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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性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7 14:01:19

自利性范文篇1

一、政府具有自利性

关于政府的属性，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认为，处于自然状况的人类存在诸多不便，尤其是不能确保人们的财产安全。于是，人们便通过契约的形式由社会所有的人授权一个公共组织管理社会，由此形成国家与政府。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这种理解，政府便只有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作为国家合法代表的政府，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并促使阶级矛盾处于可控制状态，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据此，阶级性是政府的主要属性。当然，政府为了维护阶级统治，也要照顾被统治阶级部分利益，以缓和阶级矛盾。这样，政府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本身也存在自利性，并非只有阶级性和社会性。对此，公共选择学派曾进行过详细的考量与分析。他们认为，政府一旦形成，其内部的官僚集团也会有自己的利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甚至会导致政府的变异，如大量滋生寻租与腐败现象等等。

所谓政府的自利性，简言之，就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属性。它可以作以下两种划分：

(一)政府官僚的自利性和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前者通常易于理解，而后者则不然。政府组织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只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最高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工作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其特殊利益也就越来越突出。

(二)横向政府部门的自利性和纵向政府部门的自利性。前者指同一政府机关的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这是由政府管理工作本身的日益分化造成的。后者指联邦与各州、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

自利性与阶级性、社会性的并存，并不意味着三者处于同等地位。政府的阶级性总是属于主导、核心的地位，社会性则是政府属性外在的主要表现，是为阶级性服务的，自利性通常只能在事实领域处于隐蔽状态，属于次要地位。正是因为这三重属性的存在，政府往往既要实现统治阶级及自身组织或官僚利益的最大化，又要保证社会能够高效率地产出，也就是说，政府的自利性与阶级性、社会性存在着一定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总是处在绝对的对抗关系中，三者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可以协调一致，甚至政府的自利性有时可以为实现政府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目标提供内在的激励动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政府的阶级性、社会性。

二、政府的自利性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首先，合理范围内的自利性往往是政府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之一，能激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负责地、高效率地开展工作。所谓合理范围内的自利性是指政府通过正常途径满足自身正当的利益要求，只要这些利益要求不超过一般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水平，尤其是它们都是通过公开和制度范围内的途径实现的，我们就可以说政府的这种自利性处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毫无疑问，满足这种合理范围内的自利性往往能激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表现出较高的热情，为统治阶级和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其次，有效的政府自利性自我控制有利于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说：“要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要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①可以说，任何政府无不面临着既管理社会的艰巨任务，又管理自身尤其是控制自身自利性的巨大挑战。很难想象连自身都管不好的政府能管好社会；而能主动管理、控制好自身的政府，则更能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好社会，并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四五十年代的李承晚政权不仅忽视经济建设，而且忽视廉政建设。而在六七十年代的朴正熙时期，政府在奉行经济第一义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廉政建设，对贪污腐化分子严惩不贷。其首批打击的官员中就包括20位原政府高级官员、道的长官和将军，还包括12位大企业主等。不仅如此，其所打击的“腐败”范围很广，除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外，还包括生活奢侈、任人唯亲等。政府还通过行政改革，建立起严格的监察制度，对政府进行公开和秘密的监察。这些措施有效制止了官场腐败，保证了政府的强大有力，对当时韩国经济的腾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

再次，政府自利性的膨胀则会极大地扭曲政府的行为，削弱政府的能力，影响政府的形象。政府的自利性一旦膨胀，首先意味着政府自控能力的下降，一旦政府管不好自身，则难以管好社会。特别是政府的自利性扩张到政府出现腐化和变质后，政府就会遇到统治阶级和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对，使政府失去合法性的阶级支持和社会支持，从而有可能最终丧失管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韩国在朴正熙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的威望迅速提升，政府的可控资源大大增加，政府的自利性便开始肆意扩张。政府既不强调自我控制，也不重视社会控制，结果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人民怨声载道，政府地位不稳，能力下降，社会难以持续发展。应当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产生，在一定意义上与政府力量长期较强，而同时忽视控制自身自利性的扩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最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由过去高度的整体化、单一化转变为现在的分散化、多元化，从而激发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意识，加之通过一定时期的社会比较，政府官员出现了较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失落感，其中的一些人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营利活动，如政府机关直接经商办企业，以政府名义乱摊派、乱收费、乱提成、乱处罚、乱拉赞助，故意把政府理应无偿的服务变成有偿服务等。更有甚者，一些政府官员徇私舞弊、贪污腐化，出现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比如走私，走私之所以屡打屡盛，打而不死，主要就是因为有政府公权力的参与，一些地方与部门甚至把走私视为搞活地方经济，谋取本位利益的重要手段。湛江特大走私案案值100亿元，偷逃税款60亿元，令人触目惊心。广东副省长汤炳权总结说：“凡走私特别严重的地方，总与当地的党内或政府腐败有关”。③该案涉及公职人员200余名，其中厅局级12人，处级45人，科级53人，分别来自海关、商检、工商、公安等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他们为走私分子提供的方便与保护，使湛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走私“黄金通道”。这些现象虽然是局部的，是少数政府机关及少数官员的问题，但它们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以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根治。

三、政府自利性的法律调控

如何使政府的自利性维持在良性水平上?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是政府管理、控制好自身。如前所述，政府管好自身是管好社会的前提，政府的能力结构中就包含了政府利用和控制好自身自利性的能力。但这一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理想与价值的角度进行的，现实情况是，由于受到自利性动机的驱使和使用权力的方便，政府对其自身进行管理和控制往往并不具有主动性，而经常表现出在统治阶级和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的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

由于法律所特有的权威性、稳定性和便于实际操作的功能，各国在考虑政府自利性的控制时，都将法律作为最重要的控制手段，并力图使其作用发挥到极致，以迫使政府的自利性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

在我国，人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官员身上，而对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人”所具有的自利性则认识不足，致使这方面的法律调控手段长期空乏和软化。只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行为的过份商业化、政府自身利益取向常与其应有的公共利益导向相背离，加之个别工作人员借政府之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不仅要通过法律约束政府工作人员，而且要通过法律约束政府；不仅要通过法律实行政府自利性的内在控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法律实行政府自利性的外在强制。由于问题的第一方面人们已讨论得很多，所以，本文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问题的第二方面，并认为，这有赖于我们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从体制到行为，从宏观到微观，从实体到程序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规范调控，具体地说：

(一)实行有限行政，从体制上控制政府的自利性。

研究表明，政府行为的无限增长必然导致政府自利性的肆意扩张，产生与寻租相关的腐败现象。所谓寻租，是指寻找政府管制活动所带来的差价收入，其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政府的特权、配额、许可证、批准、同意、特许权分配棗这些密切相关的词每一个都意味着由政府造成的任意或人为的稀缺。”“这种稀缺，意味着租金的潜在出现，而后者又意味着寻求租金的活动。④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行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特别是由于政治与经济的结盟，政府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既制定经济规则，又加入经济运行。实践表明，这种“全能政府”(美国学者奥·唐奈尔称为“威权主义政府”)不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反而使政府的行为过份商业化、市场化，政府极易利用手中管理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特权，从中谋取不当利益。

世行中蒙局局长霍普说得好，“政府不要划浆要掌舵”，“政府的作用应该在于为市场服务或者说调节市场，而不是让市场为政府服务”，“什么都管的政府什么都管不好。”⑤所以，我国应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有限行政，实现“公共行政权与国有产权的分离”，明确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界限，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与社会相分离，政治与经济二元化，小政府大社会的良性结构，从体制上铲除政府自利性肆意扩张的土壤。

(二)制约行政立法权，防止政府不当营利行为合法化。

由于政府拥有一定的立法权，所以政府自身的利益取向常通过行政立法体现出来。在我国，行政立法常被拿来为部门、地方利益服务。负责起草法规、规章的机关往往把起草草案看作是争权夺利的好机会，乘立法之机，巩固、扩大本位利益。他们争管理权、争处罚权、争许可权、争收费权，一个部门制定出维护本部门利益的规章，另一个部门也制定出另一个内容相似的规章予以回敬。⑥现实生活中，过滥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检查、认证、奖励、垄断性经营、利益保护、不当干预等往往都能找到“合法”的法律依据。许多部门和地方“立一个法，就增设一个机构，加一道审批手续，多一道收费罚款。”有些甚至严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譬如《行政处罚法》第53条规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变相私分”。该法出台后，许多地方行政法规如《福建省征兵工作奖惩规定》第24条，《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43条都将原先的“罚没款上交地方财政”改为现在的“上缴国库”。然而，在行政处罚法之后，于1996年10月29日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条第2款却规定：“罚款、没收车辆的拍卖款全额上缴市财政部门。”这种肆意扩张自利性，公然违法立法的行为迄今也未见纠正。⑦至于违反法律授权范围或立法原意的部门或地方法规也都与政府自身的利益取向有关，比如继续在本省征收已被中央取消的收费项目；擅自在本地区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押金和保证金是国家禁止设立的，但有些地方和部门借口其可能退还，异于一般的收费，因而未报中央审批，而在有关规定中擅自设立，但实际上退还的廖廖无几；一些省、自治区在机动车、拖拉机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办法中规定，对不交养路费的车辆实行扣车、扣证、强行拍卖，违反了公路法的立法原意。⑧

所以，制约行政立法权，规定其立法权限和制定程序，建立行政立法监督机制，已成为我国的迫切需要。

(三)加快行政合同立法，规范政府在合同中的特权。

与民事合同不同，行政合同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棗政府，“享有签订合同的原始发动权；在合同履行中，可以公共利益为由，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有权监督合同的履行；有权对对方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制裁；等等”。⑨从行政法理论看，这些特权和支配力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正如英国学者J·D·B米切尔所言：“如果政府的重要行动因此会受到严重妨碍，那么，任何契约都不可能被执行。”

我国尚无行政合同法规范，有关的监督机制也严重乏力，所以合同中享有特权的政府一方，其自利性极易膨胀，导致各种腐败。在綦江虹桥垮塌案中，副县长林世元正是掌握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原始发动权、变更解除权、监督权等，所以在收到无施工资质的包工头费上利的11万元贿赂后，违法发包，放弃监督；同时，綦江县政府作为发包方，利用单方变更合同的特权，强令施工方在桥上增设座椅和花台，共增重量1800吨，使唯利是图的承包商更加采取偷工减料的方式谋取利润，导致本是豆腐渣工程的虹桥更难承受其重荷，最终发生了死40人，伤14人，直接损失600余万的垮塌惨案。

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在行政合同中以隐蔽、“合法”的形式大量存在，所以，加快行政合同立法，规范政府的特权，已迫在眉睫。

(四)强化行政程序法，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法的核心”，瑠但它也使得政府的行为常常表现为专横和任性。现实中，公安、交通、环保、工商、税务等管理部门的任意收费、随意罚款、肆意处罚、不当干预等，大多与政府谋取自身不当利益有关，许多部门的办公楼、宿舍楼、小汽车等就是通过这些“创收”方法盖起来、买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讲，自由裁量权为政府行为人治因素的增加和政府自利性的扩张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和“正当的理由”。

“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有可能被滥用”，瑡“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是什么法呢”?瑢问题是如何加以控制，许多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至关重要。“所谓的依法行政，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离开行政程序法，无以言依法行政。”瑣

由于民主、公开的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所以，行政程序法在控制政府自利性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以行政处罚法为例，该法是我国公开行政的典范，它确立了执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并相应建立了听证、调查、回避、合议、审裁分离、公开身份、告知、说明理由、咨询等制度。这些规定若能真正有效地实施，既能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制约政府的自利行为。

问题在于，我国长期重实体、轻程序，行政程序立法与研究都十分落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程序法制观念非常淡薄。在綦江虹桥垮塌案中，如果依法处理好立项、报建、审查施工资质、招标投标、办理施工许可证、验收等六个环节，做到立项设计活动公开广泛征求意见，招标投标公开进行，避免“暗箱操作”，那么，惨案就不会发生，腐败也就能够避免。

(五)健全以人大为主的行政法制监督，纠正政府的不当营利活动，并让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列宁说过：“用什么办法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瑤西方国家一般通过立法机关和司法审查使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美国国会的控制包括事前的控制、执行中的监督和事后的检查，非常严密，而司法审查则是经常性的、具有传统权威性的监督。我国则建立了以执政党共产党、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政协、人民群众、新闻媒体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网络的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公民权利制衡政府权力的执法监督机制。其中，人大的监督是“以人民作后盾的，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国家权力监督”，瑥具有最高的效力和根本的意义。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环保法、森林法、公路法、行政处罚法、城市规划法、税法、土地法等开展了一系列执法检查监督活动，有效遏制了诸如地方保护主义，“三乱”等政府自利性扩张行为。但总体来说，这方面工作仍很不理想。越来越多的人对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工作寄予厚望，提出了不少建议。笔者以为，关键之一是人大代表不熟悉相关的法律，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导致监督工作缺乏针对性、泛泛而谈、流于形式。彭真讲过：“不了解情况，怎么能行使权利呢?……重在了解情况，便于我们解决问题。”美国国会为了让议员了解相关的法规和具体的案情，设立了众多的服务机构和总数达4万人的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两院议员共配有助手15000人，其中，众议员9000人，参议院6000人，每个议员最多可雇用专职助手18人，还可聘几名非专职助手。日本国会两院工作人员4000多人，其中，众议院1700多人，参议院1300多人。瑦这些做法，我国不能照搬，但可借鉴，以便使人大的监督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抽象转为具体。为此，应根据精简、高效、精干的原则，按质按量配备必要、称职的人大常委会办公机构工作人员；委员的专业化、知识化程度要相应提高(现在的法制讲座、专题讲座是一个好办法)；对特定问题，要吸收有关专家参加。

①〔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②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76页。

③1998年11月11日《中国改革报》。

④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⑤《读者参考》1997年第4期。

⑥⑧《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

⑦朱应平、徐板芳：《公然违法立法，迄今未见纠正》，《法学》1999年第5期。

⑨应松年著：《行政法教程》，第174页。

[美]B·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转引自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41页。

崔卓兰：《依法行政与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

《列宁全集》第2卷，中文第2版，第358页。

自利性范文篇2

关键词：政府自利性；公共选择理论；激励共容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内在地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属性，而且政府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也具有自利性的典型特征，但是对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理论关切与研究是非同步的。

因为按照西方传统政治学的观点：“政府作为全体公民权力的委托、行使者，除了公共利益以外，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会追求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是完美的利他主义者，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不应该有自身的利益。直到当代很多学者仍然秉承政府利益即是公共利益这一理念，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认为：“政府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它是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在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政府的各种组织和程序代表着公共利益的不同侧面。”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公共性是政府的根本属性也是唯一属性，这种想当然的思维逻辑使人们仍然陶醉于对政府公共性价值的浪漫期待之中，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视线和思维。对政府自利性的发现与研究要比对政府公共属性的描述和论证晚得多。对政府自利性进行详细、系统、深入的剖析是当代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对政府自利性进行理性的审视。

一、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自利性的解释及-其适用性

贯穿在公共选择理论模型中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所谓的“经济人”模型，二是政治市场的概念，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自利性的揭示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自利性的解释

“经济人”模型假定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每一个参与者都从自己的偏好出发，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会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活动方式。“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也是利己和理性的，“个人的行为天生要使个人效用最大化，一直受到他们遇到的抑制为止，倘若真的要做分析，起作用的具体论点必须放在效用机能上。个人必须像计算或期望那样，追求他们的自己利益，即狭义的以纯财富状况衡量自己的利益”。家庭和企业中追（整理）求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自利个人同样也是政治系统中的成员。“当个人由市场中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行不会发生转化。”由此可见，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里，政府具有自身利益，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性的主体。

政治市场的概念意味着政治制度就像市场制度，政治家就像企业家，公民(选民)就像消费者，选举制度就像交易制度，选票就像货币。在政治市场里，人们建立起契约交换关系，一切活动都以个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为基础。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政府官员等)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政治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公民由于无力支付了解政治的成本，他们作为有理l生的人往往不参与投票，由此决定普通选民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制约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为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官僚等)所操纵，由此滋长了种种经济和政治弊端。

既然政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政府官员在政治市场交易中就存在奉行机会主义策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经济人”假设本身内含了机会主义倾向。一方面由于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官员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就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私利；另一方面，在有限理性的约束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人”都不可能充分认识普遍的机会主义倾向最终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因而一旦有人借助机会主义行为获利，这种行为就会在政治市场迅速传染。基于“经济人”的逻辑，布坎南甚至明确否认公共利益的存在，他对公共利益这种说法是很不赞同的。既然独立的个人有其自己的利益，那么，公共利益之说就是无稽之谈了。

(二)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自利性解释的适用性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推演出政府自利性的属性，被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政府及其官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所证实。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是由现实中具体的而非观念中抽象的个人组成，尽管物质利益并非人的唯一目标，但不得不承认，在现有文明条件下，经济利益不可避免依然是个人效用函数最重要的变量。政府自利性就是通过政府官员维护、追求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来，换言之，政府自利性的属性归根结底是人的利益要求和愿望。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必须充分考虑到自利动机对政府官员从事各种行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自利性假说，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政治现象的一种纯粹的分析方法，将逻辑分析与道德评判区分开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府自利行为的真实过程，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将人的行为逻辑抽象化为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自种胜假设所遭受的最大诟病。如同休·史卓顿和莱昂内尔·奥查德所分析的那样，个人动机中既含有大量的对物质利益的自利的欲望，也“普遍共存着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的动机”。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动机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结构，意识形态、家庭和党派利益、种族、宗教、国家等方面的考虑，往往都会压倒个人的物质利益计算，因而个人利益最大化并非人类行为取向现实性的反映。就此而言，可以说“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种对政治行为动机的描述是不真实的”。比如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还是有区别的，政府官员在政治活动中，一般不直接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成本，也不独享其行为带来的收益，那么就大大减少了成本一收益计算的可能性。至于有些公共选择理论学者否认公共利益的存在更是无稽之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存在着过于夸大“经济人”范式的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政府行为的分析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对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应然抑或实然

任何一种对政府自利属性及其行为的理性审视，都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参照系统上，建立在对审视对象的准确定位与合理取舍的基础上。政府代表公共利益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与此同时，政府的自利行为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但是有些学者囿于伦理道德的局限，明确不赞同政府自利性，并认为自利性的概念只适用于私人领域。客观地讲，这种观点往往对政府自利行为缺乏一种现实的关照与理解。

对于政府的自利属性及其行为是应当基于一种理性、实然的态度，还是基于应然的、对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等美好价值的浪漫期待?坦率地讲，对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需要将逻辑分析与道德评价进行区分。马克思当年就曾高度评价马基雅维利把政治学研究同道德批判区分开来，并认为这是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毫无疑问，从价值应然的角度讲，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应当是没有私利的“公仆”，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府自利性是违背政府产生和运作的内在逻辑的。然而从实然分析的角度看，只要我们正视现实，政府自利性的存在就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实证性的学术研究恰恰是要揭示政府行为的真实过程，无论这种过程是否违背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正当期待。按照新制度主义的逻辑，制度安排是人的行为选择的基本约束条件，因此，人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安排的产物。我们可以说政府应当是“公仆”，但是公仆的行为逻辑需要有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在缺乏这种制度环境的条件下，政府的自利属性就很难被排除。恩格斯就曾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之所以如此，因为缺乏相适应的制度环境，所以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提出“公仆”的概念时，就提出了一套造就“公仆”的制度前提。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往往只能在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中做出选择，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同样，政府本身就存在着公共性与自利性持久的冲突。委托理论对这种二律背反做了形象的比喻，在政治委托中，公众作为政治委托人，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则是服务于公众的“公仆”。一旦公众授权人管理公共事务，政府作为公共权威的体现者处于管理主体的地位，而公众的现实地位就从政治委托人演变成了公共权威的服从者，成了被管理者。在政府的权力运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治委托人与政治人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被完全颠倒，即政府作为人反客为主，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现实的主人，随意超越范围。一旦这种现象发生，高高在上的政府可能完全漠视委托人的意愿，完全按照自身的意志行事。诺斯也指出：“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管理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是其基本职能，但是政府作为特殊的公共组织也有为自己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属性，即政府除了为社会服务的公利性外，还有自利性，无可置疑地存在自身利益。对于政（整理）府的自利性应一分为二：首先，任何个人或组织的行为都源于对利益的追求，利益是个人和组织活动的根本动因，利益是以需求及需求对象的满足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作为特殊的公共组织对需要的满足和自我利益的追求也是合理的，无可厚非。政府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也是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基础的，换言之，没有利益支撑的公利行为是虚幻的、短暂的、非理性的。其次，政府自利性从属于公共性，应该受到限制。公共性是政府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具有本质性、基础性和整体利益的特征；而自利性作为公共性的派生物，具有非本质性、从属性和局部利益的特点。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政府的自利性必须服从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同时，政府的自利性必须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任其扩张必然导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蚀。

三、政府的公共性与自利性之间的关系：激烈冲突抑或激励共容

国内很多学者在对政府自利性的研究中，通常将其划分为地方政府的自利、政府职能部门的自利和政府组成人员的自利，这三种政府自利行为相应地形成各级政府的利益、政府部门等小团体的利益、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三种利益形态，这表明政府在主观上就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持久矛盾，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政府自利性急剧膨胀，置公共利益于不顾，造成公共利益的巨大损失。因此，一方面，政府作为特殊的公共组织也有为自己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属性，即政府除了为社会服务的公利性外，还有自利性，无可置疑地存在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政府自身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持久矛盾，有时这种矛盾会激化，走向激烈的对抗，其结果是造成公共利益的巨大损失。如何化这种潜在激烈冲突为和谐均衡?从根本上说，这有赖于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一种激励共容机制。

建立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激励共容机制非常必要。依据现实的逻辑，政府的自利性在特定的范围内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如果控制、引导得好，可以起到激励政府及政府官员努力追求公共利益的作用。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利的动机和行为熟视无睹或者一味地严厉地压制都是非理性的态度，也无法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为完全以“人性恶”为基础的预设需要对公务员采取重罚重奖的激励机制，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其结果可能诱致激励贫困或者激励过剩，都是不理想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完全以“人性善”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实质上是以公共利益的一致性抹煞政府自身利益的特殊性，导致政府自利性与公利性严重的不相容，即所谓的“激励不兼容问题”。欧文·E·休斯在《新公共管理的现状》一文中也指出，“虽然公务员可能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这说明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激励共容机制已成为行政改革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自利性范文篇3

关键词：政府的公利性；政府的自利性；政府自利性扩张；政府自利性控制

现代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它体现了公利性这一现代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1]。离开了这种公利性，政府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2]。但是，政府除了这种公利性、利他性以外，也无可置疑地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即政府除了为社会服务的公利性之外，还具有自利性。政府的自利性是指政府除了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之外，具有为自身组织生存和创造有利条件的属性。

就我国而言，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不应存在任何属于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全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看，政府的确不存在自利性。但是换一种角度来，政府本身是一种社会组织.这一组织也是由不同的公务员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3]群体，他们本身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拥有对行政权力的直接行使权[4]，他们构成了社会的精英阶层之一。应正视政府及其组织人员（公务员）的自利性，并将其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和范围内。

一、政府自利性的表现形式

利益总是隶属于一定的主体，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政府本身有其自身的利益，政府各部门也各有其利益，而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有很大的区别。政府行为和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与其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5]这就是说，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同样追求自身的良性发展，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代表。另外，作为地方政府为“造福一方”，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也会导致政府组织自利的发生。同样的道理政府职能部门乃至公务员个人为了追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也会追求部门或个人的自利。

1．地方各级政府的自利

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实施本地行政管理职能。中央政府更多地考虑全国的利益、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地方政府则更多地考虑地方利益。地方各级政府的自利有多种表现形式：

一是东西部地区政府利益之争。地方政府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其根本利益跟全局利益具有一致性。但是，不同地区都追求本地区的高速发展，这就引起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从而引起不同地区的利益分化，导致地方政府追求本地区的自利，有时为了自利而损害全社会公利或是别的地区的利益。西部大开发，对于东部和西部来说都是机遇，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东部地区政府鼓励本地的去西部开发，他们把资金、技术、市场渠道带到西部，一个重要目的是盈利。东部盈利的动机与西部求发展的目标之间必然有一定差距，可能会出现利益的冲突。东部地区开发西部的资源可能会以较低的资源开发费用而将原料运出，而后又会将附加值较高的成品卖给西部，从而进一步拉大东西差距。甚至，开发完资源后还会给资源产地留下一大堆难题，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职工失业、财政收入锐减等。

二是上下级政府的利益之争。上下级政府都是行政管理组织，对于相同的公共事务都有管辖权。按理上下级之间管辖的权限是很明确的，但是为了利益或是减少工作量的自利需要，上下级政府之间也会为了自利而出现冲突。这方面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6]

三是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政府目标而为本地企业争利。我国现行体制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确定各地每年的经济发展指标，并要为这一经济发展目标而努力。由此出现了“政府目标责任制”现象，地方官员为了保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常与地方企业挂钩，或曰蹲点扶持，或曰工作指导，有的干脆由党委常委或政府常委直接到国有大中企业挂帅（俗称“常委企业”）。一旦，这些企业与竞争对手争利，特别是与别的地区的企业争利时，这些领导常以政府的名义进行行政干预，以保证地方利益，同时实现地方政府的自利。

四是地方政府为了吸收外来投资而无原则地让利。吸引外资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一项重要措施，外资的流入为地方经济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时常无原则地让利，提供所谓“最优惠”的条件，甚至与现行法规冲突也在所不计。无原则地吸引外资破坏了我们整体的投资环境，实现本地利益的最大化，满足了地方政府的自利，但是破坏了“经济全国化”，也了本地国有企业的发展。无原则的让利，使本地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国有企业转轨改制本来就有困难，现在更是雪上加霜，这加大了改革的成本，也不符合WTO规则。

五是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地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而与中央争利。“在中国现阶段，地方政府担负着地方社会管理，兴办地方社会事业，保障地方福利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项职能，同时，还兼有本地区内相当庞大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肩负这样的双重承担，往往使地方政府成为该地区共同利益主体，必然具有维护和扩展本地区利益的内在要求。”[7]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共同利益的代表者，总希望从中央所给政策这个大锅里面，捞到比别的地方更多一点“特殊待遇”，以求获取比别的地区更快的发展速度，从而实现地方政府的“政绩”。地方政府的这种争利行为，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这是地方政府追求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地方政府一味地争利就很容易以损害全国公利为代价，从而走向其反面。

2．政府职能部门的自利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采用的是条块分割，作为“条条”的政府职能部门与作为“块块”的地方政府之间常常出现磨擦。政府职能部门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因而为了部门的利益而与国家或是地方争利益的现象并不少见。

（1）政府职能部门执法产业化。政府职能部门享有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职能部门执法的本质就是服务，就是为广大纳税人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服务性的“公共物品”，而绝对不是为私人或个别利益集团谋取私利。但是，在一些地方，某些部门存在着某种不同程度的权力蜕变和异化，他们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向人民群众巧取豪夺，把执法的过程变成实现某种利益和经济收入的过程，执法所得的收入少量交给国家，而大量的却化归执法部门或者执法群体所有，甚至给予执法的个人予以“提成”，这就是“执法产业化”。执法产业化的实质是实现职能部门的部门利益，其形式是以权谋“公”。为了部门自利，牺牲了执法的严肃性、公正性。如私设审批事项，项项收费；乱找罚款事由，事事罚款；不施行政许可，以罚代管；勾人违法乱纪，执法得利，等等。

（2）政府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争利。首先，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在上争权。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大多实现双重从属制，既要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又要服从上级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这种条块分割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为职能部门争利创造了条件，某些职能部门借口有些事务由上级职能部门直接指导，不与地方政府协调，独自发文，擅自执法，与地方政府争夺地方事务的管辖权，产生行政越位现象，使行政相对方在地方政府和地方职能部门之间，无从选择，不知该执行谁家的“法”。由于管理主体的混乱，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政府提供良好社会市场环境的职能无法实现；其次，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在经济上争利。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部门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各个部门都在增加本部门职工的收入，增加部门福利收入的主渠道是创收。包括向下属各单位收取各种各样的费用。拥有下属部门数量是其创收量大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职能部门与下一级政府争抢管辖下一级部门和单位的权力。同时，各种职能部门为了部门利益也到同级人政府去与别的部门争夺资源的管辖权，使地方政府的管理工作量增大，地方政府要不断地在各部门之间作协调工作。另外，由于一些实业部门与政府实行了财政总承包、利税包干以及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在完成政府的承包任务后，盈余则归部门所有。为了这种部门盈余，职能部门与下属单位不遗余力地利用职权到市场中去逐利，当这种逐利行为与公利发生冲突时，不惜以牺牲公利为代价满足部门自利；再次，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在行为上推责。职能部门的行政经费一般是固定的，有些职能部门为了节约经费或把经费挪作他用，以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部门的自利，就尽可能将那些理应承担但无利可图的职责或任务，推给地方政府。

3．政府组织成员的自利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这些利益需求有物质性的，如金钱、住房、社会福利；也有非物质性的，如精神嘉奖、荣誉称号；还有一些既有物质性，又有非物质性的利益需求，如安全，就是兼有二者特性的利益需求。诚然，全体社会成员存在着某些共同的需求，如国防；但各个社会成员或不同的社会集团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如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以及不同的民族、宗教和职业集团乃至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要求及实现途径。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乃至可以预想的未来，社会都不可能充分满足一切人和团体的需要。而政府组织成员的自利主要通过组织的自利得到满足，公务员既是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又是普通公民，具有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优越条件。“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8]众多公民选择公务员职位——或是为了物质利益，或是为了精神利益，或是为了政治利益——常常寻求权力扩张的突破口，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一些成员利用行政权力谋私利，干违法乱纪的事，那不仅是自利的膨胀，更是对社会的犯罪。公务员自利的扩张行为已为公众所熟知，在这里不作赘述。

二、自利性：政府的非本质属性

对于政府的自利性应一分为二，不能一概否定，政府自利性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正确认识政府的自利性，就应政府自利性的基本特征。

1．政府的自利具有客观合理性

一般来讲，个人和组织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对利益的追求，换言之，利益是个人和组织活动的根本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9]那么什么是利益呢？有人说，“利益”是需要主体以一定的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使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矛盾状态得到克服，即需要的满足[10]；也有人说，“所谓利益，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由人的活动实现的满足主体需要的一定数量的客体对象”[11]；还有人认为，“最简单地说，利益表现为人类自我的满足”[12]等等。尽管人们对利益的认识和表述存在区别，但在满足需要这一点上则根本一致。因此，需要是形成利益的根本前提。对此，希克有过精辟的论述：“当人的某些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时，它就会使人产生一种想去满足它的要求，或者，由于某些需要对人的感情和爱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也会使人产生一种不断重复的、在某些情况下不断加深的要求，而利益正是人们为满足这种客观引起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集中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意向。这种意向反映在人的行动上就是不断地、努力地、顽强地、有时甚至是热情地追求这种需要的满足，也就是贯彻和实现他们的利益。”[13]马克思也认为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们为了求得个体和种族绵延，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以满足各种需要。“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14]“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动物”。[15]也就是说，利益是以各种各样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为其客观基础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组织及其成员对需要的满足和自我利益的追求也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让政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甚至大公无私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没有利益支撑的公利行为是难以长久的、稳定的、持续的、理性的和有节制的。

2．政府的自利具有从属性

尽管政府的自利具有客观合理性，但政府毕竟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她建立在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的基础上[16]，“人民把管理公务的权力委托给政府，并且通过定期集会，考察是否保留现有的形式，以及是否让现在任职的官吏继续当政，用以防止政府篡夺主权”[17]。那么，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和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有悖于此的政府必然丧失其存在的基本依据。因此，政府的公利性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更应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这种政府“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18]

相比之下，政府的自利性，也就是非本质的了，是公利性的派生物。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政府组织成员本身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政府的自利性是公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从属性。一旦政府的自利与社会的公利相冲突时，政府的自利必须服从全社会的公利，不能将政府的自利置于公利之上。一旦政府的自利超越了政府的公利，就表明政府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政府权力出现了异化，此时政府的权威必然会受到威胁，政府的合法性将降低甚至丧失。

3．政府的自利具有限制性

正是由于政府的自利性是从属的、非本质的，它毕竟是局部利益的体现，虽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这种局部利益，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让其任意扩张，失去限制的自利必然引起私欲的膨胀。

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要在承认政府具有自利性的基础上，我们应对这种自利进行有力的制约，对于政府的自利性必须有所限制，。

对于政府自利性的限制，应掌握两个基本的原则：其一，适度（有限）满足原则。对于政府自身合理的自利应得到“适度”满足。这里的适度上指政府及其人员获得的利益总体上应不低于甚至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政府集聚了大量的人才，现代社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政府管理是高层次的社会管理，管理层利益的满足度，应能代表和反映我们这个社会的程度。在这一范围内的政府自身利益就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满足它，非但不会违背反而会促进全社会利益的；其二，补偿原则。一旦政府合理的自利受损，或者政府的自利低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时，应对政府的自利进行一定的补偿。如果政府的自利长期处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之下，政府组织的成员就可能往利益更高的行业跑，这样最终会政府实现公利性。当然，一旦政府的自利影响了别的利益群体的利益时，政府也应对别的利益群体进行补偿，政府不能凭借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只顾自身的利益，而不顾社会公利。

4．政府的自利具有扩张性

政府的自利虽然是从属性的，应受到合理的控制，但是政府是拥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一旦权力失去了制衡，权力就会走向正确行使的反面。由于权力的制衡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一旦制约行政权力的体制不健全或是体制中有一点点缺陷，都可能使行政权力失去制约，此时，政府的自利就具有了膨胀的实现条件。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体制还很不完善，政府转变职能与机构改革仍未有实质性突破，政府自利的扩张实际上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加上政府的活动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同时民众更关注政府的公平公正，关注政府办了多少实事、好事，一般不特别关注政府行政到底花了多少成本。政府官员为了得到社会的好评，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往往以办实事、好事为己任，至于办事成本时常并不放在政府决策的首要位置上。因而，往往出现政府办事成本很高，办事效率很低的局面。在扩大化了成本之中，政府的自利很容易得到满足，而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更是政府自利扩张的必然结果。

行政权力的扩张也为政府自利的扩张提供了可能性。行政权力的扩张，主要源于以下五个因素：“（1）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外在效应的消除者导致扩张；（2）政府作为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者导致扩张；（3）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扩张；（4）官僚机构的存在导致扩张；（5）财政幻觉导致扩张。”[19]当前，行政扩张的主要体现有两个方面。首先，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并非唯一的作用，市场机构调节并不排除政府调节。相反，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以及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即需要政府“弥补市场失灵”。[20]并且，在体制转型期间还需要政府部分地替代市场，“帮助”建立市场经济，推进市场化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出现行政权力的扩张。其次，由于当前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党政不分以及行政权力向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越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行政权力的扩张使政府拥有了超越自身权力的权力，不利于其它国家机关的监督和制约，在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政府自利的扩张就由可能变为现实。

三、政府自利性扩张的控制

政府具有自利性，政府的自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但是政府的自利具有扩张性，所以我们必然控制政府自利的扩张，

（一）界定合理的政府自利

要控制政府的自利首先必须界定政府合理自利的范围。

1．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上界定政府自利的合理范围。地方政府合理的自利是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动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合理界定，能使地方政府满足自利采用合理的途径。建国以来，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处理得不够合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时而“放权”时而“收权”，没有定规，全凭中央单方的意志。这种关系客观上造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争利，当中央政府控制严格时，地方政府想方设法规避中央的管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中央政府控制松动时，地方政府争夺权力的最大化，进而实现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此时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本位主义又会抬头。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的最重要手段，是用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对于地方政府的权限越明确具体，地方政府的自利也就能更准确地界定。

2．从政府与的关系上界定政府自利的合理范围。的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中国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政府代表国家管理企业。因此，不管政企如何分开，企业的所有权仍归政府，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一事实决定了政府不管怎样放权，最终不得不要伸手管理企业，地方政府最终要代表企业的利益，在这种现状下，政府争利是不可避免的。不解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的自利也就不可能根本解决。笔者认为，政企关系应从体制上彻底动手术，实行体制变革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对待企业问题政府管理失效是客观的，可引入政府体制改革中“小政府、大社会”的，彻底将企业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去管理，政府只管公共事务，企业的“私务”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政府加强对中介组织的监管。在政府的严格监管下，中介组织全权管理企业的事务，这样政府再也不必当什么“动动员”，也不必再去“划桨”了。没有了这部分自利，政府就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利。

3．从政府“块块”与部门“条条”之间关系上界定政府自利的合理范围。“条条”与“块块”的问题，就要是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的关系问题。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根源在于双重领导体制问题，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职能部门在不断变动，职能部门的职责变化太快，而又时常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理顺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的关系十分重要。理顺关系的中心环节就是更加明确地以法律规定两者的管辖范围、责任和权利。

（二）控制不合理的政府自利

1．扩大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参与。政府自利的扩张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有控制政府自利的愿望，因此控制不合理的政府自利离不开作为行政相对方的人民群众。但是，人民群众缺乏控制政府的有效手段，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或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成本很高，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分散的人民显得软弱无力，使得人民群众对政府自利只能消极对抗，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权威性，也影响了政府公利的实施。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拓展公民对政府过程的参与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不仅在实体法上而且也在程序法上保证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权利，使公民在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中，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和自己的合法权益意愿。

2．量化自由裁量权减少政府不合理自利。社会公共事务与及其管理的复杂性和权变性决定了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所拥有的一项必不可少的行政权力，但是，长期以来政府自由裁量的领域和幅度过大，这增加了行政机关的随意性，为行政机关“政治创租”、“政治抽租”[21]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22]。而通过量化自由裁量权，将政府行政的可自由处理的额度降到最低，行政相对方就能较好地控制行政主体的行为，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抑制政府不合理自利的恶性膨胀。

3．确保政府的透明度，暴露政府不合理自利。政府不合理的自利之所以能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过程不公开，政府行为暗箱操作，很少让相对方参与。由于政府缺乏透明度，公民就缺乏必要的相关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民和社会就很难对政府不合理的自利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要从根本上控制政府的自利，就必须实行政务公开。需要强调的是，政务的公开不能是政府口头的承诺，而应成为民众的法定权利，即人民对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拥有知情权，包括公开机关工作计划、工作、人员管理和经费开支等情况。政府行政机关应通过向社会公开明示自己的职责范围、行政、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违示惩戒办法的方式，增强公共行政过程的透明度。

自利性范文篇4

关于政府的属性，洛克、孟德斯鸠、卢俊等人认为，处于自然状况的人类存在诸多不便，尤其是不能确保人们的财产安全。于是，人们便通过契约的形式由社会所有的人授权一个公共组织管理社会，由此形成国家与政府。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这种理解，政府便只有社会性。

所谓政府的自利性，简言之，就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属性。它可以作以下两种划分：

（一）政府官僚的自利性和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前者通常易于理解，而后者则不然。政府组织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只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最高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工作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其特殊利益也就越来越突出。

（二）横向政府部门的自利性和纵向政府部门的自利性。前者指同一政府机关的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这是由政府管理工作本身的日益分化造成的。后者指联邦与各州、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

二、政府的自利性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其次，有效的政府自利性自我控制有利于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说：“要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要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注：〔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可以说，任何政府无不面临着既管理社会的艰巨任务，又管理自身尤其是控制自身自利性的巨大挑战。很难想象连自身都管不好的政府能管好社会；而能主动管理、控制好自身的政府，则更能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好社会，并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四五十年代的李承晚政权不仅忽视经济建设，而且忽视廉政建设。而在六七十年代的朴正熙时期，政府在奉行经济第一义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廉政建设，对贪污腐化分子严惩不贷。其首批打击的官员中就包括20位原政府高级官员、道的长官和将军，还包括12位大企业主等。不仅如此，其所打击的“腐败”范围很广，除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外，还包括生活奢侈、任人唯亲等。政府还通过行政改革，建立起严格的监察制度，对政府进行公开和秘密的监察。这些措施有效制止了官场腐败，保证了政府的强大有力，对当时韩国经济的腾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76页。）

在最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由过去高度的整体化、单一化转变为现在的分散化、多元化，从而激发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意识，加之通过一定时期的社会比较，政府官员出现了较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失落感，其中的一些人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营利活动，如政府机关直接经商办企业，以政府名义乱摊派、乱收费、乱提成、乱处罚、乱拉赞助，故意把政府理应无偿的服务变成有偿服务等。更有甚者，一些政府官员徇私舞弊、贪污腐化，出现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比如走私，走私之所以屡打屡盛，打而不死，主要就是因为有政府公权力的参与，一些地方与部门甚至把走私视为搞活地方经济，谋取本位利益的重要手段。湛江特大走私案案值100亿元，偷逃税款60亿元，令人触目惊心。广东副省长汤炳权总结说：“凡走私特别严重的地方，总与当地的党内或政府腐败有关”。（注：1998年11月11日《中国改革报》。）该案涉及公职人员200余名，其中厅局级12人，处级45人，科级53人，分别来自海关、商检、工商、公安等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他们为走私分子提供的方便与保护，使湛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走私“黄金通道”。这些现象虽然是局部的，是少数政府机关及少数官员的问题，但它们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以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根治。

三、政府自利性的法律调控

如何使政府的自利性维持在良性水平上？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是政府管理、控制好自身。如前所述，政府管好自身是管好社会的前提，政府的能力结构中就包含了政府利用和控制好自身自利性的能力。但这一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理想与价值的角度进行的，现实情况是，由于受到自利性动机的驱使和使用权力的方便，政府对其自身进行管理和控制往往并不具有主动性，而经常表现出在统治阶级和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的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

在我国，人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官员身上，而对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人”所具有的自利性则认识不足，致使这方面的法律调控手段长期空乏和软化。只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行为的过份商业化、政府自身利益取向常与其应有的公共利益导向相背离，加之个别工作人员借政府之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不仅要通过法律约束政府工作人员，而且更要通过法律约束政府；不仅要通过法律实行政府自利性的内在控制，而且重要的是要通过法律实行政府自利性的外在强制。由于问题的第一方面人们已讨论得很多，所以，本文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问题的第二方面，并认为，这有赖于我们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从体制到行为，从宏观到微观，从实体到程序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规范调控，具体地说：

（一）实行有限行政，从体制上控制政府的自利性。

研究表明，政府行为的无限增长必然导致政府自利性的肆意扩张，产生与寻租相关的腐败现象。所谓寻租，是指寻找政府管制活动所带来的差价收入，其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政府的特权、配额、许可证、批准、同意、特许权分配——这些密切相关的词每一个都意味着由政府造成的任意或人为的稀缺。”“这种稀缺，意味着租金的潜在出现，而后者又意味着寻求租金的活动。（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行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特别是由于政治与经济的结盟，政府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既制定经济规则，又加入经济运行。实践表明，这种“全能政府”（美国学者奥·唐奈尔称为“威权主义政府”）不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反而使政府的行为过份商业化、市场化，政府极易利用手中管理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特权，从中谋取不当利益。

世行中蒙局局长霍普说得好，“政府不要划浆要掌舵”，“政府的作用应该在于为市场服务或者说调节市场，而不是让市场为政府服务”，“什么都管的政府什么都管不好。”（注：《读者参考》1997年第4期。）所以，我国应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有限行政，实现“公共行政权与国有产权的分离”，明确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界限，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与社会相分离，政治与经济二元化，小政府大社会的良性结构，从体制上铲除政府自利性肆意扩张的土壤。

（二）制约行政立法权，防止政府不当营利行为合法化。

由于政府拥有一定的立法权，所以政府自身的利益取向常通过行政立法体现出来。在我国，行政立法常被拿来为部门、地方利益服务。负责起草法规、规章的机关往往把起草草案看作是争权夺利的好机会，乘立法之机，巩固、扩大本位利益。他们争管理权、争处罚权、争许可权、争收费权，一个部门制定出维护本部门利益的规章，另一个部门也制定出另一个内容相似的规章予以回敬。（注：《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现实生活中，过滥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检查、认证、奖励、垄断性经营、利益保护、不当干预等往往都能找到“合法”的法律依据。许多部门和地方“立一个法，就增设一个机构，加一道审批手续，多一道收费罚款。”有些甚至严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譬如《行政处罚法》第53条规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变相私分”。该法出台后，许多地方行政法规如《福建省征兵工作奖惩规定》第24第，《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43条都将原先的“罚没款上交地方财政”改为现在的“上缴国库”。然而，在行政处罚法之后，于1996年10月29日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条第2款却规定：“罚款、没收车辆的拍卖款全额上缴市财政部门。”这种肆意扩张自利性，公然违法立法的行为迄今也未见纠正。（注：朱应平、徐板芳：《公然违法立法，迄今未见纠正》，《法学》1999年第5期。）至于违反法律授权范围或立法原意的部门或地方法规也都与政府自身的利益取向有关，比如继续在本省征收已被中央取消的收费项目；擅自在本地区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押金和保证金是国家禁止设立的，但有些地方和部门借口其可能退还，异于一般的收费，因而未报中央审批，而在有关规定中擅自设立，但实际上退还的寥寥无几；一些省、自治区在机动车、拖拉机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办法中规定，对不交养路费的车辆实行扣车、扣证、强行拍卖，违反了公路法的立法原意。（注：《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

所以，制约行政立法权，规定其立法权限和制定程序，建立行政立法监督机制，已成为我国的迫切需要。

（三）加快行政合同立法，规范政府在合同中的特权。

与民事合同不同，行政合同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政府，“享有签订合同的原始发动权；在合同履行中，可以公共利益为由，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有权监督合同的履行；有权对对方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制裁；等等”。（注：应松年著：《行政法教程》，第174页。）从行政法理论看，这些特权和支配力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正如英国学者J·D·B米切尔所言：“如果政府的重要行动因此会受到严重妨碍，那么，任何契约都不可能被执行。”

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在行政合同中以隐蔽、“合法”的形式大量存在，所以，加快行政合同立法，规范政府的特权，已迫在眉睫。

（四）强化行政程序法，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法的核心”，（注：［美］B·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但它也使得政府的行为常常表现为专横和任性。现实中，公安、交通、环保、工商、税务等管理部门的任意收费、随意罚款、肆意处罚、不当干预等，大多与政府谋取自身不当利益有关，许多部门的办公楼、宿舍楼、小汽车等就是通过这些“创收”方法盖起来、买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讲，自由裁量权为政府行为人治因素的增加和政府自利性的扩张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和“正当的理由”。

“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有可能被滥用”，（注：转引自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41页。）“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是什么法呢”？（注：［美］B·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问题是如何加以控制，许多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至关重要。“所谓的依法行政，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离开行政程序法，无以言依法行政。”（注：崔卓兰：《依法行政与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

（五）健全以人大为主的行政法制监督，纠正政府的不当营利活动，并让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自利性范文篇5

一、政府具有自利性

关于政府的属性，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认为，处于状况的人类存在诸多不便，尤其是不能确保人们的财产安全。于是，人们便通过契约的形式由所有的人授权一个公共组织管理社会，由此形成国家与政府。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这种理解，政府便只有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作为国家合法代表的政府，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并促使阶级矛盾处于可控制状态，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据此，阶级性是政府的主要属性。当然，政府为了维护阶级统治，也要照顾被统治阶级部分利益，以缓和阶级矛盾。这样，政府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本身也存在自利性，并非只有阶级性和社会性。对此，公共选择学派曾进行过详细的考量与。他们认为，政府一旦形成，其内部的官僚集团也会有自己的利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甚至会导致政府的变异，如大量滋生寻租与腐败现象等等。

所谓政府的自利性，简言之，就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属性。它可以作以下两种划分：

(一)政府官僚的自利性和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前者通常易于理解，而后者则不然。政府组织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只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最高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工作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其特殊利益也就越来越突出。

二、政府的自利性对政府行为的

其次，有效的政府自利性自我控制有利于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说：“要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要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①可以说，任何政府无不面临着既管理社会的艰巨任务，又管理自身尤其是控制自身自利性的巨大挑战。很难想象连自身都管不好的政府能管好社会；而能主动管理、控制好自身的政府，则更能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好社会，并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四五十年代的李承晚政权不仅忽视经济建设，而且忽视廉政建设。而在六七十年代的朴正熙时期，政府在奉行经济第一义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廉政建设，对贪污腐化分子严惩不贷。其首批打击的官员中就包括20位原政府高级官员、道的长官和将军，还包括12位大主等。不仅如此，其所打击的“腐败”范围很广，除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外，还包括生活奢侈、任人唯亲等。政府还通过行政改革，建立起严格的监察制度，对政府进行公开和秘密的监察。这些措施有效制止了官场腐败，保证了政府的强大有力，对当时韩国经济的腾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

再次，政府自利性的膨胀则会极大地扭曲政府的行为，削弱政府的能力，政府的形象。政府的自利性一旦膨胀，首先意味着政府自控能力的下降，一旦政府管不好自身，则难以管好。特别是政府的自利性扩张到政府出现腐化和变质后，政府就会遇到统治阶级和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对，使政府失去合法性的阶级支持和社会支持，从而有可能最终丧失管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韩国在朴正熙之后，随着的快速，政府的威望迅速提升，政府的可控资源大大增加，政府的自利性便开始肆意扩张。政府既不强调自我控制，也不重视社会控制，结果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人民怨声载道，政府地位不稳，能力下降，社会难以持续发展。应当说，东南亚危机之所以产生，在一定意义上与政府力量长期较强，而同时忽视控制自身自利性的扩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最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的利益结构由过去高度的整体化、单一化转变为现在的分散化、多元化，从而激发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意识，加之通过一定时期的社会比较，政府官员出现了较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失落感，其中的一些人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营利活动，如政府机关直接经商办，以政府名义乱摊派、乱收费、乱提成、乱处罚、乱拉赞助，故意把政府理应无偿的服务变成有偿服务等。更有甚者，一些政府官员徇私舞弊、贪污腐化，出现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比如走私，走私之所以屡打屡盛，打而不死，主要就是因为有政府公权力的参与，一些地方与部门甚至把走私视为搞活地方经济，谋取本位利益的重要手段。湛江特大走私案案值100亿元，偷逃税款60亿元，令人触目惊心。广东副省长汤炳权说：“凡走私特别严重的地方，总与当地的党内或政府腐败有关”。③该案涉及公职人员200余名，其中厅局级12人，处级45人，科级53人，分别来自海关、商检、工商、公安等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他们为走私分子提供的方便与保护，使湛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走私“黄金通道”。这些现象虽然是局部的，是少数政府机关及少数官员的，但它们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以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根治。

三、政府自利性的调控

(一)实行有限行政，从体制上控制政府的自利性。

表明，政府行为的无限增长必然导致政府自利性的肆意扩张，产生与寻租相关的腐败现象。所谓寻租，是指寻找政府管制活动所带来的差价收入，其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政府的特权、配额、许可证、批准、同意、特许权分配棗这些密切相关的词每一个都意味着由政府造成的任意或人为的稀缺。”“这种稀缺，意味着租金的潜在出现，而后者又意味着寻求租金的活动。④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行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特别是由于与的结盟，政府既是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既制定经济规则，又加入经济运行。实践表明，这种“全能政府”(美国学者奥·唐奈尔称为“威权主义政府”)不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反而使政府的行为过份商业化、市场化，政府极易利用手中管理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特权，从中谋取不当利益。

(二)制约行政立法权，防止政府不当营利行为合法化。

由于政府拥有一定的立法权，所以政府自身的利益取向常通过行政立法体现出来。在我国，行政立法常被拿来为部门、地方利益服务。负责起草法规、规章的机关往往把起草草案看作是争权夺利的好机会，乘立法之机，巩固、扩大本位利益。他们争管理权、争处罚权、争许可权、争收费权，一个部门制定出维护本部门利益的规章，另一个部门也制定出另一个相似的规章予以回敬。⑥现实生活中，过滥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检查、认证、奖励、垄断性经营、利益保护、不当干预等往往都能找到“合法”的依据。许多部门和地方“立一个法，就增设一个机构，加一道审批手续，多一道收费罚款。”有些甚至严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譬如《行政处罚法》第53条规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变相私分”。该法出台后，许多地方行政法规如《福建省征兵工作奖惩规定》第24条，《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43条都将原先的“罚没款上交地方财政”改为现在的“上缴国库”。然而，在行政处罚法之后，于1996年10月29日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管理处罚条例》第8条第2款却规定：“罚款、没收车辆的拍卖款全额上缴市财政部门。”这种肆意扩张自利性，公然违法立法的行为迄今也未见纠正。⑦至于违反法律授权范围或立法原意的部门或地规也都与政府自身的利益取向有关，比如继续在本省征收已被中央取消的收费项目；擅自在本地区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押金和保证金是国家禁止设立的，但有些地方和部门借口其可能退还，异于一般的收费，因而未报中央审批，而在有关规定中擅自设立，但实际上退还的廖廖无几；一些省、自治区在机动车、拖拉机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办法中规定，对不交养路费的车辆实行扣车、扣证、强行拍卖，违反了公路法的立法原意。⑧

所以，制约行政立法权，规定其立法权限和制定程序，建立行政立法监督机制，已成为我国的迫切需要。

(三)加快行政合同立法，规范政府在合同中的特权。

与民事合同不同，行政合同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棗政府，“享有签订合同的原始发动权；在合同履行中，可以公共利益为由，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有权监督合同的履行；有权对对方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制裁；等等”。⑨从行政法看，这些特权和支配力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正如英国学者J·D·B米切尔所言：“如果政府的重要行动因此会受到严重妨碍，那么，任何契约都不可能被执行。”

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在行政合同中以隐蔽、“合法”的形式大量存在，所以，加快行政合同立法，规范政府的特权，已迫在眉睫。

(四)强化行政程序法，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法的核心”，瑠但它也使得政府的行为常常表现为专横和任性。现实中，公安、、环保、工商、税务等管理部门的任意收费、随意罚款、肆意处罚、不当干预等，大多与政府谋取自身不当利益有关，许多部门的办公楼、宿舍楼、小汽车等就是通过这些“创收”盖起来、买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讲，自由裁量权为政府行为人治因素的增加和政府自利性的扩张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和“正当的理由”。

“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有可能被滥用”，瑡“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是什么法呢”?瑢是如何加以控制，许多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至关重要。“所谓的依法行政，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离开行政程序法，无以言依法行政。”瑣

问题在于，我国长期重实体、轻程序，行政程序立法与都十分落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程序法制观念非常淡薄。在綦江虹桥垮塌案中，如果依法处理好立项、报建、审查施工资质、招标投标、办理施工许可证、验收等六个环节，做到立项设计活动公开广泛征求意见，招标投标公开进行，避免“暗箱操作”，那么，惨案就不会发生，腐败也就能够避免。

(五)健全以人大为主的行政法制监督，纠正政府的不当营利活动，并让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列宁说过：“用什么办法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瑤西方国家一般通过立法机关和司法审查使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美国国会的控制包括事前的控制、执行中的监督和事后的检查，非常严密，而司法审查则是经常性的、具有传统权威性的监督。我国则建立了以执政党共产党、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政协、人民群众、新闻媒体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的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公民权利制衡政府权力的执法监督机制。其中，人大的监督是“以人民作后盾的，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国家权力监督”，瑥具有最高的效力和根本的意义。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环保法、森林法、公路法、行政处罚法、城市规划法、税法、土地法等开展了一系列执法检查监督活动，有效遏制了诸如地方保护主义，“三乱”等政府自利性扩张行为。但总体来说，这方面工作仍很不理想。越来越多的人对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工作寄予厚望，提出了不少建议。笔者以为，关键之一是人大代表不熟悉相关的，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导致监督工作缺乏针对性、泛泛而谈、流于形式。彭真讲过：“不了解情况，怎么能行使权利呢?……重在了解情况，便于我们解决问题。”美国国会为了让议员了解相关的法规和具体的案情，设立了众多的服务机构和总数达4万人的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两院议员共配有助手15000人，其中，众议员9000人，参议院6000人，每个议员最多可雇用专职助手18人，还可聘几名非专职助手。日本国会两院工作人员4000多人，其中，众议院1700多人，参议院1300多人。瑦这些做法，我国不能照搬，但可借鉴，以便使人大的监督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抽象转为具体。为此，应根据精简、高效、精干的原则，按质按量配备必要、称职的人大常委会办公机构工作人员；委员的专业化、知识化程度要相应提高(现在的法制讲座、专题讲座是一个好办法)；对特定问题，要吸收有关专家参加。

①〔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②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76页。

③1998年11月11日《改革报》。

④体制比较编辑部：《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⑤《读者》1997年第4期。

⑥⑧《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

⑦朱应平、徐板芳：《公然违法立法，迄今未见纠正》，《法学》1999年第5期。

⑨应松年著：《行政法教程》，第174页。

[美]B·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转引自胡建淼著：《行政法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1页。

崔卓兰：《依法行政与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

《列宁全集》第2卷，中文第2版，第358页。

自利性范文篇6

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看法，长久以来形成的对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思想的误解，是造成“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分离的”根本原因。按照他的思路，经济学上的“经济人”是在所谓“自利行为假设”基础上被错误理解的，而自利行为假设是没有根据的，或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真实的。“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阿马蒂亚·森发现在经济学的传统中，一直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其一，为了保证经济学研究不会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这些应该交给伦理学去考察），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这就是所谓自利行为假设一直被奉若神明的学术原因；其二，现代经济学的渊源是作为一个伦理学的分支发展而来，矛盾的是，到了今天，它的特征却恰恰是“无伦理”（non-ethical），这是不自然的，更是不寻常的，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反映在从两个学科研究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应有的、却被深刻认同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而在所有以“经济人”分析为基石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中，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的“经济人”模型，而将现实的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剥离，以完成机械的“经济人”抽象。如此，丰富多彩的人成为了在动机上只有“内部一致性”的固执的千篇一律的自利的个人，活生生的人在经济学上几乎僵死。而这竟然作为影响广泛，历久弥新的经济学的真理性认识存在至今。森认为，“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根据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家们的观点，这些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事实存在，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他一再强调，“善、正当和义务概念都是经济学的主要概念”。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忽视了涉及或影响着“经济人”及其经济行为的伦理道德因素。排除伦理动机的人的自利行为假设不仅仅应用在经济人上，还被广泛确信发生于其他社会角色上。乔治·施蒂格勒坚持类似的观点，而森却反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偏离自利的伦理考虑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森进一步说明自己反对的是自利成为了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他并不否认自利在主体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少了自利动机，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甚至无法进行下去。他主张的是动机的多元性。此外，他坚称自利和某种周全的考虑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二者可以融合或互补。经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们（包括“经济人”）并非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即使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也未必能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即提高技术效率（投入产出比）或经济效率（帕累托最优）。而经济学对这样的结论长期普遍持相反的态度，其根源在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极大误解。

二、回到伦理学去，企业家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复合

为了厘清自利行为假设在经济学传统上错误的根源，森进一步指出，主张自利行为假设的人们总是从斯密的著作里翻出词句，认为人总是会依从自利的动机行事，这是对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的一个误解。其实，斯密的经济人与其说是“自利”的，不如说是“自爱”的和“精明”（prudence，又译为谨慎）的。斯密的思想中，“道德情操”这一术语有着深厚的斯多葛主义色彩，道德情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这就是“谨慎”也成为了经济人的某种“道德情操”的原因，这显然是受到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制”思想的影响。但是，斯密宣称他的“谨慎”并不等同于斯多葛的自制。森认为斯密是把谨慎看作是“理性和理解力的结合，后者则不是”。的确，斯密并不是仅仅像主流经济学里描述的那样，只是关注自利。他看到了谨慎在经济人的行为动机中的重要作用，“明智和审慎的行为，当它指向比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更为伟大和高尚的目标时，时常又非常合宜地被称作谨慎。”他继续说道：“在所有这些场合，谨慎都同许多更伟大和更显著的美德，同英勇，同广泛而又热心的善行，同对于正义准则的神圣尊重结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维持的……它必然意味着所有理智和美德的尽善尽美。这是最聪明的头脑同美好的心灵合二为一。

确实如此，斯密把最好的道德评价送给了那些能够在利己和利他之间进行权重，而最终选择了更为重视利他的经济人。他多次强调，“当他人的幸福或不幸在各方面都依我们的行为而定时，我们不敢按自爱之心可能提示的那样把一个人的利益看得比众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品德高尚和优良的人不会为这种情感所左右。”又如：“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至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的多。”森告诫人们，如果对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与理解，自利行为的信奉者是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过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把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大河内一男对此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人们认为斯密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是与伦理相对立的，其体系的性质是违背道德的。但是，……对斯密的这种批判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批判者也不理解斯密所说的伦理同经济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亚当·斯密看来，伦理不是同经济对立的，毋宁说它是对经济有利的；伦理不是处于同经济对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经济本身之中。”而遗憾的是，“斯密认为一直与经济伦理保持密切联系的‘经济人’，在其后经济学的发展中逐渐变成单纯方法论上的工具，当初‘经济人’同经济伦理的关系随之被切断了。”实际上，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家并没有同作为道德人的企业家发生分裂，企业家道德人不是处于同企业家经济人相对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经济本身之中。这一结论，还可以从企业家经济人的利益目标分析中获得。

三、企业家经济人的利益目标的伦理分析

自利性范文篇7

角色冲突是公务员在行政组织中因扮演的角色不同而涉及的责任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公务员承担着许多角色，公务员个人既是上级又是下级、既是父母又是儿女等等。由公务员承担的角色和多种角色集于公务员一身，不同的角色赋予不同的义务和要求。但是，在角色之间会发生矛盾和抵触，妨碍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于是形成角色冲突。最典型的角色冲突形式有两种：一是上级角色与下级角色的冲突。这会使他处于对下服务与对上负责的两难境地，从而形成角色冲突。二是行政人角色与社会人角色的冲突。公务员是行政人，在行政组织中，充当由其职位所决定的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角色。公务员还是社会人，要充当作为一般社会成员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角色。

在角色冲突的时候，公务员的判断和选择同时也是道德和伦理的判断和选择。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公务员面临着两难困境。公务员公职上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所具有的私人利益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公务员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公共领域不仅要具有公共利益至上的精神，而且要以是否符合公众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其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是负责的行为。但是，公务员作为个体的社会人，他有私人权利和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并且性质不同，有时维护公共利益可能会损害私人利益，追求私人利益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两者有时甚至可能导致对立。

2公务员角色冲突的根源分析：双重属性

2.1“公共人”及其公共性

公务员受政府的委托，公平地履行社会让渡出来的公共权力，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务员首先是“公共人”。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公务员的公共角色的定位。公务员作为“公共人”，他们通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从而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务员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公共利益，这都带有公共性，其对象是全体社会公民。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务员，必须按照公共价值要求行使职能。公务员在行使职能时必须以人民的公共意志为导向，将公共利益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充分体现公务员的公共属性。为了保证公务员能够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为公众谋取公共利益，必须要求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能够“大公无私”，价值中立，不掺加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这也是社会对公务员的角色期待。

公务员作为“公共人”应该以公民的公共意志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为永恒的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公共性”可能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若没有这种“公共性”，公务员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2.2“经济人”及其自利性

经济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具有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组成的，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和政治官员。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市场上的行为动机应该是相同的，进行政治决策的人和进行市场决策的人一样都受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引导，都具有“经济人”的人性特征。

“经济人”假设是公务员的基础人性假设。公务员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他有一般人的人性特点。马克思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逻辑和“经济人”的行为模式来分析政府的政治行为，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作为自身行为原则。公务员在执行公共意志时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利他性，公务员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会追求公共福利的增加，同时也会像经济主体一样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公务员的个人目标函数首先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包括了更高的薪金、职务晋升和更多的闲暇等个人经济利益和自利性动机。经济人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存在，公务员作为人也不例外，并不因为他的公务员身份或行政领导的头衔而使其“经济人”的人性面有所改变。

公务员的“经济人”特性决定了其行为具有自利性。公务员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内在的具有公利性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自身利益的使者，必然的也具有自利性的利益驱动。因而，公务员在其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经济人角色特征及其自利行为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中，公务员大量的寻租行为便是证明。

3解决冲突的途径探索

公务员是“公共人”又是“经济人”，具有公共性又具有自利性。基于其双重属性产生的角色冲突，笔者认为其解决途径有如下两个方面。

3.1行政伦理方面的制约

首先是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即通过说服、启示等方法向行政人员灌输行政伦理规范，使他们形成正确的行政价值观。通过教育调动其自我实现、社会认可、伦理观念，增强公务员的利他主义倾向，减少其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公务员必须确立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必须对其执掌的公共权力以及自己的“公共”人角色定位有着充分的认识。

其次，是加强行政伦理立法。伦理是非制度性的，伦理往往是作为风俗和传统习惯而内化为人们所遵守的行为准则的。不具有很强约束性。因此，需要把行政伦理纳入到国家的法律规则体系中，并且强化其法律地位，通过立法加强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

再次，确立一套促使公务员对其角色进行合理定位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许多公务员并没有很好的扮演他们的公仆角色，也即“公共人”行政的角色。鉴于此，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目标，创新行政理念，使行政价值内涵与时代精神契合，并且将其外化为更具合理性和规范性的的行政规范，从而促进行政人员“公共人”角色的合理定位。

3.2制度方面的约束

一是完善公务员监督机制，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要进一步实行政务公开，是行透明行政，防止信息不对称，扩大人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使行政行为公开透明。要通过信息公开防止公务员的寻租行为；通过以权制权、以民制权等约束公务员的自利性的扩张，使其充分履行其社会责任，保障公共利利的实现。

二是要完善公务员的社会福利机制。公务员的“经济人”特性是人的共性，必须要满足人生存的权利。完善保障机制主要是解决公务员的基本生活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公务员在行政活动中保持自身的公共性。公务员的公共性是他的根本属性，但是也要承认公务员自身合理自利性的存在。只有适度满足其自身的正当的利益需求，并对其不合理的自利性进行伦理、制度上的控制，才能够更好地规范其行政行为，使他们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价值，更好地为为实现公共利益而服务。

参考文献

[1]郑钟炎，程竹松.论公务员的角色定位和职业属性[J].上海大学学报，2004，(2).

[2]张康之，王喜明.公共性、公共物品和自利性的概念辨析[J].行政论坛，2003，(4).

[3]陈振明.政治学前沿[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自利性范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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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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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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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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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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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

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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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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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性行为”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性行为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性行为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性行为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性行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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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性行为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法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第二个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选择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来，理性行为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性行为的充分条件。因为选择是否具有一致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而且还取决于这些选择的某些外部条件，如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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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释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好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阿马蒂亚·森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说：“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日本市场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经被当作是自利理论的证据，但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潜伏在经济行为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其工业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着重提出的是，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这里，他触及到了一个人们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彻底澄清的大问题，即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重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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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

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

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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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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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境界的经济学描述，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认为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优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阿马蒂亚·森认为，有时这种称谓是恰当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这一术语又是不幸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效用，这是早期效用主义传统留下的遗产。那么，在为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惟一准则，追求自利的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惟一基础。他进而揭示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联系起来，深刻地描述了价格机制运行的规律，清晰地说明了建立在人们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互惠本质，解释了市场机制中的有关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尽管帕累托最优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这一准则仅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个极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意义，他特别提出有一点需要澄清。关于总体社会最优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某一种变化有利于每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必定是一个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要明确地把效用与利益区分开来却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这是经济理论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然而，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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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性范文篇9

一经济人假设的真实程度

“经济人”在学术界曾备受非难，皆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对经济人的特征---“自利”的动机和“理性”的行为的狭隘解释。批评者认为：（1）经济人模式只考虑个人主义的利益，从而排除任何利他主义的动机，因而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人行为模式；（2）这种模式不考虑社会习俗与传统对个人的偏好和选择的影响，忽视了个人与他人所保持的社会关系。

作为对这类非难的反应，经济学家已经拓展了“自利”和“理性”的范围。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对他人福利的关心，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之中。2．把尊循习惯、传统规范和法律等制度，视为一种有助于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理性行为。

这两种拓展无疑是有价值的。一旦把“对他人福利的关心”作为一个变量而纳入自利者的效用函数，我们就无需为了容纳“人们有时会把社会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事实而以某种“伦理人”观念来取代“经济人”。我们在理论所需要作出说明的，仅仅是：（1）把名声、友谊、爱情、尊敬、自我表现、权力等等“非经济的”效用源泉解释为个人效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种有约束的、开放的效用函数；（2）把诸如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等约束机制的存在视为是生产“受人尊重”这类个人的“社会价值”或“互惠”的方式和手段，因为遵守它们符合个人的自身利益。

严格地说，这里所谓“对他人福利的关心”是一种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或曰这种表面的利他主义行为源于个人的自利倾向。因此，这是一种“开明的自利”。在人类生活的“利他”领域中，得到极丰富表现的，正是这类行为。经济学家能够对这种行为作出很好的解释：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行为（杨春学：2001，）。

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真正利他主义行为，是不企求相等的回报、或者连任何期待回报的无意识举动都不曾有过的、纯粹为他人考虑的行为，是一种无条件的利他主义。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只意味着自我牺牲（从而得不到强化），为什么也能存在呢？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确实无法解释这一问题。不过，这并无损于“经济人”假说。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理性地支持与“开明的自利”吻合的立场（这类利益往往是微妙的、遥远的，而促进这些利益的政策往往是复杂的、甚至是尝试性的）。然而，自利的力量以及它在复杂的社会经济领域里几乎难以置信的精细微妙，一方面促使经济学家力图寻找明确的或隐含的价格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促进这种利益的政策努力有时往往会产生出难以预料的结果。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得不面对现实，力图以“因势利导”的原则来设计制度，以阻止自利力量的放肆妄为。

对我们在这里的论题而言，经济学的现有解释已经足够了。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意图，将借用HarsaynI的两个概念---个人的私人偏好与个人的伦理偏好，把理性概念从个人的私人偏好拓展到他的伦理偏好。私人偏好是个人用于作出日常决策的偏好；伦理偏好是个人必须权衡某一既定的决策对其他人的后果时所使用的偏好。

二经济人的私人偏好与制度设计

我们不敢说经济人可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含义，但它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特别地，设计制度时，只有假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只进行纯粹个人主义的成本与收益计算的经济人，且缺乏足够的理性，我们才可能设计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正规制度。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预设，但这种设计绝然不同于直接了当地把人塑造为野兽的设计，不同于对追逐最大利益行为不加限制的设计。

在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或应该是）完全由自利的动机所驱策，而在于社会能否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法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没有谁可以宣称比当事者能更好地判断其自身利益之所在。这不是说“经济人假定”认定人们有足够的理性去追求开明的自利。相反地，这一假定认定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谨慎地或经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简言之，个人所获得的报酬不取决于其目的之好与坏，而仅仅取决于其行为结果对其他人的价值或贡献；而且，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受到他人的检验和纠正。在这种强制的行为限制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可能会推进整个社会的福利。

把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从市场扩展到制度环境的分析，旨在估价强制的结构（即“规则”），最终目的是重新设计和改革，以确保在利用明显的互利关系上增强制度的效率。只有假定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并分析经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关系，才能规定出适宜的法律限制，从而把追求私利最大化的行为纳入互利的界限之内。特别地，赋予统治者之权力的规模与范围绝对取决于对相互作用模式的分析结果。以这种经济人观念为原则推论出的社会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最小化的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出道德高尚的“好人”来操纵政府和治理社会，也不依赖于个人的偏好或好恶。这种制度将通过芸芸众生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来发挥其效率作用，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能给所有的人以“法治下的自由”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只给“善良、聪明人”以自由。

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家思想，西方从近代的霍布斯、休谟到现代的布坎南，都有不少精辟的解释。中国古代圣贤韩非子以朴素的语言指出，“今贞之土，不盈于十（这已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棗笔者注），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法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民主之迢，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这种认识体现出古代法家的一种健全理智。在近代西欧，像休谟这样的经济学家已早已指出：“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不这样的话……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因此，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这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休谟：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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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实践的历史中，对这种预设的清醒认识，首推美国开国元勋的制宪活动中。这些立宪者中有政务要人、商人、律师、种植园主兼商人、投资者等等。他们在市场上、法庭和立法机构内部、以及财富和权力受到青睐的幽径、通道中目睹了人类自利本性的各种表现，对人类的罪恶和无可救药怀着一种鲜明的加尔文教意识，并深信霍布斯关于人类自私好斗的判断。在他们看来，既然人类是无法改变的追求私利的动物，就不能求助于人类的克制能力，而必须以恶制恶。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们设计出并实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其目的在于使政治决策过程不依赖于任何官员的单纯动机、意愿和道德品质。

即便如此，美国的宪法也是利益集团朴素斗争、讨价还价和妥协的产物。正如查尔斯·A.比尔德在其《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宪法不是所谓‘全民’的产物”，在制定和通过宪法的过程中，“经济力量是原始的或根本的力量，而且比其他的力量更足以解释现实”。虽然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本身就不能摆脱自身利益的约束，但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承认自利的力量，并且巧妙地加以运用，从而把一个新政府建立在唯一稳定的基础——经济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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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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