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币税范文10篇

铸币税范文篇1

[关键词]通货紧缩；扩大内需；货币扩张；铸币税

一、征收铸币税，应对内需不足

我国在经历了1993－1994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经济开始逐渐降温，到1996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0％，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不久就陷入了供过于求、通货紧缩的怪圈。从1997年10月至今，除在2000年的几个月中出现了物价持平或略有上升外，其他时间始终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中而难以摆脱。从1998年开始，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内需仍然不足，低物价、低就业和经济的低效率始终困扰着我国的经济。

从国民收入流程图中可以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漏出与注入。注入是使经济扩张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总需求增加，并使国民收入扩张，经济得以增长；漏出是使经济收缩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商品需求量趋于减少。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即使在我国的每一个财政结算年度都能使漏出与注人相等，按照宏观经济理论，也只能使一国经济不出现经济衰退，而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推动力。要想使我国经济更快地增长，必须进行强大的资金注入。只有当注入大于漏出时，经济才会产生大于零的增长。这一思想可以表示如下：

总需求＞总供给（1）

总需求＝C＋Ip＋G＋Ig＋（X－M）（2）

总供给＝YD＋T（3）

式中：C代表消费，Ip代表民间投资，G代表政府日常支出，Ig代表政府的公共投资，（X－M）代表净出口，YD代表个人可支配收入，T代表政府的纯税收。由于可支配收入可以表示为消费与储蓄之和，则：

YD＝C＋S（4）

将（2）、（3）和（4）式代入（1）式，可得：

（G＋Ig－T）＋（Ip－S）十（X－M）＞0（5）

（5）式左边第一项代表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第二项代表民间收支状况，第三项代表本国国际收支状况。自1997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表现良好，每年均为顺差，即（X－M）＞0.政府的财政预算则每年均为逆差，有（G＋Ig－T）＞0.对比（5）式，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第二项所代表的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所形成的民间资金的盈余，正是这部分的资金盈余，对经济产生了漏出。近几年来，我国库存商品及闲置物品的数量持续增加，目前，其总量已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是2001年社会消费总额的80％（杨殿宗，在2002年4月5日的《中国信息报》上刊文）。企业产能大量过剩，设备与资金的闲置现象十分严重，在民间投资缺乏机会的条件下，期望短期内民间投资的大量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弥补民间投资的负向缺口，自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向民间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为建设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工程筹集资金，为低迷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国债负担日益加重，在2002年我国编制的预算中，赤字数额3098亿元，占GDP的3％左右。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的国债余额是187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8％左右（郝中华，2002.从目前的经济走势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还不能谈出，政府的财政赤字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为减轻国债负担，化解当前日益突出的矛盾，本文提出通过征收铸币税，运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法，使政府能够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债务负担，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

二、货币供给与铸币税

所谓铸币税，是指政府由于其印制货币的垄断权而获得的收人。印制货币所需花费的成本极低，而所印出的钞票本身具有购买力，政府可以用它来换取商品与服务。铸币税的征收可以通过一国货币需求的增加来实现。当一国实际货币需求增加时，通过增发货币进入流通，给政府提供某些免费的资源，这种购买力的收益，就是铸币税的含义。在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四条途径获得铸币税。

其一，在通货膨胀率为零的条件下，国际和国内利率的下降使货币的周转速度不断下降，社会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增加，使民间部门向中央银行出售外国资产以换取本国货币，中央银行就可以通过印制钞票换取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获取铸币税。

其二，执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当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时，随着国外价格的上升，由购买力平价理论导出国内价格也将会上升，名义货币余额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就会产生，中央银行通过适量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价格上升，使实际货币余额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随着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收取了铸币税，并不减少任何储备（萨克斯，1997）。

其三，当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引起实际货币余额需求的同步增长时，如果中央银行增加的货币供给恰好能满足社会对实际货币的增长需求而不出现超额供给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取得铸币税，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其四，国内商品供给过剩且存在失业时，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实际货币的超额需求。如果央行所增加的货币供给恰好能满足政府通过公共工程建设所引起的实际货币的超额需求时，就不会出现货币的超额供给，政府也可以由此而获得铸币税。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把征收铸币税作为一项财政收入，但不同的国家征收铸币税的数量各不相同。在1975－1985年的十年间，美国每年所征收的铸币税占GDP的比重为1.17％，英国为1.91％，法国为2.73％左右（萨克斯，1997）。

当政府部门入不敷出时，通常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偿付赤字：一是向公众借债；二是消耗外汇储备；三是印制钞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铸币税对一国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铸币税进行合理的征收，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人，提高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并能有效地克服困生产过剩而导致的通货紧缩，在这方面较为成功的有美国、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对铸币税这一工具如果运用不当，超量征收，则会因货币的超量发行而造成经济中需求过旺，引发严重的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进而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国家有20世纪80年代的玻利维亚和秘鲁等拉美国家。在社会需求不足的紧缩时期，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弥补财政赤字，增加内需，也可以用作中央银行扩张货币的一种工具。与已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不同的是，铸币税既不仅仅是一种财政政策工具，也不完全是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在紧缩时期征收铸币税，其本身就是一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组合过程。三、我国征收铸币税的基本思路

（一）征收铸币税的可能性

征收铸币税是否能获得成功，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走势与资源的利用状态，也取决于一国货币信用程度和汇率制度。如果国内已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再增加货币的供给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时政府所征收的不是铸币税，而是通货膨胀税，其结果只会将经济引向灾难。如果一国货币缺少信用，且实行固定汇率制，当央行增发货币时，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量供给会导致外汇储备的等额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际上没有征收到铸币税，而是用外汇的损失换取了等额货币的超量发行。由此看来，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条件是在保持物价稳定和外汇储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增发货币获得某种购买力而又不使社会出现超额的货币供给。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产能过剩、设备与资源闲置等现象，各项经济指标在低位徘徊，国际与国内利率已经降低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物价指数自1997年10月以来不断下降，屡创新低，这些表明在我国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符合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条件。通过征收铸币税，可以向经济中注入新的带有特定需求的货币增量，用这笔钱可以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性

通过征收铸币税，可以使我国实现短期经济目标。

1.征收铸币税，可以使财政赤字货币化，降低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与向民间发债的形式不同，这次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直接卖给中央银行的。作为一种交换，政府获得了由中央银行下拨到商业银行的资金。这时由央行持有国债所应获得的利息仍可作为一种收益交还国库，不会加重国债负担。这样可以弥补财政赤字，改善财政收支。

2.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征收铸币税，可以在不出现超额货币供给的前提条件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通过公共工程投资的乘数效应，推动经济的更快增长。这对于加快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和提升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提高就业水平。征收铸币税，可以扩大内需，缓解经济中产能过剩的供给矛盾，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从而有效扭转价格下跌的被动局面，使企业真正走出低物价和低效益的经营怪圈，同时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与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

4.征收铸币税，可以使央行增持政府债券。在我国央行的总资产中，占主要部分的资产是国外资产和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债权。2002年4月公布的我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这两项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42.11％和41.49％，而对政府的债权（含国债）一项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5.6％。与日本银行相比，日本政府债券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66.6％，托管日本政府债券所占比重为5.7％，所借政府债券现金抵押所占比重为6.5％，三者合计共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78.8％，而外汇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4.6％（张贵乐，吴军，1999）。由此看来，我国央行所持有的国债占总资产的比重明显过少。征收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增加央行所持有的国债总额，使央行资产的持有比重趋于合理，为央行在公开市场卖出政府债券、收回货币的操作提供足够的筹码，从而可以提高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三）征收铸币税的政策选择

以往各国在征收铸币税时，其目的各不相同，有些政府只是被动地征收铸币税，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实际货币余额不断增长的需求在客观上要求央行增发货币，以满足公众对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额需求，政府在增发货币的过程中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征收了铸币税。另有一些政府则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发货币，在这方面较为极端的例子是政府长期以来欠下了巨额赤字，他们已经为此耗光了外汇，大量无休止地向民间发行国债的行动已经使政府的信用扫地，再也无法据此而获得收人，靠增发货币获取收入以弥补赤字就成为这些政府的唯一选择。当然，也有些政府增发货币主要是为了换取外汇储备，有时甚至是为了换取外汇储备而不惜牺牲国内的某些经济利益。

本文提出征收铸币税，是针对当前内需不足、供给过剩的特定经济形势而提出的，其基本点是将征收铸币税作为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一种工具，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使用。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可以向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由央行以支票形式将等额存款拨给指定的商业银行，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提供有保证的资金。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有效地提高购买需求，增加就业机会，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减轻过剩物资的供给压力，其本身就是扩大内需的良好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央行获得了国债，政府则获得了等额的国债建设资金。由于此时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源，国家重点工程的开工建设刚好可以吸收这些过剩资源，增加就业机会，而不会引起价格上升。央行增发的这部分货币，是以广义货币M2的形式进入流通的。由于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着大于1的比例关系，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少量的基础货币，增加现实经济对实际货币余额的有效需求，使铸币税的征收落到实处。

在提出此观点时，本文特别强调征收铸币税的目的在于启动低迷的宏观经济，缓解目前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内需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缓慢，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收入结构和就业供求矛盾突出，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国民经济弱势运行等问题，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而不是单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财政赤字是因增加公共工程支出，启动宏观经济而生，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转强，财政赤字就会自动下降，这时征收铸币税的历史使命也就会自然终结了。

（四）征收铸币税的主要思想障碍

为调节宏观经济而有目的地征收铸币税，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尚属首次，许多人可能会对此产生顾虑。

1.征收铸币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可能对当前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和价格下降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应该指出的是，通货膨胀已经远离我们而去，防止通货紧缩，增加有效需求才是当前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要抓好的主要矛盾。如果征收铸币税会引起物价上升，这正好说明这种工具对治理通货紧缩有着特殊的功效，是我们攻克内需不足的有力武器。由于征收铸币税的目的是为了启动低迷的经济，物价上升正好说明经济已经启动，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征收铸币税的政策就可以谈出了。笔者要大声疾呼：在我们面临通货紧缩威胁的时候，大谈什么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之类的口号，对解决经济中已经存在着的内需不足与大量失业来说是无益的。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要解决当前经济中已经出现的主要矛盾，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如果真的出现了物价上升的趋势，央行也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随时抛出手中持有的国债，收回基础货币，以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

2.征收铸币税，会加重人民的税收负担，拖累经济的发展。与其他税赋不同的是，铸币税的征收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不是居民的当期收人。由于它的征收着眼于经济未来发展的需要，并不是针对人们的现期收入，因此它不会加重人民的税收负担。只有当社会对实际货币余额产生超额需求时，才会为征收铸币税创造必要的市场机会。不仅如此，发行增量货币并由政府使用于公共工程的建设，其本身就增加了经济中的有效需求，通过乘数作用，将会使财政政策的效应倍增，其结果必将会增强宏观经济的发展动力，改善企业的营运效率，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只要当局将征收铸币税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会对经济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而不会拖累经济。

铸币税范文篇2

我国在经历了1993－1994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经济开始逐渐降温，到1996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0％，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不久就陷入了供过于求、通货紧缩的怪圈。从1997年10月至今，除在2000年的几个月中出现了物价持平或略有上升外，其他时间始终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中而难以摆脱。从1998年开始，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内需仍然不足，低物价、低就业和经济的低效率始终困扰着我国的经济。

从国民收入流程图中可以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漏出与注入。注入是使经济扩张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总需求增加，并使国民收入扩张，经济得以增长；漏出是使经济收缩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商品需求量趋于减少。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即使在我国的每一个财政结算年度都能使漏出与注人相等，按照宏观经济理论，也只能使一国经济不出现经济衰退，而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推动力。要想使我国经济更快地增长，必须进行强大的资金注入。只有当注入大于漏出时，经济才会产生大于零的增长。这一思想可以表示如下：

总需求＞总供给（1）

总需求＝C＋Ip＋G＋Ig＋（X－M）（2）

总供给＝YD＋T（3）

式中：C代表消费，Ip代表民间投资，G代表政府日常支出，Ig代表政府的公共投资，（X－M）代表净出口，YD代表个人可支配收入，T代表政府的纯税收。由于可支配收入可以表示为消费与储蓄之和，则：

YD＝C＋S（4）

将（2）、（3）和（4）式代入（1）式，可得：

（G＋Ig－T）＋（Ip－S）十（X－M）＞0（5）

（5）式左边第一项代表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第二项代表民间收支状况，第三项代表本国国际收支状况。自1997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表现良好，每年均为顺差，即（X－M）＞0.政府的财政预算则每年均为逆差，有（G＋Ig－T）＞0.对比（5）式，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第二项所代表的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所形成的民间资金的盈余，正是这部分的资金盈余，对经济产生了漏出。近几年来，我国库存商品及闲置物品的数量持续增加，目前，其总量已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是2001年社会消费总额的80％（杨殿宗，在2002年4月5日的《中国信息报》上刊文）。企业产能大量过剩，设备与资金的闲置现象十分严重，在民间投资缺乏机会的条件下，期望短期内民间投资的大量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弥补民间投资的负向缺口，自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向民间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为建设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工程筹集资金，为低迷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国债负担日益加重，在2002年我国编制的预算中，赤字数额3098亿元，占GDP的3％左右。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的国债余额是187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8％左右（郝中华，2002.从目前的经济走势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还不能谈出，政府的财政赤字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为减轻国债负担，化解当前日益突出的矛盾，本文提出通过征收铸币税，运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法，使政府能够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债务负担，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

二、货币供给与铸币税

所谓铸币税，是指政府由于其印制货币的垄断权而获得的收人。印制货币所需花费的成本极低，而所印出的钞票本身具有购买力，政府可以用它来换取商品与服务。铸币税的征收可以通过一国货币需求的增加来实现。当一国实际货币需求增加时，通过增发货币进入流通，给政府提供某些免费的资源，这种购买力的收益，就是铸币税的含义。在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四条途径获得铸币税。

其一，在通货膨胀率为零的条件下，国际和国内利率的下降使货币的周转速度不断下降，社会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增加，使民间部门向中央银行出售外国资产以换取本国货币，中央银行就可以通过印制钞票换取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获取铸币税。

其二，执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当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时，随着国外价格的上升，由购买力平价理论导出国内价格也将会上升，名义货币余额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就会产生，中央银行通过适量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价格上升，使实际货币余额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随着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收取了铸币税，并不减少任何储备（萨克斯，1997）。

其三，当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引起实际货币余额需求的同步增长时，如果中央银行增加的货币供给恰好能满足社会对实际货币的增长需求而不出现超额供给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取得铸币税，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其四，国内商品供给过剩且存在失业时，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实际货币的超额需求。如果央行所增加的货币供给恰好能满足政府通过公共工程建设所引起的实际货币的超额需求时，就不会出现货币的超额供给，政府也可以由此而获得铸币税。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把征收铸币税作为一项财政收入，但不同的国家征收铸币税的数量各不相同。在1975－1985年的十年间，美国每年所征收的铸币税占GDP的比重为1.17％，英国为1.91％，法国为2.73％左右（萨克斯，1997）。

当政府部门入不敷出时，通常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偿付赤字：一是向公众借债；二是消耗外汇储备；三是印制钞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铸币税对一国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铸币税进行合理的征收，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人，提高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并能有效地克服困生产过剩而导致的通货紧缩，在这方面较为成功的有美国、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对铸币税这一工具如果运用不当，超量征收，则会因货币的超量发行而造成经济中需求过旺，引发严重的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进而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国家有20世纪80年代的玻利维亚和秘鲁等拉美国家。在社会需求不足的紧缩时期，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弥补财政赤字，增加内需，也可以用作中央银行扩张货币的一种工具。与已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不同的是，铸币税既不仅仅是一种财政政策工具，也不完全是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在紧缩时期征收铸币税，其本身就是一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组合过程。

三、我国征收铸币税的基本思路

（一）征收铸币税的可能性

征收铸币税是否能获得成功，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走势与资源的利用状态，也取决于一国货币信用程度和汇率制度。如果国内已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再增加货币的供给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时政府所征收的不是铸币税，而是通货膨胀税，其结果只会将经济引向灾难。如果一国货币缺少信用，且实行固定汇率制，当央行增发货币时，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量供给会导致外汇储备的等额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际上没有征收到铸币税，而是用外汇的损失换取了等额货币的超量发行。由此看来，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条件是在保持物价稳定和外汇储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增发货币获得某种购买力而又不使社会出现超额的货币供给。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产能过剩、设备与资源闲置等现象，各项经济指标在低位徘徊，国际与国内利率已经降低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物价指数自1997年10月以来不断下降，屡创新低，这些表明在我国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符合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条件。通过征收铸币税，可以向经济中注入新的带有特定需求的货币增量，用这笔钱可以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征收铸币税的政策选择

以往各国在征收铸币税时，其目的各不相同，有些政府只是被动地征收铸币税，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实际货币余额不断增长的需求在客观上要求央行增发货币，以满足公众对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额需求，政府在增发货币的过程中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征收了铸币税。另有一些政府则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发货币，在这方面较为极端的例子是政府长期以来欠下了巨额赤字，他们已经为此耗光了外汇，大量无休止地向民间发行国债的行动已经使政府的信用扫地，再也无法据此而获得收人，靠增发货币获取收入以弥补赤字就成为这些政府的唯一选择。当然，也有些政府增发货币主要是为了换取外汇储备，有时甚至是为了换取外汇储备而不惜牺牲国内的某些经济利益。

本文提出征收铸币税，是针对当前内需不足、供给过剩的特定经济形势而提出的，其基本点是将征收铸币税作为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一种工具，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使用。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可以向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由央行以支票形式将等额存款拨给指定的商业银行，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提供有保证的资金。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有效地提高购买需求，增加就业机会，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减轻过剩物资的供给压力，其本身就是扩大内需的良好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央行获得了国债，政府则获得了等额的国债建设资金。由于此时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源，国家重点工程的开工建设刚好可以吸收这些过剩资源，增加就业机会，而不会引起价格上升。央行增发的这部分货币，是以广义货币M2的形式进入流通的。由于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着大于1的比例关系，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少量的基础货币，增加现实经济对实际货币余额的有效需求，使铸币税的征收落到实处。

在提出此观点时，本文特别强调征收铸币税的目的在于启动低迷的宏观经济，缓解目前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内需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缓慢，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收入结构和就业供求矛盾突出，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国民经济弱势运行等问题，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而不是单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财政赤字是因增加公共工程支出，启动宏观经济而生，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转强，财政赤字就会自动下降，这时征收铸币税的历史使命也就会自然终结了。

（三）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性

通过征收铸币税，可以使我国实现短期经济目标。

1.征收铸币税，可以使财政赤字货币化，降低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与向民间发债的形式不同，这次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直接卖给中央银行的。作为一种交换，政府获得了由中央银行下拨到商业银行的资金。这时由央行持有国债所应获得的利息仍可作为一种收益交还国库，不会加重国债负担。这样可以弥补财政赤字，改善财政收支。

2.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征收铸币税，可以在不出现超额货币供给的前提条件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通过公共工程投资的乘数效应，推动经济的更快增长。这对于加快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和提升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提高就业水平。征收铸币税，可以扩大内需，缓解经济中产能过剩的供给矛盾，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从而有效扭转价格下跌的被动局面，使企业真正走出低物价和低效益的经营怪圈，同时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与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

4.征收铸币税，可以使央行增持政府债券。在我国央行的总资产中，占主要部分的资产是国外资产和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债权。2002年4月公布的我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这两项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42.11％和41.49％，而对政府的债权（含国债）一项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5.6％。与日本银行相比，日本政府债券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66.6％，托管日本政府债券所占比重为5.7％，所借政府债券现金抵押所占比重为6.5％，三者合计共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78.8％，而外汇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4.6％（张贵乐，吴军，1999）。由此看来，我国央行所持有的国债占总资产的比重明显过少。征收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增加央行所持有的国债总额，使央行资产的持有比重趋于合理，为央行在公开市场卖出政府债券、收回货币的操作提供足够的筹码，从而可以提高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四）征收铸币税的主要思想障碍

为调节宏观经济而有目的地征收铸币税，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尚属首次，许多人可能会对此产生顾虑。

1.征收铸币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可能对当前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和价格下降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应该指出的是，通货膨胀已经远离我们而去，防止通货紧缩，增加有效需求才是当前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要抓好的主要矛盾。如果征收铸币税会引起物价上升，这正好说明这种工具对治理通货紧缩有着特殊的功效，是我们攻克内需不足的有力武器。由于征收铸币税的目的是为了启动低迷的经济，物价上升正好说明经济已经启动，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征收铸币税的政策就可以谈出了。笔者要大声疾呼：在我们面临通货紧缩威胁的时候，大谈什么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之类的口号，对解决经济中已经存在着的内需不足与大量失业来说是无益的。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要解决当前经济中已经出现的主要矛盾，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如果真的出现了物价上升的趋势，央行也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随时抛出手中持有的国债，收回基础货币，以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

铸币税范文篇3

一、征收铸币税，应对内需不足

我国在经历了1993－1994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经济开始逐渐降温，1996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0％，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不久就陷入了供过于求、通货紧缩的怪圈。从1997年10月至今，除在2000年的几个月中出现了物价持平或略有上升外，其他时间始终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中而难以摆脱。从1998年开始，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内需仍然不足，低物价、低就业和经济的低效率始终困扰着我国的经济。

从国民收入流程图中可以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漏出与注入。注入是使经济扩张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总需求增加，并使国民收入扩张，经济得以增长；漏出是使经济收缩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商品需求量趋于减少。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即使在我国的每一个财政结算年度都能使漏出与注人相等，按照宏观经济理论，也只能使一国经济不出现经济衰退，而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推动力。要想使我国经济更快地增长，必须进行强大的资金注入。只有当注入大于漏出时，经济才会产生大于零的增长。这一思想可以表示如下：

总需求＞总供给（1）

总需求＝C＋Ip＋G＋Ig＋（X－M）（2）

总供给＝YD＋T（3）

式中：C代表消费，Ip代表民间投资，G代表政府日常支出，Ig代表政府的公共投资，（X－M）代表净出口，YD代表个人可支配收入，T代表政府的纯税收。由于可支配收入可以表示为消费与储蓄之和，则：

YD＝C＋S（4）

将（2）、（3）和（4）式代入（1）式，可得：

（G＋Ig－T）＋（Ip－S）十（X－M）＞0（5）

（5）式左边第一项代表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第二项代表民间收支状况，第三项代表本国国际收支状况。自1997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表现良好，每年均为顺差，即（X－M）＞0.政府的财政预算则每年均为逆差，有（G＋Ig－T）＞0.对比（5）式，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第二项所代表的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所形成的民间资金的盈余，正是这部分的资金盈余，对经济产生了漏出。近几年来，我国库存商品及闲置物品的数量持续增加，目前，其总量已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是2001年社会消费总额的80％（杨殿宗，在2002年4月5日的《中国信息报》上刊文）。企业产能大量过剩，设备与资金的闲置现象十分严重，在民间投资缺乏机会的条件下，期望短期内民间投资的大量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弥补民间投资的负向缺口，自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向民间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为建设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工程筹集资金，为低迷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国债负担日益加重，在2002年我国编制的预算中，赤字数额3098亿元，占GDP的3％左右。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的国债余额是187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8％左右（郝中华，2002.从目前的经济走势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还不能谈出，政府的财政赤字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为减轻国债负担，化解当前日益突出的矛盾，本文提出通过征收铸币税，运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法，使政府能够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债务负担，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

二、货币供给与铸币税

所谓铸币税，是指政府由于其印制货币的垄断权而获得的收人。印制货币所需花费的成本极低，而所印出的钞票本身具有购买力，政府可以用它来换取商品与服务。铸币税的征收可以通过一国货币需求的增加来实现。当一国实际货币需求增加时，通过增发货币进入流通，给政府提供某些免费的资源，这种购买力的收益，就是铸币税的含义。在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四条途径获得铸币税。

其一，在通货膨胀率为零的条件下，国际和国内利率的下降使货币的周转速度不断下降，社会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增加，使民间部门向中央银行出售外国资产以换取本国货币，中央银行就可以通过印制钞票换取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获取铸币税。

其二，执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当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时，随着国外价格的上升，由购买力平价理论导出国内价格也将会上升，名义货币余额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就会产生，中央银行通过适量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价格上升，使实际货币余额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随着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收取了铸币税，并不减少任何储备（萨克斯，1997）。

其三，当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引起实际货币余额需求的同步增长时，如果中央银行增加的货币供给恰好能满足社会对实际货币的增长需求而不出现超额供给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取得铸币税，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其四，国内商品供给过剩且存在失业时，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实际货币的超额需求。如果央行所增加的货币供给恰好能满足政府通过公共工程建设所引起的实际货币的超额需求时，就不会出现货币的超额供给，政府也可以由此而获得铸币税。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把征收铸币税作为一项财政收入，但不同的国家征收铸币税的数量各不相同。在1975－1985年的十年间，美国每年所征收的铸币税占GDP的比重为1.17％，英国为1.91％，法国为2.73％左右（萨克斯，1997）。

当政府部门入不敷出时，通常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偿付赤字：一是向公众借债；二是消耗外汇储备；三是印制钞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铸币税对一国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铸币税进行合理的征收，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人，提高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并能有效地克服困生产过剩而导致的通货紧缩，在这方面较为成功的有美国、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对铸币税这一工具如果运用不当，超量征收，则会因货币的超量发行而造成经济中需求过旺，引发严重的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进而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国家有20世纪80年代的玻利维亚和秘鲁等拉美国家。在社会需求不足的紧缩时期，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弥补财政赤字，增加内需，也可以用作中央银行扩张货币的一种工具。与已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不同的是，铸币税既不仅仅是一种财政政策工具，也不完全是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在紧缩时期征收铸币税，其本身就是一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组合过程。

三、我国征收铸币税的基本思路

（一）征收铸币税的可能性

征收铸币税是否能获得成功，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走势与资源的利用状态，也取决于一国货币信用程度和汇率制度。如果国内已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再增加货币的供给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时政府所征收的不是铸币税，而是通货膨胀税，其结果只会将经济引向灾难。如果一国货币缺少信用，且实行固定汇率制，当央行增发货币时，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量供给会导致外汇储备的等额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际上没有征收到铸币税，而是用外汇的损失换取了等额货币的超量发行。由此看来，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条件是在保持物价稳定和外汇储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增发货币获得某种购买力而又不使社会出现超额的货币供给。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产能过剩、设备与资源闲置等现象，各项经济指标在低位徘徊，国际与国内利率已经降低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物价指数自1997年10月以来不断下降，屡创新低，这些表明在我国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符合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条件。通过征收铸币税，可以向经济中注入新的带有特定需求的货币增量，用这笔钱可以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征收铸币税的政策选择

以往各国在征收铸币税时，其目的各不相同，有些政府只是被动地征收铸币税，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实际货币余额不断增长的需求在客观上要求央行增发货币，以满足公众对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额需求，政府在增发货币的过程中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征收了铸币税。另有一些政府则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发货币，在这方面较为极端的例子是政府长期以来欠下了巨额赤字，他们已经为此耗光了外汇，大量无休止地向民间发行国债的行动已经使政府的信用扫地，再也无法据此而获得收人，靠增发货币获取收入以弥补赤字就成为这些政府的唯一选择。当然，也有些政府增发货币主要是为了换取外汇储备，有时甚至是为了换取外汇储备而不惜牺牲国内的某些经济利益。

本文提出征收铸币税，是针对当前内需不足、供给过剩的特定经济形势而提出的，其基本点是将征收铸币税作为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一种工具，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使用。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可以向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由央行以支票形式将等额存款拨给指定的商业银行，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提供有保证的资金。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有效地提高购买需求，增加就业机会，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减轻过剩物资的供给压力，其本身就是扩大内需的良好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央行获得了国债，政府则获得了等额的国债建设资金。由于此时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源，国家重点工程的开工建设刚好可以吸收这些过剩资源，增加就业机会，而不会引起价格上升。央行增发的这部分货币，是以广义货币M2的形式进入流通的。由于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着大于1的比例关系，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少量的基础货币，增加现实经济对实际货币余额的有效需求，使铸币税的征收落到实处。

在提出此观点时，本文特别强调征收铸币税的目的在于启动低迷的宏观经济，缓解目前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内需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缓慢，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收入结构和就业供求矛盾突出，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国民经济弱势运行等问题，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而不是单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财政赤字是因增加公共工程支出，启动宏观经济而生，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转强，财政赤字就会自动下降，这时征收铸币税的历史使命也就会自然终结了。

（三）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性

通过征收铸币税，可以使我国实现短期经济目标。

1.征收铸币税，可以使财政赤字货币化，降低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与向民间发债的形式不同，这次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直接卖给中央银行的。作为一种交换，政府获得了由中央银行下拨到商业银行的资金。这时由央行持有国债所应获得的利息仍可作为一种收益交还国库，不会加重国债负担。这样可以弥补财政赤字，改善财政收支。

2.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征收铸币税，可以在不出现超额货币供给的前提条件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通过公共工程投资的乘数效应，推动经济的更快增长。这对于加快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和提升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提高就业水平。征收铸币税，可以扩大内需，缓解经济中产能过剩的供给矛盾，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从而有效扭转价格下跌的被动局面，使企业真正走出低物价和低效益的经营怪圈，同时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与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

4.征收铸币税，可以使央行增持政府债券。在我国央行的总资产中，占主要部分的资产是国外资产和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债权。2002年4月公布的我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这两项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42.11％和41.49％，而对政府的债权（含国债）一项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5.6％。与日本银行相比，日本政府债券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66.6％，托管日本政府债券所占比重为5.7％，所借政府债券现金抵押所占比重为6.5％，三者合计共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78.8％，而外汇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4.6％（张贵乐，吴军，1999）。由此看来，我国央行所持有的国债占总资产的比重明显过少。征收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增加央行所持有的国债总额，使央行资产的持有比重趋于合理，为央行在公开市场卖出政府债券、收回货币的操作提供足够的筹码，从而可以提高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四）征收铸币税的主要思想障碍

为调节宏观经济而有目的地征收铸币税，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尚属首次，许多人可能会对此产生顾虑。

1.征收铸币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可能对当前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和价格下降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应该指出的是，通货膨胀已经远离我们而去，防止通货紧缩，增加有效需求才是当前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要抓好的主要矛盾。如果征收铸币税会引起物价上升，这正好说明这种工具对治理通货紧缩有着特殊的功效，是我们攻克内需不足的有力武器。由于征收铸币税的目的是为了启动低迷的经济，物价上升正好说明经济已经启动，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征收铸币税的政策就可以谈出了。笔者要大声疾呼：在我们面临通货紧缩威胁的时候，大谈什么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之类的口号，对解决经济中已经存在着的内需不足与大量失业来说是无益的。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要解决当前经济中已经出现的主要矛盾，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如果真的出现了物价上升的趋势，央行也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随时抛出手中持有的国债，收回基础货币，以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

铸币税范文篇4

摘要：货币国际化是经济国际化的产物，是经济国际化的集中表现之一。货币国·际化在不同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下，所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本文试图从货币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的角度对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合理性、可行性做出分析。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收益；风险

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实质上是不同货币之间竞争和市场选择的过程。不同货币国际化为一国经济、政治等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美元成为国际化货币后，美国每年可以获得上千亿美元的铸币税收入，美元也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结算中最主要的货币；欧元国际化后，各国外汇储备中欧元的比重越来越大，欧盟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而日本在推行日元国际化后，伴随而来的却是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及出口贸易的剧烈波动。这些现象说明，货币国际化在不同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下，给一国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研究货币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可以从国际货币对该国经济、金融、贸易和政策制定等多重影响去评估货币国际化的合理性。

一、货币国际化的收益

（一）取得铸币税收入，为本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

所谓铸币税，原指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价值之差，现在通常指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无须支付利息的货币取得的收益，表现为货币面值扣除发行成本后的收益，由于发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铸币税基本上等于货币的发行额。在纸币制度下，当不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来自于随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当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也被称之为通货膨胀税，即中央银行超过经济发展需要增加基础货币发行。按照一般的估算，这类可称之为狭义铸币税的收入通常仅占一国GDP的0.2%（Krugman1998）。

当一国货币越出国界被其它国家使用或作为官方储备时，则产生国际铸币税的概念。储币货币发行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包括发行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取得的全部受益，即海外发行收入及政府债券取得的廉价融资收入。因为，储备通常是以发行国的债券形式持有，此类债券的利息低于储备国的本国债券利息。

货币国际化最直接的利益是为发行区赚取国际铸币税。货币流出本货币区，为该货币区赚取国际铸币税，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免除了该货币区向其他货币区输送铸币税的义务。非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赤字需要通过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调节本国收支，但这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等后果，而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增加本国货币发行来弥补赤字，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美国所有美钞（约4700亿美元）的2/3都是在境外流通的，大约3/4的新增发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仅在1989～1996年间，流入俄罗斯和阿根廷的美钞就分别达到了440亿和350亿美元。加拿大一半以上的银行贷款已经按美元计算，并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Sulton1999)。美国国债的20%被其他国家官方及私人持有，而美国国债在较好安全性的同时，给付的利息较低。

（二）给本国居民带来跨境经济交易的便利，降低汇率风险，促进本国经济贸易发展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该国企业可以使用该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的计价结算货币，从而避免货币转换带来的汇率风险，有利于该国的经贸发展。

此外，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区企业跨国经营。该货币区企业在获取该货币区货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而且该货币区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大量使用本币也规避了汇率风险。

（三）促进一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发展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必然面临货币回流问题，发展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满足持有其货币的非居民投资需要，是解决货币回流的一个主要渠道。因此，货币国际化将促进一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产品的开发。

一个货币区的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区的金融机构实行跨国经营。一方面该货币区金融机构在从该国或该地区获取本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该国金融机构在进行本币资金清算、现钞调度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该货币区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吸纳本币资金也具有竞争力。

此外，一国金融机构在本币经营上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较为便利的从本国取得货币资金，非居民持有的国际货币可以通过非当地银行进行支付结算，但这些当地银行最终都会通过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算。而且，一国货币扩展到其它国家也会带动其金融机构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四）具有影响别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权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其央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中央银行，负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最终清偿手段，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整个世界的货币政策定下基调，影响其它国家的就业、产出和经济。通常，货币发行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货币政策，对于储备这种国际货币的国家而言，又需要保持此种货币币值的稳定，当这两个目标发生矛盾时，作为主权国家，必然是以前一个目标优先，而别国却难以采取主动措施，只能根据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被动调节本国经济政策，这就是一种非对称冲击。

（五）提高政治自主权与国家声望，扩大一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

对于大国而言，当发生国际突发事件时，如果需要依靠国际货币发行国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对该国而言是很被动的。而且，一国持有的国际货币一般是投资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市场或存放于该国的金融机构，如果国际发行国采取冻结持有国财产的方式，该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美国曾经就冻结过前苏联、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美元存款。

部分国家与美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在流动性危机发生时，需要美国提供流动性支持。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可以自主提供其它国家都愿意接受的国际流动性，从而避免出现依靠他国提供流动性的被动局面，这是大国要求使用本币的根本原因，也是提高一国政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此外，国际货币是一种软实力，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社会具有较高声望，这是其它非国际发行国所无法比拟的。

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该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国际货币的发行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策将对他国产生更大地影响，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有助于提高该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六）有利于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减轻对外币资金的依赖，维护金融安全

当前，国际货币呈现寡头垄断局面，美元、欧元和日元处于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负债以美元计价，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以外国货币计价，这样一旦美元贬值，美元负债没有发生变化，而资产却因外国货币升值而增加，这反而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而且，本国货币即具有对外支付能力，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无须通过国内紧缩政策牺牲国内经济增长为代价来缓解收支问题，因而在国际收支上有更大的灵活度。

二、货币国际化的风险和责任

一国通过货币国家化虽然能获得收益，但也需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这主要体现为下几方面：

（一）发行国难以回避“特里芬难题”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从理论上讲，“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而且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当然，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二）增加了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和可控性

由于本国货币被非居民持有并使用，增加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存量的难度。另外，非居民所在国的经济政策将影响其持有其它国际发行的国际货币的意愿，这并非国际货币发行国本身可以控制的，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将面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问题。

（三）货币的反替代增加本币贬值和通胀风险

由于非居民持有和使用本国货币，导致境外流通的本币不断增加，如果因某种因素导致非居民对本国货币信心降低，则非居民必然要将持有的该种货币兑换成其它货币，这将导致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贬值风险，进而可能导致输入型通胀风险。

铸币税范文篇5

一、货币发行收入与铸币税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供给由经济实体内部提供，黄金和白银的生产部门本身就是实体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作为商品金银也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物，具有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其所含金属的重量。货币与商品的交换，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上不存在货币的发行收入。

但当货币形式发展到不足值货币，特别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从技术上货币发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束缚，货币发行就成为一种特权，能为发行者带来发行收入。历史上，发行收入应该归谁所有，一直是有争议的。西方政府曾以“铸币税”的形式对私人银行发行现钞课税，作为允许他们拥有货币发行特权的交换。中央银行建立后，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货币的发行收入明白无误地归属政府。

设铸币税为S，Mt是t期的货币发行量，Mt＋1是t＋1期的货币发行量，考虑到价格因素，S＝（Mt＋1－Mt）/Pt，Pt为t期的价格水平。从上述公式中反映出：1、货币发行收入与价格水平成反比，物价水平越低，中央银行同等数额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就越高；2、货币发行收入与新增货币发行量成正比，新增货币发行量越大，铸币税越高。

铸币税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税种，只是理论上对货币发行收入性质的界定，是将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收入具体化，使之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在实践上实现货币发行收入归政府所有。在明确了货币发行收入的性质后，还要确定货币发行收入的范围，即哪些货币供给和货币创造行为会产生货币收入，在现代货币供给机制中，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确定货币的发行收入首先要明确货币发行的范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货币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层次：M0为现钞货币，在流通中的相对比例下降，但完全由中央银行提供；M1＝M0＋活期存款，即现金加活期存款，M1被称作狭义货币，是现实购买力；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被称作广义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将（M2－M1）定义为准货币，是潜在购买力。货币外延的扩大使货币发行收入的范围也扩大了。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现金和活期存款是货币的基本形式，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提供和创造。因此，一方面，货币发行收入表现为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活期存款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体系具有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在不完全准备金制度下（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不断降低已是趋势，有些国家已趋近或降到0），一部分新增的购买力就成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

二、国债具有铸币税的功能

上面谈到，货币发行收入包括中央银行创造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所形成的收入。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实现铸币税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央银行直接掌握基础货币；二是要求商业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因此，多数国家对存款准备金是不支付利息的）。从财政的角度实现铸币税，在理论上也有两条途径：一是向中央银行借款和透支；二是向商业银行借款。借款可以采取直接借贷，也可以采取间接借贷。

由于中央银行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特殊作用，各国政府都非常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货币供给方面，为杜绝直接用货币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因此，政府运用货币发行收入在具体操作上，只能采用下列两种方式：一个是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一个是允许商业银行直接购买国债。

可见，国债既具有弥补财政赤字的功能，又具有铸币税的功能。一部分货币发行可以通过国债的方式实现，即国债货币化，这是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理论基础，也是财政（国债）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的内在原因。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国债规模不是必然等于财政赤字，国债规模既取决于财政赤字规模及其弥补方式，又取决于货币发行规模及其发行方式。

三、货币发行收入应该由财政和中央银行哪一个部门掌握和使用

在我国实际部门中有过货币发行收入应该归财政部门掌握使用还是应该归中央银行掌握使用的争论。其实，无论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职能部门，既然确定了货币发行收入的性质，无论发行收入归哪一个部门使用，都不会改变它是货币信用化制度下的政府首要收入来源的性质。究竟归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使用，则应取决于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

中国改革开放后到1998年，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面临的主要压力一直是通货膨胀，这使得货币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中央银行集中掌握着货币发行权、贷款规模分配权、中央银行贷款权和基准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在资金来源上，中央银行拥有基础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这期间，在政府资金来源（即货币发行收入）的使用上，中央银行与财政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1995年以前，财政部门一直延续计划经济的作法，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和借款弥补财政赤字，截至1993年底，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的借款达到1688.7亿元，占中央银行当年资产的13％，中央财政与人民银行通过直接借贷的方式共同占有使用发行收入。从1994年开始到1995年，随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中央银行直接掌握的资金来源减少，人民银行逐渐停止了向财政提供借款和透支，同时不直接购买、包销政府债券。从形式上看，货币发行收入由中央财政与人民银行共同使用，转向由中央银行一家拥有。但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法》还规定，中央银行可以在国债市场上进行公开业务操作，以保证国债的流动性。这意味着，中央财政与人民银行之间的资金联系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直接方式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间接方式。

铸币税范文篇6

关键字：货币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货币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中心-构架。位于这一构架中心的国家担负着提供国际货币的职能，而中心国家向国家输出国际货币过程的对应面，就是国家向中心国家注入实质资源的过程。换句话说，国家以支付国际铸币税为代价，获得了使用国际货币的便利。波多(MichaelBordo)和弗兰德若(MarcFlandreau)比较了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和当前的中心-构架后认为，在金本位制下，中心国家把货币和黄金固定，国家或者仿效中心国家和黄金固定，或者实行浮动汇率。国家的大量外债以中心国家的货币计值，因此国家容易遭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失败的打击。货币贬值意味着国家债务负担更重，它们不得不在“保持汇率浮动的同时严格限制外国借款”和“投入巨大资源维持与中心国家的硬钉住”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在当前的中心-构架下，中心国家能够成功地实行浮动汇率，而国家的金融市场不成熟，依然需要借入大量以中心国家货币计值的债务，并且同样害怕汇率波动。为了能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它们不得不选择钉住中心国家的货币。中心-构架的形式不断演进，但实质并没有改变，即中心国家对整个构架具有支配权，国家只能是被动依附。（注：MichaelBordoandMarcFlandreau,"Core,eriphery,ExchangeRateRegimes,andGlobalization,"NBERWorkingPaper,No.8584,November2001.）

我们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在一种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被引入初期，总能适应该时期国际贸易和投资对于国际流动性和清偿力的要求，从而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往往是几十年时间，例如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都延续了3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发生了变化之后，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变得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或者说变得系统不相容了。此时，旧体系就会被新体系所取代。（注：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系统相容性分析》，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26～28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构架具有动态演进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心国家和国家彼此之间可能相互转化，经济实力的衰落可以使中心国家蜕变成国家(例如金本位制下的英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英国，地位就完全不同)，经济实力的上升或者国家之间的联合可以使国家升级为中心国家(例如牙买加体系下的日本和德国升级到未来三大货币区鼎立体系的日本和德国)。第二，中心国家的数量可能发生改变，既可以只有一个中心(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也可以有多个中心(例如金本位制和未来三大货币区鼎立体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心-构架的演进过程中，国际货币的输出方式和实质资源的注入方式也相应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从这种资源流动的视角来分析国际货币体系中心-构架的变迁，并且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并给出几点具有普遍意义但有待于进一步检验的结论。（注：在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一下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划分。我们把从1870年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划分为4个时期：金本位时期(1870～1914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1918～193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4～1973年)、牙买加体系(全球浮动汇率体系)时期(1973年至今)。本文不讨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因为这一时期里并没有成熟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金本位制下的资源流动

在金本位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与黄金挂钩。实行金本位制的30多年时间里，英、美、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汇率平价几乎没有发生变动。（注：RichardBaldwinandPhilippeMartin,"TwoWavesofGlobalization:SuperficialSimilarities,FundamentalDifferences,"NBERWorkingPaper,No.6904,January1999.）黄金事实上充当了世界货币，金币可以自由流动、自由兑换，甚至自由铸造或融化。金币的自由流动保证了各国货币比价的相对稳定；金币的自由兑换保证了黄金与其他代表黄金流通的金属铸币和银行券之间比价的相对稳定；金币的自由铸造或融化保证了各国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因此，金本位制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固定汇率体系，促进了该时期国际汇率的稳定、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深入理解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货币构架的话，就不能脱离这个时代的特征去孤立地分析。这一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三大货币区鼎立的货币体系，英镑区、法郎区和美元区以各自的殖民地为核心进行构筑。在殖民地国家里，整个经济体系和货币制度都严重依赖于殖民者所在的国家。很多殖民地国家甚至没有本国货币；即使在存在本国通货的国家里，也基本上把殖民者国家的货币视为官方认可的硬通货。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如图1所示。

图1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在图1中，位于这一构架中心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该体系是一个多中心的构架)。位于这一构架的国家是各货币区的其他国家，主要是各中心国的殖民地国家。以英国和英属殖民地为例，英国把英镑输出到英属殖民地，这往往是通过两种手段，第一种是进口殖民地的资源和初等工业品，第二种是到殖民地进行直接投资，而这两种手段都换来了来自殖民地国家的实际资源的注入。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过程视为英国向所述殖民地国家征收国际铸币税的过程，英国获得了实际资源，而殖民地国家获得了国际流动性便利(因为殖民地国家的本国货币不能用于国际支付)。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金本位制下，中心国家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经常项目都保持了持续性顺差(见表1)，也就意味着上述的第一条路径在净值上是反向的，即通过进口发出的银行券又通过出口收回来了，而且收回来的更多。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国家向国家输出货币而得到实质资源，从净值上只能通过上述第二条渠道(即资本项目渠道)完成。国家向中心国家注入的资源一方面是资源等初级产品，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黄金。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国家以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黄金持续不断累积为特征，国家则以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和黄金不断流失为特征，黄金越来越集中于中心国家手中。

表1金本位时期各主要发达国家经常项目占GDP比例的平均值（注：整个样本期各国的时间范围为：澳大利亚(1861～1945年)、加拿大(1870～1945年)、丹麦(1874～1914年、1921～1945年)、芬兰(1872～1945年)、法国(1851～1913年、1919～1938年)、德国(1877～1913年、1925～1938年)、意大利(1861～1936年)、日本(1885～1944年)、俄罗斯(1885～1913年)、瑞典(1875～1945年)、英国(1869～1945年)、美国(1870～1945年)。MatthewJonesandMauriceObstfeld,"Saving,Investment,andGold:AReassessmentofistoricalCurrentAccountData,"inGuillermoCalvo,RudiDornbuschandMauriceObstfeld.eds.,Money,CapitalMobility,andTrade:EssaysinHonorofRobertMundell,Cambridge,MA.:MITPress,2001,pp.303-364.）国家整个样本期间1885～1913年

原始经调整后的原始经调整后的

常项目经常项目常项目经常项目

澳大利亚-3.9-4.2-2.4-2.8

加拿大-3.5-3.4-7.2-6.9

丹麦-0.2-1.2-2.6-2.6

芬兰-5.2-5.1-5.8-5.8

法国2.62.63.12.6

德国1.21.21.61.6

意大利-1.3-1.30.80.8

日本-0.20.1-0.8-0.3

挪威-1.7-1.7-3.2-3.1

俄罗斯-1.0-0.4-1.0-0.4

瑞典-0.8-0.8-2.3-2.4

英国2.32.34.84.6

美国0.50.50.10.1

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构架，金本位制的崩溃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货币区国家不断向中心国家输出黄金，从而无法维持本国货币对黄金的平价。第二，各中心国家内部发生了问题，中心国家之间也会进行商品贸易，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黄金越来越集中在个别大国手里(例如英国)，从而造成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金本位制难以为继。从表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英国的经济实力很强大，一方面通过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另一方面通过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向世界范围内输出国际通货。第三，金本位制具有过于刚性的弊端，它使得世界经济的增长受制于黄金产量的增长。上述原因决定了金本位制最后走向衰亡。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孤立和封锁，美国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因此，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必然是美国承担主要义务和占有主要收益的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和美元挂钩，这种双挂钩结构赋予了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适应了该时期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相对实力，各国货币直接或者间接地与黄金挂钩，维持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赢得了二战后20年的“黄金时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构架如图2所示。美元位于这一体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各国位于这一体系的。美国在这一体系下也是通过两条渠道向世界范围内发行通货，并从世界范围内吸收实质的资源。第一条渠道是经常项目渠道，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美元，从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注入。而其他国家通过经常项目顺差获得美元，扩充自身的美元储备，以满足自己进行国际支付和偿还外币贷款的需求。但是，在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在大多数年份都是保持经常项目顺差(见图3)，只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几年，这一渠道才逐渐显现出来。第二条渠道是最主要的渠道，即美国通过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主要是美国公司大量到海外投资，不断向世界范围内提供通货。

图2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图3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的经常项目

附图

资料来源：TheWhiteHouse,EconomicReportofthepresident,Washington,D.C.:UnitedStatesGovernmentPritingOffice,2005,p.328.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单中心的构架，即单一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体系。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两难。国际贸易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美元作为支付手段，而美元的输出要么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累积为代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几年)，要么以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为代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部分年份)。无论哪一种赤字累积到一定水平时，其他国家就会对美元的价值和信誉产生疑虑，于是就会不断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的国际收支特点为：经常项目长期顺差，资本项目长期逆差，黄金储备持续减少(见图4)，美元信誉最终难以维系。

图4布雷顿森林系下美国储备资产变动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CD-ROM),September2004.

四牙买加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被称之为“牙买加体系”。在牙买加体系之下，全球经济的波动幅度显著增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频仍。在这一时期内，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美国的新经济以及欧元的诞生是一些为数不多的亮点，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日本“失去的10年”、拉美国家的积弱不振和债务危机以及东亚奇迹的破灭和美国新经济下的公司丑闻与经济衰退。可以说，牙买加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这一体系对于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还比不上前面两种国际货币体系。

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构架如图5所示。美元依旧在这一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而位于这一构架的是两类国家：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依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它们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然后以购买美国国债等资产的形式保留这些储备。美国则通过输出美元获得了实际资源的注入，此外这些输出的美元往往又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的手段回笼到美国国内。另一类国家是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包括一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和债券等)。美国通过出售金融资产，向国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实资本，并且把这些资本运用于国内建设或者对外直接投资。（注：MichaelDooley,DavidFolkerts-LandauandPeterGarber,"AnEssayontheRevivedBrettonWoodsSystem,"NBERWorkingPaper,No.9971,September2003.）

图5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在与第二类国家的往来中获得了两大好处：第一，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平均低于实际投资的收益率，通过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美国企业可以赚取这两种收益率之间的差价。第二，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能够把投资的风险转嫁给海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对于股票而言，股票的发行商并没有义务承诺一个确定的收益率，而且发行股票并没有还本的压力，此外股票的涨落对于股票发行公司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该公司不需要继续融资)。牙买加体系的特征有三：一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以及美国负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不断累积(见图6)；二是东亚地区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累积(见图7)；三是欧洲国家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和储备资产的基本不变。

图6牙买加体系下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和经常项目变动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CD-ROM),September2004.

图7牙买加体系下东亚地区外汇储备累积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CD-ROM),September2004.

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构架具有内在的不相容性。在这一体系下，中心国家享受了更多的收益(如铸币税和通货稳定)，而国家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如资源输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注：匿名评审专家对此处观点以及文中其他地方的类似判断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源是否和货币制度紧密联系仍然有待讨论。感谢评审人的意见，我们对此表示认同。）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分配使得国家日益边缘化，并把维持系统相容性的任务过多地集中到中心国家身上。而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事实上常常拒绝履行自己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和义务。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衡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集中体现为该体系下多次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在过去25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出现过金融危机。（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黄少卿译：《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与展望》，载吴敬琏主编：《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1辑，第57～90页。）除了1992年的英镑危机发源于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外，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金融危机均发端于处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体。

卡明斯基(GracielaKaminsky)和瑞因哈特(GarmenReinhart)考察了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和地区性问题，区分出冲击的3种传递途径：(1)国家→国家→国家；(2)国家→中心国家→国家；(3)中心国家→国家→国家。结论为：如果国家的危机没有触及中心国家的资产市场，只会在国家发生区域性危机，不会造成波及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而中心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后，很容易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国家。（注：GracielaKaminskyandCarmenM.Reinhart,"TheCenterandthePeriphery:TheGlobalizationofFinancialTurmoil,"NBERWorkingPaper,No.9479,November2001.）一个自然的推论是货币金融危机在“中心-”国家间的危机传染具有单向特征：中心国家出现危机时，国家成了中心国家危机的泄洪区；国家出现危机时，危机不会继续传染到中心国家。

中心-式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国际金融风险逐渐在国家累积，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货币领域的收益与风险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如果处于的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金融危机可以通过贸易、金融或者预期心理等渠道进行扩散和传染。如果位于系统中心的发达国家经济出了问题，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都面临着均衡被打破的危险。因此我们认为牙买加体系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体系，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而必将被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构架所取代。欧元的诞生和逐渐走强已经使得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初现雏形。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必须依靠国家之间进行货币合作，尤其是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国家可以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增强与中心国家的对话力量。

五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三大货币区鼎立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金融的区域化和集团化将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出现三大货币区鼎立的结构，即所谓的“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注：RobertMundell,"AReconsiderationofthe20thCentury,"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2000,pp.327-331.）我们认为，在21世纪，全球浮动汇率制可能会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固定汇率制复归，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呈现出“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的基本构架，并且伴生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三大紧密货币合作区的雏形。（注：钟伟、张明：《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和亚元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6，2001年。随着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在东亚地区可能形成共同货币区，并且逐渐扩展到亚洲其他地区。亚元区可能采用核心国家的货币，例如日元或者人民币；可能采用区域外国家的货币，例如美元；也可能采用新创立的区域货币，例如ACU(AsianCurrencyUnit，亚洲货币单位)。亚元区的中心国家包括所有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国家，国家是指其他不参与合作但是使用亚元的国家。）

在三大货币区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存在着中心-构架(如图8所示)。因为在每一个货币区中都存在着中心国家：在欧元区内是德国和法国；在美元区内是美国；在亚元区内是日本和中国。虽然在货币区内所使用的货币未必是国别货币，但是这些中心国家依然能够控制货币区内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对区域货币的利率和发行量具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因此这些中心国家依然可以向货币区内的国家征收铸币税——即实体资源的注入，或者在分享铸币税上占据优势，或者在政策外部性上占据优势。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即使在遥远的将来出现了统一的世界货币，那么到时候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自己对于世界货币政策的支配性权利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

图8未来的中心-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发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构架和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颇为相似。这种从多中心构架向单中心构架发展，再从单中心构架向多中心构架复归的趋势表明，单中心构架只适合全球只有一个主导国家的情况，而多中心构架和全球多极化趋势更相符合。当然，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和未来的中心-构架也存在不同之处，即金本位制下主要是由国别货币来充当区域货币，由黄金来充当全球货币；而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区域货币来充当全球货币。

六结论

第一，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货币体系内，均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中心-构架。在这种构架下，中心国家向国家输出通货，不但能够征收铸币税，而且更主要的是掌握了根据国内具体情况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动性。

第二，中心-构架里中心国家数量的多少是与各国实力对比相关的。单中心构架和世界的单极化相关联，而多中心构架与世界的多极化相关联。由此可以断定，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必将出现多中心的构架。

铸币税范文篇7

"五铢"币的统一铸行，彻底改变和基本消除了西汉王朝初年以来币制不一、铸行紊乱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为汉武时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权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从西汉武帝统治措施中的统一币制之举，再行探究其因果，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西汉初期币制状况

研究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汉初期的币制状况。

秦并六国，国家暂趋统一，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秦末农民起义蜂起，强秦遂之国亡，继而楚汉相争，社会生产力严重衰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西汉初立，自天子至民间实景，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候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为了巩固初创的西汉王朝，挽救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自然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既采取了较秦时尚为宽松的经济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货币政策上采取了"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2〕的放铸措施。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汉高祖对货币职能的片面认识，意为钱多既富，钱多便能很快恢复社会经济；加之统治者又意为放铸能取悦天下之民众。故汉初币制一改秦之半两币量，铸行薄如榆荚、重约"三铢"的"榆荚钱"。在铸行中既有官铸，亦有民铸，币重有别，形成了秦"半两"、汉"荚钱"纷杂并行局面。今从诸多出土实物资料中可得确证。就钱范看，山东地区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兴县店子乡辛张村同时出土的十三件钱范中，既有"榆荚"范，也有"四铢半两"范，其中的"榆荚"范："钱横径1.1、穿宽0.7厘米"〔3〕。又如该县1986年贤城村出土的"榆荚"钱范，其Ⅰ式范："钱模直径1.2，穿0.7厘米，钱面文刻’半两’二字"。其Ⅲ式范"钱模径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仅0.4厘米，穿宽有者仅0.2厘米"〔4〕。再如，莒县孙家庄子村1985年发现的"榆荚"钱范，其："A型：’半两’钱范。……模径1.2厘米，钱模圆形方孔，方孔边长为0.7×0.7厘米。……从钱范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汉人用此范铸钱行之甚久"〔5〕。此地点同出的B型"榆荚"钱范，从文中拓本看，与A型范外径大小相似，而穿宽尺寸要大于A型范。

从上述几例近年出土的汉初钱范，可知既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钱范，其钱模尺寸是不尽一致的，用此种钱范铸造的货币流通于市，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史载曰："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玉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6〕。汉初社会中继而出现了"弃本逐末"，对社会经济恢复十分不利的局面。

为了遏制"弃本逐末"局面发展，汉初统治者又采取重农抑商的对策，史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农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7〕。这种抑商的对策，对重农固本虽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对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本身职能的认识片面，纵民放铸，才是引起"弃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没有根本认识，虽采取重农抑商，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治理，仅能医其表，而难治其里，正如史书所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

西汉文帝时，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对因货币紊乱而引发的物价腾涨、弃本逐末日甚的社会弊端，采取了通货紧缩、大量减少货币流通量；对流通货币实施增重措施，改变流通货币的紊乱局面。

汉文帝改铸"四铢半两"的实物资料，近年也屡见出土，如博兴辛张村1982年出"榆荚"钱范时，同出"四铢半两"钱范五件、"榆荚"范和"四铢半两"合体范二件。就"四铢半两"范看，"钱模径2.2、穿宽0.6-0.7厘米。钱模的穿两边阴刻篆书’半两’二字"。其中的"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每件范体一面刻"榆荚"钱模，一面刻"四铢半两"钱模〔9〕。此地所见这批钱范，出土地点明确，时代特征明显，尤其是"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的发现，史料价值甚高，佐证了汉文帝时实行通货紧缩、币量改制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

汉文帝时期虽有货币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却是"半两"、"榆荚"、"四铢半两"并行，故此时的货币紊乱仍没有得以根本好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渐趋恢复，社会商品经济较前发展，货币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前所实施的通货紧缩及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措施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在汉文帝前元五年时，其货币从通货紧缩转而成为"除盗铸钱令，便民放铸"。此令诏行前后，曾有执政大臣已意识到此令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10〕的谏议，可惜未被文帝所采纳，故而各地官铸、民铸、盗铸活动大为泛滥。流通货币的骤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当时的实况却是"以美贸恶，以半易倍"〔11〕，"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为日嚣。商业活动日繁，货币需求量大增，铸币有重利可图，加之"除盗铸钱令"诏行，致使社会中又重现了"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13〕的"弃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铸、私铸、资铸风行，流通货币中币质好、恶并行，币量轻、重相杂，"……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14〕，加剧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由于流通货币中出现的弊端，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危及西汉的政治统治。为缓和经济矛盾，重农固本，汉文帝曾数次下诏劝农归田，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道民之路，在於务本。……力田，为生之本也。"〔15〕在劝农归田的同时，对放铸之令时有收禁，或行币量改制，但铸币获利丰厚，虽有收禁，但结果则为："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16〕。

西汉初期，货币混乱局面的形成，其弊难以根除，除了汉初统治者对货币本身存有片面认识所导致外，尚有统治阶层内部的诸多因素所致。汉高祖刘邦汲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17〕之鉴，为稳固其封建统治并藩屏中央王朝，"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镇天下"〔18〕，前后九人封为各地封国诸候王。但后来封国发展则有违高祖本意，各地封国，大都地处关东，经济发展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另外封国诸候王全面掌握封国内官吏任免、赋税征收、货币铸行的权柄，为封国逐渐形成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独立王国"，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随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渐为恢复和有所发展，各地封国的经济势力也日益膨胀，逐步形成了"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宝百官，同制京师〔19〕"的割据局面。这种"尾大不掉"割据局面之形成，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但铸币权的拥有，使诸候王借此聚财敛富，经济上自成一统，则是经济因素中之首要。如吴王刘濞的封国辖有三郡五十三城，地广人众，资源丰饶，史载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有富饶"〔20〕，"……是时，吴以诸候即山铸钱，富埒天子"〔21〕，其铸行的钱币广泛流通西汉王朝域内。再如刘邦的庶长子刘肥就国于齐，"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22〕，后虽"众建诸候而少其力"〔23〕，将齐国一分为七，但齐国之域仍掌握于刘肥一系手中，其经济基础并没发生大的变化，故齐地诸封国的经济势力仍居各地封国的前列。从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文景时期齐地各封国的铸币实物，也屡有所见。自1976年-1987年间，临淄出土西汉初期的"四铢半两"钱范4次，计14件，"钱模均无郭"，为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钱范实物〔24〕；今博兴境内也出土过"四铢半两"范；青岛楼山后亦曾发现汉初的"半两"范〔25〕；莱芜铜山遗址曾出土"四铢半两"钱范七件〔26〕；近年山东地区出土的文景时期的钱币实物，更为多见，其中仅昌邑境内一次发现窖藏"半两"钱币，量达十万枚之多。〔27〕依上可知文景时期齐地铸币地点东西南北均有之，其规模及铸币量亦是相当可观。

由于各地封国经济自成一统，逐步形成了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强大经济势力，后在中央皇权与封国王权政治矛盾加剧之时，终于酿成关东吴楚七国之乱。这次叛逆的根源，固然是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但封国敢于叛逆的基础，则是封国经济自成一统的发展，构成了叛逆的经济实力，正如吴王刘濞叛后自称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28〕。"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29〕。依此称铸币等权柄旁落于诸候王手中，是构成叛逆封国经济实力中之首要因素，当不为过之。

二、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过程、结果

武帝即位后，鉴于汉兴以来的种种变故，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为加强皇权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强化策略，在经济方面推行了平准、均输、盐铁专营、统一货币的重大举措。在流通货币方面，鉴于市面上因流通"半两"、"四铢"、"榆荚"等币量不一的货币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建元元年下诏废文、景两帝时的"四铢半两"，改铸"外形无郭"的"三铢"币，收回封国的铸币权，并严禁民间私铸。此种"三铢"，存世较少，但近年亦有实物面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半两钱35枚，另有一枚三铢钱。……另外，汉武帝之时的"三铢"钱范，在山东莱芜铜山遗址1973年也见有实物出土"〔30〕。

汉武帝建元五年罢废"三铢"，改铸"半两"，为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大量用兵，加上皇室用度庞大，另有各地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使得略有好转的国家财力储备又出现入不敷出的枯竭状态，史载："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印给县官，县官空虚"〔31〕。在西汉王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之际，而许多豪商巨贾则乘机利用货币不一的混乱，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史书记曰："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32〕。"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衣食皆仰给于县官。……县官大空，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33〕。

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危机，采取大量铸行"半两"币投入流通，以解燃眉之急。此举反而引发民间私铸、盗铸货币风潮再起，虽对私铸、盗铸者重治严惩，但因重利驱使，铤而走险者仍大有人在。流通货币中官铸、私铸、盗铸混杂，真假难辨，社会中出现了"钱益多而轻"〔34〕的局面，货币贬值，物价腾涨，社会经济再度陷入混乱，西汉中央财政危机依然。

"更始钱币的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35〕。汉武帝决心进行币制的再次改革。此举目的有三：一是借改制后的铸币之利，填补国家财力储备的亏空；二是借新币铸行、旧币废止之机，清除豪商巨贾利用货币不一、居奇牟利的弊端；三是铸行新币，尽量减轻或消除私铸、盗铸货币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极大危害。

汉武帝元狩四年，始造币值昂贵的白金三品币和以白鹿皮为质的皮币；罢铸"半两"币，新铸"重如其文"的"三铢"投入流通，收缴熔毁在此之前的各种铸币，并再次严令禁止私铸。此次改制，因白金三品币值昂贵，流通不便，新铸"三铢"，盗铸者无甚不便，前述弊端难以消除。为此，武帝元狩五年再行币量改制，改"三铢"为"五铢"。始铸行的"五铢"币，整体郭圆方正，币量轻重适宜，外郭相应加宽，防止盗铸者磨损而取铜料，这种新铸"五铢"的币形，为稳定其币值，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铢"币铸行之后，其币形、称量虽已定制，但除中央王朝铸行外，各地郡国官署亦可铸行，称之为"郡国五铢"。郡国官署所铸"五铢"的实物，屡有报道，在山东地区1979年3月诸城昌城镇出土铜质五铢范23方，其年代当属汉武帝时期〔36〕；1965年莱阳古城亦出土铜质钱范13件，年代亦属武帝时期〔37〕。因各地郡国官署铸"五铢"币时，时有减重、掺杂而牟利的现象发生，史载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38〕。为防止上述弊作，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39〕。新铸的"赤仄五铢"料精工细，一枚等同郡国五铢五枚之值，前所铸行的白金三品币及"重如其文"的三铢币罢废。"赤仄五铢"币存世较少，近年在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247枚〔40〕，蒋若是先生论此即是"赤仄五铢"无疑〔41〕。

由于"赤仄五铢"比价高于"郡国五铢"五倍，流通中甚有不便，因拒收"赤仄五铢"而获罪者史载有之，"（曲城）候臬柔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国除。"索隐谓：不用赤侧为赋。案：时用赤侧钱，而汝南不以为赋也"〔42〕。"郸候周仲居为太常坐不收赤侧钱收行钱论"。颜师古注曰："赤侧当收而不收，乃收见行之钱也"〔43〕。另外，因"赤仄五铢"价高，盗铸获利更厚，私铸、盗铸转而为之，史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44〕。由于上述原因，赤仄五铢铸行二年时，因"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45〕。

汉武帝鉴于数度币制改制所暴露出的弊症，已看到铸币权的分散，是产生诸多弊症的主要根源，为消除弊症之源，汉武帝委重任于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币制的彻底改革。汉武帝元鼎四年诏曰："……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46〕。此时专铸之五铢，史称为"上林三官钱"。此钱为专司铸造，故币质上乘，钱文挺秀，郭圆周正，式样划一，币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盗磨，故"上林三官钱"铸行后，"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47〕。因此，汉兴以来私铸、盗铸钱币之弊一时衰竭，铸币权分散之积弊也同时根除，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数度改革，至此才终获成功。

三、汉武帝统一币制成功的条件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从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B.C140年）至元鼎四年（B.C113年）前后历时27年，其改革几经变化，至铸行"上林三官五铢"时，才称得上是最后成功。究其成功的条件（或原因），概括说来，当有下列几条：

自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时有80余年，其间经翦除异姓诸候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实行"削藩"、"推恩"，西汉中央皇权专制统治已趋稳固。汉武帝即位后对匈奴族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连年用兵和镇抚，有助于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自汉高祖始，在统治思想上是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史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48〕。汉高祖以来的"无为而治"的统治得到了更广泛地实施，"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民间得到了更多的宽松。国内外局势的相对稳定，西汉中央皇权专制制度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决条件。

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由于政治先决条件的左右，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史载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梭；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49〕。在社会经济相对好转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财能力得以强化，国家财力储备增加，实则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经济基础条件。

西汉初期，是中国封建货币思想发展较为活跃的阶段。汉武帝即位时，货币思想已从先秦"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50〕，单纯强调货币本身职能作用的"轻重"货币意识，发展为："（铸币）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51〕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国家权力体现的认识阶段，这表明中国封建的货币思想已渐趋成熟。可以认为，渐趋成熟的封建货币思想，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思想主导条件。

汉武帝在其统一币制的改革中，大胆、正确用人，亦是其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汉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贾或其后人为官，并委以重任，一改汉初以来对商贾"困辱之"的抑制，使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此举一是为了改除朝廷要职非先朝功臣担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袭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贾或子弟学管当时的盐铁、均输、平准、酒榷等重大经济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是因才用人。商贾之子桑弘羊因其善于筹划和"言利事析秋毫"〔52〕，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参与制定和实施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并执掌中央财政权柄三十余年，辅佐汉武帝"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贡献。史载其执政期间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53〕，为"汉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经济基础。桑弘羊做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备受后人推崇，史家评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54〕。依此可以说，汉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则构成了其统一币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条件。

四、结语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最终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史载："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55〕。此语虽有过誉之处，但并非全无道理。综观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之缘由，归结起来，既有巩固其专制统治之所需，也有实现经济控源，充盈国家府库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则是以巩固西汉王朝中央皇权专制制度为要旨，实现便利征收赋税，积蓄民财，供统治阶级自身享乐挥霍为基本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汉武帝统一币制因果，说明了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前期阶段，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水平也相对较低，社会流通货币的统一是相对而言的，而币制的紊乱则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常现象。

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之因果，从中可得一历史的借鉴，即：社会政治的稳定、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会进一步促进社会政治的统一、稳定。两者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偏倚不得，而社会流通货币的币制统一与否，其价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确运用，则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两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这亦是被历史所证实的一点

注释：

〔1〕、〔8〕、〔12〕、〔13〕、〔49〕：《前汉书·食货志上》

〔2〕、〔6〕、〔7〕、〔34〕、〔38〕、〔44〕、〔45〕：《史记·平准书》

〔3〕、〔4〕、〔9〕：李少南《山东博兴亭张村出土西汉钱范》；《考古》1996年4期：《山东博兴发现西汉钱范》；《文物》1991年11期

〔5〕：张安礼等《山东莒县出土榆荚钱范》；《考古》1990年5期

〔10〕、〔14〕、〔16〕、〔21〕、〔32〕、〔33〕、〔35〕、〔39〕、〔46〕、〔47〕、〔52〕、〔53〕：《前汉书·食货志下》

〔11〕、〔51〕：《盐铁论·错币篇》

〔15〕：《前汉书·文常纪》

〔17〕、〔19〕：《前汉书·诸候王表》

〔18〕、〔22〕：《前汉书·商五王传》

〔20〕：《史记·吴王濞传》

〔23〕：《前汉书·贾谊传》

〔24〕：张龙海《山东临淄近年出土的汉代钱范》；《考古》1993年11期

〔25〕、〔26〕、〔30〕：朱活《青岛楼山后出土的西汉半两钱范》；《文物》1959年9期；《三铢钱考》；《文物》1985年12期

〔27〕：曹元启《山东昌邑发现客藏十万枚半两钱》；《文物》1984年1期

〔28〕、〔29〕：《前汉书·荆燕吴传》

〔31〕：《前汉书·张汤传》

〔36〕：凤功、韩岗《山东诸城出土一批五铢钱铜范》；《文物》1987年7期

〔37〕：孙善德《莱阳古城发现汉代铜钱范》；《文物》1977年3期

〔40〕：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1〕：蒋若是《郡国、赤仄与三官五铢之考古学验证》；《文物》1989年4期

〔42〕：《史记·高祖功臣候者表第六》

〔43〕：《前汉书·百官公卿表》

〔48〕：《前汉书·刑法志》

〔50〕：《管子·山至数篇》

铸币税范文篇8

【关键词】电子支付电子货币中介指标

一、电子支付概述

电子支付与电子支付工具，正逐步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大额支付到零售贸易，伴随电子交易量的剧增，电子支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加快了货币流通，减少了流通中的通货，从而对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产生了影响。

所谓电子支付，指的是电子交易的当事人，包括消费者、商家和金融机构，使用安全电子手段通过网络进行的货币支付或资金流转。

二、电子支付对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影响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是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选定的中间性或传导性金融变量。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应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抗干扰性以及与经济体系、金融体制良好的适应性。目前，世界上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选择利率、货币供应量、超额储备金和基础货币这几个金融变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而有些国家也把汇率包括在内。电子支付中电子货币的引入将不可避免的对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产生影响。

1、中央银行可控制的基础货币的规模将趋于减少

在现代银行制度下，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大因素。货币供应量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如果用M表示货币总量，B表示基础货币量，m表示货币乘数，则全社会货币供应量可用公式表示为：

M＝B×m

B=M0＋银行准备金总额＝流通中的通货＋银行准备金总额

电子支付的发展将减少流通中的通货，而银行准备金的数量则由法定准备金率与超额准备金率决定。电子支付对现金的替代作用，使得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发生变化，为维持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可能会引起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准备金的变化，由于他们共同决定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数量，为简化讨论，将他们合称为准备金率。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如表1－1所示。

在资产负债表中，中央银行最大的负债是流通中的通货。

资料来源：BISBaselOct.1996ImplicationsforCentralBanksofDevelopmentofElectronicMoney.

电子支付的使用使流通中的通货减少，从而降低了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当局不仅通过发行货币来得到铸币收益，还通过发行公共债务（包括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来得到铸币收益。

电子支付的发展与电子货币的非中央银行垄断发行使流通中的货币需求减少，减少了金融当局的铸币收益。如表1－3所示，铸币税收入对中央银行支出具有显著的影响。

资料来源：BISBaselOct.1996ImplicationsforCentralBanksoftheDevelopmentofElectronicMoney.

可见，由于电子支付的替代作用，使得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缩小，而且铸币税收收入减少。中央银行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量时，可能会因为资产不够而发生困难。如上所述，在中央银行没有特殊干预的情况下，银行准备金总额将处于下降趋势。同时由于电子支付的替代作用，流通中的通货将会减少，因此基础货币也呈下降的趋势。

2、电子支付对货币供应总量的影响

电子支付减少了流通中的现金，直接影响到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数量，并通过货币乘数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对M1的影响。在现代银行体制下，存款是通过基础货币的再创造而产生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量与货币乘数之积。基础货币等于流通中的通货加上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也就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可见，电子支付对流通中的通货的替代作用会通过三个途径影响：（1）由于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减少而影响M1；(2)通过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而影响M1；（3）通过货币乘数对M1产生影响。

货币供应量可以表示如下：

M＝B×（1＋k）/[(re)(1k)k]=B×m

r为法定准备金率，e为超额准备金率，t为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k为现金与存款比率。

短期内，在货币乘数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基础货币减少，并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将会使货币供应量大为缩减。但从长远角度看，银行间竞争加剧，会适当减少超额准备金。而流通中现金的日益降低，会使现金与存款比率大为缩减，从而使货币乘数加大，因此，即使基础货币下降，但乘数的加大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将使货币供应变化不大，或略为上升。

传统上，具有交换媒介功能的主要是通货和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因此M1由这两种资产组成。由于电子货币的特殊性，同时也是为了分析的需要，在不影响M0、M1、M2等原有货币定义等基础上，本文将定义新狭义货币M1e，借以引入电子货币。

M1e=现金十活期存款十电子货币存款

引入电子货币存款后的货币定义见表1－4。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假如资金从储蓄存款账户转向电子货币存款账户，M1e就会上升，而M1却不受影响；当资金从活期存款账户转入电子货币存款账户M1就会下降，而M1e不变，这些都是因为M1e本身已包含了电子货币存款账户。

这说明，货币乘数m1e和m2的大小是与现金与存款比率k成相反方向变化的。随着流通中的现金被电子货币取代，k的大小将毫无疑问地下降，此时，新狭义货币乘数m1e和广义货币乘数m2也将变大。即使货币供应量B下降，通过乘数效应将不会使货币供应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见，电子支付,尤其是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替代作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货币的作用弱化。

3、电子支付对利率的影响

利率是一定时期利息额与借贷资本额的比率。利率的高低是资本借贷市场上的资本供应量和资本需求量共同决定的。

如果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不是同步变化，则利率必然会变化。当货币供给小于货币需求时，利率将会上升，必将使货币资本向借贷市场大量流动，但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必然会对利率的上升幅度和上升期限进行限制，使得利率上涨的幅度不至于太高，上涨期限也较传统货币大为缩短；反之亦然。

也就是说，电子货币的出现，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使得利率的变化幅度变得更小，浮动期限更短，如果中央银行不能准确、及时判断资本市场的变化，那么它通过利率进行宏观货币供给的调控能力就会减弱。这无疑给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此可见，电子支付的替代作用使得基础货币减少，但对利率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利率变化更为敏感。

【参考文献】

[1]黄达：货币银行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周虹：电子支付与网络银行[M]，北京，中国人们大学出版社，2006年：295－302。

铸币税范文篇9

（一）电子货币的概念

截至目前，对于电子货币尚没有十分确切的定义。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标准，电子货币是指零售支付过程中的支付手段,借助于各类销售终端,通过公开网络,产生的一种储值产品和预支付机制。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可以把电子货币理解为:它是一种依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使用的，以电子数据为存在形式，以法定货币单位为计算单位并能够兑换成法定货币的电子支付结算工具。

（二）电子货币的种类

1.账户依存型电子货币。账户依存型的电子货币是指以特定账户为载体，只能在不同账户中流动的电子支付结算货币。这类电子货币不能脱离账户而独立存在，只能在账户间流动，因此不能像现金一样直接由所有者掌握和支配并进行直接支付，而只能在账户管理者的协助下用于转账结算。

2.现金型电子货币。现金型电子货币不像账户依存型电子货币那样必须信赖于银行账户而存在，而是像现金一样由使用者直接控制和掌握，在实际使用中也可以像现金那样用于直接支付，这种电子货币比账户依存型电子货币更类似现实货币。根据其赖以存在的技术环境的不同，现金型电子货币可分为IC(IntegratedCircuit)卡型电子货币和网络现金型电子货币。

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挑战

（一）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挑战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用量的方针、措施的总和。不同经济条件的国家必然会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同一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环境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因而也会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这就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和电子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全天候和无地域限制，使得电子货币全球化。网络银行通过计算机网络可以瞬间使巨额资金从地球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大量资金的突发性转移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而网络快速传递的特性会使波动迅速扩大。所以，货币政策难以独立。

（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垄断发行权的冲击

一般而言，各国的货币都是由其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垄断发行，中央银行对货币的垄断发行权是一国货币主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实质上就控制了基础货币量，进而影响到长期利率、短期利率等其他经济指标。正是由于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才使中央银行有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银行，并对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电子货币的出现冲破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垄断发行权，使传统法币在流通中被电子货币所部分替代。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电子货币是由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是非金融性的经济实体所发行。

（三）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铸币税的影响

所谓铸币税是指中央银行从货币的发行和铸造中所获得的收入，即货币的面值超过生产成本的那部分收入。铸币税是中央银行收入的核心部分，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电子货币即便只是逐步取代法币，对于有庞大预算赤字的国家也会形成相当大的压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预测，电子货币在流通条件下可能导致铸币税收人减少占GDP的比重，同时，铸币税收入是弥补中央银行操作成本的最主要资金来源，铸币税收入的减少将严重削弱中央银行的经济基础，进而间接影响其调控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地位，以及实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现金使用的范围更为广泛，中央银行的管理成本比较高，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收入及其独立性的影响将更加突出。

三、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电子货币对货币定义的影响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原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扩大，货币形式又不断地演进。在金融电子化的推动下，货币出现了新的形态，如信用卡、电子货币等，这是一种依托全球和网络银行产生的虚拟的无货币实体的数字符号。网络货币是货币在计算机网络中的存在形式。网络货币随着网络银行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网络银行的发展而发展。这对传统的货币内涵将产生深远影响。电子货币的发展使传统货币观对货币用途的界定有了改变,传统货币观对货币不同用途存在确定的相当稳定界限，而电子货币的发展将打破这种界限，对其进行冲击。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货币需求动机界限模糊。对货币需求的分析是从货币的不同用途来分析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无论是在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中划定的界线为持有货币的不同动机,还是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中表现为不同财富结构和各种资产预期收益的机会成本的组合,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都假设货币在不同用途之间存在确定的界限,而且这种界限是相当稳定的,各自影响的因素也是完全独立的。然而,网络银行的发展使得这种界限的划定变得非常困难。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不同用途的货币之间转换十分容易。借助于发达的金融创新工具,人们在需要货币进行各种交易时,流动性的需求可以立即被满足。电子货币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各种不同用途的货币的转换成本,使处于不同动机的各种货币需求之间的界限也就越来越模糊。

2.货币投机性需求增多。在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中，货币、债券和股票的预期回报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会因电子货币出现后强大的流动性不断缩小。可以预见,随着网络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和电子货币的普及,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会日益增大。

3.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利率波动加剧。网络银行和电子货币的发展对货币的流通速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货币数量论,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使得利用现金进行交易的次数减少,因而对传统货币的需求减少。一方面，流通中通货的减少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另一方面，电子货币在信用创造方面的作用,又使得对货币的需求处于不稳定状态,导致利率波动。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与利率直接相关,利率的波动反过来又导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无论认为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与否,现代化的网络支付体系和电子货币的出现则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和加剧了利率的波动。因此，增大了货币需求量的计量难度。

（三）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1.基础货币。当电子货币作为新的现金货币形式加入到基础货币行列时,则可能使得基础货币虚拟化,从而减少流通中的通货。对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各国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而对于电子货币余额是否要求一定比例的法定准备,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大多数国家对电子货币余额无准备金要求,但也有一些国家,如日本则要求发行者缴纳相当于其发行的电子货币余额50%的准备金。但总的来看,电子货币有减少法定准备金的趋势。另外,由于网络技术的运用大大降低了银行进行资产转换的成本,银行可充分利用电子货币的高流动性,满足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在超额准备的存款利率不变或降低的情况下,作为银行为应付流动性而自愿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将会降低;反之,则根据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与资金运用的收益进行比较抉择。2.货币乘数。基础货币是货币供给的源泉,货币供给量可以数倍于基础货币,我们称这个倍数为货币乘数,它可以表示为:m=1+krd+e+k+t?rt

rd：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由中央银行决定；Rt：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由中央银行决定；E：超额准备金率,由商业银行决定；T：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由社会公众决定；K：为现金与活期存款比率,由私人部门—包括个人与公司的行为决定；

由此可见,货币乘数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共同决定的。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的主要资产是通货。首先，电子货币对通货的大规模取代，势必使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大为缩减。其次，超额准备金的持有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减少利息收入。电子货币的发展使社会公众的现金使用量减少,从而使商业银行能够减少超额准备金的持有量，因而e会呈减少趋势。最后，人们不断增加电子货币的持有量而减少现金的持有量，导致k不断下降,而受定期存款利率的影响。电子货币中贷记卡等信用货币的使用，会减少人们对活期存款的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息收益，人们将更多地选择定期存款，使t呈上升趋势，由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短期内货币乘数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

四、结语

铸币税范文篇10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性行为，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主权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主权（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主权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主权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主权和铸币税丧失货币主权，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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