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制度范文10篇

约定制度范文篇1

婚姻是“两个人的企业”，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企业“合资”协议书，对资产和利润做着最合理的分配，它的功能是“幸福”,贯穿过程的是“情感”；婚姻是两个人爱情和财产的风险投资，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保险合同，对财产纠纷做着最有效的预防，它的目的不是真要用这份保险，而是希望婚姻能够“健康长寿”。仅以此文，为婚姻当事人建立良好、和谐的婚姻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本文中还提到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缺陷，提出了几个观点，这说明目前的婚姻法还不完善，问题如何解决有待于读者去思考。

关键词：财产约定制度一般共同财产制限定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婚姻行为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正在经受着更加追求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冲击，结婚率下滑、离婚率上升，使得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出现下降的态势。现状：最近，全国妇联对我国10个省(自治区)、市的4000名群众进行了“婚前双方财产是否有必要公证”的大型民意调查，调查对象48.1%为男性，51.9%为女性，大体符合我国人口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的地域、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我国人口分布。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婚前财产公证意见分歧很大，持支持态度的占42.6%，持反对意见的占57.4%。在一项涉及十个省、区、市的四千名调查对象中，百分之四十八点一为男性，百分之五十一点九为女性，大体符合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的地域、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中国人口分布。据称，该抽样调查的误差率为百分之五以下。

该调查报告解释说，婚前财产公证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因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年均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币，婚前财产甚少。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拥有高档商品房、汽车等，居民家庭存款达到几万、几十万者不在少数，因此婚前财产公证也就应运而生。

离婚案件的增多及其涉及的财产纠纷带来的烦恼，也是人们倾向于婚前财产公证的原因之一。统计数字表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各级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零八，去年达到一百一十九点九万件。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有财产纠纷。

我个人认为，离婚案件中的财产纠纷如此之多，这与夫妻双方没有就财产问题作出约定有很大的关系，而婚前财产协议作为夫妻财产约定的重要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法学界的高度重视。

鉴于上述这些原因，为了防止纠纷，预防纠纷，既保护夫妻双方或一方的合法权益，建议增加夫妻约定财产的登记等程序。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及与国际社会接轨，为了近一步完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我国应在借鉴别国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既科学、规范、明确、具体，又具有操作性的夫妻约定财产制。

一、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历史演变和概念

1、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有较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第4节《夫妻财产制》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第1007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应以书面为之”。这应视为我国历史上正式有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未对夫妻财产约定作出明文规定。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指出，婚姻法“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另一具体表现”。这里的家庭财产约定应当包括：①允许夫妻双方就财产问题进行约定；②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遵循自由、自愿、平等的原则；③夫妻财产约定的对象是家庭财产；④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涉及所有权、管理权等。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所作的立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可以说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实质是允许实行夫妻财产约定的。但是，由于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之实际生活中个人财产极少，以至夫妻财产约定这一立法精神很难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我国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有了一定变化，婚姻家庭生活日趋复杂。1980年《婚姻法》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关系发展的需要，在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但是，法律对夫妻财产约定制无具体规范，现实中夫妻如何采用约定财产制，不好掌握。

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继续允许婚姻当事人实行约定财产制度，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条件、约定内容、约定形式、约定效力、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如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以授权性规范对夫妻财产制作了规定，明确婚姻当事人可以以契约方式对夫妻财产作出约定；双方无约定或约定无效时，适用法定财产制等。

2、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概念

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是指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双方）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它不仅是调节夫妻财产关系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涉及交易安全的问题。

当代多数国家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时都是兼采法定夫妻财产制和约定夫妻财产制（如法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只有少数国家不采用约定财产制，实行单一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如前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在夫妻财产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夫妻财产约定制度逐渐被人们所认同。我国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实行约定制和法定制的结合，且约定的效力高于法定的效力，即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才适用法定财产制。但现实生活中，我国的夫妻就财产进行约定的较少，涉及财产纠纷时，主要依靠法定财产制度来解决。因此，在夫妻法定财产中，如果不包括夫妻个人特有财产，一律都按共同财产对待，就等于是夫妻一方因结婚就可以侵犯对方的个人财产所有权，不利于保护财产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了法定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使得一些别有用心想利用先结婚后离婚分割对方财产骗取钱财的人失去了可乘之机；也可以减少一些富有阶层，视结婚为危途，不结婚而以非法同居的方式组织家庭的现象的发生；还可以避免配偶一方与第三者串通一气，伪造债务骗取对方钱财的行为出现。可见，在法定夫妻财产制中，适当缩小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会更好地增进婚姻家庭的稳定和推进社会进步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产生的原因和程序

我国婚姻法除了法定财产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外，还允许双方对财产进行约定，把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补充。夫妻财产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则适用法定财产制。从我国民习惯看，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的情况并不多。1950年《婚姻尖》没有这一规定，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约定制。这是因为：

1、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财产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妇女的经济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夫妻有采用多种形式处理财产的要求。

2、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涉外婚姻以及一方为华侨、台港澳同胞的婚姻也有所增多。当今各国、各地区采取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比较普遍。我国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进行约定，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随着封建婚姻观念的不断破除，再婚夫妻特别是丧偶老人再婚的有所增多，允许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有利于再婚夫妻妥善处理财产问题，避免发生家庭矛盾。

总之，婚姻法的这一规定，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各种复杂情况，满足当事人的不同要求，使夫妻处理财产问题有比较大的灵活性。

关于夫妻约定财产的程序。

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约定财产的申报登记程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夫妻财产约定均规定有申报登记程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证方式。德国、瑞士、法国等国皆规定夫妻财产契约须在法院前或公证人前订立，当事人签署之。二是登记方式。日本、韩国等国规定夫妻财产契约应于婚姻申报时登记。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的申报登记程序没有规定，这在实践中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约定内容的解释问题。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局限性，常常出现对财产约定的内容并不能真正表达当事人的内心意思，或者发生争议后双方对约定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给审判机关的审判带来困难。如果有申报登记程序，登记机关在登记时就会把住这个关。

三、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应注意的问题

1、约定的范围和时间

婚姻法对约定的范围和时间未作明文规定，从立法精神看，约定的范围，既包括婚后财产也包括婚前财产。当呈人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部分归夫妻共同共有，部分归一方个人所有，也可以通过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制。对于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作的合法约定，法律均予承认。

2、约定的实质要件

约定庆当具备哪些条件，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但约定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自应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约定的实质条件是：（1）约定时，双方必须具有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作的约定无效；（2）双方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以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对方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作出的约定无效；（3）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3、约定的形式要件

约定庆以书面形式作出，口头形式必须双方认可，或者有两个以上的证人在场见证，以免发生纠纷时无法认定。

夫妻双方在必要时，可以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关于财产的约定。

四、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建议

修改后的《婚姻法》较完整地确立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但是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仍存在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缺陷和不足，不利于法律保护夫妻和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假离婚、真逃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出具体的说明或解释，以便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正确适用

1、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是否受限制，立法模棱两可

民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新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立法陈述是选择了一种封闭式立法模式，认为其已明确地提出三种夫妻财产制度即一般共同制、分别财产制、限定共同制供婚姻当事人选择约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夫妻财产约定才有效，夫妻财产约定若以法律明文允许以外的夫妻财产制为对象，财产约定无效，当事人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2。而法律实务界普通认为，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制立法仍然是一种开放式立法模式，婚姻当事人仍然可以对其财产约定内容进行自由选择，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公共利益、公序良俗，该约定就应认定为有效。对同一法条、同一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在理解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立法对此没有作出进一步明确的界定，长期下去，在实践操作中势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2、夫妻财产契约何时生效问题，立法没有作明确规定

我个人认为，夫妻财产契约，是婚姻契约的从契约；夫妻订立财产所有关系的契约，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缔结夫妻关系的婚姻契约，婚姻契约经国家审查批准生效，附随于婚姻契约成立的夫妻财产契约才能生效。婚姻依法成立以后的夫妻财产契约，由于婚姻契约已经生效，当然可以附随生效；而婚前财产契约则只能在婚姻契约生效时生效。

3、夫妻财产契约是否变更可以或撤销，立法没作出明确规定

一些国家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以后，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758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夫妻财产约定既为契约性质，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笔者认为，夫妻财产契约在订立生效后可以变更或撤销，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没有变更或撤销的一致意思表示，夫妻财产契约不能变更或撤销，继续发生效力。

4、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没有解决公示问题，这对约定当事人财产权益保障不力

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我个人认为，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随时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5、是否允许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进行约定，立法也应有所涉及

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并不是只为可能发生离婚作准备的，夫妻财产约定不应理解为是一种“保险”，而应该是为婚姻的美满稳定服务的。因此，法律不应该仅仅解决离婚时，约定财产归属问题，而应该同时涉及到夫妻在存读期间对其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处分权是否可以约定以及如何约定等法律内容。例如，夫妻双方约定等生活消耗物，所有权仍为共同共有。这种约定即为各自工资使用的约定。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而对公证人员而言，应增强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法学修养，准确地把握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立法精神，提高专业化法律服务能力。同时，也希望立法机关能更加重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法学家们也能更加关注并深入加以研究，多出成果，使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民事交易安全，最终让婚姻更美好，让家庭更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注释：

①《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

②《婚姻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⑴、一方的婚前财产；⑵、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金等费用；⑶、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⑷、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⑸、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参考文献：

1、赵国勇：《贯彻执行新婚姻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6月印发

2、李红玲等，《民商法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约定制度范文篇2

夫妻财产约定制是夫妻婚姻关系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夫妻约定财产制，亦称为契约财产制，是指婚姻当事人通过协议方式对他们的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使用，管理，收益，处分等权利加以约定的一种制度，它包含婚前约定和婚后约定两种情况。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是从1930年至2001年间不断改

进，约定夫妻财产的范围从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角度出发来看财产约定的内容，是否属于夫妻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

有。夫妻财产约定形式应采用书面形式但对约定夫妻财产制的时间并无明确限

制，夫妻可以在结婚以前、登记结婚时或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进行约定。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包括对内及对外的效力，还涉及到与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以及公示和公证的必要性，由此可以看出夫妻产约定制的确立是我国婚姻立法的重大发展。实现夫妻财产约定制为夫妻双方协调财产关系置入了民主、宽松、自由的因素，适应了市场经济规则，顺应了婚姻家庭关系物质内容和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要求。

关键词：夫妻财产约定婚姻法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夫妻财产关系日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好地规范夫妻财产关系，减少纠纷，修改后的婚姻法确立了法定夫妻财产、约定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确立是我国婚姻立法的重大发展。实现夫妻财产约定制为夫妻双方协调财产关系置入了民主、宽松、自由的因素，适应了市场经济规则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物质内容和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要求。

一、夫妻约定财产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新的《婚姻法》首次确立了约定夫妻财产制。《婚姻法》第19条第1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由此可见，约定的夫妻财产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约定财产的广泛性。既可以是婚前的个人财产，也可以是婚后所得的财产。在财产的种类上也没有任何限制。除了《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涉及到的财产种类外，还包括一切可以取得收益的财产和财产权利；

第二，约定时间的不特定性。夫妻约定财产，可以在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甚至可以对财产进行重新约定。何时约定，是否需要重新约定，完全取决于夫妻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三，约定形式的多样性。即约定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等形式；

第四，契约优先性。在这里，对夫妻财产的约定，国家法律也采取的是契约优先的原则。即有契约依契约，无契约依法定。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夫或妻的个人财产首先取决于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

第五，约定财产受法律保护。《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如果财产一旦约定是夫妻共同所有，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更改。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历史演变

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制于1930年国民党政府《亲属编》始有规定。按其规定，夫妻得于婚前或婚后以契约形式约定夫妻财产制（须在法律规定的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中选择其一）；该项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1985年台湾民法《亲属编》被修订后，简化约定财产制为共同财产制与分别财产制两种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婚姻法》虽未对夫妻财产约定问题做出明文规定，但在立法解释上认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概括性的规定，“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做出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约定”，“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式来解决”①。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和当时经济欠发达，家庭财产不多等因素的制约，实际生活中夫妻实行约定财产夫妻财产关系的很少见。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民的家庭财产日益增多，夫妻财产关系日益复杂，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新变化。1980年《婚姻法》适应新时期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需要，在规定法定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同时，又规定允许夫妻就财产关系自愿约定，以排除共同财产制的适用。我国婚姻法允许夫妻按照双方的意愿，约定处理双方的财产关系，可以满足新形式下夫妻因各种原因（如个人承包经营、再婚夫妻的财产、涉外婚姻及涉及港、澳、台同胞的婚姻等）以多种形式处理双方财产问题的需要，体现了夫妻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有利于减少家庭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的方式、约定的内容和约定效力及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

我国实行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两者的使用原则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也就是说，对于夫妻财产关系，如夫妻双方有约定的，应按约定处理；如无约定或约定无效，则适用法定财产制。即约定财产制可排斥法定财产制优先适用，前者具有优先于后者使用的效力。

三、约定夫妻财产的范围及形式

（一）约定夫妻财产的范围

1、婚前财产

即夫或妻一方在婚前的个人财产。包括取得所有权后已经实际占有和还没有实际占有的财产及财产收益。它们是婚前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所累积的合法财产。比如：储蓄、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生产经营所得、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各种收益等等。对于婚前财产，只有通过书面明确有效的约定其为夫妻个人财产，那么，婚前财产才能够成为夫妻的个人财产。

因此确立婚前财产约定制度的意义在于：婚前财产约定，是婚姻法规定的一项主要制度，就当事人而言，是一种法律行为或者合同关系。公证机关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公证，是它的一种职能。这对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夫妻家庭和睦团结，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都具有积极意义。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

这里所称的取得的财产，应当指的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已取得的财产。财产应当指的是广泛的财产范围。它包括：劳动生产所得、各种收益、添附的财产、拾得遗弃物、继受取得的财产等。

从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角度出发来看财产约定的内容，是否属于夫妻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关键的是看《婚姻法》第十七条所涉的财产对象，《婚姻法》第十八条所涉的特定财产约定以及《婚姻法》第十九条所涉及的规定。

（二）夫妻财产约定形式

夫妻财产约定是婚姻当事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意思表示出来，因而约定的行为形式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2001年《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该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采用书面形式，而不能采用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

1、约定夫妻财产制的约定时间并无法律限制。《婚姻法》对与约定夫妻财产制的时间并无明确限制。因此，夫妻可以在结婚以前、登记结婚时或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进行约定。

2、在订立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协议时，夫妻双方均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否则，此项关于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协议无效。

3、夫妻关于约定财产制的协议必须反映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如果一方采取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其真实意思而订立约定夫妻财产制协议的，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

4、夫妻双方以规避法律义务或逃避对第三人偿还债务为目的订立的约定夫妻财产制协议，因其内容违法或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应认定其无效。②

5、夫妻订立了约定财产制的协议后，如果要变更或撤销该协议，必须经双方同意方可为之。

四、夫妻财产约定的种类

夫妻约定财产可以在婚前进行，也可以在婚后进行，当事人约定的财产归属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一般共同制

一般共同制，是指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均归夫妻共同共有。

2、劳动所得共同制

劳动所得共有制，是指夫妻婚后的劳动所得归夫妻共有，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如继承、受赠的财产，人身损害赔偿金等则归各自所有。

3、管理财产制

管理财产制，是指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同时根据双方的约定，除特有财产外，双方的财产由夫或妻统一管理。

4、分别财产制

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的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各独自独立管理或委托对方管理。如果当事人不愿概括地约定采用某种夫妻财产制，也可以对部分夫妻财产，甚至某一项财产进行约定。如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其本人所有，也可以约定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赔偿金归夫妻共同所有

五、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一）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对内效力

夫妻之间依法达成的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体现在：

1.依法达成的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协议，非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修改。

2.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协议，双方均应认真遵守，如约履行。

3.夫妻离婚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和分割发生争议的，如果有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协议，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内容加以处理。

因此夫妻财产约定一旦生效，即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之间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婚姻当事人双方均受此约定约束。夫妻双方都必须依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夫妻财产利益的分配也必须按照有效约定进行。

夫妻任何一方违反财产约定，都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夫妻双方必须严格执行财产约定，不得随意变更、撤销。确实需要变更撤销的，须经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同样以书面的形式，且按原约定经过公证机构公证，亦要经过公证机构公证才能变更、撤销。

（二）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效力

夫妻在共同生活过程中，难免会与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交易的安全，防止婚姻当事人利用约定财产制规避法律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③，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因此，在夫妻财产约定中，凡第三人事先知道夫妻财产约定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反之，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财产有约定，婚姻当事人的夫妻契约不得对抗第三人。即夫妻任何一方不得以债务不是自己欠的、夫妻有约定而不承担该债务。夫妻中未借债一方，如不能证明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知道该财产约定的，均得以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先行对第三人清偿债务，清偿后，夫妻中不负债的一方再向另一方追偿。④

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如何平衡解决善意第三人和夫妻一方的财产利益问题，笔者认为，走财产约定公示制度是最好的选择，国外已有较多先例。当然，公示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进步，科学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笔者认为，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随时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

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六、完善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几点立法建议

（一）完善订立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要件与申报登记程序的规定

1.明确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各国通例均认为夫妻财产约定为要式行为，必须具备书面形式，口头约定无效。我国现有的法律是“应当用书面的形式”，为避免当事人经口头约定且无争议的夫妻财产契约在效力上与立法发生冲突，采用这种解释是可以的。但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承认口头约定的方式会带为司法实践带来极大的困难与麻烦。笔者认为，夫妻财产约定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为之，口头约定无效。

2.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既可以在婚前做出，亦可以在婚后做出。有人提出，夫妻的约定协议生效于双方缔结婚姻前，即尚未结为合法夫妻之前，此时缔约的主体不能叫夫妻，因此，婚前的约定不是本法十九条所称的夫妻约定，即主体不合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均应视为是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如果限定于结了婚，真正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身份时签订的约定才有效的话，显然是与法律设立约定制的旨意相违背的。笔者认为本法十九条规定的约定主体中的“夫妻”应理解为在处理财产时为夫妻，而不是在约定时必须是夫妻。产生这一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未明确财产约定的时间。

3.夫妻财产约定须经申报登记程序确认。对此，国外立法通例是夫妻财产契约已经登记者，具有对外效力，未经登记者，不发生对外效力。我国立法对此没有规定，司法解释关于“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的但书规定，即无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具有对外效力，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无对外效力。婚姻关系当事人为逃避债务等原因，采取夫妻财产约定的方法规避法律，当然为无效。但仅仅依据这一标准，尚不足以确定约定的对外效力。

依据公示方式进行登记，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规避法律的行为，更有利于保护与约定财产的夫妻进行民事活动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也应规定夫妻财产约定一经登记方可产生对外效力，未经合法登记则不产生对外效力。

（二）明确夫妻配偶身份关系，确立配偶侵权的法律责任。

婚姻关系的伦理性要求配偶之间关系的调整具有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协调性。无论是修改前后的《婚姻法》，没有明确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没有对夫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权利义务加以涉及，这种立法上的空白使得夫妻关系的法律调整不可避免地出现漏洞。在立法中必须正视夫妻人身关系的特殊性，明确规定配偶权的内容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身份权。进一步明确家事的范围、权限及侵权损害赔偿的救济途径，为惩罚配偶间侵权行为和救济受害人创造前提条件。

（三）明确夫妻一方履行债务后求偿权的行使途径。

立法应明确夫妻共同债务清偿应由夫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确认夫妻间享有求偿权，可以有效地防止现实生活中夫妻以约定财产来规避法律、逃避债务或在夫妻财产分割时侵害债权人利益，从而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保障交易安全。依照民法的精神，连带债务因债务人一人或数人的履行而使债务消灭，就超出负担部分，已履行的债务人可向其他债务人行使求偿权。夫妻共同债务已由夫或妻一方全额履行完毕，连带债务消灭。履行一方是否享有求偿权，如何确定追偿的范围，修改前后的《婚姻法》均无明文规定。⑤

七、结束语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做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

同时，也希望立法机关能更加重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法学家们也能更加关注并深入加以研究，多出成果，使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让婚姻更美好，让家庭更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注释：

①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由的报告》（1950年4月14日）

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节录）（1993年11月3日）

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8条，（2001年12月24日）

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2003年12月25日）

⑤参见，陈苇：《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构想》论文，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

2.杨大文、马忆南：《婚姻家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3.张杰：《婚姻家庭法》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8月第1版

4.《法律及其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约定制度范文篇3

婚姻是“两个人的企业”，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企业“合资”协议书，对资产和利润做着最合理的分配，它的功能是“幸福”,贯穿过程的是“情感”；婚姻是两个人爱情和财产的风险投资，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保险合同，对财产纠纷做着最有效的预防，它的目的不是真要用这份保险，而是希望婚姻能够“健康长寿”。仅以此文，为婚姻当事人建立良好、和谐的婚姻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本文中还提到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缺陷，提出了几个观点，这说明目前的婚姻法还不完善，问题如何解决有待于读者去思考。

关键词：财产约定制度一般共同财产制限定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婚姻行为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正在经受着更加追求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冲击，结婚率下滑、离婚率上升，使得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出现下降的态势。现状：最近，全国妇联对我国10个省(自治区)、市的4000名群众进行了“婚前双方财产是否有必要公证”的大型民意调查，调查对象48.1%为男性，51.9%为女性，大体符合我国人口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的地域、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我国人口分布。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婚前财产公证意见分歧很大，持支持态度的占42.6%，持反对意见的占57.4%。在一项涉及十个省、区、市的四千名调查对象中，百分之四十八点一为男性，百分之五十一点九为女性，大体符合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的地域、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中国人口分布。据称，该抽样调查的误差率为百分之五以下。

该调查报告解释说，婚前财产公证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因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年均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币，婚前财产甚少。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拥有高档商品房、汽车等，居民家庭存款达到几万、几十万者不在少数，因此婚前财产公证也就应运而生。

离婚案件的增多及其涉及的财产纠纷带来的烦恼，也是人们倾向于婚前财产公证的原因之一。统计数字表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各级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零八，去年达到一百一十九点九万件。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有财产纠纷。

我个人认为，离婚案件中的财产纠纷如此之多，这与夫妻双方没有就财产问题作出约定有很大的关系，而婚前财产协议作为夫妻财产约定的重要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法学界的高度重视。

鉴于上述这些原因，为了防止纠纷，预防纠纷，既保护夫妻双方或一方的合法权益，建议增加夫妻约定财产的登记等程序。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及与国际社会接轨，为了近一步完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我国应在借鉴别国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既科学、规范、明确、具体，又具有操作性的夫妻约定财产制。

一、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历史演变和概念

1、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有较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第4节《夫妻财产制》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第1007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应以书面为之”。这应视为我国历史上正式有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未对夫妻财产约定作出明文规定。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指出，婚姻法“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另一具体表现”。这里的家庭财产约定应当包括：①允许夫妻双方就财产问题进行约定；②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遵循自由、自愿、平等的原则；③夫妻财产约定的对象是家庭财产；④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涉及所有权、管理权等。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所作的立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可以说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实质是允许实行夫妻财产约定的。但是，由于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之实际生活中个人财产极少，以至夫妻财产约定这一立法精神很难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我国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有了一定变化，婚姻家庭生活日趋复杂。1980年《婚姻法》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关系发展的需要，在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但是，法律对夫妻财产约定制无具体规范，现实中夫妻如何采用约定财产制，不好掌握。

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继续允许婚姻当事人实行约定财产制度，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条件、约定内容、约定形式、约定效力、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如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以授权性规范对夫妻财产制作了规定，明确婚姻当事人可以以契约方式对夫妻财产作出约定；双方无约定或约定无效时，适用法定财产制等。

2、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概念

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是指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双方）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它不仅是调节夫妻财产关系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涉及交易安全的问题。

当代多数国家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时都是兼采法定夫妻财产制和约定夫妻财产制（如法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只有少数国家不采用约定财产制，实行单一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如前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在夫妻财产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夫妻财产约定制度逐渐被人们所认同。我国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实行约定制和法定制的结合，且约定的效力高于法定的效力，即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才适用法定财产制。但现实生活中，我国的夫妻就财产进行约定的较少，涉及财产纠纷时，主要依靠法定财产制度来解决。因此，在夫妻法定财产中，如果不包括夫妻个人特有财产，一律都按共同财产对待，就等于是夫妻一方因结婚就可以侵犯对方的个人财产所有权，不利于保护财产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了法定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使得一些别有用心想利用先结婚后离婚分割对方财产骗取钱财的人失去了可乘之机；也可以减少一些富有阶层，视结婚为危途，不结婚而以非法同居的方式组织家庭的现象的发生；还可以避免配偶一方与第三者串通一气，伪造债务骗取对方钱财的行为出现。可见，在法定夫妻财产制中，适当缩小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会更好地增进婚姻家庭的稳定和推进社会进步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产生的原因和程序

我国婚姻法除了法定财产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外，还允许双方对财产进行约定，把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补充。夫妻财产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则适用法定财产制。从我国民习惯看，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的情况并不多。1950年《婚姻尖》没有这一规定，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约定制。这是因为：

1、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财产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妇女的经济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夫妻有采用多种形式处理财产的要求。

2、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涉外婚姻以及一方为华侨、台港澳同胞的婚姻也有所增多。当今各国、各地区采取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比较普遍。我国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进行约定，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随着封建婚姻观念的不断破除，再婚夫妻特别是丧偶老人再婚的有所增多，允许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有利于再婚夫妻妥善处理财产问题，避免发生家庭矛盾。

总之，婚姻法的这一规定，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各种复杂情况，满足当事人的不同要求，使夫妻处理财产问题有比较大的灵活性。

关于夫妻约定财产的程序。

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约定财产的申报登记程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夫妻财产约定均规定有申报登记程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证方式。德国、瑞士、法国等国皆规定夫妻财产契约须在法院前或公证人前订立，当事人签署之。二是登记方式。日本、韩国等国规定夫妻财产契约应于婚姻申报时登记。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的申报登记程序没有规定，这在实践中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约定内容的解释问题。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局限性，常常出现对财产约定的内容并不能真正表达当事人的内心意思，或者发生争议后双方对约定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给审判机关的审判带来困难。如果有申报登记程序，登记机关在登记时就会把住这个关。

三、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应注意的问题

1、约定的范围和时间

婚姻法对约定的范围和时间未作明文规定，从立法精神看，约定的范围，既包括婚后财产也包括婚前财产。当呈人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部分归夫妻共同共有，部分归一方个人所有，也可以通过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制。对于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作的合法约定，法律均予承认。

2、约定的实质要件

约定庆当具备哪些条件，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但约定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自应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约定的实质条件是：（1）约定时，双方必须具有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作的约定无效；（2）双方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以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对方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作出的约定无效；（3）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3、约定的形式要件

约定庆以书面形式作出，口头形式必须双方认可，或者有两个以上的证人在场见证，以免发生纠纷时无法认定。

夫妻双方在必要时，可以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关于财产的约定。

四、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建议

修改后的《婚姻法》较完整地确立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但是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仍存在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缺陷和不足，不利于法律保护夫妻和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假离婚、真逃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出具体的说明或解释，以便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正确适用

1、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是否受限制，立法模棱两可

民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新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立法陈述是选择了一种封闭式立法模式，认为其已明确地提出三种夫妻财产制度即一般共同制、分别财产制、限定共同制供婚姻当事人选择约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夫妻财产约定才有效，夫妻财产约定若以法律明文允许以外的夫妻财产制为对象，财产约定无效，当事人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2。而法律实务界普通认为，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制立法仍然是一种开放式立法模式，婚姻当事人仍然可以对其财产约定内容进行自由选择，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公共利益、公序良俗，该约定就应认定为有效。对同一法条、同一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在理解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立法对此没有作出进一步明确的界定，长期下去，在实践操作中势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2、夫妻财产契约何时生效问题，立法没有作明确规定

我个人认为，夫妻财产契约，是婚姻契约的从契约；夫妻订立财产所有关系的契约，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缔结夫妻关系的婚姻契约，婚姻契约经国家审查批准生效，附随于婚姻契约成立的夫妻财产契约才能生效。婚姻依法成立以后的夫妻财产契约，由于婚姻契约已经生效，当然可以附随生效；而婚前财产契约则只能在婚姻契约生效时生效。

3、夫妻财产契约是否变更可以或撤销，立法没作出明确规定

一些国家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以后，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758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夫妻财产约定既为契约性质，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笔者认为，夫妻财产契约在订立生效后可以变更或撤销，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没有变更或撤销的一致意思表示，夫妻财产契约不能变更或撤销，继续发生效力。

4、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没有解决公示问题，这对约定当事人财产权益保障不力

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我个人认为，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随时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5、是否允许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进行约定，立法也应有所涉及

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并不是只为可能发生离婚作准备的，夫妻财产约定不应理解为是一种“保险”，而应该是为婚姻的美满稳定服务的。因此，法律不应该仅仅解决离婚时，约定财产归属问题，而应该同时涉及到夫妻在存读期间对其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处分权是否可以约定以及如何约定等法律内容。例如，夫妻双方约定等生活消耗物，所有权仍为共同共有。这种约定即为各自工资使用的约定。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而对公证人员而言，应增强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法学修养，准确地把握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立法精神，提高专业化法律服务能力。同时，也希望立法机关能更加重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法学家们也能更加关注并深入加以研究，多出成果，使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民事交易安全，最终让婚姻更美好，让家庭更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注释：

①《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

②《婚姻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⑴、一方的婚前财产；⑵、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金等费用；⑶、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⑷、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⑸、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参考文献：

1、赵国勇：《贯彻执行新婚姻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6月印发

2、李红玲等，《民商法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约定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社会经济

Abstract:Withth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onlytorelyonthelegalpropertysystemisnolongersufficientadjustmentinthecouple’spropertyrights,obligations,wemustimproveoursystemofpropertybetweenhusbandandwifeagreedtodeterminethecouple’spropertyintheformofanagreement,thetypeofestablishment,effectiveness,andsoon,Husbandandwifeinordertoavoidpropertydisputesandmaintainingsocialstability.

Keywords:propertyofhusbandandwife;agreedsystem;socio-economic

前言

夫妻财产约定制是指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双方）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它不仅是调节夫妻财产关系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涉及交易安全的问题。当代多数国家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时都是兼采法定夫妻财产制和约定夫妻财产制（如法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只有少数国家不采用约定财产制，实行单一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如前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在夫妻财产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夫妻财产约定制度逐渐被人们所认同。

一、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有较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第4节《夫妻财产制》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第1007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应以书面为之”。这应视为我国历史上正式有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未对夫妻财产约定作出明文规定。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指出，婚姻法“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另一具体表现”。这里的家庭财产约定应当包括：①允许夫妻双方就财产问题进行约定；②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遵循自由、自愿、平等的原则；③夫妻财产约定的对象是家庭财产；④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涉及所有权、管理权等。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所作的立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可以说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实质是允许实行夫妻财产约定的。但是，由于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之实际生活中个人财产极少，以至夫妻财产约定这一立法精神很难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我国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有了一定变化，婚姻家庭生活日趋复杂。1980年《婚姻法》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关系发展的需要，在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但是，法律对夫妻财产约定制无具体规范，现实中夫妻如何采用约定财产制，不好掌握。

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继续允许婚姻当事人实行约定财产制度，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条件、约定内容、约定形式、约定效力、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如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以授权性规范对夫妻财产制作了规定，明确婚姻当事人可以以契约方式对夫妻财产作出约定；双方无约定或约定无效时，适用法定财产制等。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种类

2001年《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据此，2001年《婚姻法》确定的约定财产制有三种：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或称部分共同制）和分别财产制。

1、一般共同财产制

一般共同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婚后的全部财产均归夫妻共同共有，但特有财产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不论夫妻各自婚前还是婚后财产，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归夫妻共同共有，由夫妻双方平等地共同享有财产的所有权，只有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财产除外。2001年《婚姻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⑴、一方的婚前财产；⑵、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金等费用；⑶、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⑷、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⑸、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一般共同财产因夫妻一方死亡、夫妻双方离婚以及夫妻双方协议确定改采用法律允许的其他夫妻财产制而终止。而不论何种原因导致一般共同制的终止，共同财产必须进行分割和清算。特别注意以下两种情况：⑴、在终止共同财产制时，如果当事人有债务负担的，应一并对债务作出认定和处理，不能忽略了对债务的处理；⑵、法律规定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特有财产，在任何财产制下均为个人特有财产。在一般共同制下，2001年《婚姻法》第18条所列的财产仍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并不纳入共同财产范围。夫妻改采用其他财产制度，这些财产依法还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2、限定共同财产制

限定共同财产制是指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共有范围外的财产均归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制度。这种制度与婚后所得的共同制的区别在于共有财产的范围不同。法定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共有范围严格限制在婚后所得财产，婚前财产依法属于个人所有。而限定共同制下，共有财产的范围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当事人可以将婚前的财产约定为双方共有，也可以将婚后部分财产约定为共有。

限定共同财产制的终止

包括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夫妻一方因故死亡。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婚姻当事人双方可以依法终止限定共同财产制，转改采用其他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自愿终止限定共同财产制后，应对共同共有的财产，包括共同债权和共同债务进行分割和清算。另一方面，夫妻一方因故死亡，依法也导致限定夫妻共同财产制终止。此时，被继承人的配偶应与被继承人的其他合法继承人共同协商分割与清算被继承人的遗产。

3、分别财产制

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行使管理、使用、处分和收益权的夫妻财产制度。这始于罗马法后期的“无夫权婚姻”，旨在保护夫妻双方的独立人格，是“夫妻别体主义”的产物。这种制度不排斥夫妻一方以契约形式将其个人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的管理权交给另一方，也不排斥双方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分别财产制建立在夫妻别体主义基础之上，它充分肯定了夫妻是各自不同的独立之人，特别是该制度充分承认已婚妇女有独立的人格和财产权利，就反对夫权主义有积极意义。

分别财产制的终止包括夫妻一方死亡，夫妻双方离婚以及夫妻双方协商变更夫妻财产制度。由于在分别财产制下，夫妻的财产的权利和义务是分开的，一般不存在共同财产的分割和清算。但如果出现某项财产的归属不明的情形，则该项财产应被推定为共同财产，自然就需要进行分割。同时，如果夫妻一方对婚姻家庭作出特别贡献的，根据《婚姻法》第40条规定，已做出特别贡献的一方享有补偿请求权。但此补偿请求权只能在终止分别财产制时行使。

三、我国夫妻财产约定的成立

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当事人，订立财产约定要产生法律效力，必须具备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

1、当事人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订立夫妻财产约定的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由于我国法定婚龄大大高于成年年龄，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障法》禁止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所以当事人无论是婚前订立夫妻财产约定或者婚后订立夫妻财产约定，都不会涉及未成年问题。当事人在订立夫妻财产契约时依法当然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同时，当事人一方的男性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

2、当事人亲自为的行为，不适用

夫妻是婚姻财产关系的主体，是财产权利的享有者和财产义务的承担者。订立夫妻财产约定是一种与当事人身份有密切关系的法律行为，当事人必须亲自实施，不得，其他任何人代替婚姻关系当事人所作的约定都无效。同时，因契约关系到当事人双方一生或重大的个人财产利益，涉及到夫妻双方相互扶养的义务，涉及到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的义务以及对长辈的赡养义务，因此只有当事人本人才能恰如其分地订立与其社会、经济地位适格的契约。如中国移动公司安徽分公司的何某与其妻子李某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必须也只能由何某与李某签订，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洞察何某、李某的内心真正感受。

3、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真实是指当事人在意志自由并能确认自己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的前提下，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相一致的状态。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形下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才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的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不适应，则意思表示不真实。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不正当地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严重破坏了意思自治原则，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这些行为导致的意思表示于法于理有悖，不能产生法律上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4、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行为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只能成为无效的或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规范，同时也包括其他部门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④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四、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

夫妻财产约定是婚姻当事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意思表示出来，因而约定的行为形式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2001年《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该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采取书面形式，而不能采用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

夫妻财产约定采用书面形式，就已满足法律要求，但是是否须经过公示程序则没有明确规定。从中外立法看，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有两种：

一是需夫妻当事人双方订立书面契约，即对夫妻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这里的“夫妻”应理解为缔结婚姻的男女两方，这一男一女只要缔结为夫妻，不论其是婚前还是婚后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均应视为是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如果限定在婚后，显然与立法旨意相违背。因为，法律之所以要确立和提高约定制的地位，目的之一是要充分尊重个人财产的自主权，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结婚时明确财产归属可减少纠纷。如果说，结婚登记前财产约定无效，只有结婚登记后财产约定才有效，那么在男女双方结婚登记后一旦一方不肯约定，岂不是只能实行法定共同制吗？财产较多的一方又如何维护其合法权益呢？所以，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主体中的“夫妻”是指在处理财产时为夫妻，而非在财产约定时为夫妻。

二是夫妻财产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且经一定公示程序始产生法律效力。因此，本文认为，婚姻当事人双方订立夫妻财产约定采用书面形式，应有公示程序要求，且以公证为准。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对第三人生效的条件，只有第三人知道该约定，才能对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否则，夫妻财产约定只在婚姻内部产生效力，不对第三人产生效力。这不利于夫妻一方独立地与第三人发生经济交往。同时，我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第三人查核更显必要；加之，公证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公证业务辖区至少有一个公证机构，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受理情况十分有利，可以达到公示公信的效果。因此，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高度，从节省交易时间和成本角度考虑，切实促进民事交易的

发展，《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应规定公示程序要求，明确公示的部门应为公证机构。如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均应有公证人在场，当事人对此协定均表示同意并且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该证书必须指明在举行结婚前交至身份官员，德民民法典也有类似之规定。我国澳门地区的《澳门民法典》也采用公证程序，规定选择婚姻财产制的婚前协议必须以公证形式确立，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夫妻财产约定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夫妻双方的申请，依法证明申请人就各自的财产和债务的范围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的归属达成共识而签订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应由夫妻双方或一方住所地或协议签订地公证机构管辖。对于已受理的申请，公证员应重点审查：①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属实；②当事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是否真实、有效；③当事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约定协议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有无欺诈、胁迫行为；④协议的内容是否完备，文字表述是否准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应当具备以下内容：①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住址、职业等；②财产情况，约定所涉及的财产（包括债务）的名称、数量、规格、种类、价值、状态等；③财产的归属；④共同生活期间财产管理、使用、维护、处分原则；⑤解除约定协议或解决争议的方法；⑥其他双方认为有必要的约定。

五、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1、夫妻财产约定对内的效力

夫妻财产约定一旦生效，即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之间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婚姻当事人双方均受此约定约束。夫妻双方都必须依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夫妻财产利益的分配也必须按照有效约定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夫妻任何一方违反财产约定，都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夫妻双方必须严格执行财产约定，不得随意变更、撤销。确实需要变更撤销的，须经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同样以书面的形式，且如原约定经过公证机构公证，亦要经过公证机构公证才能变更、撤销。

2、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效力

《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因此，在夫妻财产约定中，凡第三人事先知道夫妻财产约定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反之，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财产有约定，婚姻当事人的夫妻契约不得对抗第三人。即夫妻任何一方不得以债务不是自己欠的、夫妻有约定而不承担该债务。夫妻中未借债一方只要不能证明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知道该财产约定的，均得以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先行对第三人清偿债务，清偿后，夫妻中不负债的一方再向另一方追偿。

至于什么情况下可以认定第三人“知道”该约定，还包括知道该约定的内容，法律没有规定。但从首先保护无过错的第三人考虑，只有第三人知道财产约定时才对外产生效力。且“知道”的举证责任倒置于夫妻财产约定的双方而非第三人。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财产约定，比如在债权债务文书中注明债务方夫妻实行约定制，且注明了约定内容的，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及于第三人，该第三人不能要求夫妻财产约定的另一方承担债务人不能偿还的债务，只能要求债务人用个人财产清偿。

主要参考文献：

1、康峰：《试议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安徽公证》，2002年第1期

约定制度范文篇5

夫妻财产约定制是夫妻婚姻关系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夫妻约定财产制，亦称为契约财产制，是指婚姻当事人通过协议方式对他们的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使用，管理，收益，处分等权利加以约定的一种制度，它包含婚前约定和婚后约定两种情况。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是从1930年至2001年间不断改

进，约定夫妻财产的范围从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角度出发来看财产约定的内容，是否属于夫妻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

有。夫妻财产约定形式应采用书面形式但对约定夫妻财产制的时间并无明确限

制，夫妻可以在结婚以前、登记结婚时或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进行约定。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包括对内及对外的效力，还涉及到与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以及公示和公证的必要性，由此可以看出夫妻产约定制的确立是我国婚姻立法的重大发展。实现夫妻财产约定制为夫妻双方协调财产关系置入了民主、宽松、自由的因素，适应了市场经济规则，顺应了婚姻家庭关系物质内容和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要求。

关键词：夫妻财产约定婚姻法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夫妻财产关系日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好地规范夫妻财产关系，减少纠纷，修改后的婚姻法确立了法定夫妻财产、约定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确立是我国婚姻立法的重大发展。实现夫妻财产约定制为夫妻双方协调财产关系置入了民主、宽松、自由的因素，适应了市场经济规则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物质内容和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要求。

一、夫妻约定财产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新的《婚姻法》首次确立了约定夫妻财产制。《婚姻法》第19条第1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由此可见，约定的夫妻财产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约定财产的广泛性。既可以是婚前的个人财产，也可以是婚后所得的财产。在财产的种类上也没有任何限制。除了《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涉及到的财产种类外，还包括一切可以取得收益的财产和财产权利；

第二，约定时间的不特定性。夫妻约定财产，可以在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甚至可以对财产进行重新约定。何时约定，是否需要重新约定，完全取决于夫妻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三，约定形式的多样性。即约定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等形式；

第四，契约优先性。在这里，对夫妻财产的约定，国家法律也采取的是契约优先的原则。即有契约依契约，无契约依法定。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夫或妻的个人财产首先取决于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

第五，约定财产受法律保护。《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如果财产一旦约定是夫妻共同所有，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更改。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历史演变

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制于1930年国民党政府《亲属编》始有规定。按其规定，夫妻得于婚前或婚后以契约形式约定夫妻财产制（须在法律规定的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中选择其一）；该项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1985年台湾民法《亲属编》被修订后，简化约定财产制为共同财产制与分别财产制两种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婚姻法》虽未对夫妻财产约定问题做出明文规定，但在立法解释上认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概括性的规定，“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做出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约定”，“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式来解决”①。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和当时经济欠发达，家庭财产不多等因素的制约，实际生活中夫妻实行约定财产夫妻财产关系的很少见。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民的家庭财产日益增多，夫妻财产关系日益复杂，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新变化。1980年《婚姻法》适应新时期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需要，在规定法定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同时，又规定允许夫妻就财产关系自愿约定，以排除共同财产制的适用。我国婚姻法允许夫妻按照双方的意愿，约定处理双方的财产关系，可以满足新形式下夫妻因各种原因（如个人承包经营、再婚夫妻的财产、涉外婚姻及涉及港、澳、台同胞的婚姻等）以多种形式处理双方财产问题的需要，体现了夫妻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有利于减少家庭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的方式、约定的内容和约定效力及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

我国实行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两者的使用原则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也就是说，对于夫妻财产关系，如夫妻双方有约定的，应按约定处理；如无约定或约定无效，则适用法定财产制。即约定财产制可排斥法定财产制优先适用，前者具有优先于后者使用的效力。

三、约定夫妻财产的范围及形式

（一）约定夫妻财产的范围

1、婚前财产

即夫或妻一方在婚前的个人财产。包括取得所有权后已经实际占有和还没有实际占有的财产及财产收益。它们是婚前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所累积的合法财产。比如：储蓄、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生产经营所得、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各种收益等等。对于婚前财产，只有通过书面明确有效的约定其为夫妻个人财产，那么，婚前财产才能够成为夫妻的个人财产。

因此确立婚前财产约定制度的意义在于：婚前财产约定，是婚姻法规定的一项主要制度，就当事人而言，是一种法律行为或者合同关系。公证机关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公证，是它的一种职能。这对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夫妻家庭和睦团结，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都具有积极意义。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

这里所称的取得的财产，应当指的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已取得的财产。财产应当指的是广泛的财产范围。它包括：劳动生产所得、各种收益、添附的财产、拾得遗弃物、继受取得的财产等。

从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角度出发来看财产约定的内容，是否属于夫妻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关键的是看《婚姻法》第十七条所涉的财产对象，《婚姻法》第十八条所涉的特定财产约定以及《婚姻法》第十九条所涉及的规定。

（二）夫妻财产约定形式

夫妻财产约定是婚姻当事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意思表示出来，因而约定的行为形式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2001年《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该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采用书面形式，而不能采用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

1、约定夫妻财产制的约定时间并无法律限制。《婚姻法》对与约定夫妻财产制的时间并无明确限制。因此，夫妻可以在结婚以前、登记结婚时或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进行约定。

2、在订立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协议时，夫妻双方均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否则，此项关于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协议无效。

3、夫妻关于约定财产制的协议必须反映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如果一方采取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其真实意思而订立约定夫妻财产制协议的，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

4、夫妻双方以规避法律义务或逃避对第三人偿还债务为目的订立的约定夫妻财产制协议，因其内容违法或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应认定其无效。②

5、夫妻订立了约定财产制的协议后，如果要变更或撤销该协议，必须经双方同意方可为之。

四、夫妻财产约定的种类

夫妻约定财产可以在婚前进行，也可以在婚后进行，当事人约定的财产归属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一般共同制

一般共同制，是指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均归夫妻共同共有。

2、劳动所得共同制

劳动所得共有制，是指夫妻婚后的劳动所得归夫妻共有，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如继承、受赠的财产，人身损害赔偿金等则归各自所有。

3、管理财产制

管理财产制，是指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同时根据双方的约定，除特有财产外，双方的财产由夫或妻统一管理。

4、分别财产制

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的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各独自独立管理或委托对方管理。如果当事人不愿概括地约定采用某种夫妻财产制，也可以对部分夫妻财产，甚至某一项财产进行约定。如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其本人所有，也可以约定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赔偿金归夫妻共同所有

五、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一）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对内效力

夫妻之间依法达成的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体现在：

1.依法达成的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协议，非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修改。

2.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协议，双方均应认真遵守，如约履行。

3.夫妻离婚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和分割发生争议的，如果有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协议，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内容加以处理。

因此夫妻财产约定一旦生效，即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之间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婚姻当事人双方均受此约定约束。夫妻双方都必须依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夫妻财产利益的分配也必须按照有效约定进行。

夫妻任何一方违反财产约定，都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夫妻双方必须严格执行财产约定，不得随意变更、撤销。确实需要变更撤销的，须经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同样以书面的形式，且按原约定经过公证机构公证，亦要经过公证机构公证才能变更、撤销。

（二）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效力

夫妻在共同生活过程中，难免会与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交易的安全，防止婚姻当事人利用约定财产制规避法律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③，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因此，在夫妻财产约定中，凡第三人事先知道夫妻财产约定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反之，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财产有约定，婚姻当事人的夫妻契约不得对抗第三人。即夫妻任何一方不得以债务不是自己欠的、夫妻有约定而不承担该债务。夫妻中未借债一方，如不能证明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知道该财产约定的，均得以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先行对第三人清偿债务，清偿后，夫妻中不负债的一方再向另一方追偿。④

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如何平衡解决善意第三人和夫妻一方的财产利益问题，笔者认为，走财产约定公示制度是最好的选择，国外已有较多先例。当然，公示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进步，科学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笔者认为，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随时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

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六、完善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几点立法建议

（一）完善订立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要件与申报登记程序的规定

1.明确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各国通例均认为夫妻财产约定为要式行为，必须具备书面形式，口头约定无效。我国现有的法律是“应当用书面的形式”，为避免当事人经口头约定且无争议的夫妻财产契约在效力上与立法发生冲突，采用这种解释是可以的。但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承认口头约定的方式会带为司法实践带来极大的困难与麻烦。笔者认为，夫妻财产约定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为之，口头约定无效。

2.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既可以在婚前做出，亦可以在婚后做出。有人提出，夫妻的约定协议生效于双方缔结婚姻前，即尚未结为合法夫妻之前，此时缔约的主体不能叫夫妻，因此，婚前的约定不是本法十九条所称的夫妻约定，即主体不合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均应视为是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如果限定于结了婚，真正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身份时签订的约定才有效的话，显然是与法律设立约定制的旨意相违背的。笔者认为本法十九条规定的约定主体中的“夫妻”应理解为在处理财产时为夫妻，而不是在约定时必须是夫妻。产生这一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未明确财产约定的时间。

3.夫妻财产约定须经申报登记程序确认。对此，国外立法通例是夫妻财产契约已经登记者，具有对外效力，未经登记者，不发生对外效力。我国立法对此没有规定，司法解释关于“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的但书规定，即无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具有对外效力，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无对外效力。婚姻关系当事人为逃避债务等原因，采取夫妻财产约定的方法规避法律，当然为无效。但仅仅依据这一标准，尚不足以确定约定的对外效力。

依据公示方式进行登记，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规避法律的行为，更有利于保护与约定财产的夫妻进行民事活动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也应规定夫妻财产约定一经登记方可产生对外效力，未经合法登记则不产生对外效力。

（二）明确夫妻配偶身份关系，确立配偶侵权的法律责任。

婚姻关系的伦理性要求配偶之间关系的调整具有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协调性。无论是修改前后的《婚姻法》，没有明确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没有对夫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权利义务加以涉及，这种立法上的空白使得夫妻关系的法律调整不可避免地出现漏洞。在立法中必须正视夫妻人身关系的特殊性，明确规定配偶权的内容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身份权。进一步明确家事的范围、权限及侵权损害赔偿的救济途径，为惩罚配偶间侵权行为和救济受害人创造前提条件。

（三）明确夫妻一方履行债务后求偿权的行使途径。

立法应明确夫妻共同债务清偿应由夫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确认夫妻间享有求偿权，可以有效地防止现实生活中夫妻以约定财产来规避法律、逃避债务或在夫妻财产分割时侵害债权人利益，从而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保障交易安全。依照民法的精神，连带债务因债务人一人或数人的履行而使债务消灭，就超出负担部分，已履行的债务人可向其他债务人行使求偿权。夫妻共同债务已由夫或妻一方全额履行完毕，连带债务消灭。履行一方是否享有求偿权，如何确定追偿的范围，修改前后的《婚姻法》均无明文规定。⑤

七、结束语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做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

同时，也希望立法机关能更加重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法学家们也能更加关注并深入加以研究，多出成果，使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让婚姻更美好，让家庭更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注释：

①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由的报告》（1950年4月14日）

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节录）（1993年11月3日）

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8条，（2001年12月24日）

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2003年12月25日）

⑤参见，陈苇：《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构想》论文，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

2.杨大文、马忆南：《婚姻家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3.张杰：《婚姻家庭法》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8月第1版

4.《法律及其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约定制度范文篇6

婚姻是“两个人的企业”，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企业“合资”协议书，对资产和利润做着最合理的分配，它的功能是“幸福”,贯穿过程的是“情感”；婚姻是两个人爱情和财产的风险投资，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保险合同，对财产纠纷做着最有效的预防，它的目的不是真要用这份保险，而是希望婚姻能够“健康长寿”。仅以此文，为婚姻当事人建立良好、和谐的婚姻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文中还提到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缺陷，提出了几个观点，这说明目前的婚姻法还不完善，问题如何解决有待于读者去思考。

关键词：财产约定制度一般共同财产制限定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婚姻行为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正在经受着更加追求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冲击，结婚率下滑、离婚率上升，使得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出现下降的态势。现状：最近，全国妇联对我国10个省(自治区)、市的4000名群众进行了“婚前双方财产是否有必要公证”的大型民意调查，调查对象48.1%为男性，51.9%为女性，大体符合我国人口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的地域、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我国人口分布。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婚前财产公证意见分歧很大，持支持态度的占42.6%，持反对意见的占57.4%。在一项涉及十个省、区、市的四千名调查对象中，百分之四十八点一为男性，百分之五十一点九为女性，大体符合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的地域、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中国人口分布。据称，该抽样调查的误差率为百分之五以下。

该调查报告解释说，婚前财产公证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因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年均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币，婚前财产甚少。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拥有高档商品房、汽车等，居民家庭存款达到几万、几十万者不在少数，因此婚前财产公证也就应运而生。

离婚案件的增多及其涉及的财产纠纷带来的烦恼，也是人们倾向于婚前财产公证的原因之一。统计数字表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各级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零八，去年达到一百一十九点九万件。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有财产纠纷。

我个人认为，离婚案件中的财产纠纷如此之多，这与夫妻双方没有就财产问题作出约定有很大的关系，而婚前财产协议作为夫妻财产约定的重要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法学界的高度重视。

鉴于上述这些原因，为了防止纠纷，预防纠纷，既保护夫妻双方或一方的合法权益，建议增加夫妻约定财产的登记等程序。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及与国际社会接轨，为了近一步完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我国应在借鉴别国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既科学、规范、明确、具体，又具有操作性的夫妻约定财产制。

一、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历史演变和概念

1、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有较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第4节《夫妻财产制》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第1007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应以书面为之”。这应视为我国历史上正式有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未对夫妻财产约定作出明文规定。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指出，婚姻法“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另一具体表现”。这里的家庭财产约定应当包括：①允许夫妻双方就财产问题进行约定；②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遵循自由、自愿、平等的原则；③夫妻财产约定的对象是家庭财产；④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涉及所有权、管理权等。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所作的立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可以说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实质是允许实行夫妻财产约定的。但是，由于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之实际生活中个人财产极少，以至夫妻财产约定这一立法精神很难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我国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有了一定变化，婚姻家庭生活日趋复杂。1980年《婚姻法》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关系发展的需要，在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但是，法律对夫妻财产约定制无具体规范，现实中夫妻如何采用约定财产制，不好掌握。

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继续允许婚姻当事人实行约定财产制度，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条件、约定内容、约定形式、约定效力、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如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以授权性规范对夫妻财产制作了规定，明确婚姻当事人可以以契约方式对夫妻财产作出约定；双方无约定或约定无效时，适用法定财产制等。

2、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概念

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是指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双方）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它不仅是调节夫妻财产关系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涉及交易安全的问题。

当代多数国家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时都是兼采法定夫妻财产制和约定夫妻财产制（如法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只有少数国家不采用约定财产制，实行单一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如前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在夫妻财产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夫妻财产约定制度逐渐被人们所认同。我国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实行约定制和法定制的结合，且约定的效力高于法定的效力，即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才适用法定财产制。但现实生活中，我国的夫妻就财产进行约定的较少，涉及财产纠纷时，主要依靠法定财产制度来解决。因此，在夫妻法定财产中，如果不包括夫妻个人特有财产，一律都按共同财产对待，就等于是夫妻一方因结婚就可以侵犯对方的个人财产所有权，不利于保护财产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了法定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使得一些别有用心想利用先结婚后离婚分割对方财产骗取钱财的人失去了可乘之机；也可以减少一些富有阶层，视结婚为危途，不结婚而以非法同居的方式组织家庭的现象的发生；还可以避免配偶一方与第三者串通一气，伪造债务骗取对方钱财的行为出现。可见，在法定夫妻财产制中，适当缩小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会更好地增进婚姻家庭的稳定和推进社会进步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产生的原因和程序

我国婚姻法除了法定财产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外，还允许双方对财产进行约定，把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补充。夫妻财产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则适用法定财产制。从我国民习惯看，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的情况并不多。1950年《婚姻尖》没有这一规定，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约定制。这是因为：

1、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财产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妇女的经济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夫妻有采用多种形式处理财产的要求。

2、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涉外婚姻以及一方为华侨、台港澳同胞的婚姻也有所增多。当今各国、各地区采取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比较普遍。我国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进行约定，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约定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夫妻财产约定

一、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有较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第4节《夫妻财产制》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第1007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应以书面为之”。这应视为我国历史上正式有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未对夫妻财产约定作出明文规定。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指出，婚姻法“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另一具体表现”。这里的家庭财产约定应当包括：①允许夫妻双方就财产问题进行约定；②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遵循自由、自愿、平等的原则；③夫妻财产约定的对象是家庭财产；④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涉及所有权、管理权等。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所作的立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可以说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实质是允许实行夫妻财产约定的。但是，由于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之实际生活中个人财产极少，以至夫妻财产约定这一立法精神很难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我国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有了一定变化，婚姻家庭生活日趋复杂。1980年《婚姻法》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关系发展的需要，在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但是，法律对夫妻财产约定制无具体规范，现实中夫妻如何采用约定财产制，不好掌握。

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继续允许婚姻当事人实行约定财产制度，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条件、约定内容、约定形式、约定效力、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如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以授权性规范对夫妻财产制作了规定，明确婚姻当事人可以以契约方式对夫妻财产作出约定；双方无约定或约定无效时，适用法定财产制等。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种类

2001年《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据此，2001年《婚姻法》确定的约定财产制有三种：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或称部分共同制）和分别财产制。

1、一般共同财产制

一般共同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婚后的全部财产均归夫妻共同共有，但特有财产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不论夫妻各自婚前还是婚后财产，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归夫妻共同共有，由夫妻双方平等地共同享有财产的所有权，只有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财产除外。2001年《婚姻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⑴、一方的婚前财产；⑵、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金等费用；⑶、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⑷、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⑸、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一般共同财产因夫妻一方死亡、夫妻双方离婚以及夫妻双方协议确定改采用法律允许的其他夫妻财产制而终止。而不论何种原因导致一般共同制的终止，共同财产必须进行分割和清算。特别注意以下两种情况：⑴、在终止共同财产制时，如果当事人有债务负担的，应一并对债务作出认定和处理，不能忽略了对债务的处理；⑵、法律规定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特有财产，在任何财产制下均为个人特有财产。在一般共同制下，2001年《婚姻法》第18条所列的财产仍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并不纳入共同财产范围。夫妻改采用其他财产制度，这些财产依法还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2、限定共同财产制

限定共同财产制是指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共有范围外的财产均归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制度。这种制度与婚后所得的共同制的区别在于共有财产的范围不同。法定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共有范围严格限制在婚后所得财产，婚前财产依法属于个人所有。而限定共同制下，共有财产的范围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当事人可以将婚前的财产约定为双方共有，也可以将婚后部分财产约定为共有。

限定共同财产制的终止包括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夫妻一方因故死亡。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婚姻当事人双方可以依法终止限定共同财产制，转改采用其他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自愿终止限定共同财产制后，应对共同共有的财产，包括共同债权和共同债务进行分割和清算。另一方面，夫妻一方因故死亡，依法也导致限定夫妻共同财产制终止。此时，被继承人的配偶应与被继承人的其他合法继承人共同协商分割与清算被继承人的遗产。

3、分别财产制

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行使管理、使用、处分和收益权的夫妻财产制度。这始于罗马法后期的“无夫权婚姻”，旨在保护夫妻双方的独立人格，是“夫妻别体主义”的产物。这种制度不排斥夫妻一方以契约形式将其个人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的管理权交给另一方，也不排斥双方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分别财产制建立在夫妻别体主义基础之上，它充分肯定了夫妻是各自不同的独立之人，特别是该制度充分承认已婚妇女有独立的人格和财产权利，就反对夫权主义有积极意义。

分别财产制的终止包括夫妻一方死亡，夫妻双方离婚以及夫妻双方协商变更夫妻财产制度。由于在分别财产制下，夫妻的财产的权利和义务是分开的，一般不存在共同财产的分割和清算。但如果出现某项财产的归属不明的情形，则该项财产应被推定为共同财产，自然就需要进行分割。同时，如果夫妻一方对婚姻家庭作出特别贡献的，根据《婚姻法》第40条规定，已做出特别贡献的一方享有补偿请求权。但此补偿请求权只能在终止分别财产制时行使。

三、我国夫妻财产约定的成立

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当事人，订立财产约定要产生法律效力，必须具备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

1、当事人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订立夫妻财产约定的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由于我国法定婚龄大大高于成年年龄，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障法》禁止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所以当事人无论是婚前订立夫妻财产约定或者婚后订立夫妻财产约定，都不会涉及未成年问题。当事人在订立夫妻财产契约时依法当然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同时，当事人一方的男性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

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真实是指当事人在意志自由并能确认自己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的前提下，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相一致的状态。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形下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才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的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不适应，则意思表示不真实。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不正当地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严重破坏了意思自治原则，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这些行为导致的意思表示于法于理有悖，不能产生法律上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3、当事人亲自为的行为，不适用

夫妻是婚姻财产关系的主体，是财产权利的享有者和财产义务的承担者。订立夫妻财产约定是一种与当事人身份有密切关系的法律行为，当事人必须亲自实施，不得，其他任何人代替婚姻关系当事人所作的约定都无效。同时，因契约关系到当事人双方一生或重大的个人财产利益，涉及到夫妻双方相互扶养的义务，涉及到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的义务以及对长辈的赡养义务，因此只有当事人本人才能恰如其分地订立与其社会、经济地位适格的契约。如中国移动公司安徽分公司的何某与其妻子李某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必须也只能由何某与李某签订，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洞察何某、李某的内心真正感受。

4、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行为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只能成为无效的或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规范，同时也包括其他部门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④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四、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

夫妻财产约定是婚姻当事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意思表示出来，因而约定的行为形式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2001年《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该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采取书面形式，而不能采用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

夫妻财产约定采用书面形式，就已满足法律要求，但是是否须经过公示程序则没有明确规定。从中外立法看，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有两种：

一是需夫妻当事人双方订立书面契约，即对夫妻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这里的“夫妻”应理解为缔结婚姻的男女两方，这一男一女只要缔结为夫妻，不论其是婚前还是婚后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均应视为是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如果限定在婚后，显然与立法旨意相违背。因为，法律之所以要确立和提高约定制的地位，目的之一是要充分尊重个人财产的自主权，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结婚时明确财产归属可减少纠纷。如果说，结婚登记前财产约定无效，只有结婚登记后财产约定才有效，那么在男女双方结婚登记后一旦一方不肯约定，岂不是只能实行法定共同制吗？财产较多的一方又如何维护其合法权益呢？所以，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主体中的“夫妻”是指在处理财产时为夫妻，而非在财产约定时为夫妻。

二是夫妻财产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且经一定公示程序始产生法律效力。因此，本文认为，婚姻当事人双方订立夫妻财产约定采用书面形式，应有公示程序要求，且以公证为准。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对第三人生效的条件，只有第三人知道该约定，才能对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否则，夫妻财产约定只在婚姻内部产生效力，不对第三人产生效力。这不利于夫妻一方独立地与第三人发生经济交往。同时，我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第三人查核更显必要；加之，公证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公证业务辖区至少有一个公证机构，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受理情况十分有利，可以达到公示公信的效果。因此，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高度，从节省交易时间和成本角度考虑，切实促进民事交易的发展，《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应规定公示程序要求，明确公示的部门应为公证机构。如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均应有公证人在场，当事人对此协定均表示同意并且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该证书必须指明在举行结婚前交至身份官员，德民民法典也有类似之规定。我国澳门地区的《澳门民法典》也采用公证程序，规定选择婚姻财产制的婚前协议必须以公证形式确立，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夫妻财产约定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夫妻双方的申请，依法证明申请人就各自的财产和债务的范围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的归属达成共识而签订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应由夫妻双方或一方住所地或协议签订地公证机构管辖。对于已受理的申请，公证员应重点审查：①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属实；②当事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是否真实、有效；③当事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约定协议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有无欺诈、胁迫行为；④协议的内容是否完备，文字表述是否准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应当具备以下内容：①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住址、职业等；②财产情况，约定所涉及的财产（包括债务）的名称、数量、规格、种类、价值、状态等；③财产的归属；④共同生活期间财产管理、使用、维护、处分原则；⑤解除约定协议或解决争议的方法；⑥其他双方认为有必要的约定。

五、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1、夫妻财产约定对内的效力

夫妻财产约定一旦生效，即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之间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婚姻当事人双方均受此约定约束。夫妻双方都必须依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夫妻财产利益的分配也必须按照有效约定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夫妻任何一方违反财产约定，都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夫妻双方必须严格执行财产约定，不得随意变更、撤销。确实需要变更撤销的，须经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同样以书面的形式，且如原约定经过公证机构公证，亦要经过公证机构公证才能变更、撤销。

2、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效力

约定制度范文篇8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仅依靠法定财产制已不足以调整夫妻在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完善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确定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种类、成立、效力等，以避免夫妻财产纷争，维护社会稳定。

关键词：夫妻财产公正约定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财富的增长，离婚率的上升，使原本少人问津的夫妻财产约定一时间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人们追求的一种新时尚。但是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尚不完善，公证实务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改善。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定义

夫妻约定财产制，亦称为契约财产制，是指夫妻通过协商就婚前财产所得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处分和婚姻的对外责任以及婚姻终止时财产清算，分割达成协议，并排斥或部分排斥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约定包含婚前约定和婚后约定两种情况。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有较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第4节《夫妻财产制》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第1007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应以书面为之”。这应视为我国历史上正式有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未对夫妻财产约定作出明文规定。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指出，婚姻法“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另一具体表现”。这里的家庭财产约定应当包括：①允许夫妻双方就财产问题进行约定；②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遵循自由、自愿、平等的原则；③夫妻财产约定的对象是家庭财产；④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涉及所有权、管理权等。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所作的立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可以说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实质是允许实行夫妻财产约定的。但是，由于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之实际生活中个人财产极少，以至夫妻财产约定这一立法精神很难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我国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有了一定变化，婚姻家庭生活日趋复杂。1980年《婚姻法》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关系发展的需要，在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但是，法律对夫妻财产约定制无具体规范，现实中夫妻如何采用约定财产制，不好掌握。

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继续允许婚姻当事人实行约定财产制度，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条件、约定内容、约定形式、约定效力、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如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以授权性规范对夫妻财产制作了规定，明确婚姻当事人可以以契约方式对夫妻财产作出约定；双方无约定或约定无效时，适用法定财产制等。

三、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不系统、尚不完善。

2001年《婚姻法》修改案虽然对80年《婚姻法》就夫妻财产约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缺失较多，如法律条文含糊不清，生效问题、变更或撤销问题、约定的原则问题、约定的救济途径问题、约定的解释问题等均未作出明确规定，突出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1、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是否受限制，立法模棱两可

民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新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立法陈述是选择了一种封闭式立法模式，认为其已明确地提出三种夫妻财产制度即一般共同制、分别财产制、限定共同制供婚姻当事人选择约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夫妻财产约定才有效，夫妻财产约定若以法律明文允许以外的夫妻财产制为对象，财产约定无效，当事人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

而法律实务界普通认为，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制立法仍然是一种开放式立法模式，婚姻当事人仍然可以对其财产约定内容进行自由选择，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公共利益、公序良俗，该约定就应认定为有效。对同一法条、同一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在理解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立法对此没有作出进一步明确的界定，长期下去，在实践操作中势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2、夫妻财产契约何时生效问题，立法没有作明确规定

夫妻财产契约，是婚姻契约的从契约；夫妻订立财产所有关系的契约，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缔结夫妻关系的婚姻契约，婚姻契约经国家审查批准生效，附随于婚姻契约成立的夫妻财产契约才能生效。婚姻依法成立以后的夫妻财产契约，由于婚姻契约已经生效，当然可以附随生效；而婚前财产契约则只能在婚姻契约生效时生效。

3、夫妻财产契约是否变更可以或撤销，立法没作出明确规定

一些国家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以后，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758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夫妻财产约定既为契约性质，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夫妻财产契约在订立生效后可以变更或撤销，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没有变更或撤销的一致意思表示，夫妻财产契约不能变更或撤销，继续发生效力。

4、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没有解决公示问题，这对约定当事人财产权益保障不力

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笔者个人，如何平衡解决善意第三人和夫妻一方的财产利益问题，走财产约定公示制度是最好的选择，国外已有较多先例。当然，公示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进步，科学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随时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5、是否允许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进行约定，立法也应有所涉及

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并不是只为可能发生离婚作准备的，夫妻财产约定不应理解为是一种“保险”，而应该是为婚姻的美满稳定服务的。因此，法律不应该仅仅解决离婚时，约定财产归属问题，而应该同时涉及到夫妻在存读期间对其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处分权是否可以约定以及如何约定等法律内容。例如，夫妻双方约定，男方工资收用于购置家电、家具等大件用品，女方工资用于购买粮油副食等生活消耗物，所有权仍为共同共有。这种约定即为各自工资使用的约定。

四、我国夫妻财产约定的成立

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当事人，订立财产约定要产生法律效力，必须具备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

1、当事人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订立夫妻财产约定的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由于我国法定婚龄大大高于成年年龄，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障法》禁止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所以当事人无论是婚前订立夫妻财产约定或者婚后订立夫妻财产约定，都不会涉及未成年问题。当事人在订立夫妻财产契约时依法当然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同时，当事人一方的男性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

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真实是指当事人在意志自由并能确认自己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的前提下，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相一致的状态。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形下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才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的内心意志与外部表现不适应，则意思表示不真实。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不正当地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严重破坏了意思自治原则，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这些行为导致的意思表示于法于理有悖，不能产生法律上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3、当事人亲自为的行为，不适用

夫妻是婚姻财产关系的主体，是财产权利的享有者和财产义务的承担者。订立夫妻财产约定是一种与当事人身份有密切关系的法律行为，当事人必须亲自实施，不得，其他任何人代替婚姻关系当事人所作的约定都无效。同时，因契约关系到当事人双方一生或重大的个人财产利益，涉及到夫妻双方相互扶养的义务，涉及到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的义务以及对长辈的赡养义务，因此只有当事人本人才能恰如其分地订立与其社会、经济地位适格的契约。如中国移动公司安徽分公司的何某与其妻子李某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必须也只能由何某与李某签订，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洞察何某、李某的内心真正感受。

4、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行为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只能成为无效的或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规范，同时也包括其他部门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④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五、在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由于目前婚姻立法中就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在依法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时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需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应注意到立法对约定的对外效力的规定并不完整

现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条仅对婚后所得的财产约定为分别财产制时，一方个人对外债务在告知第三人的情况下由其个人财产清偿进行了明确，而对约定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情况下，一方告知第三人了，其对外债务该如何清偿未作出规定。

2、在夫妻对债务约定问题上应注意的问题

夫妻财产约定不仅仅是财产权利的一种分配，也是债务的一种分配，夫妻在对积极财产进行约定时，对相应的消极财产即债务也应同时作出约定，该债务既应包括是现实存在的，也应包括潜在的。在具体办案的过程中，应有一种意识，就是当事人对婚前财产归属作出约定，应对婚前债务也作出约定；对婚后财产归属作出约定，应对婚后债务也作出约定；对特定财产作出约定，也应对该财产所带来的债务作出约定。根据现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即对约定书中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则该约定对婚后财产依法应属夫妻共同所有，而双方又约定婚后债务各自承担，既然所得财产归共有所有，何以债务要各自承担呢？又拿什么来承担呢？除非以负债方婚前财产来偿还婚后债务，实践中，往往一方婚前财产较多，而担心另一方婚后负债才作约定的，因此，婚后负债方往往没有婚前财产或很少，即使有婚前财产足以偿还婚后债务，这也显然有失公平的。故在处理这类约定时，应该清楚当事人对债务进行约定的前提是对相应财产归属约定是明确的。

3、在办理婚后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时应注意的问题

（1）防止当事人借约定来逃避债务。

夫妻一旦发生对外重大债务就可能会想方设法逃避债务，当事人也可能会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来实现其逃避债务的目的。因此，在办理婚后夫妻财产约定时应特别注意预防出现这类问题。由于申请人有逃避债务的故意，所以，当事人会隐满事实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这时，需要有警惕意识，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也显得十分重要。

（2）在约定的对外效力上，有告知的义务。

婚后夫妻进行财产约定，除了为逃避债务这种各例外，往往是夫妻一方将从事个人合伙经营或私营企业，因该类经营个人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防止经营失败的风险，特约定将婚后部分财产如房产或汽车等贵重财产约定归另一方所有。这种约定是合法的，但应告知该约定的对外效力，即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对可能会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从事经营的约定一方应告知第三人，从诚信角度出发，也应同时告知夫妻另一方。这种告知最好是书面形式，以防止因举证不能而带来的风险。

4、应指导当事人将法律未明确的重要事项在具体的约定中加以明确

这些内容包括夫妻财产约定的生效问题、变更或撤销约定的程序问题等，同时，应该清楚地了解夫妻财产约定适用的法律应该是《婚姻法》，而不是《合同法》，避免在公证书中出现引用法律错误。

5、应注意到约定财产的静态性和动态性问题

这里说的财产静态性，是指约定书中涉及的某项具体财产，如具体现存的房屋、汽车、银行存折、股票帐户等等，这些财产是现实已存在的特定物，在夫妻财产约定书中，表现为静态财产。财产动态性是指在夫妻财产约定书中约定的某项财产随着夫妻关系的存续而发生增值、减值、财产的消灭、所有权的转移等情况。如果当事人仅仅约定将婚前一辆小汽车为夫或妻个人所有，那么，随着夫妻关系的存续，随着小汽车的贬值、毁损、灭失，该财产约定也将变得不重要或没有意义，夫妻财产问题仍回到法定财产制的轨道上来；另一个问题，该小汽车在婚姻存续期间转卖或毁损，则由此所得的价款或保险赔偿金是否还属于其个人财产？如果约定书只约定该财产的所有权，没约定该财产所带来得其他财产利益的归属，是否可以理解为卖车所得的价款或保险赔偿金不归个人所有呢！其实，这些问题实质就是约定财产的静态性和动态性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约定当事人对此有认识，约定时有一定的预见性，作出合理的处理；如果当事人没有意识到，应该认识到并给当事人一定的指导，如告知最好直接对种类财产进行约定，如婚前财产、婚后工资、奖金、知识产权、生产经营收益约定为个人或共同所有，尽量避免直接对特定的某项具体财产进行约定；确有必要的，在约定某项财产归属时应同时约定该财产所产生之权益的归属。

六、总结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

参考文献资料：

1巫昌祯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约定制度范文篇9

在制度创设上，《调解规定》的亮点有五：立案调解、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调解担保、调解协议特殊生效、超范围调解。这些亮点也是学理探讨与立法构想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立案调解

根据《调解规定》第1条，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答辩期满前，案件尚未转入审判庭，在司法实践中，这个阶段的调解被定位为“立案调解”。可以说，立案调解是《调解规定》实施后，在诉讼调解实践中引起较大反响的革新之举。

就调解时段问题，本次调查的当事人被调查者中愿意答辩前调解的占33．2％，占比例最高；29．3％的被调查者愿意在庭审过程中调解，其比例居中；占比例略低的是选择答辩期满后第一次开庭前进行调解的当事人；占比例最低的是选择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调解的当事人，占13．6％。就调解时段问题，对律师被调查者调查显示的结果与对当事人被调查者的调查结果截然不同。占比例最高的被调查者愿意选择在庭审过程中调解，其比例高达50．7％；其次是选择答辩期满后第一次开庭前进行调解的被调查者。选择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的被调查者比例仅为14．8％。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律师，坚持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调解的都在同类别调查中居于最低比例。不过，律师中的强硬“斗士”要比当事人中的要少，在比例上有3％的悬殊。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的法官群体与当事人在答辩期满前调解问题上达成共识。法官受调查者中占最高比例者是愿意在答辩期满前主持调解，比例为45．5％；在庭审过程中调解的比例居中，占34．8％；愿意在答辩期满后第一次开庭前进行调解的占比例最低17．1％。综合上述调查数据，在被调查地区当事人和法官较多愿意在答辩期满前调解，而律师更倾向于庭审过程中的调解。

比较两次调查的统计数据，法官群体对立案调解的态度从观望转向积极支持。这种转变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最高法院对立案调解的倡导；第二，法官普遍意识到案件激增现实的严峻性；第三，立案调解实践的积极效果逐渐显现。总而言之，在近2年的实践中，在被调查地区逐渐形成促进立案调解的合力。

一般认为立案调解，是指案件立案后到移送审判庭前，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由立案调解法官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主持调解的一系列活动。[2]对此，也有分歧。有法官认为，立案调解如果以时间界定，应当只有立案前调解和立案后调解两种。立案前调解，是指立案庭收到当事人诉状后，在正式立案前所进行的调解。立案后调解，是专指立案庭正式立案后，在7天审查期内所进行的调解。立案调解，主要指立案前调解。原因有三：第一，立案后调解有法律规定的7天限制不能逾越；第二，立案后调解在调解方式和方法上受到限制；第三，立案后调解在结案和执行上有难以解决的问题。[3]笔者认为，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立案调解体现了审前化解纠纷，缓减庭审压力的ADR思路。审前阶段由立案审查阶段、立案之后的送达阶段、案件转交民事审判庭但尚未开庭审理阶段构成。当然，开阔视野，立案庭收到当事人诉状后，正式立案前的阶段也可以划入审前阶段。质言之，立案后调解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严重到必须舍立案后调解而仅开展立案前调解的程度。原因在于：第一，7天审查立案期限届满后，可以在送达阶段继续调解；第二，调解方式和方法上的限制是必要的，不受限制反倒会产生负面效应；第三，立案后调解在结案和执行上最大问题就是立案庭法官是否有权出具调解书。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具备法官资格就可以出具调解书，立案庭法官应该也有这样的权力。再有，审判庭排斥立案调解主要因为有的法院在案件由立案庭转交民事审判庭但尚未开庭审理阶段仍然由立案庭开展调解，这一方面会挤占审判庭可利用的审理期限，另一方面，简单、易调解案件被立案庭法官调解掉，剩下的都是复杂疑难案件，立案庭在工作量上占了便宜。从开展审前司法ADR的思路出发，没有必要把立案前调解与立案后调解对立起来。相比较而言，立案前调解的问题似乎更突出：第一，是否会给当事人造成延宕受理的不公正感受？第二，目的与结果是否能统一起来？立案前调解的目的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成功，怎么做调解书？是否还得先立案再做调解书？第三，如果经过调解当事人放弃诉讼，在法官工作量上如何体现？在开展调解，又没有工作量记载和相应激励的情况下，如何推广？

（二）调解协议及行责任约定

根据《调解规定》第10条，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是对当事人调解反悔权的限制。

就调查结果而言，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的规定并没有充分了解，近一半的受调查者不知道这个制度，比例为48．4％；应该对这一有效武器有偏好的律师的反应也并不乐观。在对律师的调查中，占最多数的律师很少这样约定，比例为352％；约33．8％的律师几乎每个调解案件都这样约定；占19．7的律师约定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的比不约定的多；占11．3％的律师认为约定的和不约定的差不多。根据法官的反馈，目前调解的案件绝大多数是没有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的，占47．6％；反映每个调解案件都这样约定的法官占25．1％；反映约定的比不约定的多的法官占20．3％；小部分法官对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持消极态度，认为约定和不约定差不多，比例为7％。

总体上看，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的实施状况不很理想，它目前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制度潜力。笔者在2007年1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进行的访谈中也发现这一问题。接受访谈的是民二庭和民四庭的3名法官，民四庭法官认为这个制度很有效，在调解实践中用得较多；民二庭法官对这个制度用得不多，表示会在今后的调解实践中进一步体会该制度的价值。诉讼调解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调解效力问题，调解效力包括调解行为的效力和调解文书的效力两方面。调解文书又包括调解协议和调解书。调解书的效力在《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调解行为的效力和调解协议的效力却一直处在“软约束’，甚至无约束的状态。《调解规定》力图改变这种状态，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就是这种努力的直接体现。制度能否实现其预期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相关配套制度的衔接程度。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约定不履行协议的民事责任，如果真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如何追究他的责任呢？如果另行提起诉讼，是不是一事再诉呢？如果允许另行起诉，是否违背调解应体现的效率价值呢？如果不通过重新起诉的方式，而是通过调解书确认的方式，违约当事人拒签呢？因此，从当事人尤其是律师的角度看，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看起来很美”，一旦对方失信，追究责任却困难重重。对于法官来讲，协议毕竟是暂时状态，没有必要在暂时状态上大伤脑筋，直接出调解书，岂非既保证了调解效力，又省却了中间状态的成本消耗。就海淀法院民二庭而言，调解结束后10分种之内就可以给当事人出调解书，这主要归功于该法院研发的“民事调解书自动生成软件系统”。[4]高科技对诉讼程序的介入，使得过去对程序设计上的一些考虑显得意义不大。如果孤立地看待和适用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该制度很可能缺乏足够的实践价值。

（三）调解担保制度

调解担保制度是与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相配套的制度，目的在于确定调解行为的效力。通过担保确定调解行为的效力，促进调解当事人之间的信任，从而提高调解率。

根据调查统计结果，近一半当事人被调查者不知道，在调解案件中可以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由案外人提供担保，占47．8％。占比例40．2％的当事人不知道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的条件成就时，可以申请执行；占比例46．5％的被调查的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由案外人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比较少，占比例41．5％的被调查的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调解担保情形几乎没有，只有12％的被调查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调解担保情形很多；被调查法官的反馈，总体上与被调查律师的反馈是一致的，反馈调解担保比较少（46．5％）、几乎没有（34．2％）的占绝对优势，法官所见到的调解担保要比律师多一点（18．2％）。

从统计结果看，调解担保制度的实施状况更不理想。根据2006年12月对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访谈，级别高的法院、争议标的额大的案件在调解过程中比级别低的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争议标的额小的案件出现调解担保的几率要高。从成本角度分析，调解担保的适用空间在中级法院、基层法院是有限的。调解担保就是燕得一个暂缓给付的效果。如果当事人有财产足以提供担保，又有履行的诚意，很可能直接履行义务而不是设定担保。案外人提供的调解担保，案外人不免要进行自身的风险与成本核算，调解当事人也要进行自身成本核算。为了获得案外人的调解担保，自然不免要协调人际关系或公司间关系，许以案外人一定好处。无疑这会使问题和过程复杂化，增加额外成本。在“小”案件中调解担保，违背对诉讼行为成本与收益的正常判断。

（四）调解协议的特殊生效与超范围

在《调解规定》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第13条规定的调解协议特殊生效制度。根据统计结果，大多数当事人知道可以约定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后生效，比例为65．8％，显著高于当事人对于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调解担保制度的知悉程度。占比例54．2％的被调查的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约定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后生效的很多；另有28．2％的被调查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几乎没有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后生效的，14．8％的被调查律师反馈，他们的调解案件中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后生效的，比较少；从被调查法官的反馈看，统计结果也比较积极，反馈当事人自愿约定很多的占38％，经法官提示一般都同意这样约定的占353％，反馈自愿约定比较少、几乎没有的分别占11．8％，13．4％。相比较而言，调解协议特殊生效制度比调解协议履行责任约定制度、调解担保制度更为实用。在能够即时清结的案件中，这种简便易行的约定符合当事人和法官两方面的需求。对于当事人而言，权利已经实现，对于法官而言，免去作调解书的工作。

根据《调解规定》第9条，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设置超范围调解协议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促进纠纷的一揽子解决，最终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就该制度，被调查者为律师和法官。仅85％的律师反馈，调解协议内容超过诉讼请求；各43．7％的律师反馈，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调解协议内容超过诉讼请求的情形。仅3．5％的律师反馈，每次都会出现调解协议内容超过诉讼请求的情形；受调查法官对该制度的反馈令人惊讶，居然有48．7％和7．5％的法官要说服当事人修改超出诉讼请求的调解协议内容，甚至坚决不准许当事人调解协议的内容超过诉讼请求。当事人之间为多起纠纷所纠缠的情形要远远少于仅为单一纠纷而诉诸法院的情形。这决定了超范围调解协议制度不可能成为案案兼用的制度。二、调解程序利用状况实证分析

（一）“面对面”还是“背对背”

就调解方式问题，在本次调查的当事人被调查者中不希望背对背调解的占47．3％，占比例最高；根据情况灵活调解的调解方式的反对率是最低的；对面对面调解方式的反对率介于二者之间。律师被调查者的态度与被调查当事人的态度基本一致，只是具体比值略有差别。法官被调查者最亲睐的调解方式是根据情况灵活调解，其比例高达73．3％，面对面调解占17．1％，背对背调解仅占9．1％。

一般认为，“背对背”就是单方接触当事人。单方接触当事人就是破坏法官应有的程序中立性，就是背离程序正义。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背对背”的调解是被嗤之以鼻的。为了促进调解，《调解规定》肯定了“背对背”调解的地位和价值。本次调查结果不仅显示，当事人和律师对“背对背”调解的反对率是最高的，同时也显示，法官采用“背对背”调解的比率也是最低的。也应该注意的是，当事人、律师也不是一边倒地支持面对面调解，法官也不是一边倒地采取“背对背”调解。

辩证地讲，究竟支持哪种调解方式、采取哪种调解方式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非面对面调解一定优于“背对背”调解，或者“背对背”调解就一定比面对面调解更有效。在我们与北京法官的座谈中，印证了这一点。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不愿意当着对方的面表示让步，面对面调解可能难以消减调解过程的对抗性。“背对背”调解在这些情况下就能产生促和效果。“背对背”调解可能带来的程序不正义，也引起法官的注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的意见是法官不能独自对一方当事人开展调解，至少应该带一名书记员或者法官助理，这一方面排除合理怀疑，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法官的自我保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的意见是只采取庭上“背对背”，不摘庭外“背对背”。从调查结果和北京法院的实践经验看，灵活采取调解方式是应然的选择。

（二）相关参与者

对于法官邀请来协助调解的相关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当事人被调查者中持配合态度的占相对优势，比例高达59．296；律师的持配合态度的占41．5％，持看当事人立场的态度的占45．8％，反对协助调解者介入的为少数，仅占12．7％。法官被调查者曾经邀请过协助调解者的占54．5％，一直没有邀请过，也不打算邀请的法官被调查者合计比例低于38．5％。

可以说当事人是支持纠纷相关者协助调解的。律师以当事人的立场为立场，自然也是支持者阵营的组成部分。法官对纠纷相关者介入调解的立场大体是四六分，已经实践的占多数，持观望、迟疑、抵触态度的占少数。表面上看，调查结果是对《调解规定》这一新程序设置的积极肯定。进一步考虑，问题不小：纠纷相关者不具有法官资格，他们可以协助调解或者被委托调解，那么调解的性质还是一种司法吗？调解权还是司法权吗？当事人和律师对纠纷相关者介入调解的支持，可以理解为对调解非职业化的认同吗？如果调解的非职业化特征得到认同，调解一定得由审理本案法官进行吗？

（三）程序告知与主持者

就法院在调解前履行程序告之义务的情况，根据当事人被调查者反馈的信息，表明法院每次都告之的当事人的比例占40．8％，表明法院大多数情况下告之的当事人的比例占45．7％，表明法院“从来不告知”或者“大多数情况下不告之”的当事人的比例都很低，分别为占4．9％和6．5％。

就调解主持者事项，根据当事人被调查者反馈的信息，没有经历过书记员主持的调解的当事人的比例为54．9％，经历过书记员主持的调解，但认为这种情形“不多”或者“极少”的分别占15．2％和28．8％。根据律师被调查者反馈的信息，在律师参加的诉讼调解中反馈无书记员参加调解的比例为43％。经历过书记员主持的调解，但认为这种情形“不多”或者“极少”，的比例远远高于当事人，分别占23．9％和33．1％。就书记员主持调解的问题的调查，当事人反馈的偶然性很强，律师的反馈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

这是涉及程序合法性与规范性的两个调查事项。上述调查结果显示《调解规定》实施后调解规范化程度有相当大的提升，非规范化倾向有所弱化。另一方面，书记员主持调解问题值得引起注意。书记员调解是违法调解，为何屡禁不止呢？在一定程度上，这与法院内部审判力量紧张及对调解难度的估量有关。

三、诉讼调解的法理思辨：一个方向与三种趋势

调查结果显示，从当事人、律师到法官对调解的赞成率越来越高，比例依次是77．7％、83．8％、93．6％。从律师、当事人到法官对调解的反对率越来越低，比例依次是7．7％、6．5％、2．7％。当事人与律师在赞成率与反对率上似乎出现不相吻合之处，原因在于，当事人对调解持漠然态度的要比律师多7．3％。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调解规定》，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不断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当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中，诉讼调解结案的1334792件，调解结案率31％，许多基层法院调解结案率达70％以上。[5]本次实证调查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结期限缩短的比例为52．4％，民事案件的上诉率减少的比例为49．7％，民事案件的申诉率和上访率减少的比例为53．5％。可以说，《调解规定》的实施，无论对调解适用率还是调解效能，都产生了积极作用。调解效能的体现与各界别对调解的积极态度形成对应关系。正如《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所指明的，加强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就是未来几年进行诉讼调解改革的基本方向。

通过对这次诉讼调解实证调查结果的分析，笔者认为有三个趋势值得注意并认真思考。

（一）调解人多样化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6条，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这是对调解人身份的基本限定。《民事诉讼法》87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调解规定》允许与当事人有密切关系者和能促进调解者参与调解，授权法院委托调解。在调解人问题上，《调解规定》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扩展性解释。从调查结果的分析看，对于调解人的多样化，民意方面并没有过激的抵触。就北京市法院诉讼调解的实施状况看，调解人多样化已成趋势。受案量连年剧增的海淀法院、朝阳法院进行的系列改革可以作为这种趋势的代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四庭试行了法官助理庭前引导调解的改革。[6]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进行了被称为“三把钥匙”的系列改革。这“三把钥匙”就是法官助理的庭前调解、特邀调解员参与民事调解、双方律师庭外和解。[7]有的法院在调解人多样化思路指引下，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大，其中，书记员主持调解就是一例。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出台《调解主持人规则》，由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一定审判经验的书记员担任调解主持人主持调解。[8]京铁路运输法院探索由书记员主持调解，法官确认调解协议的调解模式。[9]之所以讲调解人多样化，而非“多元化”，因为“元”具有根本、最重要的内涵，多元意味着几个要素都很重要，难分伯仲。合法是调解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意旨，调解人是一元的，那就是审判员或者合议庭，其他相关者参与调解的目的是协助调解人的调解工作。调解改革要探索的是由谁来协助？采取怎样的协助方式更有效？在这个前提下，调解人的组合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月前改革中出现的法官助理引导调解、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试行制度经过适当的规范（如对特邀调解员的培训、授予资格、支付适当的报酬）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或者调解法制定时上升为法律规范。依据来自两方面，一是受案量增长幅度与法官员额增长幅度不对称；二是这两种试行制度经过实践证明的调解效果。对于书记员主持调解，笔者并不赞同。因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书记员实际上只是速录员，书记员单独序列会不断强化书记员的单一职责；书记员主持调解背离了当事人到法院进行诉讼的权力期待。所以，可以允许书记员转换序列进入法官助理行列，但是不应允许书记员主持调解。

（二）调解过程规范化

为了提高调解效能，各地法院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调解有自由、灵活的特点，这也是调解解决纠纷的优势所在。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实践为例，该院在调解实践中总结了22种行之有效的民事诉讼调解技巧，其中有“背靠背法”、“隔离法”、“侧重调解原告法”。[10]很明显，这三种调解方式只有在积极、主动、甩开形式上的中立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运用。宁德中院22种调解技巧中，有“以情感人法”、“亲情融化法”、“巧用说情人法”、“舆论影响法”、“人外力法”、“互换心理位置法”、“亲友外力法”、“理解信任法”。[11]这八种调解方式的运用中，情感、舆论、外力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部分或者全部地调解替代了法律作为裁判依据的地位。通过种种灵活机动的方式，调解在诉讼实践中体现了它的生命力。《调解规定》的出台，基本目的有两个，一是激励调解，二是规范调解。从目前各地法院逐渐上升的调解结案率看，激励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施行更进一步激发了预感败诉的当事人配合调解的动机。本文对向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客观评价了用以激励调解的各类制度与程序设置的实际效果。本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也显示了目前调解过程中的非程序化现象。对当事人调解知情权的保障就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庭外调解与“背对背”调解方式结合也可能会产生影响司法公信力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有反映。当时史料有这样的记载：“……由于发生了这些现象，老百姓误会我们司法人员不解决问题，吃了贿赂，不然，为什么这个门儿进，那个门儿出（指县一科到司法处），伙同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仅早晚时间不同，条件马上就变了呢？“你们不打不骂是好，就是把事情给窝住了。”[12]自由的、非规范性的因素不断积累，就会产生规范的必要。诉讼调解不应陷入“自由则乱，规制则死”的怪圈。诉讼调解的规范应综合考虑各地经济、文化情况以及受案情况、当事人构成情况、案件类型等因素，明确诉讼全程调解中各环节的主体与职责，理顺调解程序与审前程序、庭审程序、执行程序的关系。

（三）调解权力明晰化

在轰轰烈烈的调解改革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处在模糊状态，那就是调解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权力？有学者认为，调解是法院职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法院的基本义务，与诉讼指挥权、调查询问权、释明权一样，无须与审判权进行分割。[13]笔者认为，将调解权与审判权混同在一起，存在法理冲突，不利于进一步提高调解效能。

比较调解权与审判权，可以发现二者明显的差异与冲突。第一，调解人来源的开放性与审判权的专属性。提高调解效能要求调解人不局限于法官或合议庭，这显然与审判权的专属性会构成冲突。第二，调解权行使的主动性与审判权的中立性。调解权的行使方式是主动、积极的，必然会与审判权的被动性、中立性构成冲突，损害程序正义，给当事人缺乏程序保障的感受；第三，对调解效益的首要期待与审判权价值取向的公平优先性也构成冲突。目前从和谐的社会秩序出发激励调解，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既快又多地解决民事争议。审判权行使时，如果产生公平与效益之争，是优先考虑公平的。这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提高调解效能过程中的法理冲突，妥当处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进一步推动调解向高水平发展，有必要明确调解权并非审判权，而是审判辅助权。审判权是建构在对抗式审判程序基础上审理和裁判的权力。为了实现审判权，现实地存在着辅助审判权实现的审判辅助权。审判辅助权是辅助审判权行使的权力，包括类审判辅助权和纯审判辅助权。类审判辅助权的典型就是调解权，调解可以解决民事纠纷，调解也产生具有终局性的法律文书，调解书。除不能上诉外，调解书的效力等同于判决书。纯审判辅助权，包括调查取证权、司法行政管理权、这类权力不具有纠纷解决功能，纯粹为审判权的行使提供辅助。确立调解权是审判辅助权，可以化解调解人来源开放性、调解权行使主动性、调解效益优先性与审判权构成的一系列矛盾，进一步推动调解改革，提高调解效能。

【注释】

[1]本次调查主要来用调查问券、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调查对象步及到法官、律师、当事人三类主体。前后共发放问卷560份，收回有效问卷513份。当事人问卷184份，律师问卷142份，法官问卷187份。两次调查在下列地区进行：北京市、浙江省、童庆市、四川省、贵州省、海南省、河北省、河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江苏省、辽宁省、陕西省、西藏藏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2]杨杨：“试论民事立案调解制度的构建”，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法院立案审判理论与实务研讨会论文集（2006）》，第1页。

[3]陈少华：“立案调解的实践与认识”，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法院立案审判理论与实务研讨会论文集（2006），第43页。

[4]海淀法院：“高度重视诉讼调解工作积极探索诉讼调解新机制”，载《北京市法院民事、商事审判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材料（三）》，2005年10月，第19页。

[5]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5年3月9日在第十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载httP：//www．court．gov．en。

[6]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四庭：“提高效率注重效果积极探索法官助理开展调解的运作机制”，载《北京市法院民事、商事审判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材料（四）》，2005年10月，第28—29页。

[7]租婕：“北京朝阳法院打出三把钥匙为当事人解心结”，载《北京青年报》2005年7月24日A7版。

[8]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强化调解构筑和谐”，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法院民事、商事审判调解工作经脸交流会会议材料（二）》，2005年10月，第12页。

[9]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努力探索调解工作新举措为创造公正高效的司法环境和德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发挥作用”，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法院民事、商事审判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材料（四）》，2005年10月，第14页。

[10]何鸣主编：《民事诉讼调解技巧与实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15、63页。

[11]同上注，第6、22、24、35、39、43、47、55、79页。

约定制度范文篇10

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内容及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含义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后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按照民法精神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在约定不违法时，有约定的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

我国新婚姻法第19条是这样规定的：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姻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二、夫妻财产约定制在我国婚姻法历史上的演变过程

夫妻财产约定制在我国有较长的历史。19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亲属编》中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形式约定夫妻财产；该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夫妻须在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约定财产制。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即1950年的《婚姻法》第规定的精神，是允许夫妻就财产问题进行设定。但是法条亦没有照文直接作规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总理由的报告》中指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概括性规定，不仅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作出对于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设定。相反，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有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设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家庭关系的发展，满足夫妻财产多样化的需要，1980年《婚姻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此，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度的必要补充，正式得以确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阶层人们对夫妻财产制的要求，2001年4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第2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改变了1980年《婚姻法》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仅为补充的从属地位，把约定财产制提升到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

三、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意义

从1980年《婚姻法》施行到2001新《婚姻法》修改的20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公民个人的财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庭财产状况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在财产的构成上，除了高档家具，家电和银行存款外，还出现了商品房、小汽车、股票，债券和外币等财产。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经营企业主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资金。作为私人收藏品的文物古玩、各人字画、珍品等已开始成为夫妻财产的新内容。此外，知识产权中财产权利也越来越多的公民所拥有。公民个人财产急剧增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及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化，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对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家庭财产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范围作出界定，防止因财产权限不明而导致夫妻在占有、管理、收益和处分财产过程中发生矛盾，引起纠纷。同时有些夫妻作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为了保证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和灵活，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润率，也必须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因此约定财产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现，对于确保夫妻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处理财产，维护交易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四、新旧约定财产制之区别

2001新《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与1980年2月的《婚姻法》规定和比较，有以下不同：

（1）地位不同。新《婚姻法》把约定财产制提升到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而旧《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只是法定财产制的附属和补充。

（2）种类不同。新《婚姻法》第19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的种类有三种：一种是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二是约定财产归共同所有；三是约定财产部分归各自所有，部分归共同所有。而旧《婚姻法》采取的是开放式的夫妻约定财产模式，约定的范围和种类由夫妻双方自由确定，这种模式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以及防止夫妻之间签订不平等条款极为不利。

（3）效力不同。新婚姻法第19条对有约定效力做出明确规定。财产约定对夫妻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对外效力（即第三人的效力）视情而定。如果第三人知道约定的，产生对抗效力；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的，不产生对抗力。而旧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经约定的效力不作任何规定，以致在理论罚和司法实践中产生各执一端，各有理解的不利后果。

（4）方式不同。新《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而旧《婚姻法》对约定的方式没有作出规定，任由当事人自由选定。

五、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时间、约定内容以及约定方式的规定

关于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时间，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只允许在婚前订立，另一种是既允许在婚前订立，也允许在婚后订立或变更。我国新《婚姻法》第19条未对约定的时间作出任何规定，因此，从法理上说约定的时间可以于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

新《婚姻法》第19条对约定财产制的范围和种类作出了明确规定，即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和分别共同制三种。我国新《婚姻法》设定的类型，既不太放任也不太机械，在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有利于：1、实现法律的指引作用。夫妻双方因为法律知识有限，很难就其财产作出无懈可击的约定，实践中常会发生夫妻双方尽管对财产进行了约定，但因约定形式内容不合法等原因而使约定归于无效的情况，以可供选择的模式来指导当事人的情况，就会防止此类情况发生。2、可以保障登记机关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高效管理，防止登记管理工作带来不便和混乱。3、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性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可以避免夫妻一方利用经济强势或知识优势，引诱对方订立不公平条款。因此，夫妻双方只能在我国新《婚姻法》设定的三种约定财产制类型中选择，超出该范围，约定无效。

新《婚姻法》克服了旧《婚姻法》对约定的方式未作任何要求的弊病，第一次明文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与世界上对约定财产制采用要式的通行做法相一致，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新《婚姻法》对约定的公示程序却没有作出规定，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足和缺陷。因为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的后果在法律上意义重大。我国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程序问题上，应以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为公示方法较为合适。理由是：一是婚姻当事人在申请结婚登记时一并对财产约定进行登记，方便婚姻当事人，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所采用。二是夫妻财产制属于婚姻效力的组成部分，婚姻的缔结由婚姻登记机关受理审查，财产约定由婚姻登记机关一并受理，便于婚姻关系当事人以外人查询。

六、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效力

约定效力是指夫妻双方对婚前或婚后财产进行约定所产生的法律拘束力。

根据新《婚姻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此为约定的对内效力。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财产清偿”。此为约定的对外效力。（1）对内效力。主要是指该契约对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拘束力。夫妻财产约定成立并生效，立即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内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夫妻双方都必须按照约定行使财产权利，履行财产义务。如果变更或撤销约定必须经过夫妻双方的一致同意，一方不得依自己的意思表示变更或撤销约定。如果属单方要求变更或解除的，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司法裁决。（2）对外效力。夫妻财产契约的对外效力，是指夫妻双方财产的约定能否对抗第三人，能对抗第三人的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国新《婚姻法》在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立场是：如果第三人知道该财产约定，则该约定对第三人有效力。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财产约定对第三人没有效力。这是由于我国新《婚姻法》并没有就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程序作出规定，因此第三人无从获知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实和内容，如果赋予约定的当然对外效力，则第三人与夫妻一方的交易就缺乏安全性，这是民事活动中所忌讳和不能接受的。同时，为了防止夫妻双方故意以财产约定逃避债务，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夫妻财产约定并不当然产生对外效力。

七、对“一方所负债务”理解及与“夫妻个人债务的区别

新《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的“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应该理解为其既可以是夫妻共同债务，也可以是夫妻个人债务，而夫妻个人债务就是夫妻个人债务而不会是别的，两者区别：1、构成要素不同，前者是相对于“夫妻双方对外所负的债务”而言的，它是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并且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对外负债。此为前者的构成要素。至于夫妻一方对外负债的用途如何，在所不问。而后者是相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言的，它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或因个人财产负债，并且举债或负债的利益与夫妻另一方无关，此为后者的构成要素。后者既可以发生在婚前，也可以发生在婚后，不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限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夫妻双方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不是夫妻个人债务。但在债务的清偿上，先以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然后向另一方追偿。因为在实行夫妻个人财产制的情况下，夫妻一方负债，一时难以辨别债务的性质，为了防止负债一方损害另一方利益，新《婚姻法》规定由负债一方的夫妻个人财产清偿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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