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痕范文10篇

印痕范文篇1

关键词：航空轮胎；Abaqus/Explicit算法；动态印痕；驻波；临界速度

航空轮胎分析、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关注的重点问题是航空轮胎的动态印痕、双倍负荷和驻波等高速条件下的力学性能。航空轮胎在飞机起飞和降落时承受的负荷较大、速度高，且速度变化0～400km•h-1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实验室常规设备很难完成相关测试。Abaqus软件提供了Standard和Explicit两种算法，两者的区别在于数学求解方式不同。隐式分析用Newton-Raphson算法求解平衡方程，而显示分析采用中心差分法对运动方程积分进行求解，相比而言Abaqus/Explicit算法更适用于动态问题的分析。本工作以我公司设计的某规格航空轮胎为例，探讨采用Abaqus/Explicit算法计算航空轮胎在不同工况下的动态印痕和驻波仿真的方法。

1计算流程

首先在Abaqus/Standard下完成二维充气和三维充气计算，然后调用该三维充气结果应用于Abaqus/Explicit方式进行动态加载和滚动计算。Abaqus/Explicit算法计算时对网格划分、单元类型、材料定义等与Abaqus/Standard定义不同。1.1网格划分。Abaqus/Explicit算法计算成本与单元数目成正比，且大致与最小单元的尺寸成反比。因此用Abaqus/Explicit算法计算中模型网格划分时尺寸应尽量均匀划分且保证形状规则，若模型中有个别单元尺寸很小或者形状很不规则，会降低模型的稳定性极限，导致计算时间延长、仿真结果精度降低。1.2单元类型。Abaqus/Explicit算法不能假设材料的完全不可压缩，由于不可压缩材料具有无限大的波速，会导致时间增量步为零而导致无法计算，因此H单元不能用于显式计算中，本工作计算时胶料选择线性缩减积分单元CGAX4R和CGAX3。由于线性缩减积分单元存在来自于本身的沙漏数值问题而过于柔软，加之选用Abaqus/Explicit算法时网格一般较粗，这些因素会让零能模式通过网格进行扩展，进而可能导致计算结果很差。Abaqus中可以通过“沙漏刚度”设置来限制线性缩减单元沙漏模式的扩展。

2动态印痕调试计算

2.1有限元模型。将航空轮胎进行网格划分，选择Abaqus/Explicit算法适合的缩减积分单元、定义可压缩性并进行沙漏刚度设置，橡胶材料超弹性选用Yeoh本构模型，粘弹性由时域7阶Prony级数表征，综合信息得到的二维有限元模型如图1所示。二维有限元模型有1845个单元、1980个节点。均匀划分180Sectors旋转生成三维有限元模型，如图2所示。三维有限元模型有331921个单元、356221个节点。其中胶料单元平均尺寸为6.37mm，最小尺寸为3.37mm；骨架单元平均尺寸为6.26mm，最小尺寸为5.06mm。2.2加载工况。轮辋接触处摩擦因数设为0.3，胎面与地面接触处摩擦因数设为0.8，加载工况为900kPa/5000kg和1500kPa/20870kg。首先在Abaqus/Standard下完成上述两种工况的二维充气和三维充气分析，然后在Abaqus/Explicit下进行加载和滚动计算。2.3显式计算。显式计算文件包括模型信息、路面、转动惯量设置、Amplitudes设置、边界约束及结果输出等部分。2.3.1导入及路面、轮辋定义首先导入模型中胶料和骨架集合；模型中建立的单元和节点集合以及接触面集合等信息并重新定义三维充气表面、接触面等信息，定义路面、轮辋参考点及其质量和转动惯量。2.3.2幅值及分析步设置定义AMPLITUDE，本次计算用到Constant，Smoothstep和Tabular等AMPLITUDE设置，分别用于充气、加载和速度等。Abaqus/Explicit算法计算时，时间步长对显式计算有很大的影响，在Abaqus中提供了由模型最小单元尺寸限制时间步长的方法（默认）。此外，Abaqus/Explicit算法可以自定义设置时间步长，自定义的时间步长太大或太小都有可能导致误差持续积累，进而造成计算结果精度降低[1]。如果模型中网格尺寸均匀，一般选择默认时间步长即可。计算时先对路面参考点完成加载之后再进行速度设置，速度从0加速到40km•h-1后以该速度稳定滚动1s。2.3.3动态印痕结果两种工况按上述设置以40km•h-1的恒定速度滚动1s得到的轮胎动态印痕如图3和4所示。900kPa/5000kg工况下行驶速度为40km•h-1时的轮胎能量对比如图5所示。从图5可以看出，计算模型中的伪应变能远小于应变能，约占内能的9%，因此可以将模型中沙漏造成的影响近似忽略。

3高速驻波

由于轮胎骨架材料与胎冠存在夹角，轮胎存在一个临界速度，当轮胎达到这个临界速度时就会出现驻波，而橡胶材料的滞后特性会加大驻波的影响。发生驻波时轮胎胎面会产生明显的波形，最大的波峰出现在接地后区域并且沿轮胎周向逐渐衰减。驻波现象会导致轮胎变形增大、温度急剧上升，从而导致轮胎材料性能急剧下降，使轮胎在很短时间内被破坏[2]。由于飞机起飞和着陆瞬间速度很大，因此航空轮胎在设计时要考虑驻波及临界速度。3.1计算设置。按照GB/T9747—2008《航空轮胎试验方法》模拟航空轮胎起飞试验工况：加载时间为0.4s，之后用4s将速度从0线性增大到400km•h-1。因此计算时分为两个步骤。步骤1只充气和加载，步骤2计算速度由0增大到400km•h-1的过程，通过模拟该工况尝试找到临界速度。3.2计算结果。行驶速度为272，309，361，400km•h-1时轮胎（橡胶材料考虑粘弹性）侧向位移分布见图6—9。行驶速度为309和400km•h-1时轮胎仅考虑超弹性时（橡胶材料未考虑粘弹性）侧向位移分布从图6—9可以看出，272km•h-1时轮胎未发生驻波，在309km•h-1时轮胎有轻微驻波出现，随着速度的增大，轮胎的驻波现象愈加明显。从图10和11可以看出，在相同速度下，仅考虑橡胶材料的超弹性时轮胎的驻波程度比有粘弹性参数时驻波程度明显减弱。这也印证了粘弹性设置对动态计算，尤其是速度较大时的动态计算结果有很大的影响[3-4]。此外，将上述模型中胎面胶模量提高25%，其他设置不变，发现400km•h-1时轮胎变形程度减弱，说明提高胎面胶模量可以提升轮胎的临界速度。

4结语

应用Abaqus/Explicit算法计算不同工况下航空轮胎的动态印痕和高速滚动驻波的方法可以用来模拟计算测试设备难以实现的测试，为航空轮胎设计提供相关数据支持；采用Prony级数表征橡胶材料粘弹特性，计算结果表明粘弹性设置对航空轮胎高速动态分析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庄茁，由小川，廖建晖，等.基于ABAQUS的有限元分析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89-209.

[2]GentAN，WalterJD.ThePneumaticTire[M].NHTSA，Washton：2005：409-419.

[3]付新华，姜晓风，房子钧，等.橡胶材料简单剪切试验分析[J].轮胎工业，2016，36（10）：630-634.

印痕范文篇2

一、《沉沦》之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所谓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说，是在诸种所属群体里，激活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这个群体的忠诚、归属感和身份的自我。这种激活的背景，一般是在民族间或民族国家间发生事实的联系，或者发生文化冲突的时候。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是在不同民族关系框架中进行的。比如，我国多民族文学的框架中，某一少数民族文学对自己民族形象的塑造，对自己民族情感的体验，对文化身份的强调、认同和艺术表现愿望等。而当作家以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为情感背景，描绘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的情感体验时，则是另一个层次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所经历的文化身份认同即属于后一个层次的。

小说叙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在日本的经历和体验。“他”所处的时代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而且又经历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瓜分后的时代。作为积贫积弱的中国青年，“他”原本就有早熟的性情，这种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绝不相容的境地去”，随着大哥来到日本之后，“他”竟然发展到抑郁症。“他”在人群中感到的是孤独、忧伤、自卑，尤其是在女性面前，一方面渴望获得女性的青睐，另一方面又自卑、忧郁。随着青春欲求的萌生和发展，对于异性的关注、追求和追求中的受挫感和失落感，日益加深地折磨着“他”。他将自己受挫和失落的痛苦体验和祖国的积贫积弱联系起来。每当“他”失意时，就归咎于自己是“支那人”，愤慨地说：“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

这种极为失落的情绪，以及和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眷恋而又怨怼的情感体验，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一方面，“他”的民族之根毕竟在中国，华夏文化滋养了“他”，他的精神归宿理当在中国和中国文化之中，可是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处于弱势的、被异邦他国所歧视的国家，“他”在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情境中，必然感到若有所失，似乎生活总不在“他”的身边，而在别处。这是小说主人公的体验，也是作家本人体验的投射。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自己“因为对现实感到不满，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可是到了处固定的地方之后，心理的变化又是同样的要起来，所以转转不已，一生就只能为Wanderlust的奴隶，而变作着一个永远的旅人(AneternalPilgrim)”。对于这种总是追求别处的生活，而对现实所处失望、悲观，郁达夫自己认为是一种天性。而我们在对《沉沦》的文本分析中更愿意认为，这是在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作为弱势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的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心态和个人命运。

主人公“他”在失落情绪中生发出的对故国的眷恋和怨怼，与中国文学传统中哀婉、凄凉的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在20世纪初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心理引起子文化的回应。文本中多次出现月亮意象。“露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杜牧）这些蕴涵着凄凉、悲伤、离别的意味早已沉潜在人们的美学感受中，所以，《沉沦》中出现的“半轮寒月，高高挂在天空的左半边”，“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身在岛国的“他”和故乡共着一个月亮，月亮寄托了“他”对祖国的思念，“他”看到，在西天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他自语到：“那一颗遥遥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故乡吓，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向往回归祖国，可是回归祖国后，“他”还会生出别样的失落，这是那个时代国家积贫积弱，而游子在他国经验了新兴现代性文化之后所必然的。小说的叙述逻辑已经将这样的可能展示给读者了。后来，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过自己：“兴浓浓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争利，先后不见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国。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到此我才领悟到了彻底。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这一期中间的作品，大半都是在这一种心情之下写成。”郁达夫的失落，这段话印证了《沉沦》中“他”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惶惑和无所归依的时代性。

这样现代意义上的飘零感，渗透在文本的叙事风格中。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点，却是第三人称小说中内聚焦叙事（注：所谓内聚焦概念，来自小说叙事学家热奈特，热奈特发现，在20世纪初以来的第三人称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放弃自己的眼光而转用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来叙事。这样一来，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就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这两个不同的实体中。）。小说中景物的描写大多出自于主人公的眼光所见，那些景物都是“有我之境”，带有凄凉、失落的感情色彩，比如对月亮的描写；聚焦人物的行踪则是顺着人物的心理走向而外显的结果。“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苍空，一天一天的高起来。他的旅馆旁边的稻田，都带起金黄色来，朝夕的凉风，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里去，大约秋冬的佳日，来也不远了。”但是“同刀也似的”等字眼，显然有一个体验的主体存在而使之然。主人公“他”的眼光已经渗透到或者代替了叙事者的眼光。虽然故事外的叙述者似乎还存在，但是叙事眼光却存在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他”的身上。“他”带着读者一起前行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心理旅程中。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他”是个可以反复地被当代中国人不断体味的艺术形象。

二、《我是谁》之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宗璞197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我是谁？》，因为形而上地提出“我是谁？”的询问，而具有不断地解读和再阐释的可能。在这篇小说里，宗璞用第三人称深情地塑造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韦弥的形象，刻画了中受到精神上极大的伤害之后的苦闷、绝望，以至最终走向选择死亡的心路历程。宗璞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于知识分子的操守、人格和情操，她和她的父亲冯友兰乃至家人，中国知识分子在半个多世纪里所可能经历的一切。这种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成为她描写韦弥的丰厚资源，也成为她切入肺腑般地询问“我是谁”的思考根据。但是，韦弥毕竟是宗璞笔下的人物，我们依然从文本入手，分析这个人物所可能给予我们的。这篇小说诞生之后正值我国政治运作轨迹的伤痕和反思阶段，这样的思潮性背景，形成了对这样作品解释和理解的语境：那就是，是对极左思潮和历史的控诉、声讨，乃至反思（政治性的反思）。而我们现在试图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分析韦弥。

韦弥在被人们斥责为大毒虫，回到家里看到丈夫孟文起吊死在厨房后，失神落魄地冲出家门，摔倒在路旁，又受到冷漠的斥责，在神经质般地追问“我是谁”的痛苦中投向湖水。在韦弥整个痛苦体验中，有两个意象是饶有深意的，第一个是大雁。韦弥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和迷路的大雁对应起来，产生了隐喻意味。痛苦中，她看到了迷路的大雁，是的，“它们迷了路，不知道应该飞向何方。韦弥一下子跳了起来，向前奔跑。她伸出两臂，想去捕捉那迷途的、飘零的鸿雁”。“她觉得自己也是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为什么会将自己喻为孤雁？在韦弥的意识屏幕上有一段闪回式的叙述：韦弥和丈夫孟文起在解放初，从国外回了到祖国怀抱，他们曾经“飞翔在雁群中”，而那时，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心里是安然的。从韦弥的意识或者也包括潜意识，是将自己和像母亲一样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的感受、认同的。他们的安然在于能够为祖国贡献力量。韦弥如今的失落、不知道自己是谁，皆因为母亲消失了，自己才无所认同，无所归依。她回忆到自己曾和丈夫孟文起，努力“把自己炼成干将、莫邪那样两口斩金切玉的宝剑，以披斩科学道路上的荆棘。剑是献给母亲的。可是如今剑在哪里？母亲又在哪里”？这是在一个扭曲了的世界里的呼唤。

第二个意象是虫子。和孤雁的体验联系的，是虫子的消极痛苦的自我感知。或者说，因为如今自己成了虫子，而有了孤雁的断零体验。在韦弥模糊的意识中，自己是一条大毒虫，何止是自己，“韦弥看见，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这些虫子还发出了“咝咝”的声音，韦弥能听懂这“咝咝”的声音，它们说的是：“我——是——谁？”如果说，大雁由过去时态中是与雁群合而为一的，所以即便在韦弥现在时的断零体验中，也依然是肯定性的形象。而大毒虫，没有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相联系，并且因为成为了大毒虫后而失去和雁群联系的可能性，所以是否定性的形象。大雁是飞翔的，而虫子是爬行的。失落的形象和现在的存在状态构成极大的反差，更加深了韦弥的“我是谁”的身份询问。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韦弥的体验，会发现她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其背后的以自我归依为母体式的思维方式，将自我依附于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我是谁”是在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那里得到回答的。从这个设想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中身、家、国的层层被包容、综合为一体的文化底蕴。韦弥的痛苦主要来源于“信念伦理”，而信念伦理曾经支撑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韦弥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主要内容是将自己的信念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可是在韦伯看来，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而更可贵的是“责任伦理”，责任伦理采取审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作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思想来自马克斯·韦伯。见冯克利：《时代中的韦伯一代译序》，转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从韦弥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我们可以再设问一下：“我是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除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别的独属于自己的内容呢？

韦弥对自己身份的问题的呼唤，是个时代性的问题，时代氛围、文化背景、接受视野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作为本体论的文化身份，是个矛盾的多侧面的混合体，从心理学上说，存在一个时而激活此一种时而激活彼一种的对于群体的忠诚或身份的自我。至于激活什么？是以时代和理解而定的。韦弥的体验和认同，如今都已成为了历史，我们拉开一段时间距离后，感到了韦弥的局限，或者说，韦弥的询问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更主要是为后来的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的寻找及认同提出了问题。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也始终处于“建构”过程中，在知识分子自己的心理过程中。

同郁达夫的《沉沦》一样，这篇小说也是用第三人称叙事。小说始终聚焦于韦弥，所以在韦弥的内视角中展开叙事，内视角有一种强大的感情牵引力量，夹迫着我们顺着韦弥的所感所思而前行。她的感受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作品的接受。事实是，文本中隐含的作者和主人公韦弥在诸多地方，视角是重合的，而这样的重合本身就可见出作者时代性和她对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理解的局限性。在如是叙述视角里，韦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形象，在《我是谁？》之后的作品中成为一个参照，并且会在文化身份意识开拓中，不断地产生出潜在意义来。

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首先我们愿意按照朱力亚·克里斯蒂娃的“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隐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两个方面，来理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我是谁？》构成的互文性（注：关于“互文性”概念来自朱力亚·克里斯蒂娃。引自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第3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除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于1986年，晚于宗璞的《我是谁？》七年时间之外，张贤亮较之宗璞更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积淀。因此这个文本中的主人公张永璘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理解呈现出，东西方观念的交融和相互借鉴，相对于传统，有了更多的建构成分。

与《我是谁？》中韦弥将自己知识分子身份定位于可以为祖国效力，在被祖国所承认的前提下才知道自己是谁不同。张永璘对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定位是能够独立的思考。诚然，这部小说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张永璘与黄香久的曲折，但是，当我们用张永磷寻求知识分子身份的内涵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故事时，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为了展示张永磷心理内容的框架或者说是背景。用佛克马的话说，“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看来是绝对真实可靠的，而且起到了充当文本的主要构成原理的作用”。佛克马认为，应该用“腐败的政治和真诚的政治理想”的对立来阐释张永璘的个人体验（注：参见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我以为有道理，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中，张永璘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理解得到展示。

张永璘是个男人，长期的独身生活非人地压抑了他对女性的渴望，能够获得女性的，是证实他是个完整的人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愿望与他的另一个愿望，即能有一个安全的读书、思考和写作、不会被外人随便闯入的地方的愿望，可以容纳在一个形式里，那就是婚姻。用小说中的罗宗祺夫妇的话说：“你最好有个家，自己有一间房子，你写东西有谁知道？现在正是比较松的时候，他们会批准的……”。张永璘和黄香久的婚姻构成了一个外在风雨的临时避难所，而在张永璘在黄香久的怀抱里从半个人变为一个完整的人，作为男人和女人纯粹的异性的情欲得到了完满之后，张永璘知识分子的本性再次显示，他进一步认识到：“而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离开了肉与肉的接触，我们便失去了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他对大青马说：“所以我想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要把我想的告诉别人。”张永璘这些话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更潜在的逻辑是，和“腐败的政治”相对应的是“真诚的政治理想”，“真诚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可以置放各种内容，甚至迥然有别的内容的筐。真诚的政治理想，在张永璘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现实中极左政治路线的反对、批判，他说，这样的现实已经快到底了，“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张永璘的政治理想，还含有对真正的人的意义的追求，“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的质问正是他思索的痕迹。从他的“真诚的政治理想”对现实的反思性、批判性，我们能看到文本里隐含的作者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设想和定位，已经脱离了单纯和“祖国”“母亲”相联系，而进入到对知识分子是外在于政治的具有独立追求和思考的群体的确认。这与宗璞的《我是谁？》是迥然有别的。

印痕范文篇3

一、《沉沦》之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所谓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说，是在诸种所属群体里，激活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这个群体的忠诚、归属感和身份的自我。这种激活的背景，一般是在民族间或民族国家间发生事实的联系，或者发生文化冲突的时候。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是在不同民族关系框架中进行的。比如，我国多民族文学的框架中，某一少数民族文学对自己民族形象的塑造，对自己民族情感的体验，对文化身份的强调、认同和艺术表现愿望等。而当作家以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为情感背景，描绘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的情感体验时，则是另一个层次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所经历的文化身份认同即属于后一个层次的。

小说叙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在日本的经历和体验。“他”所处的时代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而且又经历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瓜分后的时代。作为积贫积弱的中国青年，“他”原本就有早熟的性情，这种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绝不相容的境地去”，随着大哥来到日本之后，“他”竟然发展到抑郁症。“他”在人群中感到的是孤独、忧伤、自卑，尤其是在女性面前，一方面渴望获得女性的青睐，另一方面又自卑、忧郁。随着青春欲求的萌生和发展，对于异性的关注、追求和追求中的受挫感和失落感，日益加深地折磨着“他”。他将自己受挫和失落的痛苦体验和祖国的积贫积弱联系起来。每当“他”失意时，就归咎于自己是“支那人”，愤慨地说：“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

这种极为失落的情绪，以及和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眷恋而又怨怼的情感体验，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一方面，“他”的民族之根毕竟在中国，华夏文化滋养了“他”，他的精神归宿理当在中国和中国文化之中，可是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处于弱势的、被异邦他国所歧视的国家，“他”在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情境中，必然感到若有所失，似乎生活总不在“他”的身边，而在别处。这是小说主人公的体验，也是作家本人体验的投射。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自己“因为对现实感到不满，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可是到了处固定的地方之后，心理的变化又是同样的要起来，所以转转不已，一生就只能为Wanderlust的奴隶，而变作着一个永远的旅人(AneternalPilgrim)”。对于这种总是追求别处的生活，而对现实所处失望、悲观，郁达夫自己认为是一种天性。而我们在对《沉沦》的文本分析中更愿意认为，这是在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作为弱势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的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心态和个人命运。

主人公“他”在失落情绪中生发出的对故国的眷恋和怨怼，与中国文学传统中哀婉、凄凉的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在20世纪初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心理引起子文化的回应。文本中多次出现月亮意象。“露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杜牧）这些蕴涵着凄凉、悲伤、离别的意味早已沉潜在人们的美学感受中，所以，《沉沦》中出现的“半轮寒月，高高挂在天空的左半边”，“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身在岛国的“他”和故乡共着一个月亮，月亮寄托了“他”对祖国的思念，“他”看到，在西天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他自语到：“那一颗遥遥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故乡吓，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向往回归祖国，可是回归祖国后，“他”还会生出别样的失落，这是那个时代国家积贫积弱，而游子在他国经验了新兴现代性文化之后所必然的。小说的叙述逻辑已经将这样的可能展示给读者了。后来，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过自己：“兴浓浓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争利，先后不见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国。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到此我才领悟到了彻底。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这一期中间的作品，大半都是在这一种心情之下写成。”郁达夫的失落，这段话印证了《沉沦》中“他”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惶惑和无所归依的时代性。

这样现代意义上的飘零感，渗透在文本的叙事风格中。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点，却是第三人称小说中内聚焦叙事（注：所谓内聚焦概念，来自小说叙事学家热奈特，热奈特发现，在20世纪初以来的第三人称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放弃自己的眼光而转用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来叙事。这样一来，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就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这两个不同的实体中。）。小说中景物的描写大多出自于主人公的眼光所见，那些景物都是“有我之境”，带有凄凉、失落的感情色彩，比如对月亮的描写；聚焦人物的行踪则是顺着人物的心理走向而外显的结果。“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苍空，一天一天的高起来。他的旅馆旁边的稻田，都带起金黄色来，朝夕的凉风，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里去，大约秋冬的佳日，来也不远了。”但是“同刀也似的”等字眼，显然有一个体验的主体存在而使之然。主人公“他”的眼光已经渗透到或者代替了叙事者的眼光。虽然故事外的叙述者似乎还存在，但是叙事眼光却存在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他”的身上。“他”带着读者一起前行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心理旅程中。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他”是个可以反复地被当代中国人不断体味的艺术形象。

二、《我是谁》之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宗璞197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我是谁？》，因为形而上地提出“我是谁？”的询问，而具有不断地解读和再阐释的可能。在这篇小说里，宗璞用第三人称深情地塑造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韦弥的形象，刻画了中受到精神上极大的伤害之后的苦闷、绝望，以至最终走向选择死亡的心路历程。宗璞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于知识分子的操守、人格和情操，她和她的父亲冯友兰乃至家人，中国知识分子在半个多世纪里所可能经历的一切。这种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成为她描写韦弥的丰厚资源，也成为她切入肺腑般地询问“我是谁”的思考根据。但是，韦弥毕竟是宗璞笔下的人物，我们依然从文本入手，分析这个人物所可能给予我们的。这篇小说诞生之后正值我国政治运作轨迹的伤痕和反思阶段，这样的思潮性背景，形成了对这样作品解释和理解的语境：那就是，是对极左思潮和历史的控诉、声讨，乃至反思（政治性的反思）。而我们现在试图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分析韦弥。

韦弥在被人们斥责为大毒虫，回到家里看到丈夫孟文起吊死在厨房后，失神落魄地冲出家门，摔倒在路旁，又受到冷漠的斥责，在神经质般地追问“我是谁”的痛苦中投向湖水。在韦弥整个痛苦体验中，有两个意象是饶有深意的，第一个是大雁。韦弥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和迷路的大雁对应起来，产生了隐喻意味。痛苦中，她看到了迷路的大雁，是的，“它们迷了路，不知道应该飞向何方。韦弥一下子跳了起来，向前奔跑。她伸出两臂，想去捕捉那迷途的、飘零的鸿雁”。“她觉得自己也是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为什么会将自己喻为孤雁？在韦弥的意识屏幕上有一段闪回式的叙述：韦弥和丈夫孟文起在解放初，从国外回了到祖国怀抱，他们曾经“飞翔在雁群中”，而那时，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心里是安然的。从韦弥的意识或者也包括潜意识，是将自己和像母亲一样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的感受、认同的。他们的安然在于能够为祖国贡献力量。韦弥如今的失落、不知道自己是谁，皆因为母亲消失了，自己才无所认同，无所归依。她回忆到自己曾和丈夫孟文起，努力“把自己炼成干将、莫邪那样两口斩金切玉的宝剑，以披斩科学道路上的荆棘。剑是献给母亲的。可是如今剑在哪里？母亲又在哪里”？这是在一个扭曲了的世界里的呼唤。

第二个意象是虫子。和孤雁的体验联系的，是虫子的消极痛苦的自我感知。或者说，因为如今自己成了虫子，而有了孤雁的断零体验。在韦弥模糊的意识中，自己是一条大毒虫，何止是自己，“韦弥看见，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这些虫子还发出了“咝咝”的声音，韦弥能听懂这“咝咝”的声音，它们说的是：“我——是——谁？”如果说，大雁由过去时态中是与雁群合而为一的，所以即便在韦弥现在时的断零体验中，也依然是肯定性的形象。而大毒虫，没有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相联系，并且因为成为了大毒虫后而失去和雁群联系的可能性，所以是否定性的形象。大雁是飞翔的，而虫子是爬行的。失落的形象和现在的存在状态构成极大的反差，更加深了韦弥的“我是谁”的身份询问。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韦弥的体验，会发现她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其背后的以自我归依为母体式的思维方式，将自我依附于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我是谁”是在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那里得到回答的。从这个设想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中身、家、国的层层被包容、综合为一体的文化底蕴。韦弥的痛苦主要来源于“信念伦理”，而信念伦理曾经支撑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韦弥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主要内容是将自己的信念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可是在韦伯看来，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而更可贵的是“责任伦理”，责任伦理采取审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作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思想来自马克斯·韦伯。见冯克利：《时代中的韦伯一代译序》，转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从韦弥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我们可以再设问一下：“我是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除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别的独属于自己的内容呢？

韦弥对自己身份的问题的呼唤，是个时代性的问题，时代氛围、文化背景、接受视野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作为本体论的文化身份，是个矛盾的多侧面的混合体，从心理学上说，存在一个时而激活此一种时而激活彼一种的对于群体的忠诚或身份的自我。至于激活什么？是以时代和理解而定的。韦弥的体验和认同，如今都已成为了历史，我们拉开一段时间距离后，感到了韦弥的局限，或者说，韦弥的询问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更主要是为后来的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的寻找及认同提出了问题。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也始终处于“建构”过程中，在知识分子自己的心理过程中。

同郁达夫的《沉沦》一样，这篇小说也是用第三人称叙事。小说始终聚焦于韦弥，所以在韦弥的内视角中展开叙事，内视角有一种强大的感情牵引力量，夹迫着我们顺着韦弥的所感所思而前行。她的感受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作品的接受。事实是，文本中隐含的作者和主人公韦弥在诸多地方，视角是重合的，而这样的重合本身就可见出作者时代性和她对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理解的局限性。在如是叙述视角里，韦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形象，在《我是谁？》之后的作品中成为一个参照，并且会在文化身份意识开拓中，不断地产生出潜在意义来。

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首先我们愿意按照朱力亚·克里斯蒂娃的“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隐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两个方面，来理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我是谁？》构成的互文性（注：关于“互文性”概念来自朱力亚·克里斯蒂娃。引自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第3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除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于1986年，晚于宗璞的《我是谁？》七年时间之外，张贤亮较之宗璞更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积淀。因此这个文本中的主人公张永璘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理解呈现出，东西方观念的交融和相互借鉴，相对于传统，有了更多的建构成分。

与《我是谁？》中韦弥将自己知识分子身份定位于可以为祖国效力，在被祖国所承认的前提下才知道自己是谁不同。张永璘对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定位是能够独立的思考。诚然，这部小说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张永璘与黄香久的曲折，但是，当我们用张永磷寻求知识分子身份的内涵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故事时，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为了展示张永磷心理内容的框架或者说是背景。用佛克马的话说，“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看来是绝对真实可靠的，而且起到了充当文本的主要构成原理的作用”。佛克马认为，应该用“腐败的政治和真诚的政治理想”的对立来阐释张永璘的个人体验（注：参见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我以为有道理，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中，张永璘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理解得到展示。

张永璘是个男人，长期的独身生活非人地压抑了他对女性的渴望，能够获得女性的，是证实他是个完整的人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愿望与他的另一个愿望，即能有一个安全的读书、思考和写作、不会被外人随便闯入的地方的愿望，可以容纳在一个形式里，那就是婚姻。用小说中的罗宗祺夫妇的话说：“你最好有个家，自己有一间房子，你写东西有谁知道？现在正是比较松的时候，他们会批准的……”。张永璘和黄香久的婚姻构成了一个外在风雨的临时避难所，而在张永璘在黄香久的怀抱里从半个人变为一个完整的人，作为男人和女人纯粹的异性的情欲得到了完满之后，张永璘知识分子的本性再次显示，他进一步认识到：“而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离开了肉与肉的接触，我们便失去了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他对大青马说：“所以我想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要把我想的告诉别人。”张永璘这些话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更潜在的逻辑是，和“腐败的政治”相对应的是“真诚的政治理想”，“真诚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可以置放各种内容，甚至迥然有别的内容的筐。真诚的政治理想，在张永璘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现实中极左政治路线的反对、批判，他说，这样的现实已经快到底了，“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张永璘的政治理想，还含有对真正的人的意义的追求，“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的质问正是他思索的痕迹。从他的“真诚的政治理想”对现实的反思性、批判性，我们能看到文本里隐含的作者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设想和定位，已经脱离了单纯和“祖国”“母亲”相联系，而进入到对知识分子是外在于政治的具有独立追求和思考的群体的确认。这与宗璞的《我是谁？》是迥然有别的。

印痕范文篇4

一、《沉沦》之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所谓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说，是在诸种所属群体里，激活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这个群体的忠诚、归属感和身份的自我。这种激活的背景，一般是在民族间或民族国家间发生事实的联系，或者发生文化冲突的时候。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是在不同民族关系框架中进行的。比如，我国多民族文学的框架中，某一少数民族文学对自己民族形象的塑造，对自己民族情感的体验，对文化身份的强调、认同和艺术表现愿望等。而当作家以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为情感背景，描绘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的情感体验时，则是另一个层次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所经历的文化身份认同即属于后一个层次的。

小说叙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在日本的经历和体验。“他”所处的时代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而且又经历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瓜分后的时代。作为积贫积弱的中国青年，“他”原本就有早熟的性情，这种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绝不相容的境地去”，随着大哥来到日本之后，“他”竟然发展到抑郁症。“他”在人群中感到的是孤独、忧伤、自卑，尤其是在女性面前，一方面渴望获得女性的青睐，另一方面又自卑、忧郁。随着青春欲求的萌生和发展，对于异性的关注、追求和追求中的受挫感和失落感，日益加深地折磨着“他”。他将自己受挫和失落的痛苦体验和祖国的积贫积弱联系起来。每当“他”失意时，就归咎于自己是“支那人”，愤慨地说：“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

这种极为失落的情绪，以及和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眷恋而又怨怼的情感体验，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一方面，“他”的民族之根毕竟在中国，华夏文化滋养了“他”，他的精神归宿理当在中国和中国文化之中，可是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处于弱势的、被异邦他国所歧视的国家，“他”在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情境中，必然感到若有所失，似乎生活总不在“他”的身边，而在别处。这是小说主人公的体验，也是作家本人体验的投射。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自己“因为对现实感到不满，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可是到了处固定的地方之后，心理的变化又是同样的要起来，所以转转不已，一生就只能为Wanderlust的奴隶，而变作着一个永远的旅人(AneternalPilgrim)”。对于这种总是追求别处的生活，而对现实所处失望、悲观，郁达夫自己认为是一种天性。而我们在对《沉沦》的文本分析中更愿意认为，这是在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作为弱势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的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心态和个人命运。

主人公“他”在失落情绪中生发出的对故国的眷恋和怨怼，与中国文学传统中哀婉、凄凉的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在20世纪初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心理引起子文化的回应。文本中多次出现月亮意象。“露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杜牧）这些蕴涵着凄凉、悲伤、离别的意味早已沉潜在人们的美学感受中，所以，《沉沦》中出现的“半轮寒月，高高挂在天空的左半边”，“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身在岛国的“他”和故乡共着一个月亮，月亮寄托了“他”对祖国的思念，“他”看到，在西天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他自语到：“那一颗遥遥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故乡吓，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向往回归祖国，可是回归祖国后，“他”还会生出别样的失落，这是那个时代国家积贫积弱，而游子在他国经验了新兴现代性文化之后所必然的。小说的叙述逻辑已经将这样的可能展示给读者了。后来，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过自己：“兴浓浓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争利，先后不见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国。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到此我才领悟到了彻底。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这一期中间的作品，大半都是在这一种心情之下写成。”郁达夫的失落，这段话印证了《沉沦》中“他”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惶惑和无所归依的时代性。

这样现代意义上的飘零感，渗透在文本的叙事风格中。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点，却是第三人称小说中内聚焦叙事（注：所谓内聚焦概念，来自小说叙事学家热奈特，热奈特发现，在20世纪初以来的第三人称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放弃自己的眼光而转用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来叙事。这样一来，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就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这两个不同的实体中。）。小说中景物的描写大多出自于主人公的眼光所见，那些景物都是“有我之境”，带有凄凉、失落的感情色彩，比如对月亮的描写；聚焦人物的行踪则是顺着人物的心理走向而外显的结果。“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苍空，一天一天的高起来。他的旅馆旁边的稻田，都带起金黄色来，朝夕的凉风，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里去，大约秋冬的佳日，来也不远了。”但是“同刀也似的”等字眼，显然有一个体验的主体存在而使之然。主人公“他”的眼光已经渗透到或者代替了叙事者的眼光。虽然故事外的叙述者似乎还存在，但是叙事眼光却存在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他”的身上。“他”带着读者一起前行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心理旅程中。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他”是个可以反复地被当代中国人不断体味的艺术形象。

二、《我是谁》之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宗璞197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我是谁？》，因为形而上地提出“我是谁？”的询问，而具有不断地解读和再阐释的可能。在这篇小说里，宗璞用第三人称深情地塑造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韦弥的形象，刻画了中受到精神上极大的伤害之后的苦闷、绝望，以至最终走向选择死亡的心路历程。宗璞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于知识分子的操守、人格和情操，她和她的父亲冯友兰乃至家人，中国知识分子在半个多世纪里所可能经历的一切。这种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成为她描写韦弥的丰厚资源，也成为她切入肺腑般地询问“我是谁”的思考根据。但是，韦弥毕竟是宗璞笔下的人物，我们依然从文本入手，分析这个人物所可能给予我们的。这篇小说诞生之后正值我国政治运作轨迹的伤痕和反思阶段，这样的思潮性背景，形成了对这样作品解释和理解的语境：那就是，是对极左思潮和历史的控诉、声讨，乃至反思（政治性的反思）。而我们现在试图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分析韦弥。

韦弥在被人们斥责为大毒虫，回到家里看到丈夫孟文起吊死在厨房后，失神落魄地冲出家门，摔倒在路旁，又受到冷漠的斥责，在神经质般地追问“我是谁”的痛苦中投向湖水。在韦弥整个痛苦体验中，有两个意象是饶有深意的，第一个是大雁。韦弥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和迷路的大雁对应起来，产生了隐喻意味。痛苦中，她看到了迷路的大雁，是的，“它们迷了路，不知道应该飞向何方。韦弥一下子跳了起来，向前奔跑。她伸出两臂，想去捕捉那迷途的、飘零的鸿雁”。“她觉得自己也是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为什么会将自己喻为孤雁？在韦弥的意识屏幕上有一段闪回式的叙述：韦弥和丈夫孟文起在解放初，从国外回了到祖国怀抱，他们曾经“飞翔在雁群中”，而那时，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心里是安然的。从韦弥的意识或者也包括潜意识，是将自己和像母亲一样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的感受、认同的。他们的安然在于能够为祖国贡献力量。韦弥如今的失落、不知道自己是谁，皆因为母亲消失了，自己才无所认同，无所归依。她回忆到自己曾和丈夫孟文起，努力“把自己炼成干将、莫邪那样两口斩金切玉的宝剑，以披斩科学道路上的荆棘。剑是献给母亲的。可是如今剑在哪里？母亲又在哪里”？这是在一个扭曲了的世界里的呼唤。

第二个意象是虫子。和孤雁的体验联系的，是虫子的消极痛苦的自我感知。或者说，因为如今自己成了虫子，而有了孤雁的断零体验。在韦弥模糊的意识中，自己是一条大毒虫，何止是自己，“韦弥看见，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这些虫子还发出了“咝咝”的声音，韦弥能听懂这“咝咝”的声音，它们说的是：“我——是——谁？”如果说，大雁由过去时态中是与雁群合而为一的，所以即便在韦弥现在时的断零体验中，也依然是肯定性的形象。而大毒虫，没有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相联系，并且因为成为了大毒虫后而失去和雁群联系的可能性，所以是否定性的形象。大雁是飞翔的，而虫子是爬行的。失落的形象和现在的存在状态构成极大的反差，更加深了韦弥的“我是谁”的身份询问。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韦弥的体验，会发现她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其背后的以自我归依为母体式的思维方式，将自我依附于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我是谁”是在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那里得到回答的。从这个设想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中身、家、国的层层被包容、综合为一体的文化底蕴。韦弥的痛苦主要来源于“信念伦理”，而信念伦理曾经支撑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韦弥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主要内容是将自己的信念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可是在韦伯看来，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而更可贵的是“责任伦理”，责任伦理采取审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作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思想来自马克斯·韦伯。见冯克利：《时代中的韦伯一代译序》，转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从韦弥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我们可以再设问一下：“我是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除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别的独属于自己的内容呢？

韦弥对自己身份的问题的呼唤，是个时代性的问题，时代氛围、文化背景、接受视野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作为本体论的文化身份，是个矛盾的多侧面的混合体，从心理学上说，存在一个时而激活此一种时而激活彼一种的对于群体的忠诚或身份的自我。至于激活什么？是以时代和理解而定的。韦弥的体验和认同，如今都已成为了历史，我们拉开一段时间距离后，感到了韦弥的局限，或者说，韦弥的询问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更主要是为后来的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的寻找及认同提出了问题。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也始终处于“建构”过程中，在知识分子自己的心理过程中。

同郁达夫的《沉沦》一样，这篇小说也是用第三人称叙事。小说始终聚焦于韦弥，所以在韦弥的内视角中展开叙事，内视角有一种强大的感情牵引力量，夹迫着我们顺着韦弥的所感所思而前行。她的感受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作品的接受。事实是，文本中隐含的作者和主人公韦弥在诸多地方，视角是重合的，而这样的重合本身就可见出作者时代性和她对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理解的局限性。在如是叙述视角里，韦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形象，在《我是谁？》之后的作品中成为一个参照，并且会在文化身份意识开拓中，不断地产生出潜在意义来。

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首先我们愿意按照朱力亚·克里斯蒂娃的“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隐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两个方面，来理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我是谁？》构成的互文性（注：关于“互文性”概念来自朱力亚·克里斯蒂娃。引自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第3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除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于1986年，晚于宗璞的《我是谁？》七年时间之外，张贤亮较之宗璞更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积淀。因此这个文本中的主人公张永璘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理解呈现出，东西方观念的交融和相互借鉴，相对于传统，有了更多的建构成分。

与《我是谁？》中韦弥将自己知识分子身份定位于可以为祖国效力，在被祖国所承认的前提下才知道自己是谁不同。张永璘对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定位是能够独立的思考。诚然，这部小说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张永璘与黄香久的曲折，但是，当我们用张永磷寻求知识分子身份的内涵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故事时，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为了展示张永磷心理内容的框架或者说是背景。用佛克马的话说，“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看来是绝对真实可靠的，而且起到了充当文本的主要构成原理的作用”。佛克马认为，应该用“腐败的政治和真诚的政治理想”的对立来阐释张永璘的个人体验（注：参见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我以为有道理，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中，张永璘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理解得到展示。

张永璘是个男人，长期的独身生活非人地压抑了他对女性的渴望，能够获得女性的，是证实他是个完整的人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愿望与他的另一个愿望，即能有一个安全的读书、思考和写作、不会被外人随便闯入的地方的愿望，可以容纳在一个形式里，那就是婚姻。用小说中的罗宗祺夫妇的话说：“你最好有个家，自己有一间房子，你写东西有谁知道？现在正是比较松的时候，他们会批准的……”。张永璘和黄香久的婚姻构成了一个外在风雨的临时避难所，而在张永璘在黄香久的怀抱里从半个人变为一个完整的人，作为男人和女人纯粹的异性的情欲得到了完满之后，张永璘知识分子的本性再次显示，他进一步认识到：“而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离开了肉与肉的接触，我们便失去了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他对大青马说：“所以我想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要把我想的告诉别人。”张永璘这些话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更潜在的逻辑是，和“腐败的政治”相对应的是“真诚的政治理想”，“真诚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可以置放各种内容，甚至迥然有别的内容的筐。真诚的政治理想，在张永璘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现实中极左政治路线的反对、批判，他说，这样的现实已经快到底了，“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张永璘的政治理想，还含有对真正的人的意义的追求，“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的质问正是他思索的痕迹。从他的“真诚的政治理想”对现实的反思性、批判性，我们能看到文本里隐含的作者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设想和定位，已经脱离了单纯和“祖国”“母亲”相联系，而进入到对知识分子是外在于政治的具有独立追求和思考的群体的确认。这与宗璞的《我是谁？》是迥然有别的。

印痕范文篇5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社会心理性；共时；系统

索绪尔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1]7，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清，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的任务之一是给语言学划出边界。在划定边界，找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过程中，索绪尔对言语想象进行了拟像化的抽象，开启了一个人文科学研究新的历史进程，索绪尔将新进程称为符号学，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规避个人或社会的意志”之后，这样的“语言”符号是否还真实存在，或“存在”之后是否还有意义？[2]这种质疑反映了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普遍误解：语言不具有社会心理性。语言的社会心理性受到质疑在于索绪尔明确反对“语言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1]318的观点。但是，这不代表索绪尔否定语言的社会心理性，或认为语言的社会心理性不重要，而是反映了索绪尔语言第一性的社会心理观。研究语言的社会心理性不是为社会学、心理学作脚注，而是致力于立足语言学自身学科领域情况下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本质属性。误解的另一来源在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不是直接由说话者的心理支配的”[1]320。在此，索绪尔要否定的不是“心理”，而是“说话者”，语言不是由具体的、个别的说话者决定，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受社会集体心理的制约。索绪尔反对新语法学派强调的个人心理。新语法学派对个人心理的研究正如心理学家研究“个人脑海中符号的机构”，缺点是“跨不出个人执行的范围，和符号沾不上边，因为符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1]25。因此，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必然与社会心理相联系，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上线学科是符号学，而符号学属于社会心理学，语言首先是一个“社会心理系统”，即根植于某个集体对世界的体系化的认识。[3]由此可见，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具有社会心理性。迄今仅有王红生在《正确理解语言的社会心理属性》[4]中直接谈论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赵蓉晖［5］、申小龙［6］、鲍贵［7］等人研究单方面社会性或心理性，且论文数量不多，故有关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的研究空间较大，对语言社会心理性的研究有利于消除以上质疑和误解，有益于对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理解。

一、语言社会心理性区分语言和言语

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是索绪尔建立普通语言学理论遇到的第一个分叉路口。如果没有这种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我们将面临着一堆异质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而茫然不知所措。［8］索绪尔将言语活动（langage）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主要区别在于：一是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二是语言是纯粹心理的，言语是心理和物理的。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反映了索绪尔对语言社会心理性的初步认识。索绪尔用“社会”与“个人”这组二元对立区别“语言”与“言语”是受同时代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是一种集体意识的思想启发。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是某个社会中“集体心智”（时间集合物或意识集合物）的心理产物（心理表征）。[9]44由此，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是集体心理产物。[10]43一方面，语言是群体心智的产品。语言的符号性决定了它彻底的社会性，语言无法离开社会集体而存在。语言不是由个人塑造的，个人心智只在言语上发挥作用，语言是社会心理、群体心智规约的产物。索绪尔明确道语言以“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1]28，与“存储在人的意志之外”[1]28并不矛盾，因为后者中的“人”是指个人，其对立面为集体。图1中语言和言语的公式清晰地说明了为何存在于个人脑海中的语言却是群体心智的产品。图1语言存储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虽然每个人掌握的语言印痕有差异，但每个人的潜在印痕都是同样的，是整个语言系统，就像每个人被赋予同样的词典，可能每个人掌握的词汇不同，但潜在的词汇量是相同的，同理，每个个体脑子里的潜在语言印痕等同于集体的语言印痕，因此，所有个体的潜在印痕均用同样的数字“1”表示，与集体的“1”完全相同。每个个体所拥有的语言系统就是集体的语言系统，语言在个体存在中体现了共同的社会集体心理，也正是因为个体拥有共同的心理印痕，语言才得以实现交际功能。另一方面，语言是一个社会事实。索绪尔借用涂尔干（E.Durkheim）的“社会事实”对新语法学派理论进行批判发展。新语法学派反对19世纪语言学家把语言看作一种“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而是把语言看作“集团精神的产物”[1]11。可是，新语法学派的“集体”不同于索绪尔的社会集体，他们从个人主义者立场出发，认为没有群体本身，只有所有个体集合构成的群体，这种观点在新语法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保罗（H.Paul）对集体心理学的态度中可见一斑。保罗将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的个体心理学为唯一恰当的心理学，反对冯特（WilhelmWundt）的民族心理学观念，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科学观察的主体［10］。新语法学派超越语言的生物有机体论认识到了语言的心理属性，但局限于个人心理，索绪尔将语言的社会性和心理性融合，更加准确地认识到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索绪尔将人类的言语活动一分为二，界限十分清晰，尽管有时索绪尔也将言语和言语活动混用，如索绪尔说，“语言是言语的产物。[1]28”在此，根据索绪尔对“言语活动”明确的二分法，“言语”一词应指代“言语活动”，但索绪尔对于语言的准确定义从未动摇，它是社会心理的产物，凡是不具备社会心理性的是言语，不属于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范围。由于索绪尔对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的准确判断，才能将言语活动清晰地划分为语言和言语，确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二、共时与历时区分体现语言社会心理性

建立语言学理论的第二条分叉路口是区分共时和历时。索绪尔对历时与共时的划分灵感来自于经济学，“正如在政治经济学里一样，人们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1]111。对研究价值的科学，价值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共时和历时的区分的必要性。索绪尔坚持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linguistics）“只能研究关系和价值”[1]126。就“价值”而言，索绪尔认为，要了解语言的价值，只需了解其中的两个作用要素，“观念”和“声音”，并由此抽象出“能指”和“所指”两个概念。能指并不完全等同于物质上存在的声音，它具有一定的物理属性，是在声音基础上的抽象。能指的价值不取决于声音材质如音质甚至音高，而是在系统中声音的差异性。如“hello”一词，尽管男生与女生的声音音质不同，音高不同，但我们依然能识别，因为它们在语言系统中存在音位差异，这种系统中的差异性使得声音具有价值。也就是说，声音的物质本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差异能被人们区分。所以索绪尔说，“语言的能指在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1]160，无形的能指实际上是物质声音在说话人和听话人心中留下的“心理印痕”（soundimage）。从“心理印痕”一词可以看出，能指是一种人们对声音的主观判断，它由物质上的声音引起，而后在人们心理中留下痕迹，印痕的本质便是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不是由一个人的心理决定的，而是必须受到整个社会集体意识的认可，因此才可以在每个人声音均不同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辨别能指，实现语言交际功能。声音是一种“心理印痕”不是对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实体”的否定，而是突破了人们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桎梏，强调“心理实体”同样也是一种“现实的客体”［11］。所指与社会心理的联系在索绪尔语言与思维一章中已得到详细论证，故不再赘述。总之，正如索绪尔所说，能指和所指都是与心理相关的，并且通过联想，二者紧密结合地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1]193能指和所指不仅是心理的，“我们”指称的社会集体更是明确了索绪尔的语言社会心理性。另一方面，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1]136要素间的关系分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存在，两种关系都是人们心智活动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两种形式，二者都是语言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1]165。语言要素以线性的形式依次排列，组合成句段关系，其中要素的价值根据要素间的对立关系而取得。索绪尔提出语言具有句段关系受德国新语法学派语言学家保罗影响。保罗在认为语言存在一种异类关系，即“句法联系”（syntaktischeVerbindungen），比如在“sprichtKarl”（卡尔说）一句中，前一成分是动词，后一成分是名词。这种异类关系是从“外部被带入心灵的”，即，它们并不或不必潜存于记忆之中，而是在言语过程中组建起来。[12]同理，句段关系作为一种在场的语言关系，是从外部的现实序列中的要素进入心灵。另一种心理活动体现在索绪尔所说的联想关系。联想关系中心理为孤立的要素赋予联系，是集体心智活动的产物。两种关系的作用使得语言具有生命，“构成了语言并控制着语言的运行”[13]，因而索绪尔将其确定为共时语言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同时，索绪尔已经认识到研究这两种关系是根植于“同一集体”的共同意识。索绪尔对共时与历时的划分深刻反映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

三、系统与原子区分印证语言社会心理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心理学领域“格式塔思想”迅速发展，在格式塔心理学家看来，人是以整体知觉的方式感知现象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14］受其影响，索绪尔提出语言系统论以反对新语法学派语言原子论。索绪尔和洪堡特均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但是，不同于洪堡特重视语言系统中个体的要素（尤其是词），索绪尔更加重视系统的整体性。索绪尔用下棋的状态类比语言的状态，棋子相当于语言系统中的要素，每个棋子的行动都要受到整个棋盘的制约。[15]棋盘规则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规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二是它不是由当下的棋手决定，而是由社会集体意识决定，是历史的产物。这两个特点相互联系，在语言系统中体现为，在社会集体意识的作用下，语言要素形成对立关系构成系统，语言以系统的状态而非原子的状态发挥作用，语言要素只是一种形式而非实质，例如，如果棋子“车”遗失，用另一枚材质形状的棋子放在“车”的位置，赋予它与其他棋子的对立联系后可以替代成“车”，因为重要的不是要素的实质，而是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形式关系，形式关系构成了系统整体，个人运用语言时遵循的便是集体意识下系统整体性的规则。索绪尔对整体性的重视印证了他对语言形成的看法：是社会心理而非个人心理影响了语言系统的形成（如图2）。另外，语言的系统性由语言的任意性决定。任意性使得语言具有对“不在场”的指涉、表现，或替代功能，并且消解了语言能指与事物的某种本质性、能指与物质的声音之间的联系，摆脱了对于客观世界的依赖，语言成为一个自治的系统。[16]任意性的产生“需要一种心理作用”。房德里耶斯（J.Vendryes）认为，“使符号获得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价值，需要一种心理作用，而这就是人类语言的出发点。”[17]这种心理便是社会集体心理，社会心理使得言语要素离开事物独立成具有任意性的语言要素，因而语言的任意性内含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索绪尔从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DwightWhitney）有关语言符号任意性论述中提炼出语言符号根植的两个维度——“社会共同体和时间”［18］。索绪尔说，“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有别的规律。”［1］104“传统的规律”便是“社会共同体”和“时间”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社会集体心理的作用下，言语符号与客观世界相分离成为语言符号，构成系统，具有独立的价值，而社会心理的惰性在时间中将语言要素固定下来，系统具有稳定性，尽管随着社会事实的更迭，有新的语言要素进入系统替代，但无论何时，言语要素要成为语言要素，都必须经过“社会心理”和“时间”的检验。尽管索绪尔明确了语言研究应是共时的，不考虑历时变化，但是，这不是否认语言系统是“社会力量”和“时间力量”结合塑造的产物，相反，对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语言系统论的理解。其实，索绪尔在第二次讲课时就曾说过：“建立符号系统是为了集体，正如建造航船是为了大海。”［19］语言符号的系统性与社会集体密不可分，社会心理是系统形成的决定要素之一，系统和原子的区分印证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

印痕范文篇6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在课堂上，所以，在物理课堂教学中，我们就要向学生灌输生活化的思想，在教学中创设丰富的情境，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从教学语言、举例、学生活动等方面处处生活化，让学生感受到学习就是一种生活的体验，让课堂成为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在“声音的产生”内容学习时，为了让学生感受到声音是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可以让学生摸自己的喉咙，可以拍打衣服上的尘土，让他们认识到这些声音的产生都伴随着振动；在讲“物态变化”时，等把基本知识授完后，可以把学生带入到学校的食堂，那里有真实的实验，看一看肉从冰箱里拿出不久会变软，这说明水从固体变成液体；在“简单机械”内容的学习时，可以把我们平常骑的自行车搬进教室；为了证明人体是导体，可以让学生摸一摸适当电压的电线，让他们感受一下电是什么；讲“压强”时，可以把注射器带到课堂上。这样，老师把生活中遇到的知识放到课堂上，学生的兴趣得到激发。

运用生活经验解决物理问题

物理知识来源于生活，这一点是肯定的，受生活的影响，初中物理知识与学生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也可以在教学中看出，学生的生活经验是不是丰富会给物理的学习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物理教学中，要重视把学生的实际与物理问题联系起来，借助他学生已经具备的生活经验，来辅助思考物理问题，从而让学生形成生活中的物理意识，也形成物理学习的生活辅助意识。比如：“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这一内容的学习时，笔者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把两个相同的浸湿水的篮球从不同高度自由落下后，会在地面上留下印痕，请问，这两个印痕一样大吗？如果不一样大，哪个会大一些？为什么？学生马上就会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给出答案。比如，自己经常打篮球，发现不同高度的篮球落下后会弹起不同的高度，所以受力也不相等，所以可以判断从高处落下的篮球印痕会大一点。这样，就把势能与动能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并且能量转化关系也分析得非常透彻。所以，在教学设计时，不仅要用学生关注感兴趣的事物来分析遇到的物理问题，还要给学生在生活中寻找解题的方法，让他们善于运用生活经验来思考物理问题。

以生活实践的回归解决物理问题

在物理生活化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领悟物理的引导。物理知识源于生活，又用于生产生活的道理是非常科学的。很多的物理知识完全可以让学生在生活实际中感知，让他们养成从生活实践中悟出相关知识，用来解决有关的物理问题。比如：“物质的比热容”内容学习时，问题很是抽象，我们可以运用生活化的经验来解决这一问题。笔才创设这样一个情景：给学生播放了一段影片，画面出现一个占地三万多平方的广场，地面是由石材铺设而成的，在广场的中央是一个巨型的水池，在炎热的夏天很多市民前去玩耍，那么在这炎热的天气里，人们喜欢到水池里玩，而感觉站在石材上觉得很烫脚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了解什么是比热容，这是因为石材和水吸热相同的情况下，温度却不一样。所以，水的比热容要大，温度上升得就慢，温度也相对较低。再比如：在学习力的概念时，我了解到学生对“力的相互作用”不是很了解，而且学习起来具有一定的困难。于是，我问了学生一个问题：你们打过人吗？学生都会说“打过”，那么，你打人的时候觉得占了便宜了吗？学生被这个问题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接下来说：“其实，你打别人的时候，你并没有占到便宜，你没有发现自己打人的巴掌也会疼？”学生都笑了，“这是因为你打他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一个反作用力，所以让你也感觉到了疼。所以，力是相互的，你给一个物体多大的力，物体就会给你一个相同的反作用力。”这样，学生就会很快地理解了什么是反作用力。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想到了很多的有关反作用力的知识。

印痕范文篇7

版画的市场规则是和版画的特征分不开的。版画之所以能作为一个独立画种存在,是因为版画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有别于国画或油画,具有其它画种无法替代的艺术功能。在版画的创作中,画家不仅在构思构图阶段是创造活动,在制版和拓印阶段都属于画家的再创造。画家对表达自己意象的媒介物——版子进行创造性处理是重要的创作环节,是形成各类版画独特艺术语言,审美情趣和艺术价值的根据。版画的拓印过程仍然是画家继续创作的过程,每位版画家在创作中,都摸索出具有个性的拓印技法,一幅优秀的版画作品,不可能被他人仿制或临摹,因为它是无法用笔仿冒和拓印的,即使把一幅制作好的原版交给另一位版画家,他也难以仿印出来,所以,真正的版画精品作伪是很难的。其次,版画有别于其它艺术品种的在于它的间接性和复数性、以及印痕特性。它不是直接作画而成,而是必须经过作为“版”的媒介,通过与其它平面材料(纸)的接触,经由拓印而成的画面。正因为有这个不同种类的“版”,则要求画家对心目中的图式有一个再加工创造的过程,用最概括和简洁的语言归纳,限制、平面化、变形换色等手法,最大程度地将自然物象以版画家的眼光过滤,并用最理想化的方式,把经过再创造的艺术形象,呈现给观众。版画必须是复数的,每幅作品同时可拥有若干原作。当然,印刷品也是复数的,但机器印刷所产生的印刷品的套印色差是无法和版画手拓原作的色彩效果和精美的印痕相比美的,欣赏版画原作和印刷品的感受是绝不相同的,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版画作为印痕艺术,它给予了艺术家的任意驰骋的自由天地,画家在具体制作过程中对材料的印刷效果难以预测,画面上的形象不是由预先设定创造的,而是通过对象的偶然变化来体现的,它是主体心灵在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同中构成,在这一情境和氛围中创作,实际上也是对艺术家自身品格、兴趣、修养、审美观提出的要求。所以,每个版画家都将面临如何把你的版画作品提练、简化和加工,然后再有秩序的重复。这种拉大自然美与艺术美差异的做法,即是版画艺术语言的功效,像诗赋韵白,不再只是日常的口语,而是艺术化了的语言。正是版画的独特艺术语言和独特创作技法,决定了版画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

版画有其自身的市场规则,维也纳国际造型美术协会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对版画原作概念制定了三条决议:(1)画家运用各种版材,将自己的创作意愿和意象通过版子转印于画面。(2)美术家亲手或在其监督指导下以其原版印刷而得的作品。(3)在版画原作上有画家亲笔签名。在版画原作紧靠画面的原纸上,当画家用铅笔(永不褪色,且在纸上留下永久性凹痕)签署题目和姓名前,都要标上一组数字,即这幅作品总数有多少,此幅作品是总数的第几张。版画的印刷不是无限制的,它受手工拓印的制约,只能限量印制,一般只能印几十幅,然后毁掉原版或封版不印,不允许在艺术市场上出现超过限定印数的作品,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依照国际艺术市场惯例,如果那位版画家的作品有不真实的印数出现,收藏家可以寻其索赔,索赔价格可达到该版画出售价的10倍,所以,版画家要严格遵守市场规则,详细地作好印数记录,以备核查。这个规则是国画所没有的,它保证了版画市场的规范有序。

在当今纷繁的艺术市场运作中,如果说让艺术家自己去找市场,则是缘木求鱼。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拿出优秀作品,因为艺术市场需要的是可以流传于世的艺术精品,这样的艺术精品不倾尽全力、不全神贯注地创作是不可能达到的。不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创作上,即使你找到市场也只是暂时的,艺术市场的灵魂是艺术,市场是随其而生而灭的,艺术家不是市场策划者,不是市场组织者,也不是市场运作者。艺术家只有专心致志地研究艺术,创作出足以被历史检验的艺术精品,才是走进市场的唯一通道。如何提升版画家的艺术境界,适应艺术市场的发展,笔者以为:第一,要对艺术保持一种执著的精神和探究意识。注重经典作品的创作,经典力作需要花费画家大量的精力、心血和时间,目前只有少数艺术大家能用达到顶峰水平。第二,要保持对生活的激情和创新精神。艺术家应该用创新思维和独特眼光来体验和感受时代生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古今中外,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深入社会生活的结果,正如林亦鹏《废纸论》中所说,相当一部分现代艺术家创作的书画作品只能是一张废纸。第三,要保持良好的创作心态。版画家要创作出艺术精品,除有深厚的生活积累,较高的艺术修养之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心态,高尚的境界。很难想见,没有艺术性的作品能有广阔长久的市场,靠炒作哄抬上去的价格终归是会掉下来的,不变的是社会和公众对你艺术水平的评价。第四,要有民族文化的自信精神。艺术家尤其要具有民族自信心,关注民族文化的兴衰和前景,文化是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各民族标准亦有不同,故在时代与民族之间艺术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艺术的价值就在这种不可取代的独特精神与独创传达样式上,越是民族的,越具有独特的文化语境,也越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借鉴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使我们的艺术走向世界,随着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艺术市场不断开拓,版画艺术一定会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青睐,它将会以稳健的步伐迈进国际国内艺术市场。

作者:高希奇单位:江苏东海县少儿版画中心

印痕范文篇8

一、上衣是否合体

do：准备一件腰身卡得非常合体的上衣，确定这件上衣裁剪得非常合适，这样在束腰带时就不会乱糟糟了。

don’t：对自己身材没有自信而随意地包以一件宽大运动衣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会使你看起来又矮又胖。

二、展示你的体型

do：一件有型的黑色夹克对于展示你的形体来说，至关重要。及臀的上衣和直筒裙配搭能塑造完美的直线。

don’t：切忌让一件平庸的运动衣破坏了整体的柔顺光滑感。

三、按比例搭配

do：及膝的短裙和套头衫配搭。这把身体分成三部分，塑造出了更苗条的曲线。

don’t：切忌在长裙上罩上一件大衣，这会使你显得更矮。相反，你应该套上一件夹克。

四、选择正确的印花

do：搜寻一些精致的印花：花色几乎是一致的，那些杂乱的图案并不适合你。

don’t：不要为那些大大的、前卫的印花所诱惑，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印花只能强调你的宽度。

五、穿着合适的内衣

do：内里平滑的内衣非常重要，像无痕的填充内衣和裁剪简单的内裤。

don’t：切忌穿着像雷管般的使你胸部变得扁平的内衣以及有明显印痕的比基尼内裤。

六、延展你娇小的身材

do：你穿着长度超过宽度的细长裙非常合适。

don’t：而长宽相近的短裙则是你的大忌。这会使你显得像箱子一样又矮又胖。

七、和谐配搭

印痕范文篇9

这是一篇状物抒情的散文，充满儿童生活情趣。深文细致地指写了“我”老家的一口古老的水井，并且饮水思源，赞美了的自己的劳动给常来甜美欢乐的人们。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劳动能给后代带来甜美的欢乐，教育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

2、串连各段段意。归纳课文主要内容。

3、联系上下文理解难句。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练习背诵第三至七自然段。

教学重点：

1、学会结合下下文理解难句，理解课文内容。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一、学习串连各段段意，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

解题：“井”是什么？谁见过井？

从地面往下凿成的能取水的深洞，洞壁多砖上藻砖石。）

二、自由读深文，思考；如何按不同内容给深文分段，说说为什么这么分。

第一段（1－2）水井的外形和悠久的历史。

第二段（3－7）井水的特点。

第三段（8）这口井给作者带来的联想。

三、学习第一段

1、指名读，思考：这2个自然段分别介绍了中什么？

（一、井的外形，地点大小，形状。二、井的历史古老。）

2、从哪些地看出水井的古老。

（“什么时候修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被井绝磨出一道道深深的印痕。）

3、齐读课文第一段、思考段意。

讨论后，打出幻灯投影：

第一段段意：在我家屋后的菜园里有一口小小的古的水井。

四、学习第二段。

1、默读第二段，思考；井水有什么特点？请你在文中划出有关的词语。

2、讨论回答：井水的特点是：很清很甜，很凉。

3、自由读第3自然段，思考标划：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井水的清？哪些词语表现出儿童情趣？

（趴在井图上，一颗一颗数映在水里的星星）

（痴痴地，一面数，一面心里想、、、、、、）

处理课后阅读思考（3）投影：

理解句子中带点的词语，想想句子的意思，读体会。

“我一面数，一面心里想：啊，这些星星，离得多远！

多远“这井水，它有多深？多深？

（这句话的意思是：宇宙是很大的星星离我们是很遥远的，这一点“我”是清楚

的，所以用叹号。井水的深度我们是不知道的。所有用问号。遥远的星星，能很清楚地映在深深的井水中，说明井水很清楚。）

4、有感情地朗读这个自然段。

5、默读第四、五自然段，思考、标划。

井水为什么甜？通过什么事写井水的甜？

（把含盐量很少的深水，叫做甜水，课文是通过洗菜，洗大萝卜这两件事写出井水的

甜。）

6、指名读边听边想：井水的甜美，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快乐是从哪些语句中体现了来的？

（嬉笑声，白白胖胖的大萝卜，顶着碧绿碧绿的樱子。真是可爱极了。）

7、全班有感情地朗读4、5自然段。

8、默读第6、7自然段，思考；作者通过什么事情表现井水的“凉”？

（通过井水浸过后的红李子的味道，又脆又甜，还有一股清香，冰凉来渲染井水的凉。）

9、有感情地朗读6、7自然段。

10、齐读第二大段，想想作者是通过什么来出井水三个特的？

（采用了有概括，有具体事例来源照井水的清甜凉。）

11、思考回答：

这么了的井水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好处？

（饮用，浇灌、洗涤、浸凉水果，以及供孩子们观赏。激发孩子们的求知欲望）

12、有感情地朗读第二大自然段，总结归纳段意。

投影：

第二自然段意：井水很清，很甜、很凉。

13、练习背诵第二自然段课文。

1、齐读第三段，边读边思考：

（1）看到这田井，使作者想到了什么？你们是怎么体会的？

（饮井不忘挖井人，赞美了给后代带来甜美和欢乐的劳动，赞美了辛勤创业给后人带来幸福的劳动人民）

（2）为什么到现在，作者还在思念这口古井？

（饮水思源，饮水不忘挖井人，劳动者永远受到后代人的怀念和敬爱。）

2、归纳本段段意，投影：

我常想掘本井人的自己的劳动给后代带来了甜美和欢乐。

六、有感情地朗读全文，打出幻灯，出示投影（三段的段意）把段意串连起来归纳深文的

主要内容。

（提示：先通读一遍各段的段意，抓住体现观要点的词语，删去重复的词语，然后用恰当的通顺连贯的话把各段段意串连在一起，最的再读一读，看要点是否全。）

本课的主要内容是：我家屋后的菜园里有一口小小的古老的水井，井水很清，很甜，很凉，给后代带来了甜美和欢乐。

七、总结全文。

学习这篇课文，你有什么体会。

八、板书设计

外形、历史地点、大小、形状（中台井图）

历史：古老

清：数映在水里的星星

15井甜：吃、浇菜、洗萝卜

井水特点凉：浸新鲜的红心李子

联想：劳动带来了甜美和欢乐

课后练习：

1、比一比，组词语

傍（）吩（）咐（）胖（）

膀（）粉（）符（）拌（）

2、选择带点字的正确读间，城下面画ν。

乘凉（chéngchèng）记载（z?izài）

痴痴（zhīchīchī）嬉笑（xīx?）

3、多音字组词。

Xì()pū（）shuǔ()

系铺数

jì()pù)shù()

4、仿照例子，再写出几个词语。

干干净净白白胖胖

––––––––––––––––––––––––––––––––––––––––––––––

碧绿碧绿一颗一颗

–––––––––––––––––––––––––––––––––––––––––––––

5、在括号里填上恰当的词语。

（）的李子（）的印痕

（）的水井（）的味道

印痕范文篇10

关键词：发动机悬挂；失效；断裂；技术改造

小型活塞式航空发动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升功率高、结构简单、操作维护方便等优点，在涡喷、涡桨、涡轴和涡扇发动机在各类飞机上的大量应用的今天，小型活塞式航空发动机仍因其优点受到青睐，特别在小型无人机上应用很广[1]。公司生产的无人机采用POLINITHOR250二冲程航空发动机，重量18kg，动力为26.46kW（36马力），采用3点悬挂方式固定。

1测试失效现象描述及失效原因分析

1.1发动机挂架失效现象。POLINITHOR250二冲程航空发动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可靠等优点，采用3点固定的方式，如图1所示，图1a为发动机及其悬挂杆，图1b为发动机三维模型，图1c为在测试中发动机悬挂之一与测试架装配在一起的（椭圆圈中所示）。在给发动机输出轴装配上桨毂及桨叶后点火加油后，螺旋桨转速升高过程中未见异常，在转速升至2000r/min后运行约1min，实然出现发动机从测试架上倾斜、螺旋桨叶片触地断裂飞溅的事故，马上减油停机检查。1.2失效原因分析。检查后发现，发动机悬挂3个支架，其中2个完全断裂，另一个也弯曲变形严重，导致了发动机失去重心，严重倾斜，发生本次事故，图2所示为损坏的悬挂支架。图2a为发生事故后，从发动机上拆下来的损坏的挂架，可以看出，此挂架发生了严重的弯曲变形，并在表面发生了明显的磨损；图2b为事故中折断的发动机挂架，由此图可以看出，此挂架与发动机连接的圆孔处发生了折断，而用于固定在测试平台的左侧圆孔处出现了明显的半圆形黑色痕迹，而右侧的圆孔处出现了明显的磨损印痕；图2c是挂架减振块上橡胶脱落后的情况。由图2b中孔周围的黑色痕迹及磨损印痕可以判断，在挂架失效前，挂架上固定的橡胶减振块与挂架发生了强烈的磨擦，也就可判断发动机在挂架失效前发生了剧烈的振动，振动导致了减振块从挂架上脱落，从而引发更大的振动，导致挂架断裂而失效。由以上分析可知，过度振动是引发事故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找到引发振动的原因，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事故的再度发生。1.3挂架界面微观分析。图3a为发动机挂架减振块橡胶与钢质嵌块断裂后的界面宏观照片。由图3a可以看出，中间部分为白色钢质，周围为黑色橡胶，可以判断两者之间的断裂为混合型断裂形式，在中间局部区域橡胶与钢材结合性不好，从而导致从界面开裂；周围区域从橡胶内部断裂，这说明在此区域内橡胶与钢材之间结合强度好，从而在橡胶内部开裂；图3b为减振块断裂界面的光学显微照片（×50），由图可以看出，橡胶上有许多微裂纹及孔洞（图中箭头所指处），工作过程中在这些区域产生了应力集中，导致了橡胶从此界面处断裂；图3c为挂架断裂的断面宏观照片，可以看到明显撕裂唇，是由于受力明显超过其强度极限造成的。1.4发动机挂架失效原因及改进方法。由以上分析可知，发动机挂架断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发动机振动过大，从而引起橡胶减振块上的钢质螺栓从两者的界面上断裂，断裂的原因可能由于两者的界面结合不好，加之橡胶中有细小的缺陷（裂纹、孔洞等）导致了减振块脱落，从而导致挂架断裂。经过测试，发动机振动过大不是发动机本身的问题，经分析可能由于安装在发动机输出轴上的螺旋桨叶片、桨榖及相关配件动平衡存在问题引起的。在接下来的测试中，首先将桨叶片、桨榖及相关的配件进行动平衡检测，并经过相关处理，使其达到动平衡的相关技术指标，再将其安装到发动机输出轴上，并改用了通孔型减振块，也避免了减振块失效带来的风险。没有再出现发动机悬挂件失效的问题。

2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