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范文10篇

重农抑商范文篇1

两千年来，"大一统"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5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则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两手打压的情况下，商人开始在一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活动，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在打击"巨商大贾"的过程中，"重农"无疑起到了资以为口舌的作用。但集权国家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过分打击商业活动，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四民的畸形发展。由于集权国家的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帝国的农业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帝国的农民常在"重农"的口号下，承担这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负担，苦不堪言。"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有司威不向迩，吏胥之奸不可诘，……弱民于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乐输其田于豪民，而若代为之受病。"11而商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表面的"抑商"政策背后，往往却是官商勾结牟利害民。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形成了集权治下的特殊现象。集权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明知"商"之不可抑，而不得不抑，"农"之必须重，而实难得其重。农、商在官僚体系过分介入的情况下，长期处于病态的生存状态，直至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体系走向崩溃，推倒重来。三

以上主要分析了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其"家天下"的统治，推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而一种政策的推行，即使是必要的，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以使其成为可能。在集权国家中，承担此任务的是其文官体系。文官体系的严密组织及人员性质，保证了此项政策的切实推行。自秦一统国家，并将郡县制推广全国，列国并立的局面终结。国家权能的实施少了掣肘的力量。而郡县制的设立也为集权国家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随着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推行，国家官僚体系的触角随之也发展到全国。这种树状网络的形成，标志着集权国家推行其政策的"物"的条件已然具备。而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人员组成也更好的满足了集权国家对"人"的要求。"士大夫"官僚体系，以"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为特点，即"儒生"与"官吏"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及实现大小传统的大体合流成为可能。

集权国家的官僚体系自秦迄汉，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其重要的特征即在于儒生的士大夫转向。"在经历了东汉时代之后，''''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具有了更大的深度、光度和速度。在其之后我们便可认为，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就由此奠定了其基本的形态和坚实的基础，并由此而结束了其演生阶段。"12由于这种官僚体系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于长期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这就使得这种官僚体系有了一种矛盾的协调性。

首先，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其便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而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对于与集权君主的利益相连，有了清醒的认识。"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视长官，而无笞捶之辱……"13在此种认识得基础上，士大夫成为"重农抑商"政策得实际参与制订者、推行者。同时儒生作为文化资源得占有者，一直是"四民"之首，而商业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儒生社会功能的逐渐边缘化，这一点更是以天下道义为承担的儒生所不能接受的。"岁甲午（1774）余（洪亮吉）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肄业书院种。一日薄晚，偕（汪）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14这则故事以汪中愤怒之余折辱了这位大商人为结束。这种折辱维护的只是儒生最后的一点自尊。骨子里藏着的却是商人暴富与介入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儒生的恐惧与尴尬。儒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商人"才是对其地位与社会影响的真正威胁者。推行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打击商人的较好手段，在这一点上，君主与士大夫因为利益的一致而走到一起。

其次，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未有完全失去对自身原始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承孔子之教，"富民"、"教民"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在"富民"的问题上，儒生的主张是"藏富于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16此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政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而儒生对"重农"政策下的乡村生活的憧憬，无疑又是当时儒生期望能"致君尧、舜上"，与上古三代相较的心理基础。"富之"之外的"教化"任务，更是儒生责无旁贷的义务。此一点也是儒生的主要文化功能之一。自周以降的农村宗法社会组成及秦始皇时期书面文字的统一，为儒家广泛推行其教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正是儒家的教化，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不但是大传统的主流认识，也使得以乡土文化为主的小传统在此一点上与大传统达成共识。"事实上，由于汉代的大一统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的新局面，古代贵族社会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现的特殊形态便是大、小传统互相混杂，甚至两者之间已无从截然划清界限。""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17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交流，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亦成为民间社会的共识。民众也因为这种"阿Q式"的心理优势。在集权压迫面更多的保持了沉默。而儒家理论中经济问题的逐步伦理化，使得这种心态更根深蒂固的保持了下来。在这种优越而平和的心态中，民众对自身地位的确认，便意味着对集权统治秩序的确认。但"道德的傲慢"不足以解决国家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农民的胆子越压越重，直至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将一切推倒重来。没有新的思想冲击，在传统中国很难有新生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自然难有政治体制的真正革新。士大夫作为儒生要教化民众，但作为集权国家的官吏为君主计、为自身计却又要遮上民众的眼睛。也许从帝国政治的角度看来二者本就是一事。

集权统治的"国家主义"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是其唯一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又因为大一统中国特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成为可能。而这种政策必然决定了大一统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没有第三种势力，没有新的思想的冲击，中国就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

注释：

1《吕氏春秋·上农》

2《儒学与现代民主》〔M〕何信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页120

3《论法的精神志》〔M〕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商务出版社1961页119

4《帝国的政治体系》〔M〕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32

重农抑商范文篇2

纵观西汉历史，可以看出，国家实行重农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想大幅度提高粮食供给量，以供给社会各方面之需要，特别是军队之需要。

（一）国家需要大量粮食以满足基本需求

西汉建立后，由于国家刚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农业生产一篇片凋零，大部分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战国年间因土地制度之变革而造成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现象，到汉初依旧是这种局面，而其严重程度则又超过战国。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存艰难，文帝时采取了三十税一制，减轻农民负担，还曾一度免除一切田赋，景帝以后三十税一成为定制，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文景之治”，社会安定，人口增加，需要农人以事耕耘。至汉武帝时，又开凿水渠，大修水利工程，农业空前繁荣。《史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仓库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史记》P2536）足见其农业之发达。

然而，汉武帝并未趁此机会大力发展工商业，而是先后数十次出动十万大军进攻匈奴。随后，平两越、灭朝鲜、伐西羌，战事不断，军队供给之需使粮食消耗量陡然增加。“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史记》P627）《史记》载：“武帝内兴土木，外事甲兵，中外骚扰，财用衰耗，富商大贾，滞财役贫……，于是黎民重困，而摧浮淫并兼之议起矣。”汉武帝穷兵黩武，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扩张领土，消耗了七十余年的积累。

（二）农业人口相对不足，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汉时，农业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粮食产量主要决定于农业人口的多少。但是，经过与秦朝八年的战争以及的灾难，天下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农民一度非常贫穷。在当时的条件下，“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不少农民纷纷离开土地，从事工商业，造成“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以至于“贫者蓄积无有，皆仰县官”。（《史记》P636）很多人什么都没有，全靠官府救济养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任何自然灾害都足以毁灭农民的庄稼收成，自然力支配着农业生产；中国又是一个“灾害之国”，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甚至洪水、干旱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面对众多的自然灾害，统治者必然要从维护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民最基本的粮食问题，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民以食为天”，否则便会激化阶级矛盾，危及社会安定。农业人口相对不足，势必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鼓励发展农业并抑制商业活动才有可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在当时成为统治者的必然选择。

二、抑商政策

西汉时期实行抑商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出于重农以及发展官营工商业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之需要。

（一）抑商是出于“强本”的需要

抑商古人称抑末，包括抑工。秦朝在秦始皇当政时，商业很发达，因始皇统一币制、度量衡，商品流通频繁，商人与农民的地位一样高。《史记》记载，到汉初时“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实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形成了最为富裕的关中地区，“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P2536）可见，汉代商业资本积累非常庞大，从而使大量农业人口流向易于致富的工商业，造成农村劳动力缺乏，土地无人耕种。政府出于加强农业的需要，采取了大量措施来抑制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一方面，采取措施抑制商业发展，在高祖时期便“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辱之”。孝惠帝与高后执政时期，重新放宽了限制商人的条例，但仍然抑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并加以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强行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仁宦为吏”。（《史记》P624）另一方面，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重征小车税、船税、缗钱税来压低商业利润，尽可能使其营业成为无利可图，或获利不多，甚至通过“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的手段，“出告缗令”，《史记》P632）直接没收商人财产，打击那些骄横跋扈、奢华贪婪的工商业者。最为直接的手段是实行禁榷制度，从根本上抑制商业，贬低商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使一部分商人重新回到土地。

（二）抑商以发展官营工商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需要

西汉之所以要抑制民间商业，主要原因还在于通过“抑商”发展官营工商业，从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早在领土制的周代，官营手工业就已存在，其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奢侈品和军用品，而到了西汉，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营利性的自用工业品及军需品，逐渐扩展到了赢利性的重要产品，如制盐、冶铁等。以制盐、冶铁两项营利性大的行业为官府垄断经营，增加了财政收入，以供战争开支，因为，汉武帝坚定不移地实行禁榷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筹措讨伐匈奴的经费，不同于其它朝代是为了重农才抑商的。这是因为：第一，从官营手工业产生的起因看。当汉朝在汉武帝时达到鼎盛时期，便开始了连年不断地对外扩张战争，消耗了大量物资，国家财物急剧减少，于是采取了“入物者补官，出贷者除罪”等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史记》P628），“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命曰武功爵”。（《史记》P630）但财政仍吃紧，于是，一部份官吏就产生了由朝廷经营工商业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想法。第二，由创办官营手工业的直接目的看。西汉屡次对匈奴作战，而后又遭遇水灾，在粮食财贷耗尽，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汉武帝才任用两名大的盐铁商东郭咸阳和孔仅统管天下盐铁，以“山海”之利来补济财政。官营手工业的结果是，官府确实赢得了大量利润，有效地改善了财政状况。

（三）平抑物价、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

西汉利用均输、平准机构，建成了一个遍及全国的商业网，把物品从充足的地方运到稀缺的地方，从价低的地方运至价高的地方出售，以平稳天下物价，消除各地价格差别，使商业利润降低甚至没有，迫使商人回归土地。“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史记》P648）而后，由于政府发现在平抑物价同时，可以获得巨额商业利润，对财政大有裨益，并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对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以期获得稳定财政收入。结果，出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场面，百姓赋税不增而国家却富足起来。

创办官营工商业不仅可以“强本抑末”，还能带来巨额收入，正是出于这两方面考虑，特别是后一个因素的巨大诱惑，西汉政府毫不犹豫采取了发展官营工商业，抑制民间工商业的政策。

综上所述，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西汉政府继续采取抑商政策。其中，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强本抑末”是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前者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重农抑商政策在汉武帝时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并为以后各朝代所仿效，有其历史原因。虽然它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但在维护统治阶级地位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重农抑商与战争

无论“重农”，还是“抑商”，都是国家增加粮食产量，扩大财政收入，充实国库，改善财政收支状况的手段，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的财政收支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财政与战争的关系极大影响了西汉时期的统治政策。

收入方面，当时的主要来源是田赋、工商业赋税，官营工商业的巨额收入及国家出卖官爵的收入。支出方面，除了用于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外，赈济灾民和战争支出占有很大比例。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

（一）对土地财富的追求是西汉帝国扩张并发动战争的动力

西汉的对外战争主要是针对匈奴，匈奴作为一个日趋强大的游牧民族，早就窥视着中原的千里沃土，妄图扩张自己领土，不断进犯汉朝边境。汉初，因国力不够强大，采取了和亲政策，后来有了一定积蓄后才对匈奴进行讨伐，至武帝时，大兴土木，财物耗尽，不能满足战争的用度。这一时期，汉武帝发动的不是自卫战争，而是对外扩张领土的侵略战争。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历代帝王都把土地看作天赐的财富，土地成了财富的象征。每当经过“休养生息”，社会安定之后，无一不表现出扩展领土的野心，并不断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疯狂向外扩张，直到这种扩张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无法继续，而西汉就是一个领土不断扩张的时期，汉武帝正是通过对外战争逐步建立起强大的西汉帝国。

在汉武帝统治期内，北平匈奴，南诛两越，东伐朝鲜，消灭羌、夷，吞并闽越，开拓了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扩大了汉王朝的版图。西汉领土的扩张，是从主方位向外扩张，除了东方受到大海的限制无法扩张外，这些扩张战争消耗的财物自然是惊人的。从这些战争发生的时间看，都是在国家安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例如，并两越，灭朝鲜正好发生在汉朝盛期，此时，由于与匈奴和亲，北方并无战事。可见，即使匈奴从未侵犯过西汉，汉朝也会主动发起扩张领土的战争。

（二）战争所需的物资短缺迫使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一方面，战争需要各种物质供应作保障，尤其需要大量农产品。史料中经常出现这类记载，如大将军卫青击败匈奴后，“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史记》P628）可见，除了人马死伤十几万，水陆运输也耗费诸多，就连府库的存钱和赋税收入也全部用完，还不够供给军队的需要，况且被俘虏的几万匈奴人也要靠国家供养。这对西汉政府来说非常困难，因此，发展农业势在必行。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导致经济难以持续发展，至武帝末期，经济濒临崩溃，不少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从事工商业人数的多少关键在于这个社会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当经济有所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充足后，西汉政府并没有去发展工商业，而是发动扩张领土的战争。战争消耗掉大量农产品，使社会不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以供工商业者交易，社会生产以满足战争之需为首要目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受到制约。

综上所述，西汉政府施行重农抑商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增加粮食供给及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用增加的粮财收入进行无休止的扩张领土的战争，这种无休止的扩张领土的战争方是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

重农抑商范文篇3

重农抑商的思想源自著名的商鞅变法。有关商鞅变法的内容,史书记载主要有:(1)建立以“什伍”为单位的户籍制度;(2)建立以户籍为基础的“告奸”、“连坐”制度;(3)奖励人口发展;(4)建立郡县制;(5)奖励耕织,发展农业;(6)重新规定田亩制度;(7)建立以军功为主的奖励机制,抑制贵族特权;(8)抑制商业的发展。

可以看见,商鞅变法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上,我们两千年来重农抑商的思想也从这里产生。所有内容都只是为了达成一种目标: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为国家的军事实力奠定物质基础。通过郡县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表面上农民获得了私人的土地,但实际上被牢牢束缚在简单的农业生产上,国家通过直接收缴可以廉价的进行物质积累,同时限制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手工业、商业等等,农民安身立命只能依靠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接受国家的剥削。所以在国家富强的同时,农民的生活并不能得到相应的改善。因此,商鞅变法说到底只是在农业这个单一的领域内实行的结构性的调整,只是一种短期内为实现国君的强国称霸梦想而实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在这种政策下,虽然秦国国力迅速提升并且实现了大一统,但是商业发展受到极大伤害,商业化的停滞也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进步:商业化能产生分工,这对农民财富的创造甚至民主自由思想的产生都十分重要。

由于在强国富兵这一点上的立竿见影的作用,重农抑商的思想不仅被历代秦国国君所继承,也被后来其他朝代效仿:抑制民间商业,通过政府进行商业获得垄断利润,同时用封建的土地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为国家积累财富。同样,这种制度缔造了中国封建时代的辉煌,但普通农民却为国家的强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国家强大带来的福利。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提升,表2的数据则反映,由于人口增加等原因,农民拥有的土地则出现相对减少的趋势,在只能依靠粮食不能从事普通商业的情况下,土地的减少和产量的相对稳定说明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改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没有商业发展的情况下,重农的结果并不能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农民的收入实现增加。农民只能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被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之上,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改善贫苦的状况。

二、对三农问题的再思考

1.三农政策的一些分析。2001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2003年继续强调:加强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支持,切实保护耕地,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一些主要措施包括:A.控制人口增长,保持农村人口稳定;B.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中的基本制度确立下来;C.实行科教兴农,推进农业现代化;D.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E.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水利建设;F.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G.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从这些意见以及政策导向来看,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思路为:土地方面,继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重视农业生产,通过农业的科技化和加大投入力度来达到农民增收的目标;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各种税负;保证农业生产,保护国家耕地,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归根结底就是通过农业的大发展来解决问题。

2.政策仍然留有“重农抑商”的思维。各项发展农业的措施逐步推出,对农产品价格的补贴也层出不穷,但是改革以来,农民的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城乡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农民的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如果从重农抑商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政策取向确实有失偏颇。

首先,政策层面过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农民的问题在不在农业生产的不景气这一点上,值得思考。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和安全性毋庸置疑,但是这是对国家而言,对于农民来说,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单纯重视农业生产的结果,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很大提高,收入和生活质量同样没有显著改善。单纯的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民的生产补贴来增加农民收入是不能治本的。其次,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户籍和其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非农业发展。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再加上土地的公有,农民是很难轻易流动的。即使是进城的农民工也不能获得相对丰厚的报酬,更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这些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农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而工商业、服务业则不断壮大,如果仍然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会平等的被农民所享有。

虽然重农抑商已经作为一种批判的对象被现代人所接受,但是具体到农民这个群体上,我们始终还是没有摆脱一些传统的观念:农民应该在土地和农业生产上尽职尽责,通过农业的改善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帮助农民,而不是引导农民更多的从事其他产业,进行商业化的分流。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现状,一是要改变我们的几千年来形成的重农、认为农业是农民的根本这样一种思路,不能仅从发展农业、减轻赋税的角度来为农民增收,而应该从鼓励相关其他产业的发展,允许自由流动,让农民从土地和简单农业上解放出来才能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改革土地制度,使得产权更加明晰;改革户籍制度,建立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口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动;加强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农业和其他产业衔接上更加市场化。

重农抑商范文篇4

关键词：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5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则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两手打压的情况下，商人开始在一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活动，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在打击"巨商大贾"的过程中，"重农"无疑起到了资以为口舌的作用。但集权国家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过分打击商业活动，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四民的畸形发展。由于集权国家的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帝国的农业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帝国的农民常在"重农"的口号下，承担这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负担，苦不堪言。"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有司威不向迩，吏胥之奸不可诘，……弱民于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乐输其田于豪民，而若代为之受病。"11而商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表面的"抑商"政策背后，往往却是官商勾结牟利害民。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形成了集权治下的特殊现象。集权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明知"商"之不可抑，而不得不抑，"农"之必须重，而实难得其重。农、商在官僚体系过分介入的情况下，长期处于病态的生存状态，直至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体系走向崩溃，推倒重来。三

以上主要分析了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其"家天下"的统治，推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而一种政策的推行，即使是必要的，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以使其成为可能。在集权国家中，承担此任务的是其文官体系。文官体系的严密组织及人员性质，保证了此项政策的切实推行。自秦一统国家，并将郡县制推广全国，列国并立的局面终结。国家权能的实施少了掣肘的力量。而郡县制的设立也为集权国家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随着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推行，国家官僚体系的触角随之也发展到全国。这种树状网络的形成，标志着集权国家推行其政策的"物"的条件已然具备。而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人员组成也更好的满足了集权国家对"人"的要求。"士大夫"官僚体系，以"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为特点，即"儒生"与"官吏"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及实现大小传统的大体合流成为可能。

集权国家的官僚体系自秦迄汉，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其重要的特征即在于儒生的士大夫转向。"在经历了东汉时代之后，''''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具有了更大的深度、光度和速度。在其之后我们便可认为，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就由此奠定了其基本的形态和坚实的基础，并由此而结束了其演生阶段。"12由于这种官僚体系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于长期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这就使得这种官僚体系有了一种矛盾的协调性。

首先，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其便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而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对于与集权君主的利益相连，有了清醒的认识。"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视长官，而无笞捶之辱……"13在此种认识得基础上，士大夫成为"重农抑商"政策得实际参与制订者、推行者。同时儒生作为文化资源得占有者，一直是"四民"之首，而商业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儒生社会功能的逐渐边缘化，这一点更是以天下道义为承担的儒生所不能接受的。"岁甲午（1774）余（洪亮吉）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肄业书院种。一日薄晚，偕（汪）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14这则故事以汪中愤怒之余折辱了这位大商人为结束。这种折辱维护的只是儒生最后的一点自尊。骨子里藏着的却是商人暴富与介入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儒生的恐惧与尴尬。儒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商人"才是对其地位与社会影响的真正威胁者。推行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打击商人的较好手段，在这一点上，君主与士大夫因为利益的一致而走到一起。

其次，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未有完全失去对自身原始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承孔子之教，"富民"、"教民"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在"富民"的问题上，儒生的主张是"藏富于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16此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政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而儒生对"重农"政策下的乡村生活的憧憬，无疑又是当时儒生期望能"致君尧、舜上"，与上古三代相较的心理基础。"富之"之外的"教化"任务，更是儒生责无旁贷的义务。此一点也是儒生的主要文化功能之一。自周以降的农村宗法社会组成及秦始皇时期书面文字的统一，为儒家广泛推行其教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正是儒家的教化，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不但是大传统的主流认识，也使得以乡土文化为主的小传统在此一点上与大传统达成共识。"事实上，由于汉代的大一统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的新局面，古代贵族社会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现的特殊形态便是大、小传统互相混杂，甚至两者之间已无从截然划清界限。""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17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交流，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亦成为民间社会的共识。民众也因为这种"阿Q式"的心理优势。在集权压迫面更多的保持了沉默。而儒家理论中经济问题的逐步伦理化，使得这种心态更根深蒂固的保持了下来。在这种优越而平和的心态中，民众对自身地位的确认，便意味着对集权统治秩序的确认。但"道德的傲慢"不足以解决国家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农民的胆子越压越重，直至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将一切推倒重来。没有新的思想冲击，在传统中国很难有新生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自然难有政治体制的真正革新。士大夫作为儒生要教化民众，但作为集权国家的官吏为君主计、为自身计却又要遮上民众的眼睛。也许从帝国政治的角度看来二者本就是一事。

集权统治的"国家主义"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是其唯一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又因为大一统中国特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成为可能。而这种政策必然决定了大一统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没有第三种势力，没有新的思想的冲击，中国就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

注释：

1《吕氏春秋·上农》

2《儒学与现代民主》〔M〕何信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页120

3《论法的精神志》〔M〕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商务出版社1961页119

4《帝国的政治体系》〔M〕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32

重农抑商范文篇5

关键词：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5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则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两手打压的情况下，商人开始在一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活动，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在打击"巨商大贾"的过程中，"重农"无疑起到了资以为口舌的作用。但集权国家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过分打击商业活动，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四民的畸形发展。由于集权国家的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帝国的农业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帝国的农民常在"重农"的口号下，承担这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负担，苦不堪言。"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有司威不向迩，吏胥之奸不可诘，……弱民于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乐输其田于豪民，而若代为之受病。"11而商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表面的"抑商"政策背后，往往却是官商勾结牟利害民。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形成了集权治下的特殊现象。集权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明知"商"之不可抑，而不得不抑，"农"之必须重，而实难得其重。农、商在官僚体系过分介入的情况下，长期处于病态的生存状态，直至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体系走向崩溃，推倒重来。三

以上主要分析了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其"家天下"的统治，推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而一种政策的推行，即使是必要的，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以使其成为可能。在集权国家中，承担此任务的是其文官体系。文官体系的严密组织及人员性质，保证了此项政策的切实推行。自秦一统国家，并将郡县制推广全国，列国并立的局面终结。国家权能的实施少了掣肘的力量。而郡县制的设立也为集权国家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随着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推行，国家官僚体系的触角随之也发展到全国。这种树状网络的形成，标志着集权国家推行其政策的"物"的条件已然具备。而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人员组成也更好的满足了集权国家对"人"的要求。"士大夫"官僚体系，以"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为特点，即"儒生"与"官吏"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及实现大小传统的大体合流成为可能。

集权国家的官僚体系自秦迄汉，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其重要的特征即在于儒生的士大夫转向。"在经历了东汉时代之后，''''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具有了更大的深度、光度和速度。在其之后我们便可认为，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就由此奠定了其基本的形态和坚实的基础，并由此而结束了其演生阶段。"12由于这种官僚体系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于长期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这就使得这种官僚体系有了一种矛盾的协调性。

首先，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其便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而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对于与集权君主的利益相连，有了清醒的认识。"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视长官，而无笞捶之辱……"13在此种认识得基础上，士大夫成为"重农抑商"政策得实际参与制订者、推行者。同时儒生作为文化资源得占有者，一直是"四民"之首，而商业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儒生社会功能的逐渐边缘化，这一点更是以天下道义为承担的儒生所不能接受的。"岁甲午（1774）余（洪亮吉）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肄业书院种。一日薄晚，偕（汪）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14这则故事以汪中愤怒之余折辱了这位大商人为结束。这种折辱维护的只是儒生最后的一点自尊。骨子里藏着的却是商人暴富与介入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儒生的恐惧与尴尬。儒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商人"才是对其地位与社会影响的真正威胁者。推行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打击商人的较好手段，在这一点上，君主与士大夫因为利益的一致而走到一起。

其次，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未有完全失去对自身原始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承孔子之教，"富民"、"教民"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在"富民"的问题上，儒生的主张是"藏富于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16此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政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而儒生对"重农"政策下的乡村生活的憧憬，无疑又是当时儒生期望能"致君尧、舜上"，与上古三代相较的心理基础。"富之"之外的"教化"任务，更是儒生责无旁贷的义务。此一点也是儒生的主要文化功能之一。自周以降的农村宗法社会组成及秦始皇时期书面文字的统一，为儒家广泛推行其教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正是儒家的教化，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不但是大传统的主流认识，也使得以乡土文化为主的小传统在此一点上与大传统达成共识。"事实上，由于汉代的大一统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的新局面，古代贵族社会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现的特殊形态便是大、小传统互相混杂，甚至两者之间已无从截然划清界限。""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17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交流，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亦成为民间社会的共识。民众也因为这种"阿Q式"的心理优势。在集权压迫面更多的保持了沉默。而儒家理论中经济问题的逐步伦理化，使得这种心态更根深蒂固的保持了下来。在这种优越而平和的心态中，民众对自身地位的确认，便意味着对集权统治秩序的确认。但"道德的傲慢"不足以解决国家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农民的胆子越压越重，直至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将一切推倒重来。没有新的思想冲击，在传统中国很难有新生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自然难有政治体制的真正革新。士大夫作为儒生要教化民众，但作为集权国家的官吏为君主计、为自身计却又要遮上民众的眼睛。也许从帝国政治的角度看来二者本就是一事。

集权统治的"国家主义"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是其唯一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又因为大一统中国特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成为可能。而这种政策必然决定了大一统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没有第三种势力，没有新的思想的冲击，中国就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

注释：

1《吕氏春秋·上农》

2《儒学与现代民主》〔M〕何信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页120

3《论法的精神志》〔M〕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商务出版社1961页119

4《帝国的政治体系》〔M〕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32

重农抑商范文篇6

农本主义之产生商及西周虽在农业时代，人民殆皆事农，田畜几为唯一富源，商王且亲自省耕，然犹无所谓农本主义。盖其时商业未盛，不足影响农业，无所谓本末，更无所谓重本抑末也。降及春秋，市镇渐兴，商业渐盛，封建渐坏，农业渐受商业之影响。然春秋犹在过渡时期，尚无鲜明之农本主义。子贡善贾，

《史记·货殖传》：“子贡既学于仲尼，通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孔子称其：“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殊无轻视或抑制商业之意。而一般出身贵族之士大夫，鉴于封建制度之渐坏，追怀往昔，以阶级差别之明显固定为美，

《左传》襄九年“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贾皂隶，不知迁业。”(楚子襄赞晋国之言)

《左传》昭二十六年“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晏子之言)

亦无重农抑商之意。至战国则已另入一新时期，农本主义之言论，盛行于学者间矣。故农本主义之成熟，必在深入市镇经济，工商足以影响农业，封建已坏，集权中央之时期。

战国诸子之言论故孟荀为孔门大师，而于农商之态度，则与孔子异趋。孟子斥商人为贱丈夫。

《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荀子欲减商贾之数。

《荀子·富国篇》：“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上好攻取功则国贫(民不得安业也)，上好利则国贫(赋敛重也)。士大夫众则国贫(所谓三百赤茀)。工商众则国贫(农桑者少)。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不为限量则物耗费)。”(卷六)

法家言论，更为积极。《管子》欲强商人买贵卖贱以抑商。

《管子》：“贾人贱卖而贵买。四郊之民，卖贱何为不富哉。商贾之人何为不贫手。”(《轻重篇》丁)又曰“民无所游食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足，粟足则国富。”(《治国篇》)

按《管子》中一部分系重商主义。盖《管子》系战国时书，非一人所撰而托名于管仲。管仲在齐执政时，则实行重商主义。

商君力主农战以兴邦。

《商君书》：“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智虑。上作壹，故民不荣，则国力博。国力博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篇》)又曰“使商无得糴，农无得糶。农无得糶，则窳惰之篇农勉疾。商不得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垦令篇》)《商君书》中此类言论甚多，不备引，《史记·商君列传》称其在秦执政时，使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台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韩非至称工商为国家之蠹；以商害农，国可亡也。

《韩非子》“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共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贿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共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五蠹篇》)又曰“耕战之士困，而篇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亡徵篇》)

汉代之措施汉兴，农本主义更为进展，见诸言论。

汉文帝诏“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晁错曰：“方今之务，莫若便民务农而已矣。”(《汉书·食货志》)

贾谊曰：“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汉书·食货志》)

《盐铁论》：“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

元帝时贡禹甚至主张复古，“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详见《汉书·贡禹传》。)

施之政事。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官为吏。(见《史记·平准书》)文帝以次，躬耕籍田，以为天下倡。又立孝弟力田之赏。累下重农之诏。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劳来之。而牧令以劝农称循吏者，亦复不少；如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南阳太守召信臣，东汉南阳太守杜诗，渔阳太守张堪，蒲亭长仇览，其章明较著者也。文帝且从晁错之言，令富人入粟拜爵，以给国用，而免农田之税。汉代农本主义之施行，可谓勤矣。

重农之原因农本主义之兴，其为农民乎?不尽然也。农为衣食之源，工商所资，农民复占全国人口十之八九，务本重农，谁曰不宜。此正面之理由也。自其反而观之：若饥寒交迫，救死不暇，荣辱不足动其心，刑赏不足励其行，欲言教化难矣。民不聊生，教化不行，聚而为乱，则社会不安，而国亦危矣。故孔子言既富加教，孟子言恒产，管子谓衣食足知荣辱。

《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杜祐《通典》：“夫礼道之先，在平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人民什九皆农，欲其衣食均足，舍农末由。而君主欲求长治久安，永保其国，亦必重农。此农本主义之起因一也。农民朴实，安土重迁，易为之治；不若工擅技巧，商通变化，以其富厚，交通王侯，左右政治。故君主恶工商之威胁国祚也，常抑商重农。且一旦有事，以之作战，则农民体壮力健而持重，非未技游惰之人所可及。

《商君书》》“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一则小诈而重居。一则可以赏罚进也。一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距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战，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吕氏春秋》》“民耕则朴，朴则易用。”

晁错曰

务民于农桑，民可得而有也。”(《汉书·食货志》)

《亢仓子》：“人舍本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流徙。轻流徙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巧法令，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故圣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务农业，农业非徒为地利，贵其志也。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边境安则主位尊。人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是天下一心矣。”

故人民务农则易治而易用。此农本主义之起因二也。自古国用泰半取自田赋。官僚亦以税收为俸禄；且其本身大都为地主，利于平民务农，而田租可恃。若商人资本发达，剥削农民，破坏农业生产力，则影响田租田赋之收入。故重农抑商之思想，自然产生于君主、官僚与地主间。此农本主义之起因三也。国家富强，必须足食足兵。兵以农民为良，已如前述。食则产于农业。若食粮不足，不独民易为乱，且无以养兵，不克内除叛变，外战强敌。乱世募兵尚易，食粮则非一时可积。故必务农以足食。兼以环境宜农，农业发达而一般经济随以富裕。此农本主义之起因四也。

重农之效果如上所述，农本主义之目的，非有厚爱于农民也，主要为谋国家或统治者与官僚阶级之利益，盖别有所为也。史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魏以富强。秦用商鞅农战之策，卒并六国。汉高祖重农抑商，文景劝农，与民休息，及武帝而国力充实。

《汉书·食货志》：“娄(古屡字)敕有司以务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柠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得食粱肉。为史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西通西域，北弱匈奴，威震四裔，此重农之效也。然农民生活之善否，初无与于此。文帝减免田赋，而受惠者地主，非佃农也。汉律重农抑商，惟稍抑商人之势，农民之疾苦自若也。且以累代抑商之故，商不得盛，农亦交困。国用取自田赋，而农业生产受天然之限制，设遇暴君污吏，诛求无度，农民不能安生，流为盗匪而大乱作矣。此亦重本抑末之果也。

重农抑商范文篇7

【关键词】传统;经济思想;企业管理;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外诸多大企业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会发现其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现代企业管理者在吸取西方管理文化的同时，也需要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通过对传文化的研究，将其中优秀的经济管理思想应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服务于现代企业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现代企业管理效率。在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其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行政等诸多方面，这些丰富管理思路起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新时期，探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内涵，提取其精华，对现代企业管理再上一个新台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当经济发展走出初始阶段后，通常所采用的以物质刺激为手段企业管理模式，在后期经济增长中的其种种弊端得显现出来，对于管理方法的提高作用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由传统市场经济时代步入以技术、知识、文化相结合的新经济时代。在这个阶段，个人总需求与社会总需求也无法完全用物质范畴涵盖和解决，管理者十分依赖的物质激励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人们的文化消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中物质消费更多的转化为文化的物质。在这个方面，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二战以后国家经济发展迅猛并已进入经济强国之门的国家。要对其经济历程分析也可以看出，在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同时，也恰好是日本将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和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相互结合企业管理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进一步造就日本企业今天的辉煌。在当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西方市场经济学在机制上优越性给予充分认同的情况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也需要对其精华进行研究，通过提取精华，弃之糟粕，通过西方市专场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有机结合，给现代企业管理注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对于促进和提高我国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转变，以及通过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同西方的先进管理模式相结合共同促进我国经济不断加速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主要特点

(一)伦理价值的经济管理思想。经济管理思想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可以说同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我国经济思想的沿变，受历史文化的影响的非常大。在传统文化发展中，对伦理道德的尊重和重视，也使得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伦理道德的影响。如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道家的共利、无为思想，还有墨家的兼爱、尚贤、非攻思想，法家的维齐非齐思想等等。在这种思想意识中，体现了天与道、人与德的和谐统一，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按自然发展规律互利并存的局面。在伦理道德思想形成的过程中，道德约束是经济管理的重点，对于经济活动中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都具有很好的约束力。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前市场经济同过去的传统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有很密切的关联，这也决定了伦理价值的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农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中国历代经济的中心。从古至今，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占据经济发展的主流。在我国传统的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被看作是重要的生产力来源。国泰民安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追求的一个目标。传统的手工业、制造等行业，因为其在发展过程中，要占用稀缺的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的生产造成一定影响，这是重农抑商思想的主要根源所在。可以说，重农抑商思想的存在，对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将商业与农业相互对立，对于人民长期以来对商业经济的认同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但随着劳动人人口的增加，重农抑商的思想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但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退。(三)家国同构的经济管理思想。中国的传统思想受到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影响，也一直奉行君主集权制，在森严的等级制度约束下，所采取的经济制度是以土地所有制主体，以自给自足经济模式为根本，推行严格的父系家族制，从上至下采用金字塔式的管理制度，不同经济主体与不同的等级相对应，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与经济发展中，家族式经济模式成为主流，通过血缘关系与家规、祖训、族规等联系为一个发展的整体，在这个经济主体中，管理体系也带有明显的长幼尊卑传统，其继承与发展也往往局限于本家族成员，这种家国同构的经济管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维系了经济体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延续性，但因为明显的排外特征，对其发展又产生了严重的制约。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影响

(一)伦理价值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企业伦理就是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应遵守公平与无欺的原则，“公平义取天下财”，这也就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信条。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核心观点是“公平必须要求，仁慈只能期待”。公平正义是支撑社会整座建筑的主要栋梁，没有仁慈，社会仍可以存在，虽然不是存在于最舒适的状态，但是没有正义的存在，必定会使社会全部毁灭。这样看来，伦理至关重要，企业如果缺少伦理的节制，一心一意想赚钱，那么不论制度如何健全，惩罚如何严厉，都难免发生事端，尤其是在面临重大利害选择的时候。企业要用正确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为自己的行为设置边界，企业家也必须在边界内维持和发展企业，并回答价值观的一些基本问题:为什么做企业、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才能做到遵守商业伦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二)重农抑商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重农抑商是我国传统思想中最典型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一。重农抑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进步，重农抑商思想也逐渐退出了历史中心，被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所摒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安于现状、自我满足、视野狭窄等负面思想在企业管理中依然存在，这一方面受到员工文化教育水平高低的影响，另一方面，家庭思想的影响和社会中负能量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商业经济浪潮中，缺乏改革精神、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往往会导致企业无法与商业时代与时俱进，最终被经济发展所抛弃。在企业管理工作中，应重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立足本企业发展现状，又不固步自封，不断突破企业发展瓶颈，拓展企业员工成长平台，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增强企业自身竞争力，通过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增加企业经济管理效率，也更好的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三)家国同构的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西方社会传统上主要关注企业和政府这两大组织，通过企业的效率和政府的公平构建社会协调发展的制衡机制。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强大的第三方组织———家庭，而家国同构使家庭、企业、政府间更容易形成缜密的协作型、一体化社会，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宁、社会的进步与全社会总体效率的提高。儒学所提倡家国同构管理思想，是基于国家与家庭构造的同质性而言，也可以看出有家庭是国家的组成的基本部分，同时也承担着国家的社会组织功能。可以说家许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石，而国家富强又给家庭稳定提供了外部保障。而在现代企业管理工作中，家庭的和谐也是企业发展和前进的基础，如果员工将家庭治理好，管理者视企业员工如家人，才能为企业管理工作的良好开展奠定坚实基础。也唯有具有强烈家庭责任感的员工和管理者，才会对企业发展和效益具有强烈责任感，才能更好的在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之间形成良好互动，进一步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四、结束语

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人本观。这与我们现代企业管理中“以为人本”思想相吻合，但我们通过对传统经济管理的研究，也会发现有很多理论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甚至对现代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制约。只有通过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认真的梳理和分析，取其精华并不断发扬，弃其糟粕并不断改进，才能在传统文化中更好的把握不同思想根源，有针对性提出改进措施，更好的做好现代企业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江海洋．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研究［J］．中国科技投资，2012(24)

［2］贾成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3(10)

［3］董克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J］．科技视界，2013(34)

重农抑商范文篇8

1.知识目标

1.掌握两汉时农业发展的表现：水利的兴修，农具的改进，农作物的种植。

2.掌握两汉时手工业发展的表现：丝织技术的提高和冶炼技术的进步。

3.掌握两汉时商业繁荣的表现;城市的兴盛，交通的发展，商业场所的出现(专门)，商品种类的增多以及了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

2.能力目标

1.通过思考和概括两汉农业、手工业的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的能力。

2.通过思考和总结两汉时期经济繁荣的原因，提高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

3.通过对两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与手工业、商业发展关系的认识，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3.过程与方法

1.通过分组收集资料，整理相关信息，编讲历史故事,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2.通过阅读地图、图片、史料，多方面培养学生获得有效历史信息的能力。

3.通过列表形式培养学生比较、概括、归纳的能力。

4.情感、态度、价值观

1.经济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通过对两汉的经济发展的学习，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总结一定的经济规律。

2.两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促使经济迅速发展。国家的稳定，民族间的密切交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3.汉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我国后世的经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4.以两汉时兴修水利和城市中的一些规定为切入点，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

5.两汉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世界领先，这是值得骄傲的，这与两汉长期的政治统一是分不开的。

教学重点

1.治理黄河和农业的进步。

2.丝织和冶铁技术的提高。

重点突破

利用书中的地图、文字资料、图片及学生查找的补充资料，通过讲故事、再现历史场景的形式，让学生充分感受到两汉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进步。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胜。

教学难点

1.两汉时期经济发展的原因。

2.重农抑商政策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辩证关系。

难点突破

通过引导学生归纳两汉时期的经济成就，找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从而归纳出两汉经济发展的原因。

教学方法

1.联系讲解法。对于黄河在两汉时常决口的原因要联系前面学过的内容讲解，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对问题有一种追本溯源的精神。

2.图示讲解法。这一课涉及到一些农具名称、手工业生产工具名称。因时间久远，学生平时接触又不多，只能用投影或电脑注示，教师边演示边讲，增加课堂教学的直观效果。

重农抑商范文篇9

[论文内容提要]陈亮作为南宋时期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经济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本文选取其农业思想进行分析，认为，陈亮经济思想的核心仍是农为邦本，他为农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设性观点，不仅对南宋后浙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三农”问题解决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是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嗤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经济思想是陈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亮的经济思想较为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其中，农业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陈亮受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浙东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核心重农思想、农本思想和富民强国思想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陈亮认为保护农民，稳定封建经济，关键在于发展农业。为此，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包括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概括地看，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以农为邦本思想为指导，提倡积极的赋税、土地等政策，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经济。陈亮认为，重农才能立国，富民才能强国。因此，他积极倡导发展农业经济，“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对汉文帝的“不求富国而求富民，故为治之先，勤于耕农是劝，今年以开藉田先农，明年减半租勉农，又明年以除租税赐农，野不加辟有诏，亲率农耕有诏”的重农政策极其推崇。他把发展农业，保护农民，上升到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高度来看待。他指出，“古者农自耕其田，其力与相若，其食与其口数相称。上之人劝之有其诚，董之有其官，赈之有其政。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教以农为先，堕农有罚。……天下无浮食之民。故民力常裕。”

发展农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还有赖于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针对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陈亮提出了实行积极的赋税政策，免除各种苛敛之政，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思路。自北宋中期以至南宋，政府财政日趋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官俸开支巨大，军费开支空前浩繁，再加上统治者的恣意挥霍，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成倍增长。为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便采取各种名目，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至达到“不可以偏举，亦不能遍知”的程度，甚至连传统的夏、秋二项正税，也巧立名目，增加了各种附加税，增加了剥削。最有力的举证就是南宋小朝廷疆域远不如北宋，但其赋税收入却超过北宋。如北宋赋税最多的熙丰年间，年赋税收入约6000余万贯，而南宋淳熙时年均赋税收入达到6570万贯。对此，陈亮强烈要求南宋王朝的统治者放弃现行的苛敛政策，效法古代圣君的做法，“用民，岁不过三日，什一而税。不立意罔民利，不喜察以导民争。上下有制，未作为察，兵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业其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裕用于上下交窘之时，布信于法禁之所不及”，则“民是用宁，礼义是用兴”。唯此，才能发展农业，保护农民，稳固国家。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问题是封建王朝不可回避的问题，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如何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土地经营的绩效，才是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和提高封建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关键。陈亮从南宋时期土地兼并的现实出发，着眼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看待农业发展问题，有区别地看待和妥善处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土地兼并问题。一方面，倡导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民生活，维护农民利益，这是封建国家维护统治的根本。陈亮生活的乾、淳时期正是南宋土地兼并最盛时期，许多官僚地主占据大批良田，形成“阡陌绳联，弥望千里”，相反广大农民无地可耕，沦落为佃农，生活困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朝廷真正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广大农民仍然难免破产流亡，成为流民。这不仅对封建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因此，除积极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外，还应限制官僚地主的土地占有和制止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土地侵占。同时，作为事功学派代表的陈亮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到在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官僚地主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还是有才能的人用合法手段的土地经营，其结果都将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因此，陈亮立足现实，为稳定农民生活设计方案。他认为，导致农民生活困苦的直接原因是地主剥削的沉重和农民生活来源的不确定性，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作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陈亮反对笼统的、不分具体情况的“抑制兼并”和“打击豪强”，主张要区别看待和妥善解决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他认为，那些靠自身才能，以合法手段获得土地、诚实经营的地主土地，应给予保护和支持。他倡导保护富民，反对一切“折困天下之富巨室”的行为，反对封建朝廷恣意向豪强增加赋税的做法，“时朝廷令两浙、江东人户田一万亩者，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关子之属。公（指章服）以为：事类科敛，无体民经国之意。”在他看来，因经营有方而致田产巨大的豪强不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引导人们走向富裕的榜样，起着榜样示范作用。

发展农业，要重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陈亮认为，发展农业，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是关键。陈亮指出，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管理的不善、信息的不了解，经常导致所建水利工程不能发挥出预期效果，有些农田水利建设甚至于既劳民伤财，也无避免灾害之利，政府对此要高度重视。他指出要科学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就必须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为此，他希望年轻人去从事农业，潜心农田水利之法的研究，造福百姓，“使实利及民而惠足以政”。

发展农业，就要重视发展商业，强调“农商一事”，“农商相籍”，这是是陈亮农业思想最为突出和最闪光的地方。历代众多思想家大都主张“重农轻商”、“重农抑商”，认为重视农业生产，必须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实现“利出一孔”，使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推行“驱民归农”措施，传统农本思想将农业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孤立系统来看待，发展农业和繁荣工商业两者被对立起来，这种农本思想使整个社会经济严格地限制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法宝，但并不能真正实现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对此，作为浙东事功学派核心人物、永康学派代表人的陈亮，对传统农本思想的狭隘性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赖商而行”的新农本思想。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农桑相籍”。国家要以农为本，教化要以农为先，天下无浮食之民，则民力常裕，国家富强。但发展农业，并不是以抑制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相反，农业只有与商业协调发展，才能“展布四体，通其有无，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行而乐其生”。他从当时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朝廷不应守旧，一昧死抱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放，而要农商一事，农商互利，以此为目标调整改变政策，使农商相互为用，协调发展，所谓“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农商协调则为两利，相互损害，则为两病，“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则“郡县困匮，而其弊日又甚矣”。陈亮认为，农业和商业是构成社会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是联结其它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两者并无高低轻重之分。他强调：“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过，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农商之间有行业分工，更有紧密联系，两者不仅是非对立、排斥的，相反是互利、促进的。农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而商业的繁荣又能反过来成为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重视农业发展，就必须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只有发展商业，才能畅通农产品物流贸易，促进农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只有协调发展，社会才能走向全面繁荣，进而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任何歧视、压制、打击商业发展的举措，不仅不利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它还将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由于农业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其生产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商业的发展，既可在丰年避免谷贱伤农局面，又可在灾年互通有无，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陈亮虽然公开批判与否定了千百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重本抑商观念，倡导重视商业，发展商品经济，但并没有走向贱农极端，对于重本思想，不仅没有否定，反而一再给予强调，把重农劝农作为治国之道的一项基本内容。综观陈亮的有关论述，不难发现，他反对的是斥商为末的贱商观念，对于以农为本的思想则是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商业的持久繁荣，并进而发挥其职能。他强调“治具之綦大者，不过数端已：制度也，时令也，养老而乞言也，崇儒而重道也，厚本而劝农也”。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农商并重的思想，但有学者指出，“只是为了纠正传统的重农轻商偏见，才较多地强调了商业的重要性。”“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的核心是农。对商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为一种逻辑关系，是农业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商业之所以要重视，关键还在于其服务农业的功能，能为封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更好地实现富民强国。从这一角度讲，只能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商人阶层的代表。“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这表明，陈亮在体察社会经济内部结构和农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农本思想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农本狭隘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农本思想的深化和完善，并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是一种新农本主义思想，一种开放的农本思想，是传统农本思想发展的顶峰。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推动商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实为明代思想家公开倡导“农商皆本”思想铺平了思路、开了先河。有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陈亮的见解对后来明代思想家正式提出‘农商皆本’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立国之本。农业的经济地位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就形成了牢固的农本主义思想，并导致封建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上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实，从本质上讲，农本思想则是重农思想的一种极端体现形式，重农思想本身不仅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中，在重农思想、农本思想指导下，推行了各种重农政策，使我国农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传统农业经济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在今天，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它是我们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轻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来源。农业发展可极大地提升农村购买力，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产品市场，还能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资源等。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在现实中国，农业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加强农业，全面振兴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陈亮丰富的经济思想，蕴含了许多重要的价值，就其农业思想而言，也不例外。如果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的话，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就显露无遗了。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做好“三农”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立足实际，放眼世界，认清和研究各种新形势、新实际和新变化，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要注重挖掘历史，努力从传统农业发展思想中提取、吸收有益的东西，并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

[参考文献]

[1]《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2]《陈亮集》卷二十《汉论•文帝朝》

重农抑商范文篇10

1、郡县制与封国制的并存

认识郡国并行制是西汉初年的地方行政制度。分析封国制产生的原因、特点;归纳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措施，并认识王国问题解决的意义。

2、察举制;

认识察举制是汉朝重要的选官制度、并理解其概念及目的。归纳察举制在两汉的演变及影响。

3、编户齐民

认识编户制度是汉朝的行政管理制度和赋税制度;掌握该制度的目的、内容及影响。

重点和难点精析

1、“汉承秦制”的主要含义

①承袭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②承袭秦朝的监察制。汉武帝发展为刺史制度，监察郡国等地方高官。东汉时，刺史地位进一步提高，后成为地方长官，掌军政。

③承袭秦朝的郡县制，郡守县令的任免权归皇帝。

④承袭秦的田租、户赋徭役、兵役制，西汉发展为编户制度，以加强对人民的管理和控制。

2.两汉政治、经济制度的革新

两汉基本上沿袭秦朝制度，史称“汉承秦制”。两汉社会制度比起秦朝更加完备，汉朝在废除苛法的前提下，进行革新。包括：刺史制度、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察举制、编户齐民等。在这些内容中，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的关系与矛盾展开的，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矛盾、选用官吏的形式，对百姓的管理。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通过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察;此外，通过“推恩令”和“附益之法”，削弱和限制藩王的活动。在选用官吏的形式中，以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为最主要的途径之一。通过实行编户制度，加强对百姓的管理。

3、编户制度

编户齐民既是行政管理制度，又是赋税制度。秦始皇统一后，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统一和改革。公元前216年，命全国各地自报占有田亩数目，即文献记载的“令黔首(百姓)自实田”。这是我国历史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登记制度的开始。秦朝还规定田租十税一，人民有服徭役、兵役的义务。汉代，承袭和发展了秦朝这一制度，一套完整的封建管理制度和赋税制度正式形成。西汉政府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口，剥削农民。编入户籍的民户，主要是广大农民，但也包括无爵位的地主和小官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自耕农。

编户齐民具有独立身份，依据资产多少划分大家、中家、小家三等，隶属地方政府，承担国家赋税、徭役、兵役，资产多者多纳税。农民的主要负担有四项，即田租、人口税、兵役、徭役(或纳更赋以代役)，编户齐民制度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征收赋税。

知识拓展

怎样认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1)原因与含义：在中国古代，封建经济的特点是自然经济，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经济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面倾斜。重农抑商政策是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奉行的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政策。

(2)产生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期，最早在魏国李悝改革中有所体现;之后，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付诸实施、大力推行;到西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最为突出;后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政策。

(3)实质与评价：重农抑商政策实质上是维护封建的经济基础。评价重农抑商政策要注意它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不同时期其历史作用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农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使秦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的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西汉初期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兴盛起来。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封建统治者继续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并利用封建专制制度实行一系列的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如清政府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等。这就严重障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滞后，因此，在封建社会的晚期，重农抑商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则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师生探究

例1.西汉初年的王国分封制与西周的分封制都是()

A.都是封建中央集权制B.封建专制的产物

C.为巩固其统治而实行D.随社会经济基础变化而瓦解

解析本题答案是C本题主要考查西汉分封制和西周分封制的理解和比较。西周的分封制是为了巩固奴隶制统治而分封诸侯的制度，不是中央集权和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故可排除A、B两项;西汉初年的王国分封制的瓦解是统治者一系列措施的结果，并非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西汉的社会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自始至终都未发生变化，所以D项也不正确。两个时期分封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

例2.下列对汉朝察举制度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是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而建立的选官制度

B.内容包括察举、皇帝征召等

C.察举是两汉选官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D.西汉选举的主要依据是门第族望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旨在考查准确掌握知识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解题关键是明确汉朝监察制度建立的目的、内容及实行的概况。A、B、C三项叙述正确，D项表述有误，因为，门第望族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是在东汉而非西汉。

例3.对汉朝编户齐民制度性质的表述最准确的一项是()

A.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B.是一种赋税制度

C.是一种地方行政机构D.既是行政管理制度，又是赋税制度

解析本题答案是D。该题主要考查对两汉编户制度的正确认识，两汉对百姓的管理实行编户制度，在编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编户齐民有独立身份，依据资产多少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兵役。据此分析可判断D项符合题意。

例4.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1：汉兴之初，海内新定，……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然诸侯原本以大，末被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

──《前汉书》卷14

材料2：(晁错)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史记》卷106

材料3：(主父)偃说上日：“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为其国，必稍自弱矣。”

──《前汉书》卷64

材料4：自此以来，……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至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惟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

──《前汉书》卷14

回答：①根据材料1，说明汉初分封王国的依据是什么?试指出这一依据正确与否?

②根据材料1、2说明西汉为什么要解决王国问题?材料2、3的解决方法有何不同?

③材料4说明了什么问题?

④试对西汉王国问题的解决作出正确的评价。

解析本题重在考查学生阐释历史材料的能力。材料一、二反映西汉前期诸侯王的设立意图以及后来变化的结果，要善于把材料的叙述与题目的设问要求结合对应回答。第(2)题要求对比材料二、三，要善于从材料中分清不同手段及产生的不同结果。第(3)问是认识能力的考查，要注意从“解决”上思考。

参考答案(1)“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天下初定，昆弟少，诸子弱。”实行郡县并行制。王国和侯国势力膨胀，权力增大，严重威胁中央集权。(2)前者主张强行削弱王国特权;后者主张加大分封，分割减少诸侯王的封地。其结果是，前者容易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酿成叛乱;后者使诸侯王封地越来越小，势力日渐削弱，无力与中央对抗，从而使中央集权大大加强。(3)强大的中央集权是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

秦汉时期政治板块小结

1、政治上，封建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巩固。

①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此制度建立于秦朝，巩固于西汉。

②这一制度有中央和地方两大行政制度。从中央制度来看：秦朝设立三公九卿制，其中相权较重，可以辖制百官。西汉汉武帝改革官制，组成内朝和外朝，开始有意削弱相权，加强皇权;还实行了监察制度(刺史制度)和选官制度(察举制)。从地方制度来看：秦朝否定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西汉初年郡国并行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郡县制，至西汉中期则从实践中认识到分封制的弊端，实际上取消了这一制度，然而地方割据则在刺史制度和察举制推行后期变得十分严重。

2、封建统治思想的演变。

①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加强镇压，实行暴政;

②西汉初年，推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③西汉汉武帝开始，儒学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

注意：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时期，政治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封建上层建筑的日趋完善，全国“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在巩固国家统一、安定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点指南

1、匈奴的兴衰

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了解匈奴的社会状况;归纳两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西汉初年、汉武帝、汉元帝与匈奴的不同政策及原因，东汉匈奴分裂及威胁的解除。

2、张骞通西域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目的、路线及意义;西汉和东汉对西域的管辖。

3、西南夷与百越

西南夷和百越的概念;两汉对西南夷、东汉对百越的管辖。

重点和难点精析

1、西汉与匈奴的关系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各阶段政策有何不同?原因是什么?有何影响?

(1)第一阶段：西汉初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原因：匈奴力量很强，而西汉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经济凋敝，国力薄弱。影响：有利于集中力量恢复经济，增强国力。

(2)第二阶段：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原因：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有力量打败匈奴。影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北方边郡的威胁，有利于边疆的开发。

(3)第三阶段：西汉后期又采取和亲政策，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作为公主，远嫁呼韩邪单于。原因：匈奴内乱，西汉后期杜会问题严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战争。影响：密切了汉匈关系，互市兴旺起来，文化往来增多，双方和睦相处。

2、张骞通西域的意义

①张骞通西域，不仅获得了大量过去闻所未闻的资料，而且也传播了西汉的声威。

②张骞通西域，开通了西域的道路，司马迁称此行为“凿空”。

③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原和西域的交往更频

繁，规模与范围更大。使臣、商队、宗教僧侣的往来，使当时世界几大文明汇聚，西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④张骞通西域以后，天山南北与内地首次联成一体，中原同西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封建国家的影响深入边疆，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

3、如何认识两汉与西域的关系?

两汉同西域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并立的政权，平等的关系。当时双方人员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加强，都面临匈奴的威胁。第二阶段是从属关系，西汉设西域都护，行使行政管辖权。西汉对西域管辖的影响深远：①拓展了疆域，加强了边疆的开发，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②沟通了同西亚、欧洲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开辟了中西交通新纪元，中国文明对世界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为什么说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初步发展时期?

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是指国家的结构而言，既包括多个民族，又有领土统一的状况。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有着新的发展：①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加强了边防建设，北击匈奴，修筑长城，治理河套;设置“三郡”，加强南疆建设，初步奠定了祖国的疆域，这些都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发展，使全国形成了共同的经济区域，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心理状态，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为以华夏族为主干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②西汉对匈奴由和到战，安定了北方边郡，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发展;同时，对西域加强了交往，设西域都护加强了管辖，这有利于汉朝同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对西南地区，西汉也设置郡县，加强了联系。③东汉继续对匈奴用兵，安定了北部边郡;派班超经营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联系和管辖。因此，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初步发展时期。

5、秦汉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原因、特征及其影响。

原因：①政治上，国家长期统一、强盛;②经济上，生产发展，经济繁荣;③文化上，文化繁荣;④，政策上，统治者推行开明正确的民族政策。

特征：①从整体上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形成并不断得到发展。②从形式上看，民族联系形式多样，如战争、设立机构管辖、和亲、迁徙、互市等。民族关系有战有和，以和平的经济文化交往为主流。③从区域上看，南方地区的开发和融合加强;西部的贸易和交流频繁;北方边境战争不断。

影响：①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随着各民族间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加强，民族凝聚力增强，一些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归属中央政权管理，如西域和西南地区纳入西汉版图。②增进了兄弟民族间的情谊，促进了民族融合。一些少数民族逐步接受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与汉族的融合得到加强，如南方的越族。③促进了中原和边疆各族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民族关系的加强，一方面使中原和汉族先进的文化技术传入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大大促进了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的物产传入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生活。④带动了对外关系的发展。如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开辟了中外交通新纪元，有利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知识拓展

1、对我国历史上和亲的不同看法

一种意见持否定态度，认为西汉初年的和亲是对匈奴的忍辱退让，结果反而使匈奴更加骄横，连年入掠。另一种意见与此相反，认为和亲是封建社会维持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好办法，它导致民族间的和解，加强了民族间的交流和了解。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对和亲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应完全否定。和亲从根本上说，是为历代统治者自身的统治目的服务的，但客观上或多或少地有利于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对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一定的作用。

再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将和亲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历史上和亲有不同的类型，一种是针对敌对的民族，如西汉初年与匈奴的和亲;一种用于友好的民族，如西汉中期与乌孙的和亲;再一种用于已经内属的少数民族，如西汉末年与南匈奴的和亲。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和亲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不同，但一般来说，其结果都是有利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2、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认识

(1)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由于各种原因，汉族在我国多民族的国家中处于主体地位。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或否定其他少数民族对于祖国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因此，看待民族关系，不能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的农场上，对历史上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件、人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颂扬，反之要给予否定和鞭挞。

(2)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和民族融合。

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友好往来，共同建设祖国，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尽管各民族之间有掠夺、有迁徒、有战争、有议和，但战争是短暂的，而友好则是长期的，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3)正确看待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但也存在矛盾、斗争和战争。它与民族关系的主流相比，只是民族关系的次要部分。由于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和战争从根本上说都是各个民族的统治者所挑起的，从这个角度看，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由于矛盾的复杂发生，不能把民族斗争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况：有的压迫与反压迫的性质;有的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斗争;有的是为了消灭割据分裂国家统一的战争;有的是民族统治者彼此之间的攻伐混战。鉴于此，我们在学习中要善于分析，透过现象揭示其本质，明确给予肯定和否定。

师生探究

例1.秦征服越族地区和张骞出使西域所产生的最深远的进步影响都是()

A.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B.扩大了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

C.促进了民族融合D.扩大了铁器的使用范围

解析本题答案是C。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主体内容。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所产生的最深远的进步影响应该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例2.对两汉政府与匈奴战争的表述，正确的是()

A.两汉政府反对匈奴南下掠夺的反侵略战争

B.两汉政府反击匈奴保持边境安全是正义之举

C.两汉政府和匈奴争夺对西域控制权的斗争

D.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解析本题答案是B。本题主要考查对中国古代民族之间战争性质的正确认识。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两汉政府对匈奴的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无侵略与反侵略之说。故B项正确

例3.班超出使西域与张骞出使西域所起作用的不同之处是()

A.促进西域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B.促进中国同西亚、欧洲的友好往来

C.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贡献

D.直接帮助西域各民族摆脱匈奴的控制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主要考查学生比较问题的能力。A、B、C三项是班超出使西域与张骞出使西域的相同作用。D项是其不同点，因为直接帮助西域各族摆脱匈奴的控制是班超出使西域的直接作用，而张骞出使西域并没有达到此目的。

例4.一位古代诗人在《题昭君出塞图》中写到：“草黄沙白马如云，落日悲笳处处闻。此去妾心终许国，不劳辛苦汉三军。”从诗中可看出作者肯定昭君主要是因为昭君出塞()

A.是为了个人幸福B.不畏艰险的精神可嘉

C.敢于挣破封建牢笼D.加强了汉与匈奴的关系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材料式选择题，解题关键是读懂材料，在此基础上依据材料中“此去妾心终许国，不劳辛苦汉三军”等有效信息去分析，作者认为昭君以心许国，起到了汉朝军队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加强了汉与匈奴的关系。

例5、(2005全国文综3历史)(20分)根据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汉书)记载：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有松柏五木，荚水萆，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歌谣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繁殖)”。

材料二、三国魏初年，仓慈任敦煌太守，“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按人口分割土地给贫民耕种)”。

材料三、对来到敦煌的西城各族人，仓慈“皆劳(慰劳)之”;对想赴洛阳者，“为封(签发)过所(通行证)”，对在敦煌进行贸易者，由官方主持估价、交易，并“使吏民护送道路”;禁止当地豪族强买强卖。

──材料二、三据《三国志》

回答：

(1)材料一中所说的“亡我祁连山”是由什么具体历史事件导致的?(6分)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两汉时期河西走廊社会经济的主要变化。(6分)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三中仓慈的做法起到了什么作用。(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