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范文10篇

赵树理小说范文篇1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三、今日文坛之荆山之玉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四、明日文坛之和氏之璧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总书记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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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小说范文篇2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三、今日文坛之荆山之玉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四、明日文坛之和氏之璧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总书记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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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小说范文篇3

论文摘要:与会迅乡村小说相较，赵树理创作于40年代的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利有三大特点: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使赵树理以平视的目光审视农民文化，五四人文精神和阶级论构成其文化批利的双重视角，而以故事负载文化内汤、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和在政治学社会学层面展开批利等特.饭使其小说具有形而下的批利格调。这三大特点是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成功之处，但这些特.蔽也带来了其丈化批利的两大缺憾:自足的丈化心态限制了作者的文化视歼，“问翅小说”的创作模式影响其批利深度。赵树理小说文化批判的形象性、具体性与会迅小说文化批利的抽象性、形而上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40年代是赵树理创作的成名期，也是其创作的高峰期。赵树理创作于40年代的小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批判是其“乡村小说”的重要创作指向。其文化批判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平视”的批判态度

人们一般认为赵树理继承了文化革命先驱普迅的批判精神，然而，由于时空的差异，鲁迅、赵树理二人面对农民文化采取了不同态度。

鲁迅以文化先知的身份审判农民文化。在普迅看来，要实现“立人救国”的思想，文化精英们得完成两大任务:一是摧毁宗法文化，二是改造古老国度民众的灵魂。因此，农民成为普迅等一批早期乡土作家关注的对象，这是由于农民既是宗法文化的重要寄主，又是构成“沙聚之邦”的主要成分。于是，阿Q、闰土、七斤、祥林嫂、鼻涕阿二、骆毛等一批灵魂麻木的国民成为作家剖析的对象，农民文化成为早期乡村小说攻击的靶的。

赵树理以平视的目光审视农民文化。如果说鲁迅是农民文化的审判者的话，那么赵树理就是农民文化的自我检讨人;普迅在否定的前提下批判，而赵树理则在认同的基础上批判。造成二人批判态度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是不同的时代背景。普迅面对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农民文化，在整个古老的东方农耕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的起步之际，农民文化的基本内涵是腐朽的宗法文化，因而突进的“五四”狂扭精神促使普迅对农民文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赵树理面对的是处于解放区文化氛围中的农民文化，此时此地的农民文化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传统的宗法文化正在隐退，新民主主义文化正在改造农民文化;加之当时的主流政治也选择了农民文化，所以赵树理对农民文化采取了基本认同的态度。二是对农民文化的体认差异。普迅的童年、少年在农村度过，当奋笔疾书批判农民文化时，他已成为“城市人”多年了，—从《呐喊》到《朝花夕拾》，农村在普迅的笔下一直是一种记忆:当他受到乡情的“蛊惑”时，他就写出了《社戏》等小说，当受到历史使命感的鞭策时，他就把乡村作为批判的靶的，于是他造就了阿Q、闰土等人物;由于时空的久远和描写的概括性，农民在普迅的笔下只能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一种被他赋予了封建文化内涵的符号。赵树理的前半生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长期的农村生活使他对农民产生了特殊的亲近感，而农民兼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又使他对农民文化有了更透彻的了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特殊的身份决定了赵树理对农民的体恤、理解和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与宽容，使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文化。赵树理文化批判的前提是认同农民文化。肯定农民文化中某些传统道德精神、赞美乡土精神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在外来因素刺激下产生的新的文化质素、顺从农民的审美观念，等等，是赵树理文化认同的主要表现。例如，“勤劳”是农民用来衡量人格人品的重要标准，也是传统的农民高尚人格的核心内涵，赵树理认同了这一价值观念，并从这一价值标准出发塑造了一批具有勤劳品格的人物形象，如孟祥英、金桂、陈秉正、潘永福等。乡土精神是在土地的依托与哺育下而形成的农民人格精神，如勤劳勇敢、质朴善良、诚信谦和、安土重迁、保守狭隘、务实求稳，等等。赵树理肯定了乡土精神的闪光面，唱出了一曲曲土地的恋歌:《地板》肯定了农民劳动的价值，《福贵》、《田寡妇看瓜》展示了作为农民的衣食之源和精神依托的土地的双重价值，《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歌颂了农民为土地而进行的抗争……。赵树理的这种认同实际上是对农民文化品格的肯定，他以自己ao年代的乡村小说表明:农民文化是一种质朴、单纯、向上而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他的所有艺术描写都隐含着对东方农耕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农民—的歌颂与赞美。—这一艺术行为与鲁迅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形成鲜明的对比:每迅展示了工业文明东渐时的农民文化的可悲境地，在普迅的笔下农民文化是一种受到伦理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化的道德观念的双重籍制而缺乏本体自主能力、本体体认能力的象昧文化。

对农民文化的基本认同使赵树理的文化批荆失去了普迅批判笔锋的尖刻与犀利，而由革命理想所致的自信与优越感又使其批判消洱了普迅的激愤、淡化了普迅的优患愈识。对待农民文化的消极面，赵树理多以喜剧的手法展示其荒诞和存在的不合理性。对待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李成娘等落后的人物，作者总是在普意的调侃中指出他们的精神块陷;而对待新旧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作者一般不让其白热化，且冲突多以进步的一方大获全胜、落后的一方获得思想进步的喜剧形式结束。对待小元、小昌等“翻得商”人物，作者总不忍心丑化;对于德贵、小毛、小旦、“老驴”等一类比较特殊的人物的描写，作者也没有顺从时俗将其妖魔化，而是既揭示其丑恶的本质，又最后给予“出路”。这种沮和的批判充分显露出身为“农民作家”的赵树理对乡土的依恋之情。对待农民文化肌体上生出的毒瘤，作者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赵树理习惯于以客观而真实的描写平和地展示封建宗法文化的腐朽和地主反动势力的丑恶。例如，对于阎恒元、李如珍、王光祖等地主恶场的描写，作品既不像早期“革命小说”那样激愤，也不像后来的“三突出”小说那样夸张，而是在真实可信的叙述中展示人物的罪恶。冷.与平和并非竞味着宽容，而是显露出作者对反动力量的蔑视和对正在发生质变的农民文化的自信。

二、双重文化批判视角

赵树理的文化批判有两大视角。

一是五四人文精神。五四人文精神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赵树理继承了普迅的文化批判精神，从启泉和反封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封建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毒害，展现了一代农民的精神变化历程。作者塑造了两类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如二诸葛、老秦、李成娘、刘聚才等。作者通过对这些农民的言行的剖析，展现了封建文化在他们心灵烙下的印痕。二是受到封建思想残余侵害的新一代农民，如小元、小昌等。通过对这一类人物的描写，作者一方面展现了延续千年的封建文化对一批先知先觉的农民的思想侵害，另一方面揭示了农民阶层自身的思想局限性，从而提出了农民文化改造的艰巨性问题。同普迅一样，赵树理格外注重人的个性解放与人的灵魂觉醒，但由于文化参照、文化指向等方面的差异，普、赵二人对农民文化关注的重心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将普迅的乡村小说创作与他写于20世纪初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以及他后来的杂文创作结合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从由“立人”而“立国”的文化思路出发而审视农民文化的，—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必须先改造“国民性”，“国民性”的病根是奴性，而奴性是包括封建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所浸淫、所熏陶的结果，因此，要改造国民性必须批判传统文化。于是，在《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中，作者既指出封建文化的腐朽与没落，又无情地揭示了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的怯儒与麻木，对他们用“瞒和骗”制造“奇妙的逃路”的心理行为深恶痛绝。赵树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的目标、任务出发而审视农民文化，因而，他出于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健康发育而批判封建文化、揭示封建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毒害，为了使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靠的同盟军而敦促农民自身的人格升华、强调农民文化的改造。—由于文化批判的指向差异，二人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侧重也不完全一样:鲁迅把以宗法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文化作为批判重点，而赵树理则既批判民间化、民俗化、乡土化的封建正统文化，又批判乡村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腐朽的文化观念和陈旧的价值意识。

二是阶级论视角。阶级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核心。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出发，赵树理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在农村的代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压迫、经济压榨和精神奴役与精神籍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经历过新旧两重天的农民知识分子，赵树理对乡村宗法势力有着透彻的了解。《李家庄的变迁》真实地描写了李如珍、小喜之流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福贵》等作品揭示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算计与盘剥，《邪不压正》、《刘二和与王继圣》等作品则形象而深刻地展现了乡村宗法势力对农民的精神奴役和精神控制。赵树理对反动的村政权有着深刻的认识。他通过生动的描写向读者展示:政权与封建伦理道德的紧密结合和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政治化是乡村反动政权的本质，依靠上层反动政权压迫农民和以封建伦理观念束缚农民、控制农民则是其政权的基本操作模式，而掠夺农民、维持自己在农村的特殊地位是其政权运作的最终目的。在描写阶级对立的过程中，赵树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展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同时也展示了农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威力。应该说，赵树理小说的阶级论视角是鲁迅小说所不具备的。—尽管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在客观上展示了阶级对立，但从《呐喊》、《仿徨》整体创作上看，鲁迅并不是有意从阶级论出发展示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而是从批判封建文化出发的。

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视角在赵树理小说中是重合的。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作者既从阶级的角度描写了地主阶级或封建残余势力对农民的政治讹诈与政治压迫，又从五四人文精神的角度揭示了农民自身的精神缺陷。例如，老秦对老杨的前恭后踞反映了他的封建等级观念，小喜三棍子加一句“草灰羔子”镇压住了铁锁媳妇的气势、后来又用两块钱雇来一个穿制服的陌生人毫不费力地捆走三个“小字辈”，这些事件充分展示了封建宗法意识对农民的精神控制以及这种控制对农民的精神驯化状况。在《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等作品中，立足于五四人文精神的“人的解放”命题与依托于阶级论的民族解放、社会变革主题合为一体。

任何一种批判都意味着一种建构，暗示着一种理想，双重的文化批判视角使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达到了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五四人文精神视角使赵树理的文化批判具有鲁迅的反叛精神，而阶级论视角又使其批判具有明晰的建构理想。—时代的局限、“五四”时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对农民的失望所致的优愤等诸多因素，使鲁迅乡村小说的反叛精神覆盖或淡化了其建构指向，以致批判大于建构。赵树理面对的是正在转型的农民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在40年代的解放区迅速发育，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时代氛围中，农民文化开始发生质变:以宗法文化为主干的旧文化逐渐退隐，而以无产阶级思想为精髓的新文化不断进人农民文化。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与解放区政治体制及生产关系的变更为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构建指明了构建目的与构建标准，因此，赵树理小说避免了鲁迅小说文化建构的困惑。

三、形而下的批判格调

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早期乡村小说相较，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显现出一种“平易”批判格调。

鲁迅的乡村小说从“立人救国”的精神哲学出发而展开描写，其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主题提炼都具有高度的隐喻性与概括性。例如，阿Q这一形象的塑造旨在“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挑衅王胡、欺负小尼姑等行为的描写意在概括“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的”卑怯国民性;(狂人日记》用富有深意的语言概括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尽管学者们反复论证鲁迅小说描写的生动性、形象性与周密性，但实际上其小说以“写神”为主，作者跨越政治学和浅表的社会学层面，从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层面观照农民的生活，“白描”构成其作品描写的写意性，暗示象征构成其描写的隐喻性，所有描写围绕着精神哲学的内核铺展。因此，我们认为鲁迅乡村小说的描写是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的“隐喻书写”。赵树理小说的描写格调与鲁迅大不一样。对农民文化的认同、战时文化的特殊需要和他自己的艺术旨趣使他舍弃了隐喻书写。与鲁迅小说相较，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格调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以故事负载文化批判内涵。赵树理对“穷哥们”听不懂他朗读(阿Q正传》一事深有感触，他认识到小说的“通俗”在启蒙农民和进行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因而决定用直白的语言来写“故事”。于是，以直白的语言“讲故事”，“故事”中蕴涵着“间题”，不同的观照角度产生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负载不同的文化批评命题，这就是赵树理小说的基本描写方式。

(二)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赵树理小说舍弃了批判命题的概括性与抽象性，寄寓质朴的文化评价、文化思考于凡俗琐事的铺陈与叙述之中。例如，同样是展示封建等级思想在农民身上打下的烙印，鲁迅以闰土的一声“老爷”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悲，而赵树理则通过老秦要老伴给老杨做白面条、当着老杨的面骂儿子、给老杨下跪等一系列生动而具体的事件描写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笑;两个人物形象在各自的作品中都不是重点描写对象，但鲁迅的寥寥几笔就把人物所负载的文化意旨抽象到哲理高度，读者若要解读人物，非得要有一个“解码”过程，而赵树理的直接表达则使形象与“思想”对等，且二者处于同一思维层次，因而读者仅需通过直觉思维即可把握作者的全部思想。

(三)文化批判主要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表层展开，作者一般不将作品的文化内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们说普迅从精神哲学层面观照农民文化，主要是指鲁迅对农民文化的观念文化或文化心理的哲学思考，即对国民的思维方式和民族个性在近现代的变异的哲学审视，对封建文化的哲学依托的考察。—从哲学角度观照农民文化是普迅小说文化批判的形而上特色的主要表现(笔者认为，在普迅小说中农民就是“国民”的代名词或象征)。然而，宁摆“文摊”而不上“文坛”的为文宗旨和创作的现实功利性使赵树理放弃了对艰深的哲理内涵的刻意探求，其文化批判主要在与“时事性”紧密关联的政治学社会学层面展开，作者的文化审视停留在农民文化的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层面。当然，其小说不乏哲理内涵，但这种质朴的哲理主要来自作者对乡村生活的透彻感悟和对农民文化的深刻了解，作者往往是无意得之。

以故事负载文化批判内涵，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在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展开文化批判，这种批判操作模式使赵树理小说具有一种形而下的批判格调。公务员之家

形而下的文化批判格调使赵树理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鲁迅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可否定，但仅就对当时的农民阶层的直接启蒙作用而言，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是不太成功的，因为普迅批判精神的精英性、前卫性和那种高度抽象的隐喻写作，使其小说不可能直接对农民文化产生作用。

上述三大特点正是赵树理小说文化批判的成功之处。然而，我们在肯定其小说文化批判的长处时，也不可忽视与这三大特点密切关联的局限性。其文化批判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自足的文化心态。“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农村生活经历与工作经历在使他透彻了解农村文化的同时，也局限了他的文化视野。如果说普迅以城市人的目光俯视农村文化，导致了其小说的文化批判的抽象化的话，那么赵树理以农民的眼光审视农民文化则导致了他自足的文化心态。这种自足的文化心态使作者的批判与建构完全局限在农民文化本体之内，批判者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使其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农民文化自身的局限性、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巨大差距以及东方文化在世界整体文化格局中的位置。

赵树理小说范文篇4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三、今日文坛之荆山之玉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四、明日文坛之和氏之璧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总书记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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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小说范文篇5

对于立志做“文摊”作家的赵树理，人们较多关注的是他与民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然而赵树理之所以成为赵树理，除了民间文化对他的浸染之外，我们还应看到具有现代精神的“五四”文化对他的影响。赵树理曾说：“我虽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方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1]考察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对我们全面理解和认识赵树理来说意义深远。

通过赵树理的人生经历，我们知道他是在长治四师读书时补上到“五四”这一课的。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民主、自由、科学这些新鲜的概念，读到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的书，甚至还有易卜生、屠格涅夫的作品，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的著作，翻阅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乃至狂飙社的刊物、作品。因为读书痴迷，还得了一个外号“赵子曰”。受到了“五四”风雨的激荡，他将自己的传统意味浓厚的名字“树礼”改为“树理”，加入了国民党转而又参加入共产党，其中还参加了1926年四师学生效法北京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动而发动的逐出校长姚用中的运动，赵是此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五四新文学一方面张扬着近代伦理主义文学精神，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强调个体存在的合理和正当；同时又有着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等注重社会本位的历史主义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在当时还是比较微弱的，比较局部的。”[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本主义是五四时期的文学主潮。从20年代中期，随中国殖民化程度的严重深化，“中国现代史则进入‘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以求得‘人’的社会解放的，人民本位的历史主义时代。”[3]启蒙被淡化，个性遭冷落，而社会解放、集体主义、阶级斗争、民族救亡成了当时文学的中心话语。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由启蒙向救亡的倾斜在赵树理身上表现得虽然迟缓但却更为自觉。在长治读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影响，赵树理回到家乡，首先向略通文字的父亲、舅舅进行思想启蒙，结果愚昧打败了科学。启蒙的失败不仅如此，更重要是赵树理自己的经历同样显示着启蒙的软弱无力，满腔救国热情换来的是锒铛入狱、“萍草一样漂泊”。正是这样辗转飘泊的经历使得赵树理更容易接受改变农民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更容易接受旨在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完成由启蒙向救亡的转移。当我们跨越时空的障碍，审视同为“问题小说”的五四“问题小说”和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便会发现其中有着明显的不同。五四时代是一个闪烁着理性光芒的时代，是充满怀疑和问题的时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在—段时间内，全社会都来探究“人生究竟是什么”这样严肃的问题。这是人的精神觉醒的标志。

当封建的伦理道德人生观念被推翻在地，人们热情的寻找新的人生目标，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那个时代的问题小说所关心的大都“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显示的是由人的精神觉醒而引发的诸多问题：妇女问题、劳动者命运问题、青年人恋爱婚姻问题、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问题，以及儿童问题、教育问题、战争问题等。其中作家们着墨最多的是婚姻、爱情和家庭问题。因为争取婚姻恋爱自由是作为个体人的首要的、最基本的要求。而赵树理的问题不是启蒙者沉思默想的抽象问题，也不是自身缠绕难解的个人情结，而是“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所提出的问题大多是实际革命工作中的问题，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均是由革命政权的建设、革命路线的执行所引发：干部工作作风问题、干部的腐化变质问题、革命政权构成问题、农民的精神改造问题，即使婚姻恋爱、妇女问题也有着鲜明革命、政治色彩，如《小二黑结婚》、《登记》、《孟祥英翻身》等。在文学的功利性方面，五四的“问题小说”体现的是五四的“思想启蒙”精神，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赵树理自言其“问题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注重就是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和干预作用，为革命政权建设服务的实用性。赵树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五四作家那里还是问号的问题在赵树理那里却成为一种可能，所以赵树理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还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五四“问题小说”只重提出问题，而不重视解决问题。在问题意识与启蒙热情方面，可以说赵树理继承了五四传统。如同五四“问题小说”应合了时代的思考，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敏锐的发现了正在进行中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中所存在的迫切、及时的问题并以文学的形式作出积极反应。在把握时代的脉搏上，赵树理和五四的“问题小说”家一样善于捕捉时代尖锐问题。这也是五四“问题小说”和赵树理小说分别在当时引起轰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赵树理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进行通俗化文学创作，是出于改变新文学与农民隔阂的现状有意为之，其中更包含着对自己出身的农民阶级的深厚情意——想通过迎合农民文化水平及欣赏习惯的文学来教化群众，根本目的还在于改变农民的切实的生活状况，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所以说他的创作在问题意识与启蒙热情方面都继承了五四的文学传统，在注重文学的社会功效方面，赵树理更是继承五四“问题小说”的功利性的一面并有所发展。

赵树理小说范文篇6

摘要：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近年来好评如潮，原因之一在于作者对农民阶层生存状态的持久表现与关注。不过这种表现与关注极具知识分子的书写间性，这正是热爱农民的陈应松与热爱农民的赵树理在小说叙述上的差异。

2000年陈应松将创作的阵地由湖北荆州泄洪区公安县转向了神秘荒蛮的神农架林区，经过几年的勤奋写作终成正果。其神农架系列小说赢得了如潮的好评，为其拿下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环境文学奖，以及一些期刊奖如2003年的《钟山》优秀小说奖。陈应松从繁华的闹市自我放逐到荒蛮的神农架，原因何在？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我讨厌城市、富人、有着华丽居所的电影与小说，我认为他们的所有表演都是矫情的。他们的痛苦极不真实，他们神经质、变态、令人恶心。只有农民和小人物的感情才是真实的，他们的痛苦优美无比，幸福催人泪下。他们代表了生活和活着的真理，对这个越来越迷惘和坠落的年代，我只有抓住他们才能有信心活下去。他们的存在是这个社会尖锐的疼痛，是对我们的警示，是为了开启我们的良知。我依然一如既往，热爱农民和下等人，也就是说，热爱我童年接触到的一切，热爱我的阶级。”{1}陈应松的这番话道出了创作神农架系列及成功的原因，即热爱农民的情怀及对农民生存状态的不懈叙述。这使我想起了生活在20世纪40—60年代文坛的赵树理。赵树理无疑是20世纪最了解农民最热爱农民的作家之一。作为表现农民的乡土文学家，其不朽之处在于：一是善于发现农村中的问题，故自称其小说为问题小说。赵树理通过问题小说来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抗争的对象常是落后的封建文化及现行政权中的官僚机制，以及违背农民利益的农村政策。从《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到《罗汉钱》《“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都离不开对这几种对象的批判与劝讽。这是赵树理的伟大。记得詹姆逊曾说过，艺术本身只是一种象征行为，“就其本身而言不可逾越的真正的社会矛盾便在审美领域中找到了纯粹形式上的解决办法。”{2}而赵树理执著地用纯形式的文学审美去“解决”农民在现实中的矛盾，并最终出现了飞蛾扑火式的悲剧。这种勇气和壮举是令人佩服的。二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他们讲故事。赵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3}赵树理在其文摊文学家的志愿中所提到的小本子，正是其小说形式农民化（通俗化）的表示，同时明确表达了为农民争夺文化阵地的愿望。赵树理的这种为农民打拼文化领地，利用小说曲艺为农民提供精神食粮及抗争社会现实赋予他们的不公平性，成了20世纪作家们无法跨越的一道坎。虽然陈应松是如此地热爱农民和下等人，其神农架系列也充分展现了下等人亟待救助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但与赵树理那散发山药蛋气味的乡土小说相比，在创作意图、小说主题及叙述形式上，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也正是“写农民”的小说与“农民写的”小说之间的差距。

优秀的文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者。米兰·昆德拉曾说道：“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4}在中国这样急切迈向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悬殊，高楼大厦立交桥霓虹灯等现代幸福生活所隐藏的精神危机，深深地困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究竟发现了什么？鲁迅曾说过，真正的知识阶级所感到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陈应松在《太平狗》中通过一只流浪都市中的狗，看到太平世界里的城市农民工的不太平；通过《狂犬事件》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土官僚与当地权恶勾结的霸道；通过《木材采购员的女儿》看到了城乡物质生活的巨大差别；通过《独摇草》看到了城市生活方式对山村环境与乡民精神世界的污染，神农架系列发现了底层人生存状态中能震惊当代读者灵魂的前现代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道德理想在物质繁华、精神堕落的现代文明的衬托下，尤为让人惊悚。纵观神农架系列，几乎每篇小说都展现了底层人原始粗糙甚至野蛮的生活状态，如《独摇草》《望粮山》《木材采购员的女儿》等不乏神农架山民的前现代生活图景的细致刻画。即使像《豹子最后的舞蹈》这类寓言式的小说，也不乏底层人的生活图景。关注农民关注乡村一直是陈应松小说创作的理想，自入文坛，陈应松就一直以荆州泄洪区公安县作为自己的创作领地。而活跃在其小说中的主角就是农民、渔民等底层人，此论从其早期的小说《大寒立碑》《黑艄楼》《金色渔叉》《燕麦钟》等即可确证。从泄洪区公安转到湖北边远的神农架，小说固然多了些沧桑与成熟，但是关注底层人、表现底层人生活的风格却一直未变。陈应松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他能持久地把创作的激情赋予农民和底层的小人物，而非见风使舵地去追逐现代流行题材、热点题材。

小说表现农民与小人物的命运，其实在20世纪文学中一直是个传统。百年文学中书写农民的可谓多矣，然而许多作家在叙述农民时多为展览式叙述，类似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的叙述人“我”的姿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乡土作家对待农民的共性，这是百年文学在书写农民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知识分子的间性。从这一点上讲，陈应松创作的神农架系列并未逃脱这个大的格局。这种间性书写姿态陈应松表达得非常明白：“我宁愿离开那些优雅时尚的写作，与另一些伏居在深山中的劳动者殷殷的问候和寒暄。其实说到底，它还不光是良知的驱使，更多的是个人生命的需要——如果没有大地的支撑，你将失去叙述的力量，失去柔软的心，失去理想的根基、叛逆传统的勇气、分辨是非的能力，甚至失去写作的冲动。”{5}显然，关心边远山区的底层民生与验证自我的存在，在陈应松看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以小说的形式关注底层人成了他写作的灵魂和具体生命形态。知识者对农民及底层人的痛苦永远持严肃思考的痛苦状，然而此痛苦不同于农民的彼痛苦，闰土的苦、豆腐西施的恣睢又岂是身居北京偶尔回到阔别二十年故乡的“我”所能理解的？这也正是热爱农民的陈应松与热爱农民的赵树理在小说叙述上的差异。陈应松写农民，其实是写他自己，正如王尔德在《道连·葛雷的画像》里借人物之口所说：“凡是怀着感情画的像，每一幅都是作者的肖像，而不是模特儿的肖像，模特儿仅仅是偶然因素。”神农架系列所刻画的农民，虽不乏细节性的真实，然而从整体上看，这些农民形象不过是作者演绎其前现想的道具，其笔下农民们的所见所闻不过是作者的发现。如《松鸦为什么鸣叫》重点塑造了山民善良、纯朴仁义的品性，旨在通过山民伯纬之眼来再现人世间的罪与恶，温暖与凄凉，从而达到批判现代文明社会道德人性堕落的目的。小说在编织故事过程中穿插了诸如受害的城里人临死对金钱、权势的贪婪与畏惧、司机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等情节，这些情节所昭示的内涵在现代经济社会极具普遍性的意义。小说人物所表现出的精神世界的善恶对立，在其神农架系列中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结构，山民往往承载了传统美德，而城市人却被预设为道德恶的标志，如《太平狗》中的主人公太平的城市姑妈、《独摇草》中来自城市的投资者金老板等，无不是恶的化身。陈应松这种知识分子式的间性叙述，把他所热爱的当下农民塑造成了传递知识分子心声的爆破口。我们不否认人物形象从来都是作者的，但是任何一个形象首先必须从属于他被规定的角色，诸如他的阶级、他的时代以及他的种族和生活环境，然后才属于作者。陈应松笔下的山民或者说底层人，有时是让人怀疑的，他们的行为举止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不是现代人，而是作者想象的前现代幽灵。作者正是通过这群游荡在现代社会的神农架山民，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的厌恶与拒绝。不过这群前现代的农民所体现出的道德理想或许让我们波澜不惊，但作者对现代文明批判的热情却值得我们关注。陈应松笔下的农民，使我想起了赵树理及其塑造的农民。赵树理书写的时代，是政治意识极力介入审美创造的时代。那个时代许多小说家塑造的农民形象都走向了意识形态的高大全，而惟有赵树理笔下的农民最具生活的真实性。无论是中间人物三仙姑、二诸葛、老秦、福贵、常有理、范登高、吃不饱，还是略显进步的人物小二黑、李有才、王金生、王玉生、陈秉正，以及反面人物金旺兄弟、地主李如珍等，都让人感觉不到隔阂，他笔下的农民确实是来自黄土高坡的本色派，人物形象和背景，和其所属的农民角色非常吻合。对于20世纪的乡土文学，一直存在这样的认识：即“写农民的”与“农民写的”两种情形。赵树理笔下的乡土即为“农民写的”，因而真实。而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所叙述的乡土即“写农民的”故显得隔阂，农民形象过多地承载了作者启世的目的，并由此与其所属的角色、环境以至于时代不尽吻合。如果此论成立，那么陈应松笔下的神农架系列只能是“写农民的”，虽然作者是那么的热爱他所属的农民阶级。“写农民的”陈应松通过叙述神农架山民的道德品性与原始粗糙的生活方式、农民工流落城市的非人遭遇、城市文明对纯朴山区道德与环境的污染等，旨在向现代人展示农民的边缘化地位，以期引起当代人的审美震惊，并唤醒他们的良知与同情。而赵树理不一样，他的小说首先是写给农民的，其写作目的首先是要“老百姓喜欢看”，其次才是“政治上起作用”，而且这个作用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统治作用。因此赵树理的小说无论是农民人物形象、叙述视角，还是故事情节，叙述语言，都是农民化的或者说通俗化的、大众化的，其审美口味更接近农民。赵树理旨在通过农民阅读其小说来引起他们对自身的关注，从而实践从审美形式上的解决问题过渡到现实领域的解决问题。

其实，任何一位作者在创作时都存在着这种间性，这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天然隔阂。小说文本能否在二者之间建立和谐的或者说共鸣式的联系，叙述身份非常重要。“写农民的”与“农民写的”虽说是陈应松与赵树理之间的一大差异，但“农民写的”并非意味着小说出自农民之手，而是赵树理在创作时假定了叙述人的农民身份，预设了假想的读者是农民，因而在对人物、情节、背景等进行陌生化处理时，采取了相应的技巧，如方言的运用、叙述语言的节奏、情节的通俗性、人物形象的生活真实化等。其实，赵树理依然是一位知识者，其通俗化的目的旨在“文化”与“大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旨在政治上起作用，旨在一步一步地夺取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旨在对农民发动一次新启蒙。赵树理身上的知识分子属性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谏诤性，是忧民与忧君的典型。当民与君（国家）之间出现矛盾时，赵树理身上的知识分子属性表现得尤为显眼。而陈应松身上的这种知识分子属性，却是“五四”以来个性主义的典范。深入神农架山区写作的陈应松不单是良知的驱使，更是个人生命的需要。他就如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主人公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放弃繁华的都市，最终把原始荒蛮的塔希提岛作为验证自我生命的坐标。陈应松通过神农架这片林区，寻找到了个人创作的灵感，验证了自我生命的存在。当然，其小说也不乏对农民的深切关怀，然而比较起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这种关怀应是别有情怀。因为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关心的是农民关心的大事，如早期的《小二黑结婚》关心的两大主题，一是农民如何摆脱封建迷信的播弄走上科学之路，虽然小说人物二诸葛与三仙姑最终走得比较勉强，但阅读该小说的解放区读者从他们的故事里却看到了封建迷信的愚昧可笑：二是农民如何与操纵政权的恶势力进行斗争。虽然小说最终以清官出面解决了问题，金旺兴旺兄弟被绳之以法，但底层农民终究获得了自己的权益。类似这样的主题在赵树理后来的小说如《李有才板话》《登记》等中得以延续。可以说反封建与暴露操纵政权的恶势力是其问题小说的一贯主题。同时，赵树理还持久地关注农民面临的当下政策性的问题，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如《套不住的手》《卖烟叶》《“锻炼锻炼”》等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因此，赵树理的“农民写的”小说不仅体现在叙事的姿态，更关键的是它所表现的主题是农民本身所关心的问题。而许多“写农民的”小说包括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其以写农民而表现出的问题大多不是农民关心的问题，如获奖之作《松鸦为什么鸣叫》表现的主题如农民伯纬所象征的前现代的人格理想，背尸人伯纬与尸体交谈所表现的人性孤独等，都不是农民读者层所能理解的；再如《太平狗》所彰显的城市人性之恶、《望粮山》所表征的宿命式的神秘主题、《马嘶岭血案》突出的人性恶发生的偶然性等，也不是农民所关心所能理解的。所以，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虽然是以农民和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为主题，但其主旨最终不在于农民，而是通过想象虚拟底层人生存状态中能震惊当代读者灵魂的前现代生活方式，并由此验证作者自我的存在。这正是无比热爱农民阶级的陈应松与赵树理在叙述农民的主要差异。这种差异理所当然地体现在他们创作小说的技巧上，按照阿多诺的说法：“技巧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技巧本身引导了具有反省能力的人进入艺术作品的内核。”{6}两作家在技巧上的差异性非常明显，从主题、语言到情节，以至于人物形象刻画等，都存在极大的分别。正是这种技巧的分别，使我们读出了二位作家叙述农民的理想，以及他们作品内核的差异，这种差异即赵树理的小说更多的是站在农民的立场并写给农民看的，而陈应松的小说则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写给现代大众看的。

{1}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M].武汉：长汉文艺出版社，2005，408-409.

{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振逢，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7.

{3}黄修已.赵树理评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43.

{4}[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

赵树理小说范文篇7

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创作于1943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命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扩大为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主要以革命救亡为主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赵树理以一对青年农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为题材的《小二黑结婚》显然远离了时代主题。因此，当1943年《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尽管在读者中的反响空前热烈，但文艺界的同行却敏感地发现了小说与时代主题的疏离。“在《新化日报》(华北版)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批评道：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有什么意义。””当时，赵树理仅是出于“问题小说”的立场，为配合边区《妨害婚姻治罪法》写作，并非像文学史所定论的是他“实践了文艺方向的结果，是同志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他没有自觉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也无意将其写成文艺“方向”的范本。

通过细读《小二黑结婚》，其叙事立场与政治权力话语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在赵树理所处的时代，中国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则被看作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建立国家的主体。在民族危机中，政治权力话语对他们进行现代政治启蒙显得异常迫切，农村叙事便具有了特殊意义。如何展开农村叙事?由于民族独立与国家现代化的渴望，导致国家话语对农村进行现代政治启蒙的“焦点始终是革命人的理想化与革命的理想化”[3]。“中国农村革命究竟是一场传统性质的革命，还是现代性的革命，农民问题是一块重要的试金石。”。所谓“现代”是人造出来的，现代本质的实现也只能通过人的成长来完成。现代农村叙事话语必须打破中国农民的千年传统梦想，组织起崭新的农民本质，组织出真正的新人。而《小二黑结婚》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无疑离这一要求较远。这篇小说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存在着古代才子佳人痕迹，故事深层更暗合才子佳人程式，是现代版的才子佳人故事’。

这个模式有一定程式：首先是郎才女貌；其次，他们的爱情是私自定下的，不属于包办婚姻，还受到父母反对；再次，他们的爱情往往有“小人”破坏，但最后因得到贵人相助而获得大团圆结局。小二黑“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6，而且长得帅气，符合“郎才”模式，小芹则明显属于“女貌”模式。二诸葛和三仙姑显然是代表封建势力的父母，金旺兄弟则属于“小人”，而区长的干预则是扮演了“贵人”的角色。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遭受到的阻碍之所以得到解决，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新型革命农民的理想化特征。

同时，现代农村叙事话语必须完成革命的理想化，即赋予革命以合法性，论证从传统的农村到现代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标志。《小二黑结婚》也没能充分论证这一点。他的小说有两大主题，即农村封建落后意识与基层政权问题，前者造就了农民的愚昧，后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现实物质利益。对于前者，由于赵树理长期在农村生活，对此司空见惯，他熟知二诸葛的“神课”代表了一种农民的旧意识形态；对三仙姑的前后转变虽有嘲讽，但更多的是批评她违反了为人妻、为人母的日常家庭伦理。对农村的封建落后意识问题，赵树理没有把它提升到阶级对立面的高度批判，而是以善意的嘲讽、促人自醒的温和态度讲述。至于金旺兄弟与小二黑和小芹之间的迫害、反迫害斗争，也是民间社会善与恶的道德较量。《小二黑结婚》诙谐、幽默的叙述近乎把革命讲述成才子佳人的传奇、善与恶的道德较量。作品运用的是民间道德伦理谱系，表现的是民间通俗活泼、热闹的审美旨趣，而非革命的现代性叙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获得了国家话语如此高的评价呢?这与当时的抗战背景有关。赵树理的小说缺乏革命的现代性叙述，可他利用民间通俗的文艺形式，在反对封建意识形态方面与20世纪40年代的主流话语非常合拍。他的创作与主流话语尽管在革命性方面有着细微的差异，但不影响反封建的时代意识。战争文化环境所造成的相对宽容的话语氛围，主流话语对革命阵线的广泛性要求，延安讲话对文艺大众化形式的强调等，使赵树理的小说在当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遮蔽了其话语立场与主流意识的错位。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热烈向往是现代文学观念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依据，“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最先以启蒙和救亡打开了缺口，可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到了1938年，有了建构一种新型文学的构想，并将其初步概括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种新型文学命名为“工农兵文学”，它实际上是为新中国构建的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同步的新兴文学。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之所以获得了国家话语较高的评价，是因为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最早而且是成功地为新型文学找到了话语起点的作家。“赵树理方向”的意义是用农民听得懂的话给他们讲故事。这是建立中国农民的现代本质继而完成中国叙事的基础。随着意识形态的变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类型也在不断演变，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象征。而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提供了民族形式这一中国叙事的话语起点后，没有新的发展。此后的创作没能塑造出成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并通过这一主体的认同承认“社会主义”是现代中国的真正本质，进而达到现代性叙事的“典型化”标准。因此，一直“落后于”时代的现代性的飞速发展。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话语类型从叙事不断进展转换为抒情话语、象征话语时，他仍然坚持早期的“未成熟”的叙事立场，这是赵树理一生创作上的缺陷。

赵树理小说范文篇8

论文内容摘要摩罗先生认为精英知识分子“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与底层民众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现代小说一直存在着大众化的传统，老舍与赵树理就是与底层大众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相融合的文化精英典型。摩罗先生主张以“小众化”解决当代小说困境，其实当代小说困境另有根源。“去政治化”和“物质主义”使当代小说陷入困境。突围之道不是“小众化”，而是重新“大众化”，即赓续现代文学作家与底层大众相融合的精神血脉，建构代表底层弱势群体利益的当代大众文学。

摩罗先生在《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4期撰文，分析了西方现代小说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西方现代小说的产儿”，是20世纪初中国急于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1］。鉴于这种精英文化基因，摩罗先生得出了当代小说窘境的根源，并指出了当代小说发展的途径——“精英化，走小众化之路”［2］。

面对摩罗先生洋洋万言之论，笔者拜读再三，疑问尚存，决定向摩罗先生请教一二。创造现代小说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是“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绝对居高临下”、“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底层民众的吗？［3］知识精英与底层大众能不能沟通？现代小说史上有没有知识精英与底层大众沟通的文学范例？“小众化”是中国当代小说“很尊荣的前途”吗？［4］

中国现代小说的大众化基因和大众文学传统

晚清知识精英在睁眼看世界之后，意识到大众对于国家民族的至关重要，开始自觉地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严复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衰落、失败，根源就在于“民”的奴性、不自由的存在状态，把思想文化启蒙的路径与对象指向了大众，“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5］严复“开启民智”的主张，表明文化精英的注意力已经从王公贵族转向平民百姓；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提出“小说新民”的文学主张，提倡俗语文学，力图开拓一条以小说启蒙大众、走向大众、塑造“新民”的大众化文学实践之路。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需从“八事”入手，其中第八项就是“不避俗语俗字”。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相呼应，提出“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白话文不仅变革了语言形式，成为传播新文化的载体，而且使文学走向了大众，在现代小说与大众群体之间建立了一条精神沟通的语言渠道，大大便利了现代意识在大众群体中的传播，并藉此打通了一条知识精英与底层大众、小说中国与乡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而言，白话文的语言变革是中国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质的标志，是文学大众化的开始。因此，中国现代小说本身就是文学大众化的产物，有着大众化的生命基因，它在诞生之初就已经承载了走向大众、启蒙大众的社会功能。

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家们提出了具体的走向大众的文学理论主张。在提出“人的文学”之后，周作人又提出“平民文学”的文学主张，“我们不应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6］，要求作家把大众作为审美呈现的主体，表现大众日常生活。胡适也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7］胡适要求作家去写劳苦民众，去表现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底层大众真实情状的观点，体现了五四新文学所具有的大众化价值取向。

在创作实践上，五四文化精英纷纷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底层民众为主体的大众生活，创作了大量的大众文学作品。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序中指出，1921年之后，新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东西，“有描写学徒生活的《三天劳工自述》（利民，《小说月报》十三卷六号），我们又看见了描写年青而好胜的农村木匠阿贵的悲哀的《乡心》（潘训，《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我们又看见了很细腻地表现了卖儿女的贫农在骨肉之爱和饥饿的威胁二者之间挣扎的心理的《偏枯》（王思玷，《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一号）……”，描写底层大众的五四现代小说不仅越来越多了，而且“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8］鲁迅在鲁镇系列的小说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受迫害、受压抑的底层大众形象，对现代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1920年代形成了一个表现乡村农民的“乡土文学”高潮。在新文学发轫之际，几大白话诗人的开创者如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都曾经积极创作过表现农民大众的白话诗歌。胡适、沈尹默的同题诗《人力车夫》表达了对人力车夫悲惨生活的深切关怀。刘半农的《相隔只有一层纸》描绘在天寒地冻时节贫富悬殊的阶级不平等。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卖布谣》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传统在1930年代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出现了大众化论争的文学思潮；1940年代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形成以作家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民大众文学叙事高潮，更是构成了一种大众文学传统。

民粹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不仅意味着文学自身体式的变革，而且承担着更深远意义的社会文化变革和思想启蒙的艺术使命。正如摩罗先生所言，中国现代小说“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之中”。但是，问题在于，摩罗先生是否就可以由此断定文化精英创作的现代小说是“绝对居高临下的俯视”、“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底层民众吗？摩罗先生缘何判定精英作家对底层民众的隔膜、平民意识的严重缺失？

仔细考察摩罗先生的大作，就不难发现其逻辑思维的起点。“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底层人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利益冲突的格局之中，笔者所说的精英群体实际上也是上流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上流社会的竞争倾轧中暂时失败的破落户。”［9］原来，在摩罗先生的意识深处有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结构：底层大众与上流精英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群体。因此，作为上流社会一部分的精英文学作家，就绝对居高临下，对底层大众一直“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

毫无疑问，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上层群体与底层民众处于一种彼此对立的结构关系之中，但是，是否因此就可以把知识分子作家简单地归结为与底层民众对立隔膜的“上流社会一部分”？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中国古代文化精英，尤其是众多文学作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忧国忧民、关怀底层的大众意识和现实主义思想传统。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体现了“哀民生之多艰”的歌颂劳动者、批判不劳而获剥削者的思想意识。虽然文学史上不乏众多歌功颂德之作，但是这一诗学传统和平民文化意识却从未断绝。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客观上削弱了读书人与官僚集团、文化精英与上层社会结构的紧密关系。文化精英越来越难以进入上层政治社会，处于一种民间性的存在状态，也愈加体验到民间疾苦。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创者鲁迅先生虽然没有经历底层生活，但是由于家道中落而体验到世态的炎凉，也目睹了“闰土”等农民的部分真实情况。鲁迅描写的农民形象和乡村生活并非具象性的，更多的是指向一种内在的精神界面庞，刻画出一个个愚昧、不觉悟、精神麻木的“国民的魂灵”。鲁迅对乡村与农民的“丑陋”描写，是深入灵魂世界的，有着艺术真实的思想品格；但在客观上，形成了现代小说史上的一种对中国底层农民的“污名化叙事模式”①。对于鲁迅等五四文化精英在小说创作中底层形象的分析评价，必须回到历史现场中，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分析，而不可仅仅站在当代历史语境隔岸观火。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怀着“改造国民性”启蒙思想和审美视阈的鲁迅先生，只是通过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形象来刻画一些中国人身上的“奴性”与“愚昧”；并非专门来批评底层农民大众，正如茅盾所分析，“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10］。鲁迅先生绝没有高高凌驾于农民大众的“救世主心态”和“无情的嘲弄”的思想姿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才是鲁迅对底层大众的关怀意识和文化姿态。结合五四新文化的民族危亡时代语境和思想启蒙的文学使命，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评有助于古老民族的觉醒和反思，是指向整个民族的文化自新，而不是单向、专指的底层大众批判。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鲁迅对于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等底层民众形象，没有简单地认同和虚伪地赞颂，采取的是一种严肃、彻底的文化批评方式，揭示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鲁迅对底层大众所持的态度既不是贵族老爷文化的高高在上“救世主”心态，也不是把底层大众捧上天、奉为圭臬的民粹主义方式，而是深刻的底层大众关怀意识和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自省反思意识，呼唤个体的觉醒与民族的新生。鲁迅对底层大众的多元思考和深刻的感性审美显现，表达了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摩罗先生在对鲁迅等人塑造的底层形象进行批判之后，进一步概括现代小说的最大罪状，“移植的实际上只是一株既不带泥土和枝叶、也不带生命和灵魂的朽木。这棵朽木引进之后，精英群体也没有及时将本土的魂灵附着其中，反倒有意识地要利用这棵朽木向本土文化的丰富性、广阔性宣战，决意要以此改造我们的文化和灵魂。”［11］五四白话文学极大地激活了中国文化，传播了现代思想，怎么会是一株“朽木”呢？对于摩罗先生对“本土的灵魂、本土文化”的无条件拥抱，是要详细加以分析的。五四时期遗弃“本土的灵魂、本土文化”，自有历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已不需笔者辩解。在当代复兴民族文化的新历史语境下，对以“人民”、“底层”的名义，高扬民间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为至高存在、不容文化精英质疑与批判的观点，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

摩罗先生以底层大众为最终价值依托，彻底否定文化精英与底层大众文化沟通的可能性，不容忍鲁迅等作家对底层大众的文化批判，否定文化精英的存在价值，体现出一种民粹主义思维模式。在这种民粹主义的视域下，知识精英与底层大众是对立的，无法沟通的。但事实上，现代小说并非如摩罗先生所述。许多塑造底层人物形象的现代小说与底层文化有着不可隔绝的血脉联系。与底层世界有着无法分割的精神联系和情感沟通的文化精英中，最为突出的作家就是老舍与赵树理。

穷人身份构成了老舍特殊的成长环境，他一生都处于贫穷的阴影之下。老舍几乎是出于本能的，从生的欲望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义上，去认识贫穷、描写贫穷、反抗贫穷，塑造了一系列城市底层的“穷人”形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老舍是蘸着个体与民族的血泪、屈辱来写出汗卖力的穷“祥子们”的。“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这是老舍《骆驼祥子》咳着血写出的“劳苦社会”里穷人力车夫令人不寒而栗、深入骨髓的生命真实！赵树理也是怀有深切底层大众意识的典型作家。决心做“文摊文学家”的赵树理自觉地开创了一个文学与农民大众进行语言与思想对接的农民文学，得到了广大底层民众的认可。

谁能说，老舍、赵树理创作的底层形象与现实底层世界、底层人没有文化的关联和思想情感的联系呢？

“去政治化”和“物质主义”：

当代小说的困境

摩罗先生认为，随着时移势易，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因而，“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12］。事实上，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身现代化过程。从1921年起，随着文学社团和专业作家的出现，现代小说就进入了文学本体意义的发展时期，尤其是提倡“自我表现”的创造社和探寻新诗格律化的新月诗派加速了文学自身现代化过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文学已经摆脱了单一的思想启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从工具性存在走上了本体性发展的道路，不再需要某种政治精英的格外“青睐”。老舍、赵树理等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作家从自身生命体验出发，通过个体的独特审美想象，创作了长篇巨制的优秀现代小说。

虽然，现代小说已经完成了建构民族国家的使命，但是在当代民主国家建构和继续反封建思想启蒙中，文学依然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价值，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独特的文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自觉地承担了一种扬善惩恶、呼唤公平的社会功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等文化精英的一种自觉的道义承担，也是文学的生命力源泉之所在。

当代小说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文学被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冷漠和遗弃”，而是受到了“去政治化”和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巨大冲击。198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在摆脱“文艺附属于政治”的意识形态魔咒的同时，却不知不觉进入了“纯文学”的陷阱。当文学阻断了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失掉了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失去历史维度的“审美想象”。当文学不再关心现实生活，不再描写大众的现实境遇，大众又为何来关注文学呢？1990年代开始的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对当代文学大众化传统冲击更大。在竞争共存的多元文学格局中，受物质主义的影响和驱动②，一方面欲望、性、暴力描写由过去的禁忌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文学宠儿；另一方面，中产阶层、财富、消费成为新时代的文学主题，工人、农民等底层大众重新沦落为“被遗忘的角落”。

受当代中国物质主义影响，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底层大众不仅依然需要大众文学，而且强烈呼唤大众化、人民性文学。当代文学如何突破困境？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途径？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是“纯文学化”还是“再政治化”？关注政治，关注当代中国现实的张平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政治、底层民众境遇的小说作品，成为当代最受底层欢迎的大众文学作家。张平文学创作的成功，无疑给当代小说的突围，提供了发人深思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多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需求下，文学注定了要走向一种多元格局。摩罗先生所提到的“小众化”只是其中的一种发展趋势和存在形态。但他认为“现代小说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干脆更加精英化，走小众化之路”，却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单一的、精英的“小众化”文学观念必然会扼杀文学的生机，不仅不是“尊荣的”，而且会遭到大众的唾弃。

在当代小说面临困境，尤其是当代中国底层大众再次呼唤文学的时代语境下，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文学传统，赓续现代文学作家与底层大众相融合的精神血脉，建构一种代表底层弱势群体利益的当代大众文学，是文化精英所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和应承担的基本道义。同时，这也是维系文学的生命力、重振文学雄风的根本途径之一。

分析至此，摩罗先生文章所带来的许多困惑，我已经释然了。原来，摩罗先生在批评鲁迅等文化精英的“救世主心态”的时候，运用的是一种底层民众至上的“民粹主义”；而在论说当代小说“小众化”出路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式竟然是狭隘的“精英主义”。殊不知，摩罗先生如何用“小众化”的现代小说出路，来回答他的“民粹主义”理念呢？

注释：

①参见葛红兵《直来直去》，他认为：“阿Q是一个在启蒙偏见之下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因为他作为一个农民身上的正面要素五千年被低估了，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身上正面要素被低估的农民形象，其被当作反面典型加以认定的东西，依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再探讨的。但是直到如今，中国文学界对此并无真正的反思，因而它依然主宰着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对农民的认识，有的时候这种主宰是有形的，有时候这种主宰是无形的。”（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35页）对此，笔者在《鲁迅想象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景》一文中有更细致的分析，参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②对这种“物质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的分析，参见王晓明《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天涯》200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2］［3］［4］［9］［11］［12］摩罗.中国现代小说的基因缺陷与当下困境.探索与争鸣，2007（4）

［5］严复.严复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4

［6］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5）

［7］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4）

赵树理小说范文篇9

关键词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少女形象;悲剧色彩;乡土味

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是一位乡土意识极浓的作家,在他创作发表的200余篇短篇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取材于乡村生活。他的乡土题材短篇小说坚持平民主义立场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逼真而形象地再现了作者熟悉的乡村生活,在现代文明的视阈下重构传统乡土文明。下面试从少女形象系列、悲剧色彩和独特的乡土色彩三个方面来探讨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丰富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

一、一个作家艺术品格的形成,离不开他长期关注和思考的对象世界

正如沈从文的湘西乡下、废名的湖北黄梅、芦焚的河南果园城等,刘庆邦把自己的目光视向家乡豫东平原乡村,其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对生活在传统乡土文明下的农民形象的塑造,其中最成功的是少女形象。刘庆邦曾说:“如果有这样一道测试题:人类世界最美的事物是什么?我将一笔一划填上:少女。”①小姐姐、梅妞、该、猜小等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少女形象成为刘庆邦作品中最亮丽的风景。纵观刘庆邦的乡土短篇小说创作,他笔下的少女形象有如下特点:

她们是“小母亲”的形象。小说中的女孩子都生活在乡村,大多有幼年丧父或丧母的经历,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年龄很小就在家里承担起本应该属于母亲的责任,既有少女的灵性又有母亲的天性。《眼睛》中的春穗只有十几岁却早在母亲过世后成了一个“小母亲”:早上给鹅鸭喂食,喊弟弟起床上学,在灶里烧锅准备早饭,照顾家里的一切。对于家庭来说她是勤劳的母亲;当她看到篮子里的鹅想起了娘,眼泪都流出来了,又成了一个天真敏感的少女。《小呀小姐姐》中的主角小姐姐在弟弟平路眼里是姐姐也是母亲。身体残疾的平路在生活中无人关爱,甚至连父母也嫌弃他,小姐姐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爱:在早上干活前挤出时间陪孤独的平路玩一会儿,帮弟弟挤虱子,教弟弟唱歌,用泥巴给弟弟捏好看的“媳妇”,甚至为了给弟弟摸鱼失去了生命。作者认为这些处在成长期的少女们成长是“被动的”,是“一种柔软的痛”。

她们还是传统道德的继承者,在她们身上保留着纯真、善良、勤劳等传统美德。由于长期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远离现代文明浸染的乡村,传统乡土文明的观念沉淀在她们心灵深处,在耳濡目染中受到传统道德的影响。《梅妞放羊》中的梅妞是一个幼小的女孩子,水羊是她最亲密的伙伴,在她看来人、羊、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这是一个美丽纯净、没有任何污染的世界,所以当她向小水羊敞开了自己母亲般的情怀。还有小姐姐、红裙、守明等,作为传统道德的继承者,作者在她们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情感,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乡土文明的“乌托邦”。

小说中少女形象的成功塑造得益于作者对乡土世界的谙熟和关注。他曾长期生活农村,自幼在母亲和姐妹的关爱下长大,对乡村女性特别是乡村少女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乡村少女自然很容易成为他作品中的人物。此外他继承了由废名、沈从文开启的中国乡土浪漫派小说的传统,少女形象成为刘庆邦在现代文明的视阈重新审视传统乡土文明一个契入点。

二、悲剧色彩是刘庆邦笔下乡土世界的一大特征

出生在农村贫民家庭的刘庆邦童年时代生活贫困,父亲的“历史问题”像阴霾一样笼罩着他的青少年时代,这使他过早的体味到人生的艰辛,而极度贫困的乡村生活在他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苦涩记忆;社会的发展,使他看到传统乡土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人性的蜕化。在他用如诗如画的语言讴歌乡村美好生活的同时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他的小说中流淌的浓浓悲剧色彩。

一类是人物麻木不仁的悲剧。这类人物如鲁迅笔下的“看客”一样,对自己的思想、行为等缺乏深切的了解,对自己的悲惨处境不以为悲,处于一种麻木不仁、不思反抗的冷漠状态。在《平地风雷》中,在极端政治下走投无路、软弱无能的货郎在张三爹、李四嫂、王二爷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最终真的“做了队长的活儿”,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作为“看客”的张三爹等把别人的不幸当做生活的调味品加以咀嚼,作为一个荒诞的群体他们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赏玩别人,他们的精神麻木不仁。《一句话的事》中的玉佩只因十二岁那年在镇上庙会上算卦人“你一辈子要喝五眼井的水”的话就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杳不可知的命运,先后与四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直到与第五个男人终老,终于“应验”算卦人的预言。

另一类是悲剧人物自觉不自觉地制造别人的悲剧。《双炮》中的玉环依靠出身大户家庭的传统乡村政治优势为所欲为,在乡俗的掩护下与大炮结婚后渴望吸引二炮,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一次偶然的欲望冲动造成了二炮没了音信、小如自杀的悲剧,“一种本是可有可无的渴望,一个原可以当作玩笑的生活细节,在人性中某些恶的东西唆使下,成为巨大的灾难。”②这是典型不自觉的制造别人悲剧的悲剧,让人感到一种渗透心灵的悲剧感。《不定嫁给谁》中的小文儿相亲时因为“在相亲的问题上应该拿点劲”、“哪能第一次相亲就答应下来”的蒂固根深的乡村价值标准错过了与田庆有的一段好姻缘,结婚后看到了丈夫的堕落,“醒悟”后妄图寻回失去的幸福,主动与找到已婚的田庆有,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小文儿在追寻自己的婚姻主动权的同时不自觉的破坏了别人的幸福,给别人造成了悲剧。

刘庆邦的乡土短篇小说追求“几乎无事的悲剧”,让人在细细品味中体味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剧感,这是刘庆邦对乡土世界的理性思考,是对传统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反思。

三、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作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乡村世界的悲剧色彩,还在于它的乡土味。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对乡村生活场景和乡俗文化的描绘、乡村独特文化特征的揭示和语言艺术方面。

首先是对乡村生活场景和乡俗文化的描绘。作为一个优秀的乡土小说家,刘庆邦的创作十分重视生活经验的直接影响,他描写最为出色的是在农民大地上生活、劳作、繁衍生息的场景,这些构成了一幅乡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刘庆邦曾深情地说:“我在农村长到19岁,对那里非常熟悉。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树皮,野菜和杂草养我到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票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样,在我记忆里的血管里流淌。”③乡村生活、乡土风景和乡土风情已经融入了刘庆邦的灵魂,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他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通过他的小说可以看到乡村农民的生命史诗:在诗意背景下苦难的生活,强烈的生命意识,成长的烦恼,情窦初开的少年少女对爱情的憧憬和追求,新婚少妇对爱情的执著。刘庆邦还很重视对风俗文化的描绘,他认为:“民间文化主要体现在民俗文化上,过年过节、婚丧嫁娶,是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民俗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和丰富的蕴藏,并具有根本性的民族文化特色,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很好表现。”④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被认为是现代乡土小说的重要审美质素,对乡村生活场景和乡俗文化的描绘,不仅体现了刘庆邦强烈的文体意识,还使他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有一种自然的美。

其次是对乡村独特文化特征的揭示。刘庆邦站在现代文明的视阈通过构筑丰富多彩的乡村世界揭示了乡村世界的独特的文化特征,礼俗是他概括出来的乡村文化的特征。在乡村世界一切都要讲礼俗,礼俗制约着人们生活的全部。《鞋》里定了婚的守明出于礼俗要为“那个人”做一双鞋,把鞋当成向“那个人”表达情谊的象征,在一双普通的布鞋里融进了一个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憧憬。在《嫂子与处子》中,二嫂和会嫂利用叔嫂无大小的乡俗对民儿完成了权利平台上的肉体狂欢。作者不仅看到礼俗里的美好人性人情,还看到了在礼俗的掩护下落后、愚昧、暴力的另一面,这是刘庆邦对礼俗文化特征的揭示。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许多乡土小说家都很重视对语言趣味的追求。赵树理相信“我的语言是由我的出身所决定的”,⑤所以文字的浅切直白通俗化成了他艺术追求的重要目标。刘庆邦致力于一种质朴、本色、富于地方色彩、口语化的语言风格的追求,这与他描写的乡村世界是一致的。刘庆邦曾长期生活在农村,质朴、本色的乡民语言是他小说语言的主要来源。不仅如此,刘庆邦也擅长运用一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俗语来增加语言的生动性和生活感,营造一种独特的乡村生活氛围,展示一幅鲜活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

参考文献

[1]刘庆邦:《关于女孩子》,《作家》1993年第2期。

[2]北乔:《刘庆邦的女儿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版,第149页。

[3]夏榆:《刘庆邦的眼里的矿区生活》,《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4日。

赵树理小说范文篇10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