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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00:01:26

重商主义范文篇1

首先，由于中国在关税、所得税等税收制度方面对外资实施优惠政策，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其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引发漏税、假外资和恶性寻租（通过权力追求利益）和资本外流等诸多问题。其次，由于优惠政策、地理条件和投资环境的不同，导致直接投资集中在沿海的一部分地区，结果，拉大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此外在贸易领域，由于对加工贸易实行过多的优惠税收制度，原材料的大量进口对国内原材料产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受此影响，很多企业纷纷转向加工贸易制品的生产，从而阻碍了产业的升级。

诚然，对中国而言，要实现由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主导的经济发展，就需要引进外资。事实上，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等相关的海外直接投资弥补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力量不足。但是，实际上，外资企业凭借其技术实力、资金实力、商标和销售网络等经营资源的压倒优势完全掌握了经营主导权，控制着核心技术和主要工序，只把劳动密集型部分交给中方负责。因此，中方生产的附加价值非常少，利益分配结构严重失衡。此外，外资凭借其雄厚的资金还夺取了中国的很多投资机会，结果导致中国国内的资本外流。

更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政策最终削弱了中国企业提高潜在竞争力的积极性。迄今之所以竭力引进外资，其本来目的是为了通过国际分工获得外国的先进技术，加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实际上，中国企业在不利的竞争条件下，研究开发能力变得越来越薄弱。

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通过建立研发体制，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或者对外资拥有的技术加以吸收，使之转变成自己的技术。现实情况是，由于国内企业的研究开发预算少，因此，只好对外资带入的技术原封不动地加以使用。对于这种急功近利的技术引进方式必须加以改变，努力提高中国企业创造的附加价值。

再者，有必要考虑构筑一套让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能够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使国内企业无需仅仅从事组装加工，而能够扩展其事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采取措施弥补法律制度的不足，修改目前对外资企业有利的税收制度，并严厉取缔走私和逃税等不法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

贫困化增长陷阱

中国凭借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积极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速工业发展的步伐。中国的工业品出口每年都在增加，目前已经占整个出口的90%。而且，加工贸易已约占整个贸易的一半，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已经被称为是“世界工厂”，其工业力量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通过近年来的模块化等生产技术的革新，企业间和国际间的分工发生了很大变化，拥有丰富而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已经被列入国际分工网络格局。但是，由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时参与进这一格局，竞争加剧，中国面临的状况不容乐观。

这种模块化是将各个生产过程加以分解，向不同的企业发出订单，从而使专门从事于生产过程中的特定环节成为可能。其结果是产业结构出现了“微笑曲线”化（见图1）。所谓“微笑曲线”是将附加价值按照制造工序的流程加以表示，上游的核心技术和下游的售后服务等的附加价值高，中游的组装和加工等利润空间最小。换言之，由于模块化作业的标准化和竞争的加剧，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的收益率下降，也就是说，通过模块化，赚钱的部分和不赚钱的部分以“微笑曲线”的形式表现得非常明显。

但是，按照“微笑曲线”来说，中国能够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仅仅限于相当于下颚处的附加价值最低的部分。而且与当初日本以加工贸易为中心的时期不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和冷战体制结束以后，获得廉价劳动力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困难，加之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能够获得的利润进一步缩小。这样，“微笑曲线”的谷底日益加深，对中国而言，以本国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技术交换时的相对价格（即贸易条件）将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境地。

图1“微笑曲线”示意图

附图

贸易磨擦的阴影悄然逼近

改革开放以来，强劲的出口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这一倾向更为明显。但是，随着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高以及与主要工业国贸易不平衡状况的迅速加剧，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摩擦也在不断升级。从短期来看，中国需通过双边谈判或者世界贸易组织(WTO)来解决摩擦问题，从而长期来看，实现本国经济增长方式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则不可缺少。

至于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首推实行贸易保障措施和反倾销措施来抑制进口的方法。世界贸易组织(WTO)虽然以自由贸易为原则，但对反倾销和贸易保障这两项措施则作为一种临时性的紧急避难措施而例外地予以承认。当前的现实情况是这两项措施作为全球共通的保护主义工具而大行其道。

贸易保障措施是在出现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允许对该产业实施进口限制或者提高关税等援助措施的一种制度。2000年6月，韩国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大量进口，对大蒜进口实施了关税配额。2001年4月，日本对三种农产品（大葱、鲜蘑和草席）实施了临时保障措施。2002年3月5日，美国对钢铁制品也实行贸易保障措施，中国国内产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作为自卫手段，中国于2002年3月26日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诉讼。

反倾销措施承认，在由于对象国家以低于正常价格出口，即倾销而使本国国内产业蒙受实际损害或者出现这种威胁时，追加征收反倾销税。包括业已开始的相关倾销调查在内，中国是迄今被发动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仅从已经开始调查的案件数量来说，从1995年到2002年6月，就达278起。实际已经付诸实施的案件数量也高达196起。列为对象的商品从大蒜和苹果等农产品到钢管和电视机等电气产品，涉及范围很广。

此外，通过调整国内法律制度设置非关税壁垒，也被各国列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WTO允许各国在保持与协定一致、非故意和非歧视的前提下，自主设定各自标准。2002年5月，中国生产的冷冻菠菜残留农药问题浮出水面，日本借机修改了自己的食品卫生法。这样，对来自可能违反规定的国家生产的食品等，日本就可将特定商品列为对象，实施一揽子进口禁令。在这样的法律下，通过调整有关规定，就可以保持消费者或国内规定为由，实施进口限制。对此，中国指出，日本对冷冻菠菜制定的残留农药标准本身存在问题，加之，日本要求本国进口商对进口实行自律，因此造成实质上进口停止。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有助于稳定中国的贸易环境。有关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以及其他进口壁垒（对纤维制品的进口总量限制和反倾销关税）的担心可以得到缓解，促进贸易争端的解决。特别是随着国际交易相关的多国间纤维协定(MFA)的废除，各国将分阶段解除数量进口限制，中国的纤维制品将进一步发挥其竞争力。除此之外，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无差别原则条件下，中国能够享受平等、互惠的通商环境。目前，美国为迎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对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国内法进行了修改。

除个别领域的问题以外，整体贸易不平衡的扩大正在加剧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日美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均在迅速增加，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亦日益高涨。但是，从日美贸易磨擦的经验中不难发现，贸易收支短期内的确会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取决于相关国家投资与储蓄的平衡。要减少贸易顺差，中国必须通过扩大内需，改变出口依赖体质。

由于过分优惠外资而导致国内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中国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正引起贸易条件恶化和贸易摩擦。

摆脱重商主义

迄今为止，中国探索的对外开放政策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重商主义原本是16世纪－18世纪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各国采用的政策，认为对外贸易顺差所带来的金银规模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因而积极促进出口。中国不同于当时的欧洲，不拥有独自的技术，为了弥补技术不足而积极引进外资。因此，引进外资与促进出口并举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带动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国内企业不成熟、中长期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与贸易对象国的摩擦加剧等负面影响。要让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就需要摆脱重商主义。

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常被引用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果之一。这与重商主义的主张同出一辙。至2002年末其规模已达到了286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这足够支付中国一年的进口。除了贸易顺差规模的扩大和外资的流入等直接原因外，实质上钉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低估也推动了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

诚然，在防止针对货币的投机性攻击方面，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像中国这样保有超出需要以外的外汇储备，反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弊端。首先，将外汇储备运用于美国财政部证卷所获得的收益率远远低于国内投资，从现实看，资金并未得到有效的利用。其次，外汇储备的增加带来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助长了不动产市场上的泡沫。第三，引发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的贸易顺差规模的扩大也有可能成为贸易摩擦加剧的原因。

发展经济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引进外资、促进出口、积累外汇储备充其量不过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而已。当局应充分认识到迄今采取的重商主义政策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围绕以下各点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战略。

第一，应修改包含迄今赋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内的“超国民待遇”，给予国内企业在平等条件下竞争的权利。这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内外无差别原则。

第二，为了防止贸易摩擦和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应努力实现由出口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向内需主导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努力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不良债权问题所引发的银行惜贷，以及由于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不安等问题。

重商主义范文篇2

[关键词]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分期

过去学术界一般都把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重商主义思想又被称为重金主义，晚期的思想又被称为重工主义或贸易平衡理论。雅格布·维纳对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思想的区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是，这种把重商主义思想划分为两个时期的做法是建立在对18世纪上半期重商主义思想研究缺失的基础上的，赫克歇尔在其两卷本的巨著《重商主义》中，虽然把重商主义的时间段定位在中世纪到自由放任时代之间，但赫克歇尔自己也承认，他的研究到1714年为止，没有对以后的重商主义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如果能对这一时段进行研究，会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随着近年来对18世纪上半期重商主义作品研究的深入，这种笼统粗略的分期已经不利于深化对重商主义的认识。

英国重商主义时代大体上从1500年至1750年，横跨两个半世纪。在这么大的时间跨度内，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分期，细化研究，就不能把握英国重商主义思想演进的阶段性变化。把重商主义思想历时性地放在历史时间尺度内，就会看到，其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雏形时期、成熟时期、完善时期，反映了重商主义对经济现象的把握不断深入，对经济语言的运用不断成熟的过程。

一、雏形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1500年到17世纪20年代前，重商主义思想处于初期阶段。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初期的混乱经济社会秩序，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求，推进市场化的进程，重商主义者从思想上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控制，但此时的重商主义思想还比较粗糙，有时还同政策建议混同在一起。

在16世纪下半期由于英国呢绒出口遭遇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于是爆发了一场经济大讨论。过去重要的思想家都是传教士和社会改革家，现在是商人和政治家；过去表达的典型媒介是布道和文章，现在是更讲究技巧的备忘录或便函；过去检验当时生活的是社会正义，现在是经济私利；过去最大的讨论题目是农业，现在是商业和工业。当时的议会和政府召开了许多调查会，“鼓励并且也训练了人们讨论当时的经济问题，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由此而在整个16世纪得到了很大改进，有时甚至具有‘科学’意义。当时讨论的问题有：圈地、行会、公司、中心市场制度、垄断、税收、通货、关税、济贫、工资、工业管理等许许多多问题。人们就这些问题向各皇家委员会(例如1564年建立的皇家汇兑委员会)作证，发表讲演，递交请愿书，出版小册子。”查理·威尔逊也指出，正是在这种请愿的洪流中，持续不断的讨论中，经济需求和国家需求的妥协中，重商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此次讨论的思想结晶就是重商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初期形态，反映了资本主义还处在自卫的阶段，早期资产者还需要依靠国家来应对经济波动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控制国内工商业、海外贸易甚至百姓的日常生活，克服难关，同时需要凭借国家授予的垄断权而发家致富。资产者的需求与当时的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愿望相契合，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不断加强，到伊丽莎白时期终于形成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

对当时重商主义的思想水平，熊彼特作了十分精要的总结。他认为，由于重商主义者讨论的都是新兴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是与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的实际问题，而他们又多借助常识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论点，这就使得重商主义的“大量文献实质上处于分析前的阶段，不仅如此，而且是粗糙的——是非专业人员的著作，甚或是未受过教育的人的著作，这些人往往缺乏阐明基本原理的技巧”。他们提出论点后，便急忙提出具体建议，虽然讨论的是具体的经济问题，但是他们在新的理论框架内讨论问题，由此发展出的新原则已经触及到了如何获得国民财富这一问题。

从思想内容来说，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的概念意味着差不多等同于相信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的正义和有效”。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主要有以下思想主张：

第一，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真正的财富。1530年左右，有重商主义者撰文指出：“农民的工作增加食物的富有，工匠的工作增加货币的富有。”作者心中的理想还是“为了衣食”，要拥有大量的货币和食物。这种观点一次又一次地重现，直到17世纪初，重商主义者仍抱有这种想法：要使本国富有，就要禁止本国货币和金银的输出。他们主张对外贸易的原则是少买多卖，只有出超才能使金银进口，杜绝本国财富外流。早在1381年，铸币局的官员就已经持有这一思想：“务必使我们向外国人购买的货物不超过我们销售给他们的货物，要不然我们就会日趋贫穷，让他们发财致富。”《论法人》的作者指出，“另一条是我们运出去的东西在价钱上要超过运进来的东西，否则将很快造成我们土地贫瘠，人民贫穷。”此时他们追求的是单项交易的入超，而不是整个国家的贸易平衡。重商主义者也主张发展农业，因为这样“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

第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国内贸易不会引起货币的外流，对财富无所增减，对外贸易应按照贱买贵卖的原则进行。“首先，我们可以禁止输入我以前讲到的从海外运来的那么许多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并规定只准出售我们自己的商品，不得销售舶来品；其次，我们不能不管未经加工的商品，因为如果把那些商品及时地就地加工后卖到国外去，它们就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无数的财富了”在这一阶段，马林斯是全面而清楚地了解国际汇兑机制的第一人，这一机制是通过价格水平和金银流动起作用的，在《论英格兰公共福利之积弊》一书中，他巧妙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跌到铸币平价以下因而硬币外流的话，那么该国的物价将下跌，而外国的物价将上涨，因为外国的通货数量将增加，从而外国的货物的价格将上涨。这一分析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

第三，提倡保护关税，使用本国的产品，发展本国的加工工业。“我们最好还是付出较高的代价向我们自己人购买那些货物，而不要以低价向外国人购买”，同时，“我特别希望不要使用海外任何以我们的原料如羊毛、兽皮、锡等制造的、返销到这里来的商品”，因为如果本国建立这样的工业，既“可以安排2万人就业”，又可避免货币外流。

第四，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已经开始要求统一市场，要求经济资源和市场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让人们“有随意销售商品的自由”。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中，博士与爵士关于如何让人们投身于种地的对话已经涉及到由市场来调节价格。重商主义者对世界市场的价格、供需等运行机制及市场的利益驱动机制进行了初步考察，并要求人们按照市场规律来开展商业活动。事实上，《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的作者对市场机制的推理已经超越了常识水平，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理论分析。

二、成熟时期

第二阶段，是从17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力量的增强和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出现了重商主义思想革命，在英国逐渐形成了“贸易科学"(scienceoftrade)，重商主义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威尔逊把重商主义称作“危机经济学”，有一定的道理。重商主义思想正是在17世纪20年代贸易危机的讨论中成熟起来的。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伴随着30年战争或由此引起的波兰和德国大多数地区货币贬值和汇率变动，这样，英国呢绒价格变得昂贵，失去价格优势，向这些地区的出口锐减，使得许多呢绒商濒临破产的边缘，大量纺工失业，货币短缺。市场的扩展使得经济联系“不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变得不可理解”。当时的议会、枢密院、贸易公司以及相关的商人都围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危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国家成立了几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危机的原因，讨论应对的举措。马林斯、孟和米塞尔登都是其中的知名成员，围绕外汇和贸易平衡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以马林斯为代表形成一方，米塞尔登和孟为代表形成另一方，前者想通过直接干预来控制外汇，因此要求恢复皇家汇兑署，后者超越了外汇的概念，认为贸易平衡是贵金属流入和流出的决定性因素，主张按照市场供需规律来开展贸易活动。重商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块肥沃的土壤里开花结果。虽然许多人的思想可能都是为了维护本利益集团，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完全与维护其利益无关，随着工商业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的思想也愈来愈多地灌输给了社会”。以托马斯·孟为例，他参与了调查贸易危机的几个委员会，是主要发言人，并且起草了几份备忘录。正是在此期间，孟的重商主义理论成熟起来，在后来经过彻底改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成功超越了他在《贸易论》中为东印度公司辩护的立场，而是站在全局和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表现出对经济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为最终确立“贸易科学”做出了贡献。为了缓减危机，增加就业，这些委员会以孟的贸易平衡理论为指导，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相当部分建议成为以后实施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样，贸易平衡理论渐渐注入17世纪经济立法。

正是在这场著名的争论中，重商主义者开始使用共同的术语，来处理共同面临的问题，出现了重商主义思想革命。根据马格努松的意见，这种思想革命体现在开始对如何创造和分配财富进行明确的和主要的讨论，并且在讨论中运用了培根式的科学程序和逻辑原则，而且强调这样的争论应该基于具体的事实上，比如，国际贸易状况、支付平衡等等。大多数重商主义思想家对人类和社会做出了“物质的”解释，16世纪的那种道德考虑已经退居幕后，人经常被看作是利己主义者，在许多作品中，出现了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私自利能够服务于社会目标的思想。他们把经济看作一个体系，它拥有自己独立的范畴和独特的规律，把市场过程与经济变量，如价格、工资、利率、货币价值和汇率等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和衰落。重商主义思想革命在于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日益超出人们日常理解范围之外的复杂经济现象，这些理论在此后被用来讨论各种短期和长期的经济问题，不仅贸易平衡理论得到运用，而且经济领域是由供需力量调节的体系这一概念也被不断使用。在17世纪40年代，几位经济学家包括L.罗伯茨、H.鲁滨逊用这一理论框架来主张英国经济多样化发展，以避免经济脆弱性。半个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实现了多样化，工业品生产不断增加，转口贸易、从印度进口和再出口便宜的印花布贸易、殖民地贸易逐渐繁荣，英国的贸易关系已经十分广泛，为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强国迈出了第一步。到了17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理论框架又被用在了讨论荷兰与英国的贸易关系上，这直接导致了英国的航海法案和三次对荷战争。围绕与荷兰的竞争以及货币出口等问题，托马斯·孟的儿子在60年代出版了他父亲在20年就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策制定，有力地支援了反对荷兰的斗争，并成功地废除了货币出口的禁令。到17世纪90年代，围绕铸币、法国的竞争等问题，英国又掀起了一次经济问题的全面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许多人努力把以前讨论中使用过的思想、理论和概念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更为紧密的“贸易论”这一成熟的重商主义思想理论框架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值得关注：

(一)贸易平衡理论是这一时期重商主义思想的核心之一

贸易平衡的观念在16世纪已经很普遍。据考证，最先使用“贸易平衡”这一名词的是米塞尔登，他在《商业循环或贸易平衡》一书，对贸易平衡的含义作了解释，指出出口商品在价值上超过进口商品，是一个国家致富的准则。与米塞尔登处在同一战壕的托马斯·孟赋予贸易平衡或贸易差额理论以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强调指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托马斯·孟从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对单项交易顺差的关注，转向强调国家整体顺差，从而成功地超越了限制外汇交易和管制货币的思想，主张通过贸易规则的间接手段来增加国内的金银存量。

(二)经济领域有自己的规律，是一个由供需力量调节的体系

这是托马斯·孟等人的主要创新之处。17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对市场机制已相当了解，他们运用供需机制来解释价格形成、工资波动等经济现象。重商主义者的作品表达了一种很普遍的思想，就是通过立法手段不可能影响经济生活的进程。因此，他们主张要利用市场规律开展商业竞争，例如，托马斯·孟就主张用低价战略排挤其他纺织品竞争者巴本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商品的用途，“市场是价值最好的裁判，因为从买方和卖方的汇集能够最清楚地知道商品的数量和它们出售的机会。物品能卖多少钱，它就正好值那么多钱。”诺思指出，“货币的来去和多少，会自行调节，并不需要政治家们帮忙。”

(三)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和贸易垄断

巴本反对靠国家干预和限制贸易达到贸易平衡的做法，“任何国家制定禁止一切外国货物的法律，都会使其他国家也制定同样的法律，后果将是毁掉一切对外贸易。”诺思在著作中也反复阐述贸易自由的思想，他说：“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同时，他也指出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达维南特也认为，“贸易本质上是自由的，遵循自己的路线，掌握着自己的进程，所有加诸其身的规章、指示以及限制的法律服务于私人的特殊目的，很少有利于公众。”蔡尔德明确反对市场控制，他列举了一长串妨碍贸易和就业的法律，像禁止出口货币，提高出口价格，降低啤酒价格，垄断收购谷物和其它商品等等。他认为商人会受利润引导，满足市场的需求。一些重商主义作家走得更远，他们极端反对垄断，以至于达到一种类似普世自由主义的态度。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罗格·科克。他极端反对垄断，要求实现经济自由发展。

三、完善时期

第三阶段，是17世纪9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重商主义思想又一次经历革命性转变，出现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概念，承认地域分工和专业化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在思想上日益完善，已与亚当·斯密的理论咫尺之遥。

17世纪90年代是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由17世纪20年展出来的重商主义思想进一步成熟，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下一世纪的思想转折。因此，蔡尔德、达文南特、巴本、诺思等人既沿袭了许多旧有的命题，又提出了许多理论创见，这些创见被18世纪上半期的重商主义作家进一步发扬光大。土地银行等构想和实践，也为重商主义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思考素材。约翰·劳的纸币重商主义一方面构成了与重商主义者过去对待贵金属态度的决裂，另一方面，又狂热地相信重商主义的基本货币概念：流通的规模是经济生活的绝对推动力。对作为货币体系的重商主义来说，1689—1720年这段时期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重商主义的主题——渴求货币在流通中增加，得到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也切断了货币数量和贵金属数量这两个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前重商主义者从未在实践中对这两者加以区分。当不用实现贵金属进口剩余也能增加货币数量时，重商主义的多数实践结论就不得不改变。

重商主义思想从此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作者看来，经济发展是一个经济体制的长期目标，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相互发展来实现，这两个领域是紧密联系的。熊彼特认为，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性修正——这种修正是重商主义作家的主要分析成果”。

第一，形成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概念。传统看法认为重商主义的信条之一就是世界上的经济资源是固定的，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科尔曼也指出，“的确有大量证据表明，在17世纪后期许多作者持有这一信条。”因此，重商主义要求实现贸易顺差，来增进本国的财富。人类的进步只有通过其它国家的损失来实现，赫克歇尔称之为“重商主义的灾难”，也就是一种零和游戏。这实际上是根据对18世纪以前重商主义思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R.C.威利斯通过深入研究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上半期的重商主义作品，认为传统看法与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思想严重不符，在达文南特、迪福、塔克等人的著作中，已经暗示出国际贸易的互利概念。M.波斯特勒维特指出：“没有一个商业民族能够维持与其他人的商业往来，如果他们只希望出售，而不购买任何商品作为回报。”

第二，互利的源泉在于国际贸易的专业化。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已经得出一个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国际劳动分工是国际贸易互利的基础。虽然其表达不够完善，但足以证明过去批评重商主义忽视要素禀赋基础是站不住脚的。熊彼特指出，他们对地域分工的利益作了“技术高超的理论表述，这种表述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十九世纪国际价值理念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以专业化作为贸易的基础。1701年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东印度贸易之考察》描述了专业化的好处：“我们的国内需求可以通过我们航海到其它国家得到供应。只需花费轻松细微的劳动，我们就可以品尝阿拉伯半岛的香料，却从来不用感受培育它们的酷热阳光；我们可以享受丝绸，却从来不用我们的双手去纺织；我们畅饮葡萄酒，却从来不用种植葡萄树；这些矿产财富是我们的，我们却从来没有挖过一锹；我们只是深耕土地，然后收获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果实。”I.杰维斯甚至从专业化的角度出发，讨论了生产资源配置问题，认为不管关税、禁令会给被保护的工业部门带来多大的直接可见的利益，但由于妨碍了最有利的资源配置，因而对整个国家是不利的。因此，重商主义者强调国际合作，合作成为一个普通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这与重商主义的传统解释背道而驰。

第三，其它国家的发展可以是促进本国进步的源泉，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N.福斯特强调了进口的好处：“如果不考虑任何其部门，一个商业部门的实际效用不在于实现了贸易顺差，而在于带来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和有用的东西，使得更多的个人能够分享这种富足。”塔克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拟定一条很少有例外的普遍规律：一个勤奋的民族从来不会因为邻国的工业不断增长而受到伤害。就如天意所定，所有人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和制成品都有强烈的偏爱。……结果是，当这种偏爱得到适当的调节，各民族各自的工业能使他们成为更好的消费者，能促进友好交往，相互都能得到好处。”

重商主义范文篇3

重商主义产生于十四五世纪,兴盛于十六七世纪,于18世纪慢慢衰落下来。它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时期,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为早期重商主义,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威廉?斯塔福德,法国的博丹和孟克列钦等。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托马斯?孟、马林斯和法国的柯尔贝尔等。

重商主义者倡导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国际贸易是国际财富最重要的来源,即流通;(2)要以本国制造品输出到国外换取贵金属;(3)多卖少买,实现顺差;(4)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必须干预经济活动,保护商人地位,发展商品经济。托马斯?孟认为,“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来往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1](5)重视发展本国制造业,保护幼稚产业。出口本国制造品,进口外国原料。塞拉提出,“如果各式各样的和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能生产出超过本国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享乐用品和奢侈品,就可以给国家换回充足的货币。”[2]

重商主义者主张的是货币政策,他们倾向于制定有利于外国货币流入、限制本国货币流出的政策,以获得大量的外汇储备,实行的政策主要有:(1)奖出限入政策。反对进口奢侈品,主张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利用差价实现顺差。(2)保护关税政策。实行关税壁垒,对制成品进口制定高关税,限制制成品的进口。(3)发展本国工业政策。如果要实现顺差,必须向国外输出本国的制成品,因而需要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力,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所以需要制定一些促进本土企业发展的政策。

二、重商主义在中国之祸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实行出口退税,鼓励出口;开放沿海城市;鼓励引进外资;收汇补贴,出口产品供小于求。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国内生产能力逐渐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增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3]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重商主义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一)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重商主义者的对外贸易增加本国外汇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外贸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展了一场“创汇”运动,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为了扩大出口赚取更多的外汇,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包括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等措施,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从1998—2008年的十年间,中国外汇储备逐渐增长,总体增加了10多倍。截至2008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9460亿美元。如今,美元贬值了,中国政府储备的大量美元严重“缩水”,中国出口相同的商品换回来比以前少的商品,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2006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突破了8.1元,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7.9元左右,2009年3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6.8元。截至2009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约为1.95万亿美元,美元资产占72%,约1.4万亿美元。中国因美元贬值所损失的人民币为19500*(7.9-6.8)=21450亿元,如此巨大的损失令人震惊。

(二)民族品牌受挫

改革开放以来,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大量涌入中国,“三资”企业①迅速增长。

跨国公司陆续进入中国,对中国企业造成巨大压力。跨国公司在技术、生产规模、信息、经营技巧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民族品牌受到重创。1997年7月22日《中国经营报》报道:

“据有关资料显示,国际跨国公司已经占领了中国彩电市场份额的60%,洗发、护发、用品市场的80%,跨国公司生产的软饮料在中国四大城市的市场占有率高达85%,1992年进入中国的麦当劳快餐已把国内众多快餐业击得溃不成军;今年夏天,北京街头几乎所有的冷饮网点都被国外的和路雪和雀巢覆盖……养育了三代中国人的八大饮料品牌中的七个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纷纷合资和兼并,有人戏称为‘水淹七军’。”

根据《北京青年报》1996年7月15日的报道,截至1996年上半年,外资已经充分进入下列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族工业:“第一,洗衣粉行业。第二,饮料行业。第三,自行车行业。第四,彩电行业。第五,啤酒行业……。”[4]

上述情况充分证明,重商主义思想引来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对民族工业形成了严重冲击。

(三)东西部发展不平衡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基础好,地理位置优越,因此为了追求整体利益,地区转移成为必然的选择。“‘五五’时期,东部沿海地区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为中西部地区的0.84倍,‘六五’时期为1.02倍,‘七五’时期上升为1.27倍,‘八五’时期为1.33倍。率先在东部建立了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设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5]

中国东部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比内陆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高。本来略有缩小的东西部差距,改革开放后又开始拉大,而且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尽管1999年国家提出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这一差距并未明显缩小。中国东部和西区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中国东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1952年西部和东部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1∶1.84,1978年,这一比例为1∶1.8,而到2005年这一比例缩小到1∶2.55。可见,中国东西部的差距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缩小,反而是在进一步扩大。

(四)环境污染严重

重商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经济增长的背后必然是资源不断趋于枯竭,环境不断恶化。正如世界银行就中国环境问题所做的主题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强劲的经济增长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利益。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收入、减少了贫困并改善了健康状况。然而,经济增长在使千万人脱贫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6]该研究报告列举了当时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情况及带来的后果: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估计每年有17.8万人由于大气污染的危害而过早死亡;来源于生活及取暖用煤和生物质燃料燃烧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每年约造成11.1万例早亡;每年由于大气污染致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达740万年;中国南部和西南部高硫煤地区的酸雨影响已危及全国10%的土地面积,使受影响地区内农作物及林业生产力平均下降了3%;在上海、沈阳及其他一些城市,受调查的儿童血液中铅含量平均超过被认为,对智力发展不利水平的80%左右;中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几乎是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6]。

重商主义范文篇4

关键词:重商主义;外汇储备;祸行

一、重商主义思想概述

重商主义产生于十四五世纪,兴盛于十六七世纪,于18世纪慢慢衰落下来。它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时期,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为早期重商主义,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威廉·斯塔福德,法国的博丹和孟克列钦等。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托马斯·孟、马林斯和法国的柯尔贝尔等。

重商主义者倡导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国际贸易是国际财富最重要的来源,即流通;(2)要以本国制造品输出到国外换取贵金属;(3)多卖少买,实现顺差;(4)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必须干预经济活动,保护商人地位,发展商品经济。托马斯·孟认为,“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来往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1](5)重视发展本国制造业,保护幼稚产业。出口本国制造品,进口外国原料。塞拉提出,“如果各式各样的和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能生产出超过本国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享乐用品和奢侈品,就可以给国家换回充足的货币。”[2]

二、重商主义在中国之祸行

(一)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二)民族品牌受挫

改革开放以来,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大量涌入中国,“三资”企业①迅速增长。

上述情况充分证明,重商主义思想引来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对民族工业形成了严重冲击。

(三)东西部发展不平衡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四)环境污染严重

重商主义范文篇5

重商主义学派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瓦解于17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兴盛时期。重商主义的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重商主义政策主要是由一些巨商、大贾、政府官员在处理实际的贸易、工业、航运和行政工作中提出来的。根据主张的差异,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

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坦福特和法国的安徒安德•孟克利钦,他们认为货币即是财富,主张在对外贸易的每笔交易中都保持顺差,奉行绝对的“少买多卖”原则以增加货币的流进,因此被称为“货币差额论”。

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和法国的柯尔培尔,他们意识到只有将货币不断地投入到流通中去,才能使货币财富不断增加,他们主张全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因为被称为“贸易差额论”。晚期重商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以贸易管制政策为主要手段,实现国内贵金属的存量增加。

重商主义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出口贸易规模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80亿美元,30年间增加了125倍,比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快三倍,被国际社会称为“出口增长奇迹”。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也不断扩大,从1999年的2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28年间增加了约13倍,经常顺差额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1.7%上升到2007年的11.7%(数据来源:IMF,WorldEconomicOutlook,2007)。

有着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外贸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当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巨额顺差的情形下,重商主义对我国对外贸易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下文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恶化我国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它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有数据显示,我国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从1995年到2005年,我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19%,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25%,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24%。这主要是因为出口商品的结构不合理,贸易顺差的主力军仍是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加工贸易品几乎没有定价能力,国内出口厂商在出口政策推动下,为了获得比内销更大的利益,竞相出口甚至恶性竞争压低出口价格。与此同时,加工贸易的市场容量正在萎缩,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抢占市场份额,有的出口产品已经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二)扭曲国内经济资源的配置

对外贸易的实质是通过经济交往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佳配置,使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都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廉价的环境成本上,由于国内的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多数资源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因此出口产品的成本显得很低,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保持在全球较低水平,刺激了出口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急剧扩大。

(三)加大外汇储备的成本和风险

据统计,至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额达1.53万亿美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居全球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形成巨大的“机会成本”,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我国为缓解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买入外币投资本币,其后果是我国面临着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全年CPI上涨4.8%,12月CPI上涨6.5%。此外,我国购买了巨额的美国国债,这样大部分以国内实物资源换取的外汇,又流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经由美国政府以信贷形式发放给美国企业,帮助其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了外国投资者投资我国的资本,来到我国市场获得收益。在这样一个资本循环过程中,我国仅得到极低的美元债券利息。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的相关数据,计算出2002-2008年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其中最高年份2005年的平均利率也只有3.5%,比相关专家预测的平均4.05%的利率更低。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得到的是以生产性直接投资方式获取的生产收益。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对我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外资企业在我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而我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不到5%。近年来,美国面临着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系统安全及双赤字压力、巨额国债、过度消费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美国政府为缓解经济压力,长期刻意执行“弱势美元”的政策,引发美元持续性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财富随之蒸发。

(四)加剧贸易摩擦

持续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美国、欧盟甚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07年底,我国已持续13年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对华反倾销案件数每年高达平均30.7起。

(五)损害消费者福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奉行“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政府给予外资企业和出口企业诸多优惠条件,导致很多企业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换取出口优势,这无疑会损害国内的劳动者利益和环境,恶化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福利,削弱了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措施

对外贸易必须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继续推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发展弊大于利,我国必须调整贸易政策,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或者保持适度的贸易逆差。

(一)开拓国内市场

按照经典的经济理论,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我国储蓄过度,造成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政府投资和国外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开拓国内市场,挖掘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对于调节贸易顺差具有重大作用。因此,要扩大内需就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以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和证券市场,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二)优化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结构

目前,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或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出口商品,产品附加值低,结构单一。因此,我国迫切需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减少大量消耗资源型产品和消耗能源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加强对高新技术出口产品的支持。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这种情况使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难以分散风险。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我国对美出口金额开始大幅下降。2008年1-6月,我国对美出口金额比2007年同期增长8.88%,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2007年同期对美增长速度,因而形成了对这些国家的过分依赖,增加了双边的贸易摩擦。今后应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尤其应当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合作。

(三)重视进口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后发优势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引进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规模机械设备等的进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重视进口,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消费者福利,并且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变成真正的贸易强国。

综上所述,我国在今后几年之内的出口增长速度仍将继续高于世界贸易平均增长速度和大多数国家的出口增长水平,与一些国家的多边贸易失衡状况很难得到完全解决,甚至会有所恶化。因此,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施顺应经济形势的外贸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曹亮,王平.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邓春玲.经济学说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童霞,吴林海.基于出口贸易视角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现代财经,2007(12)

重商主义范文篇6

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立足点是发展本国生产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的大前提下，贸易保护主义除了使用传统的关税作为保护的手段之外，还加强了对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和使用，如苛刻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化这对矛盾体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应如何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基于对以上课题的关注，本文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并试图透过现象揭示保护的实质。然后，本文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最终得出“新贸易保护主义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一结论。文章的最后部分，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作者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应对措施，建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熟练掌握WTO相关规则，借助政府和中介机构的力量，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地抵制外国无节制抢占和恶意冲击，以保护各国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应得的利益。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标。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理论来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较多。本文拟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实质进行归纳分析，并试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提出运用贸易规则、规避贸易风险；发挥中介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加大政府协调、实现公平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冲破贸易保护；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具体有效的措施。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

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之后经历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四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1、重商主义（15-17世纪）

15-17世纪，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通过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西欧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与此同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生活对商业资本有着很大的依赖，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当时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等金属货币，它们成为社会各界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财富的象征，而拜金主义也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这便是贸易保护的起点。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重商主义流行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西欧各国，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或不买，用以积累货币，而且积极鼓吹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资本高度发展，工场手工业已产生，信贷事业开始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王朝和商业资产阶级更加需要货币，“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钱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进来。”硕士论文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omasMun，1571-1641），他指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进行转口贸易，发展生产。但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仍然坚持买少卖多的原则。贸易差额论在认识上比货币差额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论是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当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它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而且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认为财富和利润都是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源泉。这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货币差额论将货币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设法要把侥幸得到的货币保存在国内并把它贮藏起来，而且孤立地对待货币运动。贸易差额论才开始认识到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的内在联系2、“保护幼稚工业”理论（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20-4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形成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1789-1846)。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他从德国当时所处的现状出发，认为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而想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国家实行高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进而建立强大的工商业基础。经过比较，他认为使用动力和大规模机器的制造工业的生产力远远大于农业，所以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力需要特别重视。而对于农业的保护，他认为，通过保护使工业发达以后，农业就会随之得到发展。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应该说保护关税政策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理论在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对象应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保护贸易为过渡时期，自由贸易才是最终目标。

但是，李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他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与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以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为前提假设。

3、超保护贸易理论（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高关税、外汇限制、数量限制、鼓励出口等措施，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各国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支持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及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的政策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扩大就业。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仔细分析贸易顺差和逆差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大量的失业问题。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黄金，可以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有利于缓和与扩大就业量。而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和增加失业。

超保护贸易主义旨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它把保护的对象由幼稚工业，扩展到包括国内高度发展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也由培养自由竞争能力，转变为巩固和加强对国外市场的垄断。保护的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凯恩斯主义超保护贸易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理论中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性。

但凯恩斯主义过分夸大了他们的意义，忽略限制新投资，阻止对外贸易顺差的其他重要因素。超保护贸易理论的特点是不择手段的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高度发展的工业，以加强其国外的垄断地位，其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贸易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不是消极地防御外国商品侵入国内市场，而是加紧侵占国外市场。凯恩斯主义者反危机方案旨在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失业和摆脱不断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保护贸易理论对危机起到了缓解作用，但在其原有制度条件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重商主义范文篇7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

1、重商主义（15-17世纪）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重商主义流行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西欧各国，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或不买，用以积累货币，而且积极鼓吹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资本高度发展，工场手工业已产生，信贷事业开始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王朝和商业资产阶级更加需要货币，“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钱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进来。”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omasMun，1571-1641），他指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进行转口贸易，发展生产。但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仍然坚持买少卖多的原则。贸易差额论在认识上比货币差额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论是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

2、“保护幼稚工业”理论（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20-4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形成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1789-1846)。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他从德国当时所处的现状出发，认为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而想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国家实行高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进而建立强大的工商业基础。经过比较，他认为使用动力和大规模机器的制造工业的生产力远远大于农业，所以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力需要特别重视。而对于农业的保护，他认为，通过保护使工业发达以后，农业就会随之得到发展。

3、超保护贸易理论（20世纪30年代）

重商主义范文篇8

【关键词】政府市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上争论不休的论题，距今已经超过500个年头。但数个世纪的争论和实践，主要发生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和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该话题必然延伸到中国，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法学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一个全新的、精确的界定。

本文简要介绍了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17—18世纪所兴起的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凯恩斯主义和进入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主张适度干预的供给学派，分析了以上四种经济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观点和其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来探讨其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界定。笔者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命题，有共性结论，又有个性问题。在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和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定位应该是，政府不是“市场之敌”，而是“市场之友”。

一、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准备时期反映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5世纪末，封建制晚期的西欧各国的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商业资本势力开始强盛起来，城市数目与规模日益膨胀，国内与国际贸易总量逐步增多，贸易范围日益扩大。在此过程中，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商业资本家需要有十分强大的国家政权做后盾：以对内建立其统一国内市场，维护其利益；对外夺取海外商业霸权，打击国际竞争者，争夺殖民地，故而，积极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同时，国王也希望得到商人的支持，以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这样就促成了商人和国王的结合。此外，14—15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并延伸到整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也给也给重商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积极推动。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孟、托马斯?霍布斯、洛克、斯图亚特，法国的柯尔贝尔和德国的尤斯第、宋能菲尔斯等。其基本经济理论观点是：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增加货币的源泉；政府活动的目的应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以增加财富。而这些经济理论背后的依据是凭借国家权力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推崇政府对市场的强制力。

尽管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不科学，但其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英法等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大促进了工商业发展，推动了商品货币关系发展。

二、17—18世纪所兴起的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广泛发展时期和产业革命的前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封建主义残余束缚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英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还刚刚产生尚未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及其残余，以保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形成于18世纪50-70年代，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它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和形成的。

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的全名）中。其基本理论观点：

1、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

按照斯密的理论，社会怎样才能把劳动和资本用到最有利的用途，怎样才能把社会财富尽可能用以维持生产劳动、变成生产资本？那就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斯密学说的中心思想。他认为只有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才能打破当时有害于经济发展的种种法规，使得工农业和商业得到自由的发展。斯密认为一切都听其自由放任，不加限制，任其自由发展，将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2、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

斯密积极主张对外贸易自由，反对重商主义的垄断和限制政策。他认为国家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不利于增加国民财富，因为限制某种商品的进口，以保护本国某部门的生产，这样表面上做好象保护了本国的工业，而实际上却是保护的落后，其结果会造成生产力的下降。他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贸易，才能使资本投到最有利的地方和部门，才能使各国都充分利用本国的土地、气候、资源、生产出比别国成本最低、生产力最高的产品，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合理的国际地域分工。各国都生产本国最有利的产品，进行互通有无的国际贸易，结果各国都能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力，得到最丰富的产品。

3、政府充当“守夜人”角色。

斯密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出发，极力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以及举办一些私人经营无利可图的工程和公共设施，起一个资产阶级的“守夜人”的作用；至于资本家的经济活动，国家就不必进行干涉，听任其为了追求自己利益而进行自由竞争。

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不仅对推动当时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1929年大危机的产物。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首先表现为生产水平的大幅度下降，贸易空前萎缩，失业人数猛增。这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受着严重而深沉的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了二十多年。其次，这次危机影响特别广泛，不仅席卷工农业和商业，而且扩展到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制度等领域。再次，这次危机在时间上持续特别长久，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市场失灵，经济陷入瘫痪，由此，人们对政府的不干涉经济的理论进行了怀疑。从而促进了新的理论的产生。

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了“看的见的手”理论，系统阐述了他的经济政策理论观点：他对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批判，其经济政策观点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调节消费倾向，其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调节投资引诱，其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的，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针对经济周期的变动，提出了一个以政府干预为中心，以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目标的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体系。他主张扩大政府职能，以各种经济政策来干预消费倾向和投资，从而刺激生产，他还主张国家通过税收等政策来改变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

尽管通过政府的干预使经济得到很快的恢复，但是由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对政府干预的过分依赖，缺少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剖析，使其完成了“反危机”任务后对新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显得力不从心，这样做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

四、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主张适度干预的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70年代初在美国开始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乔治?吉尔德等。70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严重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西方国家政府企图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措施的连续失败又严重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的西方政治家试图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另寻出路。例如，美国国会议员肯普和总统里根便是如此。

供给学派的基本经济政策理论观点是：

1、减少政府开支，大规模缩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投资的能力。

2、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相适应。

3、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更多的依靠市场力量来调节经济，充分发挥

企业家的积极性，让企业自主经营。

供给学派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

规律。其政策主张为里根政府所采用，对美国经济走出“滞胀”阴影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供给学派理论”结出的一个硕果。

综上所述，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经济学说并分别为不同时代的国家的政府所采用，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尽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但是,基本的市场法律制度却是相同的,政府与市场的基本的权力划分是固定的。政府保护市场的基本职能是固定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正如西方学者哈耶克所说,“一个功能显著的市场经济,有时以国家采取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为助益,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但是,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如果归其类别无非是经济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主义、主张适度干预的供给学派）和国家干预主义（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两类，那么同样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学说来规制政府与市场呢？

世界银行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总结了过去40年的经验教训，着重分析了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一种“市场之友”式的发展战略。报告指出，除非在特定的领域中证明政府干预会更有效率之外，要让市场起作用。在公共产品方面由于私人部门经常不能胜任，政府应当进行干预，保障基本教育、基础设施、人口控制、贫困救济和环境保护的支出。当私人部门能够做好时，政府就应当放手；当私人部门失败或者不适宜时，政府就应当接手。当市场缺乏时，政府就应当培育市场，为市场成长提供合理的政策环境和必要的法规，加强产权和市场纪律。市场有自己的纪律和规则，政府不应当长期扭曲市场信号。同时，政府的干预应当简单、透明、遵循规律，而不是由官员任意决定。显然报告很具有建设性，对于调整当前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有价值，政府应该有进有退，即“有所为，有所不为”。

重商主义范文篇9

关键词重商主义外贸商人素质

1引言

16~17世纪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和贸易规模急剧扩大，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工业资本家没有成长起来之前，商业资本家是经济生活中的主宰，商人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一个成功的商人受到社会普遍的承认和尊重。托马斯·孟（1571~1641）是17世纪英国甚至欧洲晚期重商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著是《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这是一部被马克思誉为重商主义划时代的著作，“是此后一百年内重商主义的福音书”。他在该书第一篇的题目就是“一个全才的对外贸易商人所必需的各种品质”，共列举了12条，具体提出了他的商人素质观。在托马斯·孟的笔下，成功的商人应该是一个兼具各种优良品质且知识广博的人。“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自2001年11月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越来越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从事外贸的中国商人越来越多，他们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他们是否具备良好的商人素质，从托马斯·孟那里我们或许能得到某些启示。

2托马斯·孟对外贸商人具备的品质分析

2.1他应该是一个熟悉世界市场各种商品行情的专家

托马斯·孟说，一个全才的商人，“他应该对于一切商品或货物，一概具备相当的、即使不是完全的知识，就象是各行各业的内行”。“他应该知道各个国家有哪些商品是绰有余裕的，有哪些货物是缺少的，同时也应该了解这种货物的供应情况怎样，它们是从哪里来的”。“他应该知道在某些国家有哪些货物是禁止出口或禁止进口的，否则他在处理他的事务时就不免要遭受很大的危险和损失”。作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商人，首先需要了解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供求状况以及各国对某些商品的进出口禁令，这样才能明确从事交易的商品范围、种类和数量，避免因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而蒙受经济损失。那个时代了解一切商品或货物的信息也许能够做到，无外乎就是一些常见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以及各地特有的土特产品。然而要求做不到也要装得像是内行，这就打上了商业资本主义成长初期的烙印，是他对“全才商人”苛求完美的良好愿望。

2.2他应该是一个精通国际贸易实务的专家

在这方面托马斯·孟的要求很多，这也是一个对外贸易商人自身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①擅长书法、算术和会计，以便熟练地“使用那种仅仅在商人间所采用的可贵的复式簿记”。书法是要求商业合同的文本格式清晰，书写的内容明确易懂；算术和会计是让商人精确地计算出每一笔交易的成本和利润，以便在财务处理上做到心中有数。②精通“各种租船合同、提单、发票、契约、汇票和保险单等的规例和形式”以及“从某些国家输出或输入时所应交纳的关税、通行税、一般赋税、各种征课、护卫费以及其他费用”。欧洲中世纪商贸活动中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早期的商业信用工具，如合同文书、记名期票、汇票、支票等等。地理大发现之后，“商业革命”应运发生，随着对外贸易活动的频繁，各种商业信用工具逐渐发展成熟。最典型的就是汇票（包括背书汇票）和支票，它们为17世纪欧洲建立多边支付体系做出了贡献，也为欧洲近代金融革命奠定了基础。了解它们的规则和形式，熟练地运用这些工具是当时一个从事外贸的商人基本的素质要求。此外，对与之交易的国家或地区进出口商品的各种税率、承担的各项费用应该非常清楚，因为这些都属于自己的预付资本，它们直接影响到赢利与否。③“应该知道一切外国、尤其是与我们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度量衡与各种货币，并且对于货币不但要知道它们的各样大小的面值，而且还要知道它们在重量和成色上与我国的本位货币作了比较之后所求得的实值”。同时，还“应该了解并密切注意从一个国家用汇票寄款到另一个国家的汇兑率”，还要“尽可能有利地将他的一切款项汇回并且在本国收款”。

2.3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航海专家

当时国际贸易的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是远洋航运，工具主要还是木制帆船。所以托马斯·孟的要求是：①“他应该从他在海上航行的经验里学得航海技巧”。还“应该知道建造和修理船舶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的好坏和它们的价格，以及其各种做工的好坏，同时还要知道桅杆、缆蓬、绳索、火炮、食料、军火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储备材料的质量和价格”。同时“他还应知道船长、高级船员和水手的一般工资”。在他看来，商人同时也应该是船主，他不仅有相关的航海技术知识，还应该具有有效监管船员的管理水平，了解他们的工资就是为了实行赏罚分明的制度。②“他应该知道根据什么运价与条件在他的船上装运货物，并应将他往来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冒险事业加以保险”。从事海外贸易是一项充满风险的生意，海上运输中一些不可抗拒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如海难发生、海盗劫掠等常使船、货蒙受损失。为了转移风险，每一笔生意事前一般都会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这就需要商人了解各国保险公司的章程、规定和惯例，以便在遭受损失时及时向保险公司理赔，使自己的损失减少到最小。这些都是航海家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

2.4他应该是一个旅行家

作为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因业务需要会“周游列国”或常住国外。这样“他就应该能说几种语言”，最好是在青年时代学好拉丁语，“这将使他在其他一切的努力上有更强的能力”。此外，更重要的是要“留心观察外国王公们的经常收入与支出，以及他们的海陆实力，他们的法律、风俗、政策、礼节、宗教、艺术等等”。既是商人又是一个旅行家，他必须精通几国语言，进而熟悉交易国家或地区的民族、风土人情、宗教习惯、政策法规、文化习俗等等，以便在进行国际商务谈判时容易相互沟通、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和团结，为将来的进一步合作奠定基础。至于学好拉丁语，则是因为当时世界主要殖民地地区是属于拉丁语系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建立的，那些地区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就如同现代英语是国际通行的官方语言一样。所以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一定要精通外语。

2.5他应该是一个爱国者

对外贸易的商人不仅为自己获取利润，还肩负着为国家增加财富的历史使命。这样“私人的利益才会常常跟着公共利益而来”。“因为这种职业的高贵性质或者可以更有力地激发你的愿望与努力”，有了这种使命感使他们成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重商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商业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完全依靠封建民族国家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有关政策及法令得以实现的。他们都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行海外殖民贸易，获取暴利。而处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民族国家政权也为了打破地区割据，扩大财政收入以维持庞大的宫廷、官吏、军队的开支，都乐意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实际上重商主义者的著作大都是向国王提供政策建议或为现行政策论证。二者的紧密结合使商人肩负着崇高的国家使命，那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更多地输入金银，以增加本国的国民财富。爱国是对外贸易商人的基本政治素养，托马斯·孟认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商人“同时还能为祖国的利益着想”，随时把在国外了解到的世界各地的民俗、国情写成报告，交给政府相关部门及时运筹决策。

3几点启示

3.1外贸商人不仅要熟悉国际市场行情，而且应该具有国际化的战略眼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其核心就是生产的国际化，也意味着商业的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WTO，表明国际贸易自由化使世界市场商品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生存能力，外贸商人首先要充分了解国际市场行情，做到托马斯·孟所说的“各行各业的内行”。尽管不可能了解世界市场上成千上万、琳琅满目的商品种类及其供求状况，但起码应该熟悉自己经营的进出口商品行情。同时还应该具备国际化的眼光，高瞻远瞩，用全球化的战略视角去开拓市场，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熟悉主要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资本运营和市场营销方式、管理经验等等，从中捕捉商机，及时调整或抉择，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

3.2外贸商人不仅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也应该具有深厚的人文素质

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对商人的知识、能力、技术等方面的要求已越来越高。对从事对外贸易商人的专业素养要求更高，不仅精通外语，了解交易国的风土民情，还要具备相当的国际金融知识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尤其要熟悉WTO的各项规则。还应该熟练地掌握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尤其是电子商务方面的知识等等。托马斯·孟所描述的重商主义时代商人的专业素质——精通外贸的专家又身兼航海家和旅行家，现在看来似乎已经是现代外贸商人的基本素质。而有些素质现在又已经过时，如现代交通、通讯事业的发达，外贸商人已经不需要成为一个航海家了，很多信息也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络了解到，不需要事必躬亲。此外，不管是外贸商人也好，还是内贸商人也好，只要是商人就应该具备深厚的人文素质，都必须为建立良好的商业道德机制承担社会责任。托马斯·孟强调了一个全才的商人应该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爱国者，却没有提及“商业道德”这一社会命题，反映了资产阶级成长初期资本原始积累不择手段的时代特点。而面对社会的现代化，商人需要拥有“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和对社会的终极关怀，在追逐利益的同时不违背追求人类幸福并获得可持续和谐发展这一主旨。商人应该对国家、社会、客户、员工等充满爱心，牢固树立对国家、社会、消费者乃至对整个地球负责的意识，本着公平交易、等价交换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商业欺诈、见利忘义的“奸商”行为，使商业活动真正造福人类。

3.3外贸商人还应该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这是托马斯·孟的商人素质观中几乎没有论及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当代的外贸商人，在激烈而残酷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在不断发生的国际贸易摩擦中，具有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是非常必要的。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智商和情商有效兼容的重要内容，它包括许多方面，比如在国际商务谈判中要沉着冷静、心态平和，既要据理力争、执着如一，又不能得寸进尺、欺人太甚，要掌握好谈判的尺度与分寸。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商人成为谈判高手的前提条件；为了保持长期的双赢的贸易合作，要有忍耐和克服困难的韧劲和决心，同时还应该经得起挫折与失败的磨砺，具有自信、乐观、豁达、合群等优良的品质；商场如战场，在这场多角博弈中，善于不断地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加上敢于冒险、勇于承担风险的能力，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外贸商人。另外，拥有健康的身体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强健的体魄，就不会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就会对热爱的事业心有余而力不足。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不断加快，商业竞争更加激烈，商人如果疲于奔命，劳心劳力，不注意劳逸结合，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最终会积劳成疾或英年早逝，断送自己美好的前程。频繁报道的人才“过劳死”现象足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商人尤其是外贸商人只有具备健康的体魄才能支撑自己的事业登上光辉的顶点。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孟著.袁南宇译.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重商主义范文篇10

1文献综述及评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对外贸易顺差额不断增多，这就必然引起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通过反倾销、反补贴、配额和保障措施与特保条款等政策措施限制进出口，中国遭受到国外的贸易救济调查多至600余起。因此，国内外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就国际贸易摩擦的问题做出了许多研究。我们从引发贸易摩擦的原因和政策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研究。黄晓凤和谢利娟在《制度差异视角下的国际贸易摩擦分析》中指出制度差异通过影响生产成本和价格导致不同商品具有比较竞争优势，进而引发贸易摩擦，并且建议通过接受贸易伙伴的经济制度、改善制度差异避免国际贸易摩擦。赵建在《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产业结构和政治因素》的文章中认为国际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是国际分工和国际间产业结构不相配，而各国经济政策及其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只是关键因素。张二震、魏浩指出我国现行的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外贸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是导致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于铁流和李秉祥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策略》中运用西方主流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的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以上文献在讨论国际贸易摩擦产生的主要原因方面都有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主要从文化制度层面、产业结构、贸易政策的方面研究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本文将采用重商主义政策的角度探讨我国现阶段的贸易保护主义现状以及解决贸易摩擦的措施。

2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贸易政策

中国现阶段的贸易摩擦的根源是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具有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手段。自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以扩大出口，创造外汇储备为主要目的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扩大出口，使出口额大于进口额从而增加外汇收入。出口导向是着重于利用国外资源与开拓国际市场，以生产出口产品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即主要以出口的增长来带动一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模式），属于外向型经济。为了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中国采取了以下经济政策：

（1）本币贬值。在货币对外贬值的条件下可以使本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扩大出口。现在，人民币面临着不断升值的压力，而中国政府采取的压低人民币汇率的做法，使得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由于汇率的原因造成了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国外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贸易顺差。

（2）对出口部门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和外汇担保等。中国长期实行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导致了中国贸易的长期不平衡。给本国出口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同样可以降低出口价格，增加企业的出口动力，扩大出口规模。因此，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新重商主义政策无异于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出口，不断增加贸易顺差额。

（3）大量的招商引资政策，如：税收优惠、降低贷款利率等，以便大量吸引外资，增强经济活力，扩大出口。中国对于国内的幼稚工业的保护以及中小企业、工商业的税收优惠和银行贷款条件的优惠等等，都是不断地放松银根，使得企业中资金流动性更强，经济充满活力，企业进而活跃地参加各种进出口业务，增大出口规模，又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这些经济措施不仅开发、创新市场，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发挥国际分工优势，使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逐渐增大，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出口创汇战略的实行，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重商主义的弊端也日益显著，笔者认为贸易摩擦不断深化就是中国一贯坚持的中商主义思想所致。

3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负面影响及应对措施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不断受到贸易国的贸易救济和贸易制裁。例如：机电出口产品受到欧盟环保双指令影响、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美国将收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欧鞋业贸易摩擦、中美钢铁业、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中日纺织品等等。中国已经处于贸易摩擦的风口浪尖之上，总体贸易摩擦态势不断加剧。中国饱受争议的贸易顺差几乎没有逆转的迹象。世界银行最近预测，2010年中美两国24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2011年将增至2730亿美元，2012年将增至3140亿美元。贸易国对我们采取的贸易限制和制裁手段，对中国出口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十年前，中国加入WTO，移除了其进出口的限制，我们看到中国激起了全球化贸易的繁荣发展。但现在，中国却背负着种种“罪名”，被指以不公平的手段窃取美国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科技，以及企图保持中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实质上，真正阻挠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进行业务扩张的障碍是中国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巨大影响。虽然中国政府在海外股票市场上所持有的国企股份很少，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难度并没有因此减小。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已形成一种独特的资本模式，这和西方崇尚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有根本的不同。这些被披露出来的事实很可能加深人们此前的担忧，即中国正在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当前中国企业正盯上海外的销售市场，并大举进行收购。尽管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想要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适应这种新的中国模式的资本模式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中国贸易政策的转变及应对措施

中国在面临着风口浪尖之上的贸易摩擦，应该采取正确的应对方式和方法，不仅要保证方式的法律规范性，也需要保证其有效性和针对性。从多方面考虑贸易摩擦的根源问题，不断缩小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差额，减少贸易争端。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遵守和利用WTO机制。中国入世已经十年了，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中国和美国还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中，只要中国严格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就应该积极寻求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和保护，将贸易摩擦的解决方式放在一个更加公平和法制化的环境下进行。其次，中国应该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信任程度的差距，不断缩小制度上的差异，使得在更高一个层次上能够与世界接轨。第三，中国应该考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在贸易伙伴的角度上认识和思考贸易摩擦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换位思考，可以避免在与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中和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实行不对症下药的问题，使得贸易改善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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