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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00:04:17

议程范文篇1

第一部分：服务人员分工、职责

（一）、证婚人、主婚人；伴郎、伴娘；酒店总管、车队总管；司仪、摄像师、照相师。

一、证婚人、主婚人证婚人顾名思义是婚姻合法的证明人。以男方家族为中心，从礼仪的角度证婚人居客位，礼仪次序上一般在主婚人前面，过去通常由红娘担任。证婚人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婚姻合法、恭喜新婚"等。通常证婚人由新人聘请，大多是新人单位领导。

主婚人按传统礼俗是由新郎的父母担任，从礼仪的角度主婚人居主位，礼仪次序上一般在证婚人后面。现在父母大多不亲自主婚而是委托别人替自己主婚，所以主婚人的工作就是替父母主婚，他讲话的要点就是："感谢嘉宾，叮嘱新人，提些成家以后的要求"等，俗称致"新婚训词"。主婚人必须男方聘请。证婚人、主婚人婚礼时佩带身份红花，婚礼致辞不能长篇大论。必须准时到达酒店.

二、伴郎、伴娘必须未婚，人数对等，从身高上尽量不要比新人高太多。伴郎、伴娘在婚日当天都要衣装得体，时刻注意与新人形影不离，为新人提供他们最需要的贴身服务。伴娘如果穿婚纱就不要盘头、化浓妆；原创：伴郎注意西装革履。伴娘一般要为新娘带些简单的化妆品、私用品，随时为新娘补妆等；还要背一小包，为新人受存贺礼等物品。伴郎陪同新人给来宾敬酒。

三、酒店总管酒店总管对酒店的准备工作整体负责和监督，由他牵头，5--6名迎宾人员配合。

主要工作是：

1、往酒店搬运喜庆用品，包括三大类：

a、烟、酒、糖、瓜子、饮料。

b、''''喜''''字、双面胶、证婚、主婚的胸花、结婚证、喜联、议程、条幅、婚庆道具（比如：花廊、花环、婚誓宣言等）。

c、彩桶、气球、礼宾炮、鲜花瓣等婚礼用品；其桶、气球、礼宾炮、鲜花瓣要在采购的总量的基础上拿到酒店三分之二。带到酒店的气球彩桶等主要是婚礼使用，新娘下车时不要多踩多用。礼宾炮一般在室外按司仪要求的时间使用。

2、贴''''喜''''字、喜联、婚礼议程、布置婚礼现场背景道具、挂条幅、试音响、检查麦克风、婚礼进行曲等。

3、准备婚宴引导、指示标识、台签；重点按排娘家桌，安排专人迎宾等。迎宾时要礼貌得体并注意防止外来不相干的人员参与（换言之：提防喜贼浑水摸鱼）。

4、摆台、准备交杯酒与酒店衔接安排服务员摆台，瓜子、酒烟、饮料、喜糖；交杯酒选用高脚杯，倒可口可乐或红酒，托盘装载，下衬白口布撒红玫瑰花瓣。摆台时可视实际情况考虑是否在婚礼结束后再摆放饮料，以避免个别客人用饮料摇晃后喷射新人。

5、给车队封礼、拆花车的鲜花车队到了酒店不管客人下车与否按约定给礼车封喜礼；安排专人迅速拆花车的鲜花，花车引擎盖上的花团原样取下送到典礼舞台装饰，花车周边的花，光取花头并掰成鲜花瓣在婚礼中抛撒和做背景图案。

6、在星级酒店举行婚礼还要和酒店保安衔接不要让其他车紧贴酒店大门台阶处停放。因为花车一般不从正常的行车道进入酒店，多是选择酒店台阶下的广场停在酒店门前，这样视觉开阔利于制造宏大的现场效果。如果酒店门口有喷泉等要提示酒店打开。

7、代表主家和酒店商定其一：婚礼没有开始不要上凉菜。因为婚礼开始时要喷花、撒花容易污染菜肴；上好凉菜也不利于来宾集中注意观礼。

其二：凡是非约定的消费，酒店必须征的酒店总管或主家同意，避免非正常支出过多。

其三：与酒店印证婚宴酒席总数，确定开席总数,避免浪费。

其四：注意婚宴酒席要在正中留出新人出场过道和婚礼现场应有的空间。

其五：商定酒水放置地点、供应程序等，并有专人负责。

8、婚宴结束后提醒帮助主家收摊。安排服务人员就餐，检查是否有客人遗失物品，收拾剩余烟酒等，剩菜打包等。

四、车队总管

1、帮助新人按民俗要求因地制宜拟定行车路线，迎娶时间，并确定双方迎送人数安排足够的迎亲车辆。行车路线定下后最好能预先跑一遍，作到用时、交通管制、禁行等心中有数，然后划出正规的能一目了然的行车路线图并标明出发地、娘家、酒店、什么路段整理车队及车队总管、酒店总管、新郎等相关人员的联络方式等相关内容。迎娶时间以保证上午11点回到酒店为最好。依据这个标准考虑路程远近、交通状况拟定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娘家等。娘家从进门到出发要留最少40分钟的时间。整体时间设计还要有最少15分钟的预留量，应付堵车等突发事件。

2、车队总管要对花车以足够的重视，什么时候去扎，什么时候扎好都要心中有数。同时，胸花、手捧花、鲜花瓣也要一个不少的准时带回。花车最好在出发前半个小时回到出发地，因为新郎出发前还要用身份花、手捧花等。

3、婚日早晨按约定时间顺车队。摄像车在最前面，离花车最少60米就位；然后花车打头，其余依据礼车档次的高低考虑民俗的要求依次顺好，要求顺成笔直的一条线；给每台车发行车路线图并在礼车倒车镜上按民俗讲究系红布条、红花后者贴''''喜''''字。

4、车队到娘家后依据娘家地形考虑车队进入、摆放、调头等问题。车队出娘家还要考虑娘家街坊邻居拦喜，一般备喜糖喜烟(这里多为散烟散糖)应付。

5、车队到酒店后花车按约定位置停放（花车一般不走正常的车道），车队总管要提醒配合酒店总管给车队封喜礼、待新人下车后拆花车花等。

（二）、娶女客、压车童、灯光师、音响师、礼炮手、撒喜糖、撒鲜花、酒店迎宾、辅礼人员。

一、娶女客受男方父母委托参与迎娶，重点是迎接娘家人。到娘家后陪娘家人寒暄致意、互相道喜，出门时陪同引导娘家人上礼车，到酒店后陪同引导娘家人到指定的酒席就坐，避免大家都簇拥着新人娘家人没人照顾，要使女方客人至始至中感觉有专人照顾。

二、压车童一般男女双方人数对等，年龄以3--12岁为好，双方家长都要为对方压车童准备红包。灯光师在婚日全天要一直不离摄像师左右，按摄像师的要求配合灯光。

三、撒喜糖讲究撒的越晚越好，最好在娘家新娘上花车后，娘家人也上的差不多的时候撒；撒喜糖要注意防止围观群众哄抢提兜；撒喜糖时还要注意不要一次撒完要留一点以备有人拦喜时用。

四、礼炮手打礼炮时要仔细阅读礼宾炮的说明书，观察风向，一般顶风打。注意按司仪要求的时间、方位准时打响。

（三）、婚日当天服务人员、来宾的基本礼仪要求

一、整体听从司仪安排指挥，然后大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在约定的时间内把自己承诺的服务工作准时完成。严禁推委、扯皮。

二、众星捧月。注意随时随地簇拥新人，服务人员、来宾的站位最好在新人的后面，使其充分感受"一生中当回主角的幸福"。

三、注意不要挡镜头。摄象机与新人之间的直线距离大家不要遮挡或者来回过。

四、注意庆典的安全问题。彩桶是易燃品，使用时要避火源，点烟时要避开喷射的彩桶。

五、注意喜庆用品的均匀使用，不要扎堆用，最好是婚庆全天都有喜庆用品烘托气氛。

六、注意闹喜时给新娘以基本的尊重。喷射彩桶时不要往新娘脸上喷射。

七、注意服饰整洁，忌衣饰邋遢，穿违反吉利的服饰；闹喜忌讳恶作剧的方式。

第二部分：喜庆物品的采购准备

一、宏观包括新房、装修、家具、电器、生活必需品、洞房装饰、摆件等。

二、微观

1、烟、酒、糖、瓜子、饮料按需采购。其中酒要注意包括给车队司机的封礼，新人婚宴敬酒所需。喜糖、瓜子考虑婚礼过后给个别朋友亲戚的回礼。夏天还要准备啤酒。

2、摄像、胶卷、闪光灯电池非商业摄像服务的时候（朋友帮忙）要考虑录像带、录像灯等，视婚礼档次、规模按需采购。商业摄像服务所需的摄像器材摄像师自带。婚礼建议请口碑比较好的商业摄像师，最好有两台机器同时服务，这样即可以实现双机对拍，又避免了拍摄风险。胶卷一般需要8-16卷。一部照相机最少也要准备四卷，一般请两个照相师为好。

3、彩炮彩炮分为彩花（也叫喷花）、彩雪（飞雪）、彩条（彩带），选购时注意三种都要，以彩花、彩条为主，彩雪为辅(很多酒店禁用彩炮就是因为彩雪落在地毯上难以清扫)。还要注意盖子的颜色，一般盖子是什么颜色，喷出来的花就是什么颜色，所以要多选择红色并注意色彩搭配。彩雪注意一定不要买白盖的，最好是红盖。彩桶要注意选购正规厂家的产品，保证庆典质量。通常要检查彩桶包装上是否有厂名、厂址、电话，不要买三无产品。彩桶视婚礼档次、规模按需采购。一般需要16桶--60桶。以20桶为例：8桶彩花、8桶彩条、4桶彩雪这样的花色数量搭配为最好。

4、气球礼宾炮小气球500--1000个，大气球200个左右；小气球在婚日前一天晚上吹起来，不要提前吹，防止跑气。然后用红线扎成串，20个或40个一串。气球主要起替代鞭炮的作用。大气球用于装饰婚礼现场和小朋友拿着热闹。礼宾炮建议大小都要购买，大的在室外使用，小的在室内使用。要选购正规厂家生产的庆典礼炮，视婚礼的档次、规模和自身经济情况选购，一般4--12根即可。以购买8支为例：80--100cm的大礼炮买4支，30--40cm的小礼炮买四支。彩桶、礼宾炮等最好征求专业人士（如司仪）的意见再购买，以免买住假冒伪劣的产品，影响庆典效果。

5、礼服、新婚信物、新婚赠言、婚誓宣言新人礼服讲究里外全新，所以衬衣、内衣、鞋子、袜子、皮带、领带、领夹、饰物等都要考虑。新娘礼服最少两身，婚纱和敬酒服，也可以准备三身礼服。新郎礼服西装要注意在婚日前把商标拆下、口袋拆开等。新婚信物常见的是结婚戒指，也有彼此为对方准备一份有纪念意义的婚前保密的礼物婚礼上相赠，并让对方猜一猜。婚誓宣言彼此拟就或者是司仪提供。也可以彼此用对方的语气为对方拟就对方的婚誓宣言，婚前保密，婚礼请对方宣读，这种方法非常有趣。

6、胸花、手捧花、头花、腕花、鲜花瓣戴胸花的人有新郎、新娘；双方家长；证婚人、主婚人；伴郎、伴娘；司仪、贵宾等，相应准备。手捧花一束，由新郎见到新娘时献上。头花、腕花指新娘盘头、手腕所用的鲜花，一般由百合、洋兰等组成。鲜花瓣指红玫瑰花瓣，数量多多益善，在婚日当天娘家迎娶、大婚礼上抛撒。

7、留言本、请柬、红线、大小红包、喜字、喜联、议程、红布条、手提袋（司机封礼用）、装喜糖小塑料袋、双面胶、戴胸花的别针原创：

8、婚庆活动所需的各种烘托喜庆气氛的道具。比如：婚礼背景、音响、音乐光盘、花廊、彩虹门、红地毯、喜庆红烛、演艺伴宴、条幅、乐队、放飞气球鸽子等等。

第三部分：新人礼仪要求

一、大方得体，喜笑颜开。新郎新娘彼此准备一幅灿烂的笑容。即使个别人闹喜有些过分，新人也不能发脾气、不高兴。至始至终都要满面春风。

二、坦然的享受服务。婚前新人在司仪协调下把一切事情分配到人，婚日新郎要找到首长的气派，千万不要进入总管的状态；新娘找到公主的感觉，彼此坦然的享受服务。即使朋友们所做的服务工作与新人的要求有些距离也要随其自然，因为新人在婚日当天再去安排什么几乎于事无补。还影响新人的风度。

三、新人要注意在婚日当天，时刻行影相伴，行"挽臂扎"最好，保持肩并肩、膀靠膀和幸福的微笑。

四、在室内空间比较小的时候要注意给摄像师个"面子"，以方便他多拍新人正面镜头。

五、新娘要注意自我保护。在闺房要给新郎开门时、到酒店要下花车时、婚礼开始新娘出场时都是彩桶喷射最火暴的时间段，新娘要注意这些时候把头纱放下遮挡。

六、新人敬酒本着长幼有序，先女方客人、后男方客人；先长辈、领导，后一般朋友的原则。敬女方客人新郎端酒，敬男方客人新娘端酒。新人敬酒不要踹酒、缠酒，做到敬酒不劝酒，要快速得体，以保证桌桌到为原则，一般酒席尽可能一桌一端。

第四部分：确定婚礼风格、形式、档次

一生大喜是婚礼。怎样把婚礼办得隆重气派很满意，甜蜜幸福常回忆？首先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庆形式。婚庆形式有很多种，具体可到我公司具体咨询!现代流行是主项，集体婚礼也难忘，传统婚俗唢呐响，民族特色入洞房，欧美教堂圣经唱，中西合璧喜洋洋，众星捧月闹花堂，绿色田园结鸳鸯，另类婚礼最时尚!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特别形式的仪式,欢迎您到店堂咨询!

每一种婚礼形式都有其特定的标志性内容。现代流行式婚礼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婚庆形式，花车娶亲、酒店典礼、大宴宾朋、新人敬酒、喜闹洞房等。集体婚礼是最省心省事的选择，也是政府大力提倡的，但不利于突出婚礼个性。传统的婚礼形式又称纯中式婚礼，其主要内容是花轿摇、唢呐响、接新娘、红霞帔、红盖头、戴红花、点花烛、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等。每个民族的婚礼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婚礼‘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有千秋；想使自己的婚礼办得新颖别致，充满异乡情调，借鉴少数民族的婚庆习俗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欧美教堂圣经唱，指的是欧美婚俗，采用这种婚礼形式一般新人中至少有一位是基督教徒；其主要内容是教堂、神父、圣经、圣水、婚誓、婚戒、唱诗班等。中西合璧式婚礼是指教堂婚礼和现代流行式婚礼的结合，这种形式在港、澳、台很常见，郑州不多。众星捧月闹花堂是很有特色的婚礼，采用自助餐的形式，别开生面，婚礼溶入舞会和表演之中，大家载歌载舞，众星捧月共同为新人祝福。绿色田园结鸳鸯是室外婚礼的代表，在大自然中天地作证、山河作证、来宾作证，结发成婚；共植爱情树，焚香立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另类婚礼的形式多种多样，空中结婚、水下结婚等等；目的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新颖刺激，终身难忘。

确定婚礼形式和内容后，要明确婚礼的档次、规格和投入计划，然后委托专业人员策划、安排、操办或者自行设计计划书有条不紊进行准备。

周密细致的婚前准备是婚礼圆满成功的基本条件。那么怎样进行新颖细致的婚礼创意和策划呢？婚前准备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婚礼创意和策划因人而异，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只要盛大喜庆，‘一生中当回主角’，使新人充分体验到婚姻的神圣幸福，心满意足，终身难忘，就是好的创意和策划。婚前准备涉及方方面面，头绪繁多。为使新人更好把握婚庆准备的程序、方法、注意事项，我们分为宏观准备、微观准备两方面叙述。

一、宏观准备婚礼一个月前主要进行宏观准备，包括装饰新房，购置新婚生活用品，确定婚礼的地点、形式、规格、档次及对来宾的答谢方式，征求家长亲友和专业人士的意见。听听他们的忠告，并对婚典进行整体策划。婚礼方案确定后还要着重征求女方意见，取得女方同意和响应。

二、微观准备婚礼前一个月主要进行微观准备。微观准备千头万绪，要领是面面俱到，尽量考虑到每个细微环节所需。

1、购置婚礼用品请柬、流言本、迎宾台、礼服、结婚礼物、喜烟、喜酒、喜糖、瓜子花生、饮料、彩桶拉花、红包红纸红布、喜字、对联、横幅、婚礼背景、红地毯、音响灯光、别针、双面胶、胶卷电池、录象带、鞭炮气球、装饰用品、婚誓宣言、手捧花、鲜花瓣、身份红花、确定花车样式等等。原创：

议程范文篇2

Abstract:MaxwellMcCombs,apioneeroftheagenda-settingtheory,isanexampleofaprolificscholarwhothroughtheyearshascontinuedtoresearchanddevelopintheagenda-settingtheory,andwhoisanauthoritativescholarinthearea.Thetheoryhasdrawnonfruitsacrosstheoreticaldomains,gonebeyondgeographicalandpoliticalcontexts,andbecomearesearchareathatattracts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cholarsaroundtheworldovermorethan30years.Inthisinterview,McCombsgaveabroad,incisiveoverviewfortheagenda-settingtheoryovertheyears,andalong-termoutlookforitsgrowthinthefuture.

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自1968年与唐纳德·肖一起提出“议程设置”概念以来，一直专注于议程设置研究的深入与扩展，成为该领域的权威学者。由于他的推动，目前的议程设置理论已经涵盖了不同的理论范畴，并跨越地域和政治的限制，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议程设置研究在政治传播研究中的重大影响，有学者评价，“在这一领域的经典范例中，议程设置可以说是最值得探索的理论。”1

麦库姆斯目前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新闻学院教授。作者蔡雯作为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在赴美国访学期间与该校博士生戴佳合作，对麦库姆斯进行了学术访谈。在交流中，麦库姆斯对议程设置理论30多年来的发展作了整体的描述，使我们对这一理论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有了一个更为宏观和直接的了解。

问：在研究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30多年中，您将这一理论从第一层的基本效果研究扩展到影响这些效果的偶然因素，到媒介议程的来源，再到第二层的议程设置效果等等。您能将这一理论的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吗？

答：评价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之一在于考察其“生产力”，即它是否可以持续地触发新的问题，从而不断深化这一理论探讨的主题。根据这一标准，议程设置理论是成功的。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其间我和肖在夏贝尔山（ChapelHill）进行的研究是对一个新的传播领域的研究的开端，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到今天一共经历了五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400多项关于议程设置的研究，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在撰写《设置议程：大众媒介与舆论》（SettingtheAgenda:TheMassMediaandPublicOpinion）一书时的重要参考。2

自从最初的夏贝尔山的研究发现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接下来在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我们在夏洛特（Charlotte）进行的研究也证实了同样的结果，并由此推进到一个新的问题，即影响媒介议程设置效果强度变化的因素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媒介效果较强？什么情况下效果较弱？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导向需要”（needfororientation）的概念引入了议程设置理论。需求小产生弱效果，需求大产生强效果。这一概念的引入成为议程设置研究第二阶段的开端。

问：对，只有在公众认为媒介的内容具有与其自身相关的特性和实用性的情况下，媒介议程才能影响到公众议程。您曾经对公众接受信息的“个人动机”进行研究，3并使用“导向需要”的概念来对公众议题中的个人参与做出心理学的解释。这是否是一个信号――议程设置现在已经将对心理机制的考察纳入了研究范畴？

答：是的，近年来学者们又回到导向需要概念，深入探讨议程设置的心理学。我在最近为《新闻研究》杂志（JournalismStudies）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这一领域的一项主要研究：

“尽管自从1972年夏洛特研究引入导向需要这一概念以来已经出现了关于这一领域的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大卫·韦弗的研究的直接复制。只是到了最近，学者们才重新深入探讨这一概念。李冠获(GunhoLee)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对“相关性”作了重新界定，认为它与知识这一概念一样，涉及到个人的参与和不确定性。此外，他还重新提出了第三个因素，即获取信息所需的努力。这一因素在早先的概念形成过程中被忽略了，因为那时的学者们认为通过电视，报纸和其它媒介，新闻很容易到达大多数的公众。但是，李认为从因特网上获取新闻确实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努力才能达到。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通过任何一种媒介来获取新闻通常都需要一定的努力。

“这三个因素对于议题重要性的作用是通过一项实验室实验来测量的，这一实验采用了两份设计专业的网上报纸。其中的一份实验报纸强调经济议题。之所以选取经济议题，是因为媒介通常在突出经济的显著性方面并不起到主要的作用，4所以选择经济议题可以实现关于效果的严格测试。作为控制组的另一份网上报纸没有提及经济，而是报道了六个不同的议题。实验前后的结果表明，个人参与和为获取信息所作的努力这两个因素对于议题的显著性具有强大并且本质上均等的效果。相反，一个人已有的经济知识只有一些边际效果，而且在那些具有较少的经济知识的人身上往往表现出更强的议程设置作用。”

问：抱歉在导向需要的问题上打断您，请您继续您对第二阶段以后的研究的回顾。

答：在关于1972年夏洛特研究的《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TheEmergenceofAmericanPoliticalIssues）一书中，我们开始考虑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现在被称为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agenda-setting）的阶段。我们在对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中实现了关于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第一项研究。媒介不仅引导我们将注意力投向各种各样的“对象”（objects），比如说公共议题或政治人物，而且引导我们关心这些对象的“属性”（attributes）。很多时候这两种效果被分别称为议程设置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在第一层，媒介影响议题及其它一些对象的显著性。在第二层，媒介影响这些对象的属性的显著性。

同样在议程设置理论的这一阶段，塞尔玛·甘耐姆（SalmaGhanem）引入了关于“引人注目的论点”（compellingarguments）的概念，5用来说明新闻中一个主题的某些属性对于这个主题的显著性的贡献甚至比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新闻报道都大。很显然，这里的重点在于强调受众以及哪些属性能与受众产生特别的共鸣。“引人注目的论点”这一概念显然是与框架理论相关的。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讨论，以及框架理论与属性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如何聚合的，见《设置议程：大众媒介与舆论》一书的第六章。

一旦发现足够的证据证明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影响，学者们便开始考察促使媒介议程形成的因素。这就是这一理论的第四个阶段。

新近出现的议程设置的第五阶段，已经开始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媒介议程设置对于对象及其属性的显著性的影响，即会不会对人们的态度，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

问：也就是将受众纳入议程设置研究。唐纳德·肖曾经在2004年接受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学者的访问中谈到，您和他对于议程设置理论在这一阶段的扩展有不同的看法。6他认为将受众纳入议程设置研究，分析他们对于媒介内容的感受和反应可以被视作议程设置研究的第三层。您和他在这一点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答：是的，这个领域有时被我多年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唐纳德·肖归结为议程设置研究的第三层。而我本人还是倾向于将基本的议程设置效果和属性议程设置效果视为第一和第二层，而将受众的反应视为结果，而不是另一个层次。总之，这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而不存在实质上的观点差别。

问：您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议程设置理论所经历的这五个阶段的发展？

答：总的来说，议程设置理论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扩展，因为它持续地唤起新的问题，并为我们当中对于新闻和大众传播感兴趣的人提供有趣的智力考验。

问：在学术界存在着对于议程设置第二层理论与框架理论的“界线之争”（borderdispute）。您将框架看作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中的核心属性。但有些学者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比框架理论的研究范围更窄，因为“它既没有考虑到受众在接受媒介框架过程中的主动性，也没有考虑到媒介报道框架的起因和来源。”7也就是说，议程设置只关注传播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从媒介到受众，而忽略了此前的一个环节（媒介所受的外来影响）以及此后的一个环节（受众的变化）。您对这一评价如何看待？

答：我的回答是，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首先，正如我上面谈论到的，自从80年代早期以来，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领域之一就是考察媒介议程的起源。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深入考察了诸如政治竞选运动，不同的新闻来源，新闻制作规范以及其它媒介对某个新闻媒介的议程的影响。这一研究同时也超越了第一层议程设置的研究，将新闻从业人员在关于选举或其它事件报道中，对于某些关键的属性或框架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倾向纳入研究的范围之中。这是一个有相当规模并且在不断扩展的关于媒介议程中的对象和属性起源的认知领域。如果要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一研究细节及参考书目，可以参见《设置议程：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七章。

其次，在1972年夏洛特研究中提出的导向需要的概念，描述了一个积极的受众群，这个积极的受众群在对于媒介议程的反应上具有广泛的个人差异。我和唐纳德·肖早年撰写的一篇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文章同样也强调了受众在接受媒介议程过程中的积极特征。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如果议程设置作用仅仅是对于媒介议程的机械复制，那么那些肥皂剧的观众除了谈论洗好的衣物有多白以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人们在决定关注一个媒介议程与否时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同时，就像上面我所谈到的，这一领域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

总的来说，上面提到的这一批评只强调了议程设置效果的第一和第二层，而忽略了这一理论的其它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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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针对新的媒介环境给议程设置理论带来的挑战，一些研究发现，“目前的互联网新闻的影响还只是微妙的，但是不可避免地，它正在改变新闻媒介设置公共议程的方式。”8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对议程设置研究的前景如何看待？

答：由于有了因特网，人们现在可以创造自己的“个人日报”。因此，一些评论家认为我们所说的议程设置将要终结。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在线新闻的议程，尤其是少数占支配地位的网站的议程之间仍然具有很高的集中性。我在《设置议程：大众媒介与舆论》的结语中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另外，我在最近给《新闻研究》（JournalismStudies）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用到了更新的、更为详细的资料。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

问：有学者预言，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产生的独特的个人议程将使议程设置效果消失。您对此的反驳是，“基本同质的媒介议程仍将存在，除非有人能发明一种可以消蚀传统新闻受众的新的新闻。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它将会是新闻创造力而不是技术带来的结果。它也将使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转换到一个新的领域。”9

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目睹了一个由博客制造新闻的时代的到来。通过对CBS《60分钟》关于总统布什在国民警卫队服役情况的节目的质疑，博客甚至挑战并改写了主流媒介议程，对公共议程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博客以一种定制的、用户化的方式传播新闻，相较于将受众作为一个整体而产生的规模性的议程设置效果而言，它显然会缩小议程设置的作用。您不认为博客正是一种“可以消蚀传统新闻受众的新的新闻”吗？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大众媒介受到外在的各种力量与资源的限制，根本无法“从公众关心的地方着手报道”，那么让公众自己（尤其是那些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思想能力，并有能力接近某些社会资源的公众）来制作新闻――就像一些独立的博客所做的那样――岂不是更好。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问：公共新闻是您在议程设置理论之外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您在2003年与戴维斯·麦瑞特（DavisMerritt）合做出版的另一本书《新闻学的两个W》中，提到公共事务报道是新闻事业的核心，“因为新闻实践归根结底是与民主实践不可分离的。”10麦瑞特是90年代公共事务报道兴起时的早期探索实验者之一。您为什么会在公共事务报道高峰时期过去10年之后，想到要与他合作写一部有关公共新闻的书呢？

答：我与麦瑞特已经相识多年，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共新闻最初兴起的年代。最近，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把公共新闻的基本概念与思想纳入到针对刚入门的新闻从业者的课本之中。这样可以扩展他们对于新闻写作报道技巧之外的领域的关注，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从事新闻事业。什么是新闻业的社会理想？这些年来我已经写过一些针对新闻学专业学生以及新闻从业者的书。因为我在这一行里也是从学生、新闻从业者做起的。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后来为新奥尔良一家日报社做过几年的记者。之后我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并开始了对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研究生涯。

90年代关于公共新闻的研究都仅仅局限于描述性的研究，通常是关于个别公共新闻项目实施的个案研究。现在，即使是这样的研究也很少见了。但是关于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这一基本问题仍然需要解答。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新闻事业及其受众的基本的、理论性的研究。《新闻学的两个W》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问：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媒介全球化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媒介全球化加剧了媒介之间的竞争态势，不同媒介因为经营模式、市场定位、目标受众的差异而出现了议程设置不同步甚至不同质的现象。您怎样看待全球化语境下的媒介议程设置之间的差异？

答：针对中国的变化而言，目前的研究必须回答两个关于媒体的问题。首先，呈竞争态势的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设置了相互竞争的议程？很多关于竞争中的美国媒介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中，大多数媒介面向一个大体相同的受众群。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可以写一整本书来阐述，但其结论被很好地概括进一项名为“大同小异的竞争者”（RivalsinConformity）的关于竞争中的美国报纸的研究。最近一篇由德克萨斯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撰写的文章，考察了CNN与福克斯新闻(FoxNews)之间的竞争，发现这两个竞争者之间日益具有相似性。即使是在媒介议程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记住，议程设置理论谈到的是一个主动的受众群体，这个群体会忽略大多数的媒介日常内容，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内容与他们的生活无关。我们应该对公众有信心。

在今天日益显著的全球化的环境中，“议程碰撞”（agendacollision）是一个可以有多种答案的问题。是不同媒介机构的议程之间发生了冲突，还是新闻业本身也同样地经历着全球化？议程在不断地趋于一致吗？即使议程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仍需对公众有信心。多年以前，我曾对居住在一个美国电视台可以覆盖的范围内的加拿大人进行研究，以考察美国电视新闻的议程设置效果。结果发现基本上没有议程设置效果。

注释：

1、这一评价出自英国学者杰·G·布拉姆勒(JayG.Blumler)与丹尼斯·K·哈维德(DennisKavanaghhaveed)。摘自journalism.utexas.edu/faculty/index.html。

2、McCombs,Maxwell,(2004).SettingtheAgenda:TheMassMediaandPublicOpinion.Cambridge,England:PolityPress.

3、McCombs,Maxwell,(1999).PersonalInvolvementwithIssuesonthepublicAgenda,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OpinionResearch,11No.2,pp.152-168.

4、见Jasperson以及Soroka的文章：

Jasperson,AmyE.,DhavanV.Shah,MarkWatts,RonaldJ.FaberandDavidP.Fan.(1998).FramingandthePublicAgenda:MediaAffectsontheImportanceoftheFederalBudgetDeficit.PoliticalCommunications,Vol.15,No.2,pp.205-224.TaylorandFrancis,UnitedKingdom.

Soroka,stuart,2002.IssueAttributesandAgenda-Setting:Media,thePublic,andPolicymakersinCanada,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OpinionResearch,Vol.14,No.3,pp.264-285.

5、Ghanem,Salma.(1997)."FillingintheTapestry:TheSecondLevelofAgendaSetting"InCommunicationandDemocracy:ExploringtheIntellectualFrontiersinAgenda-SettingTheory,eds.MaxwellE.McCombs,DonaldL.Shaw,andDavidWeaver,NewJersey:LawrenceErlbaum,,pp.3-14.

6、刘海龙：《社会变迁与议程设置理论——专访议程设置奠基人之一唐纳德·肖》载《国际新闻界》2004年4期。

7、Takeshita,Toshio.(2004).CurrentCriticalProblemsinAgenda-SettingResearch,p.208.麦库姆斯教授议程设置课内部资料。

8、Althaus,Scott.L.&Tewksbury,David,(2002).Agendasettingandthe“new”news:PatternsofissueimportanceamongreadersofthepaperandonlineversionsoftheNewYorkTimes,CommunicationResearch,Vol.29,No.2,SagePublications,pp.180-207.

9、Merritt,Davis&McCombs,Maxwell,(2003).ThetwoW’sofjournalism:thewhyandwhatofpublicaffairsreporting,Mahwah,NJ: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p.66.

议程范文篇3

问：抱歉在导向需要的问题上打断您，请您继续您对第二阶段以后的研究的回顾。

虽然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关于议程设置第二层的研究集中于证明媒介的属性议程对于公众的属性议程的影响，但这只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开端。导向需要的概念同样也适用于属性议程设置的研究，并且解释了受众为什么接受或拒绝媒介的属性议程。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关于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绯闻。尽管媒介在好几个月的议程中一直不断地强化克林顿有关绯闻中的种种属性，公众仍然拒绝了这一议程，认为它与克林顿的执政无关，并且仍然对克林顿作为总统做出的政绩评价很高。同样在议程设置理论的这一阶段，塞尔玛·甘耐姆（SalmaGhanem）引入了关于“引人注目的论点”（compellingarguments）的概念，5用来说明新闻中一个主题的某些属性对于这个主题的显著性的贡献甚至比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新闻报道都大。很显然，这里的重点在于强调受众以及哪些属性能与受众产生特别的共鸣。“引人注目的论点”这一概念显然是与框架理论相关的。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讨论，以及框架理论与属性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如何聚合的，见《设置议程：大众媒介与舆论》一书的第六章。

一旦发现足够的证据证明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影响，学者们便开始考察促使媒介议程形成的因素。这就是这一理论的第四个阶段。

问：您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议程设置理论所经历的这五个阶段的发展？

答：我的回答是，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总的来说，上面提到的这一批评只强调了议程设置效果的第一和第二层，而忽略了这一理论的其它主要方面。

答：尽管博客现象在新闻从业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博客网站，但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公众不仅不阅读博客文章，而且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博客是什么。就博客本身而言，他们的大多数内容只是对于媒介机构传播的内容的一种反应。原创的报道很少。即使有原创的内容，大多也是耸人听闻的内容。这是我们不得不对博客保持警醒的原因。通常的情况是，这些博客网站由一人经营操作，与新闻机构多层编辑体制相反。而我们知道，审阅与质量控制在大众传播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问：公共新闻是您在议程设置理论之外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您在2003年与戴维斯·麦瑞特（DavisMerritt）合做出版的另一本书《新闻学的两个W》中，提到公共事务报道是新闻事业的核心，“因为新闻实践归根结底是与民主实践不可分离的。”10麦瑞特是90年代公共事务报道兴起时的早期探索实验者之一。您为什么会在公共事务报道高峰时期过去10年之后，想到要与他合作写一部有关公共新闻的书呢？

议程范文篇4

议程设置理论是关于大众传媒关注公众注意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体经常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报告的重点，从而建立公众讨论和关注的重点。人们倾向于理解大众媒体关注的问题，并根据大众媒体设定的重要性顺序来理解事件。该议程于1972年正式成立，麦库姆斯和肖在《舆论季刊》的《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的功能》一文中发表。为了证明相应观点，麦库姆斯和肖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对查普西尔地区的媒体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他们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对选民进行抽样调查，但这种抽样并不是随机的，而是选取那些没有明确政治倾向的选民，因为他们认为那些长期支持某个政党的选民很难因为几个议题而改变自己十数年的信仰，议题的作用在他们身上是有限的。其次，他们对媒介的政治报道内容进行分析，把媒介近期的报道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几大部分，最后得出结论，受众在一段时间内觉得重要的消息其实就是媒介重复报道的内容。

二、议程设置的路径模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近年来发生的代表性案例，专门探讨议程设置如何在当前媒体环境中发挥作用以及媒体的强势崛起。（一）孙志刚事件。孙志刚，湖北人，毕业后在广州某公司打工，2003年3月17日晚，在其去网吧的路上偶遇民警，因为发现其没有暂住证，被警察送到广州市收容所。当晚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孙志刚的死因是钝器击打其背部，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挫伤导致休克。孙志刚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被人发帖到西祠胡同中，后被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陈峰发现。记者私下联系其家人，对于这个事件的起因经过进行了全盘了解，之后于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篇文章，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时，孙志刚事件已经从一个普通地方案件升级为一个全国性关注的社会典型案例，其中涉及社会法制条款中关于收容方面的漏洞、警务人员的暴力执法问题，甚至还反映出当今社会的官民矛盾等一系列问题，触发了舆论机制，也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相关部门派遣指导工作组来督察此案。同时，要求纪检、监督公安、民政、卫生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加快案件调查进程。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媒体的议程设置在促进公共政策的最终结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南方都市报记者通过网络（西华胡同）了解到这一消息，并通过媒体形成了媒体议程，并得到其他媒体的呼应。在此之后，媒体议程被推到公众面前，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形成了舆论。当公共议程和媒体议程联合起来向国家政治部门施加压力以最终推进政策议程时，这种舆论代表了公共议程。最后，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部门出台了公共政策，制定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二）北京PM2.5事件。自2011年10月以来，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许多地方连续大雾天气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引起网民对空气质量和自身健康的关注。它还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汇PM2.5引入公众视野。该事件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2011年10月，美国大使馆和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公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数据不一致，引起了媒体和公众对PM2.5的关注；第二个阶段：11月，北京更多的普通人、环保部门和媒体开始关注PM2．5数值变动，并通过微博等自媒体对外监测数据，发起行动倡议；第三个阶段：12月，在第七届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宣布了PM2.5和臭氧监测计划；第四个阶段：2012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公布了PM2.5监测网络建设计划，该计划分为三个步骤，计划于年底完成；第五个阶段：2012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这一事件是媒体采用议程设置来影响公共政策实施的典型事件。传统媒体报道后，媒体提出议程，将问题提交给所有网友。后来，更多的微博用户加入了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特别是名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创造了一个受欢迎的议程，给政府施加了压力，最终打开了政策窗口。在这次事件中，普通网民、微博活动参与者和名人这三股势力通过媒体议程设置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形成，改变了传统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理论。

三、议程设置的新思路和改进计划

（一）互联网时代的传统媒体是否需要制定议程。议程设置理论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理论，在媒体行为中仍然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打破了明确的阶级差异，每个人都可以影响每个人。于是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由于媒体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是否还需要媒体来决定每日的新闻？笔者认为，今天仍然需要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就受众的媒介素养来说，我们依旧存在海量的受众在浩瀚的新闻海洋中无所适从的情况。而那些媒介素养较高的受众虽然完全有能力挑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和最感兴趣的内容，但媒介的选择依旧能给他们以参考。（二）议程设置面临的新挑战。虽然议程设置会不断与时俱进，但仍然不完美。在不同的时间，议程有自身的局限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媒体经常为同一个新闻设定重复议程，我们接触不同的网站、APP、报纸等媒介却会读到一模一样的新闻。这种情况浪费了受众的时间，也无法凸显不同新闻媒介的属性。此外，媒体议程设置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有些甚至在几周后开始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存在滞后性。与此同时，公众对信息的接受程度一般都有一定的限制。尽管媒体会对人们的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议程设置虽然功能强大却并不是绝对的。这也是媒体从业者在议程设置时应当警惕的问题。（三）媒体融合时代的议程设置更好地引导舆论的策略。首先，议程设置可以促进传统媒体和在线媒体互动。如上所述，议程设置通常采用两种模式：传统媒体议程—公共议程—政策议程，在线新媒体议程的主要途径是在线个人议程—网络小组议程—公共议程—政策议程。这两种议程设置的方式各有优劣，传统议程方式自上而下，议程的正确与否主要靠上层的政治把握，一旦出现失误下层的人就要买单。同样网络议程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下而上的议程方式也需要网民拥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和政治自觉，否则民众大规模参与政治讨论，各种意见混杂在一起，也容易造成难以决断或过于偏激的态度。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实现这两个议程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其次，议程设置的优化发展还需要政府和新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新媒体议程设置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但相关问题也随之出现。当前，网民的素质、政治素养和媒体素养仍有待提高。此时，政府必须优化在线议程。美国学者桑斯坦在《互联网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建议：“创建一个有利于商议的网络区域。”桑斯坦认为，开辟互联网商议领域，允许网民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主题参与讨论，鼓励网民制定商议规范，有助于提高商议效率。最后，除了上述措施外，政府和传统媒体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新媒体的使用者、新闻消息的提供者都要加强自律，保证消息的来源可靠、真实。媒体、政府、公众是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议程设置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美）.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6-77.

［2］刘建明.对“议程设置”论的修正——关于传播学未来走向的个案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0（2）：45-48.

［3］刘建明.媒体议程决定论的谎言［J］.新闻与写作，2006（6）：21.

议程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时代，从、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13]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反共事件”。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总理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tentivep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public）。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event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go”。在中国各类ngo中，环保n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除了像孙志刚案这样的“焦点事件”外，在多数情况下，舆论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进而影响正式议程的设置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比最近几年提上公众议程的话题与政府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改革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领域，舆论对原有政策的批评一般都比政策调整要早3至5年，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69]

最初，舆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具体政策领域，但人们逐步认识到，具体政策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中央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整体政策导向，[70]地方政府则为了追求gdp高增长率而不惜一切代价。于是，近年来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我们看到对这种政策导向的普遍质疑和强烈抨击。面对舆论压力，中央决策层不得不作出回应。为了缓解批评，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71]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如老板、经理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72]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大大冲淡。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提法。[73]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74]从“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论”、盲目追求gdp增长，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历史性的跨越。没有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反思，没有新兴与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没有社会要求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强烈呼声，政策导向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是难以想象的。[75]

在今日中国，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依然并存。但与和邓小平时代相比，强人政治的色彩已近销声匿迹。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

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用执政党自己的术语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了；或用国务院总理的话来说，议程设置“突出了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全局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76]虽然“科学化”

和“民主化”

的程度未必尽如人意，但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

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摆脱这类梦呓的时候了。

[1]peterbachrachandmortonbaratz，twofacesofpowe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56，no.4（dec.1962），pp.947—52.

[2]matthewa.crenson，theun2politicsofairpollution.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1.

[3]bernardc.cohen，thepressandforeignpolic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3，p.13.

[4]maxwellmccombsanddonaldshaw，theagenda2settingfunctionofmassmedia.publicopinionquarterly，vol.36，1972，pp.176—87.

[5]johnw.kingdon，agenda，alternatives，andpublicpolicies.newyork：harpercollins，1995.

[6]科比（cobb）及其合作者认为议程设定有三种模式，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外压”、“动员”和“内参”模式。受他们的启发，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我提出议程设定有六种模式，而不是三种模式。见rogercobb，jennie2keithross，andmarchowardross，agendabuildingasacomparativepoliticsproces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70，no.1（march1976），pp.126—138.

[7]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物价》，/showtext_nomain.asp？tobook=181=32

[8]邓小平《：抓住时机，推进改革》（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10]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8年）”，/gb/33831/33835/2527651.html.

[11]邓小平：《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8页。

[12]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13]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gb/33835/index.html.

[14]例证见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15]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16]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7]王殊：《一位讲实话的记者同事》，《大公报》2005年7月19日。

[18]王殊：《中德建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19]黄锫坚：《王小鲁：十年》，《经济观察报》2005年4月21日。

[20]邹蓝：《中国智囊机构对政府管理决策过程的影响》，中国改革论坛网，2004年2月18日，.

[21]林双川：《中南海倾听“科学思想库”进言》，《半月谈》2004年第20期。

[22]孙哲：《中国外交思想库：参与决策的角色分析》，《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

[23]洪绂曾：《开创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工作的新局面———在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0月23日），/ldyl/ldjh/ldjh9.htm.

[24]玉米：《易纲入选中央直管专家》，南方网，2005年3月15日，/finance/zhixing/200503150885.htm.

[25]谌彦辉：《内参揭秘》，《凤凰周刊》2005年第14期（总183期）。

[26]例如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全国政协专职委员何新曾将自己写的每个报告同时复印7份，送报邓小平、、陈云、王震、李鹏、李先念、王任重等高层领导，并向一些领导人当面进言。见何新《我在中国政治中的风雨二十年》，/documents/qcth/1.htm.

[27]/ziliao/2005211/29/content_3849521.htm.

[28]李长春：《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求是》2003年第10期。

[29]齐彬：《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在积极构建国家科学思想库》，中新社北京2004年6月2日电。

[30]张车伟：《努力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2月24日，/webnew/file/2004022412838.html.

[31]王绍光：《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32]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2003年第7期。

[33]张冉燃：《医改“会诊”结论：从总体上讲，改革不成功》，《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6月28日。

[34]杨中旭：《中国医改思路出现重大转折》，《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24期。

[35]唐勇林：《调查显示九成公众不满意10年来医疗体制变化》，《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22日。

[36]胡舒立：《谨防医保改革刮“共产风”》，《财经》2005年第16期。

[37]李宗品：《高强：不要争论医改成功与否》，《新京报》2005年11月29日。

[38]这可以从胡舒立的文章和高强的讲话发表后引发的批评潮看出一斑。

[39]曹海东、张朋：《怒江保卫战幕后的民间力量》，/g/20040524/1237774903.shtml.

[40]胥晓莺：《ngo“怒江保卫战”逆转？》，/articleshow.asparticleid=1253.

[41]郭少峰：《两院士上书建议开发怒江水电》，《新京报》2005年10月23日。

[42]rogerw.cobbandcharlesd.elder，participationinamericanpolitics：thedynamicsofagendabuilding.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1975，pp.107—108.

[43]thomasa.birkland，afterdisaster：agendasetting，publicpolicyandfocusingevents.washington，d.c.：georgetownuniversitypress，1997.

[44]johnw.kingdon，agenda，alternativesandpublicpolicies（2nded.）。newyork：harpercollins，1995.

[45]paulc.light，thepresidentpsagenda：domesticpolicychoicefromkennedytocarter（withnotesonronaldreagan），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2；giandomenicomajone，evidence，argumentandpersuasioninthepolicyproces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9；frankbaumgartnerandbryand.jones，agendaandinstabilityinamerican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3.

[46]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首次亮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提法。邓小平审阅万里的讲话全文后，当即作了“很好，全文发表”的指示。张登义：《邓小平同志与中国软科学》，/web/news/displaynews/displaymod/mod1.asp？id=562.

[47]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2005年9月20日，/jiangtan/jianggao/200511/3077.html.

[48]《中国西部开发政策的战略转变：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研究员》，/xbkf/index9.htm.

[49]当时的争论，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第一章。

[5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51]吕书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网，2002年10月18日，/chinese/archive/219330.htm.

[52]吴冬艳：《“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国策出台始末》，新浪网，2003年11月24日。

[53]民政部公布的2006年一季度民政事业统计数据，/mztj/yuebao0603.htm.

[54]一位上海民政局的原官员告诉笔者，她退休之后就为一家未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因为社团的注册门槛设得太高了。

[55]王绍光、何建宇：《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第71—77页。

[56]吴晨光：《婴儿期的中国环保ngo》，《南方周末》2002年1月7日。

[57]洪大用：《民间环保力量成长机制研究》，自然之友论坛，2004年6月，/forum/printthread.php？threadid=5806.

[58]唐建光：《中国ngo：我反对！》，《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24期。

[59]陈力丹、李予慧：《谁在安排我们每天的议论话题？》，《学习时报》2005年11月22日。

[60]王绍光：《煤矿安全生产监管：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比较》第13辑，2004年。

[61]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暂行规定》，/fa/law14.02.htm.

[6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

[63]张玉洪：《前不见古人的波澜壮阔：2003年中国网络事件述评》，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960.

[64]“全球互联网项目”通过比较各国资料发现，其他国家的多数受访者都不认为“通过使用互联网，人们对政府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中国例外，60%以上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说法。见2004年4月26日郭良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演讲：《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民意的影响》，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329.

[65]林双川《：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论，民意汇入中南海》，/politics/2006204/10/content_4404242.htm；董瑞丰、杨桃源：《网上议政催生民意生产力》《，瞭望》2006年第11期。

[66]陈亮、董晓常：《互联网中国的新民意时代：意见也是“财富”》，《互联网周刊》2005年3月31日，/05/0331/11/1g5t8fdt00141e7p.html.

[67]李艳红：《弱势社群的公共表达：当代中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报业对“农民工”收容遣送议题的报导》，mumford.albany.edu/chinanet/shanghai2005/liyanhong_ch.doc.

[68]陈峰：《孙志刚事件采访记》，《今传媒》2005年第3期。

[69]李异平：《论媒体维护农民权益的多元化意义：以〈南方周末〉为例》，/cgi2bin/bbs_read_new.asp？topic_id=3091.

[70]“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初是由周为民、卢中原牵头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提出来的，其主报告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使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十五大坚持了这个提法。

[7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72]刘国光：《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15日。

[7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ewscenter/2004209/19/content_1995366.htm.

[74]/politics/2005210/18/content_3640318.htm.

议程范文篇6

1、征集议案

2、确定会议议程

（1）标题（2）会议时间（3）会议地点（4）主持人（5）审议内容

3、准备会议文件

（1）总经理工作报告（本年度工作汇报/下年度经营计划）

（2）本年度财务决算

（3）下年度财务预算

（4）准备的议题或报告

二、会前第二项:会议通知

1、短信告知

2、文件通知

3、会前提示

三、会前第三项:会前检视

1、修正会议议题

2、资料装袋发放

3、清点参会人数（签到表）

4、落实委托授权签字

5、关注会议签字事项

四、会中：审议及决议

1、主持人

2、审议事项及表决

3、会议记录及签字

4、书面意见收集及签字

5、决议及签字

（1）企业名称

（2）开会时间

（3）开会地点

（4）参加人员：

（5）决议事项或内容：现经董事会一致同意，决定…。即时生效。上述决议经下列董事签名作实。

（6）签名顺序：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

6、纪要及签字

7、发放征集议案表格

五会后：开启新的循环

1、补正资料

2、发文

3、报备及披露

4、归档

会议流程注意要点:

1、关于董事会会议。

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日前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2、关于董事会议流程。

包括通知、文件准备、召开方式、表决方式、会议记录及其签署，董事会的授权规则等。

3、关于董事会会议议案。

相关拟决议事项应当先提交相应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由该专门委员会提出审议意见。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不能代替董事会的表决意见（除董事会依法授权外）。

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可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只有2名独董的，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经其一致同意。本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等可提交议案；由董秘汇集分类整理后交董事长审阅；由董事长决定是否列入议程；对未列入议程的议案，董事长应以书面方式向提案人说明理由；提案应有明确议题和具体事项；提案以书面方式提交。

4、关于董事会会议议程。

四种情形下董事长应召集临时董事会会议：董事长认为必要时；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监事会提议时；总经理提议时。董事会例会应当至少在会议召开10日前通知所有董事。应及时在会前提供足够的和准确的资料，包括会议议题的相关背景资料和有助于董事作出决策的相关信息和数据。监督管理机构可根据需要列席董事会相关议题的讨论与表决。董事会应当通知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5、关于董事会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由董事长签发，由董秘负责通知各有关人员做好会议准备。

正常会议应在召开日前6日通知到人，临时会议应在召开前3工作日通知到人。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会议通知、议题和有关文件应于会议召开十日前以书面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董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会议日期和地点；会议期限；事由及议题；发出通知的日期。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日前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

6、关于董事会参会人员。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董事对拟决议事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该董事会会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无重大利害关系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董事应当每年亲自出席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会会议。

7、关于董事会委托授权签字。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应当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载明授权范围。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而又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的董事，应对董事会决议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关于董事会审议事项及表决。

（1）董事会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

（2）可采取通讯表决的四个条件：（A）章程式或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可采取通讯表决方式，并对通讯表决的范围和程序做了具体规定。（B）通讯表决事项应至少在表决前三日内送达全体董事，并应提供会议议题的相关背景资料和有助于董事作出决策的相关信息和数据。（C）通讯表决应采取一事一表决的形式，不得要求董事对多个事项只做出一个表决，（D）通讯表决应当确有必要。通讯表决提案应说明采取通讯表决的理由及其符合章程或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3）“特别重大事项”不应采取通讯表决方式。这些事项应由章程或董事会议规则规定。至少应包括利润分配方案、风险资本分配方案、重大投资、重大资产处置、聘任或解聘高管层成员等。

（4）董事对董事会拟决议事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应有明确的回避制度规定，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

特别重大事项”不应采取通讯表决方式，且应当由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

董事会会议实行举手表决方式，通讯表决采取书面方式。

涉及修改章程、利润分配、重大投资项目等重大事项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方可通过。

董事会会议以举手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法第112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9、关于董事会会议记录及签字。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秘负责记录。董秘因故不能正常记录时，由董秘指定一名记录员负责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董秘和记录员都应在记录上签名。

董事对所议事项的意见和说明应当准确记载在会议记录上（作为追责和免责的依据）。

董事会会议应有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

董事会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和召集人姓名；出席董事的姓名以及受他人委托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会议议程；董事发言要点；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结果（应载明赞成、反对或弃权的票数）。

公司法第113条规定，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10、关于董事会书面意见收集及签字。

独立董事对商行决策发表的意见，应当在董事会会议记录中载明。

独董应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应当尤其关注五类事项（略）。

11、关于董事会决议及签字。

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会议作出的批准关联交易的决议，应当由无重大利害关系的董事半数以上通过。

董事会对每个列入议程的议案都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决定。决定的文字记载方式有两种：纪要和决议。需上报或需公告的作成决议，在一定范围内知道即可或仅需备案的作成纪要。

涉及修改章程、利润分配、重大投资项目等重大事项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方可通过。

12、关于董事会报备及披露。

公司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四个月内向监管机构提交董事会尽职情况报告，至少包括董事会会议召开的次数、董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经董事签署的董事会会议的会议材料及议决事项。

董事会的决定、决议及会议记录等应当在会议结束后10日内报人行（监管部门）备案。

董秘负责在会后向监管部门上报会议纪要、决议等有关材料，办理在指定媒体上的信息披露事务。

议程范文篇7

会议时间：2005年12月23日下午4：30

会议地点：**集团公司总部一楼大会议厅

会议程序：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主席台成员，会议和序时间：3分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下午好！国窖建材汇展中心品牌陶瓷商恳谈会现在开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窖集团，向各位嘉公务员之家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掌声）今天这里是贵宾云集、高朋满座，新老朋友欢聚一堂。十二月的沪州虽说不上冰寒地冻，气温也是相当冷的，但我们的心却是暖洋洋的，因为邀请到了这么多佳宾参加我们的恳谈会。主要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加深大家对国窖集团蓬勃兴起发展的了解，达到联络感情、加深合作、增进友谊、共谋发展的目的。

二、领导致欢迎词并发表讲话；（时间：8分钟）

三、播放光碟；（时间：3分钟）

四、**集团领导发表讲话爱（时间：15分钟）

五、泸州房地产公司领导讲话工程信息；（时间：15分钟）

六、渝运物流公司发言；（合作物流公司规范市场配送发言）

（时间：5分钟）

七、客户代表发言；（时间：5分钟）

八、媒体代表建材商报发言；（专业媒体）（时间：5分钟）

九、媒体代表重庆商报发言；（大众媒体）（时间：5分钟）

议程范文篇8

问：抱歉在导向需要的问题上打断您，请您继续您对第二阶段以后的研究的回顾。

一旦发现足够的证据证明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影响，学者们便开始考察促使媒介议程形成的因素。这就是这一理论的第四个阶段。

问：您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议程设置理论所经历的这五个阶段的发展？

答：我的回答是，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总的来说，上面提到的这一批评只强调了议程设置效果的第一和第二层，而忽略了这一理论的其它主要方面。

注释：

1、这一评价出自英国学者杰·G·布拉姆勒(JayG.Blumler)与丹尼斯·K·哈维德(DennisKavanaghhaveed)。摘自journalism.utexas.edu/faculty/index.html。

2、McCombs,Maxwell,(2004).SettingtheAgenda:TheMassMediaandPublicOpinion.Cambridge,England:PolityPress.

3、McCombs,Maxwell,(1999).PersonalInvolvementwithIssuesonthepublicAgenda,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OpinionResearch,11No.2,pp.152-168.

4、见Jasperson以及Soroka的文章：

Soroka,stuart,2002.IssueAttributesandAgenda-Setting:Media,thePublic,andPolicymakersinCanada,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OpinionResearch,Vol.14,No.3,pp.264-285.

6、刘海龙：《社会变迁与议程设置理论——专访议程设置奠基人之一唐纳德·肖》载《国际新闻界》2004年4期。

7、Takeshita,Toshio.(2004).CurrentCriticalProblemsinAgenda-SettingResearch,p.208.麦库姆斯教授议程设置课内部资料。

9、Merritt,Davis&McCombs,Maxwell,(2003).ThetwoW’sofjournalism:thewhyandwhatofpublicaffairsreporting,Mahwah,NJ: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p.66.

议程范文篇9

【关键词】受众议程；媒介议程；真正现实；吻合；多样性

一、理论背景

在“洞穴人”寓言中，柏拉图从认识论角度，揭示出洞壁上的影子这一现实的反映，是构成“囚犯”大脑中关于真正现实图像的基矗李普曼将上述思想引申后，认为“我们就像这些囚犯一样，也只能看见媒介所反映的现实，而这些反映便是构成我们头脑中对现实图像的基幢③，而且他还认为，由报界提供的现实的图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④。基于这些认识，李普曼在《舆论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外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的著名论断。

自李普曼的上述观点提出后，一些学者们相继对受众议程、媒介议程和真正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芬克豪泽(G.RayFunkhouser)在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众舆论与媒介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介内容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在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相当高的一致性，事实上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78；但在分析媒介内容与实际生活的关系时，却发现两者之间不能很好地吻合，即媒介为公众制造的“社会现实”的图像与真正现实世界的图像相当不一致。为此，芬克豪泽总结道：“包括决策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新闻媒介是值得信赖的信息渠道，但研究数据却显示，事实并非如此”(Funkhouser，G.R，1963)。同时，Bare(Bare，1990)在对美国公众关注问题研究后，发现在1986年至1989年期间，美国公众越来越关注国内问题，而在同一时期，非法使用的人数却在稳步下降。显然，上述结果显示，新闻媒介制造的“社会现实”的图像与真正现实世界的图像两者存在很大的差距。然而，麦考姆斯与萧在查佩希尔研究中得出的结果却与此相反，他们的研究指出，“大众媒介对不同竞选议题的强调程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竞选者对重要议题的强调程度，而且也与选民对各种竞选议题重要性的判断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MaxwellE.McCombsandDonaldL.Shaw，1972)。由此不难看出，新闻媒介建构的外在世界与选民脑海中的图画非常一致，而且在对候选人所强调议程的建构过程中，即在对外在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扭曲的情形(ShearonA.Lowery&MelvinL.DeFleur，1988)。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对媒介议程、受众议程和真正现实之间关系的检验中，研究对象大都选择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而对其他领域尚未研究。另外，芬克豪泽与麦考姆斯和萧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因此，对于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的检验。有鉴于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经济领域，以进一步检验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地的确定与抽样方法的选择。本研究分别从东西部各抽取一市为研究地，东部选择了上海，西部选择了云南省的昆明市。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上海市共抽取了350个样本，35名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的硕士生作为访问员，经过两小时的培训后，对上海市市民进行了电话调查。

在云南采用了实地问卷调查方法，但样本仍然是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获得的，最后在上海回收有效问卷350份，在昆明回收有效问卷318份，两地共收回有效问卷668份。

二、内容分析。在对上海和云南两地实施问卷调查的同时，研究者还对媒介进行了内容分析。分析单元以条计算，通过随机抽取了编码的起始日期和步长后，12位新闻学专业的本科生作为编码员，对调查前半年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日报》，以及《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实施了编码，最后共采集到有效数据7469余条，计20多万个数据。

三、数据统计工具。本研究采用SPSS10.0版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三、数据分析

表1受众议程与云南经济情况的对比分析

云南受众《云南日报》真正现实

受众人数受众排序媒介议程（频数）媒介排序调查时当地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按总值排序

工业10014121589.362

金融6822441987.83011

商业364353583.17023

旅游业35581183.24

信息产业37320590.07395

注：除旅游业外，本表中生产总值均引自《云南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国内旅游收入引自《中国旅游年鉴－2001》，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表2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调查前一年全国有关行业总值的对比分析

云南受众《云南日报》真正现实

受众人数受众排序媒介议程（频数）媒介排序调查时全国行业总值（亿元人民币）按总值排序

工业1001412126111.001

金融682244123230.602

商业36435331135.003

旅游业355812831.925

信息产业3732053330.824

注：本表总值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表3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现实经济情况之间的相关分析

受众议程媒介议程现实经济状况

Spearman''''srho受众议程CorrelationCoefficient1.000-.300.900*

Sig.(2-tailed)..624.037

N555

媒介议程Correlationcofficient-.3001.000-.100

Sig.(2-tailed).624..873

N555

现实经济状况Correlationcofficient.900*-.1001.000

Sig.(2-tailed).037.837

N555

*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5level(2-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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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上海和云南环境污染及治理情况

污染与经济损失治理情况

污染与环境破坏次数（次）污染直接经济损失（万元）施工项目数（个）治污项目本年度完成投资（万元）

调查前一年时上海0056858，714

云南148205.239326，593

调查年时上海810.4713109,429

云南139193.082668,593

注：调查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调查时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表5上海和云南受众选择环境是当地最重要问题的人数以及媒介对环境问题报道的情况

受众媒介

环境是当地最重要问题（人数）占该地调查总人数的百分比受众对政府治理环境态度的评价媒介对环境问题报道的条数在媒介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上海5317.0%3.63241.6%

云南5820.9%3.18322.3%

表6上海和云南生活污染排放量及每万吨平均花费的年度治污项目投资

时间地名生活污水排放量（万吨）治污治理项目本年度完成投资（万元）治污项目投资（万元）/污染排放量（万吨）

调查前上海117，59958，7140.1994

云南29，38626，3850.8979

调查时上海121，217109，4290.9028

云南32，41068，5932.1164

注：本表中数据分别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表1所示的是在工业、金融、商业、旅游业和信息产业中，云南受众选择何者重要的人数，以及媒介对此报道的条数与当时云南省经济情况的对比分析。

在表1中，云南受众选择工业最重要的人数最多，其次是金融，再次是信息产业，最后是商业和旅游业；《云南日报》报道频数的排序却分别为旅游业、工业、商业、金融和信息产业。当年云南省生产总值按总量多少排序依次分别为金融、工业、商业、旅游业和信息产业。显然，虽然受众人数的排序与经济总量的排序并非完全一致，但两者相差却并不大。其中，在4个领域中两者仅相差一位，只在信息产业中相差两位。在工业、商业和信息产业上，虽然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两者的排序完全吻合，但在金融和旅游业中的排序却相差较大。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临界值取.05时，受众议程、媒介议程和真正现实之间均未达到显著性相关。

1999年，全国生产总值按照总量多少排序，依次为工业、金融、商业、信息产业和旅游业。显然，受众议程与真正现实之间的吻合程度，较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之间的吻合程度高。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相关分析加以进一步确认。

在上表中，受众议程与媒介议程、媒介议程与真实经济情况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在临界值取.05时，它们均未达到显著相关，但受众议程与真实经济现实之间却达到了显著性相关。

除上述研究外，研究者还在上海和云南两地就环境保护问题分别对调查前一年与调查当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从表4中不难看出，不论在调查前还是在调查后，在污染与环境破坏次数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方面，上海明显低于云南。而在本年度完成的治污项目投资方面，上海却又明显高于云南。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的结果如下：(表5)。

从表5中不难看出，上海受众选择环境是当地最重要问题的人数是53人，占该地总调查人数的17.0%，云南有58人，占20.9%。《解放日报》对环境问题的报道有24条，占该报议题总数的1.6%，《云南日报》报道了32条，占该报议题总数的2.3%。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上海污染与环境破坏次数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都比云南少。与此同时，关于环境问题的报道在《解放日报》中所占比重也比其在《云南日报》中所占比重低，上海受众选择环境问题是当地最重要问题的人数在当地调查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也比云南低。显然，在环境保护方面，受众和媒介都与当地环保实际情况比较一致。在受众对当地政府治理环境态度的评价方面，上海受众和云南受众对政府评价的结果也与前面的结论比较一致，即上海受众对当地政府的评价比云南受众的评价高。由此可见，受众选择环境是当地最重要问题的人数以及其对政府治理环境态度的评价，与当地真实的环境情况是比较一致的，媒介对环境问题的报道与真实环境情况也比较一致。然而，倘若对此进一步深究，我们却不难发现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

尽管上海治污项目与年度完成治污项目的投资力度比云南大，但上海的生活污染排放量也比云南大。如果按照每万吨生活污水排放量花费的治污投资比较，在调查前一年，上海是0.4994，云南却高达0.8979，尽管调查时上海在每万吨生活污水排放量花费的治污投资提高到0.9028，但云南的增幅更大，但前面检验的结果却揭示：云南受众对政府治污的评价却比上海低。由此可见，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实现实之间是否吻合，不仅受客观条件的影响，而且也涉及到评价标准，因此，在客观条件一定的前提下，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截然相反。

四、讨论与结果

尽管在表1中，受众议程、媒介议程和真正现实之间均未达到显著相关，但在表2中，受众议程与真正现实之间却在临界值取．05时达到了显著相关。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在调查当年，受众议程与云南经济情况之间未达到显著相关，但调查前一年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却与受众议程之间达到了显著相关。如果说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了受众议程，那么，这种影响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延缓性，即特定时期真正现实情况对其后受众具有一定的影响。此结论能否推而广之，我们认为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但对于这种影响在时间上的延缓性，其存在性却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真正现实对受众议程的影响，在时间方面呈现的延缓性，虽然其普遍性尚难断言，但其存在性却毋庸置疑。

在对上海和云南两地环境问题的检验中，从表4和表5中的检验结果来看，即在对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及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检验来看，受众选择环境是当地最重要问题的人数以及他们对政府治理环境态度的评价，与当地真实环境情况有比较高的一致性，媒介对环境问题的报道与真实环境情况也比较一致。显然，媒介议程并非总是将真正现实加以扭曲，而是两者也存在相一致的地方。但若对原始数据进一步分析，即从每万吨污染排放量花费的治污项目投资情况来看，受众议程和媒介议程却与真正现实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由此可见，即使在同一项检验中，由于评价标准不同，结果也将随之出现一定的差异。因此，对于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实现实之间是否吻合，不仅涉及到客观现实，而且又关系到主观标准，为此，三者之间的吻合与否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般而言，其结果很难一概而论。就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对受众议程的影响而言，两者都可能对受众议程产生影响，

为此，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将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真正现实这一因素的制约。

英文注释：

Bare，J.(1990)Thewarondruges:AcasestudyinOpinionformation.ThePubliuc

Perspective，Nov./Dec.:p29-31.

Funkhouser，G.R.(1973)Theissuesofthesixties:Anexploratorystudyinthe

dynamicsofpublicopinion.PublicOpinionQuarterly，37，pp62-75.

Maxwell.E.McCombsandDonaldL.Shaw，(1972).TheAgenda-settingFunctionofMa

ssMedia，PublicOpinionQuarterly，pp176-187.

ShearonA.Lowery&MelvinL.DeFleur，(1988).MilestonesinMassCommunication

Research.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

ThomasA.Bowers(1973).NewspaperPoliticalAdvertisingandtheAgenda-setting

Function.Journalismquarterly，Autumn.

WalterLippmann，(1965).PUBLICOPINION，TheFreePress，A·DivisionofMacmilla

nPublicCo.，Inc.NewYork，USA.

中文注释

①本研究经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研究项目”——“中国受众与传播效果”课题提供，特此鸣谢!

②“中国受众与传播效果”项目主持人。

议程范文篇10

关键词：议程设置；强国论坛；BBS

一

在新闻传播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公众通过媒体了解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并依照媒体提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按照传媒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来判断其重要性，传媒不仅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而且还是最重要的影响源。

值得注意的是，“议程设置”理论成形于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当时以电视、报纸、杂志、广播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已经发育成熟，并充分显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在那个年代，人们只会把媒体与媒体进行比较，只会谈论电视媒体能否取代报纸媒体，或者某个媒体的立场与另一个媒体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却不会想到把个人与媒体进行比较，因为在大众媒介这一庞然大物面前，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之后，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质疑，认为这一理论忽视了受众自身的作用，因为受众并不是无条件地被传媒所安排的议程所改变，他们也具有判断事情真实与否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在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黄金时代，个人充其量也只能让自己拒绝媒介的“洗脑”，却不能在较大的范围内与其抗衡。换言之，个人只能在“受”的过程中抗拒传媒对自己的摆布，却无力在“传”的层面与大众传媒争夺受众。

把个人与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只有在网络时代才成为可能。网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加个人化的媒体，网民即使在接受传播时也更容易随时进行反馈，更重要的是，每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传播者，而“议程设置”又是传者的专利，因此这一理论在网络时代也就有了全新的发展空间。

二

在网络时代，每个网民都能就某一感兴趣的话题发表议论，议论的立场、议论的篇幅、议论的逻辑，理论上都不会受到真正有效的限制，任何限制行为在网络技术面前都显得非常软弱。这一观点目前没有太大的异议。

问题在于网民借助网络进行传播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传统的大众传媒之所以威力巨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掌握的议程设置权，借助先进技术和专业团队，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吸引受众对某一话题的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受众的观点。议程设置的前提，就是大众传媒在技术上和团队上的巨大优势，这是任何个人都无法具备的，因此在网络出现之前，议程设置只能是大众传媒组织的专利。而进入网络时代之后，网民在这个议程设置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网络环境下的议程设置分两种情况，其一是网站作为媒体组织的议程设置，其二是网民自身作为传者的议程设置，正如网络传播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闵大洪说：“网际网路的快速发展，使‘一人一媒体’‘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的局面得以实现。‘草根媒体’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包容性、平等性和参与性。”而这两者在互联网的互动环境下形成了很值得注意的博弈。

网站作为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是很自然的，网民作为个人，在发表议论的时候希望更多人关注或赞同自己的议论，也是很自然的。当网络时代到来，网民作为个人，第一次有权以低廉的成本在大范围内传播自己的言论时，网民能否进行议程设置，以及如何进行议程设置，就成为值得传播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

网站在运作过程中不仅仅是个媒体，它同时还对网民进行管理，而网站对网民的管理又不可能不牵涉到网站的议程设置。网站理论上对于网民的言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网站不能不考虑人气，不能因为管理过严而把网民赶走。于是，网站的议程设置与网民的议程设置就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博弈。三

我们以目前知名度较高、人气较旺盛的中文BBS强国论坛为例，探讨其议程设置的运作模式，以及网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强国论坛是著名门户网站人民网旗下的知名BBS，而人民网背景是《人民日报》，因此这个论坛对于研判执政党的传播策略有很重要的意义。即使人气算不上国内第一，但因其重要性以及浓厚的官方背景，仍被许多人认为是全球第一中文BBS，国内知名学者在探讨网络媒体时亦经常以这个论坛为标本。

强国论坛的议程设置手段可分为“疏”和“禁”两大类。“疏”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置顶。(2)嘉宾访谈。(3)今日关注。(4)人工引导。“禁”的手段表面看来与其他网站的BBS相差不大，删贴、封ID而已，但更多时候是在版主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出来。例如值班版主对某些网友的警告、对某些话题的引导，等等。

强国论坛的党报背景决定了它的审查制度十分严格，每天从10：00—22：00开坛12小时（节假日酌减），开坛时间内有14名版主轮番值班监督，每90分钟换班，除版主手工删除不妥的帖子外，系统对带有某些敏感字词的帖子也会自动延迟显示，留待版主审阅后决定是否放行。闭坛时间一到，即暂停上新贴，留待次日经审阅后显示。强国论坛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两个板块，深水区的主贴不得少于1000字，浅水区则没有字数下限要求，因此就形成了浅水区类似于聊天室的独特风格，大多数主贴没有内容，只有标题，而深水区则是深入思考的园地。深水区所有主贴和跟贴都不能立即显示，全部经过版主审阅。

严格的管理制度似乎并不影响它成为第一中文论坛，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版主与网友已就审阅尺度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认可，网友当然也会常常抱怨审查过严，但一般也就是在发发牢骚之余，尽量让自己适应这个论坛的生存法则。尽管有不少人因为难以忍受如此严格的管制而最终离开，但总有更多的网民加入进来。强国论坛到目前为止的注册用户数达961212，每天上贴量至少数千条，这个规模也许不算全国最高，但也足以让大多数网站羡慕了。

管理如此严格的论坛，竟然也有如此旺盛的人气，这不能不归功于强国论坛与网民在议程设置层面上形成的某种默契。据笔者对该论坛的长期观察以及与版主的沟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网站管理人员认为，BBS是一个让网民发表言论的地方，对网民的言论应该以议程设置的手段加以引导，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禁”和“删”，网民也发现，这个号称最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人情味，相处越久，对论坛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定越是了解，也就越能驾轻就熟地避开限制，发表言论。

作为网站与网民互动的平台，很多人都认为BBS管理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尺度，管得太严则人气稀薄，放得太松又容易出问题。而强国论坛这样一个以管理严格著称的论坛，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人气。各种观点交锋激烈，常常出现长达数日的热烈论战。

强国论坛还打破了一个传播学界的思维定势。许多学者认为，网民由于匿名的便利，可以在网络上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是网络时代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为此，很多人极力倡议实行互联网实名制。在强国论坛，匿名注册是允许的，唯一需要提供的个人资料只需一个电子信箱，但在严格的管理之下，也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有些网民因发表过激言论被封ID，却不愿意离开，而注册的新ID还刻意与旧ID关联（如XX二世、三世等等），让人一看便知。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网民要选择强国论坛作为发表言论的园地呢？这当然与强国论坛特殊的地位有关，但更与论坛独特的管理手段分不开。在网络时代，网民可以自由选择一个或几个网站进行自己的议程设置，从议程设置的效果来看，当然是人气最旺盛、知名度最高的网站最有效，而讨论国事，又必须考虑这个论坛的级别或背景是否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关注。论背景，与强国论坛同一级别的论坛不是没有，但在同样严格的管理体系下往往未能掌握一个灵活的尺度，也就难以形成强国论坛那样的人气。

而从领导层的角度来看，一个政策把握水准较高、又有相当人气的网站，无疑也会成为他们了解网络民情的去处，或者借助网络展示中国言论开放度的所在。前者如众多省部级高官，后者如许多外国元首或驻华大使，都成为强国论坛的嘉宾，2008年6月，总书记到访强国论坛与网民对话，更是明证。

BBS上出现一些违规的言论是难免的，但从强国论坛的操作方式来看，只要及时删除，并对网民进行善意的规劝，就既可以避免出现不当言论，又能保护网民合理的发言权，稳住人气。在严格的管理下不失旺盛人气，因此得到领导层的关注，而领导层的关注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网民的聚集，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形成。强国论坛的管理，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以议程设置的手段引导网民的关注热点，而不是以自己的权力简单粗暴地打压网民言论甚至剥夺网民的发言权。议程设置的具体操作，则取决于在准确理解政策与保护网民言论权两者之间的高水平的权衡。这很值得网络媒体管理人员深思。

参考文献：

[1]强国论坛http：///boardList.do?action=postList&boardId=1.

议程范文10篇

议程范文篇1

议程范文篇2

议程范文篇3

议程范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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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范文篇6

议程范文篇7

议程范文篇8

议程范文篇9

议程范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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