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范文10篇

耶律楚材范文篇1

1.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2.对人才的保护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耶律楚材范文篇2

1.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2.对人才的保护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课税使人名

燕京陈时可、赵肪

宣德刘中、刘桓

西京周立和、王贞

太原吕振、刘子振

平阳杨简、高廷英

真定王晋、贾从

东平张瑜、王锐

北京王德亨、侯显

平州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3.政治制度上的汉化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4.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时期的实现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

亲万户府六部行省殿内肃行省

军千户所路总管府中察政察廉

都百户所州府司院廉院访

使州访使

司县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小结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参考文献：

耶律楚材范文篇3

1.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2.对人才的保护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课税使人名

燕京陈时可、赵肪

宣德刘中、刘桓

西京周立和、王贞

太原吕振、刘子振

平阳杨简、高廷英

真定王晋、贾从

东平张瑜、王锐

北京王德亨、侯显

平州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3.政治制度上的汉化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4.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时期的实现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

亲万户府六部行省殿内肃行省

军千户所路总管府中察政察廉

都百户所州府司院廉院访

使州访使

司县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小结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参考文献：

耶律楚材范文篇4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小结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参考文献：

耶律楚材范文篇5

一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of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of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此语实为平实通达之论。

假如将“征服王朝论”当作学人一家之言，承认其启发和借鉴价值，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它的得失。如细加分析，魏氏的一些观点亦有扦格难通之处。在划分类型时，他似乎过分强调了各统治民族进入中原过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将该民族南下前的经济生活状态只置于从属地位。即使就南下的过程、方式而言，魏氏将北魏作为“渗透王朝”的代表，而将辽当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问题。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当道武帝南下伐后燕时，“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4〕，克晋阳，出井陉，下信都，破中山，从而初步确立在中原的统治，其实也不妨说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过直接对手不是汉族政权而已。契丹族在建立辽朝时与拓跋鲜卑相似，是一个已经长期附塞的民族。辽并未真正“征服”汉地，所占汉地一隅——燕云十六州只是因帮助后晋取代后唐而得到的酬劳。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灭后晋，一度控制中原，但却未能稳定局势，最终慨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5〕，狼狈北归，“征服”并未实现。终辽一代，国家统治重心一直没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样移入汉族农业区〔6〕，因此它的“征服”意义实在可以说并不明显。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虽有新意，但将辽代当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那么哪一个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这个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来与辽并称的元朝。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就此进行深入阐述。甚至对“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没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关叙述以及其余外国学者的继续发挥，我觉得以下三个条件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当然在广义上“征服王朝”也可以仅具备上述一到两个条件，但我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可称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在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蒙古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至蒙古高原中部偏东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国和南下伐金时为止，几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从事农业经营的材料。甚至在建国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后，还有贵族提出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7〕的主张。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立国漠北半个世纪，实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一系列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强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个北方民族。而这样一个游牧帝国最终又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8〕的大一统王朝。从这些方面看，元朝作为“征服王朝”的研究价值，实在是要大大高于辽代。而这也正是它区别于其他朝代、乃至北魏、辽、金、清等北族王朝的关键之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蒙元历史，可能会对元朝的特性认识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论”，是认为这一理论对我们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应予重新评价。而对“征服”二字，仅仅理解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并无意特别强调。得鱼忘筌，是所愿也。

二大蒙古国的特色及历史影响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统治，对蒙元历史、漠北草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大蒙古国具有其特殊之处。在前代的同类政权当中，凡占有中原者——如北魏和金，皆未有效控制漠北；即使仅占有中原部分地区的辽，也一直以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为统治中心，对漠北草原大部只能实行部族式羁縻统治，控制并不牢固。北部边疆是长期困扰它们的一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它们衰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真正在漠北实施过有效统治的政权——如匈奴、突厥汗国，都没有能将势力伸入中原地区，它们始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政权，最后也亡于单一游牧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大蒙古国则有所不同，它既崛起于并牢固控制了漠北，同时又完成了对中原乃至中亚等大片农耕地区的征服，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游牧-农耕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情况还不仅如此。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时间里，大蒙古国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作为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国初期的显著表现，也是理解大蒙古国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9〕，而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贵族军阀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10〕，其根源就在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当权，试图改变上述状况，但以失败告终。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的竞争，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大蒙古国也由此正式变成了元王朝。

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草原本位统治，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罩不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下文还要述及）。但另一方面，大蒙古国的统治却对漠北草原社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蒙古建国前的漠北草原，千余年里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而自蒙古建国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一直只有蒙古族一个主体民族，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统一政权解体之后亦不例外。这应当说是漠北草原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变化。

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曾将游牧文化归入“停滞的文明”的行列，断言游牧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历史的社会”〔11〕。显然在他看来，游牧社会没有前进、发展，其历史仅仅限于单调的循环往复。从大蒙古国建立前后漠北草原的变化来看，他的这一看法恐怕失之偏颇。在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或部落联盟。它们虽曾盛极一时，曾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但其政权组织却都是建立在氏族或部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并没有冲破氏族或部族组织的血缘外壳，相反却通过这种血缘外壳构筑起政权，形成一种“部族联盟国家”。〔12〕这些民族在草原上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立足，是因为它们作为统治部族，与被其征服的草原诸部族一直未能成功地融为一体；而融合的不成功，又与其政权的上述特点有极大关系。蒙古建国后的情况则有了不同。大蒙古国将漠北草原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成吉思汗将草原百姓划分为若干千户百户，它们取代传统的氏族、部族结构成为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和国家单位。在千户百户制度下，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草原上原有各部族不再像以前游牧国家治下的被征服部族那样能够保持自己组织的完整和相对独立，它们与统治部族——蒙古渐趋合一，形成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13〕正因如此，才有学者称大蒙古国为“中世游牧国家”的代表，以区别于此前的“古代游牧国家”；而漠北草原也由此完成了从“低度发展的文明时期”向“经典意义上文明时期”的过渡。〔14〕

在考察上述变化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成吉思汗所创制度的作用，而应当把眼光投向大蒙古国历史的全进程，乃至此后元王朝对漠北的继续控制。千户百户等制度的实施开始了草原氏族制瓦解、不同部族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假如大蒙古国在征服中原后很快将统治重心南移，假如漠北草原没有保持五十余年的帝国核心地位，那么草原上部族融合的趋势就可能中止甚至逆转，蒙古就可能成为漠北历史上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统治民族。大蒙古国统治的意义，在于蒙古贵族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继续巩固、强化了千户百户等新的制度体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力等——为漠北草原服务，使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波斯史家志费尼在极言当时草原生活变化幅度后说：“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15〕。这种持续稳定而繁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进程。即使到忽必烈定都汉地以后，由于草原本位政策的残存影响，元朝统治者对漠北依然予以超常的重视，在行政上设宣慰司、行省等机构进行治理，在军事上派大量军队屯驻，在财政上不断给予巨额经费拨赐。终元一代，漠北一直由中央牢牢控制，与前代王朝（如唐、辽等）治下羁縻约束、叛服不常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样一种平稳形势下，漠北的社会结构沿着成吉思汗开创的道路，渐渐发生着改变。元朝虽然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灭亡，但漠北已经不会再像匈奴、突厥汗国崩溃后那样出现新的统治民族了。

一些学者用“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State）的概念来解释匈奴、突厥、蒙古等漠北古代游牧帝国的国家结构。的确，这一概念颇有助于我们理解此类游牧政权的特性，因为它们都具有游牧分封制的共同构造特点，而这种由汗室家族成员对游牧部众进行分割统治的方式明显脱胎于草原游牧民分割家产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正如姚大力所指出，“家产制国家”在它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那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漠北游牧分封制国家只应看作其中一类特殊形态。〔16〕实际上，中国古代由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将统治重心移入中原之前，基本都具备韦伯所称“家产制国家”的条件，如君主的父权制家长权力大幅度外延、统治缺乏系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君主个人家政机关扩大为政权统治机构，等等。这些“家产制国家”可以根据它们对君主“家产”的不同处理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不妨称为“共管型家产制国家”，以东北平原上的女真国家和附塞的拓跋鲜卑、契丹国家为代表。它们对“家产”采取比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并未进行明显的分割。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上述民族建国前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个体家庭尚未完全独立，父系大家族作为社会、经济实体仍然普遍存在。而另一类则可以称作“分封型家产制国家”，以立国漠北的匈奴、突厥、蒙古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的建立者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在他们的社会中，个体经济更为发达，分散经营的趋向更加明显，因此对作为君主“家产”的草原国家也采取了分割经营的统治方式。匈奴在单于王庭左、右两翼，有二十四大部，分封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同姓“二十四长”。突厥有大、小可汗并立之制，小可汗下又有“设”的分封。蒙古则是由成吉思汗在建国后大封诸弟、诸子，以大汗直辖的大“兀鲁思”（蒙古语民众、国家之意）为核心，诸弟列于左翼，称“东道诸王”，诸子列于右翼，称“西道诸王”。

从入主中原后的情况，也可看出上述两类“家产制国家”的明显区别。第一类政权在建立汉式王朝后，其“家产制”色彩即表现为君主家族成员凭借其特殊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出将入相，占据重要职位。第二类的“家产制”表现则完全不同，最初以君主“家臣”身份出现的异姓贵族——而不是同姓家族成员——在以后的王朝历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可能由于在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维持政权统一以保持对外威势的需要，所谓“分封型家产制国家”的分封并不彻底，用于分割的仅是一部分“家产”。而帝国的核心部分仍由君主本人直辖，既属于家族公产，也是父家长权力的象征。因为同族子弟都已各自被向外分封，所以君主只能依靠异姓贵族来管理这份公产。如匈奴以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辅政，突厥则有俟斤、俟利发等早期官僚。与匈奴、突厥相比，大蒙古国的“公产”部分在国家中所占比重更大。《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000人，剩下101000人皆由自己直辖。〔17〕而且分封主要限于草原，新征服的大片农耕地区都作为家族公产，由大汗统一派官治理。同时，蒙古的分封范围又更为广泛。除子弟分封外，后来还发展起了姻戚的分封，一些世代与汗室通婚的家族也得到封地。这样参与管理“公产”的，只剩下那些“家臣”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草原社会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此在基本未占有农耕地区的匈奴、突厥国家中，异姓贵族势力的膨胀并不显著。大蒙古国则不然，它不仅征服了中原、中亚等农业定居区域，后来还进一步发展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王朝，这就给了那些“家臣”——次等异姓贵族充分扩展势力的机会。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立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处理行政、司法事务，同时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大蒙古国时期，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主要是其中主管文书的必阇赤）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如耶律楚材、忙哥撒儿、孛鲁合等人，都以权重著称。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按指蒙哥）无不报可。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儿入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18〕这种次等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在以后的元王朝有增无减。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官僚机构。诸王大会不常召开，宗室外戚各居封地，养尊处优，与国家日常政务已基本无涉。终元一代，迄今还找不出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位宗室成员曾任宰相，外戚拜相者也只有寥寥数人。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组织，却是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加上皇帝权力欲较弱、不勤政务，“大臣权重”遂成为元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现象。元后期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相继擅政，权侔人主，几乎危及孛儿只斤氏的统治。甚至到元朝灭亡、蒙古退回漠北以后，异姓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挟持汗室成员，互争雄长，使草原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十五、六世纪之交，达延汗重振汗室权威，再度统一蒙古草原，并且又一次实行了分封。值得注意的是，达延汗虽以恢复成吉思汗事业的口号号召蒙古，但他的分封却与成吉思汗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更加彻底。他并未保留类似成吉思汗“大兀鲁思”那样由自己直辖、居中的家族公产，而是将全部领地分封为六万户。大汗统领左翼三万户，驻于察哈尔万户境内，到后来只能掌握这一个万户，并无力控制全蒙古。达延汗的这种分封方式，是不是有惩戒蒙元以来家臣势力膨胀教训的思想背景呢？对此还可以继续探讨。事实是他这种比较彻底的分封，的确保证了其后裔的特殊地位，抑制了异姓贵族势力的发展。然而蒙古的政治认同也因此而难以巩固，领主分立，汗权衰落，大蒙古国的荣耀最终只成为遥远的历史，也许是达延汗所始料不及的。

三元朝的汉化迟滞问题

元朝的历史，如从广义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从狭义上算，则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建元中统，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内部治理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各朝代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19〕，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20〕。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21〕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22〕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23〕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24〕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对于元朝的种种“蒙古旧制”，蒙元史学者大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处想说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实则正如许凡所指出，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25〕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26〕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体现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发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27〕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28〕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29〕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30〕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在这个问题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31〕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四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元朝

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元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在史学界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体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专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历史的学者，从经济破坏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方面出发，对元朝倾向于否定。〔32〕而蒙元史专家则较多地强调元朝的积极因素，反对“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33〕这方面的讨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积极、消极两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正、反两面内容体现在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轻孰重。

其实我们不妨采用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认识元朝，那就是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对于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34〕本系学长阎步克教授则形象地称北朝政治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35〕。实际上，上述看法对解释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线索也是适用的。从“改变原来趋势”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两次冲击应当如何评价呢？目前对第一次冲击的看法比较一致，由于此后隋唐盛世的到来，大家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北族南下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应予肯定。如采取同样的逆向考察方式来看第二次冲击，评价恐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质、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闻名，而其后的明清两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统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36〕；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41〕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二卷，第70页。

〔2〕K.A.WittfogelandFengChia-Sheng,HistoryoftheChineseSociety,Liao(907-1125)(Phila.,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1949),pp.1-32.此导言已有汉译文，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收入作者《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4〕《魏书》卷2，《太祖纪》。

〔5〕《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

〔6〕金朝人梁襄在比较辽、金两代国家本位时说：“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按指辽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可为佐证。见《金史》卷96，《梁襄传》。

〔7〕《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元史》卷58，《地理志一》。

〔9〕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10〕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按此语出自许衡一篇散佚奏疏的残文，《鲁斋遗书》将其附入《时务五事》第五篇“慎微”条下。但如细玩文义，此疏当上于中统初年，与至元三年所上《时务五事》并非一时所写。《元文类》卷十三收录《时务五事》，即无此段文字。乾隆五十五年刊十二卷本《许文正公遗书》卷7则将此文附在至元十七年所上《更历疏》之后，更误。

〔1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6），上册，第205-214页。

〔12〕参阅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12）；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13〕在十二、三世纪之交漠北诸多部族中，仅有斡亦剌的蒙古化较为曲折。它直到元朝灭亡后仍保持较强的独立性，称为瓦剌，长期与蒙古本部争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蒙元统治的相当长时间里尚属“林木中百姓”，生活环境偏僻，与蒙古腹地联系较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首领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在编组千户时得到照顾，原有部族组织保存较为完整。尽管如此，它在明清之际仍以漠西蒙古之名见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蒙古化的归宿。

〔14〕护雅夫前揭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收入张树栋等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0），上册，第22-24页。

〔16〕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参阅MaxWeber,TheoryofSocialandEconomicOrganization（Oxforduniv.press,1947）,pp341-357.〔17〕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83），第362-384页。〔18〕《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

〔19〕《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0〕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21〕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2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23〕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4〕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页。

〔25〕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7-139页。

〔26〕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1982.12）

〔27〕《元史》卷143，《自当传》。

〔28〕《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三公》；《明史》卷72，《职官志一》。

〔30〕吕思勉说：“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过于朴僿,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此说可能适用于中国古代大部分北方民族，但蒙古似乎是例外。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第73页。

〔31〕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

〔32〕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收入作者《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上册；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收入作者《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

〔35〕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

〔36〕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7〕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

〔38〕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

〔39〕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耶律楚材范文篇6

一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of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of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此语实为平实通达之论。

假如将“征服王朝论”当作学人一家之言，承认其启发和借鉴价值，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它的得失。如细加分析，魏氏的一些观点亦有扦格难通之处。在划分类型时，他似乎过分强调了各统治民族进入中原过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将该民族南下前的经济生活状态只置于从属地位。即使就南下的过程、方式而言，魏氏将北魏作为“渗透王朝”的代表，而将辽当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问题。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当道武帝南下伐后燕时，“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4〕，克晋阳，出井陉，下信都，破中山，从而初步确立在中原的统治，其实也不妨说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过直接对手不是汉族政权而已。契丹族在建立辽朝时与拓跋鲜卑相似，是一个已经长期附塞的民族。辽并未真正“征服”汉地，所占汉地一隅——燕云十六州只是因帮助后晋取代后唐而得到的酬劳。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灭后晋，一度控制中原，但却未能稳定局势，最终慨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5〕，狼狈北归，“征服”并未实现。终辽一代，国家统治重心一直没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样移入汉族农业区〔6〕，因此它的“征服”意义实在可以说并不明显。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虽有新意，但将辽代当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那么哪一个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这个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来与辽并称的元朝。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就此进行深入阐述。甚至对“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没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关叙述以及其余外国学者的继续发挥，我觉得以下三个条件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当然在广义上“征服王朝”也可以仅具备上述一到两个条件，但我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可称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在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蒙古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至蒙古高原中部偏东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国和南下伐金时为止，几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从事农业经营的材料。甚至在建国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后，还有贵族提出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7〕的主张。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立国漠北半个世纪，实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一系列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强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个北方民族。而这样一个游牧帝国最终又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8〕的大一统王朝。从这些方面看，元朝作为“征服王朝”的研究价值，实在是要大大高于辽代。而这也正是它区别于其他朝代、乃至北魏、辽、金、清等北族王朝的关键之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蒙元历史，可能会对元朝的特性认识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论”，是认为这一理论对我们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应予重新评价。而对“征服”二字，仅仅理解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并无意特别强调。得鱼忘筌，是所愿也。

二大蒙古国的特色及历史影响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统治，对蒙元历史、漠北草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大蒙古国具有其特殊之处。在前代的同类政权当中，凡占有中原者——如北魏和金，皆未有效控制漠北；即使仅占有中原部分地区的辽，也一直以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为统治中心，对漠北草原大部只能实行部族式羁縻统治，控制并不牢固。北部边疆是长期困扰它们的一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它们衰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真正在漠北实施过有效统治的政权——如匈奴、突厥汗国，都没有能将势力伸入中原地区，它们始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政权，最后也亡于单一游牧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大蒙古国则有所不同，它既崛起于并牢固控制了漠北，同时又完成了对中原乃至中亚等大片农耕地区的征服，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游牧-农耕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情况还不仅如此。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时间里，大蒙古国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作为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国初期的显著表现，也是理解大蒙古国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9〕，而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贵族军阀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10〕，其根源就在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当权，试图改变上述状况，但以失败告终。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的竞争，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大蒙古国也由此正式变成了元王朝。

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草原本位统治，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罩不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下文还要述及）。但另一方面，大蒙古国的统治却对漠北草原社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蒙古建国前的漠北草原，千余年里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而自蒙古建国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一直只有蒙古族一个主体民族，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统一政权解体之后亦不例外。这应当说是漠北草原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变化。

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曾将游牧文化归入“停滞的文明”的行列，断言游牧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历史的社会”〔11〕。显然在他看来，游牧社会没有前进、发展，其历史仅仅限于单调的循环往复。从大蒙古国建立前后漠北草原的变化来看，他的这一看法恐怕失之偏颇。在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或部落联盟。它们虽曾盛极一时，曾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但其政权组织却都是建立在氏族或部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并没有冲破氏族或部族组织的血缘外壳，相反却通过这种血缘外壳构筑起政权，形成一种“部族联盟国家”。〔12〕这些民族在草原上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立足，是因为它们作为统治部族，与被其征服的草原诸部族一直未能成功地融为一体；而融合的不成功，又与其政权的上述特点有极大关系。蒙古建国后的情况则有了不同。大蒙古国将漠北草原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成吉思汗将草原百姓划分为若干千户百户，它们取代传统的氏族、部族结构成为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和国家单位。在千户百户制度下，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草原上原有各部族不再像以前游牧国家治下的被征服部族那样能够保持自己组织的完整和相对独立，它们与统治部族——蒙古渐趋合一，形成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13〕正因如此，才有学者称大蒙古国为“中世游牧国家”的代表，以区别于此前的“古代游牧国家”；而漠北草原也由此完成了从“低度发展的文明时期”向“经典意义上文明时期”的过渡。〔14〕

在考察上述变化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成吉思汗所创制度的作用，而应当把眼光投向大蒙古国历史的全进程，乃至此后元王朝对漠北的继续控制。千户百户等制度的实施开始了草原氏族制瓦解、不同部族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假如大蒙古国在征服中原后很快将统治重心南移，假如漠北草原没有保持五十余年的帝国核心地位，那么草原上部族融合的趋势就可能中止甚至逆转，蒙古就可能成为漠北历史上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统治民族。大蒙古国统治的意义，在于蒙古贵族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继续巩固、强化了千户百户等新的制度体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力等——为漠北草原服务，使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波斯史家志费尼在极言当时草原生活变化幅度后说：“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15〕。这种持续稳定而繁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进程。即使到忽必烈定都汉地以后，由于草原本位政策的残存影响，元朝统治者对漠北依然予以超常的重视，在行政上设宣慰司、行省等机构进行治理，在军事上派大量军队屯驻，在财政上不断给予巨额经费拨赐。终元一代，漠北一直由中央牢牢控制，与前代王朝（如唐、辽等）治下羁縻约束、叛服不常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样一种平稳形势下，漠北的社会结构沿着成吉思汗开创的道路，渐渐发生着改变。元朝虽然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灭亡，但漠北已经不会再像匈奴、突厥汗国崩溃后那样出现新的统治民族了。

一些学者用“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State）的概念来解释匈奴、突厥、蒙古等漠北古代游牧帝国的国家结构。的确，这一概念颇有助于我们理解此类游牧政权的特性，因为它们都具有游牧分封制的共同构造特点，而这种由汗室家族成员对游牧部众进行分割统治的方式明显脱胎于草原游牧民分割家产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正如姚大力所指出，“家产制国家”在它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那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漠北游牧分封制国家只应看作其中一类特殊形态。〔16〕实际上，中国古代由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将统治重心移入中原之前，基本都具备韦伯所称“家产制国家”的条件，如君主的父权制家长权力大幅度外延、统治缺乏系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君主个人家政机关扩大为政权统治机构，等等。这些“家产制国家”可以根据它们对君主“家产”的不同处理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不妨称为“共管型家产制国家”，以东北平原上的女真国家和附塞的拓跋鲜卑、契丹国家为代表。它们对“家产”采取比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并未进行明显的分割。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上述民族建国前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个体家庭尚未完全独立，父系大家族作为社会、经济实体仍然普遍存在。而另一类则可以称作“分封型家产制国家”，以立国漠北的匈奴、突厥、蒙古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的建立者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在他们的社会中，个体经济更为发达，分散经营的趋向更加明显，因此对作为君主“家产”的草原国家也采取了分割经营的统治方式。匈奴在单于王庭左、右两翼，有二十四大部，分封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同姓“二十四长”。突厥有大、小可汗并立之制，小可汗下又有“设”的分封。蒙古则是由成吉思汗在建国后大封诸弟、诸子，以大汗直辖的大“兀鲁思”（蒙古语民众、国家之意）为核心，诸弟列于左翼，称“东道诸王”，诸子列于右翼，称“西道诸王”。

从入主中原后的情况，也可看出上述两类“家产制国家”的明显区别。第一类政权在建立汉式王朝后，其“家产制”色彩即表现为君主家族成员凭借其特殊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出将入相，占据重要职位。第二类的“家产制”表现则完全不同，最初以君主“家臣”身份出现的异姓贵族——而不是同姓家族成员——在以后的王朝历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可能由于在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维持政权统一以保持对外威势的需要，所谓“分封型家产制国家”的分封并不彻底，用于分割的仅是一部分“家产”。而帝国的核心部分仍由君主本人直辖，既属于家族公产，也是父家长权力的象征。因为同族子弟都已各自被向外分封，所以君主只能依靠异姓贵族来管理这份公产。如匈奴以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辅政，突厥则有俟斤、俟利发等早期官僚。与匈奴、突厥相比，大蒙古国的“公产”部分在国家中所占比重更大。《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000人，剩下101000人皆由自己直辖。〔17〕而且分封主要限于草原，新征服的大片农耕地区都作为家族公产，由大汗统一派官治理。同时，蒙古的分封范围又更为广泛。除子弟分封外，后来还发展起了姻戚的分封，一些世代与汗室通婚的家族也得到封地。这样参与管理“公产”的，只剩下那些“家臣”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草原社会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此在基本未占有农耕地区的匈奴、突厥国家中，异姓贵族势力的膨胀并不显著。大蒙古国则不然，它不仅征服了中原、中亚等农业定居区域，后来还进一步发展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王朝，这就给了那些“家臣”——次等异姓贵族充分扩展势力的机会。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立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处理行政、司法事务，同时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大蒙古国时期，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主要是其中主管文书的必阇赤）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如耶律楚材、忙哥撒儿、孛鲁合等人，都以权重著称。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按指蒙哥）无不报可。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儿入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18〕这种次等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在以后的元王朝有增无减。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官僚机构。诸王大会不常召开，宗室外戚各居封地，养尊处优，与国家日常政务已基本无涉。终元一代，迄今还找不出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位宗室成员曾任宰相，外戚拜相者也只有寥寥数人。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组织，却是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加上皇帝权力欲较弱、不勤政务，“大臣权重”遂成为元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现象。元后期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相继擅政，权侔人主，几乎危及孛儿只斤氏的统治。甚至到元朝灭亡、蒙古退回漠北以后，异姓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挟持汗室成员，互争雄长，使草原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十五、六世纪之交，达延汗重振汗室权威，再度统一蒙古草原，并且又一次实行了分封。值得注意的是，达延汗虽以恢复成吉思汗事业的口号号召蒙古，但他的分封却与成吉思汗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更加彻底。他并未保留类似成吉思汗“大兀鲁思”那样由自己直辖、居中的家族公产，而是将全部领地分封为六万户。大汗统领左翼三万户，驻于察哈尔万户境内，到后来只能掌握这一个万户，并无力控制全蒙古。达延汗的这种分封方式，是不是有惩戒蒙元以来家臣势力膨胀教训的思想背景呢？对此还可以继续探讨。事实是他这种比较彻底的分封，的确保证了其后裔的特殊地位，抑制了异姓贵族势力的发展。然而蒙古的政治认同也因此而难以巩固，领主分立，汗权衰落，大蒙古国的荣耀最终只成为遥远的历史，也许是达延汗所始料不及的。

三元朝的汉化迟滞问题

元朝的历史，如从广义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从狭义上算，则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建元中统，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内部治理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各朝代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19〕，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20〕。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21〕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22〕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23〕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24〕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对于元朝的种种“蒙古旧制”，蒙元史学者大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处想说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实则正如许凡所指出，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25〕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26〕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体现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发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27〕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28〕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29〕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30〕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在这个问题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31〕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四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元朝

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元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在史学界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体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专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历史的学者，从经济破坏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方面出发，对元朝倾向于否定。〔32〕而蒙元史专家则较多地强调元朝的积极因素，反对“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33〕这方面的讨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积极、消极两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正、反两面内容体现在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轻孰重。

其实我们不妨采用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认识元朝，那就是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对于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34〕本系学长阎步克教授则形象地称北朝政治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35〕。实际上，上述看法对解释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线索也是适用的。从“改变原来趋势”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两次冲击应当如何评价呢？目前对第一次冲击的看法比较一致，由于此后隋唐盛世的到来，大家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北族南下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应予肯定。如采取同样的逆向考察方式来看第二次冲击，评价恐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质、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闻名，而其后的明清两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统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36〕；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41〕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二卷，第70页。

〔2〕K.A.WittfogelandFengChia-Sheng,HistoryoftheChineseSociety,Liao(907-1125)(Phila.,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1949),pp.1-32.此导言已有汉译文，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收入作者《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4〕《魏书》卷2，《太祖纪》。

〔5〕《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

〔6〕金朝人梁襄在比较辽、金两代国家本位时说：“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按指辽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可为佐证。见《金史》卷96，《梁襄传》。

〔7〕《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元史》卷58，《地理志一》。

〔9〕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10〕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按此语出自许衡一篇散佚奏疏的残文，《鲁斋遗书》将其附入《时务五事》第五篇“慎微”条下。但如细玩文义，此疏当上于中统初年，与至元三年所上《时务五事》并非一时所写。《元文类》卷十三收录《时务五事》，即无此段文字。乾隆五十五年刊十二卷本《许文正公遗书》卷7则将此文附在至元十七年所上《更历疏》之后，更误。

〔1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6），上册，第205-214页。

〔12〕参阅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12）；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13〕在十二、三世纪之交漠北诸多部族中，仅有斡亦剌的蒙古化较为曲折。它直到元朝灭亡后仍保持较强的独立性，称为瓦剌，长期与蒙古本部争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蒙元统治的相当长时间里尚属“林木中百姓”，生活环境偏僻，与蒙古腹地联系较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首领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在编组千户时得到照顾，原有部族组织保存较为完整。尽管如此，它在明清之际仍以漠西蒙古之名见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蒙古化的归宿。

〔14〕护雅夫前揭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收入张树栋等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0），上册，第22-24页。

〔16〕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参阅MaxWeber,TheoryofSocialandEconomicOrganization（Oxforduniv.press,1947）,pp341-357.〔17〕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83），第362-384页。〔18〕《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

〔19〕《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0〕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21〕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2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23〕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4〕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页。

〔25〕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7-139页。

〔26〕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1982.12）

〔27〕《元史》卷143，《自当传》。

〔28〕《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三公》；《明史》卷72，《职官志一》。

〔30〕吕思勉说：“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过于朴僿,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此说可能适用于中国古代大部分北方民族，但蒙古似乎是例外。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第73页。

〔31〕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

〔32〕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收入作者《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上册；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收入作者《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

〔35〕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

〔36〕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7〕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

〔38〕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

〔39〕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40〕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明初专制集权的强化是打着“惩元之弊”的旗号进行的。但这与我们上面的分析并不矛盾。明初人屡称“宋元宽纵”，实则宋元宽纵的表象相同而实质有异。宋朝的宽纵可以说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国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体政策上的表现。而元朝的宽纵主要表现出它作为“征服王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法制上的不健全，并非对臣下刻意宽容。与此相联系，我们还看到尽管元朝皇帝（或蒙古大汗）享有无上的专制权威，但其时的君臣关系并不像明朝那样剑拔弩张。蒙古皇帝有非常强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识，对作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员没有太多的疑忌之心；而元朝官员主要来源于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胥吏，其政治态度也与富有强烈的道义原则和社会使命感的士大夫阶层颇为不同。到明朝，君臣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一面是起自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孙，一面是在长期受到冷落后重新有了用世机会、跃跃欲试的士大夫，君臣关系趋于紧张似乎可以理解。廷杖之制起于金、元，但两朝廷杖大臣之例并不多见，不像明朝动辄棰楚交加，原因应当也在于此。

耶律楚材范文篇7

关键词:丘处机;道教思想;全真道

一、丘处机道教哲学思想形成的背景

(一)成长背景。丘处机(1148－1227)自幼失怙，尝遍人间辛苦，童年伊始就向往修道成“仙”。后全真道祖师王重阳收其为徒，为其取名处机，号长春子。1169年，重阳真人携弟子四人西游，途中得道飞升于汴梁城，嘱咐马钰授其功课，也因此，丘处机的知识和道业迅速长进。其在王重阳羽化后入磻溪穴居六年，行携蓑笠，故称“蓑笠先生”。后又赴饶州龙门山(今宝鸡)隐居潜修七年。在这苦修的十三年，因深知自幼文化素养欠缺，故发奋图强，其所学领域融摄儒佛和老庄思想。在迁往终南祖庭，开始掌教生涯之时，闻得成吉思汗的铁蹄使得生民涂炭，在其春秋七十有余之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毅然西觐，迎来一生不朽的篇章。(二)社会背景。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距离北宋王朝灭亡不到八十年，金廷就已经开始重蹈覆辙。在此之前，金章宗当政虽有“明昌之治”的美称，然而却似“回光返照”。而在此时，另一隅的南宋窥视金廷内忧外患，决定北伐。但却因金人早有准备，且宋军进军轻率、用人不当而导致北伐失败。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成吉思汗在宋金酣战之际崛起。已经一统蒙古草原的成吉思汗在多次入侵西夏之后，便有了灭金之志。成吉思汗的铁蹄所到之处，灰飞烟灭。这样，雪山论道、止杀寡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丘处机的肩上。

二、丘处机道教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和平思想:仁慈反战，保卫和平。深受儒家仁爱思想影响的丘处机，基于当时战火连绵的时代背景，指出仁慈是获得和平的基本途径，因为众生皆有道性，众生本应平等。面对战乱硝烟，他强烈呼吁统治者怜爱黎民苍生免于性命之忧。其诗曰:“造物通神化，流形满大千。群迷长受苦，万圣不能悛。”［1］697明昌四年(1193年)，黄河泛滥，饥民流离，瘟疫频发，他悲愤苍天置众生千疮百孔，呼吁每一个世人，尤其是每一个道徒要积德行善，常怀悲天悯人之心。他认为以仁慈为本，行善救难，方可成仙。他对民众的苦难充满同情，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其苦难解除。因此，丘处机率徒弟祈雨，且疾呼:“安得人心似我心，免遭痛彻临头厄。”［1］686除提倡仁慈之外，丘处机还渴望和平。磻溪隐居时，在金世宗的统治下，社会有了短暂的安宁，丘处机十分喜悦。然而好景不长，风云突变。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辟地千里，势如破竹，杀人如麻，黎民苍生恐将不得保全。见闻此状，他不顾高龄之躯，毅然决然率领弟子西行大漠，希望以自己西觐之劝诫止杀，拯救百姓于苦海。历时三年，终于到达成吉思汗行营，开始讲道。其讲道内容收录于耶律楚材所整理的《玄庆风会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道家所倡导的“清心寡欲”和“固精守神”的理念;二是儒家“恤民保众”“以孝治国”“布法推恩”的治国方略。正是因为丘处机有条不紊地论道，成吉思汗触动颇多，于是以丘处机论道言论为准绳，将仁爱和平的诏谕散布各地。据此可以看出丘处机作为宗教领袖仁慈的一面，如《老子》所言:“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2］40(二)入世思想:无为即有为。《老子》三十七章如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2］42道是万物的本体，它的产生不受任何外力的作用，所以“道”是无为的。而万物皆由道而生，因之，“道”又是“无不为”的。老子试图要求人们效法“道”，以“无为”为纲要，顺其自然，清静寡欲，与世无争，慎行远祸，不可妄自作为。王重阳完全继承了这一教义，力主弃世离俗，抛家专修，要求弟子不问世事，炼气养生，将自己置于虚空之地。而丘处机却与以上观点截然相反。他从道的高度对“有为”和“无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丘处机认为，所谓“有为”和“无为”，不过是道在动静之时互为体用的表现，动则以“无为”为体，静则以“有为”为体。就本质而言，他们是一样的，都是道，不过是道的特性的不同表现形式。“无为”和“有为”不再是一对矛盾的哲学范畴，而是道的一体两用。人们循道行事，就要根据道的要求，正确理解“有为”与“无为”的含义，发挥好道之“用”。他得出结论，无为即有为，无为即无所不为。其诗曰:“有动缘无动，无为即有为。三光不照处，万象显明时。”［1］699在政治层面，丘处机在存无为而行有为的入世思想的指导下，一改往日全真教不睬世事的纯朴形象，开始结交权贵。当然，在与权贵交往的过程中，也积极为封建政权效力。我们也应该看到，丘处机依附朝廷的真实目的在于谋求全真道的发展，希望以封建士大夫为后盾，为全真道的发展寻求政治支持和经济保障。在宗教问题上，丘处机的入世思想表现为把“打尘劳”纳入道徒必行的外日用之内。所谓打尘劳即是服勤苦，就是折其强梗骄吝之气。而在具体实践上，服勤苦，即为尽心建立宫观，发展教徒，壮大队伍。打尘劳一旦被纳入外日用，就和道徒所追求的成仙目标联系起来。即外功全在自身，自己用力则可得功。功是得道成仙的阶梯，功的大小深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所以，打尘劳积功是得道的重要途径。丘处机告诫弟子，重作尘劳，不容少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数年间，全真教道观的增加速度如雨后春笋，一跃成为北方道教大宗。(三)内丹思想:性命双修。丘处机的内丹思想是对王重阳内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内丹心性学说方面，对正念和邪念、真心和常心、性和命等作了较为仔细的区分，对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做了深入探讨;在内丹理论的核心问题，即修炼步骤上，从三教合一思想出发，以王重阳心性理论作为指导，对修性过后怎样达到修命目标的过程及途径作了系统的阐释。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说法: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信性，北宗则是性命双修。北宗先学心性，叫作性宗，继而以坐功得丹得药，称作命宗。因之，曰性命双修。丘处机认为，道生万物，万物生而有性，元神即性，任何形体中都有性。人因有七情六欲从而使性迷惑，而不得返朴，所以需炼性，让其归本。与此同时，丘处机更重视命功。据《长春真人语录》记载:“吾宗唯贵见性，水火配合其次也。大要以息心凝神为处机，以明心见性为实地，以忘识化障为作用，回视龙虎铅汞，皆法相而不可拘执。反次便为外道，非吾徒也。”［3］153由此可见，丘处机关于性命问题，主张以性为主，命为辅，先性后命，性命双修，非轻视命功。他认为，性与命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为了论证修行，丘处机著《青天歌》。而为了论证修命，又著《西江月》十六首和《大丹直指》。凡此种种，都表明丘处机内丹思想是以双修为主旨，在重视性的同时又重视命，二者不可偏废其一。三、丘处机道教哲学思想的影响丘处机以独特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时间虽然不长，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丘处机仁慈反战、捍卫和平的言论和行为，造就了一批在干戈不息形势下济世救民的门徒。如祁志诚，本是蒙古俘虏，同行百人皆遭杀戮，独他幸免，于是投身全真，于云州筑乐全庵居住，用医符来给百姓治病。《洞明真人祁公道行碑》记载其“往往为人传诵”，“一方多赖以全济”［4］699。王志谨《栖云王真人开涝记》载:“见终南山之地雨泽不恒，多害耕作，遂集道众千余人……了无干旱之患。”［4］620凡此弟子，不胜枚举，众弟子皆以丘处机为楷模，身体力行济世救民之道，保护在灾乱中痛苦不堪的百姓。同时也为全真教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扩大了社会影响。我们也应该看到，丘处机及其门徒对和平思想的实践活动，起到了封建政府无法达到的宗教教化作用，具有稳固社会秩序的良好效应。第二，丘处机无为而行有为的入世思想，实际是对传统道教中“无不为”思想的发展。丘处机深处动荡变革的年代，国内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长期受民族文化熏陶的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有一种敌视或不合作的态度，面对这一尖锐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仅靠武力解决是不够的，金世宗以及其他统治者都无能为力。基于此，统治者便拉拢道教，求助其解决自身的矛盾，以巩固统治。与此同时，道教也需要强有力的政权及经济基础来谋求自身的发展，这就为丘处机履行传统道教“无不为”的思想提供了社会需要。此外，全真教倡导三教融合，以返淳还朴为口号，把儒家伦理宗教化后作为教徒的行为规范，以斋蘸祈祷等方术作为联系社会的桥梁，从而扩大了群众基础。所以，丘处机的入世观是传统道教无不为思想同时代结合的产物，较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宗教改革和创新意识。第三，丘处机的内丹思想是对王重阳思想的继承，并将三教圆融贯穿其中，在他的内丹心性理论中，融入大量的禅宗“正念”“邪念”“不动心”“真心”等概念，炼心最终也是达到一念无空的境界。而他的命功原理则以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元气论和五行生克说为理论基础。同时，丘处机的心性之正念中，也包含了仁、善、慈等儒家观念;丘处机的内丹方法，简明扼要，易学易记，便于宗教实践，给修炼者带来极大的方便，这也是全真教在丘处机掌教时期发展鼎盛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看出，丘处机的内丹思想体系完整，且创见颇多，既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和继承，也是自己长期宗教实践的积累和探索的结果。当然，他的心性理论受王重阳的影响极为深刻，是对王重阳的内丹心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其修炼方法也是对王重阳修炼方法的具体阐发。

三、结语

丘处机的道教哲学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他继承重阳真人遗志，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利用成吉思汗的宠信，立观度人，在济世安民的同时，壮大了全真道的力量;他在继承创教祖师内丹思想的基础上，融通三教理论，发展成性命双修的内丹思想，将全真道的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他不顾个人安危，雪山西觐，将民族大义置于首要地位，拯救处于生死边缘的黎民百姓，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的和谐和国家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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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丘处机．丘处机集［M］．赵卫东，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耶律楚材范文篇8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铜、银、金、铁、铅等金属铸币，以铜铸币为主。中国古代在发行铜铸币时，出现过多次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不符，从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社会不稳定。其中重要的大致有以下几次：

（一）自公元7年到14年，王莽三次改革币制。第一次，下令除五铢钱（汉隋间铸币以重量命名，主要是五铢钱，古算法以24铢为1两）外，更铸"大泉"，重12铢，值五铢钱50；又造"契刀"，值500；"错刀"，值5000。这种虚价大钱出现后，造成民间盗铸，在实际交易中更趋向于使用五铢钱。第二次，废除"错刀"及五铢钱，另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28品，不仅换算困难，每一品与其它27品之间会产生756种比值，而且比价极不合理。如小泉重1铢，每枚值1，大布重24铢，每枚值1000。此次改币仅一年就被迫废除。第三次，王莽作货布、货泉两种并行。货泉重5铢，货布重25铢，但一个货布却值25个货泉，结果又引起盗铸，许多人因犯法而沦为官奴婢。王莽从主观出发，随心所欲地改革币制，滥发大钱，结果"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自身最后也迅速灭亡。

（二）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公元189年，董卓进京，毁五铢钱，更铸小钱，"肉好无轮廓，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贷不行"（注：《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董卓铸恶质钱引起物价飞涨，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至此，五铢钱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三）三国时战争频繁，军费开支浩大，各国为解决其财政困难，都铸造了面额较大的货币。刘备入蜀时，因"军用不足"，听从刘巴建议，铸"直百五铢"，其重量仅8～9.5克，却当五铢钱100，结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注：《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吴国在公元236年铸"大泉五百"，重7克，238年又铸"大泉当千"，重14.5克，甚至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大钱出笼后，导致物价上涨，后被迫停铸。

（四）公元465年，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廓，不磨鑢，如今之剪凿者，谓之耒子。景和元年（465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涎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注：《宋书》卷75《颜竣传》。）。结果引起社会经济停滞，不久，刘宋王朝就走向崩溃。

（五）北魏孝明帝即位后，为解决财政困难，517年用崔亮建议，广开铜矿铸钱以收"治利"。此后，民多私铸，钱更薄小，钱价更低。"时所用钱，人多私铸，销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值一千"（注：《魏书》卷58《杨播附侃传》。）。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一斤铜可造钱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罹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注：《魏书》，卷77《高崇附高恭之传》。）。私铸钱轻薄如榆叶，入水不沉，其流通的后果是物价上涨，货币流通阻滞，犯罪者增多，加剧了社会矛盾。

（六）隋炀帝时期政治腐败，统一的五铢钱制度遭到破坏。由私铸引起货币严重贬值。"大业（605～618年）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注：《隋书》卷24《食货志》。）。私铸者除豪门大族，也有为对付日益加重负担的百姓。到最后甚至"剪铁碟，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唐初李渊入长安时，民间"行线环钱，甚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经济走向了绝境，不久，隋也走向灭亡。

（七）唐玄宗后期，生活奢侈，军费开支浩大。他死后，乾元元年（758年）在第五琦的建议下，唐肃宗实行通货贬值政策，铸造大钱，称"乾元重宝"。这是最早称"重宝"的钱，重5.97克，一文当开元通宝钱十文。肃宗诏书说："冀实三官（汉代主管铸钱机构）元资，用收十倍之利"。俨然说明铸钱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次年又铸"重轮乾元重宝"，重11.94克，重量为开元钱的三倍，却当开元钱五十。大钱发行后引起的后果不外有三：一是物价飞涨，人民遭难。"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二是盗铸严重，"长安城中，竞为盗铸"（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以致寺庙的钟、铜佛都被熔化；三是货币流通出现混乱，有实钱和虚钱双重价格。总之，如上元元年（760年）诏书所说："私铸颇多，吞并小钱（开元钱）……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不久，宣布重棱钱由当开元钱50文改为30文，即开元钱则一当十文用，乾元当十钱依前行用不变。当时人称此虚抬作价的钱为"虚钱"，未抬价的钱为"实钱"，由此而产生两种物价。

（八）五代十国时期货币形式五花八门、十分紊乱，各国政权用铅、铁、泥等铸钱，以此掠夺人民，维持其财政和军费开支，并用恶钱削弱敌国。南唐后主李煜铸铁钱，民间纷纷藏匿铜钱，商人们用十枚铢钱换一铜钱，出现劣币驱逐好币。楚曾铸铅钱，又铸"乾封泉宝"大铁钱。闽铸大铁钱有"永隆通宝"、"天德通宝"等名，都当铅钱百，南汉铸有"乾亨通宝"铅钱，十个当铜钱一。盘踞幽州的刘仁恭父子用墐泥作钱，以此强迫收兑铜钱，又发行大额货币，有当十、当百、甚至当千当万的大钱。总之，当时货币混乱，给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九）清咸丰三年（1853年），在发行纸币的同时，京局开始铸造大钱，共分五等：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当十称"咸丰重宝"，其余称"咸丰元宝"。当百钱直径7厘米，重199克，为诸钱之冠。大钱一出笼，立即引起物价飞涨，同时私铸也纷纷出笼。旧钱每千重120两，熔化可铸当千大钱三十。大利所在，使私铸数很快超过官铸。于是一年左右政府不得不停造当千、当五百的大钱，并用宝钞收回。此后又停铸并回收当百、当五十的大钱。当十大钱仍流通，但其价从当五、当三，直跌至当二。咸丰还铸有当十铁钱和铅钱。咸丰时的钱钞制，币值级别多，币材种类多，份量变动多，钱文字种类多，其复杂繁琐超过了王莽时代的宝货制。

二、古代纸币的通货膨胀

（一）北宋的交子（后改为钱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约产生于太宗淳化年间（990～995年），开始由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建立交子铺，发行交子。天圣元年（1023年）成立益州交子务，翌年发行官办交子。交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界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每界发行控制在125万余缗（贯），以铁钱为钞本，币值较稳定，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年），因对西北用兵，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无钞本交子60万贯，以充军费。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8年），规定两界交子同时使用，引起贬值。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因对付西夏，增加发行额达到188万余贯，由于两界发行，实际数加倍，于是通货膨胀加剧。到北宋末徽宗在位时，政府滥发交子，交子信用下降，遂于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改称交子为钱引。不久，河、湟的军费全仰发行纸币来解决。发行额达2655余万贯，由于两界发行，其数相当于神宗以前的42倍，一般贬值3／4，有些地区贬值90％，引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北宋政权在内外交困中终于走向了灭亡。

（二）南宋纸币有多种，主要是会子，绍兴三十年（1160年）开始由官府发行。在孝宗（1163年即位）以前发行额还有所控制，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开始两界并行，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又曾三界并行。到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8年）韩侂胄之流靠大量发行纸币作为军费，从此发行额扶摇直上。开禧年间发行14000万贯，嘉定年间（1208～1224年）23000万贯，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22900万贯，绍定六年32000万贯，嘉熙四年（1240年）50000万贯，淳祐六年（1246年）65000万贯。与此同时，会子币值也直线下降：乾道四年（1168年）一贯合铜钱770文，咸淳三、四年（1267～1268年）为75文，已跌到不足1／10。在此情况下，"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朝廷宝货，自轻太甚"（注：《可斋续稿》（后）卷三《救蜀褚密奏》。），"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注：《宋史》卷145《黄畴若传》。）。到后来，一贯会子已不值一文钱。嘉熙三年（1259年）李韶概括说："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注：《宋史》同上，卷423《李韶传》。）南宋政府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金行的纸币叫"交钞"。贞元二年（1154年）开始发行，以七年为一界，期满兑现或换新钞。从章宗即位时（1189年）开始取消七年为界，成为长期流通纸币，于是开始通货膨胀。明昌四年（1193年），官俸全发交钞，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政府用种种办法限制铜币，强使纸币流通，结果铜币被纸币排斥，退出流通领域而贮藏起来。金朝最后二十年，经济凋敝，军费开支浩大，各种纸币轮番登场，通货膨胀更为严重。交钞发行时最高面额为10贯，贞祐二年（1214年）发行20贯至100贯大钞，不久又发行200贯、1000贯大钞。结果每贯交钞值不到一文钱，民间交易多用现钱。贞祐三年，改交钞为"贞祐宝券"，这时军费开支庞大，钞值猛跌，政府实行限价，造成商人罢市。贞祐五年，发行"贞祐通宝"，一贯当"贞祐宝券"一千贯，政府公认币值下跌至1／1000。元光元年（1222年），发行"兴定宝泉"，一贯折贞祐通宝400贯。翌年，改发绫印制的"元光珍货"和"元光重宝"。行之未久，银价日贵，民间多以银论价。政府规定买卖在银三两以下只许用钞，不准用银；三两以上，1／3用银，其余用纸币。此令一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注：《金史》卷48《食货志》。）。金后期，"以万贯唯易一饼"（注：《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经济走向崩溃，金代也就很快灭亡了。

（四）元代货币以纸币为主，其纸币制度称为钞法。元代钞法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阶段。中统钞于中统元年（1260年）发行，以金银为本，钞本不许亏欠挪用，发行量严格控制。到忽必烈末年，信用有所降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并行，一贯当中统钞五贯，即承认中统钞贬值4／5。至元十年（1350年）又发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宝钞二贯，二钞并行流通。至元十七年（1280年）起，佞臣阿合马当权，为应付财政困难大量印钞，又动用钞本，便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跃，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注：《元史》，卷97《食货志》。）。元政府自坏钞法，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五）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翌年，诏命中书省主持造"大明宝钞"，同时禁止民间金银买卖，只许向政府换纸钞。大明宝钞不分界，不限时间，不定发行限额，也无准备金。这样发行后不久，由于投放太多，导致纸币贬值。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2月至12月10个月中，发行宝钞6949599锭，每锭5贯，共34747995贯，合银3000多万两，而当时政府每年收入仅几万两，发行额相当于银的收入1000倍左右。从钞钱比值看，洪武八年（1375年）钞1贯值钱1000文，以后不断贬值，到宣德七年（1432年）值钱5文；弘治元年（1488年）值钱1文；而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仅值钱0.1文。实际上弘治以后，人民只用银和铜钱，不再用钞票了。明政府虽然多次下令禁金银交易，但用处不大。最后，政府不得不放弃禁用铜钱和金银的法令。

（六）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军费激增，国库枯竭，为"济国用之不足"，决定发行纸币。咸丰三年（1853年）发行两种纸币：一是户部官票，简称官票，又称银票，以银两为单位；二为大清宝钞，又叫钱票、钱钞，以制钱为单位。清政府本意是纸币"与银钱并重"，并规定出纳皆以五成搭用，但实际上政府自坏成法，收款时少收或拒收钞票，支付时多付钞票，造成钞价大跌。百姓持钞购物，商店不是涨价，就是匿货不卖。外国人则趁机以低价收购钞票，按五成去交关税。咸丰五年（1855年）官票一两，宝钞一千文都只能换京钱四、五百文，合制钱二、三百文。此后官票继续贬值，福建强制推行票钞，激起民变。至此，清政府下令课税停止收钞，只收实银，各项开支也不用钞。不久，随着咸丰帝去世，官票官钞也"寿终正寝"了。

中国古行纸币时，有些统治者也懂得发行纸币要有准备金，即"钞本"，并认识到钞本的重要性。但到后来，由于军费、奢糜等造成的财政困难，统治者最终还是乞怜于发行纸币，使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三、近现代纸币的通货膨胀

比起古代来，中国近现代纸币的通货膨胀发展更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次：

（一）"京钞风潮"。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后，各省均可发行可兑现的银行券作为筹款办法，但由于缺乏兑换准备，故信用低下，币值日跌。当时北洋军阀筹款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可兑现的银行券。1915年袁世凯要，又加云南起义后军费大增，就强迫动用这两行的现银准备，遂使国库空虚，引起商民争兑。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中、交二行钞票停止兑现，出现市面骚动，物价上涨，现银绝迹。一般商界怕承担损失，纷纷拒收京钞，而银行对北洋政府的垫款却日渐增多。5月份停兑时，京钞流通及存款数合计2600万元，10月达4600万元，第二年12月增到9700万元。于是京钞币值迅速下跌，一般常在7-9折之间。但这次通货膨膨胀风潮只限于京、津地区。后来中、交二行通过供款和发行公债，用了六、七年时间陆续收回京钞，才稳定住币值。

（二）法币。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为摆脱美国白银政策引起的白银上涨给采用银本位制的中国带来的严重影响，因而实行法币改革，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又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法币汇价为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法币是一种以外汇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它借助无限制买卖英镑来维持币值，后来又投靠美元，从而打上了深刻的殖民地货币制度的烙印。

1942年7月，法币的发行集中到中央银行。由于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了金融事业，其发行法币又没有限制，这就为法币不断出现通货膨胀铺平了道路。在法币改革前，1934年底全国主要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总计约5.6亿元。到1936年1月，即法币改革后2个月，已增至7.8亿，此后更是猛增，至1948年8月21日已达6636946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得更快，如以1937年6月重庆物价指数为1,1948年8月21日上涨至1551000。而上海物价比重庆更高，如以1937年6月为1，则1948年8月21日为4927000。当时有人说，战前能买一头牛，这时只能买1／3包火柴。

（三）金圆券。在法币已走到了绝境时，国民党政府为了作垂死挣扎，于1948年8月20日发行了金圆券。此券由中央银行发行，法币按300元合金圆券1元收兑。企业及个人持有的金银外币限期兑换金圆券，违者没收。金圆券发行限额为20亿，发行准备必须有40％为金、银、外汇。

耶律楚材范文篇9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史学上的所谓实事求是，仅是指考证方法，还是言史学思想？以往学者常常提到这个词，但并没有深究其底细。

钱大昕治史以考辨著称。二百年来史学界无不推尊他为乾嘉考据史学的巨擘。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我觉得，钱氏在谈记事、著述、考辨、议论时，多次简明地提到“实事求是”，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不仅是言考证方法，而且流露出朴素的史学思想，也是作为重大的史识和史德问题提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史学史上突出的成果，并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

现在我提出浅见，希望同道研讨，恳请方家指正。

一、史书传信

钱氏强调史书应当“传信”，而成为信史。这是他对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看法。

重经轻史原是中国学术的一个传统，宋明时期尤为明显。钱氏反对重经轻史之论。他指出：“经与史岂有二学哉！”《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刘向歆父子《六略》儒家内有《世本》、《太史公书》等等，“初无经史之别”，后来述作多了，需要分类，“而经史始分”，“然而不闻陋史而荣经也”。宋代诸儒讲究心性，影响所及，“则有呵史为玩物丧志者。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实乃谬论[1]。他强调，“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1]意谓写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要留传后世的。因此，他要求“史为传信之书”[2]。要求史书成为信史。这是对史书总的要求，也是要求史书的标准。

史书如果是真正的信史，那它的用处就大了。钱氏指出，只有信史，才能说得上“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3]，才能达到劝善“惩恶之旨”[3]。中国史学向来讲求“劝善惩恶”、“以史为鉴”之功用。真正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求史书可信，真实可靠。这样才能使人明辨善恶是非，当作镜子，知其善者而敬仰之、学习之，知其恶者而厌恶之、唾弃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认真地为人、为学、为政。中国史学讲求社会功用，首先是考虑为人问题，因为中国人是讲求为人之道的。怎样为人？向历史人物学习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钱氏说：“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止乎万世，失德者虽贵必黜，修善者虽贱犹荣。”[3]这里的“表”，是指《汉书·古今人表》。此表把古人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品。所分的标准，不是按贵贱高低，而是按人品贤否，缺德的人即使官高位尊，也黜降在下等，贤良的人即使地位卑贱，也荣登于上等。这样，供人学习的历史人物，就不是以贵贱为标准，而是以贤否为尺度，使人们明白应当向贤良者学习。古时的“德”有其历史局限性，这是不能否认的，但任何时候学史做人，总是要以德为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信史的前提下学史做人。

所以，史书是重要的，治史也是重要的。中国历来有重视历史和史学的传统，也有无知历史和轻视史学的妄人。钱氏根据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的内容，写了一条《李彦章言史学》，说到：自崇宁以来，在王氏之学的影响下，只重视经学。李彦章以为只要谈经就行，不必读史，妄言史学一无用处，视史学为“流俗之学”，指学史为“世俗之习”。钱氏讥刺：王学之弊，“至于妄诞无忌惮若此”[2]。钱氏之评，一针见血。重经轻史，为何妄诞？主要是，这种士人学子只知经籍上的一些词句教条，任意发挥，夸夸其谈，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可以大言不惭地自谓注意了大道理，自以为高明而不屑于世俗人情。有宋一代，在中国史上有其特点，不无长处，但比起汉唐盛世那种生气勃勃的局面，可谓等而下之，其“积贫积弱”，原因种种，其中恐怕与一些学者士子多不重视历史与史学，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不无关系。

钱氏很重视学风与世运的关系，十分强调学习历史和重视史学的重要性。他态度认真地说：“士大夫不可以无学。不殖将落，原氏所以先亡；数典忘祖，籍父所以无后。董昭言：‘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长枪大剑，安用毛锥？’乾祐所以失国也。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2]钱氏在这里列举了周大夫原伯鲁不学，春秋晋大夫籍谈“数典忘祖”，三国魏司徒董昭言当时年轻人“不复以学问为本”，五代后汉史洪肇言“毛锥无用”，宋代蔡京禁人读史，《通鉴》也在禁读之列，共五个史例，说明士子不学，尤其是不学历史，以致败家亡国之祸，原氏之亡，籍氏无后，曹魏不永，后汉失国，北宋沦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不学，不学历史，尤其是不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必定是破家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钱氏之论是很有意义的。强调学史，首先要求写真实的历史，有了真实可信的史书，才有可能学好历史，也才可能实事求是地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

万斯同曾说过：“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搆，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万氏慨叹魏晋以来信史难求，主要是由于治史者“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所以才有曲附而成之文，有凿空而搆之事，书法不是直道，裁别又缺鉴识，因而人们如果盲目轻信之，则受枉太多。钱大昕对万氏此言非常赏识，记入了他写的《万先生斯同传》[7]，予以充分肯定。万氏之言，钱氏所传，说明主观唯心主义者写不出信史，换句话说，史之难信，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作祟。

南宋有个名叫胡宏的学者，号五峰，写了一本80卷的大书《皇王大纪》，所写内容，上起盘古，下迄周末，三皇纪写盘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等，五帝纪自伏牺写至尧、舜，三王纪写夏、商、周，博采经传，杂烩一锅，附以己论，毫无考证。竟然有人继踵而为，罗泌《路史》，征引益为奥博。可别小看此道，遗风实在不小。钱氏对胡宏这类人“侈谈空邃古”，讥为“盖好奇而不学之弊”[2]。

二、祛疑指瑕

“祛疑指瑕”、“订讹规过”，是钱氏治史“实事求是”的一大特点。

钱氏谈起考证历史，强调“唯有实事求是”[4]。一者说：“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盖以见其善，拾遗规过，匪以齸纥前人，实以开导后学。”[4]再者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4]所谓“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订讹规过”等，都是对于古代史籍“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使其成为信史，可以传世有用。

在乾嘉时期，“廿二史”（廿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和《明史》除外）是所谓“正史”，是中国古代史籍的代表。钱氏治史，首先是要利用这些史书。但他觉得，这些史书多多少少存在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晋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等，问题很多，后两部史书的毛病尤为严重。他觉得，私人所修的史书，主要取决于撰者的才学识之高低，也有思想意识问题；而官修史书的严重毛病，就在于：(1)众手参差，彼此互异。(2)不谙掌故，知识浅薄。(3)取材不慎，选择不精。(4)上下其手，饰美增恶。(5)《春秋》笔法，自任褒贬。(6)时间仓促，草草了事。(7)主编不才，素餐失职[5]。

钱氏所讥有关正史致误的几点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史家的学术水平和品德，如取材不当，不谙掌故，上下其手，自任褒贬等；一方面是官府修史制度不善，选人多非史才。众手参差不一，主编不才失职，匆匆应付了事等。因此，钱氏觉得，对“廿二史”进行考订，祛疑指瑕，订讹规过，去非存是，使其成为信史，责无旁贷。所以他毕生以很大很多的精力考史，成绩突出，成就很大。

这里简要地举例略谈钱氏考史中几个主要方面。

官制方面。钱氏对于“廿二史”中官制问题考及很多，这里仅举关于西汉的中外朝一例。孟康注《汉书》曾谈到过中外朝问题。钱氏认为孟康之注“最为分明”，并说：“然中外朝之‘外’，汉初盖未之有，武帝始以严助、主父偃辈入值承明，与参谋议，而其秩尚卑；卫青、霍去病虽贵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职事。至昭、宣之世，大将军权兼中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预闻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给事中者，俱自托为腹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变，史家未明言之，读者可推捡而得也。”[6]此言指明两点：一是中朝与外朝之分，始于汉武帝时官小秩卑的严助等参与朝政；一是指明这是西汉“政局之变”。这是很有史识的。自昭、宣之世始，担任大司马和将军的外戚重臣多领尚书事，加上其安插在朝中的侍中等等，权兼中外。

舆地方面。钱氏对于“廿二史”的舆地问题考的也多。他曾说：“读史而不精舆地，譬如瞽之无相也。”[4]这里仅举关于东晋南朝侨州郡加“南”字问题一例。钱氏觉得，“郡县之名，多因山川都邑，至南北朝侨置州郡，而舆地又一变。由是名实混淆，观听眩瞀。”[4]他以为《晋书·地理志》问题很多，所考将近万字，关于侨州郡加“南”字问题尤为所考之重点。他说：“晋南渡后，侨置徐、兖、青诸州，俱不加南字。刘裕灭南燕，收复青、徐故士，乃立北青、北徐州，而侨置之名如故，是时兖境亦收复，不别立北兖州，但以刺史治广陵，或治淮阴，而遥领淮北实郡。义熙（405-418年）末，乃以兖州刺史治滑台，而二兖始分，然侨立之州犹不加‘南’。至永初（420-422年）受禅以后，始诏除‘北’加‘南’。沈休文《州郡志》谓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此特据后来之名追称之，非当时有南兖、南青之名也。此《志》乃谓成帝后改南兖州，则自郗鉴以后领兖州刺史者。纪传一一可考，曷尝有称南兖者乎？盖唐初史臣误仞宋代追称为晋时本号，著之本史，沿讹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觉其谬，愿读史者共审之。”[3]对于这个问题，钱氏不仅在《晋书考异》中提到，在《宋书考异》中也谈了[3]。还写了《晋侨置州郡无南字》[2]，《晋书地理志之误》[7]二文，在《与徐仲圃书》中也着重谈及[4]。钱氏此考，颇为深细，很见工夫，自成一说。但也似存在疑问：晋既侨置州郡之后，徐、兖、青诸州实际上已有南北之分，很可能就产生了较为方便的称谓区分，习惯成自然，初则在口头，继之在笔下，“南”、“北”的冠词就加上了。据《宋书·武帝纪下》“（永初元年八月）诸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寓立于南者，听以南为号”的记载，细加分析，“诸旧郡县”在此之前已加有“南”、“北”，只是这时要求悉除“北”而保存“南”，以示区别；“听以南为号”为“听”，不可理解的“始加”，而当理解为“任凭”。拙见只是献疑，尚有待深考。

氏族方面。中国历史悠久，氏族渊源流长。对于氏族，历来颇受重视，但存在不少问题，史书中也往往错谬疏漏。钱氏对于氏族问题颇为注意，他说：“顾州郡、职官，史志尚有专篇，惟氏族而不讲。班氏之《古今人表》散而无纪，欧阳（修）之《宰相世系》偏而不全，思欲贯穿诸史，勤为一书，而衰病遽臻，有志未逮。昔应仲远、王节信之述氏族，皆推本受姓之始。予谓史学与谱学不同，邃古既远，命氏之典久废，汉氏已无姓氏之分，史公于《汉本纪》称‘姓刘氏’，言汉之以氏为姓也。后儒强作解事，谓汉出祁姓，因訾史公之谬。不知项伯、娄敬赐姓，不曰祁而曰刘，此汉制之异于三代也。”他接着说：“予所谓氏族之当明者，但就一代有名之家，辨其支派昭穆，使不相混而已矣。自作史者不明此义，于是有一人而两传，若《唐》之杨朝晟，《宋》之程师孟，《元》之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强合之，若《宋纪》以余晦为介子者矣；有仞昆弟为祖孙，若《元史》以李伯温为彀子者矣。至于耶律、移刺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鹘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讲，触处皆成窒碍，此虽卑之无甚高论，实切近而适于用，至于遥遥华胄，始置勿道可尔。”[4]意思是，史书中存在很多氏族问题，应当重视，但不可好古。

钱氏对于“廿二史”等史书中的一些氏族多有考究，这里仅举关于李延寿写氏族人物问题一例；魏晋南北朝崇尚门第，讲求家世，当时及稍后的史书颇染此风。李延寿所撰《南北史》中的人物传，多以家世类叙，不以朝代为限制，有议其失者。钱氏认为，“当时本重门第，类而次之”，“甚得《史记》合传之意，未可轻议其失。”[4]但他又觉得，李延寿对氏族并不很通，乃针对《北史·外戚传》前言“又检杨腾、乙弗绘附之魏末，以备《外戚传》云”，而发论：“乙氏自有家传，[8]绘又无事迹可称，正当类叙，以省繁复，何须别入《外戚》邪？李氏徒见魏澹书有此二人，亟为附益，而不知乙弗氏之即乙氏，乙弗莫瑰之即乙瑰，若以乙弗后与乙瑰两传参校，去其重沓，又以绘附其父瑰之后，庶几简而有法矣。”[3]这就表明，李延寿《南北史》既然以家世类叙，而又对氏族不甚了了。

年代问题。时间是社会历史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治史要注意年代以及中国古代纪年的年号，还有历史人物之活动时代及其生卒年。“廿二史”等史书在这方面是有失误的。钱氏在年代问题上也多有考究，试举关于宋代人洪迈的生卒年问题为例。《宋史·洪迈传》记载：“淳熙改元……明年，再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寻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是年卒，年八十。”钱氏觉得这个记载有问题，说：“据《传》文，似淳熙二年告老，即以其年卒。今考之，不特‘淳熙’字误（按：当是‘绍熙’），即谓卒于绍熙二年（1191年）亦误也。”据他考究，“《容斋三笔》成于庆元二年（1196年）六月，其序云：‘予以会稽解还里，于今六年，年令之运，逾七望八。’则是庆元二年丙辰，迈年尚未盈八十也。据《续笔》云，乾道己酉（1169年），年四十七。迈既寿至八十，其卒当在嘉泰二年壬戌（1202年）矣。”[3]这是依据洪迈《容斋随笔》的材料，考明洪迈的卒年。这来自第一手资料，是完全可靠可信的。所以今人已信服其考，采用其成果。

天文历算问题。钱氏学兼中西，通天文历算，于“廿二史”中的《天文》、《历》等志及历来历法，多有考究及成果，为世所取资应用。他的专著《三统术衍》三卷，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里仅举其考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干支问题一例。今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干支，如经行第一格“庚申”，第二格“周，共和元年”；最后经行第一格“甲子”，第二格“四十三，敬王崩。”钱氏认为：“史公以汉太初元年，岁在焉逢摄提格，据此上推，共和之元，不值庚申；且汉人言太初百四十四而超一辰，不皆依六十之序，故史公作表有年岁而无干支，此表“庚申”、“甲子”、“甲戌”之类，盖徐广所注，非《史记》本文。”[3]关于这个问题，他再三申论，《十驾斋养新录》卷6《十二诸侯年表》条，《廿二史考异》卷68《宋书·律历志》条，《潜研堂集》卷36《答孙渊如观察书》等，也都表述了这个看法。钱氏经过考证，推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本无干支，今本的干支是裴駰采徐广注附入，后人遂误以为正文，其主要理由是两点：(1)古人以岁星纪年，有超辰之法，司马迁不可能推断共和元年为“庚申”；(2)《史记》之《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皆无干支，在此二表前的《十二诸侯年表》也不可能有干支。此考是牢靠的，其说可信。按：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在“共和元年”下，有裴駰《集解》：“徐广曰：‘自共和元年，岁在庚申，讫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在“四十三年，敬王崩”下，裴駰《集解》：“徐广曰：‘岁在甲子。’”由此也可见钱氏推断的正确性。

从上述有关官制、舆地、氏族、年代、历算等问题的考究，可见钱氏祛疑指瑕、订讹规过之一斑，足证其考史的工夫及实事求是的思想。

三、专题考究

钱氏“实事求是”史学的特点与工力，主要表现在“祛疑指瑕”上的专题考究。

所谓专题，是指专门研讨的题目。专题考究往往可见作者对某些历史问题的专注及其考究的深度和水平。钱氏考史，有些方面可谓专题考究，如：

秦郡考辨（见《潜研堂集》卷16，《秦三十六郡考》、《秦四十郡辨》）。岁星纪年法考（见《潜研堂集》卷16，《太阴太岁考》）。西汉百三郡国考（见《潜研堂集》卷16，《汉百三郡国考》）。西汉侯国考（见《廿二史考异》卷9，《侯国考》）。三统术考释（见《三统术衍》、《三统术钤》）。《三国志注》引书考（见《廿二史考异》卷15，《三国志一》）。东晋侨州郡加“南”字考，上文已谈。唐宋的大学士与学士考（见《十驾斋养新录》卷10，《大学士》条；《潜研堂集》卷28，《跋中兴学士院提名》）。宋奉使诸臣年表（见《廿二史考异》卷83，《辽史》）。《宋志》五等封国考（见《诸史拾遗》卷2）。元艺文志考（见《元史艺文志》4卷；《十驾斋养新录》卷14，《元艺文志》条）。元氏族考（见《元史氏族表》3卷）。《通鉴注》考辨（见《通鉴注辨正》2卷；《潜研堂集》卷28，《跋资治通鉴》、《跋通鉴释文》）。

像这种专题考究，在钱氏著作中还有一些，有的在本文前面已提到，有的也不必一一罗列。

现在接其专题考究的内容，举几例以说明之。

关于唐宋学士。两《唐书》和《宋史》有《职官志》或《百官志》记及大学士与学士，但欠明细。钱氏在《大学士》中写道：“《唐书·百官志》：修文馆（后改昭文馆），景龙二年始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此大学士设官之始。（……）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皆宰相也。天宝二载，崇贤馆置大学士二人，以宰相为之。至德二年，置集贤院大学士。贞元四年，罢崇元馆、集贤院大学士（崇元即崇贤也）。按《张说传》，始帝欲授说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说时为集贤院学士也。《李泌传》：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乃张说为之，固辞。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誏而止。此《泌传》之误。盖集贤之置大学士，始于崔圆，正在至德二载，而贞元四年学士去大字，则由于泌之请耳。然自元和以后，宰相兼弘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率以为常，鲜有如张、李二公之能誏者矣。宋初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皆宰相领之，盖沿唐五代之旧。其后置观之殿、资政殿大学士，虽不任事，亦以前宰执充，余官不得预焉。明代始专以殿阁大学士为宰辅之官，然秩止五品。国朝始升为正一品。”[2]此以简洁的文字，有条不紊地写出了唐宋至于明清大学士的情况及各代不同之点。在其《跋中兴学士院题名》一文中，谈了唐宋学士的员额多少，唐与宋初为“六学士”，元丰以后员额减少，指出元丰改制与此有密切关系[4]。

关于西汉侯国考。《汉书》中，不仅《王子侯表》、《外戚恩泽侯表》，就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都是记及侯国的，但所载欠全面，有疏漏。钱氏的《汉书考异》共四卷，其中《侯国考》占了一卷，可见其注重点。他说：“汉制，列侯所食邑为侯国。西京侯者，封户有多有少，所食或仅一县，或止一乡一亭，皆以侯国称之，如陈平封阳武之户牖乡，公孙丞相封高成之平津乡……所食不过一乡，皆别于县，而自为侯国。恩有降杀，秩无尊卑也。后汉始定为都乡侯、乡侯、都亭侯、亭侯之差，于是有侯而不为国矣。”这是先考明侯国与县的区别，侯在前汉与后汉的不同。又说：“高祖之世，功臣侯者百五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坚已不能言之，武昭以后侯者，盖疑而阙之，或转写脱去也。《地理志》载侯国，皆据当时见存者；若中山之曲逆，陈平所封……《志》不云侯国者，其时国已除也。考：哀平间侯国，《志》皆不书，《王子侯表》堂乡以下十一侯，《恩泽侯表》殷绍嘉以下三侯，皆成帝绥和以后所封，而《志》亦不之及，然则《志》所书侯国，盖终于成帝元延之末，惟博山一侯，或后人增加也。”这是考明《汉书·地理志》对西汉一代侯国或书或缺或不书的情况。再说：“《志》称侯国二百四十一，今数之，止百九十有四。予证之诸表，各标其始封姓名；又补《志》之失注者二十五人。后之读史者，庶有取焉。”这是说明他的此表的要点。接着，就是分郡列出侯国，注明侯者，或稍加说明。最后，还谈了这么个问题，或问：“侯国例不属于诸侯王，故王子而侯者，必别属汉郡，广平、信都亦诸侯王国也，而得有侯国，何故？”钱氏曰：“班《志》郡国之名，以元始二年户口籍为断，其侯国之名，则以成帝元延之末为断。元延之世，广平、信都皆郡也，非国也。国已除为郡，则从前之改属他郡者复还其旧。迨哀帝建平中，复置此二国，则侯国必仍改属他郡，特史家不能一一载之尔！试观广平领县十六，而户止二万七千有奇，信都领县十七，而户止六万五千有奇，以附近郡国准之，不应县多而户少乃尔，盖改郡为国之后，未必仍领若干县也。”[3]这是说，西汉一代郡国往往变动，侯国属郡而不属王国，所以出现了一些曲折复杂的情况。由此可见，钱氏考究西汉侯国至深至细。

关于元代氏族考。《元史》有《后妃》、《宗族世系》、《诸王》、《诸公主》、《三王》等表及《宰相年表》，而无氏族表。然元代的氏族问题颇为复杂，《元史》中的氏族问题疏误又多。为此，钱氏特新撰《元史氏族表》（三卷）专著。钱氏在《跋元氏略》文中谈到：“考氏族于辽金难矣，而于元尤难。辽惟耶律、萧两族，金虽有白号、黑号之别，然系姓于名，犹不至混淆。元之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但以名行，不兼称氏，读史者病焉。”[4]又说：“稽氏族于金元之际，难矣。金制系氏于名，元则名与氏不相属，公私称谓有名无氏，故考稽尤难。吴师道言，今之蒙古、色目，虽族属有分而姓氏不并立，但以名行，贵贱混淆，前后复杂，国家未有定制。盖在当时固病其称名之淆，易代而后，并族属皆失之矣。有似异而实同者，克列之即怯薛，许兀慎之即旭申，散术触之即珊竹，葛逻禄之即合鲁，是也。有似同而实异者，回鹘之与回回也。陶九成所载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其见于史者仅十之三四，而译字无正音，纪载互异。”[9]的确如此。不仅一般读史者对于元代氏族问题感到搞不明白，就是有些涉足于此者，也往往不大清楚，明修《元史》就有不少疏误，万循初所撰《元氏略》也有以一人“折而为二”，有二人“疑以为一”，以名“误以为氏”等情况[4]。为了考明元代氏族，钱氏迎难而上，创制了《元史氏族表》三卷。他是仿《唐书·宰相世系表》之例，“取其谱系可考者”，而“列为表”、“疑者阙之”[9]。钱氏的学生黄锺说：“《元史》纰谬颇多，如速不台即雪不台，完者都即完者拔都，不抹也先即石抹阿辛，皆一人两传；阿拉赤、忽剌出、昂吉儿、重喜、阿术鲁、谭澄六人皆附传之外，别有专传，为后来读史者所讥。先生尝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信史……先生属稿始于乾隆癸酉（1753年）七月，成于庚子（1780年）五月，几及三十年，其用力可谓勤已……先生广搜博采正史杂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题名录等书，考其得失，审其异同，一一表而出之，而后昭然如白黑分矣。”[9]这说明了钱氏写书的用心、甘苦和成绩，令人信服。

关于宋奉使诸臣年表。《辽史》有《世表》、《皇子表》、《属国表》等等八表，没有宋奉使诸臣表。钱氏根据《宋史》、《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材料，加以考究，比较大的篇幅，新编成《宋奉使诸臣年表》一篇，详细地记述宋开宝八年（辽保宁七年，即公元975年），至于宋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即公元1122年），共148年间北宋诸臣奉使于辽的大事纪年。宋开宝八年三月，契丹“始遣使来聘”，七月，宋使郝崇信、吕端“使契丹”。于是宋辽交往日益频繁。到了宋宣和四年正月，“辽主弃中京出奔，自是使命遂绝”[3]。可见此表记载了宋辽关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在《廿二史考异》中，《辽史考异》仅第83卷这一卷，而《宋奉使诸臣年表》就占了这卷的三分之二的篇幅，就此也可见钱氏注意之重点。

关于《三统术》考释。西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刘歆将《太初历》改编为《三统历》，其中附有说明《春秋》与古史的《三统历谱》。班固将其采入《汉书·律历志》。后来，《太初历》失传了，《三统历》因记载于《汉书》得以流传下来，成为我国史籍上第一部有完整记载的历法。钱氏对历算学和历算史颇有学养，于“廿二史”中的历算问题多有考究，他知道推步术（即推算历法的方法）见于“廿四史志”者，以《汉志》刘歆《三统术》为最古，又知历来注解《汉书》者对此往往“言之不详”，或“妄下雌黄”，或“识见浅陋”，没有深入寻究，慨叹：“于是三统之术承误袭伪，无能是正，存而亡者千有余年矣。”他乃着手考究《三统术》，“广采诸家，复申己义”，“祗就本法论之，其法之密与疏固不瑕论及”，撰成《三统术衍》三卷，又《三统术钤》一卷，目的在于“悯古法之陵夷，示来学之楷则”[10]。李锐回忆其师钱大昕于紫阳书院教授算学及古代历算，并以《三统术衍》、《钤》为教材，授而诲之曰：“刘歆《三统术》为步算最古之书，汉末大儒如郑康成辈咸通其学。是书衍说，词虽浅近，然循是而习之，一隅三反，则古今推步之原流，不难一一会通其故也。”[11]这是对钱氏之学深有体会之言。其书对《三统术》及古代历算问题的解释，具有很多的历算知识（当然也有缺点失误），可以说为后世考究此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阮元、钱塘等学者对此书都很称赞。阮元特别肯定钱氏知道古代超辰之术，“据歆考文，决知太初改元，太岁当在丙子，而非丁丑，此尤千古卓识。”[10]钱塘曾向大昕“请而习之”，曾谈到此书对《三统术》“推而明之，其钧摘隐舆，刻剔舛讹，如与子骏（刘歆字）面质其然否而论定之者，而韦昭、杜预、孔颖达诸家训释经传之说，皆有以决其牴牾。”认为其书问世，“遂可以人人通知历术而无难。”[11]应当承认，钱氏对《三统术》的专题研究，是有很大价值的。

关于《元史艺文志》。《元史》有《天文》、《五行》等等十三志，而无艺文志。明清学者颇有注意收录元代艺文者，并有学者补作之。钱氏继起，着意补作《元史艺文志》。不仅收录元人著作远远超过前人（注：如倪灿、卢文绍《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元代者1900种，钱书约2900种。），而且经过考究，大大提高了准确性。他曾谈及此事的艰辛与心得，说：“予补撰《元艺文志》，所见元明诸家文集志乘小说，无虑数百种，而于焦氏《经籍志》、黄氏《千顷堂书目》、倪氏《补金元艺文》、陆氏《续经籍考》、朱氏《经义考》，采获颇多，其中亦多潙踳不可据者。”[2]因此，他对于前人成果费了一番考究工夫，取是舍非，指瑕存真，所以他又说，对于前人成果“潙踳)可据者”，“略举数事，以例其余，非敢指前人之瑕疵，或者别裁苦心，偶有一得耳。”[2]于是，他列举心得25例，指出诸家考录之误。这里选其数例于下：

“郝经《玉衡贞观》，黄、倪两家俱入故事类。此书有自序，见《陵川集》。《山西通志》列于天文类，今从之。”按：此言黄、倪两家分类之误。

“郑起潜《声律关键》八卷，黄、倪俱以为元人。按：起潜南宋人，淳祐中直学士院，不当在元人之列。”按：此言黄、倪两家以宋人为元人。还有几条，指出黄氏、倪氏多以宋人为元人，以宋书为元书。

“王元堂《春秋谳义》十二卷，前有于文传序。元堂，吴江人，与文传同郡。黄氏于春秋类别有于文传《春秋谳义》十二卷，显系重出。（《苏州府志·艺文》亦承黄氏之误。）”按：此言黄氏重出之误。

“《来鹤亭诗》、《既白轩稿》、《竹洲归田稿》，皆吕诚作，今《苏州府志》以为吴肃。”按：此言《苏州府志》人名之误。又列条指出黄、倪两家也有人名之误。

“焦竑(12)《志》以移剌楚材与耶律楚材为二人，周权与周衡亦为二人，揭係斯与揭曼硕亦重出。”按：此言焦氏记人名一分为二或重出之误。

“倪《志》有孔元祚《孔氏续录》五册，注云：‘孔子五十一代孙。’予尝见元初刻本，名《孔庭广记》十二卷，乃孔子五十一代袭封衍圣公元措所撰，盖即是书。改‘措’为‘祚’，音之＠⑩耳。其书实五册。”按：此言倪书的书名、人名皆有误。

“尤侗撰《明史·艺文志稿》，收朱公迁、史伯璿(14)、程端礼、王恽、杨元孚、王桢、张养浩、李冶、范椁、周伯琦、陆辅之、李存、吴海，皆以为明人。”[2]此言尤侗有以元人为明人者。

由此可见，钱氏专题考究之认真细致，并遵循实事求是精神。

四、直书纪实

对于撰写历史，钱氏强调“直书其事”、“纪实”，反对曲笔讳饰及《春秋》褒贬笔法。

记事是史学的基础，是第一位的事，所以要求“据事直书”，这是基本的先决的条件。自唐宋至于明代，有些学者，如欧阳修等辈，好《春秋》笔法，甚至任情褒贬，形成风气，故郑樵有炊妇饶舌之讥。钱大昕有鉴于此，又身处乾嘉考据成风的氛围，本身又是考史大家，故对于玩弄《春秋》笔法那一套，即使是对于欧阳修那样的大学者，也不予恭维，而是直言批评，尤其是对空洞之论多加讥刺。比如，他说：“欧公本纪（按：指《新唐书》的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2]又说：“欧阳公《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2]

钱氏写有《春秋论》两文[4]。这是他的史学论的重要篇章。他首先说：“《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之所隐而已矣。”这是说，《春秋》的褒贬态度和方法，就是“直书其事”，善恶不隐，使读者了解真实。又说：“记其实于《春秋》，俾其恶不没于后世，是之谓褒贬之正也。”褒贬之正，就是“记实”。换句话说，记事不实，那个褒贬就是不正，就是胡搞。后人有学《春秋》者，说“小人曰死”，书“死”就是贬辞。钱氏指出，“古书未有以死为贬辞者”，《尚书》书舜“陟方乃死”，孔子说过“予将殆死也”，《论语》屡书颜子之死，《庄子》书“老聃死”，舜、孔子、老子、颜子等都是古之贤人君子，都书其死，可见书死“皆非贬辞也”。因此，钱氏认为，对待历史人物，直书其事即可，不要在书“死”、“卒”等字眼上做文章，“上下其事”，如同法吏搞“舞文之术”；如果予夺之际，殊未得其平，而适足以启后人之争端”[4]。

他又举出史例，说：以前唐代吴兢撰《天后〈武则天〉本纪》，置于唐高宗之下，而沈既济“非之”（注：按：沈既济一度任唐朝史馆修撰，曾修《建中实录》，已佚。），以为不当为武后立纪，“当合于《中宗纪》”，并且引《春秋》“公在乾侯”之例，要求在《中宗纪》内“每岁书‘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纪称中宗，而事述武后。这种做法，冠冕堂皇的道理是“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这种说法，当时没有被采纳。到了朱熹的《通鉴纲目》问世，始采其说，其书“每岁曾书帝所在，又嫌用武后纪元，秘虚引嗣圣年号，自二年讫二十一年，至神龙反正为止”。按：唐中宗嗣圣年号，仅一个元年（684年），次年为唐睿宗文明元年（685年），再就是武则天自称皇帝以后的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等年号，直到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将死，张柬之等拥中宗复位，改元神龙。钱氏对朱熹的写史之法，讥曰：“于是唐无君而有君，中宗无年号而有年号”。后儒有“推衍其例”者，竟然“有议引汉孺子婴居摄之号，而屈王莽纪元，以存刘氏之统者”。史实是，汉孺子婴在位，已是王莽掌握大权，一手遮天，后来干脆自称皇帝，建新改元，有始建国、天凤、地皇等年号。钱氏对这种无视历史事实的用心和做法，讥之曰：“此亦极笔削之苦心，而称补天之妙手矣！”所以他严正申明：“谓如此而合于《春秋》之指，则愚窃未敢以为然也。”[4]他只主张直书，对于那种笔削之苦心、补天之妙手，决不会苟同，而是坚决反对的。接着，钱氏对《春秋》“公在乾侯”作了分析，认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沈氏之议，《纲目》之书，乃大谬不然。

有人提问：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果说是“当时之乱贼惧”，那早在《春秋》之前就有史臣直书赵盾、崔杼弑君之事；如果说的“后代之乱贼”，则《春秋》以后，乱贼不绝于史，孟子的话是不是“大而夸”？钱氏回答：孟子所言的用意是“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他举出《春秋》三传记述乱贼之许多事，说明主要是提供后人鉴戒。他说：“圣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后世，……若夫篡弑已成，据事而书之，良史之职耳，非所谓‘其义则窃取之’者也。秦汉以后，乱贼不绝于史，由上之人无以《春秋》之事见诸行事故尔，故惟孟子能知《春秋》。”[4]这话的意思，还是强调“据事直书”，以供后人鉴戒，而不是在修史上做什么义法的大文章。

修史者由于种种原因，任意饰美增恶，颠倒是非之事往往存在。钱氏对此非常反感，指责其短。试举几例：

唐人姚思廉修史有不直之处，《陈书·高祖纪下》记载：永定二年（558年）四月，“江阴王薨”。钱氏指出：“梁敬帝之弑，《陈史》但书‘薨’。《南史》易‘薨’为‘殂’，而以《陈志》系之。又《衡阳王昌传》：天嘉元年（560年）三月，入境，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景子济江于中流，船坏，以溺薨。《南史》则云：济江于中流，殒之，使以溺告。延寿直笔，胜于思廉远矣。”[3]

钱氏依据《徐州都督房彦谦碑》，有“彦谦迁郡司马，寻以州废解任”的内容，联想到《隋书·房彦谦传》“彦谦知王纲不振，遂去官”的记载，乃指出：《隋书》本传所论，“史家之饰词也”。如果房彦谦知王纲不振而去官，“何以复应司隶刺史之召，且为泾阳令乎？”接着，钱氏还指出史家饰词之故，说：“唐初史臣，以玄龄（按：彦谦之子，唐初大臣）之故，为其父立佳传。读其文，似子姓所述行状，未必皆实录。……盖史家因玄龄之说而傅会之，以是归美其亲而已。”[12]这是继刘知几《史通》批评唐初史臣为父祖立佳传之后，以金石文论证唐初史臣修史曲笔，很有参考价值。

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钱氏指出《宋史》所记张浚对待李纲很成问题，说：“纲罢相在建炎元年(1127)七月，其落职在是年十月（原注：落职者，削观文殿大学士之职也。），鄂州居住在是年十一月，皆出殿中侍御史张浚之论劾，史于《浚传》既讳而不言，此传但于罢相时一言浚劾，余亦略不及之，盖史家为张护短，非直笔也。……浚于纲罢相之后，抨击不已，甚至指为国贼；又谓纲于蔡氏门人，虽误事乱政，力加荐引，非窜殛不足以靖天下，而于汪、黄之奸邪，则缄口不言，斯诚变乱黑白之甚者矣。”[3]

钱氏又举《宋史·张浚传》所载“连日南军小不利，忽牒报敌兵大至，显忠夜引归，浚上书待罪”为例，指出：“符离之败，陵阳李伯微甫载其事甚详，云符离之役，军资器械，失亡殆尽。……浚有恢复之志，而无恢复之才，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史家以其子为道学宗（按：指张栻），因于浚多溢美之辞，符离之败但云‘南军小不利’而已，岂信史乎？”[3]可见，钱氏表扬直书，而反对曲笔。他认为颠倒是非，溢美饰非的做法，不是直笔，不是信史。他讥刺：“上下其手”，手段恶劣，也是“无识”的表现[3]。同时，钱氏也反对有的史家对历史人物“增饰”[4]。所谓增饰，即涂脂抹粉。写史传人，笔头生花，也非信史。

依据《太师太平王德胜庙碑》，钱氏论及《元史》之不直。他叹道：“呜呼！天历之君臣乘国有天丧，大都空虚，挟其权谋诈力，以夺人主之嫡嗣，虑天下议其后，因诬晋邸以恶名，而当时倾危阿附之徒作为文词，大书深刻，谓奉天时以致天讨。然万世之公论俱在，其可欺乎？《元史》于泰定、天历之间多徇曲笔。”[12]

钱氏强调：“史家纪事，惟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2]意思是，史家纪事，首要的是直书纪实，不能随心所欲，耍新花招，玩小聪明。钱氏此论，缘于宋吕夏卿《唐书直笔新例》而发。吕夏卿于宋仁宗朝曾预修《唐书》，故有此作。钱氏将其书与《新唐书》对照观之，觉得“殊不相应”，指出“夏卿虽有此议，而欧（阳修）、宋（祁）两公未之许也”。接着又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夏卿《新例》益复烦碎非体。”[2]

有人认为，据事直书，写了当代君王的短处或不体面的事，有“谤书”之嫌。钱氏则认为，据事直书君短，不等于诽谤。他说：司马迁著《史记》，“成一家言”，有人“以谤书短之”，这是不了解他著作之旨。并说：“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何名为谤？”[4]对于君王、有的奉为圣明，当作神灵，以为只能颂扬，不能轻议是非；而直书实录论者则以为，无论何人何事，皆当直书其事，明其是非，显其优劣。钱氏是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的。他以为，司马迁著《史记》，总的说来是“尊汉”，但也写了不少景武之世的缺点错误，这是“实录”，不是诽谤，明确地否定了“谤书”之说[4]。

钱氏曾参与乾隆年间官修《续通志》，写了一篇《续通志列传总叙》，提出编撰史传的准则，主要的是“实事求是”、“悉从其实”[4]。

应当指出，钱氏应人请求，写了不少墓志铭、人物传、家传行状，等等[4]，其中大多是扬善隐恶，难免有过甚之词，甚至有不实之处。但就其写当代一些学者之传来看，基本上是抓住了要点和特点的，记述中寓论断，或有点睛之笔。其写阎若璩，曰“平生长于考辨”；写胡渭，曰“笃志经义，尤精于舆地之学”；写万斯同，曰“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写惠士奇，曰“晚岁尤邃于经学”；写惠栋，曰“年五十后，专心经学，尤邃于《易》”；写江永，曰“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于步算、钟律、声韵尤明”；写戴震，曰“实事求是”，“其学长于考辨”；写钱塘，曰“考辨精到，议论风生”[4]，都是切实适当之笔，无好恶抑扬、怀私褒贬之意。非真正了解写作的对象，是不能作出这样朴实可信的人物评价的。

钱氏曾撰《记侯、黄两忠节公事》一文[4]，记述明末嘉定事件始末，具体真实，使得义军英勇壮烈，清军屠杀酷虐，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未置一字之评，然叙事中实有思想倾向。这就是他所强调的“直书其事”乃“褒贬之正”的具体表现。他在另一文中提到“黄忠节公文章气节，照映千古”[4]，这足以旁证他记侯、黄领导嘉定民众抗清的事件，是充分肯定其正义性的。

如果要说钱氏所写《记侯、黄两忠节公事》，是在乾隆（1736-1795年）年间普遍给明末抗清死难者赐谥以后，虽然是据事直书，是非已显然，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那么，他所撰《记加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4]，直书不曲，用意显豁，就更耐人寻味了。它记述，江宁卫运军凭借权势，欲加征嘉定县月行粮，以发横财或供挥霍。县民申诉，反对这种不法的盘剥行为。知县潘师质也持反对态度，拒不征收。结果上级压下级，权大的欺权小的或无权的，潘知县下狱屈死，县民为首者倪拱辰、陆德秀被捕重刑身亡。倪氏申诉有这样的话：“以不堪加之具，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吸髓，徒资群蠹瓜分、酗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潘知县曰：“何用加行粮为！”故而抗拒。钱氏写到倪、陆两人惨死，“县人陆时隆作《二义传》”[4]，戛然而止。细读此文，作者钱大昕的直书纪实，揭示是非，其思想倾向至为显然。其揭露江宁卫运军横征暴敛的恶行，同情潘知县的被害，首肯县民为首者倪、黄两人为义士，都跃然纸上，实寓论于史。

直书纪实，即纪事实事求是，确实是治史基本的首要的标准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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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大昕．三统术衍，卷7，附阮元序[A]．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八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耶律楚材范文篇10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全国的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在这空前统一的国家内，我国封建社会的民族构成与各民族的融合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史学对这一时代特征的反映，也通过民族史观更为鲜明、突出地表现出来，本文试图从时代、史学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对此问题加以梳理，希望有助于对民族史观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发展规律的探讨。

一元朝大一统与民族史观的时代背景

与辽、金、西夏等皇朝一样，元代的政治功绩在初期大都经由武力而得。这就决定了它在文化方面亦基本遵循从相对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到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发展途径。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疆域最为广袤的封建皇朝，元朝在文化发展上又具有与前者不同的特征：其一，自魏晋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从割据一方到建立与中原皇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再到君临万方，统一全国，其势力发展、演进的轨迹十分明显，而这一发展的最高点，无疑是元皇朝。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决定了它在吸收各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前代任何少数民族政权无法比拟的开阔性、广泛性；其二，元朝统一战争也是中国各民族力量进行新的重组的过程，经过战争的洗礼，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新的民族产生了。元代建立以后，中国的民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中国历史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1]。在元代统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其他民族人材为其所用，并立下汗马功劳，如畏兀、吐蕃、摩些、契丹、回回等民族，他们或为蒙古贵族冲锋陷阵，或为其劝降招抚，推动了元统一的进程[2]。这一现象说明且决定了元代民族融合具有深厚而广泛的历史基础，即其民族融合的深刻性；其三，受上述两点决定，元代的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就史学方面来说，元代不仅有本民族的史学名著《蒙古秘史》，又有藏族史家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史》、索南坚赞所著《西藏王统记》等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问世；至于元修三部正史，更是汉、蒙、康里、唐兀、畏兀儿、哈剌鲁[3]等各民族、各地区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回回族赡思，也是当时著名的史家。在这种情况下，“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4]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溢美之词，而是具有了事实上的依据与可能，并进而成为史学当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与此同时，民族政权的封建性质所必然带来的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压迫，也成为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历史现象，决定了元代民族史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正统论与民族史观

元代史学中的正统之说，论三史修撰者，以修端、杨维祯为代表；而继南宋正统问题讨论余绪者，则多以对《资治通鉴纲目》及三国史事的续作、改订、阐发为基本方式；从总论角度阐述正统之说者，则以杨奂的《正统八例总序》为代表。其中每家都各持一说，其讨论范围之广实为前代罕见。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对这些正统观点进行概括分析，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正统之说在元代勃兴的原因有多种，政治上的因素当为其中首要方面。与辽、金一样，元朝在建立之初就声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这可从元初两篇诏文中看出来。一篇是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即位诏》，其中说，忽必烈即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一是忽必烈本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所以，尽管忽必烈“峻辞固让，至于再三”，还是不得不顺应上天的指示，“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做了皇帝。这种神人共济，奉天承运、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思维方式与政治词令，与汉族历代皇帝即位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另一篇诏文是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的《建国号诏》，它把自汉唐以来的国号进行了排比分类，认为他们或“从初起之地名”或“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因此元朝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改变的具体途径，就是从经典、古制中寻找帮助，最终“取《易》经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元”[5]。如果说第一篇诏书是元统治者以“天下之主”的身分颁布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体现了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么第二篇诏书则通过国号的确定，明确地把元朝统治与尧、舜、禹等先代贤君联系起来，表示自己在文化、政统上与他们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从而在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元代与前代任何政权一样，都认可、遵循同一价值与伦理观念。元代统治者的这一思路，无疑对于当时正统之论的兴盛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元代正统论勃兴的文化原因在于对兴起于宋的理学的发扬光大。理学起于宋而兴于元，史学即是这种“兴”的形式之一，故而元学与史学结合的特点较为突出。而理学在民族史观发展中的具体表现，却需要做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分析。毋庸置疑，有些史家通过改订史书的形式阐发正统观念，主要目的之一即是为了“贵中国而贱夷狄”[6]，但也有多史家在正统问题上已经能够从理论角度把正统与夷夏问题区分开来，如杨奂在《正统八例总序》中把正统分为得、传、衰、复、与、陷、归八种情况，并依此把历代政权进行分类，而夷夏因素并不是他的分类标准。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史家，对理学的理解与运用角度都有种种差别，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甚至会大相径庭。这里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元代正统论、理学与夷夏大防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三者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相同，因而以宋为正统的观念，在元初是有其夷夏大防的心理认识与文化背景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二者就一定是等同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元代如揭傒斯、苏天爵等史家一面为朝廷命官，一面却对宋统之说反复致意的情况。

第三，元代史家的正统之争，不论争论各方持何种具体观点，但在一个问题上是有着共识的，那就是元代的文治武功超越前代，其历史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如主张元继宋统的杨维祯认为当朝乃“堂堂大国，林林钜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7]；理学名家苏天爵亦认为元乃“定一函夏，跻世隆康”的盛世[8]；同为理学家、史学名家的揭傒斯在为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所作的序中称“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还认为“自秦、汉之后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风者，宋而已”[9]。言辞之间，流露出他对汉族政权及其文化的深厚感情。但与此同时，他也对元统治反复给予了肯定，在评价元灭宋的历史事件时，他是这样说的：“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复振者，本于张浚抑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桧杀岳飞父子；而终于贾似道之专，刘整之叛。况天方以数千年不能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强之宋，岂能以数万之金币保区区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战亦亡，和亦亡，况二者俱不能之耶？然非贾似道误国失信，无以正皇元出师之号，非刘整之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天也。”[10]由此可见，所谓夷夏之辨，在元代正统观中虽仍然存在，乃至影响到元修三史的时间、体例及具体史实评价及整个元代史学的诸多方面，但在涉及与当朝有关的问题时，各派却都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立场。这固然与元代政治统治的民族压迫政策密切相关，但同样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传统的“以夏变夷”的观念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11]，“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12]，就是这种观念在元代的新的体现，也是元代史家在民族史观上存在以上特点的原因所在。应该说，这种观念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元代史学中的正统论，多围绕辽、宋、金三史的修撰工作展开，这反映了当时史家对前代史修撰工作的热情与责任心；而三史延绵几十年才告成的艰难修撰过程，则说明正统问题在元代受重视的程度及其影响史学之深刻。大概言之，在三史修撰的正统问题上，当时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以修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从时间、地域等方面来看，辽、宋、金各有特点，不相统一，故元修诸史，当仿唐修《南》、《北》史的方法，以辽、金入“北史”，以南迁以后的宋入“南史”；一是以杨维祯为代表的元继宋统说，认为辽、金不得予正统，故“晋史修于唐，唐史修于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13]前一种意见盖以功业言之，与欧阳修的正统论有相通之处，后一种意见则强调文化传承的延续性与完整性，二者立论角度不同，所反映的文化心理与背景也不相同。众所周知，这一历史公案最后由蒙古族丞相、监修国史脱脱做出裁断，以辽、宋、金三朝各与正统，分别系以本朝年号为了结。从史学观念上讲，这是一种折衷的解决方法，这种折衷的办法使得具有各种正统观念的士人，尤其是汉族史家不能满意，乃至出现了各种私人撰述。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这种三史各与正统的办法，不仅在客观上促成了三史的迅速修成，而且有利于史家比较客观、全面地记述相互对峙的民族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从而为我们今天民族史及中国通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史料。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对三史所谓“正统”问题的讨论，由于与具体史学活动紧密相联，实际上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正统论中出奴入主的政治偏见大为减弱。不仅如此，通过三史的撰修，还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元代统治者因大一统局面的取得而独得“天下之统”的自豪与自信，而这种自豪与自信，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三官修史书中的民族史观

元代官修史书包括正史、实录、政书等诸多方面，这些史著在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反映元展状况方面各有其历史作用。同时，受元代统治阶级是少数民族贵族的客观现实的决定，在这些史书中所包含的民族史观方面的材料应是相当丰富的。现从元代官修史书的代表作《辽》、《金》、《宋》三史在此方面的成果为例作一分析。

首先，从三史撰述的基本原则来看，除三史“各与正统”之外，《辽史》所附录的《三史凡例》，为我们了解元代统治阶层的民族史观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史料。它关于帝纪部分的撰写是这样规定的：“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列传部分：“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意”；“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三史书法准《史》、《汉》、《唐书》等汉族史学名著，以及遵循《春秋》求实的史学传统，表明三史在继承汉族修史传统及标准方面的努力；而各国称号准《南》、《北史》的作法，则为三史各与正统找到了具体的参照形式；至于“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意”，则表明元代史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开了狭隘的民族偏见与观念，他们通过对对立政权中的死节之士的记载与表彰，一则以求得史学之实，一则以阐扬理学要义，为现实统治服务。这种对占主导地位的史学传统的继承、发扬的做法，同元修三史一起，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客观事实及其通过史学反映出来的鲜明的文化认同意识。

其次，从辽、宋、金三史所载内容来看，元代史家不仅能够对三朝历史及其相互关系作比较客观的记载，而且在进行历史评价时也做到了相对的公允持中。如《宋史·夏国传下》是这样论述宋、夏关系的：“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子孙历王五代……概其历世二百五十八年，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官学，自为训导。观其陈经立纪，《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这种对宋夏关系的客观认识，固然与元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反映出元代史家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能够据实书之的可贵精神与认识水平。在西夏历史评价方面，《金史·夏国传》总结为：“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而对于不专修西夏史书的原因，《宋史·夏国传》也有说明：“前宋旧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夏国虽偭乡不常，而视金有间，故仍旧史所录存焉。”“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牾，则阙疑以俟知者焉。”这些解释表明，元人在对西夏历史问题的处理上，其基本态度是公允的，即一方面因为与金有差别，这种差别或表现在文化上，或表现于政治功业上；一方面因为文献不足之故，所以才采取依旧附其于宋、金史中的做法。这一态度进一步说明了元人在民族史观上的宽阔胸怀与气度。与此相类，元代史家在《金史》中对金“能自立于唐、宋之间”的文治武功，亦抱着“善亦吾师恶亦吾师”的求实态度[14]，进行了客观的记述与评价。对金统治下“女真、渤海本同一家”[15]，“契丹、汉人久为一家”[16]的民族融合情况亦做了如实的记述。同样，宋代历史也得到了元代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如《宋史》各民族列传中，对有宋一代在民族政策及戌边方略方面的成功之处多有记载，但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恃文教而略武卫，亦岂先王制荒服之道哉！”“纳土之议，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17]。如果说这些评判不免有参考、沿袭宋人旧说的成分，那么《进宋史表》则更为明确地体现了元代史家对宋代历史的总体认识，其中对宋代诸帝在政治、教化、军事、用人等方面的得失评价，可谓大致允当，同时也是对宋代历史简明扼要的概括。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元代史家通过三史修撰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史观上的卓识；同时也说明，三史各与正统是有其思想认识基础与实践依托的。这一基础与依托对后来的历史与史学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再次，从三史的民族史志的立目来看，也体现出元代史家在认识多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历史方面的思想。其具体表现是：辽、宋、金三史均设有“外国”列传，用以容纳与其同时存在的其他皇朝的史事，而以传统的蛮夷传记述各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史事。这一看似简单无奇的改变，事实上说明在元代史家的观念中，所谓“夷狄”并不是一个强调种族差异的概念，而是指在功业及文化发展阶段上尚处在比较后进状态的一些民族。这一认识吸收了传统的夷夏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并通过史书体例更为系统地体现出来；而对宋代史书中开始出现的“外国”传加以吸收并普遍化，则成为国家观念发展的重要体现。虽然这些立目仍不免保留了民族歧视的色彩，但与固守“夷夏之辨”、“夷夏大防”的观念相比，无疑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进展。

四私人历史撰述中的民族史观

与前代封建皇朝一样，私人著史同样也是元朝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元代私人修史，其荦荦大者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通鉴》学”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代表为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亦称《新注资治通鉴》），一是典制体史书的突出成就，其代表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性质，使得这些私人史著在民族史观上体现出与官修史书不同的特点。其中能较明显地反映当时史家民族史观特征的，当属前者。

元代“《通鉴》学”发达，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编年类所载，即有郝经《通鉴书法》、金履祥《通鉴前编》等十六种[18]。其中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刘友益的《通

鉴纲目书法》旨在阐扬《通鉴纲目》义理之说，被后人视为“最为谨严精当，深能有得于朱子之志者”[19]，而在他们的著作中，确有不同程度的夷夏之辨的色彩。这从一定程度上拆射出元代民族史观对现实民族压迫的反映。但正如前所说，以宋为正统不等同于主张夷夏之辨一样，元代史家对《资治通鉴》的阐发、续作，以求揭示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其着重点亦在讲“正统”，而并非都在华夷问题上。换言之，元代史家虽然反对民族压迫，亦有故国之情萦绕不去，但史家的天然职责仍促使他们对前代及本朝历史作比较客观的探讨与总结。故国思绪并不等同于民族史观。这一结论在以《音注资治通鉴》闻名的胡三省身上即有所体现。

历来研究《通鉴》胡注者，都因为其中包含有强烈的民族情感，而以其作为反对元朝统治者民族压迫的典型代表，这种看法固然有理，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胡三省的注文中，亦包含有相当多关于民族问题的平实认识。首先，从胡三省注《通鉴》的宗旨来看，胡三省并不像元代其他续、注《通鉴》者一样，完全以理学为依据进行史学的编纂工作，而是多就事论事，随感而发论。关于这一点，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有精到的分析：“《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兹篇所录，则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亦隶焉，固与《通鉴纲目》等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20]。求真务实的史学旨趣，使胡三省的注释在理论出发点上淡化了对理学的阐扬与发挥，而更注重从历史事实出发评判史事。其次，从胡氏在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对亡国之痛的反复强调，“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正程正叔所谓见之者也。天乎！天乎！”[21]对待少数民族政权，胡三省也确有不少贬斥之词，如“夷狄之俗，好货而已，岂知有纲常哉！”[22]从这一感情出发，他对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作了剖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史学家的责任感却促使他对民族问题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与评价，继承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成果，因而注文中同时也包括了大量对民族问题的平实看法，如他论赵国石勒，称其识见卓然，“使死者有知，孟德、仲达其抱愧于地下矣”[23]；称赞苻坚之政说“苻坚之政如此，而犹不能终，况不及苻坚者乎！”[24]。关于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他也有所表述：“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25]这一看法从民族变迁这一更为具体、细致的角度说明了在拓跋氏统治之下民族之间差别日益缩小的事实。象这样对民族关系发展现象进行的辨析，在《通鉴》胡注中还有很多。从民族史与民族史观的角度看，胡三省在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是值得重视的，而他以一名史家的严谨求实态度对前代民族史所作的理性分析与评论，更是胡三省史学中极有价值的部分。由此类推，元代其他私人史著也应以这样的态度去进行研究，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超越封建史家，揭示中国民族史观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总之，元代民族史观以正统论及官修、私修史著等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理论认识、史学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性质，这些进展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及其复杂性特征表现得都很明显。

结语

元代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它的史学中的民族史观在阐扬大一统，强调“用夏变夷”方面取得理论进展，并在史学活动中具体体现出来，取得突出的史学成就，但同时民族压迫的客观事实又使得它的民族史观通过私家修史体现出更多夷夏之辨的色彩。时代政治形势、文化背景（主要是正统观）及史学本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是影响民族史观面貌的三个主要因素。具体说来，元代民族史观的特点与意义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民族史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现实政治、学术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史家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与思考，这种思考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一定时期史学认识的组成部分。这一史学认识在本质上受现实决定，但同时又是史学走向独立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某些史学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而正是这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正统论在宋元时期勃兴并影响到民族史观的面貌，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实践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辽、金尤其是元代民族压迫十分突出，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意识仍然在向前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与辽宋夏金元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前者的分裂割据以汉族统治者为首的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皇朝为其结局，后者的诸国纷争则以蒙古族统治者为首建立起来的更大规模的封建皇朝为其结局。如果说，唐代空前的大一统使得唐代史家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更多宽容与理性的成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魏晋南北朝史学中南北相互攻讦的弊病，那么，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则促使当时史家从更深入、客观的角度去思考与反映这一历史事实，从而使正统论、华夷之辨的讨论走向内容与层次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史学本身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也逐渐变得更为成熟，具有了更加独立的学术特点。这是两者存在的主要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同为大一统局面，民族史观的具体面貌却不尽相类的状况；也正是这种差别，促使后世史家不断结合现实对民族问题进行新的阐发与辨析，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认识。

第三，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在历史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也随着各民族历史进程的变化而有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些改变在包括民族史观在内的史学领域中表现出来，就成为其曲折性与复杂性、多样性的现实根源。与此同时，民族史观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的轨迹，也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在不断由局部的地区性的统一逐步走向整体的全国性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由隔阂、敌对逐渐走向了解、通好，并在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走向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辽宋夏金元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而体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这一历史事实的民族史观，也通过对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下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的认识与思考，达到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发展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元代民族史观的进一步分析与说明，对于更好地透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及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8—540页。

[3]参与元修三史的史家民族成分，本文以翁独健先生主编之《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所述为准。

[4]（元）家铉翁：《中州集后》，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此两篇诏书均见《元文类》卷九。

[6]（元）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序》,上海同文书局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三年石印本。

[7]（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8]（元）苏天爵撰：《滋溪文稿》卷六《正学编序》,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

[9]（元）揭傒斯撰：《揭傒斯文集》卷五《杨氏忠节祠记》，李梦生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0]（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

[11]（元）郝经撰：《与宋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七。

[12]（元）杨奂撰：《正统八例总序》，《元文类》卷三二。

[13]《南村辍耕录》卷三。

[14]（元）阿鲁图撰：《进金史表》，见脱脱等撰：《金史》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15]（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一《太祖纪》。

[16]《金史》卷七十五《卢彦伦传》。

[1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

[18]《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

[19]（南宋）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编集诸儒姓氏》，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三年石印本。

[20]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第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21]（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晋齐王开运三年注。

[22]《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注。

[23]《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咸和七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