首论，但须视其于电话报案后，是否随即投案，及报案时司法机关是否先知其犯罪事实而定，并非一经电话报案，当然可以自首论。”所以代为投案或以电报、电话投案者，应视其是否随即归案，这之间的时间界限，以司法机关未采取强制措施为限。虽被群众、公安人员、武装部队围追、堵截、但仍然有机会逃走，主动放弃逃跑，束手就擒仍应认定为自首。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一般自首成立的必备要件，犯罪分子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彻底供述自己实施并由自己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只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才足以证明其有自首的诚意，也才能为司法机关追诉其所犯罪行并予以从宽处理提供客观依据。如实供述的规定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对这一要件应作如下理解：

（1）供述的必须是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是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具体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并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及其结果等一切主客观因素的总和，包括犯罪的全部活动及其结果。这里的犯罪事实是以刑法为标准对行为事实的客观评价。如果投案人只交待自己的一般违法、违纪、违反道德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不能构成自首。同样，因投案人对法律或事实的认识错误而交待了一些自己认为构成犯罪，事实上不构成犯罪行为事实，也不构成自首所要求的事实。但投案人如实供述后基于认识错误而把有罪行为辩解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意外事故等无罪行为，但最终被判决有罪，其自首仍应成立，不因犯罪人的认识错误而抹杀其行为自首性质。

（2）供述的须为自己的犯罪事实。自己的犯罪事实既包括只犯一罪的事实，也包括犯数罪的事实。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外，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的犯罪事实：对于主犯，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同样，由于共同犯罪的性质决定了每一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是共同犯罪行为的一部分，对于从犯、帮助犯、教唆犯、胁从犯而言，如果仅供述自己实施的部分行为而不供述其所知的其他同案犯，不能成立自首。

（3）所供述的必须是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即足以证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事实，并不应苛求犯罪人交待犯罪的全部事实。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人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的特殊或生理、心理的原因，往往难以对犯罪事实做出全面的供述或准确供述，对投案人要求全面准确地供述是不切合实际的。犯罪分子如果只交代次要罪行，隐瞒主要罪行，或者以虚假情况掩盖其真实罪行，都不能认定为自首。

（4）必须如实供述其所犯的罪行。所谓如实供述，即投案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的认识和表述与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本身完全一致。做出这一要求主要是针对实践中有的犯罪人故意作虚假的供述。投案人作虚假供述可能基于以下几种情形：推诿他人，保全自己，逃避惩罚；江湖义气，包庇同伙；歪曲事实，谎报行为性质，妄想蒙混过关；捏造事实，虚构犯罪情节，以图入狱食宿；避重就轻，意图减轻罪责等。对这些情形均不能认定为自首。实践中，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犯罪人在供述自己罪行的时候，不可能所有细节都与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相吻合。所以，只要犯罪人供述出能据以确定犯罪性质、情节的主要的或基本的犯罪事实。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为了使将来的判决结果有利于自己，而故意歪曲事实，在关键情节上蒙骗司法机关，为自己开脱的，则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

犯罪嫌疑人，交代自己的罪行后，必须听候、接受司法机关的侦察、起诉和审查才能最终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因其翻供行为，使其供述事实的真伪性被怀疑，所以不符合自首如实供述的规定，但其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基于鼓励犯罪人自首的目的，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仍应认定为自首，实践中也有利于司法机关侦破案件。

（二）准自首的成立要件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准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情形。准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准自首”作为独立的自首类型被明确法典化，在我国刑事立法上尚属首次。此前刑法理论界对被限制人身自由后交待未被掌握的罪行的行为能否视为自首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观点针锋相对。现行刑法取肯定说。以下，我们将准自首的成立条件总结为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来分别论述。

1、主体要件。准自首的主体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措施包括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另外，对于在侦查中受到依法传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也符合“以自首论”的主体范围。这里的传唤，是指司法机关命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指定时间自行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法律措施。它虽然没有直接的强制效力，但它指示嫌疑人、被告人应负到案的义务，如不履行该项义务将受到强制，因而具有间接的强制效力。在法学理论上，一般将传唤称为“间接强制措施”。公务员之家

“正在服刑”应当理解为人民法院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对犯罪分子正在执行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对于被判处徒刑宣告缓刑和假释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假释考验期间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也符合“以自首论”的主体范围。对于正在被执行附加刑的罪犯，原则上属于正在服刑的罪犯。

被劳动教养不属于准自首的范围。被劳动教养不是被判处刑事处罚，因此被行政拘留、被劳动教养的人不能成立准自首的主体，但他们在被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期间，主动交待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可以一般自首论处。

自首范文篇10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实体规范

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新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后，正式被刑事诉讼法典认可和吸纳。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制度构建、法律规范实践等许多方面都需要作深入的理论研究。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讼法层面，而对其实体法构建以及实践运行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却十分匮乏。刑事程序与实体规范不可分离，只有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内容进行体系性研究，构建实体法制度并设置具体的实体法规范，才能夯实其理论基础，推动其制度的完善与实践的运行。

一、我国刑法中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联的规范

（一）自首制度。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准自首两类。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成立一般自首的法定条件，而准自首不要求自动投案，除对自首主体作出特殊要求以外，与一般自首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虽然一般自首与准自首的成立条件不同，但其在如实供述罪行这一点上相一致。笔者认为，如实供述罪行正是自首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联的核心点。因为如实供述罪行既是成立自首的本质要求，也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犯罪后认罪认罚的表现。同时，自首制度在形式上也具有从宽的效果，这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从宽方面是一致的。（二）坦白制度。《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增设了坦白制度，坦白的到案形式虽然是被动归案而不同于自首制度中的主动到案，但是并不影响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被动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和坦白自己的罪行。我国刑法中的坦白制度的目的在于引导和鼓励真正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案情，并针对这种具有悔罪表现的坦白行为赋予了其从宽处罚的结果，这是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方面具有一致性的，换言之，坦白从宽与认罪认罚从宽都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举措。（三）贪污贿赂罪特别宽宥制度。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的特别规定，是我国刑法分则中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联的重要法律规范，学界将其称之为特别宽宥制度。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的修改可知，对贪污受贿犯罪的特别宽宥制度超越了刑法总则中自首和坦白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且放宽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适用和从宽处罚范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可以获得从宽处罚的结果。同时，根据贪污或者受贿的数额和情节的严重性程度不同，分类细化了从宽的效果。刑法设置贪污受贿犯罪的特别宽宥制度有利于刑罚轻缓化的贯彻落实。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制度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本质上是涉及到实体法问题的，如果仅仅是刑事程序法将其吸纳，必然会出现其因缺乏具体的实体规范而影响正常运行与充分发挥功能的局面。因而，笔者认为需要从刑事实体法的层面出发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化，在刑法中构建其科学合理的实体法规范。认罪认罚从宽有其独特之处，其不同于我国刑法现有自首制度与坦白制度中关于从宽的规定，认罚作为一项对原有刑法具有创新意义的超越需要有认罪作为其前提，而从宽的内涵与自首和坦白中的从宽概念既有重合也有突破。故而，笔者认为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贪污贿赂罪特别宽宥制度等刑法规范在许多方面具有关联性，但是其本身并非缺乏独立性，也不是一项集上文所述刑法现有的从宽制度规范于一体的集合性制度，而是与自首、坦白等其他从宽制度并列的刑法具体量刑制度。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吸纳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在刑事公诉案件特别程序单独列出，而是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载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站在刑事实体法的角度，认罪认罚从宽实质上涉及到从宽科处刑罚的幅度，因此其是一项具体的刑罚裁量制度。笔者认为，可以在我国刑法总则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中增设一条，作为第六十七条之一，来单独规定认罪认罚的概念以及其相应的刑罚从宽的幅度。具体而言，就是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与自首、坦白与立功并列的刑法量刑制度，进一步拓宽与延展自首从宽和坦白从宽的内涵。在刑法总则中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从宽的刑罚裁量制度是具有合理性的。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刑法制度化是对其自身合法性、有效性的实体法确认，这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需要。根据我国《刑法》第三条的规定，某一行为被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就要对实施该行为的行为人定罪处罚，那么，必须要有明确的刑法条文作为依据才能对行为人从宽处罚，否则，行为人即使认罪认罚，也不得适用较宽的刑罚对其进行苛罚。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将刑事实体规范与程序密切关联，有助于增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操作性，是刑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刑法轻缓化的有效贯彻落实。

三、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规范设置

将认罪认罚从宽刑法制度化，作为一项具体的刑罚裁量制度，需要为其设置更为具体的实体规范以便其实践运行与操作，这将有利于充分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突显出该制度在刑事司法改革以至法治进程中的独特魅力。笔者认为，设置相关的刑法规范，为认罪认罚的行为人提供从宽处罚的实体法依据，具体来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主体，应当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首先，认罪认罚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行为构成犯罪，所以认罪认罚从宽的主体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如果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就不能成为犯罪主体，更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就谈不上认罪。其次，单位也可以成为认罪认罚从宽的主体，根据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单位主体认罪认罚的，可以在判处罚金刑方面从宽处罚，如果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的，可以对判处刑罚的自然人从宽处罚。最后，特殊犯罪主体可以设置特殊规定，不满十八周岁、年满七十五周岁、审判时正在怀孕的妇女、间接性精神障碍者等自然人犯罪主体，应当对其从宽处罚。此外，在特殊主体犯罪即身份犯的情况下，认罪应当包括其具备的特殊身份要件，因其特殊身份要件是影响犯罪构成的重要因素。第二，明确从宽的范围，应当用“可以从宽处罚”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宽范围的表述。有学者提出为在实体法层面充分、有效地运行认罪认罚从宽，在从宽范围的选择上将其规定为“应当从宽处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合理也不科学。认罪认罚从宽的主体犯罪情节严重程度与自身危险性具有动态变动性，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和认罪认罚的实际效果，区别对待，不能一律强制性地要求司法机关从宽处理。“可以”的表述确保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可操作性，并且有助于司法机关根据不同的案件性质、犯罪主体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及其表现进行司法衡量，这样能够有效地把握和控制从宽的尺度，将其与自首、坦白的从宽规定形成密切联系配合、相互协调一致的实体法规范体系。第三，从宽的量刑情节多样化。在我国《刑法》中，从宽处罚的具体情形分为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三种。笔者认为，在认罪认罚从宽实体法制度中，犯罪主体认罪认罚既可以从轻处罚，也可以减轻处罚，甚至是可以免除处罚。这是基于现今司法实践中犯罪行为人所反映出的犯罪情节和自身危险性情况复杂多样的考虑，只有这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法中的价值功能才能更好地发挥。另一方面，多样的从宽量刑情节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相对灵活的从宽操作空间，既可以满足复杂的司法实践需要，又可以充分调动犯罪主体认罪认罚的积极性，使其最大限度地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第四，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共同犯罪、数罪并罚以及死刑案件中的适用。其一，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犯罪主体符合自首或立功条件，那么直接按照自首或者立功相关规定认定并处理；如果犯罪主体对共同犯罪行为及其实体后果表示认可并接受，并不构成自首、立功等情形时，可以予以从宽处罚。需要注意的是，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审慎处理，主犯与从犯在量刑时应当保持罪刑均衡。其二，在数罪并罚案件中，如果犯罪主体存在多个认罪认罚行为的，则应当根据多个认罪认罚的情形分别从宽处罚，然后再进行并罚。这样是争取在规范限度内对犯罪主体予以最大程度的从宽处理。其三，应肯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如果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主体在审判前真诚地认罪认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犯罪主体的自身危险性，可以对其从宽处罚，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死刑是一种最为严酷的刑罚种类，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不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这符合废除死刑的刑法发展国际潮流，在这种背景下，根据犯罪主体具有认罪认罚的情节而予其从宽处罚继而减少适用死刑，可以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法层面具有限制死刑适用的积极价值。

参考文献：

[1]贾宇．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2]黄京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实体法问题．中国法学．2017（5）．

[3]卢建平．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认罪认罚从宽．中外法学．2017（4）．

[4]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2）．

[5]魏东、李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检讨与完善．法治研究．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