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法范文10篇

债法范文篇1

一、对设立债法总则观点的反思

1.主张保留债法总则的理由

对于在民法典中是否要设立债法总则编，法学界的分歧很大。即使主张设立债法总则编的人，所持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中应当规定债法总则，由债法总则来统领合同法和侵权法，“如果取消债权概念和债权总则，必将彻底摧毁民法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就连权利名称也将成为问题……”，(注：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4页。)主张设立债法总则编、合同法编、侵权编。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相对独立的前提下，简化债法总则。(注：王利明：《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这种观点是在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前提下的债法总则的设立，认为侵权行为法从债法中分离后，仍应设立债编通则，规定违反债的责任。(注：魏振瀛：《论债与责任的整合与分离》，《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没有了债法总则，各种具体的债法制度就不成其为一个统一体，债法就无法作为一编而存在，这对民法典的内在体系化的建构就造成巨大的困难，所以，一个债法总则的存在有助于维持各项具体制度之间体系的统一。(注：薛军：《论未来中国民法典债法编的结构设计》，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374页。)

2.对上述理由之检讨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债法总则与债权的概念确实有联系，但二者并非唇亡齿寒，而是具有各自独立含义的范畴。况且，能对整个债法起到统率作用的实际上是债权概念而不是债法总则。

其次，债从物法(财产法)中分离，债法成为单独的一编，确实可以突出债法在民法典中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债法总则的设立对整个债法的存在是决定性意义的。设立债法总则更多的是出于法典形式上的合理性维持，而债法总则存在的合理性本身，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有德国学者就提出“将这样的一个‘总则’抽象出来的做法是否合乎法典的目的?……虽然因此省去了许多重复性或援引性的规定，但在其他地方却多出了不少限制性和细分性的规定。法律适用并未因此而容易多少。”(注：[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0页。)

再次，就债法总则对民法典的影响而言，我们一方面应当看到，《法国民法典》连独立的债编都不存在，也照样适用了近二百年。另一方面，按照上文有的学者的思路，民法典设立债法总则编、合同编、侵权编，从债法内部来看似乎逻辑性很强，但从整个法典来看，编是表明民法典最基本的结构层次的，物权法应与债权法对应，而不是与债权法中的债法总则、合同、侵权对应的。如果德国民法典的债法编可分解为债法总则、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三编，那么，德国民法典中的物权法编就更有理由分解为物权法总则、所有权法、用益物权法和担保物权法四编了。而将债法编层次之下的合同法、侵权法这样的内容置于与物权法同一层次之上，在法典的整体性逻辑编排方面就难以解释了。当然，这种逻辑矛盾带来的不完美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设立债法总则的不适宜性

1.债法总则的历史起源。

债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具体讲，它是在罗马法里各种有名契约的基础上产生，并在其约束力具有财产性质后吸收了已经独立存在的私犯为债因稳步发展的。契约、准契约、私犯、准私犯作为债的渊源得到了后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继承与发扬。《法国民法典》制定时，尽管立法者认识到契约的重要性，但仍未能突破罗马法的传统，未将债法从物法中分离出来，债法还只是作为取得财产的手段而成为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民法典》对罗马法中债法制度的继承体现在其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之上，而且仅对罗马法上契约、准契约、私犯、准私犯等各种债因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归纳，形成所谓的“契约或合意之债”与“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后者包括了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只是到了《德国民法典》时期，德国人才在世界立法史上第一次将债从物法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编，大陆法系的民法才开始出现债权与物权的制度区分。同时，德国民法典在法律技术、体系、概念术语等各方面都是“精雕细琢”的，其主导思想是体系化。即，在法典面前，把通过彻底抽象化而形成的一般规则归纳在一起，以提纲挈领的方式规定了第一编总则。而且，这种“总则”的思想在其他各编也贯穿始终，表现在债法编中就是首先设立了债法总则。在德国民法典第二编债的关系法中，第1、3、4、5、6章为债的关系的一般规定，第2章是合同的一般规定，第7章是各种有名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法。

相比之下，在法典对罗马法内容的继受上，《法国民法典》只是以现代化的语言形式记载了优士丁尼时代的罗马法，而《德国民法典》却将罗马法的内容予以制度化了。债法总则的创立是债法制度化的重要表现，它承载着债法的体系性价值，为法学家们所赞颂。后来的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民法典都是在效仿德国民法典的基础上设计法典的债法结构的。

2.债法总则的内容考察及效用分析。

总则的实质意义在于将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原则性的规则从具体制度中抽象出来，避免重复规定。换句话说，总则是为其下属的各种具体情况提供一般的适用规则。具体到债法总则问题上，债法总则应该是为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法提供共同适用的规则的。考察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民法典中的债法部分我们不难发现，各国债法总则的内容主要涉及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债的消灭、债的移转及多数人的债权债务关系等。而这些内容都是从合同法里抽象出来的，只不过对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也存在着理论上的可适用性。然而，尽管理论上和立法本意上债法总则对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具有可适用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债法总则在合同之外的领域的适用却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在侵权领域中，一方面，迟延履行、担保、抵消、混同等等，这些制度尽管理论上存在适用的可能性，但由于各种或是法律上的限制，或是事实上的限制，其适用几乎不曾发生或是很少发生过。例如，关于债的抵消，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因故意侵权而生之债禁止抵消。(注：《德国民法典》第393条、台湾地区《民法典》第339条。)另一方面，在解决侵权纠纷时，民法典中的侵权行为法条文未规定的，债法总则也从未发挥其作为总则的理想效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要么借助法院的司法判例对现存侵权行为法条文进行扩张适用，要么制定侵权行为特别法来解决问题。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莫过于法国最高法院通过对其法典第1382条的损害予以扩大解释而创制的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德国最高法院设立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各国现行的民法典中的侵权行为法条文是廖廖无几的，但在法典之外通过判例创设的侵权行为法规则及特别侵权行为法却远远多于在其它方面的判例规则和特别法。在无因管理上，因无因管理在实践中本来就很少发生，即使有，对债法总则的适用也只涉及到管理费用的给付。在不当得利方面，债的履行、担保、移转等也未曾见过发生。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对债法总则作为总则具有多大的实际效用产生怀疑。而没有任何实际效用的规定，其在法典中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深思了。

3.合同总则与债法总则的关系考察。(1)侵权行为法的独立已是大势所趋，只是在独立的程度上尚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侵权行为法的独立只是在债法范围内的相对独立，而不是脱离债法的单独存在。(注：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王利明：《合久必分：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关系》，《法学前沿》1997年第1期，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侵权行为法从债法中独立出来。(注：魏振瀛：《论债与责任的融合与分离》，《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主要是：第一、现代法学理论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义务与责任的区分不断明显。侵权行为产生的是带有强制性的责任，而债务不过是一种义务；债务与责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罗马法上将契约与私犯共同作为债的渊源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误解。第二、随着第三人侵害债权规则得到普遍的承认，债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侵权行为的客体。但在侵权行为法相对独立的制度下，侵权行为仍作为债的发生原因即侵权行为产生债权，那么如何理解这种上下窜位呢?——其实，第三人侵害债权恰恰最直接的反映了侵权行为与债应处于不同的领域。另外我们必须看到，现代社会中，侵权行为法日渐膨胀的内容与传统债法内容相去甚远，在这种局面下侵权行为法的相对独立表面上仍在遵循着传统债法的结构体系，而内容早已今非昔比了。另外，从债的概念的起源上可知，在还没有债的概念出现之前的相当长时期，侵权行为制度就已经存在了。侵权行为法应该独立于债法之外，而不是在债法体系内的独立。侵权行为法独立后，债法仍可以在债的概念的支撑下进行重新的整合。

(2)在合同法领域中，由于要约、承诺、合同生效要件等是各种合同所共同具备的，如果把它们分别规定在各个具体合同中是不现实的，也不妥当的。所以把这些共同性规则抽出来规定一个合同总则是有必要的。近代法典化运动以来，债权法一向以合同问题为核心内容。在侵权行为法从债法中独立出来后，债法总则管辖的范围只剩下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了。而在这三个领域中，至少现在，显然是合同法一手遮天。从逻辑上看，合同总则是债法总则的下位概念，不可能包揽债法总则的全部内容，但从立法实际来看，二者内容是可以糅合的。更何况现在的债法总则，无论是进行简化还是采取小总则方式，其内容主要来自合同规则，其效用的发挥也主要在合同领域中。而合同法中合同总则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从实证角度出发，债法总则存在就属多余了。

三、不设立债法总则的安排

取消债法总则的最大顾虑就是民法典的体系缺失。我认为这种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有学者说，没有债法总则，整个债法就成了一盘散沙。对此，正如有人群的地方就能分出高、矮一样，取消债法总则，对债法内容进行重新整合，其逻辑体系也未必不成立。

债法范文篇2

在原有债法缺陷的诱导以及欧共体指导条例、国际条约的推动下，德国民法典完成了自1900年实施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以强调消费者保护思想与吸收对电子商务的规定为标志，于2002年1月1日生效的新民法典重新走在了21世纪的法典化运动的前沿。这次改革对于同样在酝酿制定民法典的中国而言，其启示就是必须要有国家的领导与组织、娴熟的立法技术、充分的法典编撰以及恰当的时机。

Abstracts(英文摘要)

Basedonthedefectsoftheformerlylawofobligations(Schuldrecht)undpushedforwardbydirectivesoftheEUandinternationalconventions,theGermanCivilCode(BürgerlichesGesetzbuch)hasfulfilleditslargestReformsinceitsenforcementin1900.IneffectfromJanuary1,2002,thenewlypromulgatedCivilCodeplaysaleadingroleinthecodificationmovementofthe21stcenturythankstoitsemphasizingonconsumerprotectionandabsorbingtheregulationofE-commerce.TheEnlightenmentoftheGermanReformforChina,whichisconsideringtodraftitsowncivilcode,shouldbeastrongpoliticalwillandorganization,skilledlegislativetechnique,adaquatepreparationfordraftingthecodeaswellasapropertime.

关键词

民法典法典化债法德国中国

Keywords

CivilCode,codification,lawofobligations,Germany,China

目次

一、民法典债法改革之目的

1、德国国内法的缺陷与债法改革

2、欧共体的指导条例对德国债法改革的影响

3、国际条约对债法现代化的要求

二、民法典债法改革前后的主要变化

1、概览

2、诉讼时效法的变化

3、新的履行障碍法（违约法）

4、解约权

5、在买卖以及加工合同中对瑕疵责任的新规定

6、交易一般条件法（"格式合同法"）

7、营销法与消费借贷法的变化

三、债法改革的历程与法学界的批评

1、债法改革历程回顾

2、德国法学界的批评

四、德国民法典之债法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1、法典化的作用与应变能力

2、法典化的内容与条件

3、法典化的政治动因与政府作用

一、民法典债法改革之目的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1]已于2002年1月1日生效。这次的债法改革根本性地改变已经有100年历史的德国《民法典》的面貌。尽管这次由德国司法部掀起的改革遭到了法学界的部分批评，但是这次改革注定是必然的，因为不仅有德国加入的国际条约以及欧洲共同体的有关指导条例的要求，而且也有民法典自身缺陷方面的原因。下面分别介绍。

1、德国国内法的缺陷与债法改革

这次债法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彻底地克服民法典之债法部分的结构性缺陷。原有债法的最大缺陷在于，许多有关债法的规定零星地体现在一些特别法以及由联邦法院的判决形成的新型制度中，而这些规定与判例制度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民法典之中[2]，形成了"体外循环"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债法改革之前的民法典已经名不副实。正如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梅迪库斯所指出，"民法典已经腐朽"[3]，原因在于改革前的民法典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关系，而不得不借助于联邦法院的判决来完善。改革前的民法典已经无法肩负作为私法制度的基本法的重任。

例证之一就是民法典之一般债法中的"履行不能"[4]制度（类似不可抗力）的失灵。作为履行不能的表现形式之一的"履行障碍"[5]制度本来是德国民法典设计的核心制度之一，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德国法学界以及联邦法院发展起来的"积极违约"[6]（或"积极侵害债权"制度）以及缔约过失[7]制度，通过这两项制度，才真正解决了买卖合同以及加工合同法中的品质担保瑕疵问题。例如，在买卖法中，积极违约以及缔约过失制度就扩大了合同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按照原民法典的规定，仅当在存在欺诈并且对品质无具体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主张损害赔偿。此外，借助于这两项制度还解决了原民法典第477条以及第638条规定的诉讼时效过短所带来的实践问题[8]。不过，这样一来，在确定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时，就要区分所谓"瑕疵责任"[9]和"因瑕疵而带来的后果责任"[10]；对瑕疵之后果责任又要区分"有瑕疵的后果责任"和"无瑕疵的后果责任"以及区分"直接的瑕疵责任"与"间接的瑕疵责任"，不同的责任的诉讼时效是不同的。如此复杂的规定已经使得合同的当事人无法合理地预计其请求权到底是在6?鲈率Щ故窃谧畛さ?0年失效[11]。如果说6个月的诉讼时效太段的话，那么30年的一般诉讼时效相对于今天快节奏的经济生活而言则显然太长了。所以全面地改革债法中的时效法规定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例证之二就是德国民法典的其他缺陷，例如在法定的或者约定的退约权（或解约权）[12]方面的各种"谨慎义务"[13]标准问题。同样，原民法典第325条、326条规定的解约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不可兼容性[14]在实践中也产生了问题，因为过去不允许将解约权转化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如果当事人事先根本没有预计到可能解约，一方声明解除合同将给对方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在买卖合同法的实践中，一般是赋予合同当事人要求修理或者重新履行之请求权[15]，而民法典中原来的以特定物买卖[16]为原型而设计的债法制度显然已经不合适宜[17]。

2、欧共体的指导条例对德国债法改革的影响

除了德国民法典的自身缺陷外，欧洲共同体的指导条例也使得有改革债法的必要，因为按照欧洲共同体条约[18]的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在规定的期限内转化欧洲共同体颁布的指导条例。这次民法改革一共涉及到欧共体颁布的13个指导条例[19]，其中最重要是下面的三个。

首先，欧共体议会及其理事会于1999年5月25日所颁布的《消费物买卖以及消费物担保指导条例》[20]规定成员国应当将本条例的规定最迟于2002年1月1日之前转化为国内法。该条例只涉及到消费者与经营者签定的动产物买卖合同，包括签定合同时买卖物尚不存在时的买卖（条例第1条）。因此纯粹私人之间、企业之间签定的买卖合同或者不动产买卖合同不受该条例的调整。条例第2条规定了所谓买卖物的"适约性"[21]，因此，即使是种类物买卖，买方也有权主张得到无瑕疵的货物。条例第3条规定了在违约情况下买方的权利。如果出现了货物品质瑕疵[22]，消费者首先享有要求修理以及后续履行的请求权。其次，消费者享有解除合同以及减少价金的权利。不过，该条例对损害赔偿没有规定。此外，条例第4条要求成员国在国内法中规定，如果消费者向经营者主张了货物质量担保的权利，则经营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行使追索权[23]。条例第5条则规定，消费者行使其请求权的一般诉讼时效为2年；此外，如果消费者在购买货物后6个月内发现货物的瑕疵，则应当由经营者承担证明责任（即通常所说的"证明责任转换"[24]）。条例第7条规定卖方免除其品质担保义务为非法。而德国在债法改革之前的时效规定与条例的时效规定不?淮送庠穹ǖ渲幸裁挥泄娑ň叩淖匪魅ā8锰趵谴偈垢母锩穹ǖ渲ǖ闹苯釉蛑唬蛭偃舻鹿瞥僮锰趵幕埃颜呔陀腥ㄒ谰荽?002年1月1日签定的买卖合同向德国联邦政府主张损害赔偿。

其次是欧共体议会及理事会于2000年6月29日所颁布的《交易中的支付迟延指导条例》[25]。该条例旨在保护企业作为债权人的正当权利。条例所称"交易"[26]是指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公共机构之间的有偿的商品或者服务贸易（第2条）。条例第3条规定了支付迟延的条件以及法律后果。第3条1款1项对支付迟延做了一般规定，即凡是超过约定的支付时间均构成迟延。按照第3条1款2项，如果买方收到卖方的发票或者卖方的付款请求后满30天仍然不支付价款的，也构成迟延。迟延支付的法律后果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加算七个百分点的价款利息，而基准利率则是指欧洲中央银行每半年执行的、最近半年公布的主要融资利息（条例第3条1款4项）。此外，债权人还有权主张赔偿因迟延增加的经营成本（第3条1款5项）。为此，德国已于2000年3月23日颁布了《加速到期的支付法》[27]并提高了迟延支付的利息。显然，还应当在原民法典第284条的基础上规定发票出具后30天作为辅助的支付到期日。尽管如此，在债法改革之前，德国的相应规定仍然很不完善，并没有实现加速支付的立法目的，批评家将该规定戏称为"促进违约与迟延支付法"[28]。

第三是欧共体议会及理事会于2000年6月8日颁布的《电子商务指导条例》[29]也需要由德国进行国内立法。该条例规定了电子商务的民事法律的基本筐架。从债法上看比较重要的是该条例第10条。该条规定了以信息技术从事货物与服务贸易贸易的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第10条3款规定，经营者必须将其缔约条件以及交易条件公布出来，以使得顾客可以随时获取或者通过互连网络下载。第11条则规定经营者必须及时地确认顾客通过互连网络下的定单，经营者还必须明确地说明下定单以及撤消定单的技术手段。为此，德国于2000年6月27日颁布了《远程销售法》[30]。但是，该法仍然不能满足该条例的要求，因为该法只适用于企业与消费者签定的合同（第1条）。而该条例第10、11条所规定的信息公开义务也适用于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德国有颁布法律以进一步转化电子商务条例的必要。

3、国际条约对债法现代化的要求

这次债法改革也有德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的影响。与中国一样，德国也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成员国，然而德国的买卖法在改革之前与该公约的规定差别比较大，主要体现在违约责任、不安抗辩[31]、风险转移等制度上。这就给从事对外贸易的德国企业带来了不便。改革后的债法中的新增加的核心概念"义务违反"[32]与该公约中的"违约"[33]概念更加接近了。

二、债法改革前后的法律规定的主要变化

1、概览

总的来说，这次债法改革涉及到四个核心的法律领域，即诉讼时效法、一般的"履行障碍法"（即违约法）、买卖以及加工合同中的（品质）担保法、交易一般条件法以及消费者保护法。

从改革的方式看，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新规定，包括以新的"义务违反"制度（即违约制度）为中心的履行不能、履行迟延、积极侵害债权、缔约过失规定（新民法典第280条以下）；在因不履行造成的损害赔偿基础上新确立的"费用赔偿请求权"[34]（新民法典第284条）；取消了"自始不能"[35]带来的合同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原民法典第306条），取而代之的是违背有效合同的责任（新民法典第311条之一）；新的、独立于必须归咎于对方当事人责任的法定解约权（新民法典第323条以下）；将一般诉讼时效缩短为3年，从债权人应当知道时效开始时起算；在买卖以及加工合同中的品质担保法中明确地引入了所谓"主观缺陷"[36]概念，同时将品质担保的规定合并到一般的履行障碍法中；进一步统一了对买卖合同与加工合同的规定。

第二类则是对司法实践形成的法律制度的吸收，因此不是实质性的新规定，包括：缔约过失以及"人责任"[37]（新民法典第311条）；对"交易基础丧失"[38]的规定（新民法典第313条）；对在特殊情况下解除长期债务合同关系的规定（新民法典第314条）；在新的统一的"义务违反制度"中对"积极侵害债权"制度的成文化；将履行不能时的履行自由从必须归咎于对方当事人责任之要件中独立出来。

第三类则是对现有的专门法律的系统性吸收，包括将原来的《交易一般条件法》的实质性规定纳入了新民法典（第305条以下）；将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专门法律（如《上门销售法》[39]、《远程销售法》、《电子商务法》）纳入民法典；将《消费者信贷法》[40]纳入民法典（第488条以下），并同时将原民法典第607条以下的规定限制在实物借贷范围内。

2、诉讼时效法的变化

诉讼时效法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一般的诉讼时效从30年缩短为3年（新民法典第195条）。时效从请求权成立以及债务人知道的年度末起算（新民法典第199条1款），不过，与善意取得制度（民法典第932条2款）一样，当事人因重大疏忽不知道时效已经开始的，视为已经知道。知道的标准仍然与原民法典第852条2款的规定一致。为了防止因为当事人的认知状况不确定而损害法的安定性，新民法典仍然规定了最长的诉讼时效：因侵害生命、身体、健康以及自由权形成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最长时效为30年（第199条2款），其余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最长诉讼时效为10年（第199条3款）。此外，以前关于不动产的请求权的时效也很不统一，有2年的，也有4年的，现在则统一规定为10年（第196条）。而其他没有规定较段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30年（第197条）。

担保法的诉讼时效则有特殊规定。与原有的规定相比，新法最大的特点在于取消了买卖、加工以及旅游合同中的过于短暂的时效期间。原民法典第477、638、651条中的6个月的时效期限分别被2年的诉讼时效取代。建筑工程的诉讼时效则统一规定为5年。因此，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

3、新的"履行障碍法"（违约法）

新的履行障碍法（或者通俗地说：违约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义务违反制度"（或违约制度）的统一规定，它将"履行不能"、"履行迟延"以及"积极侵害债权"制度结合起来了，从而有利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除了新民法典第311条之一对明知合同自始不能履行而仍然订立合同的特殊情况外，合同当事人可以直接依据对方当事人违背合同义务主张一般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新民法典第280条1款），当事人违约也包括货物或者服务的品质瑕疵。反之，如果债权人依据对方不履行合同而提出损害赔偿，则除了必须有债务人不履行合同的事实外，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债权人原则上必须为债务人设定了合理的宽限期[41]，而债务人在宽限期内仍然没有履行（新民法典第281条），除非宽限期因为第275条免除履行义务的规定而变得多余（新民法典第283条）。这就是德国立法者所谓的"以损害赔偿代替履行"的设想[42]。违背义务的第三个法律后果就是费用赔偿责任（新民法典第284条），这是原民法典所没有的。也就是说，债权人可以依据他对合同的信任以及已经完成的履行主张赔偿因此带来的费用损失，而在新法颁布之前，只有在法院认定合同具备收益性质（即所谓收益回报推定[43]）的前提下?ㄈ瞬庞锌赡苤髡欧延盟鹗肭笕╗44]。

尽管有了新的违约制度的规定，但是原有的"履行不能"以及"履行迟延"制度仍然没有失去其意义。按照新民法典第275条1款的规定，只要对债务人或者任何人而言已经不可能履行，则免除了债务人的履行义务。而按照第275条的规定，债务人自己以"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抗辩仍然具有意义。因此新的标准更加客观。另外，新的275条2款还明确地承认了所谓"事实上的不可能"[45]概念，即考虑到债务关系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如果履行合同将给债务人带来的费用与债权人获得的利益不相称，则可免除债务人的履行义务（例如大海捞针）；当然还必须考虑到履行不能是否是由债务人自己造成的。此外，在原第242条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善良风俗原则的基础上，新的第275条第3款还规定，如果债务人亲自履行将损害到债务人的人格与信仰，则免除履行义务。与原第306条的规定相反，新民法典第311条之一规定，自始不能并不导致合同无效，而将导致无过错损害赔偿责任[46]。

同样，迟延履行制度仍然得到了保留。依据新民法典第280条2款，如果债权人因为债务人迟延主张损害赔偿，则必须满足第286条规定的条件，即债权人原则上要对债务人进行催告（第280条1款），但如果约定了明确的履行日期或者债务人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履行，则可以不经过催告主张权利（第280条2款1、3项）。履行迟延的法律后果主要是承担利息。新民法典第247条规定的基准利率为3.62%；因履行迟延而支付的利息可能高于基准利率5个百分点，甚至8个百分点。不过，债权人行使因为债务人迟延履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仍然要以第280条1款为依据，也就是以债务人违约为依据。

4、解约权

在解约权方面，新民法典大量地简化了原民法典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必须以债务人的过错行为作为解约条件；取消了以拒绝履行为威胁作为解约条件；对约定的解约权以及法定的解约权做了接近统一的规定（新民法典第346条）；取消了原第350至353条对解除权的限制性规定，因此当事人可以因货物的灭失解除合同只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取消了原民法典第327条2句中的付有返还义务的债务人的特权；取消了对民法典第989条以下有关返还占有的参照适用。从解约条件方面来看，原来的第361条因定期业务而解约的推定以及455条1款因所有权保留而解约的推定已经完全被取消。

新的解约条件应当说更加简明：即只要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且债务人在债权人设置的合理的宽限期内仍然没有依据约定履行合同，则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新民法典第323条1款）。此外，按照新民法典第324条，违背第241条2款所规定的保护对方当事人的权利、权利对象或者利益之义务（即所谓保护义务[47]）也构成解约条件，不过只限于再履行合同已经不符合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同样，民法典对解约带来的法律后果也有新的规定。原则上，当事人在解除合同之后有返还履行以及不当得利的义务（新民法典第346条1款）。在无法返还的情况下，仅产生金钱赔偿之后果（新民法典第346条2款）。仅在例外情况下，即即按照所谓"领域说"[48]，品质瑕疵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之要求不是由债务人所引起的情况下才免除债务人的金钱赔偿义务；这时债权人仅有主张权返还不当得利（第346条3款）。因此，负有返还义务的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改善，因为如果他已经利用了应当返还之物，就只承担金钱赔偿责任。

5、在买卖以及加工合同中对瑕疵责任的新规定

这次债法改革也根本地改变了德国民法典已经实行了100年的买卖法制度。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废除了专门争对买卖物品质担保的规定。原民法典第459条以下关于货物瑕疵担保的规定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对买卖合同要更多地参照适用一般债法的规定，这也导致了民法典对原有的一般债法规定的大量修改。总的来说，新的买卖法制度更加接近国际买卖标准，也就是说明显地扩大了卖方的责任范围。因此卖方的成本大大地增加了：制造者的广告也在品质缺陷责任的调整范围之内。如果在6个月之内出现品质瑕疵，则已经可以推定制造者的产品责任成立；应买方的要求，制造者应当重新履行。此外，货物品质担保期限是强制性的。相比之下，卖方的地位则大不如前：仅有与重新履行相联系的所谓"第二次邀约权"[49]以及"自始不能"时对无过错品质担保责任的免除。

具体而言，新的债法不再区分特定物与种类物买卖。对权利瑕疵与品质瑕疵也作了统一规定。按照新民法典第433条1款2句的规定，买方有权购买无品质瑕疵以及权利瑕疵的卖售物。接着，新民法典第434条、435条分别对品质瑕疵以及权利瑕疵作了定义以及推定，其中对品质瑕疵的详细规定则是前面提到的欧同体《消费物买卖条例》的要求[50]。新民法典第434条第1款1句规定：如果货物在风险转移时的品质符合约定，则视为该物不存在品质瑕疵。因此德国民法典采纳了所谓"主观缺陷"[51]概念，大约是指判断合同项下的货物是否存在瑕疵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但是法律条文中并没有这样提，笔者认为不宜采用这样的提法，因为用所谓"主观缺陷"来形容货物的瑕疵是不合适的。如果对货物品质没有约定，则仅当在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用途或者符合该货物的惯常用途、具备同类货物的通常品质并且符合买方的期待的货物种类时才算无品质瑕疵（新民法典第434条1款2句）。至于这样才算符合买方期待的货物，可以依据制造者的广告说明来推定（新民法典第434条3句）。而第434条2款则规定，卖方或者其"履行辅佐人"[52]（或通俗地说：代表卖方或者卖方雇佣的人员）安装时不符合物的属性，则同样推定出现了?跷镨Υ茫话沧八得魇橛需Υ玫模游跷锎嬖阼Υ谩M舴剿桓兜幕跷锊皇呛贤钕碌幕跷锘蛘叱鱿质慷躺伲彩粲诨跷镨Υ茫ㄐ旅穹ǖ涞?34条3款）。

按照新民法典第437条，如果卖方交付的货物有瑕疵，则买方有权按照第439条要求后续履行（或者说重新履行）或要求进行修缮。买方还有权按照第440条、323条以及326条5款的规定解除合同或者按照第441条减少合同价金（但原则上必须设置合理的宽限期），还有权按照第440、280、281、283条以及311条之一主张损害赔偿（条件是损害是由归咎于卖方的原因造成的）或者按照第284条的要求赔偿支出的费用。当然，如果卖方重新履行已经不可能（参见第275条）或者重新履行已经不符合买方的利益（参见第440条），这时买方可以直接行使解除合同权、减少价金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当然，在卖方虽然可以重新履行但是将给他带来与重新履行不相称的（巨大）成本时，卖方可以拒绝履行（新民法典第439条3款）。如前所述，因瑕疵而产生的请求权的时效，权利瑕疵为30年；建筑工程瑕疵为5年；其余瑕疵为2年（新民法典第438条）。

至于加工合同（含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承揽合同），新民法典则没有再单独规定加工承揽合同基本上适用买卖合同的原则。因此加工合同中定做人或者委托人的地位、履行障碍产生的法律后果、品质担保等规定均与买卖合同的规定统一起来了[53]。这样做的优点是进一步统一了法律规定、从立法技术上看还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只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样做未免太迁就买卖法[54]。

6、交易一般条件法（"格式合同法"）

德国原来的《交易一般条件法》[55]是规范交易一般条件的重要法律。所谓交易一般条件，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指企业在民事以及经济交易中事先约定的交易条件或者说合同条件（合同条款），类似于我国法学理论中的"格式合同"。由于这些条件系经营者或者生产者指定，因此往往不利于消费者保护。这次的债法改革将原《交易一般条件法》的实质性规定吸收进了民法典，并按照新的时效法、一般债法以及买卖法的要求作了相应的调整。此外，新民法典第307条1款2句还明确要求交易一般条件必须具备透明度，换句话说，合同条款必须明确易懂，这同时也是原《交易一般条件法》第9条以及欧共体理事会《消费者合同中的滥用条款条例》[56]第5条1句的要求。而原《交易一般条件法》中的"协会诉讼"[57]制度则被吸收进了与新民法典同时生效的、新的《违背消费者法以及其他违法中的不作为诉讼法》[58]。该法允许经过政府批准的协会（如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对不公正的格式合同条款以及其他违背消费者保护法律规定的行为提起不作为诉讼（第1、2、4条），从而强化了消费者保护。虽然有少数学者担心将原《交易一般条件法》统一到民法典中也许会弱化该法在实践中的作用[59]，个别学者甚至认为民法典过多地吸收?饭蔡逯噶畹哪谌萁姑穹ǖ渖ナ浯程厣玔60]，但是法典化运动带来的好处也是明显的，这也是德国政府以及多数民法专家的意见[61]。

7、营销法与借贷法领域的变化

除原《交易一般条件法》外，还有许多其他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特别法也被吸收进了民法典之中。其中重要的变化就是将原来的《上门销售法》、《远程销售法》（类似于我国的邮递销售或者厂家直销）以及欧共体《电子商务条例》统一起来，以"特别营销形式"[62]为专节（即新民法典第312条至312条之六）进行集中规定，其主要内容就是强化消费者的解约权（第312条）以及知情权（第312条之五）。将上门销售、远程销售以及电子购物等新兴的营销方式纳入民法典中，这可以说是德国的创举。这是否代表了未来民法典运动的走向，人们拭目以待。

四、债法改革的历程与德国法学界的批评

1、债法改革历程回顾

在这次全面的债法改革之前，德国已经颁布了许多的特别法（例如1976年12月9日的《交易一般条件法》）从而弥补了债法的不足。当时对这种法典之外的"小规模修补"的做法就存在争论，例如德国前司法部长于1978年就建议将《交易一般条件法》纳入民法典当中。时至1981年，司法部长又组织了一个"完善债法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84年提出了改革债法的详细建议[63]。1992年，债法委员会再次提出改革建议，这次建议的影响也部分地体现在这次债法改革当中。1996年，联邦政府又敦促各团体对债法委员会的建议进行表态。但是由于改革缺少内部动力与外部压力，这些建议最终都没有变成现实。

直到2000年8月4日，联邦司法部才公布了全面的《债法现代化改革讨论稿》，要求各州、各团体发表意见。在欧共体指导条例规定的期限的压力下，全面改革债法的呼声才渐渐响亮起来，不过由于不少民法学家反对全面改革债法而主张"小改革"，这次改革差点再次陷入流产的命运。但是联邦司法部支持改革的决心并没有动摇，司法部于2000年秋季组织了四个课题组来分析研究法学家的批评意见。在此基础上，政府内阁终于在2001年5月9日公布了《债法现代化法政府草案》[64]。在立法过程中，联邦参议院[65]，尤其是其下属的法律委员会[66]也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在联邦法律委员会的推荐决议的基础上，联邦议会终于在2001年10月11日通过了《债法现代化法》，参议院也于2001年11月9日通过了该法。

2、德国法学界的批评

对于这次由德国政府发起的庞大的债法改革，各方面的反应是不同的。德国的经济界、律师界、新闻媒介对这次改革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德国法学界的反应就不同了，这次改革将德国的民法学家们分为两派：一派反对这次债法改革，另一派则基本上支持这次改革。按照德国学者通过互连网发起的问卷调查，在酝酿政府草案的过程中，大约有258名德国高校学者反对这次改革[67]。反对这次改革的学者担心，仓促的改革将损害民法典的系统性。因此，即使那些支持改革的民法学家也认为这次改革显得过于仓促，因为民法典运动需要大量的系统化工作，而系统化工作需要的正是充分的酝酿过程[68]。

不过，正是有了民法学家们的正反两方面的论证，这次债法改革基本上避免了批评家们所预言的系统化不足的缺陷。民法典生效半年多来的实践表明，批评家们的观点其实主要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取向问题，例如对新民法典第275条2款的拒绝履行权的评价、对第311条之一2款放弃了对自始客观不能履行时的债务人责任进行规定的评价[69]，这些评价并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的标准，而仅仅是一个立法者在设立或者放弃某个制度时将利益的天平更加偏重哪一方的问题。再比如新民法典集中地体现了消费者保护思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契约自由[70]原则，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保护思想与契约自由思想的权衡问题，而这样的争论永远是不可能完结的。

反之，债法现代化法生效之后，民法学家们则立即把重点放在对新民法典的系统化评论与实践指导上[71]，对这次改革的批评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四、德国民法典之债法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历经百年沧桑的德国民法典彻底地改变了自身的面貌。这次德国民法典之债法改革将证明民法典仍然是21世纪具有生命力的法律形式。对我国而言，德国这次的法典化运动也是具有启示作用的，下面从法典化的作用与应变能力、法典化的必备内容与条件以及政府作用三方面分别论述。

1、法典化的作用与应变能力

法典编撰的突出作用在于，它可以将象民法这样广阔的法律领域中涉及到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统一起来。同时，法典的编撰也总结出了法律领域的基本原则并且将它上升为法律规范。法典化的另外一个作用是它促进了法律对公民的平等适用。伴随法典的清晰的条理和对每个公民的平等适法而来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公民更加容易认同和遵守法的秩序[72]。此外，法典化运动对于消除法律冲突，节约司法的社会成本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

法典编撰的质量高低或者说成功与否，还得看法典是在现实关系变化之后还能发挥其作用并且适应变化，而不需要不断地颁布新的法律。由于法典的系统化编撰涉及的法律材料和现实材料十分庞大，耗费的时间长，所以法典化始终面临一个风险，即法典很可能只在某一个时代起作用，而一旦时过境迁，就不能适应新的现实需要了。德国债法改革之前的法律状况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在德国民法典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它始终能够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不断地完善，这是由法典的应变能力[73]所决定的。法典之所以应变能力，是因为有如下的理由。首先，一部法典总有通用的法律制度或者基本原则，例如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诚实信用等等。就民法中极为重要的意思表示[74]制度而言，由于民法典对通过电子形式发出的意思表示进行了规定（新民法典第126条之一），从而使得意思表示制度能够适应现代化的交易形式。其次，法典中有一些通用条款，例如公平与善良风俗，这些条款作为法律的横平器使得具体法律制度能够按照立法目的在实践中得到完善。第三，司法实践与法学研究对一些重要理论的不断完善也有助于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例如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缔约过失和积极违约制度。

这个结论对我国而言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正如德国这次的债法改革所遭到的批评所表明，法学家们虽然批评改革稍嫌仓促，但是并不怀疑法典化运动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事法律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其成就是不能低估的。但是，我国民事法律的不统一也是众所周知的，法律间的不协调甚至冲突比比皆是。即使反对目前制定中国民法典的学者们，也基本上不怀疑法典化所带来的好处，他们与德国的法学家们一样，主要是在制定民法典的恰当时机或者说条件上出现了认识分歧。下面接着论述。

2、法典化的必备内容与条件

就民事法律的法典化而言，一部法典只有最低的内容要求而无固定的内容限制。德国民法典共有5部，即总则、债法、物权法、家庭法和继承法；而法国民法典则只有三编。也就是说，在内容的取舍上，民法典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一部民法典不能缺少总则，因为总则对所有民事法律制度具有统领作用，缺少总则就意味着法典不具备应变能力。此外，一部民法典还应当规范民事主体（即民事主体法），因为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恰好是民事法律的出发点与归属。在这次债法改革中，民法典中的民事主体法也得以完善，即在自然人的基础上增加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业主）概念（新民法典第13、14条），以适应现代民法加强消费者保护的需求。最后，债法作为规范交易规则的基本法以及财产法（物权法）[75]作为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也是一部民法典法典所不可缺少的。

总之，一部民法典应当具备总则（含民事主体法）、债法以及财产法（物权法），缺少这三大部分内容将不符合法典的逻辑与应有的作用。至于要不要把知识产权以及国际私法规范（冲突法规范）纳入民法典之中，这只是一个可否选择的问题，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笔者认为，由于知识产权法以及冲突法的内容的广泛性以及独特性所决定，至少在目前不适合纳入民法典中，因为即使法典化也得考虑到法典内容的多少，法典化不等于穷尽化。反之，虽然继承法与婚姻法也是民法典的可以选择的内容，但是继承法、婚姻法与财产法（物权法）毕竟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即继承与婚姻均涉及到财产的归属，加之现代的婚姻法与继承法相对比较稳定，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继承与婚姻纳入民法典中，德国民法典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笔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来看，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条件仍然还不是很成熟。首先从民法典所必须的总则来看，我国虽然颁布了《民法通则》，事实上起到了民法典"总则"的作用，但是民法通则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与许多后来颁布的法律相冲突。所以，完善《民法通则》才是当务之急。其次，我国虽然颁布了统一的《合同法》，基本上实现了交易规则的统一，但是我国尚未形成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体系，物权法或财产法尚未出台。即使在最近几年内颁布《物权法》，也还有一个实践经验的反馈与完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已有的《合同法》也需要等待实践的验证、尤其是经过司法实践的完善之后，才适宜被吸收到未来的民法典之中。

笔者当然不反对以直接颁布《民法典》的方式来克服我国现有的民事法律存在的上述缺点，但是其前提条件也是非常高的，即必须对现有法律进行全面而系统化的清理。法典的编撰需要高度发达的法学研究。法学家们必须有综观那个时代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技术发展的现实状况的能力，以总结出现实社会的基本法律原则，并且随着现实的不断变化来调整和发展法律关系[76]。德国的债法改革表明，如果没有法学家们的参与，债法的现代化可能继续流于分散法律的形式。

此外，编撰法典离不开娴熟的立法技术。德国民法典中大量的法律推定的运用以及对每个请求权的证明责任的分配（用我国通俗的话：举证责任）的精确规定对我国未来制定民法典无疑具有借鉴意义[77]。

而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缺少政府的统一组织是办不到的。为此，有必要接着探讨法典化的政治动因与政府作用。

3、法典化的政治动因与政府作用

正如萨维尼所说，法典编撰虽然是法律文化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并非随时可以追求的[78]。德国的债法改革也同时表明，政府编撰法典的愿望和行动也是十分重要的。

法典编撰的动机和动力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动机对法典化的推动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德国最初的法典编撰的政治动因主要是维护统一的国家的需要，因为在民法典诞生之前，德国私法制度极不统一，法国的、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奥地利的、丹麦以及日尔曼的法（即罗马法）均在德国的版图内起作用[79]。所以，尽管著名法学家提保特于1814年就呼吁德国法制的统一[80]，但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前，编撰民法典还缺少真正的政治动因。可以说，德国民法典真正的准备工作还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开始的，因为宪法的变化使得德意志帝国有权对所有的民事领域进行立法。之后很快于1874年成立了第一个法典编撰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888年提出了第一草案。该草案出台后所遇到的主要批评就是该草案缺乏社会公平性因素（缺少社会之油），所以1890年又组成了第二个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中除了法学家外，还增加了国民经济学家和经济团体的代表。该委员会于1895年准备好第二草案。与前一个草案相比，它并没有多大变化[81]。在经过了数次的公布和公开化之后，该草案于1896年提交到德国议会并与同年被批准。它在帝国法律公报中被命名为民法典，并且于1900年1月1日生效。而这次的债法改革则是统一欧洲法律制度的要求，间接地说，这是统一欧洲的必然要求。100年前后的政治动因是何等的相似。

我国政府对民事法典化的工作也非常重视，这显然有利于中国的法学家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制定出中国自己的民法典。可以遇见，中国未来《民法典》的诞生将是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法学家们集体贡献之合力的产物。

[1]即德文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sgesetz。按照该法，德国民法典也于2002年1月2日重新公布。为了叙述与对比方便，本文将重新公布的《民法典》称为新民法典；而将此前的《民法典》称为原民法典。债法改革前后的条款顺序，除变动部分外，基本上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新民法典仍然尽可能地保留了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风貌。特此注明。

[2]参见Diederichsen(Hrsg),DasBGBimWandelderEpochen,G?ttingen,2002,S.1f.

[3]参见Medicus,inGrundmann/Medicus/Roland(Hrsg.),Europ?ischesKaufgew?hrleistungsrecht,2000,S.219.

[4]德文Unm?glichkeit。参见德国民法典原第323、324、325条之规定。

[5]德文Leistungsst?rungen。参见德国民法典原第324、325条以下之规定。

[6]德文positivVertragsverletzung,也称"积极侵害债权"（positivForderungsverletzung）,简称p.V.V.

[7]拉丁文culpaincontrahendo,简称c.i.c.

[8]德国民法典原第477条1款规定："解除合同的请求权或者减少价金的请求权以及在所保证的质量有瑕疵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对动产而言于交付后六个月内不行使而消灭；对土地而言在转移后一年内不行使而消灭，但卖方故意隐瞒其瑕疵的除外。"原第638条1款规定："只要加工人（承揽人）未故意隐瞒瑕疵定做人（委托人）对排除加工（定做）瑕疵的请求权以及因瑕疵而拥有的解约权、减少报酬或者损害赔偿请求权因六个月不行事而消灭，对土地上的工作因一年不行使而消灭，对建筑工程因五年不行使而消灭。"

[9]德文Mangelhaftung。

[10]德文Mangelfolgeschaden。

[11]比较德国民法典原第195条至197条关于时效期间的规定。

[12]德文Rücktrittsrecht。

[13]德文Sorgfaltspflicht。

[14]德文UnvereinbarkeitvonRücktrittundSchadensersatzforderung。参见Henssler,überblicküberdas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sgesetz,ZAP,2001,S.1392.

[15]德文Nachbesserungs-undNacherfüllungsanspruch。

[16]德文Stückkauf,也称Spezieskauf。

[17]参见债法改革之政府草案说明，BegründungzumRegE,BR-Drucks.338/01,S.181ff.

[18]即现在的欧盟条约第249条。欧共体/欧盟颁布的条例（Verordnung）与指导条例(Richtlini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在成员国直接发生法律效力而不需要转化为国内法，后者则必须经过成员国的立法机构转化之后才能在国内实施。

[19]参见2002年1月2日公布的新民法典的官方说明（AmtlicherHinsweis）,BGBl.S.42。

[20]即Richtlinie1999/44EGzubestimmtenAspektendesVerbrauchsgüterkaufsundderGarantienfürVerbrauchsgüter,载：ABL.EG1999Nr.L171,12.

[21]德文Vertragsgem??igkeit。

[22]德文Sachmangel。

[23]德文Rückgriffsrecht。

[24]德文Beweislastumkehr。关于证明责任、举证责任的"转换"问题，详见笔者翻译的《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德]普维庭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5]即Richtlinie2000/35/EGzurBek?mpfungvonZahlungsverzugimGesch?ftsverkehr,载：ABL.EG2000Nr.L200,35.

[26]德文Gesch?ftsverkehr。

[27]即GesetzzurBeschleunigungf?lligerZahlungen.

[28]参见Brambring,DNotZ2000,245,253.

[29]即Richtlinie2000/31/EGüberbestimmterechtlicheAspektederDienstederInformationsgesellschaft,insbesonderedeselecktronischenGesch?ftsverkehrs(E-Commerce-Richtlinie),载：ABL.EG2000Nr.L178,1.

[30]即Fernabsatzgesetz.

[31]德文Unsicherheitseinrede,新民法典第321条；比较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1条。

[32]德文Pflichtverletzung。

[33]英文breachofcontract。

[34]德文Aufwendungsersatzanspruch.

[35]德文anf?nglicheUnm?glichkeit.

[36]德文sunjektiverFehler。详见下文分析。

[37]德文Sachwalterhaftung.

[38]德文WegfallderGesch?ftsgrundlage.

[39]即GesetzüberHaustürgesch?fte.

[40]即Verbraucherkreditgesetz。

[41]德文Nachfrist.

[42]参见新民法典第283条的标题：SchadensersatzstattderLeistungbeiAusschlussderLeitungspficht.

[43]德文Rentabilit?tsvermutung，类似于我国法学理论中的"预期利益"。

[44]参见联邦法院的三个判决：BGHZ71,234,238;99,192,197;NJW2000,506,508.

[45]德文FaktischeUnm?glichkeit.

[46]德文schuldunabh?ngigerSchadensersatzanspruch。参见政府草案说明：BegründungRegE,BT-Drucks.14/6040S.164ff.;也见Canaris,JZ2001,499,506.

[47]参见Canaris,JZ2001,499,509.

[48]参见Henssler,ZAP,2001,1399.

[49]即德文Zweitandienungsrecht.

[50]参见立法者对新民法典第434条的官方说明（AmtlicherHinweis）。

[51]参见Henssler,ZAP,2001,1400.

[52]德文Erfüllungsgehilfe.

[53]参见Roth,JZ,2001,543,546.

[54]参见Seiler,inErnst/Zimmermann(Hrsg.),ZivilrechtundSchuldrechtreform,2001,S.263.

[55]即1976年12月9日颁布的GesetzzurRegelungdesRechtsderAllgemeinenGesch?ftsbedingungen(AGBG)，载：BGBl.I.S.3317.

[56]即1993年4月5日的Richtlinie93/13EGdesRatesübermissbr?ulicheKlauselninVerbrauchervertr?gen,载：ABL.EGNr.L95S.29.

[57]德文Verbandsklage。

[58]即2001年12月26日颁布的GesetzüberUnterlassungsklagenbeiVerbraucherrechts-undanderenVerst?ssen(UKlaG)，载：BGBl.IS.3173.该法也于2002年1月1日生效。

[59]参见Ulmer,JZ2001,491ff.;Wilhelm,JZ2001,861,868.

[60]参见Henssler,ZAP,2001,1402.

[61]参见政府草案说明：BegründungRegE,BT-Drucks.14/6040S.164ff.

[62]德文besondereVertriebsformen.

[63]参见Engelhard（德国前司法部长）,NJW1984,1201ff.

[64]该草案同时也是联邦议会（即所谓"下议院"）的草案，分别刊载于BT-Drucks.14/6040以及BT-Drucks.14/6857。

[65]即德文Bundesrat.

[66]即德文Rechtsausschuss。根据德国基本法，联邦议会通过的法律必须经过联邦参议院批准之后才能生效。而参议院中，又以法律委员会以及经济委员会的影响最大。所以联邦议会在通过法律之前，一般都要事先征求联邦参议会，尤其是下属的法律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的意见。

[67]问卷的调查人是德国的两位民法教授即Altmeppen与Wilhelm。参见，Altmeppen,DB2001,1821,1822;Wilhelm,JZ2001,861.

[68]参见Canaris,JZ2001,499,523f.

[69]。参见政府草案说明：BegründungRegE,BT-Drucks.14/6040S.165ff.

[70]德文Vertragsfreiheit.

[71]新出版的评论很多，仅举几例：Dauner-Lieb(Hsrg),DasneueSchuldrechtinderanwaltilichenPraxis,Dt.Anwaltverl.,2002;Schmidt-R?ntsch,DasneueSchuldrecht:AnwendungundAuswirkungeninderPraxis,Heymann,2002;Bartsch(Hrsg),Beck''''scheSynoposezumneuenSchuldrecht,Beck,2002.

[72]参见德国著名民法学家M.Wolf教授于2001年3月22日在西南政法大学中德法学研讨会上的报告"论民法的法典化"（DieKodifikationdesZivilrechts），载《研讨会论文集》（会议资料）。

[73]德文Anpassungsf?higkeit.见前引，M.Wolf,论民法的法典化。

[74]德文Willenerkl?rung.

[75]根据笔者所了解，国内目前对制定《财产法》还是制定《物权法》还存在一些分歧。笔者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似乎以《财产法》为妥。不过，由于财产关系法领域仍然是国内立法领域，因此选择制定《财产法》或者《物权法》都是可行的。即使在欧盟内部，也允许各成员国自行就财产关系立法。

[76]见前引，M.Wolf,论民法的法典化。

[77]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见吴越，从举证责任到客观证明责任的跨越（代译序），原载笔者译：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序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

[78]参见Hattenhauer(Hrsg),ThibautundSavigny:ihreprogrammatischenSchriften,München,Vahlen,2002,S.115f.

[79]参见，K?hler,EinführungindasBGB,载：BGB,51Aufl,Beck-TexteimDTV,2002.

债法范文篇3

关键词：物权行为债权行为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含义

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所创造的。他在《当代罗马法制度》中写道:“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的……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契约，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它们是债产生的最基本的根源。这些契约人们称之为债务契约。此外在物权法中它们也同样广泛地应用着。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备企业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是不足够的，因此还必须加上物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其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其本质是契约……该行为的契约本质经常在重要的场合被忽略了，因为人们完全不能把它与债的契约分开，那些行为常常是随时伴随来的。”

萨维尼把“契约”的内容扩大化了，它不仅包括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债务契约，也包括物的契约。他以房屋的买卖为例:买卖双方所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债权行为，之后双方为履行合同所进行的房屋过户登记，转移所有权的行为是物权行为.由此他提出:以履行买卖合同或所有权转移的合同为目的的交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事实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物的契约”。

由此，萨维尼定义了物权行为的概念:是关于物的处分的行为，即当事人关于设立、变更、废止物权的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

二、物权行为理论的内容

(一)区分原则，或称分离原则

这一原则的含义是债权的变动依据当事人间关于债权的意思表示一致，物权的变动依据独立的物权意思加以确定。引起物权变动的债权行为称为原因行为，物权变动的行为称为结果行为，即物权行为。只有原因行为，并不一定会发生物权变动之结果。所以，要将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分开来处理。以上文提到过的房屋买卖为例，交易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债权行为，一个是物权行为。债权行为是原因，只有原因行为不一定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而物权行为是结果，以转移所有权意思在内的登记或是交付行为才产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故物权行为区别于债权行为而独立存在。

(二)形式主义原则

形式主义原则是指物权变动的独立意思表示必须要依据一种客观能够认定的方式加以确定。用法律行为发生、变更、消灭物权，单纯的意思表示不会发生物权变动，还需要用交付或登记等公示行为证明物权合意之存在，引起物权变动的债权行为只是证明了物权合意的存在。物权行为是设立、变更、废止物权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要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动产的登记和动产的交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示。如以公证证明、转移证书、提交登记等的客观形式来认定物权转移的意思，这既符合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又能保证第三人利益，保障交易安全;这不仅符合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含义，而且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三)无因性原则，又叫抽象性原则

如果物权行为的成立和生效不受债权行为影响，即为无因:如果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受债权行为是否成立及生效的影响，即为有因。此原则的含义是指物权变动不受其原因行为效力的制约.在物权的变动中，物权变动的后果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独立的意思表示，而不是债权法的意思，所以物权变动的结果不直接地受债权意思约束.物权变动的本质是处分行为独立地达到其法律上的效果.物权变动是物权行为的结果，如果债权行为的合同被撤销，而物权行为的意思未撤销，那么已发生转移的物权当然有效。即原因行为的无效不能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

三、物权行为理论对债法制度的影响

债法制度与物权制度共同构成了民法中的财产制度.民法理论一般认为，物权法是规定财产归属关系，维护财产“静的安全”的法:而债法是作为规范、保护和促进财产流转，维护财产“动的安全”的法.债法制度内容包括什么，学者也有争议。就其实质而言，应当包含债法总则、合同法、侵权行为法、不当得利法和无因管理制度，以及单方允诺等制度。

物权行为理论被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接受，并成为立法理论基础。中国的物权法己经颁布实施，从中似乎能看到该理论的身影，如第二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中对动产和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可以说吸收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形式主义原则;但有些内容似乎又与该理论相悖，如第106条对所有权取得规定中，对不动产也可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应是违背了“第三人不能以不知登记而提出善意抗辩”的原则，不动产领域不可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无论如何，是否以物权行为理论作为物权法的立法理论随着物权法的出台也告一段落，本文不再赘述。然而，物权行为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到此结束，至于它对债法制度会产生何种影响，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一)物权行为理论将完善债法体系

我国债法中的合同是狭义概念，物权行为的引入将扩大“契约”的范围，不但包括债法上的合同，而且也包括物权契约，如地上权、抵押权、质权、地役权等限制物权的设立契约就是物权契约。债法体系吸收了物权合同内容，这也将为房地产法、担保法等单行法的完善提供依据。

(二)物权行为理论能正确解读不当得利制度

依区分原则，物权变动的效力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在不涉及第三人情况下，当原因行为被撤销时，原权利人不能直接提出返还所有权之诉，而只能根据不当得利的规定提出返还其所有权。而我国现行债法制度把不当得利的对象限制在债权法上的利益，当契约内容扩大以后，不当得利请求权当然也包含物权返还的结果。在当事人之间不涉及第三人利益问题时，不当得利自然也可以发生物的返还或物上所有权的返还。

(三)物权行为理论有效的保证了财产流转中的交易安全

对交易中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较之善意制度对第三人的保护更为完善。依区分原则，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后，物权变动仍然有效，只要是符合物权公示原则的，第三人的权利即使是在其前手交易有瑕疵的情况下也能得到保护。善意制度尽管也是对第三人的保护机制，但其作用有限，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对不动产领域的适用不能，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在各个国家都有规定，其登记信息是公开的，是可以被查询获知的，故第三人不能以不知道登记而主张自己的善意，前文已述。故善意取得制度不能替代物权行为理论。

(四)物权行为理论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的穗定

债法范文篇4

关键词：名股实债；法律问题；产生原因；性质认定；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湖州港城置业有限公

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中，新华信托与港城置业签订了股权投资协议，投资标的为港城置业的某房地产，并在协议中约定以固定利息的模式回款。案件的转折点出现在港城置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后，新华信托以自己的投资性质属于债权为由进行了破产申报，遭到破产管理人的拒绝。这成为新华信托将港城置业诉至法院的导火索，新华信托对港城置业的破产管理人不肯将其投资列入破产债权的行为持异议，从而请求法院认定自己的投资属于债权而非股权，理由是双方之前签订的协议中含有投资期限和固定利息等明显只存在于债权投资中的条款，并且新华信托对港城置业的净资产不拥有所有权也不参与其日常经营活动，符合“名股实债”的特征因此主张将其投资列入破产债权。港城置业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新华信托支付的款项属于股权投资而绝非其所主张的债权投资。在庭审中港城置业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指出，新华信托支付的款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股权转让金，剩余部分形成资本公积金，且双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而且与之前协议中新华信托不参与港城置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约定相反，港城置业董事会中有新华信托指派的成员，这说明新华信托对港城置业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影响力。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认可了新华信托与港城置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形式和内容也均符合法律规定，新华信托通过股权转让协议获得港城置业的股东身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由此确定了新华信托的投资性质属于股权而非债权，不具有破产债权的申报资格，法院一审判决新华信托败诉。此案中，一审法院将新华信托名股实债的投资性质界定为股权，达摩克里斯之剑的骤然落下一时之间引起业内对名股实债交易模式的强烈关注。

一、“名股实债”产生的原因

既然“名股实债”实际上是以股权融资的名义达到债务融资的实质，那么交易双方为何不直接采取债权方式进行投融资，反而要舍近求远，通过一系列具有股权融资外衣的复杂操作来达到债务融资的真实目的呢？这主要是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名股实债”符合双方利益诉求。事实上，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名股实债”纠纷，经过不完全统计最容易出现此类纠纷且出现纠纷数量较大的领域集中体现在信托公司对房地产公司的投资。“名股实债”交易中的融资方往往来自于对资金需求密集的行业，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建设企业，对此产生很好印证的就是本案中的湖州港城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对资金的需求量波动幅度较大，具有明显周期性，比如房地产公司处于新项目开发阶段时融资方往往对获得大量资金支持的需求非常迫切。依靠单纯的债务融资会改变公司的资本结构，导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过高，而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在清算时对债权人利益保障程度大小的重要指标[1]（40）。过高的资产负债率表明企业的偿债保证变低从而使贷款的安全系数大打折扣，这会加大企业再次借款的难度和成本，因此仅仅依靠债权投资无法满足融资方的要求。同时，长期以来我国企业间借贷受到限制的情况无疑使企业获取融资难的处境雪上加霜。在此种状况下企业通常的操作方式是吸引一部分股权投资，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有助于维持目标公司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以粉饰财务报表，另一方面作为公司财务考核指标的财务杠杆率也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使投资人对公司的前景估计偏向乐观从而增加对目标公司的投资意愿。“名股实债”的融资方式恰好可以使企业以上两方面的期望都得以实现，既在账面上扩大公司股本金额又相对降低债务比重，使得财务报表中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保持较低值，然后使用更高的财务杠杆在金融市场获取所需资金。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一般情况下股权所承担的风险较高，因此其收益也远远大于债权收益，而“名股实债”是对风险和收益的一种人为错配，即使是最为理性的投资方也难以抵挡在较低风险下获取稳定高收益的诱惑，所以投资者对“名股实债”这种操作方式持认可态度。另外，公司的投资者由于名股实债协议的签订拥有了股东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目标公司的财务活动及重大经营事项，大大提升了投资方的知情权，便于投资者监控资金用途，从而确保其投入资金的安全。因此，“名股实债”的交易模式能够同时满足投融资双方的利益诉求，在房地产信托领域屡见不鲜。（二）我国金融监管制度落后。“名股实债”融资模式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更新速率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实际需求。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相较域外极为严苛，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等受到严密监督管控的金融机构若想追逐利益最大化，就不得不通过与其他当事人重新构筑法律关系以实现对现行管制手段某种程度上的规避。在当前我国仍对金融业采用分业经营和监管的模式，任何金融机构都需要取得相应牌照才能从事对应的业务，而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法律上来看并不是合格的贷款身份主体，所以若想获得投资收益，只能通过股权形式开展业务[2]（9）。在具体交易中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往往也意味着面临更大的风险，为了缩小投资风险，PE热衷于利用名股实债模式使其达到变相发放贷款的效果。其次信托成为“名股实债”具体操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绿色通道，这是因为银监会在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诸如房地产开发商需要具备相关资质、满足特定要求，才能取得信托公司的贷款，不然就只能接受股权投资。细究“名股实债”的操作过程不难发现，正是对上述规定所作出的变通，无论是从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处受让股权还是干脆直接由目标公司增加资产扩张股权，都能够使得信托公司获得目标公司股东的身份从而一跃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然后和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签订一系列的协议，对其他股东回购信托公司持有的股权的特定条件作出具体约定，信托公司既达到了投资资本安全退出的目的，又能按照一开始约定的价格进行股权交割从而获得类似债权的固定收益。出于对合作协议是否能得到对方当事人严格履行的担忧，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方都会基于谨慎性要求融资方实行增信措施，主要包括对项目实施抵押担保、对股东股权进行质押担保或者直接由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等[3]（7）。在本案中新华信托交易发生时未与湖州置业签署借款合同而只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也同样是出于规避法律监管的目的，使得其在庭审过程中无法完成该交易是债权实质主张的举证，因此成为败诉的重要因素。

二、“名股实债”的认定依据

由于关于“名股实债”认定的法律规定尚不明晰，在操作时当事人往往会采取很强的隐蔽性，所以对其进行认定的依据来源主要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从法律上来说，双方当事人于交易之时所签订的协议是对彼此权利义务约定最客观的反映，那么要判断当事人之间究竟是何种法律关系的方式最为合理的自然也是基于协议。由于在金融市场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名股实债”的模式也向复杂化的方向逐渐演进，这给其认定带来了一定难度。正是鉴于名股实债构造的复杂性，法院不能仅依据单项特征就简单地作出债权或股权性质的判断，而应对以下认定依据进行综合考量后加以认定。（一）对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判断。对于转让股权的行为性质进行判断的最主要依据是股权转移的比例和转移后的实际控制权的拥有主体。一方面，在常见的“名股实债”交易中原股东往往会保留一部分股权，即仅按照一定比例转让股权，目的在于能继续对公司进行实际控制，享有股东权益。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原股东将自己所持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投资人，若其后仍旧掌握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对公司进行管理，则该股权转让仅具有表象性。当且仅当原股东将股权百分百转让后不再参与公司治理，才能够认定这是一个真实的股权转让行为。再者，投资人如果是真实的投资意思，一般会要求派驻董事实际参与公司治理，而在投资人的目的并非想获得标的公司的股权而是规避法律法规进行债权投资以期获得投资回报的情况下，该行为出现的可能性较低。在新华信托案中，吴兴区法院认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并予以采纳，从而依此认定双方达成了股权转让与受让的合意，新华信托管控港城置业公章和指派董事参与公司事务管理的行为都从侧面反映出其此笔投资并非单纯的债权性质。（二）对收益性质的判断。对股权转让行为性质的判断可以依据股权受让方所获收益是否为固定收益这一关键因素进行[4]（84）。股权收益和债权收益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股权收益和公司的盈利状况密切相关，一般只有在公司处于盈利的状况下才会进行分红，并且红利的数额也与公司的盈利额挂钩。与股权收益的强波动性相反，债权收益往往在签订协议时就已经提前确定，并不取决于目标公司日后经营状况的好坏，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债权本金约定一定的比例作为利息收益或者干脆确定一个固定的收益数额，从而使投资人的收益独立于公司经营情况。根据收益的性质可帮助区分股权转让行为和借贷行为，在此案中，新华信托与港城置业通过信托协议约定了固定收益，符合名股实债的特征。（三）对股权转让价格的判断。通过对股权转让价格这一因素的合理性判断，其实也不难推测出当事人之间在交易时是否形成了真实的股权让与合意，如果交易价格明显过高或者过低则说明有悖于常理，可以据此认定股权交易不真实，从而确定为“名股实债”。在新华信托案中，如果仅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这一项来看，新华信托缴纳的8，070万元属于资本公积，用于转增资本，并没有出现交易价格的畸高，所以并不能成为名股实债的认定依据。（四）对所涉担保的判断。如前文所述，处于“名股实债”交易中的当事人双方为打消顾虑、确保合同的履行，往往会要求采取一系列增信措施，例如新华信托案中各方之间签署的担保协议和办理的抵押登记手续等。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并未据此直接倒推主债权成立，但不能仅以此案就得出所有该类案件都视之为股权性质的结论。实际上在司法实务中，法院由于认为担保债权属于从债权且必须依附于主债权债务而存在，而倒推出主债权债务的存在，因此将案件性质判定为属于债权性质的案件也为数不少。

三、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

“名股实债”这一简化表达是对特殊融资形式内，对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种笼统概括，本身并没有正式的法律上的出处，现行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也无相关的明文规定。只有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在2017年初的4号文曾对其作出过界定，这也给司法实践中对“名股实债”性质的界定提出了重大难题。在对于“名股实债”相关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关于名股实债性质界定的司法裁判结果，绝不会超出认定为股权投资或认定为债权投资两者之外。然而这两种对于融投资双方的法律关系界定的判决，却将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从而真实地影响着交易当事人的切身利益[5]（30）。本次新华信托案看似是对破产债权申报资格的确定，实质上却是对新华信托的投资资金属于股权还是债权的性质界定。针对此问题，李玉斌律师提出关于“名股实债”投资模式的认定应当采取“内外有别”规则的观点[6]（97）。在对有关“名股实债”相关司法案例进行检索后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在对名股实债交易性质的认定的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弹性，巧妙地将同一个问题分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如果在同一个案件中的法律关系仅涉及公司内部，法院倾向于尊重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权利，以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为基础合理推测真实法律关系，从而判断此笔投资是股权还是债权性质。而在一旦案件涉及公司外部的其他当事人利益，法院则作出价值选择的利益取舍，倾向于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以具有公示效力的工商登记材料作为确认股东身份的依据，此举在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的同时也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在此次新华信托案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原告新华信托于庭审上出具的第三组证据中的13号证据《（2014）民二终字第261号民事判决书》，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北京时光案作为例证，意在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类似案件的相关裁判文书中认定“名股实债”的实质属于债权，并判决支持了原告要求偿还融资的诉讼请求，以期在本案的审理中得到审理法院的参照。对比新华信托案和北京时光案，两个案件的交易双方签订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合作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等合同，甚至于在诉讼中法院也都认可了合同的效力。对于新华信托案的判决，法院有两种裁判规则可以遵循，即与最高法在北京时光案中的判决如出一辙，根据交易双方所签订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投资期限和固定收益等因素综合认定新华信托的投资性质上属于债权投资；或者坚持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以避免对其他债权人基于权利外观而实施法律行为后的结果的不利益。新华信托案一审判决中对名股实债股权性质的界定就是遵循了第二种“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裁判规则。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在对涉及“名股实债”的案件做出司法处理时，最高法院和地方高院的司法实践中尚没有对其效力作出肯定或否定的明释。涉及名股实债交易模式的类似案件在不同法院的判决结果不尽相同，主要原因是法院在进行内外关系的区分之后，对利益保护对象的优先选择不同从而导致了不同理论的运用。在仅涉及交易方内部关系的案件中以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和履约行为作为认定交易方真实法律关系的依据，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权利并结合“实质大于形式”原则对投融资资金性质的归属做出判断，使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诉讼中被平等地对待考虑，并不体现对任意一方的优先保护。在涉及交易方外部关系的情况下，假若认定“名股实债”的性质为有担保的债权，依据《破产法》中债务清偿的相关规定势必会对其他善意破产债权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的行使以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为限度，法院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作为判断名股实债性质的第一要义，从而坚持权利外观效力，以期避免损害交易安全和徒增交易成本。在新华信托案中，法院正是出于对港城置业其他善意破产债权人利益的维护而将新华信托的投资资金性质界定为股权。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2]高璐祎.名股实债的法律适用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3]黄阳木子.信托结构型融资交易的法律识别[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4]程进飞.“去杠杆”背景下的金融创新———“名股实债”的性质认定及法律风险分析[J].金融创新法律评论，2017（第1辑•总第2辑）.

[5]赵育才.名股实债司法裁判实务的总结与反思[J].金融法苑，2018（1）.

债法范文篇5

【关键词】债法总则、中国民法典、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人格权请求权

在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围绕着应否设立债法总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否定论者认为，侵权行为产生责任，而不是债，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脱离了债法体系；合同法也独立成编，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作为准合同，归属于合同法。这样，债法已经被肢解，债法总则自然无设立的必要了。看来，若赞成设立债法总则，必须回答与评论侵权行为能否引发债?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是否使之脱离了债法体系?侵权行为法、合同法各自独立成编是否就在实质上肢解了债法?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归属于合同法是否科学?为了清晰，也为了增强说服力，至少须做如下工作：一是针对否定设立债法总则的观点进行评论，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二是从正面阐明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三是说明设立债法总则也存在若干逻辑问题；四是在立法论的层面讨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

一、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是否使之脱离了债法体系?

否定论者认为，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使之脱离了债法体系，并以下述理由作为支撑：1.债是财产关系，债权必须具有财产性，而侵权行为引发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恰恰不具有财产性，故侵权行为法不属于债法；2.债的同一性理论是债与责任合一的理论根据，侵权行为引发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恰恰不符合债的同一性的要求；3.责任不应是债的担保，侵权责任不应是债的范畴；4.将侵权行为看作债，从法律关系上说混淆了义务与责任的区别；5.传统债法通则已经远远不能适用于侵权责任。对此，笔者分析与反驳如下：

(一)债的关系并非一律为财产法律关系

债果真均为财产法律关系吗?无论是从债的本质要求看，还是在民法发展史上，抑或在近现代民法的立法例上，答案都是否定的。

首先，从债的本质及界定看，债无必须是财产法律关系的要求。在古典时代的罗马法中，人们并不重视债的财产性，而是关注债抽象的潜在约束的观念。[1]在原始社会中财产是不当什么的，被重视的只有债务；[2]债是应负担履行义务的法锁；债是法律用以把人或集体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束缚”或“锁链”，作为某种自愿行为的后果。[3]这种法锁，既可以束缚住当事人之间的非财产关系，也可以束缚住其财产关系。《法学阶梯》就把债界定为“一种迫使我们必须根据我们城邦的法律制度履行某种给付义务的法律约束。”[4]在现代，通常把债表述为，特定当事人之间得请求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5]

既然未把债特别地界定为财产法律关系，那么，如何解释债在如今大多具有财产性的现实呢?笔者认为，债系法锁，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其内容为债权债务。这些都决定了它天然地具有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交付一定物、支付一定金钱等效力，它适宜成为财产流转的法律形式，从而使它具有财产性。在商品经济乃至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债基本上表现为财产法律关系。同时，债也天然地具有下述功能：依据约定，一方无偿地帮助另一方看护孩童；根据约定，一方在0：00至6：30不跳迪斯科；按照约定，甲公司为乙公司无偿地培训技术人员；等等。如果非得要求债具有财产性，这些关系就因无财产内容而不属于债的关系，而在现代法制上，除了债的制度，尚无其他法律制度及规则得它们具有法律拘束力。如此以来，这些至少是一部分人必需的社会生活关系因无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而效力减弱，以至于它们得不到遵循。其后果极为严重。

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财产关系不能替代一切。在人们越发重视精神感受和满足的今天，尤其如此。当相对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某些领域无财产性，却又需要受到法律的强制力拘束和保护时，债显然是其理想的法律形式之一。如果我们把债仅仅局限于财产，就是无视社会生活对于法律的需求和决定作用，作茧自缚，降低债的功能，缩小其适用范围。

上述事实和理论反证出下述道理：债的法锁拘束力及其债权债务的表现形式，使得债适宜成为财产关系的法律形式，而非因债为财产关系的法律形式才使得它具有法锁拘束力，由债权债务构成。如同人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使得人能够进行民法分析，而不是因为人进行民法分析才使得人拥有抽象思维的能力。如果颠倒前因后果，就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所有权关系为财产关系的法律形式，也应当具有法锁的拘束力，以债权债务为内容。恐怕没有一个法律人会有此观点。这表明，债必为财产法律关系之说，有本末倒置之嫌。

其次，从债的早期形态考察，债无必须为财产法律关系的本质要求，甚至并非财产法律关系。罗马的债(obligatio)所保留的特点使人联想到涉及人身依从关系的原始观念。扣押人质是表现原始债特点的形式。人身为债的履行承受着实际的责任约束。债保留着为履行给付责任而设置抽象的潜在约束的观念，其逻辑结果就是对债务人躯体的执行(在《十二表法》中可以见到这种执行的残酷性)，这是对多少有所反抗的债务人躯体的执行。[6]在人类文化史发展的初期，债权纯粹体现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人身关系，一般经济关系的性质甚微。[7]债法的标的，在其起源时期，也可以说是债务人的人身，因为债务人必须为债权人实施行为。[8]在第一期，在不履行债务时，债务人经常将其整个人身(全人格)置于债权人的权力之下。最初，债权人简单地杀戮债务人以满足复仇感情，以后进步到幽禁、强制债务人作为奴隶而劳动，或干脆将债务人作为奴隶出卖以达到经济目的。尽管有这种进步，但从整体看来，仍未脱离人身责任的范围。[9]在只有到法律规定首先应当以支付“罚金(poena)”或“债款(pocunia或rescredita)”，仅在以债务人的财产不能给付或清偿时，权利享有人才能通过执行方式对其人身采取行动的时候，债才第一次获得了新的意义，即财产性意义。[10]

第三，在近现代的民法上，无财产性的债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近代法律，不仅没有必要将债权的标的限定于金钱价值，而且尚有将债权的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领域的要求。日本民法明文规定，从立法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不能否认社交礼仪中赠送往来的金钱价值，他方面也不允许拒不承认无法用金钱估算的无形利益，尤其是以人格利益为标的的债权的成立(例如，终身定期金债权，道歉公告债务)。[11]虽然近代法律扩大债权的范围，但另一方面也产生财产性质淡薄的债权。随之而来，使法律关系与道德关系难以截然分开，双方有重复交错的关系。[12]法国民法典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委托无报酬(第1986条)。德国民法典直接把委托规定为受托人为委托人无偿处理事务的关系(第662条)。和解有时即为无财产性的关系(参见第779条)。有些无名合同，双方约定为无偿，所引发的债亦无财产性。德国著名债法权威卡尔•拉伦茨关于债权一般都具有现实的财产性的观点[13]，就表明了他承认非财产性的债权类型。

(二)债的同一性并非侵权行为法归属于债法的障碍

否定论者指出，债的同一性理论，正是对债与责任不加区分的理论根据所在，也是债的关系法体系构成的理论根据所在。侵权行为引起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侵权责任，不再仅仅限于损害赔偿，于是它不具有债的同一性，所以，侵权行为法不应归属于债法。

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债的同一性理论的含义为，在债发生变更、移转等情形时，债的关系不失其同一性，其法律效力依旧不变，不仅其原有利益及各种抗辩不因此而受影响，就是其从属权利(如担保)原则上亦仍继续存在。[14]显然，该理论是在揭示债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处于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债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是在肯定它们之间具有质的同一性，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侵权行为场合呢?需要进行类型化的分析。

在侵权行为人不法侵害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侵权行为实施前的法律关系为绝对权关系，其后的法律关系为侵权责任关系。它们为绝对权关系与侵权责任关系之间的联系，并非债的关系与侵权责任关系的关系，不具有质的同一性，不存在适用债的同一性原理的余地。在这里，以债的同一性理论来否认侵权行为法的债法属性，不合逻辑。

在侵权行为人不法侵害债权的情况下，侵权行为实施前后的法律关系，分别为由原给付义务构成的债的关系、由次给付义务组成的侵权责任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类侵权责任关系以损害赔偿为内容，法律未配置精神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和消除影响的救济方式。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人否认这两种关系的同一性，而是认为损害赔偿关系为前一类债的转化形态。此其一。其二，在医疗、旅游、骨灰保管等合同关系中，因债务人的侵权行为(当然可以说是违约行为)给债权人造成损失，例如，使患者的身体遭受侵害或者婴儿遗失，使游客丧失了精神方面的享受，使死者的近亲属遭受到精神伤害等。于此场合，转换而来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与医疗合同关系或者旅游合同关系或者骨灰保管合同关系等，是否具有同一性?目前尚找不到坚强有力的理由作出否定的答案。其三，进一步，如果在上述场合债务人不但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还要赔礼道歉，此类侵权责任关系(当然也是违约责任关系)与合同关系是否依然具有同一性?依据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就否定其债法性理论的逻辑，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笔者则持肯定论，因为以损害赔偿和赔礼道歉为内容的侵权责任(当然也是违约责任)关系，仍然是医疗、旅游、骨灰保管等合同关系的转化形态，债权债务依然有效，它们是产生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的根据之一；原有的利益及各种抗辩不因此而受影响。所有这些，都符合债的同一性的要求。那种认为只有合同关系仅仅转化为损害赔偿的形态才算具有同一性的观点，实际上仍未脱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的窠臼。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同态复仇的标准衡量，医疗、旅游、骨灰保管等合同关系转化为损害赔偿、赔礼道歉关系，两者之间也有同一性。因为前一类关系含有债权人的精神因素，精神损害赔偿和赔礼道歉正是平复债权人的精神创伤的手段。

必须指出，否定论者欲证成侵权行为法属于债法不符合债的同一性理论的观点，其应做的工作，不在于检视侵权责任关系与被侵害的法律关系(如物权关系、人身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债的关系)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而在于必须阐明侵权责任关系本身不符合债的关系的标准，即，证成把侵权责任关系表述为“受害人享有请求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侵权行为人负有满足此类请求而实际承担侵权责任的义务”，是不正确的。换言之，否定论者须证成侵权责任关系与“受害人享有请求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侵权行为人负有满足此类请求而实际承担侵权责任的义务”这种关系无同一性。(注：通说把侵权行为引发的关系称为债，把侵权行为法划归为债法，就是基于侵权责任关系为债的关系这个事实。从时间顺序方面讲，侵权行为引发侵权责任；该责任的成立，立即或曰同时在侵权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形成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即受害人有权请求侵权行为人向其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说向其履行损害赔偿等义务，侵权行为人有义务满足此类请求，履行赔偿受害人损失等义务。这种关系通说叫作债。那种所谓侵权行为首先引发债，然后才有侵权责任的观点，不合法理。)若证明成功，就可以说把侵权责任关系定位为债的关系违反债的同一性理论，进而，侵权行为法不应归属于债法。

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成立，不论其所含救济方式仅为损害赔偿，还是包括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它们都被涵摄入债的关系中，均为侵权之债的内容，一点也未遗漏。二者不过是站在不同角度观察事物而出现的不同命名，是不同层面的分别描述。侵权责任制度凸现着义务违反之结果、国家强制力乃至否定性评价等属性，侵权之债制度则对这些属性忽略不计，看重的是侵权责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因素。如同一部《红楼梦》，不同人群看到的不同一样。简言之，侵权责任关系与侵权之债之间具有质的统一性。它们之间正好遵循了债的同一性原理。由此可见，侵权责任关系属于债的关系的通说没有违反债的同一性理论。

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大多相伴着损害赔偿而适用。如果承认损害赔偿关系为债，却否认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关系为债，只承认它们为侵权责任，就形成了下述局面：把损害赔偿关系这一半认定为债的关系(因为用非财产关系说不能将它排除)，而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关系这另一半说成非债的关系。在方法论上，没有重大理由，不宜如此思维。

即使是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独立适用，也因为它们属于偶然之事，我们问题可以暂时忽略它们，抓住主要部分进行分析。把所得结论再放入偶然之事、个别情形之中进行检验，看其是否吻合。如果吻合，就可以肯定其结论；反之，就应反思该结论，或者把该结论局限于特定场合。在侵权行为法中，就是要抓住损害赔偿关系这个主要的部分，进行分析，看其是否符合债的规格。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将该结论放入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关系中进行检验，除了财产性和就它们本身不得强制执行这两点外，其他部分与损害赔偿关系没有区别。由于财产性并非债的本质要求，因而，欠缺财产性不是否定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关系为债的理由。至于强制执行问题，我们宜从两点把握：一是从宽解释强制执行，即，虽然就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本身不得强制执行，但可以将之转化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等形式，然后予以强制执行，也可以认为具有可强制执行性。二是并非所有的债都可以强制执行，如以提供服务为标的的债，不允许就债务本身请求继续履行乃至强制执行，只能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然后强制执行损害赔偿债务。对于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关系，也可以如此对待。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关系作为债的关系。正所谓因名誉被侵害请求为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如刊登到道歉启事，虽其内容不以金额为赔偿标的，但性质上仍属债权”。[15]於保不二雄教授把公告道歉作为债务[16]，有异曲同工之妙。结论就是：侵权行为的后果，不仅请求加害人支付赔偿金是“债”，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不为一定行为)、赔礼道歉(为一定行为)也当然是“债”。[17]

行文至此，就不难明了否定论者下述观点的不妥：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不能转化为债，给付的同一性已被打破。既然“债”已经无力网罗它们，侵权行为法独立出来不就顺理成章了吗?!由于这种观点只有以债的关系必须是财产性法律关系为前提才成立，而该前提并不存在，其结论也就不正确。如同上文考察的那样，无论在历史中还是近现代立法例上，债无必须局限于财产法律关系的本质要求，却有特定人之间请求为一定给付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特质。如此，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请求权以及相应的义务，不正符合债的要求吗!所以，侵权责任关系属于债的关系，侵权行为法属于债法，这个通说具有合理性。

诚然，特定人之间请求为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未必是债的关系。例如，继承关系为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婚姻关系为特定人之间的关系，劳动合同关系、抚养关系等亦然，但它们均非债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律基于身分、血缘、特定社会政策等理由而不允许或者原则上禁止它们适用债法，从而不把它们作为债或者将其从债的体系中排除。无此类理由和相应的立法，就不宜否认特定人之间请求为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为债的关系。就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关系而言，迄今为止，尚未见到禁止把它们作为债的关系处理的立法，所以，无充分的理由否定它们为债。

(三)一般担保与侵权行为法不属于债法

否定论者认为，应当抛弃视责任为担保的传统观念，把握法律责任的本质特征，明确民事责任的涵义。其逻辑是，否定了侵权责任为债的担保，就是在证明侵权责任非债的范畴，至少为这种观点的确立扫清道路。笔者理解，这里存在着误解。前述否定论者所说的担保“包括债法上的保证，物权法上的抵押、质押、留置。”而德国法系关于“责任为总债务的担保”中的所谓“担保”，并非指上述保证、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些“特殊担保”，而是指一般财产，或曰责任财产。德国法系所谓“责任与债务相伴，不加区别，常相混淆”，是指一般财产责任与债务不加区别，一般财产与民事责任常相混淆。对此，可以通过简要的历史考察予以明了。

在民法的发展史上，人格的责任逐渐绝迹，而财产的责任中，特定财产责任发展为担保物权，一般财产责任却形成当然附随于其总债务的原则，因而债务与一般财产责任，乃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自罗马法继受以来，一般财产责任在观念上乃成为债权的效力或其作用的一部，因而认为两者无区别必要的思想，遂普遍发生。所以然者，盖现代法上任何债务绝无人格的责任可言，而担保物权、保证等特殊的财产责任，已分别化为独立的制度，故今日所称责任，仅限于债务人的一般财产，而其一般财产，又为其总债务的担保(责任)，所有债权人均基于平等的立场，对之执行，以获满足。

既然责任为债务的一般担保或者说总担保，指的是债务人的一般财产(责任财产)是债务的总担保，而非说保证、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为债务的总担保，那么，仅仅阐明保证、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不是债，尚未完成证明侵权责任这种“责任”并非债的一般担保的任务，也就未能说明侵权责任不是债，未能说明侵权行为法不属于债法。笔者认为，否定论者肯定完不成这项任务，因为侵权责任成立恰恰是以行为人的全部财产作为其承担责任的总担保，或者依据通说的表述，行为人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履行损害的赔偿义务的一般担保。从这个方面说，侵权责任关系也属于债的范畴。

扩而广之，债、一般财产、债的一般担保、民事责任、债的保全等制度及其范畴具有质的同一性。这些表面上分散独立的制度，却在深层次上体现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民法之美的表现。回味下面的一段话不无裨益：责任这个概念同义务的概念一样，乃至人这一概念本身，从它被移植到私法中以后，其范围都不断扩大，以致其本来的内容反而相形见绌了。[18]

(四)侵权行为法属于债法的通说未违反“义务——责任”的逻辑

否定论者归谬说，如果说侵权行为的后果产生债，对债务人来说是产生了债务(义务)，也就是说违反了义务又产生了义务，这样就违反了法律关系的逻辑性。事实是，先有不作为的义务，后有对不作为义务的违反，才导致义务人承担民事责任。违反不作为义务是因，民事责任是果，而不相反。对此，笔者作出如下分析与反驳：

其一，侵权行为的后果就是侵权责任，此处遵循着义务——责任的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使得受害人有权利请求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责任人有义务满足受害人的该项请求，向他承担侵权责任。此处的权利、义务发生在相对人之间，权利以请求为内容，符合债权、债务的质的规定性的要求，故这些权利义务关系就是债的关系。完全遵循着“违反不作为义务是因，民事责任是果”的逻辑。

其二，如果责任者再次违法，拒不实际承担侵权责任，又产生债务不履行责任。受害人也就是债权人有权请求责任人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责任人有义务满足这种请求，实际承担此类责任。这类权利、义务关系再次构成债的关系。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这才是符合逻辑的。

否定论者未看到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变化规律，忽略了可以从各个层面观察、界定同一个事物的方法，未免机械、僵硬。

二、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

笔者注意到，即使上文反驳否定论的分析有其道理，民法典设立债法总则的结论也不会从中自然地得出来。有鉴于此，需要从正面阐明民法典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

(一)抽象概括式的立法技术需要债法总则

假若我国民法采取的是普通法的风格，债法总则可以不设。事实是我国民法继受了大陆法系的风格，民法采取了抽象概括式的法律体裁，使用抽象化的概念，对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由于如果立法者的首要目的是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裁判的可预见性，那么，他就会选择抽象概括方法；[19]由于如果立法者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因此准备让法官来决定如何将一般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那么，立法者就会选择抽象概括式或者指令准则式的法律体裁，或者将两种体裁结合起来使用；[20]因而，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国民法不会抛弃抽象概括式的法律体裁。如此，“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上下属关系，概念之间的相对性或兼容性以及如何将整个法律材料划分为各类总体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1]这就是债法总则存在的理论基础之一。

(二)有些共同的规则，债法总则的设立使之简约

应当承认，合同、单方允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等的理念、构成要件、指导原则和社会功能各不相同，不足以作为债的共同构成要素，其构成债的内在统一性的，乃其法律效果的形式相同性。[22]这种从消极特征立论虽然远不如从积极特征立论的方法和路径更具有价值，但仍较任凭各个制度一盘散沙似地孤立存在显现着积极的意义。其中，提取公因式，形成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债的共同规则——债法总则，其优点是多方面的。其一，这样使民法典简约，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其二，债的共同规则本应适用于合同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侵权之债等相应领域，但若不设债法总则，只好把它们规定于某类债中，或者分而置之。如此，时常会出现准用的现象。这种人为地错用立法技术导致本为“适用”却不得不“准用”的现象，显然应予避免。其三，设立债法总则可以使某些制度及规则更为清晰、准确。例如，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79—86条)中，解除权、终止权是否因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而移转?合同关系是否因此而消灭?许多问题随之而来，且不易弄清。如果把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规定于债法总则，没有双务合同等形成的数个狭义债的关系组成的广义债的关系等因素的困扰，就比较明确地传输给人们这样的信息和规则：债权让与就是债权的个别转让，只是原债权人退出该狭义的债的关系，如果该原债权人对债务人仍负有债务的话，这一狭义债的关系并不消灭。在该债的关系基于合同而生的情况下，该合同关系自然不会因债权让与而消灭，决定合同消灭的解除权、终止权自然不得轻易地随着债权的让与而移转。债务承担场合，同样如此。

为了显现设立债法总则的优点，以下分别进行考察，并作简要的说明。

1.基本原则与债法总则

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与侵权之债不相容。其实不然。侵权行为大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这个层面上似乎两者不相容；但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实际支付损害赔偿金、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则需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再次违反。所以，即使是侵权之债，也与诚实信用原则密切相关。

2.债权效力与债法总则

债权具有请求力、强制执行力、依法私力实现力、处分权能和保持力，例外地，也有的债权欠缺某项效力，表现为不完全债权。[23]这些现象可以呈现于各种类型的债权之中。如果不设立债法总则，把它们规定于任何一类债及其制度中，都不尽理想；只有规定在债法总则中，才最为合乎逻辑。

3.债的履行与债法总则

债的履行原则、许多履行方式、选择之债、种类之债、多数人之债等，统一规定在债法总则中远比规定在某类债中合理、经济。

4.债的保全与债法总则

债的保全，各种债都需要，不限于合同之债。我国《合同法》第73条至第75条关于债的保全仅限于合同债务，只是权宜之计，且不适当。把债的保全归还给债法总则方为正途。

5.债的担保与债法总则

结论与道理如同债的保全与债法总则。

6.债的移转与债法总则

债的移转应规定在债法总则，其道理如同上述，此处不赘。至于精神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债权债务不宜转让，设置例外即可。以存在着例外来否定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乃至否定侵权行为法的债法性，理由不充分。民法到处都存在着例外。只要此类例外未使一项制度发生质变，该制度就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只要例外本身未发展到只有脱离原制度方能适当地处理问题的程度，该例外就依然是例外，没有独立的价值。

7.债的消灭与债法总则

清偿、提存、抵销、免除原则上为一切类型的债的消灭原因，单独规定在任何一种债中，都不适当；若每种债中都予以规定，显然是不必要的重复。理想的方案就是放置于债法总则中。

当然，并非任何一种债都无保留地适用这些消灭的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设立例外。此类例外同样构不成否定设立债法总则乃至否定侵权行为法的债法性的理由。

8.损害赔偿与债法总则

各种类型的债都涉及损害赔偿，只不过有的是期待利益的赔偿，有些是信赖利益的赔偿。在我国现行法上，都存在着与有过失、损益同销等规则的适用问题。将它们一并规定在债法总则中显然比较理想。

三、设立债法总则的可行性

至于设立债法总则的可行性，相对于必要性而言不是难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从民法典的篇章结构看

德国民法典把债作为一编，开首便规定债法总则，顺理成章。中国民法典把债分解为若干编，如合同法编、侵权行为法编，再设置一个债法总则编，也合逻辑。不然，把一些不可或缺的规则，如过失的要件、清偿的规则等放置于合同法编或者侵权行为法编，反倒不合体系化的要求。

(二)从债法总则的容量看

就条文的数量看，债法总则相当可观，无论如何，要比人格权编多得多。人格权编的条文如此之少，都可忍受，债法总则单独成编就更应容忍。

(三)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配置领域看

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虽然可形成两类独立的债，无论就其发生原因还是就其构成、法律效力着眼，它们都是与合同、侵权行为平行的制度。既然合同法、侵权行为法都独立成编了，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也应当如此处理，才合逻辑。不过，在内容方面，它们较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终归相差悬殊；在条文数量上，它们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的毕竟不成比例。从立法技术的层面考虑，它们单独成编，不合形式美的要求。如何处理，有两种方案：一是把它们放置于合同法编，二是把它们规定于债法总则编之中。

第一种方案的理由是，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都是准合同，把它们规定在合同法中说得过去。笔者认为，该方案只有在不设债法总则的前提下才可以采纳，否则，不可取。其道理在于，准合同不是因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合致而形成的法律行为，而是直接由法律的规定把当事人双方锁在一起的法律关系。称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为准合同，仅仅是着眼于不当得利关系、无因管理关系、合同关系均为特定当事人之间以请求一定给付为内容的法律关系这一点，而忽视了它们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前两者系直接依据法律规定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则是原则上依照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内容赋予法律效果的关系。正所谓一个准契约完全不是一个契约。[24]它们之间原则上不得相互准用法律规定。

把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规定于债法总则编的方案，比上述方案要好，但仍然是个无奈的办法。因为按照一般的逻辑，债法总则是要普遍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债的，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规范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属性和功能。由此看来，只要将债法分解为若干编，只要顾及编章的形式美，无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放置于何处，都不会令人满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被规定在债法总则编不能容忍。

(四)从法律解释与适用的难易程度看

不赞成设立债法总则的论据之一是，如果设立债法总则，就会形成这样的法律结构：民法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债法总则编、合同法编中的合同总则、具体的合同规范。可把它简称为“四层结构”。如此，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就需要从合同法编的具体规范至合同法总则，再至债法总则编，后至民法总则编，层层上升，又返回，循环往复，寻觅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解释，解决案件纠纷。如此特别法——普通法，个别规范——法律原则，基本原则——个别规范的循环往复，繁琐且专业化，普通百姓难以掌握。

对此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1.在设立债法总则的背景下，合同法的总则就仅仅规定合同及其债所特有的共同规则，不宜规定适用于各种类型债的共同规则。我国《合同法》的总则内容系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当时无民法典及债法典，许多共同的债法准则虽然为实务所急需，但法律规范却尚付阙如。《合同法》制定之时，民法典及债法典难以在若干年内出台，于是“临需受命”，使《合同法》总则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扮演债法总则的角色，装填上若干超出其边界的实质上是债法总则的制度及规范。并且有言在先，一旦民法典及债法典制定，要“归还”本属于债法总则的制度及规范。值此制定民法典之际，应当履行上述允诺。如此，债法总则与合同法总则原则上就不会有交叉、重复。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就是如此设计的。2.民法总则中的法律行为、合同法总则中的相当规范，系针对法律行为而设置的，不同于债法总则系就债权债务关系而做的规定。它们重复的部分不多。3.“四层结构”的确复杂，增加了解释与适用债法的难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第一，既然我国民法已经采取了抽象概括式的法律体裁，实质意义的债法总则是客观存在，想扔也仍不掉的。在民法典的结构上不设立债法总则，即形式意义上的债法总则，实质意义的债法总则只好“屈就”到某类具体的债的制度之中。这种法律架构及立法技术不如设立形式意义的债法总则。第二，如果我们承认，我国债法乃至整个民法是裁判规范，系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尽管立法者念念不忘民法规范系行为规范，一直尽可能地把债法制定得通俗易懂，期待着每个法律规范都能被普通百姓所理解，并且明知如此操作付出了若干法律条文不准确、不传神的代价，但“残酷的”实际情况是在相当领域都徒劳无力，普通百姓依然不解其义。这告诉我们，在一定意义上说，民法主要是给法律家制定的，普通百姓通过他们来理解和运用民法。既然如此，“四层架构”就可以接受。第三，民法，系为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和存在，并且特别关注解决得是否妥当。如果民法制度及规范虽然简单，却能适当地解决社会问题，上策自然是不宜采用复杂的制度及规则；如果只有复杂的制度及规则才能适当地解决社会问题，就只好选取该复杂的制度及规则。这也是选择“四层结构”方案的理由之一。

四、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重新定位

(一)问题的提出

此前所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系按照解释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的规定，承认它们为侵权责任的方式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阐述它们可被涵摄入债的关系之中的理由。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否站在立法论的立场，转换视角，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与人格权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即从请求权的角度将它们作为人格权的请求权?

(二)对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的检视

检视它们的请求权是否为人格权的请求权，我们可以比照物上请求权与物权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表现出来的性质来进行。一般认为，物上请求权是物权的有机构成因素，是物权的作用，附属于物权，可以不断滋生，表现为请求权，可以排除物权的享有和行使过程中的各种妨害，从而恢复物权人对其标的物的原有的支配状态。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是否也如此或者类似呢?

其一，它们从受害人有权请求侵权行为人承担的角度观察，可以表现为请求权。这为确定它们属于人格权请求权提供了前提，但仅凭此点尚难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

其二，它们的请求权是人格权的有机构成因素?是人格权的作用?与人格权不可分离吗?

赔礼道歉请求权主要产生于人格权遭受侵害的场合，的确是事实，不过，其他场合也时有发生。可见它非人格权所专有。另一方面，它同人格权的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的规格要求也不相符。所以，它不是人格权的有机构成因素，不属于人格权的请求权。

与此不同，由于名誉权、荣誉权乃至一般人格权等涉及社会评价，人格权人既享有保有本应享有的社会评价的积极权能，也享有维护此类社会评价，请求侵权行为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以恢复人格权原状的消极权能。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及其行使就在于恢复人格权的原状，属于人格权的消极权能，故为人格权的有机构成因素。

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与人格权不可分离。假如人格权没有它们，任人侮辱、诽谤而无权请求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那么，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就会名存实亡。由此看来，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符合人格权请求权的规格要求。

其三，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主张及完成能使人格权恢复到原有的状态吗?赔礼道歉无此功能，只有使受害人程度不同地平复其精神创伤的作用，也体现为侵权行为受到否定性评价。它所修补的，并非受到侵害的人格权本身，而是人格权人的精神创伤。它类似于精神损害赔偿的作用。就此看来，不宜把赔礼道歉作为人格权的请求权。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直接针对的是受到损害的人格权本体，人格权人的精神创伤因此得到平复，系其反射作用。只要人格权是个理性人，就应当是他因其人格权恢复如初而消除其心头的不快，从而使其精神创伤得到平复；而非其人格权因侵权行为而仍然伤痕累累，其人却早已心旷神怡。所以说，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直接的功能，是使受到损害的人格权恢复到原有的状态。如此，可以说两者属于人格权的请求权，类似于物上请求权中的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

其四，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可以不断地从人格权本体滋生出来吗?

人格权的请求权分为抽象意义上的和具体意义上的两种。所谓抽象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是指不论侵害人格权或者妨碍人格权行使的具体行为出现与否，不论是否存在着对人格权的现实威胁，人格权都天然地具有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的能力。(注：人格权的请求权较物上请求权复杂，既有相同于物上请求权的停止侵害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也有功能类似于物上请求权的恢复名誉请求权、消除影响请求权。其中，停止侵害请求权适用于任何人格权类型，排除妨碍请求权适用于自由权、姓名权或名称权、肖像权、婚姻自主权等人格权，也适用于监护权等身份权，消除危险请求权适用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少数人格权类型，恢复名誉请求权、消除影响请求权适用于名誉权、荣誉权、一般人格权等类型。这种复杂性和特殊性显现出研究人格权的请求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请求权不能实际行使，也不能诉求。所谓具体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则为只有在侵害人格权的实际行为出现时，存在着极可能发生的损害人格权的现实危险时，才产生的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权利。区分抽象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和具体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一是可以用来说明它们各自同人格权本体的关系有别。抽象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完全蕴藏于人格权本体，并非一种有形的独立存在的权利，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人格权的有机组成部分看待，不得视为债权、准债权或者一种独立的请求权，等等。具体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则可以另当别论。二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为具体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的源泉，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的不断滋生。只要有侵害人格权的具体行为发生，具体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就成立；另一个侵害人格权的具体行为出现，新的具体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就产生；以至无穷。三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不同具体的侵权行为相联系，不适用诉讼时效；具体意义上的人格权请求权一经产生，就存在着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消灭时效)、在多大程度上准用债法的规范等问题。

(抽象意义上的)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是否天然地蕴藏于人格权本体呢?赔礼道歉请求权不是人格权的消极权能，更不是积极权能，在无具体的侵权行为发生时，人格权本体不含有此种能力，在侵权行为实际出现时它才应受害人的请求而产生，受害人无此请求仍不出现，所以它实际上是侵权行为加上受害人的请求综合作用的后果。既然如此，它不会从人格权本体中不断滋生。与此不同，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则为人格权的消极权能，天然地蕴藏于人格权本体之中，每逢侵权行为实际发生时它就产生出来，表现出不断滋生性。

归结上述，可知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属于人格权的请求权。

(三)将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定位为人格权请求权的价值

将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定位为人格权请求权，与本文主旨最贴切的价值就是，淳化侵权责任的方式，即，侵权责任的方式基本上为损害赔偿，如果把赔礼道歉视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变态，那么，侵权责任的方式就只有损害赔偿。如此，侵权责任关系表现为损害赔偿关系，属于债的关系，它们之间具有同一性。这就非常容易地证成了侵权责任关系属于债的关系，侵权行为法为债法的组成部分。

从人格权请求权的完整理论着眼，还具有如下意义，也附带指出来：首先，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使人格权的内容趋于完整。其次，待全面探讨出整个人格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以后，就形成完整的绝对权请求权理论，不再是仅有物上请求权一枝独秀。第三，将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界定为人格权请求权，凸现出它们的强大效力。因而，第四，比较容易地说明它们与诉讼时效之间的关系。第五，使侵权责任的方式只剩有损害赔偿，符合侵权行为法从人身责任到财产责任的发展趋势。这样，对于确立归责原则，解决责任竞合，贯彻与有过失等规则等，就容易、方便得多。

(四)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的关系

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民法领域，目的、功能各不相同，故它们为聚合关系。在个案中，受害人可以同时请求。不过，依据请求权基础理论，为方便和经济，受害人宜考虑首先选择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如果实现这些请求权以后使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得到平复，就无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余地；若其精神创伤仍有残留，则再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当然，这并非在倡导多次诉讼，而是阐明我们思维的顺序。至于受害人已经遭受的财产损害，则不会因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请求权行使与否而受影响，故受害人一直有权主张，人格权请求权已经行使不是侵权行为人的抗辩事由。

债法范文篇6

一、基本情况

截至1999年五月底，我行待处理偿债物科目余额76510万元，其中一年以内待处理偿债物69177万元，逾期未处理偿债物6658万元，已处理待处理偿债物4645万元，待核销偿债物折价674万元。

自97年10月设立待处理偿债物科目以来，我行的待处理偿债物呈快速增长势头，一年半时间内，增长到7.65亿元，平均每月增长4250万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也从97年底的1.25‰上升到今年五月底的11.88‰。

从统计情况看，全行累计接收偿债物80926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48万平方米，价值43330万元，占53.5%；土地1603亩，价值17885万元，占22.1%；车辆169辆，价值2934万元，占3.6%；设备1786台，价值5341万元，占6.6%；其他11435万元，占14.1%。在其他项目中，大到皮衣、彩电，小到肥皂、袜子，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在已处理偿债物中，土地233.46亩，价值2457万元，房屋13582万元，价值1158万元，共占77.8%，实际变现3878万元，损失767万元，损失率16.5%。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待处理偿债物涉及的待转营业收入核算办法不够合理，直接对我行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按总行待处理偿债物核算的帐务处理规定，在收到待处理偿债物时，借记待处理偿债物科目（一年以内待处理偿债物）；贷记贷款本金、应收利息、催收利息，其中冲减催收利息的部分，同时借记待转营业收入，贷记利息收入。如果入帐的待处理偿债物能够在一年内变现，而且不发生变现损失，这种帐务处理方式无疑是准确合理的。然而待处理偿债物本身就是我行在贷款单位无力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保全措施，在实际处理时，普遍存在较大损失。虽然总行为处理和核算变现损失，设置了“待核销偿债物折价”二级科目，但从维护我行权益和效益的角度来看，对于涉及的待转营业收入的核算仍很不合理，主要是把变现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失也视利息实收，将采用收付实现制核算的催收利息直接纳入权责发生制核算的范围，无形中既多计了利息收入，又虚增了利润，从而使我行在承担偿债物变现损失的同时，必须垫交营业税和所得税。根据统计，我行已实际入帐待处理偿债物冲减催收利息虚增利息收入5633万元，需多交营业税金近500万元。

（二）对部分派生的收支项目核算规定不够明确，给会计核算带来很大不便

由于待处理偿债物收回的条件和环境存在很大差异，接收的实物形态和处理的方式也是千差万别，而总行的核算办法相对比较笼统，有些实际处理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规定不够明确，会计处理较为困难。

一是在偿债物接收入帐环节，根据总行核算办法，对收到的偿债物应按评估的金额入帐，但当待处理偿债物评估金额大于我行债权时，则没有明确的帐务处理方式，若按评估金额计入待处理偿债物借方，贷方缺少对应科目，若按贷款本息计入贷方，则有一部分偿债物无法入帐，均不符合有关会计平衡的规定。

二是由于偿债物种类繁多，处理变现均存在很大难度，闲置不仅不能产生收入，而且还要相应增加保管费用，更不利于资产的维护和保养，因此，不少行为减少损失对部分偿债物采取了出租的方式。然而，总行对待处理偿债物的租金收入的核算没有具体的规定。由于此类出租的偿债物大多看是房屋、车辆等固定资产，但又不在我行固定资产科目核算，不能定期计提折旧。如果这部分固定资产类的偿债物能够变现，在变现处理的资产价值评估过程中必然将我行收回至评估的时间作为资产的折旧期限，计算资产折旧从评估价值中抵扣，变现价值肯定要低于偿债物的入帐金额。同时出租资产收取的租金，作为待处理偿债物的派生收入，应视为资产在保管过程中损耗的一种补偿，担在总行现有的会计核算办法中没有具体的核算规定，只能计入收入科目，虚增利润，同时又涉及到纳税的问题，对我行的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三是在待处理偿债物的收回、保管和处理的各个环节中，均需发生多种费用支出，特别是对变现之前各环节发生的各类费用，在待处理偿债物的核算办法中都没有具体规定。首先在以物抵债环节，如通过诉讼程序收回债权，则必须向法院支付一定的诉讼费和执行费等，无论法院裁定还是双方协商，在偿债物收回入帐之前均需进行严格的资产评估，又将按评估金额向资产评估机构支付数额不小的评估费用。其次在产权变更，办理资产过户手续时，又需缴纳各种各样的过户费用。在保管环节，需支付仓储、看管等各种保管费用。同时在变现之前的各环节，凡涉及土地、房产、车辆等资产的产权变更、占有，均需按税法规定，缴纳交易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种税金。这部分费用支出均属于待处理偿债物相关的派生费用，与正常的业务管理费用有着较大区别，如在业务管理费中列支不仅不够合理，同时也会给本就捉襟见肘的费用指标带来更大的压力。

（三）待处理偿债物相关税费征收规定对我行极为不利

目前我行收回的待处理偿债物主要以房产、土地和车辆为主，但此类资产在接收、占有和处置过程中均涉及多种税费。一是收回集体所有制的土地，由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不得自行转让，必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经国家征用变为国家所有后，才能办理转让、过户手续，此间我行需按土地转让金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是在接收、处置过程中办理土地、房产的过户手续，税务部门均视同正常的房地产交易，按照交易金额征收交易税；三是在偿债物产权转移到我行后，税务部门对划给我行待处理的土地、房产和车辆等偿债物作为自用处理，依照税法规定分别向我行征收土地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由于待处理偿债物只是我行保全资产，收回债权的一种手段，土地、房产和车辆产权的转移与自行购置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并非留为自用，产权变更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如果贷款单位直接以货币资金方式归还贷款，根本涉及不到此类税费，因此两次征收过户费、交易税以及过渡期间征收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时，企业采取以物抵债方式偿还贷款，主要是由于没有偿债能力，而且不少企业本身已名存实亡，欠税现象较为普遍，因此不少地方税务部门在不同程度上把此类资产产权转移作为扩大税源的一次机遇，进一步加大征管力度，更使我行处于不利地位。

（四）接收偿债物种类繁多，变现困难很大

根据统计调查，一方面，实行以物抵债的企业大多资不抵债，无法正常经营，偿债物品普遍变现能力很差，同时由于多数此类企业多头举债，在收回待处理偿债物时，经办行存在“饥不择食”的现象，往往对偿债物的变现难度考虑不足；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有关偿债物处理的法规、办法，偿债物的处理无章可循，同时，偿债物处理市场刚刚开始建立，发育极不完善，偿债物处理的渠道过窄，这些都加大了变现的困难。从我行变现情况来看，全省8亿多的待处理偿债物目前仅处理4645万元，变现比例不到6％，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处理偿债物的价值逐渐损耗，处理将越来越困难。从偿债物变现的难度分析，比较突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接收的部分名存实亡企业的废旧厂房、专用设备。由于企业帐簿资料相对较为齐全，因此无论其固定资产还是库存商品，成本资料均有据可查，在地方保护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评估价值普遍不低，但偿债物品实际的利用价值很小，变现处理过程中，基本处于有价无市的状况，变现非常困难。

二是跨地区接收的待处理偿债物。此类偿债物主要是由于以前年度经营不规范跨区贷款形成的，偿债物以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为主，受地域、政策、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处理极为困难。

三是地处偏远，尤其是在农村的房产和土地。如某集团公司在我行贷款本息合计3549万元，因融资成本高和经营不善，无法按期归还贷款，经该市第二评估事务所评估，将集团公司名下的饲料加工厂、第一肉鸡厂、第二肉鸡厂、种鸡厂、猪厂、砖瓦厂和村委办公楼的房屋、设备和土地使用权作价3549.6万元抵偿我行债务。该集团公司地处农村，距县城40多华里，当地村民无力购买或承包，外地人又不便介入，因此变现极为困难，而且不易管理。

四是从商品流通行业接收的各种商品。这类物品一般是由于商家经营不善，我行接收的库存商品，既有家电、煤炭等大件物品，也有肥皂、内衣、鞋袜等日用小商品，花样繁多，但普遍质量较差，销路不好，变现非常困难。（五）资产接收、价值评估以及变现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

从调查情况看，由于总行没有确定可以作为偿债物的具体的资产种类，因此经办行在我行债权受到损失特别是贷款企业基本丧失还款能力的情况下，普遍基于一种“抢”一点是一点、少损失一分是一分的良好愿望，接收了很多难以处理的偿债物，其中部分偿债物变现收入甚至有可能无法抵补接收、保管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支出。由于没有固定统一的评估机构，待处理偿债物在评估时，经办行一般都是临时委托评估机构或法院指定评估机构，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评估机构容易受到借款单位或地方政府的影响，致使评估费用普遍偏高。同时对于待处理偿债物的变现处理也缺乏具体的规定和必要的授权，致使基层行在具体执行中无章可循，不少行在处理损失较大的情况下，由于担心承担责任，犹豫不决，贻误处理商机。（六）偿债物折价核销的规定不明确，实际操作非常困难

总行待处理偿债物会计核算手续中规定，对待核销偿债物折价的核销，视同呆帐贷款管理，按规定程序报批核销。但呆帐贷款除纳入国家试点城市范围的企业兼并破产和减员增效之外，必须经过人民法院宣布破产，并报经省财监办批准，方能核销。而实行以物抵债的企业大多是名存实亡，并没有经法院宣布破产，因此变现后的损失不可能按呆帐贷款核销的有关规定整理出完备的核销材料，因此核销的有关规定无法操作。

（七）地方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在待处理偿债物的接收和变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我行产生了很大影响

调查发现，我行在待处理偿债物的收回、保管和处理等多个环节受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有关政策和做法的影响较大，合作关系处理恰当可为保全我行信贷资产提供很大帮助。如A县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由A县财政局提供担保跨区向B县支行贷款，由于贷款单位无力还款，担保单位又拒不履行还款义务，B县法院派出40余名法警进驻A县财政局长达20多天，经新闻媒体曝光，由A县政府出面，不仅以402万元的土地和房产抵偿我行债务，而且免费代办所有过户手续，最大程度地保全了我行资产。但处理合作关系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并不掌握在我行手中，受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的政策和做法往往更侧重和倾向于贷款单位。如某市商贸城集团公司因筹建商贸城向我行贷款，后因经营不善无力还贷，地方政府为解商贸城燃眉之急，以文件形式确定商贸城部分房屋出售底价，并以此为依据，促使商贸城与各家银行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办理以物抵债手续。否则视同放弃债权，各行为避免债权被悬空，只能被迫接受，分配给我行的天山楼部分评估价值1680元/平方米，而据我行中介部测算，当时每平方米仅为1200元。类似的现象在待处理偿债物的接收过程中极为普遍。

三、几点建议

（一）健全制度，强化管理。针对目前全行待处理偿债物管理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建议总行尽快制定出更加系统的管理办法，从评估、收回到保管、变现、核销等各个环节做出明确规定。一是在接收环节，尽可能明确全行可以作为偿债物的资产种类，促使经办行认真测算投入产出，有选择的接收偿债物。二是在保管环节，应明确责任部门和保管方式，尽可能减少损耗。三是在处理环节，按照损失金额和损失比例双重标准确定相应的授权范围，以便于经办行能够及时按照授权范围，对偿债物适时作出处理。四是制定待处理偿债物的具体核销办法，明确核销的具体条件、手续以及时间范围，促使经办行尽可能在折价损失发生的当期进行核销，避免集中核销给核销年度损益产生过大的冲击。五是建立完整的偿债物报告体系，定期编报偿债物报表，全面反映偿债物的管理及处理情况。

（二）改进和完善会计核算办法。从规范核算、提高效益的角度出发，建议总行在遵守相关财经法规的前提下，改进和完善待处理偿债物的核算方式。

一是对待处理偿债物涉及的待转营业收入的核算方式进行调整，建议增设一个过渡性科目，比如“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在偿债物入帐时，对冲待转营业收入。会计分录：

借：待处理偿债物

贷：贷款本金

应收利息

催收利息；

同时，按收取冲减的催收利息，冲转待转营业收入

借：待转营业收入

贷：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

在偿债物变现时，如果抵顶债券全额收回，会计分录：

借：××科目（银行存款等）变现金额

贷：待处理偿债物二级科目

同时，增加收入

借：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贷：利息收入

1、如果变现过程中发生变现损失，但损失额小于冲减的催收利息数额时，会计分录：

借：××科目变现金额

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

贷：待处理偿债物

同时，按变现损失与冲减催收利息的差额，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

贷：利息收入

2、如果变现损失与冲减催收利息数额相等，会计分录如下：

借：××科目（如现金）变现额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

贷：待处理偿债物

3、如果变现损失大于冲减的催收利息数额，作如下处理：借：××科目（如现金）变现额

待核销偿债物折价损失额

贷：待处理偿债物

核销时，会计分录：

借：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

费用科目（准备金）

贷：待核销偿债物折价

二是建议在待处理偿债物科目下，增设7544（待处理偿债物派生收入）和7545（待处理偿债物衍生支出）两个二级科目，按原债务人设户，专门核算待处理偿债物在变现前发生的收入和支出的费用，变现后，不足抵偿部分视同偿债物折价一并核销，净收入部分计入“861营业外收入”科目中“其他收入”。

债法范文篇7

截至2008年五月底，我行待处理偿债物科目余额76510万元，其中一年以内待处理偿债物69177万元，逾期未处理偿债物6658万元，已处理待处理偿债物4645万元，待核销偿债物折价674万元。

自2008年4月设立待处理偿债物科目以来，我行的待处理偿债物呈快速增长势头，一年半时间内，增长到7.65亿元，平均每月增长4250万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也从97年底的1.25‰上升到今年五月底的11.88‰。

从统计情况看，全行累计接收偿债物80926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48万平方米，价值43330万元，占53.5%；土地1603亩，价值17885万元，占22.1%；车辆169辆，价值2934万元，占3.6%；设备1786台，价值5341万元，占6.6%；其他11435万元，占14.1%。在其他项目中，大到皮衣、彩电，小到肥皂、袜子，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在已处理偿债物中，土地233.46亩，价值2457万元，房屋13582万元，价值1158万元，共占77.8%，实际变现3878万元，损失767万元，损失率16.5%。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待处理偿债物涉及的待转营业收入核算办法不够合理，直接对我行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按总行待处理偿债物核算的帐务处理规定，在收到待处理偿债物时，借记待处理偿债物科目（一年以内待处理偿债物）；贷记贷款本金、应收利息、催收利息，其中冲减催收利息的部分，同时借记待转营业收入，贷记利息收入。如果入帐的待处理偿债物能够在一年内变现，而且不发生变现损失，这种帐务处理方式无疑是准确合理的。然而待处理偿债物本身就是我行在贷款单位无力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保全措施，在实际处理时，普遍存在较大损失。虽然总行为处理和核算变现损失，设置了“待核销偿债物折价”二级科目，但从维护我行权益和效益的角(来自公文有约)度来看，对于涉及的待转营业收入的核算仍很不合理，主要是把变现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失也视利息实收，将采用收付实现制核算的催收利息直接纳入权责发生制核算的范围，无形中既多计了利息收入，又虚增了利润，从而使我行在承担偿债物变现损失的同时，必须垫交营业税和所得税。根据统计，我行已实际入帐待处理偿债物冲减催收利息虚增利息收入5633万元，需多交营业税金近500万元。

（二）对部分派生的收支项目核算规定不够明确，给会计核算带来很大不便

由于待处理偿债物收回的条件和环境存在很大差异，接收的实物形态和处理的方式也是千差万别，而总行的核算办法相对比较笼统，有些实际处理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规定不够明确，会计处理较为困难。

一是在偿债物接收入帐环节，根据总行核算办法，对收到的偿债物应按评估的金额入帐，但当待处理偿债物评估金额大于我行债权时，则没有明确的帐务处理方式，若按评估金额计入待处理偿债物借方，贷方缺少对应科目，若按贷款本息计入贷方，则有一部分偿债物无法入帐，均不符合有关会计平衡的规定。

二是由于偿债物种类繁多，处理变现均存在很大难度，闲置不仅不能产生收入，而且还要相应增加保管费用，更不利于资产的维护和保养，因此，不少行为减少损失对部分偿债物采取了出租的方式。然而，总行对待处理偿债物的租金收入的核算没有具体的规定。由于此类出租的偿债物大多看是房屋、车辆等固定资产，但又不在我行固定资产科目核算，不能定期计提折旧。如果这部分固定资产类的偿债物能够变现，在变现处理的资产价值评估过程中必然将我行收回至评估的时间作为资产的折旧期限，计算资产折旧从评估价值中抵扣，变现价值肯定要低于偿债物的入帐金额。同时出租资产收取的租金，作为待处理偿债物的派生收入，应视为资产在保管过程中损耗的一种补偿，担在总行现有的会计核算办法中没有具体的核算规定，只能计入收入科目，虚增利润，同时又涉及到纳税的问题，对我行的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三是在待处理偿债物的收回、保管和处理的各个环节中，均需发生多种费用支出，特别是对变现之前各环节发生的各类费用，在待处理偿债物的核算办法中都没有具体规定。首先在以物抵债环节，如通过诉讼程序收回债权，则必须向法院支付一定的诉讼费和执行费等，无论法院裁定还是双方协商，在偿债物收回入帐之前均需进行严格的资产评估，又将按评估金额向资产评估机构支付数额不小的评估费用。其次在产权变更，办理资产过户手续时，又需缴纳各种各样的过户费用。在保管环节，需支付仓储、看管等各种保管费用。同时在变现之前的各环节，凡涉及土地、房产、车辆等资产的产权变更、占有，均需按税法规定，缴纳交易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种税金。这部分费用支出均属于待处理偿债物相关的派生费用，与正常的业务管理费用有着较大区别，如在业务管理费中列支不仅不够合理，同时也会给本就捉襟见肘的费用指标带来更大的压力。

（三）待处理偿债物相关税费征收规定对我行极为不利

目前我行收回的待处理偿债物主要以房产、土地和车辆为主，但此类资产在接收、占有和处置过程中均涉及多种税费。一是收回集体所有制的土地，由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不得自行转让，必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经国家征用变为国家所有后，才能办理转让、过户手续，此间我行需按土地转让金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是在接收、处置过程中办理土地、房产的过户手续，税务部门均视同正常的房地产交易，按照交易金额征收交易税；三是在偿债物产权转移到我行后，税务部门对划给我行待处理的土地、房产和车辆等偿债物作为自用处理，依照税法规定分别向我行征收土地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由于待处理偿债物只是我行保全资产，收回债权的一种手段，土地、房产和车辆产权的转移与自行购置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并非留为自用，产权变更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如果贷款单位直接以货币资金方式归还贷款，根本涉及不到此类税费，因此两次征收过户费、交易税以及过渡期间征收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时，企业采取以物抵债方式偿还贷款，主要是由于没有偿债能力，而且不少企业本身已名存实亡，欠税现象较为普遍，因此不少地方税务部门在不同程度上把此类资产产权转移作为扩大税源的一次机遇，进一步加大征管力度，更使我行处于不利地位。

（四）接收偿债物种类繁多，变现困难很大

根据统计调查，一方面，实行以物抵债的企业大多资不抵债，无法正常经营，偿债物品普遍变现能力很差，同时由于多数此类企业多头举债，在收回待处理偿债物时，经办行存在“饥不择食”的现象，往往对偿债物的变现难度考虑不足；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有关偿债物处理的法规、办法，偿债物的处理无章可循，同时，偿债物处理市场刚刚开始建立，发育极不完善，偿债物处理的渠道过窄，这些都加大了变现的困难。从我行变现情况来看，全省8亿多的待处理偿债物目前仅处理4645万元，变现比例不到6％，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处理偿债物的价值逐渐损耗，处理将越来越困难。从偿债物变现的难度分析，比较突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接收的部分名存实亡企业的废旧厂房、专用设备。由于企业帐簿资料相对较为齐全，因此无论其固定资产还是库存商品，成本资料均有据可查，在地方保护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评估价值普遍不低，但偿债物品实际的利用价值很小，变现处理过程中，基本处于有价无市的状况，变现非常困难。

二是跨地区接收的待处理偿债物。此类偿债物主要是由于以前年度经营不规范跨区贷款形成的，偿债物以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为主，受地域、政策、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处理极为困难。

三是地处偏远，尤其是在农村的房产和土地。如某集团公司在我行贷款本息合计3549万元，因融资成本高和经营不善，无法按期归还贷款，经该市第二评估事务所评估，将集团公司名下的饲料加工厂、第一肉鸡厂、第二肉鸡厂、种鸡厂、猪厂、砖瓦厂和村委办公楼的房屋、设备和土地使用权作价3549.6万元抵偿我行债务。该集团公司地处农村，距县城40多华里，当地村民无力购买或承包，外地人又不便介入，因此变现极为困难，而且不易管理。

四是从商品流通行业接收的各种商品。这类物品一般是由于商家经营不善，我行接收的库存商品，既有家电、煤炭等大件物品，也有肥皂、内衣、鞋袜等日用小商品，花样繁多，但普遍质量较差，销路不好，变现非常困难。

（五）资产接收、价值评估以及变现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

从调查情况看，由于总行没有确定可以作为偿债物的具体的资产种类，因此经办行在我行债权受到损失特别是贷款企业基本丧失还款能力的情况下，普遍基于一种“抢”一点是一点、少损失一分是一分的良好愿望，接收了很多难以处理的偿债物，其中部分偿债物变现收入甚至有可能无法抵补接收、保管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支出。由于没有固定统一的评估机构，待处理偿债物在评估时，经办行一般都是临时委托评估机构或法院指定评估机构，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评估机构容易受到借款单位或地方政府的影响，致使评估费用普遍偏高。同时对于待处理偿债物的变现处理也缺乏具体的规定和必要的授权，致使基层行在具体执行中无章可循，不少行在处理损失较大的情况下，由于担心承担责任，犹豫不决，贻误处理商机。

（六）偿债物折价核销的规定不明确，实际操作非常困难

总行待处理偿债物会计核算手续中规定，对待核销偿债物折价的核销，视同呆帐贷款管理，按规定程序报批核销。但呆帐贷款除纳入国家试点城市范围的企业兼并破产和减员增效之外，必须经过人民法院宣布破产，并报经省财监办批准，方能核销。而实行以物抵债的企业大多是名存实亡，并没有经法院宣布破产，因此变现后的损失不可能按呆帐贷款核销的有关规定整理出完备的核销材料，因此核销的有关规定无法操作。

（七）地方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在待处理偿债物的接收和变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我行产生了很大影响

调查发现，我行在待处理偿债物的收回、保管和处理等多个环节受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有关政策和做法的影响较大，合作关系处理恰当可为保全我行信贷资产提供很大帮助。如a县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由a县财政局提供担保跨区向b县支行贷款，由于贷款单位无力还款，担保单位又拒不履行还款义务，b县法院派出40余名法警进驻a县财政局长达20多天，经新闻媒体曝光，由a县政府出面，不仅以402万元的土地和房产抵偿我行债务，而且免费代办所有过户手续，最大程度地保全了我行资产。但处理合作关系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并不掌握在我行手中，受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的政策和做法往往更侧重和倾向于贷款单位。如某市商贸城集团公司因筹建商贸城向我行贷款，后因经营不善无力还贷，地方政府为解商贸城燃眉之急，以文件形式确定商贸城部分房屋出售底价，并以此为依据，促使商贸城与各家银行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办理以物抵债手续。否则视同放弃债权，各行为避免债权被悬空，只能被迫接受，分配给我行的天山楼部分评估价值1680元/平方米，而据我行中介部测算，当时每平方米仅为1200元。类似的现象在待处理偿债物的接收过程中极为普遍。

三、几点建议

（一）健全制度，强化管理。针对目前全行待处理偿债物管理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建议总行尽快制定出更加系统的管理办法，从评估、收回到保管、变现、核销等各个环节做出明确规定。一是在接收环节，尽可能明确全行可以作为偿债物的资产种类，促使经办行认真测算投入产出，有选择的接收偿债物。二是在保管环节，应明确责任部门和保管方式，尽可能减少损耗。三是在处理环节，按照损失金额和损失比例双重标准确定相应的授权范围，以便于经办行能够及时按照授权范围，对偿债物适时作出处理。四是制定待处理偿债物的具体核销办法，明确核销的具体条件、手续以及时间范围，促使经办行尽可能在折价损失发生的当期进行核销，避免集中核销给核销年度损益产生过大的冲击。五是建立完整的偿债物报告体系，定期编报偿债物报表，全面反映偿债物的管理及处理情况。

（二）改进和完善会计核算办法。从规范核算、提高效益的角度出发，建议总行在遵守相关财经法规的前提下，改进和完善待处理偿债物的核算方式。

一是对待处理偿债物涉及的待转营业收入的核算方式进行调整，建议增设一个过渡性科目，比如“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在偿债物入帐时，对冲待转营业收入。会计分录：

借：待处理偿债物

贷：贷款本金

应收利息

催收利息；

同时，按收取冲减的催收利息，冲转待转营业收入

借：待转营业收入

贷：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

在偿债物变现时，如果抵顶债券全额收回，会计分录：

借：××科目（银行存款等）变现金额

贷：待处理偿债物二级科目

同时，增加收入

借：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贷：利息收入

1、如果变现过程中发生变现损失，但损失额小于冲减的催收利息数额时，会计分录：

借：××科目变现金额

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

贷：待处理偿债物

同时，按变现损失与冲减催收利息的差额，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

贷：利息收入

2、如果变现损失与冲减催收利息数额相等，会计分录如下：

借：××科目（如现金）变现额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

贷：待处理偿债物

3、如果变现损失大于冲减的催收利息数额，作如下处理：借：××科目（如现金）变现额

待核销偿债物折价损失额

贷：待处理偿债物

核销时，会计分录：

借：待转待处理偿债物收入

费用科目（准备金）

贷：待核销偿债物折价

二是建议在待处理偿债物科目下，增设7544（待处理偿债物派生收入）和7545（待处理偿债物衍生支出）两个二级科目，按原债务人设户，专门核算待处理偿债物在变现前发生的收入和支出的费用，变现后，不足抵偿部分视同偿债物折价一并核销，净收入部分计入“861营业外收入”科目中“其他收入”。

债法范文篇8

偿付能力是指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资产来抵偿其负债。由于保险公司业务的特殊性，其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风险在发生超出正常年景的赔偿和给付数额时的经济补偿能力。保险经营作为一种负债经营，其偿付能力的大小至关重要。我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也把偿付能力监管作为保险监管的核心内容。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保监会令2008年第1号)的要求，偿付能力充足率即资本充足率，是指保险公司的实际资本与最低资本的比率。保险公司应当具有与其风险和业务规模相适应的资本，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根据上述定义，偿付能力充足率=实际资本/最低资本，其中实际资本，是指保险公司的认可资产减去认可负债后的余额。实际资本包括投入资本、剩余综合收益和计入实际资本的资本性负债。由上述公式可以看出，保持最低资本不变，提高实际资本，可有效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率。而从实际资本的构成可知，增加计入实际资本的资本性负债可以提高实际资本，因此，通过增加计入实际资本的资本性负债，即可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率。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只有次级债一种资本性负债。由于次级债具有期限较长(一般在5年以上)，清偿顺序在保单责任和其他负债之后，只有偿付能力达到监管标准才能偿还本息等特点，在未到偿还期以前，可以充当吸收保险公司未来风险损失的实际资本。因此，保险公司募集次级债可以提高其偿付能力充足率。

二、次级债监管新规对提高偿付能力的影响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10月19日出台了《保险公司次级定期债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此作为对2004年实施的《保险公司次级定期债务管理暂行办法》的修订。与旧规定相比，新《办法》明确规定保险集团不得募集次级债，提高了保险公司发行次级债的门槛。但同时，新《办法》完善了次级债发债条件，强化了偿债能力的原则要求，降低了保险公司不能偿付次级债的风险，有利于防范保险公司风险通过次级债向银行业传递，防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目前，发行次级债是保险公司补充资本、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率的重要方式，但同时必须关注它对提高偿付能力效果的局限性。

第一，次级债不能构成核心资本，在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时只能计入附属资本。《办法》第4条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募集次级债所获取的资金，可以计入附属资本，但不得用于弥补保险公司日常经营损失。”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发行了次级债保险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大大增强。

第二，次级债计入实际资本金额的限制。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13号:次级债和股东增资》(保监发〔2011〕66号)(以下简称“第13号规则”)的要求:“保险公司募集的次级债计入实际资本的金额不得超过期末净资产的50%，超过部分应当确认为认可负债”，这说明利用发债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率是有条件限制的。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如果净资产不足，即使发行了次级债也无法或者无法全部计入实际资本。

第三，次级债发行规模受净资产规模限制。《办法》第10条规定:“募集后，累计未偿付的次级债本息额不超过上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0%”，即次级债发行规模应小于或等于净资产水平。可见发行次级债对提高偿付能力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净资产的影响。

债法范文篇9

关键词: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

所谓次级债(SubordinatedDebtorMezzanineDebt)，是指偿还次序优于公司股本权益但低于公司一般债务的一种特殊的债务形式。次级债兼有债务和股权的特征。次级债的次级只是针对债务的清偿顺序而言，即若公司一旦进入破产清偿程序，该公司在偿还其所有的一般债务之后，才能将剩余资金用来偿还次级债。

参照国际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发行次级金融债券是解决资本金不足的有效途径。由于以前对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的规定一直处于政策“盲区”，没有相关法规予以明确，因此2003年底以前尚无一家商业银行发行此类债券。为满足银行业补充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需要，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了《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从此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有了政策上的支持和认可，为商业银行利用次级债补充资本金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随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华夏银行等也纷纷发行了次级债，国内商业银行掀起了一股次级债的发行热潮。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的发行基本是定向发行方式，具有私募性质，利率水平一般由商业银行通过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询价来确定，后期采用固定利率发行的逐渐增多，但比例偏低；债券期限较短，一般为6年以下；除交通银行外，发债规模都在60亿元以下；发债次数偏少并缺乏明确的连续性，次级债券的目的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增加银行的资本金。

国有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券主要是10年期、固定利率、一年付息一次的、可赎回债券，与欧美国家主要银行的次级债券结构设计大体一致，而且债券品种设计也开始多样化，能够适应不同投资者的市场需求。次级债券的定价是在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基础上加上金融债券的信用补偿溢价，国内大约是20基点。下图是国内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特征。

注：各商业银行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二、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存在的问题

1.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目的单一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行目的单一，只是考虑将次级债作为补充资本金的工具，满足监管资本的要求，而忽视次级债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效用，以及次级债作为一种长期资金对改善银行负债结构的效用。如果银行只是纯粹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发行次级债，以满足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而没有根据自己的资产情况来发行债券，加强债务资金的运营管理，充分利用次级债发行带来的缓冲期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那么次级债的发行就会变成表面文章，对银行而言反而成为一个美丽的陷阱。

从目前的市场反应来看，已发行和准备发行次级债的银行过多地强调了次级债对于补充银行附属资本的作用。发行的次级债来看，大部分期限都为5年零1个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计入附属资本的要求。而中行和建行更为“聪明”，设计了一个实际期限为5年而名义期限为10的可赎回次级债，巧妙地避开了银监会关于剩余期限5年内计入附属资本折算比例逐步降低的规定，以10年期债券的成本实现了5年100%地将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次级债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从发行期限的设计可以看出，发债银行可算是机关算尽，其目的就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出发点的。各商业银行的这种出发点，掩盖了次级债在改善银行负债结构以及风险管理的职能。

2.次级债的发行无助于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是指资产结构的配置和负债结构的配置能够相互适应，当负债结构发生变化时，资产结构能迅速做出调整，以及当资产结构根据需求必须出现变动时，银行能够在满足流动性需求的情况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到次级债在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方面对于商业银行的意义。

但是从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的设计来看，期限短，大多是5年。中行和建行发行的10年期的次级债在后5年是可赎回的。并且大都采用了浮动利率制，当然，浮动利率制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但对投资者而言却不是有利的。这样的结构设计就使商业银行难以筹集到长期，稳定的负债，从而解决资产负债结构的不匹配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问题。3.银行间相互持有次级债

商业银行相互持有次级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监管当局允许商业银行相互持有次级债。2007年1月1日是监管部门为各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设定的最后期限，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硬约束下，资本金压力如影随形，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饥渴问题。从资金来源上看，债券资金作为附属资的一部分，与股本金一样起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作用。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核心资本比重普遍偏大(大都在90%以上)，附属资本实际上只有呆坏账准备一项。并且，央行规定提取呆坏账准备的比例仅为风险资产的1%，其中的大部分被用于冲消历史坏账。在增加核心资本很困难的情况下，增加次级金融债等附属资本来提升资本充足率，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只要不超过监管当局规定的比例上限，银行可以循环发债适时补充资本。因此，从《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到《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次级债持有对象的修订，都体现了一个政策信号，那就是给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开辟道路。从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结构来看保险公司等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例相对较低，单靠它们是无法消化商业银行巨大的融资需求的。允许商业银行投资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可以拓宽次级债的发行渠道降低商业银行发行成本，使商业银行能快速提升资本充足率。允许银行互持是监管当局为帮助国有银行尽快充实资本金，达到标准的无奈之举。因为，在剥离不良资产和注资之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未能达到监管要求，而国家却早已不堪重负。而以保险公司为主力军的投资者受政策和自身实力所限，远不能消化掉国有银行为补充资本所需发行的巨额次级债券。允许商业银行互持次级债将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其次，商业银行的积极参与也是银行互持的重要原因。从发债银行的角度来看，次级债的互持为发债银行提供了次级债的需求主体。而从购买债券的银行看，投资次级债为以后发行次级债的需求主体问题铺平道路，亦即“密谋”互持次级债，或者是一种不必言传的“默契”。如此，对发债行或是投资行都是一种“双赢”，但是这种双赢是建立在道德风险、系统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基础之上的，是不足取的。

小结：由于商业银行是特殊的金融企业，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对一国的金融安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哪个行业像银行业一样受到如此严格的监管。政府监管可能存在监管失灵，而银行安全网设计中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因此，新巴塞尔协议强调市场监管的重要性。而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机制为市场监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监管工具。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次级债的市场约束作用。在美国，美联储成立了专门的次级债研究小组，考察次级债的市场约束。一些国家甚至强制要求商业银行发行同质的次级债券，以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而我国次级债发行历时尚短，从第一支次级债发行至今不到5年时间。从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的发行特点上看，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缺乏连续性；银行互持问题严重，缺乏机构投资者；发行定价扭曲。这些都导致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机制很难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胡斌:次级债与市场约束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经营[J].金融会计，2002～01

[2]许文辉:中国银行业次级债的发行定价和市场前景[J].经济导刊，2004～11

[3]黎小枫:论商业银行次级债“互持”的合理性[J].福建金融，2005～8

[4]JCemKaracadagandAnimeshShrivastava,TheRoleofSubordinatedDebtinMarketDiscipline-theCaseofEmergingMarkets.IMFWorkingPaper,2000

[5]葛兆强: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绩效、挑战与发展策略[J]，证券市场导报，2004～10

债法范文篇10

关键词：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企业债短期融资券附担保企业债信托

在国家金融体系日益完善以及银行风险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作为企业直接融资工具的企业债券必将重新兴起。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的其他金融工具相比，企业债作为有效的金融工具一直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及持续高储蓄率的背景下，要改变企业外部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这种单一的融资结构，放松企业债市场以减轻企业间接融资所造成的银行系统风险迫在眉睫。本文主要从产品的替代性和互补性角度，分析了企业债券对目前的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及其设计的影响。

企业债与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替代性

企业债与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一样都具有融资功能。企业债是企业直接融资工具，而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利用从委托方募集的资金同样可以投放于企业或项目。在某种程度上讲，企业债与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由于企业债在其发展中出现过一定问题，国家加强了企业债发行的审批与管制。目前国内企业主要融资方式还是通过银行、股票市场和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融资。虽然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在这些融资方式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企业债的发展必然会对这种替代金融产品造成冲击。

短期融资券的出现已经昭显国家放松企业债市场的趋势。虽然国家发改委认为短期融资券并不属企业债范围（企业债主要是指期限超过一年的长期债券），但由于其融资成本较低，而国家对信托、REITs等融资渠道要求比较严格，已经有一些经营效益较好、具有较好偿付能力的企业为寻求短期流动资金转向企业债。这种情况也将随着企业债市场的进一步放开而日趋明显。企业债主要是融资目的，其与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融资市场上。产品销售价格与数量直接决定于供给与需求。企业债的市场供给取决于企业对债券融资的需要，其结果直接来自于融资成本的比较。包括直接成本（比如股息、红利、利息和发行费用等）与隐性成本（比如破产成本、控制权转移成本与委托成本等）。企业债的市场需求，除投资方的资金规模外，主要体现在企业债券投资的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与比较。目前，企业债市场特别是供给市场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制度法规限制很严格。所以其对融资类集合信托产品的替代性是十分有限的。

从目前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供给来看，其限制并不如企业债那么多。而且，同其他金融工具相比，信托具有自身不可比拟的优势，特别是在混业经营上，通过信托产品募集的资金可以直接用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或产业市场。但目前我国的信托产品同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段差距，具体体现在信托产品结构失衡上。对信托产品融资与投资功能的不同侧重是我国信托产品与西方信托产品的主要差异，即一个注重融资，一个注重理财。我国信托公司主要是产品开发型业务，而中介顾问型业务较少。特别是投资银行业务较少。同时，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销售却受到严格限制。由于信托融资受到314号文件、《资金信托管理办法》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等多重政策限制，特别是受到每期不得超过200份合同的限制，一般单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融资额度不超过亿元，此外，银监会在今年年初又一次加大了对信托行业的监管力度，导致目前以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为主业的信托公司直接面对企业债的冲击更加陷入困境。

企业债与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互补性

这里所说的互补，并不是从供给角度讲，而是从功能角度讲，具体指产品开发与资金运用上的互补。同作为投融资工具，企业债与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各有其具有优势的领域。在金融市场上，信托产品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聚集社会资金，形成一定规模的资金集合，使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特别是融资类集合信托产品，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方式。目前信托资金来源主要集中于社会中小投资人，这与以机构投资为主的企业债在目标客户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在销售对象上形成互补。

融资类集合信托产品与企业债各有一定的优势范围。如短期融资券的缺点主要就是融资风险大、融资弹性小和对企业的要求高。这就需要企业具有相当高的信用等级。从税率角度看，企业债也有一定的弱势。目前个人投资企业债券，持有到期后取得的利息收入，需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而且，根据《公司法》规定，只有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筹集生产经营资金，才可以发行企业债。但企业债的兴起也为信托公司提供了新的业务空间以及新的产品设计方向。目前，企业债和企业年金是信托业应关注的两大业务增长点。

企业债与集合类信托产品还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利率市场化问题，另一个是信托产品的流动性问题，在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前，由于风险与收益不能得到合理的体现。可能会出现企业债或信托产品一头冷一头热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互补性依然存在。

企业债对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影响

企业债对信托公司产生冲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托公司的产品结构较为简单。在《信托法》出台的大背景之下，经过整顿与重组的信托公司主营业务转型为以所谓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主体的信托业务模式。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销售面临的是两个市场：一是以信托方为主体的财产委托方；一个是以项目方为主体的财产运用方。作为投融资的中介，信托公司的产品开发与销售受到委托方和运用方影响。这两个市场的机会都为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出现提供可能。目前的情况是，多数信托公司在进行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开发时还是以项目为中心，首先考虑的是项目特性和风险控制，所以，如果运用方资金总需求相对稳定，那么企业债注定要从信托产品口中分一杯羹。虽然企业债注定要成为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但从当前的市场与制度环境看，企业债的市场发行门槛还比较高。首先，对发行企业债的企业要求较高，审批程序比较复杂且额度有限。其资金运用与使用方式也受到限制。其次，对发行企业其发行方式还未实现市场化。由于企业债利率未能实现市场化定价，抑制了企业债风险定价机制的形成。由于企业债未能与市场利率波动挂钩，导致了广受追捧或是无人问津两极现象的出现。再次，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以及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一是权威性不够，二是评级机构与发行人和承销商具有共同利益，导致信用评级权威性不够，影响投资人的理性选择。另外，企业债市场依赖合理的企业产权制度，发行企业要具备相当的市场竞争能力以及资信条件。由于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存在，短期看企业债由于规模有限尚无力对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造成较大冲击。

从长期看，企业债市场必然逐步全面放开，企业债融资较集合类信托产品的优势也会逐步显现出来。由于信托公司主要从社会委托人手中募集资金，其融资成本较高。从最基本的融资成本角度考虑，企业债较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更具成本优势。资料显示，银行现行1年期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基准利率为5.58%，而同期限短期融资券的收益率基本稳定在2.92%～2.94%之间。而信托贷款的利息水平通常比银行贷款略高。所以，随着高信用度企业债的大量出现必然挤压现有融资类信托产品的生存空间。信托公司要生存可以发展和企业债合作的信托产品形式以及逐步从筹资主导型向代客理财过度，增加财产权信托，股权信托、保险信托等新的信托品种。

对于信托公司来讲，虽然委托方及运用方式对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都具决定性影响，但二者中仍要以委托方为先，这是开发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灵魂。信用，或者说对委托人的信用，是信托公司的生存之本。所以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必须从信托人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资金需求的企业利益出发。与发行企业相比，信托公司的重点在于其信用的长期性，如果集合类资金信托产品设计还是维持目前这种从运用方角度出发的产品设计概念，与企业直接发行相比并无本质上的优势，所以受到影响在所难免。信用具累积效应，而这恰恰是企业单独发行债券所难积累的。

企业债与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协同

以发行企业债作为直接融资方式不仅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也是企业调整资本结构，发挥财务杠杆作用的现实要求。但由于部分企业债券不能按期兑付，影响了企业债券的信用度，阻碍了企业债券筹资功能的发挥，这也就为新的信托产品出现提供了契机。

由于企业与投资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使有信用评级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发行无担保企业债融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目前我国信用评级制度不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尚不能得到很好执行的情况下，投资人很可能对企业债保持谨慎态度。所以企业债的顺利发行必须依赖一定的担保。而企业债券发行对债权人缺乏直接的物的担保、担保权的行使法律关系过于复杂是影响债券信用的关键。

银行已经注定要逐渐淡化企业债担保人的角色，如果利用民法上的担保制度，一对一为大量债权人提供担保在操作上并不可行。所以，通过附担保传递出企业偿付能力信号十分困难。那些具有好的发展前景但目前并不辉煌的企业无疑很难传递出有投资价值的信号。此时，利用信托产品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做法，通过附担保企业债信托，企业可以借助于信托公司所积累的良好信誉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附担保公司债信托业务是一种财产权信托业务，是公司债券债权人将作为债券发行抵（质）押物的实物资产上的担保权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为受益人即全体债券债权人的利益，管理和行使担保权的一种外部财产管理行为。

信托公司本身对信托资产运用的收益具有担保色彩。特别是对那些规模大，产品种类多，收益较好的信托公司来讲更是如此。信托公司通过其经营活动可以天然传递出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优良信号，这是那些单独发行企业债券的企业不具备的。所以，如果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设计的好，即使企业债的发行一定程度上得到解禁，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也相对具有一定优势。

除与企业债结合开发新的信托产品外，信托公司也可以通过对有集合信托产品创新来巩固并开拓市场。通过构建风险收益特征不同集合信托产品线来满足不同风险收益偏好者的多样化需求。这种多样化特征具备企业债所不具备的融资优势。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还有助于实现向以客户（委托人）为中心开发信托产品转型，这也是信托公司培养、探索形成自身可持续盈利模式和核心竞争力的核心。

综上所述，企业债的出现虽然会对信托业目前的产品结构造成冲击，但长期的讲，企业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信托业结合。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市场未来的发展在于信托公司自身的信用积累以及产品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