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范文10篇

西学东渐范文篇1

一、当前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存在的弊端

1．没有充分认识到实验的重要意义，只是为实验而实验。

它主要表现为以教师的课堂演示为主，而忽略对学生实验探究和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与培养。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教学思想更多地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和合作的能力。这就应注意通过探究去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与探索能力。所以毫无疑问，物理教学要以实验为基础。但就目前情况看，实验教学还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有的师生甚至错误地认为“做实验不如讲实验，讲实验不如背实验”。例如演示实验，就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有的班级在做演示实验时，往往只是老师做，学生看，甚至形成“教师忙，学生乱”的局面。做完实验后，学生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更谈不上去探究其中的道理了。(2)有的教师害怕学生损坏仪器，影响实验效果，演示实验只是教师做，学生看，因此演示实验变成走过场，这就谈不上实验效果了。(3)有的教师盲目追求提高学生兴趣，如同“耍把戏、变魔术”的那样来吸引学生看热闹，甚至脱离教学内容。即使能按正规操作完成演示，也只是让学生看一看，没有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以至于学生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依什么原理去做，这个实验是怎样一步步地完成的，能得出什么结论等。

2．实验教学的指导思想不明确，在实验教学组织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进行学生探究实验的教学中，一方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大多数采用分组实验，这样造成每组人数过多，不能保证人人都能动手动脑并能独立地做实验。结果就会造成有的抢着做，有的甘当“记录员”，甚至有的当“观察员”，不仅秩序不够好，而且有些学生对实验越来越被动。有的学生根本连仪器都没摸过，数据和实验结论也是别人总结统计的，他们在实验过程中只是当了个“陪做员”而已，这就谈不上什么独立思考和实验技能的训练了。另一方面，在实验中，教师一般都要逐个指导，由于人数过多，教师不可能都照顾得过来，最后只好适当降低要求，这样可能就达不到原来的目的，因而影响了实验教学的质量。

3．理论不能指导实验，实验不能很好地验证理论大家知道实验探究必须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但是实际中仍然存在着理论与实验的脱节，达不到预期的日的。其一表现为只重视理论知识，有的学生在实验探究中没有很好地遵守实验操作规程，甚至错误操作，最后乱凑数据，教师也没有及时纠正。其二是没有把实验教学跟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没有引导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来理解实验、指导实捡、分析实验。其三是有的教师为了节约时间，把实验有关的项目都讲得甚至写得清清楚楚，把实验装置都装配调节好，学生对实验根本没有更多的思考和真正的探素，只是照着老师设计的步骤一步步地“照方抓药”，最后拿出数据就可万事大吉了。

二、搞好实验教学的改进措施

1．做好演示实验，提高演示效果，调动学生积极性实验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演示实验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做好演示实验是十分重要的。实验中教师不应只“埋头苦做”不顾学生的反应，而应结合实验，引导学生由观察到的现象结合已知的基础知识去分析现象，找出原因，从而得出结论;也可适当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思考，最后通过演示结果让大家去验证，这也就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探究中来。

2．加强学生探究实验，增加实验次数尽管许多教师和学生都认识到实验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实验并未真正得到重视。问题在于有不少人简单地认为实验教学的着眼点在“学”上，因而一切实验活动都没有在“做”上下工夫，而只是单纯地停留在书本、黑板的条条款款上，因此今后应加强学生“做”实验，只有通过“做”才能发挥实验的作用，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实验能力。再一点，应开放实验室，增加学生探究实验的次数。现在在很多学校学生都强烈反映实验室开放次数太少，光靠课堂上的演示实验很难达到实验目的。只有利用课余时间开放实验室，学生才能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独立地做更多实验。

3．搞好实验组织，重视实验环节传统的实验方法人数过多，既不利于管理，更不能保证人人都能认真实验，因此应尽量减少每一次实验的人数，同时应让学生每人都认真做一次，包括实验的记录及处理结果，让学生都经历一个探究的过程。在具体的过程中教师不应包办代替，而要耐心引导，通过学生的理解自行进行，不让“记录员”或“旁观者”再出现，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验能力，更好地掌握和巩固所学知识。实验后取得数据应引导学生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从而更好地巩固所学的知识，获得新的知识。自晚清我国开译介西方文化、经济、政治等理论的先河以来，对西方理论的译介与研究一直是我们反观自己、促进并超越自身发展的一面镜子和一条重要路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席卷人文学科各领域，并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寨。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被介绍到大陆学术界以来，很快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和话语资源。文化与传播研究打破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二元划分，把研究重心对准了被忽视的大众文化，主张文化的世俗性，关注被压抑的声音、身份与认同政治和亚文化群体等，如同旱地里的一声惊雷。西方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语)和技术资本主义社会(道格拉斯•凯尔纳语)的来临导致媒体文化甚嚣尘上，文化研究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西方社会的形貌和特征。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讲座教授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sKellner)在《媒体文化》一书中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由媒体主宰了休闲和文化的世界里，媒体文化是当代社会中文化的主导性形式与场所。”［1］在这里，凯尔纳所指的媒体文化主要是电视文化。电视媒体以其独特的传播特性深刻地影响着日常生活、社会变迁、政治活动以至人类行为。对于电视传播理论的研究主要兴起于西方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而国内的电视传播研究主要是近20年来的事情，且研究方法和理论深度都有待提高。众所周知，传播研究为西方的泊来品，电视传播研究作为其一分支，同样兴起于西方语境。高金萍老师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西方电视传播理论评析》(以下简称《评析》)一书系统地梳理了西方电视理论的发展历程;公允地分析和评论了西方电视理论的一些主流学派及其代表性学者的主要观点。该书首先对电视传播研究的概念作了界定。作者认为，“电视传播研究，是指围绕电视传播活动进行的相关研究，既包括对电视传播方式、电视传播技巧、电视传播技术等显形物质层面的研究，也包括对电视传播制度、电视传播内容、电视传播效果、电视传播者与受众等的研究。”［2］然后，该书把电视传播研究的对象划分为实践、制度和理论三个层面，而作者在书中主要以西方电视研究中的理论层面作为研究对象。作者的立论点是，全球化时代的电视研究正逐步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文化研究取向，二是政治经济取向;研究方法则主要为跨国研究和比较研究。接下来，作者按照传统的地域和流派的二分法分别介绍和论述美国经验学派与欧洲批判学派的电视传播理论。最后，该书讨论了西方电视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作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电视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向，主要包括:文化为轴心和政治经济为主轴的发展取向;研究方法上的全球化视角、跨国研究和比较研究［2］。

《评析》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对西方电视传播理论的发展作了全景式观照，条分缕析，脉络清楚，稍显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的论述没有跳出经验/批判的传统二分法的藩篱，对西方电视传播理论的评析观点以现存的概述居多，富有洞见性的观点较少。作者以技术变革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时代背景作为描述西方电视传播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所描述的其实就是美国大众传播兴起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描述主要是从媒介技术变迁的角度来谈的。而事实上，西方电视传播理论研究的兴起是与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后者是在文化、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维的视野中展开，并植根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时期的自由主义话语、美国社会进步和实用主义话语以及对启蒙话语的批判之中。经验学派的传播理论主要是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范畴中展开，而批判学派的思想渊源直接来自于对现代性的审视和批判，因而较多地受到哲学、美学和文学等学科的影响。因此，单一的路径和视角似乎难以全面展示电视传播理论的多元思想背景和学术渊源。《评析》一书对欧洲批判学派的分析遵从的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的路径。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身上，在作者的论述中，法兰克福学派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而事实上，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各成员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大众媒体等有不同的声音和侧重点［3］。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系统地研究电视理论，但是其成员在发展自己的社会理论时都或多或少论及电视。所以，阿多诺一个人并不足以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电视文化理论研究，《评析》一书此部分的论述似乎稍显单薄。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中因欢呼艺术品的批量复制而受到阿多诺的诘难。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实质上是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在马尔库塞看来，电视是单向度社会里管理和支配大众的机器。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学和杂志传记的研究是较早的媒介文本分析范例。早于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发展了一种对文化与传播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并结合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以及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电视理论研究的贡献至少有四:一是文化工业的概念;二是大众文化理论;三是意识形态批判;四是媒介文本分析。《评析》一书对英国电视传播理论的研究着重在对伯明翰学派的评述上，而把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4)差不多同一时期建立的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1966)及稍后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1974)分开论述。作者把以政治经济为轴心的研究取向作为电视研究理论的新的范式转换，而事实上，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这两个西方传播批判学派的分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短暂的共处、尖锐的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的时期［4］。而且，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大众传播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权力体系对传播业的影响这一范式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达拉斯•斯密塞的“受众商品论”、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加海姆的《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默多克与戈尔丁的《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奠定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论述均发表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范式转换之说值得商榷。即便是赵月枝、麦克切斯尼等的论著也是在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下展开的，只是他们的论述结合了新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变迁下传播结构的新特点。新近阶段，西方电视传播理论倒是出现了以费斯克为代表的、以新修正主义和民粹主义为典型特征的后现代转向。如凯尔纳所言，“在文化研究的这个新近阶段，存在着一种广泛流行的解中心倾向，甚至完全忽视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政治学而偏爱对于局部性的快乐、消费的强调，并从流行文化的材料出发来建构杂交身份。这个文化民粹主义呼应了偏离马克思主义以及它的所谓的还原主义、关于解放和统治的宏大叙事与历史目的论，转向后现论。”［5］按照美国科学史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理解，科学的发展是通过范式的革命实现的。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公认并共享的世界观，围绕某个范式会形成“无形的学院”。库恩的范式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本体论的观点，即研究什么;二，认识论的观点，即如何研究，包括对知识及其标准的看法;三，目的论的观点，即为什么要这样研究，这样研究有何社会意义［6］。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西方电视传播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无疑已经具有一个研究范式的雏形。《评析》一书对美国电视理论的描述除了传统的经验学派之外，还论及了纽约环境学派的电视理论，但是对美国电视理论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取向有所忽视。在这一研究视野中，詹姆斯•凯瑞、道格拉斯•凯尔纳以及将英国文化研究推介到美国的著名学者格罗斯伯格(LawrenceGrossberg)不应被遗忘。虽然凯瑞没有直接关于电视理论的著述，但是他关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的区分，构成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两种范式，即传播的行政研究取向和文化研究取向。传播的传递观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传播的仪式观，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在凯瑞看来，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是一种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将这一传播研究的新视角注入电视传播研究，有助于理解电视在建构和维系“想象的共同体”、联系家庭/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方面的作用。戴维•莫利的《日常生活的建构:政治传播与家庭媒介》和《全球与本土在何处相遇:客厅笔记》即是研究电视的传播仪式功能的佳作。道格拉斯•凯尔纳质疑文化研究中的新修正主义和民粹主义转向，博采众家之长，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葛兰西的霸权和反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法国国际境遇主义理论家居伊•德波的奇观理论等汲取养分，主张发展一种多元性、多重视角、跨学科、语境化、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现代与后现代相互补的电视文化批评理论。凯尔纳以电视研究为例，指出多重视角、多向度研究的必要性，“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分析政治经济对电视的决定作用，或仅仅通过分析电视的政治功能，或分析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具体构成，就能掌握电视的所有向度，……相反，我们应当去分析电视的政治经济学，它对于当今政治斗争的介入、它的不断变化的文化形式与效果、它对新技术的采用以及观众对它的不同使用方式等多重向度的内在联系，以便提出更具包容性的电视理论。与此相同，对电视文本的解读需要运用多重方法来抓住文本的各个向度，包括符号学方法、意识形态批判、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及其它批评方法。”［7］凯尔纳的电视理论融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批判和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不仅把电视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场域，而且把电视文化纳入到文化产业的视域中，全面揭示文化产品生产全过程中的权力与话语冲突，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例［8］，对美国电视研究的文化批判转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此外，电视与政治传播、电视与女性、电视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琳达•李•凯德、罗森博格、吉特林等对这些相关领域的电视传播理论有着精辟的论述。

西学东渐范文篇2

探询近代中韩法律制度的“西化”轨迹，除了两国与西方列强所处政治军事的明显劣势下的不得不接受，其推动力还在于西学的大量流入，以及西学对中韩官绅的影响所致。换而言之，近代法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就是西学的输入。

那么何谓西学？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输入方的西方国家与接受方的中韩对此的理解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一致的。从西学主要输入参与者的欧美传教士的言论可以看到，他们始终认为西学是西方整个文化体系，即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同样也包括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就将西学归结为三个部分：“一是神理之学，即天地、万物本质之谓也；二曰人生当然之理，即诚、正、修、齐、平之谓也；一曰物理之学，即致知格物之谓也。”(1)但在西学的受众们看来，西学不过是富国强兵、坚船利炮。在早期改良主义者眼里，西学也仅仅只是“形下之器”，即“西艺”。而在张之洞《劝学篇》中，西学的内容才稍见扩展，但也不过是应世事之学，所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2）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盘.学习西方的科技、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学说，授受双方到此对西学的理解找到了共同点，交会在同一个坐标点。而同处儒文化圈内的韩国和日本也走过了与中国类似的历程，“卫正辟邪”、“和魂洋才”就体现了这一点。

而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是随着中韩士绅对西学认识的发展而渐进的，诚如汤因比所言“生活表层在技术方面的变化将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一表面，它会逐渐地达到更深的程度。”(3)因此将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的变革结合起来考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从中可以看到近二千年来稳定、内敛的中华法系在西方法系的冲击下如何反应、调整的。

国际法流通与法律的世界意识

近代历史上所言之国际法，源于拉丁文jusgentium,后英文称为lawofnations,中文旧译万国公法，1780年英国边沁改以internationallaw。从其内涵看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国际公法。它是近代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主要功用在于调整国际交往中国家间相互关系，规定其权利义务的原则和制度的总称。它于19世纪中叶在中国被朝野接受并广泛流通，这是西学流入的结果，同时也是与林则徐、魏源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世界意识的觉醒有关系。

考察晚近西学东渐的历史，世界意识概念一直是西学的传播者所着力宣扬的，早在明末清初，由利玛窦、南怀仁、邓玉函等耶稣会士为主角的第一次西学东渐中，除了倡导“耶儒合流”，炫耀西方科学技术之外，学术传教是主要的方式，“传道必是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如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即附，信仰必定随之。”(4)而学术传道的中心就是向中国展示西方先进的一面，其中世界意识又是其中的主要部分。1584年朝野对利玛窦《万国图》的本能反应说明当时中国人根本拒绝全球意识，而在1792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事件中，这种我为天朝宗主、万国来朝的心理更是表露无遗。

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奉派东来，“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5)1815年，马礼逊、米怜（Milne）在马六甲海峡刊印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近代介绍西方情况的第一份杂志。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Gutzlaff）在广州编辑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主要刊登西方宗教、政治、商业、科学等方面的文章。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主编《中国丛报》，主要记载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中国的调查情况资料和中外关系。

除了上述介绍西学的杂志外，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国家制度、历史地理的书籍，如1834年出版的《大英国统治》、1838年出版的《古今万国鉴》、1840年出版的《万国地理全集》等均为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世界意识的萌芽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国际法在中国的流通创造了条件。

中国最早与国际法的结缘是在1839年，时正在广州禁烟的林则徐感受到来自英国的威胁，为了在与英国的交涉中能够知己知彼，迫切需要了解一些战争、国家交往的原则。当时，临时随差的清政府会同四夷馆翻译袁德辉同样“眼看与英国交恶迫在眉睫，遂建议林则徐留意万忒尔的权威著作“，(6)这部著作就是瑞士国际法专家万忒尔（E.Vattel）的《国际法：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则与原则》（TheLawofNation）。该书最初于1758年用法文出版，次年被译成英文，享誉欧美，“尤其在十九世纪上半个世纪，它成了外交官特别是领事官必读的经典。”(7)根据文献记载，1839年7月林则徐来到美国传教士兼眼医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的诊所，请其翻译该书。伯驾在1839年的《眼科医院记录第十册》中对林则徐的拜访记述如下：“病例第6565号，疝气。林则徐，钦差大臣……他最初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要求翻译万忒尔《万民法》中的几段文字，这本书是商会会长送给他的；内容涉及战争及其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它们是用中国毛笔写的。”直到9月，伯驾在一封信中还写道“应他的要求，我又将国际法的一篇长文译成中文，它特别有关国家战争和国际交往。”(8)伯驾的翻译是对万忒尔清晰明确的原文的牵强附会，他只是略述大意，再随意加上自己的评论。这些译文经袁德辉再校后收入魏源《海国图志》第83卷（作者的名字音译为滑达尔）和《各国律例》的书里。

林则徐并将万忒尔的《国际法》的相关条款应用到处理涉外关系事务中去，其典型案例是“林维喜案”和禁销鸦片上。在林则徐案中，林则徐引用《各国律例》第249条第4款“守法”中有关“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必罚以该国例也。”的属地管辖原则，要求英方交出嫌疑人。同样，林则徐以“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贸易之人，有违禁货物，格于例禁，不能进口，心怀怨恨，何异人类背却本分”，(9)认为主权国家的中国有权禁止鸦片进口，它在致英国女王的信中责问道“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需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10)因此，“国际公法之输入中国，即应用于对外交涉……，以林则徐为嚆矢”。(11)

林则徐将国际法作为处理涉外案件的依据，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角度而言，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表明，数千年来主要用于维护纲常伦理秩序、以对内功能为主的中国法律，至此时已经开始松动。朝贡机制下的法律体系，随着中华法系世界意识自觉不自觉的融入，不得不“降格”为西方列强条约体系中的一员。此后，国际法在清朝法制中的地位日臻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法著作被介绍进中国。

在国际法的输入史中，丁韪良翻译的亨利·惠顿（HenryWheaton）所著《万国公法》（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特别值得关注，尤其是该书对东北亚的韩国、日本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丁韪良（Martin，WilliamAlexanderParsons，1824－1916），美国印地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由全美长老会对外传教委员会（ForeignMissionBoard）派往中国。1850年4月10日抵达香港，此后于广州、宁波等地传教。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期间被美国公使列卫廉（WilliamB.Reed）聘为翻译官，并在“增开口岸”、“改定关税”等条款上出谋甚多。华若翰（JohnE.Wade）接任美国公使后，丁韪良再次受聘并在英法联军与满清政府就大沽口军事冲突的外交谈判中担任翻译。1862年开始翻译惠顿所著《万国公法》，后来它在叙述之所以选择惠顿国际法著作时说：“最初，我倾向于翻译万忒尔；但是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那本书有点过时了，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有点象是教他们托勒密天动说体系一样。惠顿的著作不仅吸收了最新的科学成果，而且被公认为一部全面公正的著作，因此风行于整个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它是外交官考试的教科书。”(12)1863年任同文馆英文教习。1863年9月，蒲安臣（AnsonBurlingame）将此书部分章节推荐给总理衙门，“旋于上年九月间，带同来见，呈出《万国律例》四本。”(13)获得当时急于了解各国法律的恭亲王赏识，并任命四人协助丁韪良完成翻译。

1864年书成不久，普鲁士与丹麦发生战争，时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vonRehfues）在大沽口外扣留三艘丹麦商船，总理衙门即援引《万国公法》中的领海概念和中普条约的有关条款与普鲁士交涉，反对将中国卷入普丹争端，恭亲王以拒绝接见普鲁士新任使节，成功迫使李福斯释放扣留的丹麦船只，并使其赔款1500英镑。这一外交的成功证明“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14)故恭亲王拨银500两予以颁行，初版300本，由于“声称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引”，(15)赫德（RobertHart）建议分送清政府中央各省及五口涉外人员，供对外交涉时作为办案依据，同时也作为总理衙门处理与西方外交事务的指引之书。

此后，因为总理衙门迫切想要了解条约、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外交等国际法的原则，又有更多的国际法书籍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较有影响的有汪凤藻、汪凤仪翻译、丁韪良校的T.D.Woolsey《公法便览》（IntroductiontotheStudyofInternationalLaw,），丁韪良翻译的Bluntschli《公法会通》（DasModerneVolkerrechtderCivilisietenStatenalsRechtsbuchdargestellt，这本书是从拉迪（Lardy）的法译本转译的），W.E.Hall的《国际法研究》（TreatiseonInternationalLaw）。此外还有《星轺指掌》(GuideDiplomatique)、《公法千章》（ATreatiseonInternationalLaw）、《公法新编》（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中国古代万国公法》（InternationalLawAncientChina）国际法名著相继问梓，“同文馆成为当时中国法学类译书中心。这些书汇集了当时通行于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准则、规则和范例，对于刚刚踏入国际政治圈子的清政府来说，这类书籍格外重要。”(16)

中国早期的外交官曾纪泽、薛福成等均援引国际法处理与各国的交涉事务，如中英喀什噶尔交涉、南洋诸岛主权争端等外交事件，均是国际法用于外交实践的成功案例，难怪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Klecskowsky）恼羞成怒地抱怨道：“那个让中国人了解我们西方国际法秘密的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17)同样，卫廉士（SamuelWellsWilliams）也相信引进国际法将会使中国有可能达到西方的法律水准，从而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某些方面（如治外法权）的法律依据。（18）

原本源于西方世界，由西方列强制定的国际关系惯例、游戏规则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终于找到了一席之地，国际法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人员的处事指南，这不能不使古老、自成体系的中华法系第一次抹上了如此之多的外来法色彩，从法律制度而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它表明全球意识在中国法系中得以体现，从而中国古老文明在国门洞开同时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强以国际法的法律权威在中国确立的条约秩序。

从属地管辖到被告主义—治外法权与内国法律制度的解体

1840年鸦片战争不仅迫使清帝国打开了大门，而且英国藉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这对以《大清律例》为主导的清朝法律体系的打击是决定性的，并导致内国法律制度的最终解体。

1843年清廷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其中规定：“英人华民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次年中美《望厦条约》将领事裁判权由通商五口岸扩大到各港口，并进一步扩大到在华境内外人之间的诉讼。其规定“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另外，法国、日本、德国等均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这种外侨不受居留国法律属地管辖的非法特权。从法律角度来看，其主要内容是：

1．中外混合案件，如外国人为民事诉讼的原告，中国人为被告，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审判；反之，如外国人为被告，中国人为原告，则由有关外国领事法庭按其本国法律审判，这就是所谓“被告主义”。

2．外国人单纯案件，如英国人和英国人涉讼，完全由英国领事法庭审理，中国无权过问。

3．外国人混合案件，情况比较复杂，一般也适用“被告主义”，如原被告双方所属的国家同样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归被告所属国家的领事裁判；如被告所属的国家在中国不享有领事裁判权，则由中国法庭审理。(19)

除了领事裁判权之外，租界会审公廨制度同样对清朝的法律制度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这是于租界制度框架内较领事裁判权具有更多司法权限的一种制度，它确立于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4年在上海租界正式设立中外联合审判机构—会审公廨，其名义上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共同办理各类民事、刑事案件，实际上则由外国领事控制审判活动。凡发生在租界内的案件，即使中国人为被告，也由会审公廨审理。这样，外国领事官在获得“领事裁判权”之外，又获得了对中国人的司法管辖权，造成了在华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人反而受外国人管辖的事。

根据国际公法之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国家享有对本国境内的一切人和事物以及对境外的本国人实行管辖的权利，即属地优越权和属人有越权。因此，外国人处于所在国的属地优越权之下，受所在国管辖；同时又处于国籍国的属人优越权之下，受国籍国管辖，即受所在国和国籍国的双重管辖，而领事裁判权和会审公廨制度不仅违反了这一原则，而且导致了内国法律体系的崩溃，使其走向半殖民地化。

清末修律与中华法系的解体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近代史上前几次败于英、法相比，这次结果对当时人们可谓震聋发聩。痛定思痛之下，有部分知识分子认识到日本是因明治维新全盘学习西方的政治、社会、法律等理论而强大的，是以彻底的西化击垮了只学西方技艺、拒绝西方制度的中国的。因此，从1895年直到20世纪初西学的输入就不再停留于张之洞《劝学篇》中所谓的西艺部分，而将触角伸向“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中去了，林林总总的西学思想通过日本的渠道大量流入中国。这一时期的西学表现出两大特点，即“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文”（20）和“以政学为先，次以艺学”。（21）之所以选择日文西书引进，主要在于求速求快，所谓“人耕我获，天下便利莫过于此”。（22）根据熊月之先生的统计，1896年至1911年15年中，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的16％；德文24种，占4％；法文17种，占3％；日文321种，占总数的60％。从译书的学科来看，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23）

作为该时期西学输入重要内容的西方法学著作被大量翻译，而且已不再局限于国际法的范畴，更扩大到西方的民法典、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金粟斋的《日本宪法义解》、《法学通论》，群学社的《法兰西宪法》，开明书局的《普通选举法》、《法学门径》，文明书局的《美国民政考》，上海通社的《日本行政法》，政法学报社的《法学通论》、《新法律字典》，湖北法政编辑社的《战时国际法》、《民法总则》、《刑事诉讼法》、《刑法各论》，丙午社的《民法财产》、《民法总则》、《刑事诉讼法》、《刑法各论》，东亚报社的《美国宪法》，上海译书局的《民法通义》，出洋学生编辑所的《各国国民公私权考》，商务印书馆的《法意》等法学书籍。（24）

19世纪70、80年代，与中国民族资本日益发展相适应，在法学思潮上出现了改变传统法律“礼刑交融”、“刑民不分”的要求，主张引进西方的商法和民法，制定保护本国利权的商法，并提出了废除刑讯、革新旧法的要求。这一思潮与大量法学著作流入的结合，使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得到了深化。同时，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强迫清政府建立与西方列强相一致的法律体系，并以取消领事裁判权相诱要清政府全面变革法律制度，在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规定“中国深欲整顿律例，其与各国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如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案断方法，及一切相关事实皆臻完善，英国允弃其领事裁判权”。不久，美、日等国也作出类似承诺。

1902年，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于内外交困下修律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宜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现行一切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25）成立了负责修改法律的专门机构“修订法律馆”和“宪政编查馆”，由修律大臣主持，首先进行大规模翻译西方各国部门法，为正式修律作准备。

1910年5月15日，在《大清律例》基础上修删而成的《大清现行刑律》颁布，它共36卷，附有《禁烟条例》和《秋审条例》。内容根据西方刑法而分为30门，删除凌迟、枭首、戮尸、刺字、酷刑，并改刑法为罚金、徒刑、流刑、遣刑和死刑；同时将《大清律例》中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等民事法律内容的条款剔除，此外并增加了“妨害国交罪”等新罪名。但旧法律中有关“十恶”、“八议”等内容仍保留了下来。

在修订《大清现行刑律》的同时，沈家本又主持部门法律的制定工作。1906年沈家本请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起草《大清新刑律》，并于1911年1月25日正式颁行，定名《钦定大清新刑律》。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刑典，是一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作了重大变革的独立刑法典。

在形式上，《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近代西方法律的常用分类方法，将全篇分为总则、分则两部分，摆脱了中国传统法律形式的框架。总则部分规定了法律的适用范围、犯罪与刑罚的一般原理与原则；分则部分列举了36种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和法定量刑规定。

内容上采用“各国大统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26）特别是引入了西方法律中的重要原则—罪行法定原则，即“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27）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是对中国历代法中罪行擅断、自由心证的否定。同时，还废除了传统的援引比附的法律制度。此外还改变了中华法“礼行合一”的原则，使得法律与道德在中国史上第一次得以形式上的分离。传统中国法将伦理道德与法律融为一体，以礼入法、以礼逾法，而“礼法是否合一，是衡量传统法与近代法的标志”。（28）根据近代法的原理，法律只能制裁已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而不能惩罚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因此在《大清新刑律》中删除了有关伦理治罪的条款，如故杀子孙、干名教义、无夫奸等；并引入天赋人权思想，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近代法原则，在中华法当中，因地位不同，爱有差等而形成的“法外特权”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沈家本认识到“现行律中，以阶级之间，如品官制使良贱奴仆区判最深，殊不知富贵贫贱，品类不能强使之齐，地同隶帡幪，权由天畀，于法律是不应有厚薄之殊”，（29）因之，废除了维护封建特权的“八议”、“减”、“赎”等制度，取消了维护皇权的及伦理关系的“十恶”条款。

在刑罚体系上，新律参照了西方各国刑法结构，改变了自《唐律》以来沿袭的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建立了以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为主刑，以剥夺公权与没收财产为从刑的近代刑法体系，体现了近代刑法精神，直到如今，各国刑法也基本以此分类的。对死刑制度的规定上，“死刑非经法部复奏回报，不得执行。”（30）在刑罚执行方面，首次确立了缓刑、假释制度，这在中国法系中是第一次出现。

除刑法外，1907年起由松岗义正起草制定的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1908年由志田钾太郎起草的《大清商律草案》以及1906年编纂的《大清刑事诉讼法》、《大清民事诉讼法》等均是从内容和形式上与传统法律完全不同的近代化法律，但因清的灭亡未及颁行。

至此，由一系列部门法构成，民刑独立，实体、程序分离的近代化法律体系初步构建完成，同时也标志着传承二千余年的中华法系，在近代经过缓慢、渐进的过程到此时已经开始解体，封闭的、内国法为主的中国法律制度走上了近代法制的道路。

西学东渐与韩国法制变革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其政治、文化、法律制度长期以来深受中国的影响，有“小中华”之谓，当西学浪潮涌入中国不久，同处于儒文化圈的朝鲜王朝也沐浴于西风欧雨之中，只不过西学进入朝鲜半岛较中国温和得多。

在明末清初由耶稣会士为主导的西学东渐中，汉译西书从17世纪初即已通过朝鲜赴华使团的人员流入朝鲜。根据记载，1603年，朝鲜使臣李光庭从北京携回《欧罗巴国舆地图》一件六幅，1604年黄允中将利玛窦《两仪玄览图》带回朝鲜，1631年艾儒略的《职方外记》由郑斗源携入朝鲜，这些著作的传入朝鲜，极大地开阔了朝鲜朝野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地域观。当李晬光惊讶地看到《欧罗巴国舆地图》“其图甚精巧，于西域特详，以致中国地方暨我东八道、日本六十州，地理远近大小，纤悉无遗”（31）时，非常感慨道“今中国者不过大地中一片土……，大者九州亦一国，小则楚亦一国也，齐亦一国也。”（32）由此在世界意识萌芽之时，也腾升其国家主权意识与国与国平等意识，所谓“贵夏贱夷，为无义也”（33）就是这种思想的流露。也因此，朝鲜士人对西学的入朝不会有太多的心理抗拒，同样这也解释19世纪中叶为什么国际法能这么快就为朝鲜所接受。

1864年丁韪良的《万国公法》在中国刊行后得到很大的反响，美国国际法经典丛书主编威尔逊（GeorgeGraftonWilson）在导言里提到此书“中文版很快就销售一空，这部著作在日本也很受欢迎，翌年即在东京翻刻出版，并有其他版本在东方发行。”事实上在1865年，《万国公法》的一份手抄本就由日本人带入京都，并在日本掀起了注释和讨论国际法的热潮。根据韩国学者李汉基的研究，国际法最早传入朝鲜是在朝日缔结《江华岛修好条约》的次年，即1877年12月，日本外交代表花房义质把《万国公法》和《星轺指掌》二书赠与朝鲜礼曹判书赵宁夏，想以此证明日本要求在汉城派驻公使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除了《万国公法》外，中以国际法的其它著作也在韩国得到了传播，如《公法会通》一书，官方于1896年正式翻刻，其中的李庚植序中就有“各国大宪，审断公牍，援而为例，即《万国公法》、《公法便览》是已。曾有惠氏、吴氏诸人之订证，之于德国步伦氏而遂有会通之书，持论公而不偏，叙事确而有据，盖莫非保国善邻之道也”。（34）由此可知，韩国这一以中华法系为主的法律制度的国家，与中国一样也已经认识到国际法在对外交涉事务中的重要性，其法律体系也从德刑合一、维持内安为主向内外兼具方向转化。韩国的外交官们并在与西方及日本的外交活动中使用国际法折冲交涉，其中不乏朝英巨文岛事件交涉等成功案例。

韩国法律体系的最终脱中入西与西学思想的持续输入密不可分，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朝鲜仍在继续从中国引进汉译西书，但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日本。1875年，日本挑起“云扬号”事件。次年，日本强迫朝鲜闵氏政权签订了《江华岛条约》这一朝鲜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朝鲜被迫向日本开放釜山、仁川、元山三个港口，并且承认治外法权和无关税贸易。这标志着其法律制度已经丧失独立自主性，滑向了殖民地化。此后数年，朝鲜先后与美英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被纳入了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了。为了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朝鲜政府向日本派出了“朝士考察团”，“在日本视察了政府机关、各种产业结构以及造币等工厂。在70多天中，直接看到的新文明。他们回国以后，分别提交了复命书，促进了开化政策的推行。（35）这些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开化派”的人士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政变，虽然前后不过掌权三天，但其颁布的政纲14条还是值得注意的，其中的主要内容有：清算与清朝的从属关系、废除门阀和确立人民平等之权、处置贪官污吏、实行警察制度等。（36）从这些政策可以明显看到近代西方原则的影子，特别是废除门阀和确立人民平等之权、实行警察制度更标志朝鲜部分人士已经开始筹划构建近代法律制度。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以此为契机更深介入朝鲜内政，朴泳孝、徐光范等人回国参与政权，继续开化派的部分政治主张，实行乙未改革，重点对司法制度、地方制度和军事制度进行改革，使朝鲜朝近代化政治、司法体制迈向了决定性一步，而其政治、司法体系的日本化色彩更加强烈。

1897年10月12日，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899年颁布《大韩国国体》，特别强调皇帝的统治权，规定了皇帝掌握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部权力。通过这次改革，韩国最终走向了日本殖民地的道路，韩国成为了日本的保护国，其法律体系也转向全盘日化，只有承认、支持日本在韩国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才能得到法律保护，而其余朝鲜人则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由此可见，韩国法律制度的脱中入西是在外力的威逼利诱下完成的，是以丧失主权为代价的，而不是韩国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近代韩国法律体系与中国一样带有相当浓厚的殖民化色彩。

结语

西学在东方的中国和韩国传播的历史背景相同，两国对西学接受的过程是痛苦而漫长，对西学的认识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简单照搬自然科学技术，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应，直到对旧体制残阳夕照的失望而转向全盘接受制度框架外的西学。而作为政治体制重要构成的法律制度，同步经历了被动接受西方法学思想，到最终对西方法律体系的认知。这种由封建宗法法律制度向有缺陷的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转变，虽然有其残酷和痛苦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其进步一面，这就是西学东渐、东西法律文化冲撞的最终结果。

（注释）

（1）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申报馆代印1882版，p13）

（2）张之洞：《劝学篇••外篇》

（3）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p264

（4）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商务印书馆1938年，p42）

（5）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1

（6）ChangHis-tung,"TheEarliestPhaseoftheIntroductionofWesternPoliticalScienceinto

China(1820-1852),"TheYenchingJournalofSocialStudies,5.1:13(July1950):p.14.

（7）（8）转引自王维俭《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学学报1985。1

(9)E.Vattel,TheLawsofNations(NewYork1796),p.97.中译文见魏源，《海国图志》卷83。

(10)《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第126－127页。

(11)李抱宏：《中美外交关系》，p30

（12）丁韪良：《万国公法》，译者序，第3页。

（13）（14）（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

（16）潘玉田陈永刚：《中西文献交流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p166

（17）（18）Martin,ACycleofCathay,p.234，235

（19）《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p639

（20）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p302

（21）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时务报》42册

（22）《译书难易辨》，《大陆》，1903年

（23）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1

（2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5）《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p7

（26）《大清光绪新法令》第20册，中华书局1986年，p1

（27）《大清新刑律》第10条

（28）张仁善：《清末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动因新探》，南京大学学报1995.4

（29）沈家本：《修正刑律草案》，转引自《中华文化通志•法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p196

（30）《大清新刑律》第40条

（31）《芝峰类说》卷2，转引自邹振环《明清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

（32）《星胡塞说类选》（一）朝鲜古书刊行会1915年，p14－16，转引自邹振环《明清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

（33）《答安百顺问目》，《星湖先生文集》，骊江出版社1984年，p296

（34）《公法会通》，李庚植序，1896年朝鲜学部编辑局

（35）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p192

西学东渐范文篇3

关键词：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杭州；开展情况

历史是一面铜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校体育发展至今，自近代以来已有百余年。推行素质教育之工程，已有十年有余，可效果甚微。六艺中的“射”与“御”虽是体育内容，却没有像西方的球类运动发展成为体育项目。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光阴，期间军阀割据、政权林立、思想混杂，学校体育却得以在夹缝中得到较好的生存空间，由于宁波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港口城市之一，而宁波与杭州又地理位置相依，因此杭州的近代化进程自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杭州的近代学校教育亦始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提倡与创办。

1清末杭州学校体育教育

1．1西方体育的传入与本土适应过程

1840年以后，沿海城市宁波、温州相继开埠，清•126•朝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1］。西方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也相继传入中国。正是趁着“西学东渐”这股劲风，中国的几千年封建社会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逐渐瓦解。可以说，没有近代的“西学东渐”，就没有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没有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就没有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和生长，也就没有学校体育的开展和发展［2］。据杭州市志（体育篇）记载，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求是书院开办之初即聘日本人富长德藏教体操，这是杭州学校设体育课的开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杭州蕙兰中学设体操课，并且在1903年按照《奏定学堂章程》在高等小学堂以上设兵式体操为主的体操课［3］。在当时保国强种的社会潮流之下，社会各界均认为中国人武力孱弱，唯有强身健体，发展武备才是上策。学校体育也是顺应趋势，兵式体操即为近代体育课程的雏形。

1．2体育课列为学校课程内容

中国近代学校的体育课程源于清末维新派的“尚力”思想，维新派主张军国民主义，《癸卯学制》中规定“体操科”为授课内容，中国近代体育课程开始发迹。民国成立之初，仍然保留了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并在1912年颁发的教育宗旨明确“军国民教育辅之［4］”民国初期的《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对学校体育课的内容和课时安排都做出了规定，壬戌学制要求中小学体操课改成体育课，田径和球类项目与体操一道出现于学校体育课程之中。至此，学校体育进入“双轨制”时代。

2民国杭州学校体育的缘起

2．1“西学东渐”思潮引入了近代学校体育活动

盛行于清末民国初的“西学东渐”让中国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的文化机制和教育体系。西方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传统的教育制度已然不能满足培养所需人才的要求，故传统教育体制在与西方教育制度的分庭抗礼下黯然退出［5］。开办新式学堂，并引进西方近代体育，打破了中国一直以来没有体育课的局面，促进了我国学校体育的兴起。

2．2教会办学丰富了学校体育内容

教会学校是指西方宗教团体或者传教士个人创办的各类学校，是近代中国一种特殊的教育形态。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教会办学规模逐渐扩大，由沿海城市延伸到内陆城市，杭州也因此兴起了教会办学的趋势，教会学校不同于中国传统官学与私学的其中一点就是兴办体育。如教会创办的蕙兰中学与之江大学开展学校体育活动。除田径与体操外，三大球项目在一些教会学校得到了较好的开展。民国十年以后，之江大学、蕙兰中学都在校内建起篮球场，以满足篮球运动竞赛与推广的需要；排球运动在之江大学、蕙兰中学和弘道中学也相继开展；足球在辛亥革命出现在杭州后，外籍人员先后在之江大学和蕙兰中学教授足球［6］。20世纪初，正值竞技体育由欧洲传入我国，后经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传入杭州，项目主要为田径与各种球类竞赛，大部分项目主要在学校开展。杭州学校体育兴起大致是因为教会学校开创的学校体育课程［7］。

3民国杭州学校体育的开展

3．1幼稚园体育：保育为主，游戏引导

1916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明确保育为蒙养院之主要任务。而保育的具体项目有唱歌、谈话、手艺和游戏等［8］。据1935年出版的《杭师大附小概况》记载，该幼稚园（民国时期幼稚园即为蒙养院）将游戏安排在下午两点半至三点，教师组织学生在该时间段进行跑、跳、飞和学小动物叫的活动，既体现了遵循教学规律的原则，又激发了幼儿的兴趣和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黄金十年。杭州的幼稚园办学规模也较前期有所扩大，其中公立幼稚园增加了3所，私立幼稚园则增加了6所。这些幼稚园当中大多采用设计教学法，以“儿童为本位”启发式教学，保证课程的实施。

3．2小学体育：双轨制与重视女子锻炼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之初，即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办法规定高等以上小学以上的体操应注重兵式体操，以发展学生的体魄和锻炼意志。这与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新教育方针”的五育并举所相吻合。尽管兵操在民国初期的中小学体育课占据主流地位，但随着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兵操的地位也相应的下降。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极力提倡废除学校枯燥乏味的兵士体操课。据《国文教科书》摘录的百年小学体操图，记有击毬、跳绳、习体操、练兵操、角力等体育活动［8］。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为师生提供了选择的空间。这或许就是盛行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双轨制”体育教学现状的缩影。特别是1915年的一幅女子小学教师荡秋千图，侧面反映民国时期的女子在新思想的时代下，也慢慢踏出深闺投身户外体育活动，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女子从事体育活动冲击了男强女柔的传统观念，女子并非天生就生而柔弱，只是缺乏合适的外部环境去解放身体［9］。

3．3中学体育：训练与竞赛带动体育氛围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同年9月，又公布《中学校令》。明确提出“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在此之前，传教士司徒雷登就曾认为：“中学时期为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因为人格的养成、人生观的规定、宗教信仰的坚定、道德态度的发展，都是在中学期内实现的［10］。”民国杭州的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缘起是由基督教的发起而兴办的，广大的传教士最初带着上帝福音来改造中华国民思想的同时，也为开创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奠基的作用。自民国建立后的十年，杭州女子中学校增加到五所，而相对的男子中学却仅有盐务中学一所。这也反映了女子体育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并且被关注程度在这一时期高于男子，女子受教育并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由杭州贞才、育才、蕙兴三女学合并成立弘道女中，这三所学校均为美国基督教创办，其办学侧重于培养学生活泼、愉快、合作等品质的运动项目，与呆板无味的兵式体操截然相反［8］。彼时的弘道女中在教学规模上有中学、高小、初小三部分，并附设幼稚园，属于民国时期杭州数一数二的女子学校。杭州弘道女中还成立了篮球队、排球队和国术队等。从而说明女子学校体育活动与竞赛已慢慢变得丰富。

3．4民国杭州高等学校体育

民国杭州高等学校体育以之江大学、浙江大学两所学校为代表。它们的学校体育开展氛围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反而在历史的更替中显得更加烨烨生辉。之江大学校刊（体育会会员学生自治会致远）曾记载，本校教职排球队于10．16首度向暴风排球队挑战，遂于是日下午作友谊赛。此为本学期球赛之先声，故球场四周人群挤塞，情况热闹异常。教联队麾下猛将如云，如体育主任张强邻、体育教员周剑飞，均披挂上阵，复有戚光宇、陈时振等。之大还成立了体育会，下辖的球务部最近与本校各体育团体合办足球联赛，篮球与广东，雄风作友谊赛排球对抗［11］。此外，之大有关体育工作的来往文书及上级一般通知中大会口号和运动员誓词中可窥见体育在当时之大的风靡。浙江大学的体育设施在当时相当齐全，其有田径场、足球场各两片，篮球场10片。并配有体育办公室一个，浴室1间，急救室1间，体格检查室和储藏室等。这样的设施配备符合师生运动的条件要求。其开设的体育课程设置有：游泳、田径、球类、技巧等，还组织校内校外比赛。校内比赛有：篮球班级赛、篮球院际赛、网球公开赛、排球公开赛、足球院际赛、春季运动会、越野赛跑；校外比赛有：篮球比赛、足球比赛田径及全能排球比赛网球比赛［12］。首先，浙大具有齐全的体育设施，还有急救室和体格检查室等，保障了学生参与锻炼与竞赛的基本条件。其次，教授的课程也丰富多样，使不同类型学生选择性加大。再次，丰富的项目和层次不一的竞赛活动，调动了学生的体育活动积极性，特别是那些体育爱好者，更希望有机会在运动场上展现风采、为校争光。

4结论

民国时期杭州学校体育，是杭州近代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杭州现在一些百年学校体育的发展仍能从民国追寻足迹。对民国杭州蒙养院、中小学和高校学校体育的研究则表明，各有特色、符合体育教学的发展规律仍是当今学校体育发展要求的主流。幼稚园的保育，中小学的课程多样性与重视女子体育参与，高等学校的场地设施保障与校内外各种竞赛，层层相扣，体现了体育教学的阶段性与层次性，值得现今学校体育工作者去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曹守和．浙江体育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68．

［2］陈晴．明末清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

［3］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体育篇）［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361．

［4］张丽．民初学校体育实践的当代价值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自然科学版），2014，13（4）：135—139．

［5］熊月之．西制东渐—近代制度的嬗变［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10．

［6］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杭州文史丛编［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2：20．

［7］浙江省体育志编撰委员会．浙江体育志［M］．杭州：方志出版社，2003．

［8］杭州市体育局，中国体育博物馆杭州分馆．杭州百年体育图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6，25，43．

［9］王浩．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研究（1927—1937年）［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西学东渐范文篇4

关键词：陈平原；图文互文；图像史料；人文关怀；大文化视野；晚清画报研究；中国文学研究

图像与文字、图像与文学之间本就具有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成为了图文互文理论的出发点。“互文性”这一术语由法国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词、对话、小说》（1966年）一文中提出，随后克里斯蒂娃在《封闭的文本》（1967年）与《文学创作的革命》（1974年）中对“互文性”的语义作了更明确的探讨，她认为互文性是指词与词、文本与文本之间可以互相吸收与转换。经过罗兰•巴特、麦克•里法特尔、吉拉尔•热奈特、安东尼•孔帕尼翁等人的研究，“互文性”的定义涵盖范围越来越广。程锡麟在《互文性理论概述》中提出，可以从广义与狭义的概念来界定“互文性”，他认为广义的互文性是指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狭义的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读图时代的文化语境下，运用图文互文法研究中国文学逐渐成为时尚，一批图文并置、意义共生的文学研究著述涌现，学界不少研究者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关注与探究。研究者借助于图像元素，不仅可以通过细节和画面使自己的观念得以形象化、立体化，有利于还原历史的斑驳面貌和立体形象，而且图文互文的插图与配文亦可互补互证，促进新的意义空间的生成，从而增强文学研究的现场性、趣味性与多维性。这种新兴的研究思路，使得中国文学研究有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在此基础上，图文互文实践中的思想和经验的探究、总结，则成为了值得关注的焦点。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图文互文的研究主要围绕文学作品及封面、文学文化研究著作的图像与文字的关系进行，而在图文实践者的图文互文思想研究这一方面则只有为数极少的文章。笔者曾撰写过《杨义图文互文文学研究思想综论》《论杨义的图文文学史著实践与互文理论》《从“插图”到“图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中的图文互文类型、时空建构及问题》《从空间图像到文学地图——中国文学图文研究著作中的地理史料、地图观念及互文经验》《美术图像史料与中国文学图文互文研究著作的意义建构》等系列文章，对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图文互文现象及代表性学者杨义进行了研究。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不仅在专业研究领域内笔耕不辍，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地位的知名学者，而且他也是长期在图文互文实践领域内成果卓著的代表性学者之一。陈平原从1998年开始出版图文书籍，在20年的时间内出版了多达26部图文著作。他既创造性地提出了图文互动既在版面状态又在生产过程的观点，又富于前瞻性地强调了学术类图文书籍限制插图活动的必要性，这些观点在如今的读图时代显得振聋发聩。陈平原的图文互文思想发展历程体现出其“求变”的治学思想，也是他学人角色自觉性的体现。陈平原的图文互文思想拥有明显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其图文互文实践有效地避免了图像史料的雷同以及图像与文字脱节的问题，同时他所倡导的学术类图文书籍需要限制插图活动的观点也在后来陆续得到了验证。他认为应预防图像对文字的霸权，以便保持学术文字的魅力，提出图文互动的关键在于图文之间的对话与协调。鉴于目前尚无针对陈平原图文互文思想研究的文章，笔者拟在系统梳理陈平原图文互文实践基础上，对其图文互文思想进行初步归纳，总结其图文实践的特质，以期推动国内文学图文互文实践研究的发展。

一图像史料与人文关怀

进入图像化时代后，“文学危机”说盛行一时，一些学者担心图像转向会影响原本的文学研究与文化书写，对图像史料进入学术著作持漠视或抗拒态度，而另一些学者则对文学研究的图像转向抱有极大的热情，积极地将图像史料引入学术研究。陈平原敏锐地察觉到了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地位变迁，他采取了辩证看待及处理的方式，主张在严肃的学术类图文著作中限制配图，以保持著作的学术性与图像的独立价值，同时在普及类的图文著作中秉持人文关怀的立场，在书籍编排时尽量采取图文并茂的策略，努力兼顾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兴趣。陈平原在编撰严肃的学术著作时，认为应对图像史料进行有限度的使用，提出在学术类图文互文著作中应限制图像史料的策略，包括限制图像的数量、色彩、出现的频率等。在他看来，生动、直观、形象的图像，若以同样的篇幅与文字并置会影响文字的叙述及受众对文字内容的关注，若配图与文字联系不紧密，必将影响学术著作的品味及学术含量，因此适当限制学术类图文著作的图像活动显得非常有必要。限制图像史料在严肃学术著作中出现的比例和频率，可以使学术著作既保持文字的魅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凸显重要图像的史料价值与审美趣味。陈平原的学术专著《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即鲜明地体现了其有限度的图像史料思想。该书选取李贽、陈继儒、袁宏道、张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等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探究其“为人”的人格与趣味，一方面探究其“为文”的创作特色与风格路数，渗透着陈平原对明清散文的体味与判断。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陈平原仅在每一讲的标题下插入一幅相关的人物图像以呼应正文，除此之外并不大量点缀插图于文字叙述之间。第一讲《别出手眼与放胆为文——李贽的为人与为文》的主标题下，放置了一幅李贽身着明代朝服头戴四品梁冠的肖像。肖像上的李贽五官鲜明，脸部轮廓偏坚硬，表情严肃，呼应了文中所叙李贽刚肠直胆、直气劲节的个性，也印证了李贽曾经为官的史实。陈平原不仅在对明清之际的中国文学进行研究时极简约地使用着图像史料，而且在对现代大学教育史的研究中也秉持着有限度地使用图像的原则。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陈平原贯彻了其限制配图的主张。他仅在每一章节后单独放置几张或几十张的图像史料，努力限制图像史料在著作正文中出现的频率，但又尝试保持图像史料的独立价值。在该书第一章，他于文末连续放置了37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学内迁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包含了战时书影、校舍风貌、内迁路上情景、学生复课场景、校运会颁奖、校庆留影、学校旧址、毕业留影等等。在著作一章中使用近40张图像史料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少，但由于图像史料被并置于章节文字叙述之后，与正文内容间隔了一定的距离，其并未对文字叙述造成干扰，尽可能保持了学术著作自身的完整性。如果说陈平原在严肃学术研究著作中主张有限度地使用图像史料的话，那么他在编撰普及型的著作中则尽可能地追求图文并茂的效果，表现出对于人文关怀的鲜明追求。陈平原在普及型图文互文著作编撰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编辑策略与旨趣，他努力在研究内容、书写策略、互动方式等方面努力兼顾学术品味与大众趣味，使图文著作不仅保留着鲜明的学术氛围和探索的精神，而且雅俗共赏，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与《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皆是陈平原秉持着人文关怀的精神而著，他坦言“编一册好看的图文书，兼及大众与专家，这是当年与夏晓虹合编《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时就定下来的‘宗旨’”[1]2。《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一书从《点石斋画报》4000幅图像中，选取了160幅关于晚清生活状况的图像放在书籍版面的右侧，在书籍版面左侧则放上诗文、笔记、报道、日记、档案、竹枝词、教科书等各种文字史料，用来佐证、旁证或反证书籍右侧的晚清图像资料。作者不在书籍中作多余的阐释，仅仅把160幅图像资料分成“中外纪闻”“官场现形”“格致汇编”“海上繁华”四大主题，让读者自己结合书籍的文字与图像史料进行体会。这种让读者自由解读的方式使这本书不仅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也获得了普通读者的关注，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通过著作中的图像史料一览晚清社会风貌。《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一书更是介绍了多达28种晚清画报，每种画报配10到20幅图像，著作所选图像史料与文字研究内容，专业学者与普通读者皆可从中获得有价值的史料。在《飞影阁画报》与《飞影阁画册》这一章中，陈平原介绍了晚清画报中的著名画家吴友如，说明了吴友如为何退出《点石斋画报》而另起炉灶创办《飞影阁画报》，而后又如何将《飞影阁画报》改成《飞影阁画册》；接着讲述了吴友如在仕女画方面的绘画才华，并从文化史与新闻史的角度评价了吴友如改画报为画册的行为；最后则指出《飞影阁画报》（含《飞影阁画册》）的作品不全出于吴友如，亦出于与其绘画风格类似的周慕桥手笔，并引用为《吴友如画宝》作序的范曾所言，认为吴友如最大成就在于精微地刻画了晚清社会众生相。论及吴友如的绘画之特色时，陈平原在文中写道：“以描慕吃西餐这一场景为例，吴之《别饶风味》与后来的海上游戏主《海上游戏图说》之‘四马路一品香吃大菜’（1989）、梦花馆主江阴香《九尾狐》初集第九回‘番菜馆赴约会伶人’图（1918）相比，明显高出一筹。这就难怪渴望‘独运精思’的吴友如会不满足于充当配角，而倾向于自办画报——甚至改众人合作的画报为‘皆余一手所绘’的画册。”[1]9陈平原在普及型的图文著作中喜欢使用简洁生动的文字，并在文中标出了可以对照参看的图像标注，使图像与文字的版面编排错落有致，普通读者亦可玩味图文互文的隐含意义。

二大文化视野与图像之历史语境

在长期的图文互文实践中，陈平原不满足于使用现有的图像史料，而致力于发掘更多未知的图像来源，在搜集、梳理、归类、阐释中不断拓展图像史料的多元渠道，使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呈现出新颖性、知识性、审美性特点。陈平原在图像史料选择时具有大文化视野，而在解读图像史料时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得以呈现，这使其晚清画报研究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他注重搜寻、使用与历史事件同一时期的图像史料，以使图文互文语境保持一致。陈平原将图像史料置于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在对事物进行立体考查中呈现出宏大的观察视野与深厚的史学功底。他在图文研究著作图像史料的选择上不受载体的限制，突破了许多学者只关注期刊、书籍中图像的局限，尽可能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图像史料的搜集，并尽量使用贴近历史现场的、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图像史料。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的“前言”中，他这样阐述自己使用图像史料的思考：“同样关注《点石斋画报》在传播时事与新知方面的意义，我的论述，兼及新闻史、绘画史与文化史，尤其关注图文之间的缝隙，坚信正是这些缝隙，让我们对晚清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的复杂性，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与其他学者不同，我关注的是整个晚清画报，不仅仅局限于《点石斋画报》一家”[2]7。基于大文化的视野，他努力在大量的图像史料基础上进行宏观把握，通过各种图像史料的相互验证、对质来追寻历史真相，并尝试捕捉晚清社会中各种易为人忽略的文化细节和社会心理。国内学者对于晚清画报的研究多以《点石斋画报》为主要材料，但若要更好地呈现晚清最后30年的历史巨变与社会风貌，则需要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晚清画报。唯有尽可能地搜集晚清画报，对图像史料进行辛勤辨析，才能更客观、完整地呈现晚清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民众心理。陈平原在研究晚清画报时不仅关注《点石斋画报》中的图像史料，而且还对同一时期的画报图像史料进行了涸泽而渔的收集，以便从中透视出晚清社会的众生相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丰富文化信息。在《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中，陈平原搜集了《启蒙画报》《时事画报》《北京画报》《星期画报》《人镜画报》《醒俗画报》《益森画报》《浅说日日新闻画报》等在内的28种晚清画报，每种画报配10到20幅图像，图像史料极为丰富。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中，陈平原从文化史、新闻史、绘画史等视角入手，通过对照解读《点石斋画报》与其它晚清画报，探究了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事、新闻与石印的关系、晚清作家可能的知识来源、晚清女学兴起的历程、晚清画报中帝都北京的想象等问题。陈平原广泛地搜集与解读晚清报刊图像史料，使著作呈现出恢弘的历史气势与深刻的理性判断。除了大范围地关注、搜集晚清报刊图像史料外，陈平原在图文互文的实践中还特别注重寻找契合历史发生现场、与历史事件产生于同一历史阶段的图像史料。其《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等著作通常选择具有历史纵深感及与历史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图像史料，竭力揭示出历史的斑驳面影和复杂形态。《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在讲到“五月四日那一天”时，使用的图像史料包括“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5月4日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受气东交民巷”“冲向赵家楼的游行队伍”“被捣毁的曹汝霖家中器具”“军警逮捕学生”等，为读者理解重要历史事件提供了逼真的图像环境。这些图像史料皆为爆发当日或前后所拍摄，具有贴近历史现场的载体价值，通过这些照片从而将的发展进程、矛盾爆发点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谈到“五四”人物时，陈平原选择了“1914年摄于东京的和服像”“1919年《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22年（后排右三）与北京女高师毕业班合影”“在1927年就义前的留影”等图像史料，它们多在的前后10年之间形成，贴近历史事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正是借助于这些贴近历史语境的珍贵图像史料，《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努力引导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触摸五四这段历史时，陈平原借助丰富的图像史料不仅探讨了的发生过程，生动地再现了五月四日那一天的历史场景，而且将五四人物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使读者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有了更全面的认知。陈平原擅于从图像史料的历史语境出发，考察它们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他在《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中曾说：“过去我做小说研究时，不曾考虑图像的因素，也很少将小说流通与读者接受考虑在内。与小说文本同行的绣像，其功能并非只是便于民众接受，选取什么场面、突出哪些重点、怎样构图、如何刻画等，其实隐含着制作者的道德及审美判断。把这些东西考虑进来，很可能会改变已有的小说史论述。”[3]135-136在《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中，陈平原选取了《红楼梦》《金瓶梅》《剑侠传》《聊斋志异》《淞隐漫录》5部明清小说的插图“略加解题”，或引申发挥，使读者能够较好地理解文学生产的途径以及图文配合的方式。通过图像史料来考察小说史这一理念，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一书里得到发展。他在该书《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一章中指出，学界对晚清科学小说创作进行考察时出现了漏洞，即中国科学小说虽受到域外小说启示，但其借鉴的途径并非一味依赖西方的科学小说。他认为中国作家开始借“飞车”驰骋想象时，以写科学小说而闻名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才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作家创作科学小说不可能只受域外科学小说的影响。他力图考察晚清作家们如何获得写作科学小说所必备的兴趣与能力，为此他勾勒出晚清科学小说中的“飞车”系列形象，考察了晚清画报刊行的海外游记、传教士所办的时事与科学杂志、突出平民趣味的画报、古来传说之被激活和重新诠释等，以此为线索追溯彼时作家们可能的知识来源，认为这种获取知识的途径既成全又限制了晚清科学小说的发展。他在著作中运用了大量晚清图像史料，尽可能复原历史现场，拓展晚清研究视野，在对图像史料的知识谱系考察中为晚清科学小说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观点。

三晚清画报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

晚清画报是了解晚清社会现状、市民生活、风土习俗、西学东渐的绝佳窗口。陈平原意识到晚清画报图像史料蕴藏的巨大价值，积极地辑录、校读和阐释图像史料，以图文互文的方法对晚清画报进行了大量研究。2000年10月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平原编选的《点石斋画报选》，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晚清图像：<点石斋画报>》《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等晚清画报研究著作，正如其所言：“作为作者，我则更关心在图文书中，如何保持文字的魅力。”[4]与一般的图像史料编选著作不同，《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摘取了160幅关于晚清生活状况的图像，按“中外纪闻”“官场现形”“格致汇编”“海上繁华”分成四大主题，以左文右图的形式排版，形成图像与文字的对峙或互补，借此引发出更大的阐释空间。陈平原在此书的“导论”里，对于《点石斋画报》的诞生、刊行宗旨、传播手段、素材来源及其重要地位进行了详细论述，使读者对《点石斋画报》有了直观而全面的了解。在《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中，陈平原进一步搜集整理了28种晚清画报的图像，为读者了解晚清社会生活、教育文化、民俗仪式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更是选取了200多幅精彩纷呈的晚清画报图像史料，按5个研究主题分类进行阐释，通过晚清画报了解传媒在晚清时期传播时事新知的方式与意义，探究以图像为主题的叙事与以文字为媒介的叙事异同。随着其图文互文思想的日趋成熟，陈平原对晚清画报的研究也从简单地整理、编选图像史料，发展到积极运用图文互文方法探讨画报图像史料与文字叙述的互补、对峙关系，其对晚清画报图像史料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重新出现，不少学者意识到图像史料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对图文互文著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冰心主编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杨义主笔的《中国新文学图志》、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贺绍俊和巫晓燕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曹卫东的《彩图版中国文学》、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使用图像史料，图文互文法在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的使用误区也逐渐显露出来：一些研究者在选择图像史料时，出现了图像史料配置方式单一，或过度使用图像资料的问题；另一些研究者则不太注意搜集稀见图像史料，相同图像史料重复使用、相似度较高等问题比较突出；还有一些研究者忽略了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图文著作中存在着图文关系松散、图文语境破碎现象；等等。在长期的图文互文著作编撰实践中，陈平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图文互文思想，其对解决当前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首先，他认为图文研究著作中的图像史料必须来源可靠，且应具备一定的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人物的照片应尽量贴近历史叙述，以不超出事件后10年的拍摄时间为宜。其次，图像史料的采集应突破仅仅使用照片、宣传画册这一局限，而应扩大图像史料的采集范围，以此来避免图文互文著作中图像史料雷同的问题。第三，针对图像与文字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图文著作的图像与文字必须相呼应，达成良性的互动，以此引发出更大的思维与阐释空间。第四，他认为需要保持学术类图文书籍的文字魅力、突出图像史料的独立价值，将图像与文字放在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交流，改变视图像史料为文字附庸的观念。第五，他认为图文互文著作的最佳状态是图像与文字形成互为因果、互相阐释、彼此论证的关系，其对图像史料的解读应构成全书的重要支柱。在长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实践中，陈平原出版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等一批善于运用图像史料、新见迭出的著作。他对自身的图文互文实践进行认真总结，提炼出许多具有普范意义的理论与概念，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的经验，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图像视野与互文方法，这些经验、理论与方法值得学术界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2]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3]陈平原.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4.

西学东渐范文篇5

关键词：鸦片战争现代化民族心态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此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它文明国家。鸦片战争的枪炮击碎了清王朝的梦想，促使了中国的觉醒，被迫踏上现代化的征程。中国现代化进程漫长曲折，民族心态的变化更是值得关注。

一、鸦片战争以前，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民族的优越感

清朝中期以前，我国在科技文化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一书中认为：“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之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可以说直到1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技术上最先进、经济上最强大、道德与文化修养最高的国家。正如西波拉在1976年所言，与中国文明相比那时“西方基本上都是乡巴佬的世界，既贫穷又不发达。”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辉煌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强烈优越感。但是，自清朝中期以后，感油然而生，民族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长期闭关锁国导致夜郎自大，使得统治者以及被愚化的国民，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利马窦曾描述过他的亲身感受：“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使野蛮人，而且看成使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使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中国不愿改进和学习，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的“中国文明近代以前所取得的成就是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然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直觉”，而正当清王朝日益衰落的时候，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崛起。

二、鸦片战争以后，民族优越感受到沉重打击，转而以欧洲为中心

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中国从一个君临世界的天朝大国变成了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国人由原来的敌人或远远领先于任何民族的大国，变成了在新兴科技面前无所适从的国家。巨大的落差使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地挫伤，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的长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之西学东渐主张。掀起了一股向外国学习的浪潮。一些鸦片战争先进的知识分子带着沉重的隐患意识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中挣开一条缝隙，开始重视西方文化，思索鸦片战争中彼强我弱的缘由急于筹思挽救之方，然而，民族自豪感的严重挫伤，使中国士人常处于自尊与自卑的内心冲突中，很难以一个平常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于是出现了对西学又爱又恨、又接受又排斥的现象。时而把洋人神秘化，崇拜西学，主张“全盘西化”，时而深恐“新学至于蔑伦纪，废孔教，而遂不可矣。”三、新中国的建立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国人又重新找回了民族自豪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长期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再次获得张扬。新中国的成立，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艾恺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的那么快速。”对内，我们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稳定物价，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对封建因素进行彻底扫荡；对外，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展新中国的独立外交。通过上述努力，我们在短期内巩固了新生政权，基本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并提高了国际地位，赢得了国家发展的相对和平的内外环境。这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极大提高，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打败了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帝国主义，这更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得到空前膨胀，在强烈的主人翁的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的支配下，广大人民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然而，极大的民族自信心与现实落后的反差导致了急于求成的心理，比如“二十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导致极左思潮。

四、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态朝着平和的方向发展

70年代以来我国在外交上的重大发展，是民族心态从偏激走向平衡的前提。1971年，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从1970年到1982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56个，继而掀起了一股同中国建交的热潮，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外交胜利，使新中国摆脱了与一些强国的对立和对一些强国的依赖，世界强国逐渐平等地接受新中国。中国也逐渐以平等的心态接受外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兄弟变为朋友和伙伴。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国民的眼界也逐渐开阔，思想日益解放，社会的宽容度进一步提高。面对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人们越来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坦然的心情接受先进事物，逐渐形成一种平稳的心理。长期的和平发展使中国人解除了紧张的戒备心理，张开臂膀拥抱世界。

注释：

倪健中主编．文明中国：把怎样的一个中国带入21世纪．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郝侠君．中国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西学东渐范文篇6

关键词：鸦片战争现代化民族心态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此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它文明国家。鸦片战争的枪炮击碎了清王朝的梦想，促使了中国的觉醒，被迫踏上现代化的征程。中国现代化进程漫长曲折，民族心态的变化更是值得关注。

一、鸦片战争以前，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民族的优越感

清朝中期以前，我国在科技文化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一书中认为：“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之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可以说直到1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技术上最先进、经济上最强大、道德与文化修养最高的国家。正如西波拉在1976年所言，与中国文明相比那时“西方基本上都是乡巴佬的世界，既贫穷又不发达。”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辉煌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强烈优越感。但是，自清朝中期以后，感油然而生，民族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长期闭关锁国导致夜郎自大，使得统治者以及被愚化的国民，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利马窦曾描述过他的亲身感受：“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使野蛮人，而且看成使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使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中国不愿改进和学习，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的“中国文明近代以前所取得的成就是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然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直觉”，而正当清王朝日益衰落的时候，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崛起。

二、鸦片战争以后，民族优越感受到沉重打击，转而以欧洲为中心

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中国从一个君临世界的天朝大国变成了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国人由原来的敌人或远远领先于任何民族的大国，变成了在新兴科技面前无所适从的国家。巨大的落差使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地挫伤，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的长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之西学东渐主张。掀起了一股向外国学习的浪潮。一些鸦片战争先进的知识分子带着沉重的隐患意识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中挣开一条缝隙，开始重视西方文化，思索鸦片战争中彼强我弱的缘由急于筹思挽救之方，然而，民族自豪感的严重挫伤，使中国士人常处于自尊与自卑的内心冲突中，很难以一个平常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于是出现了对西学又爱又恨、又接受又排斥的现象。时而把洋人神秘化，崇拜西学，主张“全盘西化”，时而深恐“新学至于蔑伦纪，废孔教，而遂不可矣。”三、新中国的建立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国人又重新找回了民族自豪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长期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再次获得张扬。新中国的成立，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艾恺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的那么快速。”对内，我们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稳定物价，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对封建因素进行彻底扫荡；对外，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展新中国的独立外交。通过上述努力，我们在短期内巩固了新生政权，基本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并提高了国际地位，赢得了国家发展的相对和平的内外环境。这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极大提高，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打败了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帝国主义，这更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得到空前膨胀，在强烈的主人翁的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的支配下，广大人民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然而，极大的民族自信心与现实落后的反差导致了急于求成的心理，比如“二十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导致极左思潮。

四、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态朝着平和的方向发展

70年代以来我国在外交上的重大发展，是民族心态从偏激走向平衡的前提。1971年，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从1970年到1982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56个，继而掀起了一股同中国建交的热潮，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外交胜利，使新中国摆脱了与一些强国的对立和对一些强国的依赖，世界强国逐渐平等地接受新中国。中国也逐渐以平等的心态接受外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兄弟变为朋友和伙伴。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国民的眼界也逐渐开阔，思想日益解放，社会的宽容度进一步提高。面对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人们越来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坦然的心情接受先进事物，逐渐形成一种平稳的心理。长期的和平发展使中国人解除了紧张的戒备心理，张开臂膀拥抱世界。

注释：

倪健中主编．文明中国：把怎样的一个中国带入21世纪．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郝侠君．中国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西学东渐范文篇7

关键词：鸦片战争现代化民族心态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此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它文明国家。鸦片战争的枪炮击碎了清王朝的梦想，促使了中国的觉醒，被迫踏上现代化的征程。中国现代化进程漫长曲折，民族心态的变化更是值得关注。

一、鸦片战争以前，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民族的优越感

清朝中期以前，我国在科技文化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一书中认为：“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之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可以说直到1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技术上最先进、经济上最强大、道德与文化修养最高的国家。正如西波拉在1976年所言，与中国文明相比那时“西方基本上都是乡巴佬的世界，既贫穷又不发达。”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辉煌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强烈优越感。但是，自清朝中期以后，感油然而生，民族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长期闭关锁国导致夜郎自大，使得统治者以及被愚化的国民，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利马窦曾描述过他的亲身感受：“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使野蛮人，而且看成使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使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中国不愿改进和学习，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的“中国文明近代以前所取得的成就是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然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直觉”，而正当清王朝日益衰落的时候，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崛起。

二、鸦片战争以后，民族优越感受到沉重打击，转而以欧洲为中心

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中国从一个君临世界的天朝大国变成了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国人由原来的敌人或远远领先于任何民族的大国，变成了在新兴科技面前无所适从的国家。巨大的落差使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地挫伤，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的长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之西学东渐主张。掀起了一股向外国学习的浪潮。一些鸦片战争先进的知识分子带着沉重的隐患意识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中挣开一条缝隙，开始重视西方文化，思索鸦片战争中彼强我弱的缘由急于筹思挽救之方，然而，民族自豪感的严重挫伤，使中国士人常处于自尊与自卑的内心冲突中，很难以一个平常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于是出现了对西学又爱又恨、又接受又排斥的现象。时而把洋人神秘化，崇拜西学，主张“全盘西化”，时而深恐“新学至于蔑伦纪，废孔教，而遂不可矣。”三、新中国的建立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国人又重新找回了民族自豪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长期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再次获得张扬。新中国的成立，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艾恺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的那么快速。”对内，我们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稳定物价，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对封建因素进行彻底扫荡；对外，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展新中国的独立外交。通过上述努力，我们在短期内巩固了新生政权，基本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并提高了国际地位，赢得了国家发展的相对和平的内外环境。这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极大提高，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打败了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帝国主义，这更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得到空前膨胀，在强烈的主人翁的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的支配下，广大人民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然而，极大的民族自信心与现实落后的反差导致了急于求成的心理，比如“二十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导致极左思潮。

四、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态朝着平和的方向发展

70年代以来我国在外交上的重大发展，是民族心态从偏激走向平衡的前提。1971年，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从1970年到1982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56个，继而掀起了一股同中国建交的热潮，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外交胜利，使新中国摆脱了与一些强国的对立和对一些强国的依赖，世界强国逐渐平等地接受新中国。中国也逐渐以平等的心态接受外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兄弟变为朋友和伙伴。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国民的眼界也逐渐开阔，思想日益解放，社会的宽容度进一步提高。面对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人们越来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坦然的心情接受先进事物，逐渐形成一种平稳的心理。长期的和平发展使中国人解除了紧张的戒备心理，张开臂膀拥抱世界。

注释：

倪健中主编．文明中国：把怎样的一个中国带入21世纪．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郝侠君．中国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西学东渐范文篇8

关键词：鸦片战争现代化民族心态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此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它文明国家。鸦片战争的枪炮击碎了清王朝的梦想，促使了中国的觉醒，被迫踏上现代化的征程。中国现代化进程漫长曲折，民族心态的变化更是值得关注。

一、鸦片战争以前，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民族的优越感

清朝中期以前，我国在科技文化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一书中认为：“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之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可以说直到1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技术上最先进、经济上最强大、道德与文化修养最高的国家。正如西波拉在1976年所言，与中国文明相比那时“西方基本上都是乡巴佬的世界，既贫穷又不发达。”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辉煌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强烈优越感。但是，自清朝中期以后，感油然而生，民族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长期闭关锁国导致夜郎自大，使得统治者以及被愚化的国民，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利马窦曾描述过他的亲身感受：“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使野蛮人，而且看成使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使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中国不愿改进和学习，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的“中国文明近代以前所取得的成就是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然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直觉”，而正当清王朝日益衰落的时候，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崛起。

二、鸦片战争以后，民族优越感受到沉重打击，转而以欧洲为中心

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中国从一个君临世界的天朝大国变成了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国人由原来的敌人或远远领先于任何民族的大国，变成了在新兴科技面前无所适从的国家。巨大的落差使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地挫伤，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的长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之西学东渐主张。掀起了一股向外国学习的浪潮。一些鸦片战争先进的知识分子带着沉重的隐患意识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中挣开一条缝隙，开始重视西方文化，思索鸦片战争中彼强我弱的缘由急于筹思挽救之方，然而，民族自豪感的严重挫伤，使中国士人常处于自尊与自卑的内心冲突中，很难以一个平常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于是出现了对西学又爱又恨、又接受又排斥的现象。时而把洋人神秘化，崇拜西学，主张“全盘西化”，时而深恐“新学至于蔑伦纪，废孔教，而遂不可矣。”三、新中国的建立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国人又重新找回了民族自豪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长期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再次获得张扬。新中国的成立，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艾恺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的那么快速。”对内，我们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稳定物价，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对封建因素进行彻底扫荡；对外，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展新中国的独立外交。通过上述努力，我们在短期内巩固了新生政权，基本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并提高了国际地位，赢得了国家发展的相对和平的内外环境。这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极大提高，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打败了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帝国主义，这更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得到空前膨胀，在强烈的主人翁的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的支配下，广大人民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然而，极大的民族自信心与现实落后的反差导致了急于求成的心理，比如“二十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导致极左思潮。

四、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态朝着平和的方向发展

70年代以来我国在外交上的重大发展，是民族心态从偏激走向平衡的前提。1971年，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从1970年到1982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56个，继而掀起了一股同中国建交的热潮，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外交胜利，使新中国摆脱了与一些强国的对立和对一些强国的依赖，世界强国逐渐平等地接受新中国。中国也逐渐以平等的心态接受外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兄弟变为朋友和伙伴。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国民的眼界也逐渐开阔，思想日益解放，社会的宽容度进一步提高。面对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人们越来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坦然的心情接受先进事物，逐渐形成一种平稳的心理。长期的和平发展使中国人解除了紧张的戒备心理，张开臂膀拥抱世界。

注释：

倪健中主编．文明中国：把怎样的一个中国带入21世纪．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郝侠君．中国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西学东渐范文篇9

关键词：鸦片战争现代化民族心态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此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它文明国家。鸦片战争的枪炮击碎了清王朝的梦想，促使了中国的觉醒，被迫踏上现代化的征程。中国现代化进程漫长曲折，民族心态的变化更是值得关注。

一、鸦片战争以前，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民族的优越感

清朝中期以前，我国在科技文化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一书中认为：“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之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可以说直到1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技术上最先进、经济上最强大、道德与文化修养最高的国家。正如西波拉在1976年所言，与中国文明相比那时“西方基本上都是乡巴佬的世界，既贫穷又不发达。”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辉煌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强烈优越感。但是，自清朝中期以后，感油然而生，民族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长期闭关锁国导致夜郎自大，使得统治者以及被愚化的国民，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利马窦曾描述过他的亲身感受：“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使野蛮人，而且看成使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使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中国不愿改进和学习，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的“中国文明近代以前所取得的成就是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然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直觉”，而正当清王朝日益衰落的时候，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崛起。

二、鸦片战争以后，民族优越感受到沉重打击，转而以欧洲为中心

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中国从一个君临世界的天朝大国变成了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国人由原来的敌人或远远领先于任何民族的大国，变成了在新兴科技面前无所适从的国家。巨大的落差使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地挫伤，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的长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之西学东渐主张。掀起了一股向外国学习的浪潮。一些鸦片战争先进的知识分子带着沉重的隐患意识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中挣开一条缝隙，开始重视西方文化，思索鸦片战争中彼强我弱的缘由急于筹思挽救之方，然而，民族自豪感的严重挫伤，使中国士人常处于自尊与自卑的内心冲突中，很难以一个平常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于是出现了对西学又爱又恨、又接受又排斥的现象。时而把洋人神秘化，崇拜西学，主张“全盘西化”，时而深恐“新学至于蔑伦纪，废孔教，而遂不可矣。”

三、新中国的建立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国人又重新找回了民族自豪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长期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再次获得张扬。新中国的成立，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艾恺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的那么快速。”对内，我们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稳定物价，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对封建因素进行彻底扫荡；对外，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展新中国的独立外交。通过上述努力，我们在短期内巩固了新生政权，基本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并提高了国际地位，赢得了国家发展的相对和平的内外环境。这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极大提高，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打败了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帝国主义，这更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得到空前膨胀，在强烈的主人翁的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的支配下，广大人民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然而，极大的民族自信心与现实落后的反差导致了急于求成的心理，比如“二十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导致极左思潮。

四、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态朝着平和的方向发展

70年代以来我国在外交上的重大发展，是民族心态从偏激走向平衡的前提。1971年，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从1970年到1982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56个，继而掀起了一股同中国建交的热潮，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外交胜利，使新中国摆脱了与一些强国的对立和对一些强国的依赖，世界强国逐渐平等地接受新中国。中国也逐渐以平等的心态接受外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兄弟变为朋友和伙伴。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国民的眼界也逐渐开阔，思想日益解放，社会的宽容度进一步提高。面对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人们越来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坦然的心情接受先进事物，逐渐形成一种平稳的心理。长期的和平发展使中国人解除了紧张的戒备心理，张开臂膀拥抱世界。

注释：

倪健中主编．文明中国：把怎样的一个中国带入21世纪．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郝侠君．中国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西学东渐范文篇10

山水画家李劲堃早年读书时曾习油画，至今留下了不少青年时期所画的风景写生。当我目睹他的这些小幅油画时，那种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艺术氛围顿时成了眼前的现实。我当年就读于广州美院油画系，也曾长时间沉醉于小幅油画写生的练习中，得益非浅。这种风气，其实是受到著名油画家罗工柳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留苏时习作的影响，是艺术学院的学生学习色彩的一种便捷方式，既可锻炼敏锐的眼光，提高审美修养，又能较为迅速地进入色彩堂奥，掌握色调的秘密。

20世纪90年代，李劲堃在国画领域勤奋实践，成就斐然，其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批尺幅不小的彩墨创作，作品内容有山水，有丛林，也有独株大树；这些画作与传统工笔不同，既不是水墨写意，意趣也不在笔墨，不在勾勒，而在色调，甚至在色层，反复铺染，色墨一体，气度自是不凡。那时我曾与李劲堃多有交流，谈的竟是西方油画，从印象派到抽象表现主义，全然以西方艺术为宗，少谈甚至不谈中国传统水墨。我那时就诧异李劲堃的西学知识，也明白他有意识地用西法来点染中国传统山水，以闯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子。

作为生长在南方的李劲堃来说，不仅家学深厚，还有正宗的学派背景，其父是颇有成就的岭南山水画家，风格完全是岭南一路。李劲堃在研究生阶段师从岭南山水名家黎雄才、陈金章和梁世雄诸先生，深得其中三昧，加上对笔墨的灵通，对样式的敏锐，很快就形成独特的画风为美术界所关注。当年李劲堃的作品就是今天为人称道的彩墨画，画作吸取了中西绘画的不同因素，揉合了国画与油画的视觉特征，自成一格。当年我还曾不解李劲堃对西方艺术的熟悉，在赞赏其引入西方艺术若干因素之余，对其爱好也在私底下产生过好奇。直到今天，看到了他在学生时代的一批小幅油画写生以后，才完全明了他当年探索之来由，也对他的实践意义产生了比以往更为清晰的认识。诚然，近百年来的中国艺术的发展，离不开西学背景，绕不开因西学东渐而引发的一连串艺术革命的浪潮。甚至可以说，至今近百年的中国艺术史就是一部西方画学与中国传统审美交缠纠结、互为表里、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收改造的历史，其背景则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从传统农业社会急剧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纵观这一历史背景，呈现在中国境内的所有艺术现象，都有中西合璧的身影；所不同的是，有的是自觉的，以改造传统样式为己任，力求创造出符合时代氛围的新风格；有的则是不自觉的，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刻意维护旧的样式与范式。只是，即使在这一或可称之国粹派的路数中，他们所不明白的是，刻意本身也是在西学近逼的形势下才会形成的，否则“国画”这一称谓会失去其现代性的文化含义。的确，在西学没有进入中国以前，传统绘画是没有“国画”这一称谓的。

李劲堃无疑属于自觉吸收外来艺术因素以改造传统绘画样式这一艺术阵营，而且是其中的实践者。就李劲堃本人来说，我认为他的履践是慎独的，尽量不露痕迹。仅仅看他当年的小幅油画风景写生，除了体现出一个青年艺术学子的勤奋以外，与一般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可一旦联系到他后来的彩墨画创作，欣赏其中所蕴藉的气质与品味，再回过头来看画家当年的写生，才会知道一种风格的形成要经历怎样的智慧。无疑，李劲堃的心智是敏锐的，他的智慧表现在一旦其艺术真正升华，曾经所学就会成为源头活水而成就后来成熟的艺术风格。从这个意义看，李劲堃的小幅油画写生可以视之为画家最初的西方艺术之旅。

当他完成这一旅程后，重返中国传统绘画领域，就会具有新的眼光与境界。李劲堃的彩墨画，说到底，就是西方旅程结束之后在中国本土艺术领域徜徉的结果。今天，再一次目睹他当年的习作，就会猛然发现其中的价值。这价值印证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水准，也凸显了李劲堃山水力作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