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地位范文10篇

支配地位范文篇1

关键词: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市场份额

反垄断法有三大支柱内容：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企业合并控制。为了达到完善竞争的目的，反垄断法一方面通过企业合并控制制度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和加强进行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在市场支配地位已经形成和加强或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则禁止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企业合并控制制度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目前国内对此的研究明显落后，实践几乎是一片空白。2007年8月31日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十八、十九条粗线条式地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这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仍有待细化。鉴于此，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分析和研究了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类型、认定标准和程序规则的问题。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

市场支配地位（MarketDominantPosition），又称控制市场地位，是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使用的概念，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则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相对应地，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使用了“垄断力”（MonopolyPower），日本的反垄断法使用了“垄断状态”一词，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竞争法使用了“独占”，匈牙利的反垄断法使用的则是“占有经济优势”。尽管各国和地区的反垄断法使用的称谓不同，但所指的经济现象是大致相同的，即某个企业或者某些企业在特定的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市场力量，通过运用这种力量“支配”或“控制”市场，不受有效竞争的制约，对市场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它是指“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的一种状态，具有该状态的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在相关的产品市场、地域市场和时间市场上，拥有决定产品产量、价格和销售等方面的控制能力”[1]。还有学者认为，市场支配地位通常是指“企业或者企业集团能够左右市场竞争或者不受市场竞争约束的市场地位”[2]。这是从对竞争的影响的角度作出的定义。欧共体法院在1983年Mechelin一案中认为，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一个企业所享有的经济能力地位，这种能力地位能够使该企业无需其竞争者、顾客和最终消费者的反映，而采取显著程度的独立行动，来妨碍相关市场内有效竞争的维持”[3]。美国最高法院在1956年的杜邦公司案中，将垄断力定义为“企业控制价格的力量或者排除竞争的力量”[4]。

我国的《反垄断法》借鉴德国的做法，也使用了“市场支配地位”这一术语，并在第十七条对其作出如下定义：“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该定义将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两个条件作为选择性条件：一是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即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二是对竞争的影响，即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

显然，两个条件是从不同角度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内涵的，然而它们之间不是补充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这就意味着，实践中只要企业具备其中条件之一，即占有市场支配地位。事实上，这两个条件所界定的概念外延并不完全一致，符合企业在市场中地位条件的情况主要是独占、准独占和突出的市场地位的状态；符合对竞争影响的条件的情况则不仅包括独占、准独占和突出的市场地位的企业，也包括相对优势企业（注释1：笔者认为，相对优势企业不宜被等同于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因为相对优势企业不可能实现控制其所处的相关市场上的所有商品的价格等交易条件，更不可能排除所有的竞争，而只是限制了与自己交易的很小范围的竞争。）。因为相对优势企业也会对其他企业进入市场形成一定的阻碍、影响。由此，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对两个条件判断不一致的情况，影响到法律执行的一致性和权威性。笔者认为，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主体方面，它可以由一个企业单独拥有，也可以由少数几个企业共同拥有。（2）本质上，市场支配地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地位，是支配企业的独立于竞争之外的一种市场地位。（3）表现形式上，它常外化为控制商品价格、数量，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的经营等。综上，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一个或几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上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等交易条件并能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的市场地位。

二、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

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在界定市场支配地位时，分别就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同形态作出了规定。根据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的规定，将市场支配地位分为独占与准独占、突出的市场地位和寡头分占三种情形，这是依据市场集中程度的不同进行划分的。我国《反垄断法》则删去了原草案中关于市场支配地位情形的规定（注释2：反垄断法草案第十七条规定，经营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特定市场内独家经营的；在特定市场内居于优势（压倒性）地位，其他经营者难以进入的；在特定市场内虽然存在两个以上的经营者，但他们之间无实质竞争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研究在我国没有意义。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能为认定一个企业或几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提供依据，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上述类型，就可以认定这个企业或这些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仍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独占与准独占

独占，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上没有竞争者，这在经济学上称为“完全垄断市场结构”。形成这种结构有很多原因，可以是源于自然性质、法律的规定或者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一般可分为两类：自然垄断和人为垄断。自然垄断涉及规模经济、天然资源和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因素；人为垄断则包括了法律保障、政府授意和企业恶性竞争等原因[5]。在独占状态下，企业取得了完全垄断地位，没有面临任何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威胁，可以自行决定商品的价格、数量等交易条件来操纵市场，因此，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不存在任何异议。

准独占，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上没有实质性的竞争者，具有准垄断的地位。一般来讲，在准垄断状态下，企业在相关市场上有竞争者，但是基于其与竞争者之间在市场份额、综合实力、核心技术等各方面的“天壤之别”，使得竞争者根本无法与该企业进行实质上的竞争。因此，企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自主决定市场策略和经营行为，而不必考虑其竞争者的存在。因此，同独占一样，准独占也是一种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态。

（二）突出的市场地位

突出的市场地位，又称压倒性的地位，是相对于相关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而言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体来讲，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上不仅有竞争者，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竞争，但是与其竞争者相比，它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地位，使得实质性的竞争限制在小范围、低层次和低强度下进行。必须指出的是，认定企业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时，不仅要考察其市场份额，还要考察其自身的财力、进入采购或销售市场的渠道、与其他企业的联合、其他企业进入市场所面临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限制、住所设在境内外的企业的事实上或潜在的竞争、将其供应或需求转向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市场交易对象转向其他企业的可能性[6]。企业占有突出的市场地位，使其在实际上可以不考虑其竞争者、销售者以及供应者而有较大的自由决策权和对其他企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三）寡占

寡占，是指在相关市场上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这些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控制着市场上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数量等情形，这些企业之间因明示或默示达成一致的行为，从而不存在实质性的竞争，经济学上称之为“寡头垄断”（注释3：“寡头垄断”状态下的寡头可以是两个、二个，也可以是十几个，但不宜更多，因为数量过多的企业之间很难协调一致其经营行为。）。构成寡占的要件有二：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竞争，这是就特定企业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言的；二是这些企业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即拥有独占、准独占或突出的市场地位，这是就特定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的外部关系而言的。据此，有学者认为，寡占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各寡头合起来即为市场独占或准独占者，在相关市场中，没有其他竞争者或没有实质上的竞争；二是各寡头合起来即具有绝对优势，在相关市场中具有绝对的自由决策权和对其他竞争者的绝对影响。”[7]所以，如果相关市场上的数个企业之间因明示或默示达成了一致的行为，从而使其他企业无法与之进行有效竞争，那么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就如同独占与准独占、突出的市场地位一样，具有了市场支配地位。

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

如果说类型研究为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提供了依据的话，那么这个依据还只是定性分析的依据，具体达到怎样一个标准企业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特别是在不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怎样的标准才是“及格线”，就需要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这就涉及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认定或推定。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没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标准。西方国家在反垄断实践中曾经讨论过三种标准：一是市场结果标准。该标准中“市场结果”，是企业的经营结果，即盈利情况。依据该标准，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企业的商品销售价格应当符合其生产成本；若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致使企业获取非同寻常的盈利，就可推定是缺乏竞争的原因所致，得出该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事实上，巨额利润并不必然表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它可能来源于高科技、规模经济和其他因素。另外，该标准也不能作为司法判决的标准，因为它涉及了两方面的数据：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其中，销售价格可以直接从企业的定价中确定，而生产成本在实践中很难精确地加以测定，所以就无法判断该企业的大幅度盈利是否是基于其市场支配地位。二是市场行为标准。该标准中的“市场行为”，是指企业的经营行为。依据该标准，如果某个企业在确定销售和价格决策时，不必考虑其他竞争者的存在，该企业便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该标准是以企业行为的同一性为条件的，但企业行为并不具有同一性。另外从实践方面看，该标准的不可操作性是因为难以取得与市场行为评价相关的经济数据。但在反垄断法的实践中，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主管机关和法院在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时，仍会一并考虑企业的市场行为。三是市场结构标准。该标准中“市场结构”，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依据该标准，如果一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则该企业就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般来讲，竞争状况如何，基本取决于市场结构。但是企业的市场份额也不可能直接测度其市场支配地位，因为它只是企业过去竞争力的表现，而且也可能与企业市场势力的真实情况相比变大或变小。因此，它只能作为一个暂时的依据。

以上三种标准讨论的结果是，市场结构标准被优先采用。即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衡量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常常将市场份额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如美国法院曾一度将市场份额作为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垄断力的唯一标准。在1945年“美国诉美国铝公司案”中，法院认为，企业占有90%的市场份额就具有垄断力，占有60%的市场份额是否具有垄断力有疑问，而占有33%的市场份额尚不具备垄断力。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也将市场份额作为推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唯一标准。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中的“垄断状态”也是以“事业者”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为标准。

但同时“市场份额不是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为各国普遍接受。市场份额是一个对静态市场的描述，而市场运行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它只能作为一个暂时的依据，还应当考虑其他一些能进一步说明企业竞争地位的因素。综上所述，在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市场份额为主，兼顾其他因素”的认定标准。

四、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程序与规则

（一）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前提：相关市场的界定

要确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首先要确定该企业是在什么市场、多大市场上进行竞争的，这就涉及“相关市场（Relevantmarket）”界定问题。并且，相关市场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与否。如，对于一个特定的企业，若将其置于一个狭窄的市场内，则其市场份额就较大，市场力量相对增强，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若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市场内，则其市场份额就较小，市场力量相对于整个市场而言要微弱得多，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因此，“在实践中，界定相关市场是发生在企业和反垄断法主管机构的争执中最重要的问题”[8]。那么，如何准确界定相关市场就成为市场支配地位的第一步，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一般是一个事实的认定问题，而不是一个立法上的规定问题。在西方国家反垄断执法过程中，通常要考虑两个因素：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

1.相关产品市场。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由此可见，产品市场应从广义上理解，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而且包括服务市场。一般，相关产品市场是指同类产品或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的范围。所有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构成了同一市场。从理论上讲，相关产品市场包括相同产品的市场和相似产品的市场。在相似产品的市场上，产品的相似性主要是指产品的可替代性，而不是指产品在物理上、化学上或技术上的同一。因此，如何确定“产品的可替代性”成为划分产品市场范围的关键。

在长期的反垄断实践中，美国和欧盟都发展出了适合自己的一套做法。美国在1992年《横向合并指南》中，界定产品市场时，使用产品“小而显著且非暂时性”的提价后买者和卖者作出的反应来判定。在具体界定产品市场时，反垄断执法机构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有：（1）在反映价格相关变化或者其他竞争变化的两种产品之间，买者已经转购或已经考虑转购方面的证据；（2）在反映价格相关变化或者其他竞争变化的两种产品之间，卖者根据买者对这两种产品的预期替代而作出的经营决策方面的证据；（3）在买者的产出市场中，他们所面临的随之而来的竞争的影响；（4）转购产品的时间和成本等等[9]。欧共体委员会1997年12月专门了一个《欧共体竞争法中界定相关市场的通告》，通告第7条规定，相关产品市场是指根据产品的特性、价格及其使用目的，从消费者的角度可以相互交换或者相互替代的所有产品或服务[10]。从该规定可以看出，认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品是否属于同一相关产品市场，是根据消费者的看法决定的。如果消费者在某些产品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那么这些产品就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就是属于同一相关产品市场。为了帮助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欧洲法院在实践中确定了需要考虑的方面有：需求的交叉弹性、物理性能、价格、预定的用途、供应方面的可转换性等。

从美国和欧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在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时，采用的标准和方法不同，但究其本质而言，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不外是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需求的可替代性和供给的可替代性。具体而言，需求的可替代性是以需求为基础的因素，主要是从消费者或购买者的角度来衡量的；供给的可替代性是以供给为基础的因素，主要是从供应商的角度来衡量的。因此，在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实施中，建议也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

2.相关地域市场。

相关地域市场是指消费者能够有效地选择某种竞争产品，供应商能够有效地供应该产品的一定区域，简称地域市场[11]。相关地域市场是界定相关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对其不同的划分方法直接影响到市场支配地位的成立与否。它的范围的确定或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或者从供应商的角度。前者涉及消费者在竞争产品之间进行有效选择的区域，后者涉及供应商的定位策略。如在美国，地域市场是根据消费者对在不同地方制造或销售的产品的替代性的认识进行界定的。如果在一个地方销售的产品的消费者，因为“小而显著且非暂时性”的涨价而转向购买其他地方的产品，那么该两个地方属于同一地域市场。否则，该两个地方不属于同一地域市场。在欧盟，地域市场是“某种产品竞争的客观条件对所有商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区域”[12]。市场竞争条件的一致性是构成相关地域市场的前提。欧共体委员会则对相关地域市场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认为相关地域市场是指“一定的地域。在这个区域内，有关的供应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处于基本相同的竞争条件下，并且这个地域与邻近地域相区别，因为相互之间的竞争条件特别明显地不同”[13]。由此看出，美国和欧盟在划分相关地域市场的方法和标准是不同的。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交通和通信设施正在逐步建设中，加之区域性经济的长期存在等情况，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确定相关地域市场是不可取的，只有从供应商的角度进行确定。进而言之，确定相关地域市场的方法应是考察企业的销售范围。在某种意义上，企业的销售范围等同于相关地域市场的范围。

（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关键步骤：市场份额的测算

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第一步通常是确定涉嫌企业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本身并不必然是确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唯一因素，但一般而言，市场份额越大的涉嫌企业，行使市场力量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对于市场份额的含义，大多数学者赞成的观点是指特定企业的总产量、销售量或者生产能力在特定的相关市场中所占的比例或者百分比，又称为市场占有率。根据OECD组织的界定，市场份额是“根据企业总产量、销售量或者能力的比例，对该企业在一个行业或者市场中的相对规模的测定方式”[14]。由此，笔者对市场份额作如下定义：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是指该企业的总产量、销售量或者能力在相关市场中所占的比例，又称为市场占有率。计算市场份额的通常方法是涉嫌企业的销售额除以该市场的总销售额，乘以百分之百所得出的百分比，即市场份额=特定企业的销售额/相关市场的销售总额×100%。确定涉嫌企业的销售额相对来讲是容易的，但确定相关市场的销售总额往往是困难的，显然，这涉及了前述相关市场的界定。

通过划定一个市场份额的界限，由此判断涉嫌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从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做法，如在美国，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若超过70%，就可以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50%~70%之间，常常还要辅以其他证据方能最终判定该企业是否具有[15]。再如欧盟，仅有10%的市场份额在通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20%~40%的市场份额，在参考相关因素后可以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40%以上的市场份额，容易被认定为具有“优势地位”[16]。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根据自身对市场支配地位的理解和国情，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了市场份额的标准。如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条第7款规定，垄断状态是指一个事业者在一年内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二分之一，或者两个事业者在一年内各自的市场占有率的总和超过四分之三的。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独占事业的推定范围是，一事业在特定市场之占有率达二分之一，或二事业全体在特定市场之占有率达三分之二，或三事业全体在特定市场之占有率达四分之三的情形。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9条第3款也规定一个企业至少占有三分之一市场份额的，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3个或3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50%的市场份额，和5个或5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也可推定这些企业作为整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这些企业能够证明在此竞争条件下它们之间能够开展实质上的竞争，或者这些企业在总体上相对于其他竞争者不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的除外。我国的《反垄断法》就是借鉴了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的规定，在第十九条作出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四分之三的。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从该规定中可看出，相比较于德国，我国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标准更为宽松，这与我们国家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的大环境是一致的。但这样的量化标准不应是一成不变，而应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推定规定的意义表现在：若存在列举的几种情形，就可以直接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这样能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举证责任，同时为避免对涉嫌企业的错误认定，赋予企业申辩、反驳的机会。另外，特别规定的“不足十分之一”的情况有重大意义，因为市场份额太小的企业是难以确认其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这样就排除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注释市场份额不足10%的企业，一般不可能成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但可成为企业中的主体。）。

我国向来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因此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和推定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除了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外，在什么情况下有必要考察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市场份额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但并未明确市场份额的参考数值范围，这有待于司法实践的确认。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作一个合理的推测：1.市场份额在10%以下的企业是排除在认定范围之外的。虽然各国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无一例外地认为市场份额在10%以下的企业是不可能拥有控制市场的能力的。同时，这也与第十九条的特别规定相一致。2.市场份额在50%以下的企业是第十八条认定的对象，换句话讲，第十八条认定对象的上限是50%而不包括50%，因为市场份额在50%以上的企业是可以依据第十九条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3.在确定了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对象的市场份额的数值参考范围之后，再确定一个具体的临界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市场份额达到50%的企业，仅当根据其他因素可以明确地作结论说，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强度足够大的残余竞争，方可不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在另一方面，一个市场份额占25%的企业，仅当其他因素明确地说明，该企业的竞争者及其交易对手仅占有一个相对弱的市场地位的时候，方可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17]。因此，仅从市场份额的因素看，一个企业自身占有较大或较小的市场份额都不足以证明其具有或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必须同时考察其他因素。当然，根据今后我国的司法实践仍是可以总结出一个大致的临界点，但它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其他因素的判断

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时，除了要考察企业的市场份额这个首要的因素外，还要考察其他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因素，如市场进入障碍、垂直统一化程度、经营者及其竞争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等。

1.市场进入障碍。

市场进入障碍的含义是很有争议的，但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是，新进入者比现有的市场主体付出的任何较大的成本。这个论断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所有企业不管是现有的还是试图进入的，在市场进入资本上是平等的。市场是否存在进入障碍，是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不存在或存在很小的市场进入障碍时，该企业一般不应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趋利的本性会驱使潜在的经营者进入该市场，从而取得一定的市场地位与其竞争，其独立控制市场的目的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的同时，该市场上存在着较大的市场障碍，潜在的经营者很难进入，从而也不会为该企业造成竞争压力，就很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处于对市场造成反竞争的影响的较优越的地位。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反垄断法理论看，市场力量或者支配地位的确定通常要考虑两个因素，但对该两要素本身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述方法。一种说法是支配企业的市场份额和进入障碍的程度，如OECD持这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市场优势或市场势力和进入障碍。尽管说法不完全一样，其所指内容大同小异，或者没有差异。”[18]

2.垂直统一化程度。

垂直统一化是指生产商控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阶段的情况。如原材料的供应、加工、制造和产品的运输、销售等，而不仅仅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运营。从某种意义上讲，垂直统一化的程度是影响市场进入障碍构成的一个因素。垂直统一化程度愈高，市场进入障碍就可能愈大；反之，则愈小。总之，垂直统一化程度亦是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要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3.经营者及其竞争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美国法院在1953年的“美国诉联合制鞋机械公司案”中认为，企业占有75%的市场份额虽然对认定其是否具有垄断力是重要的，但市场份额本身对案件的结果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除了市场份额之外，法院还要考察其他因素，包括企业制定价格的行为、企业及其竞争对手的经济实力、企业的学习优势、企业产品的花色品种等等。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除了要考察市场份额外，还要考察企业其他相关因素。显而易见，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或市场力量的这些因素，与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除应当首先考虑该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之外，还应考虑：（1）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即该经营者的垂直联合程度。（2）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显然，该经营者的财力越强大，技术条件越好，对其他经营者的影响力就越强。（3）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这里的“其他经营者”是该经营者的交易对象，若交易对象转向其他经营者的可能性越小，那么该经营者对市场的影响就越大。（4）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即市场的进入障碍程度。市场的进入难度越大，该经营者相对于新的竞争者而言，受到保护的程度就越强。（5）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这是对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考量因素的兜底条款的规定，在今后的实践中，它可能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竞争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企业转产的可能性和对客户的依赖性、市场行为（该经营者的某些交易行为与竞争条件下可能实施的行为相差越大，不受竞争制约的能力就越强）等。

注释:

[1][7]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86-87，88-90.

[2][5][14][18]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522，497-498，528，527.

[3][13]阮方民.欧盟竞争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88，170-171.

[4]季晓南.中国反垄断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287.

[6]尚明.主要国家（地区）反垄断法律汇编[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2.

[8]P.贝伦斯.对于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监督[A].王晓晔.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06-207.

[9][12][16][17]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9，126，134，205.

支配地位范文篇2

关键词: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市场份额

反垄断法有三大支柱内容：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企业合并控制。为了达到完善竞争的目的，反垄断法一方面通过企业合并控制制度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和加强进行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在市场支配地位已经形成和加强或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则禁止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企业合并控制制度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目前国内对此的研究明显落后，实践几乎是一片空白。2007年8月31日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十八、十九条粗线条式地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这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仍有待细化。鉴于此，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分析和研究了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类型、认定标准和程序规则的问题。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

市场支配地位（MarketDominantPosition），又称控制市场地位，是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使用的概念，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则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相对应地，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使用了“垄断力”（MonopolyPower），日本的反垄断法使用了“垄断状态”一词，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竞争法使用了“独占”，匈牙利的反垄断法使用的则是“占有经济优势”。尽管各国和地区的反垄断法使用的称谓不同，但所指的经济现象是大致相同的，即某个企业或者某些企业在特定的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市场力量，通过运用这种力量“支配”或“控制”市场，不受有效竞争的制约，对市场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它是指“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的一种状态，具有该状态的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在相关的产品市场、地域市场和时间市场上，拥有决定产品产量、价格和销售等方面的控制能力”[1]。还有学者认为，市场支配地位通常是指“企业或者企业集团能够左右市场竞争或者不受市场竞争约束的市场地位”[2]。这是从对竞争的影响的角度作出的定义。欧共体法院在1983年Mechelin一案中认为，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一个企业所享有的经济能力地位，这种能力地位能够使该企业无需其竞争者、顾客和最终消费者的反映，而采取显著程度的独立行动，来妨碍相关市场内有效竞争的维持”[3]。美国最高法院在1956年的杜邦公司案中，将垄断力定义为“企业控制价格的力量或者排除竞争的力量”[4]。

我国的《反垄断法》借鉴德国的做法，也使用了“市场支配地位”这一术语，并在第十七条对其作出如下定义：“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该定义将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两个条件作为选择性条件：一是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即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二是对竞争的影响，即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

显然，两个条件是从不同角度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内涵的，然而它们之间不是补充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这就意味着，实践中只要企业具备其中条件之一，即占有市场支配地位。事实上，这两个条件所界定的概念外延并不完全一致，符合企业在市场中地位条件的情况主要是独占、准独占和突出的市场地位的状态；符合对竞争影响的条件的情况则不仅包括独占、准独占和突出的市场地位的企业，也包括相对优势企业（注释1：笔者认为，相对优势企业不宜被等同于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因为相对优势企业不可能实现控制其所处的相关市场上的所有商品的价格等交易条件，更不可能排除所有的竞争，而只是限制了与自己交易的很小范围的竞争。）。因为相对优势企业也会对其他企业进入市场形成一定的阻碍、影响。由此，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对两个条件判断不一致的情况，影响到法律执行的一致性和权威性。笔者认为，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主体方面，它可以由一个企业单独拥有，也可以由少数几个企业共同拥有。（2）本质上，市场支配地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地位，是支配企业的独立于竞争之外的一种市场地位。（3）表现形式上，它常外化为控制商品价格、数量，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的经营等。综上，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一个或几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上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等交易条件并能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的市场地位。

二、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

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在界定市场支配地位时，分别就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同形态作出了规定。根据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的规定，将市场支配地位分为独占与准独占、突出的市场地位和寡头分占三种情形，这是依据市场集中程度的不同进行划分的。我国《反垄断法》则删去了原草案中关于市场支配地位情形的规定（注释2：反垄断法草案第十七条规定，经营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特定市场内独家经营的；在特定市场内居于优势（压倒性）地位，其他经营者难以进入的；在特定市场内虽然存在两个以上的经营者，但他们之间无实质竞争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研究在我国没有意义。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能为认定一个企业或几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提供依据，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上述类型，就可以认定这个企业或这些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仍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独占与准独占

独占，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上没有竞争者，这在经济学上称为“完全垄断市场结构”。形成这种结构有很多原因，可以是源于自然性质、法律的规定或者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一般可分为两类：自然垄断和人为垄断。自然垄断涉及规模经济、天然资源和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因素；人为垄断则包括了法律保障、政府授意和企业恶性竞争等原因[5]。在独占状态下，企业取得了完全垄断地位，没有面临任何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威胁，可以自行决定商品的价格、数量等交易条件来操纵市场，因此，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不存在任何异议。

准独占，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上没有实质性的竞争者，具有准垄断的地位。一般来讲，在准垄断状态下，企业在相关市场上有竞争者，但是基于其与竞争者之间在市场份额、综合实力、核心技术等各方面的“天壤之别”，使得竞争者根本无法与该企业进行实质上的竞争。因此，企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自主决定市场策略和经营行为，而不必考虑其竞争者的存在。因此，同独占一样，准独占也是一种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态。

（二）突出的市场地位

突出的市场地位，又称压倒性的地位，是相对于相关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而言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体来讲，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上不仅有竞争者，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竞争，但是与其竞争者相比，它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地位，使得实质性的竞争限制在小范围、低层次和低强度下进行。必须指出的是，认定企业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时，不仅要考察其市场份额，还要考察其自身的财力、进入采购或销售市场的渠道、与其他企业的联合、其他企业进入市场所面临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限制、住所设在境内外的企业的事实上或潜在的竞争、将其供应或需求转向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市场交易对象转向其他企业的可能性[6]。企业占有突出的市场地位，使其在实际上可以不考虑其竞争者、销售者以及供应者而有较大的自由决策权和对其他企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三）寡占

寡占，是指在相关市场上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这些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控制着市场上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数量等情形，这些企业之间因明示或默示达成一致的行为，从而不存在实质性的竞争，经济学上称之为“寡头垄断”（注释3：“寡头垄断”状态下的寡头可以是两个、二个，也可以是十几个，但不宜更多，因为数量过多的企业之间很难协调一致其经营行为。）。构成寡占的要件有二：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竞争，这是就特定企业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言的；二是这些企业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即拥有独占、准独占或突出的市场地位，这是就特定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的外部关系而言的。据此，有学者认为，寡占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各寡头合起来即为市场独占或准独占者，在相关市场中，没有其他竞争者或没有实质上的竞争；二是各寡头合起来即具有绝对优势，在相关市场中具有绝对的自由决策权和对其他竞争者的绝对影响。”[7]所以，如果相关市场上的数个企业之间因明示或默示达成了一致的行为，从而使其他企业无法与之进行有效竞争，那么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就如同独占与准独占、突出的市场地位一样，具有了市场支配地位。

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

如果说类型研究为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提供了依据的话，那么这个依据还只是定性分析的依据，具体达到怎样一个标准企业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特别是在不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怎样的标准才是“及格线”，就需要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这就涉及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认定或推定。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没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标准。西方国家在反垄断实践中曾经讨论过三种标准：一是市场结果标准。该标准中“市场结果”，是企业的经营结果，即盈利情况。依据该标准，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企业的商品销售价格应当符合其生产成本；若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致使企业获取非同寻常的盈利，就可推定是缺乏竞争的原因所致，得出该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事实上，巨额利润并不必然表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它可能来源于高科技、规模经济和其他因素。另外，该标准也不能作为司法判决的标准，因为它涉及了两方面的数据：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其中，销售价格可以直接从企业的定价中确定，而生产成本在实践中很难精确地加以测定，所以就无法判断该企业的大幅度盈利是否是基于其市场支配地位。二是市场行为标准。该标准中的“市场行为”，是指企业的经营行为。依据该标准，如果某个企业在确定销售和价格决策时，不必考虑其他竞争者的存在，该企业便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该标准是以企业行为的同一性为条件的，但企业行为并不具有同一性。另外从实践方面看，该标准的不可操作性是因为难以取得与市场行为评价相关的经济数据。但在反垄断法的实践中，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主管机关和法院在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时，仍会一并考虑企业的市场行为。三是市场结构标准。该标准中“市场结构”，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依据该标准，如果一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则该企业就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般来讲，竞争状况如何，基本取决于市场结构。但是企业的市场份额也不可能直接测度其市场支配地位，因为它只是企业过去竞争力的表现，而且也可能与企业市场势力的真实情况相比变大或变小。因此，它只能作为一个暂时的依据。

以上三种标准讨论的结果是，市场结构标准被优先采用。即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衡量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常常将市场份额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如美国法院曾一度将市场份额作为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垄断力的唯一标准。在1945年“美国诉美国铝公司案”中，法院认为，企业占有90%的市场份额就具有垄断力，占有60%的市场份额是否具有垄断力有疑问，而占有33%的市场份额尚不具备垄断力。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也将市场份额作为推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唯一标准。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中的“垄断状态”也是以“事业者”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为标准。

但同时“市场份额不是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为各国普遍接受。市场份额是一个对静态市场的描述，而市场运行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它只能作为一个暂时的依据，还应当考虑其他一些能进一步说明企业竞争地位的因素。综上所述，在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市场份额为主，兼顾其他因素”的认定标准。

四、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程序与规则

（一）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前提：相关市场的界定

要确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首先要确定该企业是在什么市场、多大市场上进行竞争的，这就涉及“相关市场（Relevantmarket）”界定问题。并且，相关市场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与否。如，对于一个特定的企业，若将其置于一个狭窄的市场内，则其市场份额就较大，市场力量相对增强，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若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市场内，则其市场份额就较小，市场力量相对于整个市场而言要微弱得多，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因此，“在实践中，界定相关市场是发生在企业和反垄断法主管机构的争执中最重要的问题”[8]。那么，如何准确界定相关市场就成为市场支配地位的第一步，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一般是一个事实的认定问题，而不是一个立法上的规定问题。在西方国家反垄断执法过程中，通常要考虑两个因素：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

1.相关产品市场。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由此可见，产品市场应从广义上理解，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而且包括服务市场。一般，相关产品市场是指同类产品或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的范围。所有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构成了同一市场。从理论上讲，相关产品市场包括相同产品的市场和相似产品的市场。在相似产品的市场上，产品的相似性主要是指产品的可替代性，而不是指产品在物理上、化学上或技术上的同一。因此，如何确定“产品的可替代性”成为划分产品市场范围的关键。

在长期的反垄断实践中，美国和欧盟都发展出了适合自己的一套做法。美国在1992年《横向合并指南》中，界定产品市场时，使用产品“小而显著且非暂时性”的提价后买者和卖者作出的反应来判定。在具体界定产品市场时，反垄断执法机构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有：（1）在反映价格相关变化或者其他竞争变化的两种产品之间，买者已经转购或已经考虑转购方面的证据；（2）在反映价格相关变化或者其他竞争变化的两种产品之间，卖者根据买者对这两种产品的预期替代而作出的经营决策方面的证据；（3）在买者的产出市场中，他们所面临的随之而来的竞争的影响；（4）转购产品的时间和成本等等[9]。欧共体委员会1997年12月专门了一个《欧共体竞争法中界定相关市场的通告》，通告第7条规定，相关产品市场是指根据产品的特性、价格及其使用目的，从消费者的角度可以相互交换或者相互替代的所有产品或服务[10]。从该规定可以看出，认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品是否属于同一相关产品市场，是根据消费者的看法决定的。如果消费者在某些产品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那么这些产品就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就是属于同一相关产品市场。为了帮助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欧洲法院在实践中确定了需要考虑的方面有：需求的交叉弹性、物理性能、价格、预定的用途、供应方面的可转换性等。

从美国和欧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在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时，采用的标准和方法不同，但究其本质而言，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不外是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需求的可替代性和供给的可替代性。具体而言，需求的可替代性是以需求为基础的因素，主要是从消费者或购买者的角度来衡量的；供给的可替代性是以供给为基础的因素，主要是从供应商的角度来衡量的。因此，在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实施中，建议也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

2.相关地域市场。

相关地域市场是指消费者能够有效地选择某种竞争产品，供应商能够有效地供应该产品的一定区域，简称地域市场[11]。相关地域市场是界定相关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对其不同的划分方法直接影响到市场支配地位的成立与否。它的范围的确定或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或者从供应商的角度。前者涉及消费者在竞争产品之间进行有效选择的区域，后者涉及供应商的定位策略。如在美国，地域市场是根据消费者对在不同地方制造或销售的产品的替代性的认识进行界定的。如果在一个地方销售的产品的消费者，因为“小而显著且非暂时性”的涨价而转向购买其他地方的产品，那么该两个地方属于同一地域市场。否则，该两个地方不属于同一地域市场。在欧盟，地域市场是“某种产品竞争的客观条件对所有商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区域”[12]。市场竞争条件的一致性是构成相关地域市场的前提。欧共体委员会则对相关地域市场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认为相关地域市场是指“一定的地域。在这个区域内，有关的供应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处于基本相同的竞争条件下，并且这个地域与邻近地域相区别，因为相互之间的竞争条件特别明显地不同”[13]。由此看出，美国和欧盟在划分相关地域市场的方法和标准是不同的。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交通和通信设施正在逐步建设中，加之区域性经济的长期存在等情况，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确定相关地域市场是不可取的，只有从供应商的角度进行确定。进而言之，确定相关地域市场的方法应是考察企业的销售范围。在某种意义上，企业的销售范围等同于相关地域市场的范围。

（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关键步骤：市场份额的测算

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第一步通常是确定涉嫌企业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本身并不必然是确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唯一因素，但一般而言，市场份额越大的涉嫌企业，行使市场力量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对于市场份额的含义，大多数学者赞成的观点是指特定企业的总产量、销售量或者生产能力在特定的相关市场中所占的比例或者百分比，又称为市场占有率。根据OECD组织的界定，市场份额是“根据企业总产量、销售量或者能力的比例，对该企业在一个行业或者市场中的相对规模的测定方式”[14]。由此，笔者对市场份额作如下定义：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是指该企业的总产量、销售量或者能力在相关市场中所占的比例，又称为市场占有率。计算市场份额的通常方法是涉嫌企业的销售额除以该市场的总销售额，乘以百分之百所得出的百分比，即市场份额=特定企业的销售额/相关市场的销售总额×100%。确定涉嫌企业的销售额相对来讲是容易的，但确定相关市场的销售总额往往是困难的，显然，这涉及了前述相关市场的界定。

通过划定一个市场份额的界限，由此判断涉嫌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从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做法，如在美国，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若超过70%，就可以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50%~70%之间，常常还要辅以其他证据方能最终判定该企业是否具有[15]。再如欧盟，仅有10%的市场份额在通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20%~40%的市场份额，在参考相关因素后可以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40%以上的市场份额，容易被认定为具有“优势地位”[16]。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根据自身对市场支配地位的理解和国情，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了市场份额的标准。如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条第7款规定，垄断状态是指一个事业者在一年内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二分之一，或者两个事业者在一年内各自的市场占有率的总和超过四分之三的。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独占事业的推定范围是，一事业在特定市场之占有率达二分之一，或二事业全体在特定市场之占有率达三分之二，或三事业全体在特定市场之占有率达四分之三的情形。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9条第3款也规定一个企业至少占有三分之一市场份额的，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3个或3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50%的市场份额，和5个或5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也可推定这些企业作为整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这些企业能够证明在此竞争条件下它们之间能够开展实质上的竞争，或者这些企业在总体上相对于其他竞争者不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的除外。我国的《反垄断法》就是借鉴了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的规定，在第十九条作出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四分之三的。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从该规定中可看出，相比较于德国，我国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标准更为宽松，这与我们国家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的大环境是一致的。但这样的量化标准不应是一成不变，而应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推定规定的意义表现在：若存在列举的几种情形，就可以直接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这样能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举证责任，同时为避免对涉嫌企业的错误认定，赋予企业申辩、反驳的机会。另外，特别规定的“不足十分之一”的情况有重大意义，因为市场份额太小的企业是难以确认其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这样就排除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注释市场份额不足10%的企业，一般不可能成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但可成为企业中的主体。）。

我国向来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因此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和推定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除了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外，在什么情况下有必要考察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市场份额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但并未明确市场份额的参考数值范围，这有待于司法实践的确认。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作一个合理的推测：1.市场份额在10%以下的企业是排除在认定范围之外的。虽然各国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无一例外地认为市场份额在10%以下的企业是不可能拥有控制市场的能力的。同时，这也与第十九条的特别规定相一致。2.市场份额在50%以下的企业是第十八条认定的对象，换句话讲，第十八条认定对象的上限是50%而不包括50%，因为市场份额在50%以上的企业是可以依据第十九条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3.在确定了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对象的市场份额的数值参考范围之后，再确定一个具体的临界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市场份额达到50%的企业，仅当根据其他因素可以明确地作结论说，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强度足够大的残余竞争，方可不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在另一方面，一个市场份额占25%的企业，仅当其他因素明确地说明，该企业的竞争者及其交易对手仅占有一个相对弱的市场地位的时候，方可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17]。因此，仅从市场份额的因素看，一个企业自身占有较大或较小的市场份额都不足以证明其具有或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必须同时考察其他因素。当然，根据今后我国的司法实践仍是可以总结出一个大致的临界点，但它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其他因素的判断

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时，除了要考察企业的市场份额这个首要的因素外，还要考察其他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因素，如市场进入障碍、垂直统一化程度、经营者及其竞争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等。

1.市场进入障碍。

市场进入障碍的含义是很有争议的，但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是，新进入者比现有的市场主体付出的任何较大的成本。这个论断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所有企业不管是现有的还是试图进入的，在市场进入资本上是平等的。市场是否存在进入障碍，是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不存在或存在很小的市场进入障碍时，该企业一般不应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趋利的本性会驱使潜在的经营者进入该市场，从而取得一定的市场地位与其竞争，其独立控制市场的目的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的同时，该市场上存在着较大的市场障碍，潜在的经营者很难进入，从而也不会为该企业造成竞争压力，就很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处于对市场造成反竞争的影响的较优越的地位。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反垄断法理论看，市场力量或者支配地位的确定通常要考虑两个因素，但对该两要素本身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述方法。一种说法是支配企业的市场份额和进入障碍的程度，如OECD持这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市场优势或市场势力和进入障碍。尽管说法不完全一样，其所指内容大同小异，或者没有差异。”[18]

2.垂直统一化程度。

垂直统一化是指生产商控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阶段的情况。如原材料的供应、加工、制造和产品的运输、销售等，而不仅仅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运营。从某种意义上讲，垂直统一化的程度是影响市场进入障碍构成的一个因素。垂直统一化程度愈高，市场进入障碍就可能愈大；反之，则愈小。总之，垂直统一化程度亦是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要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3.经营者及其竞争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美国法院在1953年的“美国诉联合制鞋机械公司案”中认为，企业占有75%的市场份额虽然对认定其是否具有垄断力是重要的，但市场份额本身对案件的结果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除了市场份额之外，法院还要考察其他因素，包括企业制定价格的行为、企业及其竞争对手的经济实力、企业的学习优势、企业产品的花色品种等等。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除了要考察市场份额外，还要考察企业其他相关因素。显而易见，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或市场力量的这些因素，与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除应当首先考虑该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之外，还应考虑：（1）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即该经营者的垂直联合程度。（2）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显然，该经营者的财力越强大，技术条件越好，对其他经营者的影响力就越强。（3）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这里的“其他经营者”是该经营者的交易对象，若交易对象转向其他经营者的可能性越小，那么该经营者对市场的影响就越大。（4）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即市场的进入障碍程度。市场的进入难度越大，该经营者相对于新的竞争者而言，受到保护的程度就越强。（5）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这是对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考量因素的兜底条款的规定，在今后的实践中，它可能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竞争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企业转产的可能性和对客户的依赖性、市场行为（该经营者的某些交易行为与竞争条件下可能实施的行为相差越大，不受竞争制约的能力就越强）等。

注释:

[1][7]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86-87，88-90.

[2][5][14][18]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522，497-498，528，527.

[3][13]阮方民.欧盟竞争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88，170-171.

[4]季晓南.中国反垄断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287.

[6]尚明.主要国家（地区）反垄断法律汇编[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2.

[8]P.贝伦斯.对于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监督[A].王晓晔.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06-207.

[9][12][16][17]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9，126，134，205.

支配地位范文篇3

关键词: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市场份额

反垄断法有三大支柱内容：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企业合并控制。为了达到完善竞争的目的，反垄断法一方面通过企业合并控制制度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和加强进行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在市场支配地位已经形成和加强或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则禁止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企业合并控制制度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目前国内对此的研究明显落后，实践几乎是一片空白。2007年8月31日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十八、十九条粗线条式地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这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仍有待细化。鉴于此，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分析和研究了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类型、认定标准和程序规则的问题。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

市场支配地位（MarketDominantPosition），又称控制市场地位，是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使用的概念，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则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相对应地，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使用了“垄断力”（MonopolyPower），日本的反垄断法使用了“垄断状态”一词，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竞争法使用了“独占”，匈牙利的反垄断法使用的则是“占有经济优势”。尽管各国和地区的反垄断法使用的称谓不同，但所指的经济现象是大致相同的，即某个企业或者某些企业在特定的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市场力量，通过运用这种力量“支配”或“控制”市场，不受有效竞争的制约，对市场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它是指“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的一种状态，具有该状态的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在相关的产品市场、地域市场和时间市场上，拥有决定产品产量、价格和销售等方面的控制能力”[1]。还有学者认为，市场支配地位通常是指“企业或者企业集团能够左右市场竞争或者不受市场竞争约束的市场地位”[2]。这是从对竞争的影响的角度作出的定义。欧共体法院在1983年Mechelin一案中认为，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一个企业所享有的经济能力地位，这种能力地位能够使该企业无需其竞争者、顾客和最终消费者的反映，而采取显著程度的独立行动，来妨碍相关市场内有效竞争的维持”[3]。美国最高法院在1956年的杜邦公司案中，将垄断力定义为“企业控制价格的力量或者排除竞争的力量”[4]。

我国的《反垄断法》借鉴德国的做法，也使用了“市场支配地位”这一术语，并在第十七条对其作出如下定义：“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该定义将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两个条件作为选择性条件：一是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即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二是对竞争的影响，即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

显然，两个条件是从不同角度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内涵的，然而它们之间不是补充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这就意味着，实践中只要企业具备其中条件之一，即占有市场支配地位。事实上，这两个条件所界定的概念外延并不完全一致，符合企业在市场中地位条件的情况主要是独占、准独占和突出的市场地位的状态；符合对竞争影响的条件的情况则不仅包括独占、准独占和突出的市场地位的企业，也包括相对优势企业（注释1：笔者认为，相对优势企业不宜被等同于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因为相对优势企业不可能实现控制其所处的相关市场上的所有商品的价格等交易条件，更不可能排除所有的竞争，而只是限制了与自己交易的很小范围的竞争。）。因为相对优势企业也会对其他企业进入市场形成一定的阻碍、影响。由此，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对两个条件判断不一致的情况，影响到法律执行的一致性和权威性。笔者认为，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主体方面，它可以由一个企业单独拥有，也可以由少数几个企业共同拥有。（2）本质上，市场支配地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地位，是支配企业的独立于竞争之外的一种市场地位。（3）表现形式上，它常外化为控制商品价格、数量，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的经营等。综上，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一个或几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上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等交易条件并能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的市场地位。

二、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

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在界定市场支配地位时，分别就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同形态作出了规定。根据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的规定，将市场支配地位分为独占与准独占、突出的市场地位和寡头分占三种情形，这是依据市场集中程度的不同进行划分的。我国《反垄断法》则删去了原草案中关于市场支配地位情形的规定（注释2：反垄断法草案第十七条规定，经营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特定市场内独家经营的；在特定市场内居于优势（压倒性）地位，其他经营者难以进入的；在特定市场内虽然存在两个以上的经营者，但他们之间无实质竞争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研究在我国没有意义。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能为认定一个企业或几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提供依据，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上述类型，就可以认定这个企业或这些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仍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独占与准独占

独占，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上没有竞争者，这在经济学上称为“完全垄断市场结构”。形成这种结构有很多原因，可以是源于自然性质、法律的规定或者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一般可分为两类：自然垄断和人为垄断。自然垄断涉及规模经济、天然资源和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因素；人为垄断则包括了法律保障、政府授意和企业恶性竞争等原因[5]。在独占状态下，企业取得了完全垄断地位，没有面临任何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威胁，可以自行决定商品的价格、数量等交易条件来操纵市场，因此，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不存在任何异议。

准独占，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上没有实质性的竞争者，具有准垄断的地位。一般来讲，在准垄断状态下，企业在相关市场上有竞争者，但是基于其与竞争者之间在市场份额、综合实力、核心技术等各方面的“天壤之别”，使得竞争者根本无法与该企业进行实质上的竞争。因此，企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自主决定市场策略和经营行为，而不必考虑其竞争者的存在。因此，同独占一样，准独占也是一种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态。

（二）突出的市场地位

突出的市场地位，又称压倒性的地位，是相对于相关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而言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体来讲，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上不仅有竞争者，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竞争，但是与其竞争者相比，它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地位，使得实质性的竞争限制在小范围、低层次和低强度下进行。必须指出的是，认定企业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时，不仅要考察其市场份额，还要考察其自身的财力、进入采购或销售市场的渠道、与其他企业的联合、其他企业进入市场所面临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限制、住所设在境内外的企业的事实上或潜在的竞争、将其供应或需求转向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市场交易对象转向其他企业的可能性[6]。企业占有突出的市场地位，使其在实际上可以不考虑其竞争者、销售者以及供应者而有较大的自由决策权和对其他企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三）寡占

寡占，是指在相关市场上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这些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控制着市场上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数量等情形，这些企业之间因明示或默示达成一致的行为，从而不存在实质性的竞争，经济学上称之为“寡头垄断”（注释3：“寡头垄断”状态下的寡头可以是两个、二个，也可以是十几个，但不宜更多，因为数量过多的企业之间很难协调一致其经营行为。）。构成寡占的要件有二：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竞争，这是就特定企业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言的；二是这些企业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即拥有独占、准独占或突出的市场地位，这是就特定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的外部关系而言的。据此，有学者认为，寡占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各寡头合起来即为市场独占或准独占者，在相关市场中，没有其他竞争者或没有实质上的竞争；二是各寡头合起来即具有绝对优势，在相关市场中具有绝对的自由决策权和对其他竞争者的绝对影响。”[7]所以，如果相关市场上的数个企业之间因明示或默示达成了一致的行为，从而使其他企业无法与之进行有效竞争，那么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就如同独占与准独占、突出的市场地位一样，具有了市场支配地位。

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

如果说类型研究为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提供了依据的话，那么这个依据还只是定性分析的依据，具体达到怎样一个标准企业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特别是在不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怎样的标准才是“及格线”，就需要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这就涉及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认定或推定。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没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标准。西方国家在反垄断实践中曾经讨论过三种标准：一是市场结果标准。该标准中“市场结果”，是企业的经营结果，即盈利情况。依据该标准，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企业的商品销售价格应当符合其生产成本；若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致使企业获取非同寻常的盈利，就可推定是缺乏竞争的原因所致，得出该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事实上，巨额利润并不必然表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它可能来源于高科技、规模经济和其他因素。另外，该标准也不能作为司法判决的标准，因为它涉及了两方面的数据：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其中，销售价格可以直接从企业的定价中确定，而生产成本在实践中很难精确地加以测定，所以就无法判断该企业的大幅度盈利是否是基于其市场支配地位。二是市场行为标准。该标准中的“市场行为”，是指企业的经营行为。依据该标准，如果某个企业在确定销售和价格决策时，不必考虑其他竞争者的存在，该企业便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该标准是以企业行为的同一性为条件的，但企业行为并不具有同一性。另外从实践方面看，该标准的不可操作性是因为难以取得与市场行为评价相关的经济数据。但在反垄断法的实践中，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主管机关和法院在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时，仍会一并考虑企业的市场行为。三是市场结构标准。该标准中“市场结构”，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依据该标准，如果一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则该企业就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般来讲，竞争状况如何，基本取决于市场结构。但是企业的市场份额也不可能直接测度其市场支配地位，因为它只是企业过去竞争力的表现，而且也可能与企业市场势力的真实情况相比变大或变小。因此，它只能作为一个暂时的依据。

以上三种标准讨论的结果是，市场结构标准被优先采用。即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衡量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常常将市场份额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如美国法院曾一度将市场份额作为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垄断力的唯一标准。在1945年“美国诉美国铝公司案”中，法院认为，企业占有90%的市场份额就具有垄断力，占有60%的市场份额是否具有垄断力有疑问，而占有33%的市场份额尚不具备垄断力。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也将市场份额作为推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唯一标准。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中的“垄断状态”也是以“事业者”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为标准。

但同时“市场份额不是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为各国普遍接受。市场份额是一个对静态市场的描述，而市场运行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它只能作为一个暂时的依据，还应当考虑其他一些能进一步说明企业竞争地位的因素。综上所述，在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市场份额为主，兼顾其他因素”的认定标准。

四、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程序与规则

（一）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前提：相关市场的界定

要确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首先要确定该企业是在什么市场、多大市场上进行竞争的，这就涉及“相关市场（Relevantmarket）”界定问题。并且，相关市场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与否。如，对于一个特定的企业，若将其置于一个狭窄的市场内，则其市场份额就较大，市场力量相对增强，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若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市场内，则其市场份额就较小，市场力量相对于整个市场而言要微弱得多，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因此，“在实践中，界定相关市场是发生在企业和反垄断法主管机构的争执中最重要的问题”[8]。那么，如何准确界定相关市场就成为市场支配地位的第一步，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一般是一个事实的认定问题，而不是一个立法上的规定问题。在西方国家反垄断执法过程中，通常要考虑两个因素：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

1.相关产品市场。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由此可见，产品市场应从广义上理解，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而且包括服务市场。一般，相关产品市场是指同类产品或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的范围。所有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构成了同一市场。从理论上讲，相关产品市场包括相同产品的市场和相似产品的市场。在相似产品的市场上，产品的相似性主要是指产品的可替代性，而不是指产品在物理上、化学上或技术上的同一。因此，如何确定“产品的可替代性”成为划分产品市场范围的关键。

在长期的反垄断实践中，美国和欧盟都发展出了适合自己的一套做法。美国在1992年《横向合并指南》中，界定产品市场时，使用产品“小而显著且非暂时性”的提价后买者和卖者作出的反应来判定。在具体界定产品市场时，反垄断执法机构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有：（1）在反映价格相关变化或者其他竞争变化的两种产品之间，买者已经转购或已经考虑转购方面的证据；（2）在反映价格相关变化或者其他竞争变化的两种产品之间，卖者根据买者对这两种产品的预期替代而作出的经营决策方面的证据；（3）在买者的产出市场中，他们所面临的随之而来的竞争的影响；（4）转购产品的时间和成本等等[9]。欧共体委员会1997年12月专门了一个《欧共体竞争法中界定相关市场的通告》，通告第7条规定，相关产品市场是指根据产品的特性、价格及其使用目的，从消费者的角度可以相互交换或者相互替代的所有产品或服务[10]。从该规定可以看出，认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品是否属于同一相关产品市场，是根据消费者的看法决定的。如果消费者在某些产品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那么这些产品就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就是属于同一相关产品市场。为了帮助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欧洲法院在实践中确定了需要考虑的方面有：需求的交叉弹性、物理性能、价格、预定的用途、供应方面的可转换性等。

从美国和欧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在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时，采用的标准和方法不同，但究其本质而言，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不外是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需求的可替代性和供给的可替代性。具体而言，需求的可替代性是以需求为基础的因素，主要是从消费者或购买者的角度来衡量的；供给的可替代性是以供给为基础的因素，主要是从供应商的角度来衡量的。因此，在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实施中，建议也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

2.相关地域市场。

相关地域市场是指消费者能够有效地选择某种竞争产品，供应商能够有效地供应该产品的一定区域，简称地域市场[11]。相关地域市场是界定相关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对其不同的划分方法直接影响到市场支配地位的成立与否。它的范围的确定或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或者从供应商的角度。前者涉及消费者在竞争产品之间进行有效选择的区域，后者涉及供应商的定位策略。如在美国，地域市场是根据消费者对在不同地方制造或销售的产品的替代性的认识进行界定的。如果在一个地方销售的产品的消费者，因为“小而显著且非暂时性”的涨价而转向购买其他地方的产品，那么该两个地方属于同一地域市场。否则，该两个地方不属于同一地域市场。在欧盟，地域市场是“某种产品竞争的客观条件对所有商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区域”[12]。市场竞争条件的一致性是构成相关地域市场的前提。欧共体委员会则对相关地域市场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认为相关地域市场是指“一定的地域。在这个区域内，有关的供应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处于基本相同的竞争条件下，并且这个地域与邻近地域相区别，因为相互之间的竞争条件特别明显地不同”[13]。由此看出，美国和欧盟在划分相关地域市场的方法和标准是不同的。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交通和通信设施正在逐步建设中，加之区域性经济的长期存在等情况，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确定相关地域市场是不可取的，只有从供应商的角度进行确定。进而言之，确定相关地域市场的方法应是考察企业的销售范围。在某种意义上，企业的销售范围等同于相关地域市场的范围。

（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关键步骤：市场份额的测算

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第一步通常是确定涉嫌企业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本身并不必然是确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唯一因素，但一般而言，市场份额越大的涉嫌企业，行使市场力量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对于市场份额的含义，大多数学者赞成的观点是指特定企业的总产量、销售量或者生产能力在特定的相关市场中所占的比例或者百分比，又称为市场占有率。根据OECD组织的界定，市场份额是“根据企业总产量、销售量或者能力的比例，对该企业在一个行业或者市场中的相对规模的测定方式”[14]。由此，笔者对市场份额作如下定义：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是指该企业的总产量、销售量或者能力在相关市场中所占的比例，又称为市场占有率。计算市场份额的通常方法是涉嫌企业的销售额除以该市场的总销售额，乘以百分之百所得出的百分比，即市场份额=特定企业的销售额/相关市场的销售总额×100%。确定涉嫌企业的销售额相对来讲是容易的，但确定相关市场的销售总额往往是困难的，显然，这涉及了前述相关市场的界定。

通过划定一个市场份额的界限，由此判断涉嫌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从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做法，如在美国，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若超过70%，就可以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50%~70%之间，常常还要辅以其他证据方能最终判定该企业是否具有[15]。再如欧盟，仅有10%的市场份额在通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20%~40%的市场份额，在参考相关因素后可以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40%以上的市场份额，容易被认定为具有“优势地位”[16]。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根据自身对市场支配地位的理解和国情，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了市场份额的标准。如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条第7款规定，垄断状态是指一个事业者在一年内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二分之一，或者两个事业者在一年内各自的市场占有率的总和超过四分之三的。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独占事业的推定范围是，一事业在特定市场之占有率达二分之一，或二事业全体在特定市场之占有率达三分之二，或三事业全体在特定市场之占有率达四分之三的情形。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9条第3款也规定一个企业至少占有三分之一市场份额的，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3个或3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50%的市场份额，和5个或5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也可推定这些企业作为整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这些企业能够证明在此竞争条件下它们之间能够开展实质上的竞争，或者这些企业在总体上相对于其他竞争者不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的除外。我国的《反垄断法》就是借鉴了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的规定，在第十九条作出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四分之三的。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从该规定中可看出，相比较于德国，我国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标准更为宽松，这与我们国家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的大环境是一致的。但这样的量化标准不应是一成不变，而应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推定规定的意义表现在：若存在列举的几种情形，就可以直接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这样能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举证责任，同时为避免对涉嫌企业的错误认定，赋予企业申辩、反驳的机会。另外，特别规定的“不足十分之一”的情况有重大意义，因为市场份额太小的企业是难以确认其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这样就排除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注释市场份额不足10%的企业，一般不可能成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但可成为企业中的主体。）。

我国向来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因此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和推定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除了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外，在什么情况下有必要考察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市场份额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但并未明确市场份额的参考数值范围，这有待于司法实践的确认。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作一个合理的推测：1.市场份额在10%以下的企业是排除在认定范围之外的。虽然各国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无一例外地认为市场份额在10%以下的企业是不可能拥有控制市场的能力的。同时，这也与第十九条的特别规定相一致。2.市场份额在50%以下的企业是第十八条认定的对象，换句话讲，第十八条认定对象的上限是50%而不包括50%，因为市场份额在50%以上的企业是可以依据第十九条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3.在确定了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对象的市场份额的数值参考范围之后，再确定一个具体的临界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市场份额达到50%的企业，仅当根据其他因素可以明确地作结论说，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强度足够大的残余竞争，方可不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在另一方面，一个市场份额占25%的企业，仅当其他因素明确地说明，该企业的竞争者及其交易对手仅占有一个相对弱的市场地位的时候，方可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17]。因此，仅从市场份额的因素看，一个企业自身占有较大或较小的市场份额都不足以证明其具有或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必须同时考察其他因素。当然，根据今后我国的司法实践仍是可以总结出一个大致的临界点，但它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其他因素的判断

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时，除了要考察企业的市场份额这个首要的因素外，还要考察其他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因素，如市场进入障碍、垂直统一化程度、经营者及其竞争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等。

1.市场进入障碍。

市场进入障碍的含义是很有争议的，但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是，新进入者比现有的市场主体付出的任何较大的成本。这个论断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所有企业不管是现有的还是试图进入的，在市场进入资本上是平等的。市场是否存在进入障碍，是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不存在或存在很小的市场进入障碍时，该企业一般不应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趋利的本性会驱使潜在的经营者进入该市场，从而取得一定的市场地位与其竞争，其独立控制市场的目的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的同时，该市场上存在着较大的市场障碍，潜在的经营者很难进入，从而也不会为该企业造成竞争压力，就很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处于对市场造成反竞争的影响的较优越的地位。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反垄断法理论看，市场力量或者支配地位的确定通常要考虑两个因素，但对该两要素本身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述方法。一种说法是支配企业的市场份额和进入障碍的程度，如OECD持这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市场优势或市场势力和进入障碍。尽管说法不完全一样，其所指内容大同小异，或者没有差异。”[18]

2.垂直统一化程度。

垂直统一化是指生产商控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阶段的情况。如原材料的供应、加工、制造和产品的运输、销售等，而不仅仅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运营。从某种意义上讲，垂直统一化的程度是影响市场进入障碍构成的一个因素。垂直统一化程度愈高，市场进入障碍就可能愈大；反之，则愈小。总之，垂直统一化程度亦是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要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3.经营者及其竞争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美国法院在1953年的“美国诉联合制鞋机械公司案”中认为，企业占有75%的市场份额虽然对认定其是否具有垄断力是重要的，但市场份额本身对案件的结果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除了市场份额之外，法院还要考察其他因素，包括企业制定价格的行为、企业及其竞争对手的经济实力、企业的学习优势、企业产品的花色品种等等。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除了要考察市场份额外，还要考察企业其他相关因素。显而易见，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或市场力量的这些因素，与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除应当首先考虑该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之外，还应考虑：（1）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即该经营者的垂直联合程度。（2）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显然，该经营者的财力越强大，技术条件越好，对其他经营者的影响力就越强。（3）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这里的“其他经营者”是该经营者的交易对象，若交易对象转向其他经营者的可能性越小，那么该经营者对市场的影响就越大。（4）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即市场的进入障碍程度。市场的进入难度越大，该经营者相对于新的竞争者而言，受到保护的程度就越强。（5）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这是对认定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考量因素的兜底条款的规定，在今后的实践中，它可能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竞争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企业转产的可能性和对客户的依赖性、市场行为（该经营者的某些交易行为与竞争条件下可能实施的行为相差越大，不受竞争制约的能力就越强）等。

注释:

[1][7]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86-87，88-90.

[2][5][14][18]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522，497-498，528，527.

[3][13]阮方民.欧盟竞争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88，170-171.

[4]季晓南.中国反垄断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287.

[6]尚明.主要国家（地区）反垄断法律汇编[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2.

[8]P.贝伦斯.对于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监督[A].王晓晔.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06-207.

[9][12][16][17]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9，126，134，205.

支配地位范文篇4

一、公用企业的定义及特性

公用企业，主要是指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包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者。在我国现阶段，公用企业主要具有以下特性：

(一)准入管制

一般而言，公共产品领域的市场准入受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管制，国家对其准人条件、产业布局、地区分布等有明确的限制，公用企业在其相关地域的主营市场一般占有天然垄断的独占地位。同时。公用企业主要分布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行业中，其初期投资大、运营周期长、利益收效慢，需要庞大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后盾，使得公用企业在其主营领域维持了一种长期的、稳定的竞争优势或者独占优势。因此，一般其他经营者并不具备进入该市场进行竞争的资格条件和经济实力。

(二)产品不具替代性

一般而言，公用企业提供的商品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所必需，比如水、电、气等。这类商品一般不具有替代性，或者虽然有替代商品，但使用替代品的成本远远高于经济效益。比如供水业，虽然矿泉水、饮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自来水的替代品，但使用替代品的成本过高，不具有经济性，因此并不能构成对自来水的有效竞争。

(三)社会公益性

公用企业是为公众提供基础服务的企业，国家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其经营行为应视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因此，公用企业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的追求目标，而不能单纯地谋求自身经营利润，从这点上说，公用企业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

综上所述，我国公用企业的主营市场受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限制，相对比较独立、稳定，其相关地域的主营市场一般可界定为《反垄断法》所称的“相关市场”。公用企业在这一市场中一般具有独占地位或占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能够控制市场上商品的价格、数量和其他交易条件，其他经营者无法或者难以进入该市场进行有效竞争。因此，一般可认定公用企业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公用领域逐渐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一些原本公用企业独占的市场逐渐打破垄断格局，变成有效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比如金融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在这类市场中公用企业原有的特性已经淡化，其是否占有市场支配地位，仍需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进行界定。因为对相关市场、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和论证并非本文重点，下文关于公用企业的论述中均假定其占有市场支配地位。

二、规制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必要性

公用企业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可以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使公用企业在实力壮大的同时拥有更加强大的研发能力，得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因此，我国《反垄断法》特别规定，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

然而，由于公用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行为也可能影响市场竞争，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如果公用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将严重扭曲市场的竞争机制，减少甚至消灭竞争，抑制经济的发展；其次，公用企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压力，往往会丧失警觉性，忽略成本控制和生产力提高，从而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三，如果公用企业仅仅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不必去进行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因此，公用企业受法律和政策的特殊保护，处于无竞争或者竞争不充分的市场格局中，既无自律的内生动力，更无来自竞争对手的外部压力。市场调节手段难以奏效，有必要运用政府这个有形之手，对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规制。

因历史原因，我国对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具有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并存、行业法与竞争法交叉的特点。从多年来的执法实践看，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行业法对公用企业经营行为的规制，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俘获、部门利益等因素，往往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而由竞争主管机关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的规制，则由于公用企业所处的行业政策性强、专业性强，同时存在部门立法肢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情况，规制措施也经常受到掣肘。

《反垄断法》作为规制市场竞争的一部基础性法律，从监管执法的负激励角度确立了国家对经济运行必要的干预机制，是在市场这个无形之手失灵的情况下，发挥政府有形之手效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普遍适用于包括公用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领域。《反垄断法》第七条保护的是公用企业的垄断地位及其正常经营活动，如果公用企业超越了正常的经营范围，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则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应当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并且应当成为我国当前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重点之一。

支配地位范文篇5

区域经济组织正在积极寻求合作，世界贸易组织也正在考虑将竞争政策纳入WTO体系，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国际竞争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具体表现及判断标准，结合区域经济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探寻对这种滥用行为的控制制度。

关键词：国际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制度。

一、国际竞争中垄断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所带来的严重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迅猛发展，国际领域中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性限制竞争行为也日益增多。卡特尔、纵向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力以及具有限制竞争性的企业合并等受国内竞争法规制的主要行为在国际领域不断凸现，严重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开展。

WTO以条约形式提供了一套国际公认的贸易规则，对各国政府限制竞争的行为实行了严格的限制，消除了世界经济交往中存在的传统障碍和壁垒，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但是却为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市场上取得市场支配力提供了可能性，也为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根源。

不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要目的都在于损害或消灭已经存在的竞争者；或者通过提高、强化市场壁垒，阻止和排斥潜在可能的竞争者进入市场，这显然限制了生产和销售的扩大，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新技术的推广，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发展，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总体福利。

二、国际竞争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含义和认定标准。

基于上述行为对国际贸易市场的严重影响，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双边或多边合作以规制各种垄断行为，如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法合作双边协定；一些区域性组织，尤其是欧盟，致力于成员国竞争立法和执法合作。目前最有效的成果是联合国贸法贸发会议主持下达成的《一套多边协议的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多边原则和规则》。从1980年至今己有20余年历史，这是竞争法合作领域唯一普遍适用的多边文书、唯一完全多边的竞争框架。尽管如此，都没有对国际竞争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涵义和判断标准作了统一详细的诠释，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的《竞争法框架》、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相关法律文件以及初具雏形的WTO协议的多边反垄断框架中都给出了市场支配地位及其滥用的认定标准和表现形式。

（一）OECD《竞争法框架》对市场支配地位及滥用的认定标准。

OECD的《竞争法框架》明确规定：“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独立地实质性地限制或者减少市场中的竞争，则该企业就是拥有支配地位的。只有当一个企业在特定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超过了35%时，才能被认为处于支配地位。根据一个市场中的经济形势，一个占有35%以上市场份额的企业既可以被认定为支配企业，也可以被认定为非支配企业。这种市场形势主要包括该企业的市场份额、与其竞争的企业的市场份额、他们扩大自己市场份额的能力，以及新企业进入该市场的可能性。”由此可见，OECD认为一个企业在一定市场中只要具备了长期性和危害性两个因素，就被认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另外，市场份额也是重要的认定标准，35%作为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指标，但并不一概地认为超过35%就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是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该《框架》第5条规定支配企业的行为包括：“对其他竞争企业的进入或现存竞争者的扩张制造障碍；将竞争企业排挤出市场。其中，禁止那些产生或者可能产生显著的限制竞争后果的行为。如果一企业对新企业进入市场制造障碍或抑制现存企业的竞争性能够有利于提高该企业的经济效益，或者它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利益，则该企业的这类行为不在本款第二节的禁止对象之列。”可以看出，OECD直接从行为方式入手，通过对行为后果进行分析，考虑其最终是否有利于实现竞争法的目的来判断企业行为的合法性。

（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相关法律文件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

1《管制商业性惯例的公平原则和规则的多边协议》中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1980年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的《管制商业性惯例的公平原则和规则的多边协议》，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达成的WTO体制下的一系列新协议，对限制竞争行为作了明确规定。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该协议明确规定：“企业不得牟取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其他企业进入市场或以其他方式不适当地限制竞争。不得在市场中采取下述行为：①在市场中采取掠夺行为，如采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击垮竞争者；②订立歧视性的价格或其他交易条件；③以合并或合资经营方式获取企业的控制权；④采取部分或全部拒绝该企业惯用的交易条件进行交易；⑤限制转让竞争性产品或其他产品的销售；⑥以买方受让其产品作为卖方供应某种产品的条件等。

2.联合国贸发会议《竞争法范本》对市场支配地位及滥用的认定标准。联合国贸发会议《竞争法范本》（以下简称《范本》）是联合国贸发会议有关竞争法和竞争政策问题的系列文件之一，该法律范本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却为市场支配地位的确定起了指导作用。该《范本》的第一章明确规定：”本法旨在控制或消除企业之间进行的限制进入市场或不适当地限制竞争而对国内和国际贸易或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限制性协议或安排、合并和收购、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第二章第1条第2款规定：”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一个企业单独或与少数其他企业联合处于控制某一种或某一类商品或服务的相关市场的状态。”由此可见，联合国贸发会议强调了控制性，即对商品或服务具有控制作用，就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提及市场份额等因素。该《范本》在第四章中具体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表现形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禁止滥用或者牟取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企业单独支配市场、企业联合支配市场和企业限制市场进入自由或不适当地限制竞争；另一类是视为滥用的行为，包括：掠夺性定价行为、歧视性定价、拒绝交易、限定转售价格、限制专利产品进口等。

综上所述，联合国贸发会议《竞争法范本》的规定考虑的比较全面，既规定了直接认定为滥用的行为，又规定了推定为滥用的行为，使立法具有确定性，同时又具有灵活性，是值得借鉴的。

（三）WTO协议的多边反垄断框架中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尽管在现有的WTO文本中尚没有关于国际反垄断的协议，但是对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行为的规制已初现雏形。根据WTO协议中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力行为的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力行为主要表现在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服务贸易垄断企业如金融行业和电信行业、以及知识产权领域，分别在《关税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服务贸易总协定》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规定。

三、国际竞争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控制制度。

（一）国际竞争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方法。

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国际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制度：结构主义规制方法和行为主义规制方法：

1.结构主义规制方式，是指通过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控制使之保持合理的市场结构目标的反垄断控制制度。这种理论认为，当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时，说明其所在的市场很可能是一个集中的市场。这种情况下，反垄断法即确认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违法，需要采取分拆企业等手段减少市场集中度，使市场恢复竞争状态。为了维护有效竞争，反垄断法不仅规范支配地位企业的行为，而且调整市场结构。

2.行为主义规制方式，是针对企业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进行的不公平或不利于竞争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制度。根据这种方式，反垄断法针对的对象是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而不是市场支配地位或者集中的市场结构。

结构主义控制制度以日本为代表，欧盟及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采用了行为主义控制方式，美国在采用结构主义方式的同时也采用行为主义方式，在两种方式之间摇摆。我们认为，由于国际市场波动性较大，市场结构的衡量标准也很难及时得到确定，因此，行为主义标准更能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二）如何控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1.督促WTO各成员国竞争执法。根据GATT第23条的规定，WTO各成员竞争执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在以下两种情形，将导致WTO争端解决程序的启动（：1）如果一个成员国的行为明确违反了GATT或者WTO协定下的义务，其他成员可以对其提起“违法之诉”。对于竞争执法而言，因为处于垄断地位的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金融服务者、电信服务者所进行的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行为，以及作为政府支持下的进出口数量限制手段或者“灰色区域措施”的进出口卡特尔行为，都是WTO规则明确禁止的行为，所以如果成员国对上述行为没有禁止，造成了其他成员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其他成员可以对其提出“违法之诉”。（2）在有些情况下，尽管成员国的措施没有与WTO的协定相抵触，但如果成员国采取的措施造成了其他成员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或者存在其他情况，其他成员仍可以根据GATT的规定提起“非违法之诉”。

2.成员国竞争执法合作的规定。在现行WTO规则中，有一些零散的涉及成员国竞争执法合作的规定，主要是要求各成员在涉及竞争执法中应该进行磋商以及相互提供有关信息。例如，《服务贸易总协定》第9条第1款规定，“各成员认识到，除属第8条范围内的商业惯例，服务提供者的某些商业惯例会抑制竞争，从而限制服务贸易。”根据《TRIPS》第40条的规定，当一成员的国民或居民在另一成员领土内被该另一成员指控有滥用知识产权的限制竞争行为时，该另一成员应该给成员磋商的机会。

综上所述，国际竞争领域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控制制度还不完善。作为最具影响力的WTO规则没有对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整，仅仅只是针对外贸、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三个领域中具有垄断地位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做出了规定，除此之外没有涉及。其次，由于目前WTO体制尚无系统的竞争规则。零散的规则无法禁止各种限制竞争行为，必然会导致各方利益在现有规则中得不到全面平衡的保护。另外，WTO作为国际组织，其规则是关于成员方权利义务的框架，不能直接适用成员国境内的个人企业。当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构成贸易壁垒，如果该行为在WTO规则禁止的范围之外，则很难通过WTO尚无争端解决机制得以处理。鉴于此，完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控制制度需要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协调和合作，以维护世界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保障各国贸易往来的安全与稳定，促进各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沈敏荣。国际反垄断法的现状及其发展。国际贸易问题。2001（2）。

［2］齐春雷。WTO与国家反垄断：现状及前瞻。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2）。

支配地位范文篇6

内容提要:反垄断法包括禁止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禁止行政垄断、企业合并审查四大部分，本文以垄断力来源的不同，通过采用动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经济法律性质及其动态变化关系，为构建有机的反垄断法理论体系进行了有力的理论探索。

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行为包括：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合并审查、行政垄断。然而，市场经济中垄断行为的种类是纷繁复杂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垄断行为的经济、法律性质各不相同。笔者在此提出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垄断行为在市场经济及反垄断法中各处于何种经济、法律地位，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的行为各具何种经济及法律特征？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研究。

一、各种垄断行为相互变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一）市场结构动态演绎垄断形态的变化

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市场竞争模型时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市场竞争结构，[1]包括完全竞争的市场、垄断竞争的市场、寡头垄断的市场、完全垄断的市场。笔者认为，应当以动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四种市场结构的相互变化关系，即假定这四种市场按完全竞争的市场一垄断竞争的市场一寡头垄断的市场一完全垄断的市场的方向发展变化，通过这种变化来考查企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企业并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行政垄断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2]

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的市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数量众多，且它们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其产量都只占市场极小的份额，因此，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单独影响产品的市场价格，按照竞争模型假定的条件，企业可以处于均衡生产的市场竞争之中。由于企业在市场上生产经营的逐利性，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并不断的追求更多的利润，它会不断地寻求扩张的途径。企业扩张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自身积累逐步扩张，二是通过兼并或收购其它企业扩张。由于企业靠自身积累扩张不仅速度慢而且效率低，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因而它往往会通过第二种手段即通过并购扩张。通过并购扩张的好处就是扩张的速度快、效率高，而且企业可以逐步扩大市场的份额。在假设的这两种竞争市场结构中，如果所有企业都在竞争中不断地进行并购，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完全竞争及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将逐渐地发生改变，竞争企业的数量将不断地减少，它们相互之间并购的困难也逐渐增加，直到市场上出现几个较大规模的企业形成相互依赖、互相竞争的格局时，此时即产生了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按照寡头垄断的竞争模型，其中任意一家企业都不能单独影响市场的价格与产量，它必须顾及到其它对手的反映。这时，它们之间继续并购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如果要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话，它们必然意识到：如果它们之间能够进行合作，通过协调产量和价格就可以达到控制市场的目的，从而实现垄断利润，于是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即企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产生了。通过以上假设的市场竞争结构，我们看到，企业并购的过程在不停地改变着市场结构，且企业随规模的扩大对市场的影响力也在扩大。这就是说企业的并购最终导致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产生，通过这一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并购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动态关系。

以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为起点，假定其中两家以上的企业能够相互协调关系、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继续进行合并，这时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将继续发生变化。很显然，这几个寡头通过合并会出现一个规模更大的寡头，它将占据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此时它所取得的市场势力使它如果要对市场进行控制，例如操纵产品价格、改变供应数量，可以不再需要顾及其它企业的反映了。也就是说，寡头垄断市场进一步并购的结果产生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如果这个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话，它就可以通过这种滥用行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过程，同时也说明了企业并购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各种垄断行为相互变化关系评析

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们对各种垄断形态的成因分析和探讨已经非常深刻和全面。对各种垄断形态的生成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毫无疑问是为了加深对它们的进一步认识，这不仅有利于夯实反垄断法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的反垄断执法。法律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诞生使得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各种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危害，从而构建起科学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众所周知，垄断行为本身是经济活动的产物，企业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本身又属于一种行为科学，因此，企业的各种活动产生的各种形态，特别是垄断行为形态，从经济科学与行为科学上来看必定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或者某种内在规律。因此，如果能从各种垄断行为生成的原因、各种垄断行为本身之间的动态联系上进行分析，并将它们按成因进行分类，建立起它们之间的有机动态联系，对构建动态体系的垄断行为理论是大有裨益的。反垄断法关注企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企业并购审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大主要问题，竞争理论的四种市场结构成为分析这三种垄断形态的基础。其实，除以上三种主要的垄断形态以外，其它垄断形态还有：行政垄断、特许经营，分销体制，滥用知识产权等等。笔者认为，所有这些垄断形态都是围绕这三大垄断形态产生的，或与它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因此，不仅仅要对企业并购、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各自进行相互独立的分析，还应当找出它们之间的动态联系、它们与其它各种垄断形态的关系。通过对市场结构动态变化的分析反映了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过程，揭示了反垄断法三大支柱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各种垄断行为法律性质的比较分析

（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比较

1．单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

根据前述企业并购行为逐渐引起市场结构改变的过程分析，企业之间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市场结构时期。从市场结构变化的过程来看，可以说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是企业实施垄断最初级的一种行为方式，即在这个时候，由于企业互相依赖而不能独立于其它企业控制或操纵市场价格与供应，因此，如果要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只有采取互相联合的形式，共同采取行动。而到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阶段，因为企业的并购行为致使市场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使得其中某一企业具有了市场支配地位，该企业可独立于其它企业控制市场价格与供应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企业垄断行为的一种终极形态，也是一种高级形态。

两种形态对比的结果其实质是都形成了对市场的价格与供应进行操纵与控制的能力，唯一的区别是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是通过协议或默契配合等形式进行的，参与企业各自仍然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仍然独立承担法律义务，因此这种联合存在不稳定的因素。政府政策、市场环境、企业内部等内外因素的变化都可能使这种联合解体；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则不同，它是由一个企业独自采取的行动，完全不依赖于其它任何企业，甚至不顾及政府的监督。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由于是一家企业的行为，因此，它可以采取更多的形式、更多的手段来达到对市场竞争的控制与操纵，因此，它也更为复杂、更加隐蔽，或者说更难以监管。例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方式有：拒绝交易、搭售、掠夺性定价、维持价格、价格歧视、滥用知识产权、价格回扣、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这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式的案例在美国及欧盟已经大量出现，从美国与欧盟的审判实践来看，对各种形式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都大量使用了经济学原理的分析，并且各种形式案例的经济分析使用了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是明显不同的。

笔者认为，就两者的这种不同，可以将联合限制竞争这种垄断行为看作低级阶段的垄断行为，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则看作高级阶段的垄断行为。这两种形态之间的关系就是与企业并购的关系，即假定联合的企业如果通过并购成为一个企业，则它也就演变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态，这与《欧盟竞争法》第82条第1款中的规定“一个或多个在共同体市场内或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地域内占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支配地位的任何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因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是相符盼。根据垄断力的来源方式不同，行政垄断的垄断力来源于政府部门而非企业合并，且这种垄断力不受任何市场主体的制约和因响，因此，行政垄断是垄断行为中的极至形态即最高形态。

2．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

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定于《欧共体条约》第82条第1款：一个或者多个在共同市场内或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地域内占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地位的任何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因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最早出现提出是欧共体委员会1989年处理的意大利“平板玻璃案”。[3]该案的基本事实是：Societa公司等三家公司是意大利平板玻璃市场上的主要生产商，他们之间达成协议，共同拥有相同的批发商网路，相互交换生产和技术情报，并且进行价格固定和分配产量指标等。欧共体委员会认为，其共同分销各自的产品并且建立了销售结构上的联系，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反竞争的协议或者行为，而是三家公司在意大利平板玻璃市场上共同占有市场支配地位，并且滥用这种地位的行为。对于这种违法竞合行为，既可以适用条约之第81条也可以适用第82条做出处罚。但是，欧共体委员会最后还是按照条约第81条而不是第82条对三家公司予以罚款处罚。通过对欧共体委员会的观点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比较如下：

共同点是：第一，其行为都是由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企业做出，这些企业都具有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资格，因此它们各自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第二，两种行为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即都属于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第三，两种行为的行为方式是相同的，即都是两个以上企业之间的联合行为，都采取了合同、协议、决议等方式；第四，两种行为都具有市场支配力，即都能够影响或操纵市场价格与产量等。第五，既符合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又符合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特征的垄断行为属于反竞争行为的竞合，可以选择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1条或第82条。从欧共体委员会的实践看，都选择适用第81条，[4]或者“不排除选择两条同时适用的可能性”。[5]

不同点是：第一，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企业，它们之间通过协议联合后的行为上就如同一个企业实施的行为一样。第二，正是由于第一种原因，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比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更为稳定，相互之间不会或不可能出现欺诈现象，而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则由于各自所保留的独立性而使这种联合具备不稳定性。第三，两种行为的行为特点也可能不同，前者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特征，因而可以采取的行为方式将是多种多样的，如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搭售、超高定价、知识产权滥用、价格歧视等，而后者的行为特征则不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些特征，如只是按照协议约定的制定价格或按照协议分配的产量组织生产等。第四，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定不同，以欧盟竞争法来看，前者为《欧共体条约》第82条，而后者为第81条。第五，虽然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都必须是两个以上企业的行为，但对于前者而言，行为本身可以是多个企业实施，也可以是一个企业实施，这就是说，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不以共同行为为要件，它以单独行为为必要要件，而以共同行为为任意要件。因此，假设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数个企业合并为一个独立法人的企业，它就由数个企业的共同滥用行为变为一个企业的滥用行为。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我们在掌握这两种垄断行为相同特征的同时，更应当注意其不同特征。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企业合并控制

以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为起点，假定其中两家以上的企业能够相互协调关系，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继续进行合并，这时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将继续发生变化。很显然，这几个寡头中就会出现一个更大规模的寡头，它将占据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且它所拥有的市场势力使得它如果要对市场进行控制、操纵产品价格和供应数量可以不再需要顾及其它企业的反映了。也就是说，寡头垄断市场进一步并购的结果产生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这个时候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互相竞争的企业数量更少，而企业的规模更进一步扩大。如果这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的话，它就可以通过这种垄断行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个过程说明了企业并购是产生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并购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对企业并购控制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在此的分析是假设企业以采取并购为策略追求企业增长与经济扩张，而不是靠自身积累扩张来达到企业发展的目的，如果是后者则又另当别论了，当然尽管靠的是自身积累，但其结果仍然是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

（三）单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以上述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意大利平板玻璃案”分析为基础，将单独与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比较，可得出如下结论：

共同点：都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不同点：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主体数量不一样，前者只是一家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后者需两家以上企业共同占有市场支配地位，其中任意一家不一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如“意大利平板玻璃案”中，三家企业合起来市场份额达到意大利市场普通平板玻璃销量的79％和汽车用平板玻璃销量的95％，因此其中任意一家就有可能单独并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单独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四）行政垄断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虽然依上述企业并购过程，我们无法阐述它与行政垄断的关系，但我们知道，所谓行政垄断是指行政机关（包括享有行政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竞争的行为。笔者认为，行政垄断实际上也是一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首先因为这两种滥用的表现形式极为相似，如强制交易，限制交易、划分市场、独占市场等都是利用能影响市场的力量；其次，市场是由各种市场主体组成，除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主体外，政府及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各个部门其实也是一种市场主体，不同的是它是市场管理者，对其它市场主体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力。正是因为它拥有这种权力，因此，政府部门就可能滥用这种权力而构成行政性的垄断行为。由此，笔者认为，行政垄断属于行政性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种垄断是垄断者获得的市场支配力达到极至的结果，这种垄断力不是来源于企业本身，不是来源于企业并购，而来源于市场监管者的政府这一特殊市场主体。

综上所述，通过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企业并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行政垄断的比较分析，我们加深了对各种垄断形态经济及法律特征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有机的垄断形态理论分析体系，并将其它所有垄断形态置于此体系之中，而且也将过去对各种垄断行为的相互独立的静态认识提高到现在相互关联的动态认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一企业并购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行政垄断，而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并购是其重要的手段；并在反垄断法理论上发现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企业合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政垄断各自的重要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说，从理论上反垄断法有四根支柱，而不是前述的三根支柱。且以上述动态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笔者进一步认为，可以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视为垄断行为发展的初级阶段，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视为垄断行为发展的高级阶段，行政垄断视为垄断行为发展的最高阶段。上述所有这些认识最终为反垄断法规制各种垄断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三、反垄断法理论体系之构建

通过演绎前述市场结构的变化过程以及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企业并购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政垄断相互进行比较后，可以看到，企业并购将企业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联系起来，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行政垄断的性质与特征也更为突显出来。为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并购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并购能够促进企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也是产生垄断的来源，因为它可以改变市场结构直到为企业联合限制竞争这种垄断行为创造条件，它也可以继续创造市场集中度直到企业在市场上取得支配地位并导致它滥用这种支配地位。从市场结构变化的过程来看，可以说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是企业实施垄断最初级的行为方式。此时，企业由于互相依赖而不能独立于其它企业控制或操纵市场价格与供应，因此如果要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只有采取互相联合的形式，共同采取行动，它们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且联合并不稳定，联合随时有可能破裂。而到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阶段，由于企业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该企业可独立于其它企业控制市场价格与供应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由于它是由一个企业独自采取的行动，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其它企业，甚至不顾及政府的监督等，也就是说它可以任意实施它愿意采取的行为，只要这种行为能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因此，它可以采取更多的形式、更多的手段来达到对市场竞争的控制与操纵。例如，从欧美等国家或地区反垄断实践来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表现方式有：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搭售、价格歧视、超高定价、滥用知识产权、价格回扣、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也正因为如此，它更为复杂、更隐蔽、更难以监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企业垄断行为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一种高级形态。

以上述结论为前提，笔者认为，除行政垄断外，所有垄断形态都可以用这种理论加以说明。行政垄断是垄断行为中是较为特殊的，因为它不是企业的行为而是市场主体的监管者——政府或者行使政府权力的经济组织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其实也是市场的主体之一，它是市场的特殊主体，它行使的是对其它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职权，因此，可以说它也是市场上是具有支配地位的主体，行政垄断是政府部门滥用这种支配地位的行为。由于这种支配地位是任何其它市场主体所无法具有的，因此，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所有私人性垄断行为中的高级形态，也是所有私人性垄断行为中危害最大的，而行政垄断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相比则是所有垄断形态中危害最大的。因此，笔者认为，行政垄断行为是垄断行为发展的最高阶段。

对市场竞争的动态过程及其引起的市场结构的发展变化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不同市场结构时期垄断行为的产生及其相互关系，这加深了我们对各种垄断行为经济及法律特征的深刻认识。以动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四种竞争市场结构的相互变化，即假定这四种市场按完全竞争的市场一垄断竞争的市场一寡头垄断的市场一完全垄断的市场的方向发展变化，通过这种变化来考查企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控制企业并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政垄断之问的动态变化关系，以动态的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各种垄断行为的形成过程，它们主要的变化在于垄断力来源的变化。通过揭示企业并购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行政垄断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就此可以构建一个有机的垄断形态理论分析体系，并将其它所有垄断形态置于此体系之中。构建这样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动态的反垄断法理论体系，可以使我们加深对各种垄断形态的认识，而且也将过去对各种垄断行为的相互独立的静态认识提高到现在相互关联的动态认识，并从中发现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企业合并审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政垄断各自在反垄断法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最终为反垄断法规制各种垄断行为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注释:

[1]“Structurehasbeenusedtorefertocharacteristicswhichconstituteamarket’spattern，status，competition”，“AnexcellentdefinitionofmarketstructurehasbeenofferedbyBainwhotakesthetermtomeanthosecharacteristicsoftheorganizationofthecompetitionandpricingwithinthemarket”．

[2]波斯纳在该书中对“寡头垄断定价的相互依赖理论”，“共谋定价的统一理论”，“运用经济学进路发现和证明共谋，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三部分作了详细论述。为此，笔者提出此动态设想。

[3]CaseT—68/89societaItalianoVertoSpAv．Commission[1992]ⅡECR1403

支配地位范文篇7

【关键词】金融集团（化）；金融业综合经营；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反垄断法规制

【正文】

一、金融集团及其市场支配地位界定

（一）金融集团的法律含义

金融集团（FinancialConglomerates）和金融集团化（FinancialConglomeration）是市场规律下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综合经营甚至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跨业融合的必然产物。[1]国际上，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之际，美国花旗银行和步行者集团实现金额高达730亿美元的合并，将金融集团形式推向高潮；2008年1月，我国银监会、保监会正式签署《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银保相互投资开闸，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展保险联合借记卡、住房抵押贷款配套保险等业务；此外，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合作开展银证转账、股票质押贷款等业务；保险公司与证券公司合作开展投资连结保险等业务。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长三角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积极进行金融综合经营的试点。我国已经出现了商业银行与工商企业的相互参股，如上海橡胶轮胎集团、长江计算机集团等28家企业集团向交通银行入股，占该行股份数的50%以上；同时，交通银行也向宝钢集团投资入股。[2]我国金融综合经营和金融集团化已然兴起[3]。

那么，何谓金融集团？根据欧盟于2003年11月生效的2002/87/EC号《金融集团监管指令》，金融集团是指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集团：（1）集团的总公司是被监管的金融机构，或集团中至少有一个子公司是被监管机构；（2）如集团的总公司是被监管机构，该总公司可以是金融机构的母公司，也可以是金融机构的参股公司，或是与金融机构通过合同、章程达到统一管理的公司，或管理、监督人员的主要部分与金融机构的同等人员相互兼职的公司；（3）如集团总公司不是被监管机构，集团的业务应主要为金融业务；（4）集团中至少有一个机构为保险业机构，并至少有一个机构为银行业或投资业务机构；（5）集团的保险业务总量以及银行或投资服务业机构的业务总量都是重要的。根据该指令的定义，金融集团的任一个子集团满足上述条件也应当视为金融集团。[4]这是迄今为止，对金融集团所做的最为完整、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定义。

实际上，金融集团是金融业务综合经营和产融资本跨业经营以及混合合并的产物。金融集团化不同于企业的横向合并（HorizontalMerger）和垂直合并（VerticalMerger），即金融企业集团化不是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公司之间的合并，也不是互为供应商的经营者的集中，而是在一个集团企业即控股公司之下多个金融法人企业综合经营甚至金融与非金融法人企业跨业经营组成的公司群体。各企业间通过相互持股、共同被控股以及人事兼任等方式形成紧密联系、拥有共同利益、彼此影响重大的金融企业集群，协同提供多元服务和多种经营。

金融集团资源整合的优势在于集团核心竞争力加强。但是金融集团的资源整合不仅给金融监管带来重重困难，同时，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优势不断扩大，给市场竞争秩序带来潜在威胁或现实破坏。发达国家对金融集团在金融监管之外的反垄断规制有着较为成熟的法律理论和实践[5]。近20年来我国本土金融集团发展迅速，[6]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外金融大鳄逐渐加快进入中国市场，为了借重本土资源的优势，并购我国中小型银保企业已成潮流，但相伴而生的限制竞争尤其是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现象日趋普遍。虽然金融领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竞争不应当过于激烈，但并不意味着放任垄断力量在金融领域过度发展和滥用。我国对金融集团进行反垄断法规制势在必行。正如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1998年6月16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指出的：“培育竞争和创新对于繁荣经济至关重要”。

（二）金融集团市场支配地位及其认定的一般理解

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市场支配地位（MarketDominantPosition），又称市场优势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我们应该明确，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必然“有罪”，只有当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⑴扭曲竞争机制，剥夺中小企业的平等经济机会，阻碍技术进步；⑵以社会利益的损害为代价维持优势企业的高额垄断利润，助长不劳而获的获利动机；⑶促使优势企业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情况下，消弭进取心和创新意识。

在竞争法理论中，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人们讨论过市场绩效、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构等几种标准。[7]但根据实践，竞争是否存在，基本上取决于市场的结构，它是世界各国认定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标准。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明文规定，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标准，即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如德国《反限制竞争法》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占有不低于三分之一市场份额，就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8]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市场结构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过程中的重要性，市场份额是判断被告是否具有垄断力的最好的证据。[9]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列举了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情形。[10]在经济快速发展、市场行为多变的今天，列举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于是立法者们便在列举基础上加上兜底条款。该规定同样体现了立法者的市场结构的考察视角，承袭了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规定。

具体到金融领域中，由于金融资产与工商资产的共同逐利性以及信息优势等原因，金融机构往往更容易对外扩张并进行相互联合。[11]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金融混业经营和产融跨业融合趋势的兴起，美英德日等许多发达国家对于金融集团的发展和扩张往往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而相对放松了对金融集团市场力量集中和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规制，从而使得一些诸如花旗集团、汇丰集团、三菱集团、瑞穗集团、国际荷兰集团等超大型金融集团不断涌现。这些金融集团通过其雄厚的资金和庞大的金融服务网络，不仅占据着本国金融市场极大的市场份额，而且还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也占据支配地位。[12]在国内，2006年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中国内卡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为42％。然而，依据我国反垄断法，“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就不可能对其发起反垄断法调查。对于可能的损害竞争也不能进行有效的抑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金融集团领域，市场支配地位的含义有所不同。因为以常规的从商品市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概念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在金融服务领域直接适用。在金融集团领域，市场份额的标准是立法者首先予以采用的。不过，在市场份额方面的法律规定似有不足。就市场结构方案而言，市场份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市场份额达到了50%的企业，只有在根据其他因素可以明确地作结论时，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强度足够的残余竞争，方可不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在另一方面，一个市场份额占25%的企业，只有当其他因素明确地说明，该企业的竞争对手仅占有一个相对弱的市场地位时，方可被视为占有市场支配地位。[13]然而，在反垄断实践中，市场份额基本上是对企业过去竞争力的说明，而不能确定企业以后的市场地位。[14]随着市场情势的变化，企业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发生改变。并且，从更严谨的角度考虑，这个市场份额应当是一个相对的市场份额，即相对于相关市场上的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以及交易相对方的市场份额而言。因为，仅仅孤立地根据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不能充分证明该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大小，其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这个企业的市场影响力。例如，一个银行集团的市场份额占到了60%，这个时候，如果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均在5%以下，那么显然这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如果有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占到了30%甚至更多，则这个企业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此外，如果交易相对方的影响力很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销售商的影响力。所以，要把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放在与相关市场的竞争者以及交易相对方的市场份额的总的关系中来考察，才能对该企业的市场影响力进行正确的评价。所以，确定市场支配地位，还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可以说明企业的竞争地位的因素。具体包括：⑴对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设置的障碍。进入市场的障碍越高，企业相对于潜在的新的竞争者受到的保护程度就越强。⑵企业转向生产其他产品的可能性。企业转产的灵活性越大，该企业对其客户的依赖性就越小。⑶交易对手转向其他企业的可能性。交易对手的选择性越小，该企业对市场的影响就越大。

简而言之，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应当是建立在对企业和对整个市场众多因素进行一揽子评价的基础上的，但是市场份额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金融集团领域，就市场结构而言，不能一味地过度保护，应该适当降低市场结构的比例，对于金融集团的垄断行为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以保证市场竞争秩序。这是从静态的方面来说。就动态的视角而言，应该对市场准入的障碍和竞争对手的他向选择进行必要的考察，以做出科学的决策。

二、金融集团相关市场界定

相关市场（RelativeMarket）（也称特定市场）的概念首先出现于美国反托拉斯法判决中，是指作为竞争主体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开展市场竞争的市场范围，对这个范围的确定被称为相关市场的界定。相关市场又分为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理市场，欧盟法院又进一步确定了相关时间市场。金融集团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取决于相关市场的认定。

（一）金融集团的产品市场

产品市场是指与被告的产品进行有效竞争的商品或服务的范围。确定产品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只有相同或相似的产品才属于相关的市场。所谓相似，并不是指产品物理、化学或技术上的同一，而是指产品市场就是由“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替代性的产品组成的”。[15]产品之间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可以从需方替代性与供方替代性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需方替代性——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如果不同生产者的产品在原则上都同样适用于某个确定的使用目的，即可以满足一个确定的需求，那么，它们相互就可以替代，并属于同一个产品市场；第二，供方替代性——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者都可能利用现有的技术、设备在很短的时间里，转产其他产品，给该相关产品市场的原有竞争者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供方替代性就是从这种有可能的、潜在的投入市场上的竞争中来分析判断相关产品市场的。

在金融集团化背景下，金融产品的研发是金融集团在市场竞争中十分借重的。为了规避产品市场的传统界定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研发都体现出差异化的趋势，尤其是在保险产品市场和个人理财产品市场，琳琅满目的产品更是推陈出新。所以，我们在对金融集团在相关市场中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中，必须对产品市场的含义做出更为严格的界定。

一般来讲，金融市场是指以金融资产作为交易对象而形成的供求关系及其机制的总和。[16]金融市场的分类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按照标的物可以划分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按照中介特征可以划分为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按照交割方式可以分为：现货市场和衍生市场等等。[17]但是，从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角度来讲，并非所有的划分都有意义。按照中介特征和交割方式的划分以及发行和流通特征的划分对于企业在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的认定过于宏观，取得支配地位的难度也非常大，如果采用这类划分，对于金融集团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认定就过于宽松，不利竞争秩序的维护。按照标的物的划分方法比较适中，不至于过于宏观，而且在具体认定和相关功能以及外部特征方面更加明显，有利于执法的便利和执法成本的降低。

（二）金融集团的地域市场

地域市场是决定相关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地域市场是指“消费者能够有效地选择某种竞争产品，供应商能够有效地供应该产品的一定区域。[18]欧盟委员会认为地域市场是指“在这个地域内，有关的供应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处于基本相同的竞争条件下，并且这个地域和邻近地域相区别，因为相互间的竞争条件特别明显的不同。”[19]这些相互竞争的条件应当包括：在一定地域内不同生产者提供生产和服务的成本（最主要的是运输成本）、消费者的喜好、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等等与卖方或买方相联系的一切因素。

在一般的产品领域，地域市场的范围局限于国内或国内的某一部分。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集团的综合经营乃至跨业经营方式已经逐步为各国所认同，国际上大的金融企业之间相互持股、控股现象日益普遍，且大都得到了有关国家反垄断主管机关的许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反垄断机关在考察金融集团的市场地位时，重点不再是集团的绝对规模，而是其相对规模。随着全球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继续演进，市场形态正由地区市场向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发展。所以，在地域市场的划分方面，我们应该选择比较适中的地域。因为我国金融产业就全国而言竞争相对充分，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基本开放了金融市场，外资金融企业的登陆使竞争在全国范围显得更为充分和激烈。为了充分的维护竞争，我们必须考虑被告的规模以及原告的地域和涉诉方所在地域市场的竞争状况，来确定地域市场的层级划分。

（三）金融集团的时间市场

时间市场通常指相同或相似的商品或服务能够开展竞争的时间范围。过去，由于市场经济节奏较为缓慢，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案件在界定相关市场时都没有重视时间市场，仅仅考虑产品市场和地理市场。然而，随着科技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很多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或许企业的产品在某一时间段确实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这种支配地位的存在只是短暂的。因此，在市场效率越来越高、科技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判断企业的某种产品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间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认为，时间市场通常是针对某些季节性的产品和服务来考虑。就金融业来讲，金融产品通常都具有时间替代性，在某一时间段其支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由于金融集团的生存模式中还存在金融集团持股非金融企业，如银行持股工商企业，金融企业可以行使非金融企业的投票权，对非金融企业的经营决策做出相关安排，所以我们在考虑金融集团领域的相关时间市场时，应该予以区分，做出不同的处理。在金融集团中没有非金融企业时，可以做出相对宽松的考察；只有金融集团中金融企业对非金融企业的生产经营做出决定性安排时，对非金融企业的产品在时间替代性上进行考察，以充分维护竞争秩序。

三、金融集团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

（一）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与认定

所谓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即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的整体或局部实施的超过了合法使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界限，对相关市场的竞争秩序造成损害或者可能造成损害，从而为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

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是为了规制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由于现代反垄断法越来越不禁止市场支配地位本身，而只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20]因此，界定金融集团“滥用”行为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但是，如何划定这条界线却是现实中的一道难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立法或执法对一般企业的滥用行为（更罔谈金融集团了）下过一般性定义，只是给出一些标准，并根据本国的情况列举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若干典型表现。如《欧共体条约》第82条规定，“一个或者多个在共同市场内或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地域内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地位的任何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因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然后由反垄断主管机关在实践中根据这些标准和典型表现就个案的具体情形来分别作出认定。从欧盟处理GE与Honeywell混合合并案中可以看出在界定金融集团“滥用”时更是依赖这种路径[21]。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列举规定了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所从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22]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也需要反垄断机构对金融集团进行具体的认定。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主体。滥用主体应当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整体（企业集群）或一个核心企业（金融集团核心即控股母公司）。[23]至于联合起来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内部各个企业是否构成滥用主体可能需要进一步考察和论证。

按照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具备支配地位的企业包括一个企业单独构成支配地位的情况和几个企业共同构成支配地位的情况，如前述《欧共体条约》中规定的“一个或多个企业”，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中规定的“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体”，法国《关于价格和竞争自由的法律》中规定的“企业或企业集团”。金融集团在法律的界定之内。

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做出明文规定，可以从立法目的推定，法律将所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条件且有滥用行为的经营者都归入法律规制的范围，金融集团也不例外。按照反垄断法理论，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我国市场上具备支配地位的经营者[24]：（1）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我国的相关法律概念是公用企业，包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者。[25]这些公用企业长期处于政策性垄断状态，大多在我国市场中占据支配地位。[26]由于金融行业是经济发展中的杠杆产业，与任何企业的联系都非常紧密，现实中，金融集团如果与自然垄断行业能够达成一致或实质融合，就能实现垄断性相互传导[27]从而更加巩固其垄断地位，在市场行为中往往会利用其地位实施滥用行为。（2）依法独占企业。是指由于企业的市场准入受到法律法规等特别限制，使得该企业在相关市场上独家经营或者没有充分的竞争以及用户或者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的经营地位。[28]一般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烟草公司、盐业公司等。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在贷款权的控制方面处于法律保护的优势地位。（3）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企业。在我国市场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的金融企业本身就属于国有独资或者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控股企业，由于体制上的遗存原因，我国国有工商企业与国有金融企业有国家政策作为纽带，其信用联系本来就十分紧密，如果企业属于金融集团成员即发生产权联系，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会更加便利。[29]

2、主观方面。界定金融集团相关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否违法，主要在于对行为反竞争目的的评价。主观方面体现在滥用主体有滥用的故意，即它或它们明知其滥用行为会造成限制竞争等损害后果的发生，却希望和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实施滥用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或增强其支配地位，排除或限制竞争。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就主观方面而言，主要出自对竞争进行压制之目的。

3、客体。金融集团相关主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犯的客体是有效竞争的秩序以及与竞争秩序息息相关的消费者利益以及企业自由。

4、客观方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占市场支配地位金融集团相关主体的各种滥用行为以及滥用行为对有效竞争实质性损害结果两个方面。

就主观要件和客观结果两个方面是否均为必要条件，各国在立法上存在差异。其中主流做法是目的与结果的两侧主义，即只要具备目的或结果的其中之一就可以作为认定滥用行为的依据。如《韩国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第3条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为了不正当地排除竞争事业者而进行交易，或者可能明显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30]也有立法坚持结果主义，认为仅当支配地位的企业造成了损害或可能损害竞争结果时才被认为是滥用，不问行为前或行为时是否具有损害竞争的目的。例如，《欧共体条约》规定，“一个或者多个在共同市场内或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地域内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地位的任何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因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而并未明确规定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主观目的也是判断滥用行为的一种标准。

笔者认为，两者均应为必要条件。因为，坚持结果主义一般是考虑在执法中认定目的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在具体执法中以企业的行为为佐证来认定其目的。并且，没有主观上的不法目的支配下的行为，对其进行规制并不能达到法律应有的惩戒和规范的效果。

从反垄断法上来看，对于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要从反垄断法的最终目标入手。如果一国竞争法的最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那么金融集团对经济效益、社会福利的减损行为就是滥用；如果一国选择公平的交易作为竞争法的主要目标，那么对市场公平交易秩序的破坏、利用优势的谈判地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就是滥用行为[31]。美国反垄断法注重市场效率，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分析理论深深的影响着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而欧盟的竞争法则注重欧盟内部市场的统一，保护中小企业的权利。我国认定金融集团滥用行为尤其要关注以下两点，即滥用行为是由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金融集团相关主体实施的；滥用行为主要在国内市场产生了反竞争的后果，具有违法性。

（二）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典型行为

金融集团，尤其是跨国公司控股或控制以及国内国有资本控股或控制的金融集团，其市场支配地位为其滥用这种优势实施垄断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般认为最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包括：1、金融子公司相互之间尤其是存款机构向集团内其他子公司提供不符合标准或低于市场合理价格的资金支持；2、金融子公司拒绝对其他子公司的竞争对手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联合抵制以确保其他子公司的市场优势；3、强制性搭售，即对锁定客户以提高融资成本或拒绝服务为要挟，要求其接受其他子公司的服务，等等[32]。其结果必然对市场自由竞争和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我们主要对差别对待、拒绝交易、变相搭售三个最典型的行为加以分析。

1、差别对待。差别对待即歧视，是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对象，就其所提供的商品的价格、配件供给、交货速度、担保、售后服务以及其它交易条件，给予明显有利或不利的区别对待。

差别对待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价格歧视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美国《克莱顿法》最早直接规定价格歧视为非法。[33]在很多时候，差别对待具有内在合理性，“这就使反垄断策略陷于效率与公平的冲突之中。人们一般认为，实施价格歧视行为的企业在市场上的势力越大，这种价格歧视对市场竞争的危险也越大。”[34]

典型的例子是附加条件限制，即交易中的优势相对方，根据对方企业的身份，对其做出不公平的附加条件限制，使两者在竞争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导致部分企业成本过高，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一个银行在贷款中规定对金融集团内部的成员相对于非成员企业的竞争对手更加宽待的条件，这就使两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差别对待行为在经济生活中比较普遍，它也不是当然违法行为，是否受到反垄断法规制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合理性分析。具体操作上应当考虑竞争者与金融集团的关系，是否具备成员的资格条件。

2、拒绝交易。拒绝交易也称为抵制，是指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与对手交易。如果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意图进入相邻的市场，例如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钢铁企业意图进入汽车制造业，它就可能采取拒绝供货的方式，拒绝向市场上的某些汽车制造企业提供某种生产汽车的特种钢材。[35]拒绝交易可被视为差别对待的极端情况，是支配企业妨碍下一阶段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

拒绝交易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生产商通过拒绝供货的方式，可以强迫批发商或者零售商按照其规定的价格销售商品，从而可以限制批发商或者零售商在这种产品上的竞争，“经验表明，拒绝供货是卖方在买方不遵守转售价格的情况下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36]其次，拒绝交易会减少上下游生产阶段市场上竞争者的数量，降低该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此外，拒绝供货还会限制消费者的购买渠道。

在金融集团中，集团的银行等机构拒绝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或者人为附加不合理的条件，变相拒绝一些企业的贷款，使其生产融资成本增加，无法与成员企业在同一地域市场或者时间市场上竞争，实际上便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当行为。

拒绝交易是合同自由原则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矛盾的产物。反垄断法并不给一般性的企业强加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的义务，以保证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同时，如果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交易时，则属于滥用了合同自由原则，对自由竞争造成了损害。为了保护弱小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实质上的平等，从实质上促进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必须对拒绝交易行为予以规制。

3、变相搭售。搭售是指卖主在销售一种商品时，要求买主同时购买另一种商品的行为，也就是出售人销售商品时以买方购买另一种商品为条件的销售方式。[37]这种销售方式也称作拥绑销售。反垄断法所规制的搭售属狭义的搭售行为，具有强迫性。另外搭售还要同促销相区别，如生产商为了促进新产品的销售，将新产品与老产品搭配销售，这时新产品的定价一般低于市场价，并且具有暂时性，因此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对象。

搭售行为一般发生在卖方有一定的市场支配力，购买方对一种商品有急切的需求，卖品又具有独特的特性，商品替代性较差，这时销售商才有可能要求购买方购买不需要的商品。

在日常的金融行业市场行为中，变相搭售行为随处可见。主要的形式是，在银行和保险业出现了混业整合的时候，银行在其市场行为中以购买其保险产品作为为企业提供贷款的交换条件，典型如房贷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利用了其优势地位，在金融集团内部的银行业和保险业经营中达成了一致，从而利用客户的贷款需求，在保险业的经营上排除了任何潜在竞争对手的竞争可能。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垄断行为。变相搭售是一种纵向的非价格约束，是搭售方利用其在搭售品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将这种优势延伸到搭售品市场上，从而企图获得高额利润的限制竞争行为。

与之类似的便是金融集团的排他性交易和选择性交易。如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利用与客户的关系，向客户强力推销其承销的证券或其他无法卖出的金融商品、联手促销的金融商品或将劣质商品转售与客户。[38]而且，行为可以变异为消费者欺诈。[39]在这种情形下，银行利用自身优势地位的行为显然是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但是否将其归入垄断协议行为，还要考察银行与保险公司就银行利用优势地位向客户推销保险是否具有明示或者默示但可推知的协议的存在。例如，2008年4月，都邦保险与兴业银行签署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书，此次合作包括协议存款、资金结算、产品、客户开发等多层面的业务。此次合作充分体现，银行与保险双方由单纯地利用银行渠道销售特定险种，逐渐扩大到多个领域，对消费者提供更多金融保险服务。[40]这实际上便是一种明示的协议，可以纳入反垄断规制范围。

四、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垄断状态和垄断行为相结合――规制模式的选择

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国际上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制度，即结构主义规制方法和行为主义规制方法。

结构主义规制方式，是指通过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控制使之保持合理的市场结构目标的反垄断控制制度。即反垄断法针对的对象是集中的市场结构或者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该理论认为，当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其所在的市场就是一个集中的市场。这种情况下，反垄断法即确认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违法，需要采取分拆企业等手段减少市场集中度，使市场恢复竞争状态。行为主义规制方式，是针对企业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进行的不公平或不利于竞争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制度。根据这种方式，反垄断法针对的对象是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而不是市场支配地位或者集中的市场结构。[41]结构主义控制制度以日本为代表，欧盟及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了行为主义控制方式，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结构主义为主，其后以行为主义为主。[42]两种方式的价值取向和法律后果大不相同，分析两种方式的理论基础和优劣利弊，对我国金融集团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结构主义认为集中的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有负面影响，反对市场的过度集中以鼓励充分的市场竞争。但结构主义并未达到理论的目的，单向的因果关系逻辑反而削弱了正常的企业发展动力，同时政府的干涉也干扰了市场的合理发育，影响了经济规模、经济效益和经济组织的发展。行为主义则纠正结构主义的“滥杀无辜”，使市场回归公平的竞争，同时并不反对企业的做大做强。行为主义注重的是市场效益、行为和结构的双向作用。考察主要的国家，可以看到，目前比较通行的是行为主义的规制方法，同时辅以结构主义的前提标准。

结构控制和行为控制，无论在控制对象还是在法律特征上，无论是在法律构成还是在主要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在反垄断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任务。但是，纵观各国反垄断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我们又发现，结构控制与行为控制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相互对应、互相区别的同时，又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在调整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维护竞争性经济秩序的过程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目前均将具有垄断状态或市场支配地位作为界定垄断行为的先决条件，有的还做了明确界定。如英国、德国的反垄断法均具体规定了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这样做的好处是增加了法律的确定性，不但有利于执法机关的执行，而且有利于企业遵守反垄断法。这一经验也被我国立法所借鉴。德国的反垄断法还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制度，也就是说，对于具备一定市场份额的企业推定其具备市场支配地位。这个制度同样在我国立法中得到反映。[43]我国反垄断立法较为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但应注意，推定制度不应绝对化，市场是复杂的，将标准简单化一方面固然有利于执法，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伤害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反垄断立法者面对的一个难题，执法的便利性有可能导致“一刀切”。而且，如上文所述，笔者认为这样的一个绝对化的市场份额推定在金融综合经营乃至金融与工商跨业经营竞争的时代，似乎并不不能充分体现法律的正义。我们应当在秩序的法律价值下确保个案正义。

（二）个案正义――抗辩制度的完善

法律总有例外。由于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只有滥用这种地位才是违法的。因此，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应采用“合理原则”，即被指控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企业应当有权对有关指控进行抗辩，为自己的行为进行法律辩护。法律应当允许被指控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企业对有关指控进行抗辩。

如果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能够对自己被指控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做出了客观合理的解释，即它所采取的行为是为了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恰当手段，并且主观上出于善意，反垄断主管机关和法院就可以认定其没有滥用。比如，拒绝交易是出于购买者本身的不当行为；独家交易所实施的排他性约束可以作为生产商之间开展竞争的合法手段；出于技术上和为使用者安全考虑的搭售是必要和适当的；等等。这也是在法律的一般规则下确保个案正义的体现。

我国反垄断法允许这种抗辩。如《反垄断法》第43条规定：被调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有权陈述意见。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对被调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允许这种抗辩的目的，是要在处于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利益与其竞争者或消费者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协调，防止明显偏向某一方从而更有利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也实为一种对复杂市场行为的更接近真实的诉求。

（三）完善制裁――责任体系的充实

关于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应充分鉴借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特点，建立形式多样、富于实效的法律责任体系。首先，我国应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责任来制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就行政责任而言，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各种滥用行为，反垄断主管机关有权责令行为人停止违法、颁布行为禁止令、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就民事责任来说，经营者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损害他人权益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可借鉴美国等的增加赔偿制度，如三倍损害赔偿等，以增强民事责任对滥用行为的制裁力度。同时，为充分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有效制止严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者，应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制度中规定必要的刑事制裁条款，对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对于世界各国在控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过程中所采取的其灵活多样的方法，如采取恢复竞争措施、责令改换替代经营方式等也可予以借鉴，这些方法既可降低审理滥用行为案件的成本，又可及时有效的制止违法行为，体现效率原则。

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均有规定，可以通过法条指引到相关的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规范。如第47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而在第49条中，“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直接指引至整个侵权行为法律体系。在民事法律体系中有详细的配套规定，在《反垄断法》中没有必要明确规定。

但是，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乃至经济型垄断的三种行为模式，刑事责任在《反垄断法》中没有体现。涉及刑事责任的是第52条和第54条，分别针对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相对人的不予配合和执法人员的渎职行为，而针对垄断行为本身则没有刑事责任的规定或者法条指引，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遗憾。

美国的反垄断法经验表明，自1974年修改《谢尔曼法》大大提高刑事处罚标准以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得到了更好的遵守。”[44]因此，为了规制严重的滥用行为，反垄断立法中应当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笔者建议，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危害结果极其严重、证据确凿充分的滥用行为可依法追究支配企业和主要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其处以罚金和徒刑。当然，鉴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模式，关于滥用行为具体的犯罪构成和刑事制裁措施应由刑法作出补充规定或者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

当然，金融集团反垄断规制研究在我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金融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控制还需要与金融监管密切配合，[45]尚有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理论界的长期探索和实务部门和立法执法部门的及时总结，笔者期待更多的同仁能关注这个问题，期望我国金融反垄断法制建设早日完善。

【注释】

[1]FinancialIndustryConsolidationSurveyResults，AFPResearchDepartmentSeptember2000，AssociationforFinancialProfessionals.

[2]王健：《企业经济集中与反垄断法》，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二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页。

[3]详见《中国央企的“产融结合”》，载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1月15日。

[4]杨勇：《金融集团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5页。

[5]（美）肯尼斯哈姆勒：《法律全球化：国际合并控制与美、欧、拉美及中国的竞争法比较研究》，安光吉、刘益灯译，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十四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390页。

[6]我国金融集团的发展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产业资本涉足金融行业即“由产而融”，90年代末随着股份制银行兴起和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加速，“由融而产”也浮出水面，在我国出现产融双向结合的局面。

[7]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8]德国法还规定，由多个企业组成的整体有如下情况时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1)该整体由三个或三个以下企业组成，它们共同占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市场份额，或者；(2)该整体由五个或五个以下企业组成，它们共同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除非这些企业能够证明其相互之间能够开展实质上的竞争，或者这些企业在总体上相对于其他竞争者不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的。

[9]例如，在微软垄断案的一审中，杰克逊法官在事实认定书中判定微软公司在电脑软件市场中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理由为：微软公司在全球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占有率已经的保持在95%以上；微软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受到产业高入门障碍的保护:消费者缺乏商业上显著的替代性选择。

[10]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㈠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㈡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㈢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11]JosephG.HaubrichandJo?oA.C.Santos，BankingandCommerce:ALiquidityApproach，WorkingPaper，2001.

[12]AlexanderRaskovich，ShouldBankingBeKeptSeparatefromCommerce，EconomicAnalysisGroupDiscussionPaper,2008.

[13]（德）P·贝伦斯：《对于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监督》，详见王晓晔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14]市场份额，又称市场占有率，是“根据企业总产量、销售量或者能力的比例，对该企业在一个行业或者市场中的相对规模的测定方式。”市场占有率﹦（特定企业的销售额﹢特定市场的销售总额）×100％。各国法院或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认定企业是否居于市场支配地位时，经常将市场占有率视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1992年联合签发的《横向兼并指南》就如何计算市场占有率做出规定。根据欧盟1989年制定、1997年修订的欧盟兼并控制规则，欧盟主要依据产品价格计算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15]MarkFurse,CompetitionLawoftheUKandEC,BlackstonePress,1999,p69.

[16]张亦春，郑振龙：《金融市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2版，第1页。

[17]同上注，第8-11页。

[18]李小明：《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认定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07年第11期。

[19]阮方民：《欧盟竞争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20]王婷：《应对反垄断，金融业准备好了吗》，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8月1日。

[21]CentoVeljanovski,ECMergerPolicyafterGE/HoneywellandAirtours,Competition&CommunicationsEconomists,Winter2003.

[22]我国法律禁止的滥用行为包括：㈠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㈡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㈢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㈣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㈤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㈥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㈦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23]金融集团之间以及金融集团与其它企业的联合滥用其危害更大，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4]尚明：《反垄断――主要国家与国际组织反垄断法律与实践》，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25]详见1993年我国《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条。

[26]孙晋：《自然垄断的规制改革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科学构建》，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

[27]笔者在这里把两个或两类及以上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结合称之为“实现垄断性相互传导”。

[28]孙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构建与政策性垄断的合理界定》，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3期。

[29]笔者认为金融企业与工商企业的产融结合分两个层次：基于信贷形成的信用关系表现是较低层次的产融结合；基于单项持股或双向持股形成的股权关系则是较高层次的产融结合。发达国家更多的表现为后者。

[30]游劝荣：《反垄断法比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31]种明钊：《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32]闫海：《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载经济法网，2008年6月15日访问。

[33]张穹：《反垄断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34]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35]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36]Reportsofthecommitteeofexpertsonrestructivebussinesspractices.Paris.1969.p.21.

[37]殷志刚：《搭售的不正当竞争性质及其规制》，《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第20期，第168页。

[38]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39]人民网：视频资料《银行推销保险美其名曰‘存款送保险’》，2006年9月25日.

[40]《兴业银行联姻都邦保险》

[41]如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并不限制企业的优势地位，而是反对优势地位的滥用。根据该法规定，当作为某种特定商品或劳务的供应者或需求者，针对下列条件下，如果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就构成了企业的优势地位：第一，没有竞争者或者竞争者很少;或者第二，相对弱势竞争者。对于第二个条件，除考虑其市场份额外，特别要考虑其财力、采购或销售市场的渠道、与其他企业的财产上的关系以及对其他企业进入市场在法律和事实上的限制等因素。

[42]（美）马歇尔﹒C﹒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典型问题与案例分析》，孙南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43]我国《反垄断法》第1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㈠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㈡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㈢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支配地位范文篇8

美国支配性企业形成及演进体现在市场结构的一系列指标的变化上，包括市场份额、行业分布状况以及进入壁垒等等，这些变化反映了美国主要的支配性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稳定性及总体演进的趋势，其中行业特点及政府政策也是支配性企业的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使我们能够有一清晰的整体了解。（一）美国典型支配性企业的演进分析表1是1910年和1935年美国主要工业行业的支配性企业，按照估计值计算，所列的20家支配性企业基本占有过半的市场份额，个别企业市场份额甚至接近100%。这些企业经营25之后，除了西方电力、联合果品公司和柯达的市场份额保持不变外，其他的支配性企业都有所下降，最大的下降幅度是60%，其中10家支配性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到了50%以下，基本已经丧失了市场的支配地位，另外的7家也都有所下降，但还能够维持其市场的支配地位。从这些支配性企业所在行业的进入壁垒的程度来看，这些行业的进入壁垒低、中、高程度都有可能存在支配性企业，但是到了1935年那些进入壁垒比较低的行业的市场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支配性企业都丧失了市场的支配地位。在那些市场壁垒程度有所下降的行业里，支配性企业的市场份额也在下降，而在市场进入壁垒本身就很高的行业，支配性企业的市场份额变化很小，其中3家企业下降了5%，其余4家市场份额没有发生变化。再看表2是1948年和1973年美国主要工业行业的支配性企业的基本情况，所列的18家支配性企业中，25年后，也就是到了1973年，表中大多数的支配性企业的市场份额都在减少，只有通用电气、宝洁等四家支配性企业的市场份额保持不变。这一点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受到来自日本的巨大挑战，进口不断增加，大规模的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受到冲击，市场份额被挤占，出现了大幅的下降。大多数的行业市场进入壁垒的程度没有变化，并且市场进入壁垒都在中、高程度，低进入壁垒的行业没有出现支配性企业，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市场进入壁垒很高并且没有变化的行业，支配性企业的市场份额变化不大，市场支配地位没有动摇，如果行业的进入壁垒程度有所下降，则支配性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很多，Al-coa、Americancan、联合制鞋机器集团、杜邦和亨氏下降分别为40%、27%、35%、40%、5%。柯达、通用电气、西方电力、联合果品、联合制鞋机器集团、杜邦早在1910年就已经形成了其市场的支配地位，根据1973年的数据来看，它们的市场份额也都有所下降，但是市场支配地位却仍然能够维持，这样这几家支配性企业已经维持了至少60年的市场支配地位，其余的12家支配性企业是新出现的支配性企业。2002年美国最大的18家支配公司在各自所在的市场中所占有的市场份额都在一半以上，有的支配性企业甚至占有的接近100%的市场份额。表3中的数据并不完全，到了2002年美国的支配公司占据并保持了很好的市场份额，其中一些耳熟能详的企业常常能维持几十年，例如，微软、柯达、因特尔和IBM公司。美国的主要支配性工业企业主要出现在制造业，包括食品和饮料制造业，计算机及部件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化工品制造业、电力行业。但不仅仅局限于主要的工业行业，第三产业也出现了支配性企业，例如美国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的领导者微软，属于计算机服务产业；电话黄页提供本地电话分类表，方便查询，而并不是为了投放广告；Ticketmaster是票务服务的垄断者；还是电视收视率市场调查的A.C.Nielsen。1990年以来，美国互联网发展壮大起来，微软、英特尔等著名的网络性支配企业被人们所熟知，并且在全球占有绝大的市场份额。在计算机操作软件市场中，2010年微软在全球占有90%的市场份额，是计算机操作软件市场的支配企业，同时还存在的竞争者，苹果的MAC-ox软件只占有7%的市场份额，MontaVista软件公司开发的Linux软件的市场份额不足1%；在电脑的微处理芯片市场上，2010年英特尔的CPU占有80%的市场份额，竞争对手AMD只有16%的市场份额，英特尔也是典型的支配企业，网络产业中的这两个比较重要的行业是典型的支配性企业的市场结构。随着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兴起，2011年微软市场份额下降到44%，英特尔下降为41%；2012年微软进一步下滑到33%，英特尔为29%；微软和英特尔在IT市场上的主导地位遭到严重侵蚀。（二）政府政策对支配性企业形成及演进的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对现实经济中支配性企业形成及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反垄断法的实施，一系列的大企业被拆分，改变了市场中的垄断竞争状态，弱化了支配性企业的市场势力。在美国的产业发展史上，有两次大的合并浪潮，形成了许多行业的支配性企业。在1894年到1901年，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合并浪潮，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支配性企业，使得美国很多行业接近于垄断。美国形成了铁路和石油业的垄断，并且出现了电话和电力行业，而这一时期经济学家反对垄断，赞成管制，1890年美国通过了《谢尔曼法》，并宣布固定价格的行为为非法行为，在1911年将处于垄断地位的标准石油和美国烟草公司拆分，之后有一大批企业遭到了反垄断诉讼，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反垄断活动放松了下来。1920年到1937年间反垄断被弱化了，出现了严格的银行法和管制条例。管制条例涉及电力、电话、运输、民航等行业。1937年到1952年间，垄断卷土重来。另一次是在1992-1999年爆发了猛烈的合并浪潮，许多合并形成了行业的支配性企业，比如，电力、远程通讯、会计和金融市场，在此期间互联网发展起来了，互联网产业巨大的网络效应使企业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互联网产业的特定决定其支配性的市场结构，互联网支配性企业也成为了反垄断规制的对象，微软受到过多次反垄断的审查，但并没有将其拆分，新技术的出现，其对操作系统软件的控制力将逐渐消失。美国反垄断法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价值目标也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发生变化，早期反垄断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经济自由和竞争者机会均等以及消费者利益，在哈佛学派思想的影响下，注重市场结构的控制，主要是遏制垄断，维护竞争。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削弱，芝加哥学派则不再以结构为中心，而是更加注重市场效率，反垄断法的目标转到维护经济效益，而不在于企业的“大”规模。美国反垄断政策目标演进是受到了美国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使其更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美国支配性企业形成的原因分析

从美国支配性企业的演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支配性企业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这些因素的考察为企业市场支配力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合并。企业快速获得外部成长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成长中的重要行为，通过兼并的方式可以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在1897年到1901年间，美国通过合并形成了一大批支配性企业，例如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组建之后，兼并了克利夫兰地区的所有竞争对手，对克利夫兰炼油厂初始投资规模居世界之首，实现了石油提炼方面的规模经济，通过对潮水石油公司收购，实现了对输油管道的控制，并在1893年吞并了梅隆的石油精炼厂，到1904年成为了一个完全一体化的企业。到1910年，标准石油公司的控制力出现下降，但是它仍然掌握着几乎90%的美国市场。行业的技术规模经济特性。支配性企业就是行业中唯一的、规模最大的企业，所以，规模经济是支配性企业的主要特征，是企业获得内部成长的主要途径。行业本身的技术规模经济特性决定了行业中只有一家企业主导，市场才最具有效率，标准石油、通用汽车、IBM、微软、英特尔等行业支配性企业形成得益于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互联网产业上表现为网络效应，是一种需求的规模经济，使用者越多，给企业带来的价值越大，消费者的效用越高。反竞争行为。反竞争行为不一定能够形成支配地位，但是却可以起到帮助的重要作用，战略性价格歧视对于标准石油公司、联合制鞋机器集团、航空公司、AT＆T、施乐、IBM以及微软等支配性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政府政策。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改变了石油产业、电信产业、啤酒产业等的市场结构，使得垄断程度降低或增加，an-heuser-Busch啤酒公司支配地位的形成就是反并购管制的直接后果，在1958年，反垄断部门首次采取了反对啤酒行业并购的行动，目标直指Anheuser-Busch公司美国啤酒酿造公司的迈阿密啤酒厂的收购行为，这一反并购行动的影响是深远的。Anheuser-Busch公司放弃收购，而是开始在佛罗里达周和其他地区建立大的工厂，获得了规模经济优势下的内部成长。企业家才能。企业自身优势的重要体现，企业家不仅仅体现在协调生产、销售和管理的能力上，充分认识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则更为重要，尤其是对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的敏锐的判断能力。西奥多•韦尔韦尔完成了将电话专利转变成一种可行的商业事业的重任，将长途电话设备推广到了西部海岸，早期的租用而不是出售电话设备的策略，有效地阻止了本地电话竞争者进入长途电话市场。小托马斯•沃森的最大功绩在于将IBM引入计算机时代，使IBM第一个进入大型计算机行业，并迅速在晶体管技术上获得领先优势。运气。贝尔公司、anheuser-Busch啤酒公司、IBM、微软等企业支配地位的形成也存在运气的因素，使他们具有先行者优势。另外，企业自身创新效率的下降还有没有对市场的变化趋势做出准确及时的判断也导致了例如IBM、柯达等支配地位的下降。这些支配性企业的形成原因有些是相同的，但是这些企业都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了特殊的优势，由于美国是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这些支配性企业的形成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其市场支配地位就是其自身效率的体现。

支配地位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人道的支配自然；和谐社会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一思想的实质是一种人、自然与社会和谐思想。今天对马克思“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进行重新挖掘和梳理，对于我们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体现了自然的优先地位与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统一

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既肯定了自然的优先地位，又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充分体现了主体与客体、自然的优先地位与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统一。

1．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肯定了自然的优先地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充分肯定了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以及人类劳动实践所受的制约性。尽管在马克思看来，感性的世界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但是这个以社会为中介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在历史上先于一切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世界。因此承认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绝不能否认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自然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因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马克思这一思想不仅表达在早期的著作中，而且贯穿在后期的著作中。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没有自然界的先行的进化和发展的过程，就不会有人类的产生。同时人类要靠自然界而生活，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的来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的前提。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不仅仅是作为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出现，而且是作为独立的生命体，作为主体——客体而出现，对生命的追求是人与自然的共同的本质；人之所以能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不仅是由于物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而且由于物本身也像人同它发生关系那样同人发生关系。人类必须与自然进行人道的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自己生命的自然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人离不开自然，人类社会的财富也离不开自然，自然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源泉，是生产力的要素。“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开展劳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人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是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简言之，种种商品，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它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马克思正是从对自然界优先地位这一基本认识出发，要求我们人类对自然进行人道的支配。马克思强调支配自然的人道性，表明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的进行都必须以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为前提。

2．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强调人类支配自然的必要性，从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所谓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并从主体地位出发以各种方式掌握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功能特性，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它们之间结成一种主客体关系。因此“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本来就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既然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不言而喻，人是支配自然的主体，自然界则相对地处于客体地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渗透着一种人的主体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始终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但是马克思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讲人是主体，而是把社会实践作为考察历史主体的出发点。他认为，虽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他不单是一个自然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的人。人之成为主体，不是来自人的本能或人的自然属性，而是来自人的社会实践。主体是一个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人，即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现实的人”是实践的主体、认识的主体，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是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或人的生产劳动是人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变革自然，把自然变为人化的自然，并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活动。劳动是人用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本方式。“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劳动实践活动的成败得失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主体性和性质、大小及其发挥。人的主体性是人们在实践中改造、变革自然和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性。马克思认为，以实践为本质特征的主体性，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把外部自然纳入主体活动的范围，使自然这个“人的无机身体”变成“人的身体”，使自然两重化为自在自然和属人自然，并不断地变自在自然为属人自然。主体在实践中把部分自然纳入社会领域的同时，又在变革社会历史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状态。从社会实践去理解，这种主体性不是主观性，正如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一样，主体性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社会实践去理解，这种主体性不是直观性，它体现主体实践地变革事物的能动性、创造性。马克思既肯定自然的优先地位，又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表明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须人道的支配自然，以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近代以来工业社会的不人道的占有自然，业已造成了重大生态问题。这说明人类正确处理好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解决都与人的主体性有密切关系。人类要最终摆脱生存困境，必须确立科学合理的主体性原则，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人道的对待自然，人道的支配自然。

二、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体现了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对自然的人道的支配绝不是类似于主奴关系那样的绝对的占有自然，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合理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体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主体化的统一；是人的内在尺度和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即要在尊重自然的外在尺度前提下实现人的内在尺度。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我们人类主体在如何把握改造自然客体的程度上指明了方向。

1．按照人的内在尺度人道的支配自然

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的思想不仅强调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更强调从人的主体性地位出发，通过劳动实践按照人的内在尺度人道的支配自然。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就是把主体性作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并从主体人的内在尺度出发，以主体的方式来对待和把握世界，使世界按照人的方式存在。

马克思认为，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主体的人出发，依照主体的本性、目的和需要行动，即按照人的内在尺度去人道的支配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对象性关系。人类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能动性的人的存在物，是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具有社会性的特殊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区别于自然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他从对自然的改造中获得了社会性的本质力量，形成了改造世界的内在尺度。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可以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善于按照自然界的规律支配自然界，把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通过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类按照人的目的、需要去对自然进行人道的支配，要求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自然界；要求通过劳动建立起人与自然关系。从而把自然界改造成为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使自然客体发生恰好符合于主体目的、需要的变化，满足主体的人的需要。

2．尊重自然的外在尺度和自然规律人道的支配自然

马克思强调支配自然的人道性表明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不是无限度的、无条件的，而是有限度的。马克思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要求人类尊重自然的外在尺度和自然规律人道的支配自然。

为什么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的外在尺度和自然规律人道的支配自然?因为人的主体性是主观性与客观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即人的主体性是包含受动性在内的能动性。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必须要受客体的制约和限制。也正因为主体的活动具有受动性，才激发主体通过改造客体的能动活动来掌握客体并获取自由。马克思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因此，能动性以受动性为前提，改造客体、影响客体以受客体制约，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只有受动性而无能动性，那就根本不会有主体性；只有能动性而无受动性，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能动性，只能导致实践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导致实践活动的失败。

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必须尊重自然客体的外在尺度和自然规律“人道的占有自然”，自然的外在尺度是人的内在尺度的前提或极限。因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动机毕竟包含着人对自然限制的突破和超越。在自然的外在尺度范围内，人的行动才能不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超出自然的外在尺度的限制，人的内在尺度最终也不可能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支配自然界，决不是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以及站在自然界之外来支配自然那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脑髓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都在于我们胜过其他一切被造物，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因为人对自然界的支配不是在自然外面支配自然，而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通过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来支配，而且据此人会感觉到，而且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进而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只有尊重规律、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提高人类人道的支配自然的能力。所以马克思强调，只有当人行为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时候，人和自然之间才能达到和谐。否则就会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当代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产生，显然是人类未能正确处理好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不顾自然界对人的活动的先在性和客观制约性，不遵循自然界规律，无节制、无理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资源的结果。所以积极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和办法就成为人类的共同任务。

三、人道的支配自然以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实现共产主义为前提

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是同人的全面发展和变革生产关系紧密相关的。马克思认为只有借助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变革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道的支配自然的目标。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个特征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即“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当人作为自由劳动者出现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时候，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也达到前所未能的程度。“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自然从被崇拜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倒转过来，人才开始肆意破坏自然界，从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危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又破坏了农业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造成了环境的恶化，极大地危害了工人的健康。“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因此，马克思说：“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揭露和分析，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环境问题的根源是只考虑眼前利益和直接利益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生态问题的原因，生态问题只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方式所引起的，是与资本主义当今的主宰、统治自然分不开的。因此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更”。变革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消除劳动的异化，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途径。

2．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人道的支配自然

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预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人道的支配自然。

马克思认为：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要求不再损坏自然而是按照事物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来支配自然。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同时共产主义也是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自然界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变成完全属人的自然界，而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真正人道的支配自然。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实现了自然界的真正复活的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劳动量，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支配地位范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人道的支配自然；和谐社会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一思想的实质是一种人、自然与社会和谐思想。今天对马克思“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进行重新挖掘和梳理，对于我们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体现了自然的优先地位与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统一

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既肯定了自然的优先地位，又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充分体现了主体与客体、自然的优先地位与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统一。

1．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肯定了自然的优先地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充分肯定了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以及人类劳动实践所受的制约性。尽管在马克思看来，感性的世界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但是这个以社会为中介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在历史上先于一切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世界。因此承认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绝不能否认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自然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因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马克思这一思想不仅表达在早期的著作中，而且贯穿在后期的著作中。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没有自然界的先行的进化和发展的过程，就不会有人类的产生。同时人类要靠自然界而生活，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的来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的前提。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不仅仅是作为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出现，而且是作为独立的生命体，作为主体——客体而出现，对生命的追求是人与自然的共同的本质；人之所以能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不仅是由于物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而且由于物本身也像人同它发生关系那样同人发生关系。人类必须与自然进行人道的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自己生命的自然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人离不开自然，人类社会的财富也离不开自然，自然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源泉，是生产力的要素。“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开展劳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人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是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简言之，种种商品，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它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马克思正是从对自然界优先地位这一基本认识出发，要求我们人类对自然进行人道的支配。马克思强调支配自然的人道性，表明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的进行都必须以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为前提。

2．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强调人类支配自然的必要性，从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所谓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并从主体地位出发以各种方式掌握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功能特性，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它们之间结成一种主客体关系。因此“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本来就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既然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不言而喻，人是支配自然的主体，自然界则相对地处于客体地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渗透着一种人的主体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始终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但是马克思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讲人是主体，而是把社会实践作为考察历史主体的出发点。他认为，虽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他不单是一个自然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的人。人之成为主体，不是来自人的本能或人的自然属性，而是来自人的社会实践。主体是一个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人，即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现实的人”是实践的主体、认识的主体，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是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或人的生产劳动是人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变革自然，把自然变为人化的自然，并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活动。劳动是人用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本方式。“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劳动实践活动的成败得失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主体性和性质、大小及其发挥。人的主体性是人们在实践中改造、变革自然和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性。马克思认为，以实践为本质特征的主体性，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把外部自然纳入主体活动的范围，使自然这个“人的无机身体”变成“人的身体”，使自然两重化为自在自然和属人自然，并不断地变自在自然为属人自然。主体在实践中把部分自然纳入社会领域的同时，又在变革社会历史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状态。从社会实践去理解，这种主体性不是主观性，正如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一样，主体性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社会实践去理解，这种主体性不是直观性，它体现主体实践地变革事物的能动性、创造性。马克思既肯定自然的优先地位，又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表明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须人道的支配自然，以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近代以来工业社会的不人道的占有自然，业已造成了重大生态问题。这说明人类正确处理好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解决都与人的主体性有密切关系。人类要最终摆脱生存困境，必须确立科学合理的主体性原则，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人道的对待自然，人道的支配自然。

二、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体现了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对自然的人道的支配绝不是类似于主奴关系那样的绝对的占有自然，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合理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体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主体化的统一；是人的内在尺度和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即要在尊重自然的外在尺度前提下实现人的内在尺度。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我们人类主体在如何把握改造自然客体的程度上指明了方向。

1．按照人的内在尺度人道的支配自然

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的思想不仅强调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更强调从人的主体性地位出发，通过劳动实践按照人的内在尺度人道的支配自然。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就是把主体性作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并从主体人的内在尺度出发，以主体的方式来对待和把握世界，使世界按照人的方式存在。

马克思认为，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主体的人出发，依照主体的本性、目的和需要行动，即按照人的内在尺度去人道的支配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对象性关系。人类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能动性的人的存在物，是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具有社会性的特殊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区别于自然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他从对自然的改造中获得了社会性的本质力量，形成了改造世界的内在尺度。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可以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善于按照自然界的规律支配自然界，把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通过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类按照人的目的、需要去对自然进行人道的支配，要求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自然界；要求通过劳动建立起人与自然关系。从而把自然界改造成为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使自然客体发生恰好符合于主体目的、需要的变化，满足主体的人的需要。

2．尊重自然的外在尺度和自然规律人道的支配自然

马克思强调支配自然的人道性表明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不是无限度的、无条件的，而是有限度的。马克思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要求人类尊重自然的外在尺度和自然规律人道的支配自然。为什么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的外在尺度和自然规律人道的支配自然?因为人的主体性是主观性与客观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即人的主体性是包含受动性在内的能动性。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必须要受客体的制约和限制。也正因为主体的活动具有受动性，才激发主体通过改造客体的能动活动来掌握客体并获取自由。马克思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因此，能动性以受动性为前提，改造客体、影响客体以受客体制约，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只有受动性而无能动性，那就根本不会有主体性；只有能动性而无受动性，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能动性，只能导致实践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导致实践活动的失败。

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必须尊重自然客体的外在尺度和自然规律“人道的占有自然”，自然的外在尺度是人的内在尺度的前提或极限。因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动机毕竟包含着人对自然限制的突破和超越。在自然的外在尺度范围内，人的行动才能不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超出自然的外在尺度的限制，人的内在尺度最终也不可能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支配自然界，决不是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以及站在自然界之外来支配自然那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脑髓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都在于我们胜过其他一切被造物，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因为人对自然界的支配不是在自然外面支配自然，而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通过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来支配，而且据此人会感觉到，而且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进而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只有尊重规律、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提高人类人道的支配自然的能力。所以马克思强调，只有当人行为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时候，人和自然之间才能达到和谐。否则就会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当代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产生，显然是人类未能正确处理好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不顾自然界对人的活动的先在性和客观制约性，不遵循自然界规律，无节制、无理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资源的结果。所以积极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和办法就成为人类的共同任务。

三、人道的支配自然以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实现共产主义为前提

马克思关于人道的支配自然思想是同人的全面发展和变革生产关系紧密相关的。马克思认为只有借助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变革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道的支配自然的目标。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个特征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即“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当人作为自由劳动者出现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时候，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也达到前所未能的程度。“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自然从被崇拜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倒转过来，人才开始肆意破坏自然界，从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危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又破坏了农业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造成了环境的恶化，极大地危害了工人的健康。“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因此，马克思说：“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揭露和分析，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环境问题的根源是只考虑眼前利益和直接利益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生态问题的原因，生态问题只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方式所引起的，是与资本主义当今的主宰、统治自然分不开的。因此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更”。变革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消除劳动的异化，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途径。

2．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人道的支配自然

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预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人道的支配自然。

马克思认为：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要求不再损坏自然而是按照事物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来支配自然。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同时共产主义也是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自然界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变成完全属人的自然界，而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真正人道的支配自然。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实现了自然界的真正复活的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劳动量，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