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范文10篇

西夏范文篇1

在西夏对外贸易中回鹘、大食是两个重要的贸易对象。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及有关回鹘、大食与之在经济、行政、文化方面的条文。如：“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直相和倚持”。“中医人、向导、商人、回鹘通译、黑检主”。卷七敕禁门“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可见当时西夏与大食、回鹘在贸易上的往来。金世宗提出“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业”金国认为日生活用品换西夏的奢侈品，很不划算，其实所谓“珠玉”是从大食即阿拉伯帝国（632-1258年）而来，西州指的是高昌回鹘王国（848-1283年），并非产自西夏，西夏只是转手贸易而已，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大食国盛产珠玉等宝物，而西夏是其宝物向东贩运的必经之路，其路线是入西夏，经沙洲，过河西走廊，在进入中原。起着中原与西域各国经济联系纽带的作用。虽然中原王朝希望西域国家通过海路到中原进行贸易，但西域各国尤其是回鹘还是频繁的与西夏交易。为了保证转手贸易与回鹘、大食等邻近西域国家双边经济贸易畅通，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西夏制定了许多相关的贸易政策。在《天盛律令》规定“大食、西州回鹘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马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此方才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他国来使，住於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我国人往使他国时，不许不过局分出超摧驮、人”，“他国为使已出，若盗窃其持载所买卖物时当比偷、强盗伤人物数量罪状所示加一等，所加勿及于死。沿边上有卖处，对盗敌国人卖者，依在外盗法判断”。

西夏在对外贸易中严格规定关于税收方面的制度，《天盛律令》第十八卷缴买卖税门“隐买卖税、开铺者等先后拿税法、免税开铺、地方不同处纳税、告奏索税、告秦索税、官卖本物行国法、穿上畜税、卖价去量不纳租、缔结以外不拿租、诸边商人过京师、重复出卖免税、畜物逼换、媒人弃其价不纳税、寻求免税供上需谎两区、水谁管未语共著、能顶领薄那租、官验等买卖”多是有关买卖税收的条款，可惜条文已经残失。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的是条目的名称，但通过《天盛律令》中其它条文我们可以看出西夏在税收方面的政策等。如：“他国来使，住於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若违律买卖不纳税，则承诸人买卖逃税之罪”。可见西夏在对税收方面十分重视，并实行在对外贸易交易中抽取商税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此时，宋室南迁，金占陕西，西夏遂与南宋隔绝，这就决定了西夏在经济上不得不特别依赖金国，西夏与金的贸易成了西夏贸易中的主要部分。辽朝末年，西夏与辽朝关系密切，从历史渊源上看，西夏应与西辽关系比较密切，双方也必定有经济上的往来，《天盛律令》记载：“皇城、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预先有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天盛律令》又载：“马院所属熟马、生马及所予汉、契丹马等中之患疾病，生癞者，当速告局分处，马工当迁医人视之。”由此我们可知，所谓“汉”、“契丹”应分别指金与西辽。从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到，皇城、三司有负责向金与西辽进行买卖的职责，并且有专门的机构马院饲养马匹同金与西辽进行贸易。

金通过聘使发展两国经济交往。夏金贸易主要有贡使和榷场两种形式，贡使贸易主要是在夏使来金时进行，所谓“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夏乾祐二十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章宗一度下诏停止夏使馆内贸易，但在两年后又告恢复，准许夏国使臣可在馆内贸易三日。夏金表面上君臣相称、聘使往来，背后却明爭暗斗、各怀异心。本来西夏向金称臣，完全是屈眼于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非诚心投附。随着金兵势力深入关陕，系夏越来越感受金人的威胁，“自金得志中原，每件见侵凌，且有吞并秩序”夏国面临被吞并的危险，但为了生存，不得不与金人应付、周旋。首先，自辽亡后，金朝对夏国与西辽的关系还是不放心。因此当金朝闻西辽“军势日盛，锐气百倍”，并多次扬言“剪除仇敌”，更是担心西辽和西夏联合对金。

对外贸易主要是互通有无，双方获利，与此同时都会采取一些政策来防止于己不利的贸易交易，因此出现了对外贸易的禁榷。禁榷制度旨在保障官方专卖专营，如：盐、茶、酒、矿物等物品。对国外的禁榷制度不但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利益，还是对战时物资的有效控制。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有上述种种严格的“敕禁”。另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又相当兴盛。国家不仅想方设法扩大榷场贸易，而且派往宋、辽、金的贡使也带有大批“官物”，并有“官之卖者”同贡使一起负责官物买卖。尤其是重点敕禁物牛马驼为对外贸易中的大宗物品，说明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垄断，尤其是牛马驼的买卖完全由国家控制。因此，西夏以茶马贸易为主体的对外贸易的活跃。西夏榷禁制度作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控制的基本手段，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与西夏国家政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它的确立和发展随西夏社会发展而进一步加强。在《天盛律令》除钱币、兵器、牛、马、骆驼外，还规定人、披、甲、毡垫、粮食、骡驴马皮、铁连枷、马鞍、装箭袋、金、银、铁、种种铁柄、编连碎缎等为敕禁物。既不许在国内向外国人出卖，也不允至敌界卖。违律到敌界卖人者“按有意杀人”、“伤人法判断”。“牛、骆驼、马、无论大小及铠、甲、军披等到敌人中卖时，庶人造意斩，从犯为无期、长期徒刑。”“卖杂畜物及战具，“按本国地方现卖法计价，视其钱量高低，是战具则以强盗持武器法，此外杂畜物按不持武器法判断”。“向他国使者及商人等已出者出卖敕禁物时，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者、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正副统军以下至司吏大小管事人出卖敕禁物时，当比其余人罪加二等，亦可加至死刑”。西州、大食等买卖人若需买卖敕禁物，则要“告局分处”，征得同意方能在重重限制下依律买卖。

在西夏与北宋、辽朝鼎立时期，西夏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巧妙周旋于其间，拉住辽朝以制约北宋，又适可而止地给以宗主自居的辽朝以颜色，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表现了斗争目标与策略手段的统一，反映出较高水平的斗争艺术，是西夏对外政策内涵比较丰富，运用也很成功的时期。而在与金朝、南宋鼎立时期，一则由于西夏的削弱，二则由于与南宋的隔绝之势，使西夏对外政策中视与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的策略无从发挥，只能从对金朝或战或和的变化中表现出来，显得单调而呆板，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和艺术性也大为逊色。金与南宋峙立局面形成，南宋极力争取西夏以牵制金军，金朝对夏的政策也有以武力防范为主转向政治争取。西夏国势的衰弱以及与南宋的隔绝，使其不得不更多地向金靠拢。仁孝继位后，次年，仁孝平息夏国反金的契丹旧势力李合达之叛。金朝对西夏的友好也给予积极回应。大庆二年（1141年）金熙宗答应仁孝请开榷场的要求，第一次在绥德州、保安军、兰州、东升、环洲等地开设却常与西夏贸易。同年七月，金朝又开始遣使贺夏主生日。金人原利用府州折氏“以并夏国”，西夏为了保证东部边境安全，多次破麟、府二州，进而围晋宁军。人庆三年（1146年）熙宗又应仁孝之请，将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州军赐给西夏。

西夏仁宗时期颁布的《天盛律令》是研究西夏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只是就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的西夏对外贸易政策加以分析，对西夏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对西夏对外政策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综上，西夏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形成的，它积极开展了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是西夏与辽宋金时期诸政权间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产物，又是和平交往共同自身发展壮大和与各强大势力长期并存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李显中传.宋史（卷三六七）.

西夏范文篇2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1909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1929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789号，1929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1926）、《论西夏辞书》（1927），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1932）、《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1932）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1937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6000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1945）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该书为4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费了克氏20余年时间。）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白鸟库吉。白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1898年第9编11、12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白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白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287号，1929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18卷第5号，1929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302号，1932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64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1967年、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50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68、69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77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23号，1984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欧美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19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1870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A.Wylia）：《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1870年。）。1882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Mr.Devieria）：《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1894年。）。1895年，法人蓬拿帕特（P.R.Bonaparte）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M.Ed.Chavannes）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12枚西夏文钱，考释出37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T.W.Bushell）：《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1895－1896年。）。1898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1904年，法人毛利瑟（M.G.Morisse）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1909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1916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200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B.Laufer）：《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17卷第1期，1919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典结论。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12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Mrs.AnnaBemhadi）、查哈（VonZach）：《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1919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11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60－70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1962）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1972年，英人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年）。1966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1969），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1966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R.A.stiein）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K.Benedilt）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1972年才在英国出版，1984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Lnc·Kwanten）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1982），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

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2）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度。不过，70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机处理趋势》，1996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1804年），至今已经190年了，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历史地看，西夏学的勃兴，首先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的过程，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研究还是西夏学的前哨阵地，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因此，我们稍作梳理，将近二百年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1804－1908年）；

（二）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式形成时期（1908－1936年）；

（三）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1960－1998年）。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1804－1908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1804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1870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1898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1909－1936年）

1908－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1960－1998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80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60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60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8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

西夏范文篇3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1909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1929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789号，1929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1926）、《论西夏辞书》（1927），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1932）、《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1932）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1937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6000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1945）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该书为4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费了克氏20余年时间。）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白鸟库吉。白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1898年第9编11、12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白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白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287号，1929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18卷第5号，1929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302号，1932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64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1967年、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50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68、69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77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23号，1984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欧美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19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1870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A.Wylia）：《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1870年。）。1882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Mr.Devieria）：《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1894年。）。1895年，法人蓬拿帕特（P.R.Bonaparte）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M.Ed.Chavannes）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12枚西夏文钱，考释出37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T.W.Bushell）：《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1895－1896年。）。1898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1904年，法人毛利瑟（M.G.Morisse）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1909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1916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200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B.Laufer）：《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17卷第1期，1919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典结论。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12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Mrs.AnnaBemhadi）、查哈（VonZach）：《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1919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11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60－70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1962）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1972年，英人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年）。1966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1969），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1966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R.A.stiein）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K.Benedilt）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1972年才在英国出版，1984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Lnc·Kwanten）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1982），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

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2）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度。不过，70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机处理趋势》，1996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1804年），至今已经190年了，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历史地看，西夏学的勃兴，首先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的过程，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研究还是西夏学的前哨阵地，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因此，我们稍作梳理，将近二百年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1804－1908年）；

（二）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式形成时期（1908－1936年）；

（三）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1960－1998年）。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1804－1908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1804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1870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1898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1909－1936年）

1908－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1960－1998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80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60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60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8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

西夏范文篇4

一、西夏上奏宋朝文书

（一）西夏上奏文书概况

西夏上奏宋朝的文书从目前史籍所记载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上表和书，现根据史籍记载顺序粗略统计，西夏上宋的文书主要有34次，其中史籍记载了文书内容的有23篇，分别是李继迁致宋的上表7次，内容比较完整的只有3次，标题抄录于下：

1.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春三月，继迁《诣麟州贡马及橐驼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宋至道元年（995年）六月，继迁遣使给宋朝的《于宋乞夏州表》。（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3.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春正月，继迁使押牙刘仁谦奉表，《请让恩命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李德明致宋的上表主要有6次，其中有2次公文史籍全文记载，标题如下：

1.宋景德二年（1005）六月，夏州赵德明遣牙将王文《奉继迁遗言表》如宋。（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夏五月，德明上宋的《乞宋敦谕边臣遵诏约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88）．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元昊时期致宋的上奏文书主要有5次，都记载了全文，标题如下：

1.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元昊遣使《于宋请称帝改元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十二月，景宗元昊《遣贺九言赍谩书》。（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25）．北京：中华书局，1985.）

3.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元昊上宋《使旺荣等复宋庞籍议和书》。（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元昊《遣使如宋上誓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52）．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西夏大安八年（1082）十一月，上宋国书《西南都统遗卢秉书》。（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331）．北京：中华书局，1985.）

谅祚致宋的上表从史籍记载主要有4次，3次基本上记载了全文：

1.西夏奲都二年（1058年）秋九月，《于宋乞赎大藏经表》。（注：余冠英等．唐宋八大家第二册．欧阳修集[M]（卷86）．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2.西夏拱化元年（1063）夏四月，谅祚《于宋乞工匠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3）．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3.西夏乾道二年（1069）三月，《乞宋颁誓诏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秉常时期致宋的上表主要有6次，其中4次内容比较完整：

1.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年）九月，秉常《贡宋乞绥州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226）．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夏国主秉常遣使上《谢宋恩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5）．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3.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十二月，秉常遣使《如宋进马赎大藏经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5）．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4.西夏大安九年（1083年），秉常遣使上《贡宋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350）．北京：中华书局，1985.）

乾顺时期致宋的上奏文书主要有5次，都记载了全文：

1.西夏天佑民安元年（1090）八月，乾顺上宋《请定疆至表》。（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28）．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2.西夏天佑民安六年（1096），乾顺《破宋金明砦遗宋经略使书》。（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西夏永安元年（1099）九月，上宋《遣使诣宋谢罪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515）．北京：中华书局，1985.）

4.西夏永安元年（1099）十二月，遣令能嵬名济如宋，《再上宋誓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519）．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西夏贞观十三年（1114）冬，李讹移上宋国书《遗统军梁哆凌书》。（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仁孝时致宋的上书主要有一次：

1.西夏天盛十三年（1161）冬十月，仁孝上宋《报吴麟遣使檄夏国书》。（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二）西夏上奏宋朝文书的类别

西夏上奏文书根据其内容和用途可分为这样几类：

一是“降书”或归顺表。

西夏每逢在政治、军事上遇到困难、阻碍或挫折时，总会极力地向外寻求援助或缓和与敌对势力之间的矛盾，而向宋上奏“降书”就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如，宋淳化元年（990）李继迁与李继捧在安庆泽交战，不利。后又转攻夏州。第二年（991）“继迁奉表如宋请降。宋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宋景德二年（1005），德明受父遗嘱，派遣牙将王文《奉继迁遗言表》归顺宋朝。（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二是乞还表。

西夏与宋朝时战时和，其间不乏互相侵占土地和人口之事，为了显示其民族独立，向宋朝乞还土地和人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宋至道元年（995年）六月，李继迁遣使给宋朝上表，“表乞夏州”（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夏乾道二年（1069年）冬十月，秉常上表宋廷，“请纳安远、塞门二寨，以乞绥州。”（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三是奏告表。

西夏“凡国有大事皆告”（注：元．脱脱等．金史[M]（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5.）。1038年冬十月，元昊用其党杨守素之谋，筑坛受册，称帝建国，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第二年“春正月，元昊遣使如宋，表请称帝改元”（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7）．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向宋朝上了一道不卑不亢的表文，通报了自己称帝建国之事。

四是誓表。

西夏对宋或战或和，强则战争不断、掠人扩土，弱则赌咒发誓、称臣纳贡，于是就出现了不少盟誓之国书。宋景德三年（1006）九月，“……河西诸羌多请内附，真宗因德明归顺，下诏谕止，令其各守疆场。德明感恩，遣右都押牙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8）．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之后，西夏多次向宋进誓表。如宋庆历四年（1044），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六月，元昊“闻契丹集兵声讨”，于是“始遣尹与则、杨守素入京贡献，上誓表言……”（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17）．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再如，宋元符二年（1099）、夏永安元年十二月，乾顺“遣令能嵬名济如宋，进誓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1）．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从德明开始到乾顺朝止，西夏先后四次向宋进誓表。

五是议和表。

元昊建国后，实行了蕃汉贵族的联合统治，在外交上形成了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局面。宋统治者当然不愿接受西夏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积极准备讨伐。而元昊凭着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的大大增强，撕毁与宋的和约，连续对宋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进攻，且每战每捷。但“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同时，辽亦对其构成威胁，因此元昊不得不在1044年向宋上表，名义上仍旧称臣，与宋重订和议保证书《遣使如宋上誓表》。和议的结果是“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乞如常数。”（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52）．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六是赎物表。

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秉常遣使如宋进马，赎大藏经，上《赎大藏经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5）．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七是谢恩表。

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夏国主秉常遣使上《谢宋恩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5）．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八是状告表。

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八月，“郑文宝阴图继迁，继迁讼于宋……而嵬罗等尽以事告继迁，继迁上表请罪。宋帝怒文宝，贬兰山令。”（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九是乞求表。

宋至道元年（995年）六月，李继迁遣使《于宋乞夏州表》。（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谅祚在位时，感到御用物品和制造技术的缺乏，曾于1063年《于宋乞工匠表》。

十是谢罪表。

西夏永安元年（1099）九月，乾顺《遣使诣宋谢罪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515）．北京：中华书局，1985.）

十一是合作书。

西夏天盛十三年（1161）冬十月，宋四川宣抚使吴麟遣使檄夏国，合兵讨之。仁孝上宋国书《报吴麟遣使檄夏国书》。（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三）西夏上宋文书的称谓

西夏与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西夏上宋的文书中可以得到答案。通过搜集西夏上宋的各种文书，发现西夏称呼宋朝的称谓主要有两种：

一是称臣。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宋史·夏国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称臣这种称谓很多，如元昊上宋的《于宋请称帝改元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85.）就是如此：

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臣祖继迁，大举义旗，悉降诸部，收临河五镇，下缘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服从。军民屡请愿建邦家，是以受册即皇帝位。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伽崖你奉表诣阙以闻。

这之后的谅祚、秉常、乾顺等在给宋的上表中都称臣。

二是称父、称大宋皇帝。如《宋史·夏国传》记载：

明年，（仁宗庆历三年）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与文贵俱来，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议者以为改吾祖为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许。

二、西夏致辽的上奏文书

（一）西夏上奏辽朝文书概况

从《辽史·西夏》、《西夏纪》等史籍的记载来看，西夏上辽文书次数主要有18次，其中李继迁致辽的上表主要有6次，李德明主要有3次，元昊主要有2次，谅祚主要有5次，秉常主要有一次，乾顺主要有一次。但是，很可惜，史籍并未保存下来一篇文书，可从史籍叙述每次事件的简要过程以及上辽的文书，我们约略可以了解其文书内容。

（二）西夏上奏辽朝文书的类别

根据其所显现出来的内容，将西夏上奏辽朝的文书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降书。辽统和四年（986年）“春二月癸卯，继迁遣使降于契丹。”（注：（元）脱脱等．辽史·圣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二十二年七月，谅祚进降表，遣林牙高家奴赍诏抚谕。”（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二是请婚、谢婚表。如，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十二月，继迁请婚契丹。“契丹主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赐马三千匹。”（注：（元）脱脱等．辽史·圣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又如，宋淳化元年（990）、辽统和八年春正月，继迁“遣使如契丹谢婚。（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三是奏告表。如，辽统和十年（992年）“二月，韩德威还，奏继迁托故不出，至灵州俘掠以还。西夏遣使来奏德威俘掠，赐诏慰谕。”（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四是谢封册表。如，宋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990年）十二月，辽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九年二月，遣使告伐宋之捷。四月，遣李知白来谢封册。”（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五是请封表。如，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春正月，德明遣赵保宁如契丹请封……德明遂遣保宁献方物契丹，以请封册。”（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六是乞援表。战事告急之时，请求大国支援所上的表章。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七月，元昊上表请伐宋，不从。”（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七是谢罪表。这是西夏一贯使用的伎俩，以此缓冲经济或战争带来的危急。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八月，夏使对不以情，羁之。使复来，询事宜不实对，笞之。十月，元昊上表谢罪欲收集叛党以献，从之。”（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八是称臣表。如，西夏天佑垂圣元年（1050年）“十月，李谅祚母遣使乞依旧称臣。十二月，谅祚上表如母训。”（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九是乞还表。如，西夏天佑垂圣三年（1052年）“谅祚遣使乞驰边备，遣爻括赍诏谕之。”（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十是誓表。如，西夏福圣承道二年（1054年）“正月，贡方物。五月，乞进马、驼，诏岁贡之。七月，谅祚遣使求婚。十月，进誓表。”（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三）西夏上辽文书的称谓

西夏上辽文书的称谓，由于目前没有保留下来西夏致辽的文书原文，所以很难界定其称谓问题。但可根据间接材料来推断，其称谓有两种：

一是称臣。如，夏元德五年（1124年），第一次夏金和议后，乾顺遣把里公亮等“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并表示“自今已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二是可能以甥舅相称。自从继迁于辽统和四年（986年）十二月，请婚契丹，至辽统和七年（989年）“三月戊戌，契丹以义成公主归李继迁。”（注：（元）脱脱等．辽史·圣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之后，夏辽关系一直比较密切。

之后，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春正月，德明遣赵保宁如契丹请封。德明嗣职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宁言：‘国家疆域虽廓，自西凉扰乱、先王被害，蕃众惊疑，若不假北朝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也。’德明遂遣保宁献方物契丹，以请封册。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当时至。’等保宁加礼遣回。”（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三、西夏致金的上奏文书

立国于西北边陲而“抗衡辽、金、宋三国”（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的西夏，在北宋、辽灭亡后，与金朝关系密切，使臣交往频繁，对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西夏致金上奏文书概况

西夏致金的上奏文书主要有13次，但保留下来原文的只有5篇，分别是乾顺时期致金的上表主要有4次，2次记载了全文：

1.西夏元德五年（1124）三月，乾顺遣把里公亮等来《诣金上誓表》。（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西夏元德六年（1125）春正月，乾顺遣使上《贺金正旦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仁孝时致金的上表主要有7次，史籍记载了全文的有3次：

1.西夏天盛十六年（1164年），仁孝遣纽卧文忠等《诣金贺万春节附奏》。（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西夏乾佑元年（1170年）冬十一月，仁孝以得敬既诛，乃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直学士高狱等如金，《既诛任得敬诣金上谢表》。（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西夏乾佑八年（1177年）冬十月，仁孝《以金却所献百头帐再上表》。（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李安全时致金上表主要有2次，但未保留下来原文。

（二）西夏致金上奏文书的类别

根据西夏致金文书的概况，对其文书从内容上进行总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是誓表。夏元德五年（1124年），第一次夏金和议后，乾顺遣把里公亮等“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这是夏国臣金的开始。后乾顺又于夏天盛三年（1151）“秋九月，奉表如金。”（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36）．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二是贺正旦表。西夏元德六年（1125）春正月，乾顺遣使上表贺金正旦。从此，西夏贺金正旦的活动几乎没有间断，至夏乾定四年（1226）正月，“遣精鼎匦匣使武绍德、副仪增御史中丞咩元礼如金贺正旦。”（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8）．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三是奏告表。这是西夏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国事时向臣事国奏告的一种文书。如，西夏天庆十三年（1206年）“七月，使纯佑母罗氏为表，言纯佑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遣使奏告。”（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四是贺万春节表。万春节是金世宗的诞辰日，这也是西夏上奏文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金世宗一朝的贺万春节已形成惯例。如西夏天盛十六年（1164）仁孝“遣其武功大夫纽卧文忠等贺万春节，入见，附状奏告。”（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五是陈谢表。西夏乾佑元年（1170年）冬十一月，“仁孝诛得敬及其党羽，上表谢。”（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六是求封册表。如，西夏天庆十三年（1206年）春正月，“遣御史大夫罔佐执中等以纯佑母罗氏表如金求封册。”（注：（元）脱脱等．金史·交聘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七是致奠表。金国主或皇太后卒，赴夏报哀后，西夏赴金致奠以示哀悼。如，西夏元德六年（1125）春正月，“金太祖葬于和陵，乾顺奉表致奠，并贺金主即位。”（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此外，西夏还要贺金天清节、天寿节、谢誓诏、谢横赐、谢封谢恩等活动，都可能会有文书出现，但遗憾的是尚无史籍记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三）西夏致金上奏文书的称谓

西夏致金上奏文书的称谓在《金史》卷134《西夏》中有记载，主要有两种：

一是称臣。如，金天会二年、西夏元德五年（1124）三月，乾顺遣把里公亮等来上誓表：臣乾顺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两路都统遣左谏议大夫王介儒等赍牒奉宣，若夏国追悔前非，捕送辽主，立盟上表，……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

二是称大朝代、朝廷、大朝。如，任得敬被诛之后，西夏向金朝上谢表：

得敬初受分土之后，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诏书不为俞纳，此朝廷怜爱之恩，夏国不胜感戴。夏国妄烦朝廷，冒求贼臣封建，深亏礼节。今既贼臣诛讫，大朝不用遣使询问。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来别有生事，已根勘禁约，乞朝廷亦行禁约。

四、西夏上奏文书的理解

1.西夏通过上奏文书来确立其在宋、辽、金之间的地位

西夏面对三个强国，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正如史籍记载，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缅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国焉”（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其政策之一就是得到强国的册封，依其而发展。从李继迁起到夏国末帝，都向强国上誓表，称臣纳贡，表示其归顺之意，从而或得到辽的册封，或得到宋的册封，或得到金的册封，以此来确立其在宋、辽、金三国之间的地位，周旋于这些强国之间，使其能够生存并发展壮大。但从李继迁起至西夏末帝，西夏国始终没有取得所谓的“独立”，它对宋、辽以及后来的金朝，一直处于臣属的地位。因此，西夏对宋、辽、金的行文始终也是以上行文的形式进行。

2.西夏上奏文书，能够得到政治头衔和经济实惠

西夏上奏宋、辽、金文书，始终是以是否有利于西夏为出发点的，“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8）．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因此，西夏上奏文书，或者是请求战争支援，掠夺土地和人口；或者得到封赏。

夏、辽两国都看到既富庶又软弱的宋朝，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李继迁投附辽朝，被辽圣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结成了联盟关系。李继迁自结好辽朝，如虎添翼，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斗争，最终迫使宋朝归还所失五州之故地，恢复了党项族在平夏地区的统治。西夏在叛宋的同时，又积极向宋“奉表归款”，从宋朝获取封赏。李继迁在取得大片地盘后，“复表归顺，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加邑千户，实封二百户，益功臣号，乃放张浦还”；李德明在发展父业的同时，又“连岁表归顺”，“三年，复遣牙将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且言父有遗命。帝嘉之，乃受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西平王……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奉如内地”；李元昊一面建立大夏国，一面“遣使上表”讨封，却遭到宋朝拒绝，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连战连捷，最后以廉价的“约称臣，奉正朔”为条件，换取了每年“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的丰厚物资和“夏国主”的政治资本。（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辽灭亡后，金朝又强大起来，西夏又于元德五年（1124）“奉表于金，请以事辽之礼称藩，金许之。”结果是“夏请受割赐之地。金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刺部吐禄泺西之地，以赐之。”（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元德八年（1127）“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三月，金人割宋陕西北鄙地与夏，”“金人为夏求侵地于宋”（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3）．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等。

此外，西夏与强国之间的文书往来促进了夏与诸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西夏文书人员在传递文书过程中，“每次都要携带大批货物，利用宋朝‘规免市征’的优惠待遇，从沿途至汴京大作生意，如夏奲都五年（1061）谅祚派出使节，一次所带货物价值达八万余贯。乾顺时，使人入京，‘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不下二十万缗’”（注：杜建录．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及其特点[J].民族研究，1996,(2).）。

3.从西夏上奏文书的称谓可以粗略断定其相互关系

西夏上宋的表奏中，其称谓是“称臣，称父”，可以得知西夏或隶属于宋朝，或将宋朝当成长辈看待，一切屈尊于宋朝。还有一种称谓就是“称大皇帝”，这可以推断，既然有“大皇帝”之称，也就有“小皇帝”之称，可见在元昊时确实想摆脱宋朝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但在中原宋朝的眼中，西夏始终是西北地区的节度政权，不能与辽或金相提并论，所以一直想方设法将其彻底制服或消灭掉。正因为如此，西夏同中原宋朝的战争几乎断断续续没有停止过。

西夏上奏辽朝文书的称谓有一种是比较确切的，即“称臣”，因为西夏与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西夏不得不臣属于辽；但在臣属于辽的同时，又结为姻亲，其目的是互相声援，牵制宋朝。这一类称谓到底是什么，由于没有相应的文书保留下来，所以无法确定，只能根据间接材料臆测，即以“甥”来称谓，这样，夏辽就成为亲戚关系，也就在政治上就友好得多了。从史籍记载来看，在夏辽史上，德明、元昊、谅祚时各对辽有过一次短暂的战争，除此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结盟友好关系，就西夏而言，“每岁八节贡献”（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西夏上奏金朝文书的称谓与宋、辽略有不同。一种是“称臣”，即和宋辽一样，奉表称臣纳贡于金朝。据专家统计，自“乾顺元德四年（1123）至夏末帝宝义二年（1227），在西夏中后期的104年间，夏共遣使238次，其中乾顺朝36次，仁孝朝141次，纯佑朝26次，夏金之间的交聘活动以西夏为主动，遣使频繁，人数众多。”（注：刘建丽．夏金使臣交聘述论[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西夏研究专号．）以此换取了金的信敕，基本上维护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从乾顺到纯佑（1124—1206）间的八十余年，西夏与金未发生战争，和平共处，西夏也借此安养生息，发展自己。从李安全之后，上奏文书主要有两次，可以想象夏金关系处于一种逐渐恶化的状态。另一种是“称大朝代、大朝、朝廷”，也就是说，还有“小朝代、小朝”的存在，给人的感觉仍然有独立之意。

4.西夏上奏文书几乎贯穿了宋、辽、金三个朝代

从上奏宋朝（960—1279）的文书来看，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春三月，“继迁闻继捧等俱受恩命，遣所部诣麟州贡马及骆驼等物，奉表于宋朝”（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85.1）开始，止于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天盛十三年冬十月，宋四川宣抚使吴麟遣使檄夏国，合兵讨之。仁孝上宋国书《报吴麟遣使檄夏国书》，其间178年时间，也就是说，西夏上奏宋朝的文书几乎于宋朝相始终。

从上奏辽朝（916—1125）的文书来看，从辽统和四年（986年）春二月癸卯，继迁遣使降于契丹起，到辽大安二年，西夏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二年十月，秉常薨，遣使诏其子乾顺知国事。十二月，李乾顺遣使上其父秉常遗物。四年七月，册乾顺为夏国王。五年六月，遣使来谢封册。”（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止，其间也有百年的历史，在辽朝的后四十年，西夏减少了与辽朝的文书往来。

从上奏金国（1115—1234）的文书情况来看，从金天会二年，西夏元德五年（1124年），“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到金泰和六年，西夏天庆十三年（1206年）“七月，使纯佑母罗氏为表，言纯佑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遣使奏告”（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止，其间经历了八十多年，同样几乎贯穿了金朝始终。

5.上奏文书写作的特点

第一，西夏大部分上奏文书感情真挚，态度谦恭。如李继迁写给宋朝的《于宋乞夏州表》等，李德明上宋的《奉继迁遗言表》。原因很简单，西夏在元昊称帝前是臣属于宋朝并具有藩镇性质的地方政权，由于党项羌人长期臣服于中原王朝，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汉民族的强烈影响，致使其上奏文书受到唐宋文书写作的影响，大部分表章感情真挚，言辞谦恭，但缺少党项羌民族的特色。

西夏中后期的上奏文书从总体来看，情辞兼善，内容较为深厚，而且表文的形式和语言都颇为讲究，可以反映出西夏党项羌文学发展的水平，如元昊《于宋请称帝改元表》、秉常《贡宋表》、乾顺《遣使如宋谢罪表》、仁孝《既诛任得敬诣金上谢表》等为代表。

西夏范文篇5

关键词：西夏；党项；佛教；道教；宗教法

Abstract：TheTangutEmpirehaditswell-improvedandspecialreligiouslaw，whichstressedprotectionofBuddhismandTaoismandlaidoutstrictregulations.ProvisionsconcerningthetitleandgarmentsconferredbytheemperoronmonksandTaoist，convertingtoBuddhismandthecertificateofmonkswerealsoprovidedintheTangutreligiouslaw.ThetitleconferredontheTibetanBuddhistsaintmonkintheXixiadynastywasthefirstoneinChinesehistory.TheTangutlawalsolaidouttherightsandobligationsofmonksandTaoistpriests.

KeyWords：Xixia；Tangut；Buddhism；Taoism；religiouslaw

对于“天”的崇拜是党项人最早的宗教观，随着党项人的内迁，其宗教信仰的内容也不断增加，西夏党项人信奉鬼神，崇尚巫术。至党项人内迁到河西、陇右地区后，佛教开始传播。西夏立国后，统治者推行“以佛治心”的国策，将佛教定为国教，佛教在西夏盛及一时，西夏王权与之紧密结合。同时，西夏也存在道教信仰，但是其影响远不及佛教。西夏政权在中央和地方均设置了宗教管理机构。西夏法律有严格的宗教管理制度，确立了对于僧道的封号、赐衣、试经度僧和度牒制度，规定了僧道的权利义务。

一、西夏党项人的原始宗教

宗教从本质上说是出自人类内心情感的需求，因此，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周、隋之际早期党项人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从事狩猎畜牧业，史载党项部族：“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1]。对于“天”的崇拜是党项人最早、最朴素的宗教观。随着党项人的内迁，其宗教信仰的内容也不断增加，他们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归之于鬼神，并且盛行占卜，崇尚巫术。

党项人的鬼神崇拜、多神信仰伴随着西夏立国、亡国的整个过程，而与之相应的巫术在西夏境内十分盛行。曾在宋夏边界为帅的宋代科学家沈括记载：“盖西戎(党项)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2]又《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党项人“笃信机鬼，尚诅祝。”《辽史·西夏外纪》记载：“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注：据聂鸿音研究员在《释“大”》一文考证，《辽史·西夏外纪》“西夏语以巫为厮也”(第115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23页)按语法习惯有误，应该为“西夏语以巫为厮乜”，其中“也”是“乜”的误写。西夏文译本《类林》将汉文原本的“巫”译成“卜算”，说明西夏党项人把“卜”和“巫”看成一回事，而“卜算”西夏语读音近似si-me——这恰好是汉语“厮乜”的读音。聂鸿音先生认为作为党项原始宗教神职人员的“厮乜”是源于阿尔泰诸民族中的“萨满”巫师，因为传统上的党项语一般没有鼻音韵尾，因此，“厮乜”与“萨满”之间的借用关系在语音上一目了然。这也说明党项虽然属于羌系民族，在语言和族源上和阿尔泰系民族(契丹、鲜卑)有显著区别，但基于地域上的文化接触和影响，党项原始宗教也会受到阿尔泰系民族的影响。聂鸿音先生的考证是合理的。而这一点也印证了在不同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中，存在着一种共同性。参见聂鸿音释“大”[G]//杜建录西夏学，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21)

从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有关于鬼神的条目，可知在西夏党项人心中对于鬼神的认识，神主善，称为“守护”，《文海》：“神者神祗也，守护者之谓。”鬼主恶，叫做“损害”，《文海》：“鬼者害鬼也，魑魅也，鬼怪也，饿鬼也，驱逐也，损害之谓。”神有天神、地神、福神、战神、大神、护羊神等，鬼有饿鬼、鬼魅、厉鬼等。党项人认为对神要尊崇、祭祀、供奉、祷告，对鬼则要用巫术驱逐、诅咒。在西夏巫师为人们祈祷神明、驱逐鬼魅、占卜吉凶。这种习俗一直延续不断，如在连年的战争中，党项人出兵打仗的事情，也要事先卜问吉凶，之后则完全按卜辞的指示去做，不惜代价。又如在死人出殡时，“卜人有时谓不宜从门出丧”，则党项人毫不犹豫“破墙而出”[3]。

党项占卜法有4种：1“灸勃焦”，即用艾草熏灼羊胛骨，以羊胛骨上被灼裂的纹路判断吉凶祸福；2“擗算”，即在地上劈竹子，计算数目以定吉凶；3“咒羊”，即在夜里牵来一只羊，焚香祷告，又在野外焚烧谷火，第二天一早杀羊，羊肠胃通畅预示吉利，羊心有血则意味兵败；4“矢击弦”，即用箭杆敲击弓弦，以其发出的声音判断胜负和敌至之期[4]。

在《梦溪笔谈》中对以羊占卜的“跋焦”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西戎(党项)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处为客位。……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脏，谓之‘生跋焦’。其言极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2]

西夏党项人在战斗中还使用一种“杀鬼招魂”的巫术：“夏俗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厌胜。”[5]党项语以巫为“厮”，负责占卜的巫师称为“厮乩”。

西夏不仅盛行党项民族自己的占卜术，而且逐渐接受中原汉族地区传入的易卜。西夏著名学者翰道冲用西夏文作《周易卜筮断》，流行于国中。在科兹洛夫盗走的黑水城文献中有一些对于西夏占卜辞的记载，例如，骨勒仁慧于1183年编成的《五星秘集》，是关于星和行星的卜辞，有关于未来婴儿性别的卜辞，有乌鸦叫的卜辞，有用天上的云彩颜色判断吉凶的卜辞。在用天上的云彩颜色判断吉凶的卜辞中，冬季时，白天如果天上有云彩是黄色的，预示着将要有好收成；如果是青色的，来年将有虫灾；如果是白色的，将有疾病和死亡；如果是红色的，将会有战争；如果是黑色的，将有水灾。(注：[俄]聂历山西夏语文学[M]莫斯科：莫斯科出版社，1960年版，转引自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324-325)

1972年甘肃省武威县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的两张西夏文卜辞残片，是以中原传统天干地支记日的占卜推算法，说明中原地区的占卜术已深入到西夏的社会生活中。卜辞第一张陈炳应先生译为：“寅后四变甲时安，己后四变丑时安，申后四变庚时安，亥后四变壬丑时安。月日长星……”第二张译为：“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巳日……，午日求财顺，未日出行恶，申日万事吉，酉日遇于贼，戌日有倍利，亥日有喜事，……月□头□吉日”。[6]卜辞反映出西夏社会中晚期，商业活动兴盛。在党项人心目中祈求“买卖吉”、“求财顺”、“有倍利”，与西夏乾祐年间编纂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的“以富为贵，以贫为丑”和“朝夕趋利”是完全一致的。

二、西夏佛教的传播、发展与道教

现代法学邵方：西夏的宗教法

佛教在党项立国前，已经开始兴起。西夏立国后，统治者极力将佛教定为国教，西夏政权大开“以佛治心”的国策，佛教在西夏盛极一时，与西夏政权相伴始终。佛教在西夏广为流行，发展为国教的同时，道教在西夏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西夏王权与宗教，主要为佛教紧密结合，而佛教又为西夏政权的稳固和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西夏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党项内迁到河西、陇右地区后，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交错杂处，往来频繁，而这一带本身就是佛教信仰兴盛的地区。党项周边的汉、契丹、回鹘、吐蕃等民族已经信仰佛教，党项族也必然受其影响。其居住地区的近邻，有诸多著名的佛教中心，如五台山、天水麦积山等，对于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也起了积极影响。早在李德明时期，就曾派遣使者到五台山敬佛供僧，佛教在党项王族中已经盛行。到元昊时，更加快了推行佛教的步伐，史称元昊通晓“浮图学(佛学)”，也曾遣史到宋朝佛教胜地五台山供佛。元昊曾下令以每一季第一个月的朔日为“圣日”，要求官民礼佛。《西夏书事》卷十八记载：“曩霄(元昊)五月五日生，国中以是日相庆贺。旧俗止重冬至，曩霄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这种用行政命令扶植佛教的作法，将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西夏文的创造为翻译佛经，大规模发展佛教奠定了基础。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5]212元昊以后的历代西夏皇帝也都大力推行佛教，多次向宋朝求取佛经，大建佛塔佛寺，广兴佛事。

西夏在接受中原佛教的同时，对吐蕃(藏传)佛教也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党项和吐蕃两族有着长期的交往。吐蕃佛教初祖噶玛噶举派法王都松钦巴(1110—1193年)，不仅在吐蕃影响很大，也深受西夏仁宗皇帝的崇敬。仁宗曾遣使入吐蕃专程迎请，都松钦巴未能前往，派遣其弟子藏索格西来到西夏。藏索格西被西夏皇帝尊为上师后，又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吐蕃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札巴坚赞(1149—1216年)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也曾被西夏皇帝奉为上师。至少在西夏中后期，吐蕃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都已传入西夏。(注：

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黄颢，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转引自史金波西夏的佛教[J]法音，2005(9)：21)西夏中期以后加速了藏传佛教的推行。在莫高窟、榆林窟及西夏境内的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永靖炳灵寺、玉门昌马下窟、裕固马蹄寺、武威天梯山、宁夏固原须弥山等石窟中，都有藏传佛教的遗迹。在著名的凉州感通塔碑西夏文碑铭中记有“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赐绯和尚臣王那征遇”的职称和人名，可知该塔寺中设有管理羌(吐蕃)族僧人和汉族僧人的僧官。藏传佛教在西夏佛教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佛教——西夏政权合法性的精神支柱

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党项人理解的“佛”，解释为：“佛者梵语，番语‘觉’之谓也，教导有情者是也。”西夏统治者将佛与情联系在一起，使得佛教具有教化民众的重要作用，而且也使得佛教在西夏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为了加强统治，西夏王朝定佛教为国教。西夏佛教发展的一大特点是皇室的直接参与。西夏皇帝、皇后在其先祖、先帝的祭日举行大型的佛事活动以示纪念，通过施贫救济的佛事活动，倡导慈悲行善的社会风尚。还有不少重要佛事活动也以皇帝、皇太后的名义实施。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皇帝、皇太后御制的或大臣奉敕撰写的碑铭、发愿文、佛经序等有很多。西夏有众多的皇帝、皇太后所作佛经序和发愿文。

现摘录夏神宗遵顼光定四年(1214年)《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如下：

朕闻我佛世尊，以根本智，证一味真实义，得后因缘，开千殊妙法门。其中守护邦家，蓄积福智，兼备世俗胜意，利益今身后世者，唯此《金光明王经》是也。今朕安坐九五，事理万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夜以继日，思柔远能迩之法；废寝忘食，念泰国安民之事。以己之能，治道至于纤毫；顺应于物，佛力爱其普荫。是以见此经玄妙之功德，乃发诚信之大愿。则旧译经文，或悖于圣情，或昧于语义，复又需用，疏译并无。是以开译场，而延请番汉法、国、禅师、译主，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细细校雠，刊印流行，愿万世长存。伏愿以此善本，治德绵长，六合俱洽，道转菩提，远传八荒。……复愿沙界有情，清业垢于法雨；尘刹众生，除愚暗于佛光。(注：转引自聂鸿音西夏遗文录[A]//《西夏学》第2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163《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为西安市文物局藏本。)

“‘宗教统一’成为唐古特(西夏)王室和摄政政府强化其权力的重要工具。夏政权不仅仅是一个王朝，和同时代的汉族、契丹一样(宋、辽)，它也在宣称和追求一个帝国统治广袤地域和众多民众的合法性。尽管其主要形式和创建国家的动力来自中国，唐古特建立国家的实践结果必然影响到社会(亲属制)结构、生存方式、习惯法、宗教信仰、历史和地理环境、政治需要和抱负，但是，顽强地保存党项民族自身的特性，在西夏帝国的兴衰史上，是一个突出的特征。”[7]除了佛教在西夏广泛盛行，成为西夏的国教外，西夏还存在道教及多神信仰。特别在党项皇族中尤为突出，他们在笃信佛教的同时，仍然崇奉其他神灵，但是，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教和其他宗教的目的均在于维护西夏帝国的统治秩序。在西夏中后期，多神信仰仍有很大影响，如，夏仁宗仁孝乾祐七年(1176年)，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求得水患永息，保护桥梁。碑文正反两面分别用汉文和藏文书写。汉文碑文如下：

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先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斯诚利国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冥歆朕意，阴加拥护之所致也。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祐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毋替朕命[8]。

仁孝帝的敕文中提到了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神等多神，并且还赞美了贤觉圣光菩萨的慈悲嘉美。敕文中的诸神虽然被列在祈祷之中，但却要听从皇帝的敕命，由此，不难看出诸神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协同皇帝治理国家。

西夏仁宗帝时，与佛教僧侣尤其是吐蕃高僧之间建立起的一种特殊关系，导致了西夏帝师制度的产生。在西夏史料中记载了数个高级僧人的名字和尊号，藏文史籍则记载了噶举派和西夏王廷之间的密切关系。西夏文和汉文史料(佛经、碑铭、世俗文献、敦煌题记)以及党项遗民刊印的文献，提供了西夏佛教建置情况。早在第一代皇帝嵬名元昊统治时期，广泛的佛教建置已具雏形。佛教建置在12世纪兴盛起来，并在仁宗及其继承者的扶植下得以扩大。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在管理着僧侣的事务和财产。西夏法典记载了僧侣可以作为“大小官吏”进入内宫，享有极高的地位。

美国学者邓如萍认为西夏外戚任得敬摄政期间礼崩乐坏，任意侵犯王权，西夏王朝12世纪中后期颁布的法典，正是效忠于嵬名氏的人们对此的反应。而建立帝师也是另一种反应，以此增强君主的圣权，保护其地位的神力。仁宗怎样看待自己以及帝师的地位，可以从其御撰的大量佛经序言和发愿文中看到，仁宗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毕恭毕敬、一丝不苟的君主，一个虔诚的佛教行家里手，一个法与民(藏、番、汉)的有钱有势的保护人，一个在其帝师直接权威下所设大量佛教机构的诚惶诚恐而又至高无上的大头目。

关于成熟的西夏君主意识中的佛教及其他因素，已故前苏联学者聂历山在介绍1185年左右西夏宫廷编集的一本诗集时论述到：“至少是在仁孝皇帝(1193年-1194年)时期，皇帝本人显然是个半人半神的统治者，因为这些宫廷诗赞美他们的皇帝是‘仁皇菩萨’甚至‘佛天子’。”聂历山还摘译了其他一些诗篇，这些诗篇用标准的儒家语言歌颂皇帝，引用了尧舜来作为鼓舞人心的榜样，并指出：“在庄严的圣天之下，一切都顺从于他，在大地上他是独一无二的君王；他作为八方的君王，不引起愤怒，与四海民庶一起捍卫和平[世界]。”这本宫廷诗集对12世纪末期的西夏君王复杂的君权概念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邓如萍认为在成熟的党项君主意识中觉察佛教的因素，以便在党项本民族世界观源头中探讨佛教与儒学独特的集合[9]。

而俄国学者克恰诺夫在《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一书中着重提出了西夏佛教的检查制度。这说明，西夏统治者竭力要将对当时最为重要的精神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克恰诺夫在《西夏国家佛经寺庙的法律地位》一文中也提到：在远东地区，佛教徒的活动总是在国家的监督下进行的[10]。西夏王权与佛教的结合，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夏王朝自身的统治，并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

近年来，佛经中经常提到的一种神鸟“迦陵频伽”的建筑构件不断在西夏王陵出土。这些构件为琉璃或陶制的脊兽形式，鸟身，腹部以上作人形，双手合十，身缀缨络，宛若菩萨。迦陵频伽在唐代以后的佛教壁画或建筑中时有出现，但用于帝王陵寝还属罕见。西夏王陵的迦陵频伽在当时是代表着某种特殊的象征，因为“迦陵频伽”这种神鸟永远是伴随着佛而出现的。正确解读这种象征的意义可以深化我们对西夏王国精神本质的认识。迦陵频伽一般只用为佛殿的装饰，西夏人把迦陵频伽用为脊兽，装饰在帝王陵园的门阙上，其目的是为了昭告世人，安葬在这里的皇帝是西夏的佛。西夏陵区相继出土迦陵频伽的三号陵一般认为是景宗元昊的陵墓。开国之君景宗元昊确立了西夏的国家制度，也确立了佛教为西夏的国家宗教。

迦陵频伽是佛国的鸟，它的创造者正是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西夏的君王把自己当成了阿弥陀佛在人世间的化身，西夏王陵的迦陵频伽想告诉人们，安葬在这里的西夏君王已经回到了有迦陵频伽陪伴的西方净土，他曾经像阿弥陀佛主宰西方极乐世界那样，以佛的身份主宰过西夏这个令人神往的佛国[11]。

(三)西夏的道教

佛教在西夏广为流行，其发展为国教的同时，汉文史料和西夏文史料也记载了西夏道教的存在。西夏文字典《文海》解释“仙”字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宋人李焘撰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记载：夏景宗元昊太子宁明，曾跟随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习辟谷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八记载：夏惠宗时(公元1081年)，宋军进攻西夏西平府(灵州)，城中居民四处逃散，“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中道教典籍有晋人郭象注《庄子》、宋人吕惠卿著《庄子解》(即《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等。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有关宗教法律规定往往将僧人和道士写在一起，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还列出十几种道教典籍，有《太上君子消灾经》、《太上君子北斗延生经》、《太上灵宝度理无上阴经》等，充分证明西夏道教的存在。当然，道教在西夏历史上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及佛教。

三、西夏的宗教法律制度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卷一“谋逆门”，卷二“罪情与官品当门”，卷三“盗毁佛神地墓门”，卷十“司序行文门”、“官军赦门”，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卷十五“租地门”均有对于宗教法律制度的规定，法典明确了对于佛教、道教加以保护，同时规定了严格的宗教管理制度，规定了僧人、道士所享有的特权及其所应承担的义务。

(一)西夏宗教管理制度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明确规定对于佛教、道教、儒学加以保护：“诸人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庙等不准盗损灭毁。若违律时，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三年。其中僧人、道士及军所属管事者损毁时，当比他人罪状增加一等。若非损坏，盗而供养者，则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12]由此可见，法典对盗毁佛像、道教像、夫子庙等严加制裁，但如果盗窃的目的是为了供养崇拜，则减轻处罚。

西夏政权除了在政策法律上对于佛教、道教加以保护，同时对其进行严格管理，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中均设置了系统的宗教管理机构。《天盛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规定的西夏政府机构中，有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道士功德司三个宗教管理机构，是仅次于上等司中书、枢密之下的次等司。在西夏汉文韵书《杂字》“司”分部十八中有各种司职，其中有“功德”司职，功德当为功德司的简称。西夏设功德司统管佛教，继承了唐代佛教管理制度，但将功德司分为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两种，是西夏的新创。

西夏功德司掌管全国的僧、道宗教事务。其中，僧人功德司掌管全国僧众人员，出家功德司掌管度僧出家事宜。道士功德司是管理道教的机构。功德司职官设功德司大人、正、副、判、承旨、都案、案头等官，其下属还有寺检校、僧监、坐主、首领、知信等。道士功德司设“一正、一副、一判、二承旨”。佛教两种功德司共设“六国师、二合管”，其中，僧人功德司四副、六判、六承旨；出家功德司“变道言过处六，承旨六”[13]。功德司官员任期与诸司官员一样，三年一任，任期满可按规定“续转”，或得到升迁或物质奖励。功德司由政府颁发司印，为铜上镀银，重十五两，印方二寸一分[14]。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本《杂字》“官”分部中，有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官位名称，是西夏地方或寺院中的僧职。西夏乾祐十五年(1184年)印施《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其经后仁宗御制发愿文中载有：“朕适逢本命之年，特发利生之愿。恳命国师、法师、禅师暨副判、提点丞旨、僧录、座主、众僧等，遂乃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读诵大藏等尊经，讲演上乘等妙法。”[15]文中的僧录、座主当是地方和寺庙的僧职。

(二)封号和赐衣制度

西夏佛教也实行封号制度。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封号和赐衣制度。唐代有大师、国师封号；宋朝废行国师的封授，盛行大师、禅师的封赐。西夏佛教在沿袭唐代封号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封号体系，并且最早出现了帝师封号。已见诸西夏文献的有帝师、国师、德师、法师、禅师、仁师、忠师等封号。《天盛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规定了佛教赐封：“皇帝国院、皇太子、诸王等之师名，皇帝之师监承处：上师、国师、德师。皇太子之师：仁师。诸王之师：忠师。”[13]365并规定：“前述师名义之当上次中司品次第：皇帝之师监承处上师、国师及德师等与上等位当。皇太子之师仁师者，与次等位当。诸王之师忠师者，与中等位当。”在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皇室系统之下为“师位”，“师位”右列为“国师”，左列为“德师”，其下注小字“同上等位”。左列在“谏臣”位之下为“仁师”，次为“中师”，也注有小字“同中等位”。西夏上师、国师、德师等都是授予高僧的名号。但是《天盛律令》中，还未见到西夏佛教封号制度中的最高封号“帝师”。据学者推测，可能在仁宗天盛年间尚未设此封号。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汉文《杂字》“官”分部十七中已列有帝师称号，排在国师、法师、禅师之前，证明当时出现了西夏帝师的封号[4]42。另据新发现的明刊西夏仁宗皇帝校勘西夏文译本，汉藏文合璧再译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汉文题款中记载了：“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赐卧勒沙门波罗显胜。”贤觉帝师，名为波罗显胜，是西夏文献记载的第一位帝师。题款中“贤觉帝师”任“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之职，所赐官位“卧勒”与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第一品封号音同，是列在皇帝以下的最高封号[16]。据学者推测，贤觉帝师应是西夏的吐蕃族高僧。贤觉帝师的出现证明了西夏时期已经有了帝师封号，修正了中国历史上的帝师封号始于元代之说。

从目前的文献资料中发现西夏帝师已经有五位。第一位是贤觉帝师，之后相继为慧宣帝师，大乘玄密帝师，真国妙觉寂照帝师、真圆真证帝师。(注：参见：史金波西夏的佛教[J]法音，2006(8)：39另据克恰若诺夫考证西夏历史上帝师可能有过6位，大约出现于仁孝后期，晚于1182年，《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京都：日本京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崔红芬天盛律令与西夏佛教[J]宗教学研究，2005(2)：159)西夏的五位帝师没有同时出现，是接替出现的，西夏五位帝师的设立证明西夏帝师已经制度化。《天盛律令》虽未记载帝师，所记最高师号为上师，称“皇帝之监承处”，是皇帝之师，帝师则是西夏天盛后由上师转化而来。上师又称尚师，本是藏传佛教中的一种称号。

西夏建国时就有“国师”封号的记载。国师是西夏皇帝之师的名号，也是西夏管理佛教机构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的正职。国师精通梵文和佛理，多见于主持皇帝翻译和校勘佛教的记载。如景宗时主持译经的国师白法信，惠宗时主持译经的安全国师白智光，崇宗时主持修建甘州卧佛寺的国师嵬名思能，仁宗时主持校译佛经的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以及兰山通圆国师沙门智冥，传译佛经的天竺僧人五明显密国师喜胜，主持大度民寺大法会的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后升为帝师)，和西夏文佛经《魔断要语》的作者兰山觉照国师法狮子等。西夏晚期榆林窟第29窟，有一幅提名为真义国师西壁(鲜卑)智海像。西夏国师主要参加传法、译经、校经活动；主持寺院法事活动、修建佛寺；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务，在西夏佛教事务中具有崇高地位。西夏国师在功德司中都任正职，两功德司同时可以有十几位正职[17]。西夏还有“德师”、“大德”、“仁师”、“忠师”、“大师”、“法师”、“禅师”的称号。“德师”或为“大德”之通称，“德师”仅见于《天盛律令》和《官阶封号表》，在西夏佛经中未见记载，夏惠宗大安十年(1083年)刻印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僧人守琼，为演妙大德沙门。“大德”是唐宋以来皇帝宠赐高僧的名号。“仁师”、“忠师”也仅见于《天盛律令》和《官阶封号表》，但在西夏佛经中未见记载，西夏文佛经中较多见“法师”、“禅师”，为“仁师”、“忠师”的通称。

西夏对僧人也实行赐衣制度。在中国佛教史上有赐紫、赐绯制度，赐紫就是以皇帝名义赏赐僧人袈裟。唐代官制以职官服色显示地位高低，三品以上赐紫色服，五品以上赐绯，后来赐及僧、道之职位者。西夏佛教继承唐代赐衣制度，而且有所创新，西夏佛教的赐衣包括赐黄、赐黑、赐紫、赐绯。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修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所记赐绯僧人有：庆寺都大勾当、皇城司正兼典礼司、统军司正卧屈皆；感通塔下羌、汉四众提举王那征遇；庆寺监修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容圣寺感通塔两众提举药乜永铨；感通塔下汉众僧正酒智清等。关于赐紫衣的记载，见榆林窟第15、16窟《榆林窟记》(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书写：“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窟记。”

《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对西夏僧、道赐衣进行了规定：“国境内番、汉、羌中僧人、道士所属居士、行童中，及前僧人、道士等中有为坐主者时，能完整解说般若、唯识、中道、百法、华严行愿等之一部，解前后义，并知常为法事者，国师及先住座主，别有巧智师傅等，当好好量其行，真知则居士、行童可入僧人中，衣绯为座主，勿得官。先前僧人、道士□道士者为僧人，彼等一律先衣黄者当衣绯而为座主，好者可得官爵。其中番汉和尚不知切韵，不许为座主。”[18]可见赐绯僧人地位较高。

《天盛律令》“罪情与官品当门”规定：“诸有官人及其人之子、兄弟，另僧人、道士中赐穿黄、黑、绯、紫等人犯罪时，除十恶及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犯各种杂罪时与官品当，并按应减数减罪。”[19]并规定：“僧人、道士中赐黄、黑、绯、紫等人犯罪时，比庶人罪减一等，除此以外，获徒一年罪时，赐绯、紫当革职，取消绯、紫，其中□依法按有位高低，律令、官品，革不革职以外，若为重罪已减轻，若革职位等后，赐黄、黑徒五年，赐绯、紫及与赐绯紫职位相等徒六年者，当除僧人、道士，所遣劳役有官与官品当，无官，则依法服劳役。日毕后，入原属庙中为行童。”[19]145

值得注意的是《天盛律令》虽有僧、道赐衣的规定，但在西夏文献中还未见有道士赐衣的记载。至于西夏对高僧的封号，道士中也未见到。

(三)试经度僧和度牒制度

为控制僧尼人数，从南北朝开始历代政权采取僧尼公度、禁止私度政策。唐代将僧人管理制度化，禁止私自出家，实行试经度僧制度，完善了度牒身份管理制度。度牒是官府颁发给出家僧人的证明文书，国家用以控制编户俗民随意流向寺院，发放给僧尼最主要的身份证件。唐朝首次将禁止僧人私度的行为写入法律条文中，并规定违法私度者，按律治罪[20]。西夏僧人由多民族构成，包括党项、汉、藏、回鹘以及印度(天竺)僧人。由于西夏僧人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一定的特殊政策，西夏社会僧人数量大增。因此，西夏也承习唐朝成例，实行试经度僧制度，限制僧尼数量。西夏剃度僧人主要通过试经方法，即所谓的常度。参加试经者首先是符合条件的行童，试经合格者方可度为僧人，发给度牒，持牒僧人可免徭役赋税。西夏对僧尼登记于册，实行簿籍管理制度[18]408，度牒和簿籍是西夏管理僧人的重要手段。

西夏僧人、道士分为在家僧人、道士和出家僧人、道士两种。《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度在家僧道的条件：“僧人、道士所属行童中能诵莲花经、仁王护国等二部及种种敬礼法，梵音清和，则所属僧监、寺、检校等当转，当告功德司，依次当告中书，当问本人及所属寺僧监、副判、寺检校、行童首领、知信等，令寻担保只关者。推寻于册，实是行童根，则量其行，前各业晓，则当奏而为住家僧人。此外，居士及余类种种，虽知其有前述业行，也不许为僧人。”[18]402-403规定度出家僧人的条件：“番、汉、羌(藏)行童中有能晓颂经全部，则量其业行者，中书大人、承旨中当遣一二□(人)，令如下诵经颂十一种，使依法诵之。量其行业，能诵之无障碍，则可奏为出家僧人。……番羌所诵经颂：《仁王护国》、《文殊真实名》、《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圣佛母》、《守护国吉祥颂》、《观世音普门品》、《竭陀般若》、《佛顶尊胜总持》、《无垢净光》、《金刚般若与颂全》。汉之所诵经颂：《仁王护国》、《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守护国吉祥颂》、《佛顶尊胜总持》、《圣佛母》、……、《观世音普门品》、《孔雀经》、《广大行愿颂》、《释迦赞》。”[18]403-404规定度出家道士的条件：“为道士者，道士行童中有能诵条下所示十四卷经，则依出家变道法量其行，能诵无碍，则可奏为道士。《太上黄宫□□经》二卷、《太上君子消灾经》一卷、《太上北斗延生经》一卷、《太上灵宝度理无上阴经》一卷、《至分金刚经》一卷、《太上君子说天生阴经》一卷、《太上天堂护卫经》一卷、《太上君子说上东斗经》一卷、《太上南斗六司延寿妙经》一卷、《黄庭内景经》一卷、《黄帝阴符经》一卷、《太上元始天尊说十为一为大消灾神咒经》一卷、《太上灵宝九真妙戒金箔□要拔罪阴经》一卷。”[18]405相比之下，度出家僧道比度在家僧道更为严格。

西夏僧尼的剃度除了常度外，还有敕度和施舍度等种类。逢重大节日、皇室生辰、忌日等大型祈祷法会，皇帝会特许敕度僧人。敕度僧人的条件比试经度僧条件宽松，无须经过试经考核。西夏文献记载的赦度僧人主要有：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凉州护国寺感通塔修建完毕，又正值乾顺帝十岁生日，于是立碑庆祝，敕度僧人，碑文记载：“用鸣法鼓，广集有缘，兼启法筵，普利群品，仍饰僧一大会，度僧三十八人，曲赦殊死罪五十四人，以旌能事。”又夏桓宗天庆三年(1196年)，皇太后罗氏于仁宗去世三周年之际，大做法会，施印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在发愿文中详细记载：“谨于大祥之辰，所作福善，暨三年之中通兴种种利益，……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散斋僧30590员”。敕度僧人同样依次造册上报发放度牒[20]。

唐宋有鬻卖度牒以助军需和救灾的记载，西夏文献中虽然还未发现鬻卖度牒的记载，但是在西夏法典中却有施舍常住而度僧之规定：“诸人修造寺庙为赞庆，而后年日以过，毁圮重修及另修时，当依赞庆法为之，不许寻求僧人。又新修寺庙□为赞庆，舍常住时，勿求度住寺内新僧人，可自旧寺内所住僧人分出若干。若无所分，则寺侍奉常住镇守者实量寺庙之应需常住，舍一千缗者当得二僧人，衣绯一人。舍二千缗者当得三僧人，衣绯一人。舍三千缗以上者一律当得五僧人，衣绯二人。”[18]404说明西夏也存在靠施舍一定钱财换得度僧和赐衣，但施舍钱再多一次度僧也不能超过五名。除修寺庙可按规定度僧外，有高位者去世时，为祭奠、超度，也可施舍度僧。这也带有变相鬻卖度牒的成分，但所得钱财不是像唐宋用于国家军需，而是用于寺院修建或法事活动[22]。

西夏法典规定：亡故僧尼及还俗者交出的度牒不能私相授受，僧官度牒不允许由至亲承袭。[18]410《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僧人、道士有官职者，其子弟不许承袭其出家度牒，“国境内僧人、道士中虽有官，儿子、兄弟曰求袭出家牒等时，不许取状使袭之。若违律时，报取状者等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僧人、道士亡故，其父、伯叔、子、兄弟、孙及亲属不得私改度牒为己用，“诸僧人、道士本人已亡，有出家牒，彼之父、伯叔、子、兄弟、孙诸亲戚同姓名等涂改字迹，变为他人出家牒而为僧人、道士者，依为伪僧人、道士法判断。”对于自愿还俗者《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僧人要令其交还度牒，记入册，还俗后不许再入官，入军当另注册，“国境内有僧人情愿交牒为俗人者，于前宫侍、閤门、帐门末宿本处纳册，不许入臣僚中。而后欲入军待命、独诱，执种种重职，则当报，于所情愿处注册。”[18]410法典还规定妇女不准无牒为尼，若违律时，有主、为他人奴仆则徒四年，无主而无障碍则徒二年；寡妇、未嫁女诚心出家为佛法者，当寻担保，依自己所愿为“住家”或“出家”僧人，平民女衣黄，中书、枢密、都案等官之母亲、妻女则衣绯。对别国投奔西夏之僧人，法典规定：他国僧人或俗人等投奔来，在百日内到所在监军司登记姓名、年龄、所晓佛法、法名、师主，应注册者注册，符合要求者发放度牒[18]406-408。

西夏法典对违律度僧者有严格的处罚规定：“若违律时，使为僧人者及为僧人者等之造意当绞杀，从犯徒十二年。”[18]406法典又规定：对于冒充为僧、道者，十五岁以下不治罪，也不许举报，十五岁以上者依不同情况判罪。对于非法私自剃度为僧人者，若私剃者未及丁者不治罪，但使其剃度者、担保者、受贿枉法者均治罪[18]407。西夏法律严格度僧制度，禁止非法剃度僧人，违犯者要处以重刑，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收、徭役和兵役，严禁成丁私度为伪僧人，也说明西夏僧尼享有特权，才使得民众趋之若鹜，争相为僧尼。

(四)西夏僧、道所享有的特权以及所承担的义务

1.西夏僧、道所享有的特权

(1)西夏僧道地位极高，在西夏法典中，对于犯有十恶罪者处罚严厉，但是对僧道却规定享有勿连坐的特权。《天盛律令》卷一“谋逆门”规定：父母等犯谋逆罪，应连坐人中早已为僧人、道士者，则勿入连坐中。“应连坐人早已为僧人、道士，已出家与家院不往来，与彼处谋逆后，原主父母、节亲等勿连坐，父母等犯逆罪，亦依前所示出家人勿入连坐中。”[22]

(2)西夏法典规定僧尼享有赐衣的特权，同时在西夏法典和其他文献中记载西夏佛教高僧享有封号，有帝师、国师、德师、法师、禅师、仁师、忠师等封号。

(3)赐衣僧人犯罪时，以官品当，享有减免之法，并且严禁对僧侣犯罪施黥刑。《天盛律令》卷二“罪情与官品当门”规定：“诸有官人及其人之子、兄弟，另僧人、道士中赐穿黄、黑、绯、紫等人犯罪时，除十恶及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犯各种杂罪时与官品当，并按应减数减罪，其法按以下所定实行，勿施一种黥刑。”[23]

(4)西夏法典规定僧道犯罪时，处罚比庶人减一等。“僧人、道士中赐黄、黑、绯、紫等人犯罪时，比庶人当减一等。除此以外，获徒一年罪时，赐绯、紫当革职，取消绯、紫，其中□依法按有位高低，律令、官品，革不革职以外，若为重罪已减轻，若革职位等后，赐黄、黑徒五年，赐绯、紫及与绯、紫职位相等徒六年者，当除僧人、道士，所遣劳役有官与官品当，无官，则依法服劳役。日毕后，入原属庙中为行童。”[23]145-146

(5)西夏僧人、道士可以减免国家摊派的赋税、兵役。《天盛律令》中对于一般民众规定了繁重的赋税、徭役、兵役，但是却规定僧尼可以减免一些摊派。《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僧人、道士之居士、行童，若册上无名，或册上有名而落之，不许为免摊派杂事，还为变道学子。”[18]408这一规定反过来说明僧人、道士之居士、行童，若在寺籍册上有名，可以减免摊派杂事。

西夏僧道除享有以上特权外，也要承担一些纳税服役的义务。

2.西夏僧道所承担的义务

僧道的义务首先是参加佛事活动。西夏佛事活动众多，有官方举行的法会，也有寺院举行的法会，而参加法会是僧人应尽的义务。西夏僧人也要承担国家摊派的赋税徭役，甚至兵役，同时西夏僧人还要为国家和民众祈福除灾，安抚不同阶层的精神世界[21]108。

西夏的土地所有分为国家、私人和寺院所有。田赋是西夏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粮食和租佣草。西夏实行“计亩输赋”政策，国家土地及私人、寺院占有土地都要承担租佣草。《天盛律令》卷十五“租地门”规定：“僧人、道士、诸大小臣僚等，因公索求农田司所属耕地及寺院中地、节亲族所属地等，诸人买时，自买日始一年之内当告转运司，于地册上注册，依法为租佣草事。若隐之，逾一年不告，则所避租佣草数当计量，应比偷盗罪减一等，租佣草数当偿。已告而局分人不过问者，受贿徇情则依枉法贪赃罪判断，未受贿徇情则依延误公文法判断。”[24]说明僧人或寺院占有土地也和世俗百姓一样，需缴纳租佣草等赋税，其占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是要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并办理移交手续。

有些寺院如果得到皇帝的允许也可以享受全免或部分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西夏文《亥年新法》卷十五规定：“诸寺所常住地及南王奉旨所予田畴等，若圣旨初至，或已予圣旨上谕，则徭役赋税得全免或半免。其中佑国、圣永二寺所有徭役赋税逐年已定，供给分明，故彼寺内得不持圣旨上谕，依旧行之。以外诸寺臣民等，当审验分明名下所纳数额，令来持验新旧上谕。其中有遗落、失盗而确无者，亦当仔细分别寻查真伪，实有上谕而其中言词不同，如地税徭役当减半而上谕曰全免，或上谕高低有差，则当依律分别(处罚)。”[25]新法中还列举了几十个应当纳税的寺院名称，说明西夏寺院纳租佣草税是一种普遍现象。

同时西夏僧人还要服兵役、徭役。

西夏僧人服兵役的情况，在《天盛律令》中虽然没有提到，但是在《西夏书事》卷二十六有相关记载，夏大安八年(1082年)“梁氏(太后)气愤淮安之败，集十二监军司兵及诸州僧道，会于铁牟、天都二山没烟峡、葫芦河诸处，各赉五月粮入寇，至镇戎，故逡巡不进。三川寨巡检王贵视为怯，率众过濠索斗，夏兵张两翼击之，贵大败走。”[5]295-298说明西夏僧道在国家对外作战兵源严重缺乏时，要随军出征，并且自备军粮，这也是国家指派给寺院或僧团的一种义务，也充分说明佛教已经世俗化，与国家政治密切结合。除了大规模点集僧团随军作战外，僧尼个人也承担兵役，西夏军队中存在着僧人的记载。他们主要从事联络、收集情报、超度亡灵等工作。如《西夏书事》卷三十八记载：乾祐九年(1178年)，“夏将蒲鲁合野侵金麟州，至宕遵源，诱邛都部酋禄东贺与之通，遣蕃僧谛剌约日为应，共击金兵，败之，掳金帛、子女数万，遂毁其城。”[5]445《西夏书事》卷四十记载：“夏光定四年(1214年)秋七月，左枢密使吐蕃路招讨使万庆义勇遣蕃僧减波把波等赉蜡书二丸，至西和州之岩昌寨，议夹攻金人，图复侵地”。[5]473

西夏僧尼服徭役的义务，可以从《天盛律令》》卷十五“租地门”对于寺院僧尼缴纳租佣草税的规定看出，其中的“佣”指各种徭役，而佣草应是为免徭役所缴纳的草。西夏政府规定徭役是以各户占有土地来计算，占有土地越多，出工服役也就越多。《天盛律令》卷十五“春开渠事门”对于开渠时应服徭役规定：“畿内诸租户上，春开渠事大兴者，自一亩至十亩开五日，自十一亩至四十亩十五日，自四十一亩至七十五亩二十日，七十五亩以上至一百亩三十日，一百亩以上至一顷二十亩三十五日，一顷二十亩以上至一顷五十亩一整幅四十日。当依顷亩数计日，先完毕当先遣之。其中期满不遣时，佚事小监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26]西夏寺院和僧人占有的土地，也要按其所占土地多少服役，只是因为寺院僧尼是特殊群体，所服徭役会有所变通或减免等。僧人或地位较低的僧人还要承担一些官府徭役，如修建寺院、宫阙等，在黑水城出土的佛经中多次提到画匠、塑匠、刻工的名字，有一些则是寺院僧人，可能也是僧尼所服徭役的一些变通。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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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白滨.西夏的政治制度[G]//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86.

[18]《天盛律令》：第11卷，“为僧道修寺庙门”，403.

[19]《天盛律令》：第2卷，“罪情与官品当门”，138-139.

[20][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户婚律[M]：第12卷，刘俊文，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56-257.

[21]文志勇，崔红芬.西夏僧人的管理及义务[J]宁夏社会科学，2006(1)：105；108.

[22]《天盛律令》：第1卷，“谋逆门”，113.

[23]《天盛律令》：第2卷，“罪情与官品当门”，138-139.

[24]《天盛律令》：第15卷，“租地门”，496.

西夏范文篇6

1、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操教学场地器材现状调查

场地、器材设备是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基本条件，学校体操教学场地器材情况是决定体操教学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操教学场地器材设备较差，大多数体操教学内容无法正常开展。

2、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育师资现状调查

调查显示，银川市西夏区中小学体育教师随年龄增长所占比例逐渐下降，63%的体育教师年龄在40岁以下，教师队伍呈现年轻化态势，男女师资比例失衡，男教师占到80%，女教师只占20%，体操专业老师仅占到10%，有的中学就没有体操专业老师。这说明中学体育教师认同体操对中学生的锻炼价值，认为在中学开展体操教学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在被调查中发现，有60%的教师表示“希望”在体育课中开展体操教学，以促进学生身心的和谐健康发展。

3、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操教材执行情况调查

体操教材是体操教学的依据，2003年颁布的体育与健康试用教材中明确规定了体育课的具体内容，因此体操教材的实施情况决定了体操教学的情况。根据对银川市西夏区中学教师的调查，能完全实施的只占6.7%，基本实施占20%部分实施占到33%，不实施的居然占到40%。由此得知，西夏区中学体操教材执行情况不容乐观，部分实施和不实施占到很大的比例。

4、影响

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操教学因素分析体操教学的场地器材因素分析。银川市西夏区中学能充分开设的体操项目大多为不需要器材的队列队形、大众广播体操和技巧，而对于双杠、山羊、跳箱、单杠项目由于器材限制而不能够顺利开展；加之，很多学校原有的体育器材都很陈旧，并且不能用的很多，都没有进行过维修，器材十分短缺；西夏区特殊的气候环境，春季是多风季节，夏季闷热，冬季寒冷，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校缺少室内运动场馆，一旦遇到天气变化时，像体操技巧项目、徒手操和健身、健美操等运动项目就不能顺利的开展。经访问学校领导，表示了解这种情况，由于种种原因所致，但对于器材的配置力度不大。可以看出，由于场地不足、体操器械的短缺严重影响了西夏区中学体操教学的开展。

中学体育教师的师资因素分析。青年教师占63%，针对体操课的学科教学特征，例如给学生做师范、保护与帮助等方面来分析，很多学者都认为年轻的体育教师更有利于上好体育课。然而调查中发现，西夏区中学体育教师中毕业于体育专业的教师不到10%，男女教师比例悬殊，男教师占80%，女教师占20%，不能满足需求，这对于女教师擅长的教学内容如健美操、艺术体操、舞蹈等存在不合理现象，有待进一步改善。体育教学中容易出现事故，体育教师在体操教学的心理有阴影，很难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其他因素分析。随着中学生体质的逐渐下降，他们的跑、跳、投等体育基本运动活动能力不突出等原因，也导致了他们学习体操的难度大。这就为教师教学提出更高的难度，如果体育教师不认真备课、认真反思教学，就会严重影响到体操教学在中学的的开展；如果教师在教学没有进行正确引导，就不会激发学生学习体操的兴趣，进一步分析中考考试中也没有体操考试的内容，这样更不会引起学生对体操课的重视。体育教师和学生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认识程度，学校对体操健身的宣传力度等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西夏区中学体操教学的开展。另外，而且银川市西夏区经济较之落后，学校用于体育教学的经费有限，加上对中学生安全问题的考虑等都是影响因素。经访问学生家长，可以锻炼身体，都很乐意让孩子参加，可也有很大一部分家长对于安全问题担忧。

二、结论与建议

1、结论

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操教学场地器材设备较差，体操专用场地器材仍是影响体操教学开展的主要因素。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育师资呈现年轻化态势，但体操专业教师缺乏，男女比例失衡、教师的性别、年龄结构状况不能满足中学体育教学的要求。西夏区中学体操教材执行情况不容乐观，部分实施和不实施占很大比例。西夏区中学体操教学氛围很不理想，各级部门不重视体操教学，教学时数少，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和组织单一，评价体系不完善。

2、建议

西夏范文篇7

关键词：北宋西夏走私

关于宋夏之间合法贸易的情形，学者论述较详细。吴天墀《西夏史稿》第四章简略介绍了宋夏之间正常贸易的情形，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对这一问题给予更详尽的探讨，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稿》一书利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汉译本提供的有关资料对此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并附带提及宋夏之间走私贸易的情况。①但以上诸家对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或未论述，或语焉不详。有关宋夏之间走私贸易的材料并不多，但就问题的重要性而言，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对宋夏双方，尤其对西夏的政治经济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拟根据现有的材料来探讨宋夏之间走私贸易的情形，希望对宋夏贸易问题的论述有所补充。

一、宋夏之间的正常贸易

从时间上考察，宋、夏之间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北宋时期。西夏王朝后期同南宋几不接壤，双方贸易很少，这一时期西夏主要同金进行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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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190页；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39页。

北宋时期宋夏双方以横山为界，东起麟、府，西尽秦、陇，边界线达二千余里，宋夏之间在边界地区设置了两国的贸易市场。最大一级的市场是榷场，进行大宗货物的交换，宋夏之间的榷场最早设立于何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北宋政府应赵德明的请求在保安军置榷场，恢复互市，德明又乞求在麟州西设立榷场，宋朝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说明榷场的设立比这个时间要早。吴天墀认为宋夏榷场最早设立于景德四年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①宋夏战争爆发后，为了从经济上制裁西夏，北宋关闭榷场。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宋夏战争爆发，此年十二月甲戌宋仁宗下诏：“陕西、河东缘边旧与元昊互市处，皆禁绝之。”②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二月戊子又“废保安军榷场”③。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夏议和，西夏请立榷场，“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寨”④，吴天墀《西夏史稿》认为保安军榷场和镇戎军高平寨榷场的设置是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实误。庆历六年北宋只是把保安军榷场迁于顺宁砦。⑤宋夏沿边交易规模较榷场小的合法市场，宋人叫做“和市”。北宋在河东路、陕西路沿宋夏边境一带的重要堡栅如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麻、折姜、浊轮谷、顺宁砦、赤沙川、橐驼口设和市，此外，见于史籍记载的和市还有并州、代州、东胜、绥州、麟州西、石州、秦州、环州、兰州等处。榷场与和市是宋夏双方设置的合法市场，有固定场址，由官方派官员管理市场，稽查进出口货物，防止违禁品的进出口；双方各自征收商税，北宋参知政事文彦博记载：“自来蕃汉客旅博易往还之处，相度设和市，须至两界首开置市场。差官监辖蕃汉客旅，除违禁物色外，令取便交相博易。宫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界自收蕃客税例。”⑥榷场和互市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宋夏双方共同管理的边境市场。宋夏之间的正常贸易主要是通过榷场与和市贸易，市场规模较小，交易量少，并且受宋夏战争的影响，以及北宋政府对夏政策的变化而废置不常。此外，贡使贸易也是宋夏之间合法贸易的一种惯常形式。西夏使者“人贡至京者纵其为市”⑦，终北宋一代都是如此但贡使贸易同样受宋夏双方关系的影响，一旦双方关系恶化，贡使贸易也随之停止。西夏同北宋除了以上三种正常的合法贸易外，长期存在着走私贸易，并且，交易量大，持续时间长，对西夏人的社会生活更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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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81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二二，宋仁宗宝元元年十二月甲戌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6页。

③《长编》卷一二三，仁宗宝元二年二月戊子条，第1109页。

④《长编》卷一五三，仁宗庆历四年十一月乙未条，第1422页。

⑤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81页。

⑥文彦博：《奏西夏誓诏事》，载《潞公文集》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9册，第698页。

⑦脱脱：《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563页。

二、走私的路线

西夏前期宋夏之间的边境线以横山为界，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主要集中在横山一线。《宋会要辑稿》：“四月二十二日诏：枢密院累降约束，河东、陕西诸路经略司，严行禁断沿边蕃汉人户不得与西贼私相交易。访闻尚不尊禀，可重立赏格告捕。自今有违经略司并所管官吏，当刻罪重断。并委转运司常切觉察。”①这里的“西贼”指的是西夏，私相交易的商品主要是西夏所产的青白盐。北宋政府对走私的量刑采取轻罪重刑的原则有很现实的考虑。唐末以来，伴随着食盐专卖法而产生的盐的走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走私犯罪，对走私盐的犯罪行为处罚十分严酷。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观察，贩卖私盐只是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应是极轻的犯罪行为，不应科以重刑。但如果从政府的财政立场考虑问题，假若私盐横行、高价官盐则难以售出，政府的财政收入将会蒙受沉重的打击；如果再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西夏青白盐通过走私进入北宋市场冲击北宋盐政的同时，自然会破坏北宋从经济上制裁西夏使之不战而届的对夏策略。因此，对走私盐犯科以与杀人、伤人同罪的重刑，以确保政府财政体系的完善与安全以及对夏战略的稳妥实施就显得十分必要。②如果走私不是非常严重，断不会郑重其事的累降约束。

同时，应该注意到西夏对危及自身统治安全以及财政利益的走私行为也和北宋一样予以严厉打击。例如，《天盛旧改新定律令》规定：“一等牛、骆驼、马不论大小及铠甲、军披等到敌人中去卖时，庶人造意斩，从犯当得无期、长期徒刑，有官当以官品当。”③又“诸人买敌之曲自用时，当比造私曲罪减一等，曲当罚没纳入官”④。按西夏法律私造曲量刑最重者，二十缗以上主犯处以无期徒刑，从犯徒十二年，西夏对走私的处罚也采取了轻罪重罚的原则。《西夏律令》有关走私的其它处罚情形，下文还会论及。

三、走私者的类别

走私者中商人是其中最具活力的人物。但是走私贸易的经营者并不限于商人。除商人外还有专门利用他们素有的便利机会从事走私贸易的走私者。

第一种是西夏出使宋朝的外交官员及其随从人员。他们常利用出使北宋的机会进行走私活动，例如：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乙丑，诏奉使夏州私觌之物，前后名品不等，自今令定数，官给其直。”⑤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庚戌，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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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兵二八之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273页。

②[日]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和审判机构》，收入刘俊文主编，姚荣涛、余世虹翻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第八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3页。

③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④《天盛律令》卷一八《杂曲门》，第565页。

⑤《长编》卷七二，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乙丑条，第633页。

⑥《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庚戌条，第635页。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丙辰，诏：如闻夏州贡奉人在道市物，颇或扰民，宜令所在有司，严示约束。”①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乙未，鄘延路钤辖张继能言：赵德明进奉人，挟带私物，规免市征，望行条约。上曰：戎人远来，获利无几，第如旧制可也。”②

“赵元昊每遣吏至京师请奉予，吏因市禁物，隐关算为奸利，(薛)奎廉得状，请留蜀道缣帛于关中，转致给之。”③

“大观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夏国遣使人贡，五月四日，诏曰：‘诸西人人贡，诸色人私有交易编栏，使臣不觉察者，徒二二年。引伴官与同罪，勾管行李马驼使臣减一等，并不以赦降去官原减。’”④

“徽宗宣和三年十月八日，臣僚言：‘回鹘因人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者有之。恐习知沿边事，害及往来，经由夏国传播不便。乞除人贡经由去处，其余州军严立法禁。’从之。”⑤

以上材料反映了西夏贡使利用出使宋朝的机会从事走私活动的情况是很普遍的。虽然北宋皇帝以王者怀柔远人的姿态，一般情况下对西夏使节的走私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但对这种态度不能只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予以考虑，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宋朝君臣华夷之辩的思想表现得颇为强烈，而四海一统、王者无外的大一统思想并未因此而抛弃，怀柔远人与华夷之辩是一个悖论式阴阳组合命题，关涉中国古代的王权思想，此不赘述。何况西夏使节的走私活动并未威胁到北宋统治者的切身利益。不过，如果西夏使节的走私活动确实威胁到北宋统治者的切身利益，北宋政府就会做出强烈的反映，对渎职官员给予刑事处罚，同时，也制定相应的政策来限制西夏使节的走私活动，这在上面的材料中体现得很清楚。

西夏对他国使人在西夏的逃税走私贸易严加防范，如有违法交易者，处以两年徒刑。⑥《律令》第十一《使来往门》、《律令》第十八《他国买卖门》对西夏使臣去他国时顺便买卖的事情作了明文规定，如有违犯则处以不同的徒刑，律文繁多，概括言之，有以下几点：

(1)使臣去他国交易时分清公私物，不可公私不分；

(2)不可以官驼驮运私货；

(3)不可以劣质私货抽换官货；

(4)不可故意毁坏官物印记；

(5)官、私货物不可同时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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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七七，大中祥符五年二月丙辰条，第679页。

②《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乙未条，第734页。

③《宋史》卷二八六《薛奎传》，第9630页。

④《宋会要》蕃夷七之四三，第7861页。

⑤《宋会要》蕃夷四之九，第7718页。

⑥《天盛律令》卷——《使来往门》，第397页；卷一八《他国买卖门》，第568—570页。

由以上可知，西夏对去外国交易的使臣只强调不能以私损公，不能假公济私，西夏对去外国交易的使臣的走私行为却并不予以制裁。因此，对使臣的走私活动是有利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使臣走私贸易的普遍情形。

第二种是边疆的官吏。边疆官吏利用职务之便，破坏中央政府的财政军事政策，经营走私贸易。如《任伯雨上徽宗论湟鄯》称：“臣闻陕西买马，来年额买二万五千匹，将官使臣私下折博交易，不在其数。”①

“禁缘边臣僚私交易，缺马者官为给之。”②

“康定初，陕西用兵，马不足……又禁边臣私市，缺者官给。”③

“(仁宗宝元二年八月)乙巳，降武宁军节度使王德用为右千牛卫上将军，知随州。仍特置判官一员。初，德用既以孔道辅言罢知枢密院，而河东都转运使王沿又言德用尝令府州折继宣市马，至是，德用以马与券来上，乃市于商人。然犹用言者，而再贬之。”④

“(薛奎)通判渭州，州将武人，不能谨廉，州大吏郝正者把其阴事，招权受赇，莫敢诘，府君至，以正罪恶言于将，请治之……府君乃发正私出塞市马，收案伏法。”⑤

“(仁宗康定元年八月)庚子，禁陕西缘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犯者以违制论。”⑥

“(真宗)天禧元年三月，禁延州民与夏州牙将互市违禁物者。”⑦

北宋边疆官吏的走私情况比较复杂，但主要集中在马匹走私。主要针对军事物资马匹的走私活动，其马匹来源一是直接从西夏走私人境；另外，文献显示边将主要在边境市场违禁私市马匹，其马匹来源不排除沿边属户从西夏走私人境者。因为当时北宋的西部地区马匹的养殖已经衰落，军事用马主要通过同境外民族贸易获得。

第三种是沿边的士兵，他们凭藉武力走私。“公(指范仲淹)言：‘禁青盐欲以困西贼，非困贼之要，却有所害，会淮安砦捉到买青盐兵士二人，勘得本指挥火队掠钱买盐，人众吃用。其买青盐士兵是本部众人之罪，实不敢尽法，恐伤士心，只决二人杖二十，押送本部，仍奏朝廷，乞更参详青盐条贯。’”⑧关于沿边兵士走私的情况历史材料很少，但从西夏青白盐在宋夏边境地区大量走私的情况推测，范仲淹所反映的这种情况也许并不是孤立、个别的事情。

第四种是沿边的边民，尤其是属户。他们走私青、白盐、马匹等物资，以换取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常常是宋朝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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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四一《任伯雨上徽宗论湟鄯》帖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1页。

②《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二月丙戌条，第1226页。

③《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第4934页。

④《长编》卷一三四，宝元二年八月乙巳条，第1118页。

⑤司马光：《殿中丞知商州薛君墓志铭》，载《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二)卷七九，《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38册，第2—3页。

⑥《长编》卷一二八，仁宗康定元年八月庚子条，第1162页。

⑦《宋会要》食货三八之二九，第5481页。

⑧范仲淹：《范文正公言行拾遗录》卷三，载《范文正公集》(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36册，第5页上。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乙卯，河东缘边安抚司言：‘麟、府民多斋轻货于夏州界，擅立榷场贸易，望许人捕捉，立赏罚以惩劝之。’上曰：‘闻彼歧路艰险，私相贸易，其数非多，宜令但准前诏，量加觉察可也。’”①

“三月，内殿崇班韩令琮言：前知环州，切见民人多将违物色、人口偷卖于北界，询其道路止于截原寨、柳镇二路，望差蕃官于逐处缉捉。从之。”②

“五年十二月，诏：‘鄘延路钤辖司，自今蕃部贩盐及违禁物与巡检兵士斗敌，杀伤人员兵士者，其元行器械蕃部并处斩，自余徒党，依汉法区断。’”③

北宋沿边属户同西夏境内的蕃部联系紧密，在宋夏之间的走私活动中他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走私活动范围广、数量大、持续时间长。是宋夏双方民间走私中的主要力量。

第五种是西夏政府当局。西夏政府在边境未经宋朝政府同意公然置“会”(会，相当于集贸市场)，招诱宋朝商民贸易，实际上是一变相走私贸易。例如李继迁曾不顾北宋政府反对，单方面置会贸易：

“(真宗咸平五年正月)甲子，陕西转运使刘琮言：‘访闻迁贼蕃部于赤沙、橐驼路各置会贸易，深虑诱熟户叛涣，请令本路部置潜军讨之。’”④又更有甚者，西夏政府有时动用武力，迫使宋方边吏允许走私。例如施昌言为环庆路经略使时，“亦禁私市，西人发兵压境，昌遣问其所以来之故，西人言：‘无他事，只为交易不通。’使者惧私许之⑤。”总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当时宋夏之间确实有不少人从事走私贸易。

四、走私贸易的商品种类

宋夏之间的走私商品，可谓种类繁多，现分类叙述如下。

(一)青白盐的走私贸易

“青白盐出乌、白二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继迁叛，禁人塞，未几罢，已而复禁。乾兴初，尝诏河东边人犯青白盐禁者，如陕西法。”⑥

青、白盐是党项人同北宋西北边民交换的大宗商品。北宋政府从帝国的对夏政策以及维护帝国中央财政体系方面考虑，长期禁止西夏青白盐进入北宋西北市场。宋太宗时为了从经济上封锁李继迁政权，迫其就范，采取郑文宝的建议，禁绝青白盐在北宋市场的流通。结果事与愿违，“外则戎人乞食，相率寇边”，军事压力不减反增，内则“关陇民无盐以食，境上骚扰”⑦，西北边境内部的稳定也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北宋政府恢复了青、白盐的贸易，李继迁占领灵州后，北宋政府再度禁止西夏盐在北宋市场的流通。随之而来的是青、白盐的长期的走私贸易。北宋政府在青白盐问题上政策摇摆不定，主要还是以上两方面原因。而青白盐是宋夏之间走私贸易的大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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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乙卯条，第636页。

②《宋会要》兵二七之二○，第7256页。

③《宋会要》兵二七之二一，第7257页。

④《长编》卷五一，真宗咸平五年正月甲子条，第429页。

⑤《长编》卷三六五，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壬戌条，第3374页。

⑥《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19页。

⑦《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第9426页。

“淳化四年八月，诏：‘陕西诸州，先禁戎人贩青白盐，许商人通行解盐，以济民食。诏令既下，而犯法者众，宜除之，悉仍旧贯。’”①

“自来属户贩青白盐以求厚利，今一切禁绝之，欲以困贼，然绝属户之利，无以资其生。”②

“(庆历)八年……又以延、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好人私以青白盐入塞，侵利乱法。”③

至和二年，龙图阁直学士何中立就走私青白盐的定罪事宜奏请皇帝裁决。皇帝诏曰：“今后犯青白盐人，令本路安抚司相度情理轻重断遣。内合该死罪者，依朝廷自来贷命刺面，配沙门岛。如有大凶恶，郡党即县案奏裁，仍不得下司。”④虽然法禁森严，但往往走私者，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嘉祐时，“稍迁徒者于近地，自是禁法稍宽”⑤。这个法律条文暗示北宋对青白盐禁止入境、制止走私政策的失败。

(二)马匹的走私

历代中原王朝军马的供应地主要是西北游牧地区。北宋时期因为西北游牧地区的丧失，军马的来源受到严重的影响，军马主要靠通过与塞外各族茶马贸易而获得。同时，西夏以及西北各族的马匹也通过走私途径进入北宋。史载：

“广顺元年……十月，泾州言，招到蕃部野龙十九族，有马赴市，私货卖。”⑥

“……六年，诏内属戎人驱马诣阙下者，首领县次续食。且禁官民无得私市。”⑦

“(二月)甲午，审刑院上秦州私贩马条例：‘自今一匹杖一百，十匹徒一年，二十匹加一等，三十匹奏裁，其马纳官，以半价给告事人。’从之。”⑧

“八月，诏：‘断绝私过河西兴贩违禁物货及鞍马人等，令河东转运司检详前后条贯，定夺闻奏。”⑨从国防和经济两方面考虑，北宋政府禁止马匹的走私是有理由的，但走私马匹的丰厚商业利润总能促使走私者找到制度方面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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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二三之二二，第5185页。

②《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辛酉条，第1197页。

③《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第4419页。

④《宋会要》食货二四之一，第5195页。

⑤《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第4419页。

⑥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九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728页。

⑦《宋史》卷一九八《兵》一二，第4933页。

⑧《长编》卷五一，咸平二年甲午条，第431页。

⑨《宋会要》兵二七之二一，第7257页。

(三)铜钱及金、银、铜、铁等金属的走私贸易

唐宋政府对金、银、铜钱、铁的输出都有禁令。但实际上金银、钱币及金属仍然大量流出塞外及海外，这种情形在宋代尤其严重。《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壬申条：“盐铁使王明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戎人得钱悉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宋神宗时张方子也曾说：“……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①

“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足见宋钱长期为西夏及海外所套取的事实。近年来原西夏地区出土的铜钱，除极个别钱币是西夏钱币外，多为宋钱，更有力地证明了北宋时期，北宋钱币通过各种途径，其中也包括走私贸易流人西夏的事实。北宋政府建立伊始就禁止铜钱及金属出塞，以后又多次申敕严禁铜钱及金属流出塞外。而且，法律极其严酷：

“开宝三年(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诏曰：‘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②

“(二月)甲申，诏：‘西北边内属戎人，多斋货帛，于秦、阶州易换铜钱，出塞销铸为器，自今严禁之。吏民敢阑出铜钱百以上，论罪有差。’”③

“(五月)乙卯，诏：‘以铜、铁(疑脱‘钱’字)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恶远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如捕到蕃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仍许诸色人告捉，给以所告之物，其经地分，不觉察官吏减二等，坐之。’”④

“庆历初，阑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为首者抵死。”⑤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复申钱币阑出之禁。”⑥

“大中祥符元年，帝以京城金、银价贵，以问三司使丁谓，谓言多西贼、回鹘所市人蕃。诏约束之。”⑦

铜、铁等金属也是走私物品。铜、铁等物作为战略物资，从军事边防的角度考虑，中原王朝禁止铜铁作为商品流出化外而资敌。《唐会要·市贡》载，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规定：“金铁之物亦不得将度西北诸关。”⑧

“景德二年，二月……甲午，诏……弛边民铁禁。”⑨

从中原王朝的角度考虑，铜、铁钱以及金属流出化外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是军事战略物资。事实上，这些东西流出塞外确实有被销铸为兵器的情况。但不能排除经济流通上的需要，宋代钱币在当时的西北各民族政权中具有国际货币的性质，人为的禁止无法切断经济联系的纽带。因此，对钱币的走私虽然屡发禁令，但走私一直未停，对铁的地下流通交易的禁止也逐渐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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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八○《食货志》下，第4384页。

②《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第74380页。

③《长编》卷一九，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二月甲申条，第161页。

④《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乙卯条，第1194页。

⑤《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第4380页。

⑥《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第4384页。

⑦《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六二，第6576页。

⑧《唐会要》卷八六《市贡》，《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81页。

⑨《宋史》卷七《真宗纪》，第128页。

(四)武器的走私贸易

西夏少铜、铁缺少制造武器的原料，常从北宋走私武器。对于武器的走私，北宋政府多次发令严禁，同时，连带着对其他的走私物品也加以禁止。譬如：

“(九月)戊戌，诏：‘河东、陕西缘边州军有以堪造军器物鬻于化外者，以私相交易律坐之，仍编管近里州军。’”①

“祥符六年……既而取犯茶盐、矾曲，私铸军器，市外蕃香药，挟铜钱，诱汉口界，主吏盗货官物，夜聚为妖，比旧法咸从轻减。”②

(五)人口的走私贸易

西夏从北宋私市人口的记载较多。《宋会要·兵》载：“八年二月诏：应有蕃部将带人口人蕃界者，宜令所经历及次边州县军镇切验认收捉，不得放去。如有将人口货卖与蕃人及勾该居停住，并依格律处死。验认到人口便仰根问来处，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仍令逐处粉壁晓示。”③

“六月二十三日，诏：‘陕西路诸州戒疆吏谨视有掠生口阑出关边卖与戎人者，捕之，置于法，匿不以闻者同罪。’”④

“三月，内殿崇班韩令琮言：‘前知环州，切见民人多将违禁物色、人口偷卖于北界，询其道路止于截原寨、柳镇二路，望差蕃官于逐处缉捉，’从之。”⑤

从北宋朝廷一再明令禁止的情形考虑，当时人口走私问题很严重。但限于资料，无法对人口走私的具体情况及数量进行计量学意义上的考察。

(六)其他物品的走私贸易

除以上几种商品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也在走私贸易之列。出于军事或者政府垄断经营，北宋政府严令这些物品的贸易。我们也只能从政府的禁令中得知哪些物品在当时是走私贸易的物品。

“太祖建隆元年八月，禁商人不得斋箭苛、水银、丹漆等物于河东境上贩易，违者重致其罪，沿边民敢居停河东商人者弃市。”⑥

“祥符六年……既而取犯茶盐、矾曲，私铸军器，市外蕃香药，挟铜钱，诱汉口出界，主吏盗货官物，夜聚为妖，比旧法咸从轻减。”

“时制，沿边粮解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少，处斩。显请犯多者依法，自余别为科断，以差其罪。章上未报，移知秦州。”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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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九月戊戌条，第145页。

②《宋史》卷二○一《刑法志》，第5016页。

②《宋会要》兵二七之一，第7247页。

④《宋会要》刑法二之四，第6497页。

⑤《宋会要》兵二七之二○，第7256页。

⑥《宋会要》食货三七之一，第5448页。

⑦《宋史》卷二六八《王显传》，第9230页。

“欧阳修奉使河东还，言：‘河东禁并边地不许人耕，而私籴北界粟麦为兵储，最为大患’遂诏苛岚、火山军闲田并边壕十里外者听人耕。”①

“庆历五年七月十二日，三司言：‘夏国角厮罗荖人诣阙进奉，虑于延、秦州、镇戎军沿路收买陕西粮草交抄，乞行禁止。如违，卖者并牙人严断，没人之。告人每一抄，赏钱五千，以犯人家财充。’从之。”②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当时走私的物品十分繁杂，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当时因为战争致使正常的西北商道断绝后，民间走私贸易填充商业空缺的情景。这个现象涉及到了西夏占领河西之后中西交通改变的大问题。对此关涉中西交通之大问题，日本学者藤枝晃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③五、走私的原因

走私贸易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非法经济活动。走私活动所能获得的暴利是推动宋、夏之间走私贸易的直接原因。史籍里并没有走私贸易获取暴利的直接材料，但宋夏之间正常贸易所获厚利足以间接证明走私贸易获利不菲。比如西夏贡使贸易所获厚利的情况，宋哲宗在所颁诏书中谈到：“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④

唐代以来，茶叶是流行于社会的新兴商品，西北游牧诸族以食肉、饮酪为生，需求茶叶颇为殷切，用茶同西北诸族交易十分有利可图。《长编》载：“知制诰田况言：……臣在延州，见王正伦伴送元昊使人，缘路巧意钩索贼情，乃云：‘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⑤宋夏正常贸易被禁绝时，西夏一匹绢涨到十多贯，⑥甚至高涨到五十多贯，⑦苏轼说：“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⑧吕大防也说：“国家岁以二十五万银绢赐与，在西夏当一百万。”⑨走私者一方面可脱逃漏税，另一方面由于走私的有些商品是违禁物品，可以推想，比宋夏之间正常贸易营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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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刑法七之一一，第6739页。

②《宋会要》蓍夷七之二六，第7852页。

③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3—463页。

④《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戊戌条，第3824页。

⑤《长编》卷一四九，庆历四年五月甲申条，第1380页。

⑥苏轼：《张方子墓志铭》，载《琬琰集》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⑦《长编》卷四○五，元祐二年九月丁巳条，第3832页。

⑧苏轼：《因擒鬼长论西羌夏人事宜》，载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五五，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31页。

⑨《长编》卷四五八，元祐六年五月己未条，第4287页。

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包括宋夏之间的正常贸易之所以能获取巨额利润，并促使走私贸易数百年不绝的根本原因，应该说在于西夏社会经济本身。我们认为西夏经济基础的脆弱和对北宋经济的依赖性是宋夏之间走私的根本原因。以往论者在论述西夏经济问题时，有意或无意地拔高了西夏经济发展的水平。就实际而言，西夏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也不完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西夏农业多集中在横山一带的山间小型冲积扇上，受气候影响，一年只能耕种一次，对此情形，宋代人已有深刻认识：“夏国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山、马衔山一带，其余多不可耕牧。”①银川平原虽有灌溉之利，但银川平原的开发主要是宋以后的元明时期。②西夏时期，农业生产并不发达，粮食产量并不丰足，粮食生产远不能满足西夏国内的消费需求，党项军民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对外作战时期，多食野菜、杂草和少量的粮食。对此曾巩言：“西北少五谷。军兴，粮馈止于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其民则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蓄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计。”③一旦遇到激烈的战争，后方的农牧民空守沙漠，衣食并竭，老幼穷饿，不能自存。西夏畜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畜牧产品主要通过与辽、宋等周边国家交换才能获得日常生活用品。西夏一再遣使恳请宋朝赐赠手工业工匠，说明西夏缺少手工业技术人员。西夏境内矿产蕴藏贫瘠，汉文史料记载除盐以外，只有横山东部的茶山有铁矿，西夏在麟、府两州界上设冶铁务；同时代人记载，西夏确实生产较精良的铁器，但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近来论者在论述西夏手工业时，所采用的史料多是西夏文辞书，另外就是大量使用《天盛律令》中的法律条文。笔者认为利用词条和法律条文来论述西夏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值得慎重，值得商榷。一部辞书中的词条并不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情况。比如在非洲某落后酋长国的某辞书中有“航天飞机”这个词条，并不意味着这个酋长国能自行研制和生产航天飞机。同样道理，罗列《天盛律令》中的词条作为西夏手工业发达的证据是危险的。《天盛律令》中关于西夏手工业的条款集中在金、银、铜、铁等金属器具的锻制加工的损耗上，实际上反映的是官手工业中的材料耗费问题，并没有反映手工业生产工艺水平、生产规模等之于手工业更为重要的因素。另外，关于《天盛律令》的成书年代，有的学者认为是仁孝天盛初年的产物。有的学者认为是“修改天盛旧律的结果，成书于乾祐早期，不晚于公元1182年”①。不论是天盛初年还是乾祐早期，该法典只是西夏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只能反映西夏王朝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而非全部。因此拿律令的材料来反映整个西夏时期的手工业生产，显然有点偏颇。经济生活本身是千变万化的，而法律却明显地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利用律令条文来论述西夏社会生活时，更慎之又慎，不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西夏的商业主要是外贸型商业。关于西夏国内商业贸易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基于西夏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落后，可以想见国内的商业贸易远较外贸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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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四四六，元祐六年九月壬申条，第4363页。

②详见梁方仲《乙表26．元代屯军屯民人户数及屯田亩数》，载《中国历代户口、天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页。

③曾巩：《隆子集》卷二○《外国·赵保吉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29册，第199页。

④前说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第3页；后说见王天顺主编《西夏天盛律令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总之，西夏的社会经济结构并不完善，农、牧、手工业生产还较落后，商业生产和交换还欠发达。因此，依靠外贸来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成为必然，在正常的涉外贸易不能满足国内需求的情况下，或者在正常外贸被禁绝的情况下走私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下面我们再从西夏经济的依赖性以及宋政府对西夏的经济制裁方面进一步探讨走私盛行的原因。西夏经济对宋有极强的依赖性。时人对此多有详说，例如田况就认为：“彼既绝中原赐予，又丧其缘边和市，可坐待其弊也。”司马光对西夏的经济形式给予分析，他认为“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退其余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敌人，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才綵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因此他认定元昊时期西夏向北宋投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夏国内经济贫乏需要与北宋贸易；而元祐元年西夏的乞降其原因也在于“久绝于上国，国中贫乏，使者往来得赐赉之物，且因为商贩也”。而在宋夏交恶时期西夏的经济主要因为走私而得到缓解。这主要因为“近岁法禁疏阔，官吏驰慢，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蒙似慢是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司马光认为最紧要的事情在于严禁边民人等与西夏的走私贸易，这样就可以从经济上控制西夏，做到一劳永逸。他向朝廷建议应设立重法，并严格执行，“犯者必死，无赦本地”。并列举庞籍对走私者处斩、编管妻孥从而禁绝走私的良好效果。①井亮采表达了与司马光同样的用经济手段控制西夏的观点。史载“[绍圣元年]十月二日，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言：‘西戎仰中国和市以生，操纵在我，所以制其命，边人与之私贸易非便。’诏陕西，河东经略、提刑、转运司申严其禁”②。熙宁二年，文彦博视察西北边防之后，从走私贸易对北宋国防潜在的危害性着眼，建议切实杜绝走私贸易，文彦博指出：“检会累降指挥，沿边诸路经略安抚使严切禁止汉人与西界私相交易、博买，非不丁宁。近闻诸路沿边因循习谷，不切禁止，常有蕃汉私相交易。盖缘官司不遵守条贯明行赏罚，是致全无畏避，及无人发摘告陈。近又闻西界不稔，斛食倍贵，大段将牛羊、青盐等物裹私博斛斗人蕃，不惟资假盗粮，兼妨沿边及时计置收籴军储，今欲再下逐路经略安抚司，依累降指挥施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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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王戌条，第3374页。

②《宋会要》刑法二之四○，第6515页。

③文彦博：《乞禁汉人与西人私相交易》，载《潞公文集》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9册，第696页。

元朝史学家马端临认为：“唐天宝以后，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大中(唐宣宗年号，公元847—859年)虽复河湟，而名存实亡；流传五代，以及于宋，而河、陇为西夏所居，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盖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论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①抛开民族偏见不论，马氏此论对西夏经济的脆弱性以及西夏经济对北宋经济的依赖性的见解可谓鞭辟人里。

北宋朝廷正是认识到西夏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其经济对北宋的依赖性，所以常采取关闭榷场和互市的经济政策迫使西夏就范。例如，嘉祐初，西夏侵耕宋屈野河地，庞籍建议禁绝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进而提出：“‘非绝其互市，则内侵不已。且闻出兀藏讹庞之谋，若互市不通，其国必归罪讹庞。年岁间，然后可与计议。’从之。”②最后，因互市及走私贸易被严禁引起西夏境内物价腾贵，加之西夏内部统治者之间的内讧，仁孝处死任德敬，停止对宋屈野河地的侵耕。北宋利用经济手段制裁西夏迫使西夏做出让步的史实并非仅此一例，可以说是一项经常性政策。此政策的基础正是西夏经济对宋的严重依赖性。这也是走私之所以盛行不衰的根本性原因。

大体来说，统一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常态，分裂是变态。自隋唐以来，中国经济南北交通，互相依赖，南北经济联系较以前更为密切，全国市场差不多构成一体。但宋夏之间的对立，从政治上割断南北之间经济的流通与互补。对立的政治组织不能满足宋夏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的要求时，自然要谋求它途以求补救。因此，宋夏之间的经济交流尽管受双方政府种种法令的严格束缚，在榷场之外却发展了摆脱这种束缚而经营的大规模走私贸易，以适应隋唐以来南北经济构成一体的形势。由此可见，在宋夏政治对立时期，在正常的南北贸易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走私盛行是必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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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范文篇8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这一时期民族政权并立的基本史实，把握民族政权并立这一特殊时代的基本脉络。

通过学习和思考本课所叙述的各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和战关系，认识到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始终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主流，正确认识澶渊之盟、宋金议和对民族和平与发展所起的作用，培养学生辩证地认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通过学习民族战争，对战争性质形成正确的认识，不能用异族、侵略的说法，只能从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分析，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即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任何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从而更正确地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教材分析】

本课内容从10世纪初契丹国建立到12世纪中叶宋金和议，大约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政权关系相对比较复杂的历史时期。可分两个阶段去把握，第一个阶段：辽、西夏和北宋的并立时期;第二个阶段：金与南宋的对峙时期。

契丹的兴起和与北宋的关系是本课的重点。如何正确评价澶渊之盟是本课的难点之一。

【教学过程】

导入：联系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分裂动荡，导入本课辽、宋、夏、金等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利用《辽、北宋、西夏形势图》，对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有一个认识，让学生明确从本课开始，中国古代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特点是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和经济重心的南移。

一、辽宋西夏的并立

1、契丹的兴起

(1)契丹的生活习俗：游牧为主，唐末开始逐渐有了农耕生活。

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契丹族兴起和逐渐强大的原因，使学生明确接受汉族文化、重视农耕对于契丹族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意义。

(2)契丹国的建立

2、北宋的建立

(1)北宋的建立

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但随之而来的是几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要认识到北宋政权并不是一个统一了全中国的王朝。

(2)杯酒释兵权：用设酒宴的方法解除了统兵大将的兵权。

3、西夏的建立

4、北宋与辽的和战

(1)宋初，对辽用兵失败，只好采取防御政策

(2)宋真宗时，辽宋澶渊之盟：辽撤兵，宋朝给辽岁币。

思考：我们应如何评价澶渊之盟?

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的和约，“岁币”成为北宋人民沉重的负担。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双方展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发展，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5、北宋与西夏的和战

宋与西夏的和议：①元昊向宋称臣;②宋给西夏岁币;③双方在边界开放贸易。

二、金与南宋的对峙

1、金的建立

2、金灭辽和北宋

3、南宋的建立

4、岳飞抗金

通过以下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宋金战争的性质以及对岳飞抗金的评价：“岳家军打胜仗的原因是什么?”“在朝廷下令班师回朝时，如果你是岳飞你会怎么办?”“岳飞的事迹能够流传至今，这是为什么?”

5、绍兴和议

南宋向金称臣，并给金岁币;双方以淮河至大散关一线划定分界线。宋金对峙局面形成。

利用地图让学生明确双方划定的分界线，古代历史上大多数南北分裂以淮河为界。宋金对峙局面形成，“对峙”是什么意思?就是并存相对而立之意，双方敌对状态并未解除，只是没有大的战争，反映了宋金双方政治、军事力量基本处于均衡状态。

小结：

政权建立民族建立时间建立者都城

辽契丹10世纪初辽太祖阿保机上京

北宋汉族960年宋太祖赵匡胤东京(今开封)

西夏党项11世纪前期李元昊兴庆

西夏范文篇9

［关键词］历代；状元；状元数

笔者2001年曾写过一篇《历代状元知多少》[1]，发表后被广为转载。也有学者跟笔者讨论过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以及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算不算状元等问题，笔者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不能算状元，只能称分场榜首；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也不是状元。不过，通过近几年的研究，笔者在状元资料方面又有新的发现与思考，原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有所变更。

一、历代应有状元数

原来统计的应有状元总数是886人：其中，唐代252人，五代121人，宋代118人，辽代57人，金代74人，西夏1人，伪齐2人，元32人，明89人，清代114人，大西4人，太平天国22人[1]。经过进一步研究后，笔者对西夏科举资料有新的发现，其状元数需要重新酌定，还有明玉珍的大夏政权也开过进士举，当时忽视了。

西夏，据《西夏书事》、《宋史》、《金史》、《西夏史稿》等，亦有进士举，而且颇受重视，进士出身的人也都能得到重用。其具体考试次数未见记载，但首尾两次开考的时间是有记载的，笔者据同时的宋、金两个政权的科举考试情形推测，西夏大约举行进士考试27次，应约有状元27名。元末明初，还有一个农民起义政权——明玉珍在重庆建立的大夏，它也实行过科举。大夏国的创建者明玉珍跟朱元璋是推翻元朝统治的“战友”。明《太祖实录》、《明史•明玉珍传》、《明玉珍与大夏国》、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四册）等都提到大夏政权在明朝建立前夕曾开科取士，也产生过状元，但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所有书本的、网络的“状元录”、“状元谱”均遗漏了大夏状元。大西举行进士考试2次，产生状元2人[2]。

这两个政权共约29名，其中西夏有1名已计入原来统计的886名中，因此历代应有状元数现更正为914名。

二、历代可考知姓名的状元数

原来公布的可考知姓名的状元为671人，仅知其姓的3人，共674人。其中，唐代151人（含1人仅知其姓），五代32人，宋代118人，辽代56人，金代61名（其中1人仅知其姓），西夏1人，元代32人，明代89人，清代114人，伪齐2人，大西2人，太平天国17人（其中1人仅知其姓）。这些人的具体姓名都分别收在笔者的6部拙著的各代“状元谱”里这6部拙著均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唐代状元奇谈•唐代状元谱》（2002）、《五代状元奇谈•五代状元谱》（2004）、《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1999）、《辽金元状元奇谈•辽金元状元谱》（2000）、《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2004，2版）、《清代状元奇谈•清代状元谱》（2004，2版）。。

1．新找出唐代状元4人

长庆元年杜诗礼[3］(P183-184)，［4］(P781)、贞观五年贾统[4］(P15)、贞观七年姬温[4］(P17)、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李岑[5]。

杜诗礼（790？～850年？），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字号、生卒年均未详。出生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杜孝辅官至大理丞；父杜清官至检校员外郎；兄杜诗仁官至吉州刺史。杜诗礼于长庆元年（821年）夺得进士科第一。该年由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原来取士33人，后由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复试其中14人，黜落10人，实取23人。宾贡进士新罗人金云卿亦于此榜及第。杜诗礼夺魁后，事迹不显，有关情形待考。[3］，［4］（P781)

贾统于贞观五年（631年）辛卯科夺魁。《登科记考补正》卷一第15页引用周绍良藏拓本《唐代墓志汇编》曰：“显庆元年（656）七月二十七日《唐故并州太谷县尉贾君（统）墓志铭》云：‘君讳统，字知人，平阳人也。……年甫十八，为大使李靖所举，待诏金马，擢第云台，名冠褒然，策标称首，授文林郎。’贾统卒于显庆元年（656）六月。年四十三。则其十八岁时为贞观五年。意《墓志》所记，其当为进士科之称首。亦见张补（即张忱石)《<登科记考>续补》（上、下）(注：载《文献》1987年第1、2期。)。”笔者赞同其“称首”之说，亦即贾统为贞观五年状元。[4］（P15)

姬温贞观七年（633年）癸巳科夺得13名进士之首。《登科记考补正》卷一，第17页载：“《补遗》册三，第434页，上元三年（676）正月二十二日《大唐故朝散大夫守昭陵令护军姬府君（温）墓志铭并序》云：‘公讳温，字思忠，河南洛阳人也。……亲师博喻，敬业研机。文绚词林，学该议圃。……贞观七年，明扬仄陋，爰应招弓之礼，方申观国之才。祗问甲科，先登荣秩，蒙授承奉郎。董仲舒之称举首，陈仲躬之处高名。望古而言，实为连类。’”笔者认为“先登荣秩”、“称首”等语已表明他就是状元[4］（P17)。

李岑为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己卯科进士状元，《登科记考补正》卷八，第335页已明确标出，而该页进士程谏（程元谏）后的注文引《浯田程氏宗谱》确有“程元谏……开元二十七年侍郎崔翘下擢进士第”、“状头李岑”字样，当属可靠[4］（P335），［5-8]。

2．新找出五代状元2人

郎粲，章文谷。

用“飓风搜索通”搜索，可发现介绍、分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的网页有几十个，几乎都提到图中有个穿红衣、戴方巾的年轻人为“状元郎粲”[9，10]。

章文谷也是网上发现的。《章氏家族网》载有章寿发《章氏状元》一文，说章文谷是南唐庚午科（北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状元，并引南唐著名文臣乔匡舜所撰《太傅公传》为证。同网《功名榜•五代十国》、《章氏世系图谱》、《一至五世列祖•太傅公偕十五子七十一孙》，余干同乡会网站《余干人》所刊风云《余干章氏——名门望族》亦都称章文谷为南唐状元。《十国春秋》等常见史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章文谷中状元之事，但我们宁可信其有。原因有三：其一，不仅上述网络资料跟文献资料凡两者皆有的部分都基本吻合，而且与网上介绍章文谷为状元成系列文章所涉及的章得象、章忄等该族历史名人的事迹也跟文献资料相合，可见这些网络资料是忠于史实的，可信度较高；其二，章家在南唐颇为显贵，其子孙都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数十个孙子中出一个文才出众的完全可能；其三，五代直至宋初都跟唐代一样，科举考试的录取与名次排列不全靠考卷质量，有时甚至主要靠声誉、影响与后台，正如王士祯所说：“唐人最重进士科，然主司、举子关节交通，不以为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回避。如沈尚书主春闱，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汝于诸叶中拟放谁耶？’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声价，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鲜有知者。’绚不敢违母命，遂放沈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为宗族之私恩也。”[11］（P219)章文谷仅明文记载的就有两个在南唐做高官的伯父，《章仔钧传》中的“多至显官”、《练俊传》中的“皆跻显贵”等记载表明，章文谷想争第一，朝中还有其他众多援手，这对他夺魁都是极为有利的[12]。3．新找出西夏状元2人

高岳、高智耀。

据《西夏书事》卷42记载：“宝庆二年、夏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照惯例，赐某等进士及第，则某人就是该科状元，宝庆二年（夏乾定三年）是公元1226年，这次考试也是西夏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通过查找高智耀的生平，我们又发现他的高祖高岳也是西夏状元。虞集《道园类稿•龙兴路东湖书院重建高文忠祠记》载：“公讳智耀，字显道。曾大父西夏进士第一人。大父，大都督府尹。考讳惠德，中书右丞相。”

《西夏书事》、《元史》、《钦定续通志》等多种记载都说当右丞相的名良惠，是智耀的祖父，这里说是“考”，名惠德；《宁夏古代历史纪年》也说：“西夏人高智耀，其祖高良惠是夏国李德旺时的右丞相。”良惠究竟是智耀祖父还是父亲呢？

脱脱（1314－1355年）于至正三年（1344年）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时，虞集（1272-1348年）尚在世，是《元史•高智耀传》在前，还是虞集的《龙兴路东湖书院重建高文忠祠记》在前还难说，当然也不一定在前的就可靠。但是《钦定续通志》、《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西夏书事》等都是著名学者编定的，此处他们都沿用《元史》的说法，笔者觉得还是《西夏书事》、《元史》等几部书的说法较为合理，那就是祖父。

《西夏书事》卷37有记载说：“乾道元年、夏天盛十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使人为武功大夫讹罗世、宣德郎高岳。岳官至枢密直学士，历世通显，至孙良惠为夏国相。”可见高智耀这位曾为“西夏进士第一人”的先人就是高岳。

据《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明玉珍与大夏国》、滕新才《明玉珍及其大夏国本末》（下）可知，大夏政权的两名状元姓名都有记载：董重璧（或作董璧、重璧），庞百里[2]。

不少网络“状元谱”都说李安为金代状元。[13，14]编检《四库全书》只有这样一条记载：

“李安，旧志：‘襄垣人，天圣中三元，翰林学士。’天圣共九年，二年省元吴感、状元宋郊，五年省元吴育、状元王尧臣。八年省元欧阳修、状元王拱辰；无李安名。”[15］(卷65)另有一条记载说：“襄垣县……金学士李安墓在合河村，子元尚书、陇西伯嗣训礻。”[15］(卷172)这两个李安时代相去甚远，被硬捏成一人，而定为金代状元，笔者认为颇不妥。

另外，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辞赋状元原来笔者认为是阎咏，应该换成武天佑，阎咏并非状元，而是当年经义进士的第28名。具体考证见拙文《“陵川七状元”考证》[16]。

总之，目前历代已知姓名的状元有679人，仅知其姓的3人，共682人。较原来增加8人。

这种研究进展十分缓慢。

三、多少知道一点生平事迹的状元数

历代状元生平资料的搜集这些年有较大进展，这里不谈其他进展，只谈历代状元中除了知其姓名与夺魁年，还或多或少可找到一些生平资料（或家世，或生年、卒年，或职任，或著述）的，即实现零的突破的，原来是507人。其中，清代114人（全部），明代87（差2人），辽金元分别只有22人、37人、13人，宋代113人（缺5人），五代仅17人，唐只有92人，西夏1人，大西1人，太平天国10人。现在是531人，增加了24人，各朝代进展情况不一，其中：

唐代新增11人：上述唐代新近找到姓名的4人都可算有点生平资料，另外，狄慎思、苑论、杨纮、李亿、崔谔、崔詹、羊袭吉都有零的突破。这些资料待唐代部分再版时笔者都将收进去。

李岑历任京兆府兵曹参军、工部员外郎、宋州刺史(注：《登科记考补正》卷八，总第335页借引文表明：他不可能于天宝中任宋州刺史，说是“升迁似亦不致如此之速”，但认为他任工部员外郎，有贾至制书，“时代均合”。笔者觉得，李岑任宋州刺史是乾元二年（759年）前后的事，离夺魁已20年左右，由员外郎外放州刺史应是顺理成章的。)等职，其它事迹待考。《全唐诗》保存其诗3首[5]、《文苑英华》录存其诗2首[6]。

狄慎思，我们得知他早年即长于文笔，及第前曾撰《唐故朝散大夫太原府太谷县王公（澈）墓志铭并序》，署“乡贡进士狄慎思述”，可见其家并非当朝势要，或为地方权豪[13］（P361)。

苑论，已知其祖父苑咸早慧，有大志，由张九龄表荐，开元中获制举出身，起家太子校书，官至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父苑籍，大历中，授河南府伊阳县尉，不幸早世。苑论后官至朝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曾为其祖父去世撰《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公（咸）墓志铭并序》。其弟苑询、苑讠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新唐书•杨纮传》可得知杨纮的家世：祖父杨润官至国子祭酒，封湖城公；父杨侃官至白水令；兄杨缜，弟杨绘、杨绾。杨绾代宗朝官至宰相。

《闻奇录》有记载说：“羊袭吉，状元。之子少时庭中乘凉，忽见天开。其内云霞氵合，综合现在得到的资料可为他写出小传：

李合（798～843年），延唐（今湖南宁远县）人，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曾祖李怀让官至御史中丞，赠兵部侍郎；祖李揖官至户部侍郎、同州刺史、山南西道采访使，赠户部尚书；父李严官至乐平县尉；岳父裴溱官至大理评事。李合早慧而志向远大，15岁即以生物为己任。初授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市）参军，颇受河南尹韦弘景赏识，韦除东都留守，奏为大理评事府吏。大和六年（832年）温造任河南节度，奏为掌书记，八年转监察御史里行，温除御史大夫，又奏为监察御史。九年因事贬为端州员外司户。开成三年（838年）十二月，移朗州司马。四年，岭南节度使卢钧奏为副经略使，五年十一月除贺州刺史，会昌二年十二月（843年元月）卒于任所[3］（P194-199)。

李亿（828？～888年？）字子安，籍贯(注：李致忠《鱼玄机及其诗集》认为李亿为山西人，梁超然《鱼玄机考略》据温庭筠《送李亿东归》诗，认为李亿有较大可能是江浙人，均录以备考。)、生卒年均待考。大中十二年（858年）戊寅科状元。该科由中书舍人李藩权知贡举，共取进士30人。李亿及第后，曾为河东节度使刘潼（咸通四至七年，即公元863～866年在职）幕僚，随后曾任职鄂州（州治在今武汉市），见于记载的职衔有补阙、员外郎等(注：《唐才子传》、《北梦琐言》、《唐诗纪事》、《山水小牍》等皆称李亿为补阙，然鱼玄机有《寄李亿员外》（或作《寄邻女》）诗一首，当是李亿娶鱼玄机时任职补阙，后来升为员外郎了。)。一度娶晚唐著名女诗人鱼玄机为妾，情感甚笃，携之到过河东、鄂州。后因其妻不容，约于咸通六年（865年）离异，将鱼送入长安咸宜观为道士，九年（868年），鱼因情妒笞杀侍婢，被京兆尹温璋处死。她此时尚不足30岁。李亿跟晚唐著名词人温庭筠有交往，温庭筠有《送李亿东归》诗。其他事迹待考[19，20]。

唐末崔谔、崔詹是排行相邻的兄弟状元，出身于世家大族，祖籍清河东武城（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北，西晋太康中改为武城县），后定居洛阳县（治所在今洛阳市，1955年废）陶村。曾祖崔称任尚书户部员外郎。祖崔植任商州防御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赠尚书户部员外郎。父崔承弼任河南府士曹参军，赠尚书户部郎中。他们都受得了良好的教育。老三崔谔（861？～899年？）字号待考。乾宁三年（896年）丙辰科状元。该科由礼部侍郎独孤损知贡举，共取进士12人。崔谔夺魁仅两三年，取得官职即卒，才华未能显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21]。

老四崔詹（863～927年）亦于天四年（907年）在唐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夺得进士之魁。夺魁后，由唐进入后梁、后晋，历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等职，兼赐银章、加金紫。办事敏速，出入慎秘，有长厚之誉。晚年丧子，哀痛而卒，享年65岁[21]。

五代新增2人：张确，章文谷。

张确，福建沙县崇信乡德星里（今沙县高桥镇高桥村）人。自小才艺出众，词学蜚声乡里，于南唐后主末年夺魁，其时为宋开宝八年（975年；当时南唐奉宋正朔）。正逢村里建桥，乡亲因张确高第而取“高”为桥名和村名。张确夺魁后，授职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宋绍定年间，知南剑州兼招捕使陈韦华文告，将张确所在乡崇信乡改为翔鸾乡，德星里改为化龙里，本户徭差并与蠲免[22]。

章文谷（940？～1000年？）福建浦城人，其祖父章仔钧（868～941年）、祖母练俊（“俊”原文作“隽”——笔者；872～953年，或曰873～952年）都是五代时的名人，其父章仁彻仕南唐，曾以检校工部郎中任建州节度推官，后官至参知政事，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章文谷为南唐庚午科（970年）状元，入宋后授刑州录事参军，赠工部侍郎、太子太保。北宋时期，跟苏轼唱和，并各留下一首著名《水龙吟》词的章楶正是章文谷的曾孙，章楶之父章询，也就是章文谷的孙子，曾官虞部员外郎；章为章文谷的七弟章文炎的曾孙；章楶、章为再从堂兄弟。北宋宰相章得象则是其伯父章仁嵩的曾孙，即章文谷的侄孙，是章楶、章的再从堂伯；宋嘉年间状元章衡也是章仁嵩那一支的，较章楶、章还要晚一辈，是章得象的侄孙。其他名气较小，但可以在通行史籍中找出姓名，并据网络资料能理出跟章文谷的世系关系的还有很多[12]。

章仔钧的后人在宋代也是颇为显赫的，这也印证了网络资料所云章氏一门“冠盖簪绂，出入相望，前后不绝”等语的可靠性。

宋代新增1人：

嘉定十三年庚辰（1220年）科状元刘渭我们原来几乎一无所知，现在得知他家事殷实[23]；

中状元后特补承事郎，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24]；曾入元符党[25]；所著有《乐平耕民传》[26]。

金代新增5人：

武明甫（1131—1211年），字无疑，号太复，山西陵川人。贞元二年（1154年）词赋科状元。当年24岁。初授翰林应奉文字，转秘书省校书郎，历翰林侍讲学士，官拜谏议大夫右正言等，因耿直敢言而触犯海陵王被革职。世宗继位后调阅以往进谏本章时，发现他胆略超群，才华过人，故复起任徵仕郎。大定八年（1168年）出任安国军节度副使，他“整纷起，除陈蠹，劝农桑，兴教化”，使当时面临灾荒的安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后继任兵部，户部侍郎等职，累官至户部尚书。世宗对其十分赏识，常询以治国之道，他主张“恩赏分明”，“刑罚得当”，谏言多被采纳。晚年告老还乡，世宗赐黄金百两、白绢百匹。他在县城东北高阜之处修建别墅一座，匾书“乐天园”，在此洒然安度晚年。卒谥文端[27，28]。

武天佑，字繁祉，号灵承，为武明甫之侄。章宗承安四年（l199年）词赋科状元。初授翰林应奉文字，升任经筵讲官。他讲书常以“存天理，遏人欲，进君子，退小人”为言，深得章宗喜爱。卫绍王即位后，他上书安边三策被拒纳，致使蒙古侵占西京，政局纷乱，卫绍王被杀。他便退隐回乡，与弟天和共居于“乐天园”。著有《经史撮要》、《大学补》及《言志》等，今已失传[27，28]。

赵安时、赵安荣为亲兄弟。赵氏祖居山西陵川杨寨村，在金代是陵川的一个望族。雍正版《泽州府志》载：“赵振，姿性淳厚，好施予。父殁，哀感路人。析产推肥于其兄，而自取其薄。里中贫不能葬者，悉为周赙。又注药救病者，赈粟救饿者，赖以全活甚众。”赵家家道殷实，赵氏兄弟都受到了良好教育，诗文均颇出色。

赵安时（1115～1175年？）字全老，号东罔，正隆五年（1160年）庚辰科状元，历任中顺大夫、南京路兵马都总管、上骑都尉、永定军（治所在今河北蠡县）节度使。

赵安荣（1120～1180年？）天眷三年（1140年）庚申科状元及第，有记载说他开始也是做文官，后来做武官，也做过永定军节度使。

两人都有零星诗文传世[29]。

明昌二年（1191年）辛亥科经义状元陈载，原来是字号、里居、生卒年均不详，现在我们得知他是山西高平人，“力学安平日诵数千言”，中状元后“在翰苑十余年著述甚富”，山西通志载有《陈载集》，其墓在该县马村西，明万历年间裔孙陈升为其立碑[15］(卷65，P138，173，175)。

西夏增加2人：高岳、高智耀，上文已有部分相关资料，不赘。

明代原来缺少韩应龙、杨守勤2人的生平资料，现在都多少找到一些。

韩应龙（1498～1536年），浙江余姚人，字汝化，号五云，嘉靖十二年（1533）中举，嘉靖十四年（1535年）乙未科状元，任讲官。时世宗严饬群臣，他上书劝帝应视群臣为手足腹心，以礼相待，朝臣也当互为一体，以国事为重，精诚相处，被采纳。第二年某日，他凌晨起床，盥洗毕，冠带执笏准备上朝，忽感身体不适，拟稍事休息，就此一坐不起，溘然而逝，年仅39岁。其后代由朋友收养[30-31]。

杨守勤（?～1620年）生年未详，字克之，号昆阜，浙江慈溪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中举，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会试、殿试均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此后仕历待考。这是个学者型状元，政绩不显，而著述甚丰。著有《读经悬鉴》，辑有《内外品百氏名文文字镜》[32－33]、《宁淡斋诗文集》等。

元代新增1人：

拜住，逊都恩氏。字明善。生卒年不详。初曾为国子学生。至正二年（1342年）右榜状元。初授承务郎。至正十年，出任山东乡试监试官。后累迁官为奉训大夫，佥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官至太子司经[34]。

［参考文献］

［1］周腊生.历代状元知多少［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24-26.

［2］周腊生.被忽略的大夏状元［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08，（2）：98-100.

［3］许友根.唐代状元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4］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5］（宋）李日，宋白.文苑英华（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180，392）.

［6］（宋）宋欧阳.新唐书•杜兼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172）.

西夏范文篇10

一

北宋时期的北方丝路贸易，对宋朝来说，主要贸易对象有西夏、瓜、沙二州政权、西州回鹘、于阗、喀拉汗朝（黑汗朝）、大食、拂＠①等。贸易方式则有贡赐贸易、榷场贸易、民间贸易等。在宋与上述各地间各种方式的贸易中，我们都发现，有白银侧身于其间。

首先，在宋朝与各政权间的贡市贸易中，白银主要被宋王朝用于回赐。如天圣三年（1025）十二月，于阗遣使罗面于多等入贡，宋朝"给还其值……别赐袭衣、金带、银器百两、衣著二百，罗面于多金带。"（注：《宋史》，卷490，《外国》六。）又如喀拉汗王朝在击败于阗后，继承于阗与北宋的贸易关系，在熙宁年间以后，"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lán＠②衣、金带、器币"。（注：《宋史》，卷490，《外国》六。）这里的"器币"中，当包括白银。又如天圣年间1023-1032），甘州回鹘一年一贡，而天圣三年（1025）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温讹进马、乳香，赐银器、金带、衣著、晕锦旋lán＠②衣有差"。（注：《宋史》，卷490，《外国》六。）此外，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拂＠①，元yòu＠③六年（1091）"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注：《宋史》，卷490，《外国》六。）

次之，在宋政府买马及宋夏间的贸易中，白银被用于与马匹及其他商品交换。在买马方面，北宋"国初，……又有招马之处，秦、渭、阶、文州则有吐蕃、回纥，麟、府则有党项。"（注：《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二二之六。）在神宗以前，从西北买入马匹，主要使用的是银和绢，宋初在陕西设提举买马监牧司，每年以银四万两、绢七万五千匹作为买马之用。（注：《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二二之六。）至和二年（1055），北宋政府还令"陕西转运使司以银十万两市马于秦州，岁以为常"。（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即使是在神宗朝以后，西北买马主要用茶，但也不时参用银绢。元丰四年（1081）北宋政府规定："每马一匹，支茶一砣，如马价高，茶价少，即将以银、绸、绢及现钱贴支"，（注：《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五六。）与买马相关联，宋夏间的贸易中，也有白银参与，范仲淹在总结宋夏贸易时曾指出，西夏"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胜其利，不可胜纪"。（注：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9，《答赵元昊书》。）

除贡市贸易、榷场贸易之外，在北宋与西夏及其以西的西域诸政权、大食、拂＠①等等之间，纯粹民间商人间的交换也大量存在。如于阗"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元丰初，始诏惟齐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直至绍圣（1094-1098）中，还出现了由于"于阗、大食、拂＠①等国贡奉，般次踵至"，使秦州等地官员"惮于供赉"，"限二岁一进"的情况，但宋王朝为了"来远人"，未予限制，而喀拉汗朝及其以西的政权"自是迄于宣和，朝享不绝"。（注：《宋史》，卷490，《外国》六。）这条史料说明，东来的人员中，有的是正式的贡使，他们持有官方文书，但也有大量无官方文书的民间商人同行。他们历尽艰辛，将西方商品运送到宋境后，常常于宋境内与民间商人进行贸易，有时因为"不售"，才转而卖给官方。此外，如果宋朝官方缺乏足够的银绢，或者境内香药等充斥，价格低落，宋朝政府也将不许入贡，拒绝购买。此时，东来的贡使和商人则又将所运来的商品卖给中国的商人。有的也可能暂时留居中国，将香药等存放起来待价而沽。所以出现了有的回鹘商人"间因乳香入贡散而至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的情况。（注：《宋史》，卷490，《外国》六。）

在民间的贸易活动中，白银是东来商人们主要的购买对象，有时还被宋朝商人携带西去。东来的商人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主要接受白银，或将所得钱物换成白银。他们收购宋境内的白银，甚至导致了足以震动宋朝帝王、使宋朝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的白银价格大幅度上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时京城金银价贵，上以问权三司使丁谓，谓言为西戎辉和尔（即回鹘）所市入番。乙亥，下诏约束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不仅如此，在宋夏间的榷场贸易之外，西夏还在境内自建场屋，吸引宋民入境贸易，这时私自入西夏贸易的宋民，"多赍轻货于夏州界擅立榷场贸易"，（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轻货"通常被宋人用来指称白银和绢帛。而由于这种贸易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便于藏匿的白银应该是他们首选的轻货。这样，不仅东来的商人大量市银西去，而且西去的商人也从宋境带去了一定量的白银。

在有关记载中，白银主要是宋朝方面付出，而西域各政权以及经由北方丝路入宋贸易的大食、拂＠①，付出白银的情况不多。东来的官员、商人向宋境支付白银有西夏一例。天圣六年（1028）西夏"遣贺正旦人到阙，以钱、银博买物色"。（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八。）显然，西夏使臣在汴京购买货物是付出了白银。可是，据此似乎尚不足否定白银西流。一方面，这条记载未说明前来贺正旦的西夏人手中的白银，是来自于西夏还是宋朝，也就是说，他们的白银有可能是来贺正旦时，宋朝回赐的。如果是这样，该条史料尚不足以说明有白银从西夏流向北宋。另一方面，即使西夏人手中的白银是他们自己从西夏带来的，确有白银从西夏东流入宋，但这与宋朝方向流向西夏的白银相比，其量的差别也可想而知。

由于北宋时期北方丝路贸易保持着一定的规模，通过贡市贸易、榷场贸易以及民间贸易西流的白银当为数不少。"熙宁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客省言：于阗国进奉使罗阿斯、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库。从之。"（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八。）这次北宋政府廉价买到了三万斤乳香，但同时也须付出三千贯的代价。可是，由于铜钱值低量重，如果这三千贯如数用铜钱支付的话，于阗使者势必难以接受。而如果其中百分之二十用银支付，仅仅这一次交易，宋朝就将一次性付出数百两白银。再就北宋与西域方面贸易的总体情况来说，钱伯泉先生根据熙宁三年（1070）秦凤路经略使王韶的奏文分析，认为每年"西域各国商贾在北宋秦凤路所经营的民间贸易，总额不少于7500万贯。"（注：钱伯泉：《西州回鹘国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19卷第4期。）如果这一估计较为接近实际的话，以白银一两值铜钱1500文计算，7500万贯相当于白银500万两。即使在这500万两的贸易额中，只有十分之一是用白银支付，那么每年民间交易中流出宋境的白银也居然达到50万两。这也难怪有司面对西域使者的频繁入贡竟然觉得"惮于供赉"，难怪有时宋政府也感到无力如数给价，而放弃对入贡品的垄断，拒绝接受入贡。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东来商人市银导致宋朝银价上涨的现象。

二

由于白银大量侧身于丝路贸易之中，我们看到，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流动，为北宋白银的货币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宋代白银货币化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首先，尽管侧身于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未履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职能，但白银的使用范围得到了扩大，白银的商品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在丝路贸易中，宋朝通常用铜钱计算商品价格，如前引熙宁年间客省报告于阗国进奉使罗阿斯、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的例子中，履行价值尺度职能的仍旧是铜钱，与白银无涉。同时，对北宋方面来说，也不是出售商品换取白银之后，再用白银购买商品，白银不是实现了货币化之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流通手段。但是，由于东来的商人、贡使需要白银，白银也源源向西流动，所以，对北宋来说，白银是一种有广阔市场的外贸物资，白银除了其他用途外，可以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其使用范围有所扩大。不仅如此，在丝路贸易的具体交换过程中，可以用白银通过物物交换的形式，换取东来的商品，白银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生了分离，在白银的所有权实现让渡的同时，白银的价值跳进了羊马、香药、珠玉等商品之中，白银首先成为宋朝的出口商品，实现了白银的商品化。这对于作为宝货、作为一般产品的白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它使天然的白银成为商品，为白银从商品变成货币奠定了基础。

次之，在宋朝与东来商人、贡使的贸易中，我们看到了以下交换等式：

x马羊┐┌y宋线

x珠玉││y白银

x香药├＝┤y丝绸

x花蕊布││y茶叶

…┘└…

这个交换等式，对于参与交换的各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具体就宋朝方面来说，这一交换等式意味着宋钱的货币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白银、丝绸等加入到宋钱一方参与交换，开始打破了铜钱和铁钱的独占地位，为白银货币化开辟了道路。由于宋朝主要以铜和铁作币材，铜钱和铁钱对宋朝来说，是当然的一般等价物，在宋朝与东来商人的交换中，宋钱被大量用于购买商品。但是，由于东来商人、贡使眼中的铜钱和铁钱，只是穿着中原汉族民族服装的铜和铁，不是一般等价物，所以，宋钱在东来商人那里受到了冷遇，出现了商人、贡使拒绝接收宋钱的情况。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黑汗朝使臣罗撒温入贡后，宋朝"赐钱五千贯文"，可是，罗撒温却婉言拒绝，"欲望以绢、绫、锦充"。（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食货》三三之七至十八。）相反，绢帛和白银由于有广阔的市场，受到东来商人、贡使的欢迎。于是，等式的右方出现了包括白银在内的其他物资，白银与其他物资一道，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表现商品价值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方面开始可能发现白银的又一使用价值--用于交换，用于表现东来商品的价值。如在x匹马＝y两白银的等式中，包含着如下两种可能：其一是把马视为白银价值的表现形式，得出用x匹马买到y两白银的结论。其二是把白银视为马的价值的表现形式，把这一等式读为"用y两白银买到x匹马"。显然，在这样的交换中，北宋方面更易于采用第二种读法，而一旦到了"用y两白银买到x匹马"的读法固定下来之时，到了用y两白银不仅可以买到x匹马，还可以买到其他东西之时，白银的货币化便正式展开。

这样，丝路贸易的延续，增加了对白银的需求，扩大了白银的使用范围，加速了白银的商品化进程，尤其是丝路贸易中白银的参与，为北宋白银的货币化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了白银用于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的机会，出现了白银在交换中以其自身优势，排挤铜钱及其他物资成为货币的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北宋内部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动力，宋朝与丝路贸易密切相关的西北以及东京等地，白银广泛投入流通，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些地方，白银开始履行了货币的职能。

如在宋夏间的蕃部地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算很高，但是，由于该地有时属夏，有时属宋，宋夏两朝的货币不能通用，而丝路经由这里通过，获得白银则可与任何一方以及过境商人交换，所以，这一带有不少白银投入流通，蕃部对白银有所需求。正因为如此，北宋政府对蕃部大量赐予白银。如元昊死后，宋朝为孤立西夏，曾专门下诏，规定蕃族各部若"能率部下归顺者，授团练使，银万两，绢万匹，钱五万缗。茶五千斤。"（注：《宋史》卷244，《外国》一。）

在北宋西北的陕西地区，除前述宋政府在秦州等地直接用银买马外，白银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如"陕西振武兵，依河东广锐例，官给直以市战马。广锐本州兵。官给中金以充马价。"（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真宗咸平七年七月。）这条记载说明，北宋政府军费开支中的白银，通过振武兵之手，投入了流通。不仅如此，由于陕西广锐、劲勇等，"相以为社"，所以，当他们市马时，"官给值外，社众复裒金益之，曰马社。"（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卷128，食货上，三。）"社众"不仅手中有银可用，而且他们的银部分用于"集资"买马，投入流通。此外，在陕西白银还用于交换粮食，如天圣以后，宋政府在陕西"发内库藏金帛以助籴者，前后不可胜数。"其中，熙宁七年（1074）陕西具体的籴买方式是"或以钱、茶、银、chóu＠④、绢籴于弓箭手"。此后，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还专门下诏，称"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chóu＠④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卷128，食货上，三。）这样，政府、士卒等将白银投入流通，扩大了白银的使用范围。因此，宋神宗时，兴元府市场繁荣，"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帛衣被它处。"（注：《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及添兵状》。）对于兴元府之类具有相当规模的市场来说，白银已不再陌生。

更为突出的是，开封作为丝路贸易的终点，同时又是宋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在这里，白银的货币化已经启动。嘉yòu＠③七年（1062），西夏人在北宋卖货物，得银五千两，然后用银在开封"买乐人幞头四百枚，熏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注：《西夏纪》卷十三，注引孔氏《谈苑》。转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194页，注2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2版。）在这条记载中，西夏人出售商品获得的白银，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购买商品，白银用于体现商品价值，转移商品价值，实际上获得了新的使用价值--用于交换，履行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经西夏人之手的那些白银，在完成交换的那一瞬间，已开始成为货币。三

然而，丝路贸易为北宋白银货币化提供的毕竟只是外部环境，它仅仅使白银货币化的发生成为可能，但如果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尚未提出白银货币化的要求时，这种外部环境将变得毫无意义，白银货币化仍将停留在可能的阶段，白银西流不过是作为商品的白银大量出口而已。更重要的是，由于宋辽时期正处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期，而在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中，是否有充足的白银对其货币化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没有白银，白银的货币化当然只能是一句空话，而白银数量的不足，则将制约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从宋辽时期的情况来看，白银西流无疑减少了宋辽的白银存量，加剧了北宋白银的缺乏程度，推动着银价的上涨，使白银难以成为小额交易中通用的货币，对白银货币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首先，丝路贸易中的白银西流，加剧了宋朝白银的供求矛盾，尤其是与丝路贸易密切相关的陕西等地，白银缺乏的情况更为突出。北宋时期，陕西是宋朝辖区内为数不多的产银区之一，据《宋会要》记载，元丰元年（1078）以前，陕西白银课额曾达到123899两，占全国银课总额414152两的29.9％，至元丰元年（1078），尽管陕西银课大为减少，下降为38186两，仅为祖额的30.8％，但此时整个北宋的银课额为257607两，陕西课额仍占全国的14.8％，（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食货》三三之七至十八。）陕西的白银产量和课额在北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北宋时期陕西白银紧缺，不仅向外输出不多，而且宋廷常常被迫采取措施，从各地调银入陕。

在陕西与内地之间，白银主要是从内地流向陕西。鉴于陕西白银缺乏，北宋中央还通过各种渠道，鼓励白银向陕西流动，甚至不惜将内库白银直接拨付陕西。仁宗康定元年（1040），为鼓励将白银运入陕西、沿边州军和京师，采纳了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言的建议，对"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者，"给券受盐于川陕，或以折盐酒课"，并规定，对愿入钱者，"入钱二千当银一两。"（注：《宋史》，卷183，《食货》下，五。）引导入中商人多输纳白银，少运铜钱。在宋政府的干预下，大量白银通过商人之手运入陕西，以至"国初辇运香药、犀象、金银等物赴陕西变易粮草，岁计率不下二百四十万贯。"（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yòu＠③七年、卷326，元丰五年。）在宋代中央拨付白银入陕西方面，仅元丰五年（1082）上半年，宋廷就向陕西都转运司支拨了内库银三百万两。（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yòu＠③七年、卷326，元丰五年。）相反，本地产银的陕西，却少有白银进奉中央，甚至元丰间同天节、南郊祭祀时，不产银的淮南路也进奉白银上万两，但陕西却分文未进。（注：《文献通考》卷22，土贡一、卷23，国用一。）至崇宁三年（1104），在宋政府的大肆搜刮下，陕西才上贡了十五万七百九十贯疋两，其中，若按铜钱、绢帛、白银各占三分之一计，上贡白银仅五万多两。（注：《文献通考》卷22，土贡一、卷23，国用一。）

此外，北宋时期川陕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其中有白银从陕西流入四川的记载，出现过四川"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8。）的情况，但在宋代的记载中，更多的是白银由本不产银的四川流向陕西。如天圣五年（1027），"留四川上贡银绢十万于环庆等州博籴粮草"，宝元二年（1039），"留川峡等路上贡银绢于永兴军、凤翔府以备边费"，熙宁三年（1070）九月令三司："除在京合支金帛外，应西川四路上供金帛……截留陕西转运司，令相度于永兴或凤翔府封桩以备边费。候见数，可兑折充将来起发往陕西银绢之数"。（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十月：卷123，宝元二年正月：卷215，熙宁三年九月。）

更重要的是，整个宋朝辖区内白银普遍感到不足，而白银的西流进一步使这种情况恶化。北宋政权的白银主要来源于其辖区范围内的生产，尽管北宋时期的白银产量不断增加，但与社会需要的增长速度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就北宋政府直接从生产领域中征收的银课来说，太宗至道末为14.5万两，（注：《文献通考》，《征榷考》五。）仁宗皇yòu＠③中为219829万两，英宗治平中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为315213两，神宗元丰间又下降为215385两。（注：《宋史》，卷185，《食货》下，七。）也就是说，北宋时期政府每年一般可获得的银课仅为二三十万两左右。但这还不足宋政府充岁币、岁赐之用。又据李槐先生分析，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全国白银产量在108万两左右，（注：李槐：《宋金时期白银的生产和使用》，见《宋代经济史研究》31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若按前面的推论，熙宁年间仅秦凤路一路，每年西流的白银就多达50万两，这意味着整个北宋的白银产量，仅足秦凤路两年输出之用。丝路贸易中的白银西流，对北宋白银存量的影响不为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