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范文10篇

转轨范文篇1

一、对转轨效益评价的方法论思考

转轨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一是由于经济学界对转轨的准备不足，而转轨的迅速推进又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立即做出反应，薄弱的沉淀产生的自然是经不起检验的理论；而且经济学家们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大多采用当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然而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其产生的土壤和服务的对象都是当代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转轨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变迁。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转轨国家经济实绩和理论预期的巨大背离，其所引起的广泛困惑使人们对曾经极受尊崇的转轨经济学分析范式产生了怀疑。

经典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共同缺陷是都或多或少受到其理论基础局限性的影响，忽视转轨国家具体情况和转轨实践的历史特殊性，强调现象层面和具体特征，而忽视了对转轨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理论和现实间的巨大鸿沟使传统的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越来越难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指导，转轨效益评价的合理性成为缘木求鱼。

2004年5月，基于国际主流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宣传和认可（Ramo，2004），“北京共识”问世，提出：对于转轨国家，不仅要解决体制问题，更要解决发展问题，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对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似乎预示转轨经济学在分析范式上要产生新的突破。[1]（P16-24“）北京共识”的内核实际上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出发，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究。“北京共识”实际上强调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即从本国的现有基础条件出发，“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政策试行中的实际效果确定政策的可推广性，在改革中不断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法，以保证转轨效益为前提，以生产发展，人民满意为目标，“小步快走”式的进行转轨。

中国学者根据本国国情研究了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收益”问题，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学界对转轨经济学研究所做出的独创性贡献。转轨过程中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的区别、转轨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则、转轨过程中收益的存在都体现了这种研究的深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被用于转轨过程的考查时，研究者发现节约成本和扩大收益的原因不仅来自转轨，同时还受到既有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约束。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都隐含着发展水平对转轨速度、路径的制约。

从制度变迁的时间和过程的角度，可以将转轨成本分为“准备阶段成本”、“过渡阶段成本”和“完善阶段成本”，类似地还可以把转轨成本分为“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实际上这种划分角度存在着和传统转轨经济学范式相似的学理问题。因此，更为有意义的一种区分是从成本发生原因及特点的角度将其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实施成本是指制度变迁开始后由“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和“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是完成旧制度下各种经济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规范组织间关系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习惯等向新制度过度所必需的设计、创新、磨合过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即实施新制度的交易成本；而摩擦成本被理解为由于制度变迁对微观上个人效用影响的非帕累托性质造成的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重新划分而带来的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的抵触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非经济领域的混乱、动荡、恶性竞争影响到生产过程所引起的损失。

对转轨成本概念存在狭义和广义的解释。狭义的理解强调成本即国民收入的损失。对转轨成本的广义理解既包括上述国民收入的损失，也包括诸如社会成员的抱怨、消极怠工、社会动乱、战争等造成的社会成员利益和福利的损失。对转轨收益的考察也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看转轨进程开启之后至某一时点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程度即新制度可能产生的能力行为；二是看到达某一时点的转轨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业绩。实际上，不同的理解并不影响“成本——收益”法对转轨效益评价的实质，即：转轨效益=转轨收益—转轨成本。

但是转轨效益评价中的“成本——收益”法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是制度构建完善程度和社会不满程度对制度的破坏性等指标难以度量，容易引起争议，并且目标制度模式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二是经济实绩等指标虽然容易度量，但却也不一定能说明问题，因为这种指标无法表明转轨中各国所面对的初始条件的差异性，也无法表明转轨效益的长期趋势，结果往往是对不同类型的转轨国家做出了不恰当的分类比较，得出的自然只能是不恰当的结论。只有当从发生学角度引申出的“成本——收益”法与“北京共识”的内核相结合，即充分考虑初始条件差异对“成本——收益”的事前决定，才可能对转轨效益做出较为科学的评价。

二、转轨方式的可选择性与转轨效益的差异

所有转轨国家在转轨路径的选择上都要受到经济和政治初始条件的约束。在经济上所要面对的实际上都无外乎三大问题：宏观经济稳定化，市场运行自由化，产权结构私有化。在政治上则要面对转轨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转轨前，以中国和苏联为例，各国的初始条件的差异是很大的。

所以，转轨效益的一部分是由转轨的初始条件事前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转轨的最终结果也是路径锁定的，对同样的改革任务若运用不同的具体操作手段，仍会在接近条件下使转轨效益产生差异。

假定社会生产两种产品X（其他消费品）和Y（重工业产品），转轨中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短期不变，在长期可能因为新制度的效率不同而发生内生的变化，消费者偏好不变。曲线PQ是转轨起点期的技术生产可能性边界，边界的斜率是放弃X生产Y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可能性曲线也是产品转换曲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产权的最终所有者是虚置的，政府代行所有权，对企业的控制的特点是官僚利益本位（满足政府的非经济性效用要求）和计划刚性的（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生产者和经营者没有能力和动力按照市场的需要调整生产（企业独立改善生产结构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收益）。假定S点代表符合官僚集团利益偏好的生产结构，由于经过结构性生产可能边界上S点的消费者无差异曲线u’低于曲线u，所以S点显然代表的是一种不合理的生产结构，而这又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紧密相关的，所以结构性边界内陷于技术性边界和苏东等国的经济增长在转轨前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了经济领域的交易成本，使有些本可能获益的交易无法进行，制度的不合理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此时的社会生产函数是：

Y=f（K,L，A……）e-u（u≥0）其中Y为实际产出量，f（K，L，A……）为技术边界生产函数，K，L，A……分别为资本，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等生产要素，0≤e-u≤1反映制度原因造成的生产无效率，结构性的实际产出量总是在f（K，L，A……）的下方。

转轨的短期经济目的是通过改革价格机制和产权结构，放松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通过引入竞争优化生产结构，使社会总产量由S增长到M,此时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与生产者的产品转换曲线在M点相切，边际产品转换率与边际替代率相等，社会生产实现帕累托最优，即实现转轨的水平效应。转轨的长期目的是基于：合理的转轨制度变迁会带来转轨效益(租金），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因素，促进社会知识存量和资源禀赋的积累，使技术生产可能性曲线沿PQ外移（如图中虚线所示），即实现转轨的增长效应。S/表示改革前中国的生产状况，由于中国实行的命令经济其效率要低于严格的计划经济，因此中国在转轨初期可以通过加强计划和发展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经济的增长。

对于苏东等国，经济已经高度工业化和存在大量比较劣势产业的现实决定了在经济上只能先进行存量改革，此时市场制度安排的差异会把转轨经济引入两条相反的发展路径。原有的制度越是牢固，将其打破所付出的成本一般说来也就越大，由于经济运行和生产的链条被打断，苏东各国的生产水平短期内都会退化到图2.1中N点的水平，问题是生产由S退化到N的原因不同，部分转轨国家是因为新制度的低效率而形成了新的更加无效的结构性边界P/Q/，在生产函数上短期表现为f（K，L，A……）不变，而u变大，即e-u变小，长期看会内生的降低技术性边界f（K，L，A……）；部分国家是由于短期内转轨中制度变迁成本大于收益，如果新的制度有效率，在适应过程结束后可容易的达到M点，在生产函数上短期表现为f（K，L，A……）不变，而u先变大后变小，即e-u先变小后变大，在长期，制度效率的改善会引发技术性边界f（K，L，A……）内生的提高。

实际上，在建立起市场制度的同时，保证国民经济不受大的波动既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关键看能否通过合适的具体政策操作手段，利用好存量生产能力。俄罗斯在转轨初期由于陷入了权贵式转轨的泥潭，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原有存量成了寡头们分赃的对象，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力，存量生产能力大为下降，普京上台后，放弃了“休克”政策，采用了“治疗”策略，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恢复，2004年GDP已达到了转轨前90%左右的水平。（P31-40）而中国的国有资产的改革则采取了反复试点，逐步推进的方式，维护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如果说中国和俄罗斯应为初始条件的巨大差异而使这种比较有所缺憾的话，那么若不是因为各国不同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导致了转轨中市场经济体制在效率上的差异的话，就无法解释初始条件相似的中东欧国家中为何也会有波兰，匈牙利等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者，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经济恢复和发展较慢者。

三、效率改善与发展模式转型

正如前文所述，转轨是各国迫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困难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只要能够利用好存量生产能力就能够使国民经济在短期内恢复到较高水平。但实际的转轨进程中的任务却要比这复杂的多，转轨前的社会主义工业中的很多部门都是粗放型增长的模式，效率低下，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比较劣势。前社会主义国家既需要通过制度重构打破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约束，也需要建立起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改变在国家间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体制转轨是阶段性的，而发展转型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应该将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与否作为评价转轨效益的参照。能否通过转轨实现新的经济体制的高效率，对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经济的恢复与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德布鲁（1951）将经济中的效率损失分解为三个因素：

（1）由于尚未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发生的效用水平不足，这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肯定不会发生，实际上经常出现的反而是资源的过量且低效的利用；

（2）生产单位内部由于“技术无效率”而发生的效用水平的不足；

（3）由于经济组织的“配置无效率”而发生的效用水平的不足。后面二者可以归结为生产的结构性无效率的两个方面，越是计划经济或是寡头垄断经济，越容易出现这种状况。转轨过程中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动因在于首先实现“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改善，从长远看，这才是保证转轨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以，发展模式转型程度与转轨效益的对应关系可以转化为结构性效率改善程度与转轨效益评价的正相关性。为了方便量化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转轨效益，本文以转轨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即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的依次更替，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即产业结构内部质量的提高这两个指标的变迁趋势作为转轨长期效益的预测标准。其依据是：

首先，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基础是生产结构性效率的改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市场交易充分自由，即配置效率改善，和企业生产充分自主，即在技术效率改善的前提下，产业结构才可能在“无形的手”的调节下根据价值规律不断升级。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作为经济体制结构性效率变化情况的一种测度。

其次，产业结构的改变实际上也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用来考查转轨国家在经济转轨政策上的有效性。

最后，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看，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过程。对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应该与发展模式的转型同步。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劳动力结构的高级化方面进展尤其明显。而俄罗斯由于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产业结构的初始条件要远远优于中国，但在转轨过程中劳动力结构优化的同时，GDP贡献率结构却出现了恶化。

产业结构优化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工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加工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技术相对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2002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10.19%。第三产业在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内部结构也表现出明显的升级迹象。传统第三产业的代表部门：交通运输、仓储业绩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到了2002年的34.8%；而新兴第三产业的代表部门：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侧上涨到了2002年的29.6%。

反观俄罗斯，转轨以来虽然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上总体来说略有进展，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反而出现了倒退，特别是三次产业内部结构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第一产业，作为俄罗斯农业的两大主要生产部门，转轨以来种植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而畜牧业产值比重则不断下降，由40：60变为55：45。在第二产业内部，基础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快于加工工业部门，原材料部门的增长比加工部门高0.5到1倍，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在第三产业内部，商业、公共饮食服务业发展较快，而高新技术服务发展相对滞后。

所以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考察，中国在转轨中产业升级上的成就都要远远大于俄罗斯。

因此实证检验的结果很明显，如果认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效率改善程度正相关的话，那么中国在转轨中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效率的改善程度要远高于俄罗斯。这一结论也和常识性的认识相符，据世界银行（1998）测算，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说明转轨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是明显存在的。

四、结论

“转轨不是赛马，成功的标志不是谁先冲过终点”（科尔奈，2003）。转轨的是迫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但一直到1999年东欧27个国家和独联体(CIS)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1989年——转轨开始前水平的3/4，俄罗斯1997年比1989年GDP减少了近一半，经济不平等却增加了两倍。1988年中国的GDP只有俄罗斯的一半，而十年后俄罗斯的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同一时期，中国的贫困率降低了30%，俄罗斯的贫困率却上升了20%以上。

转轨范文篇2

回首上半年，我感慨万千。虽然腾龙建材因市场、价格等客观原因没有取得理想的效益，但我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也获得了相应的收获：企业的内部管理不断的加强；各项消耗费用不断的下降；销售陈欠款不断的压降……。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家的宏观政策，市场不稳定因素的增多，腾龙受到了新的挑战。为了冲破企业发展的极限，居安思危，持续发展，腾龙就必须加快转轨改制。 首先，我对这次公司转轨改制表个态：我全力支持改制、参与改制、投身改制，服从安排，无论干任何工作对自身做到“五个增强”：

一、增强自身加快发展的原动力。在工作中做到“三防三树”，一防自满情绪，树立继续奋进的思想；二防畏难情绪，树立敢为人先的思想；三防工作上过得去的情绪，树立争创一流的思想。

二、增强自身开拓的创造力。一是观念创新。向董事长学习，用全新的思维，全局的眼光，对公司做全面的思考。二是思路创新。围绕运行、管理、效益，增新思路，加快发展。三是方法创新。以变应变，不断地研究市场对策，找出企业发展的新方法。

三、增强自身真抓实干的战斗力。一是讲实情况。根据实情办事。二是出新点子。及时向领导回报有益腾龙发展的好方法、好看法。三是提好建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为腾龙谋发展。四是严把关口。严把分管工作的消耗关、指标关、效益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增强自身维护团结的凝聚力。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违反原则。二是多通气交流，不随便猜疑。三是坚持公正办事，不因人而异。四是以诚相待，不阳奉阴违。五是相互支持配合，不分工分家。做到对外一张脸、一个声音、一个形象，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转轨范文篇3

行政垄断从形式上主要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与地区性行政垄断，也就是通常说的“条条分割”和“块块分割”。行业性行政垄断主要是政府为保护特定的行业及其经济利益而实施的专营，意在排斥和限制潜在进入者参与竞争；地区性行政垄断则是地方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限制产品、技术和劳务的自由流动。从本质上讲，行政垄断是将市场排斥在外，阻碍“无形之手”发挥作用，而以公共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来配置资源。作为转轨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行政垄断主要依靠公共权力来获取产业的独占地位或达到区域市场封锁的目的。行政垄断易造成资源配置低效、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诸多问题，且直接影响完善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形成，因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行政垄断的形成可能跟历史因素和体制遗留问题有关，但其得以延续和存在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其内部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现阶段的行政垄断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通过梳理有关行政垄断成因的文献，主要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两个方面，系统探讨国家理论和政府角色，并重点剖析转轨经济中的政府的双重角色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两种偏离。基于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偏离的分析框架，分别对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方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予以经验解释，提出有关行政垄断改革的路径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由于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形成原因和运行机制有着较大差异，所以我们对两方面的文献分别进行梳理。对行业性行政垄断的探讨，学者们大多将政府机构假设为经济人，作为独立的利益集团与垄断厂商进行博弈的经济角度进行解释。于华阳、于良春（2008）把行政垄断定义为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下特定的制度安排，并从制度需求和供给的视角，对行政垄断形成根源与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张伟、于良春（2010）构建了规制机构与垄断厂商间的重复博弈模型以分析行业行政垄断产生及维持机制，如果规制机构更多考虑经济增长、规制机构与垄断厂商间存在旋转门以及规制权力相对集中的条件下，无论垄断厂商具备何种产权性质，厂商主动型行政垄断都有可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出现。对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成因的争论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于良春，2011）、政治激励（周黎安，2004）、政府职能几个方面。于良春等（2011）认为，地区性行政垄断形成的原因不在于政府竞争本身，而在于现行的政府竞争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缺陷，现行财税制度下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财政支出不透明使得地方政府间的同质性较差，竞争的起点不公平，是导致地区性行政垄断的重要的现实原因。周黎安（2004）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博弈入手，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认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和失位是导致行政垄断出现的原因之一。现有文献对行业性和地方性行政垄断成因的解释，主要局限于规制经济学的框架内，基于对政府角色单一假设基础上，围绕利益集团、设租抽租、政治均衡等核心概念进行的，缺乏对政府角色的分析，忽视了政府同时具有仁慈、自私、公正的多重性格。下面我们拟对国家理论和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进行深入探讨，并以此为框架来分析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

三、国家理论与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有关国家和政府的论题向来就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再到布坎南《公共财政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们一直都试图回答“国家何以出现”、“什么是好的国家制度”、“政府的职能边界在哪里”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下面我们对国家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分析转轨经济中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

1．有关国家的理论分析。有关国家起源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契约理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无政府的状态下，会陷入“霍布斯丛林”状态中，人们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自愿订立契约而产生国家。一种是暴力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国家的产生是暴力统治集团追求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结果。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1994）认为无论是契约理论还是暴力理论，对国家起源的解释都是片面的。契约理论只是从最初的收益着眼，解释了“缔约的最初收益”，但并没有深入分析缔约后国家为何得以延续和维持，而且该理论的隐含假设是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是相当的，可以进行平等而公正的博弈，这种假设在很多社会中是不合适的，因为较强的利益集团比较弱的利益集团有更大的话语权，他们之间的博弈并非公平的。暴力理论则过分夸大了统治集团的能力，而忽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被统治集团也并非处于完全没有话语权的被奴役地位，他们可以通过斗争来获取自己的部分利益，民众及统治集团的替代者对在位者也是一种制约关系。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两种国家起源理论的基础上，诺斯提出了国家的“暴力潜能”分配论，认为国家同时具有契约和暴力的两重属性：国家一方面是最大的、合法的暴力垄断者，另一方面又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虽然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局限，但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且存在着缺陷。黄少安（1999）认为，诺斯揭示的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悖论”。首先，国家攫取最大化租金和最大化产出的产权结构两个目标并非不可调和，所谓的“持久的冲突”只是意味着两个目标存在着矛盾，需要权衡和调整以达到均衡。其次，两个目标基本是统一的，只是一个为直接利益，一个为间接利益，虽然国家经常放弃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但也并非总是这样做。在多数情况下，国家会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均衡，使垄断租金与国家税收的边际相等。

2．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分析。国家是一个虚拟的共同体，它的权力是需要由有组织的政府代表社会行使的，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调控和干预，政府的经济职能只是政府众多职能的一部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初衷和目的是培育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有效竞争市场的形成。然而，由于政府干预经济具有不可避免的内生缺陷：一方面，政府可以充当维持公共秩序，供给公共品的“扶持之手”，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滥用公共权力，满足自身利益，成为掠夺公共财富的“掠夺之手”（纪志耿、黄婧，2011），使得“市场失灵的政治化不可能产生福利经济学家们推崇的那种理想的矫正效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在现实中频频出现是否因政府的缺位、越位和错位导致？这与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有无联系？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对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进行分析。处于转轨时期政府的角色是双重的。首先，经济转轨并非简单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被改革的客体。改革会削弱政府的权力范围和强度，但政策推行和贯彻又要依靠权力来进行。值得探讨的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政府是否会进行对社会公共利益有益的改革，是否会推行和实施将削弱自身权力的改革政策？其次，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主体，也会通过产权经营追求收益。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出现时，国有产权不仅为政府行使职能提供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而且还赋予了政府完全不同于产权第三方的经济职能。当政府既是国有产权主体又是公共权力主体时，很难保证政府不用权力去谋取产权上的收益，形成与民争利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能否保持中立，维护公平，促进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汪彤，2010）？经济政治秩序的结构具有合法性，这意味着自愿默许国家的强制，但并不认为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和仁慈的。政府有强权在手，同时起到“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双重角色，它既不是纯粹自利的“经济人”，也不是服务大众的“道德人”，而是相机抉择的“社会人”———政府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政府目标的多元化。政府出于自身权力和利益考虑而作出的不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决议，是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的第一种偏离，我们称之为“政策性偏离”。政府只是一个虚拟的权力主体，真正代替政府执行各项权利的则是政府各级部门，而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最终需要一批政府官员来具体执行，所以，官员个体的行为可看做是微观层面的政府行为。遗憾的是，虽然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体和代表者，而政府官员却是自私理性的经济人。霍布斯指出，政府官员“在政治身份方面虽然留意谋求公共利益，但他会同样或更多地留意谋求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属和亲友的私人利益。在大多数情形下，当公私利益冲突时，他会首先顾及个人利益，因为人们感情的力量一般来说比理智更为强大”。卢梭的“三意志论”同样也认为，“政府每个成员都首先是他自己本人，然后才是行政官，再然后才是公民”。可见，政府的意志又不是简单的经济人意志的加总，而是精英阶层的集体意志的体现。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行为会导致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的第二种偏离，我们称之为“行为性偏离”。转轨经济中的政府作为推动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政策的制定原则和执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而政府的态度则是其对社会公共利益与自身特殊利益的权衡的结果。政府会在不同时期根据自身的需要调整社会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使得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调整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偏颇和越位，政府的此类行为就成为行政垄断的主要来源。

四、转轨经济中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分析

我们通过对国家理论和政府角色的分析，认为转轨经济中行政垄断来源于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两种偏离。第一种偏离是政府具有双重角色，制定出明显偏向于自身利益集团政策的情况，第二种偏离是在政府政策并无偏颇的时候，政府职能的人———各级官员———由于自利性行为而使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对公共利益的偏离。政府行为的政策偏离是政府意志和公共意志的偏离，构成行业性行政垄断的主要原因；行为偏离是政府意志与政府官员意志的偏离，构成地方性行政垄断的主要原因。

1．行业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行业性行政垄断实质上是一种行政腐败，是政府与特定行业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林江，2011）。现实中，垄断性的行业并非竞争的产物，而是政府运用权力进行伪规制的结果，其实施主体是政府或其各级规制机构，即便是在一些特殊的垄断型行业中进行改革，也并未形成真正的市场，而是产生了一种“伪市场”现象（高华云，2012）。我们拟结合政府角色和多重目标，建立相关模型来分析行业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建模之前我们需要澄清的问题有两点：第一，模型中政府并非完全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目标不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第二，经济转轨中的中国政府有着相对特殊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垄断企业（或行业）跟政府主管部门大多是复杂的隶属关系（姜琪，2012），而不是简单的委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管部门与被管制下的垄断企业就成了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体，不存在竞争性寻租，经济效率在政府部门考核行业主管官员的指标体系中显得不再重要，垄断性行业的主管官员反而更加注重考核体系中的非经济指标。模型的设定如下：我们假定社会中除了存在政府、国有垄断厂商、消费者外，还有其他非公有经济实体，国家的税收来源于国有垄断厂商和非公有经济实体。其中，在垄断厂商方面，政府不仅能从其上缴的税收中获利，还可以以产权所有者的身份获利。我们用T来表示国家的税收水平，其中T中的一部分为来源于非公有经济的税收，用tEp表示，t为税率，Ep为非公有经济的经济水平。另一部分税收来源于垄断国企，用tEm表示，Em为垄断行业的经济水平。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用rEm表示，r为垄断利润率，这里的利润并非账面税后利润，而是包含福利等隐性收入在内的总利润，实际上是一种税收的补充。用s表示政府对垄断行业的补贴率，所以，国家从垄断行业获得的收益，除去正常税收部分tEm外，还有隐形税收补充部分（r－s）Em，其符号取决于利润率与补贴率的绝对值。国有垄断行业的隐性收入较高，从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福利水平等方面可见一斑，所以，我们可以推定r＞s，即垄断利润率大于补贴率，（r－s）Em＞0。政府的效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总收入水平。政府的总收入水平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正常税收部分，用T＝tEp＋tEm表示；一部分为隐性税收补充部分，用T0＝（r－s）Em。我们这样处理的结果是，消除了消费者作为最终赋税承担者的角色，同时也把消费者效用一部分内生到非公有厂商的经济水平之中，另一部分作为垄断行业的税收和垄断利润出现。由于隐含假定国家与垄断企业为利益共同体，所以把国家给垄断行业的补贴内生化。这样，政府的总收入水平（R）可以表示为：R＝tEp＋（t＋r－s）Em。下面我们引入另一变量A，表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控制程度。在一定的范围内，政府对市场的控制程度越高，垄断行业的经济水平Em越高，而非公有经济的经济水平Ep越低。政府为了实现自身税收收入的最大化，会加强对市场的控制力度A，因为增加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更有利于实现自身税收的最大化。证明如下：要使政府收入R最大化，必须满足坠R坠A＝t*坠Ep坠A＋（t＋r－s）坠Em坠A＝0，故只要在坠Ep坠A坠Em坠A＞t＋r－s－t的范围内，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控制力度，就会增加自身的收入水平，这也是行业性行政垄断得以形成的主要诱因。行业性行政垄断是政府出于自身权力和利益考虑而做出的对公共利益的政策性偏离，形成了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局面，不利于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而且造成垄断行业高收入、社会差距过大、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

2．地方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了30年，创造了现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奇迹”，张五常（2009）将其主要归功于因地方权力下放而展开的县域竞争。以县为单位的区域竞争虽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造成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资源消耗严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差，后劲不足。另外，在中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催生了官员腐败，导致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与中央政府政策的偏离，使政府政策与公共利益再一次发生偏离，出现地方行政垄断。地方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行为是地方行政垄断形成的重要因素，促使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与公共利益发生偏离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造成的经济激励，另一方面是由于晋升压力造成的政治激励。周黎安（2004）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同时处于两种竞争之中，既有为地区的经济产出和税收而竞争，同时又为各自的政治晋升而竞争，并将其称为“混合竞争”。经济激励是地方官员行为偏离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激励容易导致地方性行政垄断和重复建设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更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扩大经济规模，对其的经济激励是双重的。首先，地方性行政垄断通过设置竞争壁垒，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有效地保护了本地的市场和税收基数。其次，地方性行政垄断还表现在为扩大本地经济规模而盲目投资，从而导致腐败和重复建设的出现。假设地方政府官员能从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得到的收益比例为a，我们称其为腐败系数，中国的经济增长规模为E，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规模为Ei，则有E＝ni＝1ΣEi。假定地方官员的腐败系数a不变，且0＜a＜1，则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的经济收益为Ri＝aEi，地方政府官员欲使经济收益增大，必增大当地经济增长规模Ei，然而，经济增长的总规模E在一定时间内是既定的，从而出现地方政府间为扩大经济规模而相互争夺国家重大投资项目的行为。政治激励是地方政府官员偏离行为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是由中央政府掌控的，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很强的控制力，地方政府官员想要晋升，必须于在职期间完成中央政府提出的各项考核指标，主要是经济指标，在这种强激励下，地方政府往往是表现出很强的投资和发展欲望，片面追求任期内的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忽视了长期经济发展和影响。在这种政治激励下，经济激励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政治激励主要是通过经济激励来完成的，经济激励是政治激励实现的手段。与经济激励相似，一定时期内，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机会是一定的，官员间的博弈具有锦标赛的性质。所以，地方政府官员任职内的政绩和任职后的升迁依赖于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这就导致他们选择通过恶性的经济竞争达到政治竞争的目的。由上可知，财政分权衍生出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与中央政府政策出现偏离，这是转轨经济时期地方性行政垄断存在和运行的主要根源。

转轨范文篇4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金融危机西向化休克疗法

【作者简介】王金存，1936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了更为全面、激烈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对其社会经济转轨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拟就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读者。

(一)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等人主持的俄罗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顾问的协助下，提出了内容庞杂而激进的经济转轨规划，其基本内涵大体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1)私有化。它是整个经济转轨的核心和基础，其基本内涵是出售和处理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当时政府规定，私有化从小型国有企业的所谓“小私有化”入手，继之推行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大私有化”，整个私有化预定到1995年末基本完成，届时70%左右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其目标是，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形成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

(2)自由化。其基本内涵是：全面放开价格，而且力争一步到位；彻底抛弃物资计划调拨制，同时全面废除国家计划和国家计划管理机构；给企业以充分自由，同时断绝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和一切其他资助，让企业在市场上自谋生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目标是彻底改变所有制关系的话，那么自由化的目标则是彻底改变经济体制和经营思想，力求尽快地和彻底地铲除计划制度，尽可能迅速地形成自由市场体制。

(3)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种西向化不同于通常的对外开放，具有特殊内涵：第一，转轨方针制订者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必须全面引入和效法；第二，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轨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也会愿意提供援助；第三，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向外资首先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总之，西向化方针的实质是：投靠西方、依赖西方、模仿西方，全盘西化首先是美国化，这乃是激进民主派提出并坚持的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模式的主导思想。

(4)休克疗法。如果说以上3个特点反映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方向和目标的话，那么休克疗法则体现了激进民主派实现这种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其基本内涵是：在实行全面的自由化，特别是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均应让位于或服务于货币紧缩政策，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方法的炮制和推行者看来，这是俄罗斯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稳定的惟一有效途径。从表面来看，休克疗法只是一种方法问题，只是一种局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是激进民主派整个社会经济转轨指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休克”这种极端手段，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打碎旧制度，尽快建立起他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它集中体现了激进民主派社会经济转轨的政治目的和意图，是其整个经济转轨模式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还要单独加以说明。

激进民主派的上述经济转轨模式虽然是在美国顾问帮助下，按照美国样板设计的，但在推行过程中却走了样，形成了一种严重扭曲、极其畸形、俄罗斯特有的转轨经济形态，其基本特点大体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1)官僚性。民主派力图通过经济转轨特别是私有化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实际上，这个阶层并未形成，在广大居民相当普遍地贫困化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突出地表现为少数金融寡头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据透露，现在俄罗斯九大金融-工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最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大部分商品进出口业务、金融证券业务、近50%的基建投资。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原苏联的党政官员，现在则成了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他们与政府官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所谓上了“克里姆林宫电话簿”、持有“克里姆林宫、白宫出入证”的人。他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又把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移到国外。

(2)强制性。激进民主派高喊自由化、民主化，实际上这种经济转轨模式既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数人依靠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的。事实表明，这种模式严重脱离俄罗斯国情，既缺乏经济基础，也缺乏群众基础，它一开始就受到绝大多数政党、派别、社会舆论、企业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在整个社会，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是极少数。而且，随着这种模式矛盾的暴露和加深，反对者日益强大、增多，支持者日益减少、衰落。

(3)政治性。这首先表现为，激进民主派之所以制订和强制推行这种经济转轨方针，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即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摧毁旧计划体制和旧所有制关系，以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尽快形成一种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一个强大的有产者阶层，以增强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至于它在经济方面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此外，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方针和模式，从社会经济转轨伊始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斗争和对抗的核心和焦点，并且贯彻始终、愈演愈烈。总之，不仅这种模式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由于它的强制推行，使俄罗斯整个社会生活政治化了。

综上所述，俄罗斯这种经济转轨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少数人为了政治目的，打着自由化、民主化旗号，利用政权、通过休克疗法强制推行的极其特殊的官僚垄断性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既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更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失败、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下面就这种模式的主要矛盾及其后果做些分析。

(二)休克疗法的主要矛盾和后果

休克疗法不仅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最重要的方法，而且作为一种金融货币政策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最直接，因此，我们首先加以分析。众所周知，这种办法并非俄罗斯首创，在俄之先，拉美、东欧一些国家已经采用过，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应该承认，在经济转轨之初，在骤然开放市场、放开价格的情况下，为遏制通货膨胀，适当紧缩银根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确实存在着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办法的客观需要。问题在于，俄政府将这种紧缩政策长期化，政治化，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将其视为是否坚持改革的重要标志。俄罗斯实行货币紧缩长达7年之久，而且紧缩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创造了世界纪录。一般说来，货币发行量(M2)应与GDP规模相适应，西方国家一般为GDP的80%～100%，苏联时期为了保持卢布的稳定，大体控制在社会总产值的70%左右，这已经是偏低了。而俄罗斯自经济转轨以来，在休克疗法支配下，货币发行量平均不到GDP的20%，最高年份也未超过60%，现在还不到15%。从实践来看，这种极端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俄罗斯经济休克长期化，带来了严重后果，是政府最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之一。其矛盾和弊端造成了如下几个明显的恶性循环。

第一，它造成了企业支付危机，破坏了生产运行的正常条件。由于缺乏支付手段，各企业近一半的产品供销不得不用易货方式，相当多的企业不得不用产品发工资。这是企业之间三角债和工资拖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生产大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生产萎缩使国家税源枯竭，为满足政府必不可少的开支，不得不增加税种、提高税率，这使企业税赋如毛，税负超重，这又使生产进一步下降，税源更加枯竭，造成税收危机。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它造成了政府债务危机。税源枯竭，税收不足，必然造成国家预算赤字。为弥补预算赤字，大体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发货币，向银行透支；二是举借国债，发行国库券。在休克疗法、货币紧缩方针指导下，俄政府选择了后者。结果是政府的国内外债务越积越多。到1998年中，俄政府外债约1400亿美元，内债近800亿美元，两项合计已达GDP的50%以上，加上政府的各种拖欠已近GDP的100%，俄罗斯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负债经济，每年的偿债支出约占预算支出的1/3，这又成了增加预算赤字的重要因素。现在，俄政府只能依靠举新债还旧债过日子，借债越多支出越多，预算赤字越大；预算赤字越大越要靠借债弥补。这是第二个恶性循环。

第三，俄罗斯政府长期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实践证明，这一目标并未实现。长期货币紧缩在造成生产滑坡、预算赤字、债务超重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经济稳定特别是货币稳定的基础，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可能性越增大；通货膨胀压力越大又越要紧缩。这是第三个恶性循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卢布的再次恶性贬值，通货膨胀率再次大幅度攀升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明证。自1998年5月金融危机以来，卢布汇率下降近2/3，通货膨胀率剧升为200%以上。多年的紧缩“成果”顷刻间化为泡影。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种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上述种种恶果，并且在推行过程中受到政府反对派以及为数众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和批评，政府为什么还要长期坚持这种方针呢?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首先，盖达尔等人当年之所以接受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国家流行的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对经济活动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货币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手段。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推行以货币紧缩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

其次，盖达尔等人之所以极力鼓吹休克疗法还具有深刻的政治目的。这表现为，他们力图通过自由化政策以及全面放开价格等措施，尽可能快和彻底地铲除旧体制，尽快地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因此，所谓休克可以说首先是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休克。此外，休克疗法也是让一部分国有企业休克，首先是军工企业休克。在休克疗法推出之前，它的泡制者们就曾声言，在开放市场、放开价格、形成竞争的过程中，那些经营不善、产品没有销路、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倒闭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他们看来，这类企业不仅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绊脚石，而且是旧体制、旧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和维护者。总之，休克疗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调节方法，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通过休克疗法削弱俄罗斯庞大的军工综合体更是其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

再次，俄罗斯政府之所以长期推行这种货币紧缩政策也有西方国家迫使的成分。与盖达尔等人不同，叶利钦总统和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盖达尔等人下台之后，都曾明确指出，“今后不再推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但实际上，在切尔诺梅尔金当政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是推行了“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推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已经难以摆脱西方国家的援助，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生产大滑坡，税源枯竭，政府财政困难，使俄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不间断地申请贷款，以解燃眉之急。而西方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必须符合西方国家的要求和利益。这除了“坚持改革”，加速私有化、自由化这些基本要求之外，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是提供每笔贷款都要提出的前提条件。因此，多年来，俄罗斯政府在编制国家预算之前，总要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商、谈判，其中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率则是谈判的重要内容。这就形成了另一个恶性循环，即货币越紧缩政府财政困难越难解决，越需要依靠西方的贷款来维持，而要获得西方贷款又必须坚持紧缩政策。长期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种种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以上四个方面的恶性循环，使得俄罗斯经济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极其脆弱，经不起些许风吹草动。这乃是俄罗斯这次金融危机深层次的经济政策根源。从实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有东亚国家金融危机冲击、石油国际价格下跌以及政府更迭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俄罗斯财政金融体系深刻矛盾积累的结果，尤其是休克疗法造成的负债经济崩溃的结果。首先，外资撤离，抛售他们购买的政府债券是1998年5月下旬俄罗斯证券、股票和汇率暴跌的直接原因；其次，8月份基里延科政府宣布延期偿还政府的短期债券引发了股市、汇市更加激烈的下跌。所有这些都是与政府债务超重紧密相联的，而休克疗法和货币紧缩政策则是形成负债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俄罗斯私有化的特殊破坏性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社会经济危机加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休克疗法之外，俄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破坏性也是重要因素。应该指出，在经济转轨前，苏联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盘国有化格局是十分不合理的，适当出售一些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即使俄政府的反对派也没有笼统地否定非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必要性。早在社会剧变前，苏共和苏联政府已相继制订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和法令，当年苏联政府提出的稳定经济的“500天计划”，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向企业职工和居民出售国有资产。根据该计划的制订者们的构想，当时苏联居民手中的现金达5000多亿卢布，如果这笔巨资用于购买国有资产就可能一举数得：第一，大大减轻市场压力，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第二，使企业获得急需的新投资，扩大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和政府的税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第三，职工和居民成为企业的新所有者，给企业输入新活力，有助于改变企业的经营思想，提高经营效率。尽管这种办法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摆脱危机的出路。

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推行的上述经济转轨方针，使这种改造国有企业的计划完全失去了实施的可能。这是因为，俄政府在休克疗法指导下，不顾条件地全面放开了价格，立即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幅度贬值，使居民多年的积蓄几乎是在一夜间变成了废纸，使绝大多数居民骤然间全都陷入贫困的深渊，不要说购买国有资产，即使填饱肚子也十分困难。

在广大居民普遍贫困化的情况下，民主派政府为了实现其私有化计划，加速私有化进程，只有无偿赠送和廉价抛售国有资产。这就是俄罗斯无偿性大众私有化出笼的条件和背景。其结果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具有了特殊的破坏性，如果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尤为突出。

第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总体上是一个动员社会投资的过程，是社会总资本增量的过程。这表现为：私人购买国有资产会增加政府的预算收入，为政府再投资提供了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化是国有资本存量和结构调整及优化的过程。这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将那些经营不善、已失去了政府占有和直接经营必要性的企业出售的同时，增加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更大意义部门或领域的投入，如文教和高新科技开发等；此外，私人购买了国有企业之后，大多还要追加投资，对企业进行改造。

俄罗斯的私有化特别是那种大众私有化则不同，它直接变成了一个国有资产大流失的过程。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透露，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例如，拥有34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350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钢铁厂仅卖了373万美元，拥有10500多名职工的科夫罗夫军工厂只卖了270万美元，拥有543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至于向居民无偿赠送的“私有化券”，政府更是分文未得。据利西奇金援引政府财政部门提供的数字，从1992年到1996年期间，每年上缴预算的私有化收入仅约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1]。

第二，在西方国家，私有化也有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有股份的情况，而在俄罗斯，由于国内缺乏私人企业，居民贫困，无力购买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廉价卖给了外国人。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方国家，向外商出售国有资产是一个吸收外国投资的途径，而在俄罗斯则变成了一个国有资本大量外流的途径。这是因为，外国购买者相当多的是投机者，他们用廉价购买国有资产或股票，与本国的投机者相勾结，从事金融证券投机活动，并通过各种途径把投机利润和收入移到国外。据利西奇金估计，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流到国外的资金最少也有30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国有资产转化而成的。如果说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本国人手里，企业的资产仍在，仍然继续运转，那还是一种财产分配不公的问题，对企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为害还不太大的话，那么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外国和本国的投机者手里，他们又设法将获得的资金移到国外，那就不简单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流失和破坏了。

第三，在西方国家，出售国有企业，由国有变为私有并非惟一的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在这些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由官营体制转为民营体制或商业体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正因如此，在这些国家，除了私有化这个一般术语之外还有“财产私有化”或“产权私有化”和“管理私有化”或“经营私有化”之分，而财产或产权私有化即出售国有资产只是手段，管理或经营私有化即转变企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则是根本目的。

在俄罗斯则不同，私有化变成了单纯地出售和处理国有资产和消除国有企业，至于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管理和经营效率如何，那是购买者的事，私有化方针的制订者们似乎并未将此放在心上。事实上，俄罗斯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产权关系虽然改变了，形式上都变成了股份公司之类的新企业，建立了董事会之类的新机构，但管理方法并没有多大变化，大多仍然是由原班人马用老办法来管理和经营。从实践来看，大多数私有化了的大企业，其经营效率还不如原来国有时期，甚至不如现在尚保留着的国有企业。

俄罗斯政府的反对派乃至政府系统中相当多的人士对丘拜斯等人的私有化政策早已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们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是“完全不顾经济效果和社会后果”。实际上，激进民主派之所以不顾人们强烈的反对、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这种方针和政策，有其深刻的政治动机和目的，那就是力图尽快地铲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尽快培植起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增强其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要想达到的这一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来说，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经济上的损失都是次要的。

第四，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速度是创记录的。只提出这一点就够了：积极带头推行私有化的英国，尽管存在着俄罗斯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私人资本，将其仅占国民经济10%左右的国有经济减少5个百分点，就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而俄罗斯在几乎还不存在什么私人资本的情况下，将其占国民经济90%以上的国有经济，在短短5年里削去了60多个百分点。俄罗斯私有化的这种超速度，是与它的目的和方法紧密相连的，也正是这种特有的目的、方法和速度，使之区别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正在进行中的私有化过程，决定了其特殊的破坏性。

(四)经济转轨西向化方针的得与失

从封闭性的计划经济向开放性的市场经济过渡，是所有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的一个共同方向，但正如第一节已经提到的，俄罗斯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除了照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另一个突出的内涵是，激进民主派把经济转轨顺利进行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上。在经济转轨之初，激进民主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声言，鉴于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转轨任务的复杂性，没有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俄罗斯经济转轨，建立起新型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一些头面人物估算，为了使俄罗斯经济比较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和克服面临的社会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至少要在转轨期间提供3000亿美元的各种形式援助。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计划和方法是在西方国家的专家帮助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制订的，其社会经济转轨目标和方向又符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的援助必将是慷慨的。

结果如何呢?的确，为了推动和确保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沿着西方国家所希望的方向坚持下去，这些国家以及由这些国家支撑的国际经济组织向俄罗斯提供了相当多的贷款和援助。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在从1992年至1997年末这一时期，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以各种形式向俄罗斯提供了495.8亿美元的贷款[2]。另据日本工业新闻报道，在此期间，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双边关系向俄罗斯提供的信用贷款为700多亿美元[3]。根据俄官方数字，现在俄罗斯外债为1400亿美元，扣除苏联时期约800亿美元的旧债，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新债余额大体为600亿美元，与上述数据大体吻合。据估算，如果把各国政府和企业向俄罗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各种贷款和援助加在一起，大约共1000亿美元左右。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即使如此，也只为激进民主派在经济转轨之初预想的3000亿美元的1/3左右。这说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援助并不像激进民主派设想的那么慷慨。

此外，激进民主派还曾设想，由于政府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西向化政策，就会为外国投资创造良好条件，西方国家的投资就会滚滚而来。但令人失望的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比他们的政府更谨慎，他们对俄罗斯的投资更是少得可怜。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自1992年初到1998年1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额只为218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只为99亿美元，其余大多是投机性的债务投资[4]。

且不说西方国家的贷款、投资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转轨以来，西方国家注入俄罗斯的资金远远少于俄罗斯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期间，西方国家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援助、投资加(下转第56页)在一起最多不过1200亿美元，而据估计俄罗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至少也有3000亿美元。总之，仅仅从资金流入和流出角度来看，俄罗斯经济转轨这种西向化方针也是得不偿失。其实质是，俄罗斯用自己极其稀缺的资金换来的是不堪承受的沉重债务和对西方国家难以摆脱的依赖。

还应看到，激进民主派这种西向化方针对俄罗斯经济的损害不仅仅表现为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巨大逆差，更为重要的是，机械模仿西方国家经济模式给俄罗斯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此外，激进民主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西方国家的商品和投机性金融资本全面开放本国商品和金融市场，给本国企业的生产和国家货币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市场销售的日用品和食品约50-60%是外国产品。这使相当多的本国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和生存能力而处于倒闭边缘。投机性金融资本自由出入不仅为资金外流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成了金融危机的重要引发因素。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种种弊端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的危机，是其全面、彻底失败的标志。因此，摆脱这场危机的根本途径是，甩开这种模式的束缚，寻求经济复兴的新道路。现在，俄罗斯新政府和人民正在这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恰恰是这种新探索蕴育着俄罗斯经济复兴的希望。

[1]以上数据见〔俄〕《论坛报》1998年10月15日。

[2]〔法〕《世界报》1998年10月30日。

转轨范文篇5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债务风险；防范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有其特殊的诱因。当前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速膨胀，债务风险凸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已经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一、地方政府债务概念、范围界定及其形成机理

所谓地方政府债务是指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引起的将会导致经济资源外流的政府现有责任。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包括省（以及省级政府）、地（或地级市）、县（或县级市）、乡（镇）四级政府负债。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普遍，表现形式多样：地方财政应支未支，应拨未拨，应补未补；地方债务担保，国企改革支出，对下级财政救助；超越正常权限发生的担保或允诺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其中包括部分外债和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债务；在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下形成的国有企业、国有政策性投融资机构债务；地方政策性投融资公司的呆坏账损失和投资损失等。从总量上看，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数以万亿元计，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继续放大。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近40%的县一般预算呈赤字状态，乡镇基层债务额已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负债则超过2500亿元。此外，乡镇政府的债务每年还以200多亿元的速度在递增.

世界银行专家哈纳·波拉科瓦（HanaPolackova）把政府承担的所有债务分为两类：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直接债务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承担的债务，是可以根据某些特定的因素来预测和控制的债务。或有债务是指由某一或有事项引发的债务，是否会成为现实要看或有事项是否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债务是否最终要由政府来承担。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又可以从债务风险的角度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别：显性债务，即被法律或者合同所认可的政府债务；隐性债务，即政府反映公众和利益集团压力的道义上的义务。这种划分，实际上表明了两类债务风险：一是直接债务风险，由财政直接承担的风险，相当于世界银行所讲的直接显性债务；二是间接财政风险，由财政间接承担的国家预算体系以外的债务。根据这一分类方法，可以粗略归纳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矩阵，如表1所示.

表1地方政府债务矩阵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有其深层次原因，从形成机理上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间竞争形成地方政府债务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行政和经济实体，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区域经济和谋取地区利益的权利和能力。在强烈的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地方政府追求本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将大量财政资金投资于可能会带来较高收益的竞争性项目。然而，债务显性债务（由法律或合同规定）隐性债务（受公众和利益集团压力产生的道德义务）直接债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1、政府和地方投资公司举借的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2、从上级政府取得的贷款3、国内金融组织、单位、个人贷款4、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养老金拖欠5、粮食收购和流通中的亏损挂账6、未能实现的预算支出1、企业养老金拖欠2、养老保险基金缺口3、下岗补贴和失业保险金缺口或有债务（只在特定事件发生时存在）1、政府和地方投资公司担保的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2、政府和地方投资公司担保的国内金融组织贷款3、政府和地方投资公司担保的其它贷款1、地方政府所有的（或拥有部分股权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摘要：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速膨胀，债务风险凸显。地方政府债这样的一个以“政府代替市场”的投资行为必然存在极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①政府投资范围过宽。不仅涵盖公共产品领域，而且涵盖部分竞争性领域。在竞争性领域，由于国有经济固有弊端，无法和民营、外资企业竞争，政府投资建成的国有企业大批亏损破产。②政府投资缺乏整体规划和科学论证，形成许多无效工程、“胡子”工程和“首长”工程。③政府多部门融资，分散管理，融资的决策主体、偿还主体、投资失误责任主体不明确。这样，政府投资行为形成了相当一批无效投资，项目收益根本无法还款，还款责任最终转嫁给地方政府，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2.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完善形成地方政府债务

1994年我国确立了处理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财力，但是这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并不彻底。一方面，政府间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权财力划分不对称。分税制下，事权向下分解，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事务，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职责被转嫁到了地方，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而且，财权财力向上转移，“两个比重”增加了，而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的主要财源只是大税种的小部分，小税种的大部分，税源零散、稳定性差，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地方税收体系。这样，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不足，难以满足履行支出职责的需要，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增加。另一方面，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可支配财力差异较大，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规模又偏小，造成部分欠发达地区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3.特殊的债务安排形成地方政府债务

（1）名义中央政府债务转化为实际地方政府债务。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直接发行政府债券。我国政府债券都是以国债名义发行的，中央政府为发行主体。近年来由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政府不仅自己直接发行国债，还以国债名义代为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目前，中央政府的国债（内债和外债）有约50%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

（2）地方公共部门债务转化为地方政府债务。地方公共部门债务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各部门所属公共事业单位的债务、地方国有企业的债务、地方政府担保的贷款等。这部分债务在清债时，如若原借债主体不能偿还，将转化为地方政府债务.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表现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指地方政府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偿债风险以及由偿债风险引发的其他风险。具体来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直接债务规模巨大，局部风险已经出现我国《预算法》第28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实际上，我国地方政府的各级预算是不平衡的，往往以各种变通的手法，或多或少存在着债务规模巨大的问题。从国家有关部门已公开的资料来看，地方负债是普遍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相当大，债务是很沉重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方债务课题组粗略统计，我国目前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0000亿元以上，如此巨额债务与地方政府目前有限偿债能力的严重不对称，在一些地方已引发了局部性债务风险，出现了支付危机.

2.或有债务总量不清，占有相当的比重，具有隐蔽性，潜在风险很大在地方政府债务中，或有债务占有相当的比重，虽然其目前还不是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不需要地方政府现期偿还，但它是潜在风险很大的债务。因为或有显性债务在借款人无法偿还的情况下，或有隐性债务在地方政府出于“道义”或公众压力承担还债责任的情况下，都会变成政府直接显性债务，这将会引发地方政府局部性债务风险向全局性债务风险的演变。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旦形成并引发地方财政支付危机，一方面将会大大限制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地方公共产品的投入，使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难以改善，延缓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破产财政兜底、下岗人员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等支出缺口，不仅会影响政权运转、群众生活，严重的将会使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等遭受巨大的冲击.

3.地方政府债务存在“逆向转移”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逆向转移”风险是指由于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所引起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风险。主要体现在：①挪用其他财政支出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这势必造成其他财政支出项目资金供应短缺。②开辟不正常的资金来源渠道用于偿债，这意味着，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日益加重，不仅地方政府最终陷入积重难返的尴尬境地，而且纳税人和收费对象的税费负担也面临着加重的风险。③向中央政府转嫁债务。如果地方政府难以偿付债务，最终为地方政府债务买单的还是中央政府.

4.对地方政府债务缺乏债务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为了有效避免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隐性担保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地方政府通过过度举债享受债务短期收益而未来债务成本由中央政府承担，西方发达国家中央政府都制定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对地方政府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进行防范、控制和化解。我国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种类多，或有债务比重大，而政府债务统计口径又不统一，中央政府难以全面掌握地方政府债务的真实规模，债务负担率、债务依存度、偿债率等监控指标作用有限，无法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监控，使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从而加大了地方债务风险.

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

（1）明晰中央与地方事权，并以事权为中心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

根据事权和财权相对应的原则，在保证中央适当集中的基础上，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的税权，扩大地方政府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将一些区域性强、不影响经济发展全局和分配格局的地方税种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

（2）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地方转移支付的目标，确定合理的转移支付模式和规模。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情况，加大中央对省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地方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同时，加大对区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地方财政的可用财力，减少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

2.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完善政府绩效评价和监督体系

探索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和行政框架，清晰界定政府职责。财政资金必须逐步从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方面来，逐步提高财政公共需要的保障能力。完善政府绩效评价和监督体系，以减轻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债务压力。一是淡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经济发展考核指标，将地方政府的职能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建设方面转换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通过政府职能调控，加大地方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二是增加政务公开力度，制定财政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各级立法部门和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能力，建立地方问责制度；三是坚决杜绝“政绩工程”，要改革和完善地方干部考核选拔机制，用科学发展观来衡量干部的政绩，防止出现新的“政绩工程”，避免产生新的“政绩工程”负债.

3.提高地方政府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培育和壮大地方税源

地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是解决地方债务负担的关键。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解决当前区县财政困难的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不断壮大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增加地方可用财力，积极培育主体税源。因此，上级政府部门要制定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采取扶持有效措施，解决区县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地方财源单一的不合理状况，积极发展适合本地实际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项目，建立多层次、多方位的财源体系，促进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4.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专门机构，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建立专门的债务管理机构和相应的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在政府债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对政府债务进行归口管理，由专门的部门统一管理政府债务，明确其职责、权限，赋予相应的职能，发挥管理、监控、预警的作用.

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一是将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建立政府债务报告制度。尽早出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偿债机制办法，建立政府债务的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管理的举债、偿债程序。二是推进预算会计制度改革。推进政府预算会计制度改革，逐步由收付实现制转变为权责发生制.三是要建立和完善偿债准备金制度。四是建立严格的政府债务监督检查机制。对政府债务项目，相关职能部门要实行跟踪检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项目单位整改到位。对政府重大举债项目，要委派财务总监或财政专管员，对举债项目的财务活动进行全程监管。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政府债务资金使用情况和偿债计划落实情况的年度审计.

5.开拓公开的政府融资渠道，建立地方公债制度

建立公开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管理，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要通过建立公开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使合理的地方政府举债规范化，并设法使地方政府存在隐形债务显形化。要修改和完善现行《预算法》中关于“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债”的规定以及《担保法》中有关地方政府融资的相关条款，允许地方政府适度发债，作为筹资的主要手段，以解决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财力不足的状况，以化解目前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和防范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

6.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将地方债务纳入统一的国家债务监测体系，制定包括直接显性、直接隐性、或有显性和或有隐性债务在内的完整的地方政府债务统计指标体系，并结合财政、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指标，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定期汇总、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的状况、构成、新债务产生的原因、趋势，对可能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早预警，采取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要强化对预算外收支的监管统计，尤其是强化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资产公司担保和隐性担保、体制外支出和相关的借贷以及其它导致政府负债的财政与准财政活动的监管。通过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统计分析工作，及时了解掌握政府债务的变动情况及其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使有关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工作建立在对本地区债务状况有深刻的动态认识基础上进行。通过综合分析和预测现有的财力、自备财力资源，做到借多少钱，就有多少偿还这笔借款的资金来源，使政府债务始终控制在一个适合的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曹洪彬.试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及其风险控制[J].经济经纬，2005，（3）[2]呼显岗.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特点、成因和对策[J].财政研究，2004，（8）.

转轨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转轨道路/比较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和中国一样都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国家，在相同的国际环境、相似的制度背景下两国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改革道路，分别成为“激进”与“渐进”改革方式的代表。俄罗斯以叶利钦总统为代表的自由派掌权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推翻了苏维埃政体，建立了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政治民主框架确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为标志的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短短的时间内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转换、价格、工资和汇率机制的自由形成、卢布的内部可兑换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初步形成。而中国则是在坚持了共产党领导和既有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保持强有力的宏观控制体制，逐渐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各项试点和推广工作，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在不断地摸索中逐步建立起来。两国不同的改革道路和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也因而引发了国际国内政界和学界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一、两种改革道路选择的原因分析

转轨以前中俄两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两国的转型有着极为相似的制度背景。但事实上两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是有很大差异的，而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两国改革道路选择的不同，俄罗斯在进行经济转轨以前的苏联时期，已经经历了50-60年代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80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彻底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几十年的改革探索没有触动旧有管理体制的根本，没有解决苏联经济的滞胀问题，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不只是经济陷入负增长，苏联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也呈下降态势。在苏联解体前夕，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如果谈到激进与渐进的问题，苏联后期几十年的改革探索应该是渐进改革的一种实践，但显然是失败了。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改革计划，但实际上面临的可选择的道路是有限的。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实行自由化和公开化方针，一时间西方各种经济政治理论和思潮纷纷涌入，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向往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市场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迅速替换掉旧有的僵化体制步入现代西方文明成为苏联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政治精英们的梦想。

俄罗斯的转轨是在苏联解体、共产党丧失执政权力甚至合法地位、激进的自由派执掌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面制度变迁的政治方面的阻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作为新执政的权贵也需要大刀阔斧地破除一切与旧势力、旧权威有关的制度。就像转轨伊始俄罗斯所进行的快速私有化对私有者阶层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改革不可逆转的政治追求超过了对经济效率的诉求。因为只有迅速地完成制度的转轨，新的执政阶层才具有合法稳固的统治地位和拥有广泛的支持者阶层，才不至于被复兴的俄罗斯共产党赶下台。

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应该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次重要探索，此前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可以借鉴。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中国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逐步推广。由于此前几十年的闭关锁国，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当贫乏，对外开放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因此说对外部模式的模仿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日益取得成效的过程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是改革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它在改革过程中所追求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稳定使其尽力避免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推倒重来”。

上述分析旨在表达一种思想，即采取激进或渐进改革方式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改革初始条件的差异对改革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

二、两种改革道路的绩效分析

考察一种制度转轨的绩效是个长时段的课题，通常需要经历了一种制度的萌芽、构建、运行到制度效应的充分体现之后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而制度效应的体现又往往会经历时滞乃至曲折，最终慢慢稳定下来。俄罗斯和中国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才刚刚进行了十几到二十年，无论是采取激进还是渐进的方式，制度的转变还只能说是初步完成，不只是制度构建还远未完善，在传统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机制不能随之迅速转变的情况下，新制度甚至还不能有效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效应也不可能得到真实的体现，甚至可能被扭曲。因而在这时候来评价和比较两国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绩效一定是不完全的、也不能够很准确的。但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进程来看，我们也可以对此进行一些阶段性的分析和总结。

其一，从市场化制度的构建看转轨绩效。

俄罗斯在转轨之初采取的是激进的改革方式——“休克疗法”，包括所有制结构、价格体制、对外经贸体制、金融银行体制都迅速地向市场机制过渡，尽管因改革过程中出现种种的问题和危机而不断进行调整，但市场架构已基本形成，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已经从1991年的80：20改变为2003年的20：80[1]（p82-86）。具体如银行领域，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系统性危机，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银行破产和重组机制，自然人存款保险机制等一整套类似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制度都已建立起来。2002年美国、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市场化的制度形成可以认为是十几年转轨取得的最大成效，经济部门的后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将大为弱化。

中国转轨20余年来逐步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各环节也初步形成。但从相对微观一点的层面上，中国尚存许多制度性障碍，比如，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尽管目前已占到经济总量的60%以上，但它不是在国有经济民营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目前仍是难题。在金融银行领域，国有银行一股独大、民营资本进入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加速解决，无疑会成为后续发展的障碍。

其二，从宏观指标和微观层面看转轨绩效。

转轨以来俄罗斯宏观经济发展动态

资料来源：《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与全貌》，Ε。Γ。雅辛，莫斯科2002年版第292、417页；《转型中的银行》，Β。Β。波普科夫，莫斯科“ДеКΑ”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网站。

*《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与全貌》和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不尽一致，可能是采取了不同的统计口径的关系。

**这几年的数字是从俄罗斯学者的几篇文章中摘取的，数据原出处不详。2003年的数据没找到，是2002年的预测值，根据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看，指标应该比这个好。

***来源于俄www.vedi.ru网站，阿列克谢·维杰夫，“俄罗斯银行体系2003年发展结果”。

从上述发展指标来看，俄罗斯经济在几乎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呈现一种衰退状态，转轨以来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生产急剧衰退、居民实际收入剧降，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比1989年减少了一半，亏损企业比重从1992年的15.3%增加到1998年的53.2%，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中。这个时候，谁也无法认可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成效。

下面来看看中国的情况。改革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2003年GDP达到116694亿元人民币（约14000亿美元），当年实现9.1%的增长，与改革前的1978年比增长了30倍，扣除价格因素，25年平均增长9.4%，从总量上已经排在世界第5-6位，大大超过了俄罗斯。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1090美元，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注：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650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650-2550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按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折算，中国的人均GDP还要高些。改革以前，按照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人均指标，俄罗斯属于人均不低于5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中国还属于人均不超过250美元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说2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保持了社会稳定的情况下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正是从这一增一减的对比中，国际社会包括中俄两国的学者更增加了对“中国之谜”、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关注。至少，从转轨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末，从经济转轨的宏观绩效指标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而此时俄罗斯转轨所显示出的绩效还是负值。但我们从上表的数据也可以看到，经过了1998年的全面危机，1999年以后俄罗斯经济与此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入了持续增长阶段，1999-2003年GOP累计增长29%，其中2003年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合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若考虑到估计占25%-40%的影子经济，这一指标还要大大增加。尽管增长速度还没有赶上中国，从经济总量上也还大大低于中国，许多数字还不能与自己转轨之前相比较，但制度构建基本完成、经济走出低谷进入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无疑向人们昭示着美好的前景。俄罗斯经济的这种大落大起，令研究俄转轨的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俄罗斯转轨道路的选择问题。

宏观经济层面的数字也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说，仅以银行系统为例，从1998年危机后俄罗斯银行部门的发展情况看，各种指标都在好转，经营呈现一种稳定增长的态势，比如说银行资本充足率即便在1998年危机之后不久的1999年初也有11.5%，平常年份基本都在20%左右。可疑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1999年初最高达到17.3%，此后逐渐下降，2003年初只有5.6%.银行体系的资产平均盈利率已经从1998年7月的0.2%增长到2003年初的2.6%，资本盈利率从1998年7月的1.7%增长到18%[2].个别银行的指标更好，俄罗斯资本资产量最大的国有联邦储蓄银行2003年度的资本盈利率达到25%[3].俄银行部门危机后的健康有序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制度调节的效率。

相对来讲，从形式上中国目前也已经建立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二级银行体系，除国有银行以外，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目前国有银行垄断、国有银行效率低下、民营银行的进入举步维艰的状况并未改善。目前中国银行部门的资产和资本数量都大大高于俄罗斯，但经营绩效上却无法比拟。经过多次的国家注资和坏账剥离，4家国有大银行2002年末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6.1%，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4.27%，银行工作人员人均创造利润值俄罗斯前20家银行的平均指标是3.23万美元，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绩效最好的中国银行也只有2900美元，建设银行只有188美元[4].中国国有银行的低效率其实刚好反映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制度方面的障碍无法跨越，致使改革举步不前。考察某些重要的微观层面的经济绩效，又使人对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瓶颈和障碍感到担忧。

三、对俄罗斯改革道路的反思与启示

2004年9月16日，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列文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脱口秀节目中讲到对普京影响很大的两样东西：一是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国力下降，普京认为这和中央权力涣散及无政府主义泛滥有关；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给普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俄罗斯学者斯特罗卡尼2004年8月30日在《权力》周刊发表题为“邓小平思想还将延续一个世纪”的文章，认为普京关于“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提法、关于重点发展本国高科技产业和出口产业、关于在改革过程中注重政治稳定的思想等都借鉴于邓小平思想和中国经验。

从中国来讲，俄罗斯改革道路的选择及其调整也越来越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1998年危机之后，普京任总统以来，俄罗斯政策调整所显露出的成效特别需要我们对俄罗斯改革道路的选择重新审视。这里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

第一，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改革道路的选择是错误的吗？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改革是激进快速的、推倒重来式的“革命性”的变革。其主要内容包括：1.迅速推翻苏联几十年来形成的旧苏维埃政体，代之以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自1993年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新宪法》，俄罗斯没有再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尽管整个20世纪90年代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但各种派别各种层面的政治力量斗争基本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应该说是叶利钦时代最重要的改革成果。但与此相关的负面成果也不少，比如中央与地方分裂、政府缺乏权威和稳定性、社会政治力量分散等等。2.在政治民主框架确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为标志的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短短的时间内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转换、价格、工资和汇率机制的自由形成、卢布的内部可兑换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初步形成。由于在这一过程中，盲目地崇尚国家退出的西方自由主义模式，政府丧失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制度构建迅速展开的同时，俄罗斯的经济一落千丈，工农业产值大幅衰退，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陷入普遍贫困，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迅速衰落。正是由于经济的滑坡以及社会的动荡，引致了国内国际学界对叶利钦改革道路的一片谴责之声，似乎叶利钦的改革道路自始至终就是错误的，甚至由于经济的灾难性后果而抹杀了叶利钦所进行的宪政改革的积极成果。

笔者经常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制度的变迁应该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任何一种制度的破除一定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制度变迁效果的显现是有时滞性的，一时的衰退能否作为对一种道路选择否定的依据。现在回过头来说“假如不是这样的选择，也许俄罗斯付出的成本会更小”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各种客观的历史、政治、文化结构决定了这种选择，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假如不是这种选择，今天的俄罗斯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也无法以计量的方式论证，民主政体的确立和逐渐成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改革起到推进作用。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尽管俄罗斯的老百姓对20世纪90年代有诸多的抱怨，但是在每一次赋予他们权利的选择中，他们都选择了对既定改革道路的支持。比如，1991年3月对是否实行总统制的全民公决，1993年12月对新宪法的全民公决以及作为认可改革政策体现的对历次总统选举的投票。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想至少可以说明，俄罗斯的居民们对旧苏联体制义无反顾的摒弃和他们对民主的尊重以及对经济改革前景的期待。单从这一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叶利钦时期改革道路就是错误的，尽管它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调整，这也正是其继任者普京所要做和正在做的事情。

第二，普京时代的改革道路是对叶利钦时代的否定吗？

普京执政以后，从政治上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七大联邦区，改组议会上院；打击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坚决镇压车臣叛乱，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寡头势力，限制寡头干政；改革政党制度，组建支持总统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府院相争时期画上句号，出现总统、政府、议会密切合作的局面。普京在政治方面的整肃，大大强化了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行为能力。政局的稳定，成为俄罗斯经济进入良性增长轨道的前提。正是由于上述措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普京正在破坏民主的原则，提醒警惕普京把俄罗斯导向极权的道路。不过用最近俄罗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来形容普京的政治改革也许更准确，那就是“可控民主”。

在经济方面，普京执政后实行了税法改革，降低税负，统一税率，扩大税基，增加预算收入，从而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刺激企业投资生产和结构改造；进行了大规模的银行体系重组，将银行破产、重组机制制度化，促进银行恢复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经济功能；加强对金融市场和货币信贷政策的宏观调控，通过对利率和汇率的调节促进国内市场的稳定和生产的投资；继续推进私有化，但加强国家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和部门的控制，注重私有化对提高企业自身生产效率以及通过它提高整个经济运行体系效率的经济任务；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以现金补偿的方式替代原先的社会福利保障等等。普京在就任总统之前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提出的治国理念，核心就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居民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从“普京新政”几年来的成绩看，俄罗斯目前正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市场经济由于有了国家的干预和调控也变成“可控制的”了。

我们无法认同普京的改革道路就是对叶利钦道路的摒弃和否定，因为不管是“可控民主”还是“可控制的市场经济”，终究是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叶利钦时代所通过的宪法、确立的国家政体和基本的民主原则都依然存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架构和方向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中强调加强国家的控制和调节作用，改变的只是对叶利钦时代一些过激政策和措施的调整，而所有这些调整正是根基于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和市场制度。如果说到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最大不同可能就在于，叶利钦强调的市场与民主是西方式的，而普京的公式里则在市场和民主之外加上了俄罗斯现实。至于在就任总统前夕的1999年岁末，普京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所讲的，“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巨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只能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要保证社会稳定，不使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恶化”，[5]也并非是指对叶利钦改革道路的抛弃，因为当采取了激进的方式完成制度变革之后，所有的制度磨合、修补与调整的过程都只能是渐进式的，事实上这种渐进式调整在叶利钦时代中后期包括切尔诺梅尔金特别是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时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由于不停的政府危机、人员更迭而少有成效。

叶利钦道路与普京道路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相加才是真正的俄罗斯道路。这种道路概括地说，就是：从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采取的是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甚至政治改革先行的办法，在宪政民主框架建立之后，用激进的方式实现对旧经济制度的破除和新经济制度的确立，再以渐进的方式对新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摩擦和不适进行修补和调整。

第三，中国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如今，叶利钦时代已经过去，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真正进入了特点鲜明的普京时代。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时期，我们在为俄罗斯人民所承受的苦难感到痛心的同时，也不敢断言俄罗斯的转轨之路是走错了，在今天普京总统通过几年的政治经济整肃取得了显赫的成果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不能确认，俄罗斯的改革之路就一定是前途一片光明，对与错、成与败的检验尚需时间。但是对俄罗斯这十几年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地反思无疑有益于我们对中国今后改革道路的探索。

中国经济改革之路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和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断提升，使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得到国际学术界包括俄罗斯学者的广泛认同。然而，中国改革与俄罗斯不同之处恰恰是在不破除旧体制、保留存量、发展增量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在避免了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也积累下了大量的矛盾和弊端，在以后的改革中，将不得不涉及到原计划体制内的诸多核心难题，改革越到后面其难度会越大。我们认为，该承担的成本总要承担，在我们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民众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的情况下，把握时机，不妨对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体制硬核采取激进的、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就像俄罗斯在激进的改革过后需要渐进式调整，我们在渐进式改革之中应该也需要某些激进式的跨越。

毕竟，制度转轨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仅从一个时期的绩效比较不能得出一种道路选择正确与否的结论，但是两国十几到二十年的改革发展的历程已经可以使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从我们各自所经历的挫折和取得的成效中能互相借鉴到些什么。

「参考文献」

[1]林跃勤。俄罗斯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及启示[J].开放导报，2004，（3）。

[2]［俄］俄中央银行网站俄联邦银行部门简报。2003年4月号。

[3]［俄］俄联邦储蓄银行2003年年报，来源于储蓄银行网

转轨范文篇7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再者，由于缺乏可作为替代性资源的其他体制，传统体制是惟一可利用的制度资源，同时由于作为施控系统的第一行动集团具有十分强烈的旧体制保护倾向，也决定了经济改革只能是在体制外对增量实施。因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势必会打破旧体制和制度规则，会超出公民对经济改革的承受能力，招致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从而导致改革的中断。

另外，作为改革契机的国家领导人更迭，在中国没有导致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核心的解体，也没有引发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意识形态的涣散，这保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持续和稳定[4]。经历了“”政治危机的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其威信没有遭受破坏，反而使改革主张更容易被接受，这是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绝无仅有的改革有利条件。这种局面及发展态势也使得在旧体制中孕育并诞生的新经济模式能够在初级改革集团的控制下稳步壮大。而由维护旧体制的集团力量培育的新体制诞生和逐渐推进，这本身存在悖理性，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与奇迹。

而俄罗斯经济变革所面临的改革背景则完全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进行着的无功而返的经济改革中，孕育着的是对经济改革的悲观情绪、否定旧体制的激进主义思潮、日益壮大的反对派力量以及领导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和蜕变。同样是经过政治危机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前夕基本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种背景中，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引发集团政治斗争的激化，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是政治斗争的矛盾体，在其“新思维”的观念蜕变中发生了社会变革观念的巨大差异，完成了对自己的完全否定，带来了“政治休克”和“经济休克”的推行，在短时间内摧毁了高度集权的旧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并希望在短时间内重建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型经济体制，却忽略了无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民主政治的建立都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和心理准备，以及充分的舆论宣传以使民众接受。俄罗斯体制的激进改革正是这种不顾社会变革次序安排，同时推进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结果。当然结果是旧体制已破，新体制未立，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陷入一片混乱。

三、改革前经济结构的两国比较

中国与苏联的经济改革处于不同的经济状态之中，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决定了中国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对于前苏联集体农庄而言具有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与苏联相比，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计划体制之外，运行着大量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经济活动，接受“市场”的调节。一旦国家控制稍有放松，这些市场因素就会比较容易地自发地成长起来[5]，成为国有经济的补充。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国有经济部门的职工群体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隐性保障合约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明确的利益诱导时，他们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换个角度来讲，由于被严密控制束缚了手脚，国有经济部门及其群体即便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也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制度装置。但中国农民不同，他们不具备类似国有企业职工的保障性利益，因此当生活处于极端国境时，他们具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因为资源组合的任何调整都会带来边际生产率的进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外，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不像国有经济部门那样受到严格控制，相对的“自由”给农村保留了实施逃避管制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主体结构是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即使存在巨大的先入利益，也不可能改革经济主体结构。变革利益积累及其效应，促使政府参与到改革中来，并成为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使改革在旧体制的框架内得到扩散，但扩散不可能是推翻旧体制后重建新体制的革命式激进改革。

作为老牌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轨前，苏联的经济基础不是中国经济水平可以同日而语的。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时，其人均国民产值仍达4000美元水平，其集体部门职工与国有部门职工一样受到政府的保障，国民对经济的改革愿望和动力都不强烈。俄罗斯体制转轨表现为体制内外激进主义派别与保守主义派别政治斗争的结果，激化的政治矛盾成为推动经济变革的首要力量，笼罩在这种政治变革愿望下的对经济制度变革的期望值被凭空拔高，以致于全面否定传统经济制度。

四、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依赖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制度运行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人们因循守旧的心态，也使得经济计划化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必须首先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在改革的每一个停滞点上，初级行动集团所提倡的解放思想行动，其宗旨就在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促进人们转变对经济体制的观念，使意识形态成为推动改革的润滑剂。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走出了渐进模式，也就是根植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崇尚体制创新的改革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结果。按照国外学者的说法，是保守力量和改革力量两大力量观念斗争的均衡结果，由于各方都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势，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保持“体制内”继续按计划运行的同时，在“体制外”发展市场经济，实施增量的市场化改革。

就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演进的影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国民认知方式、行为习惯，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模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行为选择倾向，凡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执两用中。在中国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取向存在着某种契合性，也使得中国在改革中能够保持以“四个坚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正是保证经济制度变革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箱体内稳步运行的关键要素。

与中国规范于四项基本原则体系中的统一意识形态相比，苏联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其体制变革模式的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68年开始的“市场社会主义”讨论，到1985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有利用政治大讨论方式推行意识形态公开化行动等等，其结果造成了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思维方式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之争以及脱离实际的所谓的彻底意识形态调整，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却增大了改革摩擦力。同时，“政治松动”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宣传空洞乏力，造成了党内外思想混乱。混乱的思想意识形态导致了体制内外反对力量的滋生和壮大，结果对社会体制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改革模式的激进途径。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激进模式是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以分析并进行设计的结果。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与人不能分几步跨越一条壕沟一样，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局部改革难以达到市场经济的彼岸，而私人财产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是减少价格信号失真的前提，价格扭曲能否得到纠正则是企业对利润追求从而产生效率的途径，最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经济市场化的首要条件。其中，无论是价格的全面放开，还是私人产权的确立都是对计划体制的完全废黜。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制度无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它们都是对苏联建设74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极端否定。该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与旧经济体制、旧政治制度不可能有丝毫相容，这决定了社会变革只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转轨。

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核心是以理性人为基础来论证自由市场理性的，但它舍弃了时间，舍弃了制度，舍弃了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仅仅把市场当作了资源配置的单一工具，因而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仅归结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快速私有化，这根本就不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因为决定现实制度变迁过程的恰恰是那些被舍弃的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俄罗斯经济体制变革所开的药方失效，反而起了更大的副作用。

五、结束语

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不均衡发展、单一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作为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的切入点在于保证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其实施方略由下列时序构成（1）“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2）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3）通过“价格双轨制”演绎市场关系；（4）通过与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5）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战略框架和时序安排，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稳步进行，并取得丁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

【参考文献】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张曙光.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市场、政府和道德[Z].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年会论文，1997.

[3]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转轨范文篇8

俄罗斯10年的改革从本质上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和制度以及所有的经济关系，可以说，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是另外一种国家了。这10年当中，经济转轨的目标和任务与实现机制经常发生矛盾。

1.经济转轨目标与实现手段的矛盾。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休克疗法”的设计者和拥护者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以私有制和竞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直到现在俄罗斯部导人为了取悦于西方仍要求使“经济进一步自由化”。这种提法本身就混淆了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经济绩效，在现有的生产资源条件下生产出最多的物质产品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对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证明了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但也不能由此认为市场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目标。此外，“休克疗法”的实质是反危机，并非单纯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措施，这是导致俄罗斯1990年代经济灾难的主要原因。

2.价格自由化的矛盾。把价格从各种形式的计划管制当中解放出来被认为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奠基石，所以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全面的自由化。自由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素，但这一要素是与另一要素——竞争有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善的竞争制度下的自由价格才能不依赖于市场交易主体的意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而在俄罗斯普遍存在垄断，没有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之时，价格自由化实际上只是变成了生产者对自己商品任意规定价格的自由，结果使俄罗斯人民饱尝物价飞涨和生产崩溃的恶果。

3.反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的矛盾。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一般总是货币现象”，所以反通胀措施一般总是货币政策问题。实际上，控制货币量远不能解决问题，流通中的货币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远比货币主义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俄罗斯通货膨胀的根源应该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军事工业恶性膨胀，原料部门和加工部门比例失衡，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并且残缺不全，商品极度短缺。在这样的经济结构条件下，价格自由化只能导致价格螺旋上升，引发通货膨胀，而控制货币量的结果也只能是生产的崩溃。

4.在私有化问题上，理论上的误区造成了实践上的失误。俄罗斯变形的私有化在理论上没有划分清楚所有权的法律意义及其经济实现之间的界限，实质上忽视了所有者对使用所有权的条件及其应负的责任问题。当人类社会走出小封建主的田园农庄，所有权与使用权、支配权、管理权等相分离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作为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使用的则很少，民主管理更流于形式。如果所有者不能选择有效的使用者或管理者，不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那么其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俄罗斯1990年代首先是从效益好的经济部门放弃所有权的，正是最有利的生产部门成了首先私有化的对象，这与起初的假设相矛盾：国家应当退出它不能保障经济绩效的领域。同时，庞大的国有财产被少数人廉价地得到支配权，他们对如何有效地使用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雇员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不负任何责任。

表1俄罗斯联邦1991-1998年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对上年%）

指标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国内生产总值9585.591.387.495.89410095

工业产值9185.38879979510195

农业产值95919688929310087

固定资本投资85608876878210282

通货膨胀1602509839.9215.1131.421.81184

失业人数（万人）140360420550600600600800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整理。

1990年代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经济转轨，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美国《新闻周刊》所指出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是灾难性的，瞬间把俄罗斯从一流国家抛向了二流甚至三流国家。1990年代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1999年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GDP总额为8877亿美元，不足美国的l/10，只有“七国集团”平均指标的l/5。人均GDP为6067美元，排在世界第40位，是排在第一位的卢森堡的1/10强。（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根据1999年资料计算出来(http//www.gks,ru)。）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动荡不定，大量资金流向资本和权利投机市场，使物质生产部门遭受沉重打击，实际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对外资吸引力下降，截止到目前吸收的累积外资总额只有398亿美元。俄罗斯科技开发支出全面减少，投资不足，对创新重视不够，使得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和质量竞争能力的产品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民用科技产品市场上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排挤，俄罗斯产品还占不到1%的份额。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目前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

尽管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失败的，但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

1.消除了以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多元的产权结构。迅速的私有化使非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形成了以私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集体、外资、股份制和国有经济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2.市场体系开始形成，其中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已经开始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市场主体按照市场价格和利润来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自主作出决断。

3.废除了国家对经济的指令性控制，实现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宏观调控体制。价格全面放开，基本抑制住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转变财政职能，使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缩小财政范围；实行分税制，建立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三级税收体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商业银行和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社会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生产要素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外贸易基本实现自由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逐步从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通过货币、信贷、税收、汇率等经济手段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经济主体发生影响，从而减少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行政干预。

4.适应市场经济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基本形成，放弃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实行有选择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多元化。

5.确立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加强法

制建设，投资环境得到改善。

6.世纪之交，俄罗斯经济出现了迅速回升的趋势，通货膨胀进一步降低，居民收入持续增加（见表2）。

表2世纪之交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对上年%）

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1-11月

消费价格指数136.5120.2118.6113.3

国内生产总值105.4109.0105.0104.0

工业生产总值111.0111.9104.9103.7

农业生产总值104.1107.7106.8100.8

固定资本投资105.3117.4108.7102.5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3.9108.8110.7109.1

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86.4109.5105.8109.0

出口总额101.0139.596.2103.0

进口总额68.1113.5119.8113.0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经济发展部统计资料整理。

二、俄罗斯经济增长内需拉动因素增强（注：本节引用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http//www.gks.ru)、财政部(http//www.minfin.ru)、过渡经济研究所《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2002年第1-12期(http//www.iet.ru)。）

2002年俄罗斯经济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回升。这一年，财政稳定，1-10月份实现财政收入18034亿卢布，比上年同期增加3.4%，连续第三年实现联邦预算盈余。在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环境下，通货膨胀保持在预期的水平，从1998年的85%下降到2002年11月的15.1%，2002年上半年曾一度降至一位数。外汇黄金储备增加100亿美元，达到经济转轨以来的最高水平470亿美元，俄罗斯2002年还按期偿还了外债，而且没有另借新债，政府将外债削减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1998年这一数字则是130%。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2002年1-9月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9069亿卢布（约合2550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4.1%，预计全年达到4%。

近两年俄罗斯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外部因素在减少，内生因素在增加，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内需求，是工农业生产和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其主要拉动因素是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和持续走高的国际石油价格以及1998-1999年卢布的贬值效应，这使当年出口猛增近40%，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因素达到20%。由于卢布贬值效应的逐渐消失，2001-2002年俄罗斯经济实现了稳定增长，为4%-5%，其主要拉动因素逐渐从外部经济环境转向内需，出口导向部门所获得的收入转变成了强有力的国内需求和居民收入的迅速增加。2001-2002年的GDP当中，最终消费需求从2000年的61.3%上升到近70%，国内总积累从18.6%上升到2002年第三季度的27.5%，而净出口则从20.1%下降到10.8%。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估计，在2002年的GDP构成中，国内需求从2001年的87.1%增加到90%。2002年1-11月份出口只增加了3%，而进口则增加了13%。

2002年1-11月份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零售贸易五大基础经济部门的产出同比增加3.7%。工业产值增加3.7%，达到62200亿卢布，其中有色冶金、食品、燃料能源和建筑材料工业增长最快；农业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与2001年基本持平，增长0.8%，达到8640万吨；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2.5%。截止到2002年10月1日，累积吸引外资398亿美元，其中l-9月吸引外资129亿美元，同比增加32.8%，占累积外资总量的32.4%，并且79.4%投在了工业和商业等实际经济部门，说明在过去的一年中俄罗斯投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国内最终消费需求方面，2002年1-11月份失业减少14.3%，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增加9%，实际工资增加17.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与1998年相比减少了近一半。剔除季节影响因素，1-11月商品零售总额达到33217亿卢布，同比增加9.1%。随着世界经济环境逐步好转，国外需求也在增加，2002年l-11月份俄罗斯对外贸易增加了6.3%，上半年出口的实物量增加了10%，进口比上年同期少增长了6.8%，卢布地位得到巩固。

三、俄罗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

俄罗斯社会经济虽然已经步入了依靠内需稳定发展的轨道，但依然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面临着许多迫切的任务，如彻底扭转1998年金融危机后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局面，创造拉动内需的良好条件，提高社会财富的质量，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固定资本投资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提高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等。普京总统在2002年12月19日第二次与民众“面对面”谈心时指出，2003年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完善法律基础建设，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市场经济环境，吸引投资，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目标仍然是继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社会不平等状况，坚持独立自主，保证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俄罗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现代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有：1.改革国家调控制度，按照“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的原则，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扩大企业的自我调节功能，将部分国家职能转移给企业；2.加强立法，肯定和保护私有产权，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3.改革银行制度，充实银行资本金，提高间接融资的稳定性，建立银行居民存款保障制度，一方面为居民投资扩大货币市场可靠的、稳定的而具有流动性的信用工具，另一方面建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发展证券市场、扩大金融工具以扩大投资对象和吸引新的长期投资者，改革保险制度，建立国家的调控和监督制度；4.降低通货膨胀和利率，建立统一可靠而有效的支付体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5.发展抵押信贷制度，提高住房需求支付能力，进而带动建筑和建筑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6.改革税收和关税制度，彻底降低和拉平税负，简化税制，完善税收的行政管理，提高税收制度和关税制度的效率，取消流转税和大部分税收优惠，规定统一的收入所得税率，实行统一的社会税，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纳税人制度，实现税收行政管理的信息化；7.实现各级预算平衡，使国家的支出同其资源相适应，集中资源用于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保障国家的支付能力；8.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完善国家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的利益代表制度；9.继续进行结构改革，支持发展风险投资和创新风险保险

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创造条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超越性发展，创造条件促进信息和创新产业的发展，重点发展交通和电信基础事业、燃料能源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体系，实施现代农业政策，改革自然垄断部门，特别是电力、铁路运输，开放天然气市场；10.尽快加入WTO，这是俄罗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跳板，同时坚持加入WTO的条件必须考虑本国生产者的利益，这里的关键是关税制度的改革，俄罗斯新版海关法正在制订过程当中，提高反倾销程序的效率；11.遵循互利互让的原则鼓励俄罗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有效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联邦出口扶持机构，为俄罗斯企业的出口实行担保，保障国际收支顺差；随着经济的稳定增长，及时和足额偿还外债，履行义务能够提高俄罗斯及其公司的信用和投资吸引力；12.为了严厉打击影子经济，肃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加强执法力度，严格强化许可证、税收、外汇和出口监督机制。

在社会领域，有：1.推行积累性退休金制度，从而改善居民的退休保障；2.发展医疗义务保险制度，保障居民的医疗救助；3.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提高俄罗斯经济竞争能力的重要条件；4.实行有选择的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家根据预算能力来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方面的立法，目前国家的预算收入不能保证现有立法规定的所有保障，只能对最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提供有效援助。

四、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

俄罗斯财政部对2003-2005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预测，其主要预测指标见表3。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将在继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通过彻底改变投资结构，鼓励面向国内市场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对俄罗斯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仍然可以持乐观的态度。

俄罗斯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将取决于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内因素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国内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方面主要是人口状况，生产设备状况及其磨损程度，经济能耗高和资本含量高，开发新的能源和原料基地周期过长，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俄罗斯普遍存在生产基础设施不发达、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劳动力缺乏流动性等问题。客观方面主要是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经济政策的影响，如通货膨胀、卢布汇率、自然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税收和关税以及其他影响资金流动性的因素。在这里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

1.俄罗斯经济进一步回升的有利因素

首先，19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初步形成，市场经济游戏规则逐步得到完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进入2l世纪，为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经济现代化，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方案（注：李新：《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与中国》，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65页。）。、银行制度改革、铲除官僚主义、旨在降低税收负担的税收制度改革以及加入WTO，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改善投资环境，保持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政治稳定为经济增长开拓了空间，普京总统在中央与地方权利分配、议会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持，形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时经济回升也为政局稳定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三，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为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为经济复苏提供了物质条件，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使俄罗斯能够继续保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非金融企业收入的迅速增加，资本外逃减少，扩大外国直接投资，都可以提高总储蓄中的投资水平。

第四，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充裕，1980年代是俄罗斯人口的生育高峰，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在2003-2005年陆续进入劳动适龄阶段，这使劳动力供给达到180万人，而据经济发展部预测，这一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有150万人。

第五，从外部因素来看，由于美元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而俄罗斯的进口主要来自欧盟，欧元的相对升值会使俄罗斯的进口更昂贵，如果这种状况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的话，进口将会减少，甚至低于预测目标。而根据对石油价格的预测，出口会大幅度增加。2002年世界经济展现了惊人的适应力，世界总产出增长率可望达到2%。这种复苏的势头似乎将持续下去，甚至会在今年进一步加速，达到3%-4%，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会因为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而加强。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俄罗斯吸引外资迅速增加，2002年1-9月吸引外资129亿美元，同比增加32.8%，占累积外资总量的32.4%（注：俄罗斯过渡经济研究所：《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2002年第12期(http/www.iet,ru)。）。国际石油价格由于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经济的逐步复苏，欧佩克与俄罗斯在石油产量和价格方面的协调而趋于稳定。这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气和原料出口的俄罗斯来讲非常重要，只要石油价格维持在22美元一桶，就为俄罗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伊拉克战争爆发，而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继续削减，那么世界石油市场会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石油短缺。伊拉克战争的预期已经使纽约市场的石油价格在2003年1月初达到34美元一桶，为两年来的最高记录，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上升，甚至达到每桶40美元。这将使俄罗斯经济增长远远高出预测目标。2003年俄罗斯将有可能结束加入WTO的谈判，如果进展比较顺利的话，2003年底或2004年初俄罗斯可能正式加入该组织。加人WTO后，俄罗斯可以获得更低廉的进口原材料和配件以及金融、通讯、运输等其他服务，对俄罗斯出口商提供保护，通过WTO原则来解决贸易争端，并且从长远来看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的竞争能力。

2.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1990年代俄罗斯制度变迁所付出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化，短期内不可能重现昔日的辉煌。同时，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腐败和经济犯罪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企业偷逃税的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截止2002年11月1日，增值税拖欠2488亿卢布，利润税拖欠353亿卢布；金融制度改革滞后，大多数银行资本金不足，金融风险依然比较严峻；俄罗斯的公司治理仍欠成熟和合理，使得企业经营状况仍不理想，经济绩效低，缺乏创新的活力和能力，多数企业现代组织管理水平不高，拖欠债务居高不下，2002年10月底企业逾期应收帐款总额高达14666亿卢布，占债务总额的29.7%（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失业问题仍很严重，2002年11月底有510万人失业，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7.1%。随着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结构和武装力量改革的逐步展开，煤炭、电力、铁路、军队等部门还将会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失业有加剧的可能。

其次，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变，军事工业、重化工业、燃料、原料和能源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萎缩的局面依然存在。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格局的改变仍需时日。这样的经济结构具有严重的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性。由于国际市场行情发生变化，世界经济转向复苏，使得俄罗斯出口增加，具有出口导向的燃料能源工业进一步增长。2002年1-11月份燃料能源工业同比增长4.6%，其中燃料工业增长6.7%，石油开采增加8.6%，有色冶金增加7.7%，而农业只增加了0.8%，轻工业甚至还减少了0.7%（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采掘业出口创汇和利润的增加，虽然使企业有能力保持投资积极性，履行国家偿还外债的义务，但也使俄罗斯的出口结构不合理，成为原料和能源的出口大国，一旦国际原料、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价格出现下滑，俄罗斯经济将深受其害。这种严重的对外依赖性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第三，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改变，能耗过高，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从而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削弱了俄罗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燃料能源工业将有可能成为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制约瓶颈。目前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产品主要是原料、技术简单的半成品和少量的最终产品，以及发达的核技术、军事技术、火箭、商业发射卫星、遥感和导航系统等高科技产品，而高科技产品只占国际贸易额的0.3%，最薄弱的是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不过俄罗斯加工工业的竞争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如光电子、遥感设备、新技术材料、核技术、光学仪器、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用的大地测量设备、软件开发、信息工具和激光技术以及航空、原子能、造船工业等。为了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俄罗斯必须降低产品成本中的物质消耗，调整工业生产结构，增加机械制造、金属加工和食品工业的比重。

第四，虽然俄罗斯经济保持了连续四年的增长，但是宏观经济指标的比较分析则告诉我们，增长速度在放慢。投资需求增长幅度在缩小，固定资本投资增长速度从2000年17.4%下降到2001年的8.7%，再下降到2002年的2.5%，导致工业增长速度从2000年的11.9%分别下降到4.9%和3.7%，进而使得GDP增长速度从2000年的9%分别下降到5%和4%（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同时，由于1990年代俄罗斯固定资本投资减少了70%多，各经济部门面临着生产设备磨损和老化严重、缺乏创新和再生产难以为继的问题。最终需求的增加主要的还是要靠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是经济增长主要的和最有效的源泉。要想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必须依靠实际经济部门的收入和积累，吸收居民储蓄，创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良好条件，强化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最终产品部门的投资积极性。资本外逃的趋势在2002年虽然有所遏制，但仍有近100亿美元在逃。工业发展速度放慢的同时，消费需求扩大的趋势决定了最终消费品进口的迅速增加，在轻工业萎缩的条件下，2002年1-9月服装进口同比增加72.2%，消费品市场上进口食品占33.3%，非食品占47.8%（注：俄罗斯过渡经济研究所《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2002年第12期(htttp//www.iet.ru)。）。进口的增加严重影响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汽车工业面临危机。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收入差距仍然很大，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增加。2002年10月平均工资为4646卢布，天然气和石油开采行业高达18797卢布，是平均工资的4倍，其次是金融部门、有色和黑色冶金行业。而轻工业和文教卫领域不足3000卢布，只有平均工资的一半，最低的农业部门只有1897卢布，仅比贫困线高出80卢布。截止到12月1日，仍有362.6亿卢布的工资被拖欠。2002年第三季度仍有3870万人收入低于人均每月1817卢布的贫困线，占居民总数的27%（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

第六，通货膨胀仍未彻底根除。2002年11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3%，粮食制品价格同比上涨31.9%，砂糖价格上涨26.8%，植物油价格上涨14.8%，鱼和海产品价格上涨13.6%。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2%，上涨幅度最大的是汽油、服装和药品。服务价格上涨了27%，上涨幅度最大的是房租，近50%，其次分别是医疗、通讯、客运和有偿教育。由于服务价格的上升超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抑制了居民对客运、住房等的需求。为了实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俄罗斯政府对自然垄断产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做出了限制，规定2003年天然气、电力价格的提高分别不能超过20%、14%，2004-2005年不能超过14%-15%、5%-8%（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

第七，目前俄罗斯所负担的外债在1300亿美元左右，来来10年俄罗斯每年要偿还130-190亿美元，成为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瓶颈。2003年是俄罗斯还债高峰年，需偿还外债173亿美元（注：《中俄经贸消息》，2002年12月，第19期。），这给经济发展和预算安排带来沉重负担。

总之，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任重道远，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五、俄罗斯经济转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本舍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归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形态。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同步启动、迅速展开和互相呼应的。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非常冒进和激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大幅度衰退，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失业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综合国力减弱，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吸取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教训，在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引下，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在经济改革的轨迹与路径方面，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略先于市场制度改革，是试点改革与推广改革相结合，局部改革与整体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相结合，自上改革与自下改革相结合，强制改革与诱导改革相结合，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相结合，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受控和渐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

基于上述改革目标、路径和方式上的不同，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是迥异的，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近一半，世纪之交虽然开始回升，但应当明确的是，这仍然只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如果按每年5%的增长速度来算，2010年才能恢复到1989-1990年的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名列世界第六位，人均GDP将近1000美元，实际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达到500亿美元，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对外贸易达到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28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成为外汇储备第二大国。当然，中国在总体成功的改革中也隐含着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可能会诱发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中国应该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加快国有经济的重组，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走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但同时必须合理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就是短期国债的发行失控引爆的；加快银行体制改革，正确处理银行不良债款问题，化解金融风险；随着居民实际收入的不断增加，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注意扶持弱势群体，缩小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Основныенаправления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надолгосрочныйперспектив(до2010r.)вобласти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и.(http//www.csr.ru)

[2]Прогноз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развития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на2003годиосновныепараметрыпрогнозадо2005года.(http//www.minfin.ru)

[3]Д.Львов.СистемныепроблемыРоссии：путьк21веку.Москва.1999.

[4]Н.Петраков.Противоречия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вРоссии.//Российскаяэкономика.2002r.,No2.

[5]Информация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положенииРоссии.2002.(http//www.gks.ru)

[6]林跃勤.俄罗斯经济改革与独联体发展前景[J].经济学动态，2003,(1).

[7]陆南泉.俄罗斯经济转轨若干重要问题研究[J].开放导报，2002,(7).

[8]李新.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与中国[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9]徐坡岭，冯瞬华.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走势的制度分析[J].东欧中亚研究，2002,(1).

[10]范建中.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进程及其面临的问题[J].东欧中亚研究，2002,(5).

转轨范文篇9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语文学习对素质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如何避免语文学习继承和创新过程中的盲目性，并将传统的成功做法与现论相结合去适应社会发展，语文“转轨”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国传统语文教学十分重视传授知识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强调文道统一。这种思想使得传统语文教学本身就具有浓重的教育氛围，无论是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还是卷帙浩繁的学术典著，都记录着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斗争历史，表现着民族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和精神气质，其中蕴蓄的民族哲学观、历史观、人生观、伦理观、文化观和朴素辩证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语文教学的一点一滴，逐步渗透到学生心中，影响着学生的一言一行的，这种文道合一的思想如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但在现实语文教学中，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干扰，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状：有部分人追求近期效果摒弃传统教学的精华，不讲涵咏、品味，而是靠喋喋不休的先入之见去诱导学生作机械的被动的理解、模仿，一篇课文下来，学生只记得几个句式、修辞格，几项文学常识，整个教学失去了应有的文化氛围和艺术韵味。不但有违“为学之道，必本于思”的教学规律，而且与今天培养积极思维素质人才的要求也是相悖离的。传统语文教学思想，有许多合理部分，最有价值的是“启发性”原则。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求学生自行阅读、品味、领悟、熟记。老师“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从而把握一篇文质兼美文章的真正意蕴和表现手法。

传统语文教学非常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如集中识字、强化阅读、整体感悟、注重体验、强调隅反、因文悟道、词意并重、训练偶对等都是宝贵的经验。即在基础阶段重视学生对经典语言材料的积累，利用儿童记忆力好理解力较差的特点，让学生大量阅读、熟记课文，再反过来咀嚼、消化和吸收。提高阶段重视对语文材料的自悟、熟读、精思、博览、多习作。这一教学思想与“死记硬背”有本质不同，它既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遗忘规律，又有助于学生阅读和写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学生道德修养、文化素质的培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应当发扬这一传统，课堂上少一些无的放矢、舍本求未的说教，多一些阅读、熟记，让学生在认真读书上下功夫。

传统语文教学还十分重视教学方法和技巧的研究，总结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如《学记》中提出的问答法、讲解法、练习类比法等，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古人论述“教”与“学”的辩证关系。现今课堂教学中摒弃传统“满堂灌”的布道传经是时代所需，但变“受之于鱼”为“授之于渔”的精讲是不能忽视的。今天谈的“学法”问题，其立足点大多在教而不在学，有的谈到学也是为了教或为教服务。而古人研究的“美读、遵路、入境、悟文、勤笔的学法至今仍在生辉。

语文教学既有继承性，又有时代性、通用性和个性特征。传统教育是应试教育，压抑创造性，抹掉了个性；传统教学是封闭式教学，模式单一，多是灌输与聆听，磨灭了学生的自觉性、主体性。因此在借鉴传统教育宝贵经验，吸取精华，结合时代需要加以改造和发展的同时，迅速向素质型教育转轨，即要有“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外延相等”的现代语文意识，积极开放，从课内走向课外，从课外回归课内，注意教学模式的变通性和过程性，以学生为主体，“知行合一”。既训练个体，又提高整体；既有教学指标，又有自学创造。要站在传统与现代新旧契合点上去审视语文教学的走向，既不要视古人语感教学为至宗至本，一味强调模糊感知，混沌体验，也不要照搬现代语言学或西方语言学理论，刻意模式的制定和操作。完全可以在古今、中外结合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并加以构建。

转轨范文篇10

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也就是对微观主体经济利益的调整，即个人收入与支出的相对增减。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导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增量调整逐步过渡到存量调整。在增量调整时期，新的体制是在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的条件下产生的，新体制的建立也不直接触及原有的体制，也不对原体制覆盖下的居民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新的体制对经济效率的释放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可以提高经济中所有个体的收入，这一过程表现出帕累拖改进特征。而存量调整阶段，原有的某些体制逐步被淘汰，这就意味着原体制覆盖下的个人的利益也逐步丧失。这一过程已不具备帕累拖改进性质。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居民的支出形式与支出范围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分配的形式逐步货币化；为减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负担，原有的社会职能逐步剥离，导致职工原来所享有的暗中补贴等逐步取消，相关部分的隐性收入被逐步取消、甚至转化为居民的支出内容。相应地，从居民收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转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居民收入增加，但居民支出福利基本上没有减少，居民对收入的增加具有稳定的预期；在后一阶段中，虽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仍在增加，但对收入的增加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居民支出福利被逐步取消，实际的支出项目和内容有所增加，并可能导致实际支出水平有较大幅度上升。

Friedman曾从收入的非预期性下降与支出的非预期性增加的角度来理解不确定性。本文将基于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以城镇居民的收入支出状况变化为依据，从居民这一微观角度描述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确定性的演变。本文的讨论仅限于收入、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

一、居民收支的基本特征

1.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

从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趋势呈持续增长状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加至2002年的7702.8元，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4.1％，年均实际增长率为6.8％。在1979—2002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波动幅度（这一期间名义增长率的最大值减最小值）达32.6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波动幅度达16.2个百分点。尽管收入的增长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波动，但无论是名义量还是实际量，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基本的变化趋势。从1994年开始，尽管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变化比较平缓，但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则在整体上趋向于下滑。由于存在“货币幻觉”，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下跌同样可能产生消极的效应。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高于实际增长率。1998年以后，城镇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仍然略高于实际增长率。

表1居民收入增长率（1979—2002）

注：括号内为相应年份。

人均收入的波动也具有一些阶段性特征。1979年—1989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部比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显得更为严重。1979年—2000年及1990年—2000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比名义增长率波动更严重。由于1994年开始出现的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以及1990年—2000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比名义增长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将对居民收入预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与实际增长波动性的增强还意味着收入的增长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2.就业变化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劳动收入仍是最主要的部分。居民的就业机会与就业结构显然对居民劳动收入有重要影响。表2大体上可反映家庭的就业状况与收入等级之间的关系，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就业状况之间有比较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由于劳动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就业机会的相对不足将构成制约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不同年份的纵向比较也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的就业人口数量及就业面总体上都有所下降。从全国范围来看，户均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87人降低到2002年的1.58人；就业面也从1995年的57.68％降低到2002年的51.5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就业机会变得逐渐稀缺。

表2收入等级与家庭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9年及2003年。

居民的就业机会可以用宏观就业状况来表现。当一个社会中的失业现象大量存在时，个人的就业机会也就相对较小。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居民的就业机会可以通过失业率来反映。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性意味着，企业可以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需要对所需劳动力人数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既包括对既有劳动力的存量调整，也包括对新增劳动力的增量调整。但在我国，公有制条件下形成了劳动者的“天然就业权”，这就意味着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这种制度障碍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一旦就业就不会被雇佣单位解雇，即不会失业。当劳动力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时，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失业人员增加，而是新增的就业人员得不到工作岗位，即形成所谓的“待业青年”（注：事实上，即使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业人员的数量仍然有可能增加，因此下面试图反映新增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就业弹性比实际的情形仍有可能低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并不是由劳动力的存量状态来反映，而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增量状态来体现。

现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从业人员增加数/经济活动人口增加数。对这一指标需要做出两点说明。首先，本文中的就业弹性反映的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这与通常的产出—就业弹性不同。其次，利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描述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是有条件的。不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时，就业弹性对新增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反映越充分；如果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则这一指标所包含的意义可能有变化。）来反映劳动力增量的就业状态变化。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大于或等于1，则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新增的劳动力都能得到就业，并且如果大于1则意味着部分非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就业状态或存在外来劳动力；如果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小于1，则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在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一部分新增劳动力不能就业。1980—1984年期间，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均高于1，但此后各年份基本上都在0.9左右徘徊。1995年，这一指标首次低于0.9，只有0.847.1996年又有所回升，达0.973，但随之急剧下滑，到1998年只有0.635，1999年又达到了1.075.从90年代后期以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波动表现得非常剧烈。2000年及2002年分别低至0.575和0.770；而1999年及2001年则分别为1.075和2.136.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总体变化趋势表现出两个阶段性特征，1995年以前稳中有降，即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指标值基本稳定（大约在1左右），同时也显示出极其轻微的下降倾向，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变化非常平缓。这一特征表明，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逐渐变得相对稀缺。1995年后，则大起大落，波动剧烈。后一种特征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是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二是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即失业下岗等使得参与就业的人员结构有较大变化。

从90年代末期开始，劳动力就业的存量状态有所变化。在国有企业改革趋向深化的过程中，企业开始裁撤冗员。部分国企破产或濒于破产，导致就业的存量被迫调整，下岗职工增加。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自主权与市场约束力也在增强，也导致部分企业对就业存量主动调整。下岗职工人数变化可以反映劳动力存量就业状态的变动的一些特征。从1997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公布每年的下岗职工人数。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也许下岗职工人数相对于从业人员数量、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并不占有非常显著的比重。但即便如此，下岗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仍不可低估，下岗不仅意味着下岗职工本人的收入将缺乏保障，而且还将对在岗人员就业稳定性的预期产生影响。

表3历年下岗职工人数（万人）

注：转引自陆铭著：《劳动经济学》第1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01与2002年的数据来自当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报告。虽然2000年以后，新增下岗人数有所下降，但下岗人数的存量可能仍然很大。

由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只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指标低估了我国的失业状况3.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也许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为了对居民就业机会进行更为客观的描述，本文利用了住户调查资料4.在问卷中，就业机会体现在两个问题中：“成员现状与身份”和“在XX年的就业时间”。这两个问题是对就业状态的不同反映形式，前者强调的是时点数，即一定时点上的就业状态；后者强调的是时期数，即一定时期中的就业状况。

估计就业机会的样本选择的基本范围为16至60岁的经济活动伤口。失业的时点数中只包括工作或就业、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情形，不包括离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和其他等情形，并将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都视为失业（注：2002年调查问卷对家庭成员就业与身份状况的问题选项的设计与以往有较大区别。该年的时点效失业状况中包括工作或就业、下岗、离岗（或放长假）、失业、待业青年、高中毕业及以上的待分配和待升学者及其他非就业者，不包括离休、退休、丧失劳动能力者、提前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等，年龄范围仍限定在16至60岁之间。失业的时期数根据年底就业（在岗）与失业成员的回答分别计算汇总，失业数包括年底就业人员选“部分时间失业”（513人）再加上失业人员对2002年就业时间的有效回答数（1148人）。将内退人员与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范围之外可能存有争议，本文认为内退人员基本上相当于自愿失业人员，根据经济活动人口的定义可以将他们排除；而在调查问卷中发现家务劳动者基本上都不回答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5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45位家务劳动者中只有了位回答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9年问卷调查中的27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2位回答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其中只有7个有效答案。2002年问卷中的45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人回答了全年就业的问题。因此将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之外是与我国的经济环境、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相一致的。失业的时期数中包括“部分时间失业”与“全年失业”。

从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就业状况对比中可以看到，1999年的就业机会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1995年的数据中虽然有过失业经历的比例也较高，但在调查登记时点上的失业率并不高，这可能说明当时的再就业机会也较高，失业下岗在当时对居民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但1999年的数据中，时点与时期意义上的就业机会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都较高，这就意味着再就业机会也较低，个人一旦失业则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再就业。而2002年中，虽然时期数也高于时点数，但两个数值仍都处于较高的水平，有失业经历的人数仍在增加，时点意义上的失业率也较高。比较1999年与2002年的就业数字可以发现，这两年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宏观经济层面所表现出的持续的就业机会稀缺可能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

表4就业基本状况（注：1999年的住户调查样本中包括两种类型：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样本框的随机抽样和专门针对失业下岗家庭的调查。为了避免因选择性偏差导致对失业率的高估，在计算1999年的就业状况时，本文只选取了随机抽取的样本。）

资料来源：1995年、1999年与2002年的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长期对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就业具有某种偏好。在国有企业中的就业不仅被视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并且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因此，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中的就业人数在从业人员总数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所有制成分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各类所有制中，国有企业中的就业人数依然占有较大份额。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也具有较大的贡献率。

国有与集体企业内部开始剥离其社会职能，这也意味着原有的社会保障方式被打破，居民在原有体制下所可能得到的福利将为居民自身的实际支出所替代。因此，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就业结构变化不仅影响居民的收入，同时也对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尤其是90年代的后半期。从表5中可以看出，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对社会总就业的贡献率一直小于0，在1998年甚至达到-2.431，同时，1998年开始还出现了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的绝对下降。而集体企业则从1992年开始，对社会总就业的贡献率就为负数，1998年为-1.126，也是从1998年开始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出现绝对下降。这一变化特征显然与同时期中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举措直接相关的。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特征或许正符合改革决策者的初衷，但是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机会减少的同时却没有出现其他形式就业机会的相应增加。原有的就业机会在减少，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这两种方向同时作用的结果是导致社会就业机会的整体性下降。

表5就业结构变化

注：X[，i，t]为各部门（指农村、城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乡镇企业）在时期t的从业人员数；X[，t]为全国的年底从业人员合计。各年份中城镇与农村的数值相加等于1，但国有、集体，乡镇企业的数值之和不等于1，因为按照后一种分类，还有许多未包括的部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3.支出结构变化，恩格尔系数的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至2002年的37.7％。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在1978—1988年期间略有下降，最大值（1983年，59.2％）与最小值（1988年，51.4％）相差7.8个百分点，但在此期间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从1989年开始持续下降。恩格尔系数的整体变化趋势是趋于下降。

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物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加，恩格尔系数将不断降低。因此，在收入的增加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之间应该存在着负向关系。单纯从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时间序列变化关系上看，这一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而恩格尔系数则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因此在收入增长与恩格尔系数之间似乎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将收入（或收入的变化量）作为解释变量，恩格尔系数（或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方程分别设定为：

ENG[，t]=βO+βY[，t]，△ENG[，t]=βO+β1△Y[，t]

其中，ENG[，t]、△ENG[，t]分别表示恩格尔系数绝对量及其变化量（一阶差分），Y[，t]、△Y[，t]分别表示对数收入及其一阶差分（收入含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如果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则回归系数β[，1]＜0，并且回归系数与回归方程显著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恩格尔系数与名义/实际收入的绝对量回归中存在着自相关，因此我们也将恩格尔系数的一阶滞后作为解释变量。在绝对量回归中，收入对数的符号为负（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309、-4.718）且较溪显著，但由于这两个变量都带有趋势性变化，因此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即恩格尔系她的变化与收入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共趋势”现象；为此，我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但回归结果表明，系数与回归方程都不显著，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9、-2.081，但都不显著，调整R2及F统计量都很低。整体而言，收入的变化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缺乏解释力度。这也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可能并不是居民收入增加所诱致的结果，而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转轨强制作用的结果。在业已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医疗保健、教育、住房支出的增加将迫使消费者不得不增加有关方面的支出而压制食品消费支出，从而可能成为导致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表6恩格尔系数与收入变化关系检验

注：方括号内是，统计量。***、**、*分别表示1％、5％、10％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括号内为所占消费支出总奉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消费支出构成的变化

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中，食品与衣着支出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具有上升倾向的是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在这四项中，医疗保健、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具有较强的制度变迁特征。医疗保险、教育体制与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这些支出的较大幅度上升，这些变化具有强制性特征，即居民不得不支出。

1990年—2002年期间，医疗保健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上升了3.55倍，2002年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对于1995年增加了2倍以上。2002年医疗保健支出的绝对数则是1995年的3.91倍，1990年的16.75倍，1985年的25.74倍。娱乐文教支出在1985年就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由于在统计上这一项所包含的内容较多、也较为繁杂，这一指标有可能掩盖教育体制改革所导致居民教育支出增加的幅度。此外教育收费改革的起步时间也较早，所以在1985—2002年期间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不很明显。但即使是这样，2002年娱乐文教支出的绝对数还是比1985年增加了15倍，比1990年增加了8倍以上。居住支出所占比重在1985—2002年期间也增加了1倍，绝对数增加了18倍。住房制度改革对居民支出的影响是显然的。但这里的居住支出不包括居民的购房支出，只包括与居住相关的日常性支出，如房租、水电煤燃料等。

二、经济转轨对居民收入水平与稳定性的影响

从80年代开始，为了对企业职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国家逐步对企业内的收入分配方式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至少在现实中表现为如何通过增加某些职工的收入以对其工作积极性提供物质刺激，而不是减少职工收入对其行为施加一定的约束。1991年底，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9.7％，亏损额达310亿元，政府的规定仍仅限于亏损企业不能增加工资和发放奖金（注：白和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辑要》（1978—2001），第315页，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版。）。国家对亏损企业的各种补贴仍至少能支撑职工基本工资的发放。职工仍基本上不存在因企业效应不佳而被解雇的可能，其基本工资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联性可能也不很密切，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中的企业盈利能力已经有所差异，但职工的基本收入仍是有所保障的。

对居民的收入真正形成逆向冲击的或许是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开始采取新的措施。“抓大放小”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使国有经济在保持或强化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的同时，国有经济的数量或规模有所下降。部分亏损国有企业被破产，留存的国有经济内部也开始减员增效。1994年，国有企业开始试行破产制度，原有职工面临着被解雇的可能。1997年，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重要方面。在企业改革的同时，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国家机关精简机构，事业单位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大量的冗员被释放。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现有的就业人员（劳动力存量）也面临被解雇的可能。由于就业的不稳定性，居民收入的稳定性大大降低。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导致居民就业机会下降，从而对居民收入水平产生逆向冲击；而且对居民的支出也产生了冲击。长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机关事业单位都对其职工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在国有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中获得了工作机会，不仅可以得到稳定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细致的保障制度可以使职工免除许多后顾之忧。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开支几乎由工作单位包揽。

如果把公有制、国有经济称为体制内经济，把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体制外经济，那么从劳动就业的角度来看，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之一是体制外经济的成长速度低于体制外经济的收缩速度。这无疑将导致就业机会的锐减。此外，即使失业或下岗人员能够得到再就业机会，就业的稳定性与收入水平都将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

尽管存有争议，但我们仍不可否认农民工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显著增加但劳动力需求却没有显著提高。这将一方面导致工资水平受到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导致就业机会的进一步稀缺。

不仅就业机会在下降、在职职工的收入风险在增加。不仅个人随时都存在被解雇的可能，由此将丧失获取收入的机会，而且即使处于就业状态，工资水平的刚性特征被逐步打破，个人从企业中所获得的收入也将随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样受到许多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处于特殊状态的个人的收入也在减少，例如年老退休人员、患有疾病或残疾的人员等。在原有的体制下，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实际上由企业或工作单位提供。在企业效益欠佳、甚至亏损时，他们的收入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显然严重滞后。

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开始努力建立失业保险体制，试图缓解因就业机会的减少而导致的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如失业救济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线等。但至少在2003年之前，其效应并不十分明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失业及低收入者缺乏有效的生活保障。

三、经济转轨对居民支出结构的影响

对居民的支出产生影响的主要措施大多也与企业改革相联系。直接的原因表现在为了剥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增强其生存能力，使得低工资制度下的某些福利措施被逐步取消；间接的原因则表现为企业用人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居民与企业（工作单位）之间的联系变得较为松散，居民也无法再要求企业为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而只能通过增加自我支出进行弥补。

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也导致某些特殊行业的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升。医疗机构、教育部门等单位都以各种形式增加本单位的经费来源，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提高医疗费用、药品价格或增加教育收费。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在拨款方式上将医疗机构划为自负盈亏单位，并鼓励学校的各种创收活动，实际上在政策导向上鼓励（或默许）相关来源经费的迅速增长。

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改革对居民相应的支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原有的体制下，职工的医疗、养老以及住房基本上都由工作单位包揽，医疗费用由工作单位支出、退休人员仍可以获得较高的退休工资（甚至高于在职工作人员）、住房通常也由工作单位无偿或低价（低租金）供应。在改革过程中，这些福利被逐步取消，取消的方式既有直接的改革措施，如医疗包干等，也有间接的方式，如企业被破产兼并等。这些福利取消后，对居民所产生的影响是居民必须相应增加自我支出水平。

1.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与居民医疗支出的自我支付

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不仅导致居民的实际医疗支出增加，居民还将自我承担因个人健康、医疗费用等而造成的支出风险。在公费医疗制度下，个人虽然需要承担疾病所导致的痛苦，但基本上无须承担医疗费用的支出风险。医疗制度改革首先是使个人的医疗支出比例增加，公费比例不断缩减，此外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又导致药品价格、医疗费用的增长，这两方面的医疗支出风险都逐步转化为个人承担。

在建国之初，我国建立了低货币工资、高福利保障的收入分配体制。就医疗保险而言，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公费医疗制度。这种公费医疗制度并不是指由工伤而引发的医疗费用支出全部由国家或企业负担，而是指职工因一般性疾病与非因工伤所导致的医疗支出由国家或企业负担。所覆盖的群体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单位职工本人，还包括职工家属。根据50年代初的劳动保险条例，职工在病假期间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工资和疾病救济费；治疗费、住院费、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贵重药费、就医路费、住院膳费由本人自理；供养直系亲属在企业医疗所、医院、特约医院免费诊治，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一半。而实际上，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得医疗支出的自我支付部分大大低于规定的数量。在这种体制下，对城镇职工基本上实行的是免费医疗制度，居民不存在医疗支出风险，相关的风险全部由国家或企业承担。

对这种体制的改革可以认为经历了两种方式，一是对医疗费用管理体制的局部调整，但不从根本上打破由国家或企业承担医疗支出风险的社会保障体制；二是将医疗支出的风险承受者由国家或企业转向居民个人或家庭。第一种方式是与职工和企业之间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相联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劳动力的流动性逐步增强，国有企业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等原因导致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松散化，原有的社会保障机制所发生作用的渠道被打破，在新的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有效性的情况下，居民个人不得不自我承担医疗支出风险（注：但我们很难发现有关取消公费医疗的直接措施，而只能间接地从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体制中去推断。）。

疾病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在现代社会中，通常利用商业保险或社会保障等形式将此类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化解，较为完善的保险体系使得医疗费用的居民自我支付部分因另一类型的原因导致下降（注：这是相对于公费医疗制度而言的。在公费医疗制度下，居民自我支付的医疗费用较低，这是由于国家或单位支付了相应部分；在医疗保险体制下，居民的低医疗支付则主要来自于个人所面临的医疗支出风险在横向或纵向范围内被分散的结果。因此居民医疗费用的两种下降形式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原有的医疗保险方式被打破后，尚未建立起新的替代性机制（注：饶克勤指出，1993年至1998年期间，城镇居民各种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由53.73％下降至42.09％（见饶克勤：《转型经济与卫生改革——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思考》，载卫生部网站）。），医疗支出风险主要由居民个人或家庭承担。

根据1988年、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住户调查资料，公费医疗的覆盖范围在不断缩小。没有成员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家庭比重在逐步增加。1988—1995年、1995—1999年期间，这一比例均分别增加了6.7和4.2个百分点。到2002年，大部分的家庭中已没有享受公费医疗的成员，这一比重达到了62.71％。在原有的公费医疗范围逐步缩小的同时，其他形式的医疗保险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从全社会范围来看，1995—1999年期间公费医疗的覆盖面下降了6.73％，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则只增加了1.04％，替代公费医疗制度覆盖面缩小的是自负医疗费的人口比重上升了5.69％，被排除在原有公费医疗体制之外的85％的人没有医疗保障，需要自我承担医疗支出风险。公费医疗的覆盖面在2002年则只有21.28％，比1999年下降了约28个百分点。在这一期间，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加了18个百分点，而自负医疗费的家庭也上升了10个百分点。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这可能是居民的风险意识增强、社会医疗保障体制发达程度提高的结果。

表8家庭中享受公费医疗的成员数分布

（注：①1988年的数字是根据问卷中“家庭中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计算得到的，其中有许多缺失值，在这里我们把这些缺失值作为0值看待，因此有可能高估没有成员享受公费医疗的家庭的比重。但如果不这样处理，这一比重为1.4％，显然被严重低估。其他年份的数字都是根据个人享受的医疗保障情况按家庭汇总得到。）

资料来源：根据1988、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

表9医疗保险形式的覆盖范围（％）（按个人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1988年数据中的医疗保险形式没有类似的分类。

为了排除个人的身体状况的差异对医疗支出增长的影响，说明因医疗保障制度变化导致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的增长。我们分别考虑健康的和有疾病个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情况。（注：在1995年的调查问卷中没有健康状况评估的问题，我们把病假天数小于30天的个人视为健康，大于30天的视为有疾病。这样，在1995年的样本中，健康个人的比例为90.88％，有疾病的为9.12％。而1999年的健康状况则根据个人的健康自评确定，健康的比例为91.21％，有疾病的为8.79％。1999年的健康状况是根据“现在身体健康状况”这一问题来识别的。2002年的健康状况则根据“您今年是否曾经患有较为严重的疾病”识别。）无论是健康还是有疾病的个人，医疗费用中的自费比重都在上升。在1995年—1999年期间，人均医疗支出中的自费部分在增长而公费部分则在下降。特别是，比较健康个人与有疾病的个人可以看出，有疾病的个人的自费医疗费用部分的比重增长比健康个人更快，而公费部分的比重下降得也更快。2002年中，在未患严重疾病的个人的医疗费用构成中，自费部分已经高于公费部分；而在患有较为严重疾病的个人中，虽然自费/公费的比率比1999年略低，但比1995年则显然高得多。一旦个人遇有疾病，主要的经费来源并不是医疗保障体制而是个人的自我支付。这也无疑增加了个人医疗支出中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医疗支出风险的承受者由国家或单位转向了居民个人或家庭，而社会性的风险分散机制的建立则明显滞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将构成家庭行为决策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

除了体制性的变化以外，还有一些导致医疗费用增长的一般性因素，如预期寿命的延长、因医疗技术进步导致医疗器械与药品价格上涨、慢性病发病率的上升等。而我国正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这也将导致家庭医疗费用的增长，因为老年人的医疗支出需求相对较高。

表10人均医疗支出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1988、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

卫生保健支出在GDP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一比重也会相对较高。因此，医疗支出的增加及其相伴的支出风险并不仅仅是转轨经济所独有的。但在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卫生保健支出中的公共支出也将占有较高的比重。但个人支出的比重则可能因为各国的保险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从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医疗支出水平仍然较低，在一定时期内，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仍将呈现出增长的态势。

2.教育机会的增加与教育费用的增长

教育制度的改革的主观愿望在于力图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机会、增加教育的经费投入。原有教育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严格的筛选机制让少数人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个人所负担的教育费用也较低。如果要增加居民受教育的机会，在公共教育支出有限的前提下，则必然要求增加私人的教育支出水平。

从80年代开始，中小学的学费等教育费用开始增长，90年代开始，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所普遍实施的“并轨”使得高等教育的学费等教育费用支出迅速增长。1997年—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公共教育经费年均递减5—6％，2000年普通高校平均学费比1994年提高了4.6倍（方凡泉，2003）。同时，由于教育机会的增加，筛选程序的简化，也意味着个人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在延长，个人一生的教育总支出也在随之增加。在市场化过程中，教育部门也在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费用。（注：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教育收费混乱对居民教育支出所造成的影响。2003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教育乱收费案件12634件，违规收费金额21.4亿元。据称，教育收费问题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头号热点。（见《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第11版）。即使考虑到这些现象可能仍不能全面反映教育的全部实际支出情况，因为有关后勤服务的收费通常是以“公平交易”的形式出现的（但实际上交易的双方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收取高价），而这些支出将导致在校学生的相关生活支出大幅度上升，但从教育支出调查项目中难以得到反映，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都极容易忽视该问题，在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资料中也没有对该项内容予以专门反映。）根据住户调查资料（表11）也可以看出，1995—1999年期间，各阶段的教育费用都有相当大程度的提高，其中高等教育的学杂费及全部教育经费几乎上升了一倍。

表11相同阶段人均年教育费用比较（居民自我支付）

资料来源：根据1995年与1999年住户调查资料整理计算。

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各层次教育的升学率在大幅度提高，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长尤为显著。高等教育迅速地由精英型教育转向普及性或大众化教育。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与较大范围内的教育产业化，则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应的教育支出也有大幅度上升。从表12中可以看出，各层次教育的升学率在90年代都有大幅度的上升。1999年以来，高中的升学率上升幅度尤为显著，此后一直保持在60％以上，2002年达到了83％，这就意味着对于大部分含有在校高中生的家庭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开支将几乎成为其近期内必然发生的支出项目。

表12升学率与教育经费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0）》，教育部教育发展司总第26期《教育统计公报》有关数据整理。

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教育经费的公共投入比例显著下降，不仅对教育的公共投入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公共教育支出在GNP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在现有的教育投资体制下，教育经费公共投入的下降将只能由私人支出的增长来弥补。私人教育经费有两种基本形式：学杂费与社会力量办学。后者又有两种可能，个人的捐资助学和私人投资办学（注：个人捐资助学既包括个人对教育的捐助，但现实中也包括因考生分数不够录取标准或选择学校而向招生学校支付的额外费用（后一种形式可能更为经常）；私人投资办学指民办学校等。）。学杂费与捐资助学支出的增长直接构成居民的教育支出增长。私人投资办学比重的上升同样也意味着居民教育支出的增加，因为这类学校是企业化运做的，不仅学校的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学生支付的费用（当然也许存在某些组织的捐款与赞助等），还试图从中得到利润，这些资金显然也是来自于居民的私人教育支出。从表12中可以发现，教育经费中的财政拨款份额逐年下降，由1991年的84.5％下降至2001年的65.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学杂费份额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4.4％增加至2001年的16.1％，增长了12个百分点（注：财政拨款份额的下降与学杂费份额的增长之间还有一差额，从表面上看，这一差额可由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来解释，即其他教育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公共教育经费的不足，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很可能最终仍转化为居民的教育经费开支）。这两种教育经费来源的增长率的比较则进一步显示，学杂费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财政拨款的增长率，1993年财政拨款的增长率只有19.1％，而学杂费的增长率则达到了98.4％，后者几乎翻了一番。

根据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与各层次教育水平的入学率的国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的比例相对较低，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由1980年的2.5％降低至1997年的2.3％，与我国这一轻微下降的特征相对应的是，其他国家的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都有所增加；跨国比较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甚至严重低于低收入国家。同时各层次教育水平的入学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如1980年—1997年期间，小学与中学的净入学率分别增长了16、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也由1980年的2％提高到1997年的4％。这两种变化特征也可为这一期间居民教育支出增长提供间接证据。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这可能成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的理由。但国家教育投资倾斜于高等教育的做法已经受到了多方批评，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想见，居民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发生的支出数量至少在短期内难以有下降趋势，甚至仍会表现出明显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白和金主编，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辑要（1978—2001）》，中国计划出版社。

2.陈淮，1999，《中国就业问题的分析与对策建议》，《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

3.段成荣，2001，《要重视流动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人口学刊》，第1期。

4.范剑平主编，2000，《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

5.方凡泉，2003，《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政策选择》，《高教探索》，第3期。

6.胡鞍钢，1997，《中国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1997年第3期。

7.科尔奈、翁笙和，2003，《转轨中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卫生部门改革》，中信出版社。

8.莫迪利亚尼，2001，《莫迪利亚尼文萃》（中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9.明庆华、程斯辉，1995，《我国当代人口流动与教育》，《中国教育学刊》，第6期。

10.热若尔·罗兰，2002，《转型与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汝信等主编，2002，《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