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自治范文10篇

意思自治范文篇1

论文内容摘要：在国际民商事诉讼或仲裁中，有时候会遇到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或者当事人虽然选择了法律但其所选择的法律没有得到适用，这有违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有违于法的正义。所以应当建立可预见性排除规则，以解决这样的困境。可预见性排除规则是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紧密相连，两者都包含和明确在意思自治原则中的，这样才能保证适用于调整当事人行为的法律可以或合理情况下应该被当事人所预见。

意思自治基础理论及其发展

国际私法是国际民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3世纪以后，随着国际民商事活动的日益频繁和法律冲突问题的大量出现，研究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的国际私法学说相继出现。为了解决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和阐述其根据，不同时期的法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学说。法国法学家杜摩兰在其《巴黎习惯法评述》一书中提出的“意思自治”学说在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中有特殊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摩兰认为，在合同关系中，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合同关系所应适用的(习惯)法，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作出明示选择，法院(现代实践中还应包括仲裁庭)也应推定当事人“意欲”适用某一(习惯)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纠纷。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或者仲裁庭通常会决定合同适用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该国通常会是被假定是进行作为合同特征履行的当事人营业所在地或居住所在地的国家”。但是该学说产生以后，并没有立即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占据主要地位，直到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首次在立法中将意思自治原则明确规定下来后，它才陆续被各国立法所接纳。并逐渐成为各国确定合同准据法最为普遍的原则。“现在，这一原则几乎被所有国家的立法或判例以及国际公约所接受”。除了合同领域以外，意思自治已经被适用到其他领域，如侵权。“欧洲法院在1976年比耶诉阿尔萨斯钾矿案(BierBVv．MinesdePotassedAlsace)中认为，当侵权行为地不止一个时，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其中一个地方的法律”。这是判例方面的一个例子。

立法方面，《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32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可以随时协商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其他的例子还有，《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1992年的《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等都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婚姻家庭领域，1981年荷兰《国际离婚法》规定：对当事人离婚问题可以让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继承领域，1989年《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就支持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意思自治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最密切联系原则成为当代国际私法最流行的一种法律适用理论，各国已经进入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合同自体法阶段。意思自治原则虽然仍是各国解决涉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要原则。但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履行等理论已经占据重要地位。最密切联系原则系指：涉外法律关系应受与该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支配。特征履行是大陆法系国家判断最密切联系地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它要求法院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何地的履行最能体现合同的特征来决定合同的法律适用。它使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实践中具有了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是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必要限制。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主观标准，特征履行理论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最大限度地客观化。

法律适用中的可预见性及排除规则

法律的存在，应当起这样一种作用，当人们作出某种行为的时候，他们可以预先估计到自己行为的结果或他人将如何安排自己的行为，从而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和方向，这就是法律的预测作用。法律还应当起这样一种作用，它能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既定的模式，从而引导人们在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社会活动，即法律的指引作用。法律的预测作用和法律的指引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基于法律应当具备这样的作用的理论基础，法院或仲裁庭最终适用于处理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应当是当事人在作出某一行为的时候可以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法律，或者说，当事人有权利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即法院或仲裁庭的判／裁决结果。即法律适用和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foreseeabIlity)。否则，这样的法律适用是违反“法的正义小”的。

杜摩兰提出的意思自治原则，包括他以后的学者们，如萨维尼(德)、瓦西特尔(德)、孟西尼(意)、戴西(英)、莫里斯(英)、斯托里(美)、里斯(美)等，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的本意正是体现法的这种价值，他们主张的尊重当事人对调整其合同行为的法律选择，有利于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当事人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有利于法的预测作用和指引作用的发挥。然而，如果当事人所选择了的法律没有得到适用，甚至最终适用的法律是当事人行为时根本无法预见到也不应当预见到的时候(不管判决结果如何)，法院或仲裁庭适用法律时所体现的就不是当事人真正的意思自治。原因在它与当事人的目的意思不一致，而目的意思是意思表示据以成立的基础。不具备目的意思，或目的意思不完整，或者目的意思有矛盾的表示行为，不构成意思表示。这时法的预测作用就受到了阻碍，法的正义价值就面临威胁。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比如说反致，如果说反致在合同领域中不适用已经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的做法，但是婚姻、继承、夫妻财产制等领域呢?众所周知反致在这些领域里盛行，而意思自治原则发展到现在，其适用范围已经是超出了合同领域，扩展到了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再比如，当事人在非协商一致情况下选择了与他们的商事活动本来毫无关系的实体法，就很有可能导致此种结果的发生。同样，杜摩兰以及他以后的学者们都没有提出方案解决这样的“困境”。

杜摩兰的“意思自治”包括两方面：当事人明示选择；法院或仲裁庭应当推定当事人“意欲”适用某一(习惯)法，即默示的意思自治。后来的学者们以及各国的司法理论关于“意思自治”的阐述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都没有关于法院或仲裁庭推定出来的法律应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可知晓的法律表述。实践中，也未见有法院或仲裁庭排除适用当事人不可知晓的法律案例。事实上，法院或仲裁庭是否都有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分析将要适用的法律能否为当事人所预见值得怀疑。

可预见性排除规则对意思自治原则的突破

意思自治范文篇2

一、根源论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所谓“私法自治”原则在法律选择问题上的体现。因此，认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根源，首先就是要了解私法自治的由来。

一般认为，私法自治滥觞于“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①由于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民事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罗马私法十分发达，后世所谓“罗马法”便是罗马私法的同义语。不过，最初是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的。后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私人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终于需要在国家权力和私人活动之间确立一条明确的界限。适应这种需要，帝政前期的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披亚努斯（DomitiusUlpianus，约公元170年～228年）首创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按照他的意见，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它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②简而言之，根据乌氏的意见，私人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可以变通法律，而这正是“私法自治”的实质所在。从实践来说，在共和国末叶和帝政之初，为了适应商品流通快速迅捷的需要，受万民法的影响，出现了诺成契约（ContractsConsensus）。这种契约形式相对于当时的要式契约、要物契约来说，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双方当事人的“同意”（consent）作为契约成立和拘束力的根据，而不要求履行一定的形式或者接受一定的物品。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论及“诺成债务”的时候明确写道：“关于买卖、租赁、合伙、委任等契约，债务以当事人的同意而成立。上列各种契约，其债务的缔结只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同意的说法，乃是因为其缔结既不需要文书，也不需要当事人在场；此外，也没有必要给予某物，只须进行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同意即可。”③“以诺成方式缔结的债务因当事人表达相反的意思而消灭。”④诺成契约的出现，使商品流通从繁琐的形式中解放出来，标志着罗马法从重视形式转为重视当事人的意志，这是契约史上的一个进步。诺成契约因而成为“私法自治”观念的实践基础和后世“契约自由”原则的历史渊源。

到了1804年，作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⑤的《拿破仑法典》，不仅鲜明地继受了罗马法私法自治的观念，而且第一次通过立法对契约自由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和规范的阐发。该法典规定：“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第1101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第1134条）“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第1156条）“文字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第1158条）可见，《拿破仑法典》在有关契约的问题上，无论是契约的成立，还是契约的效力，无论是契约的解释，还是契约的解除，都主张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准。这与罗马法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有人说，《拿破仑法典》是以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为蓝本而制定的，拿破仑本人就是一位罗马法爱好者，看来是有根据的。

私法自治观念，从罗马法起，经过《罗破仑法典》，最终成为民法之精髓。不过，私法自治所以能够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虽经曲折而终于不朽，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成为西方国家民法体系的基石英钟，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自然法思想是私法自治观念的源泉。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最古老和最具影响的法律思潮。它的产生无疑与人类最初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角度有关。但是，它能够历经古代、中世纪直至近代一直为许多人所推崇和信奉，甚至在现代仍有人主张“复兴”自然法，说明在对法的认识和理解方面，自然法有其合理性。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是自然法观念的信奉者，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自然法”概念的提出者。在古罗马时代，尽管情形与古希腊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但自然法的观念仍然是不容置疑的。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前43年）曾有一段关于自然法的经典性言论：“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正确性。即使元老院、公民会议的决定也不能摆脱它所赋予的义务。对它进行说明和解释的不是外界，而是我们的内心。这个法，不管是在罗马或在雅典，不管是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什么不同；对一切国家和任何时代都具有不变的效力。这个法的主人和统治者是统治我们一切的神。因为，神是这个法的立法者、颁布者和法官；违背这个法的人，就是回避自己、否定人性的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即使摆脱了人为的刑罚，也会受到最严厉的神的惩罚。”⑥到了近代，即17、18世纪，理性主义自然法兴起，并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内容，进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自然法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它反对把人掩埋在自然界之中，反对把人当作神的奴隶，致力于重新发掘人、人的价值和尊严。它认为，法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本身，即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而人生来就有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平等、博爱及自我保护等权利，这就是所谓“天赋人权”，它们本源于自然法。⑦意思自治作为一种法哲学理论认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为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根据。毫无疑问，自然法，尤其是近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关于尊重人的权利，人以自由为本性的思想，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确立和弘扬“私法自治”观念的法哲学根源。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法自治原则得以确立的政治经济条件。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所树立起来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就是“天赋人权”。它凭借这面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禁锢和压抑人民的自由、限制甚至剥夺人民的权利的封建统治。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响亮地宣告：“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损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法律只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动”。这些口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不顾及自己在革命时期的许诺和人民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不能不遵循社会进步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规律，并从法律上加以确认，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私法领域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方面则采取“契约自由”原则。前述《拿破仑法典》已经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私法领域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是首先在法国萌芽的。

最后，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思潮和经济理论对私法自治原则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哲学上讲，私法自治首先是建立在人“生而自由”的信念之上的。从这个信念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当事人不应当受其不曾同意接受的义务的约束；另一方面，当事人必须受其愿意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在法国，当资产阶级从封建君主手中夺得政权时，社会契约论已广为传播，并且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私法自治理论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建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更能毫无问题地去创设约束当事人的特别的法律义务即债务”。⑧在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与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边沁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官所信奉。他们认为，根据自由放任主义，当事人的意图是应该受到特别尊重的，法律对人们的干涉越少越好。在德国，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说：“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的平等，这是他不受别人约束的权利，但同时，这种权利并大于人们可以彼此约束的权利”。⑨“人最适合于服从他给自己规定的法律-或者是给他单独规定的，或者是给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法律。”⑩康德认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才有天赋的自由权利；同时，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有选择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所以，人必须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必须使得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能并行不悖。康德的见解，在当时可以说是对自由的涵义的权威阐释。在经济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对当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私人财产关系为对象的私法原则和私法理论。斯密认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因此，应该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产业和经营贸易。“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⑾上述哲学和经济学思潮，成为私法自治原则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在后来的进程中，这些理论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被修正，私法自治原则也同时不断被充实和完善。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观念，最早于16世纪由法国人查理士。杜摩林提出。⑿到19世纪，受民法理论和康德哲学的影响，这种观念被命名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说”。也是在这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得到确立，合同法律适用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直至成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现在正开始向合同以外的领域扩张适用。

二、内涵论

一般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的做法。这种认识抓住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核心，在一定时期内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本旨，为在实践中贯彻当呈人的意图、实现私法自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这种限制已发展得十分系统而完善了。

可以说，在存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的场合，便同时存在着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在法律选择方面，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二者是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的。笔者认为，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发展的现阶段上，有理由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身应有的内容；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其二，当事人这种选择法律的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下面对此作些分析论证。

（一）从历史来看，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实践上，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同时并存的。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学说之时，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⒀意大利的孟西尼也曾说过，一国私法在财产及其享有的合同关系中赋予个人的权利，是个人能自由处置的权利。但是，只有在当事人的“自由是无害的范围内”，国家才“应该尊重他的自由，而且国家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需要来阻止他们行使这种自由”，但在超出这一范围时，即可援用公共秩序原则加以排除。⒁德国的萨维尼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英国的施米托夫在谈到当事人不得通过自由选择来规避原应适用于合同关系的法律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⒂在谈到何谓“强制性规则”的问题时，施米托夫又说：“强制性规则是指不能通过选择另一个法律制度而被废除的规则。”⒃这种说法意味着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当然要受到强制性规则的限制。上述权威学者虽分属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法系、不同的时代，论及问题的不同侧面，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这表明，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在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限制，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

在实践上，英国在维他食品公司诉乌纳斯航运公司案中，枢密院除了明确肯定合同当事人有选择法律的自由外，还要求当事人的选择须符合“善意”与“合法”、不违背公共政策等项条件。这里，“自由”及其“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英国关于当事人选法自由原则的内容。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案例被视为有关当事人选法自由的“重要原则案例”。⒄意大利是最早以立法形式接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在其1865年民法典中，这显然与孟西尼的影响直接有关，而孟氏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也同样反映在该法典中。1978年《意大利民法典》仍是把两者同时加以规定的。⒅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在总体上接受契约自由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限制，最典型的是其第6条：“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到1967年，法国《关于补充民法典中国际私法规范的立法草案》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任何明显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的外国法律不得在法国适用”，（第2283条）另一方面又在“适用于债的法律”一章中规定：“国际性契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债，适用当事人各方所选择的法律。”（第2313条第1款）这项规定已不再是隐含于一般民法的契约自由原则中的笼统规定，而是对合同之债法律适用问题的明确专门的规定了，因而可以视为法国民法典对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确认。把这两个条款结合起来理解，即意味着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国际性契约关系的法律，但如果所选择的外国法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则不得适用。至于晚近出现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均一方面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另一方面规定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这种做法可以说已经成了普遍的国际实践。只是这种规定有的集中在一个条款中，使人一望便知，如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7条，既规定了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规定了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得违背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强制规定；有的分散在几个条款中，需要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像前述法国立法那样。后一种规定方式是常见的，但却不便于人们把握和运用这一原则。而在前一种规定方式中，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仅限于该条款本身的规定，其他有关条款，尤其是属于“基本原则”性质的条款的规定也应一并加以考虑，如前述德国立法第6条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无疑应适用于当事人选择外国法的场合。不过，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对它的限制规定在一个条款里，却很直观地证明了这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同时又对当事人的选择加以某种限制，这两者同样符合合同关系的本质和特点，同样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首先，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合同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因此，合同实质上是当事人的一致的意思表示，构成合同关系的关键是当事人的意志。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合同，怎么订立合同，以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等，都要由当事人的意思来决定：这就是所谓“契约自由”。依据这种自由，在跨国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说，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不仅是“契约自由”原则在国际私法领域的特殊体现，而且自始便包含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之中。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既是在跨国合同领域对“契约自由”原则的贯彻，也是对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的遵从。同时，在合同关系中，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还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真正实现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法，不得因屈服于对方压力而为之，也不得因受蒙骗讹诈而为之，还不得为损害他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为之。合同关系既是一种法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作为法律关系，当事人在其中既享受权利也承担义务；他们地位平等、各得其利。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双方机会均等，互利互惠。作为社会关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项交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得失，也会进而影响社会的荣衰和他人的利害。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因此，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⒆

再则，合同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而出现的。商品经济越发达越繁荣，合同的作用便越重要越普遍。现今，市场经济已成为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价值规律，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情势，因而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法则也要求当事人拥有充分的自治权或自主权，这样才有助于在竞争中掌握主动。市场主体的这种自由意志和自主权利表现在跨国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就是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的准据法。而且，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完善的市场体系，而这种市场体系则要求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律加以规制。然而，在跨国经济交往中，这种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制显然是难于形成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一般法律原则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权利，由当事人来决定他们之间合同关系受何种法律支配。这样，一方面可以在承认各国法律存在差异乃至冲突的情况下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满足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商事交往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另一方面，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把他们认为最适当的法律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解决他们之间出现的交易问题，这不仅可以弥补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缺陷，而且也往往使得在一定领域内较为先进而合理的法律得以适用，从而实现对跨国合同关系的科学有效的调整。人们不会忘记，杜摩林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初衷，正是为了克服当时法国国内法律的不统一状态给法国商业交往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同时他也希望商人们选择巴黎的习惯法去调整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因为在杜摩林看来，巴黎的习惯法是最先进最完善的。后来，英国学者在对把当事人选择的范围限制在与合同有实际联系的法律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时也曾提出，英国的有关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法律制度是最为发达最为完善的，是有着明显优点的，因此，即使合同与英国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英国法，也应予以承认。⒇这种说法无论其本身是否成立，但却可以说明，通过当事人选择法律可以促使较完善的法律制度适用于合同关系，从而改善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状况。同时，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市场主体可以为所欲为，不意味着允许个人主义泛滥。相反，为了维持公平的交易秩序，保障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市场主体追求最大效率的自私的愿望必须受到遏制，市场运行中那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忽视各个部门的均衡与协调，忽视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加以制止和矫正，这样才能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在合同关系中，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于以某种限制正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表现，它可以保证当事人更好地行使自治权（三）“原则”作为一个法律范畴有其内在规定性。一项原则的确立应当兼顾问题的各个方面，综合事物的各种特性，这样，才能使原则起到正确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因此，原则的内容不应是单一的，单一便可能有失偏颇；它应该是全面的，全面才可能实现公允。原则本身应当是一个以确定者的价值目标为导向，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指导和规范功能的体系。这样，当人们依照原则认识事物、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不偏不倚，才会被现实所接纳，才会在正常而有序的状态下实现各方面利益的均衡和原则确定者的既定目标；原则才可以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21）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也应该包含丰富的内容。在目前，它至少应包含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过去那种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仅仅理解为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观点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人们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它既不符合“原则”的内在规定性，也不符合前已述及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倡导者和鼓吹者的本意。这种片面的理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这种状况之下，人们往往会只注意“自由”的一面，而忽略“限制”的一面。毫无疑问，这种认识会在实践中导致混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人们又一再提出要对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加以限制。其实，只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懂得一旦接受这一原则，即意味着当事人一方面可以选择法律，另一方面必须遵守某种限制，那么许多麻烦或混乱便无从产生，即使产生也易于解决。

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只是后者的组成要素，并非其全部。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但不能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因为后一种说法是矛盾的。

这样来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不仅全面地把握了这一原则的内容，而且明确了“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各国公认的做法的“法律位阶”。一方面，它确定无疑地把对选法自由的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容，这意味着无论在成文法上还是在判例法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以适当限制都处于重要的“原则地位”。不遵守这些限制，便是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行为和合同关系便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忽略了这些限制，便有可能导致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后果。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选法自由”和“适当限制”二者不是平位的，而是有主有从的。选法自由是这一原则的重心，也是法律规定或确认这一原则的主要取向；适当限制则是这一原则的“侧翼”，处于辅佐和补充的地位，是法律为当事人选法自由的正当实现而提供的保障。两者有机结合，不仅井然有序，而且相得益彰，从而为适当而合理地调整跨国合同关系，确定合同准据法提供准绳。

（四）自由与限制是一对矛盾的范畴，它们之间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从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难发现自由与限制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在哲学上，人们研究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驾驭程度的限制。在政治学上，人们研究主体利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主体所处的社会秩序的限制。在社会学上，人们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制约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体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可以说，任何一种自由本身都包含着某种限制。没有限制便无所谓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行不通的，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在前引康德的论述中，也已揭示了基于平等的天赋权利，每个人的自由与自由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他还说：“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自由的本身就是自由的妨碍，那么，根据普遍的法则，这是错误的；反对这种做法的强迫或强制，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妨碍的制止，并且与那种根据普遍法则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于是，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22）黑格尔也曾尖锐地指出：“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23）

从法律的角度讲，自由是一种权利，限制是一种责任。限制是对自由的制约，又是对自由的保障，它要求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不损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各种自由权利的范围，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则之下互相协调。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24）为所欲为并不是自由，而是对自由的互相否定。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自由就失去了权利的性质，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因为这时候他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在契约自由问题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德国民法典》（19年0年）把契约自由表达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在契约关系中，当事人的自由权利被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以不违反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条件，一旦发生争执的时候，法院以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尺度重新衡量当事人各方的意愿，并据此作出裁决。同《拿破仑法典》比较起来，《德国民法典》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对契约自由设置了诸多限制，但是，应当承认，这样规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它恰好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同《拿破仑法典》一样，《德国民法典》关于契约自由原则的规定也是建立在对罗马契约自由思想的继受基础之上的。（25）这表明，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契约自由本身也是同出一源的，并且都是由法律来规定的。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平衡自由与限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法律既保障自由，又限制自由，而限制自由最终是为了保障自由。“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所以，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26）因此，如果说自由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那么法律也同时界定了自由的科学内涵，这种内涵意味着自由的存在与行使是离不开限制的。

因此，作为私法自治在国际私法上的反映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由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也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理所当然地要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我们不能想象，由法律赋予的个人权利会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去行驶。相反，我们只能认为，法律在设定当事人选法自由这一权利的同时，便成为制约这种自由的一种既存的“金箍”，滥用自由便会招致惩戒。当然，这种规范和制约，也是当事人享有和行使意思自治权利的必要保障。所以，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当事人拥有选法自由，同时这种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这二者同是各国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扩张论

在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当限制界定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容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即它向合同以外领域的扩张适用。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这一点不难被人理解和接受，因为合同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协议。但是，在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或终止并不取决于当事人意志的场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何以成为确定准据法根据，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晚近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适用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且，越是晚近的国际私法立法，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场合便越多。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典》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一部国际私法典，而该法典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也最为广泛。而且，正是这部法典，受到了各国冲突法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被誉为是包含了目前最优的确定法律选择的原则。综观各国立法及判例，目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经在下列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夫妻财产关系、继承、物权、侵权行为、不当得利、信托以及司法管辖、国际商事仲裁，等等。（27）因此，可以说，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泛化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作用领域，是当前国际私法立法的一个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多方面深刻的原因。

首先，它是针对传统冲突规范，尤其是其连结点所存在的机械、僵化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改进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通讯工具得到根本的改善，因而国家间的民商事交往愈益频繁而密切，国际民商事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因此，传统冲突规范的那种对某一类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硬性的缺乏灵活性的连结点的做法，已无法适应解决现实的民商事法律冲突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国家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政策的需要。为了克服传统的冲突规范的这种弊端，人们提出了对僵化的传统冲突规范进行“软化处理”的主张，其具体办法之一，便是用灵活的开放性的连结点取代传统冲突规范中的僵固的封闭性的连结点。“当事人意思自治”恰好是这种灵活的开放性的连结点之一。它把法律关系准据法的确定，交由当事人去选择，使某种法律关系不再固执地附着于一种法律上，从而增强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并使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乃至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更趋合理。

第二，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实现国家保护弱者和受害者的政策取向。例如，在侵权行为方面，如果行为发生在一国而结果产生在另一国，瑞士的判例支持受害者一方根据对其最有利的法律起诉。德国的判例也持有相同的主张，德国法院曾允许当事人选择侵权行为地法，不过在德国学者中间，对究竟应由受害者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法律，还是由法官依职权来决定这个问题却存在着争论。（28）《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4条规定：“非合同之债……在受害者要求时，也得适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法律。”这一规定不仅意味着侵权行为可以适用受害者选择的法律，而且意味着要适用对受害者有利的法律，因为受害者一方当然不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法律。这种判例和立法显然旨在保护受害方的权益。

第三，在某些国家，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应用是为了增加适用法院地法的机会，或者是为了增加内国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的机会。如荷兰1981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对离婚问题可以让当事人自己选择法律。他们可以选择其共同本国法，如果其中一方与该法没有实际的社会联系，也可选择作为法院地的荷兰法。而荷兰的法律对离婚是很有利的，所以想离婚的人就愿意在荷兰起诉并选择荷兰法以达到离婚的目的。（29）其结果是，荷兰方面既扩大了内国法院的管辖权，也扩大了内国法的适用。在法院管辖权方面，《秘鲁民法典》在第2058条的规定中清楚表明，秘鲁法院可依当事人双方明示或默示的选择而对案件有管辖权，并且指出，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该项法院选择具有排他性。瑞士国际私法关于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规定，也表明了这种意图。（30）

第四，回避主权者意志的直接冲突，尊重当事人的利益抉择。规定硬性连结点的传统冲突规范，在解决法律适用问题过程中更直接地体现着立法者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因而运用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的过程，其实是实现国家意志的过程，依据准据法最后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归属，其实是表现了国家的意愿，而未必是当事人双方的要求。不同国家对同一法律关系制定不同的冲突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对同一问题的意志、态度和利益的分歧，即使在字面上完全相同的冲突规范，也可能潜藏着各国立法者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这种反映主权者意志冲突的所谓“冲突规范的冲突”，显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顺利进行，抑制民商事主体进行国际民商事交往活动的积极性。而采取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当事人选择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情况的法律，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则既可以回避主权者意志的冲突，又可以调动民商事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顺利进行。

第五，国际私法是民商法即国内私法的适用法，因而它理应承袭私法自治之精神并努力加以贯彻。它虽以间接方法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但也必须遵循和顺应民商事关系的本质要求，因势利导，才可以切实有效地发挥其规范功能。所谓私法自治，即是说，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之适用，即私人协议可变通私法。（31）私法自治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个人意志。因此，国际私法立法在确定法律适用规则时，尽量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作用的范围，保证个人意志的充分实现，正是对私法自治精神的贯彻与弘扬，也是对民商事关系本质要求的遵循。

第六，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实现冲突法所一贯追求的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确定性和一致性的价值目标。由当事人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无论这种选择是在纠纷发生之前，还是在纠纷发生之后，都意味着当事人对自己将要承担的义务、责任和享受的权利、利益有着预先的认知。当事人所以会选择某种法律，一是基于对该种法律的了解，二是基于对维护个人权益的关注，而这两个因素都不会由于受案法院和行为发生地的不同而受到影响。因此，无论当事人在何处寻求司法救济，或者相互间权利义务的设立和变更行为发生于何处，都不会使他们的法律选择有多大的变化。所以，通过在较大范围内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增强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确定性和一致性，有利于当事人预知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则有利于使争议迅速得到解决。

耐人寻味的是，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杜摩林，正是在其对夫妻财产制问题的解答中阐明自己的观点的。1525年，有人就加内夫妇的夫妻财产制问题请教杜摩林，问他是否有可能避免适用该夫妇各项财产所在地的习惯。杜摩林表示赞成对全部财产适用加内夫妇结婚时的共同住所地-巴黎的习惯规则。其理由是，夫妻财产制应视为一种默示合同，可以认为，夫妇双方已经将该合同置于其婚姻住所地法的支配之下。杜摩林又进一步指出，如果说适用缔约地法是出于当事人的意愿，那么，他们也可以要求适用另外一种法律，例如，对于一个买卖合同，要求适用出售的不动产所在地法。从此，便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由当事人指定适用于其合同的法律。（32）这件事是作为关于定性问题的“典型的重要实例”被介绍的，它在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夫妻财产制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所指定的法律，不过，这时应当把夫妻财产制识别为一种默示合同。值得注意的是，1887年《哥斯达黎加国际私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其内容是“婚姻关系适用双方协商一致而定居的地方的法律，无协议定居者，则以丈夫住所地国家的法律为准”。可以认为，这一规定虽将双方协商的内容确定在其定居地上，但最终的着眼点是要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因而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居地的事实，其实是对他们之间婚姻关系所要适用的法律的一种默示。这同杜摩林关于加内夫妇财产制问题的意见如出一辙。看来，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这一法律规范是受到了杜摩林思想的深刻影响，不过，至少从文义上看，哥斯达黎加的法律恐怕不仅用于解决夫妻财产关系问题，而且还用于解决夫妻人身关系问题。在法院管辖权问题上，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第80条，一方面规定当事人关于诉讼地点的协议不能排除一州的司法管辖权，另一方面又指出，除非这样一个协议是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否则它将被赋予效力。目前，承认当事人关于诉讼地点的协议条款的效力已在美国各州法院成为一种趋势。至于涉及联邦以外的有关问题，则已有像“布雷门诉萨帕塔近海公司”这样的典型案例。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是基于承认合同选择法院条款的有效性而推翻佛罗里达州地区法院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不顾庄严的合同而坚持一切争议必须在我国法院按照我国的法律解决的狭隘地区观点是不利于美国工商业的发展的……”，尊重合同中选择法院条款，“符合以往合同自由的观念”。（33）在这个案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所谓“协议管辖”条款效力的确认，也是以合同的效力为依据的。这些情况说明，尽管在国际私法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上，已经形成了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范围的趋势，但是，萦绕于人们头脑中的却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契约观念”，以至于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其他某种法律关系解释为-在杜摩林那里是“定性”为-合同（契约）关系，从而证明在该种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合理性。更有甚者，马达加斯加和中非两国的国际私法都是把夫妻财产关系和合同、准合同放在一个条款里规定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34）这表明该两国也是把夫妻财产关系视为合同关系的。1967年《法国关于补充民法典中国际私法内容的法律草案》第2310条“但书”中的规定也反映了这种观念。这种解释在许多场合下是有道理的，也极易被人们所接受，但这并不能用来解释所有问题。而且，如果固执于这种观念，恐怕会阻抑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扩张的势头，因为，这意味着在用“契约观念”无法解释的法律关系上，便不宜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从法哲学、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每一个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主负责。（35）人们之所以接受它，欢迎它，主要是由于它尊重个人意志和个人权利，把人放在了社会主体的位置上。在私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内，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他们相互间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着实是主权者明智的选择，也是当事人热诚的愿望，并且符合私法关系的本质要求。至于出于某种政策考虑而由当事人单方拥有选择权，这也同样符合人是社会主体的观念，因为法律有责任维护需要保护者一方的权益以实现社会公正，只是这种维护是通过赋予该方当事人以法律选择权来实现的。而且，在多数场合下，当事人的这种法律选择都在范围等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同样是为了防止意思自治泛滥而可能产生的弊端，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这种适当的限制也应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意思自治范文篇3

关键词：意思自治原则可预见性排除规则

一、意思自治基础理论及其发展

国际私法是国际民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3世纪以后，随着国际民商事活动的日益频繁和法律冲突问题的大量出现，研究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的国际私法学说相继出现。为了解决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和阐述其根据，不同时期的法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学说。法国法学家杜摩兰在其《巴黎习惯法评述》一书中提出的“意思自治”学说在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中有特殊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摩兰认为，在合同关系中，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合同关系所应适用的(习惯)法，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作出明示选择，法院(现代实践中还应包括仲裁庭)也应推定当事人“意欲”适用某一(习惯)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纠纷。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或者仲裁庭通常会决定合同适用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该国通常会是被假定是进行作为合同特征履行的当事人营业所在地或居住所在地的国家”。但是该学说产生以后，并没有立即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占据主要地位，直到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首次在立法中将意思自治原则明确规定下来后，它才陆续被各国立法所接纳。并逐渐成为各国确定合同准据法最为普遍的原则。“现在，这一原则几乎被所有国家的立法或判例以及国际公约所接受”。除了合同领域以外，意思自治已经被适用到其他领域，如侵权。“欧洲法院在1976年比耶诉阿尔萨斯钾矿案(BierBVv．MinesdePotassedAlsace)中认为，当侵权行为地不止一个时，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其中一个地方的法律”。这是判例方面的一个例子。

立法方面，《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32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可以随时协商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其他的例子还有，《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1992年的《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等都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婚姻家庭领域，1981年荷兰《国际离婚法》规定：对当事人离婚问题可以让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继承领域，1989年《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就支持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意思自治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最密切联系原则成为当代国际私法最流行的一种法律适用理论，各国已经进入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合同自体法阶段。意思自治原则虽然仍是各国解决涉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要原则。但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履行等理论已经占据重要地位。最密切联系原则系指：涉外法律关系应受与该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支配。特征履行是大陆法系国家判断最密切联系地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它要求法院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何地的履行最能体现合同的特征来决定合同的法律适用。它使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实践中具有了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是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必要限制。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主观标准，特征履行理论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最大限度地客观化。

二、法律适用中的可预见性及排除规则

法律的存在，应当起这样一种作用，当人们作出某种行为的时候，他们可以预先估计到自己行为的结果或他人将如何安排自己的行为，从而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和方向，这就是法律的预测作用。法律还应当起这样一种作用，它能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既定的模式，从而引导人们在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社会活动，即法律的指引作用。法律的预测作用和法律的指引作用是相辅相成的。

基于法律应当具备这样的作用的理论基础，法院或仲裁庭最终适用于处理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应当是当事人在作出某一行为的时候可以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法律，或者说，当事人有权利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即法院或仲裁庭的判／裁决结果。即法律适用和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foreseeabIlity)。否则，这样的法律适用是违反“法的正义小”的。

杜摩兰提出的意思自治原则，包括他以后的学者们，如萨维尼(德)、瓦西特尔(德)、孟西尼(意)、戴西(英)、莫里斯(英)、斯托里(美)、里斯(美)等，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的本意正是体现法的这种价值，他们主张的尊重当事人对调整其合同行为的法律选择，有利于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当事人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有利于法的预测作用和指引作用的发挥。然而，如果当事人所选择了的法律没有得到适用，甚至最终适用的法律是当事人行为时根本无法预见到也不应当预见到的时候(不管判决结果如何)，法院或仲裁庭适用法律时所体现的就不是当事人真正的意思自治。原因在它与当事人的目的意思不一致，而目的意思是意思表示据以成立的基础。不具备目的意思，或目的意思不完整，或者目的意思有矛盾的表示行为，不构成意思表示。这时法的预测作用就受到了阻碍，法的正义价值就面临威胁。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比如说反致，如果说反致在合同领域中不适用已经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的做法，但是婚姻、继承、夫妻财产制等领域呢?众所周知反致在这些领域里盛行，而意思自治原则发展到现在，其适用范围已经是超出了合同领域，扩展到了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再比如，当事人在非协商一致情况下选择了与他们的商事活动本来毫无关系的实体法，就很有可能导致此种结果的发生。同样，杜摩兰以及他以后的学者们都没有提出方案解决这样的“困境”。

杜摩兰的“意思自治”包括两方面：当事人明示选择；法院或仲裁庭应当推定当事人“意欲”适用某一(习惯)法，即默示的意思自治。后来的学者们以及各国的司法理论关于“意思自治”的阐述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都没有关于法院或仲裁庭推定出来的法律应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可知晓的法律表述。实践中，也未见有法院或仲裁庭排除适用当事人不可知晓的法律案例。事实上，法院或仲裁庭是否都有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分析将要适用的法律能否为当事人所预见值得怀疑。

三、可预见性排除规则对意思自治原则的突破

意思自治范文篇4

关键词：法律行为成立生效意思自治

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又称私法自治原则，“指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之自由意思。只要不违反法律之根本精神，个人之法律关系均可依其自己的意思，自由创设。”意思自治原则强调尊重个人意思自由，当事人在从事民事活动时有权依自己的真实意志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受其他任何主客观因素的干涉。传统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则是与事实行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事实行为属非意思表示行为，而法律行为则是指民事主体以一定的意思表示发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法律行为者，乃以发生私法上效果之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种法律事实也。”可见法律行为以当事人有意思表示为其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我国民法中，并未采用“法律行为”这一传统概念，而是在《民法通则》第54条定义了“民事法律行为”，按此定义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可以理解为指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非法、无效的法律行为不在此列。需要注意，在法律行为的成立过程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国家立法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制则体现出限制民事主体意思自治方面的内容。本文从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要件角度出发，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及其限制问题分别作如下探讨：

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贯穿于法律行为成立的全过程

如前所述，法律行为是指依据主体的意思表示才得以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看一项法律行为是否成立，系对该法律行为的“存在”之判断、“有无”之判断，属一种事实上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是看是否满足法律行为足以成立所需的各项要件，如果全部满足则法律行为得以成立，如不能满足则不能构成法律行为。依行为本身性质的不同，成立法律行为的要件可分为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但无论何种性质的法律行为，在其成立的全过程都无不体现着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就一般的法律行为而言，其成立要件为三项，即当事人、标的和意思表示。这三项要素本身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实际民事活动中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因为任何一种法律基本原则或精神要真正地运用于实践当中，不依靠载体是无法实现的，而上述一般法律行为成立的三项要素即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和意志要素正是意思自治原则得以在实践中体现的载体，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血肉，缺少任何一个要素不仅无法成立一项法律行为，也不能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本意所在，可以说，法律行为的成立是真正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手段。在三项要素中，如果缺少标的要素，即只有当事人及其意思表示而没有指向的对象，就只会发生当事人自己的表意行为而不会与外界发生法律联系，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生具体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缺少当事人这一主体要素，法律行为没有行为的实施者，更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从谈起行为的成立；如果缺少意思表示要素，主体的行为作用于标的只可能发生其自身的日常行为（如洗脸、刷牙等）和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事实行为（如拾得遗失物等），而不可能发生以意思表示为基本要素的法律行为，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体现出意思自治原则了。可见，只有三项要素齐备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才能真正得以落实并指导当事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例如，遗嘱行为的成立，应由立遗嘱人出于其真实意志就其财产处分作出书面、口头等形式的遗嘱，而不受任何人对其财产处分自由的干涉；在行使撤销权、解除权等形成权的场合，当事人有权依其自己意志决定是否行使、如何行使相应的权利，不受其他人或因素的影响，这都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支配着其法律行为的成立。需要注意，一般法律行为的成立时间，应当是在当事人对标的作出意思表示之时。

特殊性质的法律行为之成立，首先也要满足上述三项要素，因为这是任何法律行为成立所必须的。在此问题上可以理解为特殊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为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三项要素加上由该行为性质决定的特殊要素，相应地，特殊法律行为成立的时间亦应为行为满足特殊要素之时（当然此前必须先满足三项要素）。与一般法律行为成立相同，意思自治原则仍贯穿于该特殊法律行为成立的全过程。例如，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仅有各方当事人针对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即标的要素）作出意思表示并不能成立合同法律行为，还需要各方的意思表示达到一致合同才得以成立，这里的意思表示一致即各方形成合意就是合同法律行为成立的特殊要素，而意思自治原则则体现为合同各方当事人在要约、承诺阶段真实地表达内心意愿，任何一方不得将已方意愿强加给另一方，直至各方最终达成订立合同的合意，合同得以成立；在要物合同成立的问题上，特殊要素不仅是各方当事人在具体权利义务上形成合意，还包括标的物的实际交付，在标的物实际交付时合同才能成立，如《合同法》第367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此时标的物的交付应理解为当事人个人意志支配下的实践性行为，仍属于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

可见，无论是一般法律行为还是特殊法律行为，也无论是单方法律行为还是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其成立必须具备相关的要件，在法律行为的成立过程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无处不在，它指导着民事主体的具体行为，同时也保护着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的基本利益，在排除他人不正当干涉、维护私法自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意思自治原则可谓是以调整私人之间法律关系为特征的民法之基础、之根本。

二、立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制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体现了在民事活动中积极维护主体利益的根本要求。然而，社会毕竟是由若干个体组成的，而个体间利益经常是对立的，个体对利益的无限追求决定了绝对强调个体意志自由必然会造成一部分个体利益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必然需要对意思自治原则作出一定的限制。故在法律行为依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成立之后，国家通过立法对其效力予以规制，从而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予以限制和约束，以更好地平衡个体之间的利益，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从时间上看，判断一项法律行为是否生效是在该法律行为成立之后方可进行；从性质上讲，判断法律行为是否生效，是对该法律行为的“合法”之判断、“好坏”之判断，是一种价值上的判断。因此，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与其成立要件是相互对应的，一项法律行为在具备主体、标的和意思表示要素得以成立后，能否受到合法保护而发生其法律效果，就要看主体是否适格、标的是否合法确定、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一项有效的法律行为应当是主体适格、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标的合法、确定、可能，这就是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也就是我国《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另外，从构成上看，一项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必然要经历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指导下的成立过程与国家公权力介入后赋予其效力的生效过程两个阶段，因此一项有效的法律行为可以理解成是当事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有机结合。前述后一个过程即对法律行为效力进行确定的过程充分体现出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从法律行为生效要件的角度看，这种限制具体体现为：

1、法律行为因主体不适格而无效或效力未定。因主体不适格而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主要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了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以及不具备法律所要求的特殊资格的主体实施的相关行为（如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他人提供保证的行为），以上法律行为都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这种无效是自始、当然、确定的不发生法律效力，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部分已成立的、主体不适格的法律行为效力的彻底否定，至于行为人意思表示及标的处于何种状况在所不问。同样是主体不适格，但出于加速经济流转速度和维持民事活动秩序稳定考虑，立法将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需经法定人同意的行为、无权行为和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确定权则赋予了真正的权利人，即规定在权利人作出追认与否的意思表示前有关法律行为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而权利人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时则使之成为有效法律行为，作出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时则使之成为无效法律行为。此时已依行为人主观意思表示成立的民事行为能否生效已不由原行为人控制，而转由权利人确定，应理解为权利人对原行为人的意思自治构成限制。

2、法律行为因主体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或可变更或撤销。依《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有关规定，在行为人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行为归于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亦均属于无效，上述情形均可看作是国家公权力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对当事人合同行为效力的否定。而行为人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的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行为、重大误解行为和显失公平行为，相关立法则规定为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如此规定实质上是赋予权利受害人以变更权或撤销权，使其审时度势决定使法律行为继续生效还是予以变更后使之保持效力亦或撤销后使之自始不发生效力，同样也是出于加速经济流转速度和维持民事活动秩序稳定考虑，在形式上体现出权利受害人对施害人主观意思表示的限制。

3、法律行为因标的违法、不确定或不可能实现而归于无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禁止性或强行性规定的行为均属于无效法律行为，而在标的不确定或不可能实现的场合，法律行为亦不会生效，因为标的不确定，就没有了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范围的前提；而标的不可能实现时，更是违背法律行为意在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本意所在。

4、对特殊法律行为生效时间的限制。一般而言，符合生效要件的法律行为在其成立之时即发生法律效力。而对于特殊性质的法律行为，其生效时间则滞后于成立时间，此时需满足的生效条件即法律行为的特殊生效要件。如《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其合法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此种情形下当事人所签订的抵押合同虽已依各方意思达成一致并且签署，但该抵押合同要发生法律效力还有赖于有关部门的登记。公务员之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是各自独立的两个阶段，其中法律行为的成立系当事人依其意思表示针对一定标的所为的单方、双方或多方行为，在此阶段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法律行为的生效则属于国家公权力对已成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所作的价值评判，意味着对在成立过程中处于权威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进行限制，经公权力评判后，一部分法律行为符合国家法律的法律行为得以保留并发生其效力，依当事人的意志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另一部分法律行为则由于违背国家法律的要求而被否定其效力，当事人的意志不能发生预期效果。客观地讲，片面、绝对地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国家对私主体活动的干预都是不足取的，如何在保护私主体意思自治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最佳契合点才正是国家通过立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进行限制的本意。

参考文献：

①参见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56页。

意思自治范文篇5

一、对相关概念与民法体系之关系的分析

（一）平等

平等始终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理念。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平等理念也得到了尊重与体现。就民法本身的概念而言，通说认为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我国《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此条规定即确立了民法中的平等原则。可见，民法的概念强调调整对象之间的平等性，即只有平等的民事主体才是民事法律的规范对象。为此，有观点认为民法中的各项制度处处体现平等色彩，平等应该是整个民法体系的中心。笔者认为，这种逻辑推导存在对平等的一种误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民法中的平等指的是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强调的仅仅是其参与活动的资格上的平等，而不是泛指平均地获取利益或是分配权利义务。这里的平等仅仅涉及民事活动的起点，即只要是平等的资格主体都可以参与到民事活动中来，而与民事活动本身无关。此外，平等并不是民法的宗旨和目的，而只是实现主体自由的一种手段。因此，平等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并非处于中心地位。

（二）公平

公平是现代民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所谓公平，就是以利益均衡为价值判断标准以调整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2]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对于整个民法体系而言，民事活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公平交易活动。只有在民事主体之间实现公平的交易，整个民法活动才有可能得以健康发展。那么，公平是否因其这种重要作用而能够担当起统帅作用呢？有观点认为，因公平包含公正、平等，公正又涵盖公道、正义、衡平，而公道还包括诚信、善意、公序良俗、情势变更等，公平有着极高的抽象性，足以统领其他一切民法基本原则。[3]另有观点认为，社会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它始终贯彻于整个民法法典，是民法的核心灵魂。[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待商榷。我们知道，民法中的公平原则，是指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为价值判断标准，以权利和义务是否均衡来平衡民事主体双方的利益。但关键在于，公平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含义。道德上的公平，如维持现状就是公平；数学上的公平，如等式两边相同；社会学上的公平，如自我满足就是公平等等。应当明确，民法中的公平并不能涵盖公平的全部含义，且其价值只表现在交换领域，并不包含生产领域，比如所有权的原始取得、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等。而且，即使在交换领域，公平也并非完全等同，而更多是表现为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只有在当事人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法律才推定使用国家定价或市场定价。所以，公平在整个民法体系中也不具有中心的地位。

（三）诚实信用

现今，诚实信用的基本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同，并发展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5]因此，诚实信用要求民事主体须按照市场的互惠性进行民事活动，充分体现民事行为的利益平衡性。为此，有学者在论述民法的基本原则时，将诚信原则极力拔高，并赋予其平衡、公平、正义的内涵，认为诚信原则是大陆法系民法中的唯一基本原则。[6]笔者认为，诚信原则固然涉及做人的品行和社会的秩序而彰显其重要价值，但仍然不能够据此将其认定为民法体系中心。因为，诚实守信在生产领域是无须强调的问题，自然的力量自然培育人们良好的诚信品行。如农民为进行市场交易而培育农作物，而农作物的培育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这就是自然力量的驱使而非人为所能控制的。然而，在交换领域中，人们的这种良好品行在利益面前受到挑战。例如，现货交易中的诚实与欺诈，期货交易中的拒绝履行、不适当履行等。因此，人们在市场交易中追求诚信，呼吁诚信。可见，诚实守信也仅是民法体系中的局部性问题，而非全局性的，故难也以成为民法体系中的中心。

（四）意思自治

一般认为，民法体系属于私法范畴，其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与“私法自治”，即允许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充分的意思自治。但必须明确，民法中的意思自治不能当同于契约自由，否则意思自治的价值就无法在民法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所谓意思自治，又可称为私法自治，是指在私法领域中，人们能有依据自身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为和事务。[7]正如有学者所言，意思自治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民事主体仅依自己的意志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主负责。[8]因此，契约自由仅是意思自治在契约领域的应用与体现。另外，意思自治的内涵要求保障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时的意思自由，其侧重点在于排斥国家权力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任意干预。那么，应当认为这种排斥任意干预的意思自由不仅仅限于交换领域，也必然涵盖到生产领域。可见，意思自治涉及民法体系中生产与交换两大领域，因而其有可能更好地深入到整个民法体系之中，相比上述的其他几概念而言，意思自治更适合成为民法体系的中心。

二、意思自治在整个民法体系具有中心地位

我们知道，传统民法是通过现实物质利益驱动的方法，激发主体参与民事活动的积极性，以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只有意思自治才有可能将这种理念贯彻到整个民法体系之中。

（一）意思自治在人们处理民事活动中仍占据主导作用

正如有学者所言，意思自治的真谛是自由的价值观，在民法领域里具体表现为民事主体的结社自由、债权法的合同自由、物权法的所有权自由、亲属法的婚姻自由和家庭自治以及继承法中的遗嘱自由。[9]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各类合同还是在婚姻、遗嘱、继承、收养等领域之中，具体的法律行为规范大都属于任意性规范，都允许当事人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通过意思自治决定自己的事务，且这些任意性规范只有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适用。又比如，在合同领域里，当事人完全可以充分自主地决定合同的类型、内容及其履行方式等。另外，即使在婚姻、收养以及遗嘱等领域，法律相对地做了较多强制性规定，如近亲结婚的禁止、遗嘱须采取法定形式等，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妨碍当事人的婚姻和遗嘱自由，当事人仍然可以依自己的意愿决定相关事务。

（二）意思自治贯彻于各个民法制度之中

民法体系涵盖的诸多民法制度同样渗透意思自治之理念。例如，民法总论中的行为能力制度，这是意思自治要得到具体实施前提。易言之，只有具有了意思能力，才能够谈得上意思自治。又比如，法律行为是民法总论中法律事实制度的重要内容，德国民法典创设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其基本要素就是意思表示，而民事活动主体要能够设定、变更、消灭权利与义务，管理自己的事务，就需要通过意思表示实现这一变化。因此，我们应该明确，意思自治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这种制度设计之原因就在于意思自治本身的效力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而法律行为同样涵盖生产和交换两个领域，民法由此得以更加体系化。我们知道，法律行为被分为单方行为和双方行为，那么，意思自治又是如何依据这种分类而体现于民法的各项制度之中的？就单方行为而言，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单方法律行为必须满足涉及到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这一要件。那么，单方法律行为是否必须涉及第三人才能成立呢？这就需要从法律事实的内涵来进行分析。所谓法律事实，即某一事实与法律后果相联系的事实。依是否基于人的意志，法律事实被分为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又依是单方意思还是双方意思，分为单方法律行为与双方法律行为。主流观点的前提是认为所有的法律行为都需要有相对人，即意思表示要向相对人做出，才构成法律行为。之后，又依据其表示的意思是否需相对方同意，才分成为双方法律行为与单方法律行为。那么，按照这一认识模式，则所有权、知识产权原始取得的行为即被排斥在外，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其缺陷在于忽视了意思可以明示的方式发出，也可以默示的方式表示，而并非是必须要有相对人才能做出意思表示。否则，诸多客观生活事实将会被忽视，如农民的生产劳动、作家的写作活动、技术人员的科学发明创作活动等。这些事实都是以一种以客观行为推定的方式表示出来，都是能够使行为人获得特定的利益，而这种获益根本无需相对人的存在或是同意。因此，按照上述分析，无论是农民的劳作、作家的写作还是科技人员的发明活动，其中渗透的都是意思自治这一基本理念。生产劳动因意思自治而带来物质的丰富，科学创造因意思自治而得以迅猛发展，文学创作因意思自治而不断涌出新作品。就双方法律行为而言，意思自治最主要的表现就体现在合同自由领域。其基本内容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与形式的自由，决定违约解决方式的自由等。另外，双方法律行为的发展也表明了意思自治的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如无效行为范围的缩小，撤消行为范围的扩大等。

意思自治范文篇6

宗某是工程公司的钢筋工,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自己操作不当造成右眼受伤。经医院治疗后伤愈,工程公司支付了全部医疗费。后来,宗某与工程公司就此次事故达成协议。然而,宗某在领取五万元补偿款后,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由将工程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判令工程公司给付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费用共计十九万多元。

本案的发生,引发了以下问题:双方当事人针对事故达成的协议,违反法律的意思自治原则吗法律对在人身损害发生后,当事人自主解决赔偿问题有无明确的规定笔者拟从上述问题对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意思自治进行探讨,以期充分理解并加以运用,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意思自治的含义

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只要设定的权利义务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法律尊重这种选择。“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个人自治或其自我发展的权力,它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思①”,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②。

意思自治原则,是法国学者杜摩兰根据资产阶级“契约自由”理论提出的,又称私法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强调的是尊重个人的意思自由,当事人在从事民事活动时有权依自己的真实意志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受其他任何主体主客观因素的干涉。私法自治原则强调私人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思,从而给民事主体提供了一种受保护的自由。这种自由,相对于公权力的行使而言,其是免受干预的自由,相对于个人事务的处理而言,其是自主决定的自由③。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确认了意思自治原则。

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意思自治的应用

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的人身损害,当事人可以自主表达意思,从而更好、更便捷地解决纠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中作出了规定。即当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发生了如下情形:(1)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2)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3)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赔偿纠纷;(4)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纠纷或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纠纷;(5)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赔偿纠纷;(6)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或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7)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赔偿纠纷;(8)产品责任损害赔偿纠纷;(9)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10)医疗损害赔偿纠纷;(11)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12)高度危险损害赔偿纠纷;(13)纠纷饲养动物损害纠纷;(14)物件损害纠纷等。上述所列举的损害事实发生后,除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处理的外,就得运用纠纷解决机制予以缓解、消除。

一般情况下,解决纠纷机制分为私力救济机制、公力救济机制和社会救济机制。

本文着重介绍私力救济机制,私力救济机制,俗称“私了”,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己力量解决纠纷,没有第三者协助或主持解决纠纷,典型方式是双方自行和解。“和解是最适当的强制执行”,和解是民事主体作为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其表现形式就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做出决断,能够使纠纷得到公正地、低成本地、高效率地解决,并且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是一种非常积极有效的途径。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应多提倡对于当事人依自治或准自治方式达成的纠纷解决方法,赋予强制执行力或其他确定判决类似之效果,既可以减轻当事人的劳力、时间和费用的支出,同时也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和解方式没有第三者的介入,是当事人自主表达真实意思即意思自治,充分体现了人的个性。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达做出了限定: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须具备:(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应遵守社会公德,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3)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4)符合法律要求的形式等。在此限定下的和解才能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另外,考虑到当事人的在表达意思时可能存在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及受“欺诈、胁迫”等情况,法律和司法解释赋予当事人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和《合同法》第54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均明确规定了如果发生“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受“欺诈、胁迫”等情况后如何处理。并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规定中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1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合同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除斥期间为1年,即撤销权、变更权必须在该权利成立起1年内行使,逾期该权利消灭,但权利人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放弃的,撤销权自放弃之日起消灭。这些规定,都是当事人应当遵守的,不能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取舍而有所偏倚。

三、案件引发的思考

意思自治范文篇7

一、根源论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所谓“私法自治”原则在法律选择问题上的体现。因此，认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根源，首先就是要了解私法自治的由来。

一般认为，私法自治滥觞于“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①由于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民事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罗马私法十分发达，后世所谓“罗马法”便是罗马私法的同义语。不过，最初是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的。后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私人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终于需要在国家权力和私人活动之间确立一条明确的界限。适应这种需要，帝政前期的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披亚努斯（DomitiusUlpianus，约公元170年～228年）首创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按照他的意见，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它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②简而言之，根据乌氏的意见，私人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可以变通法律，而这正是“私法自治”的实质所在。从实践来说，在共和国末叶和帝政之初，为了适应商品流通快速迅捷的需要，受万民法的影响，出现了诺成契约（ContractsConsensus）。这种契约形式相对于当时的要式契约、要物契约来说，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双方当事人的“同意”（consent）作为契约成立和拘束力的根据，而不要求履行一定的形式或者接受一定的物品。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论及“诺成债务”的时候明确写道：“关于买卖、租赁、合伙、委任等契约，债务以当事人的同意而成立。上列各种契约，其债务的缔结只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同意的说法，乃是因为其缔结既不需要文书，也不需要当事人在场；此外，也没有必要给予某物，只须进行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同意即可。”③“以诺成方式缔结的债务因当事人表达相反的意思而消灭。”④诺成契约的出现，使商品流通从繁琐的形式中解放出来，标志着罗马法从重视形式转为重视当事人的意志，这是契约史上的一个进步。诺成契约因而成为“私法自治”观念的实践基础和后世“契约自由”原则的历史渊源。

到了1804年，作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⑤的《拿破仑法典》，不仅鲜明地继受了罗马法私法自治的观念，而且第一次通过立法对契约自由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和规范的阐发。该法典规定：“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第1101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第1134条）“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第1156条）“文字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第1158条）可见，《拿破仑法典》在有关契约的问题上，无论是契约的成立，还是契约的效力，无论是契约的解释，还是契约的解除，都主张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准。这与罗马法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有人说，《拿破仑法典》是以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为蓝本而制定的，拿破仑本人就是一位罗马法爱好者，看来是有根据的。

私法自治观念，从罗马法起，经过《罗破仑法典》，最终成为民法之精髓。不过，私法自治所以能够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虽经曲折而终于不朽，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成为西方国家民法体系的基石英钟，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自然法思想是私法自治观念的源泉。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最古老和最具影响的法律思潮。它的产生无疑与人类最初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角度有关。但是，它能够历经古代、中世纪直至近代一直为许多人所推崇和信奉，甚至在现代仍有人主张“复兴”自然法，说明在对法的认识和理解方面，自然法有其合理性。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是自然法观念的信奉者，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自然法”概念的提出者。在古罗马时代，尽管情形与古希腊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但自然法的观念仍然是不容置疑的。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前43年）曾有一段关于自然法的经典性言论：“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正确性。即使元老院、公民会议的决定也不能摆脱它所赋予的义务。对它进行说明和解释的不是外界，而是我们的内心。这个法，不管是在罗马或在雅典，不管是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什么不同；对一切国家和任何时代都具有不变的效力。这个法的主人和统治者是统治我们一切的神。因为，神是这个法的立法者、颁布者和法官；违背这个法的人，就是回避自己、否定人性的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即使摆脱了人为的刑罚，也会受到最严厉的神的惩罚。”⑥到了近代，即17、18世纪，理性主义自然法兴起，并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内容，进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自然法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它反对把人掩埋在自然界之中，反对把人当作神的奴隶，致力于重新发掘人、人的价值和尊严。它认为，法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本身，即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而人生来就有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平等、博爱及自我保护等权利，这就是所谓“天赋人权”，它们本源于自然法。⑦意思自治作为一种法哲学理论认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为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根据。毫无疑问，自然法，尤其是近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关于尊重人的权利，人以自由为本性的思想，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确立和弘扬“私法自治”观念的法哲学根源。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法自治原则得以确立的政治经济条件。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所树立起来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就是“天赋人权”。它凭借这面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禁锢和压抑人民的自由、限制甚至剥夺人民的权利的封建统治。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响亮地宣告：“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损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法律只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动”。这些口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不顾及自己在革命时期的许诺和人民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不能不遵循社会进步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规律，并从法律上加以确认，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私法领域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方面则采取“契约自由”原则。前述《拿破仑法典》已经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私法领域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是首先在法国萌芽的。

最后，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思潮和经济理论对私法自治原则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哲学上讲，私法自治首先是建立在人“生而自由”的信念之上的。从这个信念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当事人不应当受其不曾同意接受的义务的约束；另一方面，当事人必须受其愿意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在法国，当资产阶级从封建君主手中夺得政权时，社会契约论已广为传播，并且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私法自治理论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建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更能毫无问题地去创设约束当事人的特别的法律义务即债务”。⑧在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与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边沁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官所信奉。他们认为，根据自由放任主义，当事人的意图是应该受到特别尊重的，法律对人们的干涉越少越好。在德国，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说：“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的平等，这是他不受别人约束的权利，但同时，这种权利并大于人们可以彼此约束的权利”。⑨“人最适合于服从他给自己规定的法律-或者是给他单独规定的，或者是给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法律。”⑩康德认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才有天赋的自由权利；同时，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有选择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所以，人必须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必须使得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能并行不悖。康德的见解，在当时可以说是对自由的涵义的权威阐释。在经济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对当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私人财产关系为对象的私法原则和私法理论。斯密认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因此，应该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产业和经营贸易。“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⑾上述哲学和经济学思潮，成为私法自治原则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在后来的进程中，这些理论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被修正，私法自治原则也同时不断被充实和完善。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观念，最早于16世纪由法国人查理士。杜摩林提出。⑿到19世纪，受民法理论和康德哲学的影响，这种观念被命名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说”。也是在这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得到确立，合同法律适用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直至成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现在正开始向合同以外的领域扩张适用。

二、内涵论

一般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的做法。这种认识抓住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核心，在一定时期内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本旨，为在实践中贯彻当呈人的意图、实现私法自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这种限制已发展得十分系统而完善了。

可以说，在存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的场合，便同时存在着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在法律选择方面，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二者是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的。笔者认为，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发展的现阶段上，有理由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身应有的内容；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其二，当事人这种选择法律的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下面对此作些分析论证。

（一）从历史来看，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实践上，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同时并存的。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学说之时，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⒀意大利的孟西尼也曾说过，一国私法在财产及其享有的合同关系中赋予个人的权利，是个人能自由处置的权利。但是，只有在当事人的“自由是无害的范围内”，国家才“应该尊重他的自由，而且国家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需要来阻止他们行使这种自由”，但在超出这一范围时，即可援用公共秩序原则加以排除。⒁德国的萨维尼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英国的施米托夫在谈到当事人不得通过自由选择来规避原应适用于合同关系的法律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⒂在谈到何谓“强制性规则”的问题时，施米托夫又说：“强制性规则是指不能通过选择另一个法律制度而被废除的规则。”⒃这种说法意味着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当然要受到强制性规则的限制。上述权威学者虽分属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法系、不同的时代，论及问题的不同侧面，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这表明，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在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限制，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

在实践上，英国在维他食品公司诉乌纳斯航运公司案中，枢密院除了明确肯定合同当事人有选择法律的自由外，还要求当事人的选择须符合“善意”与“合法”、不违背公共政策等项条件。这里，“自由”及其“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英国关于当事人选法自由原则的内容。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案例被视为有关当事人选法自由的“重要原则案例”。⒄意大利是最早以立法形式接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在其1865年民法典中，这显然与孟西尼的影响直接有关，而孟氏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也同样反映在该法典中。1978年《意大利民法典》仍是把两者同时加以规定的。⒅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在总体上接受契约自由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限制，最典型的是其第6条：“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到1967年，法国《关于补充民法典中国际私法规范的立法草案》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任何明显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的外国法律不得在法国适用”，（第2283条）另一方面又在“适用于债的法律”一章中规定：“国际性契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债，适用当事人各方所选择的法律。”（第2313条第1款）这项规定已不再是隐含于一般民法的契约自由原则中的笼统规定，而是对合同之债法律适用问题的明确专门的规定了，因而可以视为法国民法典对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确认。把这两个条款结合起来理解，即意味着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国际性契约关系的法律，但如果所选择的外国法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则不得适用。至于晚近出现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均一方面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另一方面规定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这种做法可以说已经成了普遍的国际实践。只是这种规定有的集中在一个条款中，使人一望便知，如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7条，既规定了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规定了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得违背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强制规定；有的分散在几个条款中，需要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像前述法国立法那样。后一种规定方式是常见的，但却不便于人们把握和运用这一原则。而在前一种规定方式中，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仅限于该条款本身的规定，其他有关条款，尤其是属于“基本原则”性质的条款的规定也应一并加以考虑，如前述德国立法第6条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无疑应适用于当事人选择外国法的场合。不过，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对它的限制规定在一个条款里，却很直观地证明了这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同时又对当事人的选择加以某种限制，这两者同样符合合同关系的本质和特点，同样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首先，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合同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因此，合同实质上是当事人的一致的意思表示，构成合同关系的关键是当事人的意志。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合同，怎么订立合同，以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等，都要由当事人的意思来决定：这就是所谓“契约自由”。依据这种自由，在跨国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说，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不仅是“契约自由”原则在国际私法领域的特殊体现，而且自始便包含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之中。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既是在跨国合同领域对“契约自由”原则的贯彻，也是对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的遵从。同时，在合同关系中，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还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真正实现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法，不得因屈服于对方压力而为之，也不得因受蒙骗讹诈而为之，还不得为损害他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为之。合同关系既是一种法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作为法律关系，当事人在其中既享受权利也承担义务；他们地位平等、各得其利。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双方机会均等，互利互惠。作为社会关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项交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得失，也会进而影响社会的荣衰和他人的利害。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因此，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⒆

再则，合同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而出现的。商品经济越发达越繁荣，合同的作用便越重要越普遍。现今，市场经济已成为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价值规律，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情势，因而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法则也要求当事人拥有充分的自治权或自主权，这样才有助于在竞争中掌握主动。市场主体的这种自由意志和自主权利表现在跨国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就是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的准据法。而且，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完善的市场体系，而这种市场体系则要求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律加以规制。然而，在跨国经济交往中，这种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制显然是难于形成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一般法律原则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权利，由当事人来决定他们之间合同关系受何种法律支配。这样，一方面可以在承认各国法律存在差异乃至冲突的情况下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满足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商事交往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另一方面，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把他们认为最适当的法律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解决他们之间出现的交易问题，这不仅可以弥补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缺陷，而且也往往使得在一定领域内较为先进而合理的法律得以适用，从而实现对跨国合同关系的科学有效的调整。人们不会忘记，杜摩林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初衷，正是为了克服当时法国国内法律的不统一状态给法国商业交往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同时他也希望商人们选择巴黎的习惯法去调整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因为在杜摩林看来，巴黎的习惯法是最先进最完善的。后来，英国学者在对把当事人选择的范围限制在与合同有实际联系的法律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时也曾提出，英国的有关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法律制度是最为发达最为完善的，是有着明显优点的，因此，即使合同与英国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英国法，也应予以承认。⒇这种说法无论其本身是否成立，但却可以说明，通过当事人选择法律可以促使较完善的法律制度适用于合同关系，从而改善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状况。同时，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市场主体可以为所欲为，不意味着允许个人主义泛滥。相反，为了维持公平的交易秩序，保障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市场主体追求最大效率的自私的愿望必须受到遏制，市场运行中那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忽视各个部门的均衡与协调，忽视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加以制止和矫正，这样才能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在合同关系中，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于以某种限制正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表现，它可以保证当事人更好地行使自治权。

（三）“原则”作为一个法律范畴有其内在规定性。一项原则的确立应当兼顾问题的各个方面，综合事物的各种特性，这样，才能使原则起到正确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因此，原则的内容不应是单一的，单一便可能有失偏颇；它应该是全面的，全面才可能实现公允。原则本身应当是一个以确定者的价值目标为导向，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指导和规范功能的体系。这样，当人们依照原则认识事物、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不偏不倚，才会被现实所接纳，才会在正常而有序的状态下实现各方面利益的均衡和原则确定者的既定目标；原则才可以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21）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也应该包含丰富的内容。在目前，它至少应包含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过去那种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仅仅理解为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观点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人们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它既不符合“原则”的内在规定性，也不符合前已述及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倡导者和鼓吹者的本意。这种片面的理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这种状况之下，人们往往会只注意“自由”的一面，而忽略“限制”的一面。毫无疑问，这种认识会在实践中导致混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人们又一再提出要对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加以限制。其实，只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懂得一旦接受这一原则，即意味着当事人一方面可以选择法律，另一方面必须遵守某种限制，那么许多麻烦或混乱便无从产生，即使产生也易于解决。

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只是后者的组成要素，并非其全部。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但不能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因为后一种说法是矛盾的。

这样来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不仅全面地把握了这一原则的内容，而且明确了“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各国公认的做法的“法律位阶”。一方面，它确定无疑地把对选法自由的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容，这意味着无论在成文法上还是在判例法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以适当限制都处于重要的“原则地位”。不遵守这些限制，便是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行为和合同关系便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忽略了这些限制，便有可能导致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后果。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选法自由”和“适当限制”二者不是平位的，而是有主有从的。选法自由是这一原则的重心，也是法律规定或确认这一原则的主要取向；适当限制则是这一原则的“侧翼”，处于辅佐和补充的地位，是法律为当事人选法自由的正当实现而提供的保障。两者有机结合，不仅井然有序，而且相得益彰，从而为适当而合理地调整跨国合同关系，确定合同准据法提供准绳。

（四）自由与限制是一对矛盾的范畴，它们之间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从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难发现自由与限制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在哲学上，人们研究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驾驭程度的限制。在政治学上，人们研究主体利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主体所处的社会秩序的限制。在社会学上，人们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制约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体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可以说，任何一种自由本身都包含着某种限制。没有限制便无所谓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行不通的，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在前引康德的论述中，也已揭示了基于平等的天赋权利，每个人的自由与自由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他还说：“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自由的本身就是自由的妨碍，那么，根据普遍的法则，这是错误的；反对这种做法的强迫或强制，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妨碍的制止，并且与那种根据普遍法则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于是，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22）黑格尔也曾尖锐地指出：“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23）

从法律的角度讲，自由是一种权利，限制是一种责任。限制是对自由的制约，又是对自由的保障，它要求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不损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各种自由权利的范围，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则之下互相协调。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24）为所欲为并不是自由，而是对自由的互相否定。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自由就失去了权利的性质，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因为这时候他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在契约自由问题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德国民法典》（19年0年）把契约自由表达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在契约关系中，当事人的自由权利被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以不违反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条件，一旦发生争执的时候，法院以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尺度重新衡量当事人各方的意愿，并据此作出裁决。同《拿破仑法典》比较起来，《德国民法典》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对契约自由设置了诸多限制，但是，应当承认，这样规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它恰好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同《拿破仑法典》一样，《德国民法典》关于契约自由原则的规定也是建立在对罗马契约自由思想的继受基础之上的。（25）这表明，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契约自由本身也是同出一源的，并且都是由法律来规定的。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平衡自由与限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法律既保障自由，又限制自由，而限制自由最终是为了保障自由。“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所以，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26）因此，如果说自由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那么法律也同时界定了自由的科学内涵，这种内涵意味着自由的存在与行使是离不开限制的。

因此，作为私法自治在国际私法上的反映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由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也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理所当然地要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我们不能想象，由法律赋予的个人权利会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去行驶。相反，我们只能认为，法律在设定当事人选法自由这一权利的同时，便成为制约这种自由的一种既存的“金箍”，滥用自由便会招致惩戒。当然，这种规范和制约，也是当事人享有和行使意思自治权利的必要保障。所以，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当事人拥有选法自由，同时这种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这二者同是各国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扩张论

在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当限制界定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容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即它向合同以外领域的扩张适用。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这一点不难被人理解和接受，因为合同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协议。但是，在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或终止并不取决于当事人意志的场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何以成为确定准据法根据，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晚近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适用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且，越是晚近的国际私法立法，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场合便越多。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典》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一部国际私法典，而该法典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也最为广泛。而且，正是这部法典，受到了各国冲突法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被誉为是包含了目前最优的确定法律选择的原则。综观各国立法及判例，目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经在下列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夫妻财产关系、继承、物权、侵权行为、不当得利、信托以及司法管辖、国际商事仲裁，等等。（27）因此，可以说，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泛化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作用领域，是当前国际私法立法的一个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多方面深刻的原因。

首先，它是针对传统冲突规范，尤其是其连结点所存在的机械、僵化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改进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通讯工具得到根本的改善，因而国家间的民商事交往愈益频繁而密切，国际民商事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因此，传统冲突规范的那种对某一类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硬性的缺乏灵活性的连结点的做法，已无法适应解决现实的民商事法律冲突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国家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政策的需要。为了克服传统的冲突规范的这种弊端，人们提出了对僵化的传统冲突规范进行“软化处理”的主张，其具体办法之一，便是用灵活的开放性的连结点取代传统冲突规范中的僵固的封闭性的连结点。“当事人意思自治”恰好是这种灵活的开放性的连结点之一。它把法律关系准据法的确定，交由当事人去选择，使某种法律关系不再固执地附着于一种法律上，从而增强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并使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乃至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更趋合理。

第二，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实现国家保护弱者和受害者的政策取向。例如，在侵权行为方面，如果行为发生在一国而结果产生在另一国，瑞士的判例支持受害者一方根据对其最有利的法律起诉。德国的判例也持有相同的主张，德国法院曾允许当事人选择侵权行为地法，不过在德国学者中间，对究竟应由受害者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法律，还是由法官依职权来决定这个问题却存在着争论。（28）《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4条规定：“非合同之债……在受害者要求时，也得适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法律。”这一规定不仅意味着侵权行为可以适用受害者选择的法律，而且意味着要适用对受害者有利的法律，因为受害者一方当然不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法律。这种判例和立法显然旨在保护受害方的权益。

第三，在某些国家，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应用是为了增加适用法院地法的机会，或者是为了增加内国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的机会。如荷兰1981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对离婚问题可以让当事人自己选择法律。他们可以选择其共同本国法，如果其中一方与该法没有实际的社会联系，也可选择作为法院地的荷兰法。而荷兰的法律对离婚是很有利的，所以想离婚的人就愿意在荷兰起诉并选择荷兰法以达到离婚的目的。（29）其结果是，荷兰方面既扩大了内国法院的管辖权，也扩大了内国法的适用。在法院管辖权方面，《秘鲁民法典》在第2058条的规定中清楚表明，秘鲁法院可依当事人双方明示或默示的选择而对案件有管辖权，并且指出，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该项法院选择具有排他性。瑞士国际私法关于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规定，也表明了这种意图。（30）

第四，回避主权者意志的直接冲突，尊重当事人的利益抉择。规定硬性连结点的传统冲突规范，在解决法律适用问题过程中更直接地体现着立法者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因而运用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的过程，其实是实现国家意志的过程，依据准据法最后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归属，其实是表现了国家的意愿，而未必是当事人双方的要求。不同国家对同一法律关系制定不同的冲突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对同一问题的意志、态度和利益的分歧，即使在字面上完全相同的冲突规范，也可能潜藏着各国立法者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这种反映主权者意志冲突的所谓“冲突规范的冲突”，显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顺利进行，抑制民商事主体进行国际民商事交往活动的积极性。而采取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当事人选择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情况的法律，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则既可以回避主权者意志的冲突，又可以调动民商事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顺利进行。

第五，国际私法是民商法即国内私法的适用法，因而它理应承袭私法自治之精神并努力加以贯彻。它虽以间接方法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但也必须遵循和顺应民商事关系的本质要求，因势利导，才可以切实有效地发挥其规范功能。所谓私法自治，即是说，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之适用，即私人协议可变通私法。（31）私法自治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个人意志。因此，国际私法立法在确定法律适用规则时，尽量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作用的范围，保证个人意志的充分实现，正是对私法自治精神的贯彻与弘扬，也是对民商事关系本质要求的遵循。

第六，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实现冲突法所一贯追求的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确定性和一致性的价值目标。由当事人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无论这种选择是在纠纷发生之前，还是在纠纷发生之后，都意味着当事人对自己将要承担的义务、责任和享受的权利、利益有着预先的认知。当事人所以会选择某种法律，一是基于对该种法律的了解，二是基于对维护个人权益的关注，而这两个因素都不会由于受案法院和行为发生地的不同而受到影响。因此，无论当事人在何处寻求司法救济，或者相互间权利义务的设立和变更行为发生于何处，都不会使他们的法律选择有多大的变化。所以，通过在较大范围内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增强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确定性和一致性，有利于当事人预知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则有利于使争议迅速得到解决。

耐人寻味的是，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杜摩林，正是在其对夫妻财产制问题的解答中阐明自己的观点的。1525年，有人就加内夫妇的夫妻财产制问题请教杜摩林，问他是否有可能避免适用该夫妇各项财产所在地的习惯。杜摩林表示赞成对全部财产适用加内夫妇结婚时的共同住所地-巴黎的习惯规则。其理由是，夫妻财产制应视为一种默示合同，可以认为，夫妇双方已经将该合同置于其婚姻住所地法的支配之下。杜摩林又进一步指出，如果说适用缔约地法是出于当事人的意愿，那么，他们也可以要求适用另外一种法律，例如，对于一个买卖合同，要求适用出售的不动产所在地法。从此，便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由当事人指定适用于其合同的法律。（32）这件事是作为关于定性问题的“典型的重要实例”被介绍的，它在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夫妻财产制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所指定的法律，不过，这时应当把夫妻财产制识别为一种默示合同。值得注意的是，1887年《哥斯达黎加国际私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其内容是“婚姻关系适用双方协商一致而定居的地方的法律，无协议定居者，则以丈夫住所地国家的法律为准”。可以认为，这一规定虽将双方协商的内容确定在其定居地上，但最终的着眼点是要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因而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居地的事实，其实是对他们之间婚姻关系所要适用的法律的一种默示。这同杜摩林关于加内夫妇财产制问题的意见如出一辙。看来，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这一法律规范是受到了杜摩林思想的深刻影响，不过，至少从文义上看，哥斯达黎加的法律恐怕不仅用于解决夫妻财产关系问题，而且还用于解决夫妻人身关系问题。在法院管辖权问题上，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第80条，一方面规定当事人关于诉讼地点的协议不能排除一州的司法管辖权，另一方面又指出，除非这样一个协议是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否则它将被赋予效力。目前，承认当事人关于诉讼地点的协议条款的效力已在美国各州法院成为一种趋势。至于涉及联邦以外的有关问题，则已有像“布雷门诉萨帕塔近海公司”这样的典型案例。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是基于承认合同选择法院条款的有效性而推翻佛罗里达州地区法院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不顾庄严的合同而坚持一切争议必须在我国法院按照我国的法律解决的狭隘地区观点是不利于美国工商业的发展的……”，尊重合同中选择法院条款，“符合以往合同自由的观念”。（33）在这个案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所谓“协议管辖”条款效力的确认，也是以合同的效力为依据的。这些情况说明，尽管在国际私法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上，已经形成了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范围的趋势，但是，萦绕于人们头脑中的却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契约观念”，以至于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其他某种法律关系解释为-在杜摩林那里是“定性”为-合同（契约）关系，从而证明在该种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合理性。更有甚者，马达加斯加和中非两国的国际私法都是把夫妻财产关系和合同、准合同放在一个条款里规定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34）这表明该两国也是把夫妻财产关系视为合同关系的。1967年《法国关于补充民法典中国际私法内容的法律草案》第2310条“但书”中的规定也反映了这种观念。这种解释在许多场合下是有道理的，也极易被人们所接受，但这并不能用来解释所有问题。而且，如果固执于这种观念，恐怕会阻抑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扩张的势头，因为，这意味着在用“契约观念”无法解释的法律关系上，便不宜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从法哲学、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每一个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主负责。（35）人们之所以接受它，欢迎它，主要是由于它尊重个人意志和个人权利，把人放在了社会主体的位置上。在私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内，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他们相互间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着实是主权者明智的选择，也是当事人热诚的愿望，并且符合私法关系的本质要求。至于出于某种政策考虑而由当事人单方拥有选择权，这也同样符合人是社会主体的观念，因为法律有责任维护需要保护者一方的权益以实现社会公正，只是这种维护是通过赋予该方当事人以法律选择权来实现的。而且，在多数场合下，当事人的这种法律选择都在范围等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同样是为了防止意思自治泛滥而可能产生的弊端，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这种适当的限制也应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意思自治范文篇8

[关键词]:侵权；意思自治原则；法律选择

意思自治原则是私法理念的核心,它在本质上将私法与公法区分开来:“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个人自治或其自我发展的权力,它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思”。[1]这点反映在国际私法上便是,当事人双方有权选择某特定国家的法律来调整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为一个准据法的表述公式,意思自治原则已成为各国公认的确定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意思自治原则在16世纪由杜摩林正式提出以来的400多年间,其理论与实践均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近年来,该原则的适用范围表现出两种引人注目的动态:一方面是在特殊的合同领域如消费合同、劳动雇佣合同等限制这一原则的适用；另一方面则是这一原则在侵权和婚姻家庭等其他领域的扩张[2]。

在侵权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行为地法则作为普遍适用原则的，传统上有侵权行为地法、法院地法以及重叠适用这两种法律等几种系属公式。但是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国际私法学家莫里斯所指出的那样,“墨守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成规,是国际私法中侵权领域落后的表现”[3]。自20世纪50年代始，随着国际经济技术的迅猛发展，侵权案件发生频率的不断上升，侵权案件的种类也不断增加,出现了诸如国际产品责任案件、国际交通事故等新型的侵权案件。所有这些，导致了侵权行为地法这个法则区别说时代一直延用至今的系属公式已不能适应情势发展的需要，19世纪以前形成的侵权法理论不得不从其本身加以调整，其结果便是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制度引入了侵权法。

一、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侵权领域的原因

在某些案件中，由受害人来选择他自己认为最有利的法律,比由法官决定适用何国法律更能体现公平正义。在侵权领域，这已不仅是一种学术主张,而是逐渐为各国立法和司法接受的方式,同时“也是当代国际私法的一个新发展[4]。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意思自治”并不是偶然，意思自治原则向侵权领域扩展的原因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一)侵权行为地法原则本身存在缺陷

长期以来，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是一条得到广泛适用的原则。大凡由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要件及效果等问题，均受这一法律支配。20世纪60年代以来，侵权行为的国际私法经受了深刻的变革。学者们指出这一原则过于机械，不加区分地使所有侵权行为受侵权行为地法支配，未必能带来合理的结果。因为现代社会随着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侵权的“行为地”和合同的“缔结地”一样有很大的偶然性。另外，在一些侵权行为和许多国家有联系或发生在公海或无人居住区的情况下，侵权行为地法很难确定。于是，学者们提出侵权行为地法并不是惟一可供适用的法律，还可以适用其他的法律，如法院地法、当事人的国籍国法或住所地法、最密切联系地法等。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是解决方法之一。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应国际私法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飞快进步，金融、信用、保险业兴起，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民事关系也变得愈加复杂。传统冲突规范的那种对某一类关系只规定一个硬性的缺乏灵活性的连接点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国际私法在新形势下解决民事法律冲突的需要。在这一时期，各国冲突规范的立法出现了大量采用双边冲突规范和选择性冲突规范、增加连接点的数量、对连接点进行“软化处理”等方式，对传统的冲突规范进行改造，意思自治原则便是其具体办法之一。意思自治原则赋予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的选择自由，使准据法的确定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方便性，符合频繁复杂的国际民事交往的需要。

（三）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实现法律公平,体现国家对弱者和受害者的保护

在当代国际私法的法律选择中，政策定向、结果选择的方法受到重视，不论当事人对法律作怎样的选择，总是倾向于适用对其最有利的法律。这在一般民事侵权和产品责任等特殊侵权领域使受害者和消费者享有法律选择权得到集中体现。如瑞士法律规定:由产品缺陷引起的损害，受害者可以选择管辖法律。意大利和突尼斯的法律也给了受害人同样的选择权。

（四）意思自治原则的采用有助于实现国际私法所一贯追求的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确定性等法律价值目标[5]

当事人协议或指定选择适用某国法律，不但可使当事人明确预见法律后果，确保侵权法律适用的确定性，而且有助于法院适用法律的便利，减少诉讼的成本，使案件得到迅速公正解决。

除上述原因之外，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与私法自治相吻合，如婚姻自由、遗嘱自由等理念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吻合，也可以说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私法各领域扩展的原因。

二、“意思自治”原则在侵权领域的发展

许多国家对在侵权领域引入“意思自治”持积极态度。在立法方面，把意思自治原则首先引入侵权行为法律适用领域的是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该法第132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可以随时协商选择适用法院地法。第110条还规定，因侵权行为而提起的知识产权之诉，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第138条规定对受大众传媒诽谤而提出的损害赔偿诉讼，原告可以选择适用受害人的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加害人的主要营业机构所在地或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侵权结果发生地国家的法律。尽管瑞士法院赋予当事人的仅是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即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但这毕竟是侵权领域法律适用的一种突破，它体现了立法的灵活性态度，第一次在侵权行为法律适用领域采用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另外，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民法典》第34条也规定:“非合同之债，适用产生债之事实出现地国家的法律，但在受害者要求时，也得适用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法律”，这一规定当含有侵权行为适用受害方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的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对侵权行为的规定，借鉴了国际先进的立法经验，允许当事人选择侵权行为的准据法，但只许选择法院地法。

关于产品责任等特殊侵权责任的法律选择尤其值得一提。由于战后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涉外产品责任诉讼大量发生,产品责任的法律冲突问题也得到了学者和立法者的关注。法国学者奥弗斯特克主张得由受害人在产品的最后提供地法和制造地法之间选择案件的准据法[6]。1973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承认一定程度上的一方当事人自治,允许受害人在一定条件之下请求适用侵害地国法。而1992年《罗马尼亚国际私法》做出了重大的发展,它规定消费者可在消费者住所或惯常居住地法和产品购买地国法之间做出选择。该法对于侵权领域内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贡献不止于此,它还允许受害人在通过大众媒介而实施的人身侵害、不正当竞争责任中做出法律选择。

欧洲一些国家的某些司法判例也支持当事人有权选择法律来支配侵权行为责任问题。荷兰鹿特丹地方法院在1979年1月对莱茵河污染案的判决中支持了当事人所选择的荷兰法的适用。在该案中,法国戴劳力斯——达萨斯矿在莱茵河法国境内造成的污染给荷兰苗圃带来了损害,当事人在法国法和荷兰法之间选择了荷兰法[7]。从上述判例来看,之所以发生当事人选择的原因,就在于侵权行为作出地和侵害结果发生地不一致,这也是目前侵权案件大量存在的情形。一般而言,在侵权行为做出地和侵害结果发生地不一致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最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作为确定侵权责任的准据法是比较合理的。德国也有判例支持当事人的此种选择。欧洲法院在1976年比耶诉阿尔萨斯钾矿案中也认为,当侵权行为地不止一个地方时,允许受害人择其之一而适用。

由上可见,在侵权行为之诉的法律选择问题上,大多允许受害人在某些确定范围的法律中选择适用。一方面体现了政策导向在侵权领域的作用,主要是由受害人在有关的法律中选择他自己认为最能保护其利益的法律,使得对受害人的救济、补偿功能在受害人最大的法律选择自由空间里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把受害人所能选择的空间限制在与侵权行为有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上,体现了法律的控制作用,从侵害人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来限定侵权责任赔偿的范围。

三侵权领域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特点

1.当事人选择的时间

在侵权领域，双方应在什么时间合意选择法律？荷兰在第一次出版的《国际私法法规》草案中，第92条关于非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但在其条款规定中看不出，选择必须在行为发生后进行以及对所选法律的范围限制。对于侵权行为法律选择，那种认为应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的想法并不准确。侵权准据法并非不可能于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合意选择。首先，在双方当事人已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时，比如合同关系，按照《瑞士国际法》和《中华人民过国际私法示范法》之规定，对于基于该侵权行为而提出的请求应适用原合同准据法。如当事人已经选择了法律，这种选择无疑是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就已做出。另外，在一些特殊侵权行为中，由于侵权行为本身有很大的危险性，可能成为加害人的一方有可能与将来的受害人达成法律选择协议。随着越来越多特殊侵权行为的出现，以及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现象日益增多，提前选择法律可能逐渐普遍。对于一般侵权行为，无疑选择时间应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而对于特殊侵权行为，显然这种限制并不合理。

2.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

在德国,法律的选择可以由当事人明确地表达，也可以是一方当事人提出适用某一法律，而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反对，或者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某一特定法院起诉，上述方法都可以确定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当事人双方合意选择侵权行为准据法，是否必须采取明示方式？对这一问题，多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对于一般侵权领域中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法律都作了明确限制与规定，因此可以允许一般侵权领域法律的默示选择。而对特殊侵权领域，不应允许默示选择法律，当其与合同联系时，取决于合同自体法。

3.选择的空间限制

在各国的立法司法实践中，一般都对侵权领域的意思自治在空间上加以限制。对于一般侵权行为，大都将选择范围限制为法院地法。在特殊侵权领域（如产品责任），则规定几个连接点供当事人选择，这些连接点都与侵权行为有着实际联系。就外国法的适用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提供外国法的责任通常由主张适用外国法的当事人来承担。如果外国法没有被主张，或法院不满意当事人的证明，英美国家的法院会推定外国法与法院地法是一致的，而适用法院地法。在大陆法国家，如瑞士，其国际私法法规第16条第1款规定，法院有职责去查明外国法，只有外国法不能被查明时才适用法院地法。但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发生后选择法院地法适用，这种对选择法律的限制，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即如果适用其他法律可能对受害人不利。法国也和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法律由法院依职权查明。但最近，法国高级法院的一些判决表明，在当事人不主张外国法时，效果上视为选择了法国法，法律的选择不能由法国参加的公约决定。

4.选择法律的主体

侵权行为不同于合同行为，合同法领域必须要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单方不能仅凭自己的意志选择法律。而侵权法领域，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由受害人选择法律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在德国100多年的实践中，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冲突规则，都坚持适用对当事人最有利的法律。1999年《关于非合同债权关系和物权关系的国际私法立法》的第40条第1款规定：基于侵权行为而提起的诉讼请求，适用赔偿义务人行为地国法律，受害人可以要求适用结果发生地国法律以代替上述法律。这一规定清楚地把选择权给予了原告。《瑞士国际私法法规》也在不同的侵权行为中给了受害人选择权。由受害人选择法律被认为是最好的方法。这种以当事人意志为基础进行的法律选择虽然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但其缺乏双方合意，只有将法律选择的权利赋予双方当事人，才能实现真正的侵权领域的“意思自治”[8]。

5.选择法律决定的范围

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是决定有关侵权行为的所有问题，还是只决定其中一些问题呢？对于侵权行为准据法，有的认为应该决定有关侵权行为的所有问题，也就是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责任能力、补偿范围、补偿数额、免责条件都应由侵权行为准据法决定。但是有些法律规定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只决定某一方面。从司法实践看，如果法院地法不认为该种行为是侵权行为，很难在法院地国起诉，因此由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决定的事项，应该是最不具有强制性的。

综上所述，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侵权领域是当今国际私法发展的必然，它体现了国际私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趋向。侵权行为发生后，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适用，在很大程度上能确保侵权法律适用结果的可预见性和明确性。同时，也能够促使当事人更好地解决争议，更好地实现国际私法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德〕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中译本[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0.

[2]吕岩峰.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之扩张[J].法学评论,1997(6):31.

[3]李双元,金彭年.中国国际私法通论[M].法律出版社,1996:386.

[4]余先予.涉外侵权行为法律适用新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6).

[5]吕岩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之扩张[J].法学评论,1996(7).

[6]周海荣.国际侵权行为法[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311.

意思自治范文篇9

关键词：意思自治原则可预见性排除规则

一、意思自治基础理论及其发展

国际私法是国际民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3世纪以后，随着国际民商事活动的日益频繁和法律冲突问题的大量出现，研究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的国际私法学说相继出现。为了解决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和阐述其根据，不同时期的法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学说。法国法学家杜摩兰在其《巴黎习惯法评述》一书中提出的“意思自治”学说在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中有特殊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摩兰认为，在合同关系中，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合同关系所应适用的(习惯)法，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作出明示选择，法院(现代实践中还应包括仲裁庭)也应推定当事人“意欲”适用某一(习惯)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纠纷。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或者仲裁庭通常会决定合同适用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该国通常会是被假定是进行作为合同特征履行的当事人营业所在地或居住所在地的国家”。但是该学说产生以后，并没有立即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占据主要地位，直到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首次在立法中将意思自治原则明确规定下来后，它才陆续被各国立法所接纳。并逐渐成为各国确定合同准据法最为普遍的原则。“现在，这一原则几乎被所有国家的立法或判例以及国际公约所接受”。除了合同领域以外，意思自治已经被适用到其他领域，如侵权。“欧洲法院在1976年比耶诉阿尔萨斯钾矿案(BierBVv．MinesdePotassedAlsace)中认为，当侵权行为地不止一个时，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其中一个地方的法律”。这是判例方面的一个例子。

立法方面，《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32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可以随时协商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其他的例子还有，《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1992年的《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等都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婚姻家庭领域，1981年荷兰《国际离婚法》规定：对当事人离婚问题可以让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继承领域，1989年《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就支持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意思自治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最密切联系原则成为当代国际私法最流行的一种法律适用理论，各国已经进入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合同自体法阶段。意思自治原则虽然仍是各国解决涉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要原则。但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履行等理论已经占据重要地位。最密切联系原则系指：涉外法律关系应受与该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支配。特征履行是大陆法系国家判断最密切联系地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它要求法院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何地的履行最能体现合同的特征来决定合同的法律适用。它使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实践中具有了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是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必要限制。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主观标准，特征履行理论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最大限度地客观化。

二、法律适用中的可预见性及排除规则

法律的存在，应当起这样一种作用，当人们作出某种行为的时候，他们可以预先估计到自己行为的结果或他人将如何安排自己的行为，从而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和方向，这就是法律的预测作用。法律还应当起这样一种作用，它能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既定的模式，从而引导人们在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社会活动，即法律的指引作用。法律的预测作用和法律的指引作用是相辅相成的。

基于法律应当具备这样的作用的理论基础，法院或仲裁庭最终适用于处理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应当是当事人在作出某一行为的时候可以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法律，或者说，当事人有权利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即法院或仲裁庭的判／裁决结果。即法律适用和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foreseeabIlity)。否则，这样的法律适用是违反“法的正义小”的。

杜摩兰提出的意思自治原则，包括他以后的学者们，如萨维尼(德)、瓦西特尔(德)、孟西尼(意)、戴西(英)、莫里斯(英)、斯托里(美)、里斯(美)等，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的本意正是体现法的这种价值，他们主张的尊重当事人对调整其合同行为的法律选择，有利于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当事人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有利于法的预测作用和指引作用的发挥。然而，如果当事人所选择了的法律没有得到适用，甚至最终适用的法律是当事人行为时根本无法预见到也不应当预见到的时候(不管判决结果如何)，法院或仲裁庭适用法律时所体现的就不是当事人真正的意思自治。原因在它与当事人的目的意思不一致，而目的意思是意思表示据以成立的基础。不具备目的意思，或目的意思不完整，或者目的意思有矛盾的表示行为，不构成意思表示。这时法的预测作用就受到了阻碍，法的正义价值就面临威胁。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比如说反致，如果说反致在合同领域中不适用已经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的做法，但是婚姻、继承、夫妻财产制等领域呢?众所周知反致在这些领域里盛行，而意思自治原则发展到现在，其适用范围已经是超出了合同领域，扩展到了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再比如，当事人在非协商一致情况下选择了与他们的商事活动本来毫无关系的实体法，就很有可能导致此种结果的发生。同样，杜摩兰以及他以后的学者们都没有提出方案解决这样的“困境”。

杜摩兰的“意思自治”包括两方面：当事人明示选择；法院或仲裁庭应当推定当事人“意欲”适用某一(习惯)法，即默示的意思自治。后来的学者们以及各国的司法理论关于“意思自治”的阐述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都没有关于法院或仲裁庭推定出来的法律应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可知晓的法律表述。实践中，也未见有法院或仲裁庭排除适用当事人不可知晓的法律案例。事实上，法院或仲裁庭是否都有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分析将要适用的法律能否为当事人所预见值得怀疑。

三、可预见性排除规则对意思自治原则的突破

意思自治范文篇10

执行又称强制执行，是指在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强制付诸实践的诉讼活动。（1）执行和解是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执行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强制执行具有执行主体特定性、执行活动具有强制性的特征。执行是国家使用公权力的强制行为，转贴于公务员之家（）因而强制性是执行的根本特性。（2）而执行和解则是在以公权力为主导的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行使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所谓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做出相互谅解和让步，就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有关内容达成协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活动。（3）在本质上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双方通过自己的处分行为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阻断原执行根据的行为。

关于执行和解的具体内容，《执行规定》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由此,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1，履行义务主体的变更，意味着原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承担者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全部或部分免除履行义务,由第三人全部或部分承担起履行义务；2，履行标的物或数额的变更。包括履行数额的增加或减少，和支付执行名义的变化。3，履行方式的变更，通常采取的做法是根据判决的类型,采取金钱给付、交付特定物或者其他方式比如劳务抵债进行。4，履行期限条款延长或缩短，在实践中,以延长履行期限的情形居多。当事人可以根据执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在此范围内自由协商决定。但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意思表示真实；第二，和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这是调解协议符合民事合同性质的基本要求；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由此可见，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这是执行和解符合程序的要求，也是人民法院执行终结的依据。

执行和解作为强制执行中终结案件的选择手段，具有保障双方当事人利益、提高执行效力、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关于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在理论界主要有两种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执行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明确约定原生效法律文书不再执行，并请求执行法院确认的，执行法院经审查，认定和解协议系自愿、合法的，可以裁定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终结执行，并认可该和解协议具有执行力。要分析和解协议的效力，要从它的性质入手。和解协议本质上是当事人的处分行为，是双方当事人根据自愿原则，重新约定他们之间的实体权益义务关系的新的民事合同。可以推定双方当事人放弃原执行名义的约束，从而阻断了执行名义的约束；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作为平等主体订立的“民事契约”，不具备对抗法院裁判书的强制执行力，也不具备撤销原执行名义的效力。

执行和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民事合同，它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等规定。但作为在特定程序即执行程序中成立的合同,其所变更的是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它又有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至少在违约责任等方面,执行和解协议又不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第211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因此在协议履行完毕之前,当事人即使任意反悔也不需承担违约责任，恢复原执行名义的保障力度显然是不够的。这种违约成本过低，必然会导致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以执行和解之名行拖延时间、转移财产之实；另外，有些法院为了提高结案效率，在未告知当事人和解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执行和解。这些导致履行不能，极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为提高执行和解的履行比率，保障债权人合法利益，维护法院的权威性和威信，应在执行和解协转贴于公务员之家（）议不能兑现的情形下，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人民法院应当提供相应的救济措施。

首先，从执行和解不履行的预防角度看，应当适当增强执行人员在执行和解中的作用,赋予执行人员依法审查的权利和义务。现在的执行和解主要由当事人双方决定，执行方处于中立地位，对协议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如果加强执行人员的监管力度，通过对债务人财务状况、履行意愿进行实质审查，并将推断风险指数告知债权人，就能有效的防范当事人利用执行和解协议逃避执行的行为。

其次，在执行和解协议签订时，可以鼓励当事人在协议内附带担保内容。如果债务人恶意不履行，债权人可申请人民法院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裁定执行保证人即参与执行和解的第三人、经协议变更的新履行义务主体的财产。如果债务人有财产可以申请财产保全。这样对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有积极作用。

再次，在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即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细化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如规定申请人确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以及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之一的，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恢复执行。这样，在申请人有逃避履行的行为时，可以及时有效的被制止。

除了以上，我个人认为，最有效的措施是赋予和解协议以法律效力。根据211条的规定，在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只产生对原执行的恢复，这无疑是将执行和解置于“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由于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决处分民事实体权利订立新的民事合同的正当行为，理应对双方当事人均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同时也意味着当事人对原执行名义的放弃。因而在当事人拒不履行时应该按照《合同法》规定对执行和解的标的提起新的诉讼。通过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当事人在订立执行和解协议时随意规定内容行欺诈之实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