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课范文10篇

征课范文篇1

西汉中期，自武帝开始，特别是从昭、宣以后，封建政权把国有土地出租的情况，多有出现。据记载，当时官府屡屡颁布诏令"假民公田"。"公田"亦称"官田"，均指封建国有土地。汉代的"公田"包括多种：有"苑囿园池"；有"江海陂湖"；有未辟"草田"；有无主"荒地"；还有一种是武帝告缗后，国家所没收的大量土地，等等。"公田"的数量，从现有文献中要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诚较困难，但可略知个大概。据<史记．平准书)载：仅仅武帝告缗后，各郡所没收的土地就不少，其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又(后汉书．仲长统传)曰："田无常主，民无常居。……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至于苑囿池築可供耕垦者也比比皆是。①可见，"公田"虽然不像私有土地那样多，但为数不少则可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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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三辅黄图)卷四<苑圃)：汉代有上林苑、甘泉苑、御宿苑、思贤苑、西郊苑、宜春苑等，均属水衡、少府管。这些苑圃的范围很大。如上林苑"周长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甘泉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入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西郊苑"林麓薮泽连亘，缭以周垣四百余里……"

汉政权"假民公田"的"民"，主要包括两种"民"：有破产的自耕农一一"贫民"、"流民"；也有部分拥有权势的地主一一"豪强"、"命家"或"权家"。

据记载，当时国家把"公田"假给"豪强"、"命家"和"权家"者，不是少见，而是常见，其所占比重，不是较少，而是较多。

(汉书。食货志)曰：赵过行代田法时，"令命家田三辅公田。"韦昭注目："命谓爵命者。命家，谓受爵命，一爵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优之也。"

<汉书．食货志)又曰：武帝时，通西南夷，"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

(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武帝"乳母上书日，某所有公田，愿得假请之。"

<盐铁论．园池)篇曰："今县官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障假之名，而利归权家。三辅迫近于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赡。公田转假，桑榆菜果不植，地力不尽，愚以为非，……"

这些所谓的"命家"和"权家"们，从国家那里"假"得了土地以后，其经营方式，主要是进行"公田转假"，转手租借给农民耕种。而他们自己则成为"二地主"。大概是按低租率包进来。再按"见税什五"的高租率租出去，从中牟利。

汉政权除了把"公田"假给那些权贵地主进行经营外，同时，又把各地一些公田直接假给"贫民"或"流民"耕种。史传在这方面的记载亦多：

据<汉书)本纪载：西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统治者均曾经下过"假贫民公田"的诏令。又<后汉书)本纪载：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九年(公元97年)、十一年(公元99年)、十五年(公元103年)；安帝永初元年、三年(公元107年、公元109年)等，统治者亦曾下过有关"假贫民田’’或"假流民田"的诏令。

这些"贫民"与"流民"，从国家那里假借了土地后，直接和封建国家形成租佃关系，成为国家佃农。他们忍受封建政权的直接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时和农民直接对立的，"不是土地私有主，而是国家，以土地所有主资格同时又以君主资格出面的国家。……那么，地租与地税就相符合，或者更正确些说，那时便没有什么与这种地租形态不同的地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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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页。

地租与地税合一的假税是怎样征收的?"假税"与"田租"的征收办法，是一致抑或既同又不同?对此，我们以往研究得很不够，因而一度颇滋疑窦。

关于汉代田租的征课方法，我们曾经说过，在当时，虽然具体执行中仍有"田不出税，税非在田"，有田未必有税，有税未必有田的情况。但依照田税政策，通常是按田亩与产量来计征的。至少在西汉时期是如此。

但"假税’’是否也如"田租"一样征课?大概总的原则近似，基本精神相仿。然而，它又确有不尽一致之处，且看如下史实：

<汉书．沟洫志)："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师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约令也，郡谓四方诸郡也。"

<册府元龟．邦计部)："农夫皆受田于公田，肥硗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史记．河渠书)："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裴驷<集解)引如淳曰："时越人有徙者，以田与之，其租税入少府。"司马贞(索隐)也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习水利，故与之，而稍少其税，入之于少府。"

上述事例表明，假税与田租的性质不同，征收方法也不尽一样。其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三点：(1)假田农民与国家立有"租约"或"契约"关系。租约内容，不外乎是注明田亩、租额和交租期限等。每当国家征收假税时，大概需按租约的"约令"行事。这和拥有土地的地主、自耕农交纳田租的形式是有区别的，二者不可混同。(2)假税征收，注意到了"公田"的土地质量。所谓"肥硗有五等"，即可为证。看来，这种假税计征，又有似地租。因为封建皇朝本身是地主。同时，它往往以土地的好坏、肥瘠或差品为根据进行课税的。(3)主管假税的单位不一，一般不像田租那样，只归掌管国库的大司农征收，而有的归大司农，有的归职掌皇室财政的水衡或少府。同时，为了保证假税的征收，还设有专门的田官。如<史记。平准书)说："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此外，也有所谓"任田官"、"北假田官"、"稻田使者"等。何谓"北假田官"?(汉书．元帝纪)注引李裴日："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故置田农之官。"什么是"稻田使者"?(汉书．昭帝纪)如淳注曰："特为诸稻田置使者，假与民。收其税也。"我们要看到。假税与田租在征课形式上的这些区别，正反映了两种税源的本质不同，假税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剥削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国家租佃关系的发展。

汉代公田假税的税率问题，现有材料，记载殊异，史家论之，说法不一。

曾经有一种意见认为：假税率"可能比田租额稍高，比私租额(见税什五)较低"。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没有具体阐明理由，也未见其立论的史料依据，估计只是推测之言。

根据现有材料的考察，我们认为：在探讨"假民公田"的假税率时，需作具体分析，不容统而言之，不好一刀切。事实上，汉代"公田"上的"假税"是比较复杂的。它往往因时、因地之不同，税率高低不一。征之史实，大致上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假税率甚高，征课量达到百分之五十。在文献材料中，这方面的记载主要有如下几处：

延光元年，(黄香)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①

农．天下之本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引水，勿失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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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上(黄香传)。

②(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

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概与地区或公田的土地质量有关。魏郡，因为地处中原，又是"园田"熟地，故"常与人分种"。内史辖地之所以租重，"不与郡同"，而超过三十税一，则由于它是"稻田"，又有"泉流灌寝"，可以"备旱，育五谷也"。此外，三辅地区也有因水利灌溉条件较好，又是"沃土"，故"与田户中分"者。这种假税征课量达百分之五十，当然是很重的了，它已和私家地租无异。

另一种情况，假税率虽然没有前面那么高，但征课量也不轻。税率达到了34％一40％。这方面，出土的居延汉简给我们提供了史料依据：

右第二长官二处田六十五亩，租廿六石。①

右家五．田六十五亩，租大石，廿一石八斗。③

根据这两片简文，可以说明两点：第一，这里的土地是官田，而不是私田。耕作这种"官田"的是有家属的个体农户，而不是集体屯垦的戍卒。第二，这边郡地区按照通常的说法，平均亩产一石(大石)计算，则前一简的税率为40％，后一简的税率为34％。当然，如果亩产量平均高于一大石，则税率要低一些。在西北边郡，公田的土地质量一般不会太好，为什么征收这么高的税?大概是在这些地方假种"公田"的民户，国家在生产手段上如耕牛、农具、粮种等，给予了一定的资助。魏晋时期，持官牛田者，官六民四，私牛而官’田者，与宫中分。说明使用官牛要加租一成，汉代可能即已如此。故在西北地区，纳租较高估计与此有关。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假民公田"与"戍卒屯田"仍有不同。对假田民与屯田卒这二者，不可等量齐观。戍卒屯田，且耕且守，是国家组织的集体耕垦活动，是戍卒在向国家提供繁重的兵徭，它具有更为强烈的强制性、无偿性特点。田卒在生产手段上。乃至物质待遇上也不同于假田民。如据(居延汉简)载：

出麦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以食田卒剧作六十六人．五月尽八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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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居延汉简甲乙篇)三0三。七(甲一五八五)。

②(居延汉简甲乙篇)三0三．二五(甲一六一0)。

③<居延汉简甲乙篇)三0三．二四(甲一六一0)。

□□十石六斗，以食卒六月食。①

更钱五千，具*从农田具。②

田卒昌邑国邡成里公士□叨之年廿四，袍一领，枲履一两，单衣一领，绔一两，卩。③

田卒淮阳郡长平业阳里公士儿尊年二七，袭一领，犬*[糹+末]一兩，绔一两，私*[糹+末]一两。贯赞取。④

临桐卒王傅出毕，钱千，五月丙寅自取卩下，九月己巳阁。⑤

出八月奉钱六百，神爵二年十月丙申□。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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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居延汉简甲乙编)三0三．五一(乙贰贰叁)。

②<居延汉简甲乙编)一三五。三六(乙玖玖)。

③<居延汉简甲乙编)三0三．二七(甲一六0五)。

④(居延汉简甲乙编)一九．四。(甲一六二)。

⑤<居延汉简甲乙编)三二六．二一(甲一七0--)。

⑥(居延汉简甲乙编)四二．一二(乙叁玖)。

这说明田卒的口粮、农具、衣着等，一般是由国家供给的。所以，屯田卒必须将收获物全部上交公仓，归大司农。

但假田民包括戍卒家属假借官田则不然，国家偶尔对他们虽有所谓"贷种、食"的情况，可不是白给的，是要收其"责(债)"的。假税虽然有灾欠性减免，然而这也是有期限的，所谓"勿收假税二岁"，便是反证。过了两年，假税同样照收。田卒不是国家佃农，它和国家的关系，不是租佃关系。所以，有人将假田民与屯田戍卒划上等号，确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汉代是否还有第三种假税率类型，即有没有低税率的假税?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得参看下列史实：

其田(指河东渠田)既薄，越人徙居者，习水利，故与之，而稍其税，入之于少府。①

先帝之开苑囿池築，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假税殊名，其实一也。②

前一材料，未说明具体税率，只言"而稍其税"。后一材料则很清楚，讲到了"假税殊名，其实一也"。然而，这两条材料，都是谈及将公田"与之"、或"赋归之于民"。前提不同了，因为"赋"与"假"是有区别的。前面已经说过，"假"，是"租赁"、租借。"赋"。则是"给与"。这和(河渠书)说的"与之"为同一个意思。所谓"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假税殊名，其实一也"。是说可将公田给与农民，将所有权归农民所有，政府只向他们依照常制征收"三十税一"的地税(田租)就是了。这样，征收假税和征收田租尽管名称不同，其税率是一致的，都是"三十税一"。值得注意的是：缴纳这种税项的农民，当然不是国家佃农，而是通过"赋归"土地成为自耕农了，二者性质迥异。但其中讲到的"假税殊名，其实一也"，即假税率和田租率一致，确也道出了假税率也有三十税一的问题。

"假民公田"的假税率，在部分地方或某个时期之内，是否存在"假税殊名，其实一也"的情况?目前未发现更多的直接材料可兹证明。但从一些史实考察，实行低税率的假税，当时似乎并非没有可能。先让我们看看有关"假民公田"的诏令：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诏)池築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③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关东今年谷不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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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注引(索隐)。

②<盐铁论．园池)。

③(汉书)卷八(宣帝纪)。

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①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诏罢……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做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②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以广成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京师大饥，民相食。……诏以鸿池假与贫民"。③从这些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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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元帝纪}。

②同上。

③(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首先，政府"假与"贫民的"公田"，并不是什么膏腴肥沃的上等土地，而主要是"苑囿池籞"和"被灾郡国公田"，有的甚至是未经垦辟的草田。这些公田的土地质量，开初一般较差，相当时期之内产量不会很高。据前引<史记。河渠书>、<册府元龟)等有关材料看，土地饶瘠的"差品"不同，税率应当有别。既然这些被假出的土地是"苑囿池籞"、未辟"草田"、特别是灾区"公田"，那么，一直征收百分之五十的假税似乎不可能，至少在开始的短时期内，征收"三十税一"较合现实。

其次，“假”借这些"公田"的人，多数是"流民"、"贫民"，而且还有几次与自然灾害有关。国家假给贫民公田的主要目的，在于"安辑流亡"，"驱民地著"，"振业贫民"，给他们以生活出路，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给破产农民以最低限度的生产条件，这是汉代政权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国家征收"三十税一，’的假税，这对破产农民来说，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剥削量，负担并不算轻。因为假田贫民，往往是父子夫妇，不能相保。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当他们假借了公田之后，不仅要交纳"假税"，而且仍需交"赋"、服"役"。如果假税率实行"四六分"、"对半分"，税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十，则他们所受的剥削量，将超过私家佃农。这样，势必导致农民继续大量流入"私门"，不仅不符合"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精神，也不符合汉代"重农"的传统政策。

同时，必须指出，汉政权对农民流亡则"安"之，贫困破产则"赈"之，在假田过程中，于某种情况下实行低税率，这并不是统治者的"仁慈"，其实质在于控制"名数"，使"人皆地著"，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从而榨取更多的赋税收入而已。

第三，正是由于汉代存在低税率的"假税"，所以，那些"权家"、地主们，才有机会和可能利用"假民公田"转手剥削农民。前引(盐铁论．园池)说："公田转假"，"利归权家"，正反映了这一问题的真实。"权家"从国家那里假得"公田"之后，转手假给农民。这样。权家按"三十税一"向国家交纳"假税"，农民则按"见税什五"向"权家"交纳高额"地租"，这便"利归权家"了。如果汉代的"公田"只有"对半分"或"四六分"的假税，而不存在低税率的假税，何谈"利归权家"?所以，低税率的假税，对"权家"、"命家"大为有利。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情况，说明汉代公田的假税率，呈现出多种类型。或"与田户中分"，或"四六分成"，或"三十税一"，几种情况似乎都有。很难说是自始至终都只实行了一种高额税率。我们不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不能一刀切。为区别假税的不同情况。有的同志将假税分为两种类型，即地租型假税和地税型假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假税出现多种类型的原因，往往与内地或边郡有关；与"公田"土地的肥饶或是贫瘠有关；与政治形势、年成丰歉、国家财政以及实行时间的先后等等因素有关。在三辅及魏郡中原地带的假税率为50％；西北边郡30％一40％；而在一些"苑囿池篥"、"被灾郡国公田"一度则实行低税率。正是这些原因的具体反映。整个两汉四百多年，田租率就经历了什五税一、什一之税和三十税一的变化过程。假税率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是否也有变化发展?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前面说过，田租与假税的性质不同。但是假税征课量，不可能前后始终如一。

史实证明，汉政权通过"假民公田"，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它不仅促进了生产发展，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而且也扩大了税源，充实了国库。<盐铁论．园池)记桑弘羊的话说："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收，盛苑囿。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收之利，池籞之假，及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正因如此，所以当贤良文学们提出罢公田、取消农官时，桑弘羊才会不同意。认为这是绝其源、杜其流。使上下蒙受困乏的下策。

但假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却因困于具体材料，我们难于找到一个精确的答案。这里只能作些推测。汉代的财政收入，各个时期当有不同。西汉前期的情况不明，这里有个"汉宣以来"的具体数据。如(太平御览)卷627引桓谭<新论)说：

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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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少府所领园池作务"的收入。自来有两说：一为"八十三万万"，一为"十三万万"。其敷字相差甚大。这里暂从一说，依大数。若依"十三万万"的数据，则更能说明假税的比重不大了。

这里讲到了两个数据：其中"百姓赋敛"的收入为四十余万万；"少府所领园池作务"的总收入为八十三万万。这两个数据形成为l：2的比例。但是，这四十余万万，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指扣除地方财政开支以后，实际上交中央的数目，不是从编户那里实际征收来的总数。而少府所领的八十三万万，也非全部都是公田上的"假税"，还当包括"作务"，即官府手工业、乃至"市井租税"等许多其他末业税的收入。实际上，恐怕连"水衡"等部门掌管的部分收入都包括在内，才有可能形成这样庞大的数字。

有的同志试图用上引桓谭<新论)的材料，来证明假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很大，大到“假税”的比重超过"田租"、"赋敛"的总和，这似乎是难以成立的。那种认为田租、赋敛的总和与假税的比例为1：2(强)，①则更是将假税收入的地位、比重，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造成这种疏忽的原因，主要是对(新论)提供的这条材料，未作过细的审辨。

国家假税收入的多少，一般取决于公田的数量。各个时期公田数量有升降，假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也就不同。不过。从总体来说，对公田的假税不宜估计过高。因为在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的两汉时期，国家掌握的"公田"毕竟是少数。至于公田假民，则更是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自西汉中期以后，虽然有时"公田"在扩大，但尤得注意的是，此后也有大批公田在不断向私有制方面转化。汉代公田转化为私有的途径，有多种渠道。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对贵戚功臣赏赐了大量的"公田"。如汉武帝时赐给他的同母异父姐俗"公田百顷"。②"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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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俪生：(试论西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文史哲)1982年第2期。

②<汉书)卷十八(外戚传)。

万，田二顷。"①"召拜(卜)式为中郎……赐田十顷。"②昭帝时，苏武从匈奴返汉，"拜(武)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③又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说："[盆子率众降，光武帝]乃令各与妻子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封建皇帝把公田赏赐给这些贵戚、官僚、大臣等人之后，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变化，"公田"便变成"私田"。这是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转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官僚贵族对"公田"进行侵占和买卖，这是公田日益减少的第二个原因。随着土地私有制发展及土地兼并的进行，官僚、贵族们侵占、买卖公田的情况，经常出现。这里略举数例：

西汉成帝时，"帝舅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名为"草田"，实际上是"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的熟田。④

(居延汉简)记载："口置长乐里受奴田卅五亩，贾钱九百钱，毕已丈，田即不足，计亩数环钱；旁人淳于次孺、王兄、郑少卿，右酒旁皆饮之。"⑤这不仅说明屯田区的国有土地进行买卖，逐渐转为私有，也说明随着战争的停止或相对和缓后，当时的屯田开始走向破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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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武帝传)。

②<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

③<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

④(汉书)卷七十七(孙宝传)。

⑤(居延汉简甲乙编)五五七．四(甲二五甲甲A．B．)。又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55-56页引。

东汉窦宪陷郅寿，"以买公田、诽谤下吏当诛"时，侍御史何敞上疏为郅寿辩护说："臣伏见尚书仆射郅寿坐于台上，与诸尚书论击匈奴，言议过差，及上书请买公田，遂擊狱考劾大不敬。臣愚以为寿机密近臣，匡教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又台阁平事，分争可否，虽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犹谓谔谔以昌，不以诽谤为罪。请买公田，人情细过，可裁隐急。寿若被诛，臣恐天下以为国家横罪忠直……"①何敞认为。"请买公田"算不了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人情细过"罢了。可见，贵族官僚买卖公田已成风气。

伴随着土地买卖频仍，私有制发展，不仅"占垦草田"，买卖"公田"，而且一贯由国家控制、掌握的"山林川泽"也被侵买。如西汉遗物(杨昼买山刻石)载：宣帝"地节二年口月，巴州民杨昼买山，直钱千万，作业口，子孙永保其毋替"。②这个记载，可能是我国古代买山的最早记录，杨昼所买之山，当属私有，这是没有疑问的。到了东汉，买卖、吞并山林川泽的情况更甚。据当时的遗物(大吉买山地记)刻石日："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三年，造此冢地，直三万钱。"③就是一个证明。许多有权势的人，往往霸占山林川泽，据为已有。如桓帝时，黄纲依仗程夫人的权势，"求占山泽，以自营植。"中常侍苏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穷困，州郡累气。"土地兼并激烈进行，国有土地遭到侵蚀、减少是必然的。

公田向私有转化的另一重要途径，便是政府把公田"赋与"或"赐给"贫民。封建国家为了使破产的贫民重新固着在土地上。缓和阶级矛盾，并保证赋役来源，自西汉中期以后，曾多次颁布"赋民公田"、"赐民公田"的诏令。例如：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罢中牟苑，赋贫民"。④宣帝时"(广陵厉王)相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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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二十九(郅恽附寿传)。

②陆星农：(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

③陆星农：(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

④(汉书)卷七<昭帝纪)。

奏夺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奏可"。①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②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诏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③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以上林池籞田，以赋与贫人"。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自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赐给公田"。④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诏上林、广成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⑤这里列举的"赋民公田"、"赐民公田"与前面所讲的"假民公田"是不同的。国家采取这些措施，虽然都是为了"尽地利"、"解困乏"、赈济贫民，最终巩固封建统治。但是，假田民对公田不具备所有权，一般不得买卖。而"赋民公田"和"赐民公田"则不然，当国家对贫民"赋"、"赐"公田之后，就意味着贫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也就是说，公田便转化成为私有了。

两汉的"公田"。由于存在上述多种途径向私有制转化，所以，历朝真正用于"假民公田"的土地数量，不会有很多。何况"假民公田"本身，也是向私有过渡、转化的途径之一!有的同志说："这种由国有向私有过渡的假田及与之相适应的假税，在全国来说，数量是不多的。"⑥其论甚是。根据以上各种情况的论列，因之我们认为，假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只是一个补充作用，对它不宜估计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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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十三(广陵厉王胥传)．

②<汉书)卷十二(平帝纪)。

③(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④<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⑤<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⑥柳春藩：(论汉代"公田"的假税)，(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三、田租附加税占正税的比例问题

田租附加税，是封建国家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另一种税收。汉代的田租附加，见于史籍者，主要有"刍藁"和"以亩敛钱"等名目。

"刍藁"作为田租的附加，不始于汉代，实起于周秦。(国语．鲁语)曰："先王于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淮南子．氾论训)说得更清楚："秦之时，入刍藁"。高诱注曰："入刍藁之税，以供国用。"到了汉代继续实行，循而未改。如(汉书．萧何传)说："(萧)何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入田，毋收藁为兽食。"师古注曰："言恣人田之，不收藁税也。"又<汉书．贡禹传)也说："农夫父子，暴露于中野，不避寒暑，摔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藁税。"征收刍藁之税的用途甚明。据<汉宫仪)讲，它和田租一样，主要是"以给经用"，供国家开支，一般由大司农掌管。

秦汉时期，"刍藁"与"田租"两项，往往联系在一起。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后汉书)本纪载：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中元元年；章帝元和二年；和帝永元四年、永元九年、永元十三年；殇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四年；顺帝永建六年等；皆为"田租、刍藁"并提。这说明田租和刍藁是同时并征，也是一同减免的。

汉代刍藁税的具体征收办法，(史记)、(汉书)记载不明。不过，秦代的情况我们知道，如据云梦秦简：

入顷刍藁，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豭(垦)，顷入刍三石、藳二石。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刍藁，相输度，可殴(也)。

入禾稼、刍藁，辄为廥籍，上内史。刍藁各万石一积，咸阳二万一积，其出入、增积及效如禾。①

秦简告诉我们三点：一是不论农户有无顷亩之田，也不问耕者垦种与否，都必须"以其受田之数"，每顷交纳刍三石、藁二石。这种情况和当时收田租正税一样，反映了封建国家的剥削本质；二是对征收藁税的品种规格、数量要求、乃至囤积办法，均有严格规定；三是刍藁征收实物，以石计算，上交内史时尚需过秤。大概汉代的情况也当如此，至少汉初不会例外。如(汉书．萧何传)曰："毋收藁为兽食"。可证也是征收实物的。但(后汉书．光武纪)注引<东观汉纪)又说："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田租二万六干斛，刍藁钱若干万。"这说明，刍藁到了后期有折纳货币的现象。

汉代的刍藁税一顷田收多少，目前没有实证。由于田租比秦较轻，估计刍藁也会相应减轻。而秦是"顷入刍三石、藁二石"，共为五石。汉代假设每顷只交三石，按西汉的垦田面积，全国为8270536顷，一年可收刍藁24811608石。刍藁的价格，汉代一般约为"二十束钱三十"。②以二束为一石计，每石为三钱。一年收24811608石刍藁，折钱74434824文。这当然只是粗略的计算，不一定很准确，权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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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刍藁的价格，只能是大概数字，随时间、地域之不同有异。而且古籍上也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数字。按<后汉书．光武纪)注引<东观汉纪)的材料，大体上反映出了田租和刍藁的比例关系。所谓"田租二万六千斛，刍藁钱若干万"。若其所言"若干万"为二、三万，则田租与刍藁之比为租一斛，刍藁一钱；如是四、五万，那比例便是租一斛。刍藁二钱。都说明刍藁比田租轻得多。这里。刍藁"二十束钱三十"的标准。见劳干：(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亩敛十钱"的附加，出现于东汉后期。据(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八年八月戌辰，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李贤注曰："亩十钱也"。又<后汉书．灵帝纪)载："中平二年二月巳酉，南宫大灾，火半月乃灭。巳[癸]亥，广阳门外屋自坏。税天下田，亩十钱。"这两次临时征课，都是"三十税一"正税以外的附加税，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田租"三十税一"的制度，从景帝以后迄至东汉几百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自曹操平邺后，"三十税一"的制度，才改为亩收四升。

桓、灵时期。征收这两次附加税的目的、用途是什么?关于桓帝时的一次，记载上没有说明。灵帝时为何要"亩敛十钱"，已有交待。据说，主要是用于"修宫室"。如<后汉书。张让传)曰："南宫灾，张让、李忠等说(灵)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敛亩十钱"，这是个可观的数字。据<续汉书．郡国志)：若按质帝时的垦田面积计算，当时全国土地是6930123顷38亩，这样，便可岁入货币6930123380文。修建一个宫室用这么多钱，确为惊人!充分反映了统治者的奢侈糜烂和政治腐败。

据以上两项田租附加税的数据，我们便可粗略地测度出它与正税的比例问题了。

先从东汉后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农产量，据<后汉书。仲长统传)说，通肥饶之率，"亩收三斛"。桓、灵时的官方谷价，如果仍以百钱一石计算，若一夫耕田七十亩，三十税一，正税折钱700文。现附加亩税十钱，一夫耕田七十亩，除正税700文外，另需出钱700文，增加了一倍!还有刍、藁税未计其中!这是桓、灵之时。正税与附加之比例落实到户的情况。现在，就当时的封建国家来说，一年的田税总收入也是大为增加。假若仍按质帝的垦田面积6930123顷38亩计算，正税租谷应为6930123380石，折钱693012338000文；刍藁若每亩三石，应为2079037014石，每石三钱，折合6237111042文；"亩敛十钱"的附加，应为6930123380文。结果一年的田税总收入为706179572422文。其中正税与附加税的比例是53：1。

两汉时期在通常的情况下，正税与附加税之比例问题，我们可就西汉后期平帝之时为例。当时全国的垦田面积为8270536顷，若亩产二石，三十税一，谷价百钱一石计算，正税租谷应为55136907石。折钱5513690700文；刍藁每顷三石，应为24811608石，每石三钱，应折合74434824文。这样，正税与附加税之比例是74：1。

附：田租附加与正税比例表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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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刍藁每亩的征收量及其价格，无精确的文献记载，故此表所反映的是大概情况。但相差不远，仍可粗略地说明其比重关系。

汉代的田价，贵贱不一，不可统论，历来如此。因为它和地区、时间及土地的肥瘠等因素有关。见(汉书．东方朔传)、<潜夫论。实边)篇，大约高价是每亩"一金"，即一万钱。(居延汉简)、(汉书．贡禹传)又曰：有亩值"百钱"者。而(九章算术)则讲：好田亩价三百，恶田亩价七十。看来，<九章算术)合于当时田价的最低值。平帝时的田价，若不论边区内地，也不分肥瘠好坏，我们来个折中，即每亩以五千计，当时的地价，应值4135268000000文，而那时的田税(包括正、附税在内)收入是5588125524文。结果，平帝一代的地价与田税之比是740：1。这个比例数字，进一步证明汉代田税并不算重。与周密关于"汉租最轻"的结论，正相吻合。

汉代田租实行轻缓政策的原因，需作深入的具体研究。据我们现在的初步观察，这一方面是与封建政权广开财路有关。当时除了加重"算赋"、"口钱"、"更赋"等名目繁多的赋敛搜刮外，还通过"募民入粟"、"卖爵鬻官"等途径来扩大财源。所以统治者有可能不必增加田租，而靠征收赋敛来维持中央和上层机构的消耗。另一方面，轻田租最根本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政权的本质所决定。因为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大量被地主、贵戚和皇帝所据有，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汉行"三十税一"的田租，对自耕农来说当然不无小利，但蒙惠最大者是官僚地主阶级。故荀悦说："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泰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泰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①由此可见，汉代实行田租轻缓政策，不能单纯归之于统治者对农民的"让步"，更不能认为这是"先帝哀怜百姓"的结果。它实质上是封建政权在经济上对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充分体现了地主阶级国家政策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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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苟悦：(汉纪)。

最后，在这里将我们的一些看法作一初步的综合。

(一)田租和假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税收。前者为"国税"，后者为"国租"。"轻田租"对地主阶级有利，但汉文帝时并未有过十余年长期免征田租的事实。

(二)"假税"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封建剥削关系的新变化一一自耕农破产，国家租佃关系的发展。汉代的假税征收办法与田租有异。假税率呈现多种情况，有50％者，有34％一40％者，但也有对假田贫民实行"三十税一"的低税率者。随着公田不断向私有转化，假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宜估计过高。

征课范文篇2

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并存的汉代，其田税大别之可分为"田租"、田租"附加税"和假税三项。本文不拟对汉代的田税制度做全面论述，仅就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做一历史考察。不妥之处，请同仁们指正!

一、轻田租和文帝十余年不收民租问题

"田租"，这是土地所有者向封建国家交纳的地税。汉代的田租之轻，古人早有评论。东汉的苟悦在<汉纪)中说："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也说："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尝夷考，在昔，独两汉为最轻。非惟后世不可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荀悦和周密的话，并非虚言。史实证明，自汉政权建立后，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其田税政策确实比前有所减轻。

(汉书。食货志)载：高祖完成统一之后，就曾下过"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的诏令。惠帝在位期间，又重申"减田租，复什五税一"。①又据(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期，汉政权仍然继续实行了惠帝以来的"什五税一"之制，并于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两次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在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还下过"其除田之租税"的诏令。景帝即位后，对田租率又进行了调整或减轻。(汉书)本纪说：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令民半租"，行"三十而税一"。②从此，"三十税一"便成为两汉田租的定制。

(后汉书．光武纪)载："建武六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这说明东汉之初，田租虽然一度超过了三十税一，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改变。

两汉的田租政策，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然其租率，则均在"什五税一"、"什一之税"和"三十税一"的变异范围之内，而且在长时期内是稳定在"三十税一"的数字之上的。

"三十税一"的田租是轻还是重?我们可以同李悝之说作比较，可以从前、后期的农产量及物价等方面予以测度。

战国时期，据李悝说：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亩产一石半，行什一之税，交租十五石。粮价三十钱一石。折钱四百五十文。③这样，田租占自耕农总产量的比重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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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惠帝纪)师古注引邓展载："汉家初行什五税一，因俭于周行什一税也，中间废。今复行之。"这说明汉高祖轻田租的诏令．实行不彻底。

②实行．令民半租"之制的时间。<汉书．食货志)系于景帝二年，今从(汉书。景帝纪)。

③(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汉代则不然，以文、景之时为例。亩产量，按晁错的说法是"百亩之收，不过百石"，①若以一夫耕田七十亩计，②"三十税一"。则岁纳租谷二石三斗，而谷价据桓谭<新论)说是"石数十钱"，如果以三十钱一石计算，折钱便只有六十九文。结果田租只占自耕农田亩总产量的3．3％。比战国时期轻得多。再以元、成之时为例。由于代田法的推行，耕作技术的改进，假设亩产以收二石算，谷价百钱一石，③行"三十税一"，一夫仍以耕田七十亩计，则岁纳租谷四石七斗，折钱四百七十文。④结果，田租占自耕农户的总产量也只有3。4％。同样比战国为轻。这就不难看出，汉代的田租征课量和当时封建政权在"口算"、"更赋"等方面的赋敛搜刮相比，其比重是较小的。汉代的田租较之前代为轻，实属确论。

历代田租，"汉租最轻"。⑤那么，汉文帝刘恒时期，是否有过"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的事实?查考中外影响较大的几部近著，大凡对此都是肯定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代表性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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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汉历史四百年。亩产量不可能固定不变。汉初。据晁错说是"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西汉中期后，随着水利、耕作技术的发展，平均约在亩收二石左右；到了东汉后期，按仲长统的说法，则是"亩收三斛"。此乃就通例而言。至于个另9地区的亩产量．则有例外。如(汉书．沟洫志)说："若有灌溉，则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又"郑国渠灌田收皆亩一锺。"一锺为六斛四斗。这种特例，一般是由于水利条件较好及精耕细作的关系。

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全国户口和耕地面积计算，平均一夫(户)应有土地六十七点六亩，每口应有十三点八亩。但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竹简)材料，在文景之际，江陵郑里农民占有土地的实况是．一夫仅有土地二十四点七亩，每口只五点三亩。这里说"一夫耕田七十亩"．则是按西汉全国户口和耕地面积计算的。其实。若除去国营土地和地主兼并的土地，一户或许只有五六十亩土地。

③汉代的谷价，文献记载不一。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最贵者石至数万，最贱者石数钱。这与兵乱、灾害、币制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关。谷价"石百钱"，是就其时一般情况而言的。

④这四百七十文的用途。当时只能买一只羊或一匹布。文景时代的田租折钱六十九文．若拿来买物资。在内地大约只能买上一只鸡或一石煤。有关物价，可参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5页。

⑤周密：(齐东野语)。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汉文帝是著名节俭的皇帝。他亲耕籍田，提倡农耕，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凡十二年。"①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亦说："文帝时，又废除了把罪人家属罚为奴隶的法律，还下令’免官奴婢为庶人’。与此同时，汉高祖规定田租十五税一，文帝时减为三十税一，中间有十几年还免除田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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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

②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日本)龙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在景帝元年"除田租半"条下注曰："汉书云：五月，令田半租。盖孝文十三年，除田租税，后十一年不复取租，至此乃令出半租也。"

在这些著作中，对汉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一事，似乎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至于其他一些论著，虽然有的没有明确说是"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但也往往提到了"他长期减免田租"的字样。由此可见，汉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问题，几乎成了史学界的定论。

大家熟知，最先正式提出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者，是元代的马端临。马氏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中说："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后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文帝恭俭节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此岂后世可及!"若将马端临这个说法和<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对这个问题的记载两相比较，就可发现，不仅在"后十三年"与"景帝二年"之间，加了个"至"字，接着又强调了"始令"，而且直书"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这大概就是后世史家，确认文帝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几年的材料根据。

现在看来，马端临这样着笔的理由，是因为有"先公曰"。这个"先公"是谁?是不是指他的父亲马廷鸾?经查阅马廷鸾的《碧梧玩芳集》，并无此论。其中的《读史旬篇》只讲到："景帝天资固深刻，而有文帝之遗风焉。保护梁王则文帝、淮南王之余意也。擢用田叔则文帝用长者之微旨也。减笞数、定箠令，何以异于肉刑之除乎。禁酤酒，何以异于酒醪靡谷之禁乎。凡两朝诏书为民下者，皆当时仁心仁闻，不容有所优劣，吕氏尊迁抑固其素论也。"①从马廷鸾这一席话中，我们诚然可以窥见文帝的一些"功德"。但是，这位"先公"，在此并未言及田租问题，则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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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廷鸾：(碧梧玩芳集)．见(豫章丛书)。

马氏在(文献通考)中说，文帝"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是否另有所"本"?因史缺无文，目前难于定夺。假设另有所本，我们认为这个"本"，也当与汉代的史传记载相合，若违背史实，若伤害了历史尊严的"本"，自然不足为据。

目前，我们从<史记)、(汉书)等现有的史籍中，似乎看不出汉文帝有过长期不收民租的迹象。相反，大量史实表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以后，是征收过田租的。其主要根据如下：

首先，(汉书．食货志)对汉文帝免除田租一事，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直接而珍贵的材料。(汉志)说：

上(文帝)复从其(晁错)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的这段文字，表面看来，在叙述上似乎有些含糊。如"除民田之租税"，究竟是长期免除，还是只免除当年?"后十三岁"四个字，究竟是"累计数"，还是"次第数"?不易明了。但从整个汉代的历史进行考察，从其前后文的文义来看，其意思则不含糊。所谓"遂除民田之租税"，应是指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这一年免除田租。"遂"字的意义，是从前元十二年已减了田租之半至十三年更进一步实行全免而言，并不是对以后各年有免征的含义，断句甚明。所谓"后十三岁"，当即"景帝二年"。它应是"次第数"，而不是"累计数"。

对此，只要我们在读(史记)、(汉书)时，稍加研究一下汉代关于减免赋税徭役的诏令，就会清楚发现，汉人在复免年限的叙述方面，往往是有区别的。例如，若属永久性复免者，一般皆用"世世"或"终身"等特定的时间概念，这是一；若属于限期免征者，皆有免征的具体年限，一般载明"多少年"或"尽几年"，这是二；若未载明复免时间者，通常只指当年一年，这是三；此外，由于<史)、<汉)记载简略，往往多少年空缺无文。故在写法上，有时只载"后多少年"，有时则写"后多少年"再加具体年号，这是四。这几种记事的方法，在<史记)、(汉书)中似为通例，或者说是汉人行文的习惯。

很明显，上引(食货志)中，关于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田租一事，不记免征年限，但意思仍很清楚，当属第三种类型，即指当年一年的免征。如果将文帝十三年"除田之租税"。理解为连续性免征，那么，昭帝始元二年、宣帝本始元年、甘露三年等，也有全国性的免征，这时在诏令中讲到的所谓"民毋出租税"、"毋收田租"等。是否也皆属永久性的连续免征?又<汉书．文帝纪)载前元十三年六月诏，在"其除田之租税"后，紧接着又说："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如照此类推，岂不成了永赐吗?至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不是指文帝共计免征了十三年的田租以后，到孝景二年实行"半租"，而应当视作"后十三岁"即"孝景二年"。这是次第数。在<汉书)中，这样的记载不少。如(汉书．食货志)说："后五岁，元风元年，复申金银龟贝之，颇增减其贾直。"这里的"后五岁"即"元风元年"。又(汉书．西南夷传>："后二十三岁，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此处的"后二十三岁"即"昭帝始元元年"，同样十分清楚。有人将"后十三岁"与"孝景二年"之间，加上一个"至"字，是很不严肃的。因为"至"字一加，性质大为不同。

还要指出的是，所谓"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是针对文帝前元十三年之后，存在"什五税一"的租率来讲的。因为只有"什五税一"的一半，才是"三十税一"。道理甚明。如果文帝前元十三年的诏令，不是免除当年的田租，而是此后长期免征的话，那么，在景帝二年，便应是只令重新征收"三十税一"的田租问题。根本用不上讲"令民半出田租"。否则，根据什么来说"半"!

据此，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的那段话，依我们的理解，其完整意思应该是：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免除当年的田租，其后实行的是"什五税一"。过了十三年，即孝景二年(公元前156年)，便由"什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如果这样领会<汉书。食货志)的原意不错的话，那么，这是直接证明汉文帝没有连续十三年长期不收田租的有力证据。

其次，除以上<食货志)材料外，在汉代的其他史传，乃至唐代以前的一些史籍中，对文帝免除田租一事的记载，大体上也是清楚的：

《史记·文帝纪》：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田之租税"。

《史记．景帝纪》：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除田半租"。

(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三年"其除田之租税"。

(汉书．景帝纪)：景帝元年"令民半租"。

(通典)也云：文帝十三年，"其除田之租税。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税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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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里．杜佑未写"后十三岁"．四字．此进一步说明"后十三岁"即是"孝景二年"。(史记)、(汉书)景帝本纪的"景帝元年"．(汉书．食货志)作"景帝二年"。

从这些援引的材料来看，泾渭分明，毫不含混。这里，不仅看不出文中有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的迹象，而且有个共同之点，即都强调了"除田半租"或"令民半租"的问题。这是关键所在。它从侧面进一步告诉我们：景帝元年(或二年)以前，是行"什五税一"的。因为"令民半出田租"的前提，是说明原来有田租。只不过此时才减半为"三十税一"而已。也就是说，正因为文帝前元十四年至景帝即位时，一直是什五税一，景帝才可能来个"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如果文帝前元十三年后已经"永除"了十几年的田租，怎么突然会来个"半租"?同时，我们知道，从汉代开始以来，凡新的皇帝就位，往往都采取一些减免田租的措施，以示"德政"。如高帝、惠帝、文帝就是如此。汉景帝即位后，在原来什五税一的基础上，将田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大概也是照例奉行"德政"的一个内容吧!假如文帝最后的十三年"永除"了全国的田租，而景帝一即位就急于征收田租，这就不是新帝就位照例施行"德政"了。所有这些均可说明，田租尽除不收，只是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这一年，并非长期性免征。

再次。汉文帝未曾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不仅从汉志等材料中得到了清楚反映，而且从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的诏令中。也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实证。据(汉书。文帝纪)"后元元年"条载：

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这道诏令很值得我们重视。它表明文帝前元十三年后，曾经进行过"度田"和"计民"。所谓"度田"，即丈量田地。"计民"，就是清查登记户口。汉文帝在这时为什么要进行度田和计民?显然是为征课田租、口算和行政管理上的方便。因为有田便有税，有身则有赋，进行"度田"、"计民"，这是国家实行田租征课及按丁口征赋的前提。大概当时因自然灾害，比年不登，百官奉养，无用之事"或多"，加之商人"兼并农人"，民食寡乏，出现了"田"、"户"不实的情况，田租征课发生了困难，所以要对田亩和户口进行整顿和核实。诚如是，这恰好说明田租征课的加强，而不是免征田租时所可出现的事情。①后元元年，正是上述文帝前元十三年后的第四年。这个史实同样说明，那种认为自文帝十三年后至景帝元年，一直在免收田租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

①见彭雨新：(关于汉文帝免田租十三年的历史传说)．(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

可以和文帝后元元年诏相印证的，还有一条材料。这就是(汉书．晁错传)中所说到的：

今陛下神明德厚，资财(资质)不下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知躬亲而待群臣也。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选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所谓"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说明当时剥削仍然不轻，阶级矛盾比较紧张。"边境未安"，则国家费用需多，不可能长期不收赋税。有的同志说：文帝前元十三年后至景帝元年间，在(史记)、(汉书)中，没有出现过有关减免田租一类的记载，这确是事实。但究其原因，大概当如上面所述。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木牍，它对我们研究汉文帝是否长期不收田租的问题，同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根据。众所周知，十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反映文、景时期的材料，这些木牍，尽管有些残缺，但仍然可以从中略知一斑。现据考古学界对这部分简文的整理，节录如下：

84号简：市阳租五十三石三斗六升半

其六石一斗当导物

…………

其七斗半当*[上卒下口]

其一石一斗二升当耗

其四石五斗二升当黄白□

凡□□□□□□□(缺)

3号简：平里户刍廿七石、

田刍四石三斗七升

凡卅一石三斗七升

藳上户刍十三石

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

上引84号简，是在市阳征收的一笔田租账。虽然具体折算的办法不同，但简文告诉我们，田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折成导物、耗、*[上卒下口]等缴纳的。所谓"导物"，是作祭祀用的谷物。(说文)："导，米也。"段注："导，择也。(广雅)郑康成曰，’一茎六穗，谓择嘉禾之米于庖厨，以供祭大昭’。""耗"，据(说文>也是一种稻属。至于"*[上卒下口]"，是一种酒。<说文)段注："(礼仪)今文以为啐，酒字。"可见，田租一般交纳实物，而且有的折纳成产品。3号简，是在平里、葉上二地征收的刍、藁税账单。简文说明，刍是按户、按田亩征收的。汉代农民负担的田租，不仅要交纳租谷，还要交纳稻草、禾秆。史称：农民"已奉租谷，又出藁税"。①"田租葉税。以给经用，②在此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③84号、3号简文，反映了当时征收田、刍藁的事实，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

凤凰山汉简的具体年代，即时间界限问题，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考证，上限为文帝十六年，下限应是文帝后元四年，最晚不过景帝四年。④即使是墓主人就死在景帝四年，则死者生前征收田租、刍藁的活动，当然应在景帝四年以前就存在，而不可能是只在景帝元年、二年，更不可能是只在其临死之年才征收田租、刍藁。至于墓主人张偃的身份，我们从其掌管市阳租谷和市阳、郑里二地的算赋征收情况来看，他当是乡佐啬夫或里正之类的地方小吏。这就有力地证明，文帝确实没有实行过全国十余年不收田租。至少可以说，文帝前元十三年后。在江陵这个地区是征收了田租的。地下文献，给我们提供了铁的证据。

马克思说："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奶。"⑤又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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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②<汉官仪)。

③参考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74年第6期。

④参见(文物)1974年第6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0页。

的生活源泉。"①一个封建地主政权，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吏禄"、"官用"的开支是大量的。说汉文帝长达十余年不收田租，这恐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汉代的财政收入虽田租不如赋役大，但并不等于说田租无关紧要，可以轻到长期不收。汉文帝时的田租岁收量通常是多少?虽无明确记载，但可作些测算。据(汉书．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的垦地面积为8270536顷。假设文帝时的垦地面积比平帝少，除去公田后，就以六万万亩计算吧，农产量"百亩之田，不过百石"，行什五税一，则文帝时期的田租收入情况，大致如下：

全国岁收田租额：600000000亩×1石×1/15=40000000石

全国十三年共收田租额：

40000000石×13=520000000石

尽管这是一个粗略的测算，然而也可从中看出一个大概。当时的封建政权，在"屯戍者多，边粟不足"②的情况下，对这笔五亿二千万石的巨大收入，能放弃不收吗?至于支出方面，军费是第一笔大数，姑且不论。就以官俸来说，据记载，汉宣之时一年通常要付出"二十万万钱"。③这笔钱，若按三十钱一石折成俸谷，数字也就不少了。此外，作为国家来说，还有农田水利、移民垦殖、文化教育、宗庙祭祀等方面的支出。这些费用从何处而来?有人说，文帝在十多年免除田租期间，政府的开销，主要是用"入粟拜爵"的办法来解决，看来这是不现实的一种臆测。

征课范文篇3

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并存的汉代，其田税大别之可分为"田租"、田租"附加税"和假税三项。本文不拟对汉代的田税制度做全面论述，仅就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做一历史考察。不妥之处，请同仁们指正!

一、轻田租和文帝十余年不收民租问题

"田租"，这是土地所有者向封建国家交纳的地税。汉代的田租之轻，古人早有评论。东汉的苟悦在<汉纪)中说："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也说："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尝夷考，在昔，独两汉为最轻。非惟后世不可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荀悦和周密的话，并非虚言。史实证明，自汉政权建立后，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其田税政策确实比前有所减轻。

(汉书。食货志)载：高祖完成统一之后，就曾下过"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的诏令。惠帝在位期间，又重申"减田租，复什五税一"。①又据(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期，汉政权仍然继续实行了惠帝以来的"什五税一"之制，并于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两次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在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还下过"其除田之租税"的诏令。景帝即位后，对田租率又进行了调整或减轻。(汉书)本纪说：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令民半租"，行"三十而税一"。②从此，"三十税一"便成为两汉田租的定制。

(后汉书．光武纪)载："建武六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这说明东汉之初，田租虽然一度超过了三十税一，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改变。

两汉的田租政策，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然其租率，则均在"什五税一"、"什一之税"和"三十税一"的变异范围之内，而且在长时期内是稳定在"三十税一"的数字之上的。

"三十税一"的田租是轻还是重?我们可以同李悝之说作比较，可以从前、后期的农产量及物价等方面予以测度。

战国时期，据李悝说：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亩产一石半，行什一之税，交租十五石。粮价三十钱一石。折钱四百五十文。③这样，田租占自耕农总产量的比重是10％。

①(汉书)卷二<惠帝纪)师古注引邓展载："汉家初行什五税一，因俭于周行什一税也，中间废。今复行之。"这说明汉高祖轻田租的诏令．实行不彻底。

②实行．令民半租"之制的时间。<汉书．食货志)系于景帝二年，今从(汉书。景帝纪)。

③(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汉代则不然，以文、景之时为例。亩产量，按晁错的说法是"百亩之收，不过百石"，①若以一夫耕田七十亩计，②"三十税一"。则岁纳租谷二石三斗，而谷价据桓谭<新论)说是"石数十钱"，如果以三十钱一石计算，折钱便只有六十九文。结果田租只占自耕农田亩总产量的3．3％。比战国时期轻得多。再以元、成之时为例。由于代田法的推行，耕作技术的改进，假设亩产以收二石算，谷价百钱一石，③行"三十税一"，一夫仍以耕田七十亩计，则岁纳租谷四石七斗，折钱四百七十文。④结果，田租占自耕农户的总产量也只有3。4％。同样比战国为轻。这就不难看出，汉代的田租征课量和当时封建政权在"口算"、"更赋"等方面的赋敛搜刮相比，其比重是较小的。汉代的田租较之前代为轻，实属确论。

历代田租，"汉租最轻"。⑤那么，汉文帝刘恒时期，是否有过"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的事实?查考中外影响较大的几部近著，大凡对此都是肯定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代表性的说法：

①两汉历史四百年。亩产量不可能固定不变。汉初。据晁错说是"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西汉中期后，随着水利、耕作技术的发展，平均约在亩收二石左右；到了东汉后期，按仲长统的说法，则是"亩收三斛"。此乃就通例而言。至于个另9地区的亩产量．则有例外。如(汉书．沟洫志)说："若有灌溉，则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又"郑国渠灌田收皆亩一锺。"一锺为六斛四斗。这种特例，一般是由于水利条件较好及精耕细作的关系。

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全国户口和耕地面积计算，平均一夫(户)应有土地六十七点六亩，每口应有十三点八亩。但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竹简)材料，在文景之际，江陵郑里农民占有土地的实况是．一夫仅有土地二十四点七亩，每口只五点三亩。这里说"一夫耕田七十亩"．则是按西汉全国户口和耕地面积计算的。其实。若除去国营土地和地主兼并的土地，一户或许只有五六十亩土地。

③汉代的谷价，文献记载不一。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最贵者石至数万，最贱者石数钱。这与兵乱、灾害、币制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关。谷价"石百钱"，是就其时一般情况而言的。

④这四百七十文的用途。当时只能买一只羊或一匹布。文景时代的田租折钱六十九文．若拿来买物资。在内地大约只能买上一只鸡或一石煤。有关物价，可参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5页。

⑤周密：(齐东野语)。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汉文帝是著名节俭的皇帝。他亲耕籍田，提倡农耕，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凡十二年。"①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亦说："文帝时，又废除了把罪人家属罚为奴隶的法律，还下令’免官奴婢为庶人’。与此同时，汉高祖规定田租十五税一，文帝时减为三十税一，中间有十几年还免除田租。"②

①(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

②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日本)龙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在景帝元年"除田租半"条下注曰："汉书云：五月，令田半租。盖孝文十三年，除田租税，后十一年不复取租，至此乃令出半租也。"

在这些著作中，对汉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一事，似乎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至于其他一些论著，虽然有的没有明确说是"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但也往往提到了"他长期减免田租"的字样。由此可见，汉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问题，几乎成了史学界的定论。

大家熟知，最先正式提出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者，是元代的马端临。马氏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中说："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后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文帝恭俭节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此岂后世可及!"若将马端临这个说法和<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对这个问题的记载两相比较，就可发现，不仅在"后十三年"与"景帝二年"之间，加了个"至"字，接着又强调了"始令"，而且直书"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这大概就是后世史家，确认文帝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几年的材料根据。

现在看来，马端临这样着笔的理由，是因为有"先公曰"。这个"先公"是谁?是不是指他的父亲马廷鸾?经查阅马廷鸾的《碧梧玩芳集》，并无此论。其中的《读史旬篇》只讲到："景帝天资固深刻，而有文帝之遗风焉。保护梁王则文帝、淮南王之余意也。擢用田叔则文帝用长者之微旨也。减笞数、定箠令，何以异于肉刑之除乎。禁酤酒，何以异于酒醪靡谷之禁乎。凡两朝诏书为民下者，皆当时仁心仁闻，不容有所优劣，吕氏尊迁抑固其素论也。"①从马廷鸾这一席话中，我们诚然可以窥见文帝的一些"功德"。但是，这位"先公"，在此并未言及田租问题，则很明显。

①马廷鸾：(碧梧玩芳集)．见(豫章丛书)。

马氏在(文献通考)中说，文帝"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是否另有所"本"?因史缺无文，目前难于定夺。假设另有所本，我们认为这个"本"，也当与汉代的史传记载相合，若违背史实，若伤害了历史尊严的"本"，自然不足为据。

目前，我们从<史记)、(汉书)等现有的史籍中，似乎看不出汉文帝有过长期不收民租的迹象。相反，大量史实表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以后，是征收过田租的。其主要根据如下：

首先，(汉书．食货志)对汉文帝免除田租一事，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直接而珍贵的材料。(汉志)说：

上(文帝)复从其(晁错)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的这段文字，表面看来，在叙述上似乎有些含糊。如"除民田之租税"，究竟是长期免除，还是只免除当年?"后十三岁"四个字，究竟是"累计数"，还是"次第数"?不易明了。但从整个汉代的历史进行考察，从其前后文的文义来看，其意思则不含糊。所谓"遂除民田之租税"，应是指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这一年免除田租。"遂"字的意义，是从前元十二年已减了田租之半至十三年更进一步实行全免而言，并不是对以后各年有免征的含义，断句甚明。所谓"后十三岁"，当即"景帝二年"。它应是"次第数"，而不是"累计数"。

对此，只要我们在读(史记)、(汉书)时，稍加研究一下汉代关于减免赋税徭役的诏令，就会清楚发现，汉人在复免年限的叙述方面，往往是有区别的。例如，若属永久性复免者，一般皆用"世世"或"终身"等特定的时间概念，这是一；若属于限期免征者，皆有免征的具体年限，一般载明"多少年"或"尽几年"，这是二；若未载明复免时间者，通常只指当年一年，这是三；此外，由于<史)、<汉)记载简略，往往多少年空缺无文。故在写法上，有时只载"后多少年"，有时则写"后多少年"再加具体年号，这是四。这几种记事的方法，在<史记)、(汉书)中似为通例，或者说是汉人行文的习惯。

很明显，上引(食货志)中，关于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田租一事，不记免征年限，但意思仍很清楚，当属第三种类型，即指当年一年的免征。如果将文帝十三年"除田之租税"。理解为连续性免征，那么，昭帝始元二年、宣帝本始元年、甘露三年等，也有全国性的免征，这时在诏令中讲到的所谓"民毋出租税"、"毋收田租"等。是否也皆属永久性的连续免征?又<汉书．文帝纪)载前元十三年六月诏，在"其除田之租税"后，紧接着又说："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如照此类推，岂不成了永赐吗?至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不是指文帝共计免征了十三年的田租以后，到孝景二年实行"半租"，而应当视作"后十三岁"即"孝景二年"。这是次第数。在<汉书)中，这样的记载不少。如(汉书．食货志)说："后五岁，元风元年，复申金银龟贝之，颇增减其贾直。"这里的"后五岁"即"元风元年"。又(汉书．西南夷传>："后二十三岁，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此处的"后二十三岁"即"昭帝始元元年"，同样十分清楚。有人将"后十三岁"与"孝景二年"之间，加上一个"至"字，是很不严肃的。因为"至"字一加，性质大为不同。

还要指出的是，所谓"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是针对文帝前元十三年之后，存在"什五税一"的租率来讲的。因为只有"什五税一"的一半，才是"三十税一"。道理甚明。如果文帝前元十三年的诏令，不是免除当年的田租，而是此后长期免征的话，那么，在景帝二年，便应是只令重新征收"三十税一"的田租问题。根本用不上讲"令民半出田租"。否则，根据什么来说"半"!

据此，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的那段话，依我们的理解，其完整意思应该是：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免除当年的田租，其后实行的是"什五税一"。过了十三年，即孝景二年(公元前156年)，便由"什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如果这样领会<汉书。食货志)的原意不错的话，那么，这是直接证明汉文帝没有连续十三年长期不收田租的有力证据。

其次，除以上<食货志)材料外，在汉代的其他史传，乃至唐代以前的一些史籍中，对文帝免除田租一事的记载，大体上也是清楚的：

《史记·文帝纪》：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田之租税"。

《史记．景帝纪》：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除田半租"。

(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三年"其除田之租税"。

(汉书．景帝纪)：景帝元年"令民半租"。

(通典)也云：文帝十三年，"其除田之租税。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税一"。①

①在这里．杜佑未写"后十三岁"．四字．此进一步说明"后十三岁"即是"孝景二年"。(史记)、(汉书)景帝本纪的"景帝元年"．(汉书．食货志)作"景帝二年"。

从这些援引的材料来看，泾渭分明，毫不含混。这里，不仅看不出文中有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的迹象，而且有个共同之点，即都强调了"除田半租"或"令民半租"的问题。这是关键所在。它从侧面进一步告诉我们：景帝元年(或二年)以前，是行"什五税一"的。因为"令民半出田租"的前提，是说明原来有田租。只不过此时才减半为"三十税一"而已。也就是说，正因为文帝前元十四年至景帝即位时，一直是什五税一，景帝才可能来个"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如果文帝前元十三年后已经"永除"了十几年的田租，怎么突然会来个"半租"?同时，我们知道，从汉代开始以来，凡新的皇帝就位，往往都采取一些减免田租的措施，以示"德政"。如高帝、惠帝、文帝就是如此。汉景帝即位后，在原来什五税一的基础上，将田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大概也是照例奉行"德政"的一个内容吧!假如文帝最后的十三年"永除"了全国的田租，而景帝一即位就急于征收田租，这就不是新帝就位照例施行"德政"了。所有这些均可说明，田租尽除不收，只是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这一年，并非长期性免征。

再次。汉文帝未曾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不仅从汉志等材料中得到了清楚反映，而且从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的诏令中。也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实证。据(汉书。文帝纪)"后元元年"条载：

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这道诏令很值得我们重视。它表明文帝前元十三年后，曾经进行过"度田"和"计民"。所谓"度田"，即丈量田地。"计民"，就是清查登记户口。汉文帝在这时为什么要进行度田和计民?显然是为征课田租、口算和行政管理上的方便。因为有田便有税，有身则有赋，进行"度田"、"计民"，这是国家实行田租征课及按丁口征赋的前提。大概当时因自然灾害，比年不登，百官奉养，无用之事"或多"，加之商人"兼并农人"，民食寡乏，出现了"田"、"户"不实的情况，田租征课发生了困难，所以要对田亩和户口进行整顿和核实。诚如是，这恰好说明田租征课的加强，而不是免征田租时所可出现的事情。①后元元年，正是上述文帝前元十三年后的第四年。这个史实同样说明，那种认为自文帝十三年后至景帝元年，一直在免收田租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①见彭雨新：(关于汉文帝免田租十三年的历史传说)．(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

可以和文帝后元元年诏相印证的，还有一条材料。这就是(汉书．晁错传)中所说到的：

今陛下神明德厚，资财(资质)不下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知躬亲而待群臣也。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选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所谓"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说明当时剥削仍然不轻，阶级矛盾比较紧张。"边境未安"，则国家费用需多，不可能长期不收赋税。有的同志说：文帝前元十三年后至景帝元年间，在(史记)、(汉书)中，没有出现过有关减免田租一类的记载，这确是事实。但究其原因，大概当如上面所述。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木牍，它对我们研究汉文帝是否长期不收田租的问题，同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根据。众所周知，十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反映文、景时期的材料，这些木牍，尽管有些残缺，但仍然可以从中略知一斑。现据考古学界对这部分简文的整理，节录如下：

84号简：市阳租五十三石三斗六升半

其六石一斗当导物

…………

其七斗半当*[上卒下口]

其一石一斗二升当耗

其四石五斗二升当黄白□

凡□□□□□□□(缺)

3号简：平里户刍廿七石、

田刍四石三斗七升

凡卅一石三斗七升

藳上户刍十三石

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

上引84号简，是在市阳征收的一笔田租账。虽然具体折算的办法不同，但简文告诉我们，田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折成导物、耗、*[上卒下口]等缴纳的。所谓"导物"，是作祭祀用的谷物。(说文)："导，米也。"段注："导，择也。(广雅)郑康成曰，’一茎六穗，谓择嘉禾之米于庖厨，以供祭大昭’。""耗"，据(说文>也是一种稻属。至于"*[上卒下口]"，是一种酒。<说文)段注："(礼仪)今文以为啐，酒字。"可见，田租一般交纳实物，而且有的折纳成产品。3号简，是在平里、葉上二地征收的刍、藁税账单。简文说明，刍是按户、按田亩征收的。汉代农民负担的田租，不仅要交纳租谷，还要交纳稻草、禾秆。史称：农民"已奉租谷，又出藁税"。①"田租葉税。以给经用，②在此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③84号、3号简文，反映了当时征收田、刍藁的事实，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

凤凰山汉简的具体年代，即时间界限问题，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考证，上限为文帝十六年，下限应是文帝后元四年，最晚不过景帝四年。④即使是墓主人就死在景帝四年，则死者生前征收田租、刍藁的活动，当然应在景帝四年以前就存在，而不可能是只在景帝元年、二年，更不可能是只在其临死之年才征收田租、刍藁。至于墓主人张偃的身份，我们从其掌管市阳租谷和市阳、郑里二地的算赋征收情况来看，他当是乡佐啬夫或里正之类的地方小吏。这就有力地证明，文帝确实没有实行过全国十余年不收田租。至少可以说，文帝前元十三年后。在江陵这个地区是征收了田租的。地下文献，给我们提供了铁的证据。

马克思说："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奶。"⑤又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

①<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②<汉官仪)。

③参考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74年第6期。

④参见(文物)1974年第6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0页。

的生活源泉。"①一个封建地主政权，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吏禄"、"官用"的开支是大量的。说汉文帝长达十余年不收田租，这恐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汉代的财政收入虽田租不如赋役大，但并不等于说田租无关紧要，可以轻到长期不收。汉文帝时的田租岁收量通常是多少?虽无明确记载，但可作些测算。据(汉书．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的垦地面积为8270536顷。假设文帝时的垦地面积比平帝少，除去公田后，就以六万万亩计算吧，农产量"百亩之田，不过百石"，行什五税一，则文帝时期的田租收入情况，大致如下：

全国岁收田租额：600000000亩×1石×1/15=40000000石

全国十三年共收田租额：

40000000石×13=520000000石

尽管这是一个粗略的测算，然而也可从中看出一个大概。当时的封建政权，在"屯戍者多，边粟不足"②的情况下，对这笔五亿二千万石的巨大收入，能放弃不收吗?至于支出方面，军费是第一笔大数，姑且不论。就以官俸来说，据记载，汉宣之时一年通常要付出"二十万万钱"。③这笔钱，若按三十钱一石折成俸谷，数字也就不少了。此外，作为国家来说，还有农田水利、移民垦殖、文化教育、宗庙祭祀等方面的支出。这些费用从何处而来?有人说，文帝在十多年免除田租期间，政府的开销，主要是用"入粟拜爵"的办法来解决，看来这是不现实的一种臆测。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7页。

②(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③桓谭：(新论)。

尽管当时的统治者，通过"入粟拜爵"等途径来扩大财源，但这只是其不必提高田租率的一个原因，它不可能就此而对田租长期不收。"入粟拜爵"的措施，只能作为赋税收入的一个补充．不可能用它来代替正常的赋税收入。因为买爵的人，主要是为了取得免除徭役的权利，官僚、贵族之家，徭役可以优复，用不着以纳粟来免役。而一般的农户，则因爵价太贵，买不起爵位。据<汉书．食货志)：文帝时，"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干石为大庶长"。纳粟四千石才能取得"五大夫"爵位，享受免役权，这不是普通农户所能办到的。凡具有这个财力的人，大多数是地主阶级，但他们是否一定都会去买爵?所以很难设想，一个封建政权，长期放弃田租不收；而靠收入不稳的"入粟拜爵"以解决经常性的财政开支；"入粟拜爵"实行了多久时间，效果究竟有多大。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要尊重一个事实，这就是尽管汉代歌颂文帝的人很多，但从未发现何人说过十余年不收田租的言论。查考史册，当时的政府要员如张苍、冯敬、申屠嘉、陶青等人，固然没有言及此事。就是从官方文告中，也是找不到根据的。如文帝死后，景帝在为文帝立庙乐的诏令中，对文帝是这样称颂的：

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帑，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惮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①

①(汉书)卷五<景帝纪)。

景帝这个"诏令"，可以说是代表官方文告。它比一般的"对策"言论，无疑较为准确和可靠。在这里，它对文帝的"功绩"，事无巨细，均作了全面的总结。大到"除诽谤，去肉刑"；小到"减耆欲"，"出美人"。但"十余年不收田租"这样一条重要"德政"。却未言及。这不是什么疏忽。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什么汉景帝"出自政治需要有意回避"。其根本原因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是不存在这个事实的缘故。

在以往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晁错不是说过"农民不租"吗?不错。据<汉书．晁错传)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晁错在对策中是说过："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诽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卹少孤。辠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明诏军师，爱士大夫。求进方正，废退奸邪。除去阴刑，害民者诛。忧劳百姓，列侯就都。亲耕节约，亲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在这里，晁错确实说到了"农民不租"问题。但是必须说明：一年不收田租，也算"农民不租"。在文帝前元十三年这一年，确实未收田租，这是事实。然而，晁错并没有在此说过文帝"十余年不租"。再者，既然晁错的对策，是在文帝前元十五年以前，这距"除田租"诏只一年左右，何能以此作为文帝实行了"十三年长期不收田租"的根据?实在令人费解。更重要的是，在景帝即位时的前引官方文告中，就连文帝前元十三年这一年的"农民不租"，都被删掉了。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大概晁错对文帝的颂词，有"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之嫌!①无论如何，那种以"农民不租"四个字为根据，说文帝实行了十三年不收田租，则属不能成立的推测。

征课范文篇4

遗产税是对公民死亡时遗留的财产课征的税收。对此，有很多人想不通，人都死了，还要征税，是不是太不近情理了。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遗产税课征的依据问题，即国家为什么要征遗产税？以及国家为什么能征遗产税的问题。

关于国家为什么要征遗产税，学者们的看法很多，各国在立法课征时，亦因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立法事由。但综合来看，笔者认为，国家征收遗产税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

第一，从国家的社会政策来看，开征遗产税有利于防止收入的过分悬殊，调节收入分配，平均社会财富，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避免产生剧烈的社会矛盾。这一点，笔者认为是开征遗产税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取得的收入，其边际消费效用是递减的。随着人们收入的越来越多，在使用时往往越来越漫不经心、越来越随心所欲，有的甚至钱多得不知道怎样花，而去胡作非为、吃喝嫖睹、吸毒、修身后墓穴等。而从继承人方面来看，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纸醉金迷，无所事事，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对整个社会无所作为。这样，社会财富过分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不仅可能带来一系列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而且也不利于财产价值的充分利用，不利于促使人们发挥出自身的能力、自身的创造性。这和市场经济要求最优配置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资源）也是相矛盾的。

第三，从税收的征收管理来看，遗产税的征收在某种意义上讲有利于发挥赋税的监督管理职能，实现偷漏税款的补征（追课）。我们知道，人们的收入是要交纳所得税的，但有些人的收入来源不正当、不合法，不敢去申报纳税；有些人的收入虽然正当，但由于纳税观念不强，或者由于工作繁忙，或计算错误等原因而未纳或者少纳了税款。而这些收入除了消费掉一部分外，其余部分是要累积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财产的。这样，在其死亡发生继承时征收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税款的补征。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强遗产税的征收管理发现违法收入，依法进行查处，净化社会风气。

所以，笔者认为遗产税的开征，实质上是国家对多方面的政策目标的综合考量，借以贯彻、落实多方面的政策目的，尤其是“均富”的目的。

虽然存在以上开征遗产税的多方面的政策理由，但社会上目前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过去基本上没有税，社会制度很优越，现在税越来越多，连辛辛苦苦一辈子挣的财产，死后遗留给自己的子女还要纳税？太吃亏，也太不合理了；也有人认为，自己在取得收入的时候已经交了所得税，怎么还要再交遗产税？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国家为什么能够，或者说凭什么能征遗产税的问题。

诚然，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现在的税收种类有所增加，各种工商税收、农业税收和关税加在一起有20多种。而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除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要交纳有限的一、两种税外，个人是不需要纳税的。但这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片面强调的是公有制，个人是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的，即使是日常的生活资料也是由国家配给，或者是由集体分配的，也就是说个人财产是非常有限的，是没有得到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法征遗产税。而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个人的收入增加了，国家不仅允许个人可以保有大量的家庭生活资料，而且允许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拥有自己的公司、工厂等。党的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对其进行支持和保护。我国《宪法》也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有财产的继承权。《民法通则》规定：财产所有权人依法对其所有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继承法》中亦就个人财产的分割、继承等问题作出了立法规定。这就说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昭示下，我们广大百姓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私有财产。而这些财产的获得，这些财产的安全以及私人商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国家法律的确认，和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保护是分不开的。而国家机关各种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活动的开展，是离不开财政支出的。这种支出在市场经济国家90%以上要来源于税收。所以，老百姓向国家交税，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购买了国家提供的保护，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老百姓获得的财产越多，他从国家得到的保护也就越大，因此应纳税额也就应越高。此即我们一般所讲的“受益课税原则”，因此，对富人征收遗产税是合理的，并不存在吃亏不吃亏的问题。

至于有人认为：交了所得税，为什么还要交遗产税？其理由主要是所得税课征的所得一般是在一定纳税期间具有周期性、回复性的所得，而遗产税课征的遗产对继承人而言，只是一种机会性、偶发性的所得，所以，两者是不能等同和替代的。从进一步平均社会财富、进行偷漏税款的追课、增进财产的使用效益、防止不劳而获现象滋生等诸多事由来看，都有必要单独开征遗产税这一税种。

在此，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开征遗产税和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并不矛盾的。对于靠努力工作、靠资本投入所取得的各种合法所得，国家是依法予以承认和保护的。这从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可得到证明。遗产税课征的实质，是在承认公民个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基础上，在保障私人财产权益的前提下，对私有财产的隔代遗传依法加以管制，借以平均财富与增进整个社会对财产的利用效益。这也是各国课征遗产税的主旨。

二、遗产税的立法课征模式

在世界各国开征遗产税的税制实践中，遗产税的具体扣减、免征项目、免征额度各不相同，但最基本的立法课征模式约有三种：

第一种是综合课征的“总遗产税制”，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遗产税制”或者“死亡税制”。在这种征收体制下，对财产所有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总额进行各种扣除后，就其超过免税额的部分综合课征。即一次性地先征税，然后进行财产的分割继承，而不管这项财产的去向如何，税率设计依据遗产总额，而不考虑继承人的多少及其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

第二种模式是分别课征的“分遗产税制”，又称“继承税制”，它是先按继承人的多少及其亲等关系，对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对各个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在根据各继承人的个人经济状况及其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的远近进行不同的减免、扣除后，然后分别适用差别税率征税。第三种征税模式是“混合遗产税制”，是把前两种征税方式结合起来，即先征一次总遗产税，然后再征分遗产税。

在上述三种课征模式中，第二种模式既考虑了继承人的个人经济能力、生活境况，又考虑了其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适用不同税率、确定减免扣除，能体现量能负担，鼓励财富分散，而被认为最科学、最合理。但分割财产后再征税，其征收管理复杂，征收成本加大，故要求征管能力较强才行。所以在欧洲大陆法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因其财产继承要依遗嘱进行，且财产分割要经法院确认始具法律效力，征管确实，故普遍采用这种模式。而第三种模式，先要对被继承人所留遗产课一次税，税后遗产分配给各继承人时，再就各继承人继承份额课继承税，不仅征管非常复杂，且在税制上形成严重的重复课税，故除极少数贫困国家（如菲律宾等）基于财政的目的采行这种体制外，很少有国家采用。而第一种课征模式，因其税源集中、充分，考虑因素较少，征收管理较易，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如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但这种课税模式，其税收按总遗产累进课征，税负大小与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多少无关，也较少考虑继承人的经济能力及其与被继承人的亲疏远近适用差别税率，而被认为有失公平和合理。

不过，理想中最科学、合理的税制，若在现实中无法实行，也是毫无意义的。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社会环境、法律制度及历史传统的不同，找到适合其自身需要的税制模式。对于我国来说，在税法理论界和税收实践部门普遍倾向于采用总遗产税制。其理由在于：我国的遗产的继承，并非完全以遗嘱内容为准，如遗嘱内容违法时则要按法律规定执行；并且，遗产的分割也无需法院确认始生效力。实践中，往往是遗嘱管理人（或执行人）召开继承人会议悄悄地分配遗产，对外则讳莫如深，外人无从知晓。因此，若采用分遗产税制，势必因增加征管难度和征管成本而成为不可能。但笔者认为，即使是采用总遗产税制，也应尽力在减免、扣除项目方面考虑继承人经济能力、亲情关系的远近等因素加以确定，以弥补采取总遗产税制的不足。

三、开征遗产税的时机是否成熟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遗产税开征问题的提出，迄今已近四年。其立法课征的时机，笔者认为已经成熟。表现在：

1.遗产税的开征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获得了较多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包括各种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等。据估算，目前，在中国个人家庭财产在百万元以上的就达数百万户，这为遗产税的征收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

2.遗产税的开征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上、思想上的基础。因为在1993年的工商税制改革设计，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以及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开征遗产税。这已经使人们对这一新型的税种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笔者认为，通过广泛的宣传、解释，人们是能够接受这一新的税种，建立起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互信的。

3.遗产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赠与活动的增加，促进人们消费的增加。而赠与的增加实际上是在分散、平均财富，消费的增加则对缓解目前我国国内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发展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当然，如果我们要开征遗产税，还面临一系列的外部环境问题，尤其是观念认识问题须加澄清，并有一些立法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笔者认为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我们的遗产税应采用总遗产税制，而不宜采取分遗产税制，更不能采取混合遗产税制。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遗产分割是不需要法院加以确认的，采取总遗产税制，以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为纳税人，比以各个继承人为纳税人，税源更加集中，更便于征管、更适合我国公民纳税观念不强，有关遗产继承、处理的法律不完善的现实情况。

二是要注意做好遗产税和赠与税、所得税的配合与协调工作。从各国的税制实践来看，如果只征遗产税，而不征赠与税，遗产税的征收只会是形同虚设，因为纳税人在生前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析产、赠与财产来达到规避遗产税的目的。所以，在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往往还要同时开征赠与税。纵使在不开征赠与税的国家，也一般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一定年限内的赠与要加计到遗产总额中并同征收遗产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有计划地赠与以降低遗产税的累进税负。另外，遗产税的征收也要考虑和所得税相配合，以共同发挥平均社会财富的功能。我们现行的所得税总体上是一种分类所得税制，它的平均社会财富的功能是不够的，不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不能照顾到纳税人抚养教育小孩、赡养父母的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实行比较全面的改革。如果所得税不改好，仅靠遗产税来平均社会财富，其收效是不会太大的。

三是遗产税的征收面一定要窄，扣除项目应从宽，免征额要高，以避免对一般的中低收入阶层征税，而只对少数高收入者征税，从而减少征税对象的数量，并因此而减少征税的阻力，真正实现平均社会财富的目标。笔者愚见：我们遗产税的个人基本免征额应达50万，加各种减免扣除总额应在100万元以上，即百万富翁才纳遗产税。

四是要鼓励公益性、慈善性的捐赠。对于向希望工程、残疾人福利基金、见义勇为基金等捐赠的遗产，应准予在总遗产中扣除或优惠免税。

征课范文篇5

一、明代西北地区的茶叶来源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由于茶叶在明代茶马互市中的重要性，以及茶业在社会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再加上明代茶法更趋完备，使明代西北地区用于茶马互市的茶叶有比较稳定和充足的来源。

明代茶法主要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1]也就是说，前两种茶叶是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中的主体部分。[2]茶马互市中的商茶，不是商人自由从事经营的，而是被纳入政府直接控制的范畴，当然这并不完全排除民间自由买卖的少许部分。

茶叶产地主要有常州、庐州、池州、徽州、湖州、严州、衢州、绍兴、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武昌、长沙、荆州、保宁、成都、重庆、夔州、嘉定、泸州、雅州等地，政府在产茶之地实行“茶课”，所以茶课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内容。

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西北地区茶课“惟川、陕最重”。[3]四川和陕西的茶课最重，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的茶叶直接供应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茶马互市，社会需求量决定了川陕茶课的重要性。正如明太祖朱元璋在派遣驸马都尉谢达往谕蜀王朱椿时所言：

秦、蜀之茶，自碉门（今四川天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4]

茶叶成为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离的必需品，而当时陕西和四川茶叶成为这里民族互市的基本来源。由于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规模大、茶马交换频率高，陕西和四川地区的茶叶，远远不能满足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需求，于是茶叶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产茶区。就明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来说，其茶叶来源除了汉中、四川外，还包括南方广大地区（主要指湖广茶叶）。

明政府为了保证茶马互市中所需茶叶的获得，也为了对种植茶叶生产者进行有效地控制，实行“茶户”制度。按规定茶户免其徭役，俾专事采植[5]，从而保证了茶马互市中茶叶的来源。就整体而言，明代对茶叶直接生产者——茶户的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免除茶户的杂役，二是实行10年一次清审，以均平茶课。[6]这从制度上保证了茶叶的生产和产量，以及茶农的相对稳定，有利于茶马互市的正常进行。

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安靖地方事》第二疏记载了朱元璋洪武三十年（1397年）“钦依茶禁榜文”，其中一款的内容大体是：

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官为收买。若卖与人者，茶园入官。钦此。[7]

“钦依茶禁榜文”具有法律效应，可见当时对于茶户私自出售茶叶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其最核心的内容是由政府垄断茶叶来源和销售，以保证政府开展茶马互市。

茶叶是西北茶马互市中最重要的商品，茶叶来源和产地亦显得尤为重要。综观明代历史，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茶叶来源主要包括如下地区：

（一）汉中地区

今陕西汉中地区具有茶叶生长所需要之良好自然条件，且邻近西北民族地区，这里的茶叶具有进入茶马互市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此同时，利用这里的茶叶从事茶马贸易，其运输和交易成本相对要低得多。正如前面引《国朝典汇·茶法》所言，汉中和四川地区所产茶叶，因距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区域比较近，深受少数民族的青睐，尤其在藏区更为流行。

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明代中央政府就下令采集汉中地区的茶叶，以与西北和西南民族地区的马匹进行贸易。户部通过调查，认定陕西汉中府的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等地的茶园，计有茶45顷72亩、茶树864，058株。对于茶农的茶树，采取官府直接取10％的办法，官取茶叶部分统一上缴有关部门，其余部分则由茶农采集茶叶，而政府充当包买商的角色，将茶叶全部收购。至于一些无主的茶园，就让就近守城的士兵按时令负责茶园的生产，茶叶采集后，官府得80%，另外的20%则归所在军队所有。政府有关部门对茶叶进行统一包装，以50斤为1包，2包为1引，由专门的茶司收贮，然后与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户部的建议得到了朱元璋的批准，并付诸实施。[8]

由此可见，汉中地区是西北茶马互市茶叶的主要来源。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之情况正说明如此：

镇守洮州都指挥使李达，奏边军缺马巡哨，请运汉中府所贮茶五万斤，往洮州市马。从之。[9]

集中汉中地区茶叶，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互市，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情况。中央政府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进行，明初在产茶之地设立了茶引批验所，有史料可考的如陕西火鑽峪茶引批验所等。正统五年（1440年），明英宗要求无茶课的批验所均应裁减，[10]而火鑽峪茶引批验所当不在裁减之列，可见其在茶马互市中的重要性。

杨一清在陕西主政时，曾经亲自到汉中府的金州及西乡、石泉、汉阴等3县，认真审查并掌握了这里的课茶数额。其中金州的课茶数是6，220斤，西乡县课茶定额是18，568斤，汉阴县课茶定额为1，307斤，石泉县课茶定额是192斤，共计课茶额26，287斤。杨一清实地逐一进行核实后认为，金州应该增加课茶3，872斤，西乡县应该增加课茶5，651斤，汉阴县应该增加课茶额723斤，石泉县应该增加课茶数660斤，共计增加课茶额10，915斤。[11]

如果将定额课茶与应该增加的课茶额两项加起来，汉中地区的茶课不过37，200斤左右，这与上面所举汉中地区早在明初就有茶地45顷72亩及864，058株茶树不成比例，茶叶数量与西北茶马司互市所需茶引数更是相差甚远。据杨一清估计，汉中地区所提供的茶叶只能获得数百匹马，至多千匹而已。

对此，不应只视为明代后期汉中地区茶叶产量锐减的事实，而是说明茶叶走私的严重程度，或者说民间茶叶贸易的兴起，严重影响了政府正常的课茶在这里的实施。汉中地区的茶叶在明代中后期大部分被私商贩购买用于茶叶走私，这是杨一清非常清楚的事实：“汉中一府，岁课不及三万，而商贩私鬻至百余万以为常”。因此汉中“官课岁用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已经不成为什么秘密了。[12]

据史书记载，早在成化（1465～1487年）年间以后，各省百姓逃往汉中地区的人数已经不少，他们“聚集栽植茶株数多，已经节次编入版籍。州、县里分，俱各增添，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这与明代初年汉中地区“人民户口不多，茶园亦少”的情形形成了强烈对照。[13]茶树和茶农均不断增加，而课茶榷反而减少，是明代中后期汉中地区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反映了官府对茶叶控制的松弛，而民间茶马互市却日益繁荣。

嘉靖十三年（1534年），在陕西汉中地区开茶之际，令“商人报中”，每年运茶达80万斤之多。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户部因陕西震灾，边饷告急，国用严重亏空，上言称过去正额茶马互市外，实行开中，有至500万斤的记录，后来仅仅限定在80万斤，再加上走私茶叶共90万斤。在特殊情况下，应由巡茶御史召商多中茶。御史杨美益则认为，召商中茶只能限定在90万斤以内，如果太多，必然影响正常的茶马互市。但是户部坚持认为，国库空虚，参照弘治六年（1493年）的情况，在正常的茶马互市茶叶支出外，仍开茶100万斤，将其运往边镇，以备军饷。户部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首肯。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御史潘一桂上言称：近来召商中茶，滞留的茶叶多达100万斤，现在应该将中茶数额限定在50～60万斤以内，并以550人为准。中央政府批准了潘一桂的意见。[14]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中地区茶叶数量比较充足，改为召商中茶后，其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而官茶的囤积，说明官商在商品经济中的腐朽和应对能力差，正好反映了民间商人在茶马互市中的竞争力强，官商在这一方面远远不是民间商人的竞争对手。

实际上，上面所列举的事实和数字只是就官府直接控制的茶叶而言，而官府控制茶叶数量的减少，则意味着民间商人活动的活跃，从整体上看，汉中地区用于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茶马互市的茶叶总量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数量中波动。总之，汉中地区是西北民族贸易中茶叶的最基本来源地。

（二）四川地区

西南的四川地区，也是明代西北茶马互市中茶源基地之一，相对而言，四川茶区与西北茶马互市地点的距离虽然较汉中地区远，但却较南方地区近得多，因此，四川地区的茶叶在茶马互市中有着相当的竞争力。

四川地区产茶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先秦以来，四川地区就一直是全国的又一经济的中心，唐代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排序为“扬一益二”，四川地区的经济地位由此可见。尤其唐代茶叶饮料盛行、西北茶马贸易崛起以来，“川茶”或“蜀茶”、“巴茶”的地位不断提高，川茶或蜀茶、巴茶也就成为历代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产茶地区。

唐代以降，东南地区茶叶经济迅速发展，与传统茶叶产区四川并驾齐驱甚至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形成了两大茶叶经济中心。

由于四川毗邻西北地区，所以政府控制川茶有特殊之处，茶法体制也就相应地出现了二元化趋向。[15]早在唐代，中央政府就对川茶进行榷税。宋代在成都设置茶场，政府购买茶叶，作为熙河地区买马的基本费用。建炎（1127～1130年）以后，罢成都茶场，而以买马二务取而代之，其中一买马务主要在成都地区购买川马。元朝在成都榷茶后，于京兆、巩昌（今甘肃陇西一带）地区设置专门机构发卖，以获其利。[16]

明代川茶的种类进一步增加，计有“剪刀粗叶”、“芽茶”、“乌茶”、“叶茶”等种类，“川茶”成为明代西南地区的茶业大宗，[17]。明代川茶在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中的地位进一步确立，正如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敕兵部所言，“巴茶自国初征收，累年与西番易马”。[18]

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明王朝设置四川茶盐都转运司，由该机构负责将巴茶先运至汉中（今陕西境内），再运到秦州（今甘肃境内）。

四川地区所产茶叶在明代称为“巴茶”，计有477处，政府统计到的茶树2，386，900余株，茶户315。按户部规定，每10株官取1株，征茶2两，官府征收的实物为10%；无主茶园，令人种植，官府收取80%的实物。[19]这样，官府一年所得巴茶储存在有关部门，主要用于与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

川茶用于互市的数量，明显多于汉中茶叶。这主要是由四川地区茶叶产量多于汉中地区的茶叶产量决定的。实际上，当时用于茶马互市的巴茶数量要远远多于官方统计的数字，茶叶走私非常盛行。

由于四川所产茶叶的质量较次，故被当时称为“剪刀粗叶”，内地人一般不喜欢饮用。但是这种茶叶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所以成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抢手货，“惟西番夷獠用之”。

洪武六年（1373年），按四川按察司佥事郑思先的建议，开达巴3州之茶，从汉中运送至秦州，因路途遥远，当时运送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后来改为先由产茶地直接运送至汉中地区储存起来，再分期分批向秦州运送，提高了运送能力且使秦州茶叶的储存数额充足。

史称洪武三十年（1397年）：

……（明太祖）命户部于四川成都、重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使司置茶仓四所，贮茶以待客商纳米中买，及与西番商人易马，各设官以掌之。[20]

四川所产“乌茶”，也是用于茶马互市的大宗商品。天全六番招讨司的奏文中称：

旧额岁办乌茶五万斤，二年一次运赴碉门茶马司易马。[21]

由此可见，四川地区茶资源丰富，运送至西北的茶叶数量可观，中央政府设置茶仓进行特殊贮存。对于四川茶仓的茶叶，中央政府对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处置权限作了严格规定：

命四川布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收茶课，仍收碉门茶课司，余地方就送新仓收贮，听商人交易，与东西番市马。[22]

据弘治（1488～1505年）年间在陕西任要职的杨一清统计，四川保宁等府，每年运送到西北西宁、河州、洮州3茶马司的茶叶多达100万斤之多。其中西宁茶马司316，970斤，河州茶马司454，300斤，洮河茶马司229，000斤[23]。

明代用于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四川茶叶在明代也有一个逐渐减少的过程。[24]开始时是100万斤，后来减少为84·36万斤，正统九年（1444年）又减半，景泰二年（1451年）干脆停止了四川地区的茶课。成化十九年（1483年）后，仅恢复至年10万斤左右，后来又提高到每年158，859斤左右的水平，将其库存在官府指定的地点，以备互市。

实行折色以后，以四川地区336，963斤茶，征银4，702两8分，其中的3，105两5钱5分，存放四川地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交易，另外的1，596两5钱3分，则由陕西巡茶衙门与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25]四川茶叶主要用于四川及陕西地区与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

四川布政使奏称，四川产茶区的茶农，直接拿自己所生产的茶叶与少数民族进行包括毛布在内的毛织品贸易，其并没有影响政府对茶叶的征集，主要原因是茶农的生产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自从政府采取措施立仓收贮以来，茶农不直接同少数民族换取毛织品等，按规定茶叶专门用于茶马互市，百姓无权私自采集自己的茶叶，这样，每年到茶叶的收获乃至贮存季节，茶农一般不能如数完成规定的任务。这严重挫伤了茶农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茶叶的正常生产和采集、储存。这种划一而呆板的计划经济，不利于茶叶的生产。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在保证政府茶额的前提下，允许茶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自由贸易，只有这样才于公于私均有利。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政府批准四川布政使的上奏，允许民间自行采茶，在保质保量完成政府需要的茶叶后，剩余部分允许在民间交易。[26]这种灵活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四川地区茶叶的生产，也有利于川茶在西北地区从事正常的茶马互市。

由于明代中后期政出多门，茶叶的管理比较混乱，影响了正常的贸易活动。嘉靖十四年（1535年）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四川夔州、东乡、保宁、利江一带凡供给西北茶马互市的茶叶，不论军卫有司，只要涉及茶法，一律由陕西巡茶御史管理，各该巡兵备等机构，从事禁私茶活动，按季将走私茶叶人数上报查考，听从陕西巡茶御史的裁决。[27]

（三）南方茶叶

汉中、四川地区盛产茶叶，再加上这里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近，茶叶运输和进行民族贸易的成本相对低，所以明代西北茶马互市中茶叶主要来自这里。但是，由于明代政府对这两地的茶叶一般实行包买制，前期对茶叶走私的打击比较严厉，后期随着茶叶走私现象比较普遍，前来收购者比较多，在茶叶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使这里的茶叶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这样，南方地区的茶叶就成为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必要补充。

从前面的史料中我们已知道，南方地区的茶叶质量较汉中地区和四川地区的的茶叶质量高。尽管如此，因为南方远离西北，茶叶运输费用昂贵，不可能成为这里茶马互市的基本来源。《大学衍义补》称：“产茶之地，江南最多，皆无榷法”，而只有四川、陕西茶禁最严，就是因进行茶马互市的缘故。[28]。

但是这种情况在明代中后期开始有所变化。如在成化（1465～1487年）年间，经兵部奏议：

宜令陕西布政司将库贮茶课及棉花等物易银，遣官领送河南、湖广市茶，运赴西宁等茶马司收贮，移文巡茶官同守备、守巡官市易番马，俵给甘（州）、凉（州）、固原、靖虏、庆阳等卫缺马官军骑操。仍行甘肃、宁夏、延绥总兵巡抚等官核实缺马官军数目，亦如前例行之。[29]

这一请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30]

南方及河南地区用于西北茶马互市的茶叶越来越多，呈上升趋势。明代甘州、凉州、固原、靖虏、庆阳诸镇卫所的茶马互市的茶源，已由以前单一的汉中茶、四川茶向湖广茶拓展，并且湖广茶逐渐上升为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主体，这意味着湖广茶成为西北官军马匹的主要供给源，同时甘肃、宁夏和延绥等镇的军马，也开始用湖广茶叶进行贸易而获得。另外，积茶易银的扩大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边方茶贸易方向的转移。[31]湖广茶的引入，说明汉中地区的茶叶在茶马互市中的地位明显下降，这与商品经济的活跃、交通运输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交易成本的相对降低等有一定的关联。

西北茶马互市所用的茶叶中，湖南茶叶占取了一定的比例。明初茶马互市中，尽管以汉中茶和巴茶为主，但湖南茶对于商贩来说具有明显的吸引力，这是因为湖南茶叶的价格比较便宜，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于是商人纷纷前去湖南低价收购，从事茶叶走私活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交换中知道私茶的价格比较便宜，而且不一定非用马匹进行交换不可，可以用畜牧手工业及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少数民族非常愿意同其进行交易，这使政府控制的茶马互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万历（1573～1620年）年间就曾经发生了一场关于汉中茶与湖南茶的争议。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将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御史李楠请求禁止湖南茶叶走私，首要理由是湖南茶走私盛行，破坏了明政府的茶法和马政。他提出的具体防范措施是，让巡茶史召商给引，凡愿意到西北汉中等规定地区运茶互市者，不但允许，而且政府在政策上要给予一定优惠；而对于私自去湖南采购茶叶后从事转手贸易者，则必须严厉禁止。李楠要求禁止湖南茶叶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湖南运出的茶叶中假茶太多，“夹带”影响了与少数民族进行互市的信誉，“商贩伪茶日增”的直接后果是“番族借口减马”，[32]因为这类茶叶饮用后“刺口破腹”，少数民族深受其害。对此，御史徐侨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汉中和四川地区茶叶数量少、价格偏高，湖南茶不但数量多而且价格低，湖南茶叶在西北地区盛行，并不影响汉中和四川地区茶叶在西北地区的销路。同时，汉中地区的茶叶味甘而薄，湖南茶叶味苦且浓，后者对于以酥酪、肉类为主要食物的西北游牧民族来说更为适应。关键问题在于严格茶法，遏制湖南茶叶中的掺假行为。应该说，湖南茶属于优质茶，湖南地区土地肥沃而富铁质等微量物质，雨量适中，空气湿润，系适宜种植茶树的理想地区之一。所以湖南地区培植出的茶业品质优良，宜于饮用，其质量当在汉中茶叶之上。至于说湖南茶叶“刺口破腹”，纯属奸商伪劣掺假行为所致。

对于李楠和徐侨这种针锋相对的看法，户部采取了折中办法：在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中，以汉中和四川地区的茶叶为主，而以湖南茶叶为辅；商人中引时，必先给汉中、四川的茶引，只有当汉中和四川茶引不足时，才给湖南茶引。户部的办法得到了皇帝的批准。[33]

具体的防范措施是，在湖南产茶州县设立官店官牙，引到“店纳课，茶户依估还商，牙保将前茶运赴紫阳茶坊，告府盘验”；选择紫阳地区，建立一所由官府直接控制的茶坊，由官吏监督如法蒸晒，敢于掺假而以身试法者从重处罚。这样，夹道走私茶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茶叶运输渠道畅通，马匹充足，对贸易双方都是有利的。[34]这样，一场发生在朝廷内的汉中茶和湖广茶之争，宣告结束。

今天看来，明代万历（1573～1620年）时期采取的这种办法比较明智且符合实际，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中所用茶叶，以汉中、四川地区为主，以湖南茶为辅，这样既照顾了茶叶产地与贸易地点的实际距离，又考虑到了价格因素，尤其将湖南茶作为汉中和四川茶的补充，则充分保证了当时西北地区民族茶马互市中茶叶的来源，使茶马互市沿着健康方向进行。当时政府在西北茶马互市中茶叶来源的决策，是在充分考虑政府调控的同时，兼顾市场调节，二者相互补充，因此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清代西北茶马互市的茶叶来源

清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虽然已经没有明代那样辉煌，但就整体上看，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依然比较活跃，尤其西北地区将茶叶作为商品在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广泛流通，一点也不比明代逊色。

清代后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进入，除了将欧洲工业品向中国市场倾销外，中国所产茶叶也大量进入海外市场，这无疑为中国茶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刺激了茶叶的生产，也进一步扩大了华茶民族贸易的半径，使民族贸易具有新的内容。通过古代丝绸之路，是当时中国茶叶流入外境的主要途经之一。

清代继承明制，将茶叶分为“官茶”、“商茶”和“贡茶”三种，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政府组织各地的茶叶“于陕、甘易番马”。[35]可见，茶马互市在清代西北地区仍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与前面所言明代一样，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以及在国内外流通所用茶叶，主要产于陕西、四川以及南方其他地区。清代规定茶叶100斤为一引，少于百斤者为“畸零”，同时发放“护帖”。这里的茶“引”和“护帖”，均由政府有关部门严格组织和发放，严禁商人等自行经营，违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兴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

清代前期沿袭明代制度，在西北地区设5个巡视茶马御史，其中西宁司驻西宁（今青海西宁市），洮州司驻岷州（治今甘肃岷县），河州司驻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庄浪司驻平番（治今甘肃永登），甘州司驻兰州（治今甘肃兰州市）。[36]实际上，西北地区的西宁、岷州、河州、平番和兰州等地，是清代前期政府组织进行茶马互市的茶叶的主要集散地。与此同时，清代西北地区茶叶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如宁夏地区的官茶，就始于清朝。[37]

清代后期，或者说近代的西北地区的茶叶来源，则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主要受全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商人直接进行贩卖茶叶的份额有所提高，而由政府直接控制并经营的茶叶数量明显较清代前期有所减少。

清代西北地区茶叶来源，与明代的情况大体相同，故为了节约篇幅，这里只是简单地作一点交代。

据《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记载，清代前期陕甘地区的茶叶集中和销售的基本情况是：

陕甘发西宁、甘州、庄浪三茶司，而西安、凤翔、汉中、同州、榆林、延安、宁夏七府及神木厅亦分销焉。每引纳官五十斤，余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每百斤为十篦，每篦二封，共征本色茶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篦。改折之年，每封征折银三钱。其原不交茶者，则征价银共五千七百三十两有奇。亦有不设引，止于本地行销者，由各园户纳课，共征银五百三十两有奇。[38]

清代后期茶马互市以及茶叶交易得以继续进行，其商品――茶叶的主要供给地是陕西、四川和南方的部分产茶地区，而负责茶叶运输的主要是西北、山西等地的商人，史称清代后期茶马互市中的“甘商旧分为东西二柜，东柜多籍隶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39]包括汉、回在内的各族商人，常年长途跋涉，为保证西北地区及其所辖茶马司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末期，运销西北地区的茶叶，除了陕西汉中茶叶尚占有一定的比例外，南方茶叶几乎充斥市场，主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四川的茶叶，尤其湖南、湖北的茶叶，更是这里茶叶贸易的大宗。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的爆发，使西北茶叶贸易的通道受阻，这里的茶叶贸易因此而有所萧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无人承领茶引的局面，茶商拖欠课税的情况非常普遍。[40]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商人积欠的课税银超过40万两之多。[41]其数量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不利于西北地区茶叶贸易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与清政府制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各口岸大量直接收购廉价华茶，其中湖南、湖北的茶叶由水路运送到各沿海口岸销售，出现了陕甘地区“官茶办理甚少”的局面。[42]西北地区正常的茶叶贸易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以至于茶马贸易到了难能维持的境地。

有鉴于此，主持陕甘军政的左宗棠着手整顿西北茶务。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始于光绪元年（1875年）。[43]左宗棠对西北茶叶贸易的整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豁免历年积欠，消除茶商顾虑。左宗棠首先针对当时“积课过多，商情咸畏代偿前之额引，故皆裹足不前”[44]的状况，明确规定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课。[45]这一措施可谓击中时弊，使茶商吃了定心丸，调动了茶商从事茶叶运输和销售的积极性，不仅如此，许多商人认为茶销业是一种有利可图且比较安全的生意，纷纷改营茶销业。

二是另组新柜，恢复茶销规模。左宗棠审时度势，果断地在整顿原有东西二柜的基础上，又组织了新的茶叶组织――南柜。[46]南柜的茶商主要由左宗棠湖南家乡的商人充任。南柜在西北地方政府的强有力的扶持下，经营业务和规模迅速发展起来。

三是改引为票，严格税制。这是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的关键措施所在。在左宗棠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一般靠“茶引”购买茶叶，当时规定1引80斤，茶商可不拘具体茶叶数量限制，随意领取茶引，有的商人领取的茶引多达数十乃至百引。这样就使得茶引制相当混乱，既缺乏严格的管理，又导致偷税漏税事件的不断发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左宗棠改“引”为“票”，“以票代引”。[47]按当时的具体规定是：1票＝50引≈4，000斤，承领人至少得领1票，并且必须在陕甘一带有房屋不动产，与此同时，实行同行3家连环保结，实行历史上的株连法。从当代经济学的观点，则是有关商人之间实行连带责任制。清政府规定每票征税银258两，初领时先收100两，将茶运送到兰州入库时，再补缴交其余的158两。在缴纳课税后，可以自由在各地销售。[48]

四是鼓励茶商运销，与外商竞争。针对外国商人在沿海各口岸供销茶叶的现象，左宗棠经过与湖南省有关部门协商，对于持有甘肃省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时，只征收厘金2成，其余8成由甘肃省政府进行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这一措施可谓一举两得，既激发了茶商运销茶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甘肃协饷历年所拖欠的问题。

经过左宗棠的西北茶务的整顿，西北地区的茶销业又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至清末民初，西北地区的茶销业有了长足发展，仅兰州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加至40余家，所发茶票逐年增加，每年经销的茶叶多达数百万斤。[49]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八年（1882年），第2案茶票的发行量为402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第8案茶票的发行量增加到628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11案茶票的发行量增加至1，855张。[50]这一年，仅新泰和、魁泰通等8家陕西帮茶号就领取茶票320张，计茶128万斤左右。其中新泰和一家就承领茶票82张，计茶32·8万斤；魁泰通承领茶票44张，领茶17·6万斤。[51]原来的西柜的商号魁泰通，在与东柜茶号合伙经营的10余年内，迅速兴盛起来，重新变成了独立经营的茶号。再如南柜的乾益升、天泰运等茶号，在新疆地区颇负盛名，[52]到民国初年，天泰运的副茶已经畅销西北各地了。[53]

清末民初西北地区作为茶叶出口的重要通道，将华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西亚和俄罗斯进行销售。早在左宗棠督理陕甘政务时，俄国人索思诺福齐等人就曾经来到兰州，向左宗棠请求在西北地区通商。当时他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将湖南茶和湖北茶运送至俄罗斯。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同意经兰州、嘉峪关，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故道将茶叶销售至俄国。光绪八年（1882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与俄国先后订立了《伊犁条约》、《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等。这样，大量茶叶通过西北地区而运送至俄国。据统计，当时俄国所需的华茶竟占其用茶量的1/3左右。[54]这对于地广人稀的俄国来说，华茶市场是十分广阔的，其前景非常光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南茶北销的市场，客观上促进了中外经济的交流。所以有人评价左宗棠整顿甘肃茶务时指出：

左氏引案之制，始于公历一八七五年，废于一九四二年，其间，凡经六十余年，此种制度施行以来，乃挽回咸（丰）同（治）（1851～1874年）年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六十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也。[55]

今天看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北洋军阀和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势力的控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对于西北地区的茶销业只能是任由地方政府自己进行，实际上所能做到的只是对茶税的征收而已。因此，这一时期，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对税收的管理上，而不是对茶销业本身的控制上。这种将西北茶销业纳入市场运行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北地区茶销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1942年4月，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茶额统税征收暂行章程》，茶叶也被列入征收统税的商品之一。按此规定，所有国内外运销茶叶，不论品种和质量，一律从价征税15％，凡是完纳税课的茶类，可以自由运销各地，不再重征。[56]从此，包括兰州地区在内的西北茶销业，一反统制而完全成为自由贸易了。[57]这样，包括兰州地区在内的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出现了新的局面。

注释

[]1·《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2]·《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明代“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

[3]·《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

[4]·（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95《户部九·茶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下册，第1247页。参见刘淼：《明代茶叶经济研究·前言》，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95《户部九·茶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下册，第1246～1251页。

[6]·《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续文献通考》卷22《征榷五·榷茶》。参见刘淼：《明代茶叶经济研究》第47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杨一清集》上册《关中奏议》卷3《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安靖地方事》第二疏，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7页。

[8]·《明太祖洪武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庚寅”条。《续文献通考》卷22《征榷五·榷茶》。

[9]·《明宣宗宣德实录》卷70“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丁卯”条。

[10]·《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会典》卷37《茶课》；《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11]·《杨一清集》上册《关中奏议》卷3《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边人安靖地方事》，第84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12]·《明经世文编》卷115杨一清：《杨石淙文集》卷2《计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版第1077页。

[13]·《杨一清集》上册《关中奏议》卷3《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边人安靖地方事》第二疏，第84～85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14]《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15]·郭孟良：《明代茶引制度初论――明代茶法研究之四》，《中州学刊》1991年第3期。

[16]·《明经世文编》卷149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严茶（蜀茶）》，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版第1490页。

[17]·参见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第18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8]·《明太祖洪武实录》卷251“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壬午”条。

[19]·《明太祖洪武实录》卷72“洪武五年（1371年）二月乙巳”条；《明会典》卷37《茶课》。

[20]·《明太祖洪武实录》卷254“洪武三十年（1397年）秋七月辛酉”条。

[21]·《明宣宗宣德实录》卷70“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丁未”条。

[22]·（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95《户部九·茶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下册，第1247页。

[23]·《明经世文编》卷115杨一清：《杨石淙文集》卷2《计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版第1077页。

[24]·《明仁宗洪熙实录》卷6下“洪熙元年（1425年）春正月乙酉”条：“四川保宁等府所属茶课，其原额官茶，自洪熙元年（1425年）以后，皆照洪武（1368～1398年）年间例办纳，价买民茶，尽行罢免。若官仓见积茶数堪中换马者，仍留支用芽茶，依当地时价作官吏俸钱支销；其不堪换马叶茶，明白具奏，覆验烧毁，免致堆积累民”。由此可见，川茶之所以在茶马互市中数量在不断减少，主要是由其质量不及南方茶叶决定的。质量和信誉是商品的生命，古今皆然。

[25]·《明会典》卷37《茶课》；《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26]·《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会典》卷37《茶课》；《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27]·《明会典》卷37《茶课》；《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28]·《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会典》卷37《茶课》；《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29]·（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95《户部九·茶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下册，第1246～1251页。

[30]·（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95《户部九·茶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下册，第1246～1251页。

[31]·参见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第23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2]·《明神宗万历实录》卷282，“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丙午”条。

[33]·《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会典》卷37《茶课》；《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34]·《神宗万历实录》卷282，“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丙午”条。

[35]·《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

[36]·《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37]·乾隆《宁夏府志》卷7《田赋·茶法》（第237～23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宁夏之有官茶，旧志不载，想自国朝始矣”。

[38]·《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39]·《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40]·《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自咸丰（1851～1861年）中回匪滋事，继以盗贼充斥，两柜均无人承课”。

[41]《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42]《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43]·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5～189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参见杨重琦、魏明孔等：《兰州经济史》第二编第四章“近代兰州的茶销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4]《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45]《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46]·《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左宗棠“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柜”。

[47]·《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48]·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9]·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第2辑。

[50]《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51]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52]·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3]·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4]·《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其专尚华茶取用宏多者惟俄。盖自哈萨克、浩罕诸部新属于彼，地加广，人加众，需物加多，而茶尤为所赖。光绪七年（1881年）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而往来益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分之一。（光绪）十三年（1887年），并杂货计，出口价九百二万两有奇，而进口价仅十一万八千余两，凡输自我者八百九十万两”。

[55]·徐方干：《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期。

征课范文篇6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诊断学；临床思维教学；应用诊断学

在临床医学基础学科中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经验性，同时又是链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重要桥梁，诊断学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到医学生的培养质量。诊断学中临床思维方法的培养一直是诊断学教学的难点及诊断学教学的最高境界。医学生科学的、良好的临床诊断思维是今后是否能培养出优秀的医学生的关键。而案例教学方式作为一种科学的方式与手段，在实践中应用可以提升学生的临床思维，提升学生的沟通技能、临床技能，增强学生的职业价值感，端正学习态度，增强学生的行为以及伦理能力，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教学模式。

1.临床诊断学现状分析

诊断学课程以知识点多、知识零碎为特点，大部分知识点的传授以纵向了解为主，同学们横向联系的能力较差，如何能使医学生能尽快的将诊断学知识点融会贯通，熟练应用，是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第一步。同学们在进行知识点融会贯通的同时，教师进行科学的引导，这样临床思维能力就会逐渐的形成。而在传统的临床诊断教学过程中，其主要的授课方式多采用填鸭式教学为主的传统理论教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以讲授课程为主，课堂上也会有一些学生互动，但教师是主导，学生很容易有惰性思想，不能主动进行学习，仅仅是单纯被动听课，单纯的对知识点进行机械性记忆，容易丧失学习兴趣，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提升临床诊断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必须要探究科学的方式与手段，增强学生对诊断学学习的兴趣，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为社会培育出高质量的医学生。

2.案例教学法在诊断学临床思维教学中的应用

2.1确定目标，合理开展。在应用案例教学法进行诊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具有明确的目标，有的放矢的开展教学，这样才可以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模式。因此，教师要通过病例分析，让同学们了解相关的症状、体征及疾病类型，对其进行系统梳理，进而形成深刻的横向联系；同时，通过案例教学法可以充分的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思考能力以及文献检索能力，让学生尝试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进而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自己的分析梳理以及实践探究，可以养成良好的临床思维能力。2.2创新优化，不断完善。传统诊断学理论课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课堂讲授为主，同学们以听课，学习为主。以往的医学生普遍反应诊断学课程内容太多，太琐碎，不容易记忆。而在诊断学教学过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方式，要综合实际状况系统开展。通过对案例教学的分析，综合实际状况，对其进行创新优化，将问题式教学与案例教学方式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合理的应用了计算机技术手段，通过翻转课堂以及微课、慕课等方式开展教学。通过此种方式在将系统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的同时，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本项教学改革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为以后更好的开展网络教学，慕课教学奠定基础。例如传统诊断学理论内容包括疾病的问诊，疾病的症状，疾病的体征。很多不同的疾病在症状和体征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何进行区分，是同学们学习的难点。如果不能区分症状及体征与不同疾病之间的区别，就会将所学内容混淆不清。为了能使同学们更好的掌握知识点，并且能够灵活运用知识点来解决问题，教师将诊断学理论课程分为两个部分来进行。第一部分为知识点的学习，把知识点以纵向的方式逐一讲解，尽量使同学记忆，可以通过慕课、微课等方式对知识内容进行展示，梳理；而在第二部分为知识点的融合学习，在把纵向知识点讲授完毕后，教师可以通过翻转课堂的方式展示病例，让同学们对每一个实实在在的病例进行剖析，通过学生的梳理分析，讨论探究，让同学们知道临床工作中每一个疾病的发生都不是单一的某一个症状或体征，很多症状体征混淆在一起，作为医生需要找出症状及体征之间的联系与不同。2.3明确内容，科学设置。在应用案例教学方式开展诊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明确教学的内容，综合实际状况合理分析，要科学的设置案例教学模式，合理的分配小组，确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方法以及计划，对其进行全面分析，这样才可以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对此，教师在实践中要科学合理的分配课时时间、精心准备具有代表性的病例，要通过任务教学模式提前布置案例，通过让学生搜集整理病例资料，建立病例资料库的方式，让学生了解患者的各种情况，通过小组讨论，对其进行综合汇报分析，教师则要对学生的汇报内容进行及时的评估并修正，通过实验验证的方式确定结果；而在进行小组划分的过程中，要保障人数适宜，避免超过10人，控制在4~6人范围之内。而在应用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要综合实际状况逐步的调整教学方案，要适当的增加临床思维实训课的课时比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在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时调整优化，通过分析学生的实际状况，不断的提升教学模式与手段。

3.案例教学法对临床诊断学教学的启示

3.1完善临床案例，设置临床案例数据库。临床诊断案例教学直接受到案例质量的影响。而多数的案例均来自医学文献、医院案例以及实践案例，教师要组织学生收集整理各种案例，对案例中的经典类型、精品案例进行整理，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存储，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形成案例数据库。形成临床诊断教学案例信息管理系统，对其进行及时的维护与更新，通过网络的方式提供下载与学习，继而为微课、慕课以及翻转课堂等方式的应用提供支持，有效的做到教学资源的信息共享。3.2灵活应用，系统整合。临床诊断是一项系统的学科，而在教学中应用临床案例教学方式不仅仅要应用各种医学专业知识，也要融会贯通的应用内科、外科以及儿科、妇科等临床知识，构建完善的教学模式。通过案例分析，在问题教学模式、任务教学的融合之下，让学生在实践中探索、总结经验，进而在无形之中形成一定的临床思维模式，这样才可以提升教学的质量与效果。而教师在实践中，要通过科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评分析，在课堂上增加案例讨论以及技能操作的内容，增加考评比例，这样才可以激发学生临床应用知识的技能，优化学生临床思维模式，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诊断学在临床医学基础学科对学生的实践性与经验性要求严格，为了提升学生的诊断学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诊断思维，就要探究科学有效的教学模式，而通过案例教学法开展教学，综合任务教学模式、问题教学方式，通过慕课、微课以及翻转课堂等教学方式的应用，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临床思维能力，优化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这样才可以为学生今后的成长与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春燕,张津铭,罗爱林,等.临床医学概论整合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策略[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14,34(2):214-216

[2]林宇天,杨广,黄维真.改良PBL-高职临床医学概论教学改革初探[J]职业教育:下旬刊,2014(1):90-92

征课范文篇7

［关键词］边缘化;美术教育;农村地区

美育即通过各种艺术和自然界、社会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来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发展学生鉴赏美和创造美的教育。其中，通过艺术学习进行的美育就是艺术教育。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还要求学生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养美的情操，形成美的人格。同时，美术课程也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必修的课程，在素质教育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农村的美术教育却存在严重的边缘化现象。

一、农村地区美术教育边缘化问题概述

(一)农村地区教育观念滞后，不重视美育。教育部规定中学应开展的素质教育课程有音乐、美术、体育等，其中，美育是素质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但应试教育的观念使学生拼命学习文化知识，很多学生为了考入理想的学校，许多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往往占用每周只有极少课时数的美术课程。美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较低，有些农村学校甚至没有专职的美术教师，教学效率低。此外，城乡之间教育的差异也是导致农村中学普遍忽视美育工作的原因之一。农村很多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没能获得很好的美育启蒙，导致其对美术课程没有兴趣，这也是导致农村美术教育边缘化的原因之一。(二)师资力量缺乏，教师素质不高。农村美术师资力量薄弱和素质不高也是造成美术教育边缘化的原因之一。据教育部体卫艺司的初步统计，在义务教育阶段，艺术类教师的缺编比例高达40%～50%。据调查，仪征市中小学美术教师共120余人，其中专职教师约30人，约占总数的25%;美术专业出身的教师77人，占总数的64%，比例高于平均水平。在农村中小学中，美术教师兼任语文、数学等主要学科教师的现象仍较突出。据调查，目前，仪征市有美术高级教师7人，其中仅1人在农村学校，其专业为汉语言，是语文教师兼职美术教学。农村美术教师兼职数量庞大，专职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导致美术教师教学能力偏低。(三)教材内容单一，教学手段陈旧。由于“艺术类课本应循环使用”的规定，农村学生每周只能在短短的课堂45分钟里接触美术课本，这给教师培养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加大了难度。教育部统一的美术教材单一，没有体现地方性。例如，艺术创作摄影、摄像和电脑设计等艺术制作课程的内容不符合农村生活的条件。农村学生美术基础相对薄弱，许多美术课程在农村学校很难开展。农村美术教学的方法陈旧，教材内容单一，使得农村美术教育边缘化。李政道说:“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1］如今的年轻家长逐渐意识到，艺术能够提升人的精神、优化人的趣味、开拓人的思维、丰富人的想像、陶冶人的情操，对个人的品格形成也有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应该注重美育，加大对美术教育的投入，开发当地的美术教育资源，使教学方法多样化。

二、改善农村美术教育边缘化的策略

2014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提出，江苏中考将加强美育测试。这一举措将加强江苏学校对于美术课程的重视，不能够随意取消课程，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审美素质。［2］近几年来，“四配套工程”的实施为学校添置了教材教具、布局专用教室、器材室和相应教师工作室，还安置了电子白板与多媒体。这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美育，认识到了美术教育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作用。(一)树立“以生为本”人才发展观，提升教师专业技能学校应树立“以生为本”的人才发展观，开足、开齐美术课程，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仪征市将建立健全农村美术教育管理机构，配齐专职美术教育管理干部，为农村美术教师开展新课程培训和相互交流创设条件，逐步配齐农村专职美术教师，并加强管理与指导。可以组织农村学校中专业出身的美术教师加强与其他兄弟学校美术教师的交流，并组织相关教研活动。美术教师也应积极参与美术新课程的相关培训，转变教学观念，提高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通过多学、多看的方式学习最新的教学模式，将其应用到教学中。美术教师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各项教学比赛，以助推个人能力的发展。(二)开发课程资源，丰富教学手段学校应结合原有教材，适度增加具有当地特色的美术资源。笔者在教授初中美术第七课《图案之美》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询问学生“说说传统图案的特点”时，学生都低头不发言，这说明了学生对传统图案的感性认识不深。但当笔者带着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生在亲眼看到了陶器、青铜器上的图案后却非常兴奋，不停地询问工作人员。回校后，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进一步了解了陶器以及中国传统图案，这说明学生通过观察获得了更为深刻的体验。教师可以结合当地的文化和历史开展美术教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引导学生走出校园，将公园、田野、村庄等作为学习美术的大课堂。例如，教师在教授《从心灵接触自然》时，可以把学生带到户外，欣赏家乡的美景。教师还应该巧用材料，如树叶、黄豆、绿豆、树皮、树根、石子、瓷砖等，将它们应用到美术创作中。仪征市矿产资源丰富，盛产雨花石。教师可以开设一系列课程，如雨花石绘画课、雨花石设计课，还可以举办手工制作比赛，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及想象力和创造思维能力。八年级上册“设计与应用”单元主要讲授民间美术的继承与发展，教师可以结合当地的风俗人情开设一堂有特色的美术课。教师可以将农村独特的自然风景优势和乡土文化资源与教学实际结合起来，分层次、多角度地开设农村美术课程。

参考文献:

［1］李政道．科学与艺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征课范文篇8

l．诵读课文，理解文章内容。

2．理解木兰这个古代巾帼英雄的形象，学习古代劳动人民的爱国精神。

3.学习本文详细得当的叙事方法，领会故事情节曲折，富于戏剧性，充满传奇色彩的特点。

[教学课型及课时]

1.教读课

2.一课时

[媒体设计]

1．多媒体：选取材料制作成课件

2．录音机：伴奏带。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知道木兰这个人物吗？哪一个同学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木兰的故事？（学生讲故事）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流传了一千多年，你认为木兰成为世世代代人们所景仰的英雄人物的原因在哪里？（学生自由发言，教师总结要点）木兰是一位爱国的女英雄。她替父从军，是出于关心国家安危，体恤父亲年迈力衰；她不畏艰苦，勇敢作战，是出于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坚强意志；她厌弃高官厚禄，而渴望过和平劳动的生活——这些，都表现了人民英雄的本色，也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美好意愿和理想。好，我们就来共同看一看《木兰诗》中是怎样塑造木兰的形象的。

二、整体感知

1.教师范读课文，学生解决生字词。

2.解题：《木兰诗》是一首什么题材的诗?作品时代怎样?

明确：（用课件打出）

《木兰诗》选自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是一首北朝乐府民歌。它产生的时代众说纷纭，但从历史地理的条件可以判定事和诗可能产生后魏，这诗产生于民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经后代文人润色的痕迹，但基本上还是保存了民歌易记易诵的特色。

《乐府诗集》是最完备的一部乐府歌辞总集，其中的民歌，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民，分南歌、北歌两大部分。北歌，即北方民族民歌，题才广泛，格调雄颈、热烈、质朴。

三、共同、研习课文

1.二百年来，木兰这个形象为什么深受人们的喜爱?请根据课文进行探究分析。

明确：（学生的发言可能是多方面的，教师结合课件适当引导并指导学生诵读）

文章开头写木兰的停机叹息，设置悬念，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母亲的发问，木兰的回答（板书：母问女答），富有生活实感，写出了故事的开始。木兰想到了什么？“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军帖”的夜传，“十二卷”（虚数）的夸张，表明了军情紧急，显示出战争气氛。原来，是木兰看到皇上征兵的文告，上面每卷都有父亲的名字。“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木兰既考虑到父老弟幼，无人从军的困难，又考虑到天子征兵是为保家卫国的大计，于是“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表现出木兰基于家庭情况，经过停织叹息的考虑，毅然决定代父从军。表现了木兰的深明大义、勇敢坚毅、忠孝两全。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写出木兰做入伍前准备，连赴东西南北四市，匆忙购置战马鞍具的情景，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的急切心情（板书：急切准备）和赴战地途中的见闻、感受。先写木兰紧张筹备，整装待发。用“东”、“西”、“南”、“北”这种民歌常用的铺陈手法，借以突出准备工作的繁忙。“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这句诗写出了木兰出征的路线，征程的遥远，行军的神速，点明了宿营地的荒凉。在荒凉夜间环境烘托中，揭示出木兰乍离家乡，思念亲人，离乡愈远，思亲愈切的心情（板书：思亲情切）；从而细腻地透露出木兰少女思亲的情怀，活生生地刻画了一位少年英雄女郎的形象，形象地描写出木兰奔驰遥远征途的豪迈气概（板书：征途遥远）。既表现了一个女孩子离家愈远，思亲愈切的感情，又写出了出征的历程，行军的疾速。读着，我们好像听到了黄河的涛声，燕山的马嘶，看到主人公纵马奔驰在漫长崎岖的征程，去迎接战斗。

问：请同学们想象一下木兰十年征战的情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对上段描写的奔驰征途情景高度的、形象的概括，表明驰抵战场，引到描写战场上的生活和战斗，在诗篇前后段落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给我们描绘出木兰身跨飞驰战马，万里奔赴战场，穿过关隘、飞越层峦的矫健雄姿。“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两句诗渲染了战场的气氛和环境的艰苦，描写简洁、生动，使我们好像听到了凛冽的北风传送着打更的声音，将士们在军中宿营；使我们好像看到了寒冷的月光照射着明晃晃的铠甲，哨兵们在深夜值勤。“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写出将士们出征十年，经历过上百次激烈战斗，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凯旋归来；木兰身经长期激战，英勇善战，凯旋归来。十年的征战的血与火的考验，使木兰经受了严酷战争的磨炼，终于历尽艰辛，屡克顽敌，成为建立了赫赫战功的英雄而凯旋归来。对一个改扮男装的女孩子，有着多少不寻常的经历啊!在呵气成冰的夜晚，木兰肯定会有很多次思念家乡的彻夜不眠，也肯定会有很多次怀着家丑国恨和战友们风驰电掣，越过数不清的山山水水去艰苦战斗。

木兰战功卓著，入朝受赏，“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表明天子为木兰记多次功、赏赐甚丰。“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勋位如此之高，赏赐如此之多，然而，木兰却不屑一顾。她深切地怀念着故乡。十年奋战对她来说，并非为了受赏加爵，而只是为了争得安定地从事劳动的生活权力，因此，木兰坚决地作出了解甲归田的请求。处于长期封建战争动乱中的人民，十分渴望和平美好的劳动生活，他们把这一愿望，寄托于木兰形象之中。木兰辞归这一情况的设置，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理想。“辞官”一节，在木兰形象的塑造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木兰在建立功勋后，没有以此为阶梯，进入统治阶级

的行列。相反，却解甲归田，回到了人民之中。因而使这位古代女英雄的艺术形象，放射出耀眼的光彩，也使诗歌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而有别于封建文人的作品。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这几句诗写出了木兰胜利归来给全家亲人带来了一片欢乐的情景，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亲切意味。“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这几句诗写出了木兰一连串富有年轻女性特征的换装梳妆动作，表现出木兰久征胜利归来，恢复女妆，欣喜兴奋的感情。到此为止“完成了木兰这一艺术形象的最后一笔，一个淳朴、勤劳，既英武豪放，又美丽动人的古代杰出女英雄，栩栩如生地立在人们的眼前。“出门看火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表现出伙伴看到“木兰是女郎”时的惊诧和赞叹，衬托了木兰在长期从军当中的谨慎和机警。木兰穿上男装，在战场上驰聘格斗时，同男战士一样吃苦，一样勇敢，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木兰以超出一般男子的卓著功勋和蔑视功名富贵的美好心灵，受到了人们由衷的赞美。木兰从军的故事也就在喜剧高潮中结束。（分析时，要求学生反复诵读，达到当堂成诵）

2.通过学习这首诗，你认为木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学习她身上哪些金子般的东西？

明确：（学生自主探究，讨论发言）（木兰形象分析）木兰既是一个女孩子，更是一个金戈铁马的英雄。她勤劳善良，纯朴孝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驰骋沙场，为国家尽忠效劳，表现出深明大义、勇敢坚毅，果断的效国忠心和英雄气概。从军十二年，她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和机智谨慎，女儿身份一直没被揭穿。在凯旋归来后，她不贪图富贵，甘愿过回简单安定的农家生活。她是我国古代北方优秀劳动妇女的象征。

3.你打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学生自由发言）

[布置作业]

征课范文篇9

“课件综合征”不容小觑

“课件（Courseware）”是通过计算机将文本、图形、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多种媒体进行综合处理制作而成的、用于课堂教学的软件。作为一种新的授课辅助手段，“课件”近年来在国内高校教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毋庸置疑，多媒体“课件”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手段相对单一的局面，图像和声音效果的加入，令很多教学内容更加直观，也增强了课堂教学的感染力。然而，对“课件”的滥用和误用，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将课件引入课堂的初衷，反而使教学质量大打折扣，这样的情况在目前高校教学中并不鲜见。“课件综合征”正在侵袭某些高校教师，并有持续蔓延的趋势。

“课件综合征”表现症状之一：无所适从。

目前，一些高校要求教师必须使用“课件”教学，甚至规定教师不得再进行板书。这令“课件”成为教师的唯一授课手段。对于部分教师而言，或是由于一时还难以接受这样的教学方式，或是受限于教师制作“课件”的技术水平不高，或是由于“课件”实在无法全部涵盖所有授课内容而又不得不完全使用“课件”，使用“课件”授课反而限制了他们的发挥。一些教师在课堂上表现得无所适从甚至很无奈，导致原本流畅、精彩的授课反而变得磕磕绊绊，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这样的“课件综合征”虽然表现在教师身上，其实根源却在于教学管理者在使用“课件”问题上“一刀切”带来的负面效果。

“课件综合征”表现症状之二：“照屏宣科”。

由于有了“课件”，部分教师在教学准备期便不再准备教案，一盘在手（尽管这样的“课件”光盘并不一定是本人亲自制作的），学年无忧。在上课之前也不再用心备课，上课时同学生一道看屏幕，从原来的“照本宣科”变成了“照屏宣科”。一旦播放设备出现了问题，教师便手足无措，甚至根本不能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对于“课件”的过度依赖，使先进的教学手段沦为教师水准“退化”的温床。

“课件综合征”表现症状之三：心不在焉。

在某些教师的课堂上，虽然“课件”制作得非常精良，但教学却往往沦为“看片会”。整堂教学课只有“课件”在不停播放，教师在一边只是手里点着鼠标，很少另外加以讲解，教师成了整个课堂教学的“局外人”。由于把授课主导权完全交给“课件”承担，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往往显得萎靡不振、心不在焉，不愿意和学生交流。缺乏师生互动的课堂，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课件综合征”表现症状之四：只求花哨。

有些教师对使用“课件”教学的目的认识不清，把使用“课件”的首要目标定位为“好看就好”，因此，在“课件”制作中，有的过分追求“特技”效果，无形中将授课节奏放缓，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授课时间；有的“课件”同教师的授课几乎是“两层皮”，根本没有太多关联；而有的教师为了追求“课件”对学生感官的刺激，为此甚至不惜偏离授课内容，长时间播放所谓“电影大片”，一方面转移了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令学生误把艺术加工当成历史真实，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以上所举的“课件综合征”的症状，或许只是较为极端的例子，但是，就笔者的所见所闻，上述“症状”或轻或重在高校教学中普遍存在着。教师的“课件综合征”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侵袭着学生：很多学生不再记笔记，课后只要把教师的“课件”拷贝一份就可以了；上课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情，只需要看，不需要思考；缺乏教师的指导，上课“看片子”虽然过瘾，下课后却一无所获……“课件综合征”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消除“课件综合征”重在治本

需要指出的是，“课件”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辅助手段，部分高校课堂教学之所以受困于“课件综合征”，其原因不在“课件”本身，而在于在使用“课件”教学的过程中，部分教师对“课件”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对使用“课件”教学带给课堂教学方式的变化研究还不充分。

从教学理念上看，首先，“课件”是一种先进的教学辅助手段，却不应该被当成是唯一的手段；而使用“课件”教学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授课的科目不同，有些适合配合“课件”讲授，有些则未必；授课的教师各异，有些在“课件”的配合下能够锦上添花，有的则用传统授课方式更能讲出光彩。因此，在确保授课效果的前提下，在是否使用“课件”、如何使用“课件”的问题上，不应为了追求“时尚”而强求“整齐划一”。

其次，正确使用“课件”教学，确实能增强教学的感染力，但前提是要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学习不应该成为学生的负担，但同时应该意识到，学习也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课件”的主要责任不是娱乐学生，而是要强化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活跃他们的思想，将课堂教学引向深入。在这个工程中，教师的作用或许是“课件”无法替代也不应替代的。

同时，尽管“课件”在教学中普遍采用，但它给课堂教学方式带来了哪些变化？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摸索阶段。比如，“课件”教学的长处是直观、生动，但往往信息量偏小、深度不够，如何在教学中加以弥补？如何避免“课件”成为动画版的“第二板书”或是课本的“翻版”？教师讲授的内容和“课件”演示如何才能配合得相得益彰？教师不仅应该成为“课件”的使用者，更应该是“课件”教学的研究者。“如今，走在教学楼里，仿佛置身电影院。”日前，笔者到某高校听课，各种各样“课件”的声音从各个教室里传出不绝于耳，引发了一位同行教授的感慨。此话虽然不无调侃，但也确实反映了目前高校课堂在使用“课件”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课件综合征”不容小觑

“课件（Courseware）”是通过计算机将文本、图形、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多种媒体进行综合处理制作而成的、用于课堂教学的软件。作为一种新的授课辅助手段，“课件”近年来在国内高校教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毋庸置疑，多媒体“课件”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手段相对单一的局面，图像和声音效果的加入，令很多教学内容更加直观，也增强了课堂教学的感染力。然而，对“课件”的滥用和误用，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将课件引入课堂的初衷，反而使教学质量大打折扣，这样的情况在目前高校教学中并不鲜见。“课件综合征”正在侵袭某些高校教师，并有持续蔓延的趋势。

“课件综合征”表现症状之一：无所适从。

目前，一些高校要求教师必须使用“课件”教学，甚至规定教师不得再进行板书。这令“课件”成为教师的唯一授课手段。对于部分教师而言，或是由于一时还难以接受这样的教学方式，或是受限于教师制作“课件”的技术水平不高，或是由于“课件”实在无法全部涵盖所有授课内容而又不得不完全使用“课件”，使用“课件”授课反而限制了他们的发挥。一些教师在课堂上表现得无所适从甚至很无奈，导致原本流畅、精彩的授课反而变得磕磕绊绊，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这样的“课件综合征”虽然表现在教师身上，其实根源却在于教学管理者在使用“课件”问题上“一刀切”带来的负面效果。

“课件综合征”表现症状之二：“照屏宣科”。

由于有了“课件”，部分教师在教学准备期便不再准备教案，一盘在手（尽管这样的“课件”光盘并不一定是本人亲自制作的），学年无忧。在上课之前也不再用心备课，上课时同学生一道看屏幕，从原来的“照本宣科”变成了“照屏宣科”。一旦播放设备出现了问题，教师便手足无措，甚至根本不能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对于“课件”的过度依赖，使先进的教学手段沦为教师水准“退化”的温床。

“课件综合征”表现症状之三：心不在焉。

在某些教师的课堂上，虽然“课件”制作得非常精良，但教学却往往沦为“看片会”。整堂教学课只有“课件”在不停播放，教师在一边只是手里点着鼠标，很少另外加以讲解，教师成了整个课堂教学的“局外人”。由于把授课主导权完全交给“课件”承担，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往往显得萎靡不振、心不在焉，不愿意和学生交流。缺乏师生互动的课堂，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课件综合征”表现症状之四：只求花哨。

有些教师对使用“课件”教学的目的认识不清，把使用“课件”的首要目标定位为“好看就好”，因此，在“课件”制作中，有的过分追求“特技”效果，无形中将授课节奏放缓，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授课时间；有的“课件”同教师的授课几乎是“两层皮”，根本没有太多关联；而有的教师为了追求“课件”对学生感官的刺激，为此甚至不惜偏离授课内容，长时间播放所谓“电影大片”，一方面转移了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令学生误把艺术加工当成历史真实，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以上所举的“课件综合征”的症状，或许只是较为极端的例子，但是，就笔者的所见所闻，上述“症状”或轻或重在高校教学中普遍存在着。教师的“课件综合征”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侵袭着学生：很多学生不再记笔记，课后只要把教师的“课件”拷贝一份就可以了；上课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情，只需要看，不需要思考；缺乏教师的指导，上课“看片子”虽然过瘾，下课后却一无所获……“课件综合征”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消除“课件综合征”重在治本

需要指出的是，“课件”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辅助手段，部分高校课堂教学之所以受困于“课件综合征”，其原因不在“课件”本身，而在于在使用“课件”教学的过程中，部分教师对“课件”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对使用“课件”教学带给课堂教学方式的变化研究还不充分。

从教学理念上看，首先，“课件”是一种先进的教学辅助手段，却不应该被当成是唯一的手段；而使用“课件”教学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授课的科目不同，有些适合配合“课件”讲授，有些则未必；授课的教师各异，有些在“课件”的配合下能够锦上添花，有的则用传统授课方式更能讲出光彩。因此，在确保授课效果的前提下，在是否使用“课件”、如何使用“课件”的问题上，不应为了追求“时尚”而强求“整齐划一”。

征课范文篇10

关键词物理诊断学教学

诊断学是医学院校学生首先接触的临床医学课程，它是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是研究疾病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临床思维的学科，对医学生尤其是临床医学生而言，既是学习临床医学课程的基础，也是将来从事临床医学工作的基石。现代医学科学发展迅速，其趋势是由传统的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模式发展，但是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很强的学科，新的诊断技术并不能取代一般物理诊断学的重要地位。在疾病的诊断中，问诊、体检等物理诊断方法与实验室检查及影像检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物理诊断学是临床医师必备的基本功，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1］。但是，由于教学方法、内容和时间安排等方面的原因，使物理诊断学临床实践和体检操作基本技能往往不过关，这就要求我们在诊断学教学中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其教学方法非常值得探讨，现就本人1991年至今15年诊断学教学实践中的感受，谈以下几点体会。

一、重视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师队伍

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重视物理诊断学师资队伍的建设才能提高教学效果。物理诊断学教学内容看似简单，但其内容多而枯燥，有些内容还比较抽象，难以讲解，为了提高教学效果，理论课最好由具有良好临床技能及教学经验的高年资医师讲解。为了让学生得到正确、标准、统一的诊断学知识，必须重视集体备课，共同参照国内外重点医学院校编写、拍摄的教学资料，统一标准、规范的操作程序和检查手法，统一教学方案。对于初次从事诊断学教学的年轻医师，应通过集体备课的形式，以老带新，互助互学，帮助其明确教材中的重点、难点及讲解技巧，并从带教实习课和见习课开始，不断积累经验，走向成熟。

二、改善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加强技能训练

（一）改变教学模式。目前我们的教学模式仍然多是传统的“灌输式”及“填鸭式”［2］。教师在讲台上照本宣科，学生在下面埋头记笔记；见习时，教师示范，学生则多以看为主，动手机会少，也没有动手的意识；考试时死记硬背应付考试。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互动少，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诊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学生积极参与才能获得良好效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变“填鸭式”为“启发式”，变以教师为中心为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和发挥学生的联想能力、提问能力，提高学习兴趣。

（二）关于理论课教学的教学方法。物理诊断学教学过程一般分三个环节，一是课堂讲授，二是实验课，三是临床见习。课堂讲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教学法，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手段，在讲授中教师可以亲自向学生呈现学科的基本内容，直接鼓励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可用学生易懂的形式有效概括学科内容。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备课，教师首先应该对所讲授的内容加以深刻理解，对内容结构进行合理安排设计，将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工作体会融合于教学中，并针对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理解能力，进行备课并反映到教案中。诊断学内容繁多，理论课讲授应该做到基本内容少而精，重点突出［3］，易于理解的内容和查体等技能操作可以放在实验课或见习课结合实际进行讲解、练习。物理诊断学中，有些内容很抽象、枯燥，在理论课讲授中，应充分利用诊断学教师多为临床医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优势，在讲解中多举临床病例，以增加系统性、完整性和趣味性，使学生犹如接触病人一样，提高学习物理诊断学的兴趣，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理解中记忆。比如，在讲解胸部的体表标志“胸骨角”时，可以穿插一张自发性气胸的胸片，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简单介绍该病例的病情，然后引出治疗方法——胸腔穿刺术，并介绍胸腔穿刺抽气时，胸骨角是一个重要的定位标志，使学生在理解中记住了这个重要内容。教师要善于调动和控制课堂气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逐渐下降，为克服这一缺点，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举一些易引起学生兴趣的临床病例，并穿插一些简短的提问和对话。随着科技发展，各种先进的教学手段，如多媒体已广泛应用于教学中。多媒体在教学中地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储存、传播和提取方式，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交互性强，共享性好，知识组织形式更佳，利于知识同化［4］。通过教学设计，以多种媒体地交互作用，形成了声、光、形、色、动等直接对学生地视觉和听觉器官共同进行作用地情境，具有良好的强化效果和整体效应，有利于最佳教学效果的获得，又具有直观性、生动性和简洁性，使一些抽象的症状、体征的描述更形象，易于接受与记忆。比如心脏检查这部分，利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可以动态显示心脏的“泵”作用机制，结合血流动力学变化图谱，可以使学生更容易理解记忆。做为一名诊断学教师，应该熟练掌握网络教学技术，以其能将自己精彩的教学构思用多媒体等高科技手段进行淋漓尽致的表现。诊断学是基础与临床之间的桥梁，对于不易理解掌握的内容，可以运用已学过的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知识，应用循序渐进式的教学方法进行启发式教学，使其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比如在讲解肺与胸膜的触诊时，先讲解触觉语颤的检查方法，再分析手掌触到的震颤是如何产生的，引出产生原因为喉发音沿气管、支气管、肺泡、胸膜腔，传导到胸壁，由手掌触及。理解了产生机制，语颤增强及减弱的临床意义，学生就自然而然的非常容易理解与记忆了。物理诊断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检体诊断，检体诊断的传统教学模式是教师示范，学生模仿学习，所以如果条件允许，检体诊断的理论教学应采取小班教学形式，每班10～15人，便于教师授课辅导，个别答疑，还可以手把手进行操作示范，近距离接触还有利于师生互动了解、因人施教。课堂讲授时，教师还可以借助模型、模具、挂图、标本来辅助教学，比如讲授肺与胸膜的体表投影时，可利用肺的解剖标本讲解，可以增加学习兴趣，加深印象，便于记忆。为增加趣味性及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讲授一些简单的体检时，可以穿插1～2分钟学生自检或相互检查，以活跃气氛，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使枯燥的讲解变得生动形象。不易描述、模仿的体征，比如各种呼吸音、心脏杂音等，可以利用录音、录象、VCD等直观形式辅助教学，往往可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三）实验课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加强基本技能训练。学习物理诊断学，要适应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的转变，讲究学习方法，不应一味的死记硬背，而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加强基本技能训练。为了增加更多的实践机会,物理诊断学课程安排可适当压缩理论课时,安排一定比例的实验示教课，播放生动形象的体检录象或光盘进行示范，统一手法，规范操作，再由教师示范并指出常见体检错误和注意事项，最后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相互之间检体练习，教师巡回对学生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及时纠正错误手法。随着科技发展及教学条件的改善，我院自2000年已建立了物理诊断实验室，学生在学完理论课进入临床见习前，可采用教师辅导或自学形式在全天开放的物理诊断实验室的电子标准化病人模拟教学系统上进行检体训练，加深对理论课的理解记忆，熟练检体内容，培养正确的检体手法，为进入临床见习打下基础。同时，这一教学手段也有效的弥补了教学资源的不足。

（四）通过临床见习，强化临床技能。诊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问诊、体检及病历书写是医学生必须熟练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学好这些技能对临床医生是终生受益的。由于临床教学资源的不足，目前的物理诊断教学大多是理论讲的多，实践体验少，学生缺乏与病人接触与交流的亲身体验，不知如何进行问诊与体检［5］。物理诊断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与患者良好的沟通，熟练问诊、查体。这一步的完成主要依靠临床见习。临床见习是完成理论向实践过渡的重要一步。在课时分配时，应增加见习课时，如肺与胸膜的检体诊断应安排两次以上的见习。见习前带教老师应精心挑选病人，向病人解释以取得配合帮助，并安排好见习顺序，最大限度的让学生多接触各种病种和体征。见习可以分为四步完成，第一步是安排观看体格检查录象或光盘熟悉见习内容；第二步是教师示范问诊、查体，嘱学生仔细观察老师如何与患者沟通交流，如何问诊、查体；第三步是学生与患者直接接触，锻炼沟通交流技巧，练习问诊方法及检体手法，学习异常体征，教师在一旁指导纠正；第四步是设计、组织典型病例讨论，联系学生所学内容进行分析，启发学生主动性思维，使学生从中得到诊断疾病的乐趣和成就感，也有利于对所学知识的记忆、理解。见习中教师还应注意对学生进行医德医风的教育培养。为解决临床见习中学生多病例少的矛盾，可以通过增加教学医院、适当给患者一些报酬以取得配合、收集并制作典型少见病例的声像教材等方法改善教学条件。

三、完善考试制度，促进学习积极性

考试是检查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通过考试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牢记所学内容。我院物理诊断学考试一直采取理论考试和体检操作考试相结合的考试模式，经过实习期后，毕业前再进行一次检体操作考试和一次问诊、病历书写考试。通过以上考核制度，促使学生即重视理论课学习，也不会忽视临床技能的训练，使学生在毕业时不但熟练掌握了物理诊断学的理论知识，也强化了临床技能，为走上临床工作岗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诊断学是医学教育的一门主干课程，为了给国家和人民培养更多、更好的合格医生，做为一名物理诊断学教师，应该不断努力探索，总结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方法，改革教学模式，与时俱进，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黄云剑，赵景宏，杨惠标，等.诊断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03；12(5):606~607

2.林宇.提高《诊断学》课程教学质量的几点建议［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5；26(10):1192~1193

3.黄卫卫.诊断学教学中学生临床技能的培养［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03；8(5):379~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