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犯罪范文10篇

渎职犯罪范文篇1

主题词：渎职犯罪原因预防

渎职罪是一种特殊主体的犯罪，根据新刑法的规定，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过去有人把渎职罪称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罪”，这是因为此类犯罪的主体都是政府官员，他们的渎职行为从不同的方面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政府官员一旦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势必削弱国家职能，破坏政府形象，直接影响国家管理活动，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反抗心理，这与所谓来自外部的，独立的个人反抗统治阶级的其他犯罪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尽管国家的性质有所不同，渎职犯罪在各国的刑法典中都得到相当的重视。我国的新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对渎职罪作了较大的修改，完善了刑法对渎职罪的规定，加大了对渎职罪惩治的力度，这对贯彻依法治国，从严治吏，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渎职罪原因探析

（一）渎职犯罪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而封建社会对官员的选拔制度是“跃龙门”式的科考制，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下，由于对身份和地位的极度崇尚，多数人通过各种途径“跃龙门”，一旦获得一官半职，便利用所获得的特权进行各种“活动”。权力、金钱居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只经历了短暂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对作为资本主义所具有、提倡的许多先进的内容却没有成熟的吸收。可以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不完全进化。我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不完全进化的背景下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因此，官僚主义的腐朽思想及钱、权这两个封建等级社会所极度崇尚的东西被现今社会的多数人所“继承”下来。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则表现为对权力的崇拜和对金钱的贪婪，这种“利欲熏心”的官僚主义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公职人员目无法律，走向渎职犯罪道路，2004年5月11日，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对阜阳市工商局颖泉分局周棚工商所副所长白啟祥、李亭君立案侦查，7月24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查，2003年8月，周棚办事处居民张伟林夫妇的女婴在食用“绿元”牌奶粉后，患营养不良综合征死亡。12月28日白啟祥、李亭君在明知张伟林要求追究张俊田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对此事进行调解，并接受张俊田的吃请，白啟祥还接受了张俊田的贿赂1000元。此后，白、李二人对劣质奶粉一事不查处、不移交，也未向上级汇报。2004年4月劣质奶粉事件被披露后，白将贿赂款退回，并与李指使该工商所会计胡某伪造了法律文书，以掩盖事实。从此案来看，涉案犯罪人员都是具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体制弊端是渎职犯罪产生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展开了对城乡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改革为我们的党和社会增加了活力，但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两种体制在发挥有效作用的同时，其缺陷也叠加在一起，使得有的人钻管理的漏洞，抓住时机，混水摸鱼。而在经济生活中，由于政企分开无法解除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经济权力化、权力经济化，权力与经济互相转化的现象还相当严重的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一些不正之风便成为渎职犯罪的温床，在这中情况下，政府批文、领导的签字等都有可能成为商品。因此，某些公职人员便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有为了获得批件、批文的人进行权钱交易。在这里，权和钱发生了共振的效应，从客观上为渎职犯罪提供了可能。

另外，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的权力配置存在着弊端。首先是权力过于集中。这是我国政党领导体制中的传统弊病。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的领导，过分集中的权力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公用的可能，膨胀了个人意志。其次，权力在使用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当权力过度集中而有失控或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会处于无压的情形下，从而使掌握权力的人随意使用手中的权力；而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常常丧失原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所以说，权力越大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中则是相反，即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越弱，使得有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再次，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力度不足。这里说的权利是指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权。然而，在我国，监督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对其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的保障也不够，对公职人员的各项权力遏制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使得某些公务人员无视群众的抨击。而权力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必然会造成滥用的后果。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迎春灯展特大伤亡事故案中，原密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孙勇、原密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政委陈百年在负责迎春灯展现场云虹桥（亦称彩虹桥）安全保卫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制定相应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随意安排上岗时间。尤其是对2月5日元宵节的灯展值勤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没有及时派出警力值勤，当日晚在观灯游人骤增的情况下，因桥两端没有值勤民警采取疏导控制措施，致使秩序混乱，人流密度过大，部分游人在桥西侧跌倒后相互挤压，造成37人死亡、37人受伤的特大伤亡事故。孙勇、陈百年，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无视国家法律，在履行安全保卫职责时，不认真履行职责，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三）法律制度的滞后和不健全是渎职犯罪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虽然在某些封建王朝的某些时期也曾较为注重法律的作用，但其所谓的“法治”仍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直到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法律制度仍处于极不完善的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立法活动才真正的步入正轨。近年来我国虽每年都有不少新法律、法规、制度出台，但法律制度建设在飞速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仍是显得滞后，与渎职活动有关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也不例外。一是行政管理和其他公共事务管理法律制度不完善，公职人员在履行渎职时主观性强，随意性强，缺乏明显的规范，使某些公职人员利用这些漏洞谋私利己，钻法律的空子。二是惩治渎职犯罪的刑事法律不够周密，远不能够适应渎职犯罪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形势。一些渎职犯罪分子们仍逍遥法外。三是有关打击和预防渎职犯罪的法律保障不足，尤其是预防渎职犯罪，迄今为止未见有一部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这直接导致了预防渎职犯罪无法可依，无法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预防渎职犯罪体系。四是民主监督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虽有一些法律制度有关于群众监督的零散规定，但迄今也是没有一部关于民主监督的法律法规。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缺乏科学的、具有足够透明度的、真正体现民意的、对人民负责的法律制度保证，使民主监督无法落实。另外，我国长期以来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往往使司法不能真正的独立依照法律对渎职犯罪人作出公正的判决，这使很大一部分有腐败思想的公职人员心存侥幸，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腐败思想的蔓延。

（四）公职人员个人素质低劣是渎职犯罪的主观原因。在现今在职的公职人员中有较大一部分素质较差。首先是个人品质和政治素质低。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公职人员个人品质好，秉性忠直，不谋私利，任劳任怨，对于外界的各种诱惑能够自觉的抵制，在处理问题时能够秉公执法，在对待工作时能够认真负责，即使身处滋生渎职犯罪的土壤中仍能将腐败拒之门外。反观凡是参与渎职犯罪的人员，由于缺乏传统革命思想的教化，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的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往往对名利的追求过于苛刻，不能够严格自律，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极易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注意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使人生观、世界观产生错位，价值观扭曲，把手中的权力当作捞取金钱的工具，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把工作的原则和规范抛之脑后，无视公正，最终走向了渎职犯罪的道路。其次是部分公职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渎职犯罪的人员大多数都是没有树立起牢固的法律观念，对法律、规章、制度缺乏足够的学习、认识和理解。因此，其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的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有很多一部分人往往会认为其在工作中不会出现问题，不会犯错误，就是出现违法违纪的情况后，仍然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在这种心态支配之下，往往其对工作便会缺乏高标准和严格要求，不能兢兢业业的对待每一项工作。2004年6月4日至18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对省体彩管理中心主任贾安庆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对省体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永民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对西安市体彩管理中心主任樊宏、省体育发行中心吴燕华、田伟东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新城区公证处公证员董萍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对碑林区公证处主任万元模和公证员李群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通过进一步深挖，还查明了涉嫌诈骗的体育承销人杨永明向贾安庆、张永民、樊宏、吴燕华、田伟东等人行贿40余万元的案情。

（五）家庭因素对渎职犯罪的影响。家庭是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社会微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家庭风气对于社会风气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倡导反腐倡廉的今天，家庭因素对渎职犯罪的发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犯罪学普遍认为家庭对犯罪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影响。渎职犯罪人员大多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有的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常会提出不恰当的要求，而这些渎职犯罪人员对于这些不恰当要求会产生趋同心理。有的领导干部在单位一言九鼎，盛气凌人，可一进家门就成了“妻管严”，经“枕边风”一吹，就将国法、党纪吹到脑后。有的则是因为子女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而逼迫其利用手中权力去谋取私利以满足他们的“改善”生活的要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麻木不仁，使得这些公职人员失去了避免犯罪的最佳时机。有的公职人员在产生以权谋私心理甚至已经初步开始进行犯罪活动的时候，由于缺少家庭成员的及时提醒，使大多数渎职犯罪者错过预防形成犯罪的机会，使“开小差”的想法变为犯罪，小错酿成大错。

（六）渎职犯罪产生的其他原因。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社会上长期存在着分配不公，这也是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的人不付出任何劳动或付出很少劳动就可以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而有的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却几乎与这些人不成比例，这种生活条件的差距极易使公职人员产生内心的一种不平衡感，进而促成了一种攀比的心理行为。当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工资收入来满足这种攀比心理的时候，必然会出卖手中的权力，通过出卖权力来获得他人已有的现代化生活设施。这种出卖权力的行为表现则是出卖国家法律、贪赃枉法、私放罪犯、出卖国家机密等行为。贪污、受贿、行贿、挪用等渎职犯罪便由此而生。而权力一旦成为交换或掠夺的手段，就必然会形成腐败，权力的腐败又继续制造着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如此恶性循环，诱发了层出不穷的渎职犯罪活动。

还有个因素就是长期的闭关自守，客观上使公职人员的思想较为单纯，在对外开放之后，人们的视野之间宽阔起来，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生活打破了公职人员的心理平衡，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对部分人产生了巨大的诱惑。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对传统的价值理念产生了冲击。许多公职人员由于对高水平生活的盲目崇拜和向往，最终没能经得住诱惑，形成渎职犯罪。另外，由于改革开放，对于国外的一些体制和制度的引入，在一段时期内与我国的固有体制和制度产生矛盾摩擦，容易造成一些漏洞，为渎职犯罪的进行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渎职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高发的渎职犯罪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权力的腐败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引发、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权力的腐败刺激的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冲突，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破坏了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损害了健康的社会经济机制。另外，权力腐败助长了腐败没落思想，使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失去信心，并产生了对党的领导执政的不信任。所以说，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从根本上要消灭以渎职犯罪为代表的腐败行为，而要根除渎职犯罪，就必须重视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

预防是治理的最好手段。这是从古至今所共识的。在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对预防的重要性有所阐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国外的思想家对此同样也有着类似的言论。孟德斯鸠说：“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风格，多于试用刑罚。”。柏拉图、边沁、马克思等思想家同样支持并主张此种观点。因为预防可以把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既挽救了犯罪者本人，又保护了他人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由此可见，预防是解决渎职犯罪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应当把预防工作放在解决渎职犯罪工作的首位。能否有效的利用各种手段做好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政府形象。

（一）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强化对权力的制约，而对权力制约的最好方法就是将权力分解。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渎职犯罪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失控，这是制度、机制的问题。中外的历史实践证明：现代化建设是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过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是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它要求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但这并不是说经济的现代化可以在价值上压倒一切，如果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就很可能成为腐败分子挥霍的对象。近些年来，我国的政府围绕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进行了以放权为主的体制改革，但传统的权力结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权力的配置方式只是从上级的集权转移到下级，没有解决好权力集中与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许多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小集体、小单位甚至是个人的集权。权力的配置应该是平衡的、多方相互制约的。合理的权力体制应当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下的。实践证明：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权力腐败而发生，通常呈反比例的关系。尽管民主政治不能做到将腐败绝对根除，但确实可以起到减少腐败发生和控制腐败规模的作用。这种民主政治主要是将国家权力尽可能的分配到每个部门，避免权力的滞留集中。但在对各部门进行权力配置的时候，又不能使某种权力完全的、毫无限制的交付某部门，这里面还应当存在别个权力或是检察监督部门的制约。权力主管部门是权力的代行使者，而不是拥有者。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通过体制的改革来改善权力集中的弊病，首先就要在体制的建设上有所创新，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并保证其有效的运作。

同志曾指出：“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好的体制，可以有效的预防和遏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前文说过民主政治与腐败呈反比例，而将权力进行分解无疑会增加使用权力的民主化，权力集中是渎职犯罪的根源，而当权力有效分解之后，必将会增加渎职犯罪实施的难度，提高承担制裁后果的风险，从而减少其犯罪所得，由此则能够阻遏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动机的产生，或动摇、打消犯罪分子实施渎职犯罪的念头，遏止、防范渎职犯罪的实施。但在对权力分解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效率的问题。权力的集中能够保证较高的工作效率，虽然在权力分解的情况下，渎职犯罪不容易发生、得逞，但是由于权力较为分散，可能会使工作效率有所下降，同时权力分解之后，被分解的权力可能成为实施犯罪的潜在因素，某些权力由多个人或部门享有、行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一旦发生渎职犯罪则极有可能牵涉面比较宽，综合危害加大，预防渎职犯罪是要从根本上去消除渎职犯罪，更主要的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现代化建设要求高效率。因此，在分解权力的时候，应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做到制度和发展的同步，减少或避免因权力分解而带来的在工作中降低效率的情况。

（二）强化思想教育建设。

同志在1993年8月21日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惩治腐败，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体制，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提高抵制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提高模范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他在1995年1月23日的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又提出：“强调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同打击和惩处违法犯罪，加强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必须把打击和预防结合起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就是一项很重要的预防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03年2月19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继续下大气力惩处腐败的同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更好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服务。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进行渎职犯罪的公职人员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的，逐步滑向腐败的深渊。因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渎职犯罪的建设，在思想上筑起预防渎职犯罪的坚固堤坝，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提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著名论述，放在现在讲就是要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坚守党性，坚持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近几年，全党都在致力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和学习当中。这充分表明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充分的认识到思想政治建设对反腐败的重要性。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是教育，只有通过对公职人员进行全面的，经常的教育，真正的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干部读物的建设才能越搞越好。对公职人员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牢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的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同时还应组织进行革命传统学习，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继承艰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思想教育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效力，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要把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以及新闻单位、文化艺术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纵横交错的思想教育网络。还应注意一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对公职人员进行，还应面向全社会，鼓励全社会学习好的思想作风，继承优秀的思想传统，帮助人民群众树立健康的思想观念，从而牢固的筑起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加强法制建设。

早在198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提出要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廉政建设。1993年同志指出：“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对要修改的，要抓紧时间修改、完善，要根据新的情况，尽快的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制建设可以说是预防渎职犯罪工作的保障性工作，而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从立法上使应对渎职犯罪有法可依，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现阶段产生的渎职犯罪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长期我国法律的滞后性，钻法律的漏洞，打“擦边球”。其次就是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不依，法律就失去了效用，而要做到有法必依就要求法律的普及，应当鼓励公职人员乃至全社会参与对法律的学习、了解、认识、掌握，使法律制度真正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执法是要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提高渎职犯罪的必捉率，必受惩罚的几率，还要求有适当的力度，而在渎职犯罪的高发时期，就应当加大对其打击惩处的力度。预防与打击并不矛盾冲突，无论是预防还是打击，最终的目标都是遏止和根除渎职犯罪。打击或者说刑罚是刑法的内容，其本质不在报应，而是维护社会生存的自卫手段，是防范性的。预防是打击的目的，打击是预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预防的一种手段。打击惩处可以使渎职犯罪分子承受违法犯罪的刑罚，也可以起威慑性作用，使未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职人员有所顾忌。要对渎职犯罪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就要坚决的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罚代法。这就必须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渎职犯罪的工作机制。

（四）重视培养、加强监督的力量。

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往往监督程度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的发展成熟于否。虽然我们党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不少党内监督的经验，但监督体制还是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而要搞好监督，我认为首先要从公职人员的内部监督着手，这要求通过民主集中制，加强公职人员队伍的组织生活制度；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作用；要扩大监督部门的权限，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之能够相对独立的行使监察权；培养高素质的监察队伍；要真正的保障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确便于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的方法和内容；使社会舆论力量充分发挥“眼睛”的作用，增加权力活动的透明度。

（五）关于加强市场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建设。

预防渎职犯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发展经济，落实经济制度建设同样对预防渎职犯罪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好的经济条件对社会的文明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古人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的学者提出“高薪养廉”。笔者认为这不是预防渎职犯罪的好办法，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但由于事实上存在分配不公，在短时期内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先富者与后富者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经济能力差距，“高薪”虽然能提高公职人员的生活水平，但公职人员由于其工作性质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高薪”很有可能会刺激公职人员对金钱的更进一步崇拜，由权向钱发生转变，未必能达到“养廉”的目的。最切实际的方法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分配制度的合理操作，尽可能的避免分配不公，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获得，以消除由于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净化有可能滋生渎职犯罪的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诸多预防渎职犯罪的方法并不是互相独立，相反，几种方法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应该同时进行，而放松其中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可能使预防工作出现瓶颈，使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走入“死胡同”，在实际工作中，有机统一的做法尤为重要。

总之，预防渎职犯罪是适应新时期的反腐败工作的需要的，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需要的，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热烈欢迎。其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所有的机关、部门、个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预防渎职犯罪，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遏止渎职犯罪的蔓延，努力避免渎职犯罪的发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预防渎职犯罪工作手册》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犯罪预防厅编

[2]冯树梁，《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

[3]柳希春，《预防职务犯罪：反腐败的理性选择》

[4]唐磊，《犯罪学》

[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

渎职犯罪范文篇2

主题词：渎职犯罪原因预防

渎职罪是一种特殊主体的犯罪，根据新刑法的规定，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过去有人把渎职罪称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罪”，这是因为此类犯罪的主体都是政府官员，他们的渎职行为从不同的方面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政府官员一旦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势必削弱国家职能，破坏政府形象，直接影响国家管理活动，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反抗心理，这与所谓来自外部的，独立的个人反抗统治阶级的其他犯罪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尽管国家的性质有所不同，渎职犯罪在各国的刑法典中都得到相当的重视。我国的新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对渎职罪作了较大的修改，完善了刑法对渎职罪的规定，加大了对渎职罪惩治的力度，这对贯彻依法治国，从严治吏，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渎职罪原因探析

（一）渎职犯罪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而封建社会对官员的选拔制度是“跃龙门”式的科考制，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下，由于对身份和地位的极度崇尚，多数人通过各种途径“跃龙门”，一旦获得一官半职，便利用所获得的特权进行各种“活动”。权力、金钱居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只经历了短暂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对作为资本主义所具有、提倡的许多先进的内容却没有成熟的吸收。可以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不完全进化。我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不完全进化的背景下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因此，官僚主义的腐朽思想及钱、权这两个封建等级社会所极度崇尚的东西被现今社会的多数人所“继承”下来。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则表现为对权力的崇拜和对金钱的贪婪，这种“利欲熏心”的官僚主义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公职人员目无法律，走向渎职犯罪道路，2004年5月11日，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对阜阳市工商局颖泉分局周棚工商所副所长白啟祥、李亭君立案侦查，7月24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查，2003年8月，周棚办事处居民张伟林夫妇的女婴在食用“绿元”牌奶粉后，患营养不良综合征死亡。12月28日白啟祥、李亭君在明知张伟林要求追究张俊田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对此事进行调解，并接受张俊田的吃请，白啟祥还接受了张俊田的贿赂1000元。此后，白、李二人对劣质奶粉一事不查处、不移交，也未向上级汇报。2004年4月劣质奶粉事件被披露后，白将贿赂款退回，并与李指使该工商所会计胡某伪造了法律文书，以掩盖事实。从此案来看，涉案犯罪人员都是具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体制弊端是渎职犯罪产生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展开了对城乡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改革为我们的党和社会增加了活力，但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两种体制在发挥有效作用的同时，其缺陷也叠加在一起，使得有的人钻管理的漏洞，抓住时机，混水摸鱼。而在经济生活中，由于政企分开无法解除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经济权力化、权力经济化，权力与经济互相转化的现象还相当严重的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一些不正之风便成为渎职犯罪的温床，在这中情况下，政府批文、领导的签字等都有可能成为商品。因此，某些公职人员便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有为了获得批件、批文的人进行权钱交易。在这里，权和钱发生了共振的效应，从客观上为渎职犯罪提供了可能。

另外，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的权力配置存在着弊端。首先是权力过于集中。这是我国政党领导体制中的传统弊病。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的领导，过分集中的权力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公用的可能，膨胀了个人意志。其次，权力在使用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当权力过度集中而有失控或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会处于无压的情形下，从而使掌握权力的人随意使用手中的权力；而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常常丧失原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所以说，权力越大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中则是相反，即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越弱，使得有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再次，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力度不足。这里说的权利是指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权。然而，在我国，监督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对其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的保障也不够，对公职人员的各项权力遏制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使得某些公务人员无视群众的抨击。而权力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必然会造成滥用的后果。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迎春灯展特大伤亡事故案中，原密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孙勇、原密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政委陈百年在负责迎春灯展现场云虹桥（亦称彩虹桥）安全保卫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制定相应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随意安排上岗时间。尤其是对2月5日元宵节的灯展值勤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没有及时派出警力值勤，当日晚在观灯游人骤增的情况下，因桥两端没有值勤民警采取疏导控制措施，致使秩序混乱，人流密度过大，部分游人在桥西侧跌倒后相互挤压，造成37人死亡、37人受伤的特大伤亡事故。孙勇、陈百年，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无视国家法律，在履行安全保卫职责时，不认真履行职责，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三）法律制度的滞后和不健全是渎职犯罪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虽然在某些封建王朝的某些时期也曾较为注重法律的作用，但其所谓的“法治”仍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直到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法律制度仍处于极不完善的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立法活动才真正的步入正轨。近年来我国虽每年都有不少新法律、法规、制度出台，但法律制度建设在飞速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仍是显得滞后，与渎职活动有关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也不例外。一是行政管理和其他公共事务管理法律制度不完善，公职人员在履行渎职时主观性强，随意性强，缺乏明显的规范，使某些公职人员利用这些漏洞谋私利己，钻法律的空子。二是惩治渎职犯罪的刑事法律不够周密，远不能够适应渎职犯罪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形势。一些渎职犯罪分子们仍逍遥法外。三是有关打击和预防渎职犯罪的法律保障不足，尤其是预防渎职犯罪，迄今为止未见有一部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这直接导致了预防渎职犯罪无法可依，无法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预防渎职犯罪体系。四是民主监督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虽有一些法律制度有关于群众监督的零散规定，但迄今也是没有一部关于民主监督的法律法规。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缺乏科学的、具有足够透明度的、真正体现民意的、对人民负责的法律制度保证，使民主监督无法落实。另外，我国长期以来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往往使司法不能真正的独立依照法律对渎职犯罪人作出公正的判决，这使很大一部分有腐败思想的公职人员心存侥幸，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腐败思想的蔓延。

（四）公职人员个人素质低劣是渎职犯罪的主观原因。在现今在职的公职人员中有较大一部分素质较差。首先是个人品质和政治素质低。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公职人员个人品质好，秉性忠直，不谋私利，任劳任怨，对于外界的各种诱惑能够自觉的抵制，在处理问题时能够秉公执法，在对待工作时能够认真负责，即使身处滋生渎职犯罪的土壤中仍能将腐败拒之门外。反观凡是参与渎职犯罪的人员，由于缺乏传统革命思想的教化，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的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往往对名利的追求过于苛刻，不能够严格自律，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极易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注意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使人生观、世界观产生错位，价值观扭曲，把手中的权力当作捞取金钱的工具，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把工作的原则和规范抛之脑后，无视公正，最终走向了渎职犯罪的道路。其次是部分公职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渎职犯罪的人员大多数都是没有树立起牢固的法律观念，对法律、规章、制度缺乏足够的学习、认识和理解。因此，其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的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有很多一部分人往往会认为其在工作中不会出现问题，不会犯错误，就是出现违法违纪的情况后，仍然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在这种心态支配之下，往往其对工作便会缺乏高标准和严格要求，不能兢兢业业的对待每一项工作。2004年6月4日至18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对省体彩管理中心主任贾安庆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对省体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永民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对西安市体彩管理中心主任樊宏、省体育发行中心吴燕华、田伟东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新城区公证处公证员董萍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对碑林区公证处主任万元模和公证员李群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通过进一步深挖，还查明了涉嫌诈骗的体育承销人杨永明向贾安庆、张永民、樊宏、吴燕华、田伟东等人行贿40余万元的案情。

（五）家庭因素对渎职犯罪的影响。家庭是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社会微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家庭风气对于社会风气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倡导反腐倡廉的今天，家庭因素对渎职犯罪的发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犯罪学普遍认为家庭对犯罪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影响。渎职犯罪人员大多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有的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常会提出不恰当的要求，而这些渎职犯罪人员对于这些不恰当要求会产生趋同心理。有的领导干部在单位一言九鼎，盛气凌人，可一进家门就成了“妻管严”，经“枕边风”一吹，就将国法、党纪吹到脑后。有的则是因为子女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而逼迫其利用手中权力去谋取私利以满足他们的“改善”生活的要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麻木不仁，使得这些公职人员失去了避免犯罪的最佳时机。有的公职人员在产生以权谋私心理甚至已经初步开始进行犯罪活动的时候，由于缺少家庭成员的及时提醒，使大多数渎职犯罪者错过预防形成犯罪的机会，使“开小差”的想法变为犯罪，小错酿成大错。

（六）渎职犯罪产生的其他原因。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社会上长期存在着分配不公，这也是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的人不付出任何劳动或付出很少劳动就可以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而有的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却几乎与这些人不成比例，这种生活条件的差距极易使公职人员产生内心的一种不平衡感，进而促成了一种攀比的心理行为。当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工资收入来满足这种攀比心理的时候，必然会出卖手中的权力，通过出卖权力来获得他人已有的现代化生活设施。这种出卖权力的行为表现则是出卖国家法律、贪赃枉法、私放罪犯、出卖国家机密等行为。贪污、受贿、行贿、挪用等渎职犯罪便由此而生。而权力一旦成为交换或掠夺的手段，就必然会形成腐败，权力的腐败又继续制造着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如此恶性循环，诱发了层出不穷的渎职犯罪活动。

还有个因素就是长期的闭关自守，客观上使公职人员的思想较为单纯，在对外开放之后，人们的视野之间宽阔起来，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生活打破了公职人员的心理平衡，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对部分人产生了巨大的诱惑。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对传统的价值理念产生了冲击。许多公职人员由于对高水平生活的盲目崇拜和向往，最终没能经得住诱惑，形成渎职犯罪。另外，由于改革开放，对于国外的一些体制和制度的引入，在一段时期内与我国的固有体制和制度产生矛盾摩擦，容易造成一些漏洞，为渎职犯罪的进行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渎职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高发的渎职犯罪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权力的腐败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引发、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权力的腐败刺激的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冲突，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破坏了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损害了健康的社会经济机制。另外，权力腐败助长了腐败没落思想，使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失去信心，并产生了对党的领导执政的不信任。所以说，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从根本上要消灭以渎职犯罪为代表的腐败行为，而要根除渎职犯罪，就必须重视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

预防是治理的最好手段。这是从古至今所共识的。在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对预防的重要性有所阐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国外的思想家对此同样也有着类似的言论。孟德斯鸠说：“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风格，多于试用刑罚。”。柏拉图、边沁、马克思等思想家同样支持并主张此种观点。因为预防可以把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既挽救了犯罪者本人，又保护了他人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由此可见，预防是解决渎职犯罪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应当把预防工作放在解决渎职犯罪工作的首位。能否有效的利用各种手段做好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政府形象。

（一）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强化对权力的制约，而对权力制约的最好方法就是将权力分解。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渎职犯罪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失控，这是制度、机制的问题。中外的历史实践证明：现代化建设是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过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是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它要求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但这并不是说经济的现代化可以在价值上压倒一切，如果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就很可能成为腐败分子挥霍的对象。近些年来，我国的政府围绕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进行了以放权为主的体制改革，但传统的权力结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权力的配置方式只是从上级的集权转移到下级，没有解决好权力集中与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许多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小集体、小单位甚至是个人的集权。权力的配置应该是平衡的、多方相互制约的。合理的权力体制应当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下的。实践证明：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权力腐败而发生，通常呈反比例的关系。尽管民主政治不能做到将腐败绝对根除，但确实可以起到减少腐败发生和控制腐败规模的作用。这种民主政治主要是将国家权力尽可能的分配到每个部门，避免权力的滞留集中。但在对各部门进行权力配置的时候，又不能使某种权力完全的、毫无限制的交付某部门，这里面还应当存在别个权力或是检察监督部门的制约。权力主管部门是权力的代行使者，而不是拥有者。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通过体制的改革来改善权力集中的弊病，首先就要在体制的建设上有所创新，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并保证其有效的运作。

同志曾指出：“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好的体制，可以有效的预防和遏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前文说过民主政治与腐败呈反比例，而将权力进行分解无疑会增加使用权力的民主化，权力集中是渎职犯罪的根源，而当权力有效分解之后，必将会增加渎职犯罪实施的难度，提高承担制裁后果的风险，从而减少其犯罪所得，由此则能够阻遏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动机的产生，或动摇、打消犯罪分子实施渎职犯罪的念头，遏止、防范渎职犯罪的实施。但在对权力分解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效率的问题。权力的集中能够保证较高的工作效率，虽然在权力分解的情况下，渎职犯罪不容易发生、得逞，但是由于权力较为分散，可能会使工作效率有所下降，同时权力分解之后，被分解的权力可能成为实施犯罪的潜在因素，某些权力由多个人或部门享有、行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一旦发生渎职犯罪则极有可能牵涉面比较宽，综合危害加大，预防渎职犯罪是要从根本上去消除渎职犯罪，更主要的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现代化建设要求高效率。因此，在分解权力的时候，应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做到制度和发展的同步，减少或避免因权力分解而带来的在工作中降低效率的情况。

（二）强化思想教育建设。

同志在1993年8月21日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惩治腐败，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体制，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提高抵制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提高模范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他在1995年1月23日的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又提出：“强调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同打击和惩处违法犯罪，加强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必须把打击和预防结合起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就是一项很重要的预防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03年2月19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继续下大气力惩处腐败的同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更好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服务。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进行渎职犯罪的公职人员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的，逐步滑向腐败的深渊。因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渎职犯罪的建设，在思想上筑起预防渎职犯罪的坚固堤坝，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提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著名论述，放在现在讲就是要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坚守党性，坚持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近几年，全党都在致力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和学习当中。这充分表明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充分的认识到思想政治建设对反腐败的重要性。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是教育，只有通过对公职人员进行全面的，经常的教育，真正的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干部读物的建设才能越搞越好。对公职人员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牢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的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同时还应组织进行革命传统学习，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继承艰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思想教育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效力，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要把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以及新闻单位、文化艺术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纵横交错的思想教育网络。还应注意一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对公职人员进行，还应面向全社会，鼓励全社会学习好的思想作风，继承优秀的思想传统，帮助人民群众树立健康的思想观念，从而牢固的筑起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加强法制建设。

早在198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提出要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廉政建设。1993年同志指出：“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对要修改的，要抓紧时间修改、完善，要根据新的情况，尽快的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制建设可以说是预防渎职犯罪工作的保障性工作，而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从立法上使应对渎职犯罪有法可依，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现阶段产生的渎职犯罪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长期我国法律的滞后性，钻法律的漏洞，打“擦边球”。其次就是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不依，法律就失去了效用，而要做到有法必依就要求法律的普及，应当鼓励公职人员乃至全社会参与对法律的学习、了解、认识、掌握，使法律制度真正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执法是要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提高渎职犯罪的必捉率，必受惩罚的几率，还要求有适当的力度，而在渎职犯罪的高发时期，就应当加大对其打击惩处的力度。预防与打击并不矛盾冲突，无论是预防还是打击，最终的目标都是遏止和根除渎职犯罪。打击或者说刑罚是刑法的内容，其本质不在报应，而是维护社会生存的自卫手段，是防范性的。预防是打击的目的，打击是预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预防的一种手段。打击惩处可以使渎职犯罪分子承受违法犯罪的刑罚，也可以起威慑性作用，使未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职人员有所顾忌。要对渎职犯罪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就要坚决的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罚代法。这就必须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渎职犯罪的工作机制。

（四）重视培养、加强监督的力量。

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往往监督程度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的发展成熟于否。虽然我们党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不少党内监督的经验，但监督体制还是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而要搞好监督，我认为首先要从公职人员的内部监督着手，这要求通过民主集中制，加强公职人员队伍的组织生活制度；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作用；要扩大监督部门的权限，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之能够相对独立的行使监察权；培养高素质的监察队伍；要真正的保障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确便于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的方法和内容；使社会舆论力量充分发挥“眼睛”的作用，增加权力活动的透明度。

（五）关于加强市场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建设。

预防渎职犯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发展经济，落实经济制度建设同样对预防渎职犯罪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好的经济条件对社会的文明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古人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的学者提出“高薪养廉”。笔者认为这不是预防渎职犯罪的好办法，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但由于事实上存在分配不公，在短时期内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先富者与后富者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经济能力差距，“高薪”虽然能提高公职人员的生活水平，但公职人员由于其工作性质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高薪”很有可能会刺激公职人员对金钱的更进一步崇拜，由权向钱发生转变，未必能达到“养廉”的目的。最切实际的方法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分配制度的合理操作，尽可能的避免分配不公，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获得，以消除由于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净化有可能滋生渎职犯罪的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诸多预防渎职犯罪的方法并不是互相独立，相反，几种方法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应该同时进行，而放松其中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可能使预防工作出现瓶颈，使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走入“死胡同”，在实际工作中，有机统一的做法尤为重要。

总之，预防渎职犯罪是适应新时期的反腐败工作的需要的，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需要的，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热烈欢迎。其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所有的机关、部门、个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预防渎职犯罪，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遏止渎职犯罪的蔓延，努力避免渎职犯罪的发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预防渎职犯罪工作手册》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犯罪预防厅编

[2]冯树梁，《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

[3]柳希春，《预防职务犯罪：反腐败的理性选择》

[4]唐磊，《犯罪学》

[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

渎职犯罪范文篇3

关键词:节能减排;渎职犯罪;江夏区;思考和建议

当前，随着国家对节能减排工作的日趋重视，辖区政府节能专项资金投入不断加大，2009年至2012年期间，武汉市江夏区共安排73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奖励节能技术改造和节能技术推广，取得显著成效。与此同时，该领域渎职犯罪时有发生，严重影响节能资金效能的发挥，同时损害了政府廉洁形象。今年以来，开展查处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专项行动，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共查办渎职犯罪案件线索4件，立案侦查2人(副处级1人)，涉案金额达104万元。

一、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案件普遍存在人情、关系因素查办的4件渎职犯罪线索，其徇私的“套路”基本相同。负责立项审核的工作人员和申报人开始互不认识，后经关系人以走访、参观为名从中予以介绍熟悉，接受相关企业的宴请。在推杯置盏之间，关系人和申报人请求工作人员给予“照顾”。同时，关系人普遍与节能工作有牵连，其中三起申报经发改委主要领导打招呼。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起审批，伪造项目套取专项资金的目的为企业套取资金，而是用于弥补发改委下“两型办”经费的不足。(二)犯罪涉案金额较大，且逐年呈快速增长趋势在查办的四件渎职犯罪线索中，涉案的单笔专项资金数额都达到20万元以上。其中有2笔达到30万元，居该年度安排的全部单笔资金数额之首。其次，渎职犯罪频次和涉案资金的数额逐年增加。查处2011年的涉案资金1笔20万元，占当年专项资金的10%;查处2012年的涉案资金达3笔，共计84万元，占当年专项资金的30%。(三)犯罪腐蚀性、传染性较强，易诱发贪污贿赂犯罪，滋生不正之风一是在依靠关系首次套取资金后，申报人为长期、更大数额地套取各类补贴资金，遂拉拢腐蚀工作人员，向其行贿。例如某申报企业套取区级节能资金20万元后，向犯罪嫌疑人行贿，经帮助就同一项目骗取市循环经济专项补贴资金22万元。二是犯罪嫌疑人滥用职权为相关企业谋取专项资金后，形成一种图报心理，认为给别人帮了忙，希望对方投桃报李，遂向相关企业摊派费用。(四)执法不严，存在多环节走过场现象一是验收制度执行不严。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在申报项目完成后，应组织人员进行验收。在办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验收随意性较大，有的项目未进行验收;有的项目，则只听取申报单位的书面汇报，而未进行实地勘验。二是任意变更补贴项目及其数额。例如，某年度专项资金安排计划业已制定，犯罪嫌疑人为给“关系户”安排节能资金，将原符合申报条件并已经安排资金的两个项目予以剔除。

二、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

造成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一)人员素养低下，法制观念淡薄涉案工作人员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导致其无法摆脱裙带关系影响，作茧自缚的内在因素。一是工作原则性较差。在接受讯问时，犯罪嫌疑人常常以“我也没办法，只能按照领导的指示办”、“碍于情面，我就批给了20万元补贴资金”来作答，意志力薄弱，面对领导授意和亲友说情，不能抵住压力，无法坚守立场，频频突破法律底线。二是权力观扭曲。办案中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叶某原为政府目标办主任(该机构设置在发改委下)，因认为当时的工作没什么权力，遂主动要求负责节能资金申报立项审查工作，实质上是“带病上岗”、祸患深埋。三是政策水平不高。犯罪嫌疑人缺乏基本的政策观念，无法认识到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价值，欠缺政策执行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二)权责划分不清，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绝度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虽然在制度设计上，相关立法已经注意到分权制衡，即将专项资金控制权分设为立项审批权和项目资金运用监管权，分别由发改委和财政部门行使。但在实际中，财政部门很难运用监管权影响审批决策。其原因一方面是两部门工作人员彼此和尘同光，有合作无制约;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上过于粗陋，分权不明确。纵观省、市、区三级节能减排文件，都规定立项审核、项目验收等工作由发改委和财政部门“共同”办理。但对如何“共同”却无详细说明。同时，因顾及立项审批属发改委传统工作领域，财政部门对其审批合法性往往无从置喙，从而导致在整个工作中发改委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财政部门职能趋于弱化，沦为单纯发放资金的附属机构。最终，权力向发改委少数人集中，直接导致“渎职审批”的发生。(三)配套制度不完善，权力行使随意性过大根据相关规定，节能减排工作机构应在立项时组织专家对资金申报报告进行审核;在项目完成后，应由专门机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专家和专业机构的介入，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应对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障碍，防止不合格申报项目蒙混过关。同时也为其规范执法提供了科学依据，形成专业上的监督。但因为缺乏条件组织专家、专业机构开展工作，及财政经费不足等原因，节能减排工作机构一直未建立前述两项制度，促使犯罪嫌疑人形成走钢丝的侥幸心理，为他们随意执法、滥用职权提供了空间。

三、防治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的对策

渎职犯罪范文篇4

---------在质量技术监督局讲课稿

渎职犯罪已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泛滥成灾，危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妨碍国家机关职权效能的正常发挥，严重败坏党和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行政执法人员担负着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者的角色；代表政府机关行使管理社会的责任。行政执法人员正确地履行其职责，对于正常的社会管理活动是十分有益的，它不仅能提高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而且还能极大提高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提升国家机关的信誉和形象。相反，行政执法人员如果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则不但妨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严重的还会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所以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渎职犯罪应引起重视。因此，在打击和惩治的同时，如何在源头上解决或减少渎职犯罪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行政执法中暴露的普遍问题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为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依照法定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的影响其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其中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管理中常见的行政执法行为之一，被广泛运用于行政执法领域。它一方面是维护行政权威不可缺少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侵害性很大的具体行政行为，且因留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如不约束容易被滥用。近年来从行政执法的情况看，主要暴露出以下一些问题：

1、摆不正法与情的位置，办人情案、关系案多。行政执法人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和一般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尤其是当他们作为行政执法人员身份在处理具体违章、违规、违法个案时，亲朋好友、同学邻居等各种人际关系千方百计托请过来，甚至有时是各级领导直接、间接的打招呼。在“哥们义气”、“人情难却”、“领导关照”的理由下，往往容易把握不住自己而“放一码”，造成重过轻罚，轻过不罚，甚至让应受刑事追究的人逃避法律制裁。如陈玉林杨小飞徇私枉法案.

2、经不起诱惑见利忘法。行政执法涉及的面很广，行政执法人员同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人打交道，其中有小本经营的个体户，也不乏资金雄厚的大老板。有的执法人员在金钱诱惑下利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在处理经济违法案件中见利忘法随意扩大或缩小事实，以致收受贿赂导致职务犯罪。如顾小明案。

3、滥用行政处罚权谋求部门私利。无论集体或个人，违了法就要接受行政处罚，一旦涉嫌犯罪就必须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连普通百姓都知道的道理，却被一些行政执法机关打折扣变成了“以罚代刑”。这一点，2001年7月国务院310号令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早就明确。然而，国务院令在一些地区执行得并不理想。在一些地方，违法犯罪行为之所以猖獗，一些犯罪分子之所以气焰嚣张，都与执法不严、“以罚代刑”不无关系。由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执法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被基层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广泛运用。不可否认，行政处罚背后具有可观的经济利益，一些行政机关或行政执法人员在小团体和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出于不正当的考虑，容易利用自由裁量权的空间，滥用行政处罚权，对行政相对人的轻过施以重罚、严罚。使得一些行政相对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行政执法人员交朋友，请客送礼，吃喝玩乐，奉为“座上宾”。今年四川南充技监局以稽查分局局长,队长为首5人明知他人非法收购生产销售病死猪而以罚代刑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被捕

4、执法随意，裁量不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营者经营理念、管理手段和竞争能力的差别，可以使经营状况的好坏、获得的利润相差很大。一些民营或私人企业由于管理混乱，运作不规范，往往违规违法较多，但又对行政处罚不认帐。碰到这种情况，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时，对一个罚则档次内就高还是就低不看具体违规违法事实、程度，而是看他经营状况的好坏或者看“人头”。对经营状况好的或老实人、好讲话的人就以上限为标准多罚点，经营状况差的或刁蛮的、不好讲话的人就以下限为标准少罚点。可见行政处罚的随意性较大而导致裁量不公。

二、行政执法人员渎职犯罪的原因：

对行政执法中暴露的问题，既有个人思想认识、意志品德、执法理念等方面的因素，也有在执法环境和条件上亦存在不足，初步分析有以下几点：

1、从主观上讲是这些行政执法机关的干部思想上执法为民的“公仆”意识淡簿，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刚参加工作，社会经验少，自制力不强，进入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后，认为手中有权，就有些忘乎所以。同时，他们又不注重世界观的改造，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味追求“虚荣”和“金钱”，很容易就被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

2、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缺少有效的监督。这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由于行政机关的执法程序不够透明，加之个别干部、个别岗位的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罚与不罚、罚多罚少全有一人说了算。二是由于行政机关的领导监督不力，造成个别执法者为所欲为。在办案实践中，我们发现正是这些发案单位的疏于内部控制，才造成了某些不该发生的渎职案件的发生。

3、行政处罚的宽严幅度及弹性过大。现代行政执法管理的复杂多样性要求法规对行政相对人的过错或违法行为尽量作出具体的细则规定，这对执法者和行政相对人都是有利的，但目前法律还有不完善之处.这是我们行政处罚法规中的一大弊端，由于我们过去对行政处罚法条文科学性的研究不够，造成许多条款的规定不够严密。比如在税收、工商等法规中都有“罚款50元至5000元”、“罚款一倍至五倍”等类似条款。这就给哪些别有用心的渎职犯罪分子有了可以以权谋私的伸缩余地。

4、行政执法与政府职能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及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外来开发商到区域内“筑巢”，经商的根本目的是要赚钱，在创业或经营过程中，往往有部份工商业者在资质、环保、卫生、质量、经营范围、手段等方面不符合要求或不守规矩，甚至违规违法。按照处罚规定，依法行政是对执法人员的基本要求，但在具体操作上如何把握尺寸比较难，执法力度大了会影响区域内的招商引资，执法力度不到位甚至不罚有悖职业精神和公正执法。因此服务经济大局为重还是依法行政为本形成矛盾。如安徽劣奶奶事件瀑光后,我省仓南泰顺嵊州对技监局人员因监管不力立案5人(泰为正副局长)

5、机构编制不统一，影响执法人员思想。近几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撤并后的一些职能部门编制发生变化，人员有的列入公务员编制，有的属事业单位编制，也有的参照公务员管理，但不享受公务员待遇。编制上的不统一带来经济待遇的差别，直接影响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思想情绪波动大，由此也间接影响公正执法。我县情况看至少有近半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属于事业编制，且执法素质参差不齐，直接影响着执法的质量。

6、某些领导干部法制观念不强，或多或少干扰行政执法。由于行政执法的对象基本上不会涉及刑事犯罪，行政执法者和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因而在查处行政违规违法案件中，领导干部出面为行政相对方求情、打招呼的也不在少数。种种请托、关照到了承办人那里，能不给点面子吗？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虽然自由裁量权有空间，当然就低不就高，能不罚就不罚，既给了领导面子又不违法。行政执法中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仍未完全杜绝。

7、渎职即犯法”的观念未深入人心。一些领导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渎职，他们的顶头上司却理直气壮地到处走动说情。据说，顶头上司不去说情，还会被本单位、本部门的干部群众看作“没有人情味”“不爱护干部”。对于纪检、监察和检察部门的调查，不少地方和部门百般隐瞒，极不配合。渎职不算犯罪，法律上没有这样的规定，可在官场上却有这样的“约定俗成”。要不然，为什么阜阳市的某工商所副所长在接到劣质奶粉的举报后，却敢于听之任之？甚至在当事人向他们出示了劣质奶粉检测报告的情况下，仍然置之不理，直到吃出了那么多“大头娃娃”，以至吃出了人命呢？保护人权被写入了新宪法，但生活中哪些现象才算是侵犯了人权，非专业人士恐怕很难说得清楚。按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的说法，官员的玩忽职守和渎职造成的对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侵犯，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三、行政执法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防范对策：

如何预防职务犯罪，我们认为要克服一个认识，做到一个具有，五个坚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克服一个认识是：不贪污不受贿就不能犯罪的模糊认识。在工作中超越职权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自己的管理职责，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也是犯罪。人们对于渎职犯罪存在哪些认识误区呢：其一，哪怕损失再大，“钱不进个人腰包不犯罪”；其二，“为公不犯罪”，甚至美其名曰“好心办坏事”；其三，“失误在所难免”，造成重大损失是“交学费”；其四，“法不责众”；其五，“集体研究无责任”或者“领导决定无责任”。

一个具有：即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避免在工作中由于不认真履行职责而犯罪。

五个坚持：一要坚持职业道德教育，“物必自腐后生虫”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首先来源于执法人员本身价值观念的质变。一个执法人员要想实施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犯罪任何看似严密的监督的机制和严惩措施都是苍白无力的。因此，每个单位都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对执法人员进行理想信念、职业道德教育，强化执法人的自律意识。自律是最好的自我防腐剂，也是预防渎职犯罪的根本措施，每个执法人员要严于律已，清心寡欲，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切不可轻小节，而忘乎所以，所谓小洞不堵，大洞受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个人犯罪都是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执法中，要正确使用自已手中的权力，不越权不失职，树立爱民意识，全心全意为服务对象服务，做依法行政的楷模。

二要坚持法规学习，要坚持所执法及相邻法规的学习，熟悉本行业务，掌握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增强行政执法能力。如技监部门的执法人员不仅要学习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及有关法规政策，还要学习行政处罚法、其他法规政策及有关刑事法规等，做到执法中不越权。当前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请务必结合。

三要坚持制度监督。教育不是万能的，预防职务犯罪每个单位、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管理特点和规律，要针对本单位或本行业的特点、分析容易滋生腐败的部位和环节，建立健全执法制度，规范程序，明确责任，加强监督，减少漏洞，并确保落实。如建立执法告知制度、案件内部监督制度、企业抽查人机结合。

四要坚持执法公开。执法标准、程序要公开化。每个单位执法权力都有自己的程序、特点和规律，外部力量很难介入，成为执法权力运作的封闭性，群众很难监督。无数事实证明：职务犯罪最重原因是对权力约束不力，行使权力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失去制约权力越大，发生职务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执法部门既要公开裁量标准，将执法标准、程序向社会公开，又要将处罚公开，便于群众监督、防止执法人员权力滥用及失职。

渎职犯罪范文篇5

作出有罪判决10件10人。其中，2005年至2008年我院共受理渎职案10件10人。1人被判处免予刑事处分，9人缓刑，还有1人被判处实体刑。可见，院2005年至2008年办理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占此类案件的889%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量刑偏轻的倾向较明显。而有的案件量刑甚至已经达到畸轻的程度，如2005年我院查处的王某、姚某涉嫌刑讯逼供一案。2005年7月31日，兴义市公安局对胡绍华涉嫌故意杀人一案立案进行侦查，原兴义市公安局干警王某、姚某在讯问胡绍华的过程中，多次用钝器击打胡绍华的面部、颈部、胸腹部、背腰部及四肢，造成嫌疑人胡绍华皮肤擦伤、大面积皮下及肌肉组织挫伤、右侧第3第4肋骨骨折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院对王某、姚某二人依法立案侦查，但案件移送法院审判后，法院仅以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等情节为由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渎职犯罪越来越呈上升的趋势。院在渎职犯罪受案数有所上升，近年来。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均对案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促进依法量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对近年来我院办理的渎职侵权案件进行分析和查找原因时发现，此类案件量刑偏轻现象确有存在下面笔者以2005年至2008年我院办理渎职犯罪案件的判决为例对此类案件的量刑及轻刑化趋势的原因及其对策作简要分析。

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原因

造成渎职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原因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存在以下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

第一，我国现行立法还不够完善。渎职犯罪大多为情节犯，行为人在犯罪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判予刑罚，在情节特别严重时判处更重的刑罚。但对于何谓情节严重、何谓情节特别严重，刑法没有予以明确。而贪污贿赂犯罪明确规定贪污贿赂数额达到五千元的就应追究刑事责任，贪污贿赂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就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就应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刑罚。后者的操作性更强，对执法者的约束也更加刚性，为案件的处理更为有章可循。

第二，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偏低。在所有的渎职罪中，刑法规定最高的刑期是有期徒刑十年，即使行为人的渎职行为造成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导致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伤亡，或者有更为严重的后果，而单纯是渎职罪最高也只能判到十年有期徒刑。

第三，司法解释尚不到位。针对渎职侵权案件何谓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重大损失和特别重大损失、严重后果和特别严重后果如何来区分，“两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标准和重特大标准，但是该立案标准和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标准不一致，有的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较为严格，导致法院常常将检察机关认定的重特大案件放在情节严重、重大损失、严重后果的第一档量刑幅度内判刑。

(二)主观原因

第一，尚未充分认识到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违背公务职责的公正性、廉洁性、勤勉性，渎职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利用职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公民的人身、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渎职犯罪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亵渎，直接危害的国家权力的公信力，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利益造成了较为严重损害。比贪污犯罪侵害的对象更广泛，对国家权力的亵渎也更为严重。尤其在损失后果方面，渎职侵权犯罪往往动辄就造成数百万、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经济损失，或者百人、千人伤亡的严重后果。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是否被告人是否有贪污贿赂的标准来界定渎职侵权犯罪，往往以被告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为由来否定渎职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甚至否定渎职犯罪的存在

第二，判处该类犯罪处罚轻、干扰多、阻力大。很多领导对渎职犯罪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认为贪污贿赂才是犯罪，工作失职只能说明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程度而已，所以往往以教育挽救干部、维护单位形象等理由到检法机关说情，甚至给检法机关施以压力，制造社会舆论。

第三，渎职犯罪案件本身比较复杂，行业性强，涉及的领域广。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渎职犯罪涉及的42个罪名中，有的罪名适用于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有的罪名是为某一个或一些特定的国家机关，特别是为执法机关设定的，如徇私枉法罪就是为公检法机关设定的，但更多的涉及到不同机关，这些机关行业性很强，涉及各种权力的运行和职权的行使。而且最后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即其他渎职侵权犯罪。我院近四年来办理的渎职案件涉及的部门就有学校、建设系统、公安、法院等等。对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审判人员来说，渎职犯罪案件要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把握一些，这也是导致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量刑偏低的一个客观因素。

第四，有人认为，有一部分渎职犯罪的人，本身为了革命事业操劳了一辈子，不能因为工作中的一点的失误来否定其本人的所有成绩，由个人来承担单位的责任。这样不利于干部放开手脚的工作，会桎梏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

三、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对策和建议

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给反渎职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反渎职工作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认知度的迅速提高；比如恶化了反渎工作的办案环境和执法环境。因此，作为司法机关必须重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判决，避免罪责刑不相统一的现象发生。

渎职犯罪范文篇6

×

×今天很高兴，参加由县检察院召开的反渎职侵权局挂牌仪式和反渎职侵权工作座谈会。刚才，检察长通报的我县反渎职侵权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的部署。我感到非常重要，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它不仅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打击违法犯罪的重要方面，更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借此机会，我想就如何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渎职犯罪专项工作讲几点想法。

×一、充分认识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工作的自觉性。

×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是在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举措。应当说，检察机关部署开展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它不仅是检察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实现检察工作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谐统一的重要举措，同时，它还是事关建设“平安”、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这当然也包括其中的渎职犯罪。应当说，通过几年来的不懈努力，我县的市场经济秩序总体是好的，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也要客观地看到，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妨害税收征管以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严重刑事犯罪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不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严重破坏资源的合理配置，侵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使市场秩序扭曲变形，直接影响我县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对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严重的刑事犯罪的背后往往有一些负责维护、监督、管理市场经济秩序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失职、徇私舞弊行为。这些渎职失职、徇私舞弊行为放纵了社会上的违法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极大危害，造成巨大损失，是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管理混乱，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正是强化执法职能，提升对违法犯罪打击力度的需要。加大反渎职侵权侦查工作，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是我们全县各部门应尽的职责。县各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和执法机关要进一步重视这项工作，切实增强工作的自觉性，不断完善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机制，充分运用法律武器，打击违法犯罪，规范我县的市场经济秩序。

×二、正确认识当前在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渎职犯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增强工作的紧迫感。

×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在一些地方出现对违法犯罪查处不力，打击乏力的情况。从了解到的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渎职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形成查处渎职犯罪案件的共识。现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贪污贿赂是腐败，要坚决查处，但没有充分认识到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同样也是一种十分严重的腐败，是一种“不落腰包的腐败”，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比贪污贿赂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因此，由于认识上的问题，即使发生了渎职情况，也想不到要举报，因此，造成举报渎职犯罪很少。

×（二）一些渎职犯罪往往涉及单位的利益和声誉，因此从保护本单位利益和声誉出发，一些单位对查处工作不支持，甚至设置障碍，给办案带来了困难。

×（三）由于一些渎职犯罪是与国家机关人员的工作有着直接关系，不是个人经济上的问题，因此，所在部门领导认为情有可原，感到打击严了，会影响工作，所以，对待查案工作，态度不坚决，配合不积极。

×（四）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没有追根溯源，查究渎职犯罪的意识不强，没有从根本上铲除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毒瘤”。

×（五）渎职犯罪的发现、移送机制不健全，对犯罪案件判刑偏轻，打击力度不大，削弱了法律权威，起不到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

×上述主要问题，对我县来说也或多或少存在，在个别案件上可能表现还较严重，因此，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认真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充分认识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重要性，切实采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把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来。

×三、端正指导思想，树立全局观念，形成打击合力。

×无论是经济管理部门、行政执法机关、刑事执法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都要增强宗旨意识、大局意识，从维护国家利益、人民群众利益和法制权威出发，切实树立和提高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为民执法的理念和自觉性。各部门要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加强工作联系，加强协调配合，切实解决渎职犯罪发现难、查办难和处理难的问题，加大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力度。

×在工作中，要加强联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根据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省经贸委等家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和省纪委、省监察厅、省审计厅分别联合下发《关于线索移送和在案件查办中加强配合》的文件，以及同新闻媒体单位联合下发《关于移送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及奖励实施办法》等规定，希望各经济主管部门、行政执法机关、新闻媒体、刑事执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之间建立信息通报制度，有条件的要加强信息联网共享。各部门要定期向检察机关通报查处的违法案件情况。要建立起联席会议制度，沟通情况，统一认识，共同研究执法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协调解决疑难问题。今天的会议就很重要，也起到了相互沟通，增进了解的作用。以后这样的会议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

×在工作中，还要加强配合，推动涉嫌犯罪案件及时进入司法程序。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渎职犯罪的危害性，要把反渎职侵权工作作为本部门本系统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执法机关规范执法和经济管理部门强化监督管理的重要部分。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等违法行为，要及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查处，并在工作中，要给予充分支持和配合，努力形成打击的合力。

×四、加强执法监督，确保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取得实效。

渎职犯罪范文篇7

问：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什么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查办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专项工作？

答：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把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大力度。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今年月起用一年半时间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查办扰乱和破坏社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专项工作。

问：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案件具体有哪些？

答：这方面的渎职犯罪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导致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犯罪案件，包括滥用职权案、玩忽职守案；一类是负有市场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人员渎职失职、徇私舞弊犯罪案件，包括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案，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案，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案，放纵走私案，商检徇私舞弊案，商检失职案，放纵制售伪劣商品案；一类是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徇私枉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包括徇私枉法案，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案，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案，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渎职犯罪范文篇8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今年7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人民检察院通报的情况看，税收领域的渎职犯罪案件是这次专项工作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地税部门作为重要的经济执法部门，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省局研究决定，以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为契机，在全省地税系统集中开展一次预防涉税职务犯罪工作。对此，各级地税机关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为此，市局成立预防涉税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市局党组书记、局长隋云宽同志任组长，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从法、市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高杰为副组长，陈建勇、隋丽华同志为成员，并作为联络人具体负责联络和沟通协调工作。各县市区地税局和市局各单位也要按照市局的做法，成立一把手任组长的预防涉税职务犯罪领导小组，明确牵头领导和具体联络人，确定有关机构和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各级地税部门尤其是各级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定要高度重视预防涉税职务犯罪工作，要真正把这项工作作为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全年的一项重要工作，真正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提前介入，超前研究，采取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二、明确任务，认真组织开展好预防涉税职务犯罪工作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检察院确定的检察重点和省地税局的工作部署，结合××*地税工作实际，这次预防涉税职务犯罪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的、工作重点和实施步骤为：

（一）指导思想和主要目的

开展预防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原则，通过教育引导、自查自纠、监督检查等措施，进一步增强各级地税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切实提高依法行政和规范执法的水平，预防渎职犯罪行为的发生，为地税事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建立法治、公平、有序的税收执法环境，促进地税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工作重点

根据检察部门确定的工作重点和省地税局部署，结合××*地税实际，确定以下2个工作重点：

1、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检察院确定的检察重点中与地税部门有关的两类案件，一是徇私舞弊、渎职失职，不征少征税款的案件；二是徇私舞弊、渎职失职发售发票、抵扣税款的案件。对这两类情况要认真组织好自查自纠。

2、针对地税系统的实际，对财务管理、大宗物品采购、干部人事管理方面进行一次自查自纠活动。

（三）实施步骤

根据省地税局的统一部署，结合××*地税工作实际，市局决定在全市地税系统开展一次预防涉税职务犯罪专项检查工作，专项检查工作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部署发动阶段（8月16日至8月20日）。在全市地税系统就开展预防涉税职务犯罪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全市各级地税部门要根据全省地税系统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层层动员，逐级发动，组织广大地税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学习相关文件精神，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重点、方法步骤和注意把握的问题，为这项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是自查自纠阶段（8月20日至9月上旬）。各县市区地税局和市局各单位要按照省、市局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制定自查自纠工作方案，严肃认真、扎扎实实的开展好自查自纠，并向市局写出自查报告，对自查中发现的各种违纪违规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立即进行纠正。

三是上对下检查阶段（9月10日至9月30日）。自查自纠工作结束后，市局抽调政策水平高、业务素质较强的人员，对各县市区地税局和市局各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

四是通报处理阶段（10月1日至10月10日）。市局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在全市进行通报，并开展对有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工作。同时，将此次专项检查工作的整体情况向省局写出专题报告，并迎接10月中旬省地税局开始的重点抽查。

三、进一步强化措施，确保预防涉税职务犯罪工作取得实效

这次预防涉税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是全省地税系统今明两年要突出抓好的一项重点工作，全市各级地税部门一定要把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抓紧、抓实、抓好，确保专项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

（一）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营造搞好预防渎职犯罪工作的良好氛围。搞好教育，提高认识，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在开展预防渎职犯罪工作中，各级要不断改进和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做好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组织系统内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有关预防渎职犯罪的法律法规，了解掌握渎职犯罪的构成要件、性质、危害等，增强预防渎职犯罪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以各级领导干部和执法岗位上的人员为重点，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以预防渎职犯罪为主题，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税务职业道德教育，使广大地税干部职工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增强拒腐防变的意识，切实解决在行使权力、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正为人民掌好权、收好税，发挥好税收职能作用，提高队伍素质，提升地税形象，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二）要认真筹划，严密组织，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各级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大局意识，把这项工作置于整个地税工作大局之中统筹规划，严密组织，确保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认真制定专项检查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从指导思想、方法步骤、应当注意和重点把握的问题，都要一一搞清楚，搞扎实。各县市区局的具体实施方案，要报市局备案。要切实关注工作方案的具体实施，注意发现和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工作的顺利实施，达到预期目的。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各级一把手对开展预防渎职犯罪工作负总责，牵头部门具体负责，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分解任务，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严格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为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三）要严肃纪律，突出重点，切实搞好自查自纠。自查自纠是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这项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各级一定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切实搞好自查自纠工作，认真排查线索，全面掌握系统内存在的渎职犯罪的重点领域、苗头和倾向，主动出击，加强预防。在具体工作中，一是要把握关键，就是要牢牢把握与税收工作有直接联系的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等渎职犯罪行为。二是要兼顾一般，就是要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其他方面的违纪违法违规行为也要认真排查纠正。三是要把握好政策界限，严肃工作纪律，坚持打击与预防并重，对发现的渎职犯罪行为必须认真查处，对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区分不同情况，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妥善处理。

（四）要落实责任，加强协调，形成工作合力。这次预防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时间长、涉及面广，是一项全局性、整体性的工作，需要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级纪检监察、政策法规部门要切实承担起组织协调的责任，要加强对上的请示汇报，对工作中的重要情况、重大部署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理解和支持；要积极与当地检察机关协调与沟通，充分运用近年来税检共建的成果，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工作例会等方式，加强有关信息的沟通交流和工作上的配合协作，尽可能的争取支持和帮助；要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协调和沟通，制定相关制度，落实必要的措施，相互协作配合。为确保这项工作顺利开展，市、县两级地税机关都要成立联络小组，具体负责内外部的协调、联络和沟通。

渎职犯罪范文篇9

一、反渎职侵权工作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1、履行检察职能，加大办案力度。县检察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反渎职侵权工作，检察长白岩亲自挂帅，始终关注每一个渎职侵权案件线索，关注每一个反渎职侵权案件，关注办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保障了反渎职侵权工作顺利开展；反渎干警在上级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支持下，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政治素质，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逐年加大办案力度，严厉打击执法人员渎职侵权犯罪，严惩司法腐败，依法查办了一批影响大、震动大的案件，反渎职侵权工作呈现喜人的发展势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据统计，2008年以来，共受理各类渎职侵权案件线索21件26人，立案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3件18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2008年检察院反渎局被省检察院评为先进单位，有5名反渎干警分别被省、市院记功表彰。

2、服务发展大局，开展专项活动。县检察院坚持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主线，着力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发展大局。2008年以来，检察院紧紧围绕市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全市工作大局服务的意见》和《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为民生工程建设服务的意见》，先后开展了严厉打击危害能源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渎职犯罪等专项活动。在专项活动中，依法查处了新兴镇土管所所长刘某玩忽职守致使13.46亩基本农田被非法占有的案件。此案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下发了《查处渎职侵权案件处理意见稿》，将该院的做法向全国检察机关进行了推广。

3、打防并举，预防渎职犯罪。县检察院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方针，把办案与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相结合。利用每年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广泛宣传反渎职侵权工作，并主动加强与公安、工商、交通、土地等执法部门的沟通和联系，通过举办法制讲座，采取以案说法、警示教育等形式，教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检察机关在每查办一起案件后，都根据发案单位存在的问题，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协助发案单位加强管理，建章立制，完善制度，防微杜渐。

4、加强领导，创新机制。一是县检察院坚持把反渎职侵权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实行检察长统一管理重大案件线索的机制；二是在市院的统一指挥下，充分运用侦查一体化的办案机制；三是建立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工作机制；四是建立线索移送机制。通过与公安、法院协作，实行案件移送制度，依法办理了司法渎职犯罪案件4件，净化了司法环境。

二、存在的问题

1、宣传力度不够，社会认知度较低。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宣传力度远不到位，一些人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个别单位领导对渎职犯罪概念模糊，缺乏必要的认识。

2、打击力度不到位，立案查处数偏低。反渎职侵权工作立案数和查处数不高，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打击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3、反渎职侵权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个别干警在抗阻力、抗干扰能力和发现线索、侦查取证、处理能力等技能和方法上与工作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三、几点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认知度和支持率。要经常走出去，深入社区、机关，通过以案说法等有效形式，加大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宣传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界认识到渎职侵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反渎职侵权工作的重要性；加大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尤其要加大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对渎职侵权犯罪的认识，以便自觉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切实履行国家工作人员应尽的职责。

2、积极拓宽案源，继续加大办案力度。要大力鼓励社会公众举报渎职侵权犯罪，及时发现涉嫌渎职侵权犯罪线索，发掘新的案源；要结合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抓住关乎民生、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主动出击查办，力争突破一批有影响的案件，以增强全社会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要规范办案行为，提高办案质量。

渎职犯罪范文篇10

同样是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反贪污贿赂工作相比，长期以来公众似乎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经历了长期的默默耕耘，让渎职侵权检察人员感到欣慰的是，局面似乎正在悄悄发生转变。

恰在上述研讨会开幕的10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了专项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检察长坦言，虽然近年来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仍然是检察工作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这“三难一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渎职侵权———同一天的专项工作报告和研讨会针对的都是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熟悉的名词，这似乎是一种巧合。而有研讨人员对记者表示，“同一天”确实是“凑巧”了，但由此反映出高层与基层、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重视，却绝不仅仅是“巧合”。

高层的重视，已经共睹。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指导实践、解决基层难题?研讨会就此展开讨论，首当其冲的就是破解“三难一大”。

谋划侦查势:解决“发现难、取证难”

发现难、取证难，这从《报告》中的数据可见一斑。在2005年至今年6月的四年半中，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1202件38754人，已侦结提起公诉17943件23308人。平均计算，一个基层检察院一年办理的此类案件很少。《人民检察》杂志社社长徐建波进一步提出，渎职犯罪具体存在多大的黑数不得而知，但根据相关统计分析，比例至少为犯罪明数的一倍以上，确实需要关注。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杨耀杰从整个职务犯罪侦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侦查势”的概念，试图破解上述难题。“势”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按照杨耀杰的说法，“侦查势”是指由侦查要素总和构成的能够作用影响司法主体及被侦查对象心理活动乃至行为抉择的信息集合或信息场，比如反腐败形势及刑事政策之势、科技手段及成果之势、侦查员素质之势、讯问调查场所之势等等。他强调，应当把谋划构建侦查势作为实现侦查力价值的最大化的重要途径，而侦查力研究的是侦查主体发现、揭露、证实犯罪的能力，因此谋划侦查势将对解决渎职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有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进一步提出，侦查势应当分不同层次:低层级的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势，比如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要保持年龄、阅历等方面的位差;高层级的是类似孙子兵法中讲究的势，比如在某起案件中整体的侦查策略;最高层级的应是我国古代法家所讲究的“胜势”，其注重宏观方面，比如整个社会对查处此类案件的反应与声势以及执法环境等。

侦查势可以说是一种侦查艺术、侦查策略，但侦查人员更关心的可能是如何解决具体的侦查难题。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宗智主张，对侵权案要加强初查的运用，因为不经过初查，对渎职侵权这样的案件就很难知道其有无犯罪事实。但他提醒要注意初查手段的合法性，对举报线索进行立案前的初查不能使用强制措施，非强制性的秘密侦查(如跟踪调查)基本不影响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可以运用，但是诱惑侦查手段则不应在这类案件中使用。龙宗智还认为，初查所获得的物证与书证，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而且经过一个提取或移交的程序，其法律效力不应发生争议，而在立案之前采取调查询问等非强制侦查行为获取的人证也可以延续到立案后阶段使用，乃至作为审判中的定案依据。

对渎职犯罪关联案件的并案侦查问题，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王永金在多年实践中颇有心得。他认为，并案查处符合办案规律，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辉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并案管辖限定为“重特大”案件，因此要防止在实践中被滥用，只有对查处渎职、贪污案有重大关联的案件才可并案侦查。另外，宋英辉还认为，目前的并查规定针对的是公务人员，对非公务人员则没有相应规定，需要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也认为，有些渎职犯罪的认定需要有其他犯罪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即“原案”的认定问题，而检察机关对原案的管辖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加剧了检察机关对渎职犯罪的查证和认定的难度。这涉及到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协调的问题。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发展应加强协调，寻求到一个结合点，在保障人权的同时又能做到高效和公正，并有效地实现刑法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的目的。

处理难、阻力大:观念要转变，理论要跟上

“处理难、查办案件遇到的干扰和阻力大”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轻刑化。“2006年检察机关查处的渎职犯罪中，犯罪人被判处免刑和缓刑的比例高达95.6%”，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洪宪引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于2007年公布的这一数据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解决“处理难、阻力大”需要社会各方的观念要转变，不能因为“个人没得好处”就心生同情，道理其实很简单:姑且不论渎职案件中造成死亡、重伤的严重后果，《检察日报》有文章显示，检察机关从2003年以来查办的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平均个案经济损失是贪污犯罪的17倍。

除了观念转变，宋英辉还提出要适当修改法律，比如在反渎职侵权办案工作中，为了排除办案干扰而使用的指定管辖，就和刑诉法规定的指定管辖适用于“管辖不明的案件”的规定不相符，这需要在刑诉法修改过程中予以考虑。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如何解决定罪量刑的一些难点，司法人员更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和帮助。

李忠诚提到的“损失难计算，因果多间接，徇私看客观，选举新课题”，几乎都是影响案件查处的实践难题。他举例说，渎职案件中几乎都要求有“重大损失”，而一些案件中嫌疑人乱批土地造成土地被毁损，那么土地价值几何?土地的位置不同、性质不同，对价值影响极大，而土地管理部门有时还不愿提供评估价格，这让办案人员对损失的计算更加头疼。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多次实施了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每一次所造成的损失都没有达到构罪的损失标准，但累计多次的损失则达到构罪标准，对此能否定罪处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希慧认为，对于这种行为，只要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应按犯罪处理。

在重大火灾事故、重大责任事故中，要确定过失责任，一般容易确定现场直接作业人员的责任，但通常因“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而免除上层领导、监督者的过失责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亚刚介绍，为防止这种不合理现象，日本等国学者提出了“监督过失”理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文远提出，在渎职犯罪中，处于监督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危害结果之间是间接因果关系，他们的过失与直接责任者的过失形成过失竞合。齐文远还认为，监督者与直接责任者不能进行按份归责，直接责任者应该因自己的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负完整的责任，监督者应该对自己疏于监督、教育单独承担责任，而且监督者与直接责任者可能因注意义务的性质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犯罪。

对“监督过失”理论，武汉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昌认为这并非解决因果关系的理论，而因果关系实际上却在研讨中被屡屡提到。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检察院检察长孙应征注重从理论上研究、解决实践难题。他在实践中发现，很多司法人员对于渎职犯罪中存在偶然因果关系时是否应当追究渎职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没有把握。对此他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侧重强调渎职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是否起作用及其作用程度大小，而不在于区分必然性与偶然性，所谓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针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作用力大小而言的。不管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属于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公务员之家:

法律适用中的几个理论难题

除了“三难一大”，很多实践难题也需要理论上给予解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均心主张，对上述行为要实行数罪并罚。虽然牵连犯要择一重处罚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通说，但这个通说本身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因为此种情况的牵连犯明明是基于数个犯意，实施了数个行为，触犯了数个不同的罪名，显然是数罪，所以对该行为数罪并罚是适当的。马克昌教授进一步指出，牵连犯本来是德国的一种理论，仅针对一种行为的情况，后被日本吸收。我国刑法学理论在引进这一理论时没有像日本那样作是否有经常性牵连关系的区别，因而出现了一些不妥。他主张要限制牵连犯的内涵或干脆取消牵连犯的说法。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皮勇由此认为，从行为事实构成一罪与数罪切入，用竞合论解决渎职犯罪的罪数问题，不仅可以大为简化罪数形态的判断，而且还可以弥补并解决我国目前罪数论中单纯考虑犯罪的单复数做法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