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范文10篇

证券投资范文篇1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违法行为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公务员之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公务员之家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论文网]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证券投资范文篇2

关键词：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前提思考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通过分析证券市场过去和现在的市场行为（成交量、成交价、价格变化的时间和空间），来预测证券价格未来的变化趋势。在现实的证券投资活动中，技术分析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证券投资的理论体系中，技术分析与证券投资基本分析，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技术分析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之上的，技术分析的第一假设认为市场行为会涵盖一切信息，影响股票价格变化的所有因素，都会反映在市场行为之中。故此，我们在预测股票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时，没有必要对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具体是什么作过多的关心，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上，只要我们弄清了股票价格涨跌、成交量增减、价格变化的时间空间等市场行为结果的含义，我们就可以预测股票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这一假设对技术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技术分析的理论前提。如果不承认这一假设，或者说这一假设并不存在，技术分析将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如果市场行为并没有包括全部的、所有的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那么我们仅仅使用研究市场的成交价、成交量和价格变化的时间和空间这些市场行为的最终结果的方法，就想达到预测和把握市场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的目的，就只能是以偏概全、一厢情愿了。

对于技术分析的这一重要假设和理论前提，我国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投资实践上来看，都不能够证明市场行为可以涵盖一切信息的结论是正确的，这一假设究竟具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

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并无可靠性

任何一个假设的成立都必须经过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只有在理论上具有可靠性，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我们才能够得出结论说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在理论上具有可靠性吗?我们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技术分析所说的市场行为，实质上是指市场参与者即投资者的行为。正是投资者看涨或看跌的预期、买入或卖出的决策导致了股票价格的波动和成交量的变化，而投资者预期的形成是对影响股票价格的多种因素进行理性分析的结果。这里似乎可以可推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这就是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因素决定了投资者的预期，而投资者的预期又决定了投资者的行为，我们分析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结果（成交量、成交价），实际上就是分析投资者的预期，就是分析影响股票价格的所有因素。认真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系列推理在逻辑上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其可靠性值得怀疑。不错，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首先要对影响股票价格未来变化的因素进行研究，而后形成对股票价格未来走势的判断，最后作出或买或卖的决定。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者在对影响股票价格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时，必然会带有不同的主观个性特征。投资者对影响股票价格变化因素的分析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认识过程，一个能动的反应过程，这一过程不能不受到投资者理论素养、价值标准、思维方式、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影响。面对同样的客观条件，不同的投资者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结论，采取不同的投资决策，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市场行为。这样的市场行为究竟具有多少客观成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现实情况，值得研究。显然，我们不能祈求仅仅用这些行为的客观表现（成交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情况）就可以把握所有的信息、就可以把握所有的影响股票价格变化的因素。

其次，如果说市场行为可以涵盖所有信息的结论成立，它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这里所说的市场行为必须是理性的行为，而不是非理性的行为。那么，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所表现的行为是理性的吗?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假定，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作为经济活动参预者的投资者同任何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必然具有追求收益（利润、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但是，这种个体的理性行为并不能够保证集体行为也是理性的，在很多情况下，正是个体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技术分析所说的市场行为，显然指的是投资者的集体行为，而并非投资者的个体行为，这种投资者的集体行为，我们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它必然是理性的行为。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证券投资者集体行为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成分，股票价格的暴涨暴跌、大起大落、股市泡沫的快速形成和迅速破灭，己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证券的虚拟经济性质，已经证明证券市场的交易行为（成交价格、成交量）并不能够充分的、客观的反映影响证券价格变化的所有因素。股票、债券和证券衍生品代表的是金融权益资产，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证券的运动不仅与生产资本的运动相脱离，而且还与其所代表的资金的运动相脱离。在实体经济中，供求规律决定着交易价格的波动，价格会自动回归到市场供求的均衡点。虚拟经济的交易价格则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价格上升会刺激人们的获利欲望，购买需求扩张，从而推动价格的进一步上升；价格下跌，又将刺激人们的止损欲望，供给急剧增加，需求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当交易进入某种难以为继的状态时，就会出现价格的急剧变化，市场价格很难回到真正的市场供求平衡点。由此可见，虚拟经济具有天然的制造经济泡沫和投机的成份，其价格具有极大的误导作用。

最后，从有效市场理论的角度来看，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的结论对证券的投资决策并不具有任何的指导意义。有效市场理论，是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法码（EugeneFama）最先提出来的。在这一理论中，法码将证券市场分为弱有效型、半强有效型、强有效型三种形式。这三种不同的市场形式的区别，主要表现为证券价格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程度不同。在强有效型市场中，证券价格能够充分和快速地反映所有的相关信息，任何人都不能够通过对信息的私人占有而获得超额利润。通俗地说，在一个强有效型的市场中，证券价格的变化是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显然，如果我们认为证券价格的变化这一市场行为的最重要的表现已经反映了市场的所有信息，证券市场是强有效型的，技术分析的理论前提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得出证券价格的变化是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结论，从而也就否认了技术分析存在的价值。反之，如果我们肯定运用技术分析可以预测证券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就必然要否认证券价格的变化能够反映市场所有信息的结论，从而也就否认了技术分析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前提。

评价技术分析须实事求是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这一技术分析的重要理论前提实际上是并不成立的。虽然技术分析是千百万投资者上百年投资实践的经验总结，这种经验总结对现实投资活动肯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它毕竟属于经验性质的范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夸大技术分析对投资实践的指导作用。

证券投资范文篇3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内部控制结构信托人

在马克威茨的风险收益模型以及CAPM模型之后，全球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基金管理公司逐渐开始从过去的收益管理模式向现代的风险管理模式进行转变。而在风险管理中，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也是风险管理的基础。而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内部控制机制及治理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存在的缺陷

在1994年《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证券投资基金被定义为“在中国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

（一）监管缺陷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业绩评价、合同批准、费用批准、基金单位的定价、以及监督投资组合管理和合规性等问题的实际操作中，失去了能真正代表基金这个主体的权利机构。在基金运作链的顶层缺失了权力组织。出现了基金管理公司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或者由同为“运动员”的托管银行来行使部分裁判员的职权。

在日常基金运作中，对外代表基金主体资格的机构一直是基金管理公司。在成熟的基金市场中，如果基金以公司的形式设立就有董事，如果基金以商业信托的形式设立就有信托人。在实践中他们是完全相同的组织，基金业内使用这二个词的意思也是相同的，而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被视为向基金提供服务的机构，由信托人授权其一定的服务范围和权限，向投资基金提供一项或者多项服务。当然在金融外包业务以及金融机构分工不那么发达的我国，为基金提供主要服务（包括前台的投资，金融产品设计，以及后台的清算，过户，信息披露等）还是基金管理公司，但承包的业务多却不能掩饰，基金管理公司只是一个服务者的角色，不是代表基金的组织，更不是实际的基金主体，而真正能代表基金主体的组织正是基金信托人，或者是公司制下的基金董事。这正是我国现有的投资基金内控机制上的重大缺陷所在，而且是位于整个基金风险管理以及运行顶端的缺失。

现实的种种现象表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正进一步的被人们混同为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同时，证券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会正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行使着本应由基金信托委员会或者基金董事所拥有的权利。

基金信托人与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的混淆，从简单的法人治理结构来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会是由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的公司股东授权，代表着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的利益，而并不代表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更不是由份额持有人授权成立的，管理人只要按照信托合同，克尽职守，尽勤勉之义务即可，这也是信托合同的本质。由管理公司的董事会来做出业务选择以及投资基金各个运作模块的监督显然是不合理的。让同为基金服务机构的管理人和托管人互相监督这样的制度更加显得苍白无力。故亟需使基金信托委员会（基金董事）和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职能权限进行明确的划分。而这样的划分在法理上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划分的前提是建立信托人制度。

（二）费用列支项目以及外包业务选择上的缺陷

在我国现实的基金运作中，即便基金的某些业务已经从管理人处剥离出来，外包给别的企业来进行，也是由管理人所指定的，这大大减少了金融分工对于金融风险控制的作用，而国外成功的经验显示，基金业务的外包都是由信托人作为基金主体进行公开招标，由费用较低，服务质量较高的机构来承揽。这样极大的保护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为《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过程中的费用是由基金资产承担，从基金资产中列支，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份额净值的数量，从而直接和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挂钩。而按照现行的《基金法》，托管人仅能在数值复核上可对管理人进行监督，而无法在管理人外包业务选择上，对其进行监督，何况，在费用的列支上，托管人也是费用列支的受益者之一，在费用的列支监督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必定是有限的。

关于费用列支规制的途径有二条：基金持有人大会对于费用列支的确定；在建立信托人制度后，由信托人与各服务承包商协定而成。前者的优点在于，其可以最普遍的代表份额持有者的利益，但缺点也是很显然的，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举行需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而且《基金法》规定，第一召集义务人为管理人，第二召集义务人是托管人，第三召集义务人是持有份额达到10%的持有人。中小份额持有者，在管理人，托管人以及高份额持有人面前，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如此更进一步滋长了管理公司和高份额持有者以及托管人之间的内幕交易，灰色交易。而信托人制度下，基金信托人能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即基金合同的约定）在所有份额持有人的授权下，对费用列支进行规制和合理的衡量。SEC（美国证券交易协会）主席亚瑟雷威总结董事对于基金费用水准的责任时说：“董事们不必保证基金所支付的费用是最低的。但是他们必须确保该费用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这里的基金董事是基金公司制下，证券投资基金的决策组织，行使基金业绩评价、合同批准、费用批准、基金单位的定价、以及监督投资组合管理和合规性等职权，而在契约制下，这一组织即为基金信托人。因此，基金信托人在费用批准领域，对于保护广大投资者（份额持有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由于信托人会议可以在一年中多次召开，如果遇到重大决策问题也可以召开紧急会议，所以运作成本远远低于召集一次持有人大会所需花费的成本。

建立信托人制度保障基金投资者利益

“基金信托人”或者“基金董事”即为受托人（Fiduciary），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1940年美国《投资公司法》，并由法律明文将其规定为美国共同基金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基金爆发式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确认了基金信托委员会或者基金董事会的作用。在发达的投资基金资本市场（如美国，法国），信托委员会或基金董事会的规模各不相同，一般在6到12人之间。

在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规定信托委员会或基金董事会中至少有40%是“独立”的，这里的“独立”被定义为与管理公司、投资顾问、主销售商、法律咨询机构或者其他经纪交易成员没有隶属关系。在1970年的《投资公司法修正案》中，进一步强化了独立性，它设定了一个范畴叫做无利益冲突董事，并提供一套规则来限定无利益冲突董事，要求在某些方面如投资顾问合同的批准和销售协议的批准要得到无利益冲突董事单独多数票赞成。实际上，所有基金信托委员会或基金董事会大多数成员均是“独立”的。这些成员均是商界、政府或者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有着卓著的职业经历。此类人士非常适合这一职位，因为可以期望他们凭借其正直和勤奋的品质，运用独立的商业判断能力代表基金及其投资者的利益。

“独立”性这一独特规定充分强调了信托委员会或基金董事的监督及审核职能。使其能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客观的衡量基金运作情况，并据此情况做出决策判断，从而合理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监督各服务提供商的行为（其中包括管理人、托管人、代销商、过户登记人等）。信托人或基金董事在本质上是在照看基金投资者的钱，法律支持信托人以极高的行为标准去执行他们的责任。他们必须像以理性的审慎人士对待自己金钱那样小心细致地去管理基金。这意味着一个信托人应当对上报信托委员会的事件掌握足够的信息，运用自己的“商业判断力”。法律也要求信托人对基金高度忠诚。信托人必须表现诚实，以有利于基金及其投资者的方式解决利益冲突。由于承担这种责任，即使某个董事的家庭也不该从事于与该基金竞争的业务，或者从该基金的运作中获得任何不正当的收益。

我国1994年《证券投资基金法》明确指出，管理人、托管人和持有人利益由基金合同来规制，明确了我们证券投资基金是以契约型基金的法律框架出现在投资者、管理人及托管人面前，这点与美国以及法国的公司制模式所不相同，我国基金参与多方间的合作由信托关系建立起来。所以基金信托委员会较之基金董事会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当然，在基金信托委员会降低基金的运营风险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的增加基金的操作风险。对于现有的我国基金体系进行改革，人们就会发现，增加基金信托委员会，就是为基金新增加一个上层机构，其一，有形地，会增加基金费用的支出，其中包括机构运作的费用，独立信托人的报酬等。连锁地减少了基金份额净值；其二，无形地，在基金信托委员会做出决策时，不可避免的必定存在某些判断错误，而这些错误有可能直接导致基金资产的减少。

但是在看到以上风险的同时，不应抹煞信托人制度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上的巨大作用，其独立性已经成为了海外基金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为发达基金投资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了投资的信心和安全的保障。而这些作用正是建设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所必需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已经成为了全社会对于金融市场的普遍要求。因为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才是资本市场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信托人制度的应用优势

信托人制度的建立并非取代现有的份额持有人大会，而是对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一种补充，使得基金的常务权力组织和最高权力组织相互分工，相互监督，更好的保护各类投资者的合理利益。信托人制度还将进一步拓展金融领域的服务，由于信托委员会在投资者的授权下可以对服务外包以及基金各项前台后台服务的承包商进行选择。就可在合理的操作风险和费用水平下，将原来由基金管理公司统包的业务剥离出来，如基金清算和基金过户等，而将此类业务剥离出来后，使得基金的投资运作更加独立，透明。基金的投资违规风险进一步的降低。投资者也不必担心，基金经理过度使用自身权限，或超越基金合同所规定的风险警戒线进行投资。这在市场普遍看好的情况下，尤为显得重要。这样，管理公司就能在信托委员会的监督下，更加理性的择时择股，进行投资管理。由于信托委员会的作用使得基金运作中的业务得到细化，就会派生出许多新兴的金融产业，对基金分工进行消化。分工的结果必然导致市场的膨胀扩大，从而带动整个金融市场的繁荣，进入金融市场的良性循环发展。分工还会带来各个服务机构的专业化，每个机构都各司其职，将本职的服务项目做强，做精，才能使自身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诞生出一批具世界水准的金融外包项目专业机构。

国际金融界的最新潮流是服务外包业务，而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外包业务还没有国外如此发达，但是我们应具有领先的眼光，超前的意识，在后“世界工厂”时代，积极地为发达国家金融服务外包做好准备，这也是体现了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对外贸易逐渐逆差，财政上需要平衡国际收支的要求，也顺应了兴办无污染，环保产业的呼声。

参考文献：

证券投资范文篇4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是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将其合法的财产以合法的方式投资于证券市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

第三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可以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在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时，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禁下列行为：

（一）利用职权、职务上的影响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索取或者强行买献股票、索取或者倒卖认股权证；

（二）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建议；

（三）买卖或者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其直接业务管辖范围内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四）借用本单位的公款，或者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资金，或者借用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的资金，或者借用其他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资金，购买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五）以单位名义集资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六）利用工作时间、办公设施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七）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四条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以及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单位的主管部门中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上述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五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股票。

第六条本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任职的，或者在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授予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任职的，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买卖与上述机构有业务关系的上市公司的投票。

第七条掌握内幕信息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离开岗位三个月，继续受本规定的约束。

由于新任职务而掌握内幕信息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任职前已持有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必须在任职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不得继续持有。

第八条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及行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工作性质，对其工作人员进入证券市场的行为作出限制性规定，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备案。

第九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应当给予党纪处分、行政处分或者其他纪律处分；有犯罪嫌疑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

第十条本规定所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和行政执法职能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科协等群众团体机关的工作人员；各级党政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科协等群众团体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适用本规定。

第十一条除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外，买卖其他股票类证券及其衍生产品，适用本规定。

证券投资范文篇5

（一）企业并购及跨国公司并购

1．企业并购

所谓并购，英文mergersandacquisitions，缩写“M&A”，亦称兼并收购，是指一家或数家公司重新组合的手段和形式。[1]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兼并这样给予解释的：兼并是指“两家或更多的独立的企业、公司合并组成一家企业，通常由一家占优势的公司吸收另一家或更多的公司。”[2]而收购是指“一家公司用现金、股票或债券购买另一家公司的股票或资产以获得对该公司（或者称为目标公司）本身或其资产实际控制权的行为。”[3]

兼并与收购的表现形式及行为方式是不同的，但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企业产权有偿转让的民事法律行为，反映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从经济意义上讲，公司兼并和收购行为的目的都是为增强企业竞争能力、扩大规模经营效益、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因此，简单地将兼并和收购区别开来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现今社会并购浪潮向广泛和纵深推进，二者区别逐渐减少，“并购”已经成为企业经常性的活动，它也成为经济、法律上的常用语。笔者认为，公司并购实际上就是指经由收购行为而完成的兼并。这里的“收购”既包括上市公司的收购，又包括股市外通过产权而完成的收购。而这里的兼并既包括吸收合并，又包括对另一公司控股权的获取和新设合并。

2．跨国公司并购及其分类

谈及跨国公司并购，我们首先必须对跨国公司作一个简单的论述。事实上，在英文文献中，有关跨国公司的名称多种多样，而跨国公司的定义更是数不胜数。在这众多的跨国公司的定义中，《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所表述的跨国公司的定义最具代表性。其解释是这样的：“本守则中的‘跨国公司’一词，系指一种企业，构成这种企业的实体分布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而不论其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各个实体通过一个或数个决策中心，在一个决策系统的统辖之下开展经营活动，彼此有着共同的战略并执行一致的政策。由于所有权关系或其他因素，各个实体相互联系，其中的一个或数个实体，对其他实体的活动能施加相当大的影响，甚至还能分享其他实体的知识、资源、并为它们分担责任。”

跨国公司并购就是指某一家跨国性企业或若干家跨国性企业对其他企业的股东权益之特定归属权即企业产权进行重组的自主性商业活动，跨国公司通过收购而完成对目标企业的兼并。[4]从该定义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并购是公司并购中的一种特殊类型，跨国公司并购可以分为跨国公司的国内并购和跨国公司的国际并购（或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跨国公司的国内并购其实质与国内企业并购相同，而跨国公司的国际并购（Cross-borderMergers&Acquisitions或InternationalMergers&Acquisitions）更是一国国内企业并购的延伸。众所周知，某一国企业以并购他国企业的形式进入他国市场，即可成为跨国公司。因此，跨国公司的国际并购就是指一国跨国性企业为了某种目的，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另一国企业的一定份额的股权直至整个资产收买下来。跨国公司的国际并购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企业，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市场和两个以上政府控制下的法律制度，其中“一国跨国性企业”是并购发出企业或并购企业，“另一国企业”是他国被并购企业，也称目标企业。这里所说的渠道，包括并购的跨国性企业直接向目标企业投资，或通过目标国所在地的子公司进行并购两种形式，这里所指的支付手段，包括支付现金、从金融机构贷款、以股换股和发行债券等形式。而跨国公司的国内并购是指某一跨国性企业在其国内以某种形式并购本国企业。

内容摘要:证券投资安全问题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我国《证券法》十分注重证券投资安全的价值取向,通过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证券机构的监管等一系列具体制度的设计,切实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证券法》;证券投资安全;证券机构;监管

利用证券进行投融资活动,资产证券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证券投资活动具有规模大、流动性强、涉及面广、交易环节多、高风险与高利润相伴且同样难以预期等特点。而证券投资安全问题则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及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证券投资安全、金融风险防范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而为世界各国所关注。199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从立法宗旨、价值取向、法律调整范围到具体制度的设计,都突出了对证券安全的维护。

1.《证券法》中维护证券投资安全的价值取向

作为一部调整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法律,应确立下列价值:一是证券投资安全。这主要表现为证券交易安全,其含义不在于消灭证券市场的正常商事风险,而在于将市场风险限制在一定幅度内,提高市场风险的可预期性。我国《证券法》第19条专门进行了风险提示。证券法所努力追求的就是消灭证券市场正常风险之外的系统风险和道德风险。二是交易效率。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效率主要表现为成交速度、资金流转速度和交易频率。三是市场广延度。即市场主体能够利用证券这一金融工具进行融资、投资活动的可能性,通常表现为证券品种的多寡,企业发行证券条件的宽严程度。若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条件宽、证券品种多,则不仅能满足大企业、而且还可满足中小企业的证券融资需求,满足不同层次的投资需求,这样市场广延度就高。

上述三个价值中,证券投资安全、交易效率和市场广延度之间存在着价值冲突。我国《证券法》突出了对证券投资安全价值的强调。首先,我国《证券法》没有像多数国家证券立法那样给“证券”下定义,而是在第2条里有限地列举了股票和公司债券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规定其发行和交易适用《证券法》。而政府债券的发行交易不适用《证券法》。“国务院依法认定”,为国家限制《证券法》适用范围提供了依据。其次,第10条规定了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目前,实践中证券发行尤其是上市交易的额度管理仍十分严格,证监会通过控制证券发行上市额度进而控制股市容量,控制证券市场的广延度。第29条规定境内企业境外发行或交易证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批准,对国际证券融资进行了限制,这虽不利于利用国际资金,但却有利于避免国际资金、尤其是国际游资对国内证券市场的冲击,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再次,第32条、第33条,规定了证交所公开集中竞价的挂牌交易方式,排除了我国目前尚不成熟、不易管理的柜台交易方式。

另外,《证券法》第35条规定现货交易,排除证券期货(包括期权、期指)的交易。第36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第106条规定了T+1的交易方式,而没有采用T+0的交易方式。上述这些规定显然与证券市场已经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的证券制度不同。我国《证券法》的这些规定虽然在局部、短时期内有损交易效率,但却有利于交易安全,有利于保护投资者。

2.信息披露制度与证券投资安全

《证券法》的“三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中,公开原则是公平、公正的前提,是证券投资安全的保证。其含义不仅是证券市场的每一个参加者,即证券市场主体的信息公开,还包括对证券市场能够有影响的其他主体,如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政府行为的信息公开。也就是说,与证券市场相关的每一主体的行为,都应当是公开的,每一主体都可以依法得知其他主体的行为信息,并根据信息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只有在充分完全信息下,才能展开公平的博奕。《证券法》的公开原则表现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信息披露制度。

(1)发行核准程序公开(证券监管行为公开)。《证券法》第15条规定: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第16条规定:证券监管部门对发行申请作出决定的期限为三个月,不予核准或不审批的,应当作出说明。上述规定结合行政处罚法听证会制度,对公开政府证券监管行为提出了要求。

(2)发行前的信息披露。《证券法》第17条规定:发行人应当在证券发行申请经核准或者经审批后,在证券公开发行前,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3)证券上市交易公告。依据《证券法》第45条、第47条、第48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股票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经核准的股票上市的有关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这些文件包括:上市报告书,申请上市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公司营业执照,经法定验证机构验证的公司最近三年、或者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会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和证券公司推荐书,最近一次的招股说明书。并公告下例事项:股票获准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日期,持有公司股份最多的前十名股东的名单和持股数额,董事、监事、经理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及其持有本公司股票和债券的情况。

根据《证券法》第54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发行人应当在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公司债券上市报告、核准文件及有关上市申请文件,并将其申请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4)持续信息公开。《证券法》第60条、第61条、第62条分别规定了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的中期报告、年度报告和重大事件临时报告制度,第59条、第63条规定公告的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否则,有责任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信息披露。《证券法》第41条规定了股东大额持股报告制度,第79条进一步规定了股东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到法定比例的报告、公告制度。投资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5%以后,通过证交所的证券交易,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增加或者减少5%,应同样进行报告和公告。报告和公告的内容包括:持股人的名称、住址,所持有的股票的名称、数量,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在报告期间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3.中小证券投资者投资安全的特殊保护

对中小证券投资者投资安全的保护,是《公司法》、《证券法》的重要内容。公司法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侧重于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形成、小股东自益权和共益权的赋予和行使方面。如小股东通过累积投票权的方式推选董事、小股东对董事会决议瑕疵的异议权、诉权的享有和行使等。《证券法》对中小证券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则侧重于证券市场的交易环节。

首先,《证券法》禁止通过单独或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其次,《证券法》还将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视为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非依有关上市公司收购的规定,不得买入或者卖出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证券,并且不得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这些规定有利于克服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在证券交易中的不公平竞争,从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另外,在上市公司收购的立法中,也强调了对中小证券投资者的保护。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可能侵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主要有三:一是大股东主宰收购过程,迫使中小股东放弃股权。二是大股东与公司董事、经理等公司代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串通,侵犯中小股东股权。三是公司董事、经理等公司代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从自身职务利益出发,不管收购的“善意”1与否,违背中小股东意志,以种种反收购措施抵制收购,从而侵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致使资金不能自由流动,资本得不到有效配置。

我国《证券法》在上市公司收购一章中关于中小股东的保护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是针对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前两种情形。至于抵制收购制度,目前西方各国的规定差别较大,有的国家较为宽松,有的国家较为严格2,而我国《证券法》对此问题尚无规定。因此,对抵制收购操作实务中的违规现象、争议纠纷,就很难给予合理合法的解决,极易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如1993年我国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事件——“宝延风波”中,“延中”以“宝安”犯规为由向法院提起的诉讼。1995年“北旅、江铃事件”之后,深圳发展银行针对收购,在公司章程中对增持股份新制订的报告、批准条款,虽有利于阻止“恶意收购”的情况,但却阻止了“善意收购”行为3。为了切实保护中小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广大小股东的利益,我国法律有必要对反收购的原则、范围以及方法加以具体规定。

在论及抵制收购制度中对中小证券投资者的保护问题时,就不能不涉及到联合收购4问题(或称为联手收购)。我国1993年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8条规定:“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30%时,就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该条立法意义是说计算某个持有人所持有的股份是否达到强制性收购要约的法定比例,不论其是“直接持有”的、还是通过其他相关公司“一致行动”“间接持有”5的,都应视为一人持有、合并计算。显然,该条规定有利于防止某些收购方为节约收购成本,规避执行强制性收购要约的法律规定,采取联合收购的情况,更有利于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尽管“这一规定对于执行强制性收购要约及大股东的报告义务,防止联手收购行为非常重要”,但是,对联合收购行为“用‘直接或间接持有’等表述方式加以规定,这不利于证券管理部门对此类行为实施准确有效的监管。因此,在未来的《证券法》中,应对这一行为的概念、范围及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6。遗憾的是,我国新颁布的《证券法》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却在第81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该条与《暂行条例》相对应的第48条相比,使人不能不感到是一种倒退。

4.强化对证券机构的监管与证券投资安全

证券市场最大的系统风险源自于证券机构。亚洲金融风暴离不开金融证券机构的炒作,巴林银行的破产曾引起欧洲经济的震荡,而银行破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内部风险管理的薄弱。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证券公司等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把它作为防范金融风险,保护证券投资安全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首先,我国《证券法》第6条规定了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的金融体系制度。并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这一作法虽然与当今世界各国全能银行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却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业务刚刚起步,内部管理和政府监管经验不足的现状。

其次,为加强监管,《证券法》规定了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业协会等特殊法人制度,其中与保护投资安全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

(1)风险基金制度。证券交易所应当从其收取的交易费用和会员费、席位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设立风险基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设立结算风险基金。风险基金应存入银行的专门帐户,不得擅自使用。证券公司应从每年税后利润中提取交易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证券交易的损失。

(2)经纪类证券公司与综合类证券公司分离,综合类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与经纪业务分业管理制度。综合类证券公司必须将其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分开办理,业务人员、财务帐户均应分开,不得混合操作。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必须为客户分别开立证券和资金帐户,并对客户交付的证券和资金按户分帐管理,如实进行交易记录。

(3)证券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制度。证券公司的对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额的规

定倍数,其流动负债总额不得超过其流动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其具体倍数、比例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这一规定要求证券公司能够以一定金额的自有资产作为债务的担保,防止证券公司因资产状况恶化而危及证券投资安全。

随着我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深入进展,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下,我国证券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范围越来越广,参与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投资意识、金融意识也越来越强。但是,我国的证券业发育尚不成熟,立法也不够健全,对证券投资安全的保护无疑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实践证明,在我国证券业高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涉及到证券投资安全。作为证券法核心价值之一的证券投资安全,无论是从证券投资的专业技术性,还是对各阶层利益影响的广泛性,都愈来愈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认真审视社会主义特定条件下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与发展,对证券投资安全规范、完整的立法、司法保护亟需进一步完善和探索。

注释:

1上市公司收购就双方的协商一致与否,可分为“善意”与“恶意”两种情况。“善意收购”一般指被收购方接受收购方提出的收购建议,并就收购条件、出售价格等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平和完成收购的情况。“恶意收购”一般指被收购方反对收购方的收购意图,或双方对收购条件、出价等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发生收购与反收购争夺的情况.

236周长征,李桂娟.论公司收购中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J].中外法学,1997(1).

4联合收购是指一个投资者联合其他投资者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或默契,积极配合,共同进行收购,而在表面上每个收购行为是独立的,从而规避法律规定的行为。此时一个投资者在名义上所持有(即直接持有)的股份不足30%,但其通过其他法人间接持有的股份可能已超过30%.

证券投资范文篇6

[关键词]证券组合投资交易费用买进卖出交易

一、引言

由Markowitz首先提出的证券组合组合投资理论是现代证券投理论的基石。它解决了持有一定资本的资者如何在证券市场众多的证券品种当中做出投资选择，适当的分配自己的资本，以得到最大的收益，并且收益发现最小。这种投资决策问题已经被广大学者所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非常由价值的结论,文[1]从安全投资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把概率引入了决策模型；文[2]也在概率原则下对投资组合进行研究，并用遗传算法进行模型求解；文[5]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对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求解这一模型的旋转算法；文[7]研究了不相关资产的投资组合理论；在文[3,8]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含有交易费用的投资组合模型进行研究。

然而在上述众多研究成果中，没有考虑证券组合投资中存在买进和卖出时交易费用问题，显然交易费用的多少肯定会影响到原来模型的可行域，即最优投资组合，因此在证券投资组合当中考虑买进卖出操作的交易费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可能会得到非有效的证券投资组合。因此，本文基于以上的考虑，把证券投资中的交易费用考虑进去，更加符合投资者的需要和实际投资情况。

二、含交易费用和无风险证券的投资组合模型

证券投资范文篇7

关键词：思考；证券投资技术分析；人才培养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是投资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国内高校的《证券投资分析》课程多以基本面和技术指标分析为主，鲜有传承正统的华尔街技术分析的精髓和完善的交易体系。技术分析入门容易，但要形成适合于我国资本市场实际的交易体系却需要系统的知识和长期而全面的训练，高校《证券投资技术分析》课程不仅要完成投资课程的教学任务，更应该作为投资者教学的重要组成。在总结了多年的教学及实践经验，对股市趋势技术分析进行传承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投资技术分析》课程进行分析讨论。

一、培养目标

“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旨在培养具有完善交易体系、过硬的技术分析和严格的风险控制能力的人才。技术分析经历了资本市场几百年的洗礼而依然璀璨绽放，能够第一时间识别风险和发现入场机会。《证券投资技术分析》应该培养具有全面的技术分析知识、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科学的交易策略和交易体系的技术分析师。

二、培养方法

国内目前很多《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教材更多的从K线、趋势线、各种技术指标出发研究，多以认识各种指标和介绍各种指标的使用方法为主，对风险的防范、入场出场的时机、交易体系的构建等没有系统的介绍。技术分析的培养应该从实盘的角度出发，不断的训练，用沙盘推演的方法“以练为战”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从而建立起完善的交易体系和方法。

三、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任何一个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生存的关键，没有风险控制意识必然导致投资的盲目和不受保护，在一个只能做多的市场上，投资者极有可能做多在上涨趋势的结束期和下跌趋势的开始期则不自知，2015年中国A股的股灾是最好的佐证。在教学中，我们应该不断的强调入场设止损，可以为入场资金的10%，可根据个人的风险偏好确定，防止假突破或趋势的反转。对于学生进行考核的时候依然将风险的控制作为关键指标进行考核。

四、客观的思维

保持客观的眼光，像冷冰冰的机器一样交易，不带感情色彩，这些都是交易得以成功的保障。不要妄自揣测市场将要怎样，市场永远是对的，市场总是会以自身的规律演绎，不会以你的意志和判断而转移，股票涨到多少、跌到多少均会有自己的演绎，不揣摩、不预测。基本面分析固然重要，但是基本面所得到的消息往往有滞后性，信号理论早有说明，2015年股灾，很多的投资者都在等待政府救市，如果明白市场自有自身的规律，不逆势交易，做到顺势而为，客观冷静，那么投资者自然会规避股灾的风险，而不是“不抛弃、不放弃”的套牢等待。

五、交易体系

技术分析方法传承了几百年，经典的著作有罗伯特D.爱德华兹、约翰.迈吉著作的《股市趋势技术分析》和马丁J.普林格著作的《技术分析》等，不同国家的资本市场又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不同的技术分析学派人士又对技术分析产生不同的理解，也会形成不同的交易方法和交易体系。别人的交易方法和体系不一定对自己适用，对于投资学专业的学生来讲，构建适合自身的交易方法和交易体系尤为重要，比如要求学生在实践中自我总结一套：“判断入场时机，开仓设止损，守止盈”，这也是未来走向操盘及分析师的基础，同样是自身能够立足于市场的制胜法宝。

六、教学环节

教学的安排和教学环节的涉及是技术分析教学效果得以实现的保证，证券投资本身具有风险，但是没有身临其境的实盘交易操作，学生也很难得到较好的锻炼。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总结了一套“鼓励小规模资金实盘，以沙盘训练为主”的“以练为战”的方式。1.充足的训练和观盘时间。要求投资学学生每天至少保证3个小时的看盘时间：早盘从集合竞价到10点；午间复盘半小时；下午的14:00到收盘；晚间的看盘至少一小时。没有充足的看盘、不断的复盘和选择、识别，很难培养自身的盘感。2.坚持不懈的沙盘模拟推演。通过趋势技术分析、趋势的识别、压力线的划定、突破的把握、止盈线、入场的止损价、形态的识别、量能的把握等技术分析的基本知识，不断的进行推演，从初学到熟悉，长期的推演和训练。每一次的操作严格按照交易的体系：带量突破重要的压力线或颈线买入（缺口更佳），设置止损，耐心守止盈线，跌破止盈线止盈，跌破止损线止损。通过大道至简的方法，不断的训练，从生疏到熟悉再到精通。3.做好记录进行总结。交易有成功也有失败，对于每一次交易的操作，要求学生一定做好记录和笔记，不断总结和思考，这样才能积累更多的经验，不断优化并完善自己的操作方法和体系。技术分析能够让投资者走更远，笔者在多年的教学中结合华尔街正统的技术分析知识和中国A股的实情总结了几套比较好的交易体系和方法，笔者经常给学生说一句话“技术为王，只要大盘给你一点颜色，那么你就应该大胆的开出染坊来”，传承技术分析的精髓，构建适合自己的交易方法，严格的入场、止盈和止损，是培养适合中国特色证券市场投资分析师的基础。

作者:胡阳 李林芝 单位: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

证券投资范文篇8

加入WTO后，祖国大陆新兴的证券市场面临扩大开放、实现国际化的急迫任务。祖国大陆的证券市场与推行QFII前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比，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股市低迷、股票市盈率过高、证券市场投资主体结构不尽合理等诸多弊端。而QFII制度在台湾的实施过程中，克服了上述弊端，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其经验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研究并予以借鉴。

一、台湾的QFII制度

所谓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制度，即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是指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一定条件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审核可转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它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成为那些货币没有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新兴国家或地区实现有序、稳步开放的特殊通道。推行QFII制度的国家对于外国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限定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包括资格条件、持股比例、投资额度、资金的汇出入、投资登记（托管）及范围等等，并可以灵活地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对开放的程度进行微调，达到减少开放对经济冲击的目的，而在这方面台湾的成功经验可为祖国大陆提供有益的借鉴。

1、台湾推行QFII制度的措施及其演变

台湾自1991年1月起正式实施QFII制度，允许QFII直接投资证券市场，但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在该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进行微调，对各种限制条件逐步放宽直至取消部分限制。台湾对QFII制度的限制措施及其演变如下：

（1）对资格条件的限定；

（2）持股比例的限定；

（3）对投资额度的限定；

（4）对资金汇出入的限定：1991年1月，台湾监管当局规定，QFII须在核准后3个月内汇入本金，汇入本金后满3个月方可汇出本金，并将QFII资金的汇入汇出控制在一年内不超过4个来回。1996年，取消本金、利得汇出期限限制，1997年更是允许QFII汇入台湾市场的金额在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情况下可以免经台湾外汇局的同意。投资者汇出资金时，需通过“中央银行”进行兑换，同时交纳20%的利息和股息税。到2001年，将本金汇入限制放宽至两年。

（5）对资金运用范围的限定：1991年1月，台湾监管当局规定QFII需将汇入资金的10%开设3个月定期存款账户，而到1992年则放宽为可将其汇入资金的10%投资90天以内货币市场工具，到了1995年将投资货币市场工具的限额从10%提高到30%.在1998年开始允许QFII投资期货市场，到2000年则允许其投资可转换证券和金融证券。

自1991年开放外国专业投资机构投资台湾证券市场，至2001年11月23日止，台湾监管当局共核准QFII投资台湾证券市场申请（包括首次及再次申请）1958件，共核准596家QFII首次投资台湾股市，核准金额约2300亿美元。QFII的成交金额和持股比例不断上升，截至2002年9月持股比例占同期市场总市值的9.49%，交易金额占总成交值的比例也在8%上下波动，已经成为台湾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

2、台湾推行QFII制度的绩效评析

在稳定和完善台湾证券市场、促进其对外开放及国际化的进程中，QFII制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具体绩效如下：

（1）激发投资者信心，稳定了台湾证券市场

除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1997年，QFII历年对台股都是买超，因其被认为是理性且投资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其买入的股票常常受到其他投资者的追捧，故而激励了岛内外投资者投资台湾股市的信心。而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正是因为大部分QFII坚持了长期投资的理性观念，在危机中不曾有大的买卖动作，才使台湾证券市场保持了大体的稳定，躲过了几乎席间整个东南亚的这场金融风暴。2000年以来，台湾股市熊市绵绵，QFII资金流出很少，而且持续买入，对市场稳定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提高了台湾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比重

QFII的引入给台湾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带来了可喜的变化。1991年，96.9%的成交金额是由台湾地区自然人所带来的，台湾地区的法人只占3.1%，也就是说当时台湾证券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场。而随着QFII的引入，10年间台湾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大大改善，台湾证券市场投资者中自然人的比重下降到84.4%，而与此同时法人的比例提高到了9.7%，QFH的比例则为5.9%，后两者的合计比重为15.6%，在这10年间台湾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提高了4倍多。

（3）降低了上市公司市盈率

在台湾证券市场实施QFII的过程中，其股票的市盈率也逐步与国际接轨。1991年台湾证券市场的股票市盈率为32.05，高于同期纽约市场15.08与伦敦市场14.20的市盈率水平。而到了2001年10月，台湾与纽约和伦敦市场的市盈率水平已经非常接近。

（4）活跃了市场交易

QFII的介入，不仅直接带动国际投资者在台湾证券市场的交易，而且也激发了岛内投资者的交易。如1996年4月的“摩根效应”后首个交易日成交金额达到770亿元新台币，当月总成交金额达到2万亿元新台币，刷新了1995年2月以来的纪录。

（5）提高了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性，推进其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

在台湾引入QFII的初期，即1991-1995年，台湾证券市场与纽约、伦敦市场的相关性较小；到了第二阶段，即1996-1999年，相关性有所提高；而使用2001年各月数据计算，台湾与纽约市场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682，与伦敦市场的相关系数更达到了0.785.这表明台湾股市越来越受到纽约和伦敦市场的影响，市场有一定程度的连动，其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加深。

二、祖国大陆现行QFII制度的特点

2002年11月8日中国证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此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并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随后于12月1日同时了各自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这些标志着QFII制度在祖国大陆的正式推行。但在有关政策出台后的首个交易日，沪深股市却跌幅双双超过2%，此后股市持续低迷，表明了市场对祖国大陆现行QFII制度的看法。与1991年台湾推出的QFII制度相比，祖国大陆的QFII制度存在如下的特点：

1、资格条件要求相当苛刻

《办法》中对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的经营时间、实收资本、管理证券资产的规模或者排名都提出了具体标准，几乎所有的标准都远远超过了台湾地区当时的标准。所有类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证券资产的规模均不小于100亿美元，而台湾地区对此的限制在3-5亿美元；经营时间除基金管理机构与台湾地区一样是5年以外，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均要求30年以上，而台湾地区仅要求保险公司从事10年以上保险业务。

2、投资额度要求十分严格

《规定》明确限定单个合格投资者申请的投资金额不得低于等值5000万美元的人民币，不得高于等值8亿美元的人民币。而台湾地区规定单个QFII投资额度上下限分别为500万美元和5000万美元，只有祖国大陆相应额度的1/10和1/16.

3.资金管理政策严格，本金汇出的门槛较高

由于祖国大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尚未自由兑换，而QFII涉及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本金和利得的汇入汇出问题，从《办法》中的具体条款来看，资金汇出方面的管理也是较为严格的。在本金汇出的时间要求上，封闭式基金要求汇入满三年后方能汇出，其他境外投资者则须满一年方能汇出。而台湾地区只要求本金汇入满3个月即可汇出。

虽然这些限定有利于国内市场投资者素质的提高以及市场的稳定，但同时也把很多已专门致力于投资祖国大陆境内股市多年和欲投资中国股市的境外小型专业投资公司排除在外，而这其中不乏资信状况良好、对祖国大陆证券市场持有长期投资理念的公司。同时，相当一部分全球著名的外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及证券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都表示由于祖国大陆QFII的进入门槛较高，公司将对申请QFII投资祖国大陆股市持谨慎态度，并希望祖国大陆监管机构完善其QFII制度。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祖国大陆QFII制度推出后市场反应冷淡的原因。

三、台湾经验对祖国大陆的启示

虽然祖国大陆出台QFII制度后股市持续低迷，同时在其促进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会带来一定的国际金融风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台湾QFII的大量流入也是在其推行QFII制度之后的两三年后，即QFII制度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QFII在帮助台湾避免陷入亚洲金融危机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我们不能因为短期的市场冷淡而怀疑QFII制度的效果，不能因为QFII可能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而否定QFII.相反，祖国大陆应该借鉴台湾的经验，坚定不移地推行QFII制度。而对于QFII制度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可以通过祖国大陆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抗风险能力的逐渐提高与有关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而得到有效防范与化解。

目前祖国大陆有关监管当局通过对进入的QFII的资产托管人、交易委托人和资金汇出入限定等诸多要求，构建了证监会、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全面审慎监管，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结算机构的交易、结算监管和托管商业银行、受托证券公司协助监督的全方位、多层次、分工合作的监管格局，同时《办法》中第四条“合格投资者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也将QFII纳入了中国全部法律法规的监管之下，综合形成了对QFII的有效监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台湾的经验，并结合祖国大陆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适时地、循序渐渐地调整祖国大陆的QFII制度：

1、逐渐放宽对QFII的资格要求

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新兴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在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地，他们熟悉QFII的运作机制，同时比较了解及看好祖国大陆市场，有投资祖国大陆市场的期望，但因为中国QFII对资产规模、经营年限、世界排名等资格条件方面存在的较高门槛而止步于中国市场之外。笔者认为应参照台湾的经验，放宽对QFII的资格要求，但在审核QFII申请时着重资信状况与其投资经营理念，并择优通过。

2、逐渐放宽对单个QFII的投资额度的限制，但对所有QFII总的资金流入进行比例管理。

可根据证券市场总市值确定QFII资金进入总规模。当初台湾市场QFII占总市值的2%，但考虑到祖国大陆的证券市场和外汇规模与当初台湾相比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这个比例大致可以取3-4%，并可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状况提高该比例，直至最后取消总的额度限制。

3、逐步放宽对QFII汇出入资金的限制

祖国大陆对QFII汇出入资金的严格管理固然能避免国际游资对祖国大陆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但同时降低了QFII资金的流动性，使相当一部分极为追求资金流动性与全球配置效率的机构投资者被拒之门外。祖国大陆可以参照台湾的经验，采取在资金的汇入时间、数量以及汇出期间、汇出方式上设置相对较多的限制，并在实施中逐步放宽，但在本金汇出期间上降低期限限制这一对投资者较为有利的安排，并采用征收一定的利息股息税的税收政策。

证券投资范文篇9

因此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基金投资产品中科学的分析评价其投资价值，应当是投资者首要面临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应用基于规模收益可变的超效率DEA方法，通过对我国72只证券投资基金的盈利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管理成本、基金成长能力、战胜市场能力等五方面的综合评价，为其绩效水平进行“打分”，并对其2005年至2011年的持续性进行检验，评测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稳定性。

1理论方法

1.1基于规模收益可变的超效率DEA方法

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s)，则{DMUj:j=1,2,…,n}。令(xk,yk)为第k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向量与产出向量，则决策单元k的第i个投入要素与第r个产出要素为(xki,ykr)。再令矩阵X=(xj)，Y=(yj)，则基于规模收益可变的生产可能集PPS(X,Y)记为：PPS(X,Y)={(x,y)|λXx,λYy,eλ=1,λo}投入要素与产出要素的生产可能集分别定义为：PPS(X)={x|λXx,eλ=1,λo}和PPS(Y)={y|λYy,eλ=1,λo}。这里e为单位向量。根据Lee等(2011)对于模型变量最优化的相关定义，基于投入的规模收益可变超效率DEA模型为：若模型(1)在评价决策单元时生成有效解，则其最优解θ为被评价单元的投入要素相对于由剩余单元生成的有效前沿面的径向距离，即投入要素可以节省的量；若Y=(yj)，(j=1,2,…,n,j≠k)，当ykPPS(Y)时，模型(1)是失效的。这是由于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投入要素在该生产规模下已经不能减少，但产出要素却有大量盈余，也就是说其超效率并没有表现在投入方面，而是表现在了产出方面。因此，我们通过模型(2)来寻找被评价单元的每个产出要素的盈余量：Lee(2011)证明当且仅当模型(2)的最优解sr>0时模型(1)失效。需要说明的是，模型(2)中的srykr并不是标准DEA模型中的松弛变量，它仅表示被评价决策单元产出要素相对于剩余单元所组成前沿面的超量部分。至此，我们完成了基于规模收益可变的两阶段超效率DEA的第一阶段，即识别超效率模型是否失效的过程。在第二阶段中，我们将对失效的决策单元进行再评价以获得该单元的效率值。综合考虑模型(1)与模型(2)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改进的超效率模型(3)：这里的(s1,s2,…ss)为模型(2)的最优解。令模型(3)的最优解为θ，当模型(1)未失效时，则θ=θ，也就是说此时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为θ，应该注意的是θ既可以1也可以1。当θ1时，意味着该单元相对于剩余单元所组成的有效前沿面而言节约了大量投入要素，当θ1时，说明该单元相对于这个前沿面而言在投入要素方面无效，仍然可以大量消减；当模型(1)失效时，我们可以通过解模型(4)来获取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即：这里R={r|sr>0}，|R|为集合R的范数，可以通过模型(2)获得。从模型(4)的结构上来看可以分为两部分。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若模型(1)失效，则导致其失效的原因是被评价单元的产出要素超出了剩余单元组成的生产可能集，虽然通过模型(3)的求解我们可以获得投入要素的效率值，也就是模型(4)的θ这一部分。但是产出要素的效率值我们就要通过模型(4)的前半部分获得了。

1.2基金绩效持续性

本文采用双向表法(ContingencyTable，也称之为two-waytables)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绩效持续性进行检验。在评价基金绩效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判断是否存在“热手”(hothand)现象，即历史收益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的基金在未来仍将继续保持较高的收益率。双向表法是Goetzmann等人于1994年提出的，其通过对连续观察期内收益的连续变化情况，进而判断该基金的各期业绩为“胜者”亦或“败者”。基于双向表的检验方法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法。双向表实际上是一张简单的概率分布表，它所反映的是所有样本基金在连续两个时期内分别处于败者或者胜者地位的数量。该表反映了第t期的胜者或败者在第t+1期是否变化地位的概率。Goetzmann定义的“胜者”为在第t期，基金收益率大于等于样本基金总体当期收益率中值的基金，反之则为败者。胜者记为“W”，败者记为“L”。那么在连续的两期内，一只基金的地位可能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况：胜者-胜者(WW)、胜者-败者(WL)、败者-败者(LL)、败者-胜者(LW)。若基金绩效不存在持续性，则胜者与败者地位互换的概率应该大致相等，也就是说上面提及的四种情况的概率都应趋近于25%；反之，若基金绩效存在持续性，则基金的地位应当是比较稳定的，从概率上讲，即是原本为胜者基金继续成为胜者的概率将大于该基金从胜者变为败者的概率。本文将通过交积比率(crossproductratio,CPR)和卡方统计量来检验基金绩效是否具有持续性。交积比率定义如下：CPR=WW*LLLW*WL（5）这里CPR∈(0,+∞)。若基金绩效不存在持续性，则CPR应趋近于1，CPR越小说明持续性越不明显，越趋近于+∞说明持续性越强。交叉积比率检验是对各基金与基金平均水平相比的盈亏状况是否具有整体的持续性的检验，其实际上是一种绝对业绩和相对业绩相结合的持续性检验。Brown和Goetzmann(1995)指出，在样本较大且原假设ln(CPR)=0的条件下，CPR自然对数服从于正态分布，其标准差为：σln(CPR)=1WW+1WL+1LW+1LL（6）由此我们可以通过构造Z统计量来进行检验，在观测值相互独立时，Z统计量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即：Z=ln(CPR)σln(CPR)～N(0,1)（7）原假设(H0)：ln(CPR)=0，基金绩效不具有持续性，前期绩效无法预测后期。备则假设(H1)：CPR>1，基金绩效具有持续性。在原假设下，单自由度的卡方统计量定义如下：χ2=(WW-D1)2D1+(WL-D2)2D2+(LW-D3)2D3+(LL-D4)2D4（8）这里D1=(WW+WL)(WW+LW)/ID2=(WW+WL)(WL+LL)/ID3=(LW+LL)(WW+LW)/ID4=(LW+LL)(WL+LL)/I且I=WW+WL+LW+LL。

2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数据为我国基金市场上2005年前上市交易的72只开放式基金，数据所跨时域为2005年6月至2011年6，数据全部取自wind数据库，为各基金的半年报数据，共计13期。本文采用的分析软件为lingo8.0和Eviews6.0。

2.1基金绩效评价

在建立用于基金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时，本文充分考虑了基金的获利能力、风险水平、运营成本、成长能力以及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等5个方面，结合DEA模型对于投入产出要素的要求，我们选取投入要素：收益率标准差和管理费，产出要素：收益率、总资产增长率和胜率。在基金绩效评价方面，我们将采用本文中的模型(1)—(4)进行分析，以2007年中期绩效评价为例进行实证运算。通过运用模型(1)的运算，有三只基金的运算结果显示为失效解，分别为：华夏大盘精选(证券代码：000011)、融通深证100(证券代买161604)和金鹰成分股优选(证券代码210001)。在评价过程中，这三只基金的产出要素超出了由剩余基金所组成的有效前沿面，因此我们通过模型(2)来确定其产出要素的盈余水平。如表1所示。通过对模型(2)的运算，我们完成了对基于规模收益可变的超效率DEA模型的有效性进行的判断，并确定了被评价的无效决策单元产出要素相对于剩余单元所形成前沿面的超量部分，即表1的最后一列。同时我们还确定了该期三只基金分别存在盈余的要素，即sr>0所对应的产出要素。通过模型(3)与模型(4)的运算我们完成了对这三只基金绩效进行的再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对模型(3)与模型(4)的运算，我们不但生成了各决策单元的基于规模收益可变的超效率值，同时，我们还可以对该效率值进行归因判断，即该效率值是源于对投入要素的节约还是产出要素的盈余。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三只基金而言，其效率值既源于投入要素的节约，也源于产出要素的盈余。横向比较这三只基金的效率源我们可以发现，华夏大盘精选和融通深证100的投入要素效率值均小于1，也就是说其投入要素仍存在规模不经济，依照该效率值沿径向方向投影到前沿面上可以改进其投入要素。在对模型(1)的运算结果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国泰金龙行业精选等14只基金也表现为超效率，但是其sr=0，也就是说这些基金的产出要素yk∈PPS(Y)。这就意味着这些基金的产出要素并不存在盈余，其超效率全部源于投入要素的节约。至此，我们完成了对于该期全部基金的绩效分析评价。在其余12期，各基金按照同样的评价方法操作，分别生成了其对应的效率值。

2.2基金绩效持续性检验

在本部分，本文将以上节的实证结果为依据，运用向表法对样本集72只基金的13期绩效进行持续性检验。在计算过程中，我们用各期的绩效值替代了原模型所用的收益率指标。这是由于绩效值是对一只基金的运营表现的综合判断，仅考虑收益率的持续性往往忽视了基金的风险和运营成本。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被检验的12个阶段中06末-07中、07中-07末、07末-08中、08末-09中、10末-11中等5个时期在5%的显著水平下其Z值和χ2值均小于临界值1.96和3.841，统计上未通过检验，表现为不具有持续性。但06末-07中虽然未通过检验，但是其Z值和χ2值非常接近临界值，可以说表现为一定的弱持续性。从实证结果来看，我们发现，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绩效持续性的表现与我国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我们考察的时期来看，具有绩效持续性的时期全部落在了市场普涨与普跌期，而不具有持续性的时期均存在于市场出现巨大波动或直接表现为反转时，因此，可以说当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表现为绩效持续时，市场处于单边上涨或下跌期，而其表现为绩效不具有持续性时，被检验时期往往跨过一个波峰或波谷。以上分析是我们基于对基金市场上被检验样本的整体表现而做出的。我们进而将每期排名前10位与后10位的基金依照其在检验期内出现的次数进行总结排序，并取出现次数在4次以上的基金进行了归纳。如表4所示。通过对结果的观察我们发现：其一，基金业绩稳定性差。基金出现次数超过半数的基金仅有万家增强收益、大摩基础行业混合和易方达上证50共3只，且无论出现在排名前10位的基金或后10位的基金都接近三十只。大部分的基金都表现为“匆匆过客”。且即便在某一期该基金排名在前10位(或后10位)，其在下一期未必继续出现。其二，基金排名不稳定。在被评价期内，各基金的排名的跳跃性很强，基金相互间战胜对方频繁发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具有整体绩效持续性，而不具有个体持续性的显著特点。在市场环境较好时，基金整体业绩也表现较好，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在市场处于弱势是，基金整体的业绩也较差，难以发挥优化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优势；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或出现反转时，各基金表现出现分化，表现为对市场未来预期判断的分歧。对于单只基金而言，其绩效具有强烈的跳跃性，在各期间的排名并不稳定。排名前10位的基金面临很强的挑战，甚至可以被排名略微靠后的基金挤出；排名后10位的基金也可以迅速摆脱排名垫底的状况。尽管在数量分析上基金绩效整体与个体持续性所呈现的趋势如此不同，但是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基金管理者在基金运营后所表现的结果。在我国的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管理中，基金经理人普遍缺乏控制风险的能力，甚至存在为了追求收益而忽视较高风险的可能。由于基金作为一种投资组合，可以有效地分散非系统风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较大。

证券投资范文篇10

近年来，证券市场中的惯性与反转现象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所谓惯性现象，是指过去的赢(输)家组合持续成为赢(输)家组合，而反转现象是指过去的赢(输)家组合成为未来的输(赢)家组合。惯性交易策略是以股票过去的表现作为买卖判断的基础，即买入近来的强势股，卖出近来的弱势股；而反转策略则卖出近来的强势股，买入近来的弱势股。一般认为，这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股票价格对过去或公开的信息发生具有规律性反应。惯性与反转现象的发现，被视为“市场异象”。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能给投资者带来超常收益的规律性现象是对传统资本市场理论，特别是“有效市场假说”(EMH)的极大挑战，冲击着当代金融理论的基石。从投资实践的角度看，把握资产价格的这些规律性变动，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常收益，增加获利空间。关于惯性与反转现象以及相应投资策略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目前，比较成熟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国外市场发达的交易机制和成熟的投资环境基础之上。本文以中国偏股型封闭式基金和偏股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行为为研究对象，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因为基金的投资决策是市场发展趋势的方向标；二是从1998年3月中国发行第一支基金至今，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总规模达5008.2亿元，沪深两市上市的封闭式基金共有54家，开放式基金102家，发行基金单位6551.13亿份，基金资产净值1050亿元，可见中国基金业取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和投资理念，发展壮大投资基金，而且有利于推动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和金融体制的健全完善。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根据中国证监会1999年3月10日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五号{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指引)》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应该在每个季度的公告截至日后15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整的投资组合公告，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予以公告。基金公告的内容包括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10名股票明细，即股票名称、数量、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本文将上述的前10名股票定义为“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并以其作为研究样本，样本以一个季度为间隔，时间跨度从1999年3月31日至2006年3月31日。为使样本数目尽可能达到统计检验中大样本数目的经验要求，本文选择了投资组合公告在5年以上的偏股型封闭式基金，共49支；投资组合公告在两年半以上的偏股型开放式基金，共24支，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天软数据库、深圳国泰君安数据库(CSMAR)和金融界网站(http：//)，采用MATLAB和MICROFIT统计软件。

(二)模型定义

本文根据GTM模型，做出如下改进：

首先，GTM模型对惯性反转现象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先对整个市场的股票按照某一标志，如超常收益率进行排序，选择高低两端的股票构造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并分析这两种组合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超常收益率情况。本文认为，由于资产价格对不同的信息将发生不同的反应，并且不同的资产其价格对同类信息也将产生不同的反应，因此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选择了24支开放式基金和49支封闭式基金为研究对象，以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为样本，基于这些股票过去一段时期相对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进行分组，分别构造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之所以选择上证综合指数，一是因为其作为国内外普遍采用的衡量中国证券市场表现的权威统计指标，是一个包括上证180指数、上证50指数、上证综合指数、A股指数、B股指数、分类指数、债券指数、基金指数等的指数系列；二是因为基金持股的偏好受到行为、心理因素的影响，个体差异较大，以上证综合指数来构筑赢家、输家组合，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科学、统一的分析参照系。

其次，GTM模型并没有区分基金在买卖股票时所采用的交易策略的差异性，比如：投资组合中的某只股票的权重变化为负值，有可能是因为相对于通过持仓调整而将权重维持在当前水平的投资策略而言，投入到该支股票的新资金所占比例较小。然而，本文希望测量的是增加的交易量本身，而不是由价格变动或由新股票进入、退出所引发的权重变化带来的惯性估计值的改变。

如图1(以股票进退投资组合和市值为研究对象)和图2(以股票进退基金投资组合的支数为研究对象)所示，中国基金进出股票相当频繁，持股仍以中短期为主。因此，本文将基金买卖股票的行为分为三类：完全退出、新进去和持仓调整。分别考虑有股票进入或退出时对基金投资组合的影响，并检验未来一段时期超额收益的变化趋势和惯性反转的程度。这样一来，权重变化在有新资金进入(退出)的情况下总是正值(负值)，并且，在没有惯性(或反转)交易的零假设下，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惯性值应趋近于零。

其中，T表示股票j在基金投资组合中出现的次数；N表示基金投资组合中所考察的股票支数，因本文以基金投资组合中前10位的重仓股为研究样本，所以N的最大取值为10；Rj,t-k为股票j在t—k期间的收益率，按照复利方式根据股票的日收益率计算出股票的季度收益率：

用来衡量基金在考察期内所采取的投资策略的综合效果。当Rj,t-k>Rm,t-k时，即股票i在t—k期的收益率大于同期的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若wj,t>wj,t-1即基金增加股票j的持有市值比例，则M>0，表明基金采取追涨的惯性策略；当Rj,t-k<Rm,t-k时，若wj,t<wj,t-1，则M>0，表明基金采取了杀跌的惯性策略。表明基金采取了卖高的反转策略；当Rj,t-k<Rm,t-k时，若wj,t<wj,t-1，则M<0表明基金采取了买低的反转策略。总之，M衡量的是基金在考察期内所采取的投资策略的综合效果，如果M>0，表明基金采取的是追涨杀跌的惯性策略；如果M<0，表明基金采取的是买低卖高的反转策略。虚部数值的变化可将基金交易行为区分为新进入、完全退出和持仓调整三类。ImM(i)>0，表明本期增持了股票j；ImM(i)<0，表明本期减持了股票j；ImM(i)=0，表明本期股票，j退出基金的投资组合；ImM(i)=∞，表明新股票i进入该基金的投资组合。1表示对基金投资组合权重变化进行检验的时间跨度，当1等于1时，是对连续季度的投资权重变化进行检验；当1等于2或4时，检验的时间间隔分别为6个月或1年。本文对1分别取1、2、4时的惯性值M进行检验。k表示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是根据本季度或前k季度的股票价格波动所做的反映。当k=O时，M值反映基金经理基于本季度股票收益率所采取的交易策略；当k=1时，M值衡量的是基金经理根据上一季度股票收益率所采取的交易策略。

三、实证结果分析

Grinblatt，Titman和Wermers(1995)用GT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时，采用的是t—统计检验，本文考虑到每个季度的估计值不一定独立，采用Fama-MacBeth方法，对各个季度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基金持股比例、收益率和M值的统计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1、表2和表3。

实证结果表明，全体股票、新进入股票这两列M值，其均值和中位数，不论是t—检验还是符号检验，都大于零，表明基金投资行为的惯性交易倾向显著。基金在有新进入股票时的M值，无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都远远大于全体股票、退出股票的相应度量值，这表明基金在买入股票时，追涨现象十分显著；在只考虑完全退出股票时，M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为负，即存在反转交易行为，这表明基金在卖出股票时，高卖的现象十分显著。

表3为基金持仓调整时的M值，本文将它作为衡量基金投资综合效果的参照。从表3中可见，对于持仓调整策略而言，虽然其惯性估计值的均值和中位数都非常小，但均为正值。例如，对于一个季度(k=1，l=1)的滞后回报，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均值分别为0.2116和0.1974，中位数分别为0.2066和0.1574。以封闭式基金为例，0.2116表明机构投资者在季度末持有的股票在该季度的回报率仅比上个季度开始时持有股票的相应回报率高0.2个百分点。这和Grinblatt，Titman和Wermers(1995)0.3个百分点的惯性估计值非常接近。随着滞后期的拉长，均值的估计值上升，而中数却仍然很小。此外，所有M估计值的分布都是偏斜的，中位数比均值小。在持仓调整的情况下，所有M值的滞后平均惯性估计值都为正数，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虽然显著值非常小。可见，不论以本季度股票回报率的变动(k=0)还是以上一季度股票回报率(L=1)作为决策依据，基金明显倾向于采取追涨的惯性投资策略。

从投资的综合效果来看，当k=0时，M值的均值大多大于k=1时的均值。可见，绝大部分基金管理人倾向根据本季度股票收益率的变动同向调整持股结构，即采取追涨的惯性投资策略。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属于资金推动型的幼稚市场，当大盘开始启动后，个股存在着较大的上涨惯性；当大盘开始下跌，无论是绩优股、成长股还是垃圾股都同步下跌，基金只有采取趋势投资策略顺势、借势、甚至造势，才能赚取超额利润。二是中国基金业绩评价标准粗糙。目前，对于多种风格、不同风险收益目标的基金，各基金管理公司都采用基金净值对基金绩效进行评价。由于基金经理采用同一股票研究分析平台，又为了获取市场认同，在业绩上不输给同业，不得不采取谋求短期盈利的行为，导致选股和投资决策雷同和基金投资风格趋同。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偏股型证券投资基金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基金是否存在收益的惯性反转现象。实证结果表明：在交易策略上，证券投资基金整体采用惯性交易策略，但倾向于买过去表现好的股票，尤其是收益率高于同期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股票；不倾向于卖出过去表现差的股票，即采用高买高卖的策略。M值在考虑有新股票进退时，显著大于其他各种情况，这表明基金经理在选择新股进入投资组合时倾向追涨。并且选择股票时偏好收益率高于上证综合指数的股票。M值在考虑股票完全退出的情况下，所有的M值均为负值，说明基金在进行投资组合调整时，都倾向采用完全退出并投资新股的策略。可见在偏股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基金投资跟风、同质现象依旧存在。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增加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数量；另一方面也应使基金的投资风格向多元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