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陈述范文10篇

虚假陈述范文篇1

对于大多数中小投资者来讲，很少会参与公司管理中去，国家为了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金融秩序，对虚假陈述责任人规定的范围相对广泛。虚假陈述的行为主要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事件作出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重大事件主要是指公司债券上市文件的公告、公司的重大违法行为、公司有关情况的重大变化、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的去向、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规定的义务履行情况、公司的亏损情况、被暂停或中止上市等情形。虚假记载就是在披露文件中记载了不存在的事实；误导性陈述就是作出的足以使投资者产生错误判断或对其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所谓重大遗漏就是在信息披露时遗漏了公司影响披露的事项，未将应当披露的事项完全披露；不正当的披露就是指在信息披露之时未依法定的形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对于上述事项的研究，有利于界定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为法律实务工作提供准确的标准，是律师、法官办理虚假陈述案件的基础。对于损害结果和损害结果与虚假陈述行为因果关系的认定是重点，笔者将在后文中详细研究。

二、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争议焦点

（一）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认定。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认定是获得赔偿的基础，也是虚假陈述案件中的争议焦点之一。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认定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需满足法律规定的客观条件，二是不能出现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本文所说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9日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证券法》。1.法律规定的客观条件主要有三种。第一，投资人所投资的证券需要与虚假陈述有直接的关联关系。比如，某上市公司因欠缴税款被税务机关处罚后未在相关网站上公布，该处罚也未影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投资者在此期间购买公司股票，因其他原因导致股票下跌。这种情形下，投资者的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没有关联关系，不得认定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因系统性风险导致的投资者损失，也不在赔偿范围之内。第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证券。这是对投资时间区间的限制，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就已经进行投资的，说明其对该笔投资的判断与虚假陈述无关，未受到虚假陈述的影响；投资者在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后投资的，也不能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另外，如果投资者明知是虚假陈述还要进行投资的，则不构成虚假陈述侵权。比如王某是某会所会计师的朋友，在闲聊之时得知某某上市公司的年报存在虚假陈述，但鉴于该公司股价一直处在上升阶段，又考虑到如果公司股票下跌也可以据此提起虚假陈述赔偿，毅然决然的将全部资产投资该公司股票，结果公司股票一路下跌，王某损失惨重。在这种明知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有该证券而发生亏损。虚假陈述的揭露2017年第08期下旬刊（总第670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08，2017（CumulativetyNO.670）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更正日是指虚假陈述行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披露证券市场信息的媒体上，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并按规定履行停牌手续之日。股票的买入要求在披露日或更正日之前，至于股票是是否卖出，并不影响因果关系的构成。比如某股票2016年5月1日开始存在虚假陈述，2017年4月3日被首次公开披露。张某在2017年4月2日因受到虚假陈述的误导而购买该股票，2017年5月7日卖出或一直持有该股票到现在，在这期间造成的损失，可以认定为虚假陈述行为与张某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张某在2017年4月3日之前将该股票卖出，则认定粗加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2.虚假陈述的免责事由。第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的。如上述张某购买股票的例子。第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虚假陈述本揭露或更正之后投资者再进行投资，投资人的投资选择已经不在受到虚假陈述事项的影响，其所产生的损失只能归责于其他原因，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在承担虚假披露的损失。第三，明知虚假陈述而进行投资的。这种情形下投资者本人有过错，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免责理由。如上述王某的案例。第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又叫市场风险，是由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所造成的影响。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且不能通过分散投资来相互抵消，不具有可控性。投资者因系统性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能由有过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来承担，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会评估系统性风险对股票产生的影响，并将这部分损失扣除。第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恶意投资就是指利用规则缺陷和监管漏洞采用非常规手段谋取暴利或达到违规目的的主观投资行为。恶意投资者本身就走在法律的边缘，虽因法律自身限制性未能将其涵盖在内，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二）虚假陈述损害结果的认定。在诉讼过程中，虚假陈述损害结果的认定一直是争议的焦点，《规定》第七部分，专门对损失认定进行了描述。根据虚假陈述所造成的后果，划分为两种赔偿方式：未导致证券停止发行的，按照《规定》中的有关规定赔偿；导致证券被停止发行的，投资人有权要求返还和赔偿所缴股款及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利息。对于导致证券被停止发行的赔偿事项没有太大的争议，重要的是未导致证券停止发行的情形，下面我们重点来研究一下这种情况。对于未导致证券停止发行的情况，以证券卖出的时间为基准可分为两种情形：投资人在基准日以前卖出证券的和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扔持有证券的。这两种情况都以投资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实际损失主要是投资差额损失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1.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的证券数量。比如甲购买谋公司股票，已被界定为存在虚假陈述情形。甲购买股票时的价格为每股100元，平均价格为每股90元，共买进200股；甲卖出股票的价格为每股70元，平均价格为每股80元。甲的实际损失为6000元，按规定甲可获赔2000元，获赔之后甲依然损失4000元。4000元的损失是甲购买或卖出股票时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造成的，属于甲投资的非系统性风险损失。在甲获赔的2000元中，其实并未减除系统性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规定》中也未对此作出规定，这一点将在文后的内容中详细探讨。2.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扔持有证券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在这一计算规则中，最为重要的是基准日的确定，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内容中探讨。在这一部分先来举例说明这一计算规则的具体运用。乙购买某公司股票，已被界定为虚假陈述情形。乙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一直持有该公司股票。乙共购买股票100股，买入股票时的平均价格为80元每股；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7年1月8日，基准日为2017年1月25日，揭露日和基准日期间买个交易日的平均价格为60元每股。根据这一规则乙可获赔（80-60）*100=2000元。其实际损失我们在此不再计算。（三）证券虚假陈述基准日的认定证券虚假陈述基准日的确定是法律实践中的另一个争议焦点，笔者将在这一部分重点探讨。对于基准日的确定，《规定》中确立了四类规则，分别是：1.成交量规则。在成交量规则下，基准日为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如某上市公司可流通部分的股票为1000万股，揭露日或更正日为2017年5月8日，揭露之后的5月12日，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1000万股，那么5月12日即为基准日。2.固定日期规则。这一规则主要是针对采用成交量规则时，直至开庭审理前依然无法确定基准日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以揭露日或更正日后的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比如，依然是上述案例，揭露日或更正日为2017年5月8日，2017年6月15日开庭，直至6月15日依然无法根据成交量规则确定基准日，那么就应当按照固定日期规则确定基准日为2017年5月8日后的第30个交易日。3.摘牌日、停牌日规则。在已经退出证券交易市场的情形下，以摘牌日的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对于已经停止交易的，以停牌日的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停止交易后又恢复交易的，基准日按照成交量规则确定。此处不再举例说明。

三、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因果关系的认定层面。因果关系的认定主要规定在《规则》的第18、19条，仅依文义解释，并不涵盖投资者在披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卖出证券的情形，而在第31条中又单列了这种情形的赔偿规则，这有点前后不对应，影响《规则》的系统性。笔者认为应当在这一条中加入投资者在披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卖出证券的情形。（二）损失认定制度规定的错误《规定》。中对于损失的认定并未考虑因系统性风险而造成证券价格下跌，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很少有法官直接运用《规定》中的规则，而是在评估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损失之后，并在扣除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损失的基础上认定投资者的损失。笔者认为《规则》中也应该明确扣除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损失，设计一套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评估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损失的方法，以减少争议。

参考文献

[1]赖武.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认定[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4.

[2]于莹，潘林.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重信赖推定之证诚———欺诈市场理论局限性的客服[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3.

[3]孙光焰.董事证券虚假陈述职务侵权责任制度的重构———以公司治理为视角[J].法商研究，2010，7.

[4]闫海，彭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辨析———基于中、美比较视角[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2，3.

虚假陈述范文篇2

199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是新中国第一部规范证券市场运作的基本大法。《证券法》的核心应在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大投资者的利益。曾听到过这样一种基础性理念-“市场正是因为投资者的恩惠而存在”[1].这决不是夸大其词，因为只有股民的利益受到保护，证券市场才能健康和稳定的发展，投资者才能有稳定的信心。鉴于此，我国《证券法》第207条规定的民事赔偿优先。在“琼民源案”、“银广厦”中，中国证监会仅仅针对违规者给予了行政处罚，但受害的投资者却一无所获。

可喜的是，我国监管机构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并开始在证券市场中灌输这一理念。[2]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这标志着证券虚假陈述的民事救济程序的启动。

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概述

（一）证券虚假陈述的概念与性质

1、证券虚假陈述的概念

证券虚假陈述是指单位或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虽然？证券法？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证券法？的虚假陈述有特定含义，并且美、日及台湾地区的法律对虚假陈述没有统一的定义。

2、关于虚假陈述性质的学说

虚假陈述是一种违法行为应无疑问。但问其究竟，是属于何种违法行为，学说上多纷争。

（1）契约行为学

此说认为证券募集过程类同于合同订立的要约与承诺过程。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20条有明文规定，对该条规定台湾地区学者有争议。主张契约说者认为由该条文义看，请求人应为“善意取得人或出卖人”，而违法行为主体即责任主体为“募集、发行或买卖者”，请求人与责任主体有契约上的请求权。[3]

（2）侵权行为说

此说认为证券法禁止虚假陈述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从法律目的解释的角度分析，只有将虚假陈述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才能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因为如果虚假陈述行为是契约行为，则请求人必须与虚假陈述者之间有契约关系存在，才得有请求权。这样会使虚假陈述主体局限于证券募集者及其人和买卖证券的人，不足以防范虚假陈述行为，保护投资者。[4]

（3）独立行为说

该说认为把虚假陈述行为定性为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和契约行为均不妥当。证券法有区别于民法的独特立法目的，其所规定的虚假陈述行为应是一种特定的违法行为，而不必纳入民法的侵权行为或契约行为类型中。[5]

笔者认为这三种学说均有一定理由。但应当分情况对待。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可以构成不同的责任，可以有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和两者的竞合，还有缔约过错责任。

如虚假陈述者与投资者间有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导致合同关系的虚假陈述通常在发行市场，但不排除流通市场的虚假陈述。在认购或购买合同已经成立后再提供虚假陈述的，可以视为违约的虚假陈述。以上的情况，都赋予受害者合同撤销权。根据？合同法？第54条，受害者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撤销合同，赔偿损失。其中被撤销的合同，要求赔偿损失，它的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法？第34条规定的缔约过错责任。

虚假陈述者与投资者间没有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如果投资者因此有损害则属于侵权的虚假陈述。侵权的请求权基础是两个方面，一是证券法赋予投资者的真情获知权，二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前者相对应的是发行人、发起人、承销人以及相关人士承担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因为？证券法？第63条、？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3、74条；？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5条规定法定范围的主体有不为虚假陈述的义务。如投资者基于真情获知权受到侵害发生的损害赔偿权，请求内容为投资者获得该含有虚假陈述信息而付出的信息够买费。这种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损失较小，不是通常状态，在本文的论述不再提及。第二种是投资者基于财产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权。因信赖该虚假陈述作出投资决定，在证券市场上受到的损失。本文第四部分论及的损害赔偿概指因财产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权。

在虚假陈述者与投资者间有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时，存在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虚假陈述者不仅违反了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侵犯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财产权。根据？合同法？第121条规定，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非违约方可以择一适用。这时赋予投资者诉讼选择权。

（二）证券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

1、证券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概述

法律规则的首要目标，是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得到保障，使他们的精力不必因操心自身的保护而消耗殆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法律规则中必须包括和平解决纠纷的手段。[6]法律责任是违反法律的人应受的法律制裁及其法律后果。无论大陆法还是普通法上，法律责任都是法律制度得以实施的保障。[7]

证券法律制度中法律责任的确立与其他法律制度中的责任一样，是对人的自由和社会要求失衡的补救。安全、公平、公正、补偿及制裁等理念都是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所追求的。信息披露的目的在于防止欺诈、增强公众对市场的信心、提高整体标准、促进公众的整体利益和促进投资分析。[8]虚假陈述是证券法制裁的欺诈行为之一。各国证券法及相关法律均对此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虚假陈述应承担行政责任是基于其违反信息公开制度，扰乱证券市场秩序，违反了证券市场管理法规；承担刑事责任是由于，有些虚假陈述的严重程度已达到了破坏社会经济关系，严重侵犯投资者的财产权；承担民事责任是因为多数虚假陈述行为致使投资者财产遭受损失。从《证券法》的总体规定来看，仍是以行政、刑事责任为主。在《证券法》第十一章中规定的法律责任涉及到行政和刑事责任的情形有三十余处。

本文主要讨论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2、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我国证券法及相关法律中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见于：《公司法》第228条、《证券法》第63条。显然，我国法有关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直接规定很粗陋，仅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损害赔偿是一种对受侵害的财产提供补救的民事责任方式，不是民事责任形态。各类民事责任，无论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可通过损害赔偿方式进行。所以，《公司法》、《证券法》中规定“损害赔偿”，仅指明了法律救济方式，但没有明确虚假陈述应承担何种形态民事责任，才以损害赔偿方式给投资者财产补救。不同的民事责任形态有不同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举证责任和免责事由等。因此，确定虚假陈述应承担何种形态民事责任，对确定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构成、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和免则事由等有重要意义。证券法应对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有具体规定。

二、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主体

（一）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主体概述

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主体是指违反证券法关于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的规定作出虚假陈述的单位或个人。此处所谓的单位或个人的具体意指，各国法规定有所不同。

1、立法例的规定

日本法把虚假陈述分为注册申报文件虚假陈述、公开说明书[9]虚假陈述和发行人信息持续公开报告书虚假陈述。注册申报书的责任主体：（1）提出申报书的公司：（2）提交时的公司职员（该申报书提出于公司成立之前时，为公司的发起人）；（3）在与申报书有关监察文件中签证的注册会计师或监察法人；（4）与证券发行人或出卖人订立承销契约的证券公司。[10]公开说明书与注册申报文件虚假陈述责任性质相同，但责任主体有区别，其责任主体为：（1）发行人；（2）公司的提出计划书时的高级职员（该计划书于公司成立前提出为发起人）；（3）与证券有关的销售者；[11]（4）因记载于公司说明书的是注册申报文件的副本，而印制副本的责任应归于发行公司，故排除注册会计师及承销商的法律责任。[12]发行人持续公开报告书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为发行公司主要职员、会计师及监察法人。

美国《1933年证券法》对虚假陈述责任主体的规定较为集中。该法第11条（a）项规定，注册书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对重大事实作虚假陈述，该证券的善意取得人得向下列人请求赔偿；（1）所有在注册书上签名的人。依该法第6条第1项的规定，注册书应有发行人、发行人首要或重要职员、重要主管财务人员，以及其半数以上董事签名，外国公司还要由其驻美代表签名。（2）在该部分注册书登录时发行人在注册书中指名作为或将成为发行人董事、合伙人或履行类似职务的人；（4）会计师、工程师、评估师或其他任何其职位使其所作陈述有证明力者，并经其同意列名为注册书该部分的编制者或签证者；（5）所有该证券承销人；（6）控制上述人者。[13]

2、我国法的规定

我国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主体范围的规定主要见于《证券法》第63条、第177条和第189条以及《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以处略称《办法》）第11条。虚假陈述主体范围可概括为：（1）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及其职员；（2）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3）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或其他证券业自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4）其他人。[14]我国法上规定的虚假陈述范围较广，不仅包括公司信息公开文件中的虚假陈述，还包括此外的证券市场的虚假陈述。

（二）虚假陈述主体的主要范围

本文主要探讨狭义虚假陈述。综合美、日以及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我们把虚假陈述主体主要分为四大类：（1）发行人和发起人；（2）承销商；（3）公司内部人员；（4）专业证券服务人员及机构。

1、发行人和发起人

（1）发行人

《条例》规定发行人指具有股票发行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已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经批准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5]该规定逻辑上有矛盾之处。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尚未登记领取法人执照，实为股份有限公司筹办组织或曰发起人组织，故非公司法人，不应称之为股份有限公司。把股份有限公司一词解释为包括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为不妥。

是否可以认为《条例》所言发行人包括募集有价证券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发起人？根据《公司法》和《条例》的规定，我国法上的发行人概念不包括发起人，发行人仅指募集有价证券的股份有限公司。与此相反，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5条明确规定，发行人包括募集及发行有价证券的公司或募集有价证券的发起人。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发起人指每一个发行或将发行证券的人。此处“人”指个人、股份有限公司等，范围非常广。《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发行者为发行有价证券或将要发行有价证券者。可见，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发行人的概念均包括了发起人，但我国法上认为发行人仅指已成立或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包括发起人。

（2）发起人

发起人指向公司出资或认购公司股份，并承办公司筹办事务的公司创办人。[16]《条例》要求全体发起人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陈述，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发起人的法律地位比较特殊。首先，发起人在设立公司时是公司代表机关或执行机关。设立中的公司本身是无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社团，发起人代表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公司成立后，发起人在公司设立中的行为后果有公司承继，发起人则成为公司的股东并可能当选董事、监事等；其次，发起人设立公司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对公司应负有诚信义务，不得为欺诈、谋私利或玩忽职守；再次，发起人之间是一种合伙关系，设立公司时发起人订立的发起人协议应是一种合伙协议。发起人对因其过失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发起人是待成立公司的代表机关，是股票初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等文件的制作者和申报、刊登者。证券法是基于发起人的特殊法律地位，要求发起人承担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以防止发起人滥用职权，欺诈投资者。

2、董事、经理及在文件上中签章的公司其他职员

董事是董事会的组成人员，有权出席董事会行使表决权，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董事应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承担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

从董事的职责看，董事在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以通过或否决证券发行方案。董事有义务审阅证券发行文件并对此负真实保证义务。从公司法法理上看，大陆法认为董事因股东会之选任而与公司发生委任关系，[17]它不仅要求董事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而且还应负忠诚义务。英美法把董事视为公司的人和受托人，也有主张把董事与公司的关系视为信托关系，董事是公司的受信托人（fiduciaries），对公司负有忠诚义务（dutyofloyalty）和勤勉义务（dutyofcare）。[18]总之，大陆法和普通法殊途同归，要求董事负有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大陆法称谓）或勤勉义务（普通法称谓）。其基本含义是董事必须以合理谨慎之人在相似情形下所应有的勤勉谨慎履行其职责，如果未尽合理的谨慎勤勉造成公司损失的，则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律要求公司行为合法，具体到证券市场则不得为虚假陈述，因而，董事应勤勉谨慎地履行其制作、申报公开文件的职责，保证公开信息真实无误。

应对某项虚假陈述承担责任的董事人员范围为：（1）该信息提交监管机构或公开时发行公司的所有董事；（2）在公开文件中说明已同意被提名并确已被提名，本人已同意立即或将来成为公司董事的人。[19]

经理、财务人员等也分别依其职责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对有其签章的虚假陈述内容承担责任。

3、承销商

证券发行依其是否通过证券承销商发行可分为间接发行和直接发行。直接发行是证券发行人自己承担发行风险，办理发行事宜的发行方式，在我国仅适用于私募。间接发行又称证券承销，指发行人委托证券承销商发行证券。承销发行中，承销商与发行人或公司发起人均属发行主体。发行人或发起人把公开发行的证券，依承销协议，由承销人包销或代销，这只是发行的一个阶段，发行并未结束，承销人的承销行为是发行的重要阶段。

承销商包括主承销商和承销团其他成员。承销商的商誉和为所承销证券所作的宣传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影响重大，因而各国法对承销商的行为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我国《证券法》和《条例》均规定，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股票，应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有虚假陈述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日本大藏省证券局要求，证券公司从事投资劝诱时，为有助于投资者判断，应向投资者提供证券性质、上市公司情况等信息。提供的信息应具有客观性，禁止虚假陈述以劝诱投资者。证券公司未尽勤勉义务而作虚假陈述的行为视为违法。[20]

4、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专业证券业服务者及机构

专业人员亦可称专家，指会计师、评估师、律师、工程师等以其专业资料和经验使由他提出的意见报告等具有权威性的人员。专业人员及其所在事务所是证券市场服务者，有别于公司或承销商内部的会计师、审计师、法律顾问和评估人员等。他们在证券市场中介服务时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市场监督作用，对发行人及承销商的行为进行监督，所以法律要求向证券市场公开的信息中，涉及财务的应由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涉及法律问题的应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涉及资产评估的报告，涉及法律问题的应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涉及资产评估的由专业评估人员及其所在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并经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21]

《条例》第18条规定，为发行人出具文件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专业评估人员及其所在的事务所，在履行职责时，应当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对其出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检查和验证。专业人员及其所在机构出具的报告中附载了专业人员及其机构对投资公众的承诺，即其所出具的专业文书证明所公开信息是真实完备的，不具有虚假陈述。投资者依据专业人员及其机构的专业意见进行投资判断。所以专业人员及其机构承担信息公开正式保证义务的基础是其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的要求。专业人员及机构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殊社会信誉和其行业所享有的特殊权利，要求其承担特定义务，即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以保障行业信誉和证券市场秩序，最终保护投资者利益。

三、证券虚假陈述形态

（一）证券虚假陈述形态

虚假陈述行为的形态指虚假陈述行为的表现方式。美国证券法规定的虚假陈述行为的形态为重大错误（包括不实陈述和遗露）和误导性陈述。我国？办法？所说的“不实、严重误导或重大遗漏”与？证券法？第59条对证券虚假陈述形态的分类是一致，即不实型虚假陈述、误导性陈述和遗漏性陈述。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也采取的是这种分类。鉴于对发行、交易或相关活动的前景的虚假陈述有特殊之处，本文将其概括为虚假预测（误测和慌测），作为一种形态加以论述。

（二）不实型虚假陈述

不实陈述是指在证券发行、交易和相关其他活动中捏造事实和误认为事实而加以公开的虚假陈述。不实陈述是一种积极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实陈述的特点是：（1）信息公开义务人就有关事实作出了公开陈述；（2）该公开信息中有不真实成分，可能是恶意虚构，也可能是过失误认；（3）该公开信息中有不真实成分，可能是恶意虚构，也可能是过失误认；（3）该不实陈述确实可能影响投资决定。

不实陈述的方式很多，尤以在财务报表中出现不实陈述为常见。财务报表虚构事实主要有下述几类：（1）虚增资产负债比例，虚构公司偿债能力；（2）虚构投资者权益，夸大公司实力；（3）虚报盈利虚构投资价值；（4）虚构成本费用率，夸大公司效益。除上述方法外，还可能有多报营业收入，虚构营业资本周转率，高估无形资产，夸大公司信用等手段进行财务报表方面的虚假陈述。[22]如台湾地区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任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经理因公司多年亏损经营，为提高公司账面盈余，以虚列资产项目及减列负债科目的方法，为不实记载；[23]又如台湾地区新玻公司案中，新玻公司董事长明知公司因营运不善、财务困难致使股份持续下跌，仍于1974年8月2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股份下跌是由于同行谣言中伤作致，公司营运正常，财务健全。法院认为该行为以“积极手段欺骗投资者”，属于不实陈述。我国证券市场由于形成时间短，企业会计、审计制度本身不健全，加之营私舞弊行为，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时有虚假陈述。

（三）遗漏型虚假陈述

遗漏是信息公开义务人在证券发行、交易和相关其他活动中应公开信息而未予公开的虚假陈述。根据主观状态可分为过失遗漏，又称疏漏；故意遗漏，又称隐瞒。遗漏是一种消极虚假陈述，其特点是：（1）信息公开义务人有义务公开该遗漏的信息；（2）信息公开义务人故意或过失未予公开；（3）该遗漏信息确实可能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遗漏型陈述客观上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部分遗漏，法定应公开的信息未予完全公开，仅公开了其中一部分，此种情形在美国证券法上又称半真陈述（halftruths）；二是完全遗漏，法定应予公开的信息完全未予公开，使公众不知有其事。

1、完全遗漏型虚假陈述的判定

判定完全遗漏型虚假陈述较为容易，重要的是应确定该遗漏信息是否法定公开内容。如果法定应当公开该信息而没有公开，构成遗漏型虚假陈述无疑，否则不构成。

例如美国判例Greenfieldv.Heublein，Inc，案中，[i]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有义务在其签订兼并协议之前公开谈判的实质内容细节；其次，被告7月14日的声明注明了专声明日期，即使该声明在14日后继续有效，也不会导致投资者对后来发生事件的重大误解，所以被告行为不构成重大遗漏型虚假陈述。[24]

2、部分遗漏型虚假陈述的判定

部分遗漏型虚假陈述较难判断。[25]对应公开信息仅作部分公开时，要确定该部分公开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在客观上会给投资者以误导。

部分遗漏型虚假陈述通常是公开信息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保留了得出结论的相关条件。例如，公开信息说明该公司有固定资产5亿元，这是可证实的真实信息，但是该信息没有具体说明5亿元固定资产中已有2亿元为贷款设定抵押。这种公开信息使投资者难以对公司资产有完整的判断，可以造成投资者的错误判断。所以此种部分遗漏陈述属于虚假陈述。

所谓部分遗漏陈述是相对的，因为某事实是否独立的事实是相对的。某事实的公开部分是真实陈述，遗漏部分是属于重大遗漏。遗漏部分也可能是属于相对独立的信息，这需要根据公开信息的上下文环境而定。如前述2亿元资产固定资产设定了抵押，这相对于固定资产总额这个独立信息而言部分信息，但就抵押权本身情况而言可视为独立信息。如果该公司公开文件中仅说明了2亿元固定资产设定了抵押权，而没有说明该抵押权已到期，抵押权即将实现，那么该公司就抵押权这个独立信息的公开也属于部分公开，存在重大的部分遗漏，构成虚假陈述。

部分遗漏可以作为重大遗漏型虚假陈述的一种，也可以作为误导型虚假陈述的一种。本文在误导型陈述中还会论及。

3、信息遗漏与信息公开时效

信息遗漏与信息公开的时效性有密切关系。信息公开的实现标准之一是信息公开及时有效性。时效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信息初次公开应在法定时间公开；其二是公开义务人应在该项信息发生实质变化时，及时更改补充已有信息，以使投资者获取当前真实有效信息。由此可见，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人有更新更正公开信息的义务。如果原公开信息由于后继事件的发生变得不准确或公开后发现原有陈述存在错误或误导，同时该公开义务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投资公众仍继续相信原陈述的全部或一部分，此时该公开义务人有义务更正更新该陈述。[26]

公开义务人通常是发行人，发行人理应承担更新更正义务；由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人提供的信息，该信息提供者也应负更新更正义务。公开义务人因后继事件的发生而承担信息更正更新义务的时间应根据具体情形而定，原陈述与新事件的间隔和信息变化的程度都会影响原陈述的性质，即是否会构成虚假陈述。例如公司与合作者的谈判计划，若已向公众公开，此后的谈判内容一般无须向公众公开，除非谈判取得了实质进展或没能正常进行。所以，在谈判没有成功或失败时，原公开的谈判信息不属于重大遗漏，不构成虚假陈述。[27]

作为法定信息公开制度的补充，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一般要求上市公司及时公开可合理预期的严重影响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新闻或信息，而且要求公司对谣言或表明未确定的公司发展计划已经泄露的不正常市场行为给予坦率明确的声明。如前述案例中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被告发表“公司没有发展声明”。如果有必要，证券交易所（如NYSE）会中止或延迟不及时就未公开的重大信息发表声明的上市公司的证券交易。[28]

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和法院已经注意到在存在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内部信息时，如果没有内部交易，公司是否可以暂时保留该重大信息不向投资者公开的问题。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TexasGulfSulphur案中认为，重大信息公开的时机应当在证券交易所和证券法规定积极公开要求范围内，由公司高级经理和董事会等公司管理层决定。[29]

美国证券法上要求积极公开的情形有：（1）SEC法规或规则要求公开；（2）内幕人员（或发行人自己）正在进行内幕交易；（3）以前公开的信息由于时间经历而成为不完整、不准确或易令人误解的信息。公司可能有选择地不公开某些重大信息，或仅向少数证券公司人员或机构公开该信息。有选择地公开信息可以导致“暗示”（tip），这在美国证券法上可依据反欺诈规则10b-5起诉。

（四）误导型虚假陈述

误导型虚假陈述是介于不实陈述和遗漏陈述之间的虚假陈述类型。误导型虚假陈述的特征是：（1）公开义务人公开了应公开的事实；（2）表述公开事实的语句在理解上模糊歧义或与事实不符；（3）已公开的陈述导致投资者语认为所公开的信息就是该事实的全部；（4）该误导性信息确实可能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误导型虚假陈述的类型有：（1）语义模糊歧义型，这种陈述使公众有不同理解；（2）语义难以理解型，这种陈述的语句艰涩难懂，虽从文义上看是正确的，但对于一般投资公众而言则不知所云，不可理解；（3）半真陈述型，即部分遗漏型，这种没有表述事实全部情况，遗漏了相关条件，误导投资者。此种陈述以遗漏的方式致人误解，故亦可纳入误导型虚假陈述。半真陈述与不实陈述一样有害。

语义模糊歧义型的虚假陈述，例如某为电车生产橡皮轮胎的公司公布的招股说明书声称，该公司从一些大公司处接到了定货单，并且得到了试用定货的通知，表示今后会有大批定货。这个陈述给人的印象是该公司业务已完好地建立起来，有发展前景。但事实是，该公司的所有定单都是试用定货，尚未有客户表示任何大量的购买意向，所以该公司的业务刚刚开始，未有确定的定货。

半真陈述的案例如，英国1932年的一个经典案例。案中Kylsant先生的船舶公司于1928年其发行说明书，说明减去折旧和债券利息后的过去20年的公司平均年收益，足以支付5倍以上发行说明书所定的债券利息并可派发从1911年到1927年间遭受了贸易损失，1921年到1927年公司靠动用一战期间的累计准备金和为将来纳税使用的准备金来支付红利。

该案中发行说明书所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但是没有说明该事实的全部。该发行说明书的陈述给人的印象是公司股票红利是从公司本期营业利润中支付的，公司在过去已为将来挣得了这笔利润。“在过去20年中可用于支付其股票红利的平均收益”的陈述使债券认购人误认为这是认购人现在能够期望的。发行说明书避开直接说明事实，遗漏了1921年到1927年间的情况，用含混的语句力图给阅读者提供上述误解的意思。[30]

（五）错误预测

错误预测是指在没有合理的根据情况下，对未来事实所作的与真实情况不同的陈述。证券法的信息公开制度虽然主要是针对将来公开过去的事实，公开制度也逐步要求公开一些将来的信息。

1、美国法对错误预测的立法演进

证券市场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硬信息和软信息。早期美国证券立法认为，投资者的目的仅在于盈利，有关发行人的硬信息与投资回报有直接关系，而且较为具体客观便于审查其真实性，强制公开硬信息有利于投资阅读，以供作出投资决定，对软信息则不要求公开。[31]

7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公开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人接受，SEC认识到普通投资者轻信预测的观念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普通投资者得到的信息多是二手信息，是经过了承销商的公司研究部门和投资顾问处理的信息。1975年4月ESC了一系列详细的建议书以实施1973年2月的预测公告书。1979年SEC接受“Sommer公司信息公开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公告鼓励公司自愿公开其预测信息。

与预测信息有关的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如果该预测被证明是错的，诚实信用的信息公开者应受何种保护。1979年SEC在此问题上采纳了1933年法和1934年法的“安全港”规则，规定预测性陈述不必然是虚假陈述，除非原告能证明被告的预测缺乏合理基础和有失诚实信用。据此，并不是所有预测失实都构成虚假陈述。预测失实是否构成虚假陈述，取决于该预测在预测时是否有合理基础和陈述者的主观状态。如果预测者明知其预测不可能实现，或不希望实践其预测，或根本不相信其有能力付诸实践，那么该预测为错误预测，构成虚假陈述。例如，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公司（ComputerScienceCorp.）于1970年1月23日公开了一份盈利预测报告，预测在该财务年度结束时（1970年3月27日）公司1.28万股股票每股收益1美元。事实上该年度每股收益仅41美分。预测与事实出现差距的原因是，该公司3年来投资开发一种新计算机系统，总投资将近1000万美元，此投资费用从该财务年度收入中扣除，但是该项投资开发最终失败。法院认为，判断该预测是否虚假陈述取决于计算机科学公司在作出预测时是否有合理的理由。鉴于在预测前，已有各种迹象表明该计算机系统开发将失败，法院因此认为此预测没有合理的理由和基础，所以是不真实的，构成虚假陈述。[32]

2、我国证券市场的错误预测

公司管理层所作的预测一般并不可靠且常被用来作为误导投资公众的工具，所以即使美国这样的证券市场发达国家也一直对预测的信息的公开持保守态度。从上述美国SEC对预测公开的观点的演变过程可见一斑。但是我国市场在过去几年以来形成的公开习惯使中国《条例》及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格式文件中包含预测性内容。盈利预测如今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信息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大多数投资者眼里，它要比其他信息重要。

《条例》要求招股说明书应载明所筹资金运用计划及收益、风险预测、公司近期发展规划和注册会计师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的公司下一年的盈利预测文件。证监会对招股说明书的盈利预测作出了较详细的说明，只有当发行人或者对发行人及其所发行的股票作出正确判断，且发行人确信有能力对最近的未来期间的盈利情况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预测，则发行人可以在招股说明书中提供盈利预测数据。[33]证监会要求公司中期报告中载明经营情况的回顾和展望，对下半年计划作出陈述，说明下半年项目安排等[34]证监会虽不要求在公司在年度报告中编制新年度的盈利预测，但也不禁止公司提供新一年度的盈利预测。公司如果自愿提供预测的，则须经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阅并发表意见。《条例》把对证券发行、交易极其相关活动的前景作出的不实、严重误导或含有重大遗漏的陈述规定为虚假陈述的一种。

根据上述关于预测的规定，笔者认为，无论公开的预测信息是法定公开还是自愿公开，如果预测未基于合理基础和诚实信用，与事实有重大差距，并且确实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则足以构成错误预测型虚假陈述。

但是事实上错误预测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虚假的重要形态。公司对被投资者非常重视的预测信息报喜不报忧，对风险环境变化谈及甚少，故意提高盈利预测情况严重。

四、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认定

（一）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由于我国证券法中无具体规定，本文只能依据其他国家、地区证券法的规定和我国民法的一般规定讨论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美国联邦证券以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核心。其中有关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要有：（1）1933年《证券法》第11条规定，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虚假陈述的，任何获得该证券的人都可根据法律和衡平法起诉，除非被告证明原告在取得该证券时已知该陈述为虚假陈述。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人如果能证明其已尽注意、勤勉义务，不存在过失，则可不承担民事责任。（2）该法第12条规定，任何人利用口头或书面虚假陈述出售或发行证券的，应对不知有虚假陈述从他处买入证券的人负责，并且该人无举证义务证明其不知或不应知有虚假陈述。

日本证券交易法亦规定除发行公司以外的人如果不知有虚假陈述，尽管给予了相当注意仍不知的或能证明其无故意和过失的，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与美国法的规定一脉相承。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归责态度有所变化，该法修订之前对所有信息公开义务人均采绝对责任主义（或结果责任主义），即凡有虚假陈述之情事，发行人与公开说明书签字之人都负有完全连带赔偿责任，任何人无免责余地。赖英照先生认为，该种立法对保护投资者而言固有优点，但对发行人以外的人，如果已尽积极调查或相当注意义务，即使无过失，仍须负连带赔偿责任，实属苛刻，殊不足以鼓励各该人员依其职责防止公开说明书的不实制作，应参照美国、日本等证券法修订增订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32条第2项免责事由，减轻其责任，促进其善尽调查及注意义务；但公开说明书为发行人所制作，其内容如有虚假陈述，发行人应负完全责任，故发行人不适用此种免责事由。1990年10月颁布的修订后的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采纳了此观点。

英国金融服务法的规定与上述立法例有所不同，它没有区分发行人和其他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人，统一规定如果该主体达到法院的要求，证明他经过适当调查（如果有）有理由确信其公开信息中无虚假陈述，则不承担该法规定的赔偿责任。

参鉴上述立法例，过错是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对发行人外的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人无不采取过失责任原则归责，如中介组织的责任认定问题，举证上适用一般过错推定。对发行人，认为是适用于无过错原则归责。

（二）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

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包括：一是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是否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即是否存在交易的因果关系；二是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因为虚假陈述而导致，即损失的因果关系。第一个问题着重于虚假陈述与投资决定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考虑虚假陈述是否损失的原因；第二个问题着重于虚假陈述与损失间的关系，但不考虑投资者是否因为信赖该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定。

1、是否应证明交易的因果关系

美国证券法一般不要求原告证明其投资信赖的存在。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关于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中没有要求原告证明他是基于信赖该虚假陈述而遭受了损失，尽管第11条规定被告可以以原告在获得该证券时已知真相为由抗辩。但是第11条（a）要求如果发行公司在注册说明书生效起12个月后向股东普遍公开了其损益说明书，投资者此时得到证券的，应证明其基于信赖注册说明书的虚假陈述而获得该证券。第11条（a）同时规定投资者的信赖的建立不一定是因为他阅读了该注册说明书。可见，该信赖可以是基于投资者听说过该虚假陈述而成立。所以第11条一般不要求证明信赖，但是当如第11条（a）所规定的情形事实上表明投资者的信赖很可能不存在时，则要求投资者负举证义务，但此举证义务非常之轻，投资者只要有抗辩一般均可成立。实质上第11条是假定投资信赖的存在，减轻了投资者的举证义务，而加重了虚假陈述者的举证义务，是举证责任的倒置。[35]

美国证券法和证券司法中对“信赖”均采取务实的态度。法律推定了“信赖”的存在，除非虚假陈述者能证明投资者投资时不存在信赖。因此，交易的因果关系由于“信赖”的法律推定而存在，除非负举证责任的信息公开义务人能够证明信赖不存在，从而排除交易的因果关系。

最近，美国证券法和证券司法中又提出了欺诈市场理论，来认定交易的因果关系。信赖亦即因果关系的确立需要原告证明下述5个因素：（1）被告有虚假陈述行为；（2）该虚假陈述是重大的；（3）该证券在有效证券市场中交易；（4）该虚假陈述使合理的投资者错误判断证券价格；（5）原告在虚假陈述作出后真相披露前进行证券交易。被告除非能反驳这五个条件，或者能证明原告根本不信赖该虚假陈述，或已知有虚假陈述还进行交易，才能推翻信赖的存在。但是在证明上这几乎不可能。这对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重大的。[36]

我国《办法》第11条在定义虚假陈述时规定：禁止虚假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本条规定不同于美国法上“确定重大性的标准”，即该陈述使理性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与如果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不同的投资决定。该规定也不同于“确定信赖或因果的标准”，即投资者因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定才可要求赔偿。该条关于“致使”的规定是任何虚假陈述行为的必然结果，任何虚假陈述都会使投资者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作决定。

笔者认为对与虚假陈述有关的此种规定作有利于投资者的解释，使其不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这也符合证券法的立法目的。在因果的确立理论上应有务实的态度，照顾到证券市场的特殊性，直接由法律推定信赖的存在，有信赖即交易因果足以表明有损害之因果，从而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除非虚假陈述者证明投资者有恶意等，否则不排除信赖和因果的存在。

2、是否应证明损害的因果关系

1999年的状告红光案则是国内唯一一起走到庭审程序的投资人维权案。这起轰动一时的“中国股市第一案”最终以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而被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驳回诉讼请求。事实上，在红光实业虚假上市大白于天下后，多位中小股东不约而同地将相关人员告上被告席，但法院也不约而同地驳回他们的诉求。其败诉的理由惊人的相似：公司信息披露不实与股民股票投资损失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公司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毋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上案例存在的基础是证券市场上“买者自负原则”-投资某个股票的人为自己的全部行为负责的真正落实，而该原则落实的前提就是市场在严格监管下形成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证券法》第63条则明确规定，有关人员因虚假陈述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32条的规定与《证券法》第63条有相同的立法效果，认为投资者无须证明因果关系，否则使投资者的举证责任过重。[37]如前所述，美国司法中也不认为要证明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信赖或因果。[38]

投资者无论因信赖何种内容的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定，表明他将承担所购买证券的所有风险。虚假陈述的内容诱使投资者认为虚假陈述的内容能为他带来的利益足以抵销公司的其他风险。所以，各种风险的发生是投资者损害的直接原因，风险可能是由虚假陈述直接引起的，如真相披露后股票价格大跌，可称之为虚假陈述风险；也可能是其他风险，如自然灾害、经营、行业风险等直接引起的。在其他风险引起证券价格变化的情形中，该风险是投资损失的直接原因；虚假陈述则是间接原因，在虚假陈述与损失间介入了自然灾害等发行公司可能有的其他风险。作为导致损害间接原因的虚假陈述虽然只使损失发生有可能性，但不失为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所以在其他风险直接引起损害的情形中，虚假陈述与损害的间接因果关系仍足以建立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当虚假陈述是损害发生的间接原因时，如果虚假陈述者不承担赔偿责任而由投资者自己承担，这有失公平，而且有违证券法保护投资者的立法目的。在故意虚假陈述情形下，虚假陈述者为恶意，善意之投资者更应有权索赔。

综上，虚假陈述无论是引起损害的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足以建立因果关系。只要投资者因该虚假陈述而为投资，那么在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害之间至少可以建立间接因果关系。换言之，只要存在前述的交易因果关系，并且如果投资者因此证券确有损失，即可成立损害的因果关系。投资者对证明损害与虚假陈述间是何种因果关系不负举证责任，也无须证明。所以如果虚假陈述者不能证明投资信赖不存在，那么由法律推定的投资信赖的存在足以建立虚假陈述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

（三）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认定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e）对因虚假陈述而生的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最为详细。该损害赔偿额为，赔偿请求权人为了取得该有价证券所支付的价金（但不能超过公开承销的价格）与下列三种价格的差额；（1）起诉前已在市场上出售该证券的，为该处分价格；（2）起的前诉讼中未处分该证券的，为起诉时该证券的价格；（3）起诉后裁决前出售该证券的价格，如果该价格差额小于投资者支付的价金与起诉时价格的差额。但是，如果虚假陈述者能证明赔偿请求权人所受损失不是由于该虚假陈述导致的，则虚假陈述者对此部分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没有规定虚假陈述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台湾地区法院在有关虚假陈述赔偿案中曾使用“原告买价减起诉前出售价”的方法确定赔偿范围。

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9条规定了因计划书、申报书等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而产生的赔偿责任的赔偿数额。该损害赔偿额为，赔偿请求权人为取得该有价证券所支付的价金与下列价格的差额：（1）请求赔偿时的市场价格，若无市场价格则为当时处分的推定价格；（2）请求赔偿前已处分该证券的，为该处分价格。如果虚假陈述者能证明赔偿请求权人所受损失不是由于该虚假陈述导致的，则虚假陈述者对此部分损失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日本法未规定赔偿请求人起诉（请求赔偿）后裁决前出售该证券情形的赔偿标准。

比较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日本证券交易法对损害事实的规定，可以归纳出损害赔偿中损害的特征：第一、损害的法定性，即损害事实是行为人违反有关证券法律而造成的受害人损失的。第二、损害是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和人格利益的损害。第三、损害有客观性和可确定性。无论如何，损害必须是已发生的或将来必定发生的，且是正常人以一般理念和现代物质技术手段可以认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39]第四、损害的可补偿性。

五、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方式

（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方式概论

虚假陈述是一种欺诈或错误的意思表示行为或/和侵权行为。可能使投资者有两种权利

主张：一是撤销权；二为侵权损害赔偿权。

虚假陈述中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方式是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如果投资者因信息公开义务人的虚假陈述有财产损失，则还可以依侵权赔偿损害请求权要求赔偿。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自由选择主张权利，通常投资者会使自己获得最大赔偿为选择标准。[40]

（二）撤销合同

如果认购或购买证券的人是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与出卖人签订合同，那认购或购买人

可以在发现确有虚假陈述后行使撤销权撤销合同。行使撤销权的前提：其一、有合同关系存在；其二，投资者尚持有该证券。

1、确定合同关系的存在

虚假陈述中最典型的是发行人向投资公众所作出的虚假陈述。因为按照合同法的基

本原理，招股说明书是要约邀请，认购行为是要约，发行人的认购中签通知为承诺，至此证券认购合同成立生效。可见这种虚假陈述中通常存在合同关系，投资者可主张撤销合同。如投资者与虚假陈述者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投资者不能主张撤销合同。

如发行人的招募文件中引用了专业人员的报告或意见，该报告或意见中有虚假陈述时，认购人是否可以撤销认购合同？笔者认为，如果发行人的相关文件中对专业人员的报告或意见明确说明该报告或文件仅为一种观点，不代表发行人意思，则发行人不对该报告或意见负责，认购人无权主张撤销合同。但如果发行人没有明确说明报告或文件的效力，则认为该报告或文件是发行人意思的一部分，认购人有权主张撤销合同。

证券私募发行时，发行人向特定主体发送私募文件，所以只有特定主体以发送私募文件有虚假陈述为由主张撤销合同。

2、合同撤销权的丧失

根据《合同法》第56条撤销权失效的规定，投资者撤销权丧失的原因有二种：

撤销权超过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起算点是证监会或其分支机构对虚假陈述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投资者不再持有该证券。因为证券是一种不记名的有价证券，它是种类物。投资者不再持有该证券，他将丧失撤销权。

（三）赔偿损失

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投资者一般会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提起侵权之诉。综观各国的立法，如美国、日本、台湾地区等立法例关于虚假陈述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主要确定了两方面标准：一是衡量损失的价差选取计算标准；二是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失份额。美国司法实践中经常采用实际损失规则和交易获利规划作为赔偿标准，其中交易获利规划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应用。交易获利损害赔偿规划指以被告在证券交易中所获收益而非原告损失作为损害赔偿标准。[41]

投资者处分证券的价格一般以实际售价为准。美国法的规定比日本法详尽，规定了起诉后裁决前出售证券的如何确定价差的问题。依此规定，如果售价高于起诉时该证券价格，表明该投资者的实际损失降低，则以其实际售价为确定价差的标准；如果售价低于起诉时价格，表明该投资者的实际损失增加，仍旧以起诉时价格为标准。可见，起诉时（即请求赔偿时）该证券的价格是确定损失范围的基本标准。换言之，除非该投资者起诉前已出售该证券，以当时售价为价差额确定标准，此外，起诉时价格是法定的确定价差的最低价格标准。这种规定的结果是，投资者从提起诉讼时起，虚假陈述者不再赔偿投资者的进一步损失，虚假陈述者的赔偿范围因投资者的主张权利行为而固定。[42]

根据自己责任原则，虚假陈述者如果能证明原告的损失非因虚假陈述导致，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则虚假陈述者不承担赔偿责任。虚假陈述者会提出是市场本身的原因而不是其虚假陈述的原因导致了证券价格下跌或使上升缓慢。此时，虚假陈述者应当指出其中受市场因素影响的部分。美国法院曾在Feit案中假设，该案股票价格下降的幅度中，与标准普尔股票指数下降相同的部分是由于市场原因引起的。[43]

利用相对客观的综合指数来确定市场整体因素对市场内任何证券都可能存在的价格影响，这比较客观而且可以被争讼双方认可。譬如，证券市场指数下降了5%，而该种股票的指数下降了25%，那么因虚假陈述引起的损失为20%.当指数都上升时，也可以指数法确定赔偿份额。如涉及虚假陈述的股票指数上升了5%，而市场综合指数上升25%，那么因虚假陈述而引起的损失为20%.当然这种方法只能体现一般公正，不能使每个案件的处理结果都公正。所以最后还是需要法官酌情适用。如SEC所言，为达到运用证券法与欺诈行为斗争的目的，应赋予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定以弹性的解释，而不是技术性或僵化的解释。

总之，对于损害的确定，笔者认为以补偿原告的损失为原则。可以考虑按特定时间段的平均买入价或平均卖出价，或以平均股票指数作为计算依据，而与原告进行证券交易时所发生的差额，作为原告的实际损失。对已发行未上市的证券，原告可要求按发行价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在证券交易中合理期间内连续买卖的，赔偿数额可以扣减赢利部分。

六、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

（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模式概述

在诉讼模式上，许多学者建议，依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诉讼中，应当采用共同诉讼和集团诉讼的模式。[44]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将“人数众多”界定为一般是10人以上，这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它是为解决人数众多的群体性纠纷而设立的一种当事人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只规定了代表人制度，而没有规定集团诉讼。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规定的代表人制度是证券民事诉讼的一种模式，它最大的优势是由受害的股民推选出自己的代表人进行诉讼，从而避免大批的股民涌向法院而产生的矛盾。它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集团诉讼，主要表现在：集团诉讼强调多数人在同一问题或事实问题上的联系，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只强调了诉讼标的的同一种类；集团诉讼代表人的产生有选任和以默示认可的两种方法，而代表人诉讼产生要明示选任。[45]但是我国诉讼代表人制度也有它的缺陷，主要难点是代表人的选任和在代表人的选定后，代表诉讼中发生的重大事项要举行全体股东开会并征得其同意，这在股东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即使实现，也要付出极高的成本。所以，可以扩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来提高诉讼的效率，即容许某些团体不是以股东的诉讼受托人身份，而是以诉讼代表人的身份代表股东在法院提出诉讼。在诉讼中，只要善意维护股东的利益，则可以就变更、放弃自己的诉讼、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和解等事宜独立地作出决定。

何种机构作为股民的诉讼代表人？一种观点认为由证监会代表股民起诉。第二种观点认为在证监会下设立一个“保护中小股民的基金”，由基金代表股民起诉。第三种观点认为仿照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专门成为一个“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因为证监会有大量的监管、指导任务，所能动用的人力、物力资源非常有限，如过多介入各种诉讼，会妨碍其正常监管职责的履行。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证监会代表股民提出诉讼仍不现实。证监会下设一个“保护中小股民的基金”，由基金来代表股东诉讼，但因为基金是证监会下设的部门，基金的非营利性与证监会的监管职能难以区分，所以第一、二种观点缺少可操作性。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可行。“保护中小股民的基金”属于民间性的非营利性机构，主要职责是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提供法律援助，接受投资者赋予的诉讼实施权，代表投资者提出诉讼。

（二）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主体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主体，根据《证券法》第63条的规定：责任主体包括发行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以及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而没有包括发起人。此处讲的发起人是上市公司的发起人，它与发行人、董事等属于不同的主体，不可混淆。事实上，各国证券法一般都规定了发起人的责任，此前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所规定的表示不实民事责任中有发起人。遗漏对发起人责任的规定是不妥当。[46]

对请求权的主体没有作出规定，原告应是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尚持有股票。原告起诉时要有一个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即证监会及其下属部门对虚假陈述者的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这也是原告起诉的事实和诉讼理由。

（三）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抗辩事由

证券虚假陈述的抗辩事由是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明原告诉请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的事实。抗辩事由又称免责事由。抗辩事由又分为客观和主观方面的抗辩。

1、证券虚假陈述的主观抗辩事由

基于被告和原告的诉讼身份的不同，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分为基于被告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和原告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

（1）基于被告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

虚假陈述主体分为：发行人和其他主体。

发行人不得以声称其已尽注意勤勉义务而免责。这是因为发行人在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承担法定的无过错责任。证券法是基于发行人应当知道其自身全部事实的假定，认为发行人提供任何虚假陈述都表明它至少是应当知道事实情况而不知，存在主观过失；当然也可能是故意。而且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发行人亦不应因此而被免责，因为如果发行人不被免责，在其他主体免责后，投资者仍可从发行人处获得赔偿，保证使因虚假陈述而致损失的投资者最终获得赔偿。

证券法上对其他主体，如董事、承销商、专业服务人员等，规定了不同程度的主观免责事由。现对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和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发行人外的其他人员的抗辩事由作比较。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把其他虚假陈述主体分为两类加以规定，两类人的免责事由要件不同。[47]

1.第一类人包括发行人的负责人、签章的职员、承销商。其免责事由为，对于未经专业证券服务人员签证的陈述部分，如果能证明已尽相当的注意，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主要内容无虚假陈述或对签证的意见有正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的，免负赔偿责任。

2.第二类人员包括会计师、律师等专业证券服务人员，曾为公开信息文件中签证或陈述意见，以证实其所签证或陈述意见的内容部分真实完整。该类人员主张抗辩应证明已经合理调查，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签证或意见为真实的。

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发行人外的其他人员的抗辩事由为：[48]

该规定的特点是，首先它指明被告可以以他已与该虚假陈述脱离关系作为抗辩事由；其次它详尽地区分了专业人员抗辩和非专业人员抗辩，两者都应明证在合理调查后有合理理由认为并确实认为该内容生效时无虚假陈述，但合理理由范围不同，专业人员的权威、陈述可以成为非专业人员的免责事由。对于有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陈述部分，可能由专业人员负责而非专业人员免责，如第5项所述的抗辩；可能专业人员免责而非专业人员负责，如第4项所述的抗辩。

比较台湾地区法和美国法的免责规定：笔者认为以美国法的规定更为准确恰当。因为当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经理或其他职员时，依照台湾地区法规定应适用何种标准不甚明了，易被抗辩人利用。若依据美国法的规定则一目了然，不是依其目前所处职位而是依其实际的知识技能适用抗辩举证标准。如果该抗辩人是某方面的专业人员，那么他如果要主张对该方面的虚假陈述免责，不管他是否该公司人员，都应负专业人员的举证责任。

（2）基于原告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

虚假陈述者（包括发行人）如果能证明投资者在取得该证券时已经知道该被虚假陈述的事实真相，则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台湾地区的规定是虚假陈述者“对于善意相对人，因而所受损害”负赔偿责任。[49]何为“善意相对人”的标准，在《日本证券法》上得到印证，该法第21条规定“但该有价证券取得者在申请取得时已知有”虚假陈述的，虚假陈述者不负损失赔偿责任。

日本法的规定承袭了美国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任何获得该证券的人都有权提起诉讼请求赔偿。“除非被证明在获取该证券时，他已知这种不真实或漏报情况”。美国法也仅以投资者明知该虚假陈述为免责事由。

2、证券虚假陈述的客观抗辩事由

证券虚假陈述的客观抗辩事由有三种：一为抗辩所诉陈述非虚假陈述，即公开信息中无虚假陈述和虽有隐匿或伪造的情节但所涉内容不具有重大性。二为抗辩投资者无损害事实。三、抗辩投资者的损害与被告的虚假陈述间无因果关系。以上抗辩事由属事实认定。该内容在责任构成中已有详述。本章主要论述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

注释

[1]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2]2001年7月，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北京举办的“核准制下律师从事证券业务研讨会”上指出：“核准制的实施标志着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发生了改变，过去由政府管理部门承担的一些责任，今后要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的中介机构来承担。”这意味着中介机构的责任在逐步加强。引自《高西庆：证券律师执业水平亟待提高》[N]，载和讯网（）。

[3]参见陈春山：证券交易法论[M]，[台]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07页；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台]自版1992年8月第6次印刷，第329页。

[4]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第329页；陈春山：证券交易法论[M]，第307页。

[5]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第329页。赖英照先生认为应属契约行为或侵权行为；陈春山：证券交易法论[M]，第308页，陈春山博士认为将之归入侵权行为或独立行为均可。

[6]彼德·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7]《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合同·一般合同概述》[M]，第82页。转引自王利明：《合同法新论·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页。大陆法区分义务与责任；普通法不区分义务与责任。

[8]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中）[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90页。

[9]日本法上称公开说明书为计划书。参见日本证券交易法（1984）第2章“定义”第10。

[10]日本证券交易法（1984）第21条（1）。

[11]日本证券交易法（1984）第21条（3）。

[12]参见杨志华：证券法律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

[13]]参见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页。

[14]参见证券法第63条、第177条、第189条的规定；《条例》第16条、17条18条、21条。

[15]参见《条例》第7条。证券法没有对发行人的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

[16]这是大陆法国家和我国？公司法？中的发起人概念，发起人有两项义务：一是认购公司的股份；二是负责公司筹办事务。英美法中所谓的发起人（incorporator[美]promoter[英]）无认购公司的股份义务，与公司股份认购人（subscriber）在法律上不一样。美国普通法中还有公司的筹办人（promoter），是公司业务方面的创建人，而前述的发起人（incorporator）是公司法律方面的创建人。参见徐燕？公司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3页。

[17]参见《日本商法》第254条；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92条第3款；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注意义务，是立法漏洞，但如果公司将此注意义务载明于章程，则有法律效力。

[18]SeeHarryG.Henn&JoneR.Alexander，LawofCorporation，at611；转引自徐燕《公司法原理》[M]，第270-271页。

[19]参见《英国金融服务法》，第125条；美国1933年《证券法》11（a）（3）。

[20]参见杨志华：证券法律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21]参见《条例》第33条第8、9、10项。

[22]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第546-547页。

[23]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第331-337页。

[24]SeeGreenfieldv.Heublein.Inc.，USACourtofApples，thirdcircuit，1984742f.2d751。

[25]SeeFundamentalsofSecuritiesRegulation，LouisLoss，At751。

[26]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第8条对信息更新更正义务有规定。

[27]美国证券司法中有相关案例，参见TimerWarnerInc.SeeLiting9f.3259（2dcir.1993）。cirt.denied，114s.ct.1937。

[28]See.n.y.stockexchange，listedcompanymanual，202.05.Seeid.At202.06.id.At202.03.id.At202.07。

[29]LouisLoss，JoelSeligman，FundamentalsofSecuritiesRegulation，At790。

[30][英]Robertr.Pennington，CompanyLaw，Butterworths1990，At264-266.；转引自黄仁杰：证券法律制度与实务[M]，第81页；SeealsoLouisLoss，JoelSeligman，FundamentalsofSecuritiesRegulation，At752-753。

[31]参见郑振龙：各国股票市场比较研究[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6页；高西庆：证券市场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根据[N]，载？证券市场导报？1996年10月号。

[32]puterScienceCorp.507f.2d485，489-490（9thcir，1974）。

[33]？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一号？（1993），招股说明书正文的19项。

[34]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三号（1994）。

[35]高如星王敏祥：《美国证券法》[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36]于莹：《美国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81页。

[37]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4册）[M]，第233条。

[38]SeealsoLouisLoss，JoelSeligman，FundamentalsofSecuritiesRegulation，at985。

[39]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40]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2）[M]，第209页。

[41]SeeRichhardW.Jennings，SecuritiesRegulation，CasesandMaterials，at1389。

[42]SeeRichhardW.Jennings，SecuritiesRegulation，CasesandMaterials，at1387。

[43]SeeRichardW.Jennings，SecuritiesRegulation，CasesandMaterials，at1386。

[44]《股东索赔法律依据何在》[N]，中国法制报2001年6月1日。

[45]参见何文燕：《民事诉讼理论问题研究》[M]，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46]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督》[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47]参见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32条。

[48]参见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第（b）（c）（d）项。

[49]参见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32条。

参考文献：

于莹：《信息披露制度法律探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11），39—42。

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J]法学研究2001（4），55-69。

吕明瑜：《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D4131998（6），21-28。

钟付和：《证券法的公平与效率及其均衡与整合》[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D4132001（3）15-21。

赵中孚、齐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中国证券立法》[J]中德商法研究1999（10）251-269。

周苏友、罗华兰：《论证券的民事责任》[J]中国法学2000（4）57-68。

刘敏超、薛峰《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的功能分析》[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D41352-54。

梁定邦：《聚焦证券市场民事责任制度》[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D4132001（11）65-67。

郭雳、袁平海《证券私募发行中的民事责任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2001（5）114-120。

虚假陈述范文篇3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许多法院逐渐发展了“市场欺诈理论”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并被最高法院认可。该理论认为，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欺诈的是整个证券市场；投资人因相信证券市场是真实的以及证券价格是公正的而进行投资，其无须证明自己信赖了虚假陈述行为才做出投资；只要证明其所投资的证券价格受到了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而不公正，即可认为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在有效市场中开展证券交易的投资者有权信赖自由市场力量确定的证券市场价格，而自由市场力量不受欺诈或者虚假陈述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的确定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之一。但由于证券交易本身的特点，要求投资者证明其损失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非常不现实的。与传统的面对面（facetoface）交易行为不同的是，证券交易大多数通过电脑系统完成，这就导致证券交易速度快，数量大，交易对象多而且难以辨认，同时由于证券交易是一种高度市场化的行为，引起证券行情变化的因素非常复杂，很难说行情的变化是由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所导致。证券交易的这些特点使证明投资者所受到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变得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相比披露信息义务人而言，投资人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获得的信息量都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更不用说来辨别披露信息的真伪。而致损的原因信息大多数掌握在可能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人手中，普通投资者很难接触到，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可以宣传股价下跌并非信息披露不实的结果，而是市场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进而主张因果关系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让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人承担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是不合理的，这可能导致绝大多数投资者因不能举证而败诉，使投资者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可能性非常小。

“市场欺诈理论”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因果关系证明的难题而产生的。当严重使人误解的陈述在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中扩散，我们可以假定个人相信市场的价格是真实的，正因为相信市场价格是真实的，投资者才会按市场价格买卖股票。投资者因而是在一个被他或她合理相信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进行交易时遭受了损失。法院就可以通过证明市场价格受虚假陈述或遗漏影响以及原告的损害是由于依照该欺骗性诱发的市场价格而进行的买入或卖出所致而确定构成民事责任基础的因果联系。

在集团诉讼的特殊情形下，“市场欺诈理论”的这种优势愈加明显。美国第二巡回法院指出在集团诉讼中为了解决涉及非面对面市场交易的信赖推定问题，有必要进行分别审理。但现在美国一个显著的趋势是赞成集团诉讼，认为就信赖关系个别审判是否必要的问题本身是整个集团的普遍问题。据此，适当的办法是使诉讼继续以集团诉讼的方式进行，直到共同事项很明显不再占主导地位为止。如果采用“市场欺诈理论”，则集团诉讼的个别成员就不用单独来证明其对被告欺诈行为的信赖，从而提供了一种简单、清晰和客观的解决因果关系与信赖关系的途径。

二、“市场欺诈理论”适用前提：“有效市场”的存在

美国的许多法院认为“市场欺诈理论”的适用取决于一个“有效市场”的存在。美国最高法院在BasicInc.诉Levinson一案中接受“市场欺诈理论”时也假定投资者信赖市场作为有效的信息处理者，所有信息将被反映到证券的价格上，原告必须证明本案中的股票是在一个有效市场交易。在判断是否为有效市场时，第六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应考虑以下五点：（1）一周的交易量较大；（2）证券分析人员提供的分析报告具有相当广泛的读者；（3）该证券有一定的做市商和投机商；（4）该公司有资格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提交第13节所要求的注册申报材料；（5）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意外的公司事件或财务公告公开后，其股价立即波动的经历。

从理论上讲，“市场欺诈理论”产生的基础就是市场价格是关于证券的所有信息组合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当然包括了虚假陈述以及漏述的信息。即使投资人并不知晓有关信息，或是没有及时对所获信息做出反应，从其依照包含着这些信息的价格进行交易的行为，可以推断出其交易行为不可避免地间接地受到了不实陈述的影响，因此只要存在虚假陈述或漏述，就应认为是欺骗了整个市场，进而认为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投资者也受到了欺骗。从这一系列的推论可以看出，市场价格对所有信息做出精确灵敏的反应是最关键的环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存在一个有效、活跃的市场。

然而，就美国证券法界最近的发展趋势来看，也有许多法院对“有效市场”的前提提出了疑问。第11巡回法院认定，即便不发达市场也可以为“市场欺诈理论”信赖推定提供基础，至少在被告明知要不是他们故意欺骗将不存在市场的情形。在此类案件中并非真正地涉及一种实在的市场欺诈，而是欺诈性地为投资者描绘出一个如果事实上进行了充分和正确的披露就不会存在的市场。一些法院称此为“欺诈产生市场”索赔理论。这一相对较新的理论为一些联邦法院所采纳，但也明确地被其它法院拒绝承认。

另外，有效市场的基础实际上没能考虑到两个可能存在的现实差异，一是不同的投资者对同一信息的主观评价与反应的差异，另一个是市场之间的有效程度的差异，也即在不同的证券市场价格反映所有信息的准确度不同。因此，前述“市场欺诈理论”适用的基础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如果处在现实情况下，一味地苛求市场有效性将大大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比如，对于基于认识到市场是无效的而参加交易的卖空者来说，尽管其承担着巨大的投机风险，但他或她不应该被认为要承担那些故意地或任意地散发到市场中的重大误导性信息的风险。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18条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并未将有效市场作为适用“市场欺诈理论”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这是与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现状相符合的。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时间短，远不能与美国发达的证券市场相比，市场中的投机性较强，因而市场价格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所有信息，然而，与市场的不完善相对的是投资者的更加不完善。目前，我国证券投资者远未完全成熟，许多投资者甚至不具备阅读招股说明书的技能与知识，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果要求无辜投资者证明信赖关系并以此作为民事救济的前提显得过于严苛，无疑将给投资者法律救济造成极大的障碍。

《规定》第18条确定了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第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第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据此，原告投资者只要能够证明虚假陈述行为和自己损失的存在，法院即可推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而赋予每个在虚假陈述有效存在期间按照市场价格买卖证券的投资者以法定救济权。推定的因果关系并不必要局限于“有效市场”，对所有受到不实陈述影响的投资者，推定其对于市场价格的信赖以及这种信赖与损失的因果关系，极大地方便了投资人诉讼和有利于投资人获得胜诉的可能。

因此，美国“市场欺诈理论”虽然发端于一个“有效市场”的假想，但我国立法者在借鉴时充分考虑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情况，试图在投资者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做到一种利益保护的平衡，为投资者保留了证明市场价格在事实上反映了虚假陈述的机会，而无论市场是有效还是无效，这种有利于投资人利益保护的立法倾向是对“市场欺诈理论”的一个扩展，也是依据我国证券市场进行利益选择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证券投资者的不断成熟，相信这种规定会体现更多的公正性。

三、“市场欺诈理论”适用的抗辩

按照“市场欺诈理论”涵义，被告可以通过证明事实上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推翻这种因果关系的推定，如证明虚假陈述并未影响市场价格，或其他可以获取的信息削弱了该陈述在市场中的影响力；或原告事实上并没有信赖市场价格，比如原告已知晓该虚假陈述，但出于其他原因而买卖该证券。

在实践中，美国的许多法院援引了“市场真相”（TruthontheMarket）以抗辩“市场欺诈”责任。该抗辩理由来自于最高法院在前引BasicInc.诉Levinson一案中的判决。在该案中，法院注意到即使存在有重大误导性陈述，如果正确的信息让人信赖地进入市场，并且消除了虚假陈述的效果，则该虚假陈述是不可诉的。因此，证明虚假陈述或未披露信息没有影响市场价格将对市场欺诈信赖推定形成抗辩。

《规定》第19条为被告列举了五种可以抗辩的情形。一是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也就是说原告的买入和卖出均发生在虚假陈述对市场发生作用的时间之内，对于原告而言，其两次截然相反的交易正好抵消了虚假陈述带来的任何可能的影响，所以在这种互相消长的情况下，原告所称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实质上的因果联系。二是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曾经存在的虚假陈述由于被揭露或被更正而使其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消失，也就是说市场欺诈的事实已经被消除，被告当然可依此抗辩该过去的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三是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原告明知而仍为之，这就表明他或她自愿承担可能由于该虚假陈述而造成损失的风险，而立法没有必要去保护当事人自愿放弃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就发生了变化，对于被投资者自愿放弃的利益的保护就远没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利益的保护重要，因而赋予被告对此提出抗辩的权利，是一种合理的立法选择。四是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这一情形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市场真相”抗辩理由。说到底，“市场欺诈理论”仅是对因果关系的一种推定，是在未有充足事实情况下的一种假定。如果被告可以提出确凿的事实证明证券价格的变动其实是“另有隐情”，则当然可以割断损失与所谓的虚假陈述之间推定的因果关系。例如，被告可以证明价格的下跌是由于整个市场条件或者发行人所属行业的整体变化所导致的，而不是虚假陈述行为所导致。最后一种情形是原告的行为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原告的恶意行为当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四、结束语

对于因果关系的确定，立法上有两种选择，一是采用“市场欺诈理论”，使所有依据受虚假陈述影响的价格交易的任何人都有权提起诉讼；二是采用更加限制性的方法，仅仅允许那些真正信赖虚假陈述投资者有提起诉讼的权利。《规定》采用了第一种作法，不仅吸收了“市场欺诈理论”，而且根据国情，丰富和发展了确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损失间因果关系的理论。它为人民法院在具体审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的确定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过去，在追究了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后，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往往因为不能举出侵权行为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而得不到任何的经济赔偿。《规定》通过推定因果关系来确定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民事责任从而使投资人在披露人未尽正确披露义务时能顺利获得所受损失的经济赔偿，这对于证券市场稳步和健康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FraudontheMarkettheory”incasesinvolvingmisstatements:

onArt.18&Art.19oftheRegulation

Abstract:Thisarticlediscussesthe“FraudontheMarkettheory”fromthepointoftheconception,thereasonstodevelopthetheory,theprecedentconditionofapplicationandthedefensestoapplicationofthetheory,comparingtheRegulationbythePeople’sSupremeCourtwithAmericanSecuritiesLaws.The“FraudontheMarket”theoryadoptedbytheRegulation,whichconformstothepresentconditionofthesecuritiesmarketinChina,providesthepracticallegalbasisforestablishingthecausalconnectionbetweenthelossandtheconductofmisstatementsincasesinvolvingmisstatementsclaims.

KeyWords:“FraudontheMarkettheory”;Misstatements

*作者简介:张松,女,1977年生,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专业2001级硕士研究生。

1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载于《民商审判资讯》（2003第一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ThomasLeeHazen,ThelawofSecuritiesRegulation(3rdEdition),HornbookSeries,WestGroup,p.812.

3参见贾纬：“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之发轫：解析《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3总第204期，第4页-第12页。

4参见刘俊海：“论完善证券法律责任的协调实施机制”，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4总第205期，第2页-第8页。

5参见注1，p.808,以及脚注12。

6参见注1，p.809,以及脚注16。

7参见注1，p.813,脚注42。

8BasicInc.v.Levinson,485U.S.224,108S.Ct.978,99L.Ed.2d194(1988).

9参见杨亮著：《内幕交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6页，脚注④。

10Shoresv.Sklar,844F.2d1485(11thCir.1988);Rossv.BankSouth,N.A.,837F.2d980(11thCir.1988).

11参见注1，p.813。

12参见注1，p.813。

13参见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04-305页。

14虚假陈述对市场产生影响始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终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

15参见注1，p.814。

试析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中的“市场欺诈理论”是关于“欺诈理论市场案件虚假陈述证券市场因果关系投资者”的范文，本文收集自互联网，并由范文论文网精心整理而成，仅供您参考，希望本文对您有所帮助是编辑收集试析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中的“市场欺诈理论”的目的。

——兼议《规定》第18条和第19条

张松*

虚假陈述范文篇4

法律中的责任是因义务不履行而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义务是责任的基础。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即是违反证券法上的法定义务所产生的民事责任，而这个法定义务就是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义务。通观各国证券法，无一不规定有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义务的产生是由于证券作为一种虚拟的资本物，不同于一般的实物商品，一旦进入市场，其价格不仅由它所代表的资本价值决定，而且受到诸多相关信息的影响，如果投资者不了解这些信息，是无法判断其证券价值的。而由于信息具有非对称性，决定了在证券交易发生前后会分别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又由于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使得获取信息的成本往往非常之高，高昂的信息成本的存在增加了投资风险，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难以解决，从而既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又降低了证券市场运作效率，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义务正是致力于为所有投资者创造一个均等的获取对有关证券(发行公司)的充分、真实、及时、适用的信息的市场环境，以达到既保护投资者又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信息披露制度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基础，信息披露义务要求信息披露人对有关证券(发行公司)的信息进行充分、真实、及时、适用的披露。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信息披露的要求，对有关证券(发行公司)的信息进行不充分、不真实、不及时、不适用的披露，就需要对基于该披露进行交易而遭受损害的投资者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对有关证券(发行公司)的信息进行充分、真实、及时、适用披露的义务，而对因该披露进行交易的受害投资者所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范围

(一)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

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是因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责任。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责任主体即为违反义务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于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在理论上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仅限于发行公司；一种认为不能仅限于发行公司，还应包括证券市场上的有关当事人。

笔者赞同后者，并对其中的“有关当事人”作一更具体的阐释。信息披露义务的目的是通过对有关证券(发行公司)信息的强制性披露，以达到保护投资者并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发行公司是当然的信息披露义务主体，但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还更广。

首先，作为法人的发行公司，其信息披露义务必须借助法人机关的成员如董事、监事以及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这些自然人之手具体履行，要保证信息的真实、充分、及时，有必要赋予这些自然人以信息披露义务。

其次，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发行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无法完全适当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必须借助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的帮助，如资产评估师的评估、会计师的核算等，而这些人员经过专业行为所作出的评估、报表等相关信息会对投资者产生一定甚至重大影响，因此，对于这些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也应是信息披露义务主体。

由此可见，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范围是基于信息披露制度的目的并结合生活实践的需要，由法律特别规定的，其范围应包括发行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其中，发行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具体是指法人机关的成员如董事、监事以及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具体是指证券承销公司中法人机关的成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师等。同时，根据义务是责任的基础这一法理，确定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范围，那么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范围也就不言而喻，两者是相一致的。

(二)对“两个否定”的反驳

笔者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概括如上文所述，即发行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对于发行公司和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可以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并没有太多的异议，问题集中在上述公司或机构中的直接责任人能否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具体来说，即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和专业机构的专家能否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由此出现了“两个否定”:第一个否定，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不能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其理由在于:我国属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大陆法系的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的法人机关是公司的代表机关，公司法人机关的行为就是公司的行为。而作为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其执行职务的行为也当然代表着公司，也就是说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执行职务的行为是公司的行为。当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违法执行职务侵害第三人利益的时候，首先也应该由公司来承担责任，再由公司向有过错的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追偿。第二个否定，专业机构的专家不能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其理由是:专家责任是由专家对委托人(客户)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

笔者认为，前述学者的观点有失偏颇。上述主体之所以能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对受害投资者承担直接责任，是因为其具有承担直接责任的基础——信息披露制度所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证券制度中特别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在上述主体与投资者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要其违反了信息披露义务，并符合其他责任构成要件，就要承担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此外，上述自然人对受害投资者承担直接责任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1.公司法人机关成员应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

首先，公司法人机关成员形成了对公司强有力的支配力。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公司法理论，公司都是一个营利性私法主体，它首先为公司的利益而存在。但是在公司所有与经营日趋分离的条件下，其利益的实现是以公司的高效率经营为前提。因而公司法人机关作为拥有独立的公司经营权的机关就处于现代公司制度的中心地位。在大陆法系，公司法人机关作为行使公司权力的代表机关，对公司经营管理事务享有广泛而独立的决策权，这种权力从其性质上说是改变公司与相对人法律关系的能力。基于这种权力，使得公司法人机关成员不仅对公司，对股东甚至对公司的利害关系人都具有一种注意义务。如果无视公司法人机关成员对公司经营事业的影响和公司法人机关成员与公司利益的不尽协调甚至冲突之客观事实，单纯强调公司与公司法人机关成员人格的独立的有关学说和理论是无法满足现实生活之需要的。其次，从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已经出现的普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入手，结合考虑我国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国情，强调公司法人机关成员的责任是有必要的。因为，公司法人机关并不总是代表公司的利益，它存在通过虚假陈述既侵害公司又侵害投资人利益的情况。在我国，由于证券市场中的公司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控股，国有股占有重要的地位，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绝不能容忍由发行公司承担所有的虚假陈述责任，否则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日本商法典第266条的第一项规定以及新西兰Cen-trepacPartershipv.ForeignCurrencyConsultantsLtd一案都肯定了该理论。

2.专家应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

专家责任最初是由专家向委托人(客户)承担的责任，但是随着在信息提供领域中(证券市场上)专家的作用日益增大，在第三人利用专家所提供的信息而遭受损失时，基于专家因享有专业知识而处于优势地位，广大投资者只能被动地信赖专家提供的信息而处于弱势地位，专家应该负有对信息使用人的注意义务。

综上所述，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应包括发行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其中，发行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具体是指法人机关的成员如董事、监事以及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具体是指证券承销公司中法人机关的成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师等。

三、对有关司法解释中责任主体范围的评价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赔偿规定》)，在此规定中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作了具体的列举，《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七条规定了七类，包括: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中的直接责任人；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

该规定与前述所说的责任主体基本相同，只是在《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的最后还有一个概括性的类别——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自然人。如上文所述，信息披露义务是法律的强制性义务，哪些人需要承担该种义务应该有法律的明确界定。特别是在证券市场上，信息种类庞杂、内容繁多，如果采用这种模糊的规定表面上似乎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可以加强信息的真实、充分、及时，但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极有可能造成证券市场和司法上的混乱，导致司法不公。而通过该司法解释的内容可以看出，其所规定的前四类责任主体已经包含了所有可能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人，因而，其所规定的第五类责任主体“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是错误的，笔者建议将其删去。

《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控制人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名义虚假陈述并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可以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实际控制人追偿。”

第二款规定，“实际控制人违反证券法第四条①、第五条②以及第一百八十八条③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由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第一款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实际控制人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名义虚假陈述表明其是法人机关成员中具体实施信息披露的人，因此，实际控制人就是信息披露义务人，负有信息披露义务，如若违反该义务，又符合其他责任构成要件，就要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因此，笔者建议，该款修正为“实际控制人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名义虚假陈述并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由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

第二款的规定是合理的，因为实际控制人违反证券法第四条、第五条以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虚假陈述时，并不是作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具体实施信息披露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此，只能由其自己承担赔偿责任。

注:

①证券法第四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②证券法第五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的行为。”

③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交易市场的，处以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虚假陈述范文篇5

《若干规定》第20条规定：“本规定所指的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从表现形式来看，虚假陈述可分为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沉默。前者包括虚假记载和误导性陈述等，时间点容易判断，即作出明确、肯定但与事实不符，且将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的日期，即为实施日。后者主要是不履行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或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此类实施日一般以信息披露法定期限的届满日或发生遗漏的信息公告日为准确定。此外，对于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该进行临时公告而未公告的，可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的披露义务主体应披露临时报告事项的日期作为确定标准。在“证券公司虚假陈述案件的裁判思路”一文涉及的案例（以下简称案例一）中，东贝股份公司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属于定期年度报告中应予披露之事实，而东贝股份公司在2006年度至2010年度年度报告中均遗漏或部分遗漏，其实施日应为年度报告公布之日。另外考虑到2006年年度报告对相关事实的遗漏已经开始影响股票市场价格，投资者也因此受到误导，故审理法院以最早年报公布日作为实施日认定标准，是妥当的，也能够将更多利益受损的投资者纳入赔偿范围。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更正日的判定”一文涉及的案例（以下简称案例二）中，审理法院以证监会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华锐风电披露2011年年报时即2012年4月11日作为实施日，也比较准确。

二、虚假陈述揭示日的认定

虚假陈述揭示，包括被他人揭露与主动自行更正两种情况。因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往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存在多个时间节点，应以哪个节点作为揭示日的认定标准，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争议，也是审理相关案件的难点。通过梳理有关案例，可以发现媒体报道日、上市公司被立案稽查日、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日、作出处罚决定日、收到处罚决定公告日、交易所停牌日、上市公司自我更正日等，都可能被认定为揭示日。考虑到揭示虚假陈述的主要目的在于警示投资者，促使证券市场价格回归真实价值，故认定揭示日可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揭示事项的重大性，即虚假信息应误导理性投资者，并造成证券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据此可从投资者决策和股价影响两方面来认定重大性。首先，如果披露内容是微乎其微的，不管真假如何，都不会影响理性投资者的决策，就不会因该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其次，如果虚假陈述没有对股价和交易量产生实质性影响，一般情况下投资者也不会遭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虚假陈述足以使投资者作出错误投资判断，也难以产生损害赔偿责任。二是揭示主体的权威性，不同主体或者不同途径的揭示，对市场警示强度不同，只有揭示主体、信息来源等具有权威性，才符合揭示的目的。实践中，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信息或上市公司自身更正都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较大的确定性，也是对市场影响最大的警示方式。较有争议的是媒体披露的信息，为确保权威性，《若干规定》将媒体限制于“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实践中可依据媒体披露的信息是否引起证券价格大幅波动、是否有大量投资者受此影响抛售股票等加以认定。三是揭示时间的首次性。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往往有一个过程，期间可能会先后出现多次程度不同、来源各异的公告消息或者新闻报道。一般来说，利空信息首次公开后对证券价格的刺激最为强烈，而在之后风险释放的过程中，即使这种利空信息不断被重复或强化，市场反应一般也有限。因此，《若干规定》强调了揭露日的首次性，以最大程度地把因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导致股价下跌而产生的损失计入可索赔范围，从而起到保护投资者的作用。四是揭示内容的相关性。如前所述，揭示的意义在于向证券市场和证券投资者释放警示信号，因此在确定揭示日时，应当重点审查揭示的信息是否与虚假陈述的信息具有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要求两者完全一致、具有一一对应性，只要揭示内容具有较高程度的确定性，能够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也应认定为符合揭示日的要求。在案例一中，《证券时报》2011年12月22日的“东贝B股涉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文中，报道的内容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内容总体吻合。《证券时报》属于面向全国公开发行，在证券行业内较大程度上引导舆论的媒体，符合上述揭示日的认定要件，故审理法院将2011年12月22日认定为揭示日。但是投资者能否获得赔偿，还要继续审查虚假陈述的信息是否具有重大性以及投资者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案例二中，虽然华锐风电自行更正的相关内容与证监会最后行政处罚结论在虚增利润等数量上有着较大差别，但两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华锐风电自行更正后股价大幅下跌，在证监会处罚结论公布后股价却相对较为平稳的事实，也证明华锐风电自行更正的信息达到了警示投资者的作用，也没有证据证明华锐风电存在故意通过错误更正而规避责任的情形。故可以将自行更正日作为揭示日。

三、基准日的认定

虚假陈述范文篇6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于2003年2月1日正式施行。该司法解释是我国公布的关于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第一个系统性司法解释，对广大投资者因虚假陈述遭受损失进行索赔中的一些具体法律问题作了详细规定，为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提供了有利武器。由于证券虚假陈述民事案件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等执法机关的处罚为前置。因此一旦法院受理股民的起诉，则胜诉可能性很大，在此情况下，基于证券市场的羊群效应，其他众多股民可能群起而效仿，上市公司势必会承担较重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多数上市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家商业银行竞争的重点信贷客户，银行对多数上市公司的融资金额均较大，多在亿元以上。在此情况下，法院对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处理势必影响到银行的信贷资产安全。因此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本着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加强防范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引起的信贷风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树立对上市公司融资的风险意识。

上市公司相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具有相对效益较好、财务公开、透明等优点。但长期以来，信贷业务实践中普遍存在对上市公司贷款的盲目乐观思想，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均成为了银行激烈竞争的重点信贷客户。但是我国证券市场属于新兴市场，正处于规范和转轨时期，在市场规范和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着较多缺陷。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证券市场加快了规范化和国际化的步伐。中国证监会最近出台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在我国进行证券投资的制度、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以及加快发展和培育机构投资者等一系列政策。与此同时，国家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进一步强化，行政主管机关加大了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上市公司治理机构也不断完善，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也日益引起重视，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承担的法律和社会责任也不断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发展也典型的反映了上述背景。2001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曾下文通知因证券虚假陈述引起的民事案件暂不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月15日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人民法院开始根据该通知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但上述司法解释仍对投资者进行索赔给予了较多限制。而即将施行的最新解释则为投资者进行索赔提供了不少便利。

在此背景下，银行对上市公司融资也要破除盲目乐观意识，上市公司也并非是无风港，上市公司尤其是管理、运营不规范的上市公司同样存在风险，如经营风险、法律风险等。在树立对上市公司风险意识的基础上，在向上市公司融资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予以防范。

二、授信及贷款评审中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等资料的审查。

认真做好授信及贷款评审工作是防范贷款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在对上市公司以及以上市公司为背景的企业进行的授信及贷款评审工作中要加强对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等资料的分析，识别和判断其中的虚假陈述，并判断其性质、严重程度、被执法机关处罚的可能性及可能的处罚措施，进而预测可能对银行融资的影响程度，防患于未然。

三、做好统一授信工作。

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背后常常存在一个或几个关联企业。由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缺陷及国家对企业关联交易监管的弱化，上市公司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十分普遍，从而使得银行判断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时常常出现失误，同时上市公司自身可能因此而构成虚假陈述，埋下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隐患，进而可能被股民起诉。此外，虽然上市公司与其关联企业在法律上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但由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缺陷及关联交易的普遍存在，实践中上市公司与其关联企业之间资金使用上常常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十分混乱，上市公司的关联企业尤其是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在授信时要切实坚持统一授信，统一授信时，将上市公司与其所有关联企业作为一个主体来评审，而且授信时不仅要考虑与银行有融资关系的企业，还要将与银行没有融资关系的上市公司的关联企业纳入授信评审时的范围。

四、贷款发放后要注意多渠道收集上市公司的信息。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内容：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包括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临时报告等。贷款发放后要注意多渠道收集上市公司的信息，如有关证券报纸的上述公告、有关证券互联网的信息等，并进行分析，及时调整银行的融资、采取相应的对策。对已有相对确凿证据表明上市公司涉嫌对虚假陈述且可能对股民造成损失时，要果断采取措施实施信贷退出或清收，不要等国家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下达处罚决定，或股民起诉后才采取应对措施，进而陷入被动并影响贷款的退出或清收。

五、高度重视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的审计意见。

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中最常造假的是会计信息。对此种虚假陈述，银行可以借助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进行识别。根据现行制度，上市公司年终必须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同时由于会计师职业规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民事和行政法律责任的强化，较多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实事求是地对上市公司发表审计意见，在此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意见对银行日益具有参考价值。

根据现行独立审计准则，审计意见有四种基本类型：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拒绝表示意见。只有在注册会计师经过审计后，认为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国家其他财务会计法规的规定，会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放映了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和资金变动情况，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遵循了一贯性原则时，才可以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议报告。在此情况下的会计报表才有一定的可信性。因此当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的年度会计报表出具非无保留意见（即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时，常常是上市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或财务状况恶化的征兆。此时银行即要开始高度重视，要及时认真调查清楚相关原因，并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停止继续扩大融资、维持现状、或迅速考虑进行信贷退出或清收等。

当然，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即使是无保留审计意见也仅仅是合理保证会计报表使用人确定已审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并不是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及其经营效率、效果所作的承诺。因此即使是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银行也不宜过分迷信其结论，不可因此而过分放松对上市公司的贷后管理。

六、加强对上市公司从证券市场融资使用情况的监控。

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中，筹资目的也常常会出现虚假。公司上市本来有实现资本大众化、分散风险、促进公司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公司知名度、推进企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企业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提升管理水平等多种功能，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资金价格扭曲、投机过度、市场低效、股票价格难以有效反映公司真实绩效等原因，在我国现阶段，股票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简单的筹资工具，成为解决企业资金紧张和缓解财务困难的一剂“救济药”。在此情况下，公司为达到上市或增发股票的目的，不惜编造虚假的筹资目的，筹资成功后随意使用资金或无处使用。中国证监会近年来加大了对上市公司融资使用的监管和处罚。在此情况下，银行要重视上市公司从证券市场融资的监控，一旦发现上市公司筹资目的出现与所信息不一致的情况时，要及时引起注意，并考虑银行对上市公司贷款的安全。

七、积极关注执法机关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调查和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院受理证券市场虚假民事陈述赔偿案件，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国家财政部、其他行政机关对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行政处罚或司法机关对虚假陈述行为人的刑事处罚为前提。因此，银行要积极关注上述执法机关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对银行融资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根据调查事实、涉嫌虚假陈述，执法机关拟对虚假陈述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上市公司，银行要及时采取停止追加融资、对存贷款量追加担保、宣布贷款提前到期、提起诉讼等措施保全信贷资产安全。

虚假陈述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诉讼管辖侵权行为地诉讼时效

论文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就我国证券交易中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管辖和诉讼时效作出了规定，级别管辖方面，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人们并无异议，但在地域管辖方面，结合中国实际，以侵权行为地——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院为首选管辖法院，应更为合理：至于诉讼时效，结合证券交易的特征和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做法，应采取不同于民法通则的规定，一般诉讼时效应为1年，最长时效不超过3年或5年；对特别情况，可作出例外规定．

自1998年l2月红光实业有限公司一股东状告该公司的主要董事会成员及相关人员以来，证券市场交易中的违规侵犯投资者权益的现象依然连续不断。仅1999年先后曝光的重大案件就有：大庆联谊企业领导违规操作、弄虚作假案，东方锅炉编造虚假文件、虚增利润案，轻骑集团内幕交易案等十多起，至2001年更是出现了“郑百文”、“亿案科技”和“银广厦”等惊天大案。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但笔者认为与红光案1999年5月被浦东新区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有关，这种处理留下了不小遗憾和后遗症，一方面它打击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对证券市场的信用度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给予了试图或已经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及其责任人和其他类型的违规者继续违法违规之信心，使中国证券市场失去了一次极好的完善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制度和健全证券法制的机会。当然，它也产生了些许积极意义，让人们能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国国情下的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所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它说明我国证券方面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尚需巨大勇气来开拓，尤其是司法实践中更需有知难而进的魄力。

现在，面对严重的”圈钱”行为及自身利益的无端受损。已有不少投资者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求得赔偿。而同时立法者、司法界及一些专家学者也日益重视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方面的立法、司法实践和理论等方面的探索。但这方面多数研究偏重于实体权利、赔偿的法律动因及现有的法律依据等的分析，而对程序方面的一些问题有所忽视，如对诉讼管辖、诉讼时效等的探讨曾经几乎是一片空白。可喜的是，2002年l2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61次会议通过、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我国证券交易中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侵权案的管辖和时效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级别管辖上它规定：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地域管辖上，原则上是以被告所在地为管辖法院，如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时效方面，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不过是起算的时间点依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规定。笔者对级别管辖的规定深为赞同。但对地域管辖和诉讼时效的规定欲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诉讼管辖

民事诉讼管辖，是指确定同级人民法院或者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使当事人在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后到哪一级的哪一个法院去起诉或应诉，请求给予司法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管辖主要有级别管辖、地域管辖、指定管辖和协议管辖等。我国在确定管辖时的根本宗旨就是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在确定管辖权的原则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便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进行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便于人民法院的裁判执行，利于人民法院公正审判、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等原则。

因侵权行为而提起的诉讼是我国地域管辖中“特殊地域管辖”的一种，按有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其中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前者指实施侵权行为的地点或侵权行为连续进行的地点，后者指侵权后果出现的地点。

针对证券交易中出现的信息披露欺诈等侵权行为所具有的特征，笔者认为被侵害方应当首先选择向侵权行为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该侵权行为地一般就是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理由如下：

第一，证券交易的各方当事人来自全国各地，但在中国目前的证券交易体系中最终促成交易成果的实现却在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内发生。因此违规欺诈行为的最终实现也就依赖于此而成就，尽管违规者的违规欺诈行为五花八门，形式各异，其行为实施或结果的发生的最终汇集点在两家交易所。故侵权行为地也就限定于这两家，这样就便于被害方能轻易有效地选择受理案件的法院，而不需为此煞费苦心，耗费精力。

第二，便利于法院审理案件时调查取证。证券的各种交易大多通过证券公司进行的，而各证券公司能完成交易又都是以作为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为前提的。任何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均需通过证交所会员的来完成，证交所对其会员受投资者委托在所内进行的各笔交易都应有较为详实可靠的记载。每笔交易的过程如委托人指令、结果、交割情况等通过证交所内的计算机终端系统会被完整地记载下来。法院在调查取证时要求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拿出交割单与交易所内的记载进行核实，查证无误后可算作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在这样的案件中，主张权利的人较多，不论在何处起诉，交易所的记载内容毫无疑问是需要的，若异地诉讼，到交易所索取查证，不但诉讼成本高，还会带来时间、效率甚至准确性等诸多问题。面对这种情况，诉讼为何不选择在易于就地取材的侵权行为地的法院呢?

第三，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在交易所两地的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相对集中，易形成专业化、职业化规模。两地处于中国开放的最前沿，证券交易的实际经验及处理相关案件的集中度较高，在法院系统、律师行业内汇聚了一大批精通证券交易的人才和专家；尤其是在集中这方面的法官人才方面两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由此我们可联想到有段时间有关知识产权的部分案件指定由某些市的某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先例，面对中国目前证券交易市场的现实。为何不可一仿呢?

第四，有利于人民法院公正审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排除或减少某些行政干预的影响。就证券交易中的施害方而言，特别是上市公司，均是在本地有影响的公司或企业，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甚至有的行为是在地方政府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动机的纵容下实施的。欺诈获得的巨额财富常使一个地方能够得到许多实惠，结合中国目前法院系统行使审判权相对独立性不是太强的现实，若选择被告地法院，一般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审判和执行。

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因侵劝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看出，将“侵权行为地”放在前面并非无意识的安排．而是立法者有所倾向的表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以侵权行为地的法院为当事人提起诉讼的首选法院。但侵权行为地又分为发生地和结果地，有人认为如果根据具体案件的特点选择侵权行为发生地诉讼，则可以选择的法院就更多，如果这样做，根据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状况，最现实的办法可能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指定一家业务素质较高的法院来受理审判此案。然而，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投资者在某地进行购买某种股票的行为(能否成交十分重要)作为判断“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标准，证券交易中的侵权行为发生地与结果地应该同一。即为证券交易所。因为证券交易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某投资者作出买某种股票的行为若不能成交，则不论侵权者违规如何严重，对该投资者不会带来损失，对他也就不存在侵权问题；只有在成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带来损失，构成侵权。如前文所述，最终成交地在证券交易所。因此笔者认为证券交易中的侵权行为发生地与结果地应该一致。所以，类似案件的审理以侵权(结果)地——匕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一的法院来管辖更为合理。

当然，当事人也完全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的最普遍原则“原告就被告原则”在被告所在地进行诉讼。关于级别管辖方面，笔者认为《规定》的规定是较为合理和科学的，理由如下：

美国是全球证券交易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其民事赔偿制度也较为发达。其对管辖有专门规定，在l933年证券法“对错误注册报告权利”一节中规定，若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不真实陈述或漏报了规定应有的内容而于他人产生重大误解时，任何获得这种证券的人均可依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求得赔偿@。此条适用于其他侵权行为如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理论上说，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均可管辖，但我们通过对美国不少案例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其大多数案例常通过较高级别的法院如联邦巡回法院和最高联邦法院来审理，其中不少案例最终还依据最高院的解释来裁决，或上诉至最高联邦法院。如存在市场操纵行为的MobilCorp．VS．marathonQilCompany购并案是由联邦第6巡回法院审理的，Moss诉MorganStanleyInc．案由联邦第-／g回法院审理，SEC诉TexasGulf案，Chiarclla诉u．s．案等由联邦最高法院审理；DirksVS．SEC案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这样的案例举不甚举，它们说明在美国这样案件的审理法院的级别较高，原因可能在于证券交易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案件的审理难度较大。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级别管辖常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案件的性质，即案件的类别、难易程度和有无涉外因素等；一是案件影响的大小，即案件涉及的范围(包括所涉及的地区、部门、当事人等)和案件审理结果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考虑到证券交易过程中侵权行为的复杂性、专业性、涉及面的广泛性及影响范围，借鉴美国的司法实践，再考虑到我国目前在类似案件的处理方面还处于稚嫩期，经验不足，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情况，我们认为应由级别较高、集中专业法官人才的法院进行管辖，一般至少应由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进行管辖。这样既利于案件的公正合理的解决，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又利于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推动证券交易的法制化进程。

如在1998年l2月浦东新区法院受理的‘红光案”便是采用“侵权行为地”原则；后来案件被驳回起诉，也可说是证券交易民主化进程受挫，原因多种多样。但笔者认为与级别管辖的选择不当有一定的联系；此类案件不能用可见的标的的大小来衡量，必须考虑到其潜在的“标的”和影响力，然后决定受理案件的级别管辖。

再如，就前段时间被人们广泛关注的亿案科技案而言，该案的律师团首席律师郭锋在2001年6月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至于提起诉讼的地点，目前看最有可能是广东或北京，律师团也将就此问题征求投资者的意见”；但在8月他又表示，“广州、深圳、北京三地法院对此案都有管辖权”。第一种说法，说明他最初首先考虑到的是被告所在地—州的法院，而第二种说法显然考虑到了侵权行为地——深圳的法院了0。再如银广夏案，根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可以选择在银川起诉，根据侵权行为结果地法院受理的原则则以深圳所在地的法院为管辖法院，但以后者为佳。

总之，笔者认为为能正确、及时、有效地处理案件，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将最终诉讼地点和管辖法院选定在侵权行为结果地的深圳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时效

虚假陈述范文篇8

一、《证券法》中信息披露制度的功能和根本原则

（一）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功能：信息披露制度，又称信息公开制度，起源于1844年的英国公司法，它是指证券市场上的有关当事人在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等一系列环节中依照法律法规、证券主管机关的管理规则及证券交易场所的有关规定，以一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布或向证券主管部门或自律机构提交申报与证券有关的信息而形成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的总称。各国设计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证券发行市场上的信息披露制度，为证券市场的规范起了重要的作用。信息披露制度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具体而言，信息披露的功能有三：执行的效力、公众反应和告知的功能。所谓执行的效力是指信息披露有助于法律的执行，尤其在对抗内幕交易上，如果内部人必须就其所持股份的变动和交易情况披露，则法律本身就可以阻止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公众反应则是指可以督促公司的管理阶层履行其应注意的义务。与本文最有关的则是告知功能，向公众告知有关投资决策的信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作用是使与公众有关的信息公开公平地传递给投资大众。

（二）信息披露制度的根本原则：证券法明确的规定了信息披露制度的原则，即实体性原则和形式性原则1、实体性原则：（1）真实性：指发行者公开的信息资料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准确无误，不得具有任何虚假成分，不得作虚假表示，也不得以模糊不清的语言使公众对披露的信息产生误解。证券法中从几个方面对公开信息的真实性予以了制度保障。首先，发行者负有保证义务；其次，中介机构负有保证义务；第三，证券监管机关负有审核义务。真实性的标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客观真实的事实，这些事实发生在公司证券的上市发行、流通过程和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第二，披露的信息必须与发生的客观事实相一致。第三，披露的信息必须完全真实。（2）完整性：指公开的信息不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存在误导性陈述，导致投资者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不合理的投资决策。（3）准确性：也称全面性，指发行者必须全面披露影响投资者判断投资价值的必备资料，不得有重大遗漏。一方面，应公开的信息在性质上必须是重大信息，证券法上的重大信息是指能够影响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的信息；另一方面应完整公开的信息，在数量上必须能使投资者有足够的投资判断依据，这能有效地解决公司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4）及时性：亦称时效性，是信息的重要特征。我国证券法对定期报告有时间要求。（5）公平性：上市公司的信息应该面向所有投资人。2、形式性原则：（1）易得性：是对信息公开方式的要求，旨在公众投资者能以最简便的方式获取公司有关的公开信息。所以证券法第64条规定公开信息的有关公告该应在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报刊上或专项出版的公报上刊登，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2）易解性：指发行公司公开的信息内容应易于一般投资者理解、掌握、和运用，尽量避免使用晦涩难解、冗长，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用语。

二、信息披露制度中虚假陈述的表现及危害性

（一）虚假陈述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根据证券发行交易程序和信息公开的阶段性，可以将虚假陈述分为：发行市场的虚假陈述与交易市场的虚假陈述。所谓证券发行市场的虚假陈述，是指证券发行过程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的事实、性质、前景以及法律等事项做出虚假、严重误导或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此种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定。根据上述我国禁止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法规来看，证券发行中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虚假陈述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虚假记载，是指在信息披露的文件上做出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记载，即客观上没有发生或无合理基础的事项被信息披露文件加以杜撰或未予剔除。虚假记载的方式很多，尤在财务报表中经常出现。财务报表虚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类：（1）虚增资产负债比例，虚构公司偿债能力；（2）虚构投资者权益，夸大公司实力；（3）虚报盈利虚构资产价值；（4）虚构成本费用率，夸大公司效益。除上述方法外，还可能有多报营业收入，虚构营业资本周转率，高估无形资产，夸大公司信用等手段进行[i]财务报表方面的虚假记载。我国证监会查处的一些上市公司中，出现过大量的虚假记载的情况。如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骗取上市资格，以1996年度实际亏损10，300万元记载为盈利5，400万元。这种方式属于积极行为的方式，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

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某事项的记载虽为真实但由于表示存在缺陷而易被误解，致使投资者无法获得清晰、正确的认识。误导性陈述的类型有：（1）语义模糊歧义型，这种陈述使公众有不同理解；（2）语义难以理解型，这种陈述的语句艰涩难懂，虽从文义上看是正确的，但对于一般投资公众而言则不知所云，不可理解；（3）半真陈述型，即部分遗漏型，这种没有表述事实全部情况，遗漏了相关条件，误导投资者。如披露某项公司资产价值5000万元，而在价值评估时采取重置价值法，并非现实的价值，这种未予明确说明资产评估的方式容易使公众误以为是资产的现实价值。误导性陈述既可表现为积极的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的方式。〔1[1]〕在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对是否构成误导之判断，不应仅注意文件或其构成部分之字面含义，而更应注重该文件之表示对公众所可能造成的印象。

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文件未记载依法应当记载的事项。为贯彻完整原则，应当避免有重大遗漏。重大遗漏是一种消极的虚假陈述，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进行的。如某股份公司对其涉及的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在招股说明书上只字未提，使投资者难以了解资金投向的风险，这种行为就属于重大遗漏。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和过失，故意遗漏的称为隐瞒，过失遗漏的称为疏漏。根据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凡对投资者判断证券投资价值有影响的信息应全部公开。公开文件中应当披露的内容不以法定表格所列举的事项为限，证券发行人尤其要注意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因为对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可能被投资者期待、信赖，并以此为根据做出投资决策，而义务人往往最容易在这方面造成遗漏。此外，有些信息如果可以不披露，当义务人披露时，就要严格进行全面的披露，否则也可能因其披露信息具有误导性而导致民事责任。

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中对虚假陈述行为予以禁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公司、证券法律法规条文中：

（1）．《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纠正措施。”

（2）．《证券法》第59条规定：“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股票条例》第17条规定：“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以及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5）．《股票条例》第21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股票，应当对招股说明书和其他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发出要约邀请或者要约；已经发出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6）．《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任何形式的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

（二）虚假陈述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危害

虚假陈述违反了信息披露这一基本证券法律制度，是对公开理念的背离。首先，欺诈公众投资者。投资者依赖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进行判断、投资决策，一旦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存在虚假的情况，使公众投资者无法充分的占有准确真实、有效的信息，无法了解上市公司的实际运作状况，从而导致决策失误，遭受投资的经济损失，也会极大挫伤社会公众的投资热情。其次，在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同时，必然也会扰乱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因为，虚假陈述也是部分业绩较差的发行或上市公司借以逃避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手段，该证券公司财务行为混乱，而且证券公司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质量很低，它使证券市场无法发挥其优胜劣汰、调节资金流向、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功能，从而破坏了市场秩序，极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第三，虚假陈述本身也对其他合法的上市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法律体现了对经济活动参与主体平等地位的维护，它要求人人在经济利益面前都是平等主体，承担义务的同时必然享有相应的权益。由于这些披露虚假信息的短视的上市公司的存在，使得那些按照法律法规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下降，利润减少，不利于该公司的发展。

三、承担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

由于不同的主体在信息披露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则法律强加于其身上的义务也不相同，违反该种义务自然应承担不同的民事法律责任。义务得以有效履行的根基在于责任的设置，因此，在证券发行市场中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是那些对信息披露负有义务的人。我国证券法及股票条例中对承担有关文件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证券法》中不仅规定了发行人、承销商以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对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承担赔偿责任〔1[2]〕，而且规定了专业中介机构对其出具的报告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2〕《股票条例》中规定了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主承销商对公开文件虚假陈述的连带责任。因此，从我国证券法规定来看，承担证券发行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发行人、发起人：发行人是指具有股票发行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是证券发行中的首要因素，是证券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当事人，也是证券发行后果与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权利和义务对等是法律上得以平衡和存在的基础，所以发行人通过证券发行而筹集资金，发行人享有收益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发起人是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其活动使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成立的人，他既是股份公司的设立条件，又是发起或设立行为的实施者。发起人是发起组建公司的人，对组建公司的所有情况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在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时，招股说明书等信息公开文件是由发起人或委托承销商制作、由发起人决议通过，并由其代表公司向证券管理部门报告、向社会公布。发起人直接参与了公开文件的制作，因此，发起人必须对公开文件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负责。《股票条例》第17条要求全体发起人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陈述，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要求发行人和发起人对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也是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普通投资者很难和发行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通过法律的特殊保护才能使其利益不受侵害。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赖于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因此，当发行人违反诚信原则，在披露的信息中有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理应承担民事责任。

（二）发行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大陆法中把董事看作公司的受托人，这种委托关系是因股东会的选任而产生。这种委任关系与一般的民事委托关系不同，它不仅要求董事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而且还应负忠诚义务。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一般都参与发行人的公开文件的制作，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员的决策决定了公开文件的内容。而且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都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的真实性，因此，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对虚假陈述承担民事责任。但是，由于董事会一般采取多数票的形式决议，因此，有些董事可能对造成投资者损害的决议持反对态度，如果让其和其他董事一样承担责任显然不妥。〔1[3]〕而且，并非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都存在过错，要求其承担责任也违背法律的宗旨。因此，只有负有责任的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才是承担责任人员。

（三）证券承销商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证券承销商包括主承销商和承销团其他成员。承销商的商誉和其为所承销证券所作的宣传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影响重大，因而各国都对承销商的行为有严格的法律约束。一般证券承销商是不参与公开文件的制作，只是对其进行审查，但在我国证券发行中一般是由发行人委托承销商制作公开文件，因此，证券承销商是发行过程中的主导者。承销商处于可对发行人的状况予以保证的地位，一流的承销商承销证券时，其声誉即对其所承销的证券做了保证，而给投资者以信赖。因而要求证券承销商承担赔偿责任，不外乎在于尽可能使多数的关系人负赔偿责任，而互相牵制，以达到有效防止公开文件虚假陈述的目的。法律要求证券承销商承担保证责任，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承销商处于可对发行公司的品质给予担保认可的地位。某种程度而言，一流的证券承销商的声誉，即对其所承销的证券作了保证。因此，证券承销商的地位，实际上会大大的影响投资者。普通的投资者认为一流的证券承销商不会承销不良的证券，而且其所承销的证券必然会适合大众持有，发行证券必然符合其承销的标准。同时投资者可能认为承销商于同意承销前，必定已经将发行人过去的财务报表加以严格的审查。〔1[4]〕第二，承销商对有关发行公司事项之调查与确认，处于特别有利之地位：盖证券承销商拥有富于经验之专家，且具备从事调查之必要设备，并获取充分之报酬。第三，证券承销商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承销发行的证券，承销商希望避免承担责任，应当慎重调查发行人的有关情况。承销商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是证券发行人的主要审查者，应当就其过错对投资者造成损害承担民事责任。当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公开文件制作时，要求其就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更是理所当然。

（四）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及其负有责任的人员。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日益专门化，分工也越来越细，人们也越来越依赖各种专家的指导和建议。与此同时，各行各业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法律上由此产生专家责任的新的法律问题。专业人员及其所在的事务所是证券市场的服务者，有别于发行人或承销商内部的会计师、审计师、法律顾问和评估人员等。他们在为证券市场提供服务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中介机构的职业要求是做到独立、客观和公正。专业中介机构一般只对公开文件中的一部分进行审查或制作，其意见也使发行人或承销商合理的信赖而减轻了注意义务。因此，专业中介机构必须为其签证或陈述部分负责，而不是对整个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都承担民事责任。〔1[5]〕但是，专业中介机构对公开文件的审查义务较高，必须符合“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2〕专业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同时，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也应当承担个人责任。这样才能保证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尽职尽责。

四、虚假陈述的实体法救济措施

法律规则的首要目标，是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得到保障，使他们的精力不必因操心自身的保护而消耗殆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法律规则中必须包括和平解决纠纷的手段。〔3〕法律权利的完整结构包括基础内容和救济内容。法律责任是违反法律的人应受的制裁和法律后果。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上，法律责任都是法律制度得以实施的保障。在我国法律中，对证券发行中的法律责任进行一些规定，但基本上都是刑事和行政责任的规定〔4〕，民事责任鲜有涉及。民事权利仅有基础内容而无具体法律救济力相伴随，民事权利必将抽象化，而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此，完善证券发行市场的民事责任，有利于调动广大投资者的积极性，推动证券市场的规范化。

（一）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的性质：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开文件中的虚假陈述给投资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并不存在争议。在民事责任性质中，最基本的是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投资者可以合同关系为由要求发行人承担合同责任。但对虚假陈述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应以承担侵权责任更为妥当，理由如下：

1.信息披露民事责任承担的基础是对法定义务的违反。证券发行有关文件内容的规定不仅体现了合同法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反映了证券监管机构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进行的适度监管。如果对虚假陈述适用合同责任，则是证券发行人对合同约定义务的违反，但在很多情况下，如在发生信息重大遗漏的情况下，证券发行人可能并没有违反有关文件中所述义务，也勿需承担违约责任。对信息披露文件内容上真实性的保证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而不是基于一种契约性的约定。无论在担保的权利主体、担保的责任范围还是担保的期限上都具有不确定性。〔1[6]〕因此决定了信息披露担保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契约义务。因此，违反该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信息披露表现了很多非契约化倾向。首先，信息披露义务人并不都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甚至也不是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人。其次，公布于公众的公司信息不仅被投资者作为购买该公司直接发行证券的投资判断的根据，而且被投资者作为购买非该公司直接发行的公众持有的该公司的证券的判断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公开的信息更不可能是证券出卖人要约的表示。再次，公司信息披露并非都直接出自证券卖出人。

3.有关人员承担侵权责任更有利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由于合同的相对性，承担合同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承担侵权责任不仅可以要求与投资者存在合同关系的发行人承担责任，而且可以要求有责任的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及其有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承担责任。此外，承担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也较之违约责任大，加大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侵权责任在保证投资者权益时的最大障碍便是法律对侵权行为主观过错举证责任的要求。因此，由法律直接规定其责任的法定民事责任便在各国立法中创造出来。当事人在遭受损害时，可以直接援引法律的规定，而免去了合同相对性的局限性和侵权举证责任的困难。当然，法定民事责任中，被告也可以举证来推翻。如中介机构可以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尽职调查的义务来免责。因此，我国证券法在修改时，应当直接规定受害投资者的救济措施，免去投资者援引合同法和侵权法的规定要求承担责任的困难，以确实保护其合法利益。当然，即使在证券法如此规定的情况下，投资者亦可以援引合同法或侵权法来要求虚假陈述责任人员承担责任。

（二）请求权人和请求权基础

1.请求权人：股份公司在发行股票时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会给广大投资者造成损失。在电子交易化时代，股东的地位瞬息万变，在成千上万的公司股东中，就应当确定有权要求民事赔偿的股东范围。我国法律中对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的资格有规定。《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我国证券法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请求权人的规定也是十分宽泛的，只要有关文件中存在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失，投资者就可以要求民事赔偿。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尤其在我国大多数股民缺乏理性投资理念时，更加强了对投资者的利益保障。当然，对于已经知悉股份公司公布的是不真实信息的投资者，由于其投资是没有受到欺诈的情况下做出的，有关人员不承担赔偿责任。

2.请求权基础：是指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请求特定行为之法律规范。〔1[7]〕当事人的权利遭受损害要启动诉讼程序请求保护时，必然要寻找实体法的请求权作为其诉讼请求的依据。我国《证券法》中虽然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但由于相关的赔偿制度至今未建立起来，使得这种规定流于形式。我国可供投资者请求发行中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有：1.《证券法》第63条规定了发行人、承销商以及他们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的连带赔偿责任。第161条和202条规定了中介机构及其人员的赔偿责任。2.《民法通则》106条和117条是关于侵权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134条规定的是民事责任方式。3.《合同法》第54条、58条是关于合同撤销以及撤销后损失赔偿的规定。

（三）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情况下，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有以下几个要件：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虚假陈述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虚假陈述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1.虚假陈述行为：虚假陈述行为主要包括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前已述及。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应当以人民法院或证券监管机构的认定为准。在我国，证监会公布了一些对发行人的处罚决定，投资者可以将其作为要求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

2.主观过错——归责原则和免责事由。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往往决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和承担责任的大小。

归责原则：归责原则决定着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分配等，于当事人的利益可谓举足轻重。对于归责原则，各国大都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兼采其它归责原则，包括过错推定责任、公平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是指以主观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并且以过错作为确定责任的重要依据。过错推定责任是指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所受损害是侵权人的行为或者物件所致，即推定侵权人存在过错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平责任是指侵权人和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害事实均没有过错，而根据公平的观念，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支付能力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责令侵权人或收益人对受害人所受的损失予以补偿。无过错责任，是指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侵权人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即使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责任。在证券发行市场中，由于受害人对侵权人的主观过错难以举证证明，因此各国证券法中一般规定了以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作为虚假陈述责任人的归责原则。在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中，针对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归责原则。

（1）发行人和发起人对证券发行虚假陈述负无过错责任：我国证券法中对发行人和发起人规定了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只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发行人和发起人的免责事由。

（2）发行人之外的人负过错推定责任：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信息披露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规定他们对证券发行的虚假陈述承担责任，显然更利于他们恪守职责，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证券承销商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参与公开文件的制作，但其参与了证券的直接销售，将其置于承担责任之下，有助于在销售证券的过程中，证券承销商全面、正当的向公众披露信息。我国证券的发行却一般是发行人委托承销商制作公开文件，因此，承销商更应当对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承担责任。各国证券法在确定发行人之外的人员的归责原则时，基本上都采取了过错推定的原则，即他们只有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恪尽职守和进行合理调查才能免除承担责任。而我国证券法规中除对专业中介机构规定似乎是故意才承担责任外，其他人员规定了无过错责任。〔1[8]〕我国证券法上的规定不尽合理。第一，对中介机构规定故意才承担责任，不利于中介机构的勤勉工作恪尽职守。而且在投资者遭受损害时，难以举证证明中介机构在制作登记文件时主[9]观上故意的存在，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第二，对承销商规定无过错责任也不合理。首先，承销商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知道发行人的实际情况，要求其承担和发行人一样的责任，未免显得太苛刻。承销商的责任应当以其对披露文件的投入状况来考虑，比如在招股说明书中，承销商必须对虚假陈述负责。其次，对证券承销商规定如此严重的责任，不利于督促承销商对发行人的情况进行全面和细致的调查，而且影响证券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三，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承担无过错责任也要求过于苛刻。这些人员只要证明其尽了尽职调查的义务，就应当可以要求免责。绝对之责任，就保护投资人而言，固有其优点，但对发行人以外之人，如已尽积极调查之注意义务，即使无过失，仍须负连带赔偿责任，实属过于苛刻，不足以鼓励各该人员依其职责防止公开说明书之虚假制作。

免责事由：免责事由是被告对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抗辩，证明原告诉求不成立的事实。（1）发行人的免责事由（2）发行人之外的人的免责事由，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此外，发行人的董事、合伙人或在登记文件上签字的人承担过错推定的责任，这些人员要对登记文件中存在的错误陈述以及隐瞒承担民事责任。我国证券法中对发行人之外的人可以提出的免责事由没有明文规定。发行人之外的人如果能够证明其已经恪尽职守或合理调查，应当可以免除责任。

3.损害后果：无损害即无赔偿。民事责任之产生，皆以损害为必要。但民事责任的本质在于尽可能的回复因损害所破坏之均衡。证券发行市场上出现虚假陈述行为，不一定使所有的投资者都会产生损失，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会给投资者带来好处。因此，只有存在因虚假陈述导致损害后果的投资者，才可能要求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害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损害的法定性。即损害事实必须是证券法明确规定或依据证券法的精神对造成损害予以制裁时，才是应当追究的事实。第二，损害具有客观性和可确定性。前者指损害是客观的、确定的事实，包括：（1）必须是已发生的或将来必定要发生的，如投资证券因上市公司的误导已造成证券市值的减少或公司被停牌，证券价值的必然减少等；（2）必须是正常人以一般理念和现有物质技术手段可以认定的；（3）必须在质和量上达到法律要求的程度。〔19〕第三，损害的可补偿性。即侵权行为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必须是通过法律手段可以补偿的。在实践中，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决定买卖股票时，必须以电话委托、电脑委托等方式向证券商发出买卖指令，证券商接受委托后，将投资者的买卖指令通过“红马甲”或者直接输入证券交易所的电脑终端机，证券交易所的电脑主机根据输入的委托信息进行竞价处理，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自动配对撮合成交。此后，证券结算公司作为所有交易买方和卖方的交收对手，通过与交易所、清算银行和结算会员的电子联网，对在交易所达成的买卖，在成交日的次日以净额结算方式完成证券和资金的收付，实现交割。〔2〕投资者可以交割清单作为损害赔偿的依据。

4．依赖——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和前提。在民事责任中，因果关系是联系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重要的逻辑纽带。在证明因果关系时，首先应当证明原告对被告虚假陈述信赖的存在。如果虚假陈述和投资者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则投资者不能因此要求有关人员承担民事责任。因果关系关系到责任的承担，这就要区分到底哪些是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导致了投资者的损失，哪些是应当由投资者自己承担的风险。〔3〕在要求被告对虚假陈述承担民事责任时，因果关系和信赖关系成了举证责任的核心。这也是我国法院在受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时的困惑。投资者对公开文件的信赖构成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法院同时又采取推定信赖原则，对投资者来说举证责任较轻。我国证券法中未明文规定因果关系的证明方法，只在《证券法》第63条和第202条规定了因果关系。在我国缺少理性投资者的情况下，要投资者证明对公开文件的依赖显得不合实际，而只要证明虚假陈述的存在和投资者受到损失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样也能更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四）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方式：大陆法系法律体系严谨，强调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但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往往将特别法和普通法同时适用。虚假陈述这种欺诈行为可能产生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因此投资者可以主张的权利救济方式有：撤销合同和损害赔偿。在欺诈的前提下订立的合同是可撤销的合同，投资者享有合同的撤销权，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合同。撤销权以保护投资者的意思自由为目的，以受欺诈或误解而为意思表示为行使权利的条件；损害赔偿请求权旨在填补投资者的损失，以财产损失为行使权利的条件。由于撤销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功能、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不同，可能会发生竞合。

1.撤销合同：证券法要求信息披露文件必须真实全面的提供给投资者与发行人有关的所有重大信息，并以此作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基础。虚假陈述使意思表示中存在瑕疵，从而动摇了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的基础与效力。在合同被撤销后，投资者可以请求被告返还因证券买卖合同而取得的价金及利息。如果还存在其他损失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是，投资者的撤销权的有效期限是一年，〔110〕请求撤销的前提是投资者必须还持有该证券。投资者必须在该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否则不能主张该权利。

2.损害赔偿：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虽然不排除在存在合同的前提下合同责任的承担，但主要是侵权责任。投资者在请求侵权责任时，可以针对更为广泛的责任主体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投资者在请求损害赔偿时，必须依据上文所述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证明其被告的虚假陈述和自己损害的存在。证券的价格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也瞬息万变，在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中，确定投资者因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害成为各国立法和实践中的难题。证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证券市场发行与交易的正常秩序与安全，预防投资者权益遭受不当行为的侵害，而不可能是确保投资者获得利益，亦即投资人风险自负。〔1[11]〕因此，投资者存在实际损失后果时，是否是基于虚假陈述而导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虚假陈述，在受到诸如政策、法律、行业、公司经营状况等多重因素影响的证券市场中，几乎是不可能进行量化的。损害赔偿的功能在于填补损害〔2〕，损害赔偿应包括构成可预见伤害的一方当事人的所有实际损失。因此，我国应当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对投资者予以直接利益损失的赔偿，以弥补投资者的损失。我国在修改证券法时，可以在立法上直接规定赔偿数额是购买证券的价款和卖出证券价款的差额以及因购买证券所花费的其他费用，此外，还应当包括投资者用于购买证券的所有价款的利息损失。这样可以免去精确计算损害数额的麻烦，便利投资者有效行使诉权，比较全面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当然，当投资者在知道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不实陈述后，应当及时卖出证券以减少损失，如果投资者没能及时卖出而造成损失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由于是投资者自己的过错所致，不能要求责任人员赔偿。

五、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诉讼实现机制

无论理论上对证券发行市场中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探讨有多么深入，如果没有设计合理恰当的程序机制来实现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么一切都是不切实际、虚妄的。因此，在完善我国证券发行市场民事责任制度时，必须设计合理切实的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以达到保护中小投资者，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我们也欣喜的看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的完善已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为杜绝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国证监会目前正在研究设计证券市场民事诉讼机制。

（一）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设计切实合理的证券市场中的民事诉讼程序必须以证券市场案件的特性为出发点。上市公司股民人数众多，一旦发生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往往会造成大量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证券市场中的案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案件当事人众多。由于当事人众多必然整体所涉金额巨大，上百万、千万甚至数亿元标的的证券案件并不少见。人数众多、诉讼标的金额巨大是证券市场案件的两大显著特征。

1.代表人诉讼：针对人数众多的特征，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的规定，所谓人数众多一般指10人以上。代表人诉讼制度正是为了解决人数众多的群体性纠纷而产生的一种当事人制度。在我国进行代表人诉讼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当事人人数众多，不可能共同进行诉讼。证券发行一般是针对不特定的当事人，而且购买证券的投资者人数众多，因此，一旦发生不实陈述行为，原告基本上都是人数众多难以确定的。（2）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性或同类性，即多数人之间存在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受害人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可以成立普通的共同诉讼关系。（3）诉讼请求或抗辩的方法相同或对各成员都能够成立。多数人在推举代表人进行诉讼时，除了诉讼标的同一或同类外，还应当具有相同的诉讼请求或抗辩方法。如果不同至少应当对各个成员都能成立而不相互矛盾。当多数人内部对诉讼请求或抗辩方法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0条的规定，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自己的代表人进行诉讼。（4）符合诉讼代表人的条件。合格的代表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本人是该案的利害关系人，与所代表的全体成员有共同利益；由法定程序登记的权利人推选或由人民法院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能够正确履行代表义务，善意维护被代表的全体成员的合法权益。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证券市场纠纷中有以下缺陷：首先，由于权利人必须到人民法院进行登记才能参加到代表人诉讼中来，而证券发行市场中小投资者众多，让受害人到法院登记并选定代表人会增加诉讼的复杂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因此，就单个投资者而言，因虚假陈述行为遭受的损失并非很大，其本身诉讼动力已经很小。如果还给其诉讼增加麻烦，就无法有效刺激诉讼代表人的产生。其次，由于判决扩张方法上的限制，一些权利人在没有及时进行参加代表人诉讼登记之后被排除在外，无法直接获得判决的适用，为保护权利只有再次提起诉讼。这样必然给当事人增加了诉讼成本，不利于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也无法发挥代表人诉讼制度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功能。第三，由于代表人产生方式的严格要求，使得我国代表人诉讼出现的可能相对要小，更多的情形是受害人息事宁人。

2.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尽管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数人之间的群体纠纷，但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更有效的实现证券发行市场中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主旨，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1.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有待扩大。2.权利登记的程序应当修改。权利登记制度尽管克服了人数不确定的弊端，但是这同时也有其负面作用。因为如果有关权利人为避免麻烦不来登记，并且在诉讼时效内也不主张权利，违法者受判决确定的赔偿额大大低于其违法所得利益，不但不能起到最大限度地救济受害者的作用，反而放纵了违法行为人。所以在证券发行市场中，由于人数的不确定和单个投资者小额损害赔偿请求的存在，有必要对权利登记的程序进行修改，权利人在法定的期间内只要不明确表明其退出诉讼，代表人将代表其利益参加诉讼，判决也将对其发生法律效力。3.引进团体诉讼制度：〔1[12]〕注重团体的权利保障，并且赋予其诉权，是实现个人价值与私权的重要手段，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与统一。〔2〕我国证券发行市场民事诉讼机制在采用代表人诉讼外，还应当设立团体诉讼，赋予某些团体以诉权，可以直接提起诉讼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诉讼担当制度：确立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允许受害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提起民事诉讼，常常遇到的一个诉讼程序上的难题，即证券违法行为的受害者往往人数众多，成百上千受害人的现象在各国证券纠纷诉讼中并不罕见。当然，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运用代表人诉讼制度。撇开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不论，由于证券诉讼人数众多，加之我国各级法院法官素质不高，因此，涉及人数众多的证券诉讼经常会给法院审判工作造成相当压力，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因此，完全由投资者到法院起诉看来是不现实的。如何在诉讼上方便受害投资者，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实现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应当引入国外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担当”制度加以解决。所谓诉讼担当，是指本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第三人，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享有管理权，以当事人的地位，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而行使诉讼实施权，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3〕如果这些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对于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管理权，是基于实体法或诉讼法上的规定而产生的，就是法定的诉讼担当。而相对应的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权利主体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赋予他人以诉讼实施权。任意的诉讼担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群体诉讼形式，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即属此种；二是群体诉讼以外的形式。〔1[13]〕由于证券诉讼中不适合由法律规定某个机构对受害投资者的权利享有法定管理权，因此可以通过任意诉讼担当的方式，由受害投资者将诉讼实施权赋予给某个组织或机构，由该机构来代表受害投资者提起诉讼。证监会是否能够代表受害的股民提起诉讼，我国证券法并没有规定。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仿照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专门成立一个“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该机构属于民间性的非营利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以及接受受害投资者赋予的诉讼实施权，代表投资者提起诉讼。当证券市场出现虚假陈述时，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可以接受受害投资者的委托，以当事人的名义起诉虚假陈述责任人员。另外，可以由证监会规定，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可以优先购买发行公司的一股股票〔2〕，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顺理成章的成为该股份公司的股东，当其发现某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出现异常，便可以以股东的身份以存在不实陈述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发行人及相关人员承担民事责任。其他股东也可以委托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要求相关人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样，投资者保护协会提起诉讼后，诉讼利益可以及于其他受害投资者。成立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可以确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和缓解当前投资者、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交易所以及监管机关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纠纷与矛盾，维护证券市场和社会的稳定。成立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还可以及时反馈证券市场各种信息，帮助政府监管部门监控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六、信息披露民事赔偿额的计算

（一）责任的认定：信息披露侵权行为非某一个体所能完成，所以应当确定信息披露侵权行为的性质。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发行人、证券承销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证券承销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专业机构和人员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优点是：增加了原告的范围，从而增大了获得全部损失赔偿的可能性。但连带责任很有可能导致只有较小过错的被告承担过大的赔偿责任。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存在严重的诚信问题，让有过错的被告承担损失总比让无辜的原告承担损失显得合理，在我国实行连带责任是必要的。

（二）损害赔偿额的计算：证券交易民事赔偿的目的是为了补偿投资者的损失。我国证券法未规定损害赔偿额的具体标准，对于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只能依民法一般侵权规则计算。与美国等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式有效市场，我国的股价通常是脱离公司业绩的，以股票的实际价值作为计算基数，肯定难以找到标准。按照市场实际价格的实际差价计算法计算原告的实际损失，或计算被告的交易获利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操作的方法。按照被告非法所得数额赔偿，投资者只要能证明自己在虚假信息披露至信息被纠正时止，自己受到损失，就可以从非法所得的数额中，按比例得到自己的赔偿。这种方法的最方便之处就是比较简便，在证据收集方面，律师或法院可以直接运用证监会的调查取证资料和有关交易资料，但是投资者的损失有可能不能得到足额补偿。按照投资者实际损失额赔偿的计算方法利于补偿投资者的实际损失，只需要计算股票买入卖出的差价，不需计算股票的实际价值，但如何确定一段合理时间困难颇大。凡在不实信息披露日之后买入或因为信赖披露的信息而继续持有该证券，以及卖出证券而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均有原告资格。但虚假信息披露后如何界定合理期间，特别是期间延续的终点将是计算损失中的一个难题，目前，尚未有普遍公认的方法。我认为应作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把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留给法官和当事人去选择，也是可以考虑的办法。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不过十余年，证券立法亦处于摸索阶段。由于我国没有经历自由经济的发展阶段，没能自发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经济生活中的制度大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的，体现了行政主导的色彩。证券法中重视对违法行为的刑事和行政责任的设置，忽视对民事责任的规定便是这种立法思路的显著体现。证券市场的有效运做与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虚假陈述行为损害的不仅是投资者的经济利益，而且是我国市场经济急需建立的信用机制。因此，惩治虚假陈述行为，规范证券发行市场，是我国整个证券市场规范化的当务之急。建立证券市场民事责任制度体系，可以运用私人执法系统，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确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中的核心制度，围绕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制度的健全是保证其有效运做的前提。

参考书目：《证券法》、《公司法》

《新编公司法教程》（江平主编）

《公司法》（徐晓松主编）

《证监会文件汇编》

《资信评估》（吴晶妹主编）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潘金生主编）

《证券法》（顾功耘著）

《内幕交易的法律透视》（贺绍奇著）

《证券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李仕萍主编）

《中国证券交易法律制度研究》（符启林主编）

《证券法之虚假陈述制度研究》（胡基）

《中国公司法》中国审计出版社1997年版（叶林）

《证券管理法规》（赖源河）

《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彼得·斯坦）

《信息披露担保的法律性质》（陈更生）

《民法实例研习之基础理论》（[台]王泽鉴）三民书局

《民法》（王利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损害赔偿法原理》（[台]曾世雄）三民书局1996年版

《证券知识读本》（周正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刘士国）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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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基：《证券法之虚假陈述制度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页

[2]〔1〕《证券法》第63条〔2〕《证券法》第161条、第202条

〔1〕我国《证券法》第63条

[4]〔1〕[台]赖源河：《证券管理法规》，成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4页。

[5]〔1〕《招股说明书》第20条、第170条、第171条、第172条和第173条分别规定了发行人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验机构对招股说明书因引用其制作的材料而导致的不实陈述承担责任。〔2〕吴晓求主笔：《建立公正的市场秩序与投资者利益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3〕彼得·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4〕例如，《公司法》第207条、第212条；《证券法》第177和202条；《股票条例》第73条、第74条。

[6]〔1〕陈更生：《信息披露担保的法律性质》，《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7]〔1〕[台]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台]1995年版，第34页。

[8]〔1〕《证券法》第63条、《股票条例》第17条。

9〔1〕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2〕周正庆主编：《证券知识读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285、322-323页。〔3〕《证券法》第19条

10〔1〕《合同法》第55条

[11]〔1〕顾肖荣：《准确理解“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研究证券法，推进证券市场法制建设》笔谈，《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2期，第33页。〔2〕[台]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6页。

[12]〔1〕江伟、肖建国：《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载《法学家》1994年第3期〔2〕肖建华：《群体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第227页。〔3〕王甲乙：《当事人适格之扩张与界限》载《法学丛刊》，1995（159）转引自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04页。

虚假陈述范文篇9

[关键词]虚假陈述；前置程序；重大性影响

虚假陈述一般是指在证券市场实施欺诈行为，这种欺诈行为在证券市场引起“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打击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因此，如何正确认定虚假陈述行为就显得格外重要。虽然我国《证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赔偿规定》）对虚假陈述行为的具体类型进行了一般规定与具体列举，但仍未能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一、“前置程序”的存与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以及《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六条的规定，证券虚假陈述追责不直接启动民事诉讼程序，而是先行启动前置程序，即证券投资者必须根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才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设置前置程序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尚未发展成熟，市场信息并非实现完全透明，信息义务披露人在资本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由于虚假陈述案件的专业性，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通常存在着证据调查、事实认定等多方面的困难，如果不设置前置程序辅助法院认定相关事实，则法院会不堪重负。因此，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多位法学界人士均认为《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六条对虚假陈述侵权诉讼设置的前置程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在法院立案阶段推行“立案登记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进一步重申了对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取消前置程序，虚假陈述行为追责是否还须经过“前置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巨大争议。具体来说，“前置程序”废除可能引发以下三个问题：（一）诉讼时效起算点难以判断。前置程序下，当事人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以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公布之日为基准，法院和当事人可以清晰、高效地判断诉权的行使是否有效。在前置程序废除后，诉讼时效究竟如何起算、原告应如何证明自己行权未过诉讼时效还未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如果依照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以证券投资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之日起作为起算点，证券投资者的维权情况可能并不会得到显著的改善。通常情况下，证券投资者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监督的成本过高，并且证券投资者积极行权所得的利益容易被其他证券投资者“搭便车”，而监督成本并不会被其他证券投资者分担，故证券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自行监督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积极性并不高，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仍更多地依赖于各类机构投资者与行政机关。因此，“立案登记制”并不能提前证券投资者的维权时间点，时间成本也并没有得到压缩。（二）行为定性存在冲突可能。通过对现有案例的检索，前置程序下，绝大多数法院会尊重行政机关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行为的定性，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审理，很少出现反例。但若废除前置程序，允许证券投资者直接向法院主张权利，则很可能对同一涉案行为的定性发生冲突。如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对证券投资者的涉案行为立案调查后，旋即向人民法院起诉，那么行政机关与法院将会同时就同一行为是否构成虚假陈述进行审查，这无疑增加了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认定冲突的风险。另外，不同层级、地域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认定结果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由此导致法院之间就行为定性这一问题产生冲突，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可预测性，损害了司法权威。（三）“举证难”问题愈发严重。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证券投资者需举证证明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行为。设置前置程序，无疑有助于证券投资者履行其举证责任，提高了证券投资者的胜诉率。而取消前置程序后，证券投资者在举证被告存在证券违法行为时可能存在障碍。有学者主张投资者可以提交如证券监管机构已对被告采取监管措施的公告、证券交易所对被告采取监管措施、惩戒或处分的公告、媒体揭露被告存在证券违法行为的报道作为初步证据完成初步证明，向法院提起证券诉讼。但是，上述大部分证据需要经过前置程序才能形成，取消前置程序最终会形成举证难的尴尬局面。基于上述问题，作者认为现阶段废除前置程序可能存在困难。规制虚假陈述的现行法律是以履行前置程序为基础设计的，“立案登记制”与虚假陈述的其他制度在衔接上还存在问题。推行立案登记制度后，势必要对虚假陈述责任其他方面进行修改、完善。例如，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事诉讼能以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方式进行。有学者经过实证统计后发现，我国证券投资者更多采用单独诉讼方式，较少采用共同诉讼的方式维权，而同时我国并没有设立集团诉讼制度，这意味着单个投资者的行权，需要反复承担高额的诉讼成本。若“前置程序”被废除，证券投资者的举证成本无疑会增加，即使放低“门槛”，也很难调动证券投资者的维权积极性。除了考虑到上述取消前置程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外，实务界对前置程序适用存在争议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前置程序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的，而主张取消前置程序的依据则是立案登记制改革文件以及最高法院领导讲话形成的内部纪要，两者的法律效力层级不同，以低位阶的法律文件去取消高位阶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法学的一般理论规则。因此，如果确要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推行“立案登记制”，则势必需要提高相关法律文件的层级，或者通过司法解释的修改或重修制订来进行，否则实务界很难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来支撑其观点。另外，考虑到专业投资机构相较于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强的专业性和风险承受能力。笔者认为，可以对机构证券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设置不同的立案程序，即对机构投资者适用“立案登记制”，在市场条件成熟后再对个人投资者适用“立案登记制”，可能更具实际操作性。

二、“重大性影响”的认定

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虚假陈述责任不仅要求侵权行为客观存在,更要求虚假陈述行为对证券投资者及证券市场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此,判断虚假陈述信息内容是否具有重大性影响是认定虚假陈述责任成立的前提条件,同时司法实践中重大性影响也是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审理的重点和难点。此外，中国证监会在其《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系列规范性文件中对信息披露进行了详细规定，上述规范性文件增强了这一抽象概念的实际操作性。（一）认定“重大影响”的必要性。实践中，法院是否需要重新对行政机关的重大影响性判断进行认定，在理论与实务界均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个问题实际是在法院对涉案行为是否有独立的司法审查权。笔者认为，法院不应视行政机关的行政文书为“唯一正确”，对于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及法律关系，法院仍有权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在司法实践中，已有部分法院认同这种观点。如在江苏友利控股证券索赔案件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十七条，赋予了法院审查涉案行为是否具备重大影响性的司法权力。法院重新对重大影响性进行司法认定，一方面是在于保证司法自身的独立性，维护司法的权威与公正；另一方面是因为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价值追求以及责任认定标准并不完全相同，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救济权利人损失，而行政责任的目的在于管理市场、维持秩序。故法院有必要对行为的“重大影响性”进行独立审查、判断，而不能不加思考直接以行政机关的定性为认定依据。但作者同时认为，对于行政机关的生效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出于尊重行政机关专业性的考虑，法院在审查行政机关出具的行政文书时应当予以重视，在诉讼活动中将该类文件作为书证审查、使用。法院若要否定行政机关对涉案行为的定性，应当在裁判文书中给出充分、合理的理由。（二）“重大性影响”的判断标准。行为是否满足重大影响性的要求，我国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列举的数种上市公司应披露的重大事件进行认定，但我国对重大影响性并未有原则性的一般适用规定，在立法层面存在缺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重大影响性”是指极有可能被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购买或出售登记的证券时认为是重要的那些信息，即投资者决策标准，又称“不实信息显著改变了理性投资者本来所依赖的信息合集”，其具体内容是“重大性影响”必须是能够影响证券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实用信息，但该标准仍因其过于主观、模糊而受到抨击。德国联邦金融监督管理局于2004年制定的《上市公司指导准则》设立的标准更为客观易行，该准则规定“重大性影响”应当综合考虑企业的规模及组织结构、市场竞争者情况、市场预期及其他相关证据，从而判断虚假陈述行为是否足以影响证券市场交易价格。英国颁行的《披露规则和透明规则》结合了美国与德国的规定，设立了双标准来判断信息的重大性影响，即以影响投资者投资决策并影响股价的信息为重大信息。其中，理性投资者决策标准是指假定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均是理性的市场投资者，只要能影响其投资决策的事件，皆满足“重大影响性”要求。而证券价格标准是指，如果事件能够引起证券价格的大幅度变动，则构成实质性重大影响。在实践中，上述两种影响集中反映在证券交易价格和证券交易量的变化上。我国可以借鉴英国证券法在重大性影响认定上的双重标准，以理性投资者决策以及证券价格共同作为判断标准。通过综合公司资产总额、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额、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净利润等报表项目，股价走势等信息，对“重大性影响”进行量化定性。

参考文献：

[1]张巍.资本的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2]财界网.今年年底之前或出台修改后的《证券法》[EB/OL].stocksea.17ok.com/sea.php?id=2443058&tid=3.

[3]黄辉.中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J].证券法苑，2013，9（2）.

[4]张宝生，朱媛媛.证券诉讼前置程序取消，证券诉讼数量或将激增[EB/OL].金杜研究院，https://xueqiu.com/4712986696/69812848.html.

[5]王琳.法经济学视野下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现状和完善[J].证券法律评论，2017（00）.

[6]杨严炎.群体案件的诉讼形式极其价值取向——以大庆联谊虚假陈述案为例[J].清华法学，2011（3）：167-176.

虚假陈述范文篇10

关键词：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证券监管原因分析

要理解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种种不规范行为，仅仅满足于中西公司法、证券法的比较研究，执著于对发达国家证券发行交易规则的引进甚至照搬（这当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能是苍白的。中国证券市场创立并发展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是我们分析中国当前证券市场的种种缺陷时所不应忘记的。

一、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使命——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

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虚假陈述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观念上的误区在于认为证券市场是一个为国有企业脱困的廉价资本募集地。实际上，“采取股份制和发展证券市场是在中国经历了数种试点仍然无法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困境的情况下提出的。”（1）看到这一历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的独特之处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最初的着眼点并不是在于产权关系上，改革选择了一条“避难就易”的道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举措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其中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所关注的主要是关于国有企业内部活力不足的问题，所采用的基本制度形式是所谓“债权式”模式（2），其核心是保持现有企业的国有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对企业经营者让渡企业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使国有企业所有权债权化。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式的改革，虽然为激活企业内部活力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由于承包、租赁契约本身的期限性，导致企业经营行为的急功近利，决定了这种不稳定的短期债权方式不利于国有企业的长期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后劲。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有企业的处境仍然举步唯艰：在市场竞争中活力不足，机制不灵，效益不高，资金缺口大。这种情况下，股份制公司这一企业模式便成了顺理成章的唯一选择，而证券市场作为这一改革思路的一个重要的配套措施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现实基础。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证券市场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企业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中国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有了另一个功能（甚至是最重要的功能）——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把发行股票作为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途径；通过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决国有企业的一些制度性问题（典型的是政企不分）。由于附加了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功能，造成了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扭曲，具体表现为各级地方政府为解决国有企业的亏损，过分激励企业的筹资行为，诱使企业到股市圈钱而忽视转变其经营机制。股票市场作为资本优化配置的场所的功能并没有实现，有限的社会资源并没有流向那些更具有成长性的企业。

虽然近年来证券监管机关一再声称证券市场的终极功能在于有效地配置资源，但立市之初扶植国有企业的观念始终影响着证券监管的实际操作。一大批不合格的公司弄虚作假跻身证券市场，这其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越权操作的痕迹。如作为中纪委、监察部直接介入查处的证券市场的大案——“大庆联谊”案，就是一起各级有关部门（黑龙江省体改委、大庆市体改委、大庆市工商局、哈尔滨会计师事务所、万邦律师事务所及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联手操作通过虚假陈述骗取上市资格的典型案例，其中各级有关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爱”发人深省。

考虑到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在民营经济的挤压之下市场空间日益狭小，资金缺口巨大，亏损严重，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同时，更为困难的是“国有企业千难万难，难就难在不能、不宜或不易解脱困难的方法——破产倒闭，换句话说，不倒反过来成为国有企业困难的根源了。”（3）因为国有企业本身承载了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光一个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就足以影响到各级政府官员们的政策选择。在面对一个资产质量低下，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时，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让它破产清算，还是利用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为企业“圈钱”“输血”，相信倾向于后者的应该不会在少数，因为比较而言这是一个“成本”较低的选择：首先，企业经营可以延续下去了，工人不用下岗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得到了维护，符合地方官员保一方平安的职责，与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方向也是吻合的；其次，从股市圈钱动辄上亿，对于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巨大，同时，拥有一个上市公司对提升一个城市的知名度大有助益，这也是地方行政官员所乐意看到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级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弄虚作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会变得好理解多了。

二、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监管理念存在偏差

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发展只有10年的新兴市场，从规模的发展上来看，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证券监管的角度来考察，无论是监管法规的完善，还是监管职能的行使，对于一个建立在新兴市场基础之上的监管架构而言，显然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1999年7月1日施行的《证券法》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认为证券法的颁布可以一了百了地解决中国证券市场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想法并不现实，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其天真和幼稚。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法制建设的进程中可以说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经验不断证明规则本身的健全并不必然导致法治的确立，而理念的缺乏（或模糊）则必然导致法律的实际运转与立法意图的两张皮现象。

在我国证券市场开市之初，一部分证券投资者利用当时证券法律法规的不完备，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一夜暴富，而监管部门并没有办法对证券投资者的整体收入作一个深入的掌握，从而导致立法者在立法时对于投资者利益的刻意限制。现在看来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始终是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体系的一个薄弱环节，对于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的规定的欠缺就是一个明证。

把“理念”用法律的措辞来表达应该是相当于宗旨、目标或原则之类的概念，说白了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虽然在《证券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且我们的监管政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并没有否认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是如果实际考察监管机关是根据什么指导思想来履行监管职责的？监管市场所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这几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集中反映了正确监管理念的缺乏或模糊。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正确的监管理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保障投资者利益和促进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

首先，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管理立法最原始、最深刻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大众”，台湾学者赖英照指出：“保障投资为证券交易法的第一要义，要健全证券市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保障投资。盖投资人如缺乏适当保障，则投资人的信心无从建立，从长远的观点看，证券市场的发展亦属缘木求鱼。”（4）然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投资者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如上市公司不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似乎得到默认，非流通股控制上市公司，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

其次，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证券监管的另一个目的便在于确保金融资本在一国经济中的最优配置。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内的资源总量总是有限的，证券市场的功能就是保证有限的金融资源能够优先注入到经营状况最好，最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中去。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信息充分披露的基础之上的，证券监管要达到资本流动最优化的目的就必须保证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的完整、及时、准确、公平。从证券监管的这一目的来考察我们的政策取向，可以发现在对上市公司的素质要求上，我们更多地是考虑它们的所有制性质，是在考察它们的“出身”，而对于“现实表现”的考察有的时候就不那么苛刻了。

应该承认相比较于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而言，证券监管理念的缺乏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如果我们的证券监管理念仍停留在证券监管是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证券监管以行政审批，计划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以稳定规范，不出事为目标；证券监管必须体现监管机关对市场的直接控制；证券监管应通过大量随机式惩处来显示监管权威；证券监管应能自由扩充监管机关运用监管手段的空间，那么再严密的技术性规范也无法阻止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发生——毕竟从资本市场“空手套白狼”的事对于一些手握一定社会资源的人来说永远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诱惑。

三、漠视市场规律，政府角色定位错误

中国证券市场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早期的证券市场带有明显的试点的性质，这时候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并不怎么关注，1996年开始，在认识到证券市场的巨大潜力后，中央政府开始积极介入股市，并成为证券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从目标上看，政府介入主要依据特定时期经济工作整体部署的要求，而不是着眼于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效果；从范围上看，政府不仅管理着市场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种市场主体，而且掌握上市规模，节奏和资源的配置。”（5）

证券监管理念的贯彻有赖于证券监管机关确立正确的职责定位。也就是说监管机关在监管证券市场履行职责的时候是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是站在裁判员的位置上？还是站在运动员的位置上？或是站在教练的位置上？总的说来，在现阶段的证券监管中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权力的介入过深，监管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最终使得市场规律成为政策的附庸。

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两篇著名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一篇是1996年12月16日发表的《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另一篇1999年6月15日发表的《坚定信心，规范发展》。两篇文章据说都直接体现了最高决策者的态度，甚至直接出于某位高层的手笔。1996年的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将过热的股市压下去，而1999年的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把低迷近两年的股市重新炒热，从而配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利用股市启动消费。在强大的舆论支持下，“调控”的效果异常明显，用立竿见影来形容应不为过。然而违背市场本身的规律性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也是十分巨大的。

从这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监管手段来看，监管机关漠视市场规律，混淆自己的角色定位的现象是存在的，监管机关应该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市场活动的裁判者，而不应该是教练，亲自指导运动员如何“踢球”，更不应该在战局不如所愿时自说自话地也冲入球场搏杀一番。“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用行政手段管理市场化特点更为明显的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虽然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最容易造成市场的内伤，损害市场的内在机制”。（6）

在国际上，各国通行的做法是监管机关通过监管信息披露来监管市场。目的在于通过一套系统完善的信息审查、制度，把投资大众所需要了解的信息公平地呈现出来，确保信息披露的完整、及时、真实、准确，排除信息披露中的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从而使投资者获得准确无误的信息，并据此做出投资决策。

另外要强调的一点是：为什么说在证券市场上行政手段的过度干预是个弊端，因为公正是对监管机关的主要要求，要求它在行使监管权的时候应不偏不倚，按照统一的法度去处理同类的事情，这样投资者才会信赖你，对市场的信心才可能建立。而行政手段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相对于法律手段而言），处理问题往往要考虑背景、关系、亲疏、领导的指示等因素，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守法的市场参与者）一方面会失去对规则的尊重，另一方面很可能也会加入到违法违规行列中去，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在一连串的严惩之后，仍有大量的机构和白领阶层铤而走险的原因吧？

因此对于监管机关来说，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一套完整的法规体系已经成型，加强监管也成为了一句口头禅了，而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呢？在危急关头赤膊上阵的做法固然痛快，然而由于职责定位的错误导致不能贯彻正确的监管理念，就可能通过“合法”的履行职责的行为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瓦解投资者的信心，最终破坏市场的发展，危害国民经济。

（1）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48页

（2）肖海军，《国有股权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页

（3）金碚，《何去何从》，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第1页

（4）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