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原则范文10篇

游击战原则范文篇1

在军事史上，中国、古巴、越南的经验都证实了游击战的威力。在商业上，游击战也具有一种保存实力的战术优势，它使得小公司也有可能在大公司的领地上一显身手。

当然，规模的大小总是相对的。最小的汽车公司（如美国汽车公司），也要比最大的剃须刀公司（如吉列公司）大得多。但是，美国汽车公司应开展一场游击战，而吉列应进行的，则是一场防御战。可是，比你自己的规模的大小更重要的事情，是要看你的竞争对手的规模如何。市场营销战的关键是要按照竞争对手的状况，而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你所应采取的策略。

1．游击战原则

（1）游击战原则之一：在市场上寻找一小块你足以防御的市场部分。这种“小”，可以是地理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数量意义上的，还可以是其它一些大公司难以进攻的方面。进行游击战并不能改变市场营销战当中的数学和哲学（大公司依然压倒小公司），只是一场游击战总是要求减小战争的规模，以便在力量上取得一种相对的优势。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即尽量使自己变成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

同样，地理上的细分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传统方法。在一些城市或小镇上，你总能发现一些百货商店、餐馆、旅馆，它们的规模要比希尔斯(Sears)、麦当劳和假日旅店在当地的分店大。且地方的企业可以根据地方的习惯来提供一些适宜的商品、食物和服务。

这倒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几乎每一个地方企业都可以自动地做到这一点，真正的要点是，那些想要获得成功的游击者，必须在其它情况下，如市场部分的划分是十分清楚的状况下，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思想方式。

例如，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正在汽车行业中，进行一场高价格的游击战。它们在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汽车市场上取得了优势。事实上，它们已经拥有这一市场，没有人想在这里与罗尔斯——罗伊斯竞争。因为一方面，现存的市场太小，另一方面则是罗尔斯——罗伊斯至少要在竞争的开始阶段战胜巨大的优势，数学意义上的优势如今正站在罗尔斯——罗伊斯的一边。

你曾听说过一个名叫幻想计算机(Computer-vision)的计算机公司吗？他们在CAD工作台方面，甚至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还要强大，这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略，即集中在一个能挡得住行业领导者进攻的小的市场部分或方面。例如，在计算机CAD方面，幻想计算机公司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相比，其市场份额是21∶19。这一现状应是幻想计算机公司的管理人员最为关心的事情，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它保持下去。如果游击战开始在自己的地盘内吃败仗，那么这场战争将会很快地输掉。与其它事情相比，游击战更需要取得市场领导者的信任，哪怕这一市场再小，也是如此。

在某些方面，游击战与侧翼战看起来有些相似。你可能会说，罗尔斯——罗伊斯就是一个在高价方面展开进攻的侧翼进攻者。其实，在侧翼战和游击战之间，是有着重大的差异的。一场侧翼进攻战的发动，大多故意地接近领导者的阵地，其目标就是逐渐榨取或肢解领导者的市场份额。梅塞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就是一个针对着卡迪拉克(Cadillac)的高价侧翼进攻者，它成功地从通用汽车公司的领地内抢走了一些生意，使得卡迪拉克不得不推出塞维尔(Seville)，以防御客观存在的地盘。但罗尔斯——罗伊斯所发动的，则是一场真正的游击战。从字面上来理解，罗尔斯——罗伊斯可能从其它别处抢走了一些生意，但它的战略设计并非是要夺取某个竞争者的阵地。罗尔斯——罗伊斯的经销商可能从另一个汽车经销商那里抢来了一些生产，但也可能是从一个市政债券商或一个珠宝商店那里抢来的。

至于游击战到底应在多么小的市场上展开，则是需要你来判断的地方。一般来说，要尽量挑选那些能足以使你成为其领导者的小的市场部分。可是，现实中的倾向则刚好相反，人们总是试图去攫取一个尽可能大的市场，这实在是一个错误。

你难得看到有什么公司会因其市场收缩得太小而衰败了，相反，你却经常能看到有些公司由于其过度的扩张——在太大的地域内、在太多的市场中推出了太多的商品，而最终分崩离析！当然，有时候对一个游击者来说，改变其战略去进行某一侧翼的进攻，可能确实是一大诱惑。换言之，即诱导它试图通过逼近行业领导者并夺取它的阵地，来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例如，为什么罗尔斯——罗伊斯就不应该推出一种更便宜的汽车，并从卡迪拉克、梅塞德斯——奔驰，以及IBM那里抢来一些生意呢？其实，关键的问题在于资源。游击者能拥有对付强大的竞争者所必需的人力财力资源吗？有时候也许会有，但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为了同一个大的团体相较量，游击者有时忘掉了他们必须因此而放弃他们的游击阵地，进入到一个开阔的地带中去。

那么，为什么游击者就不能二者兼顾，既保持其游击阵地，同时又发起侧翼进攻呢？为什么罗尔斯——罗伊斯就不能在继续销售其价值15万美元的汽车在同时，也销售价值5万美元的小汽车，以向梅塞德斯的顾客发起一场侧翼进攻呢？对这一思考方式，我们称之为“货色扩张陷阱”。一个品牌不能同时承担起两种不同的观念！低成本的罗尔斯——罗伊斯必将削弱它在高价产品市场中的地位，且经常地，低价的产品也卖不出去。试想谁会愿意买一辆便宜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呢？这不仅是理论上如此，实践中也同样是如此。在30年代，派卡德公司(Pacrard)推出了一种低价形象的高价汽车派卡德·克里帕(PacrsardClipper)，结果，便宜的克里帕汽车卖掉了，而高价的汽车则卖不掉。是派卡德商标从汽车行业中消失的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集中也是二者不能兼顾的原因之一。从它的属性来看，游击战总是从有限的力量开始发展起来的。因此，为了生存下去，游击者必须坚定不移地抵制扩展的诱惑，因为那样只能带来灾难。

（2）游击战原则之二：不管你多么成功，但永远也不要像领导企业那样行事。对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来说，它为其董事长订购第一辆卡迪拉克大型高级轿车的日子，也即是这一公司将走下坡路的开始。

大多数开展游击战的公司都很幸运，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没进过哈佛商学院，没有学过怎样像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力公司，以及通用动力公司等那样来开展其市场营销活动。当然这并不是说，世上的商学院就从来都没有培养出来过优秀的领导人员，相反，它们培养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与那些运用于《幸福》500家以上的大企业的战略战术，是截然相反的！成功的游击者的经营要依赖于一个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一个不同的时间表！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大公司是怎样运转的吧。最典型的是，一般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雇员是用来为另一些雇员提供服务的，公司只有一小部分的力量是直接对外的。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地与其敌人，也即竞争对手作战的！而有些雇员在公司中干了多年，却从来没有会过一个顾客，没有见到过一个竞争对手的人员，这些人就是美国企业中的“厨师和理发师”。

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应该消除这一弱点，使其在“火线”上的人员所占的比例尽可能地高一些。它应该抵制这些诱惑，如：描绘出正规的组织结构图、职业说明书、经历状况，以及其它一些繁琐的组织程序，而应尽其可能地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作战人员，而不是职员。况且，简洁的组织结构不仅仅只是把其力量更多地投入到战斗中去的一个策略，它也能有效提高游击者对市场上所发生的变化的反应速度。“杰克应该是敏捷的，杰克应该是迅速的”，这一古老的格言，是对那些想建立起强大的游击阵地的杰克们的最好的忠告。

另外，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还可以在决策的迅速制定上，因其规模较小而获得优势。这一点在它与一个大的全国性的公司（它的迅速决策即意味着用6个星期的工作来取代平时6个月的工作）展开竞争时，可望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3）游击战原则之三：一旦被注意，就要准备着撤离。一个撤退了的公司还可以在某一天再次出现并展开战斗！

这一忠告是由切·格瓦拉提出来的。如果战斗转为不利于你，那么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一个阵地或某一产品。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不应将资源浪费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它应该迅速地放弃掉它，转移到其它地方去，这也就是机动灵活性的优势所在，是一个简单的组织结构真正得到报偿的地方：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无须经受大公司所常遇到的那种内部摩擦或压力，就可以开辟一些新的战场。

较少的领导和职员，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利的条件。如果你是公司拉丁美洲业务部的执行副经理，那么，当公司试图放弃拉丁美洲的市场时，你必然会竭尽全力地去争斗，以保住你自己的位置。在一个大公司中，许多内部的争斗在事情本身开始改变之前，就已经展开了。而一个小公司则可以没有丝毫内部的动荡就改变它的状况。

在另一方面，撤离的反面就是攻入。当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时，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应该利用其灵活性，迅速地进入这一市场。在一个小公司中，一个人的灵感有时就足以推出一种新产品；而在一个大公司中，一个同样的设想可能会在会议桌上被埋没几个月。鞋类进口商罗伯特·盖蒙因其在散步或打网球时，不知道怎样处置它的钥匙，而引起了口袋上的变革。因为这一下便使盖蒙先生推出了康加罗——一种在其一侧带有拉链小口袋的运动鞋。这使它的销售额迅速地上升了，一年可达7500万美元。

有时候，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可以进入并接管被某一全国性品牌因种种原因而放弃掉的阵地。当这一市场仍然存在时，一个游击者经常能迅速地进入，填补这一真空。当来利食品公司（Nalley’sFoods）发现卡夫公司(Kraft)正在减少供应它的人造蛋黄酱时，来利在9天之间就迅速地推出了它自己的一种与之相类的产品，国际橡胶公司(InternationalRubber)——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一个小公司，现在正在生产市场上最贵的辐式轮胎，并通过那些同米奇林公司（Michelin）放弃其“每个城镇都有经销商”的特许经营系统而被激怒了的、高质量的经销人员，来销售它的产品。

2．游击战类型

（1）地域游击战。几乎任何一个全国性的产品或服务，都有可能在某一地域内被攻破，这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术。《商业周刊》、《幸福》和《福布斯》等，都是强大的全国发行的商业杂志。如果你再想发行一种全国性的商业杂志，那将是极其困难的，代价也必然十分高昂，说不定成百万美元投进去了，成功的希望依然很渺茫。但是，转过来看看，你会发现城市性商业杂志却还在迅速的发展中。当地区商业杂志协会于1979年刚刚成立时，它只有19种刊物，5年以后，它所发行的刊物已达88种之多且发行量颇为可观。拥有8种极低的美国城市商业杂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米曷尔·K·鲁索说，他每种周刊的发行额差不多能达到75万美元。

克雷恩的芝加哥商业周刊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游击战案例。它是由克雷恩通讯社在1978年创刊发行的。这一周刊花了3年时间才打进黑人读者中去。如今，克雷恩的芝加哥商业周刊有千万家订户，其续订率惊人地高达75%，税前边际利润据说是在25%到30%之间。当然，千万份的发行量如果同商业周刊的80万份发行量比较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商业周刊》这一大型的全国性杂志，在芝加哥地区的订户，也不过只有3.6万家，因此，克雷恩的商业周刊至少在芝加哥地区是胜于《商业周刊》的。

但是要注意，游击战并不能改变市场营销战中的数学哲学，相反，一个游击者应尽量缩小战争的规模，以取得某种相对的力量优势。几乎任何行业都足以用来说明有关游击战的经营观念。就拿银行业来说吧，你几乎在每一个城市或地区都可以发现一些小银行的存在，且它们一定知道怎样去和大银行展开竞争。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Manhattan)和花旗银行(Citibank)在金融领域城中居于优势地位。但是，一些小的银行通过游击战战术的运用，在各自的区域内干得非常漂亮。其关键是以其声誉作为开端，再不断加强其地方特色。联合泽西银行(UnitedJersey)和长岛信托公司(LongIslandTrust)等都表明了这一点。

同样，许多游击战式的经营方式也已进入了航空业。其中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有一些因试图扩充其经营规模而失败了。人民捷运公司(PEOPLExpress)开始以低收入顾客为其目标展开了它的游击进攻，后来，它购买了许多飞机，并开辟了许多新的航线，最根本的是，它以放弃最初助它起飞的机动灵活性为代价，从游击战转为侧翼战。由于它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与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以及达尔塔航空公司展开竞争，因此，它的未来肯定是黯淡的。

（2）顾客游击战。另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战术是吸引一部分特殊的顾客——他们是按一些特定的因素，如年龄、收入、职业等划分出来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种名为《有限公司》的杂志即代表了这种典型的顾客游击战。这一最早面对小企业主的全国性杂志，自从它于1979年发行以来，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它发行的第一年，就接了价值约600万美元的648页的广告生产，这是迄今为止杂志发行史上最为成功的第一份那些全国性的商业杂志，并不像它们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商业周刊”，在真正意义上，它们应被称之为“大商业周刊”，因为即使它的发行状况良好，达到100万份，相对于美国500万家的公司来说，它的订阅率还是很小的。于是，《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出现在小业主市场上的开拓性刊物。有些游击战是把区域细分和顾客细分结合起来运用的。《大街》杂志——另一取得较大市场营销成功的公司，其发行对象只是曼哈顿岛上高收入的阶层。

（3）行业游击战。另一种典型的游击战略是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行业中。如今，在计算机行业中，这一战略正以“垂直营销方式”而为人们所熟知。例如，有些计算机公司先选定一个行业，如广告业、银行业、或商业印刷业等，然后专门设计一些计算机系统，来解决那些只会在这一行业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这些系统既包括这一行业中所需的特殊的硬件，也包括一些特殊的软件。

加利福尼亚州的特瑞德系统公司设计了一种计算机系统，用来处理汽车零部件批发商所遇到的复杂的存货问题（一个典型的批发商要备有2万多种零部件）。现在，特瑞德每年所获的收益超过了100万美元，这对一个游击者来说，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了。

行业游击者成功的关键，是要专而深，而忌广而浅。当一个行业游击者开始把它的产品零卖给其它行业时，可以预料它很快就会出现麻烦了。

（4）产品游击战。许多游击者通过某种单一的产品，集中在一些小的市场上而赚了不少钱。虽然它们的销售额从来也没有大到能够引诱同行业中较大公司的程度。例如，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汽车公司每年卖掉10万辆以上的吉普车，在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有什么必要来生产一种吉普车式的产品，并每年销它一个三、四万辆呢？

不幸的是，美国汽车公司的战略思想却不似通用汽车公司这种通达。美国汽车公司在吉普车上赚的钱，统统被扔到同盟者、印考斯以及其它一些专门与雪佛莱竞争的轿车本身上了。而在美国汽车公司生产的小汽车里，最为成功的是那种四轮轿车，体型、驾驶室都是吉普车的鹰牌轿车。换言之，即是它充分发挥了它的吉普车方面的优势的产品。

另一个运用单一产品作战的游击者，是唐德默计算机公司。它生产的一种计算机在处理过程中出了差错都没有什么关系，故称之为“不停顿”系统。在这种计算机中，有两个处理系统，因此，即使有一个出了错，另一个仍可以继续运行。

（5）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战。在今天普遍较富裕的社会中，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市场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游击者，其中，斯太威钢琴、精工手表，以及脆斯来特食品加工机，即是著名的三例。

价值250美元的脆斯来特是一种典型的以高价来取代高销售量的战略，其价格4倍于其所花费的成本，但脆斯来特有足以为这种价差辩护的特色和新发明。

有些潜在的以高收入消费者为目标的游击者，正在犹豫着是否加入这一市场，他们担心他们所设计的品牌名称不具有神秘性，因而不能捍卫他们所要订的高价。因此，它们退让了，而以低价推出了他们的产品，有时，为了与此相适应，他们不惜降低质量、减少其特色。结果，这些新产品从来没有产生过神秘性，也从来没有达到过他们希望的高销量。实际上，他们在这里正好颠倒了因果。神秘性不是创造高需求或高销量的原因，高价格和高技师才是产生神秘性的原因，而这才能进一步创造出大量的需求来。因为高价格在分销系统中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嘿，看，那种产品怎么那么贵”，消费者不自觉地会想，然后，他们就会问个为什么，这自然会给你创造出一些机会来，让你向消费者解释这一产品订高价的缘由。这必然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有利于扩大产品的销售。

但是，在利用这一策略时，你必须是第一个占据高收入消费者市场的，否则，除非你具有无限的资源（而这几乎是游击者从来都没有的），在脆斯来特之前，就没有人卖过价格250万美元的食品加工机。

成为一个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者，可以给你赢来信任，并增添你的勇气。人们会相信你以后的变革，并鼓励你推出那些还未出名的产品。那些潜在的准备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者经常试图在产品名称方面也进行退让。因为它们打算订一个很高的价格，因此，它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有一定名声的品牌来作其保证。这是“产品扩张陷阱”的另一种类型，是对一个公司获得成功的经常性的威胁。一种产品名称不能同时支持两种不同类型的战略！

在高收入消费者市场上，存在巨大的机会。但它并不只限于那些价值10万美金的赛车或1万美元的手表，真正的机会是那些高收入消费者所使用的日常用品。如果问“有多少人能买得起一辆‘福拉瑞’”，可以肯定人数不会太多；但若问有多少人能买得起5美元一磅的盐（是其正规价格的20倍），几乎人人都能答买得起。当然，这并不是要你去卖5美元一磅的盐，而是让你寻找某些办法，从而使这些盐能够值得这一价格。

（6）建立同盟军。在许多行业中，建立同盟是一个普遍的战略，特别是那些优势的竞争者，它们常常是由一群地方游击者所构成的。其典型的模式即是那种特许经营者，它企图在统一名称、分别占有和控制的条件下，建立起一种全国性的连锁系统。这种战略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实施，而自上往下式或自下往上式。

自上往下式的组织常生产某种统一的“包装”，并把它供应地方经营者，让其开展经营。麦当劳快餐店、假日旅馆以及可口可乐都是一些典型的代表。换句话说，即是你发展某种观念，然后招蓦一支游击部队，让他们来把它具体地加以实施。

更为积极的方式是自下往上式的组织方式。因为自下往上的经营可以用更少的资源来开始，因此，它常常会带来惊人的成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1世纪公司（Century21）。该公司吸收那些现存的房地产经纪人到这一全国性的集团里来，让他们在这里交换其情报和信息。21世纪公司的战略思想特别高明，因为在这一行业中，那些买卖房子的顾客，经常要从一个地区的不动产人这里，迁徒到另一个不动产人的地区去。

游击战原则范文篇2

当然，规模的大小总是相对的。最小的汽车公司（如美国汽车公司），也要比最大的剃须刀公司（如吉列公司）大得多。但是，美国汽车公司应开展一场游击战，而吉列应进行的，则是一场防御战。可是，比你自己的规模的大小更重要的事情，是要看你的竞争对手的规模如何。市场营销战的关键是要按照竞争对手的状况，而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你所应采取的策略。

1．游击战原则

（1）游击战原则之一：在市场上寻找一小块你足以防御的市场部分。这种“小”，可以是地理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数量意义上的，还可以是其它一些大公司难以进攻的方面。进行游击战并不能改变市场营销战当中的数学和哲学（大公司依然压倒小公司），只是一场游击战总是要求减小战争的规模，以便在力量上取得一种相对的优势。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即尽量使自己变成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

同样，地理上的细分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传统方法。在一些城市或小镇上，你总能发现一些百货商店、餐馆、旅馆，它们的规模要比希尔斯(Sears)、麦当劳和假日旅店在当地的分店大。且地方的企业可以根据地方的习惯来提供一些适宜的商品、食物和服务。

这倒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几乎每一个地方企业都可以自动地做到这一点，真正的要点是，那些想要获得成功的游击者，必须在其它情况下，如市场部分的划分是十分清楚的状况下，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思想方式。

例如，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正在汽车行业中，进行一场高价格的游击战。它们在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汽车市场上取得了优势。事实上，它们已经拥有这一市场，没有人想在这里与罗尔斯——罗伊斯竞争。因为一方面，现存的市场太小，另一方面则是罗尔斯——罗伊斯至少要在竞争的开始阶段战胜巨大的优势，数学意义上的优势如今正站在罗尔斯——罗伊斯的一边。

你曾听说过一个名叫幻想计算机(Computer-vision)的计算机公司吗？他们在CAD工作台方面，甚至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还要强大，这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略，即集中在一个能挡得住行业领导者进攻的小的市场部分或方面。例如，在计算机CAD方面，幻想计算机公司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相比，其市场份额是21∶19。这一现状应是幻想计算机公司的管理人员最为关心的事情，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它保持下去。如果游击战开始在自己的地盘内吃败仗，那么这场战争将会很快地输掉。与其它事情相比，游击战更需要取得市场领导者的信任，哪怕这一市场再小，也是如此。

在某些方面，游击战与侧翼战看起来有些相似。你可能会说，罗尔斯——罗伊斯就是一个在高价方面展开进攻的侧翼进攻者。其实，在侧翼战和游击战之间，是有着重大的差异的。一场侧翼进攻战的发动，大多故意地接近领导者的阵地，其目标就是逐渐榨取或肢解领导者的市场份额。梅塞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就是一个针对着卡迪拉克(Cadillac)的高价侧翼进攻者，它成功地从通用汽车公司的领地内抢走了一些生意，使得卡迪拉克不得不推出塞维尔(Seville)，以防御客观存在的地盘。但罗尔斯——罗伊斯所发动的，则是一场真正的游击战。从字面上来理解，罗尔斯——罗伊斯可能从其它别处抢走了一些生意，但它的战略设计并非是要夺取某个竞争者的阵地。罗尔斯——罗伊斯的经销商可能从另一个汽车经销商那里抢来了一些生产，但也可能是从一个市政债券商或一个珠宝商店那里抢来的。

至于游击战到底应在多么小的市场上展开，则是需要你来判断的地方。一般来说，要尽量挑选那些能足以使你成为其领导者的小的市场部分。可是，现实中的倾向则刚好相反，人们总是试图去攫取一个尽可能大的市场，这实在是一个错误。

你难得看到有什么公司会因其市场收缩得太小而衰败了，相反，你却经常能看到有些公司由于其过度的扩张——在太大的地域内、在太多的市场中推出了太多的商品，而最终分崩离析！当然，有时候对一个游击者来说，改变其战略去进行某一侧翼的进攻，可能确实是一大诱惑。换言之，即诱导它试图通过逼近行业领导者并夺取它的阵地，来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例如，为什么罗尔斯——罗伊斯就不应该推出一种更便宜的汽车，并从卡迪拉克、梅塞德斯——奔驰，以及IBM那里抢来一些生意呢？其实，关键的问题在于资源。游击者能拥有对付强大的竞争者所必需的人力财力资源吗？有时候也许会有，但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为了同一个大的团体相较量，游击者有时忘掉了他们必须因此而放弃他们的游击阵地，进入到一个开阔的地带中去。

那么，为什么游击者就不能二者兼顾，既保持其游击阵地，同时又发起侧翼进攻呢？为什么罗尔斯——罗伊斯就不能在继续销售其价值15万美元的汽车在同时，也销售价值5万美元的小汽车，以向梅塞德斯的顾客发起一场侧翼进攻呢？对这一思考方式，我们称之为“货色扩张陷阱”。一个品牌不能同时承担起两种不同的观念！低成本的罗尔斯——罗伊斯必将削弱它在高价产品市场中的地位，且经常地，低价的产品也卖不出去。试想谁会愿意买一辆便宜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呢？这不仅是理论上如此，实践中也同样是如此。在30年代，派卡德公司(Pacrard)推出了一种低价形象的高价汽车派卡德·克里帕(PacrsardClipper)，结果，便宜的克里帕汽车卖掉了，而高价的汽车则卖不掉。是派卡德商标从汽车行业中消失的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集中也是二者不能兼顾的原因之一。从它的属性来看，游击战总是从有限的力量开始发展起来的。因此，为了生存下去，游击者必须坚定不移地抵制扩展的诱惑，因为那样只能带来灾难。

（2）游击战原则之二：不管你多么成功，但永远也不要像领导企业那样行事。对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来说，它为其董事长订购第一辆卡迪拉克大型高级轿车的日子，也即是这一公司将走下坡路的开始。

大多数开展游击战的公司都很幸运，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没进过哈佛商学院，没有学过怎样像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力公司，以及通用动力公司等那样来开展其市场营销活动。当然这并不是说，世上的商学院就从来都没有培养出来过优秀的领导人员，相反，它们培养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与那些运用于《幸福》500家以上的大企业的战略战术，是截然相反的！成功的游击者的经营要依赖于一个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一个不同的时间表！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大公司是怎样运转的吧。最典型的是，一般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雇员是用来为另一些雇员提供服务的，公司只有一小部分的力量是直接对外的。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地与其敌人，也即竞争对手作战的！而有些雇员在公司中干了多年，却从来没有会过一个顾客，没有见到过一个竞争对手的人员，这些人就是美国企业中的“厨师和理发师”。

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应该消除这一弱点，使其在“火线”上的人员所占的比例尽可能地高一些。它应该抵制这些诱惑，如：描绘出正规的组织结构图、职业说明书、经历状况，以及其它一些繁琐的组织程序，而应尽其可能地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作战人员，而不是职员。况且，简洁的组织结构不仅仅只是把其力量更多地投入到战斗中去的一个策略，它也能有效提高游击者对市场上所发生的变化的反应速度。“杰克应该是敏捷的，杰克应该是迅速的”，这一古老的格言，是对那些想建立起强大的游击阵地的杰克们的最好的忠告。

另外，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还可以在决策的迅速制定上，因其规模较小而获得优势。这一点在它与一个大的全国性的公司（它的迅速决策即意味着用6个星期的工作来取代平时6个月的工作）展开竞争时，可望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3）游击战原则之三：一旦被注意，就要准备着撤离。一个撤退了的公司还可以在某一天再次出现并展开战斗！

这一忠告是由切·格瓦拉提出来的。如果战斗转为不利于你，那么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一个阵地或某一产品。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不应将资源浪费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它应该迅速地放弃掉它，转移到其它地方去，这也就是机动灵活性的优势所在，是一个简单的组织结构真正得到报偿的地方：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无须经受大公司所常遇到的那种内部摩擦或压力，就可以开辟一些新的战场。

较少的领导和职员，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利的条件。如果你是公司拉丁美洲业务部的执行副经理，那么，当公司试图放弃拉丁美洲的市场时，你必然会竭尽全力地去争斗，以保住你自己的位置。在一个大公司中，许多内部的争斗在事情本身开始改变之前，就已经展开了。而一个小公司则可以没有丝毫内部的动荡就改变它的状况。

在另一方面，撤离的反面就是攻入。当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时，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应该利用其灵活性，迅速地进入这一市场。在一个小公司中，一个人的灵感有时就足以推出一种新产品；而在一个大公司中，一个同样的设想可能会在会议桌上被埋没几个月。鞋类进口商罗伯特·盖蒙因其在散步或打网球时，不知道怎样处置它的钥匙，而引起了口袋上的变革。因为这一下便使盖蒙先生推出了康加罗——一种在其一侧带有拉链小口袋的运动鞋。这使它的销售额迅速地上升了，一年可达7500万美元。

有时候，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可以进入并接管被某一全国性品牌因种种原因而放弃掉的阵地。当这一市场仍然存在时，一个游击者经常能迅速地进入，填补这一真空。当来利食品公司（Nalley’sFoods）发现卡夫公司(Kraft)正在减少供应它的人造蛋黄酱时，来利在9天之间就迅速地推出了它自己的一种与之相类的产品，国际橡胶公司(InternationalRubber)——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一个小公司，现在正在生产市场上最贵的辐式轮胎，并通过那些同米奇林公司（Michelin）放弃其“每个城镇都有经销商”的特许经营系统而被激怒了的、高质量的经销人员，来销售它的产品。

2．游击战类型

（1）地域游击战。几乎任何一个全国性的产品或服务，都有可能在某一地域内被攻破，这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术。《商业周刊》、《幸福》和《福布斯》等，都是强大的全国发行的商业杂志。如果你再想发行一种全国性的商业杂志，那将是极其困难的，代价也必然十分高昂，说不定成百万美元投进去了，成功的希望依然很渺茫。但是，转过来看看，你会发现城市性商业杂志却还在迅速的发展中。当地区商业杂志协会于1979年刚刚成立时，它只有19种刊物，5年以后，它所发行的刊物已达88种之多且发行量颇为可观。拥有8种极低的美国城市商业杂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米曷尔·K·鲁索说，他每种周刊的发行额差不多能达到75万美元。

克雷恩的芝加哥商业周刊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游击战案例。它是由克雷恩通讯社在1978年创刊发行的。这一周刊花了3年时间才打进黑人读者中去。如今，克雷恩的芝加哥商业周刊有千万家订户，其续订率惊人地高达75%，税前边际利润据说是在25%到30%之间。当然，千万份的发行量如果同商业周刊的80万份发行量比较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商业周刊》这一大型的全国性杂志，在芝加哥地区的订户，也不过只有3.6万家，因此，克雷恩的商业周刊至少在芝加哥地区是胜于《商业周刊》的。

但是要注意，游击战并不能改变市场营销战中的数学哲学，相反，一个游击者应尽量缩小战争的规模，以取得某种相对的力量优势。几乎任何行业都足以用来说明有关游击战的经营观念。就拿银行业来说吧，你几乎在每一个城市或地区都可以发现一些小银行的存在，且它们一定知道怎样去和大银行展开竞争。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Manhattan)和花旗银行(Citibank)在金融领域城中居于优势地位。但是，一些小的银行通过游击战战术的运用，在各自的区域内干得非常漂亮。其关键是以其声誉作为开端，再不断加强其地方特色。联合泽西银行(UnitedJersey)和长岛信托公司(LongIslandTrust)等都表明了这一点。

同样，许多游击战式的经营方式也已进入了航空业。其中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有一些因试图扩充其经营规模而失败了。人民捷运公司(PEOPLExpress)开始以低收入顾客为其目标展开了它的游击进攻，后来，它购买了许多飞机，并开辟了许多新的航线，最根本的是，它以放弃最初助它起飞的机动灵活性为代价，从游击战转为侧翼战。由于它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与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以及达尔塔航空公司展开竞争，因此，它的未来肯定是黯淡的。

（2）顾客游击战。另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战术是吸引一部分特殊的顾客——他们是按一些特定的因素，如年龄、收入、职业等划分出来的。

一种名为《有限公司》的杂志即代表了这种典型的顾客游击战。这一最早面对小企业主的全国性杂志，自从它于1979年发行以来，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它发行的第一年，就接了价值约600万美元的648页的广告生产，这是迄今为止杂志发行史上最为成功的第一份那些全国性的商业杂志，并不像它们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商业周刊”，在真正意义上，它们应被称之为“大商业周刊”，因为即使它的发行状况良好，达到100万份，相对于美国500万家的公司来说，它的订阅率还是很小的。于是，《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出现在小业主市场上的开拓性刊物。有些游击战是把区域细分和顾客细分结合起来运用的。《大街》杂志——另一取得较大市场营销成功的公司，其发行对象只是曼哈顿岛上高收入的阶层。

（3）行业游击战。另一种典型的游击战略是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行业中。如今，在计算机行业中，这一战略正以“垂直营销方式”而为人们所熟知。例如，有些计算机公司先选定一个行业，如广告业、银行业、或商业印刷业等，然后专门设计一些计算机系统，来解决那些只会在这一行业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这些系统既包括这一行业中所需的特殊的硬件，也包括一些特殊的软件。

加利福尼亚州的特瑞德系统公司设计了一种计算机系统，用来处理汽车零部件批发商所遇到的复杂的存货问题（一个典型的批发商要备有2万多种零部件）。现在，特瑞德每年所获的收益超过了100万美元，这对一个游击者来说，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了。

行业游击者成功的关键，是要专而深，而忌广而浅。当一个行业游击者开始把它的产品零卖给其它行业时，可以预料它很快就会出现麻烦了。

（4）产品游击战。许多游击者通过某种单一的产品，集中在一些小的市场上而赚了不少钱。虽然它们的销售额从来也没有大到能够引诱同行业中较大公司的程度。例如，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汽车公司每年卖掉10万辆以上的吉普车，在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有什么必要来生产一种吉普车式的产品，并每年销它一个三、四万辆呢？

不幸的是，美国汽车公司的战略思想却不似通用汽车公司这种通达。美国汽车公司在吉普车上赚的钱，统统被扔到同盟者、印考斯以及其它一些专门与雪佛莱竞争的轿车本身上了。而在美国汽车公司生产的小汽车里，最为成功的是那种四轮轿车，体型、驾驶室都是吉普车的鹰牌轿车。换言之，即是它充分发挥了它的吉普车方面的优势的产品。

另一个运用单一产品作战的游击者，是唐德默计算机公司。它生产的一种计算机在处理过程中出了差错都没有什么关系，故称之为“不停顿”系统。在这种计算机中，有两个处理系统，因此，即使有一个出了错，另一个仍可以继续运行。

（5）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战。在今天普遍较富裕的社会中，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市场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游击者，其中，斯太威钢琴、精工手表，以及脆斯来特食品加工机，即是著名的三例。

价值250美元的脆斯来特是一种典型的以高价来取代高销售量的战略，其价格4倍于其所花费的成本，但脆斯来特有足以为这种价差辩护的特色和新发明。

有些潜在的以高收入消费者为目标的游击者，正在犹豫着是否加入这一市场，他们担心他们所设计的品牌名称不具有神秘性，因而不能捍卫他们所要订的高价。因此，它们退让了，而以低价推出了他们的产品，有时，为了与此相适应，他们不惜降低质量、减少其特色。结果，这些新产品从来没有产生过神秘性，也从来没有达到过他们希望的高销量。实际上，他们在这里正好颠倒了因果。神秘性不是创造高需求或高销量的原因，高价格和高技师才是产生神秘性的原因，而这才能进一步创造出大量的需求来。因为高价格在分销系统中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嘿，看，那种产品怎么那么贵”，消费者不自觉地会想，然后，他们就会问个为什么，这自然会给你创造出一些机会来，让你向消费者解释这一产品订高价的缘由。这必然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有利于扩大产品的销售。

但是，在利用这一策略时，你必须是第一个占据高收入消费者市场的，否则，除非你具有无限的资源（而这几乎是游击者从来都没有的），在脆斯来特之前，就没有人卖过价格250万美元的食品加工机。

成为一个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者，可以给你赢来信任，并增添你的勇气。人们会相信你以后的变革，并鼓励你推出那些还未出名的产品。那些潜在的准备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者经常试图在产品名称方面也进行退让。因为它们打算订一个很高的价格，因此，它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有一定名声的品牌来作其保证。这是“产品扩张陷阱”的另一种类型，是对一个公司获得成功的经常性的威胁。一种产品名称不能同时支持两种不同类型的战略！

在高收入消费者市场上，存在巨大的机会。但它并不只限于那些价值10万美金的赛车或1万美元的手表，真正的机会是那些高收入消费者所使用的日常用品。如果问“有多少人能买得起一辆‘福拉瑞’”，可以肯定人数不会太多；但若问有多少人能买得起5美元一磅的盐（是其正规价格的20倍），几乎人人都能答买得起。当然，这并不是要你去卖5美元一磅的盐，而是让你寻找某些办法，从而使这些盐能够值得这一价格。

（6）建立同盟军。在许多行业中，建立同盟是一个普遍的战略，特别是那些优势的竞争者，它们常常是由一群地方游击者所构成的。其典型的模式即是那种特许经营者，它企图在统一名称、分别占有和控制的条件下，建立起一种全国性的连锁系统。这种战略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实施，而自上往下式或自下往上式。

自上往下式的组织常生产某种统一的“包装”，并把它供应地方经营者，让其开展经营。麦当劳快餐店、假日旅馆以及可口可乐都是一些典型的代表。换句话说，即是你发展某种观念，然后招蓦一支游击部队，让他们来把它具体地加以实施。

更为积极的方式是自下往上式的组织方式。因为自下往上的经营可以用更少的资源来开始，因此，它常常会带来惊人的成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1世纪公司（Century21）。该公司吸收那些现存的房地产经纪人到这一全国性的集团里来，让他们在这里交换其情报和信息。21世纪公司的战略思想特别高明，因为在这一行业中，那些买卖房子的顾客，经常要从一个地区的不动产人这里，迁徒到另一个不动产人的地区去。

游击战原则范文篇3

当然，规模的大小总是相对的。最小的汽车公司（如美国汽车公司），也要比最大的剃须刀公司（如吉列公司）大得多。但是，美国汽车公司应开展一场游击战，而吉列应进行的，则是一场防御战。可是，比你自己的规模的大小更重要的事情，是要看你的竞争对手的规模如何。市场营销战的关键是要按照竞争对手的状况，而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你所应采取的策略。

1．游击战原则

（1）游击战原则之一：在市场上寻找一小块你足以防御的市场部分。这种“小”，可以是地理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数量意义上的，还可以是其它一些大公司难以进攻的方面。进行游击战并不能改变市场营销战当中的数学和哲学（大公司依然压倒小公司），只是一场游击战总是要求减小战争的规模，以便在力量上取得一种相对的优势。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即尽量使自己变成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

同样，地理上的细分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传统方法。在一些城市或小镇上，你总能发现一些百货商店、餐馆、旅馆，它们的规模要比希尔斯(Sears)、麦当劳和假日旅店在当地的分店大。且地方的企业可以根据地方的习惯来提供一些适宜的商品、食物和服务。

这倒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几乎每一个地方企业都可以自动地做到这一点，真正的要点是，那些想要获得成功的游击者，必须在其它情况下，如市场部分的划分是十分清楚的状况下，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思想方式。

例如，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正在汽车行业中，进行一场高价格的游击战。它们在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汽车市场上取得了优势。事实上，它们已经拥有这一市场，没有人想在这里与罗尔斯——罗伊斯竞争。因为一方面，现存的市场太小，另一方面则是罗尔斯——罗伊斯至少要在竞争的开始阶段战胜巨大的优势，数学意义上的优势如今正站在罗尔斯——罗伊斯的一边。

你曾听说过一个名叫幻想计算机(Computer-vision)的计算机公司吗？他们在CAD工作台方面，甚至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还要强大，这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略，即集中在一个能挡得住行业领导者进攻的小的市场部分或方面。例如，在计算机CAD方面，幻想计算机公司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相比，其市场份额是21∶19。这一现状应是幻想计算机公司的管理人员最为关心的事情，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它保持下去。如果游击战开始在自己的地盘内吃败仗，那么这场战争将会很快地输掉。与其它事情相比，游击战更需要取得市场领导者的信任，哪怕这一市场再小，也是如此。

在某些方面，游击战与侧翼战看起来有些相似。你可能会说，罗尔斯——罗伊斯就是一个在高价方面展开进攻的侧翼进攻者。其实，在侧翼战和游击战之间，是有着重大的差异的。一场侧翼进攻战的发动，大多故意地接近领导者的阵地，其目标就是逐渐榨取或肢解领导者的市场份额。梅塞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就是一个针对着卡迪拉克(Cadillac)的高价侧翼进攻者，它成功地从通用汽车公司的领地内抢走了一些生意，使得卡迪拉克不得不推出塞维尔(Seville)，以防御客观存在的地盘。但罗尔斯——罗伊斯所发动的，则是一场真正的游击战。从字面上来理解，罗尔斯——罗伊斯可能从其它别处抢走了一些生意，但它的战略设计并非是要夺取某个竞争者的阵地。罗尔斯——罗伊斯的经销商可能从另一个汽车经销商那里抢来了一些生产，但也可能是从一个市政债券商或一个珠宝商店那里抢来的。

至于游击战到底应在多么小的市场上展开，则是需要你来判断的地方。一般来说，要尽量挑选那些能足以使你成为其领导者的小的市场部分。可是，现实中的倾向则刚好相反，人们总是试图去攫取一个尽可能大的市场，这实在是一个错误。

你难得看到有什么公司会因其市场收缩得太小而衰败了，相反，你却经常能看到有些公司由于其过度的扩张——在太大的地域内、在太多的市场中推出了太多的商品，而最终分崩离析！当然，有时候对一个游击者来说，改变其战略去进行某一侧翼的进攻，可能确实是一大诱惑。换言之，即诱导它试图通过逼近行业领导者并夺取它的阵地，来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例如，为什么罗尔斯——罗伊斯就不应该推出一种更便宜的汽车，并从卡迪拉克、梅塞德斯——奔驰，以及IBM那里抢来一些生意呢？其实，关键的问题在于资源。游击者能拥有对付强大的竞争者所必需的人力财力资源吗？有时候也许会有，但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为了同一个大的团体相较量，游击者有时忘掉了他们必须因此而放弃他们的游击阵地，进入到一个开阔的地带中去。

那么，为什么游击者就不能二者兼顾，既保持其游击阵地，同时又发起侧翼进攻呢？为什么罗尔斯——罗伊斯就不能在继续销售其价值15万美元的汽车在同时，也销售价值5万美元的小汽车，以向梅塞德斯的顾客发起一场侧翼进攻呢？对这一思考方式，我们称之为“货色扩张陷阱”。一个品牌不能同时承担起两种不同的观念！低成本的罗尔斯——罗伊斯必将削弱它在高价产品市场中的地位，且经常地，低价的产品也卖不出去。试想谁会愿意买一辆便宜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呢？这不仅是理论上如此，实践中也同样是如此。在30年代，派卡德公司(Pacrard)推出了一种低价形象的高价汽车派卡德·克里帕(PacrsardClipper)，结果，便宜的克里帕汽车卖掉了，而高价的汽车则卖不掉。是派卡德商标从汽车行业中消失的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集中也是二者不能兼顾的原因之一。从它的属性来看，游击战总是从有限的力量开始发展起来的。因此，为了生存下去，游击者必须坚定不移地抵制扩展的诱惑，因为那样只能带来灾难。

（2）游击战原则之二：不管你多么成功，但永远也不要像领导企业那样行事。对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来说，它为其董事长订购第一辆卡迪拉克大型高级轿车的日子，也即是这一公司将走下坡路的开始。

大多数开展游击战的公司都很幸运，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没进过哈佛商学院，没有学过怎样像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力公司，以及通用动力公司等那样来开展其市场营销活动。当然这并不是说，世上的商学院就从来都没有培养出来过优秀的领导人员，相反，它们培养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与那些运用于《幸福》500家以上的大企业的战略战术，是截然相反的！成功的游击者的经营要依赖于一个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一个不同的时间表！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大公司是怎样运转的吧。最典型的是，一般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雇员是用来为另一些雇员提供服务的，公司只有一小部分的力量是直接对外的。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地与其敌人，也即竞争对手作战的！而有些雇员在公司中干了多年，却从来没有会过一个顾客，没有见到过一个竞争对手的人员，这些人就是美国企业中的“厨师和理发师”。

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应该消除这一弱点，使其在“火线”上的人员所占的比例尽可能地高一些。它应该抵制这些诱惑，如：描绘出正规的组织结构图、职业说明书、经历状况，以及其它一些繁琐的组织程序，而应尽其可能地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作战人员，而不是职员。况且，简洁的组织结构不仅仅只是把其力量更多地投入到战斗中去的一个策略，它也能有效提高游击者对市场上所发生的变化的反应速度。“杰克应该是敏捷的，杰克应该是迅速的”，这一古老的格言，是对那些想建立起强大的游击阵地的杰克们的最好的忠告。

另外，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还可以在决策的迅速制定上，因其规模较小而获得优势。这一点在它与一个大的全国性的公司（它的迅速决策即意味着用6个星期的工作来取代平时6个月的工作）展开竞争时，可望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3）游击战原则之三：一旦被注意，就要准备着撤离。一个撤退了的公司还可以在某一天再次出现并展开战斗！

这一忠告是由切·格瓦拉提出来的。如果战斗转为不利于你，那么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一个阵地或某一产品。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不应将资源浪费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它应该迅速地放弃掉它，转移到其它地方去，这也就是机动灵活性的优势所在，是一个简单的组织结构真正得到报偿的地方：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无须经受大公司所常遇到的那种内部摩擦或压力，就可以开辟一些新的战场。

较少的领导和职员，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利的条件。如果你是公司拉丁美洲业务部的执行副经理，那么，当公司试图放弃拉丁美洲的市场时，你必然会竭尽全力地去争斗，以保住你自己的位置。在一个大公司中，许多内部的争斗在事情本身开始改变之前，就已经展开了。而一个小公司则可以没有丝毫内部的动荡就改变它的状况。

在另一方面，撤离的反面就是攻入。当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时，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应该利用其灵活性，迅速地进入这一市场。在一个小公司中，一个人的灵感有时就足以推出一种新产品；而在一个大公司中，一个同样的设想可能会在会议桌上被埋没几个月。鞋类进口商罗伯特·盖蒙因其在散步或打网球时，不知道怎样处置它的钥匙，而引起了口袋上的变革。因为这一下便使盖蒙先生推出了康加罗——一种在其一侧带有拉链小口袋的运动鞋。这使它的销售额迅速地上升了，一年可达7500万美元。

有时候，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可以进入并接管被某一全国性品牌因种种原因而放弃掉的阵地。当这一市场仍然存在时，一个游击者经常能迅速地进入，填补这一真空。当来利食品公司（Nalley’sFoods）发现卡夫公司(Kraft)正在减少供应它的人造蛋黄酱时，来利在9天之间就迅速地推出了它自己的一种与之相类的产品，国际橡胶公司(InternationalRubber)——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一个小公司，现在正在生产市场上最贵的辐式轮胎，并通过那些同米奇林公司（Michelin）放弃其“每个城镇都有经销商”的特许经营系统而被激怒了的、高质量的经销人员，来销售它的产品。

2．游击战类型

（1）地域游击战。几乎任何一个全国性的产品或服务，都有可能在某一地域内被攻破，这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术。《商业周刊》、《幸福》和《福布斯》等，都是强大的全国发行的商业杂志。如果你再想发行一种全国性的商业杂志，那将是极其困难的，代价也必然十分高昂，说不定成百万美元投进去了，成功的希望依然很渺茫。但是，转过来看看，你会发现城市性商业杂志却还在迅速的发展中。当地区商业杂志协会于1979年刚刚成立时，它只有19种刊物，5年以后，它所发行的刊物已达88种之多且发行量颇为可观。拥有8种极低的美国城市商业杂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米曷尔·K·鲁索说，他每种周刊的发行额差不多能达到75万美元。

克雷恩的芝加哥商业周刊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游击战案例。它是由克雷恩通讯社在1978年创刊发行的。这一周刊花了3年时间才打进黑人读者中去。如今，克雷恩的芝加哥商业周刊有千万家订户，其续订率惊人地高达75%，税前边际利润据说是在25%到30%之间。当然，千万份的发行量如果同商业周刊的80万份发行量比较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商业周刊》这一大型的全国性杂志，在芝加哥地区的订户，也不过只有3.6万家，因此，克雷恩的商业周刊至少在芝加哥地区是胜于《商业周刊》的。

但是要注意，游击战并不能改变市场营销战中的数学哲学，相反，一个游击者应尽量缩小战争的规模，以取得某种相对的力量优势。几乎任何行业都足以用来说明有关游击战的经营观念。就拿银行业来说吧，你几乎在每一个城市或地区都可以发现一些小银行的存在，且它们一定知道怎样去和大银行展开竞争。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Manhattan)和花旗银行(Citibank)在金融领域城中居于优势地位。但是，一些小的银行通过游击战战术的运用，在各自的区域内干得非常漂亮。其关键是以其声誉作为开端，再不断加强其地方特色。联合泽西银行(UnitedJersey)和长岛信托公司(LongIslandTrust)等都表明了这一点。

同样，许多游击战式的经营方式也已进入了航空业。其中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有一些因试图扩充其经营规模而失败了。人民捷运公司(PEOPLExpress)开始以低收入顾客为其目标展开了它的游击进攻，后来，它购买了许多飞机，并开辟了许多新的航线，最根本的是，它以放弃最初助它起飞的机动灵活性为代价，从游击战转为侧翼战。由于它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与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以及达尔塔航空公司展开竞争，因此，它的未来肯定是黯淡的。

（2）顾客游击战。另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战术是吸引一部分特殊的顾客——他们是按一些特定的因素，如年龄、收入、职业等划分出来的。

一种名为《有限公司》的杂志即代表了这种典型的顾客游击战。这一最早面对小企业主的全国性杂志，自从它于1979年发行以来，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它发行的第一年，就接了价值约600万美元的648页的广告生产，这是迄今为止杂志发行史上最为成功的第一份那些全国性的商业杂志，并不像它们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商业周刊”，在真正意义上，它们应被称之为“大商业周刊”，因为即使它的发行状况良好，达到100万份，相对于美国500万家的公司来说，它的订阅率还是很小的。于是，《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出现在小业主市场上的开拓性刊物。有些游击战是把区域细分和顾客细分结合起来运用的。《大街》杂志——另一取得较大市场营销成功的公司，其发行对象只是曼哈顿岛上高收入的阶层。

（3）行业游击战。另一种典型的游击战略是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行业中。如今，在计算机行业中，这一战略正以“垂直营销方式”而为人们所熟知。例如，有些计算机公司先选定一个行业，如广告业、银行业、或商业印刷业等，然后专门设计一些计算机系统，来解决那些只会在这一行业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这些系统既包括这一行业中所需的特殊的硬件，也包括一些特殊的软件。

加利福尼亚州的特瑞德系统公司设计了一种计算机系统，用来处理汽车零部件批发商所遇到的复杂的存货问题（一个典型的批发商要备有2万多种零部件）。现在，特瑞德每年所获的收益超过了100万美元，这对一个游击者来说，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了。

行业游击者成功的关键，是要专而深，而忌广而浅。当一个行业游击者开始把它的产品零卖给其它行业时，可以预料它很快就会出现麻烦了。

（4）产品游击战。许多游击者通过某种单一的产品，集中在一些小的市场上而赚了不少钱。虽然它们的销售额从来也没有大到能够引诱同行业中较大公司的程度。例如，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汽车公司每年卖掉10万辆以上的吉普车，在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有什么必要来生产一种吉普车式的产品，并每年销它一个三、四万辆呢？

不幸的是，美国汽车公司的战略思想却不似通用汽车公司这种通达。美国汽车公司在吉普车上赚的钱，统统被扔到同盟者、印考斯以及其它一些专门与雪佛莱竞争的轿车本身上了。而在美国汽车公司生产的小汽车里，最为成功的是那种四轮轿车，体型、驾驶室都是吉普车的鹰牌轿车。换言之，即是它充分发挥了它的吉普车方面的优势的产品。

另一个运用单一产品作战的游击者，是唐德默计算机公司。它生产的一种计算机在处理过程中出了差错都没有什么关系，故称之为“不停顿”系统。在这种计算机中，有两个处理系统，因此，即使有一个出了错，另一个仍可以继续运行。

（5）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战。在今天普遍较富裕的社会中，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市场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游击者，其中，斯太威钢琴、精工手表，以及脆斯来特食品加工机，即是著名的三例。

价值250美元的脆斯来特是一种典型的以高价来取代高销售量的战略，其价格4倍于其所花费的成本，但脆斯来特有足以为这种价差辩护的特色和新发明。

有些潜在的以高收入消费者为目标的游击者，正在犹豫着是否加入这一市场，他们担心他们所设计的品牌名称不具有神秘性，因而不能捍卫他们所要订的高价。因此，它们退让了，而以低价推出了他们的产品，有时，为了与此相适应，他们不惜降低质量、减少其特色。结果，这些新产品从来没有产生过神秘性，也从来没有达到过他们希望的高销量。实际上，他们在这里正好颠倒了因果。神秘性不是创造高需求或高销量的原因，高价格和高技师才是产生神秘性的原因，而这才能进一步创造出大量的需求来。因为高价格在分销系统中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嘿，看，那种产品怎么那么贵”，消费者不自觉地会想，然后，他们就会问个为什么，这自然会给你创造出一些机会来，让你向消费者解释这一产品订高价的缘由。这必然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有利于扩大产品的销售。

但是，在利用这一策略时，你必须是第一个占据高收入消费者市场的，否则，除非你具有无限的资源（而这几乎是游击者从来都没有的），在脆斯来特之前，就没有人卖过价格250万美元的食品加工机。

成为一个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者，可以给你赢来信任，并增添你的勇气。人们会相信你以后的变革，并鼓励你推出那些还未出名的产品。那些潜在的准备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者经常试图在产品名称方面也进行退让。因为它们打算订一个很高的价格，因此，它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有一定名声的品牌来作其保证。这是“产品扩张陷阱”的另一种类型，是对一个公司获得成功的经常性的威胁。一种产品名称不能同时支持两种不同类型的战略！

在高收入消费者市场上，存在巨大的机会。但它并不只限于那些价值10万美金的赛车或1万美元的手表，真正的机会是那些高收入消费者所使用的日常用品。如果问“有多少人能买得起一辆‘福拉瑞’”，可以肯定人数不会太多；但若问有多少人能买得起5美元一磅的盐（是其正规价格的20倍），几乎人人都能答买得起。当然，这并不是要你去卖5美元一磅的盐，而是让你寻找某些办法，从而使这些盐能够值得这一价格。

（6）建立同盟军。在许多行业中，建立同盟是一个普遍的战略，特别是那些优势的竞争者，它们常常是由一群地方游击者所构成的。其典型的模式即是那种特许经营者，它企图在统一名称、分别占有和控制的条件下，建立起一种全国性的连锁系统。这种战略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实施，而自上往下式或自下往上式。

自上往下式的组织常生产某种统一的“包装”，并把它供应地方经营者，让其开展经营。麦当劳快餐店、假日旅馆以及可口可乐都是一些典型的代表。换句话说，即是你发展某种观念，然后招蓦一支游击部队，让他们来把它具体地加以实施。

更为积极的方式是自下往上式的组织方式。因为自下往上的经营可以用更少的资源来开始，因此，它常常会带来惊人的成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1世纪公司（Century21）。该公司吸收那些现存的房地产经纪人到这一全国性的集团里来，让他们在这里交换其情报和信息。21世纪公司的战略思想特别高明，因为在这一行业中，那些买卖房子的顾客，经常要从一个地区的不动产人这里，迁徒到另一个不动产人的地区去。

游击战原则范文篇4

【摘要题】抗日战争史研究

【关键词】持久战/游击战/太原军分会指示/运动游击战/游击战术/百团大战

【正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十分怀念那些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无数中华儿女，更有多少湘籍人物。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是我们湘籍人物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笔者曾在纪念彭总诞生100周年的时候编撰过《军事思想研究》一书和相关的几篇学术论文。所以，本文不想全面介绍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斗和巨大贡献，而只谈谈他抗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中国抗日战争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革命战争年代，、、等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存在许多亡国的议论，速胜论也有一定市场。对于在抗战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年11月，他从敌后回到延安，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抨击了“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的亡国论和急性病者的速胜论；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论述了实行持久战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第一，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是由敌我双方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我们是异常弱小的。从总体上看，“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敌人利用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及军事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而我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过去长期内战，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从经济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日中遭遇到不少困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武器低劣于敌人。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于国门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二，认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其原因有：①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斗争中必然会消长。彭说：在中国的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我们的力量会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②在抗战中，中国有一系列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利因素。他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体说来，在政治上，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在经济上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只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在军事上，能通过改良军工企业，争取外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在国际关系上，我国是得道多助，“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和缺点。在政治上，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工商业必然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的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广大劳动群众、士兵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因而，日本在持久战中，不但不会团结和增长自己的力量，而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因此，“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失道寡助。“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其国际地位会每况愈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三，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要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努力。“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这种努力是要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

及其他同志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思想，为所重视和吸收。半年后，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从此，持久战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科学指导思想。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军事战略统一战线。利用同国民党官兵接触的机会，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以及其他战略战术。1938年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的有国共两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通过了所作的关于作战纲领的报告。这是彭在山西战场协调与友军作战，力争发挥联盟作战力量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另一方面，在协调与友军对敌作战、用战略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的同时，还要用一定的技术力量与友军的反共倾向斗争，以求得与友军的战略联盟。抗日战争中，发动了多次磨擦，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八路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促使国民党保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维护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战略联盟，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大作用。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是根据地建设思想发展与完善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论述根据地建设问题。如《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其二是他直接领导了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也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认为，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这就是说他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是他的持久抗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积极防御战略及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日军

指出：“防御是目的，进攻是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说的就是采取战斗上的进攻手段以消灭敌人达到战略上的防御目的，以保存自己。消极防御又叫单纯防御、专守防御、片面防御，是只防不攻，为防而防，把攻和防绝对分割开来。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用积极防御对付强大敌人，是战略和战争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进攻，等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这就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是他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广大官兵抗战是积极的，但仍然丢掉了大片国土，可谓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分析说：“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中重要的原因和弱点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消极防御，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死打硬拼。对此，一针见血地批评：“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领导八路军执行了积极防御战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游击战争本来是一个战术问题，但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的决定，它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之一。对此作过许多深入分析。抗战时期，他进一步强调：“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后期，即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有人批评等八路军领导人，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是错误的，是与中央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相违背的。等人被迫作了检讨。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着重谈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谈的是“运动游击战”。（注：《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注：《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任弼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注：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亦谈了“游击与运动要配合”。可见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不尽一致。由于出兵在即，认识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到10月8日，华北军分会(由来德、、任弼时等人组成)在太原《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亦称训令)，其中有以“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等提法，后来即被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注：参看田玄，《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分析》，李树泉，《及华北军分会抗战初期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同中央的争论》，(1998年学术会议)。）其一，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策略方针，既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日军而言的，也是针对阴谋“借刀杀人”的这个“友军”而提的，并不是针对八路军将领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而说的。其二，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含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诸多内容，与“运动游击战”并不矛盾，决无把“运动战”排斥在外的意思。本人前前后后也多次同时提到“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注：，《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1938年7月16日。）其三，无论是华北军分会《训令》发出之前还是之后，八路军将领、任弼时、、、等都一直在使用“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这两个概念，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注：，《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可见，在当时，这类提法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能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就讲过军分会指示的方针与中央方针并无不一致。后来也无人指责其他人，单单指责是不公道的。其四，曾经有人把的“运动游击战”与王明的错误联系起来，实际也是不确切的。王明1937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批评了的八路军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战略。这是错误的。在会议上对王明的错误没有表态，可见认识模糊，他讲了“八路军在战略上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而这段话与他在洛川会议上讲的基本相同，与提的方针基本一致，不能说是赞同王明的观点。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似乎王明的主张与等人的“运动游击战”是相近，有人以此作为与王明错误有联系的依据。其实王明是针对全国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在内而谈的，并没有错。这正是在1月13日发表的《时局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的观点，在5月的《论持久战》中也是这样说的。王明在此处(不是指其整个讲话)的缺点是没有讲清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其五，等的“运动游击战”观点，在抗战初期与的“山地游击战”观点，主要是表现为对游击战战略地位认识上的一些差异。站在高山之巅，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把游击战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着重地提出来，解决了弱小的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防备那个阴险的友军，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重大命运问题。而作为前线将领的等人，想利用运动战的方式，在出师之际就消灭一些敌人以振奋民族精神，树立我军威信，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也有平型关战斗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在具体的战斗中不能排除运动战这一方式。所以，当初他们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没有那样认识深刻，可以说是站在山坡上看问题，但他们绝无不同意或反对游击战的意思。也吸收了军事将领们的意见，在《论持久战》中把我军作战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00页。）

“华北军分会指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1937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这一点：“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毛这里不是指战略方针，而是另有所指的，读者可看一书。（注：《功盖千秋的彭大将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庐山会议后也说过：“军分会指示”是别人起草的，发表时他不在总部；回来后看了，没有反对，自己也有责任。（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这是一种自我批评，不能证明当时毛批评的就是他。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与》仍沿袭他人(如《传》)旧说，说彭“赞同”王明观点，又没有提及太原军分会的指示引起的争论，（注：《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重印，第224页。）说明对这一学术动态掌握不够及时。其实，的看法早在四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评毛的那些观点；后来又把军分会指示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来批判彭，多有不确之处。

三、在正确抗日战略指导下的战术原则

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要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对此，早在1936年就向斯诺谈过，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在抗战初期，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认为“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战争“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这显然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紧接着他就强调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和依靠群众。事实上，战争实践证明，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不了敌后游击战争。原因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也是游击战争存在的基础。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争取农民群众的援助和参加。而别的党派和军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共产党才愿意并能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进行深刻的、广泛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履行在宣传时所给予农民的诺言”（注：《军事论文选》(内部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第34、35页。）。所以认为，要成功地运用游击战术这一法宝战胜敌人，第一，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第三，必须遵守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把游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归纳为十点（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这十个主要原则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战斗之前的决策原则。正确的战斗决策是游击队进行成功的游击战的前提。指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游击队要打胜利之仗，在决策之际选择目标方面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环节”。而且，“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总之，选择弱敌，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是游击战斗展开行动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则，是能否胜利的关键。

第二，作战之中的流动性原则。游击队在实际的作战中必须具有最大的游击性，即弹性、流动性，坚持在无固定的流动战线上的速战速决的灵活的进攻的奇袭战术。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敌人有进行长期阵地战的一切条件，而游击队没有。因此，游击队所采取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斗。对此，指出：“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在作战战线上，“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在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击战中，游击队“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即声东击西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游击的特长，消耗和歼灭敌人。同时，必须是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的行动要神出鬼没，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第三，瓦解民团和利用群众条件的原则。认为，我军必须开展瓦解民团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游击队由于同群众关系融洽，军民一家，在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游击队都无不知晓。这是指导游击战胜利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些根据红军游击战所总结出来的主要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挥。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强大敌军打大仗、硬仗的条件和力量，因此，力避与敌主力交战，以“专击小敌为上策”。（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常常采用“长驱直入、多路围攻”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进行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始终坚持避敌主力、只打弱敌的原则，在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中，、根据敌人使用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领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进而摧毁根据地的情况，采取持久的小股游击战和以主力相机歼敌的战法。八路军避敌锋芒，退出一些城镇，以小部分部队阻击、伏击日军，结集主力对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袭击和围困一股一股弱小的敌人。此次反“扫荡”由于执行了游击战的正确战术，八路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太行山区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游击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袭击，其特点是出敌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为袭击、伏击、破击、袭扰等战法。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交通线、后方兵站、机场之敌等。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命令八路军679团夜袭日军代县阳明堡机场，使敌人机毁人亡。伏击是指挥八路军歼灭运动之敌的重要作战手段。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初战告捷，政治意义很大；从军事上看，歼敌1000多，战绩很大，但由阵地伏击战转为运动战，与敌拼刺刀，我军伤亡600余人，是此战难以避免的缺点(因敌军非常骄顽)。1938年9月，日寇沿汾离公路西进，占领沿途县城、要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命令115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分别在沿汾离公路的吴城之薛公岭附近、油房坪附近和王家池附近三次伏击敌人，歼敌1000多人，粉碎了敌人企图。

游击战原则范文篇5

关键词：持久战/游击战/太原军分会指示/运动游击战/游击战术/百团大战

正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十分怀念那些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无数中华儿女，更有多少湘籍人物。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是我们湘籍人物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笔者曾在纪念彭总诞生100周年的时候编撰过《军事思想研究》一书和相关的几篇学术论文。所以，本文不想全面介绍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斗和巨大贡献，而只谈谈他抗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中国抗日战争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革命战争年代，、、等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存在许多亡国的议论，速胜论也有一定市场。对于在抗战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年11月，他从敌后回到延安，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抨击了“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的亡国论和急性病者的速胜论；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论述了实行持久战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第一，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是由敌我双方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我们是异常弱小的。从总体上看，“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敌人利用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及军事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而我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过去长期内战，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从经济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日中遭遇到不少困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武器低劣于敌人。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于国门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二，认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其原因有：①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斗争中必然会消长。彭说：在中国的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我们的力量会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②在抗战中，中国有一系列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利因素。他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体说来，在政治上，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在经济上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只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在军事上，能通过改良军工企业，争取外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在国际关系上，我国是得道多助，“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和缺点。在政治上，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工商业必然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的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广大劳动群众、士兵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因而，日本在持久战中，不但不会团结和增长自己的力量，而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因此，“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失道寡助。“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其国际地位会每况愈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三，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要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努力。“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这种努力是要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

及其他同志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思想，为所重视和吸收。半年后，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从此，持久战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科学指导思想。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军事战略统一战线。利用同国民党官兵接触的机会，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以及其他战略战术。1938年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的有国共两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通过了所作的关于作战纲领的报告。这是彭在山西战场协调与友军作战，力争发挥联盟作战力量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另一方面，在协调与友军对敌作战、用战略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的同时，还要用一定的技术力量与友军的反共倾向斗争，以求得与友军的战略联盟。抗日战争中，发动了多次磨擦，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八路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促使国民党保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维护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战略联盟，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大作用。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是根据地建设思想发展与完善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论述根据地建设问题。如《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其二是他直接领导了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也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认为，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这就是说他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是他的持久抗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积极防御战略及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日军

指出：“防御是目的，进攻是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说的就是采取战斗上的进攻手段以消灭敌人达到战略上的防御目的，以保存自己。消极防御又叫单纯防御、专守防御、片面防御，是只防不攻，为防而防，把攻和防绝对分割开来。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用积极防御对付强大敌人，是战略和战争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进攻，等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这就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是他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广大官兵抗战是积极的，但仍然丢掉了大片国土，可谓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分析说：“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中重要的原因和弱点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消极防御，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死打硬拼。对此，一针见血地批评：“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领导八路军执行了积极防御战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游击战争本来是一个战术问题，但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的决定，它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之一。对此作过许多深入分析。抗战时期，他进一步强调：“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后期，即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有人批评等八路军领导人，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是错误的，是与中央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相违背的。等人被迫作了检讨。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着重谈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谈的是“运动游击战”。（注：《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注：《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任弼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注：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亦谈了“游击与运动要配合”。可见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不尽一致。由于出兵在即，认识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到10月8日，华北军分会(由来德、、任弼时等人组成)在太原《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亦称训令)，其中有以“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等提法，后来即被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注：参看田玄，《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分析》，李树泉，《及华北军分会抗战初期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同中央的争论》，(1998年学术会议)。）其一，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策略方针，既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日军而言的，也是针对阴谋“借刀杀人”的这个“友军”而提的，并不是针对八路军将领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而说的。其二，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含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诸多内容，与“运动游击战”并不矛盾，决无把“运动战”排斥在外的意思。本人前前后后也多次同时提到“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注：，《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1938年7月16日。）其三，无论是华北军分会《训令》发出之前还是之后，八路军将领、任弼时、、、等都一直在使用“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这两个概念，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注：，《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可见，在当时，这类提法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能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就讲过军分会指示的方针与中央方针并无不一致。后来也无人指责其他人，单单指责是不公道的。其四，曾经有人把的“运动游击战”与王明的错误联系起来，实际也是不确切的。王明1937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批评了的八路军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战略。这是错误的。在会议上对王明的错误没有表态，可见认识模糊，他讲了“八路军在战略上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而这段话与他在洛川会议上讲的基本相同，与提的方针基本一致，不能说是赞同王明的观点。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似乎王明的主张与等人的“运动游击战”是相近，有人以此作为与王明错误有联系的依据。其实王明是针对全国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在内而谈的，并没有错。这正是在1月13日发表的《时局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的观点，在5月的《论持久战》中也是这样说的。王明在此处(不是指其整个讲话)的缺点是没有讲清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其五，等的“运动游击战”观点，在抗战初期与的“山地游击战”观点，主要是表现为对游击战战略地位认识上的一些差异。站在高山之巅，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把游击战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着重地提出来，解决了弱小的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防备那个阴险的友军，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重大命运问题。而作为前线将领的等人，想利用运动战的方式，在出师之际就消灭一些敌人以振奋民族精神，树立我军威信，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也有平型关战斗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在具体的战斗中不能排除运动战这一方式。所以，当初他们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没有那样认识深刻，可以说是站在山坡上看问题，但他们绝无不同意或反对游击战的意思。也吸收了军事将领们的意见，在《论持久战》中把我军作战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00页。）

“华北军分会指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1937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这一点：“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毛这里不是指战略方针，而是另有所指的，读者可看一书。（注：《功盖千秋的彭大将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庐山会议后也说过：“军分会指示”是别人起草的，发表时他不在总部；回来后看了，没有反对，自己也有责任。（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这是一种自我批评，不能证明当时毛批评的就是他。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与》仍沿袭他人(如《传》)旧说，说彭“赞同”王明观点，又没有提及太原军分会的指示引起的争论，（注：《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重印，第224页。）说明对这一学术动态掌握不够及时。其实，的看法早在四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评毛的那些观点；后来又把军分会指示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来批判彭，多有不确之处。

三、在正确抗日战略指导下的战术原则

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要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对此，早在1936年就向斯诺谈过，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在抗战初期，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认为“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战争“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这显然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紧接着他就强调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和依靠群众。事实上，战争实践证明，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不了敌后游击战争。原因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也是游击战争存在的基础。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争取农民群众的援助和参加。而别的党派和军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共产党才愿意并能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进行深刻的、广泛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履行在宣传时所给予农民的诺言”（注：《军事论文选》(内部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第34、35页。）。所以认为，要成功地运用游击战术这一法宝战胜敌人，第一，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第三，必须遵守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把游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归纳为十点（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这十个主要原则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战斗之前的决策原则。正确的战斗决策是游击队进行成功的游击战的前提。指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游击队要打胜利之仗，在决策之际选择目标方面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环节”。而且，“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总之，选择弱敌，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是游击战斗展开行动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则，是能否胜利的关键。

第二，作战之中的流动性原则。游击队在实际的作战中必须具有最大的游击性，即弹性、流动性，坚持在无固定的流动战线上的速战速决的灵活的进攻的奇袭战术。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敌人有进行长期阵地战的一切条件，而游击队没有。因此，游击队所采取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斗。对此，指出：“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在作战战线上，“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在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击战中，游击队“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即声东击西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游击的特长，消耗和歼灭敌人。同时，必须是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的行动要神出鬼没，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第三，瓦解民团和利用群众条件的原则。认为，我军必须开展瓦解民团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游击队由于同群众关系融洽，军民一家，在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游击队都无不知晓。这是指导游击战胜利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些根据红军游击战所总结出来的主要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挥。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强大敌军打大仗、硬仗的条件和力量，因此，力避与敌主力交战，以“专击小敌为上策”。（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常常采用“长驱直入、多路围攻”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进行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始终坚持避敌主力、只打弱敌的原则，在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中，、根据敌人使用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领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进而摧毁根据地的情况，采取持久的小股游击战和以主力相机歼敌的战法。八路军避敌锋芒，退出一些城镇，以小部分部队阻击、伏击日军，结集主力对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袭击和围困一股一股弱小的敌人。此次反“扫荡”由于执行了游击战的正确战术，八路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太行山区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游击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袭击，其特点是出敌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为袭击、伏击、破击、袭扰等战法。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交通线、后方兵站、机场之敌等。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命令八路军679团夜袭日军代县阳明堡机场，使敌人机毁人亡。伏击是指挥八路军歼灭运动之敌的重要作战手段。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初战告捷，政治意义很大；从军事上看，歼敌1000多，战绩很大，但由阵地伏击战转为运动战，与敌拼刺刀，我军伤亡600余人，是此战难以避免的缺点(因敌军非常骄顽)。1938年9月，日寇沿汾离公路西进，占领沿途县城、要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命令115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分别在沿汾离公路的吴城之薛公岭附近、油房坪附近和王家池附近三次伏击敌人，歼敌1000多人，粉碎了敌人企图。

游击战原则范文篇6

【摘要题】抗日战争研究

【关键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

【正文】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迄今仍是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近20年来，史学界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的研究有所关注，并有可喜成果问世。但由于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言犹未尽，尤其是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1]本文拟就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酝酿、形成与发展作一简要概述。

一国民党早期军事活动中对游击战术的尝试及其影响

可以说，民国是在孙中山领导的无数次军事斗争中建立的。在孙中山军事生涯的初期，强调更多的是组织敢死队进行暗杀、突袭和军事冒险，这种战术只是含有游击战术的部分特征。1901年，孙中山在日本时，十分关注南非战争，对于波耳人不断用游击战打击英国军队，“特感重要，即取作中国革命党武装起义的借镜”[2](p56)。此后，孙中山在南方领导武装起义时，对游击战的研究“不遗余力，故其心得亦深”。他说：“游击战术，有五种技能，为南方战术中，最可采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粗。”[3](p189)孙中山对山地游击战术的研究注重实用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当时的北伐中，粤湘桂联军设有游击司令部，北洋政府军队相应地也配备游击部队，与南方联军周旋。孙中山的这一战术还成为“围剿”红军的战术蓝本，1933年，将其收入《剿匪手本》，大加宣扬。

是孙中山较为得力的军事助手之一，早年转战于南方群山之中，许多作战计划出自他之手，因此对于山地游击战并不陌生。南方山区作战的经阅，使在早期军事思想上糅杂了一些游击战术的内容，这集中在三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集中兵力，以少胜多；注重侧击和挺进。[4](p30～95)从纯军事角度考察，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北伐之所以迅速获胜，正是部分地得益于上述战术的正确运用。不过这一时期的只是有意无意地运用了部分游击战术，对这一战术并未有深刻认识，不过偶尔为之，况且上述战术也是正规战中所不可或缺的。真正让对游击战术产生深刻体验的当是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战役。

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对中共红军进行了四次“围剿”，均遭败绩。这一惨痛教训促使国民党开始研究红军的战术及应付对策。1933年4月，在南昌讲演《剿匪技能之研究》，认为红军“惯于夜间行军，与黑夜袭击埋伏，与游击战”，因此国民党军队也要注意这几项。同时，对于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时所用的战术原则，“即如游击、山地战、隘路战、收容战、伏兵、尖兵、后卫、侧卫、搜索、冲锋”[3](p618～619)等均拿来参考。同年10月，再次强调“剿匪”的战略战术应当“注重机动——挺进游击”，“以赤匪的战术才能消灭赤匪”，并将这种游击战术简括成四句口号，即“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3](p210)。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围剿”红军战术的六项要务，即“侦探、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察”[3](p194)。概言之，在“围剿”红军战术的研究中，把游击战术列为至为重要的一环，这也是他的军事思想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这一“研究成果”汇编成《剿匪手本》，大量发行，成为国民党当时乃至败走台湾前反共战术的“操典”。

为贯彻上述战术，于同年7月下令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其军事训练“特别注重爬山射击及游击战术”[5](p8)。一番准备之后，于1933年9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所用即是庐山集训的作战原则和战术，屡屡得手。的这一“胜利”固然与红军战略战术运用不当息息相关，但国民党新战术的运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国民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国民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并且着手研究和运用。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参加过“围剿”红军战争的将领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记忆犹新，容易接受和运用这种战术去抵御外侮。国民党抗日名将关麟征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6]

二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酝酿及其初步运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将领组织东北三省抗日义勇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击战争。从事变爆发开始，“他们无日不在游击战争状态当中，……常常避实就虚，往往占领了一个城市之后，随即退出，以避免敌人援军的反攻”[7](30卷3号)。这是国民党利用游击战术抵御外侮的初步尝试。这一战斗情形在国内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传播，使得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对于游击战争产生深刻印象，并视之为在沦陷区抵御外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斗方式。1932年，朱化鲁等人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难会议上提出议案，指出东北义勇军“虽未能及时收复失地，而此伏彼起各个游击，亦足以使敌人疲于奔命，难于应付”，因此，在国难当前，“政府应扶助人民从速组织义勇军并充实其力量，为政府后盾，作长期之抵抗”[8](p190)。自此，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开始在国民党内部秘密酝酿。

前次的庐山训练“成功”地“围剿”了红军，大受鼓舞，于1934年7月再度在庐山举办更大规模的军官训练团，除了政治、精神训练外，军事训练和研究随着日军侵入的加深有所改变，“讲述范围也由于日军侵略不已，而转移至抗日战略战术”[9](p99)。在多次的秘密演讲中，主张在对日战略上采“持久战消耗战”，战术上则用“新的战术”，即采用“围剿”红军的方法，一是采取攻势防御，二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三是固守不退，四“要注重游击战术”，即“主张用各种各样的军队甚至非正式的军队来游击”。认为将来抵抗日本，“这个方法的确非常要紧，非常有价值”。[3](p800～802)由此可见，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此时已经初露端倪。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国民党内许多将领和战略家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也在认真研究应敌方略。被张其昀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学开山之祖”的蒋百里1936年专程拜访在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意欲梁漱溟“于教育中注重乡村自卫”[10](p36)。1937年初，蒋百里奉秘密视察各地防务之命，在北方再次便道访问梁漱溟，劝梁于致力乡村教育之外兼及乡村自卫，他认为“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取的”[11](p184)。中日战争一起，“中国唯有长期抵抗，利用农村基地，以民兵为主力，打广大的游击战，才能把日本拖垮”[10](p239)。5月，蒋百里又在庐山训练团驻地著书立说、上课讲学，他的《国防论》就在这一时期整理完成问世。蒋不断提示经济与军事不可脱节，必须“寓兵于农，使民有农之实，而民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总之，蒋百里抗战前的军事思想“说穿了打游击战、自卫战的秘诀”[12]。蒋百里是的军事顾问，又有在全国各地巡察的秘密使命，所以他的这些军事思想对于国民党决策层和高级将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是促使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酝酿和确定的关键力量之一。1936年4月，李宗仁第一次提出“焦土抗战”口号。次年元旦，李宗仁撰文阐述“焦土抗战”的两个涵义：一是“不惜化全国为焦土”进行抗日的政治方针和决心，二是“焦土抗战”的战略，即是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持久战，而非速决战。李认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在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7](34卷1号)。“焦土抗战”的理论出台后，受到新桂系的热烈欢迎，中共也曾表示“欢迎”、“拥护”“李宗仁先生的抗日主张”[13](p168)。新桂系更是为之推波助澜，李宗仁、白崇禧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说、函电、谈话、文告，主张以“焦土抗战”为对日国策，要求中枢坚决确定“焦土抗战”的国策。新桂系将以持久战、游击战为核心的“焦土抗战”理论提高到“国策”的高度，使之得到广泛传播，以致“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14](p681)。

总之，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已有初步酝酿，抗日游击战也稍有尝试。而这恰被目前史学界所忽视。客观而言，“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开展并非空穴来风，正是抗战前游击战术思想的存在，才奠定了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初步形成、确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三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初步形成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政机关长官、幕僚人员逐日在何应钦官邸举行各种会议，研究应敌方略。7月20日，唐生智建议“一切事体顾虑现实状况，一切事实就实际取办法”，以避免“大兵力白白牺牲”[15](95年2期)。8月8日，黄绍竑建议在河北战场采用游击战，“应令前线部队派出挺进队(每师一营)，密入敌之后方北宁路一带，扰敌侦察”[15](97年3期)。11日，黄又建议拥挤于平汉路的国民党军“宜推进至保定以西地区，以太行山为根据”，实行机动作战。[15](95年2期)

何公馆的谈话会具有决策的机能，基本采纳了这些建议。8月2日，蒋指示军委会编订抗日战术时，应注重“游击、侦查、反间”[16](p39)。20日，国府大本营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令第一战区“实行柔性之攻击”，“在前线之部队应组织便衣游击队，渡过永定河，深入平津铁路以东地区组织民众、破坏交通，以牵制敌人之运动”[15](87年1期)。大同失陷后，日军直趋包头，9月15日，蒋电令宁、青、绥部队“协同作战”，“准备各地游击”，以阻敌前进。[16](p51)

应当指出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是不重视游击战术的，军事上主要是依靠正面战场的“一线式”阵地防御战。游击战只是零星用之，而且限于平津、太原会战期间的北战场。在多山地丘陵的北战场，适宜机动游击，国民党军也有此前在江西山地与红军作战的经历。所以，1937年11月29日，致电善打硬仗的第13军军长汤恩伯：“以后作战应多用柔性游击战。避实击虚，务保持战斗持久力为要。”[16](p147)至于淞沪战场均为江河湖渍，国民党军缺乏作战经验，更缺乏在江河湖渍实行游击作战的理论。加以战争甫发，国土沦丧不多，无敌后游击的场所，国民党无法意识到此战术的重要性。故抗战初期，国民党只重视正面战场，“重视正规军，各地区仅有少数自卫军义勇军，类似游击队之组织”[17](p302)。把敌后游击战作为“国策”的决策自然难以提上议事日程。但是随着平津、晋冀和江浙等大片国土的沦丧，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迅速溃败，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中国“以劣势的装备，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于是‘全面战’与‘全体战’的论调，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而游击区(沦陷区)的如何控制，游击战的如何开展，遂亦成为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18](p626)。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在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19](p35)为顺应新情势，军委会在12月13日策定新的计划，指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20](p196)。24日，宣称，“中国军队及整个战略，最迟在两个月内，将全部改组”[21](p36～37)。

1938年1月8日，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注：关于此次会议召开的时间，白崇禧在回忆录中多次叙述为1938年，但韩信夫先生依据白回忆的矛盾推定为1937年冬天(见《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但《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第二辑有如此记述：1938年1月8日，“蒋委员长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决定变更抗战策略，改守为攻，白崇禧、阎锡山、宋哲元、陈诚等均挟策返前线指挥”。本文采此说。）在会上，白崇禧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的建议被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22](p303～304)这一决策第一次把敌后游击战作为一种抗战策略，并且系统地论述了敌后游击战的意义及其与正规战和正面战场的关系，它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汉口会议后，游击战开始在各战区逐步铺开，各战区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均能运用游击战术。1938年1月，李宗仁制定的徐州会战作战指导方针要求“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20](p106)。徐州会战的作战指导较之淞沪、太原会战机动灵活，是促成台儿庄大捷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州会战后，于6月9日发表时评：“现在战局的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域，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21](p20)21日，在与德国记者的谈话中说，“特别注重之一点，为中国决计继续抗战，无论其为疆场上之会战，抑为游击战均可”[21](p47)。在此，对抗战前途抱乐观态度，并开始把正规战与游击战相提并论，视为抗战的两种方式。可见，对游击战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游击战已被列为与正规战相等的战略地位。在同月军令部制定的“保卫武汉作战计划”中，游击战已被升格为正规军作战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该计划令第五战区“应指定八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第九战区“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方游击；深入敌后的第一、二、三战区，则“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16](p310)。

综上所述，抗战甫发，国民党军基本上是实行深沟高垒式的阵地战，各地区部队中只有少数“类似游击队之组织”和临时性的机动组织，游击战难登大雅之堂。到汉口会议后，不仅正面战场有大规模的正规部队的游击部署，而且深入敌后的游击战场初具规模，并成为牵制沦陷区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有生力量。种种迹象表明，汉口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四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正式确立与发展

武汉会战结束后，我第一、二、三、四、五、九等战区的大部或一部成为沦陷区。大量沦陷区的出现，迫使敌我双方重新研判对策。日军出于兵力的捉襟见肘，不得不暂缓攻势作战，而将精力蜷缩于所谓的“占领区”。国民政府也因久战疲惫，正面战场压力较大，不得不把视野投向众多因溃散而滞留在敌后的部队和民众。

早在1938年4月，军委会就意识到日益扩增的沦陷区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因而对沦陷区作了如下全方位的战略指导：“在失陷地区除对敌政治经济文化始终不妥协外，同时展开广大游击战，使侵入敌军只能占点占线，不能利用其军事威力发生政治势力而占有其面积，且使敌军对其所占点线之周围在军事上发生严重顾虑，不能长驱直入，以摧毁其战略上之企图。”[23]武汉失守后，于10月28日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称：“至就军事而言之，武汉在战事上之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之全面，今我在武汉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察、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备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16](p35)看来，国民政府对沦陷区处置和决策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武汉会战后，军委会相继在长沙、南岳和西安等地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对第一期作战的战略战术进行检讨，并制定了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从这些会议，尤其是11月底召开的南岳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来看，国民党已把敌后游击战放到持久作战的战略位置，实现了主战场由正面阵地防御向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转变。这标志着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已正式确立，这一思想在会后的实践中又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游击战略战术思想的正式确立。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确定了第二期抗战“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总战略。[24](p268)之后，军委会根据会议精神，制订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广泛游击战，加强对沦陷区之控制，化敌后方为前方，迫其困守据点，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之剥夺，打破其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分期整训，强化战力，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16](p149～150)。为适应战略变更，军委会特作如下之调整：1.在战术上，“决定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并重，使其能巧妙之配合”[17](p211)。2.重新划分战区，并在沦陷区设党务、政权、军事等专管机关。军委会令各战区均划分若干游击区，指派部队担任各区游击。1939年春，又变更战斗序列，将全国划分为10个战区，其中增设了深处敌后的鲁苏和冀察两个游击战区。3.轮流整训部队。宣布，南岳会议后全国部队拟分三期轮流整训，“其法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16](p176)。

(二)游击战理论研究和指导日臻成熟。国民政府对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决策完成后，国民党内部研究游击战术的风气日炽一日，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著书立说，纵谈游击战的妙法，从而推动了敌后游击战的理论研究。抗战爆发后，新桂系编撰《焦土丛刊》，蒋百里著有《新式游击战术纲要》，冯玉祥著有《抗日游击战术问答》，黄绍竑著有《游击战的理论与实际》，甚至文人政客也纷纷对游击战品头论足，例如朱家骅就发表演讲说，游击战“仅战术之一，决无专事游击，可以制胜之理”[25](p463)。为适应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加强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1939年10月，兼任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依据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组织人力编写了《游击战纲要》，颁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开展游击战的教材，为游击战的实施提供了可行依据。《纲领》共分组织、根据地、政治工作、战斗、命令等14篇。《纲领》强调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性，还突出组织民众的必要性。《纲领》的战斗篇阐述了游击战术，规定“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军后方行之；以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求达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之实力为目的。故攻坚、硬战、死守等，皆须求避免”[26](p33～34)。《纲要》全书240页，比较详尽地阐发了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和理论，规范了游击战的战术方法，成为指导国民党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也代表了国民党游击战术思想的最高水平，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三)大量培养游击干部。为了迅速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军事委员会开始有组织地对游击干部进行培养和教育。1939年2月，军委会选派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在南岳成立“游击干部训练班”，并邀请中共干部等30多人参加工作。游干班的教育训练实行政治、军事并重，课目分为精神、政治、军事训练三大类，还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授课、演说、作报告。南岳游干班从1939年2月始，共创办七期，每期三个月，毕业学员5659名。[27]其他形式的游击干部培训也相继展开。胡宗南对游击战术研究亦颇重视，“有志经营陷区，组织敌后部队，配合正规部队之作战”[28](p97)。1939年，胡宗南呈准在西安成立“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每期召集名额为1000至1500人，直至抗战结束共办12期。此外，胡宗南还大量收容苏鲁皖各沦陷区的流亡青年，以后又成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第四团、将校班、西北干部训练团、青年劳动营，“受训青年逾十万人”[29](p15)。为加强对深远敌后根据地的领导，为敌后培养游击干部，中央军校特设立军校驻苏、鲁、冀三个干训班，分别招训苏、鲁、冀各省境内之青年军官及学生，培养战地游击部队所需干部。国民党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出大量游击干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返回敌后战场，成为领导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从而推动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

综上所述，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有一个酝酿、初步形成、正式确立和发展的过程，甚至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因此，探寻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不能绝源断流。这一成长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亦非信手拈来，而是抗战爆发前后国民党所面临的军事困境使然。这一情形必然使其成长过程呈现被动与非前瞻的双重特色，应急性与实用性的功利目的昭然若揭。因此，其理论的坚实程度自不待言，不可高估。况且，理论与实践的相脱离素来是国民党施令的致命伤，即便是提上决策会议的大事亦正如所云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30](p444)。这也正是国民党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日趋没落乃至过早消亡的症结之所在。另外，从主观因素考察，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离不开国民党党外势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建议、帮助、推动与影响。可以说，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受教于中共，但又远远落后于中共，二者不可同日而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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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原则范文篇7

革命战争年代，、、等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存在许多亡国的议论，速胜论也有一定市场。对于在抗战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年11月，他从敌后回到延安，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抨击了“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的亡国论和急性病者的速胜论；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论述了实行持久战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第一，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是由敌我双方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我们是异常弱小的。从总体上看，“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敌人利用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及军事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而我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过去长期内战，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从经济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日中遭遇到不少困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武器低劣于敌人。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于国门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二，认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其原因有：①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斗争中必然会消长。彭说：在中国的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我们的力量会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②在抗战中，中国有一系列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利因素。他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体说来，在政治上，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在经济上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只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在军事上，能通过改良军工企业，争取外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在国际关系上，我国是得道多助，“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和缺点。在政治上，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工商业必然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的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广大劳动群众、士兵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因而，日本在持久战中，不但不会团结和增长自己的力量，而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因此，“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失道寡助。“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其国际地位会每况愈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三，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要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努力。“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这种努力是要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

及其他同志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思想，为所重视和吸收。半年后，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从此，持久战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科学指导思想。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军事战略统一战线。利用同国民党官兵接触的机会，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以及其他战略战术。1938年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的有国共两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通过了所作的关于作战纲领的报告。这是彭在山西战场协调与友军作战，力争发挥联盟作战力量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另一方面，在协调与友军对敌作战、用战略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的同时，还要用一定的技术力量与友军的反共倾向斗争，以求得与友军的战略联盟。抗日战争中，发动了多次磨擦，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八路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促使国民党保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维护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战略联盟，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大作用。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是根据地建设思想发展与完善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论述根据地建设问题。如《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其二是他直接领导了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也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认为，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这就是说他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是他的持久抗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积极防御战略及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日军

指出：“防御是目的，进攻是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说的就是采取战斗上的进攻手段以消灭敌人达到战略上的防御目的，以保存自己。消极防御又叫单纯防御、专守防御、片面防御，是只防不攻，为防而防，把攻和防绝对分割开来。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用积极防御对付强大敌人，是战略和战争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进攻，等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这就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是他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广大官兵抗战是积极的，但仍然丢掉了大片国土，可谓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分析说：“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中重要的原因和弱点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消极防御，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死打硬拼。对此，一针见血地批评：“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领导八路军执行了积极防御战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游击战争本来是一个战术问题，但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的决定，它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之一。对此作过许多深入分析。抗战时期，他进一步强调：“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后期，即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有人批评等八路军领导人，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是错误的，是与中央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相违背的。等人被迫作了检讨。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着重谈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谈的是“运动游击战”。（注：《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注：《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任弼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注：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亦谈了“游击与运动要配合”。可见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不尽一致。由于出兵在即，认识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到10月8日，华北军分会(由来德、、任弼时等人组成)在太原《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亦称训令)，其中有以“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等提法，后来即被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注：参看田玄，《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分析》，李树泉，《及华北军分会抗战初期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同中央的争论》，(1998年学术会议)。）其一，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策略方针，既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日军而言的，也是针对阴谋“借刀杀人”的这个“友军”而提的，并不是针对八路军将领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而说的。其二，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含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诸多内容，与“运动游击战”并不矛盾，决无把“运动战”排斥在外的意思。本人前前后后也多次同时提到“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注：，《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1938年7月16日。）其三，无论是华北军分会《训令》发出之前还是之后，八路军将领、任弼时、、、等都一直在使用“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这两个概念，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注：，《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可见，在当时，这类提法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能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就讲过军分会指示的方针与中央方针并无不一致。后来也无人指责其他人，单单指责是不公道的。其四，曾经有人把的“运动游击战”与王明的错误联系起来，实际也是不确切的。王明1937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批评了的八路军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战略。这是错误的。在会议上对王明的错误没有表态，可见认识模糊，他讲了“八路军在战略上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而这段话与他在洛川会议上讲的基本相同，与提的方针基本一致，不能说是赞同王明的观点。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似乎王明的主张与等人的“运动游击战”是相近，有人以此作为与王明错误有联系的依据。其实王明是针对全国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在内而谈的，并没有错。这正是在1月13日发表的《时局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的观点，在5月的《论持久战》中也是这样说的。王明在此处(不是指其整个讲话)的缺点是没有讲清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其五，等的“运动游击战”观点，在抗战初期与的“山地游击战”观点，主要是表现为对游击战战略地位认识上的一些差异。站在高山之巅，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把游击战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着重地提出来，解决了弱小的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防备那个阴险的友军，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重大命运问题。而作为前线将领的等人，想利用运动战的方式，在出师之际就消灭一些敌人以振奋民族精神，树立我军威信，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也有平型关战斗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在具体的战斗中不能排除运动战这一方式。所以，当初他们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没有那样认识深刻，可以说是站在山坡上看问题，但他们绝无不同意或反对游击战的意思。也吸收了军事将领们的意见，在《论持久战》中把我军作战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00页。）

“华北军分会指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1937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这一点：“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毛这里不是指战略方针，而是另有所指的，读者可看一书。（注：《功盖千秋的彭大将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庐山会议后也说过：“军分会指示”是别人起草的，发表时他不在总部；回来后看了，没有反对，自己也有责任。（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这是一种自我批评，不能证明当时毛批评的就是他。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与》仍沿袭他人(如《传》)旧说，说彭“赞同”王明观点，又没有提及太原军分会的指示引起的争论，（注：《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重印，第224页。）说明对这一学术动态掌握不够及时。其实，的看法早在四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评毛的那些观点；后来又把军分会指示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来批判彭，多有不确之处。

三、在正确抗日战略指导下的战术原则

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要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对此，早在1936年就向斯诺谈过，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在抗战初期，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认为“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战争“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这显然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紧接着他就强调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和依靠群众。事实上，战争实践证明，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不了敌后游击战争。原因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也是游击战争存在的基础。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争取农民群众的援助和参加。而别的党派和军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共产党才愿意并能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进行深刻的、广泛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履行在宣传时所给予农民的诺言”（注：《军事论文选》(内部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第34、35页。）。所以认为，要成功地运用游击战术这一法宝战胜敌人，第一，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第三，必须遵守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把游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归纳为十点（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这十个主要原则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战斗之前的决策原则。正确的战斗决策是游击队进行成功的游击战的前提。指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游击队要打胜利之仗，在决策之际选择目标方面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环节”。而且，“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总之，选择弱敌，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是游击战斗展开行动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则，是能否胜利的关键。

第二，作战之中的流动性原则。游击队在实际的作战中必须具有最大的游击性，即弹性、流动性，坚持在无固定的流动战线上的速战速决的灵活的进攻的奇袭战术。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敌人有进行长期阵地战的一切条件，而游击队没有。因此，游击队所采取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斗。对此，指出：“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在作战战线上，“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在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击战中，游击队“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即声东击西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游击的特长，消耗和歼灭敌人。同时，必须是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的行动要神出鬼没，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第三，瓦解民团和利用群众条件的原则。认为，我军必须开展瓦解民团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游击队由于同群众关系融洽，军民一家，在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游击队都无不知晓。这是指导游击战胜利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些根据红军游击战所总结出来的主要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挥。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强大敌军打大仗、硬仗的条件和力量，因此，力避与敌主力交战，以“专击小敌为上策”。（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常常采用“长驱直入、多路围攻”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进行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始终坚持避敌主力、只打弱敌的原则，在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中，、根据敌人使用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领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进而摧毁根据地的情况，采取持久的小股游击战和以主力相机歼敌的战法。八路军避敌锋芒，退出一些城镇，以小部分部队阻击、伏击日军，结集主力对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袭击和围困一股一股弱小的敌人。此次反“扫荡”由于执行了游击战的正确战术，八路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太行山区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游击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袭击，其特点是出敌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为袭击、伏击、破击、袭扰等战法。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交通线、后方兵站、机场之敌等。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命令八路军679团夜袭日军代县阳明堡机场，使敌人机毁人亡。伏击是指挥八路军歼灭运动之敌的重要作战手段。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初战告捷，政治意义很大；从军事上看，歼敌1000多，战绩很大，但由阵地伏击战转为运动战，与敌拼刺刀，我军伤亡600余人，是此战难以避免的缺点(因敌军非常骄顽)。1938年9月，日寇沿汾离公路西进，占领沿途县城、要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命令115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分别在沿汾离公路的吴城之薛公岭附近、油房坪附近和王家池附近三次伏击敌人，歼敌1000多人，粉碎了敌人企图。

1940年8月至12月，组织了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大军在华北五千里战线上对日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即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交通总破击，重点是扒毁正太路；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扩大战果，继续破击交通线，重点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根据地的敌伪据点；第三阶段是反“扫荡”作战。战役毙、伤、俘日伪军44000余人，破坏铁路950里、公路3000里、交通设施260多处，等等，我军伤亡亦达1.7万余人。给敌人以巨大打击，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振奋了抗日精神。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人批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中更成了的“罪行”。从参战人数、时间、地域、战果来说，此战是“大”的；当时叫“大战”，也有宣传上扩大声势的意思。实际上，它是由很多小的分散的破击、袭击战斗组成的，每一次战斗中投入的兵力并不多；平均每一华里40人，除了开战第一天，其他不是同一时间出动的，先后战了3个多月。其中最大的一场“恶仗”是调动八路军3个团围攻占据武乡县关家垴高地的600日军，敌人大部被歼，我军伤亡很大。此战确是阵地攻坚战，蛮干、拼消耗，不值得；受人非议，彭也接受。（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207-229页。）从总的来说，百团大战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破击战，所以《自传》把它改称为“大破袭战役”。

对抗日的运动战、阵地战的战术，也有一些论述，比如，诱敌深入、敌进我进、与敌周旋、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纵深的据点式的立体的阵地防御、避免攻坚与死守等等，没有固定不变的战术，要灵活运用。这对于我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抗日都是有重要作用的，但八路军大量的战斗都是游击战，所以他对运动战、阵地战战术的论述在这个时期要少得多。

游击战原则范文篇8

当然，规模的大小总是相对的。最小的汽车公司（如美国汽车公司），也要比最大的剃须刀公司（如吉列公司）大得多。但是，美国汽车公司应开展一场游击战，而吉列应进行的，则是一场防御战。可是，比你自己的规模的大小更重要的事情，是要看你的竞争对手的规模如何。市场营销战的关键是要按照竞争对手的状况，而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你所应采取的策略。

1．游击战原则

（1）游击战原则之一：在市场上寻找一小块你足以防御的市场部分。这种“小”，可以是地理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数量意义上的，还可以是其它一些大公司难以进攻的方面。进行游击战并不能改变市场营销战当中的数学和哲学（大公司依然压倒小公司），只是一场游击战总是要求减小战争的规模，以便在力量上取得一种相对的优势。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即尽量使自己变成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

同样，地理上的细分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传统方法。在一些城市或小镇上，你总能发现一些百货商店、餐馆、旅馆，它们的规模要比希尔斯(Sears)、麦当劳和假日旅店在当地的分店大。且地方的企业可以根据地方的习惯来提供一些适宜的商品、食物和服务。

这倒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几乎每一个地方企业都可以自动地做到这一点，真正的要点是，那些想要获得成功的游击者，必须在其它情况下，如市场部分的划分是十分清楚的状况下，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思想方式。

例如，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正在汽车行业中，进行一场高价格的游击战。它们在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汽车市场上取得了优势。事实上，它们已经拥有这一市场，没有人想在这里与罗尔斯——罗伊斯竞争。因为一方面，现存的市场太小，另一方面则是罗尔斯——罗伊斯至少要在竞争的开始阶段战胜巨大的优势，数学意义上的优势如今正站在罗尔斯——罗伊斯的一边。

你曾听说过一个名叫幻想计算机(Computer-vision)的计算机公司吗？他们在CAD工作台方面，甚至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还要强大，这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略，即集中在一个能挡得住行业领导者进攻的小的市场部分或方面。例如，在计算机CAD方面，幻想计算机公司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相比，其市场份额是21∶19。这一现状应是幻想计算机公司的管理人员最为关心的事情，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它保持下去。如果游击战开始在自己的地盘内吃败仗，那么这场战争将会很快地输掉。与其它事情相比，游击战更需要取得市场领导者的信任，哪怕这一市场再小，也是如此。

在某些方面，游击战与侧翼战看起来有些相似。你可能会说，罗尔斯——罗伊斯就是一个在高价方面展开进攻的侧翼进攻者。其实，在侧翼战和游击战之间，是有着重大的差异的。一场侧翼进攻战的发动，大多故意地接近领导者的阵地，其目标就是逐渐榨取或肢解领导者的市场份额。梅塞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就是一个针对着卡迪拉克(Cadillac)的高价侧翼进攻者，它成功地从通用汽车公司的领地内抢走了一些生意，使得卡迪拉克不得不推出塞维尔(Seville)，以防御客观存在的地盘。但罗尔斯——罗伊斯所发动的，则是一场真正的游击战。从字面上来理解，罗尔斯——罗伊斯可能从其它别处抢走了一些生意，但它的战略设计并非是要夺取某个竞争者的阵地。罗尔斯——罗伊斯的经销商可能从另一个汽车经销商那里抢来了一些生产，但也可能是从一个市政债券商或一个珠宝商店那里抢来的。

至于游击战到底应在多么小的市场上展开，则是需要你来判断的地方。一般来说，要尽量挑选那些能足以使你成为其领导者的小的市场部分。可是，现实中的倾向则刚好相反，人们总是试图去攫取一个尽可能大的市场，这实在是一个错误。

你难得看到有什么公司会因其市场收缩得太小而衰败了，相反，你却经常能看到有些公司由于其过度的扩张——在太大的地域内、在太多的市场中推出了太多的商品，而最终分崩离析！当然，有时候对一个游击者来说，改变其战略去进行某一侧翼的进攻，可能确实是一大诱惑。换言之，即诱导它试图通过逼近行业领导者并夺取它的阵地，来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例如，为什么罗尔斯——罗伊斯就不应该推出一种更便宜的汽车，并从卡迪拉克、梅塞德斯——奔驰，以及IBM那里抢来一些生意呢？其实，关键的问题在于资源。游击者能拥有对付强大的竞争者所必需的人力财力资源吗？有时候也许会有，但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为了同一个大的团体相较量，游击者有时忘掉了他们必须因此而放弃他们的游击阵地，进入到一个开阔的地带中去。

那么，为什么游击者就不能二者兼顾，既保持其游击阵地，同时又发起侧翼进攻呢？为什么罗尔斯——罗伊斯就不能在继续销售其价值15万美元的汽车在同时，也销售价值5万美元的小汽车，以向梅塞德斯的顾客发起一场侧翼进攻呢？对这一思考方式，我们称之为“货色扩张陷阱”。一个品牌不能同时承担起两种不同的观念！低成本的罗尔斯——罗伊斯必将削弱它在高价产品市场中的地位，且经常地，低价的产品也卖不出去。试想谁会愿意买一辆便宜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呢？这不仅是理论上如此，实践中也同样是如此。在30年代，派卡德公司(Pacrard)推出了一种低价形象的高价汽车派卡德·克里帕(PacrsardClipper)，结果，便宜的克里帕汽车卖掉了，而高价的汽车则卖不掉。是派卡德商标从汽车行业中消失的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集中也是二者不能兼顾的原因之一。从它的属性来看，游击战总是从有限的力量开始发展起来的。因此，为了生存下去，游击者必须坚定不移地抵制扩展的诱惑，因为那样只能带来灾难。

（2）游击战原则之二：不管你多么成功，但永远也不要像领导企业那样行事。对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来说，它为其董事长订购第一辆卡迪拉克大型高级轿车的日子，也即是这一公司将走下坡路的开始。

大多数开展游击战的公司都很幸运，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没进过哈佛商学院，没有学过怎样像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力公司，以及通用动力公司等那样来开展其市场营销活动。当然这并不是说，世上的商学院就从来都没有培养出来过优秀的领导人员，相反，它们培养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与那些运用于《幸福》500家以上的大企业的战略战术，是截然相反的！成功的游击者的经营要依赖于一个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一个不同的时间表！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大公司是怎样运转的吧。最典型的是，一般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雇员是用来为另一些雇员提供服务的，公司只有一小部分的力量是直接对外的。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地与其敌人，也即竞争对手作战的！而有些雇员在公司中干了多年，却从来没有会过一个顾客，没有见到过一个竞争对手的人员，这些人就是美国企业中的“厨师和理发师”。

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应该消除这一弱点，使其在“火线”上的人员所占的比例尽可能地高一些。它应该抵制这些诱惑，如：描绘出正规的组织结构图、职业说明书、经历状况，以及其它一些繁琐的组织程序，而应尽其可能地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作战人员，而不是职员。况且，简洁的组织结构不仅仅只是把其力量更多地投入到战斗中去的一个策略，它也能有效提高游击者对市场上所发生的变化的反应速度。“杰克应该是敏捷的，杰克应该是迅速的”，这一古老的格言，是对那些想建立起强大的游击阵地的杰克们的最好的忠告。

另外，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还可以在决策的迅速制定上，因其规模较小而获得优势。这一点在它与一个大的全国性的公司（它的迅速决策即意味着用6个星期的工作来取代平时6个月的工作）展开竞争时，可望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3）游击战原则之三：一旦被注意，就要准备着撤离。一个撤退了的公司还可以在某一天再次出现并展开战斗！

这一忠告是由切·格瓦拉提出来的。如果战斗转为不利于你，那么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一个阵地或某一产品。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不应将资源浪费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它应该迅速地放弃掉它，转移到其它地方去，这也就是机动灵活性的优势所在，是一个简单的组织结构真正得到报偿的地方：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无须经受大公司所常遇到的那种内部摩擦或压力，就可以开辟一些新的战场。

较少的领导和职员，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利的条件。如果你是公司拉丁美洲业务部的执行副经理，那么，当公司试图放弃拉丁美洲的市场时，你必然会竭尽全力地去争斗，以保住你自己的位置。在一个大公司中，许多内部的争斗在事情本身开始改变之前，就已经展开了。而一个小公司则可以没有丝毫内部的动荡就改变它的状况。

在另一方面，撤离的反面就是攻入。当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时，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应该利用其灵活性，迅速地进入这一市场。在一个小公司中，一个人的灵感有时就足以推出一种新产品；而在一个大公司中，一个同样的设想可能会在会议桌上被埋没几个月。鞋类进口商罗伯特·盖蒙因其在散步或打网球时，不知道怎样处置它的钥匙，而引起了口袋上的变革。因为这一下便使盖蒙先生推出了康加罗——一种在其一侧带有拉链小口袋的运动鞋。这使它的销售额迅速地上升了，一年可达7500万美元。

有时候，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公司可以进入并接管被某一全国性品牌因种种原因而放弃掉的阵地。当这一市场仍然存在时，一个游击者经常能迅速地进入，填补这一真空。当来利食品公司（Nalley’sFoods）发现卡夫公司(Kraft)正在减少供应它的人造蛋黄酱时，来利在9天之间就迅速地推出了它自己的一种与之相类的产品，国际橡胶公司(InternationalRubber)——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一个小公司，现在正在生产市场上最贵的辐式轮胎，并通过那些同米奇林公司（Michelin）放弃其“每个城镇都有经销商”的特许经营系统而被激怒了的、高质量的经销人员，来销售它的产品。

2．游击战类型

（1）地域游击战。几乎任何一个全国性的产品或服务，都有可能在某一地域内被攻破，这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术。《商业周刊》、《幸福》和《福布斯》等，都是强大的全国发行的商业杂志。如果你再想发行一种全国性的商业杂志，那将是极其困难的，代价也必然十分高昂，说不定成百万美元投进去了，成功的希望依然很渺茫。但是，转过来看看，你会发现城市性商业杂志却还在迅速的发展中。当地区商业杂志协会于1979年刚刚成立时，它只有19种刊物，5年以后，它所发行的刊物已达88种之多且发行量颇为可观。拥有8种极低的美国城市商业杂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米曷尔·K·鲁索说，他每种周刊的发行额差不多能达到75万美元。

克雷恩的芝加哥商业周刊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游击战案例。它是由克雷恩通讯社在1978年创刊发行的。这一周刊花了3年时间才打进黑人读者中去。如今，克雷恩的芝加哥商业周刊有千万家订户，其续订率惊人地高达75%，税前边际利润据说是在25%到30%之间。当然，千万份的发行量如果同商业周刊的80万份发行量比较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商业周刊》这一大型的全国性杂志，在芝加哥地区的订户，也不过只有3.6万家，因此，克雷恩的商业周刊至少在芝加哥地区是胜于《商业周刊》的。

但是要注意，游击战并不能改变市场营销战中的数学哲学，相反，一个游击者应尽量缩小战争的规模，以取得某种相对的力量优势。几乎任何行业都足以用来说明有关游击战的经营观念。就拿银行业来说吧，你几乎在每一个城市或地区都可以发现一些小银行的存在，且它们一定知道怎样去和大银行展开竞争。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Manhattan)和花旗银行(Citibank)在金融领域城中居于优势地位。但是，一些小的银行通过游击战战术的运用，在各自的区域内干得非常漂亮。其关键是以其声誉作为开端，再不断加强其地方特色。联合泽西银行(UnitedJersey)和长岛信托公司(LongIslandTrust)等都表明了这一点。

同样，许多游击战式的经营方式也已进入了航空业。其中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有一些因试图扩充其经营规模而失败了。人民捷运公司(PEOPLExpress)开始以低收入顾客为其目标展开了它的游击进攻，后来，它购买了许多飞机，并开辟了许多新的航线，最根本的是，它以放弃最初助它起飞的机动灵活性为代价，从游击战转为侧翼战。由于它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与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以及达尔塔航空公司展开竞争，因此，它的未来肯定是黯淡的。

（2）顾客游击战。另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战术是吸引一部分特殊的顾客——他们是按一些特定的因素，如年龄、收入、职业等划分出来的。

一种名为《有限公司》的杂志即代表了这种典型的顾客游击战。这一最早面对小企业主的全国性杂志，自从它于1979年发行以来，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它发行的第一年，就接了价值约600万美元的648页的广告生产，这是迄今为止杂志发行史上最为成功的第一份那些全国性的商业杂志，并不像它们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商业周刊”，在真正意义上，它们应被称之为“大商业周刊”，因为即使它的发行状况良好，达到100万份，相对于美国500万家的公司来说，它的订阅率还是很小的。于是，《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出现在小业主市场上的开拓性刊物。有些游击战是把区域细分和顾客细分结合起来运用的。《大街》杂志——另一取得较大市场营销成功的公司，其发行对象只是曼哈顿岛上高收入的阶层。

（3）行业游击战。另一种典型的游击战略是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行业中。如今，在计算机行业中，这一战略正以“垂直营销方式”而为人们所熟知。例如，有些计算机公司先选定一个行业，如广告业、银行业、或商业印刷业等，然后专门设计一些计算机系统，来解决那些只会在这一行业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这些系统既包括这一行业中所需的特殊的硬件，也包括一些特殊的软件。

加利福尼亚州的特瑞德系统公司设计了一种计算机系统，用来处理汽车零部件批发商所遇到的复杂的存货问题（一个典型的批发商要备有2万多种零部件）。现在，特瑞德每年所获的收益超过了100万美元，这对一个游击者来说，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了。

行业游击者成功的关键，是要专而深，而忌广而浅。当一个行业游击者开始把它的产品零卖给其它行业时，可以预料它很快就会出现麻烦了。

（4）产品游击战。许多游击者通过某种单一的产品，集中在一些小的市场上而赚了不少钱。虽然它们的销售额从来也没有大到能够引诱同行业中较大公司的程度。例如，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汽车公司每年卖掉10万辆以上的吉普车，在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有什么必要来生产一种吉普车式的产品，并每年销它一个三、四万辆呢？

不幸的是，美国汽车公司的战略思想却不似通用汽车公司这种通达。美国汽车公司在吉普车上赚的钱，统统被扔到同盟者、印考斯以及其它一些专门与雪佛莱竞争的轿车本身上了。而在美国汽车公司生产的小汽车里，最为成功的是那种四轮轿车，体型、驾驶室都是吉普车的鹰牌轿车。换言之，即是它充分发挥了它的吉普车方面的优势的产品。

另一个运用单一产品作战的游击者，是唐德默计算机公司。它生产的一种计算机在处理过程中出了差错都没有什么关系，故称之为“不停顿”系统。在这种计算机中，有两个处理系统，因此，即使有一个出了错，另一个仍可以继续运行。

（5）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战。在今天普遍较富裕的社会中，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市场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游击者，其中，斯太威钢琴、精工手表，以及脆斯来特食品加工机，即是著名的三例。

价值250美元的脆斯来特是一种典型的以高价来取代高销售量的战略，其价格4倍于其所花费的成本，但脆斯来特有足以为这种价差辩护的特色和新发明。

有些潜在的以高收入消费者为目标的游击者，正在犹豫着是否加入这一市场，他们担心他们所设计的品牌名称不具有神秘性，因而不能捍卫他们所要订的高价。因此，它们退让了，而以低价推出了他们的产品，有时，为了与此相适应，他们不惜降低质量、减少其特色。结果，这些新产品从来没有产生过神秘性，也从来没有达到过他们希望的高销量。实际上，他们在这里正好颠倒了因果。神秘性不是创造高需求或高销量的原因，高价格和高技师才是产生神秘性的原因，而这才能进一步创造出大量的需求来。因为高价格在分销系统中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嘿，看，那种产品怎么那么贵”，消费者不自觉地会想，然后，他们就会问个为什么，这自然会给你创造出一些机会来，让你向消费者解释这一产品订高价的缘由。这必然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有利于扩大产品的销售。

但是，在利用这一策略时，你必须是第一个占据高收入消费者市场的，否则，除非你具有无限的资源（而这几乎是游击者从来都没有的），在脆斯来特之前，就没有人卖过价格250万美元的食品加工机。

成为一个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者，可以给你赢来信任，并增添你的勇气。人们会相信你以后的变革，并鼓励你推出那些还未出名的产品。那些潜在的准备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游击者经常试图在产品名称方面也进行退让。因为它们打算订一个很高的价格，因此，它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有一定名声的品牌来作其保证。这是“产品扩张陷阱”的另一种类型，是对一个公司获得成功的经常性的威胁。一种产品名称不能同时支持两种不同类型的战略！

在高收入消费者市场上，存在巨大的机会。但它并不只限于那些价值10万美金的赛车或1万美元的手表，真正的机会是那些高收入消费者所使用的日常用品。如果问“有多少人能买得起一辆‘福拉瑞’”，可以肯定人数不会太多；但若问有多少人能买得起5美元一磅的盐（是其正规价格的20倍），几乎人人都能答买得起。当然，这并不是要你去卖5美元一磅的盐，而是让你寻找某些办法，从而使这些盐能够值得这一价格。

（6）建立同盟军。在许多行业中，建立同盟是一个普遍的战略，特别是那些优势的竞争者，它们常常是由一群地方游击者所构成的。其典型的模式即是那种特许经营者，它企图在统一名称、分别占有和控制的条件下，建立起一种全国性的连锁系统。这种战略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实施，而自上往下式或自下往上式。

自上往下式的组织常生产某种统一的“包装”，并把它供应地方经营者，让其开展经营。麦当劳快餐店、假日旅馆以及可口可乐都是一些典型的代表。换句话说，即是你发展某种观念，然后招蓦一支游击部队，让他们来把它具体地加以实施。

更为积极的方式是自下往上式的组织方式。因为自下往上的经营可以用更少的资源来开始，因此，它常常会带来惊人的成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1世纪公司（Century21）。该公司吸收那些现存的房地产经纪人到这一全国性的集团里来，让他们在这里交换其情报和信息。21世纪公司的战略思想特别高明，因为在这一行业中，那些买卖房子的顾客，经常要从一个地区的不动产人这里，迁徒到另一个不动产人的地区去。

游击战原则范文篇9

关键词：持久战/游击战/太原军分会指示/运动游击战/游击战术/百团大战

正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十分怀念那些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无数中华儿女，更有多少湘籍人物。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是我们湘籍人物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笔者曾在纪念彭总诞生100周年的时候编撰过《军事思想研究》一书和相关的几篇学术论文。所以，本文不想全面介绍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斗和巨大贡献，而只谈谈他抗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中国抗日战争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革命战争年代，、、等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存在许多亡国的议论，速胜论也有一定市场。对于在抗战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年11月，他从敌后回到延安，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抨击了“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的亡国论和急性病者的速胜论；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论述了实行持久战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第一，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是由敌我双方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我们是异常弱小的。从总体上看，“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敌人利用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及军事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而我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过去长期内战，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从经济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日中遭遇到不少困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武器低劣于敌人。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于国门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二，认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其原因有：①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斗争中必然会消长。彭说：在中国的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我们的力量会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②在抗战中，中国有一系列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利因素。他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体说来，在政治上，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在经济上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只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在军事上，能通过改良军工企业，争取外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在国际关系上，我国是得道多助，“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和缺点。在政治上，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工商业必然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的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广大劳动群众、士兵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因而，日本在持久战中，不但不会团结和增长自己的力量，而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因此，“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失道寡助。“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其国际地位会每况愈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三，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要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努力。“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这种努力是要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

及其他同志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思想，为所重视和吸收。半年后，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从此，持久战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科学指导思想。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军事战略统一战线。利用同国民党官兵接触的机会，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以及其他战略战术。1938年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的有国共两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通过了所作的关于作战纲领的报告。这是彭在山西战场协调与友军作战，力争发挥联盟作战力量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另一方面，在协调与友军对敌作战、用战略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的同时，还要用一定的技术力量与友军的反共倾向斗争，以求得与友军的战略联盟。抗日战争中，发动了多次磨擦，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八路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促使国民党保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维护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战略联盟，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大作用。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是根据地建设思想发展与完善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论述根据地建设问题。如《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其二是他直接领导了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也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认为，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这就是说他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是他的持久抗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积极防御战略及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日军

指出：“防御是目的，进攻是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说的就是采取战斗上的进攻手段以消灭敌人达到战略上的防御目的，以保存自己。消极防御又叫单纯防御、专守防御、片面防御，是只防不攻，为防而防，把攻和防绝对分割开来。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用积极防御对付强大敌人，是战略和战争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进攻，等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这就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是他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广大官兵抗战是积极的，但仍然丢掉了大片国土，可谓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分析说：“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中重要的原因和弱点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消极防御，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死打硬拼。对此，一针见血地批评：“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领导八路军执行了积极防御战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游击战争本来是一个战术问题，但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的决定，它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之一。对此作过许多深入分析。抗战时期，他进一步强调：“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后期，即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有人批评等八路军领导人，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是错误的，是与中央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相违背的。等人被迫作了检讨。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着重谈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谈的是“运动游击战”。（注：《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注：《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任弼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注：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亦谈了“游击与运动要配合”。可见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不尽一致。由于出兵在即，认识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到10月8日，华北军分会(由来德、、任弼时等人组成)在太原《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亦称训令)，其中有以“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等提法，后来即被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注：参看田玄，《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分析》，李树泉，《及华北军分会抗战初期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同中央的争论》，(1998年学术会议)。）其一，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策略方针，既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日军而言的，也是针对阴谋“借刀杀人”的这个“友军”而提的，并不是针对八路军将领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而说的。其二，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含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诸多内容，与“运动游击战”并不矛盾，决无把“运动战”排斥在外的意思。本人前前后后也多次同时提到“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注：，《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1938年7月16日。）其三，无论是华北军分会《训令》发出之前还是之后，八路军将领、任弼时、、、等都一直在使用“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这两个概念，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注：，《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可见，在当时，这类提法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能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就讲过军分会指示的方针与中央方针并无不一致。后来也无人指责其他人，单单指责是不公道的。其四，曾经有人把的“运动游击战”与王明的错误联系起来，实际也是不确切的。王明1937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批评了的八路军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战略。这是错误的。在会议上对王明的错误没有表态，可见认识模糊，他讲了“八路军在战略上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而这段话与他在洛川会议上讲的基本相同，与提的方针基本一致，不能说是赞同王明的观点。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似乎王明的主张与等人的“运动游击战”是相近，有人以此作为与王明错误有联系的依据。其实王明是针对全国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在内而谈的，并没有错。这正是在1月13日发表的《时局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的观点，在5月的《论持久战》中也是这样说的。王明在此处(不是指其整个讲话)的缺点是没有讲清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其五，等的“运动游击战”观点，在抗战初期与的“山地游击战”观点，主要是表现为对游击战战略地位认识上的一些差异。站在高山之巅，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把游击战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着重地提出来，解决了弱小的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防备那个阴险的友军，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重大命运问题。而作为前线将领的等人，想利用运动战的方式，在出师之际就消灭一些敌人以振奋民族精神，树立我军威信，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也有平型关战斗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在具体的战斗中不能排除运动战这一方式。所以，当初他们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没有那样认识深刻，可以说是站在山坡上看问题，但他们绝无不同意或反对游击战的意思。也吸收了军事将领们的意见，在《论持久战》中把我军作战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00页。）

“华北军分会指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1937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这一点：“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毛这里不是指战略方针，而是另有所指的，读者可看一书。（注：《功盖千秋的彭大将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庐山会议后也说过：“军分会指示”是别人起草的，发表时他不在总部；回来后看了，没有反对，自己也有责任。（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这是一种自我批评，不能证明当时毛批评的就是他。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与》仍沿袭他人(如《传》)旧说，说彭“赞同”王明观点，又没有提及太原军分会的指示引起的争论，（注：《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重印，第224页。）说明对这一学术动态掌握不够及时。其实，的看法早在四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评毛的那些观点；后来又把军分会指示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来批判彭，多有不确之处。

三、在正确抗日战略指导下的战术原则

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要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对此，早在1936年就向斯诺谈过，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在抗战初期，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认为“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战争“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这显然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紧接着他就强调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和依靠群众。事实上，战争实践证明，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不了敌后游击战争。原因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也是游击战争存在的基础。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争取农民群众的援助和参加。而别的党派和军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共产党才愿意并能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进行深刻的、广泛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履行在宣传时所给予农民的诺言”（注：《军事论文选》(内部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第34、35页。）。所以认为，要成功地运用游击战术这一法宝战胜敌人，第一，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第三，必须遵守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把游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归纳为十点（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这十个主要原则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战斗之前的决策原则。正确的战斗决策是游击队进行成功的游击战的前提。指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游击队要打胜利之仗，在决策之际选择目标方面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环节”。而且，“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总之，选择弱敌，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是游击战斗展开行动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则，是能否胜利的关键。

第二，作战之中的流动性原则。游击队在实际的作战中必须具有最大的游击性，即弹性、流动性，坚持在无固定的流动战线上的速战速决的灵活的进攻的奇袭战术。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敌人有进行长期阵地战的一切条件，而游击队没有。因此，游击队所采取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斗。对此，指出：“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在作战战线上，“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在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击战中，游击队“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即声东击西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游击的特长，消耗和歼灭敌人。同时，必须是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的行动要神出鬼没，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第三，瓦解民团和利用群众条件的原则。认为，我军必须开展瓦解民团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游击队由于同群众关系融洽，军民一家，在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游击队都无不知晓。这是指导游击战胜利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些根据红军游击战所总结出来的主要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挥。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强大敌军打大仗、硬仗的条件和力量，因此，力避与敌主力交战，以“专击小敌为上策”。（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常常采用“长驱直入、多路围攻”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进行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始终坚持避敌主力、只打弱敌的原则，在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中，、根据敌人使用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领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进而摧毁根据地的情况，采取持久的小股游击战和以主力相机歼敌的战法。八路军避敌锋芒，退出一些城镇，以小部分部队阻击、伏击日军，结集主力对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袭击和围困一股一股弱小的敌人。此次反“扫荡”由于执行了游击战的正确战术，八路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太行山区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游击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袭击，其特点是出敌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为袭击、伏击、破击、袭扰等战法。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交通线、后方兵站、机场之敌等。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命令八路军679团夜袭日军代县阳明堡机场，使敌人机毁人亡。伏击是指挥八路军歼灭运动之敌的重要作战手段。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初战告捷，政治意义很大；从军事上看，歼敌1000多，战绩很大，但由阵地伏击战转为运动战，与敌拼刺刀，我军伤亡600余人，是此战难以避免的缺点(因敌军非常骄顽)。1938年9月，日寇沿汾离公路西进，占领沿途县城、要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命令115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分别在沿汾离公路的吴城之薛公岭附近、油房坪附近和王家池附近三次伏击敌人，歼敌1000多人，粉碎了敌人企图。

游击战原则范文篇10

关键词：持久战/游击战/太原军分会指示/运动游击战/游击战术/百团大战

正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十分怀念那些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无数中华儿女，更有多少湘籍人物。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是我们湘籍人物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笔者曾在纪念彭总诞生100周年的时候编撰过《军事思想研究》一书和相关的几篇学术论文。所以，本文不想全面介绍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斗和巨大贡献，而只谈谈他抗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中国抗日战争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革命战争年代，、、等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存在许多亡国的议论，速胜论也有一定市场。对于在抗战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年11月，他从敌后回到延安，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抨击了“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的亡国论和急性病者的速胜论；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论述了实行持久战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第一，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是由敌我双方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我们是异常弱小的。从总体上看，“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敌人利用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及军事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而我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过去长期内战，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从经济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日中遭遇到不少困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武器低劣于敌人。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于国门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二，认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其原因有：①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斗争中必然会消长。彭说：在中国的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我们的力量会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②在抗战中，中国有一系列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利因素。他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体说来，在政治上，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在经济上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只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在军事上，能通过改良军工企业，争取外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在国际关系上，我国是得道多助，“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和缺点。在政治上，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工商业必然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的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广大劳动群众、士兵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因而，日本在持久战中，不但不会团结和增长自己的力量，而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因此，“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失道寡助。“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其国际地位会每况愈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三，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要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努力。“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这种努力是要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

及其他同志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思想，为所重视和吸收。半年后，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从此，持久战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科学指导思想。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军事战略统一战线。利用同国民党官兵接触的机会，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以及其他战略战术。1938年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的有国共两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通过了所作的关于作战纲领的报告。这是彭在山西战场协调与友军作战，力争发挥联盟作战力量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另一方面，在协调与友军对敌作战、用战略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的同时，还要用一定的技术力量与友军的反共倾向斗争，以求得与友军的战略联盟。抗日战争中，发动了多次磨擦，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八路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促使国民党保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维护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战略联盟，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大作用。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是根据地建设思想发展与完善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论述根据地建设问题。如《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其二是他直接领导了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也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认为，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这就是说他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是他的持久抗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积极防御战略及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日军

指出：“防御是目的，进攻是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说的就是采取战斗上的进攻手段以消灭敌人达到战略上的防御目的，以保存自己。消极防御又叫单纯防御、专守防御、片面防御，是只防不攻，为防而防，把攻和防绝对分割开来。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用积极防御对付强大敌人，是战略和战争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进攻，等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这就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是他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广大官兵抗战是积极的，但仍然丢掉了大片国土，可谓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分析说：“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中重要的原因和弱点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消极防御，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死打硬拼。对此，一针见血地批评：“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领导八路军执行了积极防御战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游击战争本来是一个战术问题，但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的决定，它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之一。对此作过许多深入分析。抗战时期，他进一步强调：“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后期，即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有人批评等八路军领导人，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是错误的，是与中央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相违背的。等人被迫作了检讨。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着重谈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谈的是“运动游击战”。（注：《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注：《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任弼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注：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亦谈了“游击与运动要配合”。可见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不尽一致。由于出兵在即，认识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到10月8日，华北军分会(由来德、、任弼时等人组成)在太原《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亦称训令)，其中有以“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等提法，后来即被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注：参看田玄，《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分析》，李树泉，《及华北军分会抗战初期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同中央的争论》，(1998年学术会议)。）其一，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策略方针，既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日军而言的，也是针对阴谋“借刀杀人”的这个“友军”而提的，并不是针对八路军将领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而说的。其二，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含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诸多内容，与“运动游击战”并不矛盾，决无把“运动战”排斥在外的意思。本人前前后后也多次同时提到“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注：，《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1938年7月16日。）其三，无论是华北军分会《训令》发出之前还是之后，八路军将领、任弼时、、、等都一直在使用“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这两个概念，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注：，《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可见，在当时，这类提法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能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就讲过军分会指示的方针与中央方针并无不一致。后来也无人指责其他人，单单指责是不公道的。其四，曾经有人把的“运动游击战”与王明的错误联系起来，实际也是不确切的。王明1937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批评了的八路军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战略。这是错误的。在会议上对王明的错误没有表态，可见认识模糊，他讲了“八路军在战略上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而这段话与他在洛川会议上讲的基本相同，与提的方针基本一致，不能说是赞同王明的观点。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似乎王明的主张与等人的“运动游击战”是相近，有人以此作为与王明错误有联系的依据。其实王明是针对全国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在内而谈的，并没有错。这正是在1月13日发表的《时局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的观点，在5月的《论持久战》中也是这样说的。王明在此处(不是指其整个讲话)的缺点是没有讲清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其五，等的“运动游击战”观点，在抗战初期与的“山地游击战”观点，主要是表现为对游击战战略地位认识上的一些差异。站在高山之巅，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把游击战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着重地提出来，解决了弱小的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防备那个阴险的友军，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重大命运问题。而作为前线将领的等人，想利用运动战的方式，在出师之际就消灭一些敌人以振奋民族精神，树立我军威信，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也有平型关战斗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在具体的战斗中不能排除运动战这一方式。所以，当初他们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没有那样认识深刻，可以说是站在山坡上看问题，但他们绝无不同意或反对游击战的意思。也吸收了军事将领们的意见，在《论持久战》中把我军作战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00页。）

“华北军分会指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1937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这一点：“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毛这里不是指战略方针，而是另有所指的，读者可看一书。（注：《功盖千秋的彭大将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庐山会议后也说过：“军分会指示”是别人起草的，发表时他不在总部；回来后看了，没有反对，自己也有责任。（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这是一种自我批评，不能证明当时毛批评的就是他。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与》仍沿袭他人(如《传》)旧说，说彭“赞同”王明观点，又没有提及太原军分会的指示引起的争论，（注：《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重印，第224页。）说明对这一学术动态掌握不够及时。其实，的看法早在四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评毛的那些观点；后来又把军分会指示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来批判彭，多有不确之处。

三、在正确抗日战略指导下的战术原则

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要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对此，早在1936年就向斯诺谈过，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在抗战初期，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认为“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战争“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这显然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紧接着他就强调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和依靠群众。事实上，战争实践证明，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不了敌后游击战争。原因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也是游击战争存在的基础。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争取农民群众的援助和参加。而别的党派和军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共产党才愿意并能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进行深刻的、广泛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履行在宣传时所给予农民的诺言”（注：《军事论文选》(内部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第34、35页。）。所以认为，要成功地运用游击战术这一法宝战胜敌人，第一，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第三，必须遵守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把游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归纳为十点（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这十个主要原则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战斗之前的决策原则。正确的战斗决策是游击队进行成功的游击战的前提。指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游击队要打胜利之仗，在决策之际选择目标方面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环节”。而且，“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总之，选择弱敌，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是游击战斗展开行动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则，是能否胜利的关键。

第二，作战之中的流动性原则。游击队在实际的作战中必须具有最大的游击性，即弹性、流动性，坚持在无固定的流动战线上的速战速决的灵活的进攻的奇袭战术。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敌人有进行长期阵地战的一切条件，而游击队没有。因此，游击队所采取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斗。对此，指出：“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在作战战线上，“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在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击战中，游击队“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即声东击西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游击的特长，消耗和歼灭敌人。同时，必须是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的行动要神出鬼没，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第三，瓦解民团和利用群众条件的原则。认为，我军必须开展瓦解民团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游击队由于同群众关系融洽，军民一家，在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游击队都无不知晓。这是指导游击战胜利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些根据红军游击战所总结出来的主要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挥。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强大敌军打大仗、硬仗的条件和力量，因此，力避与敌主力交战，以“专击小敌为上策”。（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常常采用“长驱直入、多路围攻”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进行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始终坚持避敌主力、只打弱敌的原则，在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中，、根据敌人使用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领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进而摧毁根据地的情况，采取持久的小股游击战和以主力相机歼敌的战法。八路军避敌锋芒，退出一些城镇，以小部分部队阻击、伏击日军，结集主力对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袭击和围困一股一股弱小的敌人。此次反“扫荡”由于执行了游击战的正确战术，八路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太行山区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游击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袭击，其特点是出敌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为袭击、伏击、破击、袭扰等战法。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交通线、后方兵站、机场之敌等。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命令八路军679团夜袭日军代县阳明堡机场，使敌人机毁人亡。伏击是指挥八路军歼灭运动之敌的重要作战手段。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初战告捷，政治意义很大；从军事上看，歼敌1000多，战绩很大，但由阵地伏击战转为运动战，与敌拼刺刀，我军伤亡600余人，是此战难以避免的缺点(因敌军非常骄顽)。1938年9月，日寇沿汾离公路西进，占领沿途县城、要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命令115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分别在沿汾离公路的吴城之薛公岭附近、油房坪附近和王家池附近三次伏击敌人，歼敌1000多人，粉碎了敌人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