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范文10篇

越轨范文篇1

[关键词]领导越轨；中外比较；启示

越轨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社会问题。简单来说，越轨指包括违反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习俗等在内的所有行为。而领导越轨则是指领导者违背党纪国法、违背政策和规章制度以及背离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

领导越轨问题是由权力本身带来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领导越轨不外乎与“钱”和“权”有关，不管制度规范如何细密、监督机制如何完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中外有相似之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经验。”因为公共权力主要是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所从事的分配工作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得这些有价值的事物或资源，因此，公共权力容易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越轨。

但是，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领导越轨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及不同的治理方式。深入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有效地治理越轨行为、健全和完善领导者的行为规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与弱：中西监督力度不同

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权力尚未受到有效节制，所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就成为了约束领导越轨的重要措施。中外监督机制不同，监督力度也有差异。

从监督机制上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西方逐渐形成了全面、完整的监督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法律监督，即完备的法制建设对领导权力的监督基本形成了一个网络。(2)社会舆论监督，主要包括群众监督、非政府组织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3)在野党监督，即在野党争夺权力，客观上给在职的领导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起到了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而我国的监督机制主要由下列几部分组成：政党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府自身的行政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体现，也是国家整个监督制度的基础。

从监督力度上看，西方社会对领导行为的监督力度比我国要强。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而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实在”。其表现在宗教上就是“万有神”的观念，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上帝即是象征团体的无形实在，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是他在人间的，且仅仅是而非团体力量本身。在这种团体格局中，权利观念非常重要，因此，团体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防止人滥用权力，制定了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社会各阶级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各利益群体之间已经形成制度化的互相制约关系，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强，形成了对滥用权力行为的压力环境，使领导者的越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制。

而我国是一种“差序格局”，即这种格局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缺少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团体”；社会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公民社会极其孱弱，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现在社会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家族传统下形成的“事不管己，高高挂起”的思维依然存在，政治参与度不高，使领导权力的监督缺乏一个民众的压力环境。另外，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

二、性善与性恶：中西领导越轨的根源不同

虽然越轨的原因主要与钱、权相关，但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源，那就是伦理亲情。中西伦理思想传统不同，则由伦理观念带来的越轨行为也不同。

中国人向来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由于传统对人性的认识是道德人假设，所以对领导者的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非常高，一直没有道德立法这样的制度性约束。这样，一旦发生道德失范，人们就认为是领导者产生了道德问题，于是便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力图通过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教育来提高领导的个体道德，以规范和调整领导者的越轨行为。这种软约束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其对越轨行为的控制也往往趋于弱化。此外，中国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在强大的家族传统和伦理关系交织的网络之中，领导者往往因为伦理关系产生各种越轨行为，如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等；再由伦理、亲情扩大到小团体、小集体，导致“窝案”、“串案”、以单位名义从事腐败犯罪等群体越轨的行为。因为受传统农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拉关系”、“走后门”等做法在现今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出于人情关系考虑而发生的越轨行为依然很多，而且这种越轨行为没有明显地违反有关的法律规定，在打法律的擦边球，也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这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假设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西方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因此，人们对于领导的道德期望是冷静和审慎的。此外，对人性的悲观估计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从善。西方各国政府领导人的行政责任的确立主要基于两种因素：一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二是选区和选民的利益；而且，他们更关注如何兑现竞选时所作出的许诺，更重视维护支持他上台的选区和选民的利益，并将此作为本届政府的首要责任。相较之下，西方领导伦理关系的羁绊比较小，因伦理亲情而导致的越轨行为也就比较少。

三、清晰与模糊：中西领导越轨的表现形式不同

在西方，公私分明使得领导越轨行为的界限非常清晰；而在中国因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许多领导的越轨行为很隐蔽，甚至对越轨行为集体无意识。

近代西方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中实行的是公共行政，树立的是公共权力观。这种权利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公域私域分开，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也奠定了公共权力(公权)由个人的部分权力(私权)转让而来、公权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为私权服务的政治理念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公共)权力来自于公民、服务于公民的公共权力的含义。在公共权力观下，领导的职能定位是为公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因此，西方没有官本位的传统，公私分明，官员们往往谨小慎微，克勤克俭，且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领导因为权力和地位的改变而带来的某些越轨行为。

在中国，许多领导越轨行为非常隐蔽，甚至人们对此集体无意识，这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在中国公私之间的分界富有弹性。虽然早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社会道德和行政伦理标准，但在君权神授和君主专制的传统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公即是私；顺此下推，对官吏来说，为公与为私也就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可以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公私间极具弹性的价值准则也就使得许多领导的越轨行为得到了人们的默许，甚至是支持。

其次，在差序格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没有笼统的确定的道德观念，一切都以差序人伦的不同而不同。“爱有差等，施由亲施”，一人富贵，家族、亲友与有荣焉，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行政观念的。所以，像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等越轨行为往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最后，特权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观强调入在社会中的等级，而且往往根据不同的官职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官职越高则等级越高，享受的特权就越多，特权利益就越大。这种封建等级观念依然残留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领导者的特权是得到认可的，人们对这类越轨行为往往熟视无睹。四、转型期与稳定期：中西领导越轨的程度不同

领导越轨的程度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关。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领导越轨的程度比较严重；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稳定期，因此程度相对较轻。

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原有的和谐状态。传统因素的解体速度与现代因素形成速度之间的差异或异步性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一系列的“社会控制的真空状态”，导致了越轨行为的大量增加。尤其是随着旧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的失范，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无法依据文化中的价值系统建立自己的生活目标，社会和文化对个人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处在这种转型期的“真空”状态下，制约领导越轨的许多相关措施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许多冲突、矛盾以及漏洞，因此，领导越轨问题相对比较严重。

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越轨程度要低于我国，因为经历了几百年的资产阶级统治，西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稳定的政治和经济运转机制，制定了详细、有效的防止和制约越轨行为的规章制度，虽然不足以完全消除越轨行为的发生，但对领导越轨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作用，使得西方国家能够把“筐里的坏桃子”不断地扔出去。

五、关于领导越轨的几点启示

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领导越轨现象比较严重；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在制约领导越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资我们借鉴。但是，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明确反对那种把领导越轨制约机制的有效性归为制度原因。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实行“一党制”，因而对领导越轨行为的制约软弱无力；而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程度较高，因此领导越轨行为很少，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以腐败为例，在日本受访的人群中，有85％的人认为其国内的腐败非常严重；法国和德国都是实行多党制，而担心国内政治腐败的受访者比例也高达50％和43％；就连一向声称自己是“民主政治楷模”的美国，对其国内政治腐败也有46％的人深感忧虑。由此看，经济、法律制度的发达并不能减少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所以，对领导越轨问题的治理不能纠缠在政治体制上，而是重点看相关的措施是否落实。

越轨范文篇2

[关键词]领导越轨；中外比较；启示

越轨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社会问题。简单来说，越轨指包括违反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习俗等在内的所有行为。而领导越轨则是指领导者违背党纪国法、违背政策和规章制度以及背离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

领导越轨问题是由权力本身带来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领导越轨不外乎与“钱”和“权”有关，不管制度规范如何细密、监督机制如何完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中外有相似之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经验。”因为公共权力主要是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所从事的分配工作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得这些有价值的事物或资源，因此，公共权力容易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越轨。

但是，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领导越轨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及不同的治理方式。深入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有效地治理越轨行为、健全和完善领导者的行为规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与弱：中西监督力度不同

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权力尚未受到有效节制，所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就成为了约束领导越轨的重要措施。中外监督机制不同，监督力度也有差异。

从监督机制上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西方逐渐形成了全面、完整的监督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法律监督，即完备的法制建设对领导权力的监督基本形成了一个网络。(2)社会舆论监督，主要包括群众监督、非政府组织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3)在野党监督，即在野党争夺权力，客观上给在职的领导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起到了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而我国的监督机制主要由下列几部分组成：政党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府自身的行政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体现，也是国家整个监督制度的基础。

从监督力度上看，西方社会对领导行为的监督力度比我国要强。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而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实在”。其表现在宗教上就是“万有神”的观念，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上帝即是象征团体的无形实在，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是他在人间的，且仅仅是而非团体力量本身。在这种团体格局中，权利观念非常重要，因此，团体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防止人滥用权力，制定了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社会各阶级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各利益群体之间已经形成制度化的互相制约关系，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强，形成了对滥用权力行为的压力环境，使领导者的越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制。

而我国是一种“差序格局”，即这种格局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缺少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团体”；社会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公民社会极其孱弱，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现在社会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家族传统下形成的“事不管己，高高挂起”的思维依然存在，政治参与度不高，使领导权力的监督缺乏一个民众的压力环境。另外，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

二、性善与性恶：中西领导越轨的根源不同

虽然越轨的原因主要与钱、权相关，但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源，那就是伦理亲情。中西伦理思想传统不同，则由伦理观念带来的越轨行为也不同。

中国人向来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由于传统对人性的认识是道德人假设，所以对领导者的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非常高，一直没有道德立法这样的制度性约束。这样，一旦发生道德失范，人们就认为是领导者产生了道德问题，于是便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力图通过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教育来提高领导的个体道德，以规范和调整领导者的越轨行为。这种软约束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其对越轨行为的控制也往往趋于弱化。此外，中国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在强大的家族传统和伦理关系交织的网络之中，领导者往往因为伦理关系产生各种越轨行为，如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等；再由伦理、亲情扩大到小团体、小集体，导致“窝案”、“串案”、以单位名义从事腐败犯罪等群体越轨的行为。因为受传统农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拉关系”、“走后门”等做法在现今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出于人情关系考虑而发生的越轨行为依然很多，而且这种越轨行为没有明显地违反有关的法律规定，在打法律的擦边球，也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这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假设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西方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因此，人们对于领导的道德期望是冷静和审慎的。此外，对人性的悲观估计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从善。西方各国政府领导人的行政责任的确立主要基于两种因素：一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二是选区和选民的利益；而且，他们更关注如何兑现竞选时所作出的许诺，更重视维护支持他上台的选区和选民的利益，并将此作为本届政府的首要责任。相较之下，西方领导伦理关系的羁绊比较小，因伦理亲情而导致的越轨行为也就比较少。

三、清晰与模糊：中西领导越轨的表现形式不同

在西方，公私分明使得领导越轨行为的界限非常清晰；而在中国因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许多领导的越轨行为很隐蔽，甚至对越轨行为集体无意识。

近代西方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中实行的是公共行政，树立的是公共权力观。这种权利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公域私域分开，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也奠定了公共权力(公权)由个人的部分权力(私权)转让而来、公权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为私权服务的政治理念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公共)权力来自于公民、服务于公民的公共权力的含义。在公共权力观下，领导的职能定位是为公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因此，西方没有官本位的传统，公私分明，官员们往往谨小慎微，克勤克俭，且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领导因为权力和地位的改变而带来的某些越轨行为。

在中国，许多领导越轨行为非常隐蔽，甚至人们对此集体无意识，这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在中国公私之间的分界富有弹性。虽然早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社会道德和行政伦理标准，但在君权神授和君主专制的传统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公即是私；顺此下推，对官吏来说，为公与为私也就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可以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公私间极具弹性的价值准则也就使得许多领导的越轨行为得到了人们的默许，甚至是支持。

其次，在差序格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没有笼统的确定的道德观念，一切都以差序人伦的不同而不同。“爱有差等，施由亲施”，一人富贵，家族、亲友与有荣焉，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行政观念的。所以，像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等越轨行为往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最后，特权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观强调入在社会中的等级，而且往往根据不同的官职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官职越高则等级越高，享受的特权就越多，特权利益就越大。这种封建等级观念依然残留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领导者的特权是得到认可的，人们对这类越轨行为往往熟视无睹四、转型期与稳定期：中西领导越轨的程度不同

领导越轨的程度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关。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领导越轨的程度比较严重；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稳定期，因此程度相对较轻。

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原有的和谐状态。传统因素的解体速度与现代因素形成速度之间的差异或异步性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一系列的“社会控制的真空状态”，导致了越轨行为的大量增加。尤其是随着旧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的失范，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无法依据文化中的价值系统建立自己的生活目标，社会和文化对个人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处在这种转型期的“真空”状态下，制约领导越轨的许多相关措施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许多冲突、矛盾以及漏洞，因此，领导越轨问题相对比较严重。

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越轨程度要低于我国，因为经历了几百年的资产阶级统治，西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稳定的政治和经济运转机制，制定了详细、有效的防止和制约越轨行为的规章制度，虽然不足以完全消除越轨行为的发生，但对领导越轨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作用，使得西方国家能够把“筐里的坏桃子”不断地扔出去。

五、关于领导越轨的几点启示

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领导越轨现象比较严重；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在制约领导越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资我们借鉴。但是，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明确反对那种把领导越轨制约机制的有效性归为制度原因。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实行“一党制”，因而对领导越轨行为的制约软弱无力；而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程度较高，因此领导越轨行为很少，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以腐败为例，在日本受访的人群中，有85％的人认为其国内的腐败非常严重；法国和德国都是实行多党制，而担心国内政治腐败的受访者比例也高达50％和43％；就连一向声称自己是“民主政治楷模”的美国，对其国内政治腐败也有46％的人深感忧虑。由此看，经济、法律制度的发达并不能减少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所以，对领导越轨问题的治理不能纠缠在政治体制上，而是重点看相关的措施是否落实。

越轨范文篇3

媒体在报道事件时要考虑到青少年的感受。追求还原新闻真实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3.67亿青少年受众。过于刻画当事人越轨行为细节是不负责任的传媒对青少年施加的暴力。传媒应该用正确的方向引导，用健康的娱乐陶冶，用积极的文化熏陶，使我们青少年在传媒提供的和谐氛围中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积极向上的文化中避免失范行为的发生。大众传媒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但客观上存在着传媒暴力，如何避免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发生，本文现做粗浅的探讨。

一、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传媒以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方式作用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和行为方式。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战后公共图书馆的准则》一书中首次使用传媒作为术语，现在已成为各种传播工具的总称，又被称为“媒体”或“媒介”，指传播信息资讯的载体。传播途径有纸类（新闻报纸、杂志）、声类（电台、广播）、视频（电视、电影）还有现代的网络类（电脑视频）等等。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传媒方式还会出现，像利用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两地之间只需要知道其中一个光子的即时状态，就能准确推测另外一个光子的状态，从而实现类似‘超时空穿越’的通信方式。[1]

1．传媒暴力

传媒是传播媒体的简称，传媒暴力主要指大众传媒中渗透的暴力内容，是指媒体在传播文化中承载的过多过于详细的有关暴力色情镜头的描绘，详细地重现暴力过程以及暴力手段的分析，暴力心理叙述，渲染社会大众对越轨群体的普遍歧视与不理解，夹杂了过多传播者的主观道德评判而弱化法律分析等[2]。

笔者认为，传媒暴力不仅仅表现是对暴力血腥、色情淫秽画面在被动点击后的呈现，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主动吸引受众注意，引诱受众观看和点击。表面上看是受众的主动点击，但是在点击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青少年是在传媒暴力挟持下的无奈选择。在暴力色情泛滥之际，正常的网上下载资料时，资源中已经被种下到暴力和血腥内容的链接。网上资料下载结束之时，也是色情暴力内容安装完毕的一刻。更有的流氓软件，劫持客户端的浏览器，强制链接到暴力色情网站。这种情形是传媒暴力赤裸裸的体现。

2．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纸质媒体要读者，声频媒体要听众，视频媒体要观众，网络媒体要点击率。总而言之，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体追求尽较多的关注，让尽可能多的受众认可。巨额利润的推动下，传媒暴力常常赤裸裸主动出击，传播媒体涉黄涉暴，更多情形是游走在色情和暴力边缘。以色情传播为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淫秽电子信息犯罪呈现出新形式、新特点，曾得到有效遏制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又在手机网络中泛滥。手机网站已成为淫秽电子信息的重要传播途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规定了13条，并于2月4日实行。司法解释针对利用新型的媒体像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犯罪及其利益链条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刑事案件法律适用标准。两高的司法解释说明淫秽电子信息的传播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步，也说明信息技术革命的同时，传媒暴力也在增加侵害未成年人的力量。可以想象，当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成熟和广泛运用生产和生活的时候，传媒暴力更加难以遏制，如果不遏制，将对青少年产生摧毁性的影响。

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811亿元，比2006年增长13.6%[3]，暴利下的暴力顺理成章出现。以“071”特大网上组织淫秽表演案为例，湖北荆州郑立建立丁香成人社区网站，从08年9月到09年6月被警方查获时，不到一年时间里吸引570余万人注册成为会员，非法吸金1493万余元。在切断丁香成人社区色情网站的“资金链条”和“信息链条”后，380多个色情网站在网上销声匿迹，23个淫秽表演视频网站及其他涉案广告联盟、网络接入商和“第三方支付平台”也被铲除，网络环境大大净化。在短短的时间内，丁香成人社区累积访问量高达7.3亿次，独立访客达3891万人次。[4]暴利下，青少年无法抵挡由380多个色情网站、23个淫秽表演视频网站、其他涉案广告联盟、网络接入商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组成的传媒暴力团队。一个案例就足以见证暴利下的传媒暴力疯狂程度了。暴利是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二、传媒暴力下青少年越轨行为增多

1．传媒让青少年忍受暴力

伴随着传媒被正常的使用，毫无防备的青少年在享受传媒信息快捷、资源丰富的同时，也要忍受着传媒暴力的侵害。目前，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占总人口28%的。以网络为例，CNNIC对青少年上网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据调查显示，学生在网民中占有率达1/3强（36.7%)，每周平均上网时长为11.6小时，其中每周上网超过20小时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6.6%，超过40小时的占5.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7年7月调查显示，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主要用途排在前面的依次为网络音乐91.4%，网络影视79.6%，即时通信74.6%，搜索引擎70.7%，网络游戏67.1%，网络新闻64.6%，电子邮件46.6%,网络教育28.0%，写博客22.6%，网络购物8.9％等[5]。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手机网民达1.44亿人，即74％的青少年在使用手机上网，手机已经成为中国青少年第一位的上网工具。[6]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青少年正常使用传媒，当传媒呈现给他们暴力和淫秽的信息时，青少年感知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暴力和淫秽。对暴力和淫秽习以为常时，他们就会把越轨当做正常行为，甚至以越轨为荣，越轨行为增多也就不足为怪了。网络上青少年虐猫、打人、扎针、聚众淫乱和强奸等事件频现，特别是最近网上频现打人脱衣、聚众淫乱的视频。大部分青少年在家长学校的引导下，可以正确认识上述越轨行为的危害，自觉的避免同类事件发生。但据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留守儿童约1.5亿，18岁以下随父母流动的儿童2000万，留守在农村的也有2000万，这一数字约占全国农村儿童总数的8%。[7]留守的这2000万的儿童如何面对传媒暴力的侵袭？面对暴力侵害时，他们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被侵害。

菲利普?齐默巴多的实验说明人的动机与行为与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关情景影响的结果。[8]据“新跨越与四川青年”课题组调查统计，在4497名接受调查的青少年网民中，分别有20.86%、18.83％和14.83％的人认为“社会政治”、“传媒影响”、“家庭与教育”是影响人生态度的重要方面。[9]传媒影响占据不可忽视的比重。随着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成熟，能够广泛运用于信息传输后，信息传输更加便捷，同时传媒暴力也就会随着科技进步而突飞猛进，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就会加重。

2．传媒暴力下的青少年越轨行为

越轨，表现为那些反常规的、违反常理的、不道德的、罪恶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共通的性质就是这些行为超越了人们认可的惯常的行为方式。[10]《教育大辞典》将其界定为违反一定社会的行业准则、价值观念或道德规范的行为。面对父母引导缺失或父母自身条件限制无法引导，学校监管又不到位的孩子们，传媒暴力得以在他们身上体现。详细报道就是成了引导，细节的刻画就是言传身教，青少年越轨行为也因此频现。网络暴力和淫秽色情，只是传媒暴力中的一部分，现阶段较多体现传媒暴力的是以网络暴力为主。2005年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显示，25.6％的中小学生家中拥有电脑，其中城市百分率达到50.4%，农村百分率达到12.8%。使用过电脑的中小学生超过总体的70.0%，其中城市的比例高达87.0%，农村的比例也达到了66.1%。[11]高普及的电脑及电脑技术的运用，为传媒暴力的传播提供可能。面对巨额利益的诱惑，传媒报道中的暴力和血腥，加上网络游戏中的暴力和色情，在钝化青少年敏感的神经同时也在引导他们把网络行为带到现实中来。沉溺于网络的青少年不知虚拟网络中都是我们现实的行为，一言一行还会有现实中的法律来规制。

婚前性行为只是青少年众多越轨失范行为中的一种。调查的人少，不具有太大的代表性，但是也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卷入吸毒、偷盗、破坏财产、和不计后果的暴力行为等。根据程度不同，青少年越轨失范行为可分为不当行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不论是虐待动物、轻微的校园暴力还是严重的校园暴力，本文不做区分，统称为越轨行为。在越轨类型上，青少年越轨行为种类日趋多样化，暴力、贪利性为主；在越轨方式上，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模仿性和多样性；在越轨时机的选择上，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较大的突发性和盲目性。在越轨的形式上，青少年越轨行为多数具有一定的纠合性和群体性。在越轨手段上，青少年越轨行为日趋多样化、智能化、技术化和现代化。[12]

三、避免传媒暴力对青少年行为影响的对策

面对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越轨失范行为，传媒和社会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所拥有的应该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传媒享有某些权力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中，应该有法律和制度明确规定，避免青少年遭受传媒暴力的侵害。仅网络立法，己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仅仅与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约有50件。法律已经比较健全，青少年健康快乐的成长是一个沉重的课题，制度保障也必不可少，还应该做到以下几方面同法律一起构筑堡垒来减少传媒暴力。

1．建立专门防止传媒暴力侵害青少年的审查机制

新闻时时发生，传媒也会及时跟踪报道。在建立的传媒信息审查制度中应该有专门防止传媒暴力侵害青少年的审查机制。由已婚的女性做审查员，让她们以母性特有的视角去审视要的信息。审查时，遵循“一人审查，二人判断，三人决定”的工作机制。“一人审查”，是指在对拟发信息审查时，作为信息提供者应有的职责要求，首先提供者要有自测，自己提供的信息能不能公开。对拟公开的信息由一人审查即可。当一人审查员发现信息有涉嫌传媒暴力时，提请另一人对拟发的信息做判断，这就是“二人判断”。如果第二人也提出相同的担忧，应该有第三人和前两名审查员一块来做最后的评判。“三人决定”决定信息的生死，决定传媒能否拟发的信息。传媒审查制度由拟信息的来源单位如广播电台、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电视台、门户网站及网络运行商等传媒单位来承担。通过建立这样主要由已婚女性组成的“一人审查，二人判断，三人决定”审查机制，可以有效避免传媒侵害青少年的信息。净化信息，还青少年正常的信息环境。

2．建立传媒暴力举报审查和追究机制

每天都在发生新闻产生信息，信息量巨大。媒体需要第一时间信息。记者和审查员难免会出现失误，让带有传媒暴力的信息发出，要建立传媒举报审查和追究机制。让全民来做审查员，以网络传媒为例，在网页和每个信息下面，设一个举报按钮，当一篇信息出现多人举报时，就要由另外的信息审查员来做专项审查，重新对被举报的信息进行“一人审查，二人判断，三人决定”的审查。重新认定后做出是修改后、撤换还是继续等决定。对于修改后或者被撤换的信息，要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追究，让传媒暴力的制造者和者能够感受传媒暴力给自身带来的影响，避免再次出现传媒暴力。其他传媒信息时，都应该在信息下方注明信息举报方式，建立全民传媒举报审查和追究机制，让传媒暴力没有存在的空间，共同还青少年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3．技术上防范传媒暴力

技术上防范可以从源头上防止大部分的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首先，要实行实名制。信息必须实名，享受信息服务能实名的也都要实名制。手机、网络、电影和电视等，特别可行的是网络和手机的实名制，条件允许的可以实行和利用信息的都要实名。者实名，可以规范信息行为，让者在时首先考虑社会责任；使用者实名，可以让使用者自我控制主动避免传媒暴力的侵害。近日，网帖曝安徽省合肥市四十二中英语组女教师“孔菲艳”利用补课的机会，诱奸学校900名男生，一时舆论哗然。这起被称为合肥“诱奸门”的网络事件，很快被证实帖子所有内容纯属捏造，合肥四十二中根本没有“孔菲艳”其人。2010年6月7日，合肥市更以市政府新闻办的名义发表官方严正声明，澄清事实，足见此事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但是，实名制则可以避免像“诱奸门”这样网络事件发生。其次，加装过滤软件。以传媒暴力体现最为激烈和明显的网络为例，加装上过滤软件就是在网络服务器和计算机上安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及时删除或屏蔽低俗、淫秽、暴力反动等内容的信息。加装上网过滤软件，不应该是由教育部来规定，而应该由信息产业部来做规定，把加装上网过滤软件作为技术要求，把上网过滤软件和上网浏览器合一，青少年使用的电脑没有加装上网过滤软件则无法上网。

4．建立信息分级制度

建立信息分级制度和已经建立的电影分级制度一样是为了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伊朗、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对电影进行分级，以美国电影协会（MPAA）制定的影视作品分级为例，其制定的电影分级有：G级；PG;PG-13级；R级；NC-17级这主要五级；另外还有NR级或者U级。不同级别的电影有不同的适合观众人群。与此同时，游戏产业发达的美国、韩国、日本等国也已建立了一套类似电影分级制度的游戏分级制度。电子、电脑游戏软件包装盒正面上都标有分级标志，供父母识别其中的内容是否合适。笔者认为我国也应该像国外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一样，建立信息分级制度，不同的级别信息有不同的适合人群。让适用信息的人群确定，不要让青少年的监护人根据内容来判断信息是否适合，而是让信息在被利用之前就已经标明等级。

5．社区防范—不能忽视的措施

犯罪控制的基本方式有：法律控制、文化控制、社区控制和技术控制。13[社区街道是不能忽视的空间，针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控制，要注意到这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使用综合措施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当青少年遭受传媒暴力后，社区要及时介入，和家庭一同消除传媒暴力带给他们的影响，不给青少年越轨空间，丰富青少年业余生活不失为一项最为有效的举措。青少年业余时间充足，但是我们的学校、社区和家庭没有充分关注这一容易发生问题的时间段，没有适时介入。应让青少年在积极向上的活动中不仅仅是没有时间考虑越轨，而是在丰富的业余生活中对越轨没有了兴趣。社区和家庭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社区、街道和村庄进行制度化的定期活动，以文化站点、娱乐活动中心为载体，多种形式的开展吸引青少年的活动，如竞赛类，竞技类，娱乐类，益智类等等活动的开展。青少年在各种活动中总能找到自己的兴奋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比网络的虚拟、电影电视要更加有吸引力。业余生活丰富了，青少年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做准备，参加比赛和活动，在准备活动和比赛中找到快乐，这样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越轨。

越轨范文篇4

媒体在报道事件时要考虑到青少年的感受。追求还原新闻真实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3.67亿青少年受众。过于刻画当事人越轨行为细节是不负责任的传媒对青少年施加的暴力。传媒应该用正确的方向引导，用健康的娱乐陶冶，用积极的文化熏陶，使我们青少年在传媒提供的和谐氛围中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积极向上的文化中避免失范行为的发生。大众传媒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但客观上存在着传媒暴力，如何避免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发生，本文现做粗浅的探讨。

一、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传媒以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方式作用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和行为方式。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战后公共图书馆的准则》一书中首次使用传媒作为术语，现在已成为各种传播工具的总称，又被称为“媒体”或“媒介”，指传播信息资讯的载体。传播途径有纸类（新闻报纸、杂志）、声类（电台、广播）、视频（电视、电影）还有现代的网络类（电脑视频）等等。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传媒方式还会出现，像利用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两地之间只需要知道其中一个光子的即时状态，就能准确推测另外一个光子的状态，从而实现类似‘超时空穿越’的通信方式。[1]

1．传媒暴力

传媒是传播媒体的简称，传媒暴力主要指大众传媒中渗透的暴力内容，是指媒体在传播文化中承载的过多过于详细的有关暴力色情镜头的描绘，详细地重现暴力过程以及暴力手段的分析，暴力心理叙述，渲染社会大众对越轨群体的普遍歧视与不理解，夹杂了过多传播者的主观道德评判而弱化法律分析等[2]。

笔者认为，传媒暴力不仅仅表现是对暴力血腥、色情淫秽画面在被动点击后的呈现，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主动吸引受众注意，引诱受众观看和点击。表面上看是受众的主动点击，但是在点击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青少年是在传媒暴力挟持下的无奈选择。在暴力色情泛滥之际，正常的网上下载资料时，资源中已经被种下到暴力和血腥内容的链接。网上资料下载结束之时，也是色情暴力内容安装完毕的一刻。更有的流氓软件，劫持客户端的浏览器，强制链接到暴力色情网站。这种情形是传媒暴力赤裸裸的体现。

2．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纸质媒体要读者，声频媒体要听众，视频媒体要观众，网络媒体要点击率。总而言之，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体追求尽较多的关注，让尽可能多的受众认可。巨额利润的推动下，传媒暴力常常赤裸裸主动出击，传播媒体涉黄涉暴，更多情形是游走在色情和暴力边缘。以色情传播为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淫秽电子信息犯罪呈现出新形式、新特点，曾得到有效遏制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又在手机网络中泛滥。手机网站已成为淫秽电子信息的重要传播途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规定了13条，并于2月4日实行。司法解释针对利用新型的媒体像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犯罪及其利益链条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刑事案件法律适用标准。两高的司法解释说明淫秽电子信息的传播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步，也说明信息技术革命的同时，传媒暴力也在增加侵害未成年人的力量。可以想象，当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成熟和广泛运用生产和生活的时候，传媒暴力更加难以遏制，如果不遏制，将对青少年产生摧毁性的影响。

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811亿元，比2006年增长13.6%[3]，暴利下的暴力顺理成章出现。以“071”特大网上组织淫秽表演案为例，湖北荆州郑立建立丁香成人社区网站，从08年9月到09年6月被警方查获时，不到一年时间里吸引570余万人注册成为会员，非法吸金1493万余元。在切断丁香成人社区色情网站的“资金链条”和“信息链条”后，380多个色情网站在网上销声匿迹，23个淫秽表演视频网站及其他涉案广告联盟、网络接入商和“第三方支付平台”也被铲除，网络环境大大净化。在短短的时间内，丁香成人社区累积访问量高达7.3亿次，独立访客达3891万人次。[4]暴利下，青少年无法抵挡由380多个色情网站、23个淫秽表演视频网站、其他涉案广告联盟、网络接入商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组成的传媒暴力团队。一个案例就足以见证暴利下的传媒暴力疯狂程度了。暴利是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二、传媒暴力下青少年越轨行为增多

1．传媒让青少年忍受暴力

伴随着传媒被正常的使用，毫无防备的青少年在享受传媒信息快捷、资源丰富的同时，也要忍受着传媒暴力的侵害。目前，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占总人口28%的。以网络为例，CNNIC对青少年上网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据调查显示，学生在网民中占有率达1/3强（36.7%)，每周平均上网时长为11.6小时，其中每周上网超过20小时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6.6%，超过40小时的占5.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7年7月调查显示，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主要用途排在前面的依次为网络音乐91.4%，网络影视79.6%，即时通信74.6%，搜索引擎70.7%，网络游戏67.1%，网络新闻64.6%，电子邮件46.6%,网络教育28.0%，写博客22.6%，网络购物8.9％等[5]。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手机网民达1.44亿人，即74％的青少年在使用手机上网，手机已经成为中国青少年第一位的上网工具。[6]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青少年正常使用传媒，当传媒呈现给他们暴力和淫秽的信息时，青少年感知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暴力和淫秽。对暴力和淫秽习以为常时，他们就会把越轨当做正常行为，甚至以越轨为荣，越轨行为增多也就不足为怪了。网络上青少年虐猫、打人、扎针、聚众淫乱和强奸等事件频现，特别是最近网上频现打人脱衣、聚众淫乱的视频。大部分青少年在家长学校的引导下，可以正确认识上述越轨行为的危害，自觉的避免同类事件发生。但据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留守儿童约1.5亿，18岁以下随父母流动的儿童2000万，留守在农村的也有2000万，这一数字约占全国农村儿童总数的8%。[7]留守的这2000万的儿童如何面对传媒暴力的侵袭？面对暴力侵害时，他们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被侵害。

菲利普?齐默巴多的实验说明人的动机与行为与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关情景影响的结果。[8]据“新跨越与四川青年”课题组调查统计，在4497名接受调查的青少年网民中，分别有20.86%、18.83％和14.83％的人认为“社会政治”、“传媒影响”、“家庭与教育”是影响人生态度的重要方面。[9]传媒影响占据不可忽视的比重。随着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成熟，能够广泛运用于信息传输后，信息传输更加便捷，同时传媒暴力也就会随着科技进步而突飞猛进，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就会加重。

2．传媒暴力下的青少年越轨行为

越轨，表现为那些反常规的、违反常理的、不道德的、罪恶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共通的性质就是这些行为超越了人们认可的惯常的行为方式。[10]《教育大辞典》将其界定为违反一定社会的行业准则、价值观念或道德规范的行为。面对父母引导缺失或父母自身条件限制无法引导，学校监管又不到位的孩子们，传媒暴力得以在他们身上体现。详细报道就是成了引导，细节的刻画就是言传身教，青少年越轨行为也因此频现。网络暴力和淫秽色情，只是传媒暴力中的一部分，现阶段较多体现传媒暴力的是以网络暴力为主。2005年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显示，25.6％的中小学生家中拥有电脑，其中城市百分率达到50.4%，农村百分率达到12.8%。使用过电脑的中小学生超过总体的70.0%，其中城市的比例高达87.0%，农村的比例也达到了66.1%。[11]高普及的电脑及电脑技术的运用，为传媒暴力的传播提供可能。面对巨额利益的诱惑，传媒报道中的暴力和血腥，加上网络游戏中的暴力和色情，在钝化青少年敏感的神经同时也在引导他们把网络行为带到现实中来。沉溺于网络的青少年不知虚拟网络中都是我们现实的行为，一言一行还会有现实中的法律来规制。

婚前性行为只是青少年众多越轨失范行为中的一种。调查的人少，不具有太大的代表性，但是也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卷入吸毒、偷盗、破坏财产、和不计后果的暴力行为等。根据程度不同，青少年越轨失范行为可分为不当行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不论是虐待动物、轻微的校园暴力还是严重的校园暴力，本文不做区分，统称为越轨行为。在越轨类型上，青少年越轨行为种类日趋多样化，暴力、贪利性为主；在越轨方式上，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模仿性和多样性；在越轨时机的选择上，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较大的突发性和盲目性。在越轨的形式上，青少年越轨行为多数具有一定的纠合性和群体性。在越轨手段上，青少年越轨行为日趋多样化、智能化、技术化和现代化。[12]

三、避免传媒暴力对青少年行为影响的对策

面对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越轨失范行为，传媒和社会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所拥有的应该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传媒享有某些权力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中，应该有法律和制度明确规定，避免青少年遭受传媒暴力的侵害。仅网络立法，己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仅仅与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约有50件。法律已经比较健全，青少年健康快乐的成长是一个沉重的课题，制度保障也必不可少，还应该做到以下几方面同法律一起构筑堡垒来减少传媒暴力。

1．建立专门防止传媒暴力侵害青少年的审查机制

新闻时时发生，传媒也会及时跟踪报道。在建立的传媒信息审查制度中应该有专门防止传媒暴力侵害青少年的审查机制。由已婚的女性做审查员，让她们以母性特有的视角去审视要的信息。审查时，遵循“一人审查，二人判断，三人决定”的工作机制。“一人审查”，是指在对拟发信息审查时，作为信息提供者应有的职责要求，首先提供者要有自测，自己提供的信息能不能公开。对拟公开的信息由一人审查即可。当一人审查员发现信息有涉嫌传媒暴力时，提请另一人对拟发的信息做判断，这就是“二人判断”。如果第二人也提出相同的担忧，应该有第三人和前两名审查员一块来做最后的评判。“三人决定”决定信息的生死，决定传媒能否拟发的信息。传媒审查制度由拟信息的来源单位如广播电台、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电视台、门户网站及网络运行商等传媒单位来承担。通过建立这样主要由已婚女性组成的“一人审查，二人判断，三人决定”审查机制，可以有效避免传媒侵害青少年的信息。净化信息，还青少年正常的信息环境。

2．建立传媒暴力举报审查和追究机制

每天都在发生新闻产生信息，信息量巨大。媒体需要第一时间信息。记者和审查员难免会出现失误，让带有传媒暴力的信息发出，要建立传媒举报审查和追究机制。让全民来做审查员，以网络传媒为例，在网页和每个信息下面，设一个举报按钮，当一篇信息出现多人举报时，就要由另外的信息审查员来做专项审查，重新对被举报的信息进行“一人审查，二人判断，三人决定”的审查。重新认定后做出是修改后、撤换还是继续等决定。对于修改后或者被撤换的信息，要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追究，让传媒暴力的制造者和者能够感受传媒暴力给自身带来的影响，避免再次出现传媒暴力。其他传媒信息时，都应该在信息下方注明信息举报方式，建立全民传媒举报审查和追究机制，让传媒暴力没有存在的空间，共同还青少年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3．技术上防范传媒暴力

技术上防范可以从源头上防止大部分的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首先，要实行实名制。信息必须实名，享受信息服务能实名的也都要实名制。手机、网络、电影和电视等，特别可行的是网络和手机的实名制，条件允许的可以实行和利用信息的都要实名。者实名，可以规范信息行为，让者在时首先考虑社会责任；使用者实名，可以让使用者自我控制主动避免传媒暴力的侵害。近日，网帖曝安徽省合肥市四十二中英语组女教师“孔菲艳”利用补课的机会，诱奸学校900名男生，一时舆论哗然。这起被称为合肥“诱奸门”的网络事件，很快被证实帖子所有内容纯属捏造，合肥四十二中根本没有“孔菲艳”其人。2010年6月7日，合肥市更以市政府新闻办的名义发表官方严正声明，澄清事实，足见此事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但是，实名制则可以避免像“诱奸门”这样网络事件发生。其次，加装过滤软件。以传媒暴力体现最为激烈和明显的网络为例，加装上过滤软件就是在网络服务器和计算机上安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及时删除或屏蔽低俗、淫秽、暴力反动等内容的信息。加装上网过滤软件，不应该是由教育部来规定，而应该由信息产业部来做规定，把加装上网过滤软件作为技术要求，把上网过滤软件和上网浏览器合一，青少年使用的电脑没有加装上网过滤软件则无法上网。

4．建立信息分级制度

建立信息分级制度和已经建立的电影分级制度一样是为了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伊朗、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对电影进行分级，以美国电影协会（MPAA）制定的影视作品分级为例，其制定的电影分级有：G级；PG;PG-13级；R级；NC-17级这主要五级；另外还有NR级或者U级。不同级别的电影有不同的适合观众人群。与此同时，游戏产业发达的美国、韩国、日本等国也已建立了一套类似电影分级制度的游戏分级制度。电子、电脑游戏软件包装盒正面上都标有分级标志，供父母识别其中的内容是否合适。笔者认为我国也应该像国外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一样，建立信息分级制度，不同的级别信息有不同的适合人群。让适用信息的人群确定，不要让青少年的监护人根据内容来判断信息是否适合，而是让信息在被利用之前就已经标明等级。

5．社区防范—不能忽视的措施

犯罪控制的基本方式有：法律控制、文化控制、社区控制和技术控制。13[社区街道是不能忽视的空间，针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控制，要注意到这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使用综合措施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当青少年遭受传媒暴力后，社区要及时介入，和家庭一同消除传媒暴力带给他们的影响，不给青少年越轨空间，丰富青少年业余生活不失为一项最为有效的举措。青少年业余时间充足，但是我们的学校、社区和家庭没有充分关注这一容易发生问题的时间段，没有适时介入。应让青少年在积极向上的活动中不仅仅是没有时间考虑越轨，而是在丰富的业余生活中对越轨没有了兴趣。社区和家庭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社区、街道和村庄进行制度化的定期活动，以文化站点、娱乐活动中心为载体，多种形式的开展吸引青少年的活动，如竞赛类，竞技类，娱乐类，益智类等等活动的开展。青少年在各种活动中总能找到自己的兴奋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比网络的虚拟、电影电视要更加有吸引力。业余生活丰富了，青少年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做准备，参加比赛和活动，在准备活动和比赛中找到快乐，这样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越轨。

越轨范文篇5

关键词：领导越轨；中外比较；启示

越轨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社会问题。简单来说，越轨指包括违反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习俗等在内的所有行为。而领导越轨则是指领导者违背党纪国法、违背政策和规章制度以及背离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

领导越轨问题是由权力本身带来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领导越轨不外乎与“钱”和“权”有关，不管制度规范如何细密、监督机制如何完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中外有相似之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经验。”因为公共权力主要是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所从事的分配工作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得这些有价值的事物或资源，因此，公共权力容易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越轨。

但是，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领导越轨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及不同的治理方式。深入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有效地治理越轨行为、健全和完善领导者的行为规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与弱：中西监督力度不同

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权力尚未受到有效节制，所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就成为了约束领导越轨的重要措施。中外监督机制不同，监督力度也有差异。

从监督机制上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西方逐渐形成了全面、完整的监督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法律监督，即完备的法制建设对领导权力的监督基本形成了一个网络。(2)社会舆论监督，主要包括群众监督、非政府组织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3)在野党监督，即在野党争夺权力，客观上给在职的领导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起到了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而我国的监督机制主要由下列几部分组成：政党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府自身的行政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体现，也是国家整个监督制度的基础。

从监督力度上看，西方社会对领导行为的监督力度比我国要强。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而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实在”。其表现在宗教上就是“万有神”的观念，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上帝即是象征团体的无形实在，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是他在人间的，且仅仅是而非团体力量本身。在这种团体格局中，权利观念非常重要，因此，团体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防止人滥用权力，制定了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社会各阶级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各利益群体之间已经形成制度化的互相制约关系，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强，形成了对滥用权力行为的压力环境，使领导者的越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制。

而我国是一种“差序格局”，即这种格局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缺少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团体”；社会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公民社会极其孱弱，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现在社会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家族传统下形成的“事不管己，高高挂起”的思维依然存在，政治参与度不高，使领导权力的监督缺乏一个民众的压力环境。另外，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

二、性善与性恶：中西领导越轨的根源不同

虽然越轨的原因主要与钱、权相关，但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源，那就是伦理亲情。中西伦理思想传统不同，则由伦理观念带来的越轨行为也不同。

中国人向来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由于传统对人性的认识是道德人假设，所以对领导者的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非常高，一直没有道德立法这样的制度性约束。这样，一旦发生道德失范，人们就认为是领导者产生了道德问题，于是便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力图通过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教育来提高领导的个体道德，以规范和调整领导者的越轨行为。这种软约束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其对越轨行为的控制也往往趋于弱化。此外，中国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在强大的家族传统和伦理关系交织的网络之中，领导者往往因为伦理关系产生各种越轨行为，如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等；再由伦理、亲情扩大到小团体、小集体，导致“窝案”、“串案”、以单位名义从事腐败犯罪等群体越轨的行为。因为受传统农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拉关系”、“走后门”等做法在现今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出于人情关系考虑而发生的越轨行为依然很多，而且这种越轨行为没有明显地违反有关的法律规定，在打法律的擦边球，也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这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假设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西方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因此，人们对于领导的道德期望是冷静和审慎的。此外，对人性的悲观估计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从善。西方各国政府领导人的行政责任的确立主要基于两种因素：一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二是选区和选民的利益；而且，他们更关注如何兑现竞选时所作出的许诺，更重视维护支持他上台的选区和选民的利益，并将此作为本届政府的首要责任。相较之下，西方领导伦理关系的羁绊比较小，因伦理亲情而导致的越轨行为也就比较少。

三、清晰与模糊：中西领导越轨的表现形式不同

在西方，公私分明使得领导越轨行为的界限非常清晰；而在中国因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许多领导的越轨行为很隐蔽，甚至对越轨行为集体无意识。

近代西方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中实行的是公共行政，树立的是公共权力观。这种权利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公域私域分开，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也奠定了公共权力(公权)由个人的部分权力(私权)转让而来、公权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为私权服务的政治理念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公共)权力来自于公民、服务于公民的公共权力的含义。在公共权力观下，领导的职能定位是为公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因此，西方没有官本位的传统，公私分明，官员们往往谨小慎微，克勤克俭，且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领导因为权力和地位的改变而带来的某些越轨行为。

在中国，许多领导越轨行为非常隐蔽，甚至人们对此集体无意识，这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在中国公私之间的分界富有弹性。虽然早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社会道德和行政伦理标准，但在君权神授和君主专制的传统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公即是私；顺此下推，对官吏来说，为公与为私也就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可以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公私间极具弹性的价值准则也就使得许多领导的越轨行为得到了人们的默许，甚至是支持。

其次，在差序格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没有笼统的确定的道德观念，一切都以差序人伦的不同而不同。“爱有差等，施由亲施”，一人富贵，家族、亲友与有荣焉，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行政观念的。所以，像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等越轨行为往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最后，特权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观强调入在社会中的等级，而且往往根据不同的官职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官职越高则等级越高，享受的特权就越多，特权利益就越大。这种封建等级观念依然残留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领导者的特权是得到认可的，人们对这类越轨行为往往熟视无睹。

四、转型期与稳定期：中西领导越轨的程度不同

领导越轨的程度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关。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领导越轨的程度比较严重；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稳定期，因此程度相对较轻。

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原有的和谐状态。传统因素的解体速度与现代因素形成速度之间的差异或异步性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一系列的“社会控制的真空状态”，导致了越轨行为的大量增加。尤其是随着旧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的失范，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无法依据文化中的价值系统建立自己的生活目标，社会和文化对个人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处在这种转型期的“真空”状态下，制约领导越轨的许多相关措施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许多冲突、矛盾以及漏洞，因此，领导越轨问题相对比较严重。

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越轨程度要低于我国，因为经历了几百年的资产阶级统治，西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稳定的政治和经济运转机制，制定了详细、有效的防止和制约越轨行为的规章制度，虽然不足以完全消除越轨行为的发生，但对领导越轨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作用，使得西方国家能够把“筐里的坏桃子”不断地扔出去。

五、关于领导越轨的几点启示

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领导越轨现象比较严重；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在制约领导越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资我们借鉴。但是，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明确反对那种把领导越轨制约机制的有效性归为制度原因。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实行“一党制”，因而对领导越轨行为的制约软弱无力；而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程度较高，因此领导越轨行为很少，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以腐败为例，在日本受访的人群中，有85％的人认为其国内的腐败非常严重；法国和德国都是实行多党制，而担心国内政治腐败的受访者比例也高达50％和43％；就连一向声称自己是“民主政治楷模”的美国，对其国内政治腐败也有46％的人深感忧虑。由此看，经济、法律制度的发达并不能减少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所以，对领导越轨问题的治理不能纠缠在政治体制上，而是重点看相关的措施是否落实。

越轨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越轨行为心理分析

一、大学生越轨行为的界定

在社会学中，越轨行为是指社会成员(包括个体、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背离或违反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它存在于不同时空和制度的国家或社会，在一般情况下均受当时社会主导价值评判体系的否定性评价。根据越轨行为的一般定义，大学生越轨行为是指在其学习、生活、人际交往过程中，发生的较为严重地违反或背离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产生消极影响并受到否定性评价的行为。

这一界定表明：第一，大学生越轨行为中的“轨”，是指大学生应遵循的社会行为规范，包括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一般规范和专门为大学生所制订的特殊规范，其表现形式既有成文的也有约定俗成的。第二，大学生越轨行为必须是较为严重地违反或背离了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的行为。第三，大学生越轨行为是受到否定性评价的行为，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指出的是。大学生的越轨行为不等于都是消极的，有些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能够打破旧的行为规范。引领社会潮流，甚至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因此，大学生的越轨行为有些在当时看来是被否定的，而历史地看它却是值得肯定的。

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越轨行为，是指那些完全属于消极的、被社会否定的行为，主要包括违反社会公德、违反校纪校规、违法犯罪，以及自杀等行为。

二、大学生越轨行为的社会心理成因

(一)自我意识发展不平衡导致大学生行为失范

心理学家艾里克森认为，大学生正好处在青年期和青年后期的交叉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既要确立自我统一性。又要建立与他人亲密的人际关系。然而，青年人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在高速度成长、发展，常常会感到冒出了一个与以往形象不同的自己，对自我的形象常常会发生怀疑、动摇或迷惑不解。自我意识是指个人x-J自身的认识及对周围事物关系的各种体验。大学时期是真正认识自我的时期，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和所具备的文化水准，决定了他们不再像中学生那样眼光向外，急于了解外部世界，把握外部环境，而是眼光向内，注重对自己进行体察和分析，探求自己微妙的内心世界，力图理解自己的情感和心理变化，自觉地从各方面了解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大学校园有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许多大学生在较大的程度上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由于大学生处于独特的社会层次，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有自己的社会见解和理想。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生活阅历有限，大学生与社会有一定的距离，社会实践能力不强，因而他们在谈论、评价、思考社会问题时往往带上幻想的色彩，不能十分切合实际。他们对事物的认识，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和幼稚性，还不能深刻、准确、全面地认识问题。这些不足与他们极强的自我意识不相协调，这种不协调一直困扰着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就会以越轨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

(二)大学生诸多心理矛盾是越轨行为发生的内在原因

大学时期是“心理断乳”的关键期。“心理断乳”意味着个人离开父母的监护，摆脱对成人的依赖，建立自己独立的心理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诸多的心理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例如，在大学这个社会气氛很浓的环境中，大学生的成人感迅速增强。他们渴望独立，强烈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成人资格。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完全靠自己来处理所遇到的一系列复杂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他们在经济上没有独立，因此，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另一方面却事事依赖别人，这就使他们在心理上出现了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这一矛盾经常困扰着他们的心灵。又如，大学时期，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既渴望友情又追求孤独的时期。一方面，由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大学生常常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而深入的探索、反省，希望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角落”。另一方面，大学生又害怕孤独，希望自己的情感有一个宣泄的对象，有一个可以产生心理共鸣的知己。这种心理特征上二重性，使大学生的情感生活更为复杂。从心理角度看，进入大学后，环境、生活、个人地位的变化，往往引起心理内部需要结构的变化，大学生时常处于波动、迷惘和抉择之中，因而情感不稳定，情绪变化大，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学业、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变化都会引起情绪波动，容易产生偏激、冲动等情绪冲突。

(三)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诱发大学生的越轨行为

社会变革之所以能够引起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是通过压力和个性改变来实现的。当代大学生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改革开放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具体的社会变革形式，它给大学生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价值观念的急剧变迁。在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过程中，大学生一方面要适应新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还要对新的价值体系进行整合，增强其开放性和应变能力。由于大学生处于一个自我意识尚未完全成熟，价值选择和判断仍缺乏稳定和统一的发展阶段，他们在处理价值冲突问题上就会显得紧张甚至困惑。价值冲突压力还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压力形式——“文化移人压力”，主要是指当不同的文化开始交流时给人们的心理上所带来的变化。当一种文化移人另一种文化之中时，由于文化刺激的泛滥，会造成价值体系的重新认知和整合。但这种价值变迁决不意味着就是进步的、积极的；相反，它或许是腐朽的、消极的。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西方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容易被东方青少年所欣赏、悦纳，而一旦接受了这些思想，就会像吸食鸦片一样明知其毒，欲罢不能。

(四)大学教育的偏差是大学生越轨行为发生的外在原因

其一，高校心理环境相对落后，不良心理难以矫正。首先，高校心理调查和心理疏导工作滞后，心理干预无力，既缺少对同学问“比老子、比票子、比牌子”的攀比心理加以正确引导，又较忽视贫困同学、特殊家庭同学的心理需要，这在客观上放任了大学生价值观的混乱，引发认知不协调，更导致部分有心理问题大学生自我封闭，自我否定，怀疑理想，怀疑人生。此外，更有许多~大学生认为有心理障碍的人就是“神经病”，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敬而远之。这些都造成了高校心理环境相对落后的现状，有不少大学生正是由于在这种环境下心理问题不能解决，心理异常程度越来越严重，导致越轨行为的最终发生。

其二，大学校园不良文化影响，致使越轨犯罪心理强化。据统计，绝大多数犯有性罪错的大学生，是受黄色影碟、录像、书籍及其它淫秽物品的腐蚀而步入歧途的。伴随学习外部压力的减轻，空余时间的增多，大学生接触电影、录像、报刊、网络中不良刺激的频率、强度、时间都大大增加。

其三，大学生的不良交友，形成违法犯罪心理辐射。由于群体凝聚力的作用，个体的不良信息往往会被其他成员所认同，尤其在恋爱、帮派、老乡会中，这种认同常会转化为违法犯罪的需要和动机。

其四，大学管理上的漏洞，为越轨行为发生提供了条件。根据犯罪时空影响律原理，少数大学生之所以能够形成越轨犯罪行为，与大学生行为控制的时空盲点有直接关系。从时间控制上讲，一般大学每周平均课时25节，比高中阶段少了l0课时。从空间控制上讲，高中生一般是家庭学校两点一线，而大学生随着大学社会化的要求，逐渐形成多点多线的活动区域。这些时空上的盲点往往处于无控制状态。由于大学生普遍素质较高，社会对其一般持信任宽容态度；有些家庭认为子女考上大学，父母就已完成了使命，放松了对孩子的要求；学校则更是防不胜防，有的学校一个班主任老师要管理几个班，有些学校虽然也设了思政老师、辅导员，但是效果不佳，大学管理上的漏洞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诱发越轨行为的情境因素。

三、大学生越轨行为的心理学对策

首先，建立大学生越轨行为心理预测系统。大学生越轨行为的发生大多有一定的征兆，而且其心理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根据这一特点，建立心理档案是预测大学生越轨行为的有效方法。大学生心理档案可包括：个人简历，家庭成员，个人心理特点(兴趣爱好、宗教信仰、交际能力、同情心、独立意识、师生及同伴关系等)，心理测验结果，心理咨询记录，心理健康阶段评价，等等。这些信息的采集不仅可以体现心理档案的预测功能，还可以充分发挥其预防功能、发展功能和自我教育的功能。

其次，拓宽大学生心理宣泄和疏导渠道。心理学研究表明：大学生普遍习惯把失败归因为缺乏能力，而把成功归因为运气好，这就降低了他们的挫折承受能力。心理学家韦纳指出，改变原有的期望值可以提高挫折承受力。根据这一原理，利用心理干预手段进行就业指导、恋爱观讨论和人际关系心得交流会，让同学了解人人都会有挫折，失败并非都是自己的过错，从而降低挫折感，达到心理平衡。同时，还应注意积极营造愉快的生活体验，培养成就感，将不良情绪通过“诉苦会”得以倾诉、宣泄和转移。此外，应当特别注意尊重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需要，在帮助他们的时候给予其自信而非无谓的同情，减轻其心理负担。同样，也应更加及时关注父母不和、离异型家庭或遭遇变故的大学生，积极给予心理援助，防止极端行为的发生。

越轨范文篇7

关键词越轨行为实体性科学组织组织认可组织权威影响力

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渐渐增多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但种种越轨行为同样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分别从人性之恶、科学家道德水平的下降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内外控制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仍然没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今天的科学事业首先是与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的，否则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越轨行为动力机制的探讨不能忽视科学组织对科学家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对越轨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对科学组织形态变化的描述开始，逐步说明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发生的，以促进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一

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一般是指：违反科学活动中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我们认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包括以下几类：

1.科研成果获得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1912年，一个业余地质学家从皮尔当(Piltdown)挖掘出一个特别的颅骨，该发现被认为是填补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条直接进化线——所谓失缺的环——的证据，从而引起轰动，但到1953年该颅骨被发现是伪造的。并在最近被确认为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丁·欣顿(MartinA.C.Hinton)所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伪造证据的行为。而更常见的则是在实验数据上弄虚作假，例如：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间进行的“油滴实验”中对实验数据采取了主观取舍行为，直到60年后才被发现。

2.发表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一稿多投、将一篇文章化整为零发表成多篇、在自己没有参予的文章上署名等等。美国《医学索引》杂志的编辑巴克拉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行为，他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例子，是一项研究疾病发生的几个变量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课题。这项工作本来可以写一篇文章发表，但竟被分成几篇很短的文章送给三家杂志发表”[1]。在我国1992年4月16日的《科技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十年近千篇，如此多产；一篇论文署名二百人，有无标准”的文章，揭露了科学论文署名中的越轨行为。另外，“有的人在得到一些结果后，不是首先认真撰写严肃的科学论文，向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投稿，而是急急忙忙先向领导报喜，再通过领导向新闻媒介做不符合实际的自我夸张宣传”[2]。

3.组织行为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对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其中和科学活动有关的一些影响力滥用行为，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我国著名科学家唐敖庆曾发表了“加强科学道德的修养”一文，呼吁反对以下现象：把集体成果以个人名义发表，对稿费的不公正分配，还有对年青人的压制问题[3]。这些都主要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而且这类现象在我国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成果评定中的行政干扰，对科研基金的不公平分配和使用，对科研计划的不公正安排等等也应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

诚然，以上分类并不能涵括越轨行为的全部方面，更广义的越轨行为还应包括论文审查、同行评议等活动中的人情风、金钱风等一些不正常现象。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科学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与科学家关系的变化。

科学组织是由于科学交流和协作研究的必要而产生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即：非实体性科学组织，半实体性科学组织和实体性科学组织。我们可以用英国的科学组织发展史来说明这种形态的变化。著名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个叫做“无形学院”的科学组织，这个在牛津时曾以约翰·威尔金斯(JohnWilkins,1614—1672)为首的实验小组就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在这样的组织内部不存在明确的组织分工，或者尽管有明确的组织分工，但这种分工并不以职业分工为基础。至于1662年以后的皇家学会就有所不同，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会员来说它是一个“八小时以外”的聚会场所，但是对于实验员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1635或1638—1703）和秘书享利·奥尔登伯格(HenryOl-denburg,1618—1671)来说，皇家学会的“实验员”、“秘书”就是他们的职业名称，对于他们来说组织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统一的。所谓实体性组织则特指那种组织分工是作为职业分工一部分而存在的组织。1835年由地质学家德拉贝奇(H.T.DelaBeche,1796—1855)创建的英国地质调查局就是英国第一个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其成员都是职业科学家。在今天，各种科学组织仍然并存，但是实体性科学组织作为科学家安身立命的场所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科学组织，如大学中的院系和各种研究院所等，其它科学组织都以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实体性科学组织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科学组织化和科学职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说明科学已经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业余科学的时代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必然会对科学家的行为产生影响，J.D.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就曾经说过：“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们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合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4]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实体性科学组织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

那么实体性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作为职业机构的实体性科学组织能够从两方面来影响科学家的组织行为：一是组织认可。从事任何职业都要追求职业认可，科学职业也不例外，科学职业一旦和科学组织相结合，就会把职业认可与组织目标相结合形成职业的组织认可。这是科学组织影响越轨行为产生的主要方面。二是组织权威影响力。组织权威影响力包括了组织权力，在一个科学组织中既有行政权威也有学术权威，这两者不一定是统一的。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也就可能出现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的一些影响力滥用现象。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方面来展开探讨。

二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组织认可是如何影响越轨行为的产生的。

根据默顿(R.K.Merton)的社会学理论，在理解越轨行为时，应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人们的行为目标，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当社会成员经过社会化的教育而愿意追求社会规定的正统目标并且也能在社会结构中得到达成目标的手段时，目标和手段之间就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当社会成员尽管愿意追求这种目标却得不到正统手段，或他们能得到正统手段却对正统目标不感兴趣，或他们对正统目标和手段都不感兴趣时，目标和手段之间便处于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就是社会失范，从而导致失范性紧张。为缓和这种紧张就有可能以越轨行为来释放它。默顿是从一般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越轨行为的一般模式的，但对于解释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也有意义。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受到教育而确立的正统目标就是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人们在谈到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时，往往直接上升到狭义的科学共同体的层次上，把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当作科学家职业认可的主要内容，或者认为科学家职业认可的其它层次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的承认才能实现，这样的一种认识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应该包含以下层次：一是社会认可。科学家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社会群体，但首先是社会化的人，因而科学家个体也很难忽视其自身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定位，也就是要追求社会认可。二是组织认可，也就是实体性科学组织对科学家的种种奖励，包括社会性资源和其它精神荣誉以及对某些权利的享受等。社会性资源是个变化的概念，个体在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有时直接属于社会性资源，有时就不属于。比如，在一个崇尚理性、尊重知识的时代，人们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也就属于社会性资源，而在今天，这种意义就比较少。三是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也就是看共同体成员是否扩展了新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意义如何。

应该说，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与组织认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属于科学奖励系统的内部分层，而随着实体性组织逐渐相对独立于科学共同体的同时，组织认可也就从科学共同体认可中相对独立了出来，实际上我们能从越轨行为的方式中看到这种分化：比如把一篇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的做法，就是一种试图在不增加共同体认可的前提下追逐更多组织认可的行为。这就说明了组织认可的存在对于越轨行为的发生确有不同于共同体认可的意义。具体来说这种分化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认可的依据不同。科学共同体认可依据的是科学家对新知识的扩展及这些知识的意义。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很难量化的。成果的真伪、水平的高低不可能由论文能否被发表和刊物的级别来准确判定。正如D.普赖斯所言：“谁敢把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与哲学博士约翰·德的一百篇关于巴苏陀兰河下游森林中各种树木弹性常数的论文（每种一篇论文）看成是对等的？”[5]而组织认可的依据一般是可以量化的，主要是指已被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及刊物的级别，和其它被组织目标所认可的工作成绩。组织认可的实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论文能被发表即表示了共同体的承认，而刊物的级别则标示了论文重要程度。以上的分析说明这个基本前提是很难成立的，从而为某些越轨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体制上的可能。2.奖励方式不同。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是对某个科学家所扩展的新知识意义的承认，这种承认首先表现为对该科学家的赞许和饮佩。这种评价不一定以科学家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对在世的科学家来说，则又表现为对他们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的满足。而组织认可只能对在世的科学家而言，除了满足组织成员的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需要而外，还首先表现为对社会性资源以及某些精神荣誉和权利的分配。比如：在中国，科学家所的数量和质量与职称评定相联系，而职称又与住房、工资等等权利相联系，而这些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追求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包括：追求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正统手段；追求其它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工作成绩的正统手段。这些手段的正统与否要看它们是否符合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价值观念。前者一直被视为获取组织认可最主要的正统手段。但一些原因的存在使得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越来越难以获得，这些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共同体的扩大。据统计，牛顿时代全世界科学家的总数不到80人，到1750年也没有超过200人，直到1850年世界称得上是科学家的也只有721人[6]。但是到了今天，科学家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尽管科学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的扩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比科学的童年时代远为广阔的天地，但这和科学家人数的增长相比较，对于单个科学家来说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能够作出有价值的发现的机会仍然减少了。表现之一就是：自1600年到1960年间尽管杰出科学家人数不断增加，但多产科学家在杰出科学家总数中的比例还是呈下降态势。这正说明了科学发现优先权争夺的激烈。如图：[7]

类别＼年代1600—17001700—18001800—19001900—1960

杰出科学家总数48103396682

多产科学家人数13134281

多产科学家所占比例27%13%11%11%

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方面，组织认可的存在增加了职业认可的重要性，从而增加了采取越轨行为以获取正统目标的引力。这是因为：1.在组织范围内满足尊重需要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更具有直接性，中国人是十分爱面子的，因而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有意义；2.科学家对于社会性资源的占有主要是从组织认可中得到的，从而才能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以此为基础的其它需求。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正统手段的获得却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更容易形成失范性紧张，这种紧张在个人自控力不足和内外控制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越轨行为的产生和增多。越轨行为在科学职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果说那个时代的越轨行为一般更注重于追求“名”的话，那么职业的组织认可的存在就使这种追求增加了“利”的诱惑。特别是，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但以解雇为手段向科研人员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创造工作成绩仍然是世界各国科研管理的一般方法，而且包括日本、中国等在内的国家还在实行改革以打破科学研究中原有的“铁饭碗”，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正统目标的重要性。质言之，就是增加了获得组织认可的必要性，人们必须得到组织认可，才能从中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这种现实在激发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大了越轨行为发生的动力。

越轨行为方式的不同和下列因素有关，其一是失范性紧张的程度，其二是个人自控力的水平，即个人道德水平与职业道德要求之比，其三是内外控制机制不平衡的方向，等等。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组织认可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奖励依据是不同的，这种依据的不统一就会导致如一稿多投、把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等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从而试图在相同的科学共同体认可程度下获取更多的组织认可。另一种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是在自己没有参予的论文上署名，以骗取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在这种行为过程中往往存在双方面的动机：论文的作者往往因为地位较低需要地位较高者的签名以提高自己论文的受重视度；签名者往往也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提高自己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这两方面往往是分不开的，至少都在客观上骗取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失范性紧张程度过高和个人自控力十分薄弱时就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越轨行为。比如，剽窃他人成果。这其中如果是剽窃他人已经发表的成果，那么，由于他的论文并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因而我们认为这种行为也是直接以组织认可为目标的，这也说明了组织认可在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相统一的前提下所具有的独立性。再如，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这被默顿认为是极端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毁坏研究作风，更能直接危害科学研究的目标——扩展新知识。

三

最后，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组织权威影响力对越轨行为的影响。一旦形成了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就会在组织内部产生相应的权威，一个科学组织内，人员的安排、组织的分工和集团认可的实施、计划的制定等等都需要权威用其权力和其它影响力来控制。

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一般指的是学术权威；但具体到一个实体性科学组织中还存在有行政权威或称行政领导，这种权威有时是学术权威，但有时也可能不是，有些甚至从来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但是他们都能对科学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越轨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组织中的民主和平等问题。比如，不依科学活动的特殊规律而从长官意志出发来决定组织计划，对某些权利进行不公正分配等等。再比如，在对一项成果进行评定时，组织权威可能对这种评定产生“行政干扰”，这种干扰是被“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专门指出应该避免的。[8]有时这种越轨行为只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权力滥用。比如历史上戴维对法拉第的压制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戴维(HumphreyDa-vy,1778—1829)于1820—1827年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当时他的前助手法拉第(MichaelFarady,1791—1867)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名声渐隆，从而引起戴维的妒忌，当1824年皇家学会为法拉第加入该会进行投票时，据说只有戴维一人反对。再比如在国外比较普遍的组织权威在其成员的论文上署名现象，等等。在中国各种类似的行为也存在，而且有一些特别之处，“但我国对于不良行为的揭发者却没有给以应该给予的公正对待，对所揭发的问题经常采取捂盖子的做法，揭发文章常被禁止发表，以致完全剥夺了对问题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9]这其中又表现了另一方面的权力滥用，对本组织的丑恶现象不是大力批判，而是“捂盖子”，这也显然违背了科学活动中的被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科学必须和一定的组织相联系，而在任何组织中又都不可能没有组织权威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两难问题。美国学者巴伯(Ber-nardBarber)就在实体性组织中对科学自主性进行保护的困难说到“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导‘纯’科学工作者进入某些一般领域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和设备的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也许我们充其量所能做的是必须选择这样的人来作为大型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懂得科研的性质及其协调的问题。”[10]也就是要把组织权威内行化，尽可能避免行政权威不懂学术的情况，以此保护科学活动在组织中的自由自主。但事实是，只要存在有实体性的组织，那么组织中就会有层次划分，其上层不论是否科学家都会有权力滥用的可能，正如“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就成果评价中的影响力滥用所呼吁的：（评价一项科研成果时）“这些高度专业的问题只有依靠科学本身，依靠同行科学家的集体评议，才有可能作出正确判断。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本人也是有高度成就的科学家，也无法对所有专业的每一个细节问题都了解清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务必坚决避免行政干扰，我们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同志能对此严格把关”。[11]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绕开组织内权威影响力来尽可能保证科学活动中的自主与民主，但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同行评议中的种种越轨行为正是适应这种民主法则而产生的，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很显然，只有科学活动中的一少部分问题才能被付予同行评议，其它的多数还是要在组织内部解决。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重视权威的倾向。那么，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就真的无法根除了吗？

在正视和理解这种困难的前提下，巴伯的看法和“评价”一文所提出的建议都是很正确的，而且这两种做法也都被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效果，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另外，我们尤其还应该采取的措施是：严格选拔组织的行政权威。一个合格的行政负责人除了必须懂科学最好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外，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以此保证同行评议的贯彻乃至科学民主的实现；他还必须有较强的创新观念，缺乏创新是我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江总书记十分正确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之力。而一个科研组织的负责人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则是一个关键；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包括组织、协调能力和发展的眼光等主要方面。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经特别强调了后两点，他指出：“领导科研工作并不一定要依靠领导者本人的专业能力，主要要看他能否把一批科学家团结起来向新领域迈进”[12]。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到1995年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共有过八位负责人，包括麦克斯韦尔、卢瑟福等人，他们都是由剑桥大学评选委员会就该室研究方向和人选条件反复研究后才决定聘任的。卢瑟福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时难以确定人选，曾三次延聘过渡时期的主任，从卢瑟福起又建立了主任助理制[13]。可见他们对科研组织领导层的人员配置是十分慎重和严格的，这也是卡文迪许实验室历百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值得我们学习。

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行为虽不直接影响对新知识的扩展，但能关系到科学研究的效率和科学家的士气，并进而会扭曲到科学家的价值观念，破坏研究作风。而开放民主的组织氛围，和谐高效的组织运行将会使组织内耗减少到最低，激活成员的创新能力。正如钱三强院士所指出的：“发展科学技术，物质条件是十分重要的，精神的条件也很重要，当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后，精神的条件更会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14]。因此研究组织行为的越轨现象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及注释

[1]“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史玉民，《大自然探索》，1994年第四期。

[2]“你们肩负着中国科学的希望—致青年科学家”，邹承鲁，《中国科学报》，1996年10月7日。

[3]《科学家》，1985年第一期。

[4]《科学的社会功能》，（英）J.D.贝尔纳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

[5]"Littlescience,Bigscience"D.Pli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3,p40.

[6][7]《科学能力学》，赵红州，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81。

[8][9][11]“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王绶guǎn＠①等36位院士，《科技导报》1996年第九期。

[10]《科学与社会秩序》，（美）巴伯，三联书店，1991年。

越轨范文篇8

信用机制包含社会信用体系（信用信息的采集、评价和等），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合约管理、营销预警、商帐催收和财会制度等），信用中介机构的主体作用（资格认证和信用评价）等等。良好的信用关系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起到推动作用。目前，信用机制在我国还很不健全，对于私营企业的黑箱操作有关机构还往往无法有效地、经常性地、制度化地介入，使其信用度透明化。尽管中国的专业信用评级公司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但其发展速度较慢，服务覆盖面相对较窄。以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为基础的信用监督体系还相当缺乏，未形成规范的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档案制度。各工商企业对其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的保障措施一般仍主要依赖法律（如：合同法、票据法、公司法）来制约，但成效不彰。

由于没有专门的、体系化的信用制度，导致与私营企业进行交易时所需支出的信息成本较高，经营者们进行成本一收益估算时往往要无奈地加上这样的经验性考虑，即遇到金额不到10万元的违约事件通常只能算自认倒霉。通常只是与私营企业交易的一方在事后才能得知企业的信用程度。因此，为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经济主体间很难形成稳定的横向信用关系，私营企业中的违约现象司空见惯，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如前一段时间曝光的工业油冒充食用油、毒大米、毒米粉、毒酒事件，以及其他诸如私自废除或中断合同、以假充真、以次充优、逃避债务、偷税骗税事件等等，其影响面之广、危害之深，已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2000年，仅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就查处制售假冒伪劣案件23.05万起，商品总值38.81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到私营企业。

信用机制的缺失除了导致私营企业的短期行为外，还导致了信贷服务的缺失。从理论上讲，在利率给定的情况下，影响银行信贷决策的根本因素是银行对客户对象的风险评级或认识。如果银行缺乏对企业客户风险的足够信息，就无法作出适宜的风险评级，从而也就不能合理地提供相应的信贷服务。

金融制度

金融制度是私营企业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当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扩大再生产成为一种需要，而其融资的资金来源几乎取决于金融制度。对于公司的最优融资顺序，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有这样的观点，“一个企业有好的投资项目需要资本的时候，先是内部融资，使用留利；如果留利不够了，再向银行借贷，或在市场上发行债券；最后实在没办法了，采取发行股票”（张维迎，1999:253）。我们不妨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看一看私营企业的金融制度。

首先，企业留利是指实现利润扣除按合同规定应交国家税费后的余额。在利润一定的前提下，税收制度对于留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推行了新税制，并同步进行了分税制改革。新税制解决了部分会计核算较健全的私营商业批发户税负偏重的问题，有利于个体户、私营企业向规模经营发展。它顺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体现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的原则，无疑对私营企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新税制带来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1)部分行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偏高。(2)小规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新税制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不得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3)新税制实行机构分设。私营企业由两套税务机构各自派员征管，难免会出现相互扯皮，重复检查。(4)税收优惠政策过多。据统计，除了税法、条例中规定的以外，截至1999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的税收优惠政策共有113项。优惠政策过多、过滥，必然会影响到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经济发展效率。另外，各地方政府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出现了费多税少、以费挤税的状况。

第二，信贷制度。以1985年“拨改贷”为标志，在国有企业的产出与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两者之间确立了一种刚性依赖关系。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蜕变为注资，国有银行在决定资金去向与数量方面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在国有银行先入为主且其分支机构迅速扩展的前提下，即便国家不在制度上对非国有金融机构施加限制与“歧视”，这些金融机构也无力与国有银行竞争存款。一些具有地方政府背景且产权相对模糊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也因其特殊的产权结构注定主要为地方政府所偏好的项目筹资并提供信贷。再加之前面所谈到的信用制度缺失的因素，私营企业相当缺乏相应的有力的信贷支持。

第三，私营企业的其他融资制度。《公司法》第161条规定，发行债券的公司“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累计债券总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债务市场风险，但是却紧紧关闭了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大门。在股票融资方面，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的相应法律尚不尽完善，私营企业上市的市场成本较高。投资银行业务不发达，加大了私营企业上市中财务、投资、融资业务进展的难度。私营企业通过并购进入股市，需要付出巨额的资金。一般来说，这个数额少则几千万，多则高达几十亿元。拿得出这笔资金的私营企业加大了其资金成本，也会影响到其今后的经营和发展，更何况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资金的私营公司也是屈指可数的。

制度性的安排决定了大多数私营企业无法从金融中介机构那里得到信贷支持，它们在债券、证券市场上的筹资行动也面临许多难以逾越的制度性障碍。也就是说，私营企业的再发展在资金筹措上只能求助于内部积累。然而，在税收上面，一般私营企业并没有任何优惠政策，尤其是中小私营企业，税负更是偏高。在种种“不利”制度的前提下，为取得最大利润，私营企业家往往会做出“现实”的选择；越轨——通过个人的“外交手段”，通过各种不规范的做法来获得银行和政府的支持，或逃避正式制度对其约束。具体表现手法多种多样，如：挂靠大单位，交纳一定数量的挂靠费，从而得以“某公司”、“某某经销部”的名义领取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挂靠某单位而进行贿赂；无照经营，逃避税费；偷税、漏税、骗税、抗税、欠税等等。据统计，1994年税制改革后，私营企业偷漏税率丝毫没有降低。假设私营企业漏税率与其他所有制企业持平，那么这样估算出来的税额与现在私营企业实际纳税额就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产权制度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对私营企业仅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对私有财产缺乏与公有财产同等的宪法保护。尽管私营企业的政策环境在近几年来已大为改善，但政府上的待遇不公问题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全部解决，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政策惯性尚未全部转换过来。前面所谈到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对象也是“乡镇企业”、“校办企业”和“福利企业”等等。

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安全和经济上的实利，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纷纷挂靠乡镇企业、校办企业和福利企业——所谓带“红帽子”；设法造成合资假象——所谓带“洋帽子”；有的不愿意登记为私营企业而诡称“个体户”——所谓带“小帽子”。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据统计数据表明，“到1999年底，无论在规模还是经济效益方面，曾经‘戴帽’者都要超过从未‘戴帽’者”（戴建中，2001.5）。“1998年，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农业部、税务总局共同组织的对城镇集体企业和农村集体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中，共清理出58万户确属个体、私营性质的‘挂靠’集体企业，资产总额为19,000亿元”（张佑才，2000:104）。“2000年调查识别出曾戴“红帽子”的企业771户，占全部被调查企业的1/4”（戴建中，2001.5）。

然而，私营企业的这种模糊产权的策略却违背了1989年8月30日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强加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私营企业不得弄虚作假，冒领国营、集体营业执照，也不得挂靠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含乡镇、街道企业）名下经营。已经这样做了的，要立即纠正；拒不纠正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吊销其营业执照。然而，不少私营企业不仅不严格按规定行事，甚至有些私营企业为了“戴帽”，不惜贿赂某些干部，搞官商勾结，这为滋生腐败现象提供了条件，“戴帽”后，产权不清，有效的监督根本不可能，往往使企业在经营中出现短期化行为，打着集体招牌，成了企业法人，却承担有限责任，经营好赚钱是自己的、无限的，亏本是社会的、有限的；相关人员有时会通过违法的方式瓜分、侵吞企业法人资产，导致私营企业资产流失严重；私营企业享受了不应享受的那部分优惠政策，偷漏了国家税收。

劳动安全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

1988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在第五章第三十条中这样规定；私营企业必须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提供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康。私营企业对从事关系到人身健康、生命安全的行业或者工种的职工，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向保险公司投保。私营企业有条件的应当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同时，在第七章第四十二条中规定，私营企业有不按国家关于劳动保护的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由劳动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情节，分别给予警告、罚款的处罚。

目前来说，《安全生产法》这样的国家安全生产的主体大法，搞了十多年，到现在还没出台。1996年10月1日起试行并生效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我国工伤保险对象的范围包括私营企业及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但这也只是暂行规章，缺乏法律的依据和效力。以上的条例、办法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尚有漏洞：①责任不明确。谁来检查、监督私营企业是否做到条例中几个“必须”。公安、消防、工商、文化等执法监督部门职责不够明确，审批与监督极易脱节。②社会保险法缺失。很大一部分职工，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雇用的职工，仍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在工伤纠纷中，相对于雇主，雇工们往往处于弱势状态中。③事后处罚，以经济处罚为主。在具体的操作中，经济处罚较轻。

在制度的“真空”中，为了经济效益，私营企业主常常选择了这样的雇工劳动“保护”方式：安全设施简陋、防护条件差、不投保医疗保险、雇用童工等等。更有甚者，在发生工伤事故之后，逃避责任，隐瞒真相，封锁消息。在最近发生的陕西榆林特大爆炸事件、南丹透水事故、徐州煤矿爆炸等重大

恶性事故中，死伤人数之多，令人痛心；事故后私营企业主的行为可谓令人发指。在这些事故的背后，极可能隐藏着渎职、贿赂及涉黑问题。

人才市场机制

中国现阶段经理人才的流动机制事实上是“双轨”的，一轨是行政机制，一轨是市场机制。私营企业的经理人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来选择，而其中许多又是从传统国企中吸引出来的；或是从传统正规教育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中拉出来的。当他们放弃工资低而其他待遇相对优越的正规体制的职业进入市场体制时，不仅要求其货币工资要远高于以往，而且在其预期收入中，以往体制中享受的社会保障以及享有的社会地位等等，也都同时被货币化为报酬要求。选择家族外的管理人员比起任用家族成员的成本要大的多，这是其一。

其二，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化还没有完成，没有专门机构有效约束、监督其行为。即使私营企业不惜以较大成本选用家族外成员，无人能监督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为，私营企业不能保证家族外成员忠诚于企业。一些私营企业经理人员易产生短期行为，追求过高的灰色收入，不注意培养良好的职业声誉，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坑蒙拐骗、制假售假，不顾企业的长远发展。

由于选择家族外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成本高、风险大，为防止个人在权利与责任、利益与风险等方面的不对称，私营企业往往成为“家族制”企业。“在大多数私营企业管理层中，能人集团与家庭势力的比例大多为1:4或2:3，表明私营企业是以‘家族势’为核心的，其管理人员的来源主要是家族内部人员”（张厚义、明立志，2000:141）。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考察温州后认为，对于小企业而言，家族制是必然有效的选择。但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家族制给私营企业越轨开启了方便之门。

表现之一，家族企业“内部繁殖”、“宗派主义”和“圈子文化”现象严重，家族外成员在企业中始终有一种被排斥和被抛弃感，容易产生短期行为；表现之二，难以形成制度化惯例，过分依赖情感的作用势必削弱企业管理者的“制度意识”；表现之三，经营者的权力无制约，缺乏有效的监督，企业主集权、个人独断决策，随意性大，大多数没有雇用家族外成员的私营企业中时有克扣、拖欠雇工工资、损害雇工经济利益的事发生；表现之四，由于缺乏健全统一的财会制度，许多私营企业或者没有建立账簿、凭证和财务制度，没账、没数、没报表，或者建立了但不健全，有账没据、乱支乱用，或者搞账外账、两本账，进而偷税、逃税。

当前，中国私营企业中的越轨行为是他们作为营利组织的“现实选择”，经济行为者只有在从约束中获得可能比成本更大的收益时，才会心甘情愿约束自己未来的行动。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防范、减少和消除这类越轨行为，首要的任务是必须树立服务于私营企业的思想，建立完善的信用机制、公平的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及其它制度，让私营企业同其他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靠一般的道德呼吁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从制度设计上对症下药，才可能有利于经济秩序的正常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维迎，1999，《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戴建中，《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

[3]张佑才，2000，《面向新世纪的财税改革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

[4]张厚义、明立志，2000，《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江传喜、徐伦才、李天贵，1995，《市场经济与个体私营经济》，湖北人民出版社。

[6]刘伟，2001，《转轨经济中的国家、企业和市场》，华文出版社。

[7]刘伟，2000，《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产权制度解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8]张杰，2001，《制度、渐进转轨与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出版社。

越轨范文篇9

1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性质分析

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是指以对胎儿性别鉴定结果为依据对胎儿进行取舍的行为。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可分为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根据我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23条的规定，只有在对怀疑胎儿可能为伴性遗传病，需要进行性别鉴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进行鉴定。因此只有依据我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23条的规定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并以此鉴定结果为依据进行的胎儿性别选择才是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除此之外的性别选择均是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行为是合法行为，本文所讨论的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是指非医学需要的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是指为了实现自己所希望出生的婴儿性别的目的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并以此鉴定结果为依据对胎儿进行取舍的行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因此，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行为违反了《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2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原因分析

2.1影响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社会因素

造成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这里主要就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社会因素作一分析：第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儒家思想长期占领着平常百姓的意识高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传宗接代的思想是决定人们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的最深层的原因。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面对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及利益补偿机制，“生子养老”更为可靠，因此这部分人选择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第三，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胎儿父母决定实施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第四，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2.2越轨理论视角下的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

越轨理论是一个流派繁多的理论体系，主要流派包括文化冲突论、失范论、社会控制论、标签论、亚文化论等理论体系。

1）文化冲突论。文化冲突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犯罪学家索斯坦·塞林。他指出，文化冲突必然导致价值观念的冲突，而价值观念的冲突就可能导致越轨行为的发生。中国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男孩成为一个家庭能否得以延续兴旺的重要特征。但是因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这一基本国策体现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我国传统的婚育性别偏好观念是冲突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导致偏好男婴的家庭选择对胎儿进行产前的性别选择以实现生育男婴的愿望这一越轨行为，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2）失范论。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每一个社会，都为人们规定了从文化上来讲是正确的合法的目标；在理想状态下，社会结构也为人们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比较充分的合法的制度化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越轨行为较少发生。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社会结构并没有为每一个人提供合法的制度化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只得采取非合法的手段去实现其目标，因而产生了越轨行为。目前，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下，通过合法的制度化手段实现生男不生女的目的无法实现，一些人就只有违反准则或规范，于是就产生了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这一越轨行为。

3）社会控制论。社会控制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同情心、互助性和正义感，这三个部分构成了人的天性中的“自然秩序”。但是，人的天性中的自然秩序状态，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移民浪潮所否定了。因而，越轨、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出现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正经历转型期，社会组织对个人或群体的控制也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由于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普遍发生在广大农村中，有限的社会控制力量不能实现这一越轨行为的控制，这也是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在农村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

4）亚文化论。亚文化理论认为，持有相同思想和价值观念而又处境相同的亚文化群成员便聚集在一起，力图相互支持、相互保护以及相互满足其他各种需要，寻求一种与社会正统价值观不同的但能够使自己感到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包括参加越轨团体和从事越轨行为。在亚文化群中，越轨行为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赞赏的。在我国，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的群体绝大部分是社会的中下阶层。这一阶层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相对弱势，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其价值观念中仍以男婴为生育目的，所以在生育前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在这一群体看来是合理的。

笔者认为，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文化冲突是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从根本上讲是男尊女卑、传宗接代文化心理的反映；其次，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失范，通过合法的制度化手段无法实现生男不生女的目的，对社会控制松驰及不同社会阶层独特价值体系的形成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最后，政府的认定（标签）则是直接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存在。

越轨范文篇10

体育犯罪的属性定位

体育精神能给人激励，体育运动也带给人们感官上的愉悦，体育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给予体育充分的活动空间。以此而言，即便对待体育严重越轨行为亦需慎刑。换言之，对于体育非法行为，尽可能地运用民法和行政措施处理，只有其超出了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和能力，才能交由刑法处置。即便对于体育犯罪行为，亦非必然采用刑罚手段，而要尽可能地运用非刑罚手段处理。对大多数体育非法行为不予刑罚处罚的做法，受社会行为整体可控制理论的影响，即社会中某一类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整体上仍然处于非刑罚措施可以控制的状态，所以刑罚将作为最后的选择。这也是由刑法的补充性和谦抑性所决定的，表现在体育犯罪方面，即称之为体育犯罪的补充性。体育犯罪的交叉性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它与其他犯罪类型如故意伤害犯罪、犯罪、贪渎犯罪之间的竞合;二是体育犯罪违法与罪责上的交叉。第1种交叉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体育暴力、体育、黑哨等越轨行为虽因活动在体育领域而具有特殊性，但在一定层面上它们仍然与故意伤害等传统犯罪行为有诸多吻合，因而体育犯罪与这些犯罪之间的竞合在所难免。第2种交叉关系源自于体育犯罪的双重违法性，即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结合。多数体育不法行为介于触犯行政法规和刑事法规之间，可能会出现不纯正的刑事不法或者不纯正的行政不法这种中间状态。实际上，这也是体育犯罪在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即某一体育活动中的严重越轨行为可能既违反了体育方面的行政法律规范，同时又违反了刑事法律规范。在此自然就涉及行政法规范与刑法规范间的衔接与协调，而此会给立法带来启示，即需要以数额、情节、方法、手段、特定时空等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在司法上，须合理运用司法解释，协调好体育行政违法与体育刑事犯罪两者间的关系，如用定罪情节区别一般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体育犯罪的创生性体现在开放性、互动性和吸纳性上。体育犯罪活动场域的开放性和人员的流通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特质，凡是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严重越轨行为都可以成为其吸纳的对象，这也是体育刑法的实践基础和价值所在。互动性除体现在与其他犯罪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之外，还体现在对体育领域越轨行为的走势具有一定的预见性。配之以体育犯罪的开放性、吸纳性特质，它有能力选择合宜的时机将某些体育越轨行为吸纳进来。如针对体育竞技和体育等行为可设置体育罪等。当然这种互动是双向的，既可以表现为一般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的临界，也可以表现为犯罪行为向一般违法行为的靠拢。后者如性交易行为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可归入素有“口袋罪”之称的流氓罪，现行刑法则将其斥除。以是否违反社会伦理为标准，体育欺诈、体育暴力等大多数的体育犯罪属于有悖伦理的自然犯。竞技体育活动中的犯罪行为在破坏体育公平竞争氛围、损害人类道德情操的同时，对和谐诚信社会的构建也提出了挑战。当然，反伦理性的强弱，并不能决定体育犯罪成立与否。例如，反伦理性较强的体育色情行为，并不必然被现行刑法规范规定为犯罪行为。

体育刑法的构设

作为刑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体育刑法主要研究体育犯罪。构设体育刑法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体育领域越轨行为的关注，指导人们如何对体育犯罪行为和入罪临界点的体育不法行为做出技术甄别和处理。对刑法规范中的体育犯罪予以梳理并归类，以利于人们更为细致、深入地研究刑法。相对专注的研究路径便于人们警惕徘徊在罪与非罪之临界点的体育越轨行为，并做出快速反应。此外，对体育刑法的构设还面对如何协调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冲突问题。由此也折射出体育刑法的边缘性特征，而此决定了体育刑法需要相邻学科的学理支持和经验支撑。当然，体育刑法的构设并不意味着对其研究将取代其他的刑法学研究路径，而是体育刑法的研究充实了刑法学研究内容，以利于刑法学研究的突破和整体繁荣。这些将通过对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运行模式、研究内容、目标定位的解析逐步体现出来。任何法律规范都具有强制性特征，正如耶林所言，没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3］，以惩治手段严厉著称的刑法尤为如此;然而，法律规范的强制性是通过其不利法律后果被国家机关强制实施而体现出来，规范效果的体现依据是人的逐利心理以及对不利后果的畏惧，使人们服从法律规范的指引。通过强制而产生的规范作用，能够使人基于害怕而避免触犯法律，但由于法律规范的制裁并非必然性，所以侥幸心理始终会存在［4］。虽然法律的实效不佳并不影响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但是法律规范强制性在践行中大打折扣则显示了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甚至无法通过法律技术予以修缮。当然，竞技体育事业受到过多的职业化和滥用兴奋剂的干扰，尤其是受到体育商业化的冲击，致使其间滋生的体育犯罪现象亦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于此仅仅依靠道德批判和行政处罚已难收成效，因而需要运用刑法的强制性才能有效遏制体育运动中的严重越轨行为。全民体育运动的推广、健康生活意识的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体育活动中，而竞技体育所蕴含的现代体育精神同样深入人心，尤其是现代传媒的强大力量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竞技体育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可以说，体育已然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刑法(主要是刑罚手段)在体育活动中的过多干涉难免不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形，即在限制体育越轨行为的同时阻碍体育自身的良性发展。由此，最好采用先抑后扬的二元处理模式，即只对体育活动中的严重越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这就要求在强制与任意之间寻找中间路线，即借鉴有关刑法分支学科所提倡的相对强制性属性定位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相对强制性规范是一种介于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之间并兼具两者属性的特殊规范形态。相对强制性规范可表述为由体育刑法所规定的，人们必须按照体育刑法规定去做，如果不这样做，会根据不同群体的行为选择而产生截然相反的法律后果的刑法规范。当然，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必须回到刑法规范的本来意义上，在其文本安排和执行手段固有的强制性中寻求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如果说体育刑法主要调整具有一定风险性的竞技体育活动，其规范属性亦有特别之处，那就是强调在平等理念之下的保护性属性。体育刑法的保护属性可以做如下理解。一方面，体育刑法在风险认同主体之间权责进行确认的同时也履行了对其调整主体的保护职能。按照学者所言，保护性规范确定并详细规定了法律责任方式和保护主体权利的其他强制性措施，刑法规范属于保护性规范［5］，它是运用保卫的方法调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所存在的社会关系［6］。另一方面，刑法对体育领域责任的认定并非主动出击，而是持观望态度。只有“民事性制裁和行政性制裁无法遏制犯罪行为时，才通过刑罚的方法加以遏制”［7］。鉴于刑罚手段的严厉性，观望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由此，对体育刑法之保护性强制属性的定位，其实也是对整个刑法规范属性的揭示。此外，在作为刑法秉持的强制属性之外，体育刑法特殊属性还在于体现出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范之间的交叉与互动性、衔接与协调性等。

刑法规定的每一种犯罪，均具有犯罪定型的意义。在刑事立法上，基于所保护法益的关联度，相关罪名被技术性地安排一处，形成异于其他的罪域，这种罪名设置在刑法体系上的安排被称为专门刑法的立法模式。一般而言，对于某一类罪域的立法安排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刑法典模式，即将现有的某类犯罪一概纳入刑法典的方式;二是单行刑法模式，即将某一类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单独成例的模式;三是附属刑法模式，即将某类行为罪刑规定在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方式;四是混合式模式，即某一类犯罪既采用刑法典模式，同时还有单行刑法模式或附属刑法模式。我国体育刑法的立法类型较为复杂，几近混合模式。对体育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只是一种立法意愿。从上文关于体育犯罪的论述中可知，绝大多数的体育犯罪都以分散的方式分布在刑法典(包括刑法修正案)的各个条文中。由此而言，我国体育刑法模式乃理想中的法典式。因为从我国刑法的历史来看，刑法典包括刑法修正案的立、改无法常新，而体育领域的犯罪类型却不断出新，所以期望对体育犯罪毕其功于一役的法典模式只能停留在美好的愿望之中。对于体育犯罪，我国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附属刑法形式以“……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形式进行规定。正如学者指出，在新刑法已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之后，这种附随性刑事规范至多只存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附随型立法模式虽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十分有限。因为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本身没有相应的条款，那么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附随型的刑法规范就会被束之高阁，无法具体适用［8］。当然，可以借鉴域外附属体育刑法的有益经验，将体育犯罪的罪刑关系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如西班牙的体育法中对诸如“体育暴力事件的预防”“体育惩戒”“体育的庭外调解”等有关法规规定得很具体。希腊1986年的1646号法令第8条第1款规定:任何向运动员输送、供应或者提供兴奋剂的人都要接受为期1年的监禁。同样的处罚也适用于运动员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指控部门要确定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意图。有了罪刑关系的实质性规定，这些非刑事法律才真正成为可资操作的附属刑法。在美国，虽以判例法见长，但是其《美利坚合众法典》第18编第224条对体育竞赛中的贿赂罪作出详细规定:任何人实施、意图实施或与其他人共谋实施任何商业计划，明知该计划的目的是以贿赂影响比赛，而使用任何方式以贿赂影响体育比赛的，依照本条处罚金、5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并罚［9］。美国刑法将受贿罪的主体分为3类，其中一类就是体育运动、竞技等活动中职业或业余的运动员或者裁判员［10］。与之相比较，我国体育犯罪的相关规定比较分散。这种情势既不利于刑法学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也不利于刑事司法操作。那么，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对严重体育越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才较为合宜呢?是否如有人建议的那样，在刑法典中设立各种专门的体育犯罪?如有人建议在刑法典中增设非法操控比赛竞赛结果罪，对利用权钱交易操控比赛结果的行为进行调整。从上述对几种刑法立法模式的分析来看，短期内进行全面的刑法典修订以便规制所有体育犯罪不可能，亦不可行。因为一部刑法的制定，除需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明确的指导思想、充分的讨论时间之外，还需要完备的立法技巧，因而不是朝夕之事［11］。同时，在体育刑法理论和分支学科未形成气候的情况下，尚不具备制定单独且完整的《体育犯罪法》(即《体育刑法》)的基础，而且就某一类犯罪单独颁行刑法典的做法也与我国刑事立法的传统模式不符，但是可以采用对某一急需进行刑法规制的体育越轨行为采用单行刑法的立法模式。如对竞技体育服用兴奋剂行为，在现行刑法典中(甚至通过扩张解释)无法找到处罚依据，那么可以考虑由立法机关作出关于竞技体育运动禁止服用兴奋剂的规定。于此，我国亦有一定的立法经验，在1979—1997年刑法典之间，我国立法机关先后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另外，也可以考虑采用附属刑法的模式规制体育犯罪行为。虽然我国现存附属刑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附属刑法，但是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传统附属刑法的制定模式，即在附属刑法中对具体体育犯罪的构成要件(罪状)的规定采用叙明罪状的方式。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体育附属刑法中的罪刑规范设置不得超越刑法典总则的规定，同时明确只有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行政法律才能针对体育犯罪制定罪刑规范(在我国，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而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与规章等不能进行罪刑规范。结合我国刑事法典的制定习惯，颁行单行刑法或者借附属刑法修订之机明确体育犯罪的罪刑规范仍是规制某一类体育犯罪行为的权宜之计，待全面修订刑法典之际将其纳入，以保证刑法典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并建议借此机会将分散在刑法各章节的体育犯罪行为集中起来，统一到体育犯罪罪域。由此，构设体育刑法的基本思路为采用先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再刑法典，从分散到集中，以刑法典为主、单行刑法或者附属刑法为辅的立法模式。至于体育犯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安排，对其附属刑法相关规定的处置，体育刑法形成后的补充立法等问题当另行探讨。

体育刑法的学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