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涵范文10篇

意涵范文篇1

一、虚拟实在简释

1．虚拟实在的基本概念

虚拟实在的基本概念主要涉及两类，一是从纯粹的技术层面加以界定，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结合使用者的感知加以描述。

从技术上来讲，虚拟实在是由计算机仿真模型发展而来的，其实质是一种逼真的仿真模型。约翰·L·卡斯蒂在《可能的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直译名）一书中指出，计算机仿真涉及三个世界：真实世界、数学世界和计算世界三个世界[ii]。这显然是一种客观化的视角，其基础是基于科学理论的观测、建模和再现。其中，真实世界对象由时间、位置等直接可观察量，或者由它们导出的能量之类的量所组成，如行星的可观测位置或蛋白质的可观测结构。一般的可观测量由从有限数字集中取值的离散测量集合构成，即以离散取样描述连续过程，而且由于观察的影响，测量在本质上是不确定或测不准的。在数学世界中，人们用符号表示真实世界的可观察属性，而符号通常被假定为时空中的连续统，并被赋予某一数集（如整数、实数、复数）的数字值。第三个世界就是生成虚拟实在的计算世界：它的一只脚在物理器件和光影流转的真实世界，另一只脚则在抽象的数学世界之中。

"完整"的虚拟实在的过程是：

（1）对真实世界的事物A进行观测，并将观测量转换成数学世界中的数据流；

（2）在真实世界中，利用数据流确定的参数，生成具有光影和声音等能够被感知的感觉特性，使人获得与事物A一致的感觉。

显然，虚拟实在微妙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试图从身体感官和知觉等感性层面进行仿真，另一方面，这种仿真的基础又是理性层面的科学理论。由此值得指出的有两点：其一，虚拟实在的精致程度要受到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制约，而对决定感觉参数的数据流的处理则是问题的关键；其二，虚拟实在与真实世界中的实在的联系是间接的，即过程（1）并非必要，虚拟实在实际上可以不受常识和因果律的制约而随意虚构。

鉴于单纯技术性界定的片面性，人们一般从使用者的角度来描述虚拟实在。1992年8月，《商业周刊》（BusinessWeek）载文介绍了计算机生成的世界──虚拟实在：

"所有系统的核心是数据库……，它们能够再现所有事物。处理能力强大的计算机通过精致的三维图象精确地再现了数据所记录的事物，给人们一个新世界……虚拟实在与其它计算机图象技术的不同之处有二：一是它们还能够传达多种感知信息──声音、触觉──使环境更具真实感；二是交互作用……。"[iii]

由此可见，虚拟实在是一种人可以进入其中的计算机仿真场景，即由计算机生成的三维图象和立体声所展现的能够与人互动的场景（事物和环境），所谓互动，意味着我们不再仅是场景的观察者而且是事件的参与者，即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场景的展现[iv]。美国人詹姆斯.特拉菲尔在《未来城》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这种虚拟实境：

卡洛走进工作室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走进房间，戴起控制手套，要了一间办公室。她的四周立刻出现整面墙壁的真皮精装书，前面则出现了一张办公桌。"让我们看看上个月的销售数字吧。"她一开口，桌上就出现了一卷数字报表开始卷动。卡洛一边看，一边指出一些需要调整的数字。

几个小时以后，有个声音提醒她说日本的同事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的一端突然消失，出现了一个在太阳下坐在游泳池边的男人。他俩开始比较彼此的分析结果，并一起准备几个小时以后的一个电话会议。

最有趣的是：那些真皮精装书、办公桌、游泳池、甚至太阳，全都是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的。[v]

将真实感的传达和交互性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形成了虚拟实在的基本概念。对此，迈克尔·海姆在《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对虚拟实作了较为全面描述，内容涉及7个方面[vi]：

（1）模拟性。虚拟实在是计算机图象系统对真实景象的逼真模拟，同时三维音频也令虚拟实在增色不少。

（2）交互作用。在一些人看来，虚拟实在就是他们能与之进行交互作用的电子象征物。

（3）人工性。虚拟实在是一种人造物。

（4）沉浸性。虚拟实在的音像和传感系统能够使使用者产生浸没于虚拟世界中的幻觉，即虚拟实在意味着在一个虚拟环境中的感官沉浸。

（5）遥在（telepresence）。虚拟实在能够使人实时地以远程的方式于某处出场，即虚拟出场。此时，出场相当于"在场"，即你能够在现场之外实时地感知现场，并有效地进行某种操作。

（6）全身沉浸。这是一种不需要人体传感器的方式，摄像机和监视器实时地跟踪人的身体，将人体的运动输入到计算机中，人的影像被投影到计算机界面上，这使得人通过观察他的投影的位置，直接与计算机中的图形物体（图片、文本等）发生交互作用。换言之，人成为自己的虚拟实在。

（7）网络通信。虚拟实在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共享，使用者通过自行规定并塑造虚拟世界中的物体和活动，就可以不用文字或真实世界的指称来共享幻想的事物和事件。

上述两方面的界定，对虚拟实在的内涵作出了基础性的描述。接下来，我们从人工实在的角度对虚拟实在进行本体论层面的分析。

2．作为人工实在的虚拟实在

在古希腊时期，技艺（techne）与自然相对且低于自然，包括制定法则及测量和计算，也包括绘图和烤面包等技术。亚里士多德认为，技艺的作用是模仿大自然或以大自然为基础，提供比大自然更多的东西。但是，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大多数哲学家认为，凭借技艺人类无法与大自然相竞争，人造之物劣于自然之物[vii]。人工合成自然物的努力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当时的有机论世界图景下，物质的产生都被喻为自然的繁殖，由于人繁殖的只能是人，至于别的事物，人冲其量只能由构造赋予其人造的形式，人工化合物由于不具有它们的自然形式而只是虚假的化合物。这样，技艺永远是大自然的婢女，只能帮助大自然完成其早已开始的工作。这种自然哲学观念直到今天还颇为流行，例如在有关克隆生命和基因重组的讨论中，仍有人将此视为对神圣的造物主的亵渎。

然而，技艺和技术终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人造物，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生命物质，更大量的则是自然中从来就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的意义不亚于突破性的理论：它们表明，人们不仅认识到了实在，还能使实在得以再现或得到新的实在。特别是有机化合物和生命物质的合成，为人类认识生命世界与非生命世界的一致性提供了关键的判准。

从技术人造物的角度来看，虚拟实在是一种新的人造物，但它分明与上述人工合成物有所不同。从现象上看，我们很容易得出的一个判断是：由于虚拟实在并不自我规定为真实的、可完全替代的人工合成物，虚拟实在只是像某种实在，而不是它所仿真的那种实在。但这种判断的缺陷有二。其一，忽略了虚拟实在本身也是一种人工实在。其二，忽略了虚拟实在与使用者的参与有关这一重要事实。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深入地探讨虚拟实在的特殊性质。

首先，虚拟实在是一种以符号为基础的人工实在，它不仅仅再现原型，而且会反作用于原型，与原型形成互动。虚拟实在是对影像、声音等加以模拟而生成的人造物，但是它与传统的照相机、录像机和摄像机的不同在于，它不是通过单纯物理过程直接地记录下光线和声音然后加以再现，而是用数字、用抽象的数学形式、用模型，简言之，用符号来制作图象和声音。这种再现可以称为数字化再现，当代法国学者Victor.Scardigli对数字化再现有十分精彩的阐述：

"这就是说，一种声音或光线，均可以变成基本的数码系统，不仅可以储藏，而且可以输送，还可以随时复制，最后还可以发明和改造。如此一来，声音和视像、思想和行动，全部都数字化了。"[viii]

那么，虚拟实在又是如何改变原型的呢？这包括两种情况。其一，虚拟实在可以先于原型而存在。例如，如果利用虚拟实在进行飞机设计，原型就建立在虚拟实在的基础上。或许人们会强调虚拟实在是对已有"原型"的组合，但虚拟实在与既往的设计和模型的差别在于，虚拟实在是一种精确可变的预处理或预制造，在制造原型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改变原有设计，使制造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制造。其二，虚拟实在能够改变人们对原型的认识。正如影视中的色彩会影响到流行色、"高保真"的音乐使我们不满意没有音响的音乐会一样，虚拟实在会使我们反过来以它为标准评价原型，结果必然改变我们对原型的感知。

其次，使用者的参与是虚拟实在得以建构的前提。虚拟实在是使用者可以进入的空间和场所，没有使用者的感知和想像，虚拟实在是无法建构的。虚拟实在是主客观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是设计者、使用者、仿真技术、虚拟实在的表征物及其文化意涵等异质性的要素共同建构的结果[ix]。对此，法国虚拟实在设计师Ph.凯奥指出：

"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康德所说的空间──是经历的先天条件：没有空间就不可能有在其中的经历。可是虚拟空间不同，它不是经历的条件，它本身就是经历。虚拟空间可以随着人们对它的探索而产生。它们不但本质上是语言的空间，而且是在人们对它的体验过程中产生的。"[x]

人们易于忽视的是，使用者的行动本身一直是在被跟踪的，跟踪的目的就是依据使用者的位置变化等行动使虚拟实在得以展现。换言之，虚拟实在是在与使用者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展现和被揭示出来的，它们只是在人们想见到它们的时候才出现。

值得强调的是，在虚拟实在的建构过程中，广泛地存在着使用者与设计者的互动。由于虚拟实在定位于知觉层面，而知觉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领域，许多数据含有主观感受差异等难以量化的因素，这就意味着虚拟实在不是一种完全由设计者规定的单向生成过程，而需要依据不同的使用者的主观感受进行调节。换言之，使用者本身也是设计者之一，而许多设计者也常常作为使用者以改进其设计。由于数字化处理可以及时修正调节，虚拟实在被建构成为一种开放性的人工实在。

3．虚拟的语义分析

作为人工实在，以往的人造物多为自然的模仿物或能够与自然物融合的人工创造物，除了固执的神创论者之外，它们被视为与天然自然物具有同一性的人工自然物，而面对虚拟实在的时候，人们却不再考虑同一性检验。原因似乎很简单：它是虚拟的。无疑，要对虚拟实在作进一步的思考，必须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虚拟实在这个词组中的"虚拟"的语义？

"虚拟"最初与"现实"是一对反义词，虚拟的意为潜在的。后来，虚拟虽仍意味着潜在的，但主要指具有可能性的。在拉朗德的《哲学词典》中，关于"虚拟"一词的定义是[xi]：

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在某一特定对象中完全可能实现的东西，就如同一块大理石可以虚拟为"神像、桌子或马桶"；从较为限定的意义上讲，虚拟即是在一个对象中预先确定的东西，它自身内部具备了一切可以使之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虽然从外部看不到这些条件。故虚拟与可能性或潜在性相关，而与现实性相对。

这使我们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范畴潜在与现实。亚里士多德认为，潜在性是可能有、但尚未实现的形式，现实性则有事物已有的形式[xii]。在物理学中，"虚功"（virtualwork）和虚位移等概念中的虚拟就是潜在性和可能性的意思，虚功和虚位移分别意为可能做的功和可能发生的位移。

虚拟的第二种理解是"实质上的"和"实际的"。通用的《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OALD)中对"虚拟的"（virtual）的一词的解释是：实质上的，但尚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得承认。在计算机技术中的虚拟存储器、虚拟服务器和企业管理中的虚拟组织等语汇中，"虚拟的"意味着"虽然是无形或非正式的，但在功能上相当于……"。

虚拟的第三种理解是"好像是，但毕竟不是"。这种理解实际上与第二种十分接近，但与第二种理解所强调的地方略有不同，它强调的是虚拟的事物和过程与被虚拟的原型的差异，而前者则突出虚拟物和过程与原型的类似性和替代性关系。

虚拟实在中的虚拟的涵义包括上述三种，而且随着主体的情境不同而变化。首先，当人们在局外思考虚拟实在时，虚拟实在的"虚拟"多为第三种涵义：虚拟实在是计算机仿真和感觉共同创造出来的实在，而不是真正的实在。其次，当虚拟实在的使用者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时，虚拟实在的"虚拟"可能演变为第二种涵义：虚拟实在在感觉上跟真实的实在是一样的。其三，当虚拟实在中的使用者通过虚拟实在研究和反思真实实在时，虚拟实在的"虚拟"进一步发展为第一种涵义：虚拟实在是可能的真实实在。

从第三种涵义到第二种涵义的演变，表明虚拟实在可能导致各种实在的混淆。对此，Ph.凯奥指出：

"虚拟图象没有一处是一目了然的。在它们存在的某一特定时刻，它们确实通过一个视准仪或虚像显示器出现在你的屏幕或视网膜上，但此时出现的图象，只是还在不断变化的图象中的一个。虚拟图象不但潜伏在原型中，而且还潜伏在你可以与这个原型不断进行的相互影响中。而原型本身也要不断变化。这是一种可怕的杂交，在人类制作图象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情况。"[xiii]

无疑，这会令许多人文主义者担忧：真实与虚拟、数字与模拟混合在一起，原型将越来越难以辨认，人们将无法弄清自己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种涵义似乎意味着一种反向的趋势：既然虚拟实在是可能的真实实在，就可以用虚拟实在来认知真实实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从地图到雷达、从原子理论到黎曼几何实质上都是某种虚拟。实际上，虚拟实在已经成为复杂性研究的一种有力工具。例如，利用分形几何生成的虚拟实在可以模拟山脉、树和云彩的脉络、分枝与变形，蛋白质的可能性构造也可以用虚拟实在来探索。然而，这种虚拟实在仍然只是一种数学的模拟，即便假定理论无误，也只能在可以用数字表示和精确计量的情况下才能把握真实，它们与真实实在之间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由此会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精致的数学模型不再只模仿真实实在，而且还会通过计算生成不依赖原型的超真实的虚拟实在。这种超真实可能通过对真实形状的拓扑变形获得，例如，可以将反映一个人外貌特征的参数通过拓扑变换而获得他的几个子虚乌有的兄弟的虚拟形象，甚至使之活动起来。同时，超真实还可以生成纯粹虚构的实在，例如，某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可以成为虚拟实在的"原型"，人们甚至可以评价这些"外星人"的"逼真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到虚拟实在可能导致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境：真实实在与虚拟实在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不依赖于原型的虚拟实在成为一种自我指涉实体，虚拟实在成为一种超真实实在；本来用以再现真实实在的虚拟实在变得比真实实在还真实，词与物、能指与所指的再现关系不再有效。对此情境的探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微观经验分析，即从主体认知的角度分析虚拟实在的沉浸体验；其二是宏观的社会文化透视，即从晚近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特征入手，进一步反思虚拟实在的文化哲学意涵。

二、虚拟实在的沉浸体验

沉浸于虚拟实在是一种全新的认知体验，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使用者对经验世界的感觉和认知的界限淡化。这种界限淡化的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是身体感觉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主体的主要内涵不再仅是心灵的认知和基于心灵认知的理性实践，这一变化使身体成为主体的一个重要内涵，由此导致了"身体－主体"的出现。其二，使用者沉浸于虚拟实在时，知觉与幻觉是合一的，构成了真实实在中所没有的"知觉－幻觉"感知模式。在对此二点进行微观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讲进一步指出，沉浸于虚拟实在中的行为的实质是"我向幻觉行为"，本质上具有显见的沉溺倾向。最后，我们将探讨一种未来的可能情境：由虚拟与真实混杂而出现的智能环境，并由此将讨论从认知经验层面引向文化和哲学等更为宽阔和深远的视界与景深。

1．虚拟实在中的"身体－主体"

近代西方唯理论大师笛卡尔将感性的身体与理性的心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以身心二元论作为科学的基础。在笛卡尔看来，身体的知觉是不可靠的，惟有理性的心灵才能揭示世界的本质。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曾指出：

"现在我要闭上眼睛，堵上耳朵，脱离开我的一切感官，我甚至要把一切物体性的东西的影像都从我的思维里排除出去，或者至少（因为那是不太可能的）我要把它们看做是假的；这样一来，由于我仅仅和我自己打交道，仅仅考虑我的内部，我要试着进一步认识我自己，对我自己进一步亲热起来。"[xiv]

然而，虚拟实在的出现，给笛卡尔设定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虚拟实在就是感性知觉实在。因此，在有关虚拟实在的哲学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虚拟实在所表明的是一种反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立场。J.D.Bolter指出：

"依照笛卡尔的观点，由影像是不能获得真知的，故通过虚拟实在的头盔上的目镜也无法获得真知。然而，虚拟实在用事实推翻了笛卡尔的这个观点。通过使用者在影像中的漫步，所有抽象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可视物……虚拟实在的目的不是寻求理性的确定性，而是使个体获得随影像变换而移情的能力。"[xv]

在为迈克尔·海姆的《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一书写的序言中，克鲁格（M.W.Krueger）则直接谈到了身体的重要性的凸现：

"虚拟实在在以一种更加基本的方式改变着我们与信息的关系。它是第一种让人主动利用身体来搜寻知识的智能技术。这是否意味着抽象的符号的死亡以及坐姿智力的消失呢？我们是否将要发明出新式的三维色彩加动画的符号来与我们进行交互作用，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让我们去阅读它们呢？这种心与身的再结合会不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智能？"[xvi]

虚拟实在的实践表明，当使用者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时，身体的感性知觉的作用无疑显得较真实实在中更为重要，人与虚拟环境的关系不再以理性认知为主，而主要是感性知觉关系；而所谓沉浸就是使人只停留在感性知觉层面，不加反思地将虚拟实在作为行为的对象和环境。为了理解身体的凸现对虚拟实在中人的行为的影响，我们借用一个现代哲学概念──"身体－主体"来对其加以分析。

最早提出"身体－主体"（body-subject）这一概念的哲学家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1908－1961)，他希望通过这一概念，克服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

他所欲表明的是，应该将心灵的根源放在身体之中，放在世界之中，即身体和主体是同一个实在。他认为，身体既是显现的主体，又是被显现的对象；既是存在着、经验着的现象，又是现象发生的场所。人通过"身体－主体"向身体以外的空间的扩展而形成其意识的背景──知觉世界。他说，身体不像其他事物那样在空间之中，身体既不在空间之内，又不在空间之外包围空间，身体之于空间犹如手伸向工具一样。"身体－主体"的这种延伸就是知觉。与此同时，他把世界说成是有生命的身体，把知觉联系身体－主体和世界的过程说成是"世界的肉身化"（incarnation）：一方面，知觉对外物的直接接触使身体－主体外在化；另一方面，外物向知觉的显现，意味着世界的内在化。[xvii]由此，梅洛－庞蒂强调，世界就是我所感知的那个东西，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价值和存在的先行的基础。

无疑，从真实实在的角度来看，梅洛－庞蒂对知觉的基础性的过分强调是有失偏颇的，但对本身就是以知觉为基础的虚拟实在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在虚拟实在中，沉浸即意味着主体对身体知觉的完全依赖性，同时，由于虚拟实在实质上是为人所控制的实在，故所谓"世界肉身化"的隐喻也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人在虚拟实在中的行为方式是以感性知觉为主的。在体现、解释学、他性和背景等四种关系中，体现相当于知觉的延伸；解释学意味着认识的具体化和知觉化；他性关系反映出虚拟实在在知觉层面上的可控性；背景关系则说明了虚拟实在与身体－主体在知觉层面的统一。沉浸于虚拟实在中的时候，"世界就是我所感知的那个东西"这一命题是成立的，虚拟实在就是一个人类知觉现象研究的试验室。

值得指出的是，在虚拟实在中，世界之所以就是我所感知的那个世界，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知觉的人工化：头盔和目镜使得使用者的视界完全人工化；数据手套和数据服等则使人的其它知觉也完全人工化。从某种角度来讲，正是身体知觉的人工化，使身体所感知的实际上是经过了预处理的虚拟的影像和感觉，是预先建构好的世界在人工知觉中的展开。

2．"知觉－幻觉"感知模式

在虚拟实在中，人对自己和世界的感知模式可称为"知觉－幻觉"模式。一方面，身体的感官分明还在发挥作用，能接受各种可感觉的信息；另一方面，身体对自身的直接知觉被完全屏蔽，人只能通过想像整合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觉，所获得的是没有真实性保障的知觉。这种知觉同时具有知觉和幻觉的性质，我们可称之为"知觉－幻觉"。

"知觉－幻觉"感知模式表明，在虚拟实在中，知觉与幻觉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虚拟实在的建构就是一个使虚拟幻觉变得像真实知觉的过程。许多亲身经历过虚拟实在的人都有这种体会。柏雷（EricBailey）在《每日电信报》（DailyTelegraph）上载文介绍他第一次虚拟实在经历时指出，那是一种感知被包裹的感觉，直到你忘记还戴着一个笨拙的头盔，你是虚拟世界中只有一只手的人。他还由虚拟实在联想到赫胥黎（A.Huxley）的小说《美妙的新世界》中的一种能够产生幻觉的瓶子[xviii]。

在"知觉－幻觉"感知模式下，人对身体本身的感受也介于知觉和幻觉之间。在虚拟实在中，原来的身体可以变形为他人和他物，甚至被放逐："你无需身体；你可以拥有飘浮的视界。你可以是顶帽子，是把茶壶；你还可以随着歌曲的旋律摇来摆去。你可以是一颗雨滴或河流中的一滴水；你可以是你所欲体验的任何东西。你能以某个物体的视角看世界，也可以拥有他人的视界。"[xix]这表明，"知觉－幻觉"模式中的参与感知的"身体"是可变换的，是一个"身体"不断移情的过程，而这种移情又进一步导致了"身体的多重化"的幻觉。

"身体的多重化"表明，"知觉－幻觉"感知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多重体验来形成某种通感，这与笛卡尔式的消除个别感觉因素的认知方式恰好相反。在这种方式下，记忆与理解的模式会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否会如有些人说的那样转向东方的道家之类的认知方式，还不能充忙下结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身体多重化"的幻觉实质上是虚拟世界的拟人化，而这会强化人对世界的控制欲。

3．"我向幻觉行为"与沉溺

现在我们来分析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中的行为的本质。上述微观经验分析表明，人作为"身体－主体"以"知觉－幻觉"模式来感知虚拟实在。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将看到，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中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我向幻觉行为"，而这种"我向行为"的一种天然趋势便是沉溺。

"我向幻觉行为"及其问题

虚拟实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视与可感的人工环境，它的前身可以追溯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照相术、电影、电视以及计算机动画等。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以某种影像模拟使观看者相信其真实性，然而，虚拟实在具有其诸多前身所没有的一个特点，即观看者能够控制虚拟的影像和人工环境，这一特点使虚拟实在能够依据使用者的意愿而展现开来。正是由于虚拟实在的可控性，人在虚拟实在中的行为对象（虚拟的人或物）完全依据行为人的意愿对人的行为作出反应，行为者成为自己行为的唯一直接在场者。因此，我们可以将人在虚拟实在中的行为称为"我向幻觉行为"。

为了分析这种"我向幻觉行为"，我们可以将其与戏剧进行类比。在戏剧中，一般存在三种"主体"：演员、角色和观众，好的戏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演员与角色融为一体、观众只看到角色而忘记了演员，最为精彩的表演会使得演员和观众完全进入戏剧所展现的情境之中。而实际上，在戏剧演出中，演员很难完全进入角色，观众也很难将戏剧作为完全真实的场景而忘情。如果将人进入虚拟实在中进行的活动比作戏剧，我们不难发现演员、角色和观众都完全由一人兼任。这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情况：

（1）"我"在虚拟实在中感受"他人"或"他物"。"我"（观众）通过目镜看见或传感器感知"我"（演员）作为"他人"或"他物"（角色）进行活动；

（2）"我"在虚拟实在中寻求新经历。"我"（观众）通过目镜看见或传感器感知"我自己"（演员与角色合一）进行某种活动。其中所涉及到的"我"或"他人"与"他物"实际上是同一个感知与认知合一的"身体－主体"，只不过各有侧重。

在两种情况下，作为观众的"我"侧重于对自身的直接知觉被屏蔽了的身体。在第一种情况中，作为演员的"我"侧重于自我认同，作为"角色"的"他人"侧重将自己想像为他人。在第二种情况中，作为演员与角色合一的"我"也侧重于自我认同。由此可见，人在虚拟实在中的"我向幻觉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欣赏的自我表演，而虚拟实在则通过输入感知模拟道具和布景，最终使虚拟实在中的行为者"入戏"。

针对虚拟实在中的"我向幻觉行为"，关注伦理问题的人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行为责任。虽然这种行为看似一种无责任行为，但仍然无法回避行为责任这一严肃的问题。其一，特别使人关注的是对一些极端行为的模拟，如屠杀、破坏、强暴甚至谋杀等，在虚拟实在中似乎是无害的，但是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吗？它们完全没有不良后果吗？由于它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为者对暴力行为习以为常，进而形成一些不良的心理，一个容易忽视的伦理问题便被揭示了出来：每个人应该对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任，即承担自我责任。其二，虚拟实在中的"我向幻觉行为"有一种反文化的倾向，许多人希望独自沉溺于"我向的幻觉行为"之中，而回避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其次，"我向幻觉行为"具有在潜在的唯我主义倾向。虚拟实在中，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遇到不合心意的时候，可以中止活动或修改程序。由于虚拟实在的仿真效果，会形成明显的移情效应，即习惯了这种行为方式的人，在真实社会生活中也会要求一切以其意志为转移。无疑，这种行为方式不利于现代利益与价值多元社会的整合。以上两个方面的伦理－心理考量有一定的道理，不论其是否属于过虑，随着虚拟实在行为的普及，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虚实之间如何转换其行为方式和心理模式，尽可能地避免由于虚实不分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沉溺：时间内在化

对于心理控制能力较弱的个体，虚拟实在中的"我向幻觉行为"容易导致一种极端的行为──沉溺。

虚拟实在中的沉溺其实是由时间相对化和内在化造成的。所谓时间相对化，即指当个体沉浸于虚拟实在中时，原有的真实实在中的时间提示物消失了，绝对的时间标准不复存在，只好根据一些虚拟实在的时间提示来形成时间感，但是这些时间提示本身是虚构的，故可依据的时间提示物完全相对化，虚拟时间也随之相对化。

时间的相对化又进一步导致了时间的内在化，即个体的内在时间感成为唯一的时间标准，而这种内在时间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关注程度的左右。时间的相对化和内在化使虚拟实在中的个体不再受到严格的统一时间标准的制约。当个体进行十分投入的行为时，个体感知的内在时间的流逝变慢，甚至会忘却时间的流逝。正是在这个时候，沉溺就发生了。这种沉溺较一般的沉溺更深，它不仅仅是个体旨趣层面的沉溺，还以对时间感的直接消解使个体对其沉溺行为浑然不觉。

沉溺现象随着虚拟实在的发展而变得日益普遍，人们必然得学会适应在沉溺与清醒之间的时间转换。沉溺的两面性也由此显现了出来。一方面，沉溺使个体可以脱离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刻板时间，依照自己的旨趣消磨生命；另一方面，沉溺最终无法替代真实实在中的绝对外在时间，从沉溺中出来的个体，在进入真实实在时会产生一种时间幻灭感。显然，这两个方面的联合刺激，会使沉溺可能有的积极意义很难发挥出来，而意志薄弱者最终完全陷入虚拟实在不能自拔：沉溺者对虚拟实在愈来愈痴迷，同时，逃避真实实在的意趋也变得日渐强烈。

4．智能环境：虚拟与真实的混杂

MIT建筑与设计系主任威廉.J.米切尔在《比特之城》中指出，未来人们将成为电子公民，未来的城市将是数字化的空间，人类将为自己构筑起一个全新的比特圈：

"对于设计者和规划者来说，21世纪的任务是建设比特圈（bitsphere）--一个世界范围的电子中介环境，网络扩散到每一个角落，在其中的大多数造物（从毫微米到全球的各个层次上）都具有智能和电信能力。它将覆盖并最终取代人类已在其间浸淫甚久的农业和工业景观。"[xx]

这一进程无疑已经开始，其未来主要发展路向是智能化，而虚拟实在将智能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所谓新的比特圈不应该是虚拟对真实的替代，而应该是一种叠加。对此，MaroNovak提出了由虚拟与真实的混杂构建智能环境（intelligenceenvironment）的构想[xxi]。他认为，技术的一般发展要经历适应（accommodation）、拓展(extension)和自动化(autonomy)三个阶段，人的意愿无疑是这一发展轨迹的决定因素。由此，虚拟实在不单是一种感觉的实在，而进一步与真实实在一起融会为一种能够及时依照人的意愿作出反应的智能化的混杂（hybrid）实在,即智能环境。

当混杂实在/智能环境成为我们的生活环境以后，沉浸于其中的人们对于外界环境的体验无疑与真实环境或虚拟环境有极大的不同。可以预见，会有一天，当你准备睡觉的时候，被子会自动盖上（如果那时候还有被子）。果真如此，人们的行为经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可忧虑也随之而来：智能环境对直接经验的越俎代庖将消解人的基本行为能力。

早在1928年，佛斯特(E.M.Forster)就曾以技术中介化的世界为主题写了一部名为《机器停下来了》（TheMachineStops）的科幻小说，我们不妨由这个故事思考一下沉浸于智能环境可能导致的问题：

在一间像蜂巢般的六角形房间里，住着一位名叫法西蒂(Vashti)的女士，她通过电话购物、点餐，给一群她看得见也听得见的观众讲课，可是从不离开房间。在她的生活中，"自然"被移走了。每天，"她把房间弄暗，睡觉；她醒来，把房间弄亮；她用餐，和朋友交换意见，听音乐，上课；她把房间弄暗，睡觉。"

一天，她的儿子古诺"来到"这个自我封闭的房间，他的影像呈现在一块蓝色的电视屏般的面板上。他生性叛逆、不满现状，住在南半球的一个类似的房间里。他说："你来看我好吗？"开始，法西蒂没听明白："我看得见你呀。"古诺说："虽然我可以在面板上看见长得像你的东西，可是我没有看见你。"他明确地要求："你来找我，让我们面对面聊一聊我心中的梦想。"尽管法西蒂知道会遭遇"直接经验的恐怖"，她还是同意了。

旅途上，法西蒂痛苦地经历了许多未加控制的事情：法西蒂在飞机上绊了一跤，空中小姐出于条件反射，伸手扶了她一下，但很快就意识到人们不再相互碰触，立刻向法西蒂道歉；另外，有一个人突然将一本书掉在了走道上，由于走道没有被机械化，不能把书检起来，这引起了所有乘客的不安。古诺见到了母亲，并谈到了自己罪过。他承认他曾从机器里往上爬，看到了真实的夜晚。他争辩到："我们说空间已然化为虚无，但真正被化为虚无的不是空间，而是我们对空间的感觉。我们因此失去了属于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年轻、激进、好奇的古诺，想要找回物理世界。他说："人就是尺度，人的双脚是距离的尺度，他的手是拥有的尺度，他的身体更是所有可爱、可欲和强壮的事物的尺度。"由此揭示出人机冲突的实质：我们人类的每一个成员终会死去，而机器会实实在在地活下去；我们制造机器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执行我们的意愿，我们难道甘心让自己服从于它？

法西蒂被这些反叛的想法吓呆了，但只能让儿子自己去面对命运，因为她知道机器对这种通过隔代遗传的想法无能为力。短暂的中断之后，她回到了她的蜂窝--机器襁褓之中。小说的结局与《圣经》的启示录类似，作为世界替代品的机器突然地停了下来……

智能环境和混杂实在使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的界限消逝成为"既定事实"。由此，在"好"的智能环境中，混杂实在实现了虚拟与真实的无缝联结。从认知层面看，这将使得笛卡尔意味的"心灵－主体"和梅洛－庞帝意味"身体－主体"出现合一的趋势吗？这将使"知觉－幻觉"感知模式与理性认知模式取得相同的地位吗？这将使"我向幻觉行为"变得无害并因此取得合法性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现在无疑为时过早。更进一层次的问题则是，人们可能使所有的由欲念发出的想象和幻觉与真实实在实现无缝联结吗？如果说虚拟实在即智能化的混杂实在必须依靠理性的计算，存在如此完备的理性吗？如果没有绝对完备的理性认知，而人们又经受不住智能环境的诱惑（地板上随时可以伸出的"小手"？），人们会选择次优的理性认知吗？如何判断不同理性认知的优劣呢？谁来作判断？通过什么程序作出判断？判断的程序何以产生？……

佛斯特的预见不一定会出现，但由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的混杂而生成的智能环境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微观的个体认知层面，而必须从文化和哲学层面方能对其加以更加全面深入的关照。

三、虚拟实在的文化哲学意涵

通过微观经验的层面考察，我们分析和讨论了使用者在虚拟实在中的沉浸体验。毋庸置疑，欲进一步理解虚拟实在这种技术－文化现象，还应该突越微观认知体验层面，从更加宏阔的社会文化视角审视其文化哲学意涵。在本节中，我们先介绍鲍德里亚对虚拟实在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晚近资本主义文化──的分析，再述评他从表征危机的视角对虚拟实在作出的社会文化批判，最后从人、技术和世界三者的关系这一技术哲学层面对虚拟实在进行现象学反思。

1．仿真、拟象和超真实

虽然虚拟实在是一种现代技术文化现象，但其中所涉及的文化价值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针对艺术与真实的关系，柏拉图认为诗和艺术是对物质表象的摹仿（mimesis）和复制，真实存在于理念而不在表象之中，故诗和艺术是对真实的双倍远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则主张，诗和艺术不仅是摹仿，而且还通过形式创新再现(representation)真实[xxii]。这些有关摹仿的讨论坚持真实原型与人为摹仿的区别，即原型是真实的、第一位的，而摹本是对真实原型的摹仿和再现，因而是从属的、第二位的。

然而，自文艺复兴之来，原型与摹仿之间的区分逐渐淡化，特别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信息符码和仿真模型四处充斥，原型与摹仿的传统区分甚至出现了消融的趋势。为了解释这一变化，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提出了符号交换理论和仿真（simulation）理论。他认为，进入人类生活世界的事物不仅是物品，也是一种符号，社会文化价值是由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决定的，人类社会活动也可以视为符号交换；而对事物和符号的摹仿就是仿真[xxiii]，摹本即仿真物（simulacrumy）。在传统社会中，符号是与种性相关联的，"在种性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没有时尚，没有社会流动，只有社会分发。在这样的社会里，符号受到禁令保护"[xxiv]。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封建秩序的解体，在符号拥有这一层面上，出现了公开竞争──符号开始被仿真。自然规律帮助人们消除了符号的神秘性，人们开始利用自然规律仿造以往被禁止拥有的东西（如天使像）。随着古典工业革命的来临，生产出了一代全新的物品，这些物品中蕴涵的符号是没有传统的，相互之间也无原物和赝品之别，而是互相转换成对方的仿真物，但它们的价值可以由其所象征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与权力来衡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由市场价值规律决定。鲍德里亚声称，目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新型的仿真时代，随着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等技术的出现，人类的仿真能力日益强大，使仿真不再仅仅意味着对原型的摹仿，仿真物发展为没有原型的事物的摹本──拟象（又译为类像，simulacra）。此时，仿真物完全从符号化的模型中衍生出来，其价值不再由仿制品的逼真度或产品的交换决定，而取决于符号代码和代码间的关联和替换，结构价值规律取代了商品价值规律。

鉴于上述认识，鲍德里亚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文化价值经历了三个"仿真"序列：（1）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文化价值的主导形式是仿造（counterfeit）；（2）在工业化时代，文化价值的主导形式是生产（production）；（3）在被符码主宰的当前历史阶段，文化价值的主导形式是仿真。三种文化秩序下的拟象分别遵循自然价值规律、商品价值规律和结构价值规律。[xxv]

显然，鲍德里亚对三个序列的划分的目的并非廓清文化价值的主导形式的变迁，其讨论的重心是当前历史阶段。在他看来，由于拟象和仿真物的大规模出现，而且类型化、系列化，使得真实和原型被它们所取代，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在西方晚近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被各种信息图象、复制商品和仿真环境所包围，逐渐进入了一个由拟象与仿真所主宰的世界。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当前的时代成为一个由模型、符号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鲍德里亚描绘了从"冶金术（metallurgic）社会向符号制造术（semiurgic）社会的过渡"，在此过渡中，符号本身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并建构出一种由模型、符码和符号组成的新的社会秩序。

至此，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的旨趣暴露无遗。由于他未能揭示这个过程背后的经济理念和社会利益群体，而认定模型和符号将成为新的社会秩序的首要决定因素。所以，他认为，在拟象社会中，人们的经验完全由模型和符号建构，使模型与真实之间的差异销蚀。他借用麦克卢汉的内爆（implosion）概念宣称，在后现代世界中，形象或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与此相联系，人们以前对"真实"的体验和真实的基础均告消失。于是"拟象不再是对某个领域、某种指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无需原物或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xxvi]。超真实一词的前缀超表明用模型生产出来的真实比真实还要真实。由此，真实不再单纯是一些现成之物（如自然风景），而是人工生产或再生产出的"真实"（如模拟环境），后者不是显得不真实和荒诞，而是显得比真实还真实，成为一种在"虚幻的自我相似"中被精雕细琢的真实[xxvii]。鲍德里亚指出，模型已经成为真实的决定因素，超真实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已被抹平。在他看来，迪斯尼乐园中的美国模型比真实的美国更为真实，好像美国变得越来越像迪斯尼乐园一样[xxviii]。这样一来，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就成了一个完全符号化的幻像。传统的基础主义或哲学本体论中所设定的"实在"、"本质"、"真实"等概念都受到了根本的质疑，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对模型加以摹仿的过程：从服饰家居到隐秘的性生活，都被"理想化"的模式所主导。

鲍德里亚有关拟象、仿真和超真实的论述是激进的。他认为，从今以后，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东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都将带上超真实主义（hyperrealism）的拟象特征，真实实在会完全消失在影像和符号的迷雾之中。这显然不是对晚近资本主义的全面中肯的评价，但它又确实揭示了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些特征。仿真、拟象和超真实等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表明，虚拟实在的出现既不是单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而是整个晚近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一个方面。实际上，鲍德里亚希望揭示的是，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发展已经面临一种深刻的危机，即表征危机，并由此展开对虚拟的文化批判。

2．表征危机和对虚拟的文化批判

超真实主义的出现，反映了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表征危机。所谓表征危机（crisisofrepresentation），就是指仿真与拟象的出现，使原型与摹本之间的再现关系完全失效，仿真物与拟象除了表现自己，在现实中毫无根据和所指。这种表征危机不仅表现为仿真与拟象以虚假替代真实、以空洞替代实在，而更具破坏力的是真实的对立面的消失，这使得对表征的所有理性解释与批判都从根本上遭到了拒斥。以传媒为例，传统的媒介往往标榜为再现真实的镜子，但现在却用以制造比真实还要真实（realer-than-real）的信息与意象，真实的历史事件反而成为次要的了。因此，鲍德里亚为表征危机描述的前景极其黯淡："信息将意义和社会消解为一种云雾弥漫、难以辨认的状态，由此所导致的绝不是创新的过剩，而是与此相反的全面的熵增。"[xxix]

鲍德里亚在对拟象、仿真和超真实的分析之后，进一步转向对形而上学的思考。在《宿命的策略》中，他提出了所谓"后现代的形而上学"。他认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都是主张主体优先于客体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但随着后现代的来临，主体丧失了对客体的控制权，作为大众、信息、媒体和商品的"客体"，形成了一股仿真的流变，它们摆脱了主体的控制，不断地超越界限，"诱惑"主体去"创新"和"仿真"。他极端悲观地指出，在新的高科技社会中，客体已经取代了主体的地位，并主宰了不幸的主体，主体的唯一出路是向客体世界投降，学习客体的计谋和策略，根本放弃对客体的主宰[xxx]。

回过头来看虚拟实在，如果沿着鲍德里亚的思路，我们似乎不难在拟象与仿真和符号制造术中找到其位置，还可以从沉浸于虚拟实在这一现象推出虚拟实在吞噬真实实在的命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推论并非偶然，这是因为鲍德里亚在思考仿真和拟象时所用的主要思想素材就是实时控制和虚拟实在等信息技术，而且还用虚拟技术来概括信息技术、生命科技等新技术的实质。在1995年的新作《完美的罪行》中，他对虚拟技术和虚拟实在进行了许多论述。他认为，虚拟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客体、个人和情境都成为一种虚拟的’制成品’（ready-made）"[xxxi]，虚拟的社会现实正在发展为一种"完美的罪行"。"影像不再能让人想像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xxxii]他运用新技术的隐喻来定义虚拟实在，指出虚拟实在就是高清晰度地克隆实在。于是，虚拟就有了高清晰度的意味并被推而广之为虚拟系列：影像的虚拟（虚拟实在）、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春宫）、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与染色体组）。这样一来，虚拟实在就成了广义的虚拟系列中的一部分。同时，鲍德里亚还注意到了与虚拟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实时，并指出实时的实质是：在信息中，事件及其复制品的瞬时接近。他不无反讽地指出："在实时尽情放纵地生活吧──直接在屏幕上生活和受苦吧。在实时思索吧──你们的思维直接被电子计算机译成电码。在实时干你们的革命吧──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录音室里。在实时体验你们的爱情吧──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有录像。在实时深入了解你们的身体吧──体内视频检查、你们的血液流动、你们自己的内脏，就像在你们里面一样。"[xxxiii]而虚拟与实时的结合，正在使人们对世界丰富的想像力（鲍德里亚称其为幻觉）耗尽，把世界引向终结："如同对影像的幻觉在虚拟的实在中消失，对身体的幻觉在其遗传说明的文字中消失，对世界的幻觉在其技术赝像中消失一样，在人工智能中这样消失的是世界（超）自然的智能……"[xxxiv]

鲍德里亚对虚拟实在的批判有较为深刻的一面：虚拟实在使想像具体化而破坏了主体的对实在的丰富的想像力，即虚拟实在使主体按照程序的预处理去认知实在，这会使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想像力退化。但是，由于鲍德里亚仅仅看到了"客体"的作用，而忽视了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看到主体对实在与虚拟实在的辨别能力。因此，虽然鲍德里亚对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有较为深刻的描述，但其形而上学层面的结论却是荒谬的。简单地讲，在现象上，鲍德里亚所揭示的表征危机与批判理论批判的"物化"和"异化"有相似之处，但他却用客体对主体的主宰将"物化"这一现象莫名其妙地消除了：拟人化的客体的诡计替代了"物化"背后的社会经济利益和生产关系。在《后现论》一书中，美国左派批评家凯尔拉和贝斯特批评了鲍德里亚理论的腐蚀性："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的神秘拜物教特征──在这种商品拜物教中，客体的价值仿佛是客体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剥削性社会关系的产物，不是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结果。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鲍德里亚却将自己打扮成一名客体世界里的超级拜物教徒。他忠实地实现着资本主义梦寐以求的目标──颠倒主客体之间的地位。鲍德里亚给客体赋予了自主的权力，这样它们就可以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而运转。"[xxxv]

3．对虚拟实在的技术哲学反思

那么，应该如何全面理解虚拟实在的文化意涵呢？抽象地讲，虚拟实在所获得的就是鲍德里亚所称的拟象和仿真，是一种用符号制造拟象世界的技术。但实际上，鲍德里亚将世界完全还原为符号的诠释方式是片面的，正是由于那些无法用符号还原的方面──主体的创造欲和自由意志──被过滤掉了，鲍德里亚所获得的只是某种"片面的深刻"。拟象与仿真隐喻的问题在于，将虚拟实在视为一种自主的与人无关的技术赝象，而未将虚拟实在理解为一个设计者、使用者、技术因素和文化暗示的共同建构过程，要全面理解虚拟实在，还须在人、技术和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技术哲学层面进行思考。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Ihde）将人、技术和世界的关系概括为四种：体现（embodiment）关系、解释学（hermeneutic）关系，他性（alterity）关系和背景（background）关系[xxxvi]，如果从这四个方面思考人、虚拟实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较拟象和仿真之类的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更进一步地理解虚拟实在。

（1）体现关系。所谓体现关系，是指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体现或包容在人的活动之中，即技术成为人的某方面能力（躯体）的一种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合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是一种"透明"的工具，例如，人通过眼镜看世界、透过显微镜观察细胞。实际上，许多虚拟实在是对真实实在的透视，而不是替代，虚拟实在如同眼镜、显微镜等一样使世界得到体现（embodiment）。当人们使用虚拟实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虚拟的实在不仅是独立存在的拟象和仿真，而且还与真实实在同在并发生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主体可以明确区分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例如，在利用虚拟实在辅助技术进行外科手术时，采用CT扫描数据合成的虚拟内脏结构就需要不断地由原型校对修正，操作者在使两者形成映射式的关联时，无疑是能够区分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的。

（2）解释学关系。在解释学关系中，技术不是像体现关系中那样，帮助人们直面世界，而是对世界作出抽象的解释。例如，用望远镜看远方是体现关系，而通过地图找一个地方就是解释学关系。此时，人是通过绘图技术使用的抽象的符号去面对世界的，技术所显示出的不是体现关系中的躯体的延伸，而是一种语言的延伸。在解释学关系中，世界先被技术转换成一种文本，然后再由人去解读。人、虚拟实在和世界三者的关系有时也是一种解释学关系。例如，在科学家运用虚拟实在建构DNA模型、蛋白质分子模型等可感知的理论模型时，就存在解释学的关系。当人们进入描述蛋白质构造的虚拟实在时，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对真实实在的直接的拟象，而是波普尔的世界3中的客观知识的具体化模型，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和规则才能加以理解和诠释。换言之，此时的虚拟实在是对真实实在的解释，因而不会与真实实在混同：人们可以借助理论模型的虚拟实在进一步研究真实实在，但总不至于将研究目的定位于解释虚拟实在本身，那就成了解释的循环了。

（3）他性关系。他性关系源于人对于"自动化"的追求，其初衷是人希望制造出一个不仅体现人的意志，而且能够替代人的作用的替代物，即人们希望技术代替他们去与世界发生关系。在前面两种关系中，人们致力于使技术的力量纳于"我"的力量之中；而在他性关系中，人们反过来将自己的意愿和力量投射到技术替代物之中。值得指出的是，在他性关系中，世界是"我"可以控制（输入指令即可获得输出，并能用反馈调适）的世界，或者说是属于"我"的意愿的世界。当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的时候，他性关系就显现出来了：虚拟实在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动态地展现在人的视野之中，让人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它们还可以是反常（违反因果律和自然规律）的，甚至随人的意愿所动。此时，虚拟实在既是"我"的替代物，又是"我"的意愿中的世界，其实质是"我"的意志的循环。在这种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可控性。例如，在虚拟实在中发生虚拟性关系时，参与者的对象与其说是虚拟实在，毋宁说是参与者的性幻想的具体化，而这种性幻想又不同于性梦，其对象是可控的。此时，可能的"异化"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虚拟实在中的"我"习惯了对"他"的完全控制，这会使主体的权力意志得到膨胀，而影响到日常生活中对待他人和他物的态度；另一方面，"我"的潜意识又希望"他"是真的，便依据日常经验欺骗自己，将虚拟实在假想为具有某种自主性的"他"。由此可见，虚拟实在不仅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客体的诡计"，同时也体现了主体的权力意志，其"异化"不仅来自客体的"诱惑"，更源于主体的控制世界的欲望。

（4）背景关系。当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技术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背景的时候，就出现了人与技术的第四种关系：背景关系。建筑物、天然气、家具、电话、电视、电脑等使人在其中（海德格尔称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技术，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技术茧"，使人由此而能够相对地独立于"技术茧"之外的世界而生活。背景关系表明，技术已经部分地融合到我们的生存之中，成为我们生存的背景，昭示着我们的生存状态及其流变。在背景关系中，人、技术和世界之间的罅隙消失了，技术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的工艺结构。就虚拟实在而言，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发生背景关系。其一，当人沉浸于虚拟实在中时，虚拟实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对于处于其中的人来说，虚拟实在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茧"。由于虚拟实在的"清晰度"再高，也难以与真实实在混同，故对于虚拟情境中的人来说，虚拟实在不仅仅是真实实在的拟象，实际上更意味着实在的一种新形式：它为人们构建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环境和新世界，人们沉浸于虚拟实在之中，过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其二，如果不是过于保守，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前景是，虚拟实在将成为人类生活环境和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前景中，虚拟实在与真实实在是互补融合的关系，而不是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虚拟实在的文化意义绝不仅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表征危机，而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蕴。它向人们显现的是多个文化向度：体现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类知觉的延伸，它使人所感知的世界更宽广、更具纵深感；解释学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的认知的延伸，它使人能够具体地省察人所理解的世界；他性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是人的欲望的投射物，它使人得以体味主体在人所欲求的世界中的生活；背景关系表明，虚拟实在既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活世界，也可能与真实实在共存而拓展生活世界，它昭示了人与技术共在的可能性，即人所建构的世界将随人的实践进程而不断延拓。因此，虚拟实在以及广义的虚拟技术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诸世界──人所感知、理解、欲求和建构的世界──的新发展，而不是客体战胜主体的最后一道堑壕。

[i]马克·史洛卡著：《虚拟入侵》，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98年。

[ii]约翰·L·卡斯蒂著：《虚实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第217－222页。

[iii]AndrewCalcutt(1999),WhiteNoise:AnA－ZoftheContradictioninCyberculture.NewYork:ST.MARTIN’SPRESS,INC.p131.

[iv]LanceStrate,RonaldJacobson,StephanieB.Gibson.(ed.)(1996)Communicationandcyberspace:socialinteractioninanelectronicenvironment.Cresskill,NewJersey:HamptonPress,Inc.P86.

[v][美]詹姆斯.特拉菲尔，未来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52。

[vi]迈克尔·海姆著：金吾伦、刘钢译：《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第111－119页。

[vii]R.霍伊卡著：《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70页。

[viii]马克·第亚尼著：《非物质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244页。

[ix]依据法国社会学家卡隆（M.Callon）和拉图尔（B.Latour）的操作子网络方法（Actor-Network）方法，技术并非单纯的同质要素的组合，而是由人、技术、文化等各种异质性的要素互动混合和联接而成的网络。参见，M.Callon,Societyinthemaking:thestudyoftechnologyasatoolforsociologicalanalysis,inW.E.Bijker,T.P.Hughes,andT.J.Pinch(ed.)(1987),Thesocialconstructionoftechnologysystem.Cambridge:MITPress,1987.P83-106.

[x]R.舍普等著：《技术帝国》，三联书店，1999。第98页。

[xi]参见，勒内·贝尔内著：《欢腾和虚拟：复杂性是升天还是入地？》，载《第欧根尼》，1997（2）。第23－45页。

[xii]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95页。

[xiii]R.舍普等著：《技术帝国》，三联书店，1999。第99－100页

[xiv]笛卡尔著：《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33页。

[xv]LanceStrate,RonaldJacobson,StephanieB.Gibson.(ed.)(1996)Communicationandcyberspace:socialinteractioninanelectronicenvironment.Cresskill,NewJersey:HamptonPress,Inc.p115.

[xvi]迈克尔·海姆著：金吾伦、刘钢译：《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序言。

[xvii]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14－216页。

[xviii]AndrewCalcutt(1999),WhiteNoise:AnA－ZoftheContradictioninCyberculture.NewYork:ST.MARTIN’SPRESS,INC.p132.

[xix]LanceStrate,RonaldJacobson,StephanieB.Gibson.(ed.)(1996)Communicationandcyberspace:socialinteractioninanelectronicenvironment.Cresskill,NewJersey:HamptonPress,Inc.p116.

[xx][美]威廉.J.米切尔，比特之城，三联书店，1999年。167。

[xxi]PeterDroege,(ed.)IntelligentEnvironment,Amsterdam:ElsevierScienceB.V.1997.P386-419.

[xxii]赵一凡著：《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70页。

[xxiii]在鲍德里亚的文章中，仿真和拟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仿真意指的摹仿，包括仿造、生产和狭义的仿真等；在广义的上仿真物即广义的拟像；狭义的仿真则指超真实的再现，其仿真物为狭义的拟像。在本文中，仿真根据语境取广义和狭义，拟像则只取狭义。

[xxiv]让·鲍德里亚著：《象征交换与死亡》，载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317页。

[xxv]让·鲍德里亚著：《象征交换与死亡》，载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302－328页。

[xxvi]JeanBaudrillard:Simulations.NewYork:Semiotext(e),1983.p2.

[xxvii]Ibid.p.23.

[xxviii]Ibid.p.25.

[xxix]JeanBaudrillard:Intheshadowofthesilentmajorities.NewYork:Semiotext(e),1983.p100.“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xxx]道格拉斯·凯尔拉，斯蒂文·贝斯特著：《后现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43－189页。

[xxxi]让·博德里亚尔著：《完美的罪行》，商务印书馆，2000。第31页。

[xxxii]同上。第8页。

[xxxiii]让·博德里亚尔著：《完美的罪行》，商务印书馆，2000。第28－29页。

[xxxiv]同上。第35页。

意涵范文篇2

「关键词」电子化政府；资讯科技；网际网路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forPublicEconomicandPublic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GlobalPerspective：AssessingTheProgressofUNMember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Wide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贪污腐败、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Throug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PartnershipforReinventing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OnlineCitizen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21Strategic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TheWorldBank：《ADefinitionofE-Government》

[7]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9]参见徐仙卿：《电子化政府之研究——以户政资讯化为例》，指导教授：史美强，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第27-32页。

意涵范文篇3

「关键词」电子化政府;资讯科技;网际网路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forPublicEconomicandPublic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GlobalPerspective:AssessingTheProgressofUNMember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Wide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贪污腐败、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Throug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PartnershipforReinventing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OnlineCitizen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21Strategic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TheWorldBank:《ADefinitionofE-Government》

[7]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9]参见徐仙卿:《电子化政府之研究——以户政资讯化为例》,指导教授:史美强,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第27-32页。

意涵范文篇4

一、文化与人的生活不可分割

毫无疑问，文化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并且是专属于人的存在方式。动物不能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只能以本能的方式存在。那么，人为什么能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呢?究其根源，必须回溯到人这一存在物本身的特性。人当然首先跟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鸟鱼虫兽等一样，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他又不是一般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在自然界中有其特殊地位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称其为“人的自然存在物”［1］(P326);他也不是一般的“在者”，而是能“生存”(existence)的在者，海德格尔称其为“此在”(Dasein)。在高清海那里，则被称为“超生命的生命”:“生命在进化和发展中生长出了人的生命，人利用自己的生命活动创造了‘超生命的生命’，这就意味着生命突破了生命自身的封闭循环，通过‘类生命’而把生命引向于更广大的无生命世界。类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在它指导下的种种生命活动能够沟通生命界与无生命界，使无生命界潜在的能量得以活化，从而发挥出它们自身难以实现的价值性。这就是人的类生命肩负的天职、‘超生命的生命’具有的巨大意义。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说人的‘类生命’也就是人格化的‘宇宙生命’化身。”［2］(P37)每一种生物都在其活动环境中，以某种特定的、固有的生命形式生活着，延续着古老的繁衍和竞争法则。但就在生命的这种生活中，悄悄地渗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有着人的本质力量投射的、对象化的、实践性的生活方式———文化的生活方式。“惟有人才能创造文化并拥有文化，因为只有人才是自生存之始就有完善自身要求的存在。”“文化概念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概念在本质上具有相通的内涵。”［3］(P77)从原始人类制造的第一个石斧、敲打出的第一颗火星开始，这种文化的生活方式就伴随着人类的生存进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蓬蓬勃勃地甚至是略带神秘色彩地展开了。著名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4］(P260)同样是生命，但是只有人的生命可以普遍地发现和利用其他的生命形态和非生命物质;同样是生活，但是只有人的生活才能被称作文化的生活，才能引向最为广阔的存在之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与文化同时出现并且共生，它们相互为用，互为本质规定和发展根据。人的生活必定是也只能是文化的生活(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人有非文化的生活形态)，文化的生活必定是也只能是人的生活(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文化的生活出现在非人的生活中)。文化的生活是人的生活的根本方式和本质特征，只有人能以文化的方式生活，也只有能以文化方式生活的才能被称之为人。

二、人的文化的生活的发生方式

具体说来，人的文化的生活以如下的方式发生:在自然的、通常是无意识的生活过程中，某种新的因素闯了进来，这种新的因素可能来自个体脑中的灵光一闪，也可能来自他人的某种启发，本来是连绵不断进行的生活之链的某个链环出现了停顿，“思想的闪电”(马克思语)闪入了这个链环，该链环受到了关注，成为能被加以注视和改造的对象(人总是能潜在地看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的任何审视和行动都已经带有超越现状的创新的性质)，于是，该链环就成为了带有文化因素的链环，即文化的链环。黑格尔一语中的:“文化的开端，即当人们刚开始争取摆脱实质生活的直接性的时候。”［5］(P3)必须提请注意的是，任何文化都不是凭空地发生的，任何人的生命都已经首先置于自然的生命运动之中了，任何文化的链环都只能出现在自然的链环之上。这种自然的链环具有“应手之物”(海德格尔语)的性质，即是说，它们并不外在于人的生活，而一开始就是人的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对它们再熟悉不过。对我们来说，它们首先不是作为外在的对象，而是作为可用之物而存在。“木是木材之林，山是采石之场，河是水力，风是扬帆之风。”但是，经过人和文化因素的闪入，跟各种生命形式都具有“上下其手”关系的自然的链环被打断了，出现了从“应手之物”(ready－to－hand)到“现成在手之物”(present－at－hand)的转变，某些链环成为可在手加以审视和改造的对象，成为文化的对象。海德格尔曾形象地举例说明了这一情形:一个人的屋子漏雨，他使用锤子修屋顶，此时的锤子是他的修理活动的一部分，是与他的生存环境不可分的“应手之物”，此时他所关注的是修理屋子，而不是锤子。但如果他突然发觉锤子不好用了，比如说，觉得“锤子太重了”，他就会把锤子当作手边的一个对象加以注视和研究，找出改进或取代它的办法。此时的锤子便成为“现成在手之物”，“锤子太重了”的感觉也随之成为“锤子是重的”这样一个判断，这就是理性认识和文化活动的开始。柏格森则从动物和人的对比的角度说明了人独具的这一能力:“虽然动物并不能从永恒生命形式的角度来思索自身，但它们自恃自信，只管眼前而无视将来，就把思索变成了感觉。但在人类，人类有深思熟虑，从而有进行观察但不考虑直接用处的能力，有对暂时相互无关的事物进行比较的能力，简言之，有推理、概括和总结的能力。”

三、人的文化的生活的三种样态

无论是自己的灵光一闪，还是他人的某种启发，或是马克思所说的“思想的闪电”，都意味着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内在地有着一股文化的力量，即对自己生活的各个环节和各种要素加以对象化审视和实践性改造的力量，马克思称之为“人的本质力量”［1］(P304)。正是由于有这种力量，所以人类才能在其生活的各个领域(更为准确地说，是在任何一个领域)展开反思、批判、实践，展开历史性的生存，形成无比丰富的生活形态。大致说来，这些生活形态可划分为如下三种样态:第一，物质生产与科学技术的文化生活样态。跟其他任何生命一样，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跟外部世界的物质能量交换问题，即对于高等动物来说的温饱问题，但由于文化因素的介入，在人这里出现了生产，人通过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等来解决自己的吃饭、穿衣等问题。正是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人类逐步了解到各种自然物质的物理化学特性，各类动植物的生活习性，发明了各种巧妙的器械工具，创造出各种养殖种植方式，从而积累起越来越丰富的经验性的科学和技术知识;这些经验性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经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再次观照、提炼和整合，又逐步形成了各种层次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工程技术体系，直至当今最前沿的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理论生物学和最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生物工程体系。第二，社会交往与政治道德的文化生活样态。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7］(P2)个体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个体既是“个人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1］(P297)正是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个体不断地获得人类业已积累起来的文化生活形态，从而被社会化，成为社会的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正是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建基于物质生活样态的社会生活样态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不同的人开始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社会被区分为不同的阶层和阶级，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各种道德理论和道德理想相继登上历史舞台……这些都预示着“人的本质力量”必须也应该在社会交往领域发挥作用，重新认识并规整社会的政治和道德秩序，为建立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而努力。“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正是这种努力的一种显现。在流俗的看法中，它们往往被看作是抽象的理想，但事实上它们并不抽象，它们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新的文化生活形态，是人类的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第三，思想意识与精神情感的文化生活样态。人不但能将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射到物质生活领域形成第一种文化生活样态，投射到社会生活领域形成第二种文化生活样态，还能投射到精神生活领域形成第三种文化生活样态。人可以拥有极为丰富多彩的内心生活。各种地域文化生活(包括各个地方的民族风情)、各种精神文化产品(包括神话、宗教、哲学等)、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直至当今网络时代最新奇的话语和事物，都是这种内心生活的现实展示。尽管第三种文化生活样态往往历史性地受到第一种、第二种文化生活样态的现实制约，但就其本性而言，它依然是灵动的、自由的，它可以自己“解放思想”。正如黑格尔所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

虽说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9］(P4)，但还可以补充一句，正因为人生而自由，所以他也有能力打破枷锁，不让自己再进入枷锁之中。以上三种文化生活样态并存于人类生存进程之中(当然，第一种样态是首要的、基础性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蔚为大观的人类文化和人类发展史。对于这些历史性地形成的文化生活样态，柏格森有个很好的描述:“无论原始人和文明人有何根本性的差别，这差别也几乎全是因为儿童在其意识最初觉醒后所积累的东西;人类在数千年的文明中所获得的一切都在这里，都在人的手边，存储在被赋予他的知识之中，在传统、制度、习俗中，在他学会运用的语言的句法和词汇中，甚至在他周围的人们的姿态表情中。”

三种文化生活样态之所以能够并存，是因为它们都来自于人的本质力量，而本质力量的投射是没有限制的(除了它自己给自己的限制)，就其本性而言，它可以在自然之链的任意一处打开缺口，通过自觉到自然的规律而突破自然的限制，通过发现到命运的安排而打破“命运的束缚”(卢克莱修语)，通过意识到必然王国而跃入自由王国。也正因为三种文化生活样态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所以它们才能够相互关联并相互作用，形成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化生活体系。这是从大的文化生活样态说，从具体的文化生活形态说，还可以补充两点。一是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部分，只要还没有受到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就会维持自然状态，而一旦受到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这个部分就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就被“文化”了，就成为人类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通过这个组成部分持续、连贯地影响到其他的组成部分。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即在任何一个已经经过投射而形成相应文化事物和文化生活的地方，人的本质力量还可以进行再投射，从而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形成更新更高的文化事物和文化生活(比如系统的集成、知识的进步、技术的改良、法制的健全、思想的革新等)。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更新更高的文化事物和文化生活反映着人类更深层次的本质力量。

四、人的文化的生活的时代意蕴

生活得更好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目标。根据以上阐述，人的生活本质上就是文化的生活，所以，“生活得更好”本质上也就意味着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创造出更新更高的文化生活形态。事实上，这种创造一直都在连续不断地进行，只不过囿于自然之链的本然束缚和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关注重点和实践方向不一样，各个方面的进度快慢不一样而已(有的时候，某些方面甚至会走向停滞)。但从整个历史长河，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来说，人类是在不断挣脱各个领域的自然限制和命运束缚，从而不断地为自己争取到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的。只要人的本质力量发现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只要人类社会还未能达到其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生活状态，这一过程就不会终止。从人作为文化存在、内怀文化力量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以让自己“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10］(P926－927)生活。就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而言也是如此，只不过“生活得更好”这一目标显得更具体、更现实化、更具可操作性。确切地说，生活在每一个地域的人们都会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体系，这些沿着某一路径独自发展着的文化体系按照文化的内在逻辑最终又必然会相遇，而这种相遇所带来的要么是相互冲撞、斗争，要么是相互借鉴、参照，无论哪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流布和文化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漩涡，出现极其微妙复杂的局面。其实完全不用多费口舌，在当今世界，这种局面作为事实已经出现了。无论你愿意与否，你都必须承认和面对这一事实。当然，这里面可以而且必须区分出各种不同的情况。从本质上讲，每种文化体系都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都意味着人类在挣脱自然束缚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性的价值。哪怕是现在看起来最野蛮、最不人道的奴隶制度，在当时都有进步的意义。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必然会产生外在的冲突，而这又源自于文化体系本身的内在冲突。如前所述，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是可以而且一定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的，这便使得旧的文化生活会被淘汰，而新的文化生活会被产生，而一般来说，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有一定惯性的，它一般不会愿意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样新旧文化生活之间便产生了矛盾，从而引起文化体系内部及各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从哲学视野看，各地域性的文化体系可以看作全球性文化体系的内在部分，跟每一文化体系的内在部分具有同一表征)。冲突或平缓或剧烈，过程或漫长或短暂，道路或曲折或直接，但从最终走向上看，新的取代旧的都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再深入到文化的样态，还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对于第一种文化生活样态来说，科技含量更高的新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思维方式一定会取代旧的、过时的、落后的。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日益广泛、频繁的国际交流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要打开国门，放眼去看，我们总能学到一些新的先进的东西，从而加速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就某一基层单位的发展而言也是如此。譬如说某一小乡村，也许祖祖辈辈都在用同一种方式耕种同样的东西，但如果他们派人去其他地方考察一下，或者他们通过电视或网络了解到还有另外一些耕种方式，或者农科所的专家过来为他们的农业生产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规划和讲解，一句话，借助于文化的力量，当地的人们也许会突然发现，原来地还可以种这些，还可以这么种，原来他们还有这么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创收能力，原来他们还可以过上比现在更丰富殷实得多的生活，原来……经过这些“原来”，对于这个小乡村来说，也许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邓小平曾经说:“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

对于任何一种生产活动(农业、工业、商业等)来说，新的科技投射都能给它带来改变，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改变。对于第二种和与之相伴随的第三种文化生活样态来说，情况更加复杂一些，理解起来也远不如第一种那样明显，变革起来也更不容易，但结论是一样的，即更高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及与之相伴随的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必定会取代旧的、过时的、陈腐的。之所以情况更加复杂，理解起来不那么明显，变革起来更不容易，是因为它与第一种文化生活样态既相互关联但又相对独立，虽说都是人内心文化力量的显现，但毕竟是从外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内心。特别是第三种文化生活样态，理解和变革起来更为困难，我们甚至看不见它。正如韩非子所说:“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韩非子•喻老》)从历史事实上看，第二、三种文化生活样态的变化和更新速度一般地也要晚于和慢于第一种文化生活样态。换句话说，改变外物是相对容易的，改变社会和人心相对来说就困难得多了。跟第一种文化生活样态一样，第二、三种文化生活样态除了可以从自己本身内部产生外，同样可以通过打开视野，向外学习得到。拿第二种文化生活样态来说，马克思主义这种从德国人那里产生的理论化的文化生活形态经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列宁为代表)的学习和传播，转化为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直接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一实践性的文化生活形态的诞生;同样，我国近现代以来(直至今日)所发生的一系列天翻地覆乃至梦幻般的变化，也与先进的中国人苦苦求索，终于以俄为师，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当然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好比战略对于战争的意义，蓝图对于城市发展的意义，范式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一样，直接展现出一种新的生活图景，并为这种新的生活图景提供实践路径。作为人类历史上产生出的新的文化生活形态，马克思主义也无非是一种新的考察问题的方式，它能使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通过新的实践路径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正因为有了新的眼光，所以一切都焕然一新了。

五、为整个社会创造更新的文化生活形态

意涵范文篇5

关键词:人力资源;资源分配;政府;公平;公共财政

一、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

著名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系统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其本质是对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1]对于这里的价值,我们应作广泛意义的理解:既包括哲学层面的价值,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价值,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价值。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其开发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具有丰富的内容,需要资源的输入与输出。因此,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包括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在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分配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属性,“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思想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公共政策涵义。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人力资源开发便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政府投入的是纳税人的钱,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的。

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必然会有倾向地分配相关公共资源,如谁将先获取?获得多少?如何获取?等等。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的分配。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如何将一国现有的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如何使现有的人力资源在规模、质量上进一步提高,实现体质、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等都需要政府投入相当的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包括人财物、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内容。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其政策取向是有偏好的,如优先发展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以及区域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分配?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二是就人力资源本身来说,作为一种活的资源,它只有通过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才能切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人力资源本身是政府公共政策分配的重要资源。因此,无论从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利用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开发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当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与具体的组织、群体、个人相结合时,也就转化为了利益分享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关涉到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理念的取向问题。

二、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正外部性规定了政府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

人力资源开发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作为一种投资,具有高收益、低风险的特征。人力资源开发的收益是多样性的,社会的各方面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人力资源开发中获益,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公共产品,简单的来说,即一个人消费某一产品并不会损害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产品,它不同于私人产品,如企业、公司提供的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比较,它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的特征:

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共产品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的,不能将其分割成若干部分或分别归于由某一个人或组织来消费,如安全、秩序、国防等等。当然,依据受益范围的大小,可以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尽管如此,公共产品的效用仍然是不可分割的,它总是向全国或某个地区的所有成员提供其效用。而私人产品的效用则具有可分割性,市场商品的效用发挥必须分割给具体的“个人”才能得以实现,并由具体的“个人”来支付相关费用。

2.消费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即一个人或组织对某一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妨碍其它的个人和集团同时消费该公共产品,也不会减少其他个人或组织消费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例如,航海中的灯塔,可以为夜间航行的所有船只提供照明;而私人产品则具有排他性,当消费者为私人产品付钱之后,他人就不能享用该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利益。

3.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这里的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的价值不会因其消费者的增加而减少,如路灯的照明,这表明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无须通过市场采取竞争的方式来获取。而私人产品的消费者一般必须通过市场采用出价竞争的方式来获取产品的消费权,如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获得。

7.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它追求社会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私人产品的提供则一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追求的是私人市场利润的最大化。

公共产品的以上四个特征是密切联系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它两个特征是它们的延伸。在实际生活中,完全符合以上特征的纯粹的公共产品比较少,如国防;而大量存在的是准公共产品。尽管如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来区别一般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是失灵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应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和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边界范围,包括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等的提供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为政府干预及其职能界定提供了边界,市场的外部性是其失灵的重要原因。外部性是指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个体、企业或社会组织)之间,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经济单位产生影响,而该主体又没有根据这种影响从其他主体那里获得相应的报酬或支付相应的补偿。外部效应有外部正效应与外部负效应两种形式,好的或积极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正效应或外部经济(如一个人养花种草给邻近的养蜂人带来的好处),坏的或消极的影响则被称为外部负效应或称为外部不经济(如化工厂化学物质和噪音的散布所产生的外部损耗)。当外部效应存在时,市场是无效的,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调节以达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沃尔多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在经济活动产生‘外在需求’的地方,无论是受益还是损耗,由生产者满足这些需求都是不恰当的,或者说是不可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这样市场结果将没有效率。因为这些外部受益或损耗是不进入决定生产决策的计算的。”[2]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外部效应的问题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依据,面对外部效应,政府一般是通过补贴或直接的公共部门生产来推进外部正效应的产生,并通过相关政策、措施来管制外部负效应的产生或弥补外部负效应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其中,政府有效的创建公共福利系统,包括养老院、孤儿院、社会保险机构、残疾人护理中心等;公共卫生系统,包括公共防疫系统、公共保健系统、公共医疗系统等;公共教育系统,义务教育和一些特殊教育的教育经费由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事业和娱乐休闲设施,如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少年宫、公益性休闲场所以及名胜古迹和古文化遗址保护等;从事基础研究、前沿学科和有战略意义研究创造的科研机构等等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就人力资源开发来讲,教育和健康投入是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两种主要形式。教育是人们获取知识和增长才干的主要途径,马克思曾经说过:“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劳动部门的基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3]健康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环节,世界银行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中明确指出:“良好的健康状况既是人类发展最根本的目标,又是加快发展的手段。”马歇尔曾指出:“健康与强壮、体能、智能与道德情操……是工业财富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最根本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加以明智的运用,它可以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强壮、体能、智能与道德情操。”[7]这道出了健康与财富间的密切关系。而公共教育资源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这些领域靠市场是很难解决的,政府必须在这些方面发挥主要功能,为人力资源开发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这尤其在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人口基数大,充分的保障基础教育和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是使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基础性条件,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在人力资源开发的诸多环节,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包括政策引导、信息提供、人力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宏观调控等等,通过这些措施来纠正市场的偏差。政府在提供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平、有效的提供和分配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资源是有效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基本保障。

三、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理念:公平与效率

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主体,其活动是通过一系列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来实现的,如教育政策、公共医疗卫生政策等等。政府机制的运作不同于市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运行的主体,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应坚持公平为先,在此前提下追求高效率,以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而市场机制的运作所遵循的是市场规律,各经济主体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是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追求市场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政府机制的运作应重在解决公平问题,而市场机制的运作重在解决效率问题,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应坚持公平为先。

(一)公平:公共资源分配的价值前提

“公平”一词涵义丰富,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的价值前提,可以将其理解为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性的分配。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从深层次上讲实际上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以对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促进和谐利益格局的形成,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指向。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综合考量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把握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我们可将体现公共政策公平价值优先的合理性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即通过公共政策的运作,为公众创造平等发展和有利于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政策环境。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造机会均等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是指每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应是相同的,公众对社会各种价值、资源的获取应具有同等的机会,让人们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不能有歧视。二是创造规则一致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每个人都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各种法律、法规对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效力,依法办事。三是创造收益适当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指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平等的,一切合法劳动和合法收入都应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公平不是要求绝对的平等,而是强调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公共资源分配时,必须同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同等对待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绝对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公共权力主体可以为公众创造机会均等的政策环境,但其背后隐藏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为“起点平等即使作为一种理想,也不真正意味着一个人在进入每一个竞争时在所有四个因素中?穴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雪与其他人都平等。”[5]而且每个人在先天素质上也是有差异的,那种绝对的平等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坚持“公平”优先的价值并不是要求绝对平等。政府在对公共资源的进行分配时必须平等考量各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公共利益为旨归,有效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尽可能地把差异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和维护社会的整体平衡。

衡量价值分配的合理性从更深的意义上讲就是要看这种价值分配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否不断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是否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公平的价值观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状态,也是衡量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尺度,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利益需要和发展需求,这种需要和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来实现的,是整个社会和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效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公共资源分配的应有之义

效率作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共权力主体对公共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配置时,在公平价值追求的前提下应力求高效率,尤其是对有限的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一是考察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科学、客观地确定政策结果并将政策结果与政策的预期目标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策目标实现的程度越高,表明政策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越高。如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人们的文化程度、人均教育资源占有量以及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等指标来进行考量。二是考察政策投入的产出效率。政策资源投入与政策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是反映政策配置资源有效性的重要指标,阿瑟·奥肯指出:“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6]一项政策即使实现了政策目标,或是较高程度地实现了政策目标,但政策投入的资源过多,造成了政策资源的无效利用和浪费,使政策资源的应有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不能认为这种配置是高效的。三是考察社会整体效率。通过衡量公共政策对整个社会活动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整体上考察政策配置资源的状况,如政策的实施是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是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学家曼昆指出:“效率是资源配置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得到的总的剩余最大化的性质。”[7]社会的整体满意度是我们考察公共政策配置资源是否有效的重要尺度。学者们通常把帕累托效率作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最高境界。对于帕累托效率,经济政策学家尼古拉·阿克塞拉作了如下表述:“从帕累托原则的概念我们可以推出帕累托最优概念。”“如果从社会状态a移动到其它状态,提高社会中某一社会成员的福利不可能不使至少一个其他成员的条件恶化,那么社会状态a就是帕累托‘最优的’。”[8]帕累托效率为考察政策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在现实的政策实践中,要使政策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效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可以无限地去接近它。效率的标准反映了公共权力主体与公共资源之间的关系,标志着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公共权力主体有效配置政策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并表明了公共资源的利用水平和作用发挥的程度。

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也是公共政策实践的过程,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实施需要相应的公共资源投入,公共资源能否得到公平、有效的配置,能否提高社会的整体人力资源水平是衡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标准。市场机制追求的是效率优先,而政府机制应以公平价值为先,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旨归。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利润,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的,其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源水平,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四、公共财政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有力保障

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具有较强的周期性,见效慢。教育投资、基本医疗卫生等投资都是大型的社会工程,这些工作靠市场是难以解决的,只有通过政府对公共财政、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才能更有效的解决。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开发活动,人力资源开发或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具有较高的预期收益,而且其收益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既包括看得见的,也包括看不见的。人力资源开发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点,如科研人员所取的科技攻关所表现出来的收益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人,还有这些科研人员所在的组织;同时,科研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应用所形成的收益更是不可估量的,它可以使全社会受益,在国际上也可以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对于从事基础研究、前沿学科和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创造,政府在这些领域应通过公共财政为其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和实施相应的激励措施,积极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效能。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一词的一般理解是:财政是个分配问题,以国家为分配的主体,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财政”一词的涵义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理念相适应的,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代替企业成为了社会投资的主体,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而现代财政理论则认为“财政”应是公共部门经济或公共经济,现代政府不仅是一个纯消费的单位,也是一个创造价值的生产部门,是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即公共经济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满足社会的公共服务需要,弥补市场失灵。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部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财政作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应地,致使财政的职能范围大而宽,几乎囊括了生产、投资,乃至消费的各个方面。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要求政府职能的相应变革,尤其是经济职能,要求重新界定我国财政的职能范围。因此,借鉴有关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与公共财政理论来认识财政的性质问题具有突出意义,即国家财政应是公共财政,它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应主要对市场机制起拾遗补缺作用,公共财政所要解决的是市场不能解决或者通过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诸如提供公共产品、纠正外部效应、维持有效竞争,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秩序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弥补“市场失灵”,这也是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范围。我国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相配合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讲,建立科学、有效、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无疑能够为人力资源开发注入强大的动力,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参考文献:

[1]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美]查尔斯·沃尔多.市场或政府[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挑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5]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三联书店,1989.

[6]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意涵范文篇6

关键词:人力资源;资源分配;政府;公平;公共财政

一、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

著名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系统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其本质是对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1]对于这里的价值,我们应作广泛意义的理解:既包括哲学层面的价值,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价值,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价值。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其开发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具有丰富的内容,需要资源的输入与输出。因此,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包括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在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分配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属性,“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思想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公共政策涵义。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人力资源开发便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政府投入的是纳税人的钱,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的。

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必然会有倾向地分配相关公共资源,如谁将先获取?获得多少?如何获取?等等。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的分配。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如何将一国现有的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如何使现有的人力资源在规模、质量上进一步提高,实现体质、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等都需要政府投入相当的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包括人财物、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内容。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其政策取向是有偏好的,如优先发展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以及区域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分配?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二是就人力资源本身来说,作为一种活的资源,它只有通过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才能切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人力资源本身是政府公共政策分配的重要资源。因此,无论从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利用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开发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当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与具体的组织、群体、个人相结合时,也就转化为了利益分享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关涉到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理念的取向问题。

二、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正外部性规定了政府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

人力资源开发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作为一种投资,具有高收益、低风险的特征。人力资源开发的收益是多样性的,社会的各方面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人力资源开发中获益,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公共产品,简单的来说,即一个人消费某一产品并不会损害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产品,它不同于私人产品,如企业、公司提供的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比较,它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的特征:

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共产品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的,不能将其分割成若干部分或分别归于由某一个人或组织来消费,如安全、秩序、国防等等。当然,依据受益范围的大小,可以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尽管如此,公共产品的效用仍然是不可分割的,它总是向全国或某个地区的所有成员提供其效用。而私人产品的效用则具有可分割性,市场商品的效用发挥必须分割给具体的“个人”才能得以实现,并由具体的“个人”来支付相关费用。

2.消费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即一个人或组织对某一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妨碍其它的个人和集团同时消费该公共产品,也不会减少其他个人或组织消费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例如,航海中的灯塔,可以为夜间航行的所有船只提供照明;而私人产品则具有排他性,当消费者为私人产品付钱之后,他人就不能享用该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利益。

3.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这里的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的价值不会因其消费者的增加而减少,如路灯的照明,这表明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无须通过市场采取竞争的方式来获取。而私人产品的消费者一般必须通过市场采用出价竞争的方式来获取产品的消费权,如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获得。

7.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它追求社会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私人产品的提供则一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追求的是私人市场利润的最大化。

公共产品的以上四个特征是密切联系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它两个特征是它们的延伸。在实际生活中,完全符合以上特征的纯粹的公共产品比较少,如国防;而大量存在的是准公共产品。尽管如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来区别一般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是失灵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应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和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边界范围,包括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等的提供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为政府干预及其职能界定提供了边界,市场的外部性是其失灵的重要原因。外部性是指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个体、企业或社会组织)之间,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经济单位产生影响,而该主体又没有根据这种影响从其他主体那里获得相应的报酬或支付相应的补偿。外部效应有外部正效应与外部负效应两种形式,好的或积极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正效应或外部经济(如一个人养花种草给邻近的养蜂人带来的好处),坏的或消极的影响则被称为外部负效应或称为外部不经济(如化工厂化学物质和噪音的散布所产生的外部损耗)。当外部效应存在时,市场是无效的,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调节以达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沃尔多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在经济活动产生‘外在需求’的地方,无论是受益还是损耗,由生产者满足这些需求都是不恰当的,或者说是不可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这样市场结果将没有效率。因为这些外部受益或损耗是不进入决定生产决策的计算的。”[2]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外部效应的问题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依据,面对外部效应,政府一般是通过补贴或直接的公共部门生产来推进外部正效应的产生,并通过相关政策、措施来管制外部负效应的产生或弥补外部负效应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其中,政府有效的创建公共福利系统,包括养老院、孤儿院、社会保险机构、残疾人护理中心等;公共卫生系统,包括公共防疫系统、公共保健系统、公共医疗系统等;公共教育系统,义务教育和一些特殊教育的教育经费由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事业和娱乐休闲设施,如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少年宫、公益性休闲场所以及名胜古迹和古文化遗址保护等;从事基础研究、前沿学科和有战略意义研究创造的科研机构等等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就人力资源开发来讲,教育和健康投入是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两种主要形式。教育是人们获取知识和增长才干的主要途径,马克思曾经说过:“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劳动部门的基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3]健康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环节,世界银行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中明确指出:“良好的健康状况既是人类发展最根本的目标,又是加快发展的手段。”马歇尔曾指出:“健康与强壮、体能、智能与道德情操……是工业财富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最根本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加以明智的运用,它可以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强壮、体能、智能与道德情操。”[7]这道出了健康与财富间的密切关系。而公共教育资源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这些领域靠市场是很难解决的,政府必须在这些方面发挥主要功能,为人力资源开发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这尤其在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人口基数大,充分的保障基础教育和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是使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基础性条件,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在人力资源开发的诸多环节,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包括政策引导、信息提供、人力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宏观调控等等,通过这些措施来纠正市场的偏差。政府在提供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平、有效的提供和分配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资源是有效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基本保障。

三、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理念:公平与效率

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主体,其活动是通过一系列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来实现的,如教育政策、公共医疗卫生政策等等。政府机制的运作不同于市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运行的主体,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应坚持公平为先,在此前提下追求高效率,以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而市场机制的运作所遵循的是市场规律,各经济主体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是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追求市场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政府机制的运作应重在解决公平问题,而市场机制的运作重在解决效率问题,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应坚持公平为先。

(一)公平:公共资源分配的价值前提

“公平”一词涵义丰富,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的价值前提,可以将其理解为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性的分配。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从深层次上讲实际上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以对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促进和谐利益格局的形成,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指向。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综合考量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把握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我们可将体现公共政策公平价值优先的合理性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即通过公共政策的运作,为公众创造平等发展和有利于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政策环境。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造机会均等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是指每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应是相同的,公众对社会各种价值、资源的获取应具有同等的机会,让人们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不能有歧视。二是创造规则一致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每个人都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各种法律、法规对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效力,依法办事。三是创造收益适当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指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平等的,一切合法劳动和合法收入都应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公平不是要求绝对的平等,而是强调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公共资源分配时,必须同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同等对待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绝对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公共权力主体可以为公众创造机会均等的政策环境,但其背后隐藏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为“起点平等即使作为一种理想,也不真正意味着一个人在进入每一个竞争时在所有四个因素中?穴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雪与其他人都平等。”[5]而且每个人在先天素质上也是有差异的,那种绝对的平等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坚持“公平”优先的价值并不是要求绝对平等。政府在对公共资源的进行分配时必须平等考量各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公共利益为旨归,有效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尽可能地把差异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和维护社会的整体平衡。

衡量价值分配的合理性从更深的意义上讲就是要看这种价值分配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否不断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是否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公平的价值观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状态,也是衡量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尺度,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利益需要和发展需求,这种需要和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来实现的,是整个社会和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效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公共资源分配的应有之义

效率作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共权力主体对公共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配置时,在公平价值追求的前提下应力求高效率,尤其是对有限的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一是考察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科学、客观地确定政策结果并将政策结果与政策的预期目标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策目标实现的程度越高,表明政策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越高。如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人们的文化程度、人均教育资源占有量以及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等指标来进行考量。二是考察政策投入的产出效率。政策资源投入与政策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是反映政策配置资源有效性的重要指标,阿瑟·奥肯指出:“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6]一项政策即使实现了政策目标,或是较高程度地实现了政策目标,但政策投入的资源过多,造成了政策资源的无效利用和浪费,使政策资源的应有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不能认为这种配置是高效的。三是考察社会整体效率。通过衡量公共政策对整个社会活动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整体上考察政策配置资源的状况,如政策的实施是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是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学家曼昆指出:“效率是资源配置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得到的总的剩余最大化的性质。”[7]社会的整体满意度是我们考察公共政策配置资源是否有效的重要尺度。学者们通常把帕累托效率作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最高境界。对于帕累托效率,经济政策学家尼古拉·阿克塞拉作了如下表述:“从帕累托原则的概念我们可以推出帕累托最优概念。”“如果从社会状态a移动到其它状态,提高社会中某一社会成员的福利不可能不使至少一个其他成员的条件恶化,那么社会状态a就是帕累托‘最优的’。”[8]帕累托效率为考察政策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在现实的政策实践中,要使政策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效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可以无限地去接近它。效率的标准反映了公共权力主体与公共资源之间的关系,标志着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公共权力主体有效配置政策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并表明了公共资源的利用水平和作用发挥的程度。

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也是公共政策实践的过程,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实施需要相应的公共资源投入,公共资源能否得到公平、有效的配置,能否提高社会的整体人力资源水平是衡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标准。市场机制追求的是效率优先,而政府机制应以公平价值为先,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旨归。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利润,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的,其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源水平,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四、公共财政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有力保障

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具有较强的周期性,见效慢。教育投资、基本医疗卫生等投资都是大型的社会工程,这些工作靠市场是难以解决的,只有通过政府对公共财政、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才能更有效的解决。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开发活动,人力资源开发或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具有较高的预期收益,而且其收益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既包括看得见的,也包括看不见的。人力资源开发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点,如科研人员所取的科技攻关所表现出来的收益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人,还有这些科研人员所在的组织;同时,科研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应用所形成的收益更是不可估量的,它可以使全社会受益,在国际上也可以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对于从事基础研究、前沿学科和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创造,政府在这些领域应通过公共财政为其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和实施相应的激励措施,积极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效能。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一词的一般理解是:财政是个分配问题,以国家为分配的主体,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财政”一词的涵义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理念相适应的,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代替企业成为了社会投资的主体,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而现代财政理论则认为“财政”应是公共部门经济或公共经济,现代政府不仅是一个纯消费的单位,也是一个创造价值的生产部门,是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即公共经济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满足社会的公共服务需要,弥补市场失灵。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部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财政作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应地,致使财政的职能范围大而宽,几乎囊括了生产、投资,乃至消费的各个方面。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要求政府职能的相应变革,尤其是经济职能,要求重新界定我国财政的职能范围。因此,借鉴有关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与公共财政理论来认识财政的性质问题具有突出意义,即国家财政应是公共财政,它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应主要对市场机制起拾遗补缺作用,公共财政所要解决的是市场不能解决或者通过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诸如提供公共产品、纠正外部效应、维持有效竞争,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秩序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弥补“市场失灵”,这也是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范围。我国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相配合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讲,建立科学、有效、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无疑能够为人力资源开发注入强大的动力,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参考文献:

[1]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美]查尔斯·沃尔多.市场或政府[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挑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5]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三联书店,1989.

[6]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意涵范文篇7

一、作品名称：五彩鸟王

二、创作者姓名：*

三、使用材料：树枝,树叶,置物箱,喷漆,球,斗笠,扫帚头,绳子,钉子.

四、制作时间：*至5.26

五、作品尺寸:约200公分x80公分

六、摆放地点：白千层树下.

七、创作设计理念与作品意涵分析：

学校一直以永续校园的方式经营,有了生态水池后,我们更希望能有更多不同的动物进驻校园,我们觉得校园本来就很美丽,四处都是虫鸣鸟叫,所以我们希望创造一对五彩鸟王,藉此吸引更多美丽的鸟类来校园活动,并布置鸟巢及蛋,藉此代表所有的鸟类都可以在此落地生根并繁衍下一代.

八、创作流程：

1.先在箱子里塞树叶.

2.再把翅膀的叶子用绳子固定.

3.固定的叶子放在置物箱上并用编子固定.

4.将粗树枝当成颈部,并将漱口水喷嘴当成嘴巴钉於树枝上.

5.以斗笠及扫帚头当头.

6.喷上五彩颜色.

7.用树枝树叶布置鸟巢并将蛋及鸟王摆放.

九、作品赏析：

1.参观欣赏其他人的作品并做心得分享.

2.活动进行结束后书写心得报告学习单.

装置艺术制作企划案

一、作品名称：成语机

二、创作者姓名：刘郁君,陈诗芸,沈筱翎,沈筱凤,徐梦琴.

三、使用材料：光碟,尼龙绳,奇异笔,剪刀.

四、制作时间：94.4.10至5.26

五、作品尺寸:约略等於游戏器材飞机的大小.

六、摆放地点：游戏器材飞机上.

七、创作设计理念与作品意涵分析：

我们已经要毕业了,所以希望往后的学弟妹在此游戏及运动的过程中,也能藉著一片片摇曳在风中的成语光碟,学习到更多不同且有意义的成语.

八、：创作流程：

1.先在光碟上写上各式的成语.

2.用尼龙绳将光碟一片接一片的绑上.

3.在飞机上绑好垂放.

4.最后将尼龙绳撕成细丝,布置使其更加飘曳.

九、作品赏析：

1.参观欣赏其他人的作品并做心得分享.

2.活动进行结束后书写心得报告学习单.

装置艺术制作企划案

一、作品名称：迷你蛋糕组,平面饼乾店

二、创作者姓名：翁欣慧,陈俐吟,徐梦琴,罗翊慈,杨怡君,何清云.

三、使用材料：纸箱,彩带,缎带,装饰品,彩色笔,泡绵胶,双面胶,胶带,剪刀.

四、制作时间：94.4.10至5.26

五、作品尺寸:约80公分x50公分

六、摆放地点：川堂.

七、创作设计理念与作品意涵分析：

吃蛋糕有幸福的感觉,希望可以把这种感觉藉著作品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幸福的感觉.我们也快要毕业了,想把这种甜甜的滋味永远留在脑海里,当成甜蜜的回忆.无论是低年级或高年级的小朋友都喜爱吃饼乾,那种咬起来"喀喀喀"的声音,会让人觉得那饼乾更加好吃!

八、：创作流程：

蛋糕:

1.首先裁剪纸箱卷成筒状.

2.将圣诞节剩下的装饰彩带围在蛋糕上,并用透明胶带固定彩带.

3.并将纸箱卷成小筒状塞入大蛋糕内,并在上面装饰.

4.置於木板上,并在木板上摆上各类装饰.

饼乾:

1.将纸箱撕成一片片并重叠,使其成为立体状.

2.在最上面那张涂上各种饼乾的样式.

九、作品赏析：

意涵范文篇8

关键词：老年消费行为；感知年龄；实足年龄；比较研究

一、引言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实足年龄(chronologricalage)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它是一种易于测量的，客观而普遍的属性。尽管实足年龄对消费者行为具有重大影响，但将其应用于与年龄相关的研究时，它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变量。按照Schiffman&Sherman的说法，“年龄更多的揭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不是身体状态(如实足年龄等)。”有研究显示，人们常常会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年龄，而不是那个基于生物钟时点的实足年龄。人们常常感觉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或老，这种自我感知的年龄(而不是实足年龄)似乎会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因此，如果不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意涵的话，实足年龄将毫无意义。由此催生了寻求广义的年龄概念的建议，其他与年龄相关的概念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实足年龄自身的缺陷，迫使Barak&Schiffman提出了一个非实足年龄的测量方法：感知年龄(cognitiveage)。

本研究借助西方成熟的测量量表对中国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内涵特征进行了跨文化的本土化检验，继而基于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创新产品采纳兴趣的相关性分析，提出了针对老年消费市场的营销启示与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抽样设计及实施尽管对老年消费者尚没有标准的年龄界定，但55岁通常被作为“门槛年龄”使用。为实现与西方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研究流行范式的有效衔接，以便进行跨文化研究，本次调查将研究对象界定为55岁以上(包括55岁)的老年人。调查采用自填式留置问卷，通过广州市东山区综合执法局发文的形式，我们委托该区所辖白云街、东湖街和珠光街三个街道社区的居委会，将正式调查问卷分发至有老年人的居民家庭，由满足研究对象界定的老年家庭成员自主填答后交回给居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二)变量的测量本研究核心概念所采用的测量题项改编自西方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其中，感知年龄的测量题项直接引自Barak&Schiffman“年龄段量表(AgeDecadeScale)”的4个维度，即：(1)感觉年龄(feel-age)，指个体自我感觉的年龄；(2)视觉年龄(look-age)，指个体认为自己外表所展现的年龄；(3)行为年龄(do-age)，指个体基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而得到的自我年龄感知；(4)兴趣年龄(interest-age)，指个体基于自己的兴趣而得到的自我年龄感知。具体操作时，要求被试针对每一个感知年龄维度，选择出他们感觉与自己的年龄感知最相符的年龄段(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等等)。具体计算时，以年龄段的中点作为该年龄维度的数值，即如果被试作出的“行为年龄”维度选择为“40多岁”年龄段，则在该“行为年龄”维度上的赋值为45岁；以4个感知年龄维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感知年龄，该算术平均值越大意味着感知年龄越大。

为了系统研究感知年龄对老年人消费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本调查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还引入了12种创新产品或服务，以验证感知年龄与创新产品或服务的采用兴趣之间的关系。问卷中设计了12个有关创新产品或服务采用兴趣的李克特5点制题项，其中1代表“非常不感兴趣”，5代表“非常感兴趣”。

(三样本特征。本研究共采集到有效样本232个。其中，男性129人(56.3％)，女性100人(43.7％)；城镇户口181人(79.4％)，非城镇户口47人(20.6％)；实足年龄分布为：55～64岁(509％)，65～74岁(345％)，75岁以上(14.7％)；已婚者占83％，丧偶／离异／未婚者占17％；初中文化程度以下者占49.1％，大专或同等学历以上者占28.4％；退休，离休／从未工作的占74.8％，其次为在职(10.4％)，退休后无偿兼职(8.2％)，退休后有偿兼职(6.5％)；在家庭月收入方面，近似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倒u型”分布，即月收入3000～4999元(26.0％)，2000～2999元(25.5％)，1000～1999元(20.8％)的老年人家庭居多。家庭结构上，生活在“扩大式家庭结构”中的被试占74.8％，这与官方公布的数据大致吻合，其中，“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子女已生育”的占37.8％，同时不乏“四代同堂(13.0％)”现象；与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核心式家庭结构”仅占7.8％；此外，“夫妻共同生活，身边无子女”和“单身独居”的分别占12.6％、4.8％。

三、分析与发现

(一)变量信度和效度检验。分别采用SPSS11.O和LISREL8.70对感知年龄变量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为0.8559，同时，题项一总相关度(Item-TotalCorrelation)均超过0.5的门槛值，且删除后Cronbach值不会增加，表明计量尺度有较高的可靠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感知年龄概念的复合信度c系数为0.852，4个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介于0.77～0.82之间，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0.649>0.5。检验显示，4个维度的感知年龄概念测量具有满意的信度与效度，将其用于中国老年消费者的感知年龄测量是可靠而有效的。即我们可以从感觉、视觉、兴趣和行为4个侧面，对中国老年消费者的感知年龄进行测量与评价。

(二)感知年龄维度属性分析。进一步对感知年龄各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老年人自我感知的年龄与他们实足年龄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西方研究所报告的那样显著，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中西方老年人的感知年龄维度上得到了集中反映。西方学者的研究报告显示，60～75％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超过5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轻16～17岁。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均值之间4岁的差异，与西方普遍报道的10～15岁差异的论断相去甚远。与此同时，西方研究早已证实，视觉年龄较其它3个感知年龄维度更趋近于实足年龄。本研究则发现，从各个维度上来看，中国老年人的感觉年龄、视觉年龄与其实足年龄的均值几无二致，而兴趣年龄、行为年龄与实足年龄较大的反差则具有令人振奋的意涵，因为这种差异的显著性为进行基于感知年龄的中国老年消费行为研究提供了依据。

数据同时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感知年龄维度在年龄段分布上具有差异性。总体而言，感觉年龄维度与视觉年龄维度的年龄段分布趋势较接近于实足年龄，它们在核心区段(50～70岁年龄段)上的分布比例大致接近，而其平均值更是近乎相当(AFA=63.6岁，ALA=63.2岁，ACA＝64.6岁)。Baraketal.对中国、印度、韩国、尼日利亚4个亚非国家所做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尽管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与个体差异，但感知年轻可以说是一种基本天性和普遍趋势，因此，我们排除了有相当比例老年人在这两个维度上感知年老的现象，并据以推测，大多数被试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感知较接近于他们的实足年龄。

与之相比，兴趣年龄维度与行为年龄维度的低龄化感知趋势最为显著，其在60岁以下各年龄段上的人数百分比都最大，并且兴趣年龄和行为年龄在60岁以下的人数百分比合计分别占到了66.5％和67.8％，同时却具有相对较小的平均值(AIA=56.5岁，AUA=57.1岁)。我们有理由相信，自我感知兴趣年轻与行为年轻在老年人群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这种感知年龄维度与实足年龄的显著反差显然具有极大的营销应用价值。

(三)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性。西方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婚姻状况正相关，与其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负相关，与就业状况的相关性不显著。本研究针对中国老年人的调查基本支持了上述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差异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的影响仅限于视觉年龄维度，老年女性更看重自己外表所展现的自我投射，这从她们更注重穿着打扮上可以得到直观的印证；就行为年龄而言，中国老年人的教育程度与此感知年龄维度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应该引起老年市场营销者的警觉。本研究同时发现，城乡户籍、家庭结构等具有本土特色的人口统计变量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的影响不显著。

(四)感知年龄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有证据显示，感知年龄比实足年龄更适合用于预测行为。从表3可以发现，在预测老年消费者对创新性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态度上，感知年龄及其维度比实足年龄变量更加有效、可靠。研究同时揭示，感知年龄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与产品或服务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这些属性特征包括老年人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度(如家政服务、人身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产品或服务的普及率(如有线电视、无绳电话、银行信用卡)，接受度(如上网购物、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以及诸如“怀旧”等特定的消费者价值观(如“革命圣地”旅游项目)。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感知年龄概念在描述老年人的年龄变量特征上，比单维的实足年龄更加丰富而具有内涵。同时，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上述内涵特征，为我们洞察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指示器。

四、研究结论与营销启示

西方研究发现，感知年龄测量的信度在0.85～0.88之间。本研究证实，将基于感觉、视觉、兴趣、行为4个维度的感知年龄测量运用于中国老年消费者是可靠而有效的。但是，年龄对于东西方老年消费者来说，具有迥然不同的内涵。例如，Underhill&Cadwell的研究就发现，超过5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年轻16～17岁。而本研究则显示，尽管感知年轻是一种天性和普遍的现象，但平均来看，中国老年消费者在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上的差异仅有4岁，并且，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兴趣年龄维度与行为年龄维度的贡献。而在感觉年龄维度与视觉年龄维度上，中国老年消费者对于它们与实足年龄之间的感知背离并不敏锐。这似乎表明，东西方老年消费者在年龄维度的感知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感知年龄毫无疑问的反映了某种文化意涵与社会规范意涵。

老年人对于生活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千差万别，这种差别有赖于不同社会所给予老年人的尊重与威望程度。在东方传统文化(如中国文化)中，年龄也是一笔资产，而并非一定代表着人生的负债，增龄往往意味着智慧的储积与地位的阶升。

意涵范文篇9

“人权”（humanrights）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未发展出“人权”的概念，连“权利”的概念都付诸阙如，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人权”与“权利”这两个词汇都是中国人在近代与西方接触后，透过翻译而引进的。过去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以义务为本位，西方文化则以权利为本位；这种说法似乎为一般人、甚至不少学者所接受。但是这种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它把问题过分简化了。这种说法之不当，可由以下的事实看出来：直到中世纪结束，在西方的主要语言中并未出现明确地表示现代“权利”概念的字眼。梁漱溟也曾强调中西文化之对比：“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却活跃着权利观念了。”但是他同时指出：西方文化的这种特色是近代的产物，其形成是由于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反动。

“权利”的概念尚且如此，“人权”的概念就出现得更晚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大致同意：“人权”的概念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有关“人权”的第一份正式文献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份《宣言》不但正式采用了“人权”这个字眼，而且也对“人权”概念作了全面而有系统的阐述，对“人权”概念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严重违反人权的暴行，“人权”概念进一步被提升到国际政治的层面，成为普遍的要求。在《联合国宪章》里，人权成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宪章》的前言便强调“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其第一条规定联合国之宗旨，而在第三款要求各会员国“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但是《联合国宪章》对人权的内容并未作具体的规定，这方面的规定见于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宣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东西冷战刚开始的历史背景下拟定的，故仍不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痕迹。不过，大体而言，这份《宣言》不但大大地扩展了以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为代表的十八世纪人权观，也试图将世界各大宗教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融合于其中。事实上，当时中华民国代表张彭春也叁与了此一《宣言》的草拟过程，并且将儒家的价值观融入其中。例如，《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conscience）一词便是基于张彭春的建议，为了反映儒家的价值观而加入。因此，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与学者批评《世界人权宣言》，认为它仅代表西方的价值观，恐非持平之论。

随后，联合国以公约与宣言的形式进一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这三种公约和宣言基本上反映了“三代人权”之说。此说最初由法国法学家瓦萨克（KarelVasak）所提出，以后广为学者所采用。瓦萨克将“人权”概念的发展区分为三代：第一代人权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则涉及所谓的“连属权”（solidarityright）。他将这三代“人权”概念分别对应于法国大革命时所提出来的“自由”、“平等”、“手足之情”（通常不恰当地译为“博爱”）三个口号。大体而言，第一代人权着重于在形式上（法律上）保障个人自由，反映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第二代人权着重于在实质上为个人自由之实现提供基本的社会与经济条件，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开始勃兴的社会主义思想；第三代人权则着重于集体人权，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全球资源重新分配的要求，它包括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以及对资源共享、健康、生态平衡、灾害救济等的权利。因此，也有学者将这三代的人权分别称为“第一世界的人权”、“第二世界的人权”与“第三世界的人权”。经过这三代的发展，“人权”概念的内涵可说包罗万象，远非十八世纪西方的人权论者所能想像。

二“人权”概念之普遍性与特殊性

“三代人权”之说固然完整地说明了“人权”概念的内涵，但也留下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三代人权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仅是理论的问题，也是现实政治的问题。就理论而言，诚如美国学者威斯顿（BurnsH.Weston）所指出，这三代人权的理论基础分别为自由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整体性社群的哲学。然则，建立在不同哲学基础上的这三代“人权”概念势必无法避免理论上的矛盾（至少在优先次序方面）。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这种矛盾更为明显。在冷战时期，共产国家常以第二代人权来对抗第一代人权，强调后者仅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强调第三代人权，一方面要求打破西方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垄断，另一方面应付西方国家对他们违反人权的指摘。1968年联合国在德黑兰举行第一届“国际人权会议”，与会代表于会后发表了《德黑兰宣言》，其中第九条呼国际社会注意殖民主义的问题，第十二条更特别强调：“经济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悬殊，驯至妨碍国际社会人权的实现。”这可说是第三世界人权观的第一次集体表达。在此精神之下，联合国日后通过了一连串的宣言与决议，除了上文提到的《发展权宣言》之外，还有《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关于发展权的决议》（1979年）、《人类享有和平权利宣言》（1984年）等。

八十年代以后，李光耀、马哈地等亚洲政治领袖提出“亚洲价值”论，质疑西方国家所提倡的人权与民主之普遍意义。中共也不时引用特殊国情论与中国价值观（尤其是儒家价值观），来回应西方国家对其人权现况的批评。1993年6月，联合国于维也纳再度举行“世界人权会议”。事前，亚洲政府代表先于同年3月底至4月初于曼谷举行亚洲地区筹备会议，会后发表了《曼谷宣言》，强烈表达了第三世界的人权观点。此一《宣言》第七条虽然强调“所有人权的普遍性、客观性和不可选择性，必须避免在实施人权时采取双重标准，避免其政治化，并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人权”，但在第八条又接着说：“尽管人权具有普遍性，但应铭记各国和各区域的情况各有特点，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应根据国际准则不断重订的过程来看待人权。”第十八条则说：“鉴于南北之间与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实施发展权利的主要障碍存在于国际宏观经济层次。”第四条更强调：“不赞成任何人利用人权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条件。”第五条则呼吁各国“不利用人权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由以上所引述的条文看来，此一《宣言》的内容不无矛盾之处，因为以历史、文化、宗教背景和经济发展为由，将“人权”的概念相对化，无异于减杀、甚至否定人权的“普遍性、客观性和不可选择性”。

《曼谷宣言》的相对主义倾向招致了西方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的抨击，所以其后在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便反映出较为平衡的观点，试图兼顾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的多元性。其第二部分第三段说：

“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平等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徵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第五段接着说：

“民主、发展和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民主的基础是人民自由表达决定自己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意愿及充分叁与生活的一切方面。在上述条件下，在部级和国际级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应当是普遍性的，并且在执行过程中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国际社会应当支持在全世界加强和促进民主、发展和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

由此可以看出：《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基调是在坚持人权的普遍性之前提下设法兼顾各国在文化背景与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歧异。因此，《曼谷宣言》与《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在基调上的不同反映出有关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不同观点，或者说，前两代“人权”概念与第三代“人权”概念间的分歧。

相对于前两代“人权”概念，第三代“人权”概念特别强调三点：第一、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权”概念的内涵可能有所差异；第二、在不同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下，“人权”概念的重点应有所不同；第三、人权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群体。就第一点而言，持论者往往诉诸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relativism），并且否定西方“人权”概念的普遍意义。就第二点而言，持论者虽未必质疑“人权”概念的普遍性，但会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政策在目标优先性的考虑上不同于第一及第二世界，例如，强调经济发展的优先性。第三点则牵涉到两个相关、但可分别处理的问题：是否有“集体权利”（collectiverights）？是否有“集体人权”（collectivehumanrights）？对于这两个问题，第三代人权的提倡者均持肯定的看法，因此与着眼于个人权利的前两代人权有所擀格。

从表面看来，第三代人权不但在实质目标上扩大了“人权”概念的内涵，也将人权的主体由个人扩及群体，对于人权的保障理当更为有效。但事实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前两代“人权”概念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第一代人权着眼于在形式上保障个人自由，使之免于受到他人、尤其是政府的侵犯；第二代人权则着眼于在实质上为个人自由之实现提供基本条件，使个人的自我实现有平等的基础。这两代“人权”概念均有明确的内涵，可以用“权利清单”（billofrights）加以列举。在这个意义下，人权意谓个人自由受到保障的最低标准；个人或政府只要逾越了这个标准，便是违背人权。因此，政府是否违背人权，很容易认定，而不易掩饰。然而，第三代“人权”概念所涉及的不仅是个人的自由，更涉及群体的利益。这便超出了最低标准的范围，使得“人权”概念的内涵变得极端复杂而不易确定。即使世界各国能透过协商，对这种人权的基本内涵取得共识，但对于不同内涵之间的优先次序，仍可能因文化背景与政经条件之不同而有争议。这不但模糊了人权规范的明确性，也会削弱、甚至危害已得到普遍承认的前两代人权之效力。无怪乎有些西方学者对第三代人权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举个现成的例子来说：中国大陆的一胎化政策迭受西方政府与人权团体的指摘，因为从公民权利的观点来看，此一政策不但限制了中国大陆人民生育子女的自由，其严厉的执行手段也经常违背人权。然而，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毫无限制的人口膨胀势必会抵销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导致粮食不足、大量失业等灾祸。这明显地反映出第一代人权与第三代人权在优先次序上的冲突。

关于“人权”概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迄今仍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此问题，笔者的基本看法如下：如果我们将“人权”概念局限于第一代及第二代，则由于它仅表示最低限度的标准，其普遍性的诉求较易取得共识。任何牵涉到实质目标的概念，均很难得到普遍的同意，故“人权”概念应具有一种形式性格。因此，如果我们要坚持人权的普遍意义，就不宜将第三代人权纳入“人权”概念之中。但这不表示：我们不要重视三代“人权”概念所揭橥的目标。但是各国在追求这些目标时，必须以前两代“人权”概念所提供的准则为不可逾越的底线；超出了这个底线，便不属于“人权”概念的范围了。

三儒家传统中“人权”概念之思想资源

在概述了现代“人权”概念的内涵之后，现在我们要进一部探讨儒家传统与人权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将集中于儒家传统与前两代人权的关系上，这不仅是由于第三代“人权”概念所受到的质疑，也是由于在其复杂的内涵中，我们实不难发现与儒家传统相合之处，譬如儒家对群体福祉的重视。不过，本文的目的亦非要证明：在儒家传统中已包含现代“人权”概念的基本内涵。因为纵使我们承认“人权”概念基本上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传统文化亦未能涵盖“人权”概念的基本内涵，遑论其他的文化传统？本文的目的只是要证明：在儒家传统中包含若干思想资源，它们可以与现代“人权”概念相接榫，并且在儒家文化的脉络中为它提出另一种证成（justification）。如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承认人权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不同文化的角度去诠释这种普遍意义；换言之，我们可以兼顾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的多元性。我们固然不必唯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亦不宜藉“古已有之”论来自我安慰，更不当以国情论为藉口，拒绝现代文明的人权规范。

我们的讨论可以从《世界人权宣言》的理论预设开始，因为此一《宣言》包含了前两代“人权”概念的共同基础。美国学者帕尼卡（R.Panikkar）曾归纳出此一《宣言》的三项哲学预设：（1）普遍人性；（2）个人之尊严；（3）民主的社会秩序。在这三项预设当中，前两项预设无疑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孟子思想）中发现有利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两项预设开始进行讨论。

（1）性善论

帕尼卡在讨论《世界人权宣言》的“普遍人性”预设时，进一步指出其中的三点意涵：

1）人性必定是可认知的；

2）人性可藉一种平等而普遍的认知机能去认识，此一机能通常称为“理性”；

3）人性基本上有别于实在界的其他部分。

第二点意涵说得不够准确，因为如上文所述，《宣言》第一条肯定人皆“赋有理性和良心”，“良心”也属于“平等而普遍的认知机能”。将这点加以修正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孟子的人性论基本上都肯定这三点。

孟子就“超越之性”言“性善”，并且承认人性可以凭藉“心”去认知，所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第一章）他所理解的“心”是道德心，其机能是“思”，所以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第十五章）但孟子的“心”（亦称为“本心”）同时也是“良知”、“良能”，故它涵盖《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所说的“理性和良心”两者。这或许是张彭春要求将“良心”一词加入其中的理由。

再就第三点意涵而言，众所周知，孟子有人禽之辨。《孟子·离娄下》第十九章载孟子之言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里所说的“几希”是就人的道德心性而言。其实，孟子的性善论便是建立在对这个“几希”的肯定之上。基本上，整个儒家传统均承认人在宇宙中有特殊的地位，如《易经系辞下》第九章以人道与天道、地道并列为“三才”，又如《中庸》第二十二章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叁矣。”但是儒家承认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并非代表一种当代环保哲学所诟病的“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因为儒家传统，大概除了荀子之外，都承认人与天之间的联系性，也就是将人视为整个存有连续体中的一部分，而非将人与其他存有者的关系视为对立的。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独特思考模式，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的说法也属于此一思考模式。在这一点上，儒家的观点与作为西方“人权”概念之基础的启蒙思想是有距离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儒家关于“存有连续性”的观点反而更能支持第三代“人权”概念所强调的“环境权”。

（2）人格尊严

《世界人权宣言·弁言》开宗明义便说：“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第一条又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1949年公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一条便揭示：“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义务尊重并保护它。因此，德国人民承认不可侵害与不可让渡的人权是每一人类社群、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其他欧洲国家的宪法中载有关于“人的尊严”之条文者亦不乏其例，如1974年的瑞典宪法、1975年的希腊宪法、1976年的葡萄牙宪法、1978年的西班牙宪法、1982年的土耳其宪法。可见“人的尊严”的确是现代“人权”概念的基本预设。

帕尼卡在讨论“个人之尊严”这项预设时，特别强调“个人”（individual）一词，并进一步指出其中的三点意涵：

1）个人不仅有别于社会，而且与社会区隔开来；

2）人类的“自律”（autonomy）对比于（vis-a-vis），甚至往往对立于（versus）宇宙；

3）此项预设可上溯至“人是神的肖像（imagodei）”之信念，且可呼应“人是小宇宙（microcosmos）”之理念，而它也相对独立于形上学与神学的表述方式。

帕尼卡甚至引用康德的“目的自身”（endinhimself;Zweckansichselbst）概念来说明个人之尊严。其实，康德并未直接使用“目的自身”的概念来指称个人，而是指称“人格”（Person），即人的道德主体；而“尊严”（Wurde）则是相对于“价格”（Preis）而言，意谓超越一切价格的绝对价值。在康德，“人格之尊严”是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kderSitten）之命题，故其意涵不完全相当于帕尼卡所理解的“个人之尊严”。

就康德的意义而言，儒家的确肯定“人格之尊严”，但却是在其固有的思想与文化脉络中去肯定。以上述的三点意涵来说，儒家不会接受第一点，但会以自己的方式接受第二、三点。就第一点而言，诚如不少学者早已指出的，儒家从未主张近代西方意义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但这决非意谓儒家主张“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固然必须善尽其社会角色，服务人群，所以孔子面对长沮、桀溺的嘲讽，自明其志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篇》第六章）但是反过来说，这种理想人格也不是一个仅具群性而欠缺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人。故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篇》第二十六章）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第二章）质言之，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能在群性与个性之间维持平衡的人。所以，笔者赞成美国学者狄百瑞（Wm.TheodoredeBary）将儒家的这种观点称为“人格主义”（personalism），以别于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

但是这里可能出现一个疑问：西方近代“人权”概念之形成与个人主义之出现有思想史的关联，欠缺个人主义的儒家传统如何可能与现代的“人权”概念相接榫呢？对于这种质疑，笔者的回答包含两点：第一、“人权”概念与个人主义之思想史关联主要发生于第一代的“人权”概念；当“人权”概念进一步扩展时，此种关联便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第二、思想史的关联不等于本质的关联。当代西方“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对传统自由主义的“自我”观之批判等于否定了个人主义或者泰勒（CharlesTaylor）所谓的“原子论”(atomism)与民主政治（当然包括人权的价值）之本质关联。因此，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脉络下，儒家的“人格主义”未尝不可与现代的“人权”概念相接榫。

其次，就第二点而言，“自律”（autonomy）的概念也可溯源到康德。在康德的伦理学中，“自律”意谓道德主体（意志）之自我立法，即道德主体是其所遵循的道德法则之制定者。其实，正因道德主体是道德发则之制定者，它才具有人格而有尊严。所以，“自律”的概念包含对人格尊严的肯定。笔者曾撰写一系列的论文，详细讨论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思想中所包含的“自律”概念。《孟子·告子上》第六章载孟子之言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又《尽心上》第二十一章载其言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即是道德法则，故这两段文字即涵有“道德主体自我立法”之义。但孟子最明确地表示“道德自律”之义者，莫过于其“仁义内在”之说。《孟子·告子上》第四、五章记载孟子与告子、公都子与孟季子辩论“义内抑或义外？”的问题，孟子与公都子持义内说，告子与孟季子则持义外说。过去的注疏鲜能恰当地表达这两段文字的基本意涵，但经牟宗三先生的详细疏解之后，其义始豁然而明。简言之，告子与孟季子的“义外”说是一种道德实在论的观点，亦即将道德的判准置于客观的外在世界。这正如康德所说，意志（道德主体）“越出自己之外，在其任何一个对象底特性中……〔寻求决定它的法则”，这便是“他律”。反之，孟子与公都子的“仁义内在”说显然便代表“道德自律”的观点。

至于“人格尊严”的概念，也明显地包含于孟子的“天爵”说之中。《孟子·告子上》第十六章载孟子之言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也，终亦必亡而已矣。”简言之，“人爵”是政治上的地位，“天爵”则是人透过道德实践为自己取得的价值。下一章接着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一般人所看重的是“人爵”，其价值取决于此一地位之授与者，故非“良贵”。“天爵”所代表的才是“良贵”，因为它并非取决于人。牟宗三先生认为：“贵于己是良贵，这就是天爵。人爵是贵于人，非良贵。良贵即是康德所说的尊严，是一内在而固有的绝对价值，超乎一切相对价格之上者，亦无与之等价者。”所言甚是。

因此，就帕尼卡所归纳出的第二点意涵而言，孟子的确肯定康德意义的“道德自律”，但是这种肯定并非建立在人与宇宙对立之前提上，而毋宁预设了存有的连续性。至于帕尼卡在第三点意涵中所提到的“人是神的肖像”与“人是小宇宙”的理念，前者是耶教传统的神学预设，后者出自希腊、罗马传统，是斯多亚学派的形上学预设。在儒家传统中，可与这两者相提并论的或许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人性既然出自天命，则人的尊严也就不言而喻了。可见人的尊严的确可以从不同的文化或宗教传统得到证成。

（3）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也是孟子的基本义理之一，而《孟子·梁惠王篇》首章便橥义利之辨：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这段文字在过去虽不断为人所引用，但其意涵却也不时为人所误解。为了澄清这些误解，笔者曾撰写《从康德的“幸福”概念论儒家的义利之辨》一文。就本文的目的而言，笔者仅将“义利之辨”的基本意涵简述如下：

一、“义”与“利”是两种不同质且不可相互化约的价值，而此处所言的“利”无分于公利与私利。

二、义利之辨主张“义”对于“利”之优先性（先义后利），而在肯定“义”的前提下，容许、甚至往往要求对于“利”的追求。

三、义利之辨所预设的伦理学观点属于当代英、美伦理学家所谓的“义务论伦理学”（deontologicalethics），而非“目的论伦理学”（teleologicalethics）。

为便于以下的讨论，第三点需要略作说明。所谓“目的论伦理学”是坚持：道德义务或道德价值之最后判准在于其所产生的非道德价值（非道德意义的“善”）。换言之，这类伦理学将道德意义的“善”化约为非道德意义的“善”，如快乐、幸福、利益等。“义务论伦理学”则坚持“善”之异质性（heterogeneity），反对将道德意义的“善”化约为非道德意义的“善”。质言之，一个行为或行为规则之所以具有道德意义，其最后判准并不在于其所产生的非道德价值，而在于其自身的特性。在目的论伦理学当中，如果以最大的可能的普遍之“善”作为道德价值之最后判准，亦即以“功利原则”（principleofutility）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便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然而，义务论伦理学不必然排斥非道德意义的“善”，而只是反对以之为道德价值之唯一的或最后的判准，故仍可能接受功利原则作为次级或衍生的道德原则。

因此，从现代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义利之辨，其意涵并不难理解。然而，历来误解其旨者实不乏其人。譬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引述了上文所引《孟子·梁惠王上》首章论义利之辨的文字之后，继续写道：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周纪二》显王三十三年）

其实，子思的观点有异于孟子的观点，因为子思并未正视“义”与“利”之异质性。尽管孟子也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看来类乎子思所说：“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但问题是：就现实经验而言，义、利之间未必始终一致；一旦两者之间有所冲突时，我们应当如何抉择呢？子思似乎未考虑到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在理论上假定义、利之间必然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他无论将义化约为利，还是将利化约为义，最后均会归结于“仁义功利一元论”。反之，孟子则视义、利为异质的，强调“先义后利”。因此，子思与孟子的观点显然不同，而司马光竟然说：“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可见司马光并未真正理解孟子的义利之辨。

相较于司马光，作家柏杨倒是看出了子思与孟子在观点上的歧异。柏杨在他的白话本《资治通鉴》中针对这段记载提出他自己的看法：

司马光先生认为孔汲先生的说法跟孟轲先生的说法，是一样的，我们不以为然。孔汲认为最高的利益，就是最高的仁义，二者浑然一体。元首追求国家的利益，他就是一个仁义的君王，追求国家的利益如果不是仁义的君王，难道是残暴的君王？孟轲大刀一挥，劈成两半，一半是“利益”，一半是“仁义”，使二者互相排斥，尖锐对立。什么叫“仁义”？又什么叫“利益”？修桥造路是仁义还是利益？发展商业是仁义还是利益？从孟轲跟孔汲的对话上，可看出孟轲并没有被说服，反而一直坚持。孔汲虽然是老师，却没有学生吃香，孟轲先生的思想即强调“义利之辨”，以及大刀一挥的二分法思考模式，影响中国知识份子千有余年。

柏杨将子思的观点理解为“最高的利益，就是最高的仁义，二者浑然一体”，并且指出它不同于孟子的观点，诚然不错。然而，他说孟子使仁义与利益“互相排斥，尖锐对立”，却是严重的误解。因为在肯定“义”的前提下，孟子并未反对人民对于“利”的追求；他甚至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视为王道的起点，所以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第三章）

不过，更令人遗憾的是：长期推动人权运动的柏杨显然不接受孟子的义利之辨，而且不知义利之辨是人格尊严的理论预设，因而可以为人权提供保障。义利之辨与人格尊严的理论关联可以从《孟子·告子上》第十章所载孟子的一段名言清楚地看出来：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鱼与熊掌之喻所要表达的，正是义与利之间的抉择。因为就个人而言，趋生避死是最大的“利”，一般人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如果竟然“所欲有甚于生者”，而令人放弃求生，“所恶有甚于死者”，而令人甘心就死，此中所涉及的显然超出了利害的范围，这便是“义”。孟子在此举乞人与行道之人为例，说明人可能为了维持其人格之尊严，宁愿不食而死，可见人格尊严之维护亦属于“义”的范围。否定了义利之辨，则人格之尊严与现实的利害便可按照同一尺度去衡量，尊严也就不成其为尊严了。因为诚如康德所指出，尊严具有绝对的价值，无法为等价的东西所取代。

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JohnRawls）在其名著《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中将其“正义”理论界定为一种“正义即公平”（justiceasfairness）的理论。他指出：这种理论无法建立在任何目的论理论（包括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而只能是一种义务论理论。他强调“‘正当’对于‘善’的优先性”（thepriorityoftherightoverthegood），与孟子主张“先义后利”，同样显示出义务论理论的特点。他特别将他自己的“正义”理论与功利主义相比较，以凸显后者之不足。他有一段文字与本文的主题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不妨引述于下：

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被认为具有一种不可侵犯性，其基础在于正义，或者如有些人所说的，在于自然权利，而这甚至无法为其他每个人的福祉所否决。正义否认：某些人之丧失自由可因其他人之享有更大的“善”而成为正当。将不同的人彷佛看成一个人，去衡量他们的得失，这种推理不成立。因此，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基本自由被视为当然，而正义所保障的权利不接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计算。

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不免使人想起孟子所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第二章）儒家义利之辨与现代“人权”思想之衔接点，在此得到了最好的说明。

（4）民本思想

儒家的民本思想，起源甚早。“民本”一词虽出自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句，但《尚书·皋陶谟》早已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之句。然而，完整表达民本思想者，始于孟子。众所周知，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他也肯定汤放桀、武王伐纣，认为这不算是“弑君”，而是“诛一夫”（《梁惠王下》第八章）。关于儒家的民本思想，论者甚多。金耀基教授曾撰有《中国民本思想史》一书，根据相关的文献详述其渊源与发展，故本文不再重复。就本文的目的而言，笔者仅根据金教授的归纳，将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意涵列举如下：

一、人民是政治的主体；

二、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之同意；

三、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务；

四、“义利之辨”旨在抑制统治者的特殊利益，以保障人民的一般权利；

五、“王霸之辨”意涵：王者的一切作为均是为人民，而非以人民为手段，以遂行一己之目的；

六、君臣之际并非片面的绝对的服从关系，而是双边的相对的约定关系。

以上六点已大致勾勒出儒家民本思想的要旨。然而，诚如不少前辈学者所指出，民本思想尚非现代意义的民主思想，因为前者仅包含“民有”（ofthepeople）与“民享”（forthepeople），而未及于“民治”（bythepeople）。这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换言之，在民本思想之中，人民尚未具有公民的身分而享有政治权利。因此，第一代“人权”概念所包含的各种权利在民本思想中尚付诸阙如。但就第二代“人权”概念而言，儒家民本思想所能提供的资源就丰富多了。如上所述，儒家以保民、养民为人君最重要的义务。故无论是孔子的“先富后教”，还是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其目的都在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作为文化创造与道德教化的基础。就此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第二代“人权”概念便不难衔接起来。

四结论“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意涵范文篇10

“脏乱差”小村庄变“动漫小镇”，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吴林东居的“动漫墙”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追捧。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联合《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标志着特色小镇的建设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此后，全国多地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扶持特色小镇发展。针对动漫产业，国家也出台多项优惠政策进一步策励动漫产业提升质量效益，优化文化产业布局。上层建筑的铺垫和布局，为动漫创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相关政策的助推之下，我国目前已经取得部分试点性质的动漫小镇建设成效。如，2020年宁波杭州湾祥源集团重点打造了一个以“祥源”文化为载体、依托祥源旗下翔通动漫产业、集动漫创作、文创产品研发等多位一体的特色小镇；无锡至圣实景动漫游戏特色小镇同样别具一格，其将与孔子相关的动漫元素融入小镇特色，使游客在领略小镇风光的同时又能加深对儒家文化的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动漫创作应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善的问题。一是动漫IP开发不充分。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产业扶持下，我国不乏一些优秀动漫作品的产出。然而，特色小镇的建设方虽意识到动漫产业对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缺少成功先例，先行经验不足，导致在实践中动漫IP不能充分为特色小镇赋能。二是动漫作品与小镇文化内涵融合不彻底。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之下，众多企业纷纷涌入动漫特色小镇建设领域，其中不乏一些规模较小且仅为获取优惠补贴而不具备相关资质的企业，致使动漫作品与小镇自身的内涵结合生硬，缺乏吸引力。

如何推动动漫创作应用于特色小镇，需要在充分了解特色小镇文化根性的基础上，对动漫形象做更为深刻的诠释和更为立体的呈现，使动漫形象创作与特色小镇内涵深度融合，以下是两条较为可行的实践路径。一是把握动漫形象的符号意义，挖掘特色小镇的文化内涵。动漫形象作为拥有丰富意涵的象征符号，它承载的不仅有其形象本身的精神内核，而且还有受众的情感寄托与价值导向。不同的动漫形象有着独特的精神意涵，不同的小镇也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二者必须达成“双向奔赴”。在这方面，日本的箱根值得我国借鉴。箱根拥有温泉之乡的美名，又是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第三新东京市的原型地。箱根将动漫元素与当地特色进行了谐美结合，获得了各方游客的喜爱和青睐。国内也有较好的做法及经验，如杭州市河桥古镇中的《狐妖小红娘》景区将古雅朴实的徽派建筑、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与动漫《狐妖小红娘》相结合，给众游客带来了全新的古镇体验。我国的动漫作品如《大鱼海棠》《秦时明月》《哪吒之魔童降世》等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如果能对这些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进行深度开发，再结合小镇当地的乡风民俗，有望承继更具持久生命力与强劲吸引力的特色小镇。二是创新特色小镇类型，打造“动漫+”型特色小镇。特色小镇的类型众多，大可不必拘泥于动漫小镇这一隅，以动漫形象为主基调，辅以其他元素如当地风俗、特色景点等，打造“动漫+”型特色小镇，也是动漫创作赋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颇具可行性的实现路径之一。

动漫特色小镇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驱动器，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动漫创作应用研究一直是备受瞩目。经四川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3月出版的《大众文化功能性研究：以动漫文化为案例》一书，正是一本基于动漫创作与特色小镇建设融合发展的学术专著。该书以动漫文本、动漫在整个文化场域中的关系结构、动漫引发的具体文化现象及事件等方面环环相扣的问题为出发点，结合众多案例，运用多种理论对动漫创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应用进行深入洞察和分析，希望读者能在对动漫文化存有真实认知的基础上把握关于大众文化的功能方向。阅读此书，读者不仅可以了解目前动漫产业的基本发展情况，对推进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动漫创作应用研究也将带来智慧启迪。

作者：刘洋 单位：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