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范文10篇

转折范文篇1

关键词：康德哲学；西方哲学史上的转折；《纯粹理性批判》；起源背景；重要意义

一、康德哲学起源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社会背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个版本，是在1781年发表的。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是在1793年，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7至18世纪遍及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对专制贵族的愤恨，对人性自由的渴望，康德的哲学思想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有人说，康德的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我认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法国专制王朝的革命在德国引起了一场思想的风暴。在《纯粹理性批评》的序言中，康德说道：“我们的时代是真正批判的时代，一切都需要经过批判。”这也就是说，法国革命动摇了真实世界的统治，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而康德哲学就如同理论界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洗心革面”式的理论革命。他对法国革命的法则和原则大体是秉承赞扬的态度的，但是在有些方面是有所保留的，他认为他们（法国革命者）太血腥了，但是他们的原则应该加以弘扬，这就是在康德自己的哲学架构里进行弘扬。首先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弘扬了法国革命的那种批判精神：一切都需要经过批判。（二）科学背景。科学可以划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牛顿的物理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从《纯粹理性批判》中可以看出康德深受牛顿的机械论的影响。当然，他并不局限于牛顿的机械论，他尽量地想摆脱牛顿的影响，但是很多方面又自然而然地受牛顿影响，比如分析论，经验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经验把它分解成一个个部分来加以考察。在人文科学方面，卢梭相当于第二个牛顿。卢梭的关于人的学说和知识也是非常受到康德的推崇的。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曾经提到，康德曾经读卢梭的《爱弥儿》，打破了自己铁定的作息时间。他通宵读《爱弥儿》，如痴如醉，以至于第二天下午不能出来散步了。他每天下午三点都要出来散步，邻居们都拿它来对表：康德出来散步了，那么现在就是三点了。康德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未提及关于人的问题，但他后来提及了这一点：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三）哲学思潮背景。康德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理性的危机。当时的哲学就是唯理论和经验论两个派别在争论，却没有任何结论。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简单等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因为唯理论里面有唯物主义者也有唯心主义者，经验论中也是如此。在当时，特别是到了斯宾诺莎以后，独断论是唯理论走到了尽头时候被提出的；莱布尼茨想把唯理论和经验论调和，但是依旧没有改变独断论的现状。经验论到了休谟的时候，也走到了尽头，他提出了怀疑论，这种思想几乎要使得一切科学被取缔了，一切自然科学都要被动摇了。以笛卡尔为首的唯理论者与以洛克带领的经验论者浩浩荡荡地在各自的理性之路上行进，却不约而同地在路的尽头看到了“此路不通”的牌子。就在这时，康德只身一人，披荆斩棘地开辟了另一条路——批判哲学。

二、康德批判纯粹理性的重要意义

（一）化解怀疑论所带来的哲学危机。有些东西是先天就懂得的知识，但是休谟从怀疑论的角度，对那些先天知识一个个的加以推翻，这使得当时的哲学和科学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康德对休谟的怀疑论作出有力的回应。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即“先验”——人能够认识能力范围内的知识，这在当时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他认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研究这种判断是如何成立的，由此引出了“物自体”的概念——超出纯粹理性范围的知识是不可以被认识的。这奠定了康德哲学中二元论的基调。二元论的思想在康德的著作中是十分突出的。科学与宗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现象界”与“物自体”等，均可证实这一点。（二）重塑形而上学的使命。在康德之前，理性成为了最高权力，理性也是法国大革命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最核心武器。康德所要做的是对理性进行批判，因为他认为这种过度的理性会导致人们忽视了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形而上学有两大使命，第一是为自然界立法，把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法规建立起来；第二是为自由立法，这也就是康德所言的道德律令。前者是人与自然的服务关系，后者指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只有把科学的基石打牢，形而上学才不会轻而易举的被挑战。的马克思也从康德这里汲取了一定的思想，从人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实践的角度来全新的阐释了“人化的自然”的思想。（三）其提出的问题具有永恒的思辨性。康德哲学具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意义，就是他提出的问题具有永恒的讨论性，让后续的哲学家不断的进行思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认识论的问题。第二，我应当做什么？这就是在引出“物自体”概念后康德发现自己陷入了泥潭中，而后他便将意图在伦理学的“此岸”上来完成认识论的“彼岸”尚未完成的理想。他提出了“道德律令”，要求在遵循“人是目的”的条件下来服从道德约束。第三，我可以得到什么？这是康德对于现世间的不公平的德福之间的解决办法，他将享受幸福寄托到了上帝身上，这归根到了宗教的问题上。后世的人有的觉得康德是矛盾的，我觉得从康德行文看，康德并不矛盾，他的逻辑非常严密，但是表达方式非常繁琐，因此显得很矛盾。

三、小结

转折范文篇2

一

大体而言，林木破坏有以下几种途径：战争、河防、垦荒、原料及燃料需求。这些都可以归纳到三个方面：1、战争、2、经济发展、3、河防。虽然垦荒的直接动因在人口增长导致的土地资源紧张，但人口增长事实上亦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和重要的评价指标。笔者以为，真宗时期之所以是北宋林木破坏的历史转折，在于：

第一：真宗统治时期国家的统治重心由统一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太祖、太宗时期，虽然为恢复经济曾经大力劝课农桑，但太祖、太宗念念不忘的仍是"北伐幽云，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在制定国家各项政策时，统一是他们考虑的首要目标，发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改善人民生活，而是为了给统一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随着北攻幽云的一再失利，宋廷虽然也在考虑放弃收复幽云的打算，如淳化二年（991年），太宗告诫近臣："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但由于契丹未放弃南侵中原的念头，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宋初诸帝心里。只有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宋辽双方订立和平条约，宋廷才能真正实现统治重心的转移。

但是，有人可能人会问，真宗后，宋廷同西夏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争斗，为什么又没有构成对经济建设重心政策的威胁呢？笔者以为，这应与辽夏不同的战略地位有关。虽然宋在同辽、西夏的斗争中采取的都是消极防御政策，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但辽对宋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西夏对宋的威胁，这从宋与辽、西夏媾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宋与辽是兄弟之盟，而宋与西夏则是君臣之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辽实力更为强大一些外，还在于宋辽边界地处华北平原北部，这里"地广平，利驰突"(2)，地势开阔平坦，利于骑兵突击；且距统治中心亦近，快马加鞭星夜兼程，数日即可兵临城下。西夏则不然，宋夏边界高山突兀，道路险阻，又远在西北一线，根本不足以对宋廷构成实质性威胁，所以当辽南侵时，满耳是"迁都"的懦弱之声，而当西夏东进时，全国则是一片"大张挞伐"的慷慨陈词。

第二：战争格局发生改变。随着宋辽和平条约的签订，宋辽关系转入了长期的和平状态，代之而起的是宋夏之间的斗争。当时为了抵御西夏的骚扰，宋廷除增加驻边禁军外，还采取了两项辅助措施：（1）大修堡塞。由于宋夏边界山川险阻，道路崎岖，因此堡塞的防御功能非常突出。一个建在险要位置的军事堡寨往往能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随着西夏骚扰力度的加强，宋廷修筑堡寨数量亦在不断增加，"秦州、鹿阝延、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之间城堡一百一十七，熙宁一百一十有二，元丰二百七十有四"(3)；另据李健超先生统计，宋代在西北地区构筑大量的城寨，共达五百个(4)。这些堡寨毫无疑问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因为筑城时的版筑，城寨的设施如敌楼、战楼、望楼、篱笆、门桥、壕栅及弓矢、畚插防守工具都需要大量的木材，如曹玮知秦州时所筑壕栅（即壕沟两岸上的密密的木桩）竟达"三百八十里"(5)，甚至有的完全是"以木为城"(6)。相比较之下，河北平原就没有大量修筑堡寨有利的地理条件。另外，从林木的实际分布来看，西北地区林木苍翠，如秦州"多巨木"(7)，州西北的夕阳镇（今天水县西北新阳镇），"连山谷多大木"(8)，"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用戍卒三百人即可"岁获大木万本"(9)，大、小洛门"皆巨材所产"(10)，熙、河一带"山林久在羌中，养成巨材，最为浩翰"(11)，洮、岷等地"林木翳荟交道，狭阻不可行"(12)，"山林深险，粮道难继"(13)，也具备这样的条件。而河北平原长期以来一直是先进的农耕地区，自身并没有大片大片的森林可供开采。

（2）屯田。由于前述林木资源分布原因，河北平原屯田所造成的林木破坏要远远小于西北地区。第三：河防新局面出现。北宋时期（960～990）水灾发生频率虽然最高，达到157次，占到北宋全部水灾总数465次的三分之一(14)，但几次大的决溢、改道都是发生在真宗以后。据统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一千多年间，黄河决口泛滥约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重大的改道有6次，其中宋代黄河的重大改道有3次，而较大的改道则多达10余次(15)。而这些改道大部分发生在北宋真宗以后。仁宗景元年（1034），黄河在澶州横陇埽决口，河水冲出一条新河，流经今山东省聊城、临清一带，在今滨海县以北入海。庆历八年（1045）黄河在商胡埽（今濮阳东北）决口，"今夏溃于商胡，经北都之东，至于武城，遂御河，历冀、瀛二州之城，抵乾宁军，南达于海。今横陇故水，尚存三分，金、赤、游河，皆已堙塞，惟出雍京口以东，大决民田，乃至于海。自古河决为害，莫甚于此"(16)。河水泛滥后分为二股，一股北流合永济渠，经山东北部入今卫河由天津附近入海，史称为黄河北流。这是有记载以来黄河的第三次巨大改道。嘉五年（1060），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河南南乐西）决出一条分流，东北循今马郏河入海，是为东流。公元1117年，黄河堤岸溃决，一次淹死上百万人。

二

对真宗朝林木破坏的转折可以从质、量两方面进行考察，包括量的增加和质的变化。第一：量的增加。出于时代的限制，生活在千余年前的宋人不可能清晰地认识到林木所具有巨大的生态功能，因此史籍中有关林木破坏的材料散漫稀少，不成系列，从而使得对林木消耗量进行全面的考察有很大困难。限于材料，下面仅以宫室道观等土木营造为例进行说明。赵宋立国之初，承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之弊，经济衰败，其后虽在太祖、太宗鼓励农桑政策下有所好转，但因要负担统一战争和北伐幽云的庞大军费开支，府库资财并不充裕，社会经济仍较困顿，不存在奢侈浪费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土木营造的规模和样式控制非常严格，"凡公宇，栋施瓦兽，门设木互。诸州正牙门及城门，并施鸱尾，不得施拒鹊。六口以上宅舍，许作鸟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为饰，仍不得四铺习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17)。宫室建筑亦不例外，淳化二年（991），太宗修正殿，只是在柱廊墙壁上彩绘了几幅图画，结果遭到大臣的反对，最后不得不"悉去彩绘，涂以赭垩"，弄点红白颜色涂上敷衍了事。(18)真宗统治时期，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史载当时"海内承平，边隅清晏，人康俗阜，时和年丰"，"府库之中，货宝山积"(19)。在这种情况下，宋廷大规模的宫室营建开始了。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安置天书，真宗决定建玉清昭应宫。原计划十五年完成，后在修宫使丁谓的催促下，至七年十一月宫成。整个宫殿建筑群共二千六百一十区，由紫微殿、天书阁、宝符阁、先猷殿、长生崇寿殿、太初殿、明庆殿、二圣殿、集禧殿、安圣殿等组成。"宏大瑰丽，不可名似，远而望之，但见碧瓦凌空，耸耀京国。每曦光上浮，忆彩照射，则不可正视。其中诸天殿外，二十八宿各一殿。木便木冉杞梓，搜穷山谷，璇题金榜，不能殚纪，朱碧藻绣，工色巧绝，甍木共栾楹，全以金饰。入见惊忄兄臚魄，迷其方向"，"议者以谓玉清之盛，开辟以来未有也"(20)。该工程耗资巨大，"土木之极天下之巧，……又以其余材修五岳观，世犹谓之’木天’，""屋宇不中程式，虽金碧已具，必令毁而更造"(21)。除此之外，真宗尚建有景灵宫、太极观、明道观、天净宫、会灵观、西京太祖神御殿、天庄观、祥源观等，所有建筑无不备极宏伟壮观，"辇他山之石，相属于途；伐豫章之材，运周于材麓。累土陶甓，挥锸运斤，功极弥年，费将巨万，规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木便楠"(22)，其中仅西京太祖神御殿，就有房屋凡九百九十一区。仁宗继位后，土木工程营造有增无减。据三司统计，庆历年间，仅京师营缮建筑物每年就需林木30万条(23)。至和二年（1054），欧阳修在《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中说："昨开元殿只因两柱损，遂换一十三柱。……所用材植物料共一万七千五百有零。睦亲宅神御殿所用物料，不可悉数。此外军营库务合行修造者，又有百余处。使厚地不生他物，惟产木材，亦不能供此广费。"因两柱毁损而换一十三柱，费一万七千五百，浪费之巨可见一斑，难怪欧阳修感叹即使所有土地全部用来栽种树木，也不能供应这种消费。是时对林木资源的挥霍浪费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诸处神御殿，当盖造初，务极崇奉，栋宇坚固，莫不精严，虽数百年未必损动，近年以来，不住修换"，殿宇无损亦要修造，可以想见耗木之烈。频繁的大兴土木，肆无忌惮的挥霍浪费，使时人发出了"山林已尽，人力已竭"(24)呼声，昔日"皆有羡余"的诸木场，英宗时已"渐就耗减"(25)。

在皇帝带头下，大兴土木之风很快蔓延到民间。仁宗不得不对人们的僭越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天下士庶家，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毋得为四铺作及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绘栋宇及朱黑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26)。此后，北宋王朝又多次重申旧制，但由于皇室自身未作反省，这些规定大多成为一纸空文，徒具形式，没有也不可能得以切实执行。相反，土木营造高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规模一次大过一次。

第二：从质的方面看，真宗后，林木破坏的格局发生变化，砍伐重点开始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宋初，秦陇地区是主要的林业基地，大部分的砍伐活动即发生在这一地区。北宋王朝刚刚建立起来。到秦陇之间采木的人就络绎不绝，"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期岁之间，良木山积"(27)。除北宋王朝正式派出的官吏外，上自达官贵人如宰相王公附马，下至身份卑微的平民走卒，无不冒禁到当地采购，私贩牟利。

真宗时期，大规模的林木采伐开始向南方转移。真宗修玉清昭应宫，"所用有秦陇歧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木余木冉槠；温台衢吉之木寿；永沣处之木规樟，潭柳明越之杉"(28)，采伐范围由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遍布全国。从林木供应结构看，南方地区超过北方地区居于主导地位。尤须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开始出现毁灭性破坏迹象。如浙江温州雁荡山，"前人所不见，……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29)。南方林木破坏加剧的情况还可以由农民的垦荒活动得以反映。垦荒虽然每一时期都有，但真正大规模的开展却是在真宗以后，因为垦荒的直接动因在于经济发展、人口增殖所导致的土地资源紧张。其时间可由同一性质的围湖造田得以反证。以鉴湖为例，王十朋说，"国朝之兴，始有盗湖为田者，然其害犹微。盗于祥符者才十一户，至庆历间为田四十顷而已。……至治平、熙宁间，盗窃而田之者凡八千余户，为田盖七百们顷，而湖寝废矣。"(30)，《宋史·食货志上》引李光言："庆历嘉间，多有盗湖为田者"，指出大规模的土地拓殖浪潮开始于真宗、仁宗之时。对宋代林木造成破坏的垦荒活动主要是山田的开垦。宋代开垦山田的活动虽然比较普遍，"田尽而地，地尽而山"(31)，并且在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西北地区，贫苦农民为得到耕地也在不顾后果地毁坏山林，"河东山险，地土平阔少，高山峻坂并为人户耕种"(32)，但大部分的山田垦辟发生在南方。如张氵昊在《云谷杂记》中说："沅湘间多水，农家唯种粟，且多在岗阜。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木，纵火焚之。俟其灰，即布种其间。"寇准《忠愍公诗集》卷中：归州巴东县"谁家几点畲田火，疑是残星挂远峰。"吕惠卿的父亲为漳州漳浦县令时，因山林翳茂，"教民焚燎而种"(33)，江西"烧畲于山岗"(34)，湖南"人家迤逦列板屋，火耕硗土角名畲田"(35)，夔州路"号为刀耕火种之地"(36)，利州路蓬州"大山峻谷，侧耕危获之地居多"(37)，剑州"山高人尽耕"(38)，广东连州，人们"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39)。这主要指的是畲田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梯田，同样占优势的地区是南方。史载荆湖南路，"山田悉垦"(40)；江西袁州，"岭坂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41)；徽州，"大山之所落，深谷之所究，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42)；温州冯公岭一带，"百级山田带雨耕"(43)；严州，"一亩之地高覆低节，级级如横梯"(44)；明州，人们"累石堑土"，将所有坡地都建为梯田(45)；据说当时福建路是"富者垦山为田，层起如阶级然"(46)；其中邵武军"地狭山多，田高下百叠"(47)；建州，"山化千般障，田敷百阶级"(48)。上述材料虽多出自南宋史籍，然追溯其发端，当在北宋真、仁之际。综上所述，北宋真、仁之际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这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上的分期正相吻合，从一个侧面证明，生态与政治、经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注释：

（1）《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末。

（2）《长编》卷59，景德二年三月丙申。

（3）曾巩《元丰类稿》卷7。

（4）《北宋西北堡寨》，《西北历史资料》，1983（2）。

（5）《宋史》卷258《曹玮传》。

（6）《长编》卷82，大中符祥七年三月丁末：“荆湖北路转运司言，当管慢水、乌速、庐

溪、江口等寨，最当冲要，止以木为城，请改用版筑。”西北地区肯定有类似情况。

（7）《宋史》卷349，《贾逵传》。

（8）《宋史》卷279，《高防传》。

（9）《长编》卷3，建隆三年六月辛卯。

（10）《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七年三月丙寅。

（11）《长编》247，熙宁六年十月庚辰。

（12）《长编》卷247，熙宁六年二月庚辰。

（13）《长编》卷246，熙宁六年七月戊申。

（14）康弘《宋代灾害与荒政述论》，《中州学刊》1991年第5期。

（15）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黄河》，水利电力出版社，1959年，第11页。

（16）《长编》卷50，庆历八年十二月庚辰。

（17）《宋史》卷154《舆服六》。

（18）《长编》卷32，淳化二年二月。

（19）《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丁酉。

（20）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21）（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8《宫室》，引《孙升谈圃》。

（22）（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4《艺文一》。

（23）《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春正月丙子。

（24）《长编》卷108，天圣七年七月乙丑。

（25）（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4《艺文一》。

（26）叶梦得《避暑录话》下。

（27）《宋史》卷276《张平传》。

（28）(29)洪迈《容斋三笔》卷11。

（30）王十朋《梅溪集》卷27《鉴湖说》。

（31）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田制门》。

（32）《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6《乞罢刈白草札子》。

（33）《宋史》卷471《吕惠卿传》。

（34）曾敏行《独醒杂志》卷5。

（35）章忄享《开梅山》，明杨慎《升庵全集》引。

（36）汪应辰《文定集》卷4《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

（37）《舆地纪胜》卷188《蓬州》。

（38）《舆地纪胜》卷67《隆庆府》。

（39）《舆地纪胜》卷92《连州》。

（40）《长编》卷47，咸平三年四月。

（41）范成大《骖鸾录》。

（42）罗愿《新安志》卷2《叙贡赋》。

（43）楼钥《玫瑰集》卷7《冯公岭》。

（44）方逢辰《蛟蜂文集》卷6《田父吟》。

（45）罗浚《宝庆四明志》卷14。

（46）方勺《泊宅编》卷3。

转折范文篇3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1977年邓小平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整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及历史意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内容及历史意义的教学，培养学生结合史实分析概括历史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的教学，培养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

(1)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通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意义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而且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3)通过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的教学，培养学生树立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观点，并对学生进行真、善、美观念的教育。

4.学法指导方面：

(1)通过引导学生结合史实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帮助学生学会史论结合的历史思维方法。

(2)通过引导学生阅读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资料，帮助学生学会处理历史资料的方法。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

(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及伟大历史意义是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国拨乱反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的前后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习这一内容，既能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重点。这个决议，是对建国32年的历史，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等重要领导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全面总结和客观评价。学习这一内容，既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又能帮助学生学会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科学方法。

2.难点分析；

(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难点。两个“凡是”和真理的关系，真理和检验真理标准的关系，学生不容易理解。教学中，通过剖析两个“凡是”的错误，最后让学生认识到：真理是多种的，但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唯一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是难点。它是在总结建国二十八年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学生受知识和阅历的限制，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教学中必须结合具体史实逐条进行分析、讨论。

课堂教学设计

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恢复和三年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也开始在实践中探索建设本国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我党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正确的理论指导，走过了一些弯路。尤其是“”和“”十年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拨乱反正中，终于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我们来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板书第八章与第一节课题)。

一、在徘徊中前进

1.“”造成的严重危害

师：“”结束后，我国出现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哪位同学能根据教材的叙述，分析概括出：“”结束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科研成果的原因是什么?

生：(分析并概括)

师：“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这是邓小平对粉碎“”后两年工作总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徘徊局面，主要是由于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仍继续坚持“左”的错误。由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决同“左”的思想进行斗争。使徘徊中的中国人民又看清了前进的方向。

2.邓小平的复出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春天

师：在“”期间，有知识成了罪过。当时流行的权威观点是“知识越多越愚蠢”、“越反动”。这样，许多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受到打击和迫害，使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畸形发展。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由于他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整顿，使沉寂了十年之久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春天。(教师和学生一起阅读教材中的文字叙述及插图，理解体会整顿的意义。并强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性)

师：1978年3月18日，是广大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天，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英明论断，使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感到无比的振奋。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的强音，广大的知识分子如鱼得水，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贡献。请同学们看，邓小平是如何整顿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引导学生归纳)

生：(阅读教材，了解邓小平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整顿)

师：“”的十年动乱，给中国破坏最大的是对经济的破坏。粉碎“”后，党和政府开始全力整顿经济，从而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3.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中的小字内容，了解“”给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及党和政府的整顿措施)

生：(阅读教材小字内容)

师：##是伟大的，他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思想是正确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结晶。但是，##所做出的决策是否都正确呢?请同学们看粉碎“”后的一场大讨论。

4.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分析概括出现这场讨论的背景、目的、结果及意义。重点强调讨论的结果及意义)

生：(阅读教材并分析概括)

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小字内容，了解这场讨论是怎样展开的)

生：(阅读教材小字内容)

转折范文篇4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第一、人类的本能与经济自由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第六、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情形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三、班固的思想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第六、《汉书》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独占

第三、道统的观念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第五、明、清二代的官吏分家及吏治败坏

后语

前言

四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社经》第四期，香港新亚书院经济系出版，1962）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司马迁的开放、乐观、自由的经济思想，与英国学者亚丹．斯密（AdamSmith,1723-1790）（注1）的自由经济思想非常相似。当时我就想，如果中国的经济思想，能够顺着司马迁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来，中国早在二千年前走上资本主义（注2）的道路，又何必在二千年后，再受西洋鬼子加东洋鬼子的气﹗

但是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仍然没有走上真真正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三农问题仍然绊着我们的脚，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能否事事顺遂，尚是未知之数。

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指导及影响力量。中国经济发展，在西汉时期，未能趁着良好的机遇，走上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汉受到政治及学术压力，使经济思想的势头，由开放、自然、自由的方向，转折而入于封闭、保守的方向。西汉之后，经济思想，地位愈低、层次愈贱，历代名士大儒不谈经济，耻谈经济。谈经济者，亦仅在技术层面、功利层面、实用层面，而绝少在学术、思想、理论层面谈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自汉朝到清朝，陷于停顿状态。在某些工艺技术方面，尚有因秘方失传或不得善传而退步者。这完全是经济思想保守、退步所致。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本文的题目，是《从司马迁到班固》，并不是将中国经济思想转折、退步的责任，诿过于班固。完全没有这种意思﹗只不过因为《史记》和《汉书》中，司马迁和班固面对着相同的事物，所作的描写与评价有了显著的不同。令我们对这一百多年间的思想转变，看得非常清楚。

司马迁生于汉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7）（？）。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前130年至87年。班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54年至80年。二人年代之差距约为150年，但思想之转折已极明显。本文即用这种方式，将二人对相同事物的见解分别列出，可以看出在这一百多年之间，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尤其是读书人的心态已有显著转变。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主要著作为《史记》，而表露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篇章，为《史记．货殖列传》。兹将《货殖列传》中可表现其经济思想的片断，简摘如下：

第一、人类的本能及经济自由

司马迁说：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之本能，另一种是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致富的本能或自利心，乃是为追求个人财富之积累，或经济情况改善的一种本能。为了此种目的，人们可以劳筋骨、忍嗜欲、冒风险，为求财利而赴汤蹈火。而所谓享乐的欲望或称为奢侈的本能，是人类求精神的或肉体的欲望满足，如权势的夸耀，口腹之欲及耳目之欲的满足，以及一切增加个人安逸快乐的需要。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可以不惜个人财富的牺牲，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又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又说：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这就说明：人类有求利致富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除此之外，司马迁又留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货殖列传》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神农以前，没有典籍可稽，所以当时的人民经济生活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至于虞夏以后，有了尚书诗经等文献，其时人民经济生活之情况，可以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知道。司马迁根据这些记载来观察，于是发现了以下各点：

一、人类有享乐的本能；

二、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在条件限制，它将尽情发挥；

三、这种本能，不可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于人类的两种本能，是人类两种本能之发挥、交织而成。人类求利致富本能的充份发挥，使个人积聚财富；又受享乐欲望的趋使，而作财富的开支。因此，政府经济政策，也应该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则社会才能富裕、和谐。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谓：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在西汉，最好的时期，根据司马迁的理论，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虽在历史上称为好皇帝，但用「教诲」的方法，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好事。

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在司马迁来说，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社会的经济活动，大别可以分为四个行业，即农、虞、工、商。司马迁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又有一段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以上两段，非常明显、强烈地，显示出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的洞察力，而且又显示出他的非常明显有力的见解。即是：社会生产行业的多元化，及彼此的依赖性。农、虞、工、商，为社会生产行业的四个主要部门，单独来说，各有其功能，综合而言，彼此依赖，不可偏废。并且强调：以上四者，为人民衣食（即指整个生活面）之原。又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不论是国家，或是家庭，贫富的关键均在此。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所列举的人物，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范蠡等七人；属于西汉的有蜀卓氏等九人。兹列表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人名

行业

简介

范蠡

商业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

子贡

商业

所至与国君分庭抗礼，使孔子扬名天下。

白圭

商业

乐观时变，天下言治生皆袓白圭。

猗顿

工业

以盐业致富

郭纵

工业

邯郸郭纵、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

畜牧

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以比封君。

巴寡妇清

矿业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至于西汉的人物，则可见下表：

人名

行业

简介

蜀卓氏

工业

其先赵人，冶铁致富。秦破赵，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

工业

山东迁虏，冶铸，富埒卓氏。

宛孔氏

工业、商业

梁人，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曹邴氏

工业、商业

先以冶铁起，富至巨万。其后贳贷行贾遍郡国。

刁间

商业

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

师史

商业

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

商业

粮食囤积贩卖，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桥姚

牧畜

塞外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无盐氏

子钱家

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出征将领贷子钱，诸子钱家莫敢贷，唯无盐氏贷出，三月吴楚平，无盐氏息什倍。富埒关中。

除以上列举富豪人物之外，司马迁又说：

关中富商大贾，大扺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又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西汉社会，不但有富可敌国的大富豪，而且有倾郡、倾县、倾乡里的大大小小的富豪，可以看出西汉社会，是一个经济蓬勃，百业兴隆的农、工、商业社会。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在《货殖列传》中，有许多商业理论，这些商业理论中，有一些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理论，有些则是由司马迁说出，并没有注明出处的。兹摘要列举如下。

一个人，想求财致富，应该怎样做？司马迁说：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司马迁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就只有靠出卖劳力赚钱，如果有少数本钱，则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钱多了，则要观察货物生产及供应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赚钱。

关于货物供应的周期，《货殖列传》曾经引用计然及白圭的说法。兹引录如下。首先是计然的说法：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根据中国古代的历法，是用干支纪年。譬如：甲、乙是木年；壬、癸是水年；庚、辛是金年；丙、丁是火年。计然的观察心得，是：金年可能丰收，水年可能有灾荒，木年或发生饥馑，火年或有旱灾。年成的好坏，会影响粮食的供应。

计然又说：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

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粮食供应的周期。

除了前引计然的说法之外，司马迁又引录白圭的说法。白圭是战国初年（约公元前400年）的人，较计然迟了大约100年。《货殖列传》说：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

太阴，是一个星宿的名称，白圭是由观察太阴星的位置，而推测农业的丰、歉，也即是粮食供应的多寡。

由推测粮食供应的多寡，推测到粮食价格的升降。又由价格的高低，预测到价格的变动。因为西汉时人，皆相信价格高到极点，就会下跌，价格低到极点，就会反弹。所谓：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又说：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是要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的关键时刻。这是一种非常敏感地预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种工夫叫做「亿」。论语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可以发财，全靠他有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但是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记载，一个成功的商人，除了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外，更要快速把握时机，吸纳（在物价最低点）及拋售（在物价最高点）货物。因为时机一纵即逝。所以商人必须敏锐、决断，切忌犹豫不决。如果行动不快，不能把握时机，令时机失去，则徒唤奈何﹗这种把握时机，迅速反应，及时买卖，在春秋时期，谓之「与时逐」，即是与时间赛跑的意思。《货殖列传》说范蠡在帮越王勾践复仇之后，隐居于陶，「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又形容白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就是形容这一种快速、决断的工夫。司马迁说：物价的升、降变动，人人知道，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准确地预测到；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快速、决断地吸纳或拋售货物。所以他在《货殖列传》中借着白圭的语气说：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又提出「廉贾」与「贪贾」的分别。「廉贾」只赚取正常的利润，而「贪贾」则想赚到正常利润以上。但司马迁说，「廉贾」风险较少，可以长期守业，「贪贾」反而容易失败。他说，在西汉时期，资本的年回报率，在百分之二十。所以「廉贾」也只希望年赚百分之二十，《货殖列传》说：

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在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以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在其中。

贵族受皇帝封为千户之君，他一年的收入为二十万，而他要负担一年之间朝觐聘享的开支。普通老百姓经营农、工、商贾各业，如果他的资本为百万（铜钱），一年的利润也有二十万，但他要负担更徭租赋的开支。照司马迁的说法，在西汉时一般生产行业之间，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也可说是「资本回报率」）的，这个平均利润率是年利百分之二十。而他所谓「廉贾」，则是指以赚取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的人。如果有人不以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而想赚多一些，司马迁称他为「贪贾」。《货殖列传》中说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廉贾年利率五分之一，也即是年利百分之二十。他这个利润相等于平均利润率，所以可以长期守业不坠。贪贾想赚到年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超出平均利润率，反而未必可以长存。

司马迁又用廉吏来作比较。《货殖列传》说：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他是说：清廉的官吏，可以作得长久；虽然只靠有限的俸禄，但时间积久，长期积累下来，也富裕了。以此例之，廉贾以赚取平均利润为满足，但因可以长期守业，长期下来，也就富有了。所以说：「廉贾归富」。

第六、从《史记．货殖列传》看春秋战国及西汉早期商业发展情形

由春秋战国，一直到秦统一天下为止，中国各个区域，商业发展程度非常不平均。秦国一直到商鞅相秦孝公（公元前359）时，经济发展程度尚低。但与此同时，东方的齐国，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当周朝初年，太公望受封于齐国的时候，因为齐国当时的地理环境不适于农业，于是致力于发展工商业，结果非常成功。《货殖列传》记载此事：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上引一段是说明齐国之所以富强以及到齐桓公时可以为五霸之首，都是因齐国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一直到战国末年，齐国商业仍然非常繁盛。至于商业繁盛的程度，吾人可由齐国城市化的程度来说。《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对齐宣王说：

临淄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齐宣王在位时为公元前342年至324年。离开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大约100年。那时齐国首都临淄，就有七万户，如果照苏秦的说法，每一户有三男子的话，临淄最少应有七十万人。

又再根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毅于公元前284年，率领燕国军队，攻入齐国，一口气攻下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市。齐国国君、宗室、臣民，在田单率领之下，固守着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一共守了五年，到公元前279年才反攻，打败燕国军队，收复全国国土。

现在再作讨论，假如说：临淄城中人口有七十万，临淄是当时齐国的首都，是齐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可能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它的城市，人口可能较少。但是，齐国国王、宗室、军民，可以以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为据点，抵抗燕军五年之久，到公元前279年反攻并收复失地，则即墨及莒两个城市的人口，也不可能太少。如果假定莒及即墨两个城市各有人口五万，（这也即是战国后期的人常说的「万家之城」。）七十个城，就有三百多万。再加上临淄一城就有七十万，则齐国的城市居民就有四百万以上。据多数学者估计，齐国当时的人口，应有五百万至七百万。则城市居民已占一半以上。由此亦可想象：战国后期齐国工商业发达繁盛的程度。

除了齐国之外，到战国最后期，其它各国，甚至连商业最不发达的秦国，也追上来了。《史记．秦本纪》说：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十二万户既谓之「富豪」或「豪民」，则十二万户应有人口百万以上。如果说：徙民百万于咸阳，则咸阳城中原有居民亦应有百万以上。

历史上，称秦始皇徙民于咸阳的政策用意为「强干弱枝」。也就是想使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咸阳），变成全国人口最多，财力最雄厚的城市。从这一种观点来推测，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公元前221），咸阳可能不是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原来其它各国的首都，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人口都已经多过咸阳。

由此可见，在战国后期，各国城市发展的程度。同时亦可以看到工商业发展的程度。

西汉统一全国，工商业在战国后期的基础上，更形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西汉全国统一，对工商业发展助益甚大。

兹再根据《货殖列传》记载，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展情形的迹象，列举如下：

第一、社会财富的立体累积：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财富累积，是平面累积。农业社会的有钱人（大地主），若想增加财富，主要方式是买地，也即是土地兼并，所以在农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是平面地，土地面积的大小，代表财富量的多寡。

唯有工商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才是立体的累积。《货殖列传》说：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地区，是西汉首都所在地。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的时间，应为西汉武帝前期（武帝：公元前140-87），是西汉最富裕的时期，其时，关中地区经过西汉由高祖至武帝经营已近七十年，工商事业已相当发达，关中地区之财富遂因工商业之发达而作「立体积累」。所以其地面积，虽只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亦只有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占了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六十。人均财富分配，较其它地区高出将近四倍。由此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达的程度。

第二、「子钱家」众多。「子钱家」即是专业经营借贷业务的人。「子钱家」众多表示：社会资本累积充足，以及社会上对资本的需求（有回报的）广。《货殖列传》说：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列侯封君行从军旅，借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从上引一段故事，可以看到西汉社会贷子钱这一个行业非常普遍、兴旺。「子钱家」非常多。而且利息率可跟风险挂钩，风险大的贷款，息率高。而无盐氏肯冒风险，就发了大财。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即是政治上的有权者，不会借着政治权力而欺压平民。而平民有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商业行为。而这些有政权及兵权在手的长安列侯封君，不会恃着政权及兵权，强令子钱家借钱，他们听任子钱家愿借就借。而在打仗打胜了之后，也不会赖债。照样还钱。这是一件商业行为，政权、兵权、教育权，完全不会干扰这一件商业行为。这一种良好的政治气候及商业气候，西汉之后的中国社会已不存在。

唐德刚教授说西汉本来可以走上资本主义，诚为有据而言。

第三、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今天，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不能用数字计算的社会。这种说法，用在西汉之后，到明朝清朝的中国社会，或有其不可否认的情况。但在西汉社会，则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将关中地区的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与中国全国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有非常清楚的比例外，又能列举多种生产行业如达到一定量度，其年收入则可与千户之封君相等。可见西汉时期，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对「富裕」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西方基督教亦有「富人上天堂，好比骆驼穿过针孔」一样的说法。大凡在一个贫穷的社会，教育家总有一番安慰穷人的说词，希望穷人可以安贫守己，社会可以安定。

关于这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意见非常清楚可见，应该介绍如下：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说过一段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士都「熙来攘往」地追求发财致富之后，就说：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

一个社会之中，人民质素的高低，是受制于该社会富裕与贫穷的程度：富裕的社会，人民讲求礼节，热心公益，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说，富裕社会，人与人间可以以礼相待。贫穷的社会，则谈不到了﹗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恐怕只有少数的「士」才能做得到。多数的「士」，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是难以维持「恒心」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富者得势益彰」的情形。第一个例子是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较受孔子喜欢的一个学生，但他经商，则非孔子所喜。《论语》中记载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能是孔子已经劝过子贡不要做买卖，专心读书，而子贡不听教导。好在子贡发了大财，不然的话，更要给师父骂。子贡因为做生意成功，周游列国都受到达官贵人的礼遇，并因此而令孔子的名声响遍天下，所以司马迁说：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今天的中国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但是有无想到如果没有子贡做生意成功，没有子贡宣扬乃师，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孔子，中国到今天或者仍然是「万古如长夜」呢﹗

司马迁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巴寡妇清。

《货殖列传》记巴寡妇清之故事为：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司马迁以为：巴寡妇清，以一个寡妇，很难抵抗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的压力，而她能够自保名节，完全因为她有财富。所以说，个人努力于发财致富是应该的。

三、班固的思想

在《史记》和《汉书》中，有许多共同的题目，司马迁与班固对这些共同的题目，所表现的思想、见解，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代表的是西汉时人的思想，而班固代表的是东汉时人的思想。时间相隔约为一百五十年，二者思想已经是南辕北辙。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先探究一下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首先说汉朝皇室的基本立场：

汉皇朝是秦皇朝的继续。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秦皇朝继承而来的。不但是有形的法律制度，就是连一切统治国家人民的基本观念和态度，也是由秦朝而来。其中有一点就是重农。

重农，本是商鞅相秦时，为在列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权宜之策，并非治国的长久之计。当时在秦国实行，已属饮鸩止渴；汉朝统一之后，列国争胜的情况已不存在，更应拋弃重农政策，使社会经济顺自然趋势，健康全面发展。但因汉朝皇室对此情形未能了解，一味抓住秦朝的治国理念不放。

汉高祖平天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而困辱之（注3），其用意就是重农抑商。但终高袓之世，社会一直在战乱之中（注4），重农抑商的法令，并没有认真执行。惠帝、高后时期，行黄老之术，采自由放任之态度，与民休息（注5），并没有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到文帝时期，才又由皇帝提出重农的教导。（注6）但达不到效果。

又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元年（公元前140）举贤良文学，五年（公元前13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其后又置博士弟子员，一再提高儒家的地位。

本来，在文帝时期，除历次由皇帝下诏书，提倡以农为本外，又由一些御用文人如贾谊，晁错等，撰写重农的文章（注7）。但是，这些文章尚无法掩盖当时整个学术界，舆论界。而且在西汉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形下，人民弃农就工商的潮流无法阻止。

到了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再到了西汉末年，其效果已经显现：儒家不但独占了学术界，舆论界，更独占了官场（注8）。到了东汉初年，儒家舆论，更形成一言堂的局面。

以上就是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汉书．司马迁传》，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为：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其所蔽也。

班固在评论司马迁之前，已经先有了一个是非标准。这个是非标准是圣人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他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而圣人的是非标准，应该是：先六经而后黄老，进处士而退奸雄，羞势力而崇贫贱。如果照班固的意思，每一个人，在品评别人的时候，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清心直说。而必须将圣人的是非标准，摆在前头。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不再像西汉时期一样的自由开放，而已经自我封闭了。东汉之后，一直到清朝，甚至于到近代，中国读书人，都自我封闭在圣人的思想模式之中，以后人比后人，以东汉人比东汉人，看不出这种自我封闭的情形。小脚女人比小脚女人，彼此欣赏，看不到缠脚的害处。但缠脚的见到天足女人，才看到缠脚的可怜。将班固和司马迁摆在一起，才看出班固的封闭性，也看出司马迁的可贵。

本文以讨论二人的经济思想为主，所以专就二人在《货殖列传》中的异同来讨论。班固批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崇拜有钱人，而羞辱贫贱人。但我们又可以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解释他为甚么要写《货殖列传》。司马迁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注9）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该说出来，作为世人的榜样及借鉴。

在《汉书》中，也有《货殖传》。奇怪的是《汉书》应该写汉朝（西汉）的人和事；但在《汉书．货殖传》中，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巴寡妇清等春秋战国时人完全收录，其后才是西汉时人，（也完全与《史记．货殖列传》中相同）。但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则与司马迁大大的不同。他说：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上述这一段话，就说得非常严重了﹗本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个人，凭着自己的智能，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创业致富，本身的行为没有甚么不对。尚未发财的人应该力争上游；已经发财的人，可以尽情享受，即使生活奢侈，达到王侯一般的水准，也没有甚么不对。反正钱是自己赚来的。

班固的态度就不同了。他扮成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说出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对创业致富的人，扣上「偪上并下」的罪名，并且说这些发财的人，生活奢侈，侯服玉食（衣食和王侯一样），是败俗伤化的事。班固写《货殖传》，是对这些人加以谴责，劝世人不要学习他们。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汉书．食货志》，班固说：

文帝即位，躬修节俭，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上述一段，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描述，也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评价。

文帝初即位（文帝元年是公元前179年），刚刚接续惠帝和高后「与民休息」之后，是西汉社会比较安定繁荣的一段时期，中国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的开始，应该是一个盛世。但班固却说：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战国，根据儒家的说法，「礼崩乐坏」，是一个衰世。班固为甚么说西汉是一个衰世呢？因为西汉「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西汉农民纷纷弃农趋末，离开农业，投奔工商业。班固因而说西汉社会是一个衰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司马迁说：汉朝统一天下，出现了两项重要因素：

第一、开关梁，因为天下统一，以前各国与各国之间的关口都打通了。商人在全国范围内通商往来，比前更方便了。

第二、山林，沼泽，各个地方的天然资源，以前是被各国诸侯霸占住，现在都开放了，商人可以自由开采。

总的来说，是全国整体经商环境，比前改善了。

商业环境改善，农民弃农事商，本来是平常事，也是好事。司马迁说：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这是自然的事。政府如果阻止人民趋利避害，才是不对。但班固不然。他将西汉时期人民纷纷弃农趋末，认为不对。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根据上引一段，我们可以看出：班固以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而以三代（夏、商、周）社会为理想。他所理想的社会，有四个格子，士、工、商、农各自占据一个格子如下：

士

商

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相与语财利于市井

工

农

相与议技巧于官府

相与谋稼穑于田埜

在班固理想的社会中，士、工、商、农四个社会阶层，应该彼此隔离，朝夕从事自己的行业，不见异物。他希望每一个阶层，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各自安于自己的环境、习惯，不作改变的思想。班固说：这一种模式，是三代的社会模式。也是他理想中的社会模式。

但是，作为一个史家，班固是一个失败的史家。作为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却照着三代社会的理想写。而他所写出来的社会，当然远离西汉社会，也非三代社会，只是他心中所想象的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前面引录班固在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的时候，一开头就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我们又在《汉书．货殖传》中，看到班固对「四民」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没有说四民，只举出四种生产行业。该四种生产行业是：农、虞、工、商。没有「士」。更没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司马迁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又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班固将司马迁的「农、虞、工、商」四业，改为「士、农、工、商」四业。少了一种行业，就是「虞」；多了一种行业，就是「士」。又再看看班固对「士」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可见「士」已经不是一种生产行业，而是一种不事生产的行业。是在班固的观念中，社会上的生产行业，已经由四种缩减为三种。减少了「虞」。从上古到西汉，「虞」都是一个主要的生产行业。它是除农业之外，人类开发利用大自然并造福人类的一种行业，诸为后代的渔、林、矿、牧等行业，在古代都属于「虞」的范围。司马迁说：「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川泽不辟矣。」可以看到「虞」这一种行业的重要性。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对商人、富人之评价，司马迁与班固完全相反。司马迁对西汉时人，以平民身份自行创业，发财致富者，采取欣赏、表扬的态度；并且说应该把他们的事迹说给一般人知道，可以借鉴。而班固刚刚相反。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列举西汉时期平民创业致富的人，以及他们创业的简单经历。在这一段的后面，司马迁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他所列举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第二，他们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及政治地位，没有不法的行为。所谓：「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但班固就完全不同。

班固在《汉书．货殖传》中，几乎完全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他们的创业经过。但在这一段后面，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班固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其创业的事迹，与司马迁相同，在个别列举的时候，也没有列举出每一个人的犯奸成富的事实，但所作的评语完全相反﹗司马迁所强调的，是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班固所强调的是：「皆陷不轨奢僭之恶，犯奸成富」并且说：「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另外可以留意的一段，是司马迁在列举一些大富人之后，有一段话是：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以上一段，司马迁是说，西汉社会，不是只出大富豪，而且可以培养一些中富豪，小富豪；大富豪富可敌国，中富豪可以倾郡、倾县，小富豪可以倾乡里。司马迁告诉世人，西汉不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而是有中产阶级的社会。平民、个人都可以创业。商业固然是较容易发财致富的一个行业，其它行业亦一样可以致富，只要个人有智能有毅力，农、畜、工、虞、商贾都可以致富。

但同样一段话，同样一件事，在班固说来，则语意完全不同了。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

照这段引文，班固是说，除上面所说那些大商人之外，其余郡国富民也不是好东西，他们也是靠「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而发财的。真可谓一杆子打死一船人，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商人，甚至不止于商人，凡是想发财致富的，都不是好人。思想的转变，何止一百八十度。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标明他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明自己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他在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而他们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没有妨害百姓。所以他们的事迹，应该表扬，世人也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明他写《汉书．货殖传》的动机是：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说：一个人，要想发财致富，这种心理就是不对的。因为圣人已经有「均无贫」的教训。如果一个人发了大财，作了大富豪，更是不好。因为他已经犯了「偪上并下」的过错。偪上，因为他富可敌国，财富多到可以危害国家政权的稳定；并下，是指兼并穷人，害得穷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再说，富人生活奢侈，以一个平民，衣服和饮食达到王侯的享受水准，败坏社会风气﹗

因此，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

第六、《汉书》中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在《史记》中，经济范畴，有农、虞、工、商。在《史记》中，讲经济的有两篇，一篇是《货殖列传》，讲述民间社会经济动态；一篇是《平准书》，讲述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到武帝末年为止）社会百业兴盛的现象。而人民所从事的生产行业，大别为农、虞、工、商。

《汉书》讲经济的篇章，为《食货志》，内容为农业与货币。《汉书．食货志》开头说：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我们如果将货币不看成是一种生产行业，则《汉书》中讲生产行业的只剩下农业一种了，已经不再提到工商业。即使农业，也已经简化到粮食种植这一个狭窄的范围了。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农业是相当广义的。《史记．货殖列传》说：

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茜（染料），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万户侯等。

以上所列举的十多个项目，广义来说，都属于农业，如果试作细分，可以分为以下种类：

一、牧畜业，

二、鱼类养殖业，

三、林业，

四、果树业（枣、栗、橘），

五、工业原料业（萩、漆、麻、竹、茜），

六、粮食。

可见西汉时期之农业及土地利用，是非常广义的。但在《汉书．食货志》中，就把农业缩窄到非常狭窄的范围，只是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农业缩小到只限于粮食种植的范围。经济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东汉之后，一直到明、清，到近代，中国国民生产，只剩下农业，抑制工商。而农业又缩窄其范围只限于粮食种植，国民经济的偏枯，达到极点﹗

《汉书》之后的史书，大体都是依照《汉书》的体例，在《食货志》中，提一提农业、户口，赋税等，工商业完全没有地位。例如《清史稿．食货志》，其项目为：

食货一、户口、田制，食货二、赋役、仓库，食货三、漕运，食货四、盐法，食货五，钱法、茶法、矿政，食货六、征榷、会计。

也完全不提工、商。

工商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完全没有地位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本段标题是「农本思想之积淀」，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是「农本思想」在中国社会里，愈积愈深，愈积愈厚，愈积愈坚实而不可去。

其它的思想，停留一个时期之后，就会消散，但农本思想正正相反。它不但不消散，而且久而弥坚。

1999年，在香港树仁学院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本人提出一篇论文，题目是《农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主题是：农本思想妨害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必须勃然反省，彻底拋弃农本思想﹗

1999年研讨会后，笔者收到许多来信，赞成与反对笔者意见的，各约半数。（本人对各来信指教的学者，不论正、反，均怀深切感谢之心。）由此可见，冰冻三尺，消融尚需时日也﹗

在上述那一篇论文中，笔者说明：农本思想不是一种经济思想，而是一种政治性加社会性再加伦理道德性的思想。说它是政治性，是因为历代帝王及官员，认为人民株守在农业中，聚居在农村中，容易治理；说他是社会性，是皇帝及政府官员，再加地方仕绅，都认为人民聚居在农村中，有助于养成淳朴的风俗，俭朴的生活，伤风败化的事较少。说它是伦理道德性的，是农业家庭中的家长、族长认为家庭成员集中在农村中，可多生子女，子女又可以早婚，又再早生多生子女。老人家希望见到四代同堂；希望得到「五世其昌」的牌扁。不愿子弟离开农业，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对伦理道德都有冲激、破坏作用。

以上不论是帝王、官吏、家长、族长、仕绅等人，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巩固农本思想，并不顾虑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伤害。而且，中国读书人，自东汉至近代，只「读圣贤书」，不理经济民生等事，更不知道农本思想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祸害。

农本思想排抑工商，在政策上当然尽量贬抑工商，工商业技术在二千年来，陷于停顿状态，这是农本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与此同时，在这二千年来，农业技术也陷于停顿。因为农本主义者的目标，是要全国劳动力都集中到农业中，都聚居在农村中，过着简朴的生活，保持淳朴的风俗习惯，因此，他们认为：

一、农耕技术，低下好过先进，农耕技术的改进，会破坏农村的均衡。

二、农民贫穷好过富裕，贫穷会使农民生活简朴，风气淳厚。

因此，中国农业技术自然保持在西汉武帝时期的水平，西汉之后的历代帝王，虽然勤于颁布劝民以农为本的诏书，但少有改良农耕技术者，历代帝王都劝民开垦荒地，但极少劝民改良农耕技术。文人学者，人人都在文章中表示以天下苍生为念，但少见有人提出改良农耕技术。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垄断

在上段，我们将班固的「四民」理解为四种生产行业。其实，在班固的观念中，「四民」应该是四个社会阶层才对。两者的分别是：一、社会阶层有高有低；生产行业则无高低之分。二、生产行业各业之间的流动性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小。

士以读书为专业，所以必须读书才可以成为士。其它行业可以读书，但不必须读书，到了后代索性就不读书了。后世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士」的社会地位更高了。在四民的社会地位中，明显地以士、农、工、商的高低划分。而历代政府，亦用许多政策，限制农民转入工商业，又阻止工商子弟考取功名及入仕。

在西汉之前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各行各业的人都读书，读书不是一种专业。而各种行业，也没有高低之分。如吕不韦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其后又做了秦国的相国。范蠡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亦是一个大学问家，又可以做到越国的高官。到了西汉，桑弘羊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汉武帝后期又做了大官（注10）。与桑弘羊同时期，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时候，郑当时任大农（财政部长），他推荐两人做助理财政部长（大农丞），分管盐、铁。管盐的叫东郭咸阳，是山东沿海地区一个煮盐发达的工业家；管铁的叫孔仅，是南阳地方一个最成功的冶铁工业家（注11），可见在汉朝武帝之前，工业家及商人，都读书，都可以做大官。可见在汉朝武帝时期及以前，「士」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作官的也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而当时社会上尚没有一个可以垄断读书而不事生产的阶级「士」。

西汉前期一直到武帝时期，政府官员出身于各种生产行业，如工业、商业。可知各种生产行业都吸纳了或者培育了一批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多数读书，再如果事业有成，以及有一些知名度，就有机会得到推荐到朝廷作官。但是，这种情形，在武帝时期已经受到压制，而在武帝之后，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工、商业精英可以入朝作官的情形一直维持下来，则工商业者为了创业成功，及增加知名度，必会用功读书及努力研究本身行业技艺的改进方法，又或者将自己的心得、理论着之于书，传之于世。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孙武，有孙子兵法，商业家白圭有商业理论，都可以传下来，后一代人又可以将前一代的理论精研改进，中国的工业技艺及商业经济理论，在西汉就可以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为西汉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及动力。

但是，历史事实非常残酷。汉朝武帝之后，再到东汉之后，社会已经分化。读书人不事生产，而生产行业中的人不读书，社会在这种分化之下，中国读书人的知识领域中，就完全没有与经济、生产、农工商业有关的内容了。中国的经济、工农商业也就一直停顿在汉朝的水准，有退无进了。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商人供奉的祖师是陶朱公，农民所供奉的祖师是神农，工匠所供奉的祖师是鲁班，全部是春秋战国或更早时期的人。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中国读书人对农工商业的技术、理论全不理会，任令所有生产技术长期停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百余年」之说，或者可以在文、史、哲学家中有之，若求于农工商业或经济、民生方面，二千年来，是一个断层。

第三、道统的观念

从汉武帝立学官后，儒家不但完全占据了学术的殿堂，而且也成了为皇家为政府保驾护航的队伍。既然要为皇家保驾护航，所以在学术界也形成一个中心，要形成一个学术领导中心，后世即称之为「道统」。要所有学术界人拱卫着这一个道统，这个道统又拱卫在皇家权威之旁。

《汉书．儒林传》班固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违离道本。……

可见班固已认为儒家已经有一个「道」，而这个道，又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道。也就是读书人（儒家独占）应该有一个道统，在这个道统之下，读书人的读书做学问的空间，以及出仕之后的立身行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唐朝文人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表示，在班固之后，所有中国文人，都有这种道统思想。韩愈虽说，孟轲死后此道不传，但其意思，他自己才是此道统的传人。这种思想，使历代中国文人都以这个道统中人自居。不但局限自己，也用以局限别人，使历代文人愈趋保守。特点之一，即是学问愈空洞，愈远离经济民生，不食人间烟火。只懂背诵仁义道德之空言，对社会经济、民生事业完全漠然无知。

本来，司马迁也对中国文化的统绪，有一番继承的壮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这一番话完全以文化着眼，他要继承孔子的事业，整理及解释中国的文化典籍，承先启后，因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注12）。他有机会收集并浏览最多的中国古代典籍，所以当仁不让地有继承孔子整理中国典籍传之后世的责任。既没有「道统」的观念，又没有为政权保驾护航的责任。他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与后代文人「道统」观念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将两个统绪绘图如下，以资比较。

儒家的道统：

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孔子—孟子……韩愈……

司马迁所说的文化统绪：

周公—孔子—司马迁……

两个图比较，就看得非常清楚。韩愈所说的道统，是将文化传统与政治权力挂钩，皇权属于皇帝，但帮皇帝治理老百姓的，是读书人。读书人，属于道统中人，在读书做学问及立身行事方面，要受道统的规限，但也因此得到一些权利，就是可以做官，可以不事生产而有俸禄可得，又可以藉官位职权为祸或造福苍生。

中国读书人，称孔子为圣人，是在学术层面来讲，即是在学问上，孔子为最高。现在既然将学术文化与政治权力挂钩，于是也必须将政治统治者一并称为圣人，称尧舜禹汤文武为圣人，再因此必须称历史上所有统治者为圣人（注13），称皇帝为圣上。统治者既已为圣人，则政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士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遂无法再维持。

从中国的历史演变看来，时代愈往后，文化学术传统（道统）与政治权力（政统或皇权）拥抱愈紧。而文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也愈来愈低。费孝通先生《论师儒》一篇文章中，（注14），有＜道统与政统＞一节，大意是：中国儒家最初是想以知识驾驭皇权。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方法。皇帝马上得天下，不是理性行为的结果，如果能够以知识（理性）驾驭皇权，则是再好不过。但历史事实则是，时代愈后，儒家愈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迎合皇权。

在西汉，皇帝与大臣，可以面对面坐着议事，到宋朝，司马光、王安石等人还可以「坐而论道」。到了明朝、清朝，在皇帝面前，大臣只能跪着。而关于治理国家的事，文人也只能仰承圣意了。

余英时先生在《史学与传统》一书中，说中国皇帝对待「士」有四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是师、友、臣、奴。最好的礼遇是以「士」为师。最下者以「士」为奴。在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因士人的品位高低而给予不同的礼遇，如魏文侯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师；视吴起、李克、乐羊、西门豹为臣（注15），但时代愈后，士人地位愈低。到了清朝，虽明君如康熙、雍正、干隆等，亦视臣下为奴了﹗

司马迁想继承的文化统绪，是以学术文化为内涵，并不与政治权力挂钩。周公是中国文化的开创者，包括典章制度的建立，孔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整理、解释并承先启后的人，司马迁也因为「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而当仁不让地作了解释并传扬传统文化的人。文化学术传统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说法。又有一句话，是「唐诗、晋字、汉文章」。汉朝的文章最好。又有一句话，是：「文章西汉两司马」。西汉的文章最好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一般人对「文起八代之衰」的理解，是唐代文人韩愈等，复兴古文运动。这件事的意义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中国的文章，在西汉后期衰微之后，历经八个朝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沉寂状态，到唐朝韩愈等人，才再复兴起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如果对这一件事情的历史演变加以深层思考，就会发觉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

西汉是中国最好的朝代，本来是最有希望的朝代。西汉，封建体制刚刚崩溃，汉朝一统天下，社会经济欣欣向荣，生产事业蓬勃，全国经商环境大好。农民纷纷弃农投奔工商。其情形刚好等于欧洲十六世纪之后，封建体制崩解，社会进入重商主义时期一样。

西汉最好的文章，是描写并解释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文章，除上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中每一篇章，都是好文章）外，最好的文章要推贾谊的《谏铸钱疏》（注16）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注17）等。除了文章好之外，内容也是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的讨论。这种文章，根据欧洲的历史发展，是后来经济科学的材料。如果西汉的政治环境不变，中国在西汉中、后期，就可能发展出当时的经济学，为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预备条件。但是，中国非常不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棒子打下来，把中国的文章打死了﹗

西汉武帝之后，没有文章。

东汉之后，中国读书人的学问内容（限于儒家的《五经》，到了宋朝朱熹之后，有了《四书》。），愈形空洞。有关民生、经济、工商技艺之事，不入学问。文人一下子不习惯写没有内容的文章，因此，也就没有文章了。

没有内容的文章，特别需要文字技巧。

因此之故，才有东汉末年的《典论论文》，以及六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等讨论文字技巧的作品出现。但始终是文字技巧，无法再有西汉时期的文章。

到了唐朝，韩愈等人一方面在所谓「先王之道」中找到信心，一方面为了应付科举的需要，提出所谓「文以载道」的口号。文章再次摆脱纯文字技巧的堆砌。此之所谓唐宋古文运动。但仔细辨认，西汉文章内容经济民生，唐宋文章之内容专注于道德仁义，雪月风花。有貌无实。若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诚为中国文人只看表象不切实际之言，西汉文章一去不可复返矣﹗

第五、明、清之后的官、吏分家

由于读书人不亲俗务，不理民生、经济，柴米油盐之事，不食人间烟火，此种情况，时代愈后，愈形明显。而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地方官员对于其所治理的地方政府所应办理的钱粮、税收、河工、漕运、盐政、刑讼等大小事务、杂务一概不知，必须委诸幕僚办理。明清两朝，形成官、吏分家的制度。即官员不理事务，大小事务均委由幕僚主理。到了清朝，各府县衙门的各项事务，也变成专业，譬如管刑讼的，管钱粮的，管盐政的，管河工的，皆分工成为专业，分由不同的幕僚主理。如此情形，所产生的后果如下：

一、官员对其属下的大小事务全不知情，一切要受幕僚操纵。官员只是读书为乐，同僚之间诗酒唱和，谈论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之空言。

二、各项实际事务，操纵在幕僚之手。流于极度的黑箱作业，使这些本来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完全失掉理性思考，更没有在学术层面上讨论研究谋求改良的机会。遂使弊端愈积愈厚。使民政成为贪污及扰民的祸源。大部份官员，在考取功名及入仕之初，都有做清官做好官的志向，但到任之后，一切受幕僚操纵，不流于贪官者百中无一。

后语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中国读书人的文章与思想，主要讨论司马迁，但也稍为提到贾谊和晁错，这些人不但文章好，而且讨论社会经济民生之大事，并且充份表露了作者们的经济思想。如果学术环境不变，在西汉中、后期，中国就会产生自己的经济学、货币学、财政学（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或者会令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中国特色的）。

但，非常不幸﹗由于学术、环境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司马迁到班固，作为两个样本来观察，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经济思想，由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折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折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折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折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韩愈所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韩愈＜师说＞）这一个转折，使中国经济思想进入「冬眠期」逾二千年。

现在，新的千禧年又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又迎向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作为学界，作为经济思想界，面对着上述两个样本，我们应该选择那一个呢

注释：

1.亚丹斯密（AdamSmith,1723-1790）是英国经济学家，英国人称他是经济学鼻祖。他的代表作（TheWealthofNations），出版于1776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有两种，最早的有严复译的书名叫《原富》，其后又有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书名叫做《国富论》。

2.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有唐德刚教授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国家强于社会》。在那一篇文章中，唐教授说：「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再也萌不出芽来。」又：我的老师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页128）也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寻。」

3.《史记．平准书》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4.公元前206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为汉高祖元年，是为汉朝的开始，但项羽的力量，仍然威胁着刘邦，刘邦还没有称皇帝。公元前202年，历史上说是高祖五年，刘邦才正式称帝，但仍然有一些反抗力量没有被消灭。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汉高祖消灭掉最后一股反抗势力（英布），但也在这次战役中，高祖为流矢所伤，是年高祖即死，卒年六十二岁。可见汉高祖一生都处于战乱之中，并没有作过太平皇帝。

5.《史记．吕太后本纪》赞：「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6.《史记．孝文本纪》：元年（公元前179）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又十三年（公元前167）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税。」

7.贾谊及晁错等人有关重农的文章，见《汉书．食货志》上。

8.《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元始为平帝年号，即西汉最后期。），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9.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都是平民，都是以个人创业成家的。在西汉靠政治势力起家的，一个是吴王濞，一个是邓通，在《货殖列传》中都没有名字。

10.《史记．平准书》说：「桑弘羊，洛阳商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又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说桑弘羊是一个大学问家，是因为他在盐铁会议上（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言，内容充实，辩才无碍。

11.《史记．平准书》说：「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我们前面在《货殖列传》中，看到有宛孔氏，以冶铁起家，宛就是南阳，孔仅可能是宛孔氏家族后代中的一员。可见西汉直到武帝后期，工、商业者都读书，都可作官。

12.《史记．太史公自序》。

13.清朝乾、嘉时期，有一位学者洪亮吉（公元1746-1809）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谓：「一治一乱，运天地之生，前圣后圣，拯斯民之死」可以代表中国文人将历朝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尊为圣人的思想。（见《洪北江诗文集》上册223至224页，＜重修唐太宗庙碑记＞一文。）

14.此文收入吴晗．费孝通等着《皇权与绅权》（页23-38）中。

15.见余英时先生着《史学与传统》（页30-70）所收＜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文（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

转折范文篇5

30年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粉碎“”，结束“”，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但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两个凡是”的禁锢依然是严重障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这就为我们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不少老同志也逐渐从不同角度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正确认识与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针对当时一些同志不理解甚至不接受、不赞成的情况，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一场顺应时展潮流、反映党心民心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第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们党把思想和同志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明确了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明确了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由此，我们党恢复了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摆脱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实现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带来了我们党和民族的新的伟大觉醒，孕育了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造。

第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邓小平同志始终着眼大局，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场大讨论，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出现了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以此为基础，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同志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实际上是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宣言书。这次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次全会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这次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打破、“”的精神枷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推动工作中心的转变，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两年之后，邓小平同志再次评价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催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开启了中华民族振兴的新的伟大征程。

第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在艰辛探索中开拓前进。每前进一步都是靠解放思想，靠大胆创新，才不断开辟新路。正是不断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0年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领域改革到其他各个领域改革，从沿海开放到沿江沿边开放，从东部开放到中西部开放，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先行试点到逐步推开，这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30年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一千多万，这一世界上少有的持续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我国的面貌，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30年来，从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体系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确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到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一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密不可分的。不解放思想，就打不开思路，就找不到出路，就不能解决时代新课题，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就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30年来，实践上每一次创造、理论上的每一次突破、事业上的每一次进步，无不闪耀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光辉。

第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我们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坚持解放思想，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主要有：必须始终牢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开拓新局面的根本思想武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发展真理、检验真理；必须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树立世界眼光，以宽广的眼界观察和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充分发扬民主，鼓励畅所欲言，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努力在多元多样中立主导，在交融交流中谋共识；必须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些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在解放思想中形成的认识成果，为我们解放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必须倍加珍惜、很好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今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决不能骄傲自满，决不能停滞不前。面对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面对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面对实现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繁重任务，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并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是有深刻含义的，也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我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日益提高，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直接而广泛。只有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增强世界眼光和战略意识，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趋利避害、争取主动，在深刻变动的国际格局中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取得更大的发展优势。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改革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新世纪新阶段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日益强烈，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更加富足，而且要求政治参与更加充分、精神文化更加丰富、社会生活更加安定和谐。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着眼全面发展，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才能更好地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解放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通过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年来解放思想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而不是别的什么旗帜，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能够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继续解放思想，首要的就是始终做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继续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系统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习、研究、宣传不断引向深入。特别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紧密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实际运用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断拓展的、开创性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未被充分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待于我们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继续解放思想，就要求我们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围绕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围绕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继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不断以新的理论观点和科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越来越兴旺。

2.通过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要看到，把思想真正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解决影响科学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引导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切实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全面发展的观念、协调发展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全力以赴地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毫不含糊地去改，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要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问题、指导实践的本领，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转化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地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3.通过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30年来，解放思想的过程始终是与改革开放的过程相伴随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通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已经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被实践证明的真理。同时应当看到，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形成一套比较完整、比较定型的体制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随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触及许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强，更需要坚定信心，付出艰苦的努力。对外开放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都面临着繁重的任务。继续解放思想，关键就是在推进改革开放上迈出新步伐。要进一步统一改革思想，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不失时机地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努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做到理论准备更充分、政策思路更缜密、方法步骤更慎重，降低改革代价，提高改革效率。要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树立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加强对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规划，进一步协调改革思路、配套改革措施、规范改革行为，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改革有机衔接、协调推进。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切实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群众的可接受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进一步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央决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中央有关部门还将举办理论研讨会。我们要通过深入的理论研讨，把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前进方向总结好、阐述好、宣传好，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努力营造坚持改革开放的良好思想理论氛围，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4.通过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建设，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30年来，解放思想的历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历程，就是人民生活总体上逐步达到小康水平并向更高水平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同时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任重道远。党的十七大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要求，不断探索和解决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转折范文篇6

一是比喻美。

比喻是汉语运用最广泛、最普遍的一种修辞方法，也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方法，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广义的比喻即打比方，它是借两个事物的相似点进行类比。考场作文中要想使对象表现得更形象真切，更好地表达出对事物的爱憎和褒贬，更好地描绘出事物的内在特点，就必须靠形象化的比喻手法。文章中如果用了好的比喻，分数一定也会高出一个等级。如高考作文《尝试》，一位考生是这样开篇的：“尝试是什么？尝试是乌云蔽日时直上云霄的那只最勇敢的鸟；尝试是大浪迭起的海面上勇往直前的一叶扁舟。对于勇敢者，尝试是一条崭新的生活之路；对于弱者，那迫不得已的尝试是一座高筑的墙。十八个春秋，风风雨雨。回顾往事，我无悔无憾；展望未来，我信心百倍。我勇敢地面对生活，因为生活教会了我勇于尝试。”作者开始连用四个比喻，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它一出现，就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二是设问美。

设问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设问是无疑而问，自问自答。它的作用是提醒注意，引导思考；突出某些内容，使文章有变化，起波澜。如《转折》一文是这样开篇的：“有人说：转折意味着机遇。有人说：转折预示着挑战。/有人说：转折可以使你远离失败。/有人说：转折也许会让你距离成功更加遥远。/究竟什么是转折？/我问那串永不停歇地滴落的水滴，小水滴欢快地告诉我：‘转折就是那样一滴可以穿透一块坚石的水。’/我问山边那一树红梅，它笑笑说：‘转折就是严寒冰冻下朵朵鲜花绽放的那一刻，转折就是那突然而至的满树灿烂。’/路边的小草，你又能告诉我，什么是转折？枯黄的小草抬起头：‘转择就是我们告别枯黄、重新吐翠的时刻，就是不久将至的春天。’”作者借形象包孕抽象，意蕴深刻，令人回味。

三是排比美。

排比本是一种修辞方式，可是，一旦将这一语言样式扩大使用，就会使自己的语言收到绝好的修辞效果。适当运用排比，不仅可以增强语言的气势，更集中的表达某种意思或感情，而且可以造成结构形式的整齐美，增强文章的艺术美。用以叙述，则清晰深刻；用以描写，则形象生动；用以抒情，则情深意厚；用以说理，特别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鞭辟入里、理直气壮的强烈气氛。排比可用于句子和段落之间。如作文《多解的一个问题》开头三段是这样写的：“幸福是什么？//曾认为幸福便是拥有金钱，但我看到当一些人使尽浑身解数拼命挣钱而腰缠万贯，却发现世间还有许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时，我迷惘了。//曾认为幸福便是拥有美女，但我看到一些人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国色天香，待跪在美女裙下却发现美女也有衰老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幸福的答案。//曾认为幸福便是拥有权势，但当我看到一些人疏通官路、官位显赫时，发现当官不为民做主被百姓戳脊梁骨，不如回家卖红薯，我明白我仍没有找到答案。”三个排比段整齐而不呆板，结构严谨而不落俗套，开篇就展现了作者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由如优秀作文《横看成岭侧成峰》，最后一段是这样结束的：“创新是石，擦出星星之火；创新是火，点燃希望之灯；创新是灯，照亮前行之路；创新是路，引导我们前行！相信，横看成岭侧成峰，只有创新才不同，只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作者语言文采飞扬，排比句式使语意连贯延伸，归纳了全篇，深化了主旨，更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四是引用美。

谚语，诗词名句和中外名人名言，历来具有表达精练、含义深刻、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等特点。引用得好，往往有助于表达的精练和生动。在考场作文中若能恰当借用，必能使文章神采飞扬，意蕴深刻。借用名句主要有两种情况：局部引用和全篇引用：如作文《世界因多彩而精彩》中间一排是这样引用的：“‘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吟咏着徐志摩的佳句，我轻轻掀开文学神秘的面纱。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放，李商隐‘留得残荷听雨声的低沉，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旷达，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各有千秋。”一段之内五处引用诗词名句，既为文章增添了亮丽的色彩，也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和说理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文史知识的丰富和驾驭语言的功力。由如作文《问世间情为何物》，作者大胆引用台湾歌星姜育恒的《梅花三弄》主题曲的精美歌词，塑造了新形——四大美女形象，注入新内涵——各有其怨，对“情”字的理解丰富多彩，使文章既有时代气息，又有古典韵律之美。

五是反语美。

转折范文篇7

一是比喻美。

比喻是汉语运用最广泛、最普遍的一种修辞方法，也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方法，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广义的比喻即打比方，它是借两个事物的相似点进行类比。考场作文中要想使对象表现得更形象真切，更好地表达出对事物的爱憎和褒贬，更好地描绘出事物的内在特点，就必须靠形象化的比喻手法。文章中如果用了好的比喻，分数一定也会高出一个等级。如高考作文《尝试》，一位考生是这样开篇的：“尝试是什么？尝试是乌云蔽日时直上云霄的那只最勇敢的鸟；尝试是大浪迭起的海面上勇往直前的一叶扁舟。对于勇敢者，尝试是一条崭新的生活之路；对于弱者，那迫不得已的尝试是一座高筑的墙。十八个春秋，风风雨雨。回顾往事，我无悔无憾；展望未来，我信心百倍。我勇敢地面对生活，因为生活教会了我勇于尝试。”作者开始连用四个比喻，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它一出现，就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二是设问美。

设问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设问是无疑而问，自问自答。它的作用是提醒注意，引导思考；突出某些内容，使文章有变化，起波澜。如《转折》一文是这样开篇的：“有人说：转折意味着机遇。有人说：转折预示着挑战。/有人说：转折可以使你远离失败。/有人说：转折也许会让你距离成功更加遥远。/究竟什么是转折？/我问那串永不停歇地滴落的水滴，小水滴欢快地告诉我：‘转折就是那样一滴可以穿透一块坚石的水。’/我问山边那一树红梅，它笑笑说：‘转折就是严寒冰冻下朵朵鲜花绽放的那一刻，转折就是那突然而至的满树灿烂。’/路边的小草，你又能告诉我，什么是转折？枯黄的小草抬起头：‘转择就是我们告别枯黄、重新吐翠的时刻，就是不久将至的春天。’”作者借形象包孕抽象，意蕴深刻，令人回味。

三是排比美。

排比本是一种修辞方式，可是，一旦将这一语言样式扩大使用，就会使自己的语言收到绝好的修辞效果。适当运用排比，不仅可以增强语言的气势，更集中的表达某种意思或感情，而且可以造成结构形式的整齐美，增强文章的艺术美。用以叙述，则清晰深刻；用以描写，则形象生动；用以抒情，则情深意厚；用以说理，特别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鞭辟入里、理直气壮的强烈气氛。排比可用于句子和段落之间。如作文《多解的一个问题》开头三段是这样写的：“幸福是什么？//曾认为幸福便是拥有金钱，但我看到当一些人使尽浑身解数拼命挣钱而腰缠万贯，却发现世间还有许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时，我迷惘了。//曾认为幸福便是拥有美女，但我看到一些人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国色天香，待跪在美女裙下却发现美女也有衰老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幸福的答案。//曾认为幸福便是拥有权势，但当我看到一些人疏通官路、官位显赫时，发现当官不为民做主被百姓戳脊梁骨，不如回家卖红薯，我明白我仍没有找到答案。”三个排比段整齐而不呆板，结构严谨而不落俗套，开篇就展现了作者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由如优秀作文《横看成岭侧成峰》，最后一段是这样结束的：“创新是石，擦出星星之火；创新是火，点燃希望之灯；创新是灯，照亮前行之路；创新是路，引导我们前行！相信，横看成岭侧成峰，只有创新才不同，只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作者语言文采飞扬，排比句式使语意连贯延伸，归纳了全篇，深化了主旨，更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四是引用美。

谚语，诗词名句和中外名人名言，历来具有表达精练、含义深刻、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等特点。引用得好，往往有助于表达的精练和生动。在考场作文中若能恰当借用，必能使文章神采飞扬，意蕴深刻。借用名句主要有两种情况：局部引用和全篇引用：如作文《世界因多彩而精彩》中间一排是这样引用的：“‘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吟咏着徐志摩的佳句，我轻轻掀开文学神秘的面纱。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放，李商隐‘留得残荷听雨声的低沉，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旷达，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各有千秋。”一段之内五处引用诗词名句，既为文章增添了亮丽的色彩，也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和说理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文史知识的丰富和驾驭语言的功力。由如作文《问世间情为何物》，作者大胆引用台湾歌星姜育恒的《梅花三弄》主题曲的精美歌词，塑造了新形——四大美女形象，注入新内涵——各有其怨，对“情”字的理解丰富多彩，使文章既有时代气息，又有古典韵律之美。

五是反语美。

转折范文篇8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刘易斯转折点；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曲线

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出现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民工潮”现象。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使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迅速，为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2004年之初，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发达地区出现大范围“民工荒”现象，随后，“民工荒”开始由南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蔓延，内地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缺工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不断扩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结构转型。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72年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1979年又发表了《再论二元经济》，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模型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刘易斯模型，由于模式相同，人们合称其为刘易斯－费一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Model)。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即在第一个阶段，非熟练劳动者是充裕的，故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现代部门能在现有王资水平上得到它想要的全部劳动力。当传统部门的变化开始影响工资时为第一个转折点，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为短缺点(shortagepoint)，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开始转正，工人的工资水平逐渐提高，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开始争夺劳动力，推动现代部门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涨；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为商业化点(commercializationpoint)，此时经济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完全消失。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提出后在经济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由于他为发展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于1979年同舒尔茨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Todaro指出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他把预期收入引入二元经济理论，提出了Todaro模式。日本学者南进亮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提出了判断通过转折点的5个标准，认为日本1960年前后为刘易斯转折点，并对日本通过转折点的过程进行了研究。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于体制改革、政策、人口结构等因素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色，但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存在很大分歧。我国学者也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进行了大量研究。蔡防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市场发育、宏观经济周期、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建设等角度的观察与研究中，发现并论证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中国逐渐消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提供种种证据来论述在中国已到达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的阶段性变化。李月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张晓波等基于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蔡防等的观点引发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和国际机构认为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只能是短期的、暂时的，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例如樊纲)，主要的争论和分歧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是否短缺以及剩余劳动力空间的大小。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中国确已出现。

二、刘易斯转折点理论

从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实际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的变化可以说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劳动量(L)，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Q)。OW是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0S代表传统部门的平均实际收入。WN1Q1代表最初阶段的剩余，OWQ1L1L代表最初阶段支付的工资总额。由于现代部门把部分剩余投资于创造新的资本，资本存量增加并且使得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向右移动，达到N2Q2的水平，此时剩余和就业都增加了。现代部门继续投资推动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进一步移动到N3Q3，只要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现代部门就能够利用这种劳动力优势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Q4点(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此时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再为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在部门流动的机会成本增加，因此如果现代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会得到传统部门足够的劳动力供给。

日本学者南进亮指出刘易斯转折点模型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仅以非熟练劳动力为对象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熟练劳动力。类似于工程师、机械修理师、研究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劳动供给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有限的。

2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资本密集型部门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适用性是以二元结构存在为前提的。而现代部门又可以划分为劳动密集型部

Y1=a1+a2Lt[a]+a3(Lt[a])2+a4St+a5GFt+εt(1)

其中，Yt[a]、Lt[a]、St和GFt分别表示农业实际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播种面积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实际值的时间序列。得到估计模型(2)：

其中，εt为误差项，在方程(2)中播种面积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实际值的短期乘数都为正值，表明播种面积每增加1000公顷，农业实际总产值将增加0.47亿元；而财政的实际农业支出增加1亿元，农业实际总产值将增加2，64亿元。因此增加播种面积和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都能有效地提高农业产出。方程(2)可以求农业总产出曲线的极大值点，通过计算发现极大值点出现在2005年。进一步根据方程(2)计算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农业劳动平均产出，计算结果由表1给出。

由表1可以看出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变化与图2中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的变化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的人均实际工资与平均产出相对应，依然是一种分享式的工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在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已越过图2中的B点，达到P点。如果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将会影响农业的总产出，即劳动力的变化开始影响工资，则根据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定义，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应在2005年后出现。

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与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大批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截止2006年，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规模为1.32亿人，其中80％进入城市就业。然而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就业环境差，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进入公平流动阶段。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如开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21世纪以来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2010年初的调查显示，约四成企业用工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方面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社会地位得到基本尊重，工资增速加快。2003年以前，农民工工资水平在近10年时间基本没有变化，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2004年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已经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或者说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正在消失。由于农民工一般为非熟练工人，大多数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0.3％，其次是建筑业占17.1％，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供给问题。笔者分别使用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和从业人数，构建劳动力供给模型，模型形式为：

其中，w1表示平均实际工资，L1表示从业人员数。

1制造业劳动供给曲线

我国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主要源泉，是工业化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为我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是近年来劳动者工资不断提高，且制造业中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对劳动力工资的变化最敏感，因此本文分析制造业的供给曲线，来说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利用制造业2001-2008年的数据估计模型(3)，模型估计结果为：

其中，w和L分别表示制造业的人均实际工资(元)和全部从业人员(万人)。方程(4)中L的平方项为正，说明制造业劳动供给曲线也是凹的。图5是根据方程(4)计算的制造业供给曲线斜率曲线。由图5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斜率变化和建筑业类似，尤其从2004年以后曲线斜率增加较快。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迅速向上倾斜。

2建筑业劳动供给曲线

建筑业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业的发展空间也在上升。特别是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和扩大就业的过程中建筑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建筑业从业人数的增加。为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建筑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贡献。因此在我国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分析建筑业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有利于了解我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总体情况。

本文利用1999-2008年建筑业的数据估计模型(3)，估计结果为：

其中，W和L分别表示建筑业的人均实际工资(元)和全部从业人员(万人)，方程(5)中的平方项为正，说明建筑业劳动供给曲线是凹的，即与图6的形状一致，后期向上倾斜。图6是根据方程(4)计算的建筑业供给曲线斜率曲线，由图6可以看出1999-2000年建筑业供给曲线的斜率略微下降。反映在经典的供给曲线上为劳动供给曲线变得平坦，可见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说明这段时期内劳动力的供给是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流动具有盲目性。进入21世纪后，由于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对非熟练工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工资开始了缓慢的增长以吸引足够的工人。由图6中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建筑业的工资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够的工人，即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明显的向上倾斜。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但是城市当时的发展不足以吸收如此多的劳动力，并且由于农民工外出打工，背井离乡，没有保障，多数农民工的家庭负担较重，因此农民工的就业积极性特别高，即使厂商支付较低的工资，只要工资比在农村的收入高，并且能够弥补外出打工的其他成本，他们也愿意接受工作，而不是返乡或者是选择失业。随着我国摆脱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迅速发展，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转移的增速下降，2005年后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劳动力供给的增加需要靠增加工资来支撑，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开始影响工资。意味着2005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市场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短缺点)，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我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五、基尼系数与库兹涅茨曲线

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在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中，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理论”。库兹涅茨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基于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进行的。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库兹涅茨设计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农业部门，另一个是非农业部门，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结构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化产生的影响。这种分法实际上相当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虽然库兹涅茨分析的经济发展过程与刘易斯模型不尽相同，但是库兹涅茨接受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框架，因此，不管从理论上还是逻辑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的拐点应该出现在同一时期。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

1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由洛伦兹曲线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本文采用下梯形法，利用不同收入组的数据分别计算了各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农村为纯收入)的基尼系数。

城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从总收人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得到的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能够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是用从总收人中扣除税收、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后的收入计算得到的。

由于没有全国的居民收入水平分组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收集到的2002年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在全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93％是城镇居民，7％是农村居民；而在收入最低的10％人群中，城镇居民只占1.3％，农村居民占98.7％”。因此，本文将全国居民收入分为8个层次：首先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作为全国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然后将剩余人口分为6组，计算全国混合基尼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全国、城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都是在2005年前扩大，在2005年后开始缩小，即在2005年分别达到0.421和0.354，但是200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却又上升到0.445。农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是持续上升，2005年达到0.347后，略有下降，但是2008年农村基尼系数上升到0.349。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2-0.3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0.3-0.4为收入差距较大；0.4-0.5为收入差距很大；0.5以上则为收入差距悬殊。由此可见，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减小，但是2008年又达到0.445，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说明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农村的基尼系数处于上升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然而城镇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此时城镇和农村开始争夺劳动力，这恰恰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域。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总体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是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依然是我国的首要任务。

2城镇的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在图7中用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某些指标(通常为人均产值)，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则这一假说所揭示的关系呈倒U形，因而被命名为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化轨迹是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升，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转而下降，呈倒U型变化。库兹涅茨转折点就是收入分配开始改善的转折点。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分别利用城镇基尼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期间：2001-2008年)画出库兹涅茨曲线图形(如图8所示)。

从图8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2005年)达到峰值，虽然由于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城镇基尼系数有所上升，但整体仍保持下降趋势。2008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为0.445，说明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各个阶层的影响差距较大增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提高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报酬也有较大提高，促使中国城镇2005年后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这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的时期基本一致，从侧面说明我国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即二元经济发展第二阶段。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等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论证和检验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认为中国在2005年后确已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本文的结论是：

首先，由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在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说明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正在提高，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应在2005年后出现。

其次，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够的工人，即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说明我国劳动力从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意味着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最后，为了验证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认为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减小，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进一步从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2005年)达到峰值，并保持下降趋势。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已在2005年后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区域，这一阶段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标志着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进入了加速阶段。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收入分配公平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还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应加大实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转折范文篇9

1区域地质概况

库车前陆盆地是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一个重要构造单元，位于塔里木盆地与天山造山带交接部位，是一个叠置在二叠纪至三叠纪前陆盆地之上的新生代再生前陆盆地［1］，其中主要沉积了一套巨厚的陆相沉积。三叠系为湖泊相沉积，边缘为三角洲相，中部为深湖相,包括砂岩、暗色泥岩和煤层，厚460～2300m。侏罗系为湖泊－沼泽相沉积，底部为厚层砂岩，中部为煤系，顶部为褐色砂岩、砾岩，厚330～2200m。白垩系和第三系主要为巨厚的河流相沉积，包括棕色、褐色砂岩、泥岩。其中早第三纪库车前陆盆地的西部有短时海侵，下第三系在盆地西部为一套膏泥岩沉积。白垩系和第三系总厚2000～6000m。库车前陆盆地三叠系、侏罗系有成熟度适中、厚度大的腐植型生油岩，侏罗系煤系与下第三系膏泥岩是良好的区域性盖层，各岩系发育多套砂岩储层，多以原生孔隙为主，具有优良的储集条件。总之，库车前陆盆地是一个中生代的生油坳陷，具有多套生储盖组合，主要勘探目的层为白垩系、侏罗系和三叠系，其次为第三系。1952年开始勘探工作。1987年该油田因枯竭而废弃。1995年在大宛齐构造上见工业油气流。1997年底以来，先后在克拉2井、克拉3井、依南2井获高产工业油气流，使库车前陆盆地的勘探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库车前陆盆地的地表构造由北向南可以划分为7个构造带:Ⅰ.北部边缘冲断带；Ⅱ.东风背斜带；Ⅲ.北部背斜带；Ⅳ.拜城-阳霞向斜带；Ⅴ.南部背斜带；Ⅵ.西南雁列背斜带；Ⅶ.南缘剪切伸展构造带。这些构造带是新第三纪-第四纪统一的南北向水平挤压作用的产物，是库车再生前陆逆冲带由北向南渐次扩展的结果。

克拉苏构造带位于库车前陆盆地中部北侧，主要是根据地震剖面确定的地下构造，它对应着地表构造的东风背斜带、北部背斜带和拜城-阳霞向斜带。克拉苏构造带西起卡普沙良河西约15km，东至克孜勒努尔沟东侧15km，北起东风背斜带南侧向斜，南抵拜城-阳霞向斜带北部，即东经81°30′～83°29′和北纬41°50′～42°08′所圈定的范围。

2克拉苏构造带的构造特征

2.1克拉苏构造带的地面构造

克拉苏构造带的地面构造由南、北两个背斜带组成，北背斜带自西而东由库姆格列木背斜、巴什基奇克背斜和坎亚肯背斜构成。南背斜带自西而东由吐孜玛扎背斜、喀桑托开背斜、吉迪克背斜构成。上述各背斜均以N80°E左右的走向呈直线状延伸，其首尾相连或稍有错开，只有喀桑托开背斜的中段呈向南凸出的弧形（图1）。地表所见的这些背斜以断层传播褶皱（faultpropagationfold）［2］为主，其次为断层传播滑脱混生褶皱（hybridfaultpropagation/detachmentfold）［3］、滑脱褶皱（detachmentfold),还有少量断层转折褶皱（fault-bandfold）［4］。上述不同类型的褶皱在空间上相互转化。

库姆格列木背斜为一断层传播褶皱，中段和东段属于典型的断层传播滑脱混生褶皱。背斜核部断层构造发育，但背斜的东、西两个倾状端保存完整。背斜西段倾向北的陡倾逆断层,是由形成断层传播背斜的缓倾逆断层,从断层端线向背斜的前翼打开形成的正向突破断层。中段、东段倾向北的陡倾逆断层,是由形成断层传播滑脱混生背斜的缓倾逆断层，从断层端线或断坡上的某一点向背斜的后翼打开形成的反向突破断层（表1，图1，图2a）。

Fig.1SimplifiedstructuremapofKelasutectoniczone

1.逆断层；2.深部背斜；3.地表背斜；4.浅部正向、反向断层传播褶皱；

5.浅部断层转折褶皱；6.浅部滑脱褶皱；7.深部被动顶板双重构造；

8.深部断层转折褶皱；9.深部断层传播褶皱；10.浅部断层传播滑脱混生褶皱；

11.深部被动顶板双重构造和突发构造

巴什基奇克背斜是一典型的断层传播褶皱，南翼地层直立或高角度南倾，北翼地层向北缓倾。背斜轴部发育的北倾逆断层，是形成该断层传播褶皱的逆断层从断层端线向背斜前翼打开形成的突破断层（表1，图1，图2d）。

Fig.2StructuresectionofKelasutectoniczone

a.库姆格列木背斜东段剖图；b.坎亚肯背斜中段剖面图；c.喀桑托开背斜中段剖面图；

d.巴什基奇克背斜中段剖面图；e.吐孜玛扎背斜中段剖面图

坎亚肯背斜是巴什基奇克背斜的东延部分，总体上为一滑脱褶皱，但其西段为断层传播滑脱混生褶皱，反映了褶皱类型在空间上沿走向的转化。坎亚肯背斜核部发育的倾向南、倾角陡的逆断层是反冲断层，与巴什基奇克背斜核部发育的正向突破断层具有不同特征。尽管它们在走向上相连，但并非是一条断层。通过剖面研究推测坎亚肯背斜的滑脱层为侏罗系上部的泥岩或中部煤层，但西部较浅，东部较深（表1，图1，图2b）。

吐孜玛扎背斜是一个南翼陡倾、北翼缓倾的断层传播褶皱，背斜核部、向北陡倾的逆断层是由隐伏于地下的缓倾逆断层从断层端线（faulttip）向背斜核部打开的正向突破断层（图1，图2e）。由于强烈的挤压作用，使沿断层分布的下第三系膏泥岩组合发生底辟作用，形成盐穿刺构造，在背斜的东端甚至引起上盘第四系西域组地层的直立或倒转（表1）。

喀桑托开背斜西段是典型的断层传播滑脱混生褶皱，西端和中段皆为断层传播褶皱，东段为断层转折褶皱。背斜的中段发育规模较大的正向突破断层和和规模较小的反向突破断层，使背斜的中段有较大的位移量而呈向南凸出的弧形，形成断层传播褶皱（图2c），而背斜的西段由于运动受阻形成了典型的断层传播滑脱混生褶皱。东段因位移向南传递而形成断层转折褶皱（表1，图1）。

吉迪克背斜表现为向南逆冲的缓倾盲断层控制的断层转折褶皱。由地面出露的背斜平顶宽度以及两翼地层产状，结合地震剖面中所表现出的下盘断坡、上盘断坡反射特征，确定吉迪克背斜的地面构造是由发育于康村组底部或吉迪克组顶部的逆断层所形成的断层转折褶皱（表1，图1）。

2.2克拉苏构造带的地下构造

克拉苏构造带的地下构造是由被动顶板双重构造(passive-roofduplex)和相互叠置的断层转折褶皱构成的复杂构造带，从未出露地表。克拉苏构造带的地下构造为两个大型构造，即克拉苏背斜和巴深背斜。

2.2.1克拉苏背斜

克拉苏背斜的中、西段位于地面的北背斜带和南背斜带之间的向斜带之下，主要为被动顶板反向逆断层和一系列较大规模的台阶状逆断层构成的被动顶板双重构造（构造三角带）［5，6，7］，在克拉2井附近还发育突发构造（popup）［8］（图3，图4）。东段位于喀桑托开背斜、吉迪克背斜之下，主要为简单的断层转折褶皱或相互叠置的断层转折褶皱构成（图1，表1）。克拉苏背斜西段的台阶状逆断层F4—F7的断距（即F4、F5、F6、F7断距之和）为13.5～21.25km，背斜高度为5006～7148m，背斜顶部下第三系底的埋深为2362～4089m，其中有两个高点，一个高点在BC95198.5线上，埋深2362m，即克拉1井的构造高点，另一个高点在BC95179线上，埋深2562m，即克拉4构造高点。在BC95179线（图3）上，克拉苏背斜主要受断层F4、F5、F7控制，断层倾角28°～30°。F4下盘断坡切过下第三系下部、白垩系和侏罗系的上部，后断坪在侏罗系中部，中断坪在下第三系中，因受F5侵位变形而呈背形。F5和F7下盘断坡也切过下第三系下部、白垩系和侏罗系，F5的后断坪可能位于侏罗系的底部，F5受F7侵位而变形。在BC95198.5线上，克拉苏背斜受断层F4、F5、F6、F7控制，断层F4、F5倾角22°左右，下盘断坡切过下第三系的下部、白垩系和侏罗系。断层F6、F7倾角25°左右，下盘断坡切过的地层也为下第三系下部、白垩系和侏罗系。

图3BC95179线地震剖面解释图（位置见图1，地震剖面来自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

Fig.3GeologicalinterpretationofseismicprofileofBC95179(ForlocationseeFig.1SeismicprofilefromTarimPetroleumandDevelopmentBureau)

Q.第四系；N1k.上第三系康村组；N1j.上第三系吉迪克组；E.下第三系；K.白垩系；PreK.前白垩系；T5.上第三系康村组底界；T6.上第三系吉迪克组底界；T7.下第三系膏盐顶界；T8.下第三系膏盐底界；T8-2.白垩系底界；F0、F2、F12、F3、F4、F5、F7、F8为断层编号

克拉苏背斜中段的台阶状逆断层F4—F7的断距为12.75～15.25km，背斜高度为4185～5510m，背斜顶部下第三系底的埋深为3552～4198m，背斜高点在BC95226线和BC95230线上，埋深分别为3552m和3573m。在BC95230线，克拉苏背斜主要由逆断层F4、F5、F7（断层倾角28°左右）与反向逆断层F0所构成的被动顶板双重构造和断层F4与反向逆断层F24所构成的突发构造共同控制（图4）。

Fig.4GeologicalinterpretationofseismicprofileofBC95226(ForlocationseeFig.1)

Q.第四系；N2k.上第三系库车组；J.侏罗系；F42、F24、F34为断层编号，其它代号与图2相同

克拉苏背斜东段是由F4和F7所构成的断层转折褶皱（图1），断层下盘断坡切过下第三系下部、白垩系和侏罗系地层，倾角28°左右，断距较小（<10km），背斜隆升的高度也较小（<3500m）。

研究表明，断层断距、背斜高度及下第三系底界T8的埋深在走向上的差异较大，反映了其变形在走向上的不均匀性，背斜隆升的高度受断层的数量，断层倾角和断距的大小等因素共同控制。

2.2.2巴深背斜构造

巴深背斜构造是位于巴什基奇克背斜和坎亚肯背斜之下的深层构造（图1），从未出露地表。背斜西段是由向南逆冲的台阶状逆断层F2、F13和被动反向逆断层共同控制的断层传播褶皱和断层转折褶皱所组成。在测线BC95230线（图4）上，巴深背斜是由断层F2和被动反向逆断层所控制的断层传播褶皱。断层F2岩切了下第三系的下部、白垩系和侏罗系的顶部，断距近7km。背斜东段是向南逆冲的一系列台阶状逆断层F4、F5、F6、F7、F8和被动反向逆断层F0所组成的双重逆冲构造（图5）。这里背斜隆升很高，白垩系和部分侏罗系出露地表，阳霞组上部煤层反射面（T8-2″）可形成圈闭。

Fig.5GeologicalinterpretationofseismicprofileofDQ95226(ForlocationseeFig.1)

J2-3.中、上侏罗统；J1.下侏罗统；PreJ.前侏罗系；

T8-2″.下侏罗统阳霞组煤层的顶界；T.三叠系；

PreT.前三叠系;其它代号与图3、图4相同

克拉苏构造带是由浅部和深部两个层次的构造组成的，二者的构造特征不同，上、下不同层次的构造具有不一致性。浅部层次的构造主要表现为断层传播褶皱、断层传播滑脱混生褶皱。在变形较强的地段的断层传播褶皱前翼或后翼发育突破断层，出露于地表的断层都属于这类断层，它们的位移规模较小，走向上有时具有不连续性，即使在走向上相连的断层，也并非同一条断层，有的地段属于正向突破断层，有的地段则属于反向突破断层（如库姆格列木背斜核部的断层）。深部层次的构造主要表现为发育有被动顶板反向逆断层的双重逆冲构造、突发构造和断层转折褶皱，这些构造在走向上是相互转变的，不同地段的构造特征各不相同。形成深部克拉苏背斜的台阶状逆断层规模较大，但从未出露地表。背斜隆升的高度在走向上的不同地段差异较大，主要受断层的数量、断层的倾角、断距的大小及断层发育的层位等因素的共同控制。

3构造与油气分布的关系

前陆盆地是世界上油气资源最丰富的一种盆地类型，也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油气勘探与开发的地区之一。然而，由于前陆盆地的构造变形相当复杂，地震剖面质量较差，就全球前陆盆地的数目来说，油气勘探获得重大突破的也占少数，这就证明了前陆盆地的前陆逆冲带油气成藏具有其

特殊规律，必须把前陆盆地向前陆逆冲带演化的动态过程与供烃、运移、聚集成藏以及改造破坏相结合，找出构造与油气关系的实质。

3.1断裂是烃源岩排烃的有效机制

近年来的统计表明，烃源区烃源岩的断裂程度越高，盆地的油气丰度越高，说明了断裂作用对烃源岩排烃的促进作用。从烃源岩排烃机理上，断裂可以作为初次运移的有效通道，加强或提高烃源岩排烃效率［9］。克拉苏构造带形成于康村期（16.9Ma），直到西域期断裂仍在活动（图3），但断裂活动最强烈的的时期为库车期(5.3Ma)-西域期(2.5Ma)，而本区中生界烃源岩的生油高峰在上新世早期［9］，显然烃源岩的主生烃期与构造运动最强烈时期相匹配。

3.2断裂是油气运移的通道

克拉苏构造带的三叠系、侏罗系烃源岩自白垩系末期开始生油，渐新世末期进入生油高峰，上新世早期生油结束。可见生油时期与断裂开始活动的时间相匹配，克拉苏构造带的断裂应该是油气运移的良好通道。然而，油气的运移不仅仅受断裂活动与生油时期是否匹配的影响，而且还受断裂切过地层的岩性和断层倾角等因素的控制。

克拉苏构造带目前勘探的目的层主要是下第三系膏泥岩之下的下白垩统上部砂岩，在这套很

好的储层之下有巨厚的泥岩（>570m），就是说在三叠系、侏罗系生油层与储层之间有一套盖层。克拉苏构造带中被动顶板双重构造的断裂无疑切到了生油层，这些断裂可以作为油气运移的通道。但必须注意，与断裂作用相伴随的被动顶板双重构造的每一岩片都可以看作断层转折褶皱，其上盘断坡对油气的运移并非有利，特别是在储层与生油层之间存在巨厚泥岩盖层的情况下(图6)。当断层倾角较陡时（≥30°），断坡处断层切层特征显著，断层在泥岩中的路径较短，有利于油气在断层中的运移。而当断裂倾角较缓时（≤20°），断坡处断层切层特征不明显，断层在泥岩中的路径较长，加上泥岩本身的封堵性较好，对油气的运移就十分不利。由地震剖面解释发现。克拉苏构造带的西段（BC95179线，克拉4井附近）、中段（BC95226线，克拉2井附近）和东段（DQ95183线，克拉3井附近）断层的倾角较大（30°±）（图3,4），而中西段（BC95198.5线，BC94195线，克拉1井，克参1井附近）断层的倾角较小(20°±)。克拉苏构造带中段克拉2井附近比东段、西段多了构成突发构造的断层F24、F34（图4），它们是重要的导油构造，主要储层下白垩统上部砂岩的气测显示良好，气层厚度达几百m，已成为我国少有的大型天然气田，所以克拉苏构造带的?卸伪榷魏臀鞫胃欣K淙豢死?井也打到了工业油气流，但主要储层下白垩统上部砂岩的油气显示并不好，工业气流主要产在这套砂岩与下第三系膏泥岩之间的钙质砾岩和膏泥岩的粉砂岩夹层中，证实了克拉苏构造带的某些地段导油通道并不十分畅通，这也给予了我们新的启示，下一步不仅继续勘探下第三系膏泥岩之下的下白垩统上部储层，而且应该把目光转移到下白垩统厚层泥岩之下的侏罗系储层中，寻找自生自储型油气藏。

图6克拉苏构造带油气运移示意图

Fig.6SketchmapofhydrocarbonmigrationinKelasutectoniczone

E.下第三系膏泥岩；K11.下白垩统上部砂岩；

K21.下白垩统下部泥岩；J.侏罗系烃源岩、砂岩和煤系地层

3.3断层相关褶皱是最有利的构造圈闭

前陆盆地内的主要圈闭有构造圈闭、地层圈闭、岩性圈闭和混合圈闭［8］。但断层相关褶皱圈闭是前陆盆地内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圈闭。克拉苏构造带的地下构造主要是被动顶板双重构造和断层转折褶皱，其生储盖组合齐全，导油构造发育，构成了本区最有利的圈闭。被动顶板双重构造由多个岩片组成，每个岩片都可以形成独立的圈闭。

3.4突破断层对油气藏的破坏作用

克拉苏构造带的地表构造主要为断层传播褶皱、断层传播滑脱混生褶皱和滑脱褶皱，这些褶皱的突破断层非常发育，现在地表出露的断层都属于这种类型。突破断层使上述断层相关褶皱形成的构造圈闭中发育的油气资源遭到破坏。目前地表出露的大量油苗就是最好的证明。

基金项目：本文由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96111010104）和“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补充专题（96111补21）共同资助

参考文献

1LuH,HowellDG,JiaD,etal.RejuvenationoftheKuqaforelandbasin,northernflankoftheTarimbasin,NorthernChina.InternationalGeologyReview,1994,36:1151～1158

2SuppeJ.Geometryandkinematicsoffaultpropagationfolding.EclogaeGeologicalHelvetiae,1983,83(3):409～454

3MarrettR,BenthamP.Geometricanalysisofhybridfaultpropagation/detachmentfolds.JournalofStructuralGeology,1997,19(3,4):243～248

4SuppeJ.Geometryandkinematicsoffaultbandfolding.AmericanJournalofScience,1983，283:684～721

5BanksCJ,WarburtonJ.“passiveroof”duplexgeometryinfrontalstructuresoftheKirtharandSulaimanmountainbelts,Pakistan.JournalofStructuralGeology,1986,8(3,4):229～237

6JonesPB.Trianglezonegeometry,terminologyandkinematics.BulletinofCanadianPetroleumGeology,1996,44(2):139

7CouzensBA.Thecontrolofmechanicalstratigraphyontheformationoftrianglezones.BulletinofCanadianPetroleumGeology,1996,44(2):165

转折范文篇10

1研究方法

1．1阳城县经济发展状况阳城县位于中国福建省东南沿海，是福建省经济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阳城县工业发展迅猛，其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GDP总量连续10年居全省首位。其中1991年－1998年为加速发展期，阳城县GDP总量平均年增长112.08亿元，人均GDP平均年增长1697元;1999年－2002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阳城县经济增长有所下滑，处于短暂的过渡期，GDP总量平均增长89.8亿元，人均GDP平均年增长856元;2002年以后在城市工业化建设的推动下，阳城县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期，GDP总量平均年增长247.04亿元，人均GDP平均年增长3032元。从总体上看，阳城县GDP总量增长进程与人均GDP增长进程基本保持一致。阳城县因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导致环境质量发生变化，鉴于该情况，环境指标选取反映环境污染排放水平的流量指标，包括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COD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等。经济增长指标选取阳城县GDP总量和人均GDP，时段上选择1991年－2008年，表1所有数据均来自《福建省社会与经济统计年鉴》和《阳城县环境状况公报》。

1．2计量模型的建立按照倒U型EKC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公式为［14］:y=a+bx+cx2。从阳城县统计得到的数据来看，除了工业COD排放量以外，其余指标的倒U型的EKC特征并不明显，其散点图都呈N型，即由倒“U”形曲线和“U”形曲线组成的EKC模型。由此可见，阳城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曲线与标准的倒U型EKC曲线不太吻合，它既有三次曲线，也有二次曲线。因此根据图形存在拐点的形状和Madhusu-dan的经验公式［15］，为深入分析。

2结果分析

2．1模型分析(见表2)由人均GDP污染物排放量模型可见，曲线模型均为三次方程，不同环境指标的相关系数R2均大于0.7，说明阳城县人均GDP与主要污染物曲线拟合度较好，F检验值显示各回归方程总体上是显著的，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较充分的解释意义。从各种工业污染物的EKC轨迹分析来看，只有工业COD排放量符合倒U形分布，其转折点大约出现在人均GDP13225元处，对应时间为1998年，这一时期达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最高点。此后工业COD排放量虽然有所回升，但总体上有所控制。其他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曲线与传统的EKC曲线不太吻合。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SO2排放量呈现倒N型(U+倒U型)波动的EKC特征，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污染量并非必然经历一段时间的上升后逐渐下降，还会出现反复。经过观察，发现阳城县废水排放量和工业SO2排放量曲线的两个转折点出现情况一致，它们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人均GDP约为5000～7000元，理论计算值为6294元，对应时间为1994年，这一时期出现了正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低谷。此后，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工业废水和工业SO2排放形式进一步恶化;工业废水和工业SO2曲线的第二个转折点大约出现在人均GDP29000～31000元之间，其理论值为29664元，即在2007年出现了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值，此后呈下降趋势。但是由于收集数量有限，样本数较少，可能当时间序列更长时，EKC曲线所反映的转变趋势才会显现出来。另外，工业固废产生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随人均GDP的增加处于上升阶段，近似于倒U形EKC的左半部分，尚未到达转折点。综合判断，阳城县的EKC曲线不具有典型的倒“U”形特征。

2．2结果解释许多学者在研究本地区的环境经济耦合关系时发现，经济增长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因素可分为技术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和政策因素［16－19］。通过研究阳城县的发展状况可以证明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十几年来阳城县采取提高主要污染物的处理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实行污染源集中控制政策和出台环境意见性文件等措施改善阳城县环境质量，取得了一定成效，形成了当今阳城县污染物的EKC模型。

2．2．1技术因素阳城县1991年－1998年GDP平稳增长，1998年以后由于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泉州GDP经过短暂的过渡之后迅速增长。这期间经济规模增长对污染增加的贡献十分明显，但由于阳城县污染物处理技术水平提高，综合起来，污染排放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相比较为缓和(见图7)。例如1991年－2008年间，阳城县工业产值虽然增长了44倍，但是阳城县工业废水的排放达标率逐年提高，2008年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只是1991年的0.184。但从2003年以后，由于经济总量增加，三产结构趋于稳定，万元GDP污染物排放量变化不大，污染物总量增加较快，排放进入了强污染阶段，这可能是和污染物处理设施落后、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低有关。

2．2．2产业结构因素从阳城县产业结构变化情况(见图8)来看，阳城县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从1991年的27.81%减少到2008年的4.4%;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第二产业比重从45.12%上升到59.4%，第三产业比重从27.07%上升到36.2%。这种态势符合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特征，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从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所占比例来看，阳城县的第二产业比重已经突破了50%，说明工业已经取代农业占据了阳城县经济主导地位。与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第三产业的发展较缓慢，从1998年开始，第三产业经济比重停滞不前，甚至还出现比重下滑的情况。从工业内部产值分析，1999年轻工业产值为232.5亿元，重工业产值127.2亿元，轻重工业产值比为1．8∶1，2008年轻工业产值为2670.77亿元，重工业产值为1594.61亿元，轻重工业产值比为1.67∶1。轻工业产值比重呈下降趋势，重工业产值比重呈上升趋势。从阳城县产业集群分析，阳城县工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晋江鞋业、晋江服装、石狮服装、安溪茶叶、德化陶瓷、南安水暖、惠安石雕、泉港石化［20］。这些产业都属于高污染高能耗行业。从泉州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指数来看，2000年晋江为130.5，石狮为116.6，安溪为112.5，南安为137.8，惠安为125.3，德化为120.3［21］。2008年晋江为118.4，石狮为124.3，安溪为145.8，南安为129.8，惠安为129.7，德化为118.6［22］。晋江、石狮服装产业有所增加，安溪制茶产业大幅提高，惠安石雕和泉港石化产业略有提高，德化陶瓷业有所下滑。总体来说，阳城县以陶瓷行业为主的旧式污染源在减少，以服装制作、石化加工等新式污染源逐渐成为污染物的主要排污口。因此“三废”污染物排放没有减少。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阳城县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开始改变，但结构性的失调没有根本改变，主要表现在传统行业比重大，新兴行业相对不足;劳动密集型行业多，相对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且基本低于2%;金融保险、房地产、科学研究等新兴行业所占比重偏低。综合分析，虽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出现了工业产值偏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等污染小的产业比重偏低的情况，因此阳城县只有工业COD排放量初步达到拐点，废水排放和工业SO2排放量出现反复，工业固体产生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依然上升。

2．2．3政策因素积极的环境政策有利于污染物的转折点提前实现。从1992年以来，阳城县政府探索实施污水集中处理和统一监管、污水处理产业化运作和专业化运营，建立了电镀、漂染、制革等10个工业污染集中控制区，以集中控制和治理污染。1999年，阳城县总共投资40760万元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777个;到2008年，阳城县总共投资10.2亿元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77个，整治项目有序推进，污水处理能力从3.6万吨/日提高到5.2万吨/日。除了实行国家环保法规和福建省环保法规外，阳城县还不断的出台适合泉州环保工作的意见性文件。这些积极的环境政策都使阳城县的工业废水、工业COD和工业SO2排放能够暂时达到转折点。但是近年来阳城县的污染控制政策只是针对工业COD和工业SO2，对工业固废产生和工业废气排放控制力度不足，“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工业固废和废气排放迟迟没有达到转折点。

3结论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