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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羡文化家族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07:18:23

阳羡文化家族

阳羡文化家族范文篇1

一、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观念与联姻形态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陈、储、吴、史、任、路、蒋、徐”等几大著姓为构成主体。这些家族大多为南渡之族，于宋元战乱之际迁徙到阳羡。阳羡位于太湖西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来，而传统文化根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以深植，重视耕读传家的地域文化风气相当浓厚。受此熏染，阳羡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坚持以儒为业，以不文为耻，以科第望其家。这由县志、府志等各类方志中屡被称颂的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兴县旧志》载吴氏家族“科甲蝉联五世”，其中吴达可，万历五年进士子吴正志，万历十七年进士孙洪亮、洪裕举人，洪昌进士。曾孙贞吉举人，贞庆进士；元孙元臣进士，人以为“德业之报”［1］。储氏家族“三凤家声”，即康熙五年，储方庆与兄储善庆、堂侄储振登同榜进士；雍正十年，储晋观、储传泰、储鼎泰同中举人，名震一时［1］；同时“五凤齐飞”，储方庆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进士榜［1］，成艺林佳话。又据《万氏宗谱》《陈氏家乘》《储氏族谱》等谱牒文献，万氏家族因明代中期万士和、万士亨兄弟同时登第而名列望族。陈氏家族于晚明因陈于廷、陈一教、陈于泰、陈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为官而称望于乡邑。储氏家族因晚明储昌祚、储国祚、储显祚等先后登进士榜被视为名士之族。由此可见，阳羡文化家族以追求科举功名作为家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崇文尚儒的理想，阳羡家族文人在读书课业的同时，注重积累一定的学术优势或文学优势，逐渐形成明确的文化追求，因时间的沉淀而渐积丰厚。随着家族承衍，这种优势最终融汇为独特的家学传统。如储氏家族尤擅古文，陈氏家族则以词鸣，吴氏家族以诗文而著称，万氏家族专攻经学。虽然各个家族的文化素养及其各自擅长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阳羡文化家族的稳定发展，能够产生“文化家族叠加”关系，形成特有的地缘文化现象。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自身的文化建树，而且还非常重视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性，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社会交往，易形成趋同的社会观念，从而产生密切联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间的一般性交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发质变，而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合二姓之好”的联姻，无疑成为建立超越地缘交往关系的最佳方式。阳羡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2］41，形成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联盟，使彼此更为稳固，并以此来影响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阳羡文化家族联姻的过程，是以某一姓氏为中心，通过婚姻与他姓望族不断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家族的文化素养，这是家族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果。以陈维崧家族的婚姻为例来看，维崧祖父陈于廷有四子，长子陈贞贻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龙的孙女；次子陈贞裕娶同郡进士吴道行女；三子陈贞达娶常州进士郑振先女；四子陈贞慧娶同郡进士汤兆京女。陈于廷的两个侄儿陈贞元、陈贞禧分别娶万炯女和万震祈之女。陈于廷的三个女儿分别适举人吴洪裕、庠生曹懋勤、进士吴简思。陈于廷养女杜氏适进士吴正心。陈于廷弟陈于明的女儿，长适太学生万诚，次适明戊辰进士路进，三适壬午解元癸未进士卢象观。陈于廷弟陈于扆的女儿，分别嫁太学生储懋学、庠生徐荪。显然，陈氏家族在其择婚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陈维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以诗书传家，而与陈氏有嫁娶关系的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亦世以风雅为胜，文化层次较高，体现了重视文化门第的择婚观。反观之，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选择陈氏，也同样是以陈氏文化声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以上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说明了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坚定的文化取向和处于共同社会层次的内在要求，而正是这种“取向”和“要求”的不断实现，使得其联姻行为具有规模效应，这主要反映在家族联姻形态上，具有世代连续和连环共存的特点。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往往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嫁娶关系，而追求世代缔结“秦晋之好”。以清初阳羡吴氏与陈氏的联姻为例，缔结了四代婚姻，纵向历时长、辈份衔接紧。首先是吴洪裕娶陈维崧姑母，其次是吴洪裕之子吴本嵩娶陈维崧堂姐，再次是吴洪裕孙女嫁陈维崧弟陈维岳，最后是吴洪裕曾孙女嫁陈维崧子陈履端。阳羡文化家族的世代联姻，形成了亲戚关系的累复叠加。例如储氏与陈氏的婚姻，储懋学娶陈维崧堂姑，储懋学之女又嫁陈维崧，陈之堂姑又是他的岳母。此后，陈维崧孙陈克猷又娶储懋学曾孙女。再如万氏与陈氏的婚姻，万复古娶陈维崧表妹，万复古子万峰娶陈维崧女，陈维崧女的表姑同时兼为她的婆母。又如吴逢原娶储欣妹，吴逢原侄孙吴来燕娶储欣女。阳羡文化家族间的世代娶嫁，可能会出现暂时性中断，但很快就会因文化门第对等而“再续姻缘”，如储氏与史氏，明末储昌祚女适史汤诰，因储昌祚与史汤诰“同登万历壬午贤书，契甚，因此以次女为公配”［3］，储氏女与史汤诰之子即著名词人史惟圆。在这一桩史、储联姻之前，史汤诰的曾祖母也是储家女。清代中期，储、史之间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联姻，储在文之女嫁史惟圆侄孙史镕英，储在文侄孙储嗣会娶史承谦之女，另一侄孙储成璋娶史承谦的侄女。史氏与徐氏也是如此，在清初缔结婚姻后，于康熙末年再续“前缘”，乾隆初期“宜兴二史”史承谦、史承豫的母亲即著名词人徐瑶之女。从以上家族间嫁娶关系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吴、储、陈、万、史等以各自家族为中心，形成各1042012.3自的婚姻圈，而每个家族的婚姻圈又呈现交集，在共时性内，形成以某一家族为原点，向四周辐射、绾结的态势。如以陈氏为中心，吴氏、储氏、万氏聚合为姻亲族群，以储氏为中心，陈氏、史氏、徐氏又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姻娅家族联盟。虽然，因家族文献材料散缺的缘故，我们尚不能全景式地展现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繁复错杂的姻亲图谱，但就以上陈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等阳羡文化家族交相迭错的联姻形态，已俨然形成了一张姻娅网络，联结着来自不同家族的阳羡词人。由此不难看出，清代阳羡词人不仅具有地缘关系，而且还保持着深厚的血缘、亲缘关系。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通过门第对等的家族联姻，实现了共同处于同一社会结构的文化追求，缔结了一个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的亲族群。清代阳羡词文学集群的产生，正是基于这种姻亲关系。阳羡家族文学力量因联姻而得以凝聚，因创作实践而得以发挥，最终成就了清代阳羡词学的辉煌。

二、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所形成的词文学氛围

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反映了家族生存的一体化趋向和强烈的类聚性特征，这是家族间根据自身要求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家族间如此相攀互联，持续得越久，所历世代越多，则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家风与家学的培育，家族文化的积淀越淳厚。地域之内，联姻关系成为形成人才渊薮的内在机制；家族之间，随着亲缘和人文的渗透，姻娅网络就形成一个意味独特的人文空间和共同体。阳羡文化家族的词创作的兴趣与创作取向，正是在联姻所构造的这一人文空间和共同体中逐渐生成发展的。阳羡文化家族往往都具有一门风雅、词人辈出的文化特征。陈氏家族有陈维崧、陈维嵋、陈维岳、陈宗石、陈维岱、陈履端、陈枋等，储氏家族有储福宗、储欣、储贞庆、储方庆、储国钧、储秘书等，万氏家族有万树、万锦雯、万廷仕、万松龄等、徐氏有徐荪、徐喈凤、徐翙凤、徐瑶、徐玑、徐洪钧等。同时，这些家族间姻亲关系错综，如万廷仕与陈维崧为表亲，与万锦雯为从叔侄，又与万树为堂亲；徐荪既是徐喈凤兄弟的叔父，又是陈维崧的表姑夫。然而，正是陈氏、储氏、万氏、徐氏、史氏词人共同吟酬创作，才促成了清代阳羡词兴盛的局面。清代阳羡词文学创浓厚作氛围，正是在家族间所形成的联姻关系中勃然兴发的。这种家族姻娅联盟，就是一片丰沃的词学土壤。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以储氏家族联姻脉络为路径，从时间流程上进一步纵向观照阳羡词文学氛围的流变。由此可以发现，顺康之际储贞庆、储福宗、储欣等与史惟圆、陈维崧等多有唱和，文学交往密切，雍乾之际储氏后人储国钧、储秘书叔侄与史氏后辈史承谦、史承豫则过往甚密，时相吟咏酬和，以储氏、史氏为核心，又形成了阳羡家族姻娅圈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词集群。而不同时期储氏、史氏词人的递相汇聚，足以说明联姻所形成的文学环境具有多么深厚的影响。显然，雍乾之际以史承谦为首的阳羡词人群，是联姻所构造的文学环境对家族文学力量的再聚合。而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史承谦，亦是姻亲延绵与文化渗透所胚育的重要词家。据严迪昌先生考证，史承谦系史惟圆从侄曾孙，徐瑶之外孙，史惟圆与徐瑶父徐喈凤，皆为清初阳羡派名家，徐瑶亦有《桂子楼词》《双溪泛月词》，与史承谦祖父史陆舆为同辈姻亲［4］231，史承谦所置身的词文化氛围由此可察。

联姻还有助于家族间在道义上彼此扶持，在政治、文化上共同发展，激发并增强集体忧患意识。这种精神一旦凝结为地域人文传统，必然会成为家族文人自觉的精神选择，进而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自晚明以来，阳羡联姻家族间就积淀着崇尚气节的清流之风，陈于廷、汤兆京、史孟麟等，既为姻亲，又同为东林党中的刚介之士，抗争阉党尤为坚决。清兵南下之际，阳羡卢氏、陈氏、潘氏、万氏、储氏等联姻家族同仇敌忾，自发组织抗清义军，抵御侵略，诸族都有大量遇害或牺牲的士人，人数之巨居于江东前列。阳羡姻亲家族间的这种忧患精神，随着联姻网络的铺衍，逐渐渗透到阳羡家族文化血脉之中，影响着清代阳羡词人，形成“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清代阳羡词人是清词史上尤擅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者。特别是清初的阳羡词人，对明清易代历史现实的反思，“显得醒豁明朗，主题宏大而集中”［5］125。陈维崧《夏临初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以词体写作“甲申”三十年祭，表达故国之思，最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心态，并非独陈氏一人所有，而是清初阳羡文化家族的集体情绪。陈维崧和他的姻亲史惟圆、曹亮武、蒋景祁等人，还有题咏“虎丘五人之墓”词，及吟咏“题《钟山梅花图》”词等，都是群体性悼家国沦丧、寄托故国哀思的重要作品，是阳羡联姻家族的忧患意识的艺术再现。阳羡词人擅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还在于，具有敢于表现清初社会民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汤恩孝《念奴娇江南奇旱，时抚臣奏欲告籴湖广而楚中荒疏复至》、史惟圆《沁园春十月初五纪鬼声之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等都是哀民生艰辛、世事艰难的优秀词篇。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虽无大题目可拈，但仍能坚持“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史承谦《采桑子》（郁轮袍曲当时谱）、储国钧《梦横塘晓行》、储秘书《风入松芜城秋感》、任曾贻《甘州》等作，在感怀、羁旅中直视自我境遇，抒写才人失路、仕途潦倒的失意之情，反映被盛世所弃的寂寞寒士的真实心态，具有一定的现实精神。虽其题材未可称重大，亦不以悲慨激荡见长，但置于难有萧骚凄怨之音的雍乾词坛，亦可视为蕴含现实意义之作。新生的姻缘联系叠加固有的地缘关系，使阳羡文化家族间建立起超越地缘交往的更为稳固亲密的结盟关系，联姻网络中核心文学人物的影响力也更为直接而深刻。曹亮武由诗转词的创作转型最为典型。曹亮武曾与陈维崧一起受业于侯方域，初涉文坛时以诗文创作为主，并不喜词。陈维崧曾言：“南耕与余少同学，长以诗文相切劘，余好为长短句，数以咻南耕，南耕颇薄之，弗肯为。”

然而，当陈维崧宗法辛苏，大力实践以诗为词、以词存史之后，曹亮武也受之影响，由诗转词，尝试作纪游及他词数十篇。初学词者，往往从仿婉约情韵起步，而曹亮武作词之始，就自觉以诗为词，陈维崧称其“益奇绝有宋人所不及者”［6］，其词语言健举洒脱，词情沉郁，绝少柔媚之态，显然是受陈维崧词的艺术启发。在联姻所构造的新的人文空间里，阳羡词人形成了融通无间、共同交流、知音相赏的状态。清初阳羡词家中隐逸色彩最为浓重的史惟圆，既是陈维崧的姻亲，又与之有三十年文字深交。据陈维崧《蝶庵词序》载，史惟圆与陈维崧曾探讨彼此的词风个性，“譬之‘子’，子学《庄》，余学屈焉，譬之‘诗’，子师杜，余师李焉”［7］。由此可以推想，二人之间必数次深入交流，最终各取所长，形成交相赏契的审美氛围。这也就不难理解，陈维崧为史惟圆《蝶庵词》作《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读完半卷蝶庵词，吹铁笛、洒然而去”。陈维崧《乌丝词》刊刻行世不久，史惟圆《沁园春题其年乌丝词》便随之问世：“将古人诗，比似君诗，惟髯绝伦。更倚声写句，镂冰雕玉，风樯牛马，牛鬼蛇神。年事蹉跎，交游零落，短褐赢僮逐路尘。愁凝处，纵才如云锦，不疗饥贫。”《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沁园春题其年乌丝词》成为阳羡家族姻娅圈中词人共享而激活创作的典型作品。史惟圆又有《沁园春为雪持题像》，为追和储贞庆《沁园春自题画像》而作，其中“共钓徒词客，相对婆娑”之语流露出知音之赏，亦可视为阳羡家族姻娅圈中词人交流创作的重要表现。而随着时代的远去，词集的散佚，以上文字亦成为了解阳羡词人创作现场化特征的文学史料，弥足珍贵。

三、联姻关系网中的清代阳羡家族词人集群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之间的词人们，通过家族联姻关系而得以再聚合，分散式的“一门风雅”由此转变为亲族相系的“数门联吟”，形成家族集群式的联袂创作的状态。家族文人本来就是地域文学的重要创造者，而一旦形成联姻关系，以之为基础的新词人集群，无疑成为引领清代阳羡词学发展的更为强劲的力量。清初阳羡词派的诞生，是阳羡文化家族以联姻关系为纽带聚合的最为典型的例证。阳羡成派的过程中，除了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时代风云际会与地域文化传统等影响因素之外，更为直接的、关键的原因在于众多联姻家族的积极支持和参与。陈维崧“僦居里门近十载专攻填词”后［8］，陈维崧弟陈维嵋、陈维岳，从侄陈枋、子陈履端等，陈维崧表姐夫史惟圆、表弟曹亮武，以及陈氏的姻亲吴本嵩、吴梅鼎、蒋景祁、董儒龙、任绳隗、徐喈凤、万树、万锦雯、万大士、储贞庆、储福宗等，加之任、万二氏的姻亲史鉴宗等，纷纷积极响应，共同酬和创作，晨夕往还。他们访梅以词柬之，观牡丹以词邀之，赴约不成以词示歉，怀念朋友以词表意，离别亲人以词感怀，借物抒情以词明志，于是有了“东溪修禊”、“石亭访梅”、“荫绿轩观牡丹”、“钟山梅花图题咏”等诸多寄情抒怀的同题唱吟活动，形成“或一姓而联唱骚坛，或同声而搴芳莲社，一时作者俱为天际朱霞”［9］的局面。据稽考，从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1062012.3年，阳羡文化家族词人群体性的唱和活动计有四十余次，以至于“人各有集，家各有集，即素非擅长，而偶焉寄兴，单辞只调，亦无不如吉光片羽，啧啧可传”［8］，当时即有“近时倚声一席，独推阳羡”［10］的赞誉。而后，徐喈凤子徐瑶、侄徐玑，曹亮武子曹臣襄与路传经、路念祖兄弟，及徐氏、路氏的姻亲潘祖义、潘宗洛等，亦投身清初阳羡词坛的唱和活动之中，或继续保持阳羡派的悲豪疏朗，或另觅路径，追求清疏淡逸的艺术风貌，进一步丰富了清代阳羡家族词人基于一定联姻关系而自为集群的文学传统。雍乾之际阳羡词的“界内新变”，亦是以具有联姻关系的家族词人为主体的。史承谦是这一时期阳羡词坛的领军人物。史承谦词博取众家之长，兼有众美，陈廷焯誉之为“一代词手”［11］3737，可与清初陈维崧、朱彝尊相比肩。这一时期围绕在史承谦周围，与之多有唱和的词人包括：史承谦弟史承豫，任氏任曾贻，储氏储国钧、储秘书叔侄等。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群，规模与名气都不及清初阳羡派，这些词家虽拥有深厚的家族文化血脉，但大都属于盛世词坛的寂寞之人，科第仕途上无大作为，其家族发展也已渐入衰微。但在乾隆初年以醇雅为宗的浙派风气之中，这一群体的词学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却具有补救词坛、稍振词风的意义。

史承谦与他的词友，既远阳羡，又不近浙西，对词坛主流浙西词多有反思，明确指出词坛典范当推小山、少游、美成诸人，词体不同于诗体，应守词情、词韵之正格：“诗歌词曲，各有体制。风流婉约，情致缠绵，此词之体制也”［12］，词的语言以自然为宗，但自然要从琢磨中来，“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13］。显然，史承谦等人坚守词之婉约本色，以异量美的视野，积极疗救词作疏离于情的弊病，史承谦《小眠斋词》则是这一词学理论指导下的代表性创作成果。《小眠斋词》“于古人不屑屑句摩篇仿，而一种幽情逸韵，流于笔墨之外，盖能自出杼轴，而又得体裁之正者”［12］，呈自然本色之态。史承豫、任曾贻、储国钧、储秘书等，词风大多和史承谦相近。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群，既非清初阳羡派的延续，又有别于当时一唱百和的浙派，虽仅三四人之力，亦能自出机杼，挽时风众势之所趋。是继清初阳羡派之后，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姻亲为纽带进行集群式词创作的又一重要表征。嘉道以后，清廷衰落，江南频起战事，阳羡文化家族经兵火摧残，日趋式微。乱世之中，仍有蒋氏一族续承阳羡词学传统，并得到妻族储氏的积极支持。蒋氏一门祖孙、昆季、胞妹并善讴吟，延续并彰显了清代阳羡词学的家族特征。蒋氏家族的重要词人包括：蒋萼，字跗棠，自号醉园，性闲静寡，自称为竹山后裔，仿蒋捷以诗词自娱，有《齑臼词》。蒋萼取法先辈陈维崧、周济之词法，既有悲慨之语，又有柔媚之言，以词抒写性情，风格多样。蒋彬若，字次园，蒋萼弟，有《替竹盦词》，艺术风格与其兄多有相近。蒋萼妻储慧，字啸凤，有《哦月楼词》，存词十余首，大多为闺帷内的侧艳之词，织丽有余，风韵不足。储慧父为蒋萼之师，亦有作词雅兴，并与储慧兄及蒋萼、蒋彬若时有唱和，惜因战乱，其词集已不传。蒋萼子蒋兆兰，字香谷，亦擅倚声，曾参加寒碧词社、鸥隐词社，有《青蕤庵词》前后两集。蒋兆兰还是民国初年重要的词论家，著《词说》一卷，总结词体特征、阐述词体流变、申发各家各派的艺术风格，颇有见地。

阳羡文化家族范文篇2

“境”与“锦”同音。明清时，此间多有官办或民办的纺织缎锦作坊，以之名坊巷，这些作坊遗址名称至今仍留在民间。如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东侧有织缎巷、南营，织缎巷附近还有锦巷。因方言辗转演变之故，“通贤境巷”由后来的“境巷”变成现在的“锦巷”。即今鼓楼区八一七北路东侧的七星君境至锦巷、小锦巷这一地段。过去，这一带商店林立，十分繁荣，故锦巷还曾名繁荣巷。通贤龚氏家族前后共经历二十世，从明初至清末历时五百多年。四世龚福以读书成为明正统丁卯科举人，官至翰林院检讨，是通贤龚氏家族第一个有功名的人。此后，龚氏代代为官。如:七世龚用卿中明嘉靖五年丙戌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左春坊、左谕德、翰林院侍读直经筵，预修《明伦大典》、《明会典》，尝出使朝鲜;再有入选《清史稿•列传》受赠“四世循吏”的十二世两淮盐运使容溪公龚其裕，十三世江西饶九南道澹严公龚嵘，十四世云南镇南州知州厚斋公龚一发，十五世甘肃兰州府知府龚景瀚，及十九世湖南布政使龚易图。《福州人名志》共收录十四位龚姓名人，其中有十位出自通贤龚氏一族。《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耆旧广录二•事功下”记述通贤龚氏八人。《清代古代刻书》中介绍了通贤龚氏从龚式谷到龚易图四代人的刻书情况。另纪果庵《清史世家略记》一文将通贤龚氏十二世龚其裕至十六世龚丰谷列为世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像通贤龚氏，从明朝到清朝末年，乃至近代，延续五百多年的兴盛实为罕见。这其中靠的是龚氏“孝友忠厚相传”的家风，和子孙恪守修谱、刻书、藏书的传统家学，注重家藏，诗文传家的强烈意识。然而也因时间跨度大，家族成员的许多资料散见于各典籍方志记载中，对龚氏家族的研究亦仅限于个别代表性人物的零星研究，笔者结合时代的发展，考量家族内部的变化，将龚氏家族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评述:

一、通贤龚氏前期代表人物:龚用卿

龚用卿(1500－1563)，第七世，字鸣治，号云冈。明嘉靖五年丙戌科状元。由翰林编修，进左春坊左谕德，预修《明伦大典》、《明会典》。尝出使朝鲜。升国子监祭酒，整顿学生懒散的习惯，学风为之一变。由于体弱多病辞官归家，卒年64。著有《云岗选稿》、《使朝鲜录》、《玉堂稿山居集》。《全明词补编》收其词26首。龚用卿是通贤龚氏家族第一个有功名，并有文集传世的人物，所以他在整个龚氏家族有着独特的地位。龚用卿为后人关注较多的是他作为正使出使朝鲜所写的《使朝鲜录》。《续四库提要三种》介绍《使朝鲜录一卷》乃“录之以见国之在乎自强”［3］。《使朝鲜录》是明代较早的一部记载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使臣记录文献。该书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代中期中国使臣出使李氏朝鲜的各种礼仪，记录了明朝到朝鲜半岛之间陆路交通经过的重要馆驿地点，收入了与朝鲜官员、文人的唱和诗作，是了解研究明代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第一手资料。龚用卿作为晚明状元，其生平被各种探讨状元的书籍所收录，如卢美松主编的《福建历代状元》中说:“龚用卿精举子业，有文才，诗文典赡有法，不尚浮靡;书法亦遒劲。”［4］《中国历代状元诗》收录其9首诗，评其“精通八股文，作古文诗稿，从不崇尚浮靡”［5］等等。龚用卿有词26首，多为赠答题咏之作。诗存567首，诸体兼备。七律清朗，艺术成就稍佳，如《山陵道中》:役旅风光未忍论，萧条茅屋数家存。荒城返照山当路，古渡横云树拥村。远寺疏钟风外度，遥空归鸟雾中昏。一杯浊酒堪乘兴，落叶残灯半掩门。这是诗人行役途中所看到的充满黯淡凄清色彩的景物，对此加以渲染，反映了诗人孤寂的心境。寄情于景，意境清冷。总体上看用卿诗歌受台阁体影响较深，内容多为酬酢赠答和写景咏怀，极少反映社会现实，典赡不精，佳作不多。文165篇，义理相承，精理明辨。其中序77篇占近一半。赠别序，或借众人对“伸”与“屈”的不同评价，来引发作者对赠别人“大臣之望”、“大臣之器”、“大臣之体”、“大臣之量”、“大臣之道”的激赏(《赠大参玉泉王公荣升右方伯序》);或阐述教之本、教之道;或讨论事君与事父关系，实际上多是发挥自己人生见解的议论文，只在篇末点出对行者的劝勉、送别之意。《辽东志序》论述了志书的性质，认为“志，纪也，纪其事以为鉴，史之流也”。同时，他还论述了志书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作用，以及志书在保存地方文献上的重要意义。另有部分寿序，亦好发议论。其中所体现的，全是儒家的正统观念，思想纯正，立意正大，充满正气。读后让人想见其世功和品德。用卿文形式较为刻板。嘉靖朝八股文盛行，八股文极端刻板的程式化格式也影响到士人的思维模式。其文排比声调，机法圆熟，无不中规，显然受到苛严的八股比偶体式的影响。在八股文的影响下，龚用卿的文议论较多，缺乏生气，充满道学气味。

二、通贤龚氏家族中期代表人物:龚一发龚景瀚

龚一发(1715－1773)，第十四世，字天磻，号厚斋。乾隆庚午科顺天举人，分别在河南宜阳、密县、林县、高阳县等地当县令，所到之处引泉溉田、法制豪强、修葺桥梁、创建书院、整治蝗灾等，颇有政声，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祀河南虞城县名宦祠。著有《梅石山房诗钞》、《迟阴堂诗存》、《厚斋日记》、《厚斋尺牍》，存于福建省图书馆。一发“为人忼爽喜自负，英气凌人。其为文纵横驰骋，极所欲言。遇虞城饥荒，作《常家洼》、《老人行》诸篇。读者谓元次山之《舂陵行》、郑监门之《流民图》，不是过也”［6］。诗凡123首，七律居多，古诗次之，绝句则仅十首。前期尤喜摹太白之醉后豪语，古诗亦有魏晋遗风，杂学白香山之浅易。后期诗文渐入沉郁之境，“陈其情”、“绘民艰”之类描写现实诗歌尤为可取。试看《徐家阁至常家洼》:朝行徐家阁，暮至常家洼。所行数里余，浩浩无津涯。十室不一存，两耳纷蝇蛙。水中有草屋，半圮夕阳斜。叫呼屡不应，白首困泥沙。两人扶之前，敝衣体不遮。瘦骨皮里束，肉干口楂枒。徐有身里迈，两子勤菑畬。厥田二顷半，秋收常满车。何官设涌洞，频年积潢汙。室庐一荡尽，八口常咨嗟。儿孙轻乡井，去去平兴衙。穷老闻账施，力疾自还家。岂意步不强，来时已逾瓜。进退两无據，祈死日犹余。我行五载吏，山中学种花。自谓幸太平，与民同休嘉。乍见此嬴老，无地成桑麻。传语官衙鼓，民困当先挝。整首诗不尚辞藻，不事雕琢，用白描手法将百姓悲惨景象刻画出来，“乍见此嬴老，无地成桑麻。传语官衙鼓，民困当先挝。”结尾掷地有声，为生活在暴敛下的百姓鸣冤。质朴中见浑厚。诗歌喜用典、好用僻字。另龚一发还编有《恩赐堂族范编》、《恩赐堂家训编》二卷。《恩赐堂家训编》是龚氏家族文化的提炼和升华，是实践其家族教育的典范。此外龚一发还殚心搜讨，撰修了龚氏家族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家谱《通贤龚氏支谱》，其中《祠堂记》、《祠堂条例》、《传略状述》宣扬祖宗旧德，昭示后人，首创修谱垂训之风。龚景瀚(1747－1802)，第十五世，字惟广，又字海峰。一发子。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四十九年授甘肃靖远知县，未到任，总督福康安知其能，檄署中卫县，判牍如流。五十二年调平凉县。嘉庆元年，随总督前往巡边征剿。这期间提出“坚壁清野”和建堡塞之策，这是镇压白莲教起义最终得胜的根本策略，颇得朝廷赏识。嘉庆五年，任兰州知府，七年送部引见，卒于北京，入祀甘肃兰州名宦祠及福建省城名宦祠。龚景瀚在文坛颇有声名，林昌彝、朱仕琇、陈用光等都称赞其文品与人品。

生平著作颇多，著有《澹静斋文钞》、《澹静斋外篇》、《澹静斋诗钞》，编有《循化志》、《孔志》。《坚壁清野议》一文还编入《皇清文颖》。《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历代人名辞典》、《闽侯清廉人物谱》、《福州西湖宛在堂诗龛征录》等有小传介绍。龚景瀚所处的时代，是朴学与经世思潮碰撞交融的时期。在他身上，体现出了“朴学”和“经世”互相交织的双重气质，是一个深受朴学传统熏陶的学者、诗人。乾嘉时期，福建出现一批学者兼诗人，如龚景瀚、萨玉衡、谢震、陈寿祺等，他们的诗被称为“学人之诗”，开启近代闽派先河。［7］综观龚景瀚古文创作，“文为经世之用”的思想贯穿始终，强调社会功能，以实学与切实的政治经济军事见解充实到古文内容中，反对摹古、拟古，不切实际、空发议论的文章，逐步突破了桐城文风的流弊，创作呈现出新的面貌。如《陈时事疏》、《坚壁清野议》、《平贼议》、《甘肃会城议》、《上福大学士论台湾事宜书》、《上蒋布政使论盐法书》等，结构井然、条理清晰、论证严密，见解与政策极富有现实意义。陈寿祺、林昌彝对龚海峰的古文极为推崇，认为其“实用”见识在朱仕琇之上。陈寿祺认为“龚海峰之才干器重则诚足为世用”［8］;林昌彝在《海天琴思录》中评价:“闽县龚海峰太守景瀚留心政治，具经世之才，凡古今因革损益，无不穷源竟委。……太守至，果如所言，发钼水涸。自是，平凉无冰雹灾。太守《浅浅子纪事》诗，可与昌黎《鳄鱼文》为千古二妙。”［9］其选《本朝十二家文钞》黜朱仕琇而取龚景瀚。龚景瀚一生羁于仕途，中年又经戎马，饱尝西北风霜之苦。乾隆五十四年(1789)，与他同甘共苦、感情甚笃的发妻张氏病逝，不复再娶，孑然至卒。可以说，龚景瀚的一生是清苦而劳顿的，但正如古语所谓“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龚景瀚凭借其自身博古通今的学识，藉着其沧桑、复杂的人生阅历，写下了颇具特色的秀杰诗篇，取得了乾嘉时期很多学人所难以企及的成就。龚景瀚存诗442首，体裁多样;诗歌表现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正如诗人在《双骖亭小集寿朋赋长歌依韵和之》自谓:“有时吟咏取自适，渐铲奇险趋平和。”前后期的诗风也不甚一致，但若从整体观照，他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稳定的特征，那就是“清平奇古”。“清平奇古”取自龚景瀚《金大文甫以诗草索序为题其后》一诗中“清平奇古从吾好，风云月露非所宜”之句，“清”者，谓其五言摹景诗的清新超拔;“平”者，意指其中年时所作诗歌内容的平和淡雅之态;“奇”者，指其年轻时为诗追求的豪宕奇崛之风;“古”者，或可指用语浅近、古朴。试看《沅江之岸有山削立，状特怪，未知何名也，为诗纪之》:大江东来山中绝，石壁屹立如削铁。乘风似欲飞渡江，回头却与诸山别。帝遣巨灵烁其骨，玉勒金韁相系緤。盘盘奇气郁不洩，怒目耽耽睨秋月。散作陂陀千万折，走入水中凹复凸。倒漳江流喷飞雪，千年万年斗不歇。诗歌气势跌宕，恣肆而不戾，平淡中见奇崛。后人常谓龚景瀚诗为“学人之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频繁用典，其中尤以咏史怀古诗为最。他的《考伪闽永隆石塔碑记》、《延平怀古》、《安庆谒余忠宣公墓》等诗歌用典精当，典故之含义、背景，皆与诗之主题切合，内容谨实，用句凝炼。所引用的典故多出自经史，体现出他厚实的学识功底与严谨的治学精神。由于频繁用典的缘故，其诗作中也免不了间杂用僻典以及用典不当的现象。二、以议论入诗。如《建溪滩石歌》:“吾今从此与汝辞，肩舆襆被周道驰。高山大岸俯视汝，汝威汝势将奚施?”诗末发表议论，明是写建溪滩石，实则景中寓情，情中寓理，深得宋诗之致也。此外，他还有一些叙事、教化之作，如《浅浅子纪事》其内容如一篇《聊斋》古文，但用诗歌的形式加以表述，用句精炼，叙述完整，显示出作者驱学从容自如的境界。

三、以考据学入诗。

如《九日登皋兰山作》:“皋兰山，远在焉支之西千余里，金城城外安有此。隋人不学误题名，毛氏偁州大类是。”诗篇开头就将自己的考据结果引入其中，批评隋人所记皋兰山位置之误，而兰州之名亦由此误中来。显示出作者对地方文献的精熟，非经过精心考证而无以道此句。龚景瀚的“学人之诗”显示了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术，它让读者在欣赏诗歌韵律、思想之美的同时，又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但这种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诗歌内容的枯燥无味、晦涩艰奥。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多次表达对这种风气的不满，他批评乾嘉诗人中的某些人“引经添书，如涂涂附，杳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好填书一籍，而不加炉锤，别取真味;是以行肆之物享大宾矣”［10］。龚景瀚还是一位藏书家，曾藏书3万卷，这些书后来大多毁于战火，所剩无多。其诗《踪并示子侄令其无忘艰难也》:“三载赴纶城，学文始弄笔。韩苏各专家，万卷书罗列。自注:先君以韩苏二集分授吾兄弟，时又得彭方伯家书数万卷。”又秦瀛《小岘山人诗集》有《为龚海峰题＜载书图＞》:“海峰来京师，不羡官爵美。日向坊间购异书，夜向灯前繙故纸。前身应是老蠹蟫，性命总不离文史。典衣竟买三万卷，堆案盈籍富无比。”［11］此外龚景瀚学养深厚，在考据方面亦有贡献，著作有《说祼》、《离骚笺》、《祭仪考》、《禘祫考》、《邶风说》、《鲁都考》。通贤龚氏家族继龚用卿后，经过百余年的家族文化的蕴蓄，到十二世龚其裕开始，家族逐渐走向兴盛。龚景瀚继承了其祖父龚嵘、父龚一发所积淀的家族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不仅成为龚氏家族中著述最丰富，文学成就最高、军事才能最盛者，在闽地乃至全国亦有相当影响。三、通贤龚氏家族后期代表人物:龚易图龚易图(1835－1893)，第十九世，字少文，又字霭仁、霭人，号含晶子、乌石山房主人、东海移情客等。龚易图自幼熟读诗书，咸丰五年得中举人。咸丰九年进士，历官济南知府、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江苏按察使，云南、广东、湖南布政使。有《乌石山房诗稿》、《乌石山房诗存》、《龚氏四世循良传》、《龚霭仁自订年谱》、《参同契直解》、《谷盈子》、《西游记评注》、《时术斋古文选稿》、《相长编》、《乌石山房印存》等。生平事迹见谢章铤《布政使司布政使霭仁龚公墓志铭》、《福州西湖宛在堂诗龛征录》。

据《乌石山房诗稿》、《乌石山房诗存》，龚易图存诗达1300多首。钱仲联在其《道咸诗坛点将录》中将其比作“地捷星花项虎龚旺”［12］。诗歌叙述诗人“生平骨肉离合之端，友朋言笑之乐，羁旅艰危之况，以及从军行宦踪迹之所至，名山胜境游览之所流连”［13］。龚易图诗歌中描写其军营生活的这类诗，内容沉郁，章节回转。这些作品直接来源于作者从军行宦的体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如《夷门守城》:“巨刃摩空孤月黑，鸱鴞夜叫云无色，旌旆萧萧刁斗寒，狙伏城头伺杀贼……戳力中原志未酬，风吹入幕吾犹病，十年奔走形骸隋，角声酬答谯楼卧，圆枕欹身不敢眠，仰看晨星如月大。”既摹战场之惨状，又抒己奔走之劳苦。以及在《杞县大战纪捷》中，斩敌十余万，积尸20里，“大风扬沙白日黑，杀声入鼓鼓皮坼”，“我亦从军匹马来，登陴落日惨飞埃”。雄奇愤张，洋洋千言，寻现战争之酷烈、军将之英勇、贼寇之胆丧。气局严整、开合自如，虽是排律而无拖沓堆砌之嫌。又如《戎车篇》:“戎车驾在门，病儿啼在阈。汝母牵我裳，问行何太逼。汝尚走呼爷，带儿同杀贼。”龚易图后期诗作多为闲居寓兴诗作，易图晚年悠游山林，吟诗作画，闲散终日。仅以自己园林为题的诗作便有三十多首。如:《环碧池馆春日杂诗》、《含晶庐杂诗十首》等等。诗句中出现园林名字更是有上百处。陈衍《近代诗钞》称他:“天资敏捷，自官文书以至词赋，下笔立就，不甚思索。诗才雅近随园，间出入于瓯北，身世亦兼似两人。弱冠入词林，散馆出宰滇南，四十余岁，罢官归里，腰缠百万，广筑园林，倘徉终老。”［14］徐世昌在《晚清簃诗汇》诗话评曰:“其诗出入苏、黄，健拔隽快，次韵尤所擅长，指事类情，无不达之辞。”［15］当指的是此类诗歌。综观易图闲居寓兴之作，与诚斋、随园诗歌风格颇近。如《园居秋日杂诗》组诗时而诙谐灵动，时而鲜雅自然:“蚊蚋撩人拨不开，芭蕉分影上窗来。西风冷后群嚣静，细雨和烟湿绿苔。”只叙琐事，无关史实，幽而有韵，鲜雅有趣。龚易图通禅理，知星卜，长于集句为楹联，书画学苏轼，苍秀冠时。《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评龚易图:“工诗文，善山水，别具风格。间写松、竹、兰、梅，笔致疏落。善结构园林，……盖其所结构，皆寓以画意也。”［16］《近现代闽侯书画集》、《山东书画家汇传》收有其画。此外龚易图兴趣广泛，“喜玩寿山石章，尝集手所刻治，及朋好所篆印蜕，为乌石山房印存”［17］。《闽中印人录》、《福建印人传》、《近代印人录》均有小传介绍。

阳羡文化家族范文篇3

一、生肖狗美术教学氛围营造

犬科动物大约在距今四千万年前就开始出现，在史前农耕文明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以狗为形象的陶瓷造型。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从犬句声。”二千五百年前的《诗经》有“无感我悦兮，无使也吠”，狗即为镇恶辟邪的守护神形象。历代“祥瑞志”中狗都被列为重要的祥瑞之物。汉代《风俗通》则认为：“狗别宾主，善守御，故着四门以辟盗贼也”。狗即忠诚之灵的形象。每年农历正月或二、三月，苗族同胞要举行一次祭火星节，以祈求村寨里不发生火灾。湖北西部山区土家族，由于古时曾发生过疯狗流行病，所以每年正月元宵节晚上，各家各户都用树枝、竹子搭成一只毛狗，然后用火烧掉，以示送瘟疫，驱狗病。在江浙某些山区却流行“蹲狗窝”的习俗，即当婴儿出生日，家人给其穿上衣服，然后抱到狗窝里躺一会儿，再抱走。在汉族地区有的家长常给小孩取“狗儿”的名字，或冬天戴用绒布制的“狗帽”，以“贱”寓“贵”。古代氏族部落中，苗族、族同胞均崇拜狗，其中最有名的是“犬戎”，这支氏族活动在西北地区。此外，在陕西省兴平县东南，三千年前周朝时有一个地名叫“犬丘”。而在甘肃省天水县西南，有一个地名也叫“犬丘”。而山东省的黄县，古时是贩卖黄狗皮的一个集市，所以这个地方古时叫狗皮集。在云南省宜良县东南，滇越铁路从这里穿越国境线，地名则叫“狗渡街”。

二、生肖狗美术教学设计

（一）游戏力——热身准备选取典型，贵少而精。组织学生观看影视动画或绘本：影视剧《忠犬八公》《警犬卡尔》《卡拉是条狗》《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新灵犬莱西》《南极大冒险》中狗狗的经典形象为我们耳熟能详；《唐老鸭与米老鼠》中的大黄狗布鲁托；《导盲犬小Q》中的小Q、《蜡笔小新》中的小白、史努比、刀刀，两部《猫狗大战》中的狗狗们生动形象、形态各异；鼓励学生自编自演；读故事、看绘本、赏影视作品，调动学生的五感六觉，激发灵感从而美术创新，培养说、唱、演、视、听等综合能力。以下选取黄胄和韩美林两位画家与狗的故事展开，引导儿童述说身边的狗故事。1954年青藏公路通车，黄胄作为随军记者和中央慰问团一起到拉萨时捡了一只流浪狗，等黄胄结束了西藏的采访，要回到部队所在地兰州时，狗使劲挣断绳子，跟着黄胄乘坐的汽车追，一直从拉萨追到了日喀则，黄胄画驴好，李可染先生却称赞黄胄笔下的狗是“天下第一”。韩美林曾经养过一只小狗叫“锅饼”，有一次美林得了心脏病，锅饼不顾一切救他，还有一只小狗是美林在“劳改”时认识的，当“造反派”打美林时，只有那只小狗拼命保护美林，结果被“造反派”打死，从此美林用心画出自己心中的动物世界。（二）鉴赏力——思维启动追溯艺术史，狗题材的陶塑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形象写实传神。如大汶口文化狗陶塑、红陶兽形壶，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陶塑艺术品以南阳汉代陶狗为代表，还有出土于唐朝初期的黄釉陶镇墓兽。古语“画兽难画狗”，不过狗机敏忠诚，也成了历代画家描摹的对象。在美术史记载中，唐代周《簪花仕女图》里有犬的生动描绘。南宋李迪的《猎犬图》，作于1197年。清代的郎世宁在宫廷内创作的《十骏犬图》轴十幅颇为杰出，画了十条品种高贵的名犬。中国画大家齐白石曾有一首诗很有名：“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张善是现代名画家、张大千的二哥，也创作了形态生动的狗形象。刘奎龄，被誉为“全能画家”的动物画一代宗师，在对狗的描摹上栩栩如生。刘继卣，近现代中国画家中少有的工笔白描、重彩、小写意、大写意俱能的画家，其笔下的狗的艺术形象为人赞叹。还有邮票中的生肖狗形象，有陶瓷画、陶塑、刺绣、剪纸、古文字、绘画各异的创作形式，可供赏鉴。如周令钊以年近百岁高龄与今年生肖狗票再续前缘。黑马主编的《黑马中国生肖设计丛书》之一的《福狗百相》里也有风格和创作手法新颖的犬形象。在民间剪纸和皮影中，狗作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象惯常出现，如袁升科的吉祥剪纸戌狗形象形态各异，分外生动。（三）表现力——艺术实践首先大胆选材。先了解狗的种类、习性和生活规律，便于创作取材。狗的种类很多，有杜宾犬、比熊犬、雪纳瑞犬及阿拉斯加雪橇犬等。有的萌犬还喜欢玩滑梯、木马等，可以制定玩具和温馨的小屋的设计制作等选题。其次，生肖狗与神话故事创作。狗是古代中国民间信仰之一。传说中盘古是一个与天地齐高的神，位于三皇(盘古、伏羲、神农)之首，然而盘古却是狗首人身。《后汉书•南蛮传》中记述了古代瑶族始祖神话,即神犬盘瓠助帝喾高辛氏杀吴将军得天下,帝喾高辛氏之女嫁给盘瓠,繁衍瑶族子孙的故事。满族自狩猎时期就崇拜狗，把它看作有恩于满族的动物，后又与义犬救努尔哈赤的传说复合，至今不吃狗肉，不打狗，不戴狗皮帽子。雷州石狗作为一方的守护神，安放在人们经常出入的必经之处，起初其狰狞、威严的面孔让人感觉不友善，后来雷州劳动人民对石狗的形象进行创新，雕刻其昂首咧嘴、含笑露善，如司仪迎宾，从此，石狗又被人称为“司仪神”。再次，生肖狗与古诗词配画。古诗人创造了狗的经典艺术形象：“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昨夜三更狗吠雪，东家闭门推出月”；“入门四松在，步万竹疏。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犬上阶鸣知地湿，鸟临窗语报天晴”；“鸢饱凌风飞，犬暖向日眠。腹舒稳贴地，翅凝高摩天”；“冰室朱扉晓未开，谁将金策扣琼台。碧花红尾小仙犬，闲吠五云嗔客来”；“犬喜人归迎野路，鹊营巢稳占低枝”；“何当寄家书，黄耳定乃祖”；“子巡篱落，狸奴护简编”，等等。关于狗的对联有以下例句：“犬守平安日，梅开如意春”；“犬厉堪欺虎，鱼灵巧化龙”；“犬献梅花赋，鸡留竹叶图”；“花犬观鱼乐，青云羡鸟飞”；“鸡舞三多日，犬迎五福春”；“犬吠佞人丧胆，鸡鸣玉宇生辉”。这些都是理想的生肖狗绘画创作素材。陶瓷雕塑与生肖狗创作。搜集赏鉴艺术作品，作品层次从普通工匠、院校师生、省级乃至部级大师，尤其著名雕塑艺术家周国桢、韩美林、刘远长、蒋立平、周晓冰等的作品。而在形态上，有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材质、不同釉色的狗类，如陶狗、三彩陶狗、宠物狗、猎狗、卡通狗、狗宝宝、狗型口哨、陶瓷创意狗、现代陶艺狗等，打开儿童的创作思路。还可以以专题小组的形式探究泥泥狗、雷州石狗专题、剪纸折纸及邮票设计专题。（四）评价力——综合展演策划狗年各种主题展览。如“我的一天”狗生肖特展。该展从狗狗的视角切入，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融入家犬的起源与驯化、功能与特性、行为与情感等主题，为观众打造一场别开生面的特展。此外，还可以结合艺术工坊“巧手折旺”、探究活动“狗狗眼中的世界”等，在有趣的活动中学习与狗狗相关的知识技能。“汪汪旺旺汪星人”少儿生肖绘画作品展。展览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综合材料等，结合了文化市集、美育课程、互动游戏等更加丰富、多元、开放的形式，弘扬中国传统生肖文化。“狼族魅力、野性呼唤”狗年生肖文化节系列活动。策划一系列具有狗年生肖文化特色的教育活动。“瑞犬望春风——戊戌狗年生肖文化展”。这个展览集生肖文化和年节文化于一体，展示生肖动物承载的历史文化，传递犬象征平安与财富的文化意象，并展现吉祥、喜庆的民俗文化。以展览促评价，通过举办生肖狗美术主题展览或年节庆典融合，以文字或图片的形式全程记录，档案袋评价，形式上教师和学生开展主体自评互评，反响越热烈、争议越高、展演活动形式越多样丰富，生肖狗美术主题教学则进行得越深入成功。作品评价的原则体现为综合展演、多元评价。多元评价可以多主体化、多角度开展，只以创作者态度的好坏定优劣，不以评分高低定价值。

三、结语

生肖文化反映了早期人类的动物崇拜意识，体现了天人合一、与动物和谐共处的自然观。生肖文化传达着人们的精神寄托。生肖狗美术主题教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其自成体系的教学内容、寓教于乐、化于生活的方法，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和多元展演、档案袋评价，提高儿童的美术素质和创造力，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的自我认知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郑军.中国历代生肖纹饰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2]吴裕成.生肖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濮安国.中国传统艺术续——生肖纹样[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4]袁升科.(吉祥剪纸)十二生肖系列丛书•戌狗[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3.

阳羡文化家族范文篇4

关键词：渔妇；渔父；独立地位；经济发展；女性意识

一、渔人之妇：唐宋时期的渔妇

唐代，初、盛唐时期，文学中的渔父形象，仍然一如此前，逍遥自在，不受拘束，徜徉于天地山水之间。中唐开始，这个略带概念化色彩的高人形象，发生一定变化，在他独往独来的一贯形象上，出现了家庭成员。中唐刘禹锡《有獭吟》率先出现渔父的儿子：“有獭得嘉鱼，自谓天见怜。先祭不敢食，捧鳞望青玄。人立寒沙上，心专眼悁悁。渔翁以为妖，举块投其咽。呼儿贯鱼归，与獭同烹煎。”李中《渔父二首》之一，也出现渔父的稚子：“偶向芦花深处行，溪光山色晚来晴。渔家开户相迎接，稚子争窥犬吠声。”他们还都是男性家庭成员。释贯休《渔家》诗，第一次出现渔父的女性家庭成员：“赤芦盖屋低压恰，沙涨柴门水痕迭。黄鸡青犬花蒙笼，渔女渔儿扫风叶。”在渔儿之外增加了渔女。李洞《曲江渔父》写到渔父的第三代：“儿孙闲弄雪霜髯，浪飐南山影入檐。卧稳篷舟龟作枕，病来茅舍网为帘。值春游子怜莼滑，通蜀行人说鲙甜。数尺寒丝一竿竹，岂知浮世有猜嫌。”唐末任翻《越江渔父》也写到渔父孙子：“借问钓鱼者，持竿多少年。眼明汀岛畔，头白子孙前。棹入花时浪，灯留雨夜船。越江深见底，谁识此心坚。”可以看出，渔父的家庭成员在逐渐增加，从渔父之子，到其女，再到其孙，但渔人之妇尚未出现。在晚唐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中，第一次出现渔父之妇的身影：“白纶巾下髪如丝，静倚枫根坐钓矶。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所谓中妇，当源于乐府古题《相逢行》《相逢狭邪行》或《三妇艳》大妇、中妇、小妇，也可能是渔人次子之妻。不过，这位中妇虽然是渔父之妻，但与渔、水无关，而是采桑者。渔妇，渔人之妇，正式出现于文学作品中，是在宋代。宋代诗歌中作为渔人之妇的渔妇，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帮助渔父做卖鱼、补网等活计、夫妻同苦乐的渔妇。此类渔妇，缘于传统渔父题材渔家乐的性质。渔家乐有三层含义，首先，它不是说渔家生活没有苦，而是因为渔父渔妇以及子孙同在渔船之上生活，所以乐。北宋中期徐积（1028—1103）《渔者》诗，写渔家生活辛苦，没有其他生计，只能钓鱼卖鱼，但渔父与妻子同在钓船之中，有儿有孙，全家准备移舟江南：缚竹编茅杂乱蓬，四篱俱是野花丛。莫道江湖山色好，篱落不禁秋后风。秋后风从西北起，身上蓑衣冷如水。夫妻却在钓船中，儿孙走入芦花里。夫妻不会作活计，辛苦卖鱼沽酒费。儿孙身上更贫穷，白日无衣夜无被。昨日前村酤酒处，今朝忽见无人住。闻道江南地更暖，移舟急望江南去。［1］11册7644其次，渔家乐是在与村农、山樵、商人的比较中产生的。与村农山樵相比，租庸制还没有管约到水面，避开了税收，所以乐。黄庭坚（1045—1105）有《渔父二首》，其一写渔父和妻、子一家，在水上辛勤地生活着，但不缴田租、赋役，倒也其乐融融：“秋风淅淅苍葭老，波浪悠悠白鬓翁。范子几年思狡兔，吕公何处兆非熊。天寒两岸识渔火，日落几家收钓筒。不困田租与王役，一船妻子乐无穷。”［1］17册11647黄氏另有一首《古渔父》诗云：“穷秋漫漫蒹葭雨，裋褐休休白发翁。范子归来思狡兔，吕公何意兆非熊。渔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风。四海租庸人草草，太平长在碧波中。”［1］17册11647也是在租庸制约束不到的水面上，渔父正享受太平醉眠的惬意生活，而他的妻子渔妇则到集市上卖鱼。南宋周必大（1126—1204）《渔父四时歌》之四写渔父家庭生活安足，卖鱼买醉，合家翁媪儿孙团圆和美，只因不用像田家那样缴纳赋税：“白浪粘天云覆地，津人断渡征人喟。欲矜好手傲风波，故把扁舟恣游戏。雪蓑不博狐白裘，尺寸之肤暖即休。卖鱼得钱沽美酒，翁媪儿孙交劝酬。田家禾熟疲输送，乐哉篷底华胥梦。”［1］43册26697叶茵（1199—？）《渔家行》深刻地反映了渔家乐的实质：为鱼不管波浪恶，出未天明归黄昏。得来鱼可数，妻儿相对语。瓮头有齑熟，锅中无米煮。昔日鱼多江湖宽，今日江湖半属官。钓筒钓车谩百尺，团罟帆罟空多般。盖蓑腊雪杨柳岸，笼手西风芦荻滩。差差舴艋千百只，尽向其中仰衣食。几谋脱离江湖归犂鉏，似闻岁恶农家尤费力。［1］61册38243这首诗几乎对渔父渔妇生活之艰难做了全面描摹，而且颇有深入之处：往日水面宽广，鱼多，现在一半江湖归官府所有，村村家家都仰靠这有限的水面生活，各种钓车钓筒、百般渔网渔船都出动了，但渔人天未明就出门黄昏才归来，所得之鱼十分有限，妻儿相对愁语：锅中无米可炊；多次谋划脱离捕鱼生涯归回陆地耕种，但听说年岁侵欠，农家生活更加艰难。宋末姜德明《秋江渔乐图为邑人宗正纯撰》：渔翁举网秋江上，轻舟一叶波溶溶。群鱼游泳影相续，密网收来心易足。赤鳞素质影跳空，玉尺金梭光炫目。鼓枻归来日未斜，腥风吹入比邻家。家人出户欢相迓，笑举鱼筐还自夸。老妻汲泉向江口，稚子攀条折杨柳。汲泉炊水待烹鳞，贯柳携鱼去沽酒。黄昏灯火罗盘餐，妻儿笑语娱团栾。况值时清少征税，一生未解愁饥寒。却笑商人轻远别，寒帐孤眠怨妻妾。更怜农父在西畴，年丰则喜荒则忧。何如渔者生涯寄江水，取之无穷用不已。朝复暮兮醉复醒，长年啸傲烟波里。［1］72册45585这是典型的渔家乐；而渔家之所以乐，不只是鱼多，不只是他易于满足现实，不只是时清、税少，还在于同轻远别的商人、丰年喜荒年忧的农父生活的对比，渔人生活与他们的巨大差异，在他们妻儿的身上也得到体现。第三，渔家水上生活避开了战火的杀伤，所以乐。南宋末舒岳祥（1219—1298）有一首长题诗《七月十五日竞传有铁骑八百来屠，宁海人惧罹仙居祸，僦船入海，从鸱夷子游。余在龙舒精舍，事定而后闻之，幸免奔窜，深有羡于渔家之乐也，作〈渔父〉一首》，题目就揭示了宋元易代之际的战争背景，诗云：“年来避世羡渔郎，全载妻儿云水乡。隔苇鸣榔分细火，带苔收网晒斜阳。一丝寒雨鲈腮紫，半箔归潮蟹斗黄。欲逐鸱夷江海去，西风无奈稻花香。”［1］65册40978渔妇随着渔父而收网捕鱼，享受着大自然四时赐予，虽然生活清苦，但免除了陆地生活的奔波和改朝换代的战火，反而令人羡慕。在渔家乐的时代、社会、经济背景下，渔妇的作为是陪伴渔父在舟中，为其生养儿女，为其卖鱼、沽酒，或是像王镃的《渔父吟》诗所写：“竹丝篮里白鱼肥，日落江头换酒归。只恐明朝江雪冻，老妻连夜补蓑衣。”［1］68册43208竹篮里有肥鱼，到江头换酒，这位渔妇连夜为渔父缝补蓑衣。渔妇的作为非常有限，基本是渔父形象的陪衬。南宋赵蕃（1143—1229）《渔父》虽然也出现渔妇，但仅作为渔父形象的陪衬，无所作为，是渔妇形象的退化：“自得江湖乐，信无朝市求。扁舟载妻子，没齿是春秋。见客如成愕，问鱼多掉头。严陵疑可亚，范蠡岂其流。”［1］49册30626渔父渔妇都带有不少前世高人的遗风，作者认为他们属于严陵一类，而绝非范蠡那样的求利者。第二种是需要渔父养活的渔妇。此类渔妇，带有渔父题材中渔家苦的性质。现实主义诗人王令（1032—1059）有《不愿渔》诗，其一云：“终焉可百为，不愿为渔子。当时渭阳人，自是直钓耳。今非结网身，岂有得鱼喜。试身风波间，特用豢妻子。古今同为渔，意义不相似。”［1］12册8140以往的作品，都以渔父生涯为乐事，令人向往；王令则吐露另一种渔者心声：哪一种职业都可以做，就是不愿为渔者。他指出，渔父之所以以身试风波之险，只因豢养妻、子。王炎（1138—1218）《渔人》诗云：“西南月未堕，白雾吞青山。渡口无人行，老渔一舟还。呵手系短缆，袯襫犯夜寒。捕鱼养妻子，谁谓斯人闲。”［1］48册29697诗人同样对传统的渔人闲适生活、渔人形象予以颠覆：渔父冒着浓雾寒冷，犯夜捕鱼以养活妻子。袁说友（1140—1204）《舟人强以二锾多取渔人之鱼余增百钱与之作渔父行》：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餐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今朝何人买鲜鲫，直得千钱酬二百。抛钱帆去了不譍，却谢君子为增益。嗟嗟莫怨行路人，满江风月侬最亲。但看渔翁更强健，银刀赤尾长鳞鳞。［1］48册29904渔父无田可耕种，只有不避寒暑地捕鱼；每天卖鱼得不到百钱，妻儿三口忍受着贫穷的熬煎；竟然还有人对他的鱼巧取豪夺。与戴复古（1167—？）唱和的宗室诗人赵汝绩，有《渔父》诗：“换米活妻子，余钱付酒家。身前舟似叶，世上事如麻。独鳖过深浦，伴鸥眠浅沙。旁人问醒醉，鼓枻入芦花。”［1］54册33618诗中的渔父喝酒所用的钱，是换米养活妻子后的余钱；前世渔父那种“独醒”的作派，于他是不可想象的。到了晚宋薛嵎（1212—？）《渔村杂诗十首再和前韵》诗，渔父连喝酒的余钱也没有了，已是无酒可销寒：“生涯小小落溪湾，妻子知时不说难。毕竟直钩为计拙，晚来无酒可销寒。”［1］63册39885尽管他的妻子善解人意，知道时艰而不向他诉说苦难，但仍然是属于被豢养的渔妇。这类诗歌中，渔妇纯粹是渔父的累赘，没有自立能力。第三种是带有香艳色彩的渔妇。北宋中期苏轼革新词坛时，曾对黄庭坚《渔父词》中的“澜浪”渔父进行讥讽，这可能保证了北宋中期的渔父、渔妇形象，如同传统那样纯洁。南宋初，高宗皇帝《渔父词》，则打破这种清纯格局，其中第十五首云：“清湾幽岛任盘纡。一舸横斜得自如。惟有此，更无居。从教红袖泣前鱼。”［2］2册1292前鱼，典出《战国策•魏策四》：“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鱼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蹇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后以前鱼比喻失宠而被遗弃之人。高宗此词以帝王身份想象渔父，所写红袖未必就是渔人之妇，但似也不能完全排除渔妇。作为渔父清幽生活清纯形象对立面的“红袖”，与帮助渔父汲泉、补网的渔妇，毕竟不同。陈克（1081—？）《渔父七首》之四：“倾吴佐越早经纶，朝市风波猛乞身。不道五湖春浪急，蓬窗还有捧心人。”［1］25册16895捧心，典出《庄子•天运》，西施患心痛病捧心而颦眉，捧心人，即谓西施。诗中所咏渔父，显然是范蠡，捧心人西施当是渔妇。此渔妇与渔父一道疏离了尘世，过活于春浪蓬窗底。王谌《嘉熙戊戌季春一日画溪吟客王子信为亚愚诗禅上人作渔父词七首》之二：“翁妪齐眉妇亦贤，小姑颜貌正笄年。头发乱，髻鬟偏，爱把花枝立柂前。”［1］62册38816嘉熙戊戌，即嘉熙二年（1238）。诗写渔父一家女眷，含其妻、儿媳、女儿，是渔女群像，这在整个古代文学作品中都是很少见的现象。渔父之妪等虽未见艳丽，但皆因小姑而略带色彩。相比较，姜特立（1125—？）的《渔舍》要香艳许多：“渔舍时时须一到，水光山色净相亲。玉肌花貌不须替，自有阳台行雨人。”［1］38册24161诗中的“水光山色”“玉肌花貌”，关涉到苏轼、黄庭坚二人的词学主张（参下文），从一般眼光看，着“玉肌花貌”于“水光山色”上，已为香艳之甚，更有阳台行雨，堪称其尤。南宋末舒岳祥有一首《老渔》诗，写老渔人拥有一个少妇，也就是年少的渔妇：“少妇提鱼入市廛，儿孙满眼不知年。醉眠还伴沙头雁，身在青天月满船。”［1］65册41021老渔翁醉眠于船头、沙滩之间，儿孙满前，这位提鱼入市贩卖的“少妇”，从这首句“少”与诗题“老”相对的刻意安排，推测作者是把她作为老渔父之妇看待的，以取得对比效果，突出渔父生活的自在自由。但作为渔妇的少妇，毕竟有着一般渔妇所没有的香艳色彩。以上三种类型的渔妇，都是作为渔人之妇形象出现的，无论是与渔父同苦同乐的渔妇，还是与村农、山樵、商人相比较的渔妇，还是带有香艳色彩的渔妇，更不必说倚靠渔父生活的渔妇，都依附渔父而存在，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她们只是渔父生活、渔父形象的点缀。独立无倚的渔妇形象，要到元代才出现。

二、打渔之妇人：元明渔妇

元人作品中的渔妇，有一部分与宋代渔妇一样，伴随渔父而出现。方回《渔家》：“全家居小艇，面色总成黧。何事偏多子，平生仅一妻。螺羮兼蚬肉，稗粥和秔粞。细省庄周语，逍遥理未齐。”［1］66册41633这个渔妇为渔父生产多子，与渔父一起生活在小艇上，面色黧黑，以螺羮蚬肉、稗粥秔粞为生。杨公远《次金东园渔家杂咏八首》之二：“篙撑舴艋闲来往，手把丝纶自卷舒。妻子已谙风露惯，篷窗便可当茅庐。”①惯于风霜雨露的渔人之妻，显然是渔人的陪伴。其他如吴师道《渔乐图》：“罾网纵横来去船，老妻含笑小童颠。旁人竞羡渔家乐，不道群鱼正可怜。”②程钜夫《渔翁图》云：“渔翁牵纶渔妇纺，膝上儿看掉车响。溪南溪北趁冬晴，水急船多欠新网。祝儿休啼手正忙，网成得鱼如汝长。”［3］509等等，亦是如此。但相较唐宋而言，元代的渔妇形象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张扬夫妻之间同生死的感情，这与宋代同苦乐的渔父渔妇之形象已不同；二是渔妇脱离渔父独立出现，从而第一次取得独立地位。先看与渔父情同生死的渔妇形象。萨都剌《过高邮射阳湖杂咏九首》之八，写渔父渔妇一同在湖水中捕鱼，一同到城市卖鱼，出入一叶舟，生生死死到白头：“捕鱼湖中水，卖鱼城市里。夫妇一叶舟，白头共生死。”［3］1250其情堪羡。卢琦也有一首诗《过高邮》，写经过高邮所见渔家生活情景：“沙边见渔家，捕鱼湖心里。夫妇同操舟，白头共生死。破罾一天阔，小舟一叶轻。相传与子孙，终古无战争。”③渔父渔妇小舟破罾，湖心捕鱼，生死白头。傅若金《棹歌八首》之七，写渔家的生活理想：“生儿宁作渔家子，生女莫嫁征夫儿。征夫年年好远别，渔家朝暮不相离。”④所谓朝暮不相离，传达的也是下层百姓白头偕老、生死相依的诚挚感情和人生理想。这种感情和理想，与元代统治下汉族人民低下的社会地位、艰苦的物质生活，以及江南战火频仍、征役连年有关，卢琦诗中“终古无战争”，傅若金诗中“征夫年年好远别”，应该都是实录。揭傒斯《渔父》：“夫前撒网如车轮，妇后摇橹青衣裙。全家托命烟波里，扁舟为屋鸥为邻。生男已解安贫贱，生女已得供炊爨。天生网罟作田园，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还娶渔家女，女大还作渔家妇。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计大江边。更愿官中减征赋，有钱沽酒醉中眠。虽无余羡无不足，何用世上千钟禄。”［3］1051渔父撒网，渔妇摇橹，这里不是渔父渔妇同苦乐，而是全家共死生，他们期盼的就是骨肉朝朝在眼前，期望官府减轻赋税，子女也能够以网罟作田园，年年月月、世世代代生活在江上。可见，这种类型的渔妇，虽然仍与渔父同时出现，但超越了宋代的苦乐与共，进入生死白头阶段，深入人物的情感层面，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再看取得独立地位的渔妇形象。所谓独立地位，指的是渔妇不依傍渔父而出现，不再是渔父的影子。汤公雨《初至苏州登虎邱》云：“拟从阊阖种胡麻，虎阜山前好问家。何必中秋方待月，尽教经岁可看花。提筐渔妇夸鲜晚，招涉舟人闹日斜。且叩禅扉假眠息，沙弥延客已烹茶。”［4］511诗所写的这位渔妇提筐卖鱼，引得其他舟人围观闹嚷。在宋代只是提鱼一现的渔妇，在这里提筐卖鱼还夸鱼鲜，比简单的提鱼、卖鱼多了描写的“镜头”。如果说这里的渔妇还只是卖鱼而已，那么，唐元所写之渔妇，则是像搏风击浪的渔父一般伟岸了：“雨久懒出门，但觉愁如织。清溪走浑黄，何翅高百尺。鱼龙自惊恐，云树那辨色。中流渔家妇，船尾亦解刺。”①久雨之后，水流暴涨，渔妇挺立船尾，中流刺鱼。这个形象，应该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刺鱼的渔妇，在中国诗歌中具有诗史意义，值得大书特书。叶兰所写的渔妇，则是一群渔妇：“柳林港口夕阳低，惨惨昏烟鸦乱啼。渔妇卖鱼还买酒，相呼齐过画桥西。”②这里的渔妇，完全成为诗歌的主角，渔父完全退隐幕后不见身影，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不是渔人；而且，这不是单个渔妇，而是一群渔妇，她们从港口出来，踏着斜阳，任由昏鸦乱啼，卖完鱼买好酒，相呼一齐走过画桥。美酒，是她们自己饮，还是给丈夫饮？诗歌未明言，为我们留下悬念。但从豪迈的性格看，应该是自买自饮。试比较周权《渔翁》诗：“转棹收缗日未西，短篷斜阁断沙低。卖鱼买酒归来晚，风飐芦花雪满溪。”［3］1604即可知叶兰笔下的渔妇群像，与文人笔下的典型渔父，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渔妇其实已经代替了传统的渔父，获得独立地位。元代诗歌第一次正面出现不依赖渔父的渔妇，有其特殊的原因。江南本多水乡，多渔民，但元代江南的丝织业很发达，已有“专门以机织为生的机户。史载湖州有绢庄十座……杭州城内，已经出现了拥有四五架织机、雇工十余人的丝织业手工作坊。作坊内的雇工除领取工资外还要‘衣食于主人’”［5］124；同时，元朝重视手工业，在大都、上都、涿州以及江南的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立织造局，织造局的工匠都是从民间搜括而来，仅至元十三年（1277），“籍江南民为工匠三十万”［6］3924，“匠户皆掌握专门的手工艺技术，子孙世袭，由政府给予一定的口粮，被长期‘鸠聚’在官营手工作坊或工场内工作”。再者，元朝政府为了镇压各地爆发的武装反抗，以及“为了发动远征日本、安南、爪哇的战争，先后在江南括马、造船、拘水手”。［5］125、130大量男性劳动力转行从事丝织业，或者被官府征集改行为工匠且子孙世袭，或者被征兵远役，都导致女性承担起传统的捕鱼工作，也担负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从而催生出大量不倚靠渔父而独自水面作业的渔妇，为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增添新的成员。明代诗歌中的渔妇，在承袭元代渔妇形象特点之外，首先在诗题上有一个鲜明的变化，就是多以“渔妇”命篇，或者多出现“渔妇”字样。这也是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标志着渔妇作为独立的文学形象，第一次脱离渔父独立出现在诗歌题目中，标志着诗人第一次意识到为渔妇创作而非为渔父创作。在渔妇形象塑造上，明代诗歌也有三点深化。一是明代诗歌塑造了辛苦勤劳型的渔妇形象，她们在体力上也代替了渔父的所有工作，与渔父的劳作无二，这就超越了宋元渔妇简单的苦乐二分模式。宋元诗歌中的渔妇，无论是渔乐还是渔苦，都只是渔父的帮手，不是渔业的主角，都有表象化痕迹，只有极少数作品能够深刻反映出渔妇生活的实质。明代诗歌中的渔妇，真正承担着生活的重担，是渔业劳作的主人翁。范凤翼写秋夜清寒，一位渔妇深夜灯下补网：“江拖练一匹，城剪塔三层。窥竹来游妓，隔墟归醉僧。寒螀鸣上壁，怖鸽误穿藤。返棹怜渔妇，青荧补网灯。”③本来，宋诗已经出现渔妇月夜补网的情景，但那是在渔父的光照之下，在渔父的影子里补网，这里所写则没有渔父存在，渔妇无所依靠，没有虽苦也乐的情感慰藉，而且是在与游妓、醉僧两类人无所事事的鲜明对比中进行的，其辛苦辛勤就不只是体力上的身体上的，还有心灵深处的苦累。王伯稠《渔妇》塑造的渔妇，其辛苦勤劳超乎想象，远过渔父：“青布蒙头坐乳哺，村中酌酒瓦盆沽。丛丛芦荻炊烟起，罩得河边一尺鱼。”④青布蒙头，说明她刚生产不久，而刚生产不久，既要为稚子哺乳，又要在河边捕鱼，还要在芦荻丛中烧爨，其操劳可以想见。辛苦的体力劳动，使他变得像男人一样，用瓦盆买酒在村中豪饮。渔父渔妇两种人的劳动，集于她一身，只有苦不见乐。李昌祺《泊龙潭》创造了“渔妇火”这个新词，典型反映了明代渔妇的操劳和辛酸：“南辕北辙尽何求，鬓不如霜不肯休。输却江天渔妇火，寻常夜夜照扁舟。”⑤诗人本意是说自己奔波一生，到头来连渔妇都不如；而客观上，却把渔妇的辛苦也描写了出来。在中国诗歌史上，渔父形象源远流长，远比渔妇形象广为人知，但至今还没有文人墨士为渔父创造一个专有名词“渔父火”。“渔妇火”，在前代文献中从未出现过，这个新发明的语词，浓缩了所有渔妇的劳作和艰难，可以说是明代文人对渔妇群体的慰问和礼敬。二是明代渔妇由宋代渔妇的苦乐与共、元代渔妇的生死情感，进化到文化层面，明代渔妇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妇女。董说《咏渔妇复用前韵》所写就是一个知识女性，虽然做的是渔妇的工作：“水面灯穿网眼疏，夜听夫子读渔书。针敲钓艇儿多戏，影照澄江镜不如。欵乃曲依元结唱，春风髻学孟光梳。浮家漫逐文禽队，石板桥南翠柳渠。”①这个渔妇懂得夜听夫子读书，会唱唐代诗人元结的《欵乃曲》，知道汉代孟光事梁鸿的典事，欲效法孟光举案齐眉连发髻也学孟光的样式。这些都是前代渔妇所没有的。“后七子”之一谢榛《渔妇》写的渔妇就是思妇：“自嫁渔郎不解愁，月高横笛楚天秋。江村杨柳浑揺落，何处佳人独倚楼？”②这位渔妇自从嫁得渔郎后便不解相思之愁，而对高楼上的佳人倚楼独望有所不解。但所谓“不解愁”“何处佳人独倚楼”，并不是说她真正不解相思之愁，正如唐代七绝圣手王昌龄《闺怨》所咏“闺中少妇不知愁”，不是不知愁、不解愁，恰恰是理解愁，这样写当然是为了衬托渔家夫妇相伴的优势，但比宋代只识得与渔父共苦乐的渔妇深入一层。黄习远《竹枝》写渔妇嫁了一位少年郎君，但他夜不归宿，渔妇为此白昼自己结网整理蓑衣，夜晚在罾上为他留灯，盼望他回来：“渔妇山中昼掩扉，学成结网葺蓑衣。嫁来夫婿空年少，罾上悬灯夜不归。”③这不是宋代渔妇承受的物质之苦，其相思、愁怨，亦皆其前辈所无。不止是渔妇不再出没风波里，而是移住山中，而且，渔妇也变成了传统闺怨题材中的思妇了。秋江湛公《渔妇词》将夫妇长相伴随的生活理想，上升到与政治对立的高度：“阿侬住在太湖边，出没风波二十年。不愿郎身做官去，愿郎撒网妾摇船。”④楚辞《渔父》塑造的高人原型，这里被移于渔妇形象，“愿”与“不愿”的对比性选择，是对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夫为官妻受封”模式的否定，体现出高于一般社会标准的价值观，无疑提高了这位渔妇的品位。三是明代出现了追求美丽的渔妇。一般而言，渔妇都是比较朴素的，多衣淡色、素色服装，很少化妆。所以，明代诗歌中出现爱美的渔妇，令人眼前一亮。王稚登（1535—1612）《夜泊唐栖》诗写夜泊唐栖时看见有渔妇身穿红衣：“十年频客越，四度宿唐栖。渔媍衣红袖，居人饮绿溪。月中争获稻，桑上屡驱鸡。卖酒重廊夜，家家市火齐。”⑤渔媍即渔妇。王稚登四度于唐栖所见渔妇，都穿着红色衣服。这里的红袖，绝不是宋高宗《渔父》词中用来代称美女的红袖，而是真实穿着红衣的渔妇，她的这抹红色，可谓突破了整个渔妇阶层的底色，为她们平添了美丽的因素，这个阶级群体形象因此而获得改观，变得鲜亮。陈白沙门人李承箕（1451—1505）记载说：他南游岭海，访求古今遗逸，希望得到隐逸高士以为师友；若其人不可得，将求其诗书，从而仿佛其精神而得之，乃听闻古冈少丈夫陈乐芸之诗曰：“‘箕踞长松下，忘情白发新。城市有名利，江山唯白云。’予曰：美哉！少而忘世，始而彻，终尘视斯世，而不忒者乎？《渔家词》曰：‘前江水顺水平流。渔妇移舟折海榴。折得一枝簮绿鬂，怕归渡，对人羞。’曰：美哉！华而不逞，乐而不流，不愧其冥冥者乎？”⑥海榴即石榴，诗中指石榴花，隋代江总《山庭春日》诗说“池红照海榴”，元代张可久《一支花•夏景》套曲说“海榴浓喷火”，那是大红照耀了。在陈乐芸的《渔家辞》中，这位渔妇于平流的水面上撑船，有意移转船头，折下一枝嫣红的石榴花，顺手插在绿鬓里，见了人却又不免害羞。海榴花的浓艳，脸面的娇红，刻画出渔妇形象为人忽略的爱美天性一面。这标志明代诗歌中的渔妇形象，已经进入审美层面，远高于宋元诗歌中的渔妇。

三、觉醒的女性：清代渔妇

阳羡文化家族范文篇5

一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of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of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此语实为平实通达之论。

假如将“征服王朝论”当作学人一家之言，承认其启发和借鉴价值，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它的得失。如细加分析，魏氏的一些观点亦有扦格难通之处。在划分类型时，他似乎过分强调了各统治民族进入中原过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将该民族南下前的经济生活状态只置于从属地位。即使就南下的过程、方式而言，魏氏将北魏作为“渗透王朝”的代表，而将辽当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问题。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当道武帝南下伐后燕时，“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4〕，克晋阳，出井陉，下信都，破中山，从而初步确立在中原的统治，其实也不妨说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过直接对手不是汉族政权而已。契丹族在建立辽朝时与拓跋鲜卑相似，是一个已经长期附塞的民族。辽并未真正“征服”汉地，所占汉地一隅——燕云十六州只是因帮助后晋取代后唐而得到的酬劳。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灭后晋，一度控制中原，但却未能稳定局势，最终慨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5〕，狼狈北归，“征服”并未实现。终辽一代，国家统治重心一直没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样移入汉族农业区〔6〕，因此它的“征服”意义实在可以说并不明显。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虽有新意，但将辽代当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那么哪一个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这个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来与辽并称的元朝。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就此进行深入阐述。甚至对“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没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关叙述以及其余外国学者的继续发挥，我觉得以下三个条件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当然在广义上“征服王朝”也可以仅具备上述一到两个条件，但我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可称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在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蒙古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至蒙古高原中部偏东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国和南下伐金时为止，几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从事农业经营的材料。甚至在建国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后，还有贵族提出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7〕的主张。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立国漠北半个世纪，实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一系列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强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个北方民族。而这样一个游牧帝国最终又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8〕的大一统王朝。从这些方面看，元朝作为“征服王朝”的研究价值，实在是要大大高于辽代。而这也正是它区别于其他朝代、乃至北魏、辽、金、清等北族王朝的关键之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蒙元历史，可能会对元朝的特性认识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论”，是认为这一理论对我们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应予重新评价。而对“征服”二字，仅仅理解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并无意特别强调。得鱼忘筌，是所愿也。

二大蒙古国的特色及历史影响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统治，对蒙元历史、漠北草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大蒙古国具有其特殊之处。在前代的同类政权当中，凡占有中原者——如北魏和金，皆未有效控制漠北；即使仅占有中原部分地区的辽，也一直以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为统治中心，对漠北草原大部只能实行部族式羁縻统治，控制并不牢固。北部边疆是长期困扰它们的一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它们衰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真正在漠北实施过有效统治的政权——如匈奴、突厥汗国，都没有能将势力伸入中原地区，它们始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政权，最后也亡于单一游牧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大蒙古国则有所不同，它既崛起于并牢固控制了漠北，同时又完成了对中原乃至中亚等大片农耕地区的征服，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游牧-农耕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情况还不仅如此。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时间里，大蒙古国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作为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国初期的显著表现，也是理解大蒙古国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9〕，而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贵族军阀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10〕，其根源就在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当权，试图改变上述状况，但以失败告终。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的竞争，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大蒙古国也由此正式变成了元王朝。

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草原本位统治，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罩不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下文还要述及）。但另一方面，大蒙古国的统治却对漠北草原社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蒙古建国前的漠北草原，千余年里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而自蒙古建国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一直只有蒙古族一个主体民族，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统一政权解体之后亦不例外。这应当说是漠北草原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变化。

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曾将游牧文化归入“停滞的文明”的行列，断言游牧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历史的社会”〔11〕。显然在他看来，游牧社会没有前进、发展，其历史仅仅限于单调的循环往复。从大蒙古国建立前后漠北草原的变化来看，他的这一看法恐怕失之偏颇。在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或部落联盟。它们虽曾盛极一时，曾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但其政权组织却都是建立在氏族或部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并没有冲破氏族或部族组织的血缘外壳，相反却通过这种血缘外壳构筑起政权，形成一种“部族联盟国家”。〔12〕这些民族在草原上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立足，是因为它们作为统治部族，与被其征服的草原诸部族一直未能成功地融为一体；而融合的不成功，又与其政权的上述特点有极大关系。蒙古建国后的情况则有了不同。大蒙古国将漠北草原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成吉思汗将草原百姓划分为若干千户百户，它们取代传统的氏族、部族结构成为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和国家单位。在千户百户制度下，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草原上原有各部族不再像以前游牧国家治下的被征服部族那样能够保持自己组织的完整和相对独立，它们与统治部族——蒙古渐趋合一，形成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13〕正因如此，才有学者称大蒙古国为“中世游牧国家”的代表，以区别于此前的“古代游牧国家”；而漠北草原也由此完成了从“低度发展的文明时期”向“经典意义上文明时期”的过渡。〔14〕

在考察上述变化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成吉思汗所创制度的作用，而应当把眼光投向大蒙古国历史的全进程，乃至此后元王朝对漠北的继续控制。千户百户等制度的实施开始了草原氏族制瓦解、不同部族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假如大蒙古国在征服中原后很快将统治重心南移，假如漠北草原没有保持五十余年的帝国核心地位，那么草原上部族融合的趋势就可能中止甚至逆转，蒙古就可能成为漠北历史上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统治民族。大蒙古国统治的意义，在于蒙古贵族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继续巩固、强化了千户百户等新的制度体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力等——为漠北草原服务，使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波斯史家志费尼在极言当时草原生活变化幅度后说：“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15〕。这种持续稳定而繁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进程。即使到忽必烈定都汉地以后，由于草原本位政策的残存影响，元朝统治者对漠北依然予以超常的重视，在行政上设宣慰司、行省等机构进行治理，在军事上派大量军队屯驻，在财政上不断给予巨额经费拨赐。终元一代，漠北一直由中央牢牢控制，与前代王朝（如唐、辽等）治下羁縻约束、叛服不常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样一种平稳形势下，漠北的社会结构沿着成吉思汗开创的道路，渐渐发生着改变。元朝虽然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灭亡，但漠北已经不会再像匈奴、突厥汗国崩溃后那样出现新的统治民族了。

一些学者用“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State）的概念来解释匈奴、突厥、蒙古等漠北古代游牧帝国的国家结构。的确，这一概念颇有助于我们理解此类游牧政权的特性，因为它们都具有游牧分封制的共同构造特点，而这种由汗室家族成员对游牧部众进行分割统治的方式明显脱胎于草原游牧民分割家产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正如姚大力所指出，“家产制国家”在它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那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漠北游牧分封制国家只应看作其中一类特殊形态。〔16〕实际上，中国古代由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将统治重心移入中原之前，基本都具备韦伯所称“家产制国家”的条件，如君主的父权制家长权力大幅度外延、统治缺乏系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君主个人家政机关扩大为政权统治机构，等等。这些“家产制国家”可以根据它们对君主“家产”的不同处理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不妨称为“共管型家产制国家”，以东北平原上的女真国家和附塞的拓跋鲜卑、契丹国家为代表。它们对“家产”采取比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并未进行明显的分割。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上述民族建国前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个体家庭尚未完全独立，父系大家族作为社会、经济实体仍然普遍存在。而另一类则可以称作“分封型家产制国家”，以立国漠北的匈奴、突厥、蒙古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的建立者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在他们的社会中，个体经济更为发达，分散经营的趋向更加明显，因此对作为君主“家产”的草原国家也采取了分割经营的统治方式。匈奴在单于王庭左、右两翼，有二十四大部，分封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同姓“二十四长”。突厥有大、小可汗并立之制，小可汗下又有“设”的分封。蒙古则是由成吉思汗在建国后大封诸弟、诸子，以大汗直辖的大“兀鲁思”（蒙古语民众、国家之意）为核心，诸弟列于左翼，称“东道诸王”，诸子列于右翼，称“西道诸王”。

从入主中原后的情况，也可看出上述两类“家产制国家”的明显区别。第一类政权在建立汉式王朝后，其“家产制”色彩即表现为君主家族成员凭借其特殊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出将入相，占据重要职位。第二类的“家产制”表现则完全不同，最初以君主“家臣”身份出现的异姓贵族——而不是同姓家族成员——在以后的王朝历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可能由于在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维持政权统一以保持对外威势的需要，所谓“分封型家产制国家”的分封并不彻底，用于分割的仅是一部分“家产”。而帝国的核心部分仍由君主本人直辖，既属于家族公产，也是父家长权力的象征。因为同族子弟都已各自被向外分封，所以君主只能依靠异姓贵族来管理这份公产。如匈奴以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辅政，突厥则有俟斤、俟利发等早期官僚。与匈奴、突厥相比，大蒙古国的“公产”部分在国家中所占比重更大。《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000人，剩下101000人皆由自己直辖。〔17〕而且分封主要限于草原，新征服的大片农耕地区都作为家族公产，由大汗统一派官治理。同时，蒙古的分封范围又更为广泛。除子弟分封外，后来还发展起了姻戚的分封，一些世代与汗室通婚的家族也得到封地。这样参与管理“公产”的，只剩下那些“家臣”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草原社会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此在基本未占有农耕地区的匈奴、突厥国家中，异姓贵族势力的膨胀并不显著。大蒙古国则不然，它不仅征服了中原、中亚等农业定居区域，后来还进一步发展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王朝，这就给了那些“家臣”——次等异姓贵族充分扩展势力的机会。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立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处理行政、司法事务，同时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大蒙古国时期，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主要是其中主管文书的必阇赤）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如耶律楚材、忙哥撒儿、孛鲁合等人，都以权重著称。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按指蒙哥）无不报可。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儿入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18〕这种次等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在以后的元王朝有增无减。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官僚机构。诸王大会不常召开，宗室外戚各居封地，养尊处优，与国家日常政务已基本无涉。终元一代，迄今还找不出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位宗室成员曾任宰相，外戚拜相者也只有寥寥数人。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组织，却是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加上皇帝权力欲较弱、不勤政务，“大臣权重”遂成为元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现象。元后期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相继擅政，权侔人主，几乎危及孛儿只斤氏的统治。甚至到元朝灭亡、蒙古退回漠北以后，异姓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挟持汗室成员，互争雄长，使草原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十五、六世纪之交，达延汗重振汗室权威，再度统一蒙古草原，并且又一次实行了分封。值得注意的是，达延汗虽以恢复成吉思汗事业的口号号召蒙古，但他的分封却与成吉思汗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更加彻底。他并未保留类似成吉思汗“大兀鲁思”那样由自己直辖、居中的家族公产，而是将全部领地分封为六万户。大汗统领左翼三万户，驻于察哈尔万户境内，到后来只能掌握这一个万户，并无力控制全蒙古。达延汗的这种分封方式，是不是有惩戒蒙元以来家臣势力膨胀教训的思想背景呢？对此还可以继续探讨。事实是他这种比较彻底的分封，的确保证了其后裔的特殊地位，抑制了异姓贵族势力的发展。然而蒙古的政治认同也因此而难以巩固，领主分立，汗权衰落，大蒙古国的荣耀最终只成为遥远的历史，也许是达延汗所始料不及的。

三元朝的汉化迟滞问题

元朝的历史，如从广义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从狭义上算，则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建元中统，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内部治理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各朝代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19〕，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20〕。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21〕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22〕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23〕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24〕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对于元朝的种种“蒙古旧制”，蒙元史学者大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处想说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实则正如许凡所指出，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25〕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26〕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体现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发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27〕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28〕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29〕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30〕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在这个问题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31〕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四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元朝

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元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在史学界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体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专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历史的学者，从经济破坏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方面出发，对元朝倾向于否定。〔32〕而蒙元史专家则较多地强调元朝的积极因素，反对“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33〕这方面的讨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积极、消极两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正、反两面内容体现在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轻孰重。

其实我们不妨采用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认识元朝，那就是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对于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34〕本系学长阎步克教授则形象地称北朝政治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35〕。实际上，上述看法对解释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线索也是适用的。从“改变原来趋势”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两次冲击应当如何评价呢？目前对第一次冲击的看法比较一致，由于此后隋唐盛世的到来，大家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北族南下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应予肯定。如采取同样的逆向考察方式来看第二次冲击，评价恐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质、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闻名，而其后的明清两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统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36〕；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41〕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二卷，第70页。

〔2〕K.A.WittfogelandFengChia-Sheng,HistoryoftheChineseSociety,Liao(907-1125)(Phila.,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1949),pp.1-32.此导言已有汉译文，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收入作者《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4〕《魏书》卷2，《太祖纪》。

〔5〕《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

〔6〕金朝人梁襄在比较辽、金两代国家本位时说：“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按指辽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可为佐证。见《金史》卷96，《梁襄传》。

〔7〕《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元史》卷58，《地理志一》。

〔9〕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10〕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按此语出自许衡一篇散佚奏疏的残文，《鲁斋遗书》将其附入《时务五事》第五篇“慎微”条下。但如细玩文义，此疏当上于中统初年，与至元三年所上《时务五事》并非一时所写。《元文类》卷十三收录《时务五事》，即无此段文字。乾隆五十五年刊十二卷本《许文正公遗书》卷7则将此文附在至元十七年所上《更历疏》之后，更误。

〔1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6），上册，第205-214页。

〔12〕参阅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12）；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13〕在十二、三世纪之交漠北诸多部族中，仅有斡亦剌的蒙古化较为曲折。它直到元朝灭亡后仍保持较强的独立性，称为瓦剌，长期与蒙古本部争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蒙元统治的相当长时间里尚属“林木中百姓”，生活环境偏僻，与蒙古腹地联系较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首领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在编组千户时得到照顾，原有部族组织保存较为完整。尽管如此，它在明清之际仍以漠西蒙古之名见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蒙古化的归宿。

〔14〕护雅夫前揭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收入张树栋等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0），上册，第22-24页。

〔16〕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参阅MaxWeber,TheoryofSocialandEconomicOrganization（Oxforduniv.press,1947）,pp341-357.〔17〕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83），第362-384页。〔18〕《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

〔19〕《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0〕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21〕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2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23〕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4〕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页。

〔25〕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7-139页。

〔26〕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1982.12）

〔27〕《元史》卷143，《自当传》。

〔28〕《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三公》；《明史》卷72，《职官志一》。

〔30〕吕思勉说：“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过于朴僿,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此说可能适用于中国古代大部分北方民族，但蒙古似乎是例外。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第73页。

〔31〕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

〔32〕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收入作者《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上册；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收入作者《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

〔35〕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

〔36〕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7〕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

〔38〕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

〔39〕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阳羡文化家族范文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