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消费范文10篇

抑制消费范文篇1

特制定本方案。为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清理抑制消费政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145号）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清理抑制消费政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56号）工作部署,做好抑制消费政策的清理工作,进一步搞活流通、扩大消费,促进我区经济发展,现结合我区实际。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有利影响,认真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使我区有关消费的政策与法律、法规相一致,与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政策要求相适应,为保持我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明良好环境。

二、清理范围和重点

区政府各部门,峡窝镇政府.各有关单位要对本部门年10月1日前的现行消费政策进行全面清理。清理重点如下:

（一）限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消费的规定;

（二）含有限制外地商品、服务进入外地.;

（三）对商贸流通业违法或者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四）对商贸流通业不规范的罚款项目;

（五）与商贸流通业优惠政策相抵触的规定;

（六）其他抑制消费的违法或者不合理的规定。

三、清理方法

即发文机关负责对本单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依照“谁制定、谁负责”原则进行清理.多个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主办机关负责清理。

四、清理工作分工

区政府办公室有关处室、区发展改革、物价、财政等相关单位配合。具体由区商务局对区政府及政府办公室制发的现行有效的有关抑制消费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归类整理,区政府法制局会同区商务局负责组织对区政府文件中的有关抑制消费政策进行集中清理.列出目录,逐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区政府法制局对初审意见进行审查,提出清理意见。

峡窝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有关抑制消费政策的清理工作。

区政府工作部门（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负责本部门制定的有关抑制消费政策的清理工作。

区装备制造业基地（阀门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负责本管委会制定的有关抑制消费政策的清理工作。

五、工作方法

具体分为三个阶段此次清理工作从年12月4日开始至12月13日结束.:

（一）组织动员阶段。本方案规定的各清理主体应当根据区政府要求进行动员.制订清理工作方案,明确清理工作任务,保证清理工作条件,指定专人负责落实。

（二）清理审查阶段。各清理主体依照分工对文件中涉及抑制消费的政策、收费项目和罚款项目逐件逐项进行清理.

同时抄报市政府法制局和市商务局;对其中涉及抑制消费的罚款项目需要规范的,1.区政府制发的文件中抑制消费的政策需要修改或废止的,由区政府法制局、区商务局依照有关顺序报区政府研究决定。对文件中涉及抑制消费的收费项目需要取消、降低规范或者进一步规范的,要列出有关收费项目目录,提出处置意见或建议,交由区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局研究处置。要列出有关罚款项目目录,提出处置意见或建议,由区政府法制局会同有关部门依照《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若干意见》豫政〔〕57号)规定予以规范。

由其法制机构或法制工作专（兼）职人员及负责商务工作的同志依照有关顺序报本级政府或各街道办事处研究决定;对其中涉及抑制消费的收费项目需要取消、降低规范或者进一步规范的,2.峡窝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制发的文件中抑制消费的政策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要列出有关收费项目目录,提出处置意见或建议,交由区发展改革、物价、财政部门研究处理,同时抄报区政府法制局和区商务局;对其中涉及抑制消费的罚款项目需要规范的,要列出有关罚款项目目录,提出处置意见或建议,由其法制机构或法制工作专（兼）职人员会同有关部门依照《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若干意见》豫政〔〕57号）规定予以规范。

要依照有关顺序予以修改或者废止。3.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制发的文件中抑制消费的政策需要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

由区政府法制局、商务局将清理结果汇总形成清理工作演讲，经区政府同意后于12月15日前报市政府，同时抄报市政府法制局。峡窝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的清理工作演讲,（三）验收总结阶段。峡窝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和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将清理工作总结于12月13日前报区政府法制局。应当对修改或者废止的文件内容、交由区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研究处理的收费项目目录、拟规范的罚款项目目录等作出说明。

六、工作要求

精心组织。各清理主体的领导要充分认识到做好抑制消费政策的清理工作,（一）加强领导.对落实有关商贸流通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对减轻企业负担,确保我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次清理工作要高度重视,成立临时工作机构,抽调专职工作人员,严格按要求完成清理工作任务。

讲求实效。各清理主体要制定抑制消费政策清理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二）周密安排.统筹考虑,周密布置。摸清拟清理的文件数目,做到不留死角,不存遗漏。各清理主体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拟清理的规范性文件分类整理,明确各工作阶段的时限,建立定期演讲制度,清理工作中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清理工作结束后文件中仍存在抑制消费政策,确保清理工作质量。

抑制消费范文篇2

特制定本方案。为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清理抑制消费政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145号）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清理抑制消费政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56号）工作部署,做好抑制消费政策的清理工作,进一步搞活流通、扩大消费,促进我区经济发展,现结合我区实际。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有利影响,认真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使我区有关消费的政策与法律、法规相一致,与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政策要求相适应,为保持我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明良好环境。

二、清理范围和重点

区政府各部门,镇政府.各有关单位要对本部门年10月1日前的现行消费政策进行全面清理。清理重点如下:

（一）限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消费的规定;

（二）含有限制外地商品、服务进入外地.;

（三）对商贸流通业违法或者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四）对商贸流通业不规范的罚款项目;

（五）与商贸流通业优惠政策相抵触的规定;

（六）其他抑制消费的违法或者不合理的规定。

三、清理方法

即发文机关负责对本单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依照“谁制定、谁负责”原则进行清理.多个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主办机关负责清理。

四、清理工作分工

区政府办公室有关处室、区发展改革、物价、财政等相关单位配合。具体由区商务局对区政府及政府办公室制发的现行有效的有关抑制消费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归类整理,区政府法制局会同区商务局负责组织对区政府文件中的有关抑制消费政策进行集中清理.列出目录,逐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区政府法制局对初审意见进行审查,提出清理意见。

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有关抑制消费政策的清理工作。

区政府工作部门（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负责本部门制定的有关抑制消费政策的清理工作。

区装备制造业基地（阀门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负责本管委会制定的有关抑制消费政策的清理工作。

五、工作方法

具体分为三个阶段此次清理工作从年12月4日开始至12月13日结束.:

（一）组织动员阶段。本方案规定的各清理主体应当根据区政府要求进行动员.制订清理工作方案,明确清理工作任务,保证清理工作条件,指定专人负责落实。

（二）清理审查阶段。各清理主体依照分工对文件中涉及抑制消费的政策、收费项目和罚款项目逐件逐项进行清理.

1.区政府制发的文件中抑制消费的政策需要修改或废止的,由区政府法制局、区商务局依照有关顺序报区政府研究决定。对文件中涉及抑制消费的收费项目需要取消、降低规范或者进一步规范的,要列出有关收费项目目录,提出处置意见或建议,交由区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局研究处置。要列出有关罚款项目目录,提出处置意见或建议,由区政府法制局会同有关部门依照《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若干意见》豫政〔〕57号)规定予以规范。

2.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制发的文件中抑制消费的政策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要列出有关收费项目目录,提出处置意见或建议,交由区发展改革、物价、财政部门研究处理,同时抄报区政府法制局和区商务局;对其中涉及抑制消费的罚款项目需要规范的,要列出有关罚款项目目录,提出处置意见或建议,由其法制机构或法制工作专（兼）职人员会同有关部门依照《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若干意见》豫政〔〕57号）规定予以规范。

3.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制发的文件中抑制消费的政策需要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

由区政府法制局、商务局将清理结果汇总形成清理工作演讲，经区政府同意后于12月15日前报市政府，同时抄报市政府法制局。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三）验收总结阶段。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和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将清理工作总结于12月13日前报区政府法制局。应当对修改或者废止的文件内容、交由区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研究处理的收费项目目录、拟规范的罚款项目目录等作出说明。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对落实有关商贸流通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对减轻企业负担,确保我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次清理工作要高度重视,成立临时工作机构,抽调专职工作人员,严格按要求完成清理工作任务。

（二）周密安排.统筹考虑,周密布置。摸清拟清理的文件数目,做到不留死角,不存遗漏。各清理主体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拟清理的规范性文件分类整理,明确各工作阶段的时限,建立定期演讲制度,清理工作中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清理工作结束后文件中仍存在抑制消费政策,确保清理工作质量。

抑制消费范文篇3

文献综述

在房价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中，“财产财富效应”假说产生较早，影响深远。这一理论认为，房价上涨将导致业主消费增加。庇古提出的财富效应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其认为家庭财富的增长会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家庭财富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家庭资产，具体到本文就是住房等不动产。莫迪利亚尼和布隆伯格也指出，住房价格上涨，直接导致住房拥有者增量财富增加，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意愿。基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方向，尽管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发展中，但仍然具有财富效应。基于生命周期储蓄假设，Quigley和Hiller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各州的面板数据和25年来14个国家的跨境面板数据发现，“财产财富效应”是显著的。21世纪初，美国股票价格大幅波动，虽然居民工资增长迟缓，但居民消费和投资并未呈现颓势，甚至有强劲的趋势。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他们认为，无摩擦和预期粘性成为用财富效应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尽管住房的财富效应和抵押贷款效应很有利地解释了房价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是住房价格波动的消费挤出效应也为学者所关注。Sheiner认为，房价上涨将迫使潜在的购房者节省更多的首付，减少家庭开支。由Yoshikawa和Takagi对日本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本地房价上涨时，打算买房的租户花费更少，从而提高了储蓄率。Aoki、Prodman和River使用了伯南克未定义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他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再分配效应将抵消动态总体均衡中的部分财富效应。房价上涨不仅刺激了卖方消费，还抑制了买方消费。因此，从国家层面而言，房价并未体现出应有的财富效应刺激消费。颜色与朱国忠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生命周期模型来模拟房价与家庭消费的关系，通过刻画市场摩擦，改变传统模型假设中无摩擦的市场假设，传统意义上的财富效应会由于住房抵押贷款效应而减弱。基于这一假设，买房者在买房后，会受制于还款压力而压缩消费需求。

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机制分析

（一）房价波动促进消费增长的机制。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对消费、物价水平与金融资本的研究，其认为物价下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观察到，由于物价下降，虽然消费者本身自有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他本身所感知的财富量是增加的，因而会激发消费者增加消费。根据凯恩斯的宏观增长理论，消费的扩张直接刺激生产活动的增加，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就业率的提高。随后，庇古进一步提出庇古效应，也可以称作是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其认为，由于价格下降，会导致可感知的各种财富的实际总量会增加，财富收入比会提高，其实这也是家庭财富的一部分。这一结果会诱发居民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支出，刺激社会总体消费需求，增加国民收入水平。由于传统的财富效应分析中，仅仅关注金银货币等传统家庭财富价值的变动，但经济社会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财富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金银货币。开始出现了房地产、股票债券、基金等资产形式，因此社会财富形式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特征。结合本文的研究，房地产作为个人财富的一部分，会直接导致家庭财富效应的变动，进而会引起居民消费行为变化。当房价上涨，居民可感知的财富余额会增加，消费者感觉自身拥有的财富价值会增加，从而会激发消费者增加消费，提高消费支出。因此，房价波动会对居民产生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刺激作用。（二）房价波动抑制消费增长的机制。传统经济理论对挤出效应的解释在于，政府支出增加，会抬高商品价格，从而会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这一理论思路将其运用到房价波动研究中发现，房价波动挤出效应是由于房价上涨导致居民负债增加，从而挤出居民消费和投资。从1998年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加上国家政策推动，金融市场的泡沫化操作，房价呈现连续20多年猛涨的态势。对那些投资者来说，房地产价格上涨为他们带来了财富效应，会增加他们的财富总额，刺激其消费，产生消费刺激作用。而对于那些房屋刚性需求者来说，房价上涨会限制其获得住房，并进一步抑制其消费行为。首先，城镇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要想获得城市户口，有一部分政策是需要与住宅挂钩的。因此，对于想要获得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他们是住宅的刚性需求者，为了实现拥有住房的目的，他们不得不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其次，还有一部分租房者，由于房价上涨，会导致房地产市场供需紧张，由此抬高房租价格，也会挤压居民消费支出。最后，房价上涨会引起社会恐慌，形成必须拥有一套住房的社会氛围。尤其在婚姻市场，为结婚而买房成为标配，这又会增加为结婚而储蓄，降低消费。综合以上三点，房价波动会对消费产生抑制效应。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根据上文的理论机制分析，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存在刺激作用和抑制作用，借鉴石大千（2018）的实证模型，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双边效应，具体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设定如下：其中，xit为一些影响居民消费的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对外开放、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δ为参数估计向量，i(xit)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消费水平。i(xit)=λxit，λ为特征变量估计参数。复合残差项ζit=ωit-μit+εit，εit为随机误差项。ωit表示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刺激效应，为正效应，且ωit≥0；μit表示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为负效应，且μit≥0。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水平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房价波动变量，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对外开放、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所使用数据为2003-2016年中国实证结果分析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效应，为了测算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并比较净效应的大小，本文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为了对两种效应进行分解，首先估计了五个模型，然后从五个模型中选取一个最优模型来进行效应分解。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模型4的对数似然比值最大，因而选取模型4作为最后的分解模型。从模型4的估计结果来看，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正效应显著为正，负效应显著为负，表明房价波动的正负两种效应均是显著的。基于上述模型估计结果，本文基于模型的两个残差进行方差分解（见表3），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刺激消费的正效应系数为0.3426，房价波动抑制消费的负效应为0.8348，总体而言，房价波动的负效应超过了正效应。

为了便于比较，进一步测算了两种效应影响消费的比重，发现刺激效应的影响比重明显小于抑制效应的比重，也就是说，房价波动总体而言抑制了消费增长。在上述方差分解的基础上，最终分解出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大小及其净效应。表4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刺激效应提高了居民消费19.03，而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降低了居民消费29.26%，两者净效应大小为房价波动抑制了居民消费10.23%。通过对不同百分位数的估计表明，只有在90百分位数上的那些群体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才产生了刺激作用，而50百分位数以下的群体，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总体以抑制作用为主。结论与建议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解了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房价会产生财富效应进而增加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房价增长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形成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而最终两者效应孰大孰小将由两种效应的净效应决定。基于这一理论分析，不同于以往实证分析只能估计房价对消费的单方面影响的文献，本文将两种效应纳入统一模型框架下，借助双边随机前沿模型优势估算两种效应的大小，实证结论表明，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同时存在刺激和抑制两种效应，房价增长导致的财富效应可以增加居民消费19.03%，而房价增长挤出居民消费29.26%，房价的财富效应小于挤出效应，房价波动总体而言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抑制了10.23%的居民消费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继续坚持中央“房子是用来住的”基本思想，保持房价平稳发展，警惕房价过快增长。具体而言，一方面，避免一刀切政策，产生打压刚需的负面效应。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坚决遏制投资性房地产需求，保持房价稳定。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房价收入比过高的现实，逐渐提高居民收入可支配能力，降低房价波动的负面影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一是要采取更加积极的税收政策，增加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真正藏富于民。只有当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平抑房价过高带来的负面冲击。二是采取更加规范和稳健的金融政策，防范金融体系风险。尽量控制金融资源向房地产等泡沫行业的投放，更多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只有当实体经济发展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才能稳定，经济发展便彰显活力。

参考文献：

1.张世涵.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23）

2.孙效，谢绵陛.住房价格差异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5）

3.石大千.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双边效应——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的不同作用[J].财贸经济，2018，39（8）

4.吴洁芳.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12）

5.赵丽霞.山西省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2018（4）

6.黎泉，张波，林靖欣.住房价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分析[J].消费经济，2018，34（2）

抑制消费范文篇4

一、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高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收入结构严重失衡

在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间，我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4%（扣除价格因素），如此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一个较稳定的快速增长。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至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343.3元增加到7703元，年均名义增长22.43%，实际增长6.6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2476元，年均名义增长18.53%，实际增长7.18%.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无疑为储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收入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

1.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异。有关数据显示，到2002年末，占全国总人口39%的城镇居民，拥有82.3%的储蓄存款，城镇居民人均储蓄达到14241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只有1969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3.8%，我国储蓄存款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布极不均衡。

2.不同地区居民收入的差异。我国幅员辽阔，国民经济呈现多层次、多元化发展态势。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非常明显。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底，储蓄存款最多的5个省份（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而储蓄存款最少的5个省份（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仅占全国储蓄存款的2%.这说明，我国储蓄存款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分布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3.不同家庭收入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断变革，居民收入差距逐步增大。据最新调查测算，我国居民根据收入不同构成三个阶层：高收入阶层人口接近4500万，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20000元，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左右，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000至7000元之间；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7亿上下，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000元，其收入增长速度缓慢。

（二）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消费总需求受到抑制

1990年至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到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居民的消费支出年均增长仅为12.9%.

1.居民收入不均抑制了消费总需求。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从而消费倾向差距也在不断加大。据统计，2001年底，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695，中等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813，最低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957，中等收入比最高收入高11.8个百分点，最低收入比最高收入高26.2个百分点。“有钱的不消费，想消费的没有钱”，这种状况极大地抑制了居民消费总需求的持续增长。

2.居民收支预期的不确定性抑制了消费的增长。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1.28亿的城市居民通过临时工作或非正式工作谋生，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这些人工作的不确定性将会更加严重。与此同时，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又导致人们支出预期上升，具体来说：一是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将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从长期来看，基金制将会强制个人储蓄。同时，许多退休工人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可能储蓄了远远超过其未来所必需的资金，以试图弥补假想的退休金损失；二是医疗体制改革。以有偿医疗的方式取代免费医疗的方式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动机；三是教育体制改革。随着上世纪90年代政府部分地卸掉财政教育支出，鼓励国有中学和大学收取额外费用以补充财政教育支出的不足，学费标准已经跃升10倍有余，飞速上涨的教育费用推动了居民的教育储蓄。由此可见，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信心以及未来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福利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居民谨慎动机的增强，从而抑制了消费，促进了储蓄迅猛增长。

3.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受阻，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7%，进入比较富裕的发展阶段，农村居民则为47%，处于小康水平阶段。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都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其消费重点从千元、万元级向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品过渡。高档消费品使用时间长，价值高，其价格高出居民收入很多，需要较长时间的积蓄才能实现购买的愿望，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受到阻碍，消费需求因缺乏支付能力不能得到满足。

4.农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居民消费增速缓慢的重要原因。2002年，我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1%，但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仅为37%，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由于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滞后导致农民的收入低下，只能满足基本生活性消费（Ca），享受性消费（Cb）极少。

（三）我国金融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居民投资需求受到抑制

我国金融业近10年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尤为迅速，但金融资产结构仍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据统计，2002年，国内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储蓄存款占68.8%、股票投资为7%、国债的投资为8.8%、基金的投资占5.4%、人寿保险占1.9%、其他投资占8.1%.金融资产结构的失衡，抑制了居民的投资需求，促进了储蓄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储蓄的增长又进一步抑制了投资的增长。

1.股市低迷，抑制了居民的间接投资。2002年我国股票市场继续延续了2001年的下跌态势，全年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配售股票筹集资金仅为962亿元，比上年减少290亿元，年末境内上市公司（A、B股）市价总值38329亿元，比上年末下降11.9%.股票市场不景气是造成居民储蓄存款快速攀升的重要原因。2002年初以来，股市中转入储蓄的资金就达1万多亿。

2.金融工具较少，限制了居民的间接投资。在我国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投资产品明显不足，不少投资渠道不仅收益低，而且风险高；国债由于近两年发行利率波动较大，整体呈现逐步下滑趋势；保险、基金以及金融衍生产品品种不丰富，居民找不到相对稳健和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产品，只好把钱存人银行。

3.投融资制度不完善，限制了直接投资的规模。一是在投资领域行政性垄断依然非常严重，许多项目都要经过政府机构的层层审批，不仅降低了效率，还限制了市场化的投融资方式；二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融资活动依然高度依赖于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是金融市场体系不够健全，特别是债券和货币市场的发育严重滞后，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债券市值相当于GDP的143%，日本为136%，欧盟15国为92%，而我国债券市值大约只有GDP的29%.这就造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储蓄难以向投资转化。

4.财政挤出效应明显，民间投资难以进入。我国连续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维系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挤出效应又无情地侵蚀着宏观政策的整体作用。国家靠借钱投资，民间投资却启而不动，政策性的不明朗严重制约了民间资本的投入。目前，民间投资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准人限制，尤其在基础设施、大型制造业、金融保险通讯、科教卫生、旅游等社会服务业以及国有产权交易领域的准人限制较多，使民间投资者踌躇，不敢贸然跟进。与此同时，2002年中国引进吸收外商实际投资达527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外资在中国圈地设厂，我们的很多领域对民间投资却有颇多限制，这种对民营资本的非国民待遇大大抑制了民间投资的热情，从而限制了直接投资的规模。

（四）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手持现金减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革命发展迅猛，我国银行业努力建设以金融电子化为依托的金融创新体系，逐步实现服务渠道电子化和经营运作网络化，改变了全社会的结算方式和支付手段，减少了居民手持现金。

1.国内商业银行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改变了居民的支付习惯。我国人世以来，商业银行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纷纷致力于金融创新。从近期商业银行推出的新产品来看，逐步呈现出系列化的银行金融新产品（指“三通”，即“一卡通”、“一网通”、“一机通”）、整合化的金融综合业务产品（指“金融超市”）和外延化的银行创新服务产品（指网上银行、手机移动银行、家居银行等）三大发展趋势。这些新产品依靠的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的快速发展，能更方便快捷而低成本地到达客户身边，从而改变了居民的支付方式，减少了居民手持现金。

2.通货紧缩导致实际利率偏高，居民手持现金减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下降，1998年4月进入负增长区间，直至1999年4月降到最低水平。随着扩大内需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于2000年5月转入正增长，但到2001年底，物价继续下滑，再次进入负增长区间。虽然我国经过八次降息，名义利率已经很低，但实际利率由于物价偏低仍然较高，居民手持现金的意愿减低，从而推动了储蓄的持续增长。

二、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目前的储蓄高增长主要是由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增速缓慢、居民手持现金的逐步减少而引起；充分暴露出我国经济架构的严重失衡，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隐患；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缓解储蓄增长的势头，并积极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

（一）不要“逼”老百姓花钱，而要针对不同收入阶层，采取不同对策，引导居民消费

首先，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个人相对收入，在分配政策上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进行微观层面的改革和合适的福利体系改革，大力提高人们的收入预期；控制教育和医疗费用，降低人们的支出预期，减少公众的焦虑；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尤其是助学贷款，减少人们为教育而储蓄的需要，让其“有钱花”。

其次，引导高收入居民向更高层次的消费过渡，努力提高其消费倾向，增加消费供给，让其“有地方花钱”，从而抑制储蓄倾向的进一步提高。

（二）不要“逼”老百姓投资，而要不断增加金融创新，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刺激居民投资

第一，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不断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引导居民储蓄资金的合理分流。

第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规范上市公司的市场行为，逐步建立完善的、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居民的投资信心。

抑制消费范文篇5

2011年1月28日，上海、重庆两市成为我国首批房产税试点城市，其试点的目的不仅是希望取得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和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还希望通过房产税来进一步限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炒作、抑制住房消费两极分化。房产税是国家调节房地产市场和社会经济分配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并且在国外大部分国家，房产税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地方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房产税仍处于试点阶段，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之后的房产税立法问题，2018年和2019年两会期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房产税立法”。因此，对试点成果的研究也能为房产税在全国广泛实施提供参照依据。在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背景下，分析和检验房产税改革是否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福利，从居民消费的角度对房产税试点进行评估，有利于完善我国房产税制度的设计、降低改革风险。目前，国内外研究房产税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成果相对较少，学者主要研究了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谭韵，2009；李菊香，2015；李普亮，2013）、房产税实施对房价的影响（刘甲炎、范子英，2013；刘玥、曾新喻，2017），或者基于消费理论对房价与消费的关系进行相关研究（严金海、丰雷，2012；徐小鹰，2012），但是对于房产税实施是否会影响居民消费，学者们研究较少，且缺乏实证检验。

二、房产税对居民消费的理论分析

税收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看，政府征收房产税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消费水平。（一）收入效应。收入效应是指由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变动，进而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税收的收入效应指政府征税降低了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政府对居民住房征收房产税后，对于住房者而言，缴纳房产税降低了实际收入水平，造成纳税主体的消费能力下降，同时，商品价格并没有因此改变，也就产生了收入效应。同时，对于租房者而言，房产税的征收可能会使出租人将房产税转嫁给租房者，减少了租房者的可支配收入，同样产生了收入效应。（二）流动性约束效应。流动性约束理论认为，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消费低于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形。此约束主要来自于金融市场，普通消费者较难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以缓解自身的流动性不足，能不能获得贷款申请对于居民消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租房者而言，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不仅贷款难以获取，而且还要面临房产税转嫁到房租的风险，会受到较大的流动性约束效应。对于房产税的纳税主体而言，这类群体普遍收入水平中等以上并且具有稳定的收入，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所受的流动性约束较小。（三）财富再分配效应。我国房价的持续高速上涨引发了财富再分配效应，使得财富向高收入者倾斜。根据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财富的升值对于消费而言作用不明显。而对于租房者，要面临房产税纳税主体将房产税转嫁到租房者身上的风险。在租房者每期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租房者只有减少对其他商品的开支来缩紧预算。根据以往经验，一个国家消费需求主要来源于中低层消费，那么房产税的增收不利于我国消费需求的提高。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房产税试点对收入的影响，故选取城镇居民消费支出（cons）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根据双重差分模型，解释变量为政策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国内学者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参考前人研究（李春风，2013；雷潇雨，2014；肖淳丹，2016），并结合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等传统经济学理论，选取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储蓄率（save）、住房均价（hp）、城镇化率（urba）、第三产业比重（sGDP）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二）模型设定。根据以上讨论，本文将双重差分模型作为计量方程评估房产税试点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政策效果，根据理论分析和吴亚雯（2016）等前人研究成果，选取了五个控制变量建立了本文所用的基本模型：lncons=β0+β1Di+β2Dt+β3DiDt+β4lninco+β5lnsave+β6lnhp+β7urba+β8sGDP+εit（三）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安居客房地产租售信息网。整理了沪渝两市2004年到2016年的相关数据。为了符合数据可比性，本文对居民消费支出（cons）、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储蓄率（save）、住房均价（hp）以2003年为基期，利用各年公布的CPI数据进行平减，从而得到实际的相关数据。

四、实证分析

（一）对政策预期效应的检验。如果房产税试点之前居民对政策的出台产生了完全预期，那么居民就会提前调整自己的消费结构，从而使房产税试点之后的居民消费支出已经是调整过的支出，此时的消费变化已经不能完全说是由房产税试点引起的，因此政策的预期效应会对双重差分的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通过验证上海和重庆两地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在2010前后有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来验证居民是否对房产税试点产生了预期，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上海、重庆、沪渝整体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014、-0.025、-0.015，并且p值均大于10%，说明无论是上海、重庆单独来看，还是从沪渝整体来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在房产税试点前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没有对房产税改革试点形成预期。因此，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进一步研究房产税试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合理的。（二）对政策净效应的检验。在本文所获得的样本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研究2011年前后房产税试点的政策净效果。实证结果如表3。从检验结果看出，上海、重庆、沪渝整体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224、-0.807、-0.529。其中上海的p值小于5%，说明上海征收房产税显著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重庆的交互项虽然为负，但是p值大于10%，并不显著，说明重庆征收房产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不明显。沪渝整体交互项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从沪渝整体上看，房产税试点仍然显著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储蓄率的提升则显著抑制了当期消费水平，这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一致。此外，房价变动、城镇化水平提升以及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不明显。具体而言，上海房产税试点的范围主要是二套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上海的居民而言，由于预期购买二套房的成本增加，进而影响居民当期消费；并且从长远来看，由于上海对超过免税额度的增量房普遍征收房产税，租房者当期需要承担额外的税收负担，进而影响当期消费，因此，房产税试点对上海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于重庆而言，重庆房产税试点主要针对高档住宅，有学者因此认为，这会导致免税住房需求上升、价格上涨，从而使得普通居民预期购房成本增加，进而影响当期消费，但是从研究结果看，这种税负转嫁效应并不明显，相反，购买高档住宅的居民一般消费能力较强，房产税并不会改变其消费行为，而对购买普通住宅的居民而言，并不需要缴纳房产税，因此，重庆房产税试点没有显著影响居民当期消费水平，房产税试点对重庆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三）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验证房产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需要进行稳健性分析。本文采用替换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城镇居民消费的替代变量，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取对数带入本文基本模型中，检验结果如表4。通过以上稳健性检验可以看出，在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替换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之后，上海、沪渝整体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112和-0.109，并且p值小于5%；重庆的交互项系数为-0.085，但p值大于10%，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因此，本文认为上海房产税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上海居民消费水平，而重庆房产税的试点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五、结论与对策

抑制消费范文篇6

论文摘要：房价是资产价格上涨的“领头羊”和资产泡沫形成的“加速器”，因此，控制房价是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应该将稳定房价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和政策着力点，对房地产市场而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必要调控。要从需求、供给和管制及改革方面多管齐下稳定房价，并以此保障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通胀压力及与此相关的资产价格上涨风险。通胀压力主要来自通胀预期，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是抑制对房价上涨的恐慌性预期及由此引发的预防性超购和恐慌性抢购等超前性“消费”。

论文关键词：稳定房价，宏观调控，通胀预期，资产泡沫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通胀压力及与此相关的资产价格上涨风险。通胀压力主要来自通胀预期，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是抑制对房价上涨的恐慌性预期及由此引发的预防性超购和恐慌性抢购等超前性“消费”。房价是资产价格上涨的“领头羊”和资产泡沫形成的“加速器”，因此，控制房价是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应该将稳定房价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和政策着力点，对房地产市场而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必要调控。要从需求、供给和管制及改革方面多管齐下稳定房价，并以此保障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一、控制房价是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和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

虽然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出口反复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稳定恢复态势已经确立。民工荒蔓延标志着失业状况没有预期严重，如果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什么问题和挑战，将可能发生在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方面。因此，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抑制资产价格上涨、防范资产泡沫十分重要。

1．当前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在于稳定商品房价格。

从价格稳定方面来看，2010年出现一定程度价格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大，出现温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实体经济层面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显著。据测算，2009年价格上涨对2010年价格水平的翘尾因素大致为1．2%。可以说2010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态势取决于货币信贷和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与输入性因素，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因素的影响。据测算，为“保增长”而过多投入的超额货币信贷约1万亿元，2月份核心通胀率仅上涨0．4%，表明实际影响相对有限。由于产能过剩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也比较有限。因此，我们认为，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压力既不是主要来自实体经济总供求缺口，也不是主要来自货币信贷过度供给、国际市场价格变化以及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对我国资产价格产生的冲击，而是主要来自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预期与其说是货币信贷过度供给的间接结果，不如说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所直接诱发的恐慌性预期及其对货币信贷的需求拉动性通货膨胀压力的放大所致。

房价奔腾式上涨引发的恐慌性预期是通胀预期形成的关键。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衣食类商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适应性预期，未来将随供给改善和新粮上市逐步弱化。二是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所造成的理性预期。在现阶段产能明显过剩的情况下，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预期并不足以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且货币信贷过度供给比较有限，即使引发现实通货膨胀也是可承受的温和通货膨胀。三是社会公众对作为消费升级主要对象的重要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所可能形成的恐慌性预期。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升级的关键对象－－商品房具备形成恐慌性预期的基本条件。前期房价快速甚至奔腾式上涨，已经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性预期，导致超前性“消费”。如果房价继续大幅度上涨，大规模的恐慌性预期和超前性购买将不可避免。四是非专业媒体渲染通货膨胀压力所造成的非理性预期。非理性预期并不足以独立形成通货膨胀，需要与其他预期结合才能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力。现阶段通货膨胀预期的核心和关键是重要商品价格过度上涨所带来的恐慌性预期。

稳定房价的关键是稳定处于领涨地位的一线城市房价。据此，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是稳定商品房价格，而稳定商品房价格的关键则是稳定处于领涨地位的一线城市商品房价格。一线城市处于价格领袖地位，其房价由真实供求、投机和预期等因素决定－－投机因素决定了其容易大起，而城市化和人口聚集所决定的真实供求因素则加大了其回落的难度。二三线城市商品房价格处于价格追随者地位，其价格形成由真实供求、投机、预期和比价等因素决定，受制于一线城市房价的比价因素是二三线城市房价追赶式、攀比式、排浪式上涨的重要推手。只要控制了一线城市商品房价格就基本控制了全国商品房价格，也就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预期。

2．稳定商品房价格是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核心。

作为我国当前最主要也是外部性尤其是危害性最大的资产价格，房价既是资产价格上涨的“领头羊”和“火车头”，也是形成资产泡沫的“催化剂”和“加速器”。虽然通货膨胀压力既有可能作用在商品价格方面，也有可能作用在资产价格方面，且资产价格是比较直接和合意的释放渠道，但通货膨胀压力释放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在现阶段银行贷款过快增长、股票价格相对低迷的情况下，让股票价格指数呈现“慢牛”式上涨既是必要的，也是十分有利的。而商品房价格上涨尤其是过快上涨则不仅不必要，反而十分有害。通过股票市场释放通货膨胀压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形成良性循环，但通过房地产市场释放通货膨胀压力则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控制资产价格、防范资产泡沫、优化资产配置结构的核心在于控制房价、助长股价，应把控制房价作为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键和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

二、房价持续上涨加剧资产泡沫并可能导致超经济风险

为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国家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价格调控措施。但考虑到在公共投资计划基本完成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房地产拉动的依赖，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政策基本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既希望房价稳定或略有下降，又担心房价过度下降影响房地产业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复苏进程，陷入“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的陷阱。

房价持续性奔腾式上涨将加剧当前资产泡沫并导致未来萧条风险。客观来看，在制造业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及早复苏十分必要。但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并不意味着要保持房价持续上涨，房价持续上涨不仅对消费升级不利，对房地产行业自身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极为不利，并有可能影响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近年来房价大幅度上涨除了真实需求推动和投机性需求助涨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加速因素是房价奔腾式上涨趋势所形成的恐慌性预期。原本未来甚至下一代人的购房需求被迫提前消费，形成了强大的预防性超购和恐慌性抢购等超前性消费。如果房价进一步上涨，必将加剧消费者的恐慌性预期及超前性消费，一方面将与货币信贷过度供给及媒体渲染等相叠加，强化通胀预期并引发现实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将导致当前资产泡沫加剧和未来有效需求不足，为未来资产泡沫破灭甚至出现经济萧条埋下隐患，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和市场机制对房地产的强制性调整。不仅将使房地产陷入“大起大落”的非良性发展局面，也将破坏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使房价问题从短期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问题发展成为影响长期持续繁荣的障碍。

房价持续性奔腾式上涨可能引发广泛而深刻的超经济风险。虽然房地产业被越来越多的城市认为是重要的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房地产行业的恢复发展也被纳入到经济刺激计划的考虑之中，但房地产所涉及的却远远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和短期问题。如果房价继续快速上涨，不仅将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还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进程。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发展趋势来看，目前大部分居民正处于从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的过渡过程中，改善型住房消费正在成为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升级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如果房价继续大幅度上涨，将导致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阶层改善住房的愿望难以实现，进而使住房从经济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

三、将稳定房价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和政策着力点

抑制消费范文篇7

[关键词]房地产宏观调控交易成本准公共产品

我国房地产市场虽经一年宏观调控，但是整个市场走向没有改变，市场房价仍呈快速上涨势头。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第1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0.2%，其中商品住宅投资增长23.1%，房地产企业开发土地面积同比增长53.3%，而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则同比上涨5.5%，部分城市上涨幅度在1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有必要认真审视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目标，进一步明确调控的依据和政策边界，以切实推进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工作。

一、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

政府到底为什么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为什么要给居民提供一定的住房保障？从现象上看，房地产市场出现投资过热、商品房价格偏高以及百姓住房困难等都是原因，然而从本质上看房地产市场某些内在缺陷才是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市场供求均衡，更不能避免出现严重的市场失灵。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说政府必须通过积极的干预和调控，促进和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1.房地产市场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存在投机炒作问题。与一般商品不同，房地产除了可以满足居住需要的使用价值外，还具有较高的投机炒作价值。房地产为什么可以用来投机炒作，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释，但归根结底在于房地产市场有较高的门槛，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首先，房地产是较为复杂和特殊的商品，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掌握较多的知识和信息，才能成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才能作出其最优决策。现实中房地产的供应者与消费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占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利用这种优势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一点在房地产商一方表现得特别突出。其次，与房地产相关联的土地是稀缺与自然垄断的，加上房地产开发资金需要量较大，以至于房地产市场进入门槛比较高，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完全竞争市场，进而无法保证市场信息是完全的、公开的。虽然房地产市场这种高交易成本特征可以随着市场的逐渐发育成熟而有所弱化，但仍然会一定程度地存在，相应地市场投机炒作问题总是存在，因而依靠市场自身不可能解决投机炒作问题。

2.房地产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其价值无法依靠市场完全实现。房地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有时也称作“二重性”、社会属性或政策性。一般商品的消费可能只给私人带来收益，而房地产却不一样，它的消费含有公共利益成分，或者外部效益。比如，居民享有适当的住房不仅给居民本人带来利益，而且会对周围环境，对其他居民带来益处，包括公共卫生、市容环境、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利益。另外，房地产消费，特别是居民购房置业，对增强其对国家及所在城市的归属意识有很大促进作用。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特别采取了鼓励居民购房置业的政策，都存在这方面的动机。就不同档次的房地产来说，中低档的普通商品房的公共利益成分所占比重更大，准公共产品属性更为突出。不难证明，让中低收入人士安居乐业将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体现出的外部效益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房地产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所体现的外部效益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供应或者说公共价值的实现上是失灵的。既然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房地产的一部分价值得不到实现，那么房地产市场供应将可能相对不足，并且主要体现为普通商品房供应相对不足。这时房地产市场虽然可能会出现供求均衡，但那并非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均衡，不是保证居民充分享受到住房福利的最优均衡。

3.房地产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特征，能够导致市场供求结构失衡。房地产的供应以土地为基础，而土地具有自然垄断性特征。任一特定区位的土地都是稀缺的、不可替代的，其供应是有限的。土地的自然垄断性特征则衍生出了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房地产的垄断性体现为房地产的非同质性。在房地产市场上，受区位因素限制，尽管可以有两套价格相同的商品房，但不可能有两套品质完全一样的商品房。房地产这种非同质性使得任何一套商品房都有其惟一性或者说独占性特征，使得房地产的供应者具备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失衡。垄断表面上看是导致高价格，但价格不是问题的根本，供求结构失衡才是根本问题。由于中高档商品房定价的弹性空间比普通商品房大，可以更好地实现甚至扩张垄断收益，所以房地产企业会倾向于开发中高档商品房。其结果必然是房地产供应结构失衡，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供应结构失衡，根源于土地自然特征及稀缺性特征，是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垄断引发的，因而无法靠市场力量来消除。

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分类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正是针对房地产市场内在缺陷展开的，其总体目标就是要消除市场失灵的影响，保障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均衡和健康发展，促使其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协调。根据所针对市场缺陷的不同和政策效应大小，政府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目标可分为投机抑制目标、均衡供应目标与福利保障目标。

1.投机抑制目标。把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活动抑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或者完全遏止投机行为，是政府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最经常目标。针对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的抑制性政策则是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最常见政策。房地产市场上投机行为包括商品房的炒作买卖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过热，其共性是没有正常市场消费需求基础。这些投机行为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给房地产市场集聚更多的资金，增加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又可能引发房地产投资过热，市场炒作过度，导致房地产价格偏高，严重时可能形成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房地产泡沫。正因为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往往根据实际情况，对市场投机行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态度，实行不同的调控政策。不过，当市场炒作气氛过于浓厚，房地产泡沫非常明显时，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会制订程度不同的投机抑制目标，采取相应宏观调控政策。

2.均衡供应目标。在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投资者对于土地垄断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问题既包括中高档商品房供应量过大，而普通及低档商品房供应量偏小，也包括房地产商为追求土地垄断收益，对土地、商品房的囤积所引发的房地产市场当期供应相对不足。政府均衡供应目标就是针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政府根据房地产资源稀缺状况，特别是土地资源禀赋，结合经济发展水平，确定适当的，即与居民其它方面消费水平相协调的房地产供给水平，并通过政策引导予以保障，所实现的就是房地产市场均衡供应目标。它包括两个层次供求均衡，一是房地产市场供应与其它商品的供应相对均衡，居民的居住消费与其它商品的消费水平相协调；二是房地产内部结构供应相对均衡，各种档次的商品房供应都与需求基本相当，特别是中低档商品房的供应与广大居民的住房需求基本相当。

3.福利保障目标。政府为了实现房地产所包含的公共利益或价值，按照公共产品由公共提供的原则，通过有关公共政策参与和调节房地产的供应，为部分居民提供一定的房地产消费福利，由此所引起部分居民房地产消费水平的相对提高，享有基本的住房消费福利，使市场供求均衡得到优化和保障，体现的就是房地产福利保障目标。理论上政府的房地产福利保障极限是使房地产的公共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居民享受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一致的住房福利，住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市场达到最优均衡。简单地说就是居民房地产消费水平不滞后或超前于其它商品消费水平。现实中政府的房地产福利保障因经济发展阶段、政府财力的不同而情况迥异。目前世界各国都没有给居民普惠制的住房福利，但都程度不同地给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保障，促使居民享有基本的居住条件。即使是极度崇尚自由市场制度的美国也有住房福利保障政策。

三、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与政策边界

根据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成熟程度、政府财政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区域差异较大的具体特点，我国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是抑制甚至局部性遏止市场投机炒作行为，调整市场不合理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供求实现最优均衡，使得中低收入居民享有基本住房保障。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要在此目标之下确定政策边界，在不超出相应政策边界的前提下选择制订进一步的政策措施。

1.以抑制甚至局部性遏止市场投机炒作为目标，逐步强化宏观调控相关政策。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突出存在投机炒作问题，一方面，商品房价格偏高，远远超出居民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中高档商品房投资和销售仍呈过热态势。因此，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应首先确定抑制市场投机炒作的具体目标，并有针对性出台调控政策。由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总体上还存在资金缺乏问题，而市场投机炒作也有集聚资金的作用，同时全国房地产市场范围很大，各地市场存在较大差别，所以从全国范围看，不可能以彻底禁止市场投机炒作问题为调控目标，适度投机炒作将在一定市场范围内是允许的。但是，对于一些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气氛浓厚，而市场资金已经度过短缺阶段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则可以把最大程度地抑制乃至最终遏止市场投机炒作问题作为政策目标。鉴于此，全国性宏观调控政策将以允许适度的投机炒作，并保证不影响居民的正常房地产消费决策，特别是保护首次置业居民的房地产消费需求为界限，与此同时，部分大城市、特大城市可以制订实施完全禁止市场投机炒作行为的政策。

迄今为止，我国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远没有达到其政策界限，还有较大的政策扩展空间。我国已经出台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相关政策，主要是提高房地产投资和交易的税费负担，通过提高市场投机炒作成本达到政策目的，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应该视市场反应情况进行调整或加强。

为进一步加大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从国家层面看，可以进一步制订实施提高房地产增值税和交易所得税税率，提高居民户购买第一套以外住房的资金信贷成本，以及限制商品房的二手买卖等政策措施；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则可以利用行政手段，促进市场信息进一步公开，以降低交易成本，压缩投机炒作空间。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督管理，制订措施规范市场交易行为；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更严厉打击，提高市场投机炒作道德风险成本，最终达到抑制投机炒作的目的。对于某些大城市、特大城市，则可以采取抑制效力较大的政策，接近甚至触及遏止市场投机炒作的政策边界，例如限定商品房使用五年后才可以二次交易；引导甚至限定一户居民只购买一套商品房；规定商品房二次销售收益政府所有等。

2.调整房地产市场供应政策，实现市场供求最优均衡。促进房地产市场供求均衡是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长期的、基本的目标。目前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来看，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一方面，商品房空置率越来越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2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3.8%，据分析主要是中高档商品房；另一方面，普通商品房及经济适用房存在很大程度的供应短缺问题。因此，我国房地产市场供应方面的宏观调控将首先以促进市场内部供求基本均衡为目标，通过制订不同类型商品房均衡供应的政策，逐步消除房地产市场内部结构失衡问题。在房地产市场供求结构调整方面，国家可以出台框架性、限定性的政策法规，包括要求各地房地产开发中普通商品房所占的最低比例，针对高、中、低档商品房执行有较大档次差别的税费，针对我国人多地少的条件，限制居民的“豪宅”消费等。地方政府是土地的直接供应者和房地产市场行政管理的主要承担者，可以制订实施很多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规划管理、土地供应方面的政策，调节房地产市场供应，例如要求企业严格按照相关规划进行房地产开发，不得突破建筑容积率的指标限制等等。总体上看，目前我国调节房地产市场供应的政策不多、力度不大，眼下还远没有达到其政策边界，应在相当长时期内不断有新的调控政策出台。在实现房地产市场内部供求基本均衡后，更为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引导房地产消费，使居民住房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使当前住房消费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实现房地产市场外部均衡的目标。这方面政策将以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决策，不压缩市场创新活动空间为界限。它包括国家和城市在土地供应、建设规划、房地产项目实施等方面制订更为科学的标准、更为系统和具体的政策，比如规定不同等级住房的开发量、套内面积、建筑成本、销售价格以及配套设施的更为具体的标准等。

3.积极实施住房保障政策，使低收入居民享有基本住房保障。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过程中，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福利保障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实施住房保障政策，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其目标是充分实现房地产的公共产品价值，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适当的住房条件，实现住房资源的最优利用。针对我国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现状，国务院1998年曾经下发过一个23号文件，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的目标，其中包含了为大部分居民提供住房福利保障，并引导居民适度安排住房消费成份，但实际上我国要为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福利保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更是远没有达到其政策边界。

目前，我国的住房福利保障政策主要体现为面向中低收入居民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等。由于居民收入调查及信用体系不完善，难以确定低收入居民情况，加上政府财政限制和政策执行方面的问题，我国迄今没有做到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必需、充分的住房福利保障，现实保障程度非常有限。多年来，经济适用房建设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执行中还出现了较为突出的偏差问题，相反，商品住房的建设，特别是中高档商品房的开发建设却增长很快，成为住房供应的主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年全国经济适用房投资仅565亿元，同比下降6.8%，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则由上年的4.6%下降到3.6%。廉租住房建设在各地尚处于起步阶段，实际建设的数量则更小。鉴于这种情况，我国增加居民住房福利保障方面的调控政策首先是扩大经济适用房建设，大幅度提高经济适用房供应量，为大部分中低收入居民享有经济适用房提供保障；其次是适当增加廉租住房的供应，保证能为部分低收入居民提供必要的住房条件；再次是采取各种“补砖头”、“补人头”的政策，通过货币化的补贴方式，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全面、系统地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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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义才.城市暂住人员住房供应模式探讨[J].开放导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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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尹中立、郭建波.政府应积极干预住房市场[N].中国经济时报，2005-03-23.

抑制消费范文篇8

关键词：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区域差异；影响因素

一、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危害给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碳排放。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显示，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在1880～2012年期间已经上升了0.85℃，并且认为90%以上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有关，而传统的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CO2等温室气体是造成全球温室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降低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进程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目前，国内学者们对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张彬等利用Kaya模型研究分析了影响中国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并提出了实现各区域低碳发展的政策建议。李卫兵等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了深入考察。宋晓阵等利用IPAT模型比较分析了人口总量、能源强度和人均财富对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蒋金荷基于LMDI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1995～2007年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经济规模、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碳强度效应）及其贡献率。许士春等则运用LMDI加和分解法，基于我国整体、不同行业、工业内部不同部门多维视角探讨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总体上来看，上述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尺度：一是以东、中、西三大区域为研究单元；二是以省域为研究单元。而对区域碳排放研究来说，细化到市州尺度既是制定差异化精准减排政策和目标的需要，又是对现有碳排放研究在更小尺度上的延伸。湖南省作为中部大省，煤炭、石油、天然气贫乏，只有水能资源相对丰富，是能源输入大省。同时，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品燃料为主，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几年来，湖南省的人均碳排放不断增加，这必然促使湖南省加大减排力度，然而，湖南各市州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等差异较大，碳排放格局也明显不同。因此，迫切需要深入分析湖南省各市州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以便对各区域提出有针对性的碳减排措施。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碳排放量估算。本文利用《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推荐的参考方法，根据各市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消耗的8种化石终端能源（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的消耗总量估算出湖南省各市州2014～2017年的碳排放量，其计算公式如下：CO2=ni=1移Ei×ei×pi×44/12（1）式中，CO2为各市州各类化石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Ei为第i类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取自《湖南省统计年鉴》）；ei为第i类化石能源的标准煤折现系数（取自IPCC参考值）；pi为第i类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n为能源种类；44/12为CO2与分子量之比。8种主要能源的碳排放计算系数如表1所示。（表1）（二）数据来源与处理。为了直观反映能源消费碳排放近几年来的变化趋势。本文通过查阅《湖南省统计年鉴》，获取了2014～2017年各市州主要能源品种消耗量，并估算出各市州的碳排放量。（三）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方法1、Kaya恒等式。本文基于Kaya恒等式对湖南省各市州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分解，将碳排放影响因素设定为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四大因素。Kaya恒等式的碳排C=CPE×PEGDP×GDPPOP×POP（2）式中，C为碳排放量、PE为能源消费总量（即上述8种中端能源）、GDP为地区生产总值、POP为人口总数。令F=C/PE，表示能源结构水平；令T=PE/GDP表示能源强度；令G=GDP/PO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令P=POP，表示人口规模。2、LMDI对数分解方法。根据无残差项的LMDI模型，定义第0年（基期）到第t年（报告期）的碳排放量变化值为总效应△C，并将碳排放总效应△C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其中，影响能源结构效应设为△CF，能源强度效应设为△CT，经济发展效应设为△CG，人口规模效应设为△CP，可得到如下等式：△C＝△Ct-△C0＝△CF+△CT+△CG+△CP（3）其中，△CF、△CT、△CG、△CP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能源结构效应：△CF＝（Ct-C0lnCt-lnC0）×lnFtF0（4）能源强度效应：△CT＝（Ct-C0lnCt-lnC0）×lnTtT0（5）经济发展效应：△CG＝（Ct-C0lnCt-lnC0）×lnGtG0（6）人口规模效应：△CP＝（Ct-C0lnCt-lnC0）×lnPtP0（7）

三、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式（3）LMID模型对湖南省各市州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影响因素效应分解，得到△CF、△CT、△CG、△CP，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一）能源结构效应分析。能源结构效应指不同能源占比对碳排放的影响。从2014～2017年的分解结果来看，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波动较大。其中，8个市州的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6个市州的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二）能源强度效应分析。能源强度效应是指每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对碳排放的影响。2014～2017年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的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最低值为娄底市的-1，585.28。（三）经济发展效应分析。经济发展效应即人均GDP效应，其对湖南省各市州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是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其中，最高值为娄底的790.36。（四）人口规模效应分析。人口规模效应是指人口的扩张对碳排放的影响。从2014～2017年的分解结果来看，尽管人口规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碳排放的增长，但人口规模效应的累计效应仅为324.02t，对碳排放增加的贡献较小。

四、结论及建议

抑制消费范文篇9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著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著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著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著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著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著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二）推进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及其原则

1、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本身就可以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有利调整。从根本上讲，上述主要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完成其实质是一个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市场机制决定了资源将优先配置于能够产生较高回报的经济活动领域。那么市场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对于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能产生的回报进行更为准确评估并按照这种评估不断调整其配置的过程。而这正是运用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所要实现的目标。

比如在确认环境产权的基础上展开污染物排放权交易，使污染行为形成成本而被排污企业内部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再比如，进一步放开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户展开资本合作以实现农业企业化经营，增强农民的市场地位和议价能力，就可以增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因此推动体制转型进程的财政政策可以间接地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

2、推动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不应该是总量型的，仅采取单一政策手段，而应该是结构化的，采取综合政策手段。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相对改变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配置所能产生的回报来实现的。总量型的财政政策是在同一方向上普遍改变了资源配置于各个经济活动领域的回报水平，其结构调整效应是通过不同领域回报率受影响的差异来实现的，结构调整效应的强度相对较弱。而结构化的、综合性的财政政策是推动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配置的回报率产生不同方向上的变化（有的提高、有的降低），并且可以有意识地调节不同领域资源配置回报率变化的幅度，所以其结构调整效应的强度要显著强于总量型财政政策。

抑制消费范文篇10

关键词：家庭碳排放；城乡差异；驱动因素；LMDI模型

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约束下，明晰碳排放增长主要来源和关键部门，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至关重要。据统计，2001年以来我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保持5.41%的年均增长水平，2018年能源消费总量达63628.5万吨标准煤，居民生活消费逐渐超过工业生产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1]，因此基于家庭单位研究碳排放演进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对落实减排目标意义重大。在资源浪费问题突出、环境负荷不断超载以及减排形势渐趋严峻的背景下，对于碳排放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的重点逐渐由工业部门转移至居民家庭。对于居民生活消费所带来的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总量的核算[2，3]。如范玲和汪东（2014）[4]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聚焦居民间接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碳排放，同时在考虑城乡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对比研究城市和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马晓薇等（2016）[5]采用表观消费量方法和能源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对居民生活间接能源需求及其碳排放展开研究。二是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效应分解和识别。胡振等（2018）[6]通过分析日本家庭碳排放现状，利用IPAT-LMDI扩展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识别。STIRPAT模型则较多地用于碳排放峰值预测和总量控制研究。任晓松和赵国浩（2014）[7]综合运用STIRPAT模型和灰色预测方法估算我国工业部门碳排放何时达峰；刘云鹏等（2017）[8]进一步将STIRPAT模型推广到家庭碳排放研究中，对我国2030年的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进行模拟。由此可见，现有研究主要从人口因素[9，10]、消费水平[11—13]和技术水平[14，15]等维度考察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已有研究将居民个体作为排放主体考察整体碳排放量，忽略了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的社会性、共享性和互补性。相比之下，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分析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更符合现实生活场景。同时，城乡在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以及消费模式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距，而当前的研究往往关注的是城镇或者乡村单方面的碳排放核算，忽略了城乡家庭生活消费碳排放的比较分析。针对以上不足，本文基于IPAT-LMDI扩展模型对家庭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展开分析，并将敏感性分析纳入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考察。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核算

居民生活中的碳排放核算主要依据家庭单位直接能源消耗和间接能源消耗。直接能源消耗即居民对于能源产品的直接购买和使用，间接能源消耗则是指居民生活中非能源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所间接形成的能源使用量。居民生活直接碳排放的核算可以通过将居民生活各类能源消费量折算为标准煤单位，基于各年份平均标准煤碳排放系数来计算直接碳排放。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核算则根据居住、食品、衣着以及交通通信等八类主要消费活动（见下页表1）的碳排放来核算。

1.2基于家庭碳排放的IPAT拓展模型

IPAT经典模型刻画了人口规模（P）、经济水平（A）以及技术水平（T）对环境压力（I）的综合影响，本文基于居民能源消费研究的内容，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城乡居民生活碳排放分解模型，并进一步将户数、家庭规模、住宅面积等要素纳入考量。根据家庭碳排放研究中的IPAT扩展模型，进一步基于LMDI方法对居民生活碳排放动态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结构分析。LMDI分解方法基于碳排放路径的差异可分为加法模式和乘法模式，假定报告期（t期）的碳排放相对于基期（0期）的变化量为∆C，则基于加法模式的居民生活消费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因素分解如下。其中，∆CDCI、∆CDRE、∆CPCA、∆CDFS、∆CDH反映了各因素对于基期与报告期之间居民生活消费直接碳排放增量的贡献值，依次表示碳排放系数、家庭住宅能源强度、住房水平、家庭规模、户数对家庭碳排放增量变动的影响程度；与之相对应，∆CICI、∆CIEO、∆CPCO、∆CIFS、∆CIH则反映了各因素对于居民生活消费间接碳排放增量的贡献值，分别刻画了碳排放系数、家庭消费能源强度、消费水平、家庭规模、户数的影响程度。考虑到碳排放系数短期内相对稳定，设定∆CDCI=∆CICI=0。因素分解模型刻画了不同因素对于家庭碳排放增加的累积效应和整体贡献率，但无法揭示家庭碳排放边际变化效应，缺乏对驱动因素敏感性的有效识别。其中，DC和DX分别表示基期和目标期之间家庭碳排放量和影响因素的变化值，EL表示家庭碳排放弹性系数值。EL0说明影响因素对于家庭碳排放增加具有正向促进作用，EL0则刚好相反，说明相关因素对于碳排放增加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一般而言，EL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对家庭碳排放变动的影响效果越强，即家庭碳排放对于相关因素的敏感程度越高。

1.3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性，本文选取2013—2020年居民生活八类主要消费支出及其所包含的工业部门产值和城乡居民的户数、家庭规模、住房面积、生活直接能耗以及工业生产间接能耗等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其中，工业部门分行业增加值数据以当期工业增加总值为基数通过分行业工业部门规模占比估计得到，并以2013年为基期，利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分别对工业增加值及居民消费支出进行平减，缺失值数据则通过插值法补充完整。

2城乡家庭消费现状与碳排放核算

得益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均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其中，城镇人均消费支出由18488元上升至26112元，平均年增长率为8.25%；乡村人均消费支出亦由7485元增加至12124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2.4%。从消费结构来看，在城乡居民八类消费中，食品类、居住类消费支出约占整体消费的50%左右。其中，城乡家庭消费中食品类支出基本维持在30%的水平，这一比重渐趋下降的态势初显；居住类支出则稳定在20%左右，这反映了在房价居高不下的经济背景下，居住问题成为城乡居民生活负担的重要来源。其次，交通通信类、文教娱乐类也是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总支出20%左右。这与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条件下家庭轿车的普及、教育投资增加以及娱乐方式多元化等密切相关。对应地，城乡家庭能源消费中居住类占比最高，食品类、交通通信类以及衣着类能源消费次之。从总量来看，城乡家庭碳排放虽然均呈递增态势，但城镇家庭生活碳排放总量远超农村，且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2020年城镇碳排放总量相较于2013年整体增长近40%；与之相反，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总量则保持着缓慢的上升态势，增幅仅为15%左右。进一步地，从增长率变化来看，城乡家庭碳排放保持着相类似的增长变化趋势，自2014年以来呈现“N”型变化，具有变化趋势相似、变化范围波动大以及反弹趋势明显的特征。其中，城乡家庭碳排放增长率均在2016年达到峰值，又在2017年触底反弹。同时，城镇家庭碳排放增长率水平整体高于农村。城乡家庭碳排放差异显著的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城镇消费水平高于农村，消费能力更强、消费选择更多元化以及消费模式更综合，使得城镇家庭的能源消费不断增加。

3城乡家庭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分析

3.1城乡家庭直接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对比

如表2和表3所示，城乡家庭直接碳排放的变化量总效应渐趋增加，其中城镇家庭直接碳排放的总碳排放效应远高于农村，2019—2020年城乡家庭直接碳排放效应分别为8942.3015万吨和2847.6937万吨。从驱动因素分解结果来看，2012—2016年，人均住宅面积、家庭规模以及家庭人均能源消费对城乡家庭碳排放均存在正向促进效应，而2016—2020年，人均住宅面积因素对于城乡家庭碳排放的驱动效应由正转负，成为抑制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户数因素在城乡家庭直接碳排放中驱动作用完全不同。2012—2020年，城镇户数对家庭直接碳排放始终表现为正向驱动效应，且在整体正向驱动效应中占据较高比重。与之相反，户数因素在农村家庭直接碳排放中则长期表现为负向效应，是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抑制性因素。户数因素在城乡家庭碳排放中的差异化影响与城乡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整体来看，城镇家庭直接碳排放中户数效应、家庭规模效应、住宅面积效应以及家庭住宅能源强度效应在2012—2020年的累积效应均表现为正向效应（见下页图2）。其中，住宅面积效应在城镇家庭直接碳排放增长中起到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贡献率达41%。家庭住宅能源强度效应和户数效应次之，贡献率分别为29.7%和24.7%。相比之下，家庭规模效应在促进城镇家庭直接碳排放增加中的作用较小，贡献率仅为4.2%。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规模效应虽然对碳排放增加的驱动作用有限，2016年以来更是表现为负值，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和三孩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家庭规模的扩大，进而拉升其在家庭直接碳排放中的促进作用。农村家庭直接碳排放中家庭规模效应、住宅面积效应以及家庭住宅能源强度效应在2012—2020年的累积效应均表现为正向效应（见图3）。其中，人均住宅面积是农村家庭直接碳排放增量变化的最关键因素，贡献率高达73.8%，家庭规模效应和家庭能耗效应贡献率分别为8%和18%，而户数因素则是农村家庭直接碳排放增加的关键抑制性因素，累积减排量约为5275.7万吨，较大程度地抵消了其他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的拉升效应。

3.2城乡家庭间接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解对比

在城乡家庭间接碳排放方面，城镇家庭间接碳排放累

积增量远高于农村（见表4和表5）。从各驱动因素累积效应（见图4和图5）来看，人均消费支出是导致城乡家庭间接碳排放增量和增速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而户数效应和家庭消费能源强度效应则均是主要的负向效应，对抑制碳排放增速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户数效应和家庭规模效应对于城镇家庭间接碳排放的作用同直接碳排放基本一致。

3.3城乡家庭碳排放变动敏感性分析

根据城乡家庭直接和间接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结果和弹性分析模型，可以得到我国城乡家庭碳排放对不同驱动因素的敏感程度，如图6和图7所示。直接碳排放弹性指数结果显示，家庭碳排放对于不同驱动因素的敏感性波动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城乡家庭直接碳排放对于家庭规模和住宅面积的敏感程度变化最为明显。不同的是，城镇家庭碳排放对于住宅面积的敏感性不断降低，而农村家庭直接碳排放对于住宅面积因素的敏感性程度则相对较高。城镇家庭直接碳排放对于相关驱动因素的敏感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家庭规模、户数、家庭能耗强度和住宅面积，而农村家庭则依次为家庭规模、户数、住宅面积和家庭消费能源强度。

4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