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范文10篇

修宪范文篇1

现行宪法施行至今，已被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宪法，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在国家的各项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宪法本身及实施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主要有：

（一）内容过于具体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法律之母，应当围绕国家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等问题作出原则性规范，具有抽象性和高度的概括性，而不能过于详细、具体，规范一些属于普通法律约束对象的具体的制度、措施等内容，否则会出现宪法因事无巨细而不堪重负的现象，宪法过多地干涉具体制度必然会导致宪法权威性的降低和频繁修宪。例如现行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双层经营体制的规定即过于具体。

（二）法律性不强

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权威和效力的法律，同样必须体现法律的基本特征，具有规范性，且以行为规范为主，宪法不能过多地规定一些不属于“法”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会损害宪法的法律属性。现行宪法序言部分有许多内容即不具有规范性，另外，宪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亦称不上是法律规范。

（三）可操作性不强

现行宪法序言部分最末段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根本的活动准则，然而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宪法的最高效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不到体现，事实上宪法被普通法律“架空”，大量违反宪法行为得不到追究，公民的宪法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宪法并没有成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执法的依据，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宪法缺乏直接的法律效力，宪法自身的实施缺乏具体、有效的程序和组织保障。

此外，宪法还面临着如何与迅速发展的现实相适应的问题，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等等，正是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宪法在新世纪有必要进行修改，以更好地体现宪法的地位和作用。

二、修宪的原则

（一）以国情为基础，适度超前

任何法律制度的实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基础上，修宪不仅仅是文字的更改，更是社会的演进和观念的转变，法律只有同现实相结合才能发挥其规范作用，脱离国情的修宪无异于损宪、废宪；同时，宪法作为理性的产物，其规范性特征又要求宪法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防止因条文的僵死阻碍社会进步，因此，宪法应在国情基础上适度超前，为改革和发展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以适应当前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发展现实。

（二）理念先行

宪法的修改不是一时之举，而应当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宪法修改既要解决目前的问题，更要为宪法未来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和铺垫，从长远来看，宪法修改应当在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政治文明的基础上贯彻“保障人权”、“有限政府”等理念，将“法无授权即禁止、法无禁止即自由”等原则载入宪法。

（三）创新原则

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具有高度的原则性、政治性和严肃性，现行宪法施行以来已经过两次修改，与其他国家相比，修改幅度与频率均较大，过多的修改会对宪法的稳定性、权威性带来消极影响，今后是否可以以宪法解释等方式来实现宪法的修改值得研究。

三、具体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

1、财产权

私有财产入宪是近年来呼声最高的，应该看到，承认并扩大私有财产权、给予所有财产权以平等的保护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动力所在，更是民主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石，16大报告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应当“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人不仅拥有宪法第十三第一款规定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而且还拥有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不仅拥有“所有权”，而且拥有包括所有权、他项权利在内完整的“财产权”，将所有权扩大到财产权，将权利客体由生活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使私有财产获得与公共财产同等的法律地位，充分保护财产权利人的利益，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有利于巩固国内外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鼓励人们创造财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目前宪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只保护公民“合法的”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明显不对等，权利主体上只限于公民不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客体上私有财产限于生活资料，权利种类上限于所有权，且加了限制条件“合法的”，保障力度相当脆弱。

建议将宪法第十三条修改为：“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私有财产”。

2、知情权

知情权是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也是人民行使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利的基础。在基层，当前我国正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进行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都离不开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干部履行职务情况的了解，知情权可以说是基层民主的基础，但尚无法律明确规定；在其他领域，各地在纷纷制定和实行以听证和信息公开为核心的政务公开制度，但亦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知情权，并以知情权为基础构建政务公开制度，这是现实当中政务公开流于形式、公民监督不力、存在大量瞒报等弄虚作假现象的根源。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公民享有知情权，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稳妥地推动依法行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建议将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知情权，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3、隐私权

作为一项人格利益，隐私权受到的威胁更多的是来自公权力，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交往的日益扩大、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信息和相当一部分个人信息，对隐私权带来了极大影响，树立隐私权保护意识，维护公民个人的自治空间，有利于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当前，我国的个人隐私保护制度尚不健全，隐私尚未成为一项权利，民事诉讼中通过保护名誉权来间接保护隐私利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行政、司法过程中侵犯隐私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国家赔偿制度亦将隐私排除在外，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将隐私权上升为宪法基本权利，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建议将宪法第三十八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侵犯个人隐私。”4、生命权

生命是公民享有人格、自由等权利的前提，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即规定了生命权，为履行国际承诺，我国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公民的生命权。

建议将生命权明确载入宪法。

5、罢工权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下的就业体制也必然呈现出多元形态，维护工人的罢工权，是保护弱势群体的重要的法律制度，我国加入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一款（丁）项即明确规定了罢工权。

建议宪法明确规定罢工权。

6、迁徙自由

人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由的流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也是公民平等权的直接体现，保障迁徙自由，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也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有利于突破目前制约我国经济、政治、社会进步的城乡隔离二元体制。

建议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

7、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

现代民主的本质是程序，正是程序决定了人治与法治的区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实现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当前我国利益多元的社会现实也决定了我们应当将宪法改造成一种公正的多种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制度平台，而要实现上述目标，保障公民享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是重中之重。正当法律程序不仅有利于扩大公民的权利，而且有利于从程序上限制公权力，通过宪法规定正当程序条款，可以加速实现我国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建议宪法明确规定“非依正当法律程序，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得加以限制或者剥夺”。

（二）关于宪法的实施保障制度

当前我国宪法得不到实际贯彻（宪法不能直接适用）、违宪行为不受追究是宪法实施的突出问题，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对宪法本身的权威性最大的破坏，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宪法实施的组织和程序保障。同志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要抓紧研究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

宪法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宪法监督制度，综合世界各国情况来看，主要有三种监督制度：第一种是英国为代表的议会监督制度，由议会来确保宪法的实施，纠正违宪行为；第二种是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院监督制度，由普通法院通过个案审查来确保宪法的实施；第三种是专门机构监督制度，主要分为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监督制度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监督制度。鉴于我国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结构，宜综合上述几种模式的优点，现阶段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一个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专门负责对宪法的解释和监督实施工作，对法规、规章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对领导机关负责，这样既不突破现有权力格局，又有利于宪法的实施；待时机成熟，再逐步赋予宪法委员会独立地位，扩大审查权，既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又受理公民的宪法诉讼，最终过渡为宪法法院。一个组织体的存在是构建宪法监督制度的基础，此次修宪中宜先明确规定宪法委员会，然后再以具体法律规范其运行程序，弥补宪法程序条款不足的弊病，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最终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

建议将宪法第七十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宪法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三、其他内容

（一）三个代表

党的16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在党章中予以明确规定。“三个代表”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对于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应载入宪法。

（二）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党的16大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立，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依法执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对于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宪法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应当载入宪法。

（三）紧急权力

在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同时，现代社会的风险性也与日俱增，面对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事故等突发事态，客观上要求国家行使一定的紧急权力限制公民的权利和法律的实施，以确保社会的整体安全，由于这种权力既必需又会对正常的法治状态产生冲击，因此各国一般均用宪法的形式加以规定，以增强宪法的张力，防止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会破坏法治。结合当前抗击“非典”的形势以及新形势下反恐的需要，我国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紧急权力。

修宪范文篇2

关键词：修宪，宪法实施，法律规范审查

一、引言-现实主义的修宪原则

中国宪法再次面临修正。但和以前三次修宪一样，宪法实施机制问题再次未能进入这次修宪的议事日程。这是一个自1982年宪法制定时就已提出但一直悬而未决的“老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20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在中国的宪法体制下获得解决，更不意味着它不需要解决。事实上，法学界近年来已经普遍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需要。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宪法条文所表达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就必然存在着巨大的脱节，因而无论宪法条文在经过不断修正之后变得如何完美，它的实际意义都将受到根本限制。因此，中国需要并完全能够建立一种合理的宪法实施机制，已经成为法学界普遍分享的共识。[1]

既然如此，宪法实施这个“老问题”为什么一直得不到解决？一个显然的原因是法学界、政府部门和普通公民只是在近年来才真正关注这个问题，因而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尚未取得共识，甚至对宪法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仍存在一定的误解。虽然这个原因是重要的，但笔者并不认为它并不是唯一因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学者还没有提出一套政府部门（尤其是全国人大本身）可以接受的制度设计方案。到目前为止，宪法学界内谈论得比较多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针对议会立法的“违宪审查”制度，而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和研究人员却认为这种制度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未见得是中国社会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制度问题。[2]

本文从现实主义的修宪理论出发，为宪法实施机制提出一种可操作的思路。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修宪的目的不仅是使得宪法条文更完善，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宪法文字和精神得以更好地贯彻到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宪法条文越完美，宪法和现实的距离就越大，因而越难以获得实施，也越容易成为一个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如果宪法不能获得实施，那么无论如何完美的规定都是没有意义的；反过来，如果宪法获得了有效的实施，那么无论什么宪法缺陷都可以在解释和实施过程中被发现并纠正。因此，修宪过程必须首先抛弃形式主义，并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宪法规范的实际效力。在这个意义上，修宪应该从完善宪法规则的实施机制开始，且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修宪的根本任务就没有完成。其次，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要求修宪遵循渐进主义的原则：实质性的修宪进程应该沿着实施阻力最小的路径，力求所设计的方案既符合社会需要，又切实可行。因此，修宪者应当避免出台任何与社会现实脱节太大的措施；否则，即使设计了宪法实施机制，宪法实施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出台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制度”，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点目前力所能及的事情。

建立在这个思路之上，本文建议从一个更广的视角考虑宪法实施问题，将宪法监督的对象深入到层次更低的众多法律规范，同时将考虑范围扩展到一般的法律规范审查。以前，宪法学者一般只限于关注立法行为的合宪性审查，行政法学者则只限于关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审查。但既然宪法和行政法同为公法的两个分支，它们所考虑的问题之性质是共同的。事实上，中国目前不只是缺乏以宪法为依据的司法审查，更重要的是缺乏普遍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其后果是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冲突（即“立法打架”）现象相当严重，从而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秩序的统一与完整。既然实施中的宪法必然是国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宪法的实施不可能脱离法律规范审查制度在整体上之建立。在实行宪政之前，中国首先必须完善法治。只有充分保障众多行政立法和规范符合法律，谈论法律本身的合宪性才有意义；否则，即使建立了所谓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只是徒有虚名的表面文章，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宪政与法治的实际状况。因此，在实现最高意义上的宪法审查制度之前，中国还需要走完一段相当长的法治路。在这个意义上，目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人大立法的合宪性确实未必是明智之举。更切实可行和更迫切需要的方案是首先建立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以充分保证法律以下的所有法律规范的合宪性与合法性。

笔者认为，法律规范审查制度的建立不仅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在中国的现行宪法框架内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中国面临着众多的制度模式选择，且不同的制度选择在目前的宪法框架下都有不同程度的可行性。本文将对几种可能的制度选择作出粗略的评价，并将比较详细地探讨不同制度模式的共同要求：建立结构合理的法律规范审查机构。

二、法律规范审查-概念与意义

1.法律规范审查的种类

简言之，“法律规范审查”（reviewoflegalnorms）就是指依据上位法对下级法律规范的审查。法律规范审查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按照审查主体、审查依据和审查对象，法律规范审查可以分为不同种类。审查依据包括宪法、议会（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机构或地方政府所制定的法规或规章等，审查对象则包括宪法以下的所有法律规范。组合起来，存在着许多种类的法律规范审查。按照审查依据和审查对象，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的法律规范审查：（1）法律的合宪性；（2）法律以下的法律规范的合法性，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这里是指广义上的下位法符合上位法的法律等级秩序；（3）法律以下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

第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宪法问题，也就是马伯里诉麦迪逊之后所发展的司法审查制度。[3]法律规范审查的最高等级是依据宪法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因为宪法的最高效力当然是体现在它对于议会立法的控制。“违宪审查”制度在学术界已经谈论得很多，但根据上述现实主义思路，本文并不主张一定要马上建立这样的制度，而只是提出一点“低调”得多的修宪建议。

第二类是标准的行政法问题（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在一个理性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所有层次的法律规范都需要服从最高的法律-宪法，而且所有的下位法都必须服从上位法。值得强调的是，法治是宪政的起点；在普通法治都不完善的国家，宪政必然是徒有虚名。在保证立法符合宪法之前，首先必须保证所有的法律规范符合宪法和立法，从而在共和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理性、统一与和谐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法治是宪政之路上一个不可超越的必经阶段。法律规范审查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就是保证实现一种理性与统一的法律秩序，使宪法真正成为法律帝国中的王冠。

第三类则是介于传统意义上的宪法和行政法之间的宪政问题，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事实上，侵犯公民权利最严重、最频繁也最隐蔽的并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而是大大小小的“文件”、“规定”、“指示”、“批复”。况且，由于中国法律的文字本身相当宽泛，一般都可以通过灵活解释使之符合宪法，从而回避立法

的合宪性问题。[4]因此，正如某些学者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实现美国形式的司法审查制度-尽管它确实是宪政的最高和最后阶段，而是使得宪法的效力贯透整个法律体系，尤其是数量最多、等级最低、透明度最差的行政规定。

2.谁来审查法律规范？宪政和法治的制度保障

按照审查主体划分，法律规范审查可以分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和非司法性质的审查，主要包括立法审查（legislativereview）和行政审查（administrativereview，在中国一般被称为“行政复议”）。由于法律规范审查在法治国家一般是通过司法机构进行的，因而通常也作为广义上的“司法审查”。[5]

法治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法治的重要性之一是在于它为人的社会活动及其所引发的争端之解决提供了统一的规则，从而使人类能够在安全、稳定、可预测的生存环境中理性地计划自己的活动。然而，法律的统一性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必须通过制度保障才能实现的目标。在法治不完善的国家里，不仅社会和政府行为经常和法律相抵触而得不到及时的纠正，而且法律规范本身也不统一。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协调，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必将损害法律体系的“理性”，[6]并给人类活动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法律规范的冲突是自然产生的。在民主国家，议会是最高立法主体；法律代表着公共利益。然而，由于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了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因而要求大量的立法调控，使得立法机构应接不暇，并迫使现代立法实践向两个方面发展。第一，不堪重负的现代立法机构不得不把大量立法事务委托给负责实施有关立法项目的行政机构处理，行政机构所制定的规章或细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议会制定的法律。由于部门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行政机构可能以扭曲立法原意的方式制定规章，从而导致规章和立法或其它规章相冲突。第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社会多元化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中央政府因而不得不把部分立法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允许因地制宜满足地方需要。但地方保护主义将导致地方政府制定出损害全国利益或周边利益的规章，从而使地方规定和代表更高利益的国家立法相冲突。当然，不是所有的国家干预都是合理的；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问题更为熟悉，地方自治原则要求中央政府的干预必须限于必要范围内。[7]然而，某些全国性质的事务确实要求中央的统一规定，况且地方问题的解决无论如何不能以损害国家法律的统一为代价。总之，地方规定和中央的法律或法规是否冲突、地方主义（localism）是否正当、中央政府是否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这些是任何国家都需要通过制度化途径解决的法律解释问题。

法律规范冲突必须获得公正的解决。法治的基本原则要求，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因而解决法律冲突的机构必须保持客观中立。由于人都是理性自私的，审查法律规范的机构或官员不能对结果有任何利害关系或先入为主的成见。这表明负责审查的官员必须在人事、财务、职责履行的方式等方面独立于制定这些规范的机构。譬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某个机构来审查人大立法和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的冲突，就未必能保证客观公正，因为从属于全国人大的官员自然倾向于维护人大本身的立法规定；这样，即使全国立法不适当地干预了地方事务，这种审查制度也不能有效纠正错误。法治国家之所以通常把它们交给独立的法院或专门成立司法性质的机构来处理，正是因为法院或司法性质的机构和法律规定的争议没有直接关系，且一般能保障制度上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由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都可能卷入法律规范的冲突，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法院或特定的其它独立机构统一处理法律冲突问题。

三、中国现行法律规范审查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目前并没有解决法律冲突的有效制度。尽管1999年的修宪将“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中国目前离这个目标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不仅违反宪法的规定和事例时有发生，而且缺乏一个有效的制度来解决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立法打架”的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必要的司法参与，《立法法》所设计的立法与行政审查机制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修宪不能带来有效的制度创新，中国的法律规范将不能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体系，也将难以满足WTO对法律规范的统一性和透明度要求。

1.宪政法院的缺失

首先，中国不存在专门解决宪法争议的法院。在美国等其它一些普通法国家，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普通法院有权审查宪法和其它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大陆法国家，专门法院（宪政法院）或其它司法性质的机构对于处理这类争议具有专门管辖权。中国的法院没有权力解决宪法和人大立法及其它法律规范的冲突。1982年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并“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因此，中国宪法将法律规范审查的权力主要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不是司法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几乎从未行使过这些宪法赋予的职权。

2.现行司法审查的局限性

其次，中国法院没有权力解决抽象行政行为之间以及和更高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1990年的《行政诉讼法》把法院的审查范围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因而法院无权审查任何类型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于法规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必须适用的法律“依据”（第52条），因而显然不受制于司法审查；如果法院认为行政或地方性法规可能和法律相冲突，法院只能通过最高法院请求国务院作出解释。这种处理方法至少因为两个原因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第一，如果这类争议数量很多，国务院有权解决这类冲突的部门必然应接不暇，解决不了普遍存在的立法打架现象；第二，更重要的是，由国务院解释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是否合法的做法违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即当事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由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只需要“参照”部门或地方政府规章，（《行政诉讼法》第53条）因而如果法院认为规章违反了法律或法规，那么一般认为法官可以在个案中不适用规章。但基于以下原因，这种处理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第一，“参照”这个词的含义相当模糊，在行政法学界也有争议，因而并不清楚它究竟是指法院必须参照、可以参照还是在认为其违法时不得参照，从而造成各地法院在处理规章合法性问题上不统一，甚至公然承认违法规章的法律约束力，损害国家法律体系的完整和统一。第二，即使法院拒绝适用违法或违宪的规章，法院判决的效力也只是限于诉讼当事人，因而没有参加诉讼但利益受到违法规章类似损害的公民无法获得救济，从而造成法律结果的不平等，而平等原则要求类似的情况应该获得类似的处理，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应该完全取决于是否参与诉讼。对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尽管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处理办法，但一般认为它们在合法性问题上应该获得和规章同样的处理，因而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性。

3.立法与行政审查的局限性

1994年出台的《行政复议法》授权复议机构在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中连带审查相关的“规章以下的命令、决定”，从而部分解决了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问题。但这种解决方法还是很有限：第一，由于行政诉讼法授权公民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而并不是每一个涉及到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问题都一定会受到有关机构的处理；第二，更重要的是，复议机构一般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构的上级，因而经常也是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而由复议机构解释自己制定的文件也同样违反了上述法治基本原则；第三，法规和规章本身的合法性或合宪性仍然不能在复议中受到任何审查。

最后，《立法法》根据现行宪法的框架设计了相当复杂的法律规范监督制度。概言之，根据第88条的规定，上位法的制定机构有权撤消它认为和上位法相抵触的下位法，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以及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上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等。为了便于上级审查，第89条规定了法规和规章的备案制度。另外，有关政府机构和公民或法人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审查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法规。由公民提出的审查要求将“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第90条）

《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审查制度存在着以下几方面不足。第一，它没有涉及到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因而大量被认为不是“法律”但实际上和法律同样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没有受到有效控制，因而不能保证其文字和精神符合包括宪法在内的上位法。第二，公民也不能申请审查规章的合宪性与合法性，且对审查法规的申请必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筛选，并只有在被认为“必要时”才能受到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第三，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审查都不是在诉讼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除了出现有关政府机构或公民请求审查法规之外，有关机构并没有法律义务审查其有权审查的法律规范，从而导致大部分法律规范实际上没有受到有效审查，且即使受到审查，《立法法》也没有规定具体的审查程序，因而未必能保证审查的客观、公正和专业水平。

4.如何使改革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

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现行宪法框架下加以解决，因而并不涉及任何理论上的困难。然而，具体操作过程中的阻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之所以不建议立即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宪政审查制度，主要是出于3方面的考虑。第一，虽然宪政审查制度的建立和现行的人大至上宪法体制并不冲突，但宪政理论问题仍未完全澄清，观念上的阻力仍然存在。第二，建立司法性质的独立审查机构会削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目前基本上不受控制的立法自由裁量权，因而可以理解全国人大对于这种制度的建立缺乏积极性。由于宪政审查制度必须通过全国人大的修宪或立法活动才能建立，这种制度的政治阻力是可以预见的。最后，相对于更低层次的法律规范而言，对法律进行宪法监督的必要性也确实是最小的。一部法律的制定和通过一般都经过长期的准备和详实的论证，政府也通过媒体和社会组织等渠道广泛征求意见，法律和有关领域的专家充分参与了草案的制定和修改。因此，可以预料的是，法律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可能性相对最小。相比而言，由于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的行政公开制度，大大小小的行政规定和“红头文件”并没有广泛征求利益受影响者的意见，且因为它们的数量多、等级低、透明度小，它们一般不会受到全国范围内的关注，尤其是法学家的充分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建立一种宪政审查制度，以授权公民通过挑战可能侵犯他们合法权益的规定来捍卫宪法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法律规范的审查应该成为修宪关注的焦点。

由于本文并不坚持在短期内实行美国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法律规范审查制度和现行宪法的人大制度并没有矛盾。尽管宪法在理论上等级最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仍然是等级最高的审查依据之一，宪法和法律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仍可通过目前的制度解决，也就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宪法解释机构。基于上述原因，不论其有效性如何，本文并不主张在现阶段改变这种制度。因此，本文在此提出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主要是指第二与第三类的审查，即法律以下的所有法律规范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

四、中国面临的制度选择

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中国法律规范审查中的问题？在现行宪法与法律体制下，中国有如下3种制度选择方案。第一，通过现行司法结构的内部调整解决上述问题；第二，在现行立法机构内设立专门负责法律规范审查的委员会；第三，在人大外部设立司法性质的专职委员会。以下分别探讨这三种方案的利弊。

1.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在理论上最简单的办法是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授权法院行政庭审查某些等级的抽象行政行为，包括依据宪法审查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例如可以把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授予基层以上的法院，授权中级法院审查本辖区的下级政府（区、县、乡）所制定的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授权高级法院审查本辖区的下级政府（市、县、直辖市的区）所制定的法规、规章或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授权最高法院审查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所制定的法规、规章和其它文件。由于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是中央的下级政府，因而地方人大的行为也可以被划为“行政行为”。这样，有关法院也可以审查本辖区内下一级人大行为的合法性与合宪性，从而使除了全国人大立法以外的所有法律规范统统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8]

这种解决方式仅涉及到《行政诉讼法》和《立法法》的修改，因而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宪法问题。但它涉及到司法审查权在根本意义上的拓宽，尤其是明确授权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以宪法为依据，从而获得了解释宪法的权力，因而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宪法问题，甚至要求宪法获得明确修正。[9]另外，通过修改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也可以在目前法院分工的基础上增设“宪法诉讼庭”，专门审理关于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这么做的好处是宪法诉讼庭不仅可以处理抽象行为的合宪性，而且还有权处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宪性问题。这项司法结构改革通过修改《法院组织法》就可以完成，但由于它直接涉及到宪法效力问题，因而最好是获得宪法的明确规定，以保证宪法诉讼的正当性。

司法结构调整的优点是可以通过比较小的制度变化解决问题，而且由于法律规范的审查是一项司法任务，因而它也完全符合以上说明的要求。它的问题主要在于中国的司法传统及其现状使这个在理论上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未必行得通。首先，中国的法院在传统上缺乏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尤其是依据宪法审查行政行为的权力，因而从来也没有行使这种权力的习惯。可以预见，现行法院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才能适当履行这项重要职能。其次，与此相关的是，抽象行政行为及其司法审查的影响范围要比具体行政行为广泛得多，对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判决统一和遵循先例的要求也高得多，因而司法机构需要发展一套新的方法乃至于新的司法审判模式，才能妥善处理好这类问题，而这也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最后，中国的司法改革虽然已经进行了5年之久，但实效究竟如何并不完全清楚。可以断定的是，司法腐败和效率低下现象依然存在，因而可能阻碍现行司法机构审查法律规范的效率和能力。这可能也是制约《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拓宽的根本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必须作为一个相关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考虑到抽象行为的审查制度之建立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在修宪或立法过程中应该开始考虑制度选择问题：哪些事情应该通过扩充法院的受案范围就获得解决，哪些事情则必须要通过专门设立其它机构才能解决。

2.人大专门委员会

另一种处理办法是建立专门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归属又可以有两种选择：在人大内部或在人大之外。第一种选择呼声比较高，因为现行的全国和地方人大内部已经设立了若干专门委员会，因而这种办法对现行制度的冲击也不是很大。

尽管人大委员会的办法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它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首先，全国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委员会主要是一个利益代表和议事机构，因而不适合承担司法性质的工作。要如何解释法律并解决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是一门涉及许多法律专门知识和技巧的科学，因而世界各国的通例是由司法而不是立法机构承担这项工作。况且由于立法事务本身极为繁忙，议会代表通常也没有时间考虑具体的法律争议。与此相关的是，由于目前的人大选举不太强调代表们在法律方面的知识背景，因而人大代表的法律素质普遍不太高。即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设立的20名专职委员中，目前也只有一名法学专家。因此，由人大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未必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不仅如此，这种制度还容易造成下列不良局面，即少数法律专家委员对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产生过分影响，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把个人主观意见强加给其他委员，从而和民主决策原则相抵触。

如果把法律解释工作授权给人大内部的专门工作机构（例如人大常委会的法工委，尽管决定在名义上仍由有关委员会作出），会进一步产生民主合法性问题。由于专门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般不是选举产生的，他们不应该有权代替人大代表判决法律争议。由他们对法律争议作出实质性决定，也不符合建立委员会的本意。民主责任制（democraticaccountability）的基本原则要求，人民及其代表必须清楚地知道有关决定是由哪些人作出的，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政治过程对其加以有效控制；只有有关委员会的代表亲自作出决定，才能保证委员会的决定对人民负责，而如上所述，专门委员会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根本问题。

最根本的是，法治不是“暴民正义”（mobjustice），也不纯粹取决于投票结果。法律的解释是一种理性对话的过程，它要求一群具备专业素质的人座下来冷静地考虑法律规范的得失并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这类争议的性质、形式和数量都决定了它们必须由司法性质的机构加以解决，而把这类职能划归于立法部门注定是不自然、不协调、不合适的。

3.独立的专门委员会

这表明另一种选择-在人大外部建立独立的专门委员会-至少在理论上更妥当。如果能够充分保证这个机构的司法素质，那么它应该能够完成宪法所赋予的使命。以往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宪法委员会或宪政法院，并进而产生了这类独立机构是否和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相抵触的问题。但这里所提及的专门委员会没有必要一定采取宪法委员会或宪政法院的形式。事实上，笔者建议专门委员会目前不要被授予审查人大立法的权力，从而避免了司法独立和人大至上两大原则之间的潜在冲突。

相比其它两种选择而言，这种选择的主要困难在于我们对它最不熟悉，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探索。且如果它既不是法院的一部分，又不隶属于人大，那么就存在一个“归属”及其所隐含的宪法地位问题。然而，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既然它是一个司法性质的机构，那么把它和法院与检察院同样划归为“司法机关”也未尝不可。不论如何，这个机构和法院类似，是一个向人大负责的司法性质的专门机构，其中立性和独立性应该受到宪法保障。

综上所述，中国的制度选择其实是相当多的。在法院和专门委员会（人大内部或外部）之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配法律规范审查的管辖权。例如全国人大可以通过修宪决定授权法院审查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与合法性，授权人大以外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行政和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并仍旧授权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并决定其合宪性；也可以把除了法律以外的合宪性审查全部授权给专门委员会，甚至在将来适当的时候授权它决定法律的合宪性，等等。

这里牵涉到宪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立法法》相协调的问题。如果要尽量保持和现行的法律制度相一致，一个折中的方案是继续保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法律合宪性的权力，但扩大现行法院的审查范围，授权法院行政庭审查法律以下所有法律规范的合法性（但不包括合宪性），并建立独立的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法律以下所有法律规范的合宪性。如果这样划分法律规范的审查权限，那么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审查委员会”。[10]至此，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之外，所有法律规范的合宪性与合法性都受到某种司法性质的审查之保障。

五、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

这一部分讨论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的结构、职能、产生方式、运行程序和判决风格。尽管笔者更支持第三种选择（向人大负责但独立于人大的专门委员会），这部分的讨论也可适用于第二种选择（人大内部的专门委员会）甚至第一种选择（如果在法院内部增设宪法诉讼庭）。不论该机构的归属如何，本文将它统称为“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11]

1.结构

笔者建议，在中央和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等级的政府内建立“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设在中央的最高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的级别和最高法院相同，设在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高级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和高级法院相同。各级委员会由一名主任和普通成员组成，总人数不应超过15人。[12]这个数字当然只是参考性的，但是总的原则是任何级别的委员会都必须是一个相当精简的机构，以避免“司法大众化”和官僚化的不良倾向。根据地方需要，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大可以通过法规决定在市一级建立地方规范审查委员会。

2.职能

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是司法性质的机关，并和其它司法机关一样对相应的人大机构负责。委员会有权审查已经生效或已经颁布但尚未生效的法规、规章以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与合法性。[13]委员会对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其它法律规范的解释约束所有法院和政府机构。

委员会的受案范围取决于审查依据和审查对象。总的原则是，某一层级的委员会有义务保证本辖区的法律规范之统一，因而全权负责审查有关依据和对象都属于本辖区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对于审查对象属于本辖区的法律规范、审查依据却属于更高层级的法律规范之情形，该辖区的审查委员会具有初审管辖权，而和审查依据的制定机构同样级别的委员会具有最高上诉管辖权。惟一的例外是审查对象为地方性法规的情形。由于地方性法规是由地方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而当地的委员会须向相应的人大或其常委会负责，因而由同一级委员会审查当地法规的做法并不合适。这时，只有比法规制定机构的级别更高的委员会才有权审查法规。

因此，高级审查委员会全权负责审查本辖区内的法律规范是否符合本地制定的法规和规章，最高审查委员会则全权负责审查行政与地方性法规是否符合宪法与法律，以及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章是否符合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如果在市一级也设立地方规范审查委员会，那么高级审查委员会也将审查市人大的地方性法规。对于地方性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审查，高级或地方审查委员会具有初审管辖权，最高审查委员会具有上诉管辖权。

3.产生方式

最高审查委员会的主任由国家主席提名，其成员由国家主席根据委员会主任的建议提名。最高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和成员都必须获得全国人大的任命，并对人大负责。高级审判委员会的主任由省长提名，其成员由省长根据委员会主任的建议提名。最高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和成员都必须获得本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人大的任命，并对本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人大负责。

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并符合宪法及法律规定的其它有关条件。具体资格由法律或地方性法规决定。委员会成员在行为良好期间任职，只有触犯刑法的成员才能受到任命机构的罢免。在任职期间，委员会成员的待遇不得受到削减。

4.程序

笔者建议，审查委员会制度吸收不同国家的经验，采取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有权申请审查的国家机构或官员可以提出抽象审查，符合资格的公民或法人则只能提出具体审查。具体审查限于法律规范生效之后，抽象审查则可以针对颁布之后但生效之前的法律规范。

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负责人和人大常委会主任可以申请对其认为违宪或违法的法律规范进行审查。一定比例（譬如10%以上）的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成员可以联名申请对其认为违宪或违法的法律规范进行审查。

任何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社会团体或政府部门都可以申请对损害其合法利益的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司法审查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通过多个法院（而不只是人大这一个）来纠正对宪法和法律权利之侵犯，而且更在于它允许成千上万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公民挑战违法或违宪行为，从而极大增加了宪法监督的力度。国家总理可以为民工讨工资，但他能做的其实是很有限的。可以设想，如果国家的司法制度之完善可以允许民工为他们自己讨工资，民工权利的法律保障可以增加多少倍！[14]宪法正是为了维护普通公民的权利而制定的，因而他们理所当然也有权利通过诉讼制度保证自己的宪法权利获得实施。

具有适当管辖权的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应在收到申请后一定时间（例如90天）内就有关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或合法性作出决定。审查以书面过程为主，但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授予当事人双方当面陈述观点的机会。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特殊理由，当面辩论应对外公开。

5.风格

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遵守集体决定原则，多数成员的意见具有法律约束力。委员会的所有正式决定一律公开。委员会有义务准确说明决定所基于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如果委员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所有不同意见应同时获得发表。[15]就和行政和立法公开一样，司法公开是杜绝腐败、促进公正的最有效手段。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在普通诉讼的司法腐败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宪法诉讼中的司法腐败更将直接腐蚀国家机体的核心。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所谓的“宪法审查”不仅不会有助于提高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反而将使社会彻底丧失对政府的信心。因此，委员会的公开、平等和自由辩论的风格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希望，未来的修宪能够建立起一个设计合理、廉洁有效、公正称职的司法性质的机构，不仅为中国的宪政审查开创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为改革中的法院和法官树立良好的典范。只有建立有效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才能逐步缩短宪法、法律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最终使宪法恢复作为一部法律的尊严。宪法条文中或许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如果不首先解决宪法实施问题，无论在纸面上如何完善的宪法对中国都是没有价值的；反之，如果宪法可以付诸实践，那么无论如何不完善的宪法都将对中国的宪政和法治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宪法缺陷也将在适用过程中愈加彰显。只有在这个时候，谈论宪法条文的完善才具有法律意义。就和其它法律一样，宪法也注定只能“活”在社会实践中，并在实践中成长、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对于宪法实施在理论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参见张千帆：“认真对待宪法-论宪政审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第560-580页。

[2]例如在2003年11月于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宪法学年会上，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些研究人员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从讨论过程上看，政府实务部门和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审查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3]Marburyv.Madison，5U.S.137.在马伯里决定之后，“司法审查”在许多情况下是指司法机构依据宪法对立法的审查，但这个词也可以被用于更广泛的场合。

[4]宪政国家的一般政策也是尽可能回避立法的合宪性问题。如果一项含义宽泛的法律条款可以获得不同解释，那么法院只要可能就应该按照合宪的意义来解释条款。

[5]为了避免词义混淆，本文并没有采用“司法审查”这个词，因为狭义上的司法审查指的是司法机构依据宪法对议会立法进行的审查，因而不足以涵盖本文中的法律规范审查。另外，尽管笔者也提倡建立法律规范的司法审查制度，中国目前仍主要通过非司法机构-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有关机构-进行法律规范审查，因而本文为了词语的通用性也不排除后者。

[6]韦伯意义上的Rationality.韦伯认为，理性的法律体系-尤其是统一与和谐的欧洲大陆成文法-是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参见MaxWeber，EconomyandSociety，GuentherRothandClausWittiched.，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p.333-337，865-875.

[7]这里暂且不讨论地方的正当利益和通常表现为歧视的地方保护主义（localprotectionism）之间的区别。

[8]另一方面，由于《行政诉讼法》把法律和法规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法律和法规可以被理解为不受司法审查的范畴。根据这种理解，司法审查的范围只能扩展到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9]虽然如此，在理论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授权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合宪性，本身并没有不当之处。这是因为宪法不但没有明确禁止司法审判以宪法为依据，而且明确强调“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五条）。

[10]虽然这个方案代表着和现行制度的一种“妥协”（譬如没有建议成立宪政法院以审查包括人大立法在内的所有法律规范），它还是要求对一些次要宪法制度的更改，包括国务院和法院以及宪法委员会的相对地位。这个方案建议由现行法院审查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合法性，由宪法委员会审查行政法规的合宪性，是否意味着这些机构的“级别”高于国务院？但这个论点是不成立的，因为美国的基层法院有权审查国会立法的合宪性，但没有人认为基层法院的级别高于国会；法国的宪政院和德国的宪政法院相对于其本国议会和内阁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当然，虽然折中方案并不从根本上改变国务院和司法机构的宪法地位，它仍然要求人们对司法职能采取一种全新的理解。同样，它也改变了《行政诉讼法》关于司法审判必须以法规为依据的规定，并使法规的合法性受制于司法审查。

如果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审查行政法规的合法性与合宪性权力，制度改革与目前的实践更合拍，但这种做法显然对保证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与合法性不利，因而折中方案所体现的妥协主要是针对立法行为的合宪性审查（主要仍由立法机构自行控制），而不是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与合法性控制。

[11]尽管这个名字有点烦琐，但为了准确，本文也没有采用“立法审查委员会”或其它更为简练的名称。虽然法律规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立法”，但这个名称毕竟容易引起误解，例如导致人们误认为是由立法机构主导的审查。如要简化，可以在上下文意义明确的前提下简称“委员会”或“审查委员会”。

[12]“少而精”的要求和委员会的职业素质存在着直接关系。人数太多，必然会影响职业素质和议事效率，同时也会带来机构官僚化的危险，从而给行政控制提供机会。

[13]如上所述，合法性审查职能也可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而划归法院行政庭。以下讨论假定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具有合法性审查职能。但即使这些职能划归现行法院，类似的结论同样适用。

修宪范文篇3

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施行近两年的时间，然而其留给我们的思考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去，一系列新条款的出现和改动在顺应了我国发展需要、带给人民更多效益的同时，宪法修改的举动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可“一笑置之”。

一、宪法修改与宪法稳定性的涵义

1.宪法修改所谓的宪法修改，是指在保持宪法主要制度的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对宪法的内容进行增补、修订、变更等，以增加宪法的完整性、适应性的国家立法活动。社会变迁的恒常性使宪法文本难以具有不变的时空穿透力，特别是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较大的情事变更，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修改宪法能作出有效的回应。新产生的社会关系需要宪法增设新的制度来加以规范，过时的制度则通过必要的废止来清除，因此宪法修改显得在所难免。我国1954年制定宪法以来，先后经历了1975年、1978年、1982年三次整体修改和1979年、1980年、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6次部分修改。2.宪法的稳定性所谓宪法的稳定性，是指宪法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由于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和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在一定时间内不被修改，包括变动、订正、增加和删除等。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稳定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权威性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宪法的稳定性。当然，宪法的稳定性是建立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否则，片面或不恰当追求宪法稳定性，而不适时对其进行必要变动和发展，必然会反过来妨碍乃至破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发展。

二、美国宪法的稳定性

作为近现代成文宪法之开篇的美国宪法，其稳定性为学界所公认，自1787年问世以来，虽历经200余年的社会变迁，但其文字和结构没有变动，其所置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依然如故。形成美国宪法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是：首先，美国宪法所依据的宪法理论较为成熟，古典宪法理论是美国宪法得以制定的成熟的指导思想并得以立足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典的分权理论，在西方人眼里，人人都享有天赋的权利，但缺乏保障；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并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以保证个人不受侵犯；国家权力应该实行分立，设立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因为国家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所以要实行法治。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华盛顿、杰弗逊和潘恩等人将古典宪法理论发展到了极致。其次，美国宪法如同其他一切法律规范一样，作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基本上也是以其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为制宪依据的，因此才会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以确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美国宪法所涉及的两院制立法机关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就是对各州利益兼顾与平衡的产物。第三，美国的宪法规定得相当的精简，所以在具体实施中，其基本原则即使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也往往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加以更改，而不必对宪法进行大规模的改动。第四，美国最高法院富有弹性的宪法解释，美国宪法资1787年制定以来，虽然只是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作过部分修改或补充，从形式上看违背全文推翻，从字面上看也是修改无多，但联邦最高法院基于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出的弹性十足的宪法解释却极尽所能地用社会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现实内容与需求来诠释宪法的文字含义，从而在不改变宪法文字的前提下实现了宪法的灵活适应性，为美国宪法所表现出的超常稳定性特点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笔者觉得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美国人对于宪法所普遍怀有的宪法信仰、宪法崇拜心理和宪法诉讼习惯，美国人的法律意识是维护其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永远处于国家的最高地位的原因，这是别的国家包括中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的东西。

三、我国宪法的稳定性状况及成因

我国从建国第一部宪法出台以来，大改不断小改常有，就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我国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1954年宪法出台以后，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十年等动荡，使得宪法稳定依赖的社会环境成为泡影，政治上的不稳定足以打破宪法的稳定性，再加上经济制度的不断改变，宪法就更具有不稳定因素。第二，从宪法本身的内容来看，我国的宪法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美国宪法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而我国从我国的发展史，到各项基本制度，规定很全面很细致，党通过人大把自己的政策都转化为宪法条文，而政策是不断改变的，所以为了宪法与社会实际不至于脱离太远，必须加以不断修改。第三，宪法解释功能的欠缺是造成我国宪法不断修改的原因，美国的宪法之所以在内容未进行大的修改，很大程度归结于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宪法解释功能。我国宪法虽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的宪法解释的职权，但这个功能并没发挥多大作用，我国宪法的改动不管大小，都需要全国人大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进行。在美国是由法院行使宪法修改权，我国的独特政体不能照搬美国模式，因此加大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届时职能是势在必行的。我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法治国家，然而，宪法的频繁修改影响了法律体系的稳定，也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修宪需要谨慎，否则连母法都不稳定，据宪法制定的其他法律何有稳定性呢，整个法律体系也就不稳定了。

修宪范文篇4

当前，随着我党治党思想的日益成熟与完善，许多新的、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相继产生，“三个代表”便是其中之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它的提出对于我们推进我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思想保障。十六大报告中，“三个代表”的地位被提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高度，并被正式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此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热潮。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为了巩固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果，我国应当修改宪法，使“三个代表”入宪，得到宪法的确认与保障。一时间，修宪和“三个代表”入宪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那么，修宪是否必要和适宜呢？“三个代表”入宪是否恰当呢？笔者对此深表异议。

首先，从修宪的必要性上来看，笔者以为，在我国刚刚于1999年修改过宪法的背景下，再次修宪没有必要。这是因为，我国宪法自颁行以来已经因我党治国思想的逐步转变而进行过多次修改，其中，1999年的修宪全面肯定了党在过去二十年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成果，是我国宪法内容变动较大的一次。而其之所以变动较大，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体制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动。在这期间，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只有通过修宪的方式才能够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修宪是现实所需。而自1999年修宪之后的几年来，尽管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但基本上还都没有游离出1999年宪法所确立的条条与框框。1999年宪法仅仅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不适应当前社会关系变动的需要，就总体而言，它还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当前尚不存在修宪的必要性。

其次，从修宪的适宜性方面来看，我国短期内不适宜修宪。在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保障法律的权威以保障法律发挥其应有的实效应当是我们在实践依法治国过程中所必须要作好的一项基本工作。而法律权威的保障首先需要以保持立法的相对稳定性为前提。所谓法律的稳定性，就是指法律的内容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不宜朝令夕改、随意变动。从法理上来说，保持立法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立法过程中所理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法律的稳定程度直接影响甚或决定着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好感和信任感，而公众对法律的好感与信任感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法律的权威。一般而言，稳定性较高的法律较易为公众所熟知，从而使公众较易建立起对它们的亲切感和信任感，法律也较易树立起其应有的权威。反之，法律的频繁变动性则会导致人们对其内容的难于把握，引发法律信用的危机，并进而减损法律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在那些立法稳定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其公民对法律往往具有较强的感情和较高的信任度，其法律也具有相对较高的权威；而在那些法律稳定性相对缺乏的国家里，由于对法律内容的难于把握，人们对法律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式的不信任感甚或反感，认为法律出尔反尔，没有完全实践其先前做出的承诺，这往往是造成法律信用不足和缺失并进而降低法律所本应具有的权威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点上来说，保持法律所应有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护法律信用并进而保持法律权威的一个内在要求。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显然更应当具有权威，更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既是作为依法治国核心的“依宪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使宪法保持较高的公众信任感以维护其应有权威的客观需要。宪法变动过于频繁，势必会影响公众信任度，弱化其权威，甚至会最终使其成为一纸具文。自我国1999年修宪以来，法治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对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预期也有了突变。在1999年宪法已基本适应了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并进而保障其确立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的稳定性，已经是广大人民的呼声。因此，在1999年宪法所确立的内容刚刚稳定之后不久，人们还需要在心理上进一步接受和强化1999年宪法内容的形势下，我国在短时期内是不宜修宪的，否则，就会破坏我国在我国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减损宪法的权威，影响我国法治目标的实现。

最后，就“三个代表”入宪的可行性来说，“三个代表”也还不具备入宪的可行性。从“三个代表”的提出及其实践来看，“三个代表”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不少人主张“三个代表”入宪，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邓小平理论入宪的影响，认为二者同为党的指导思想，理应共同为宪法所确认。殊不知，“三个代表”思想入宪与邓小平理论入宪所面临的条件是不同的。首先，邓小平理论从其提出到最终完善历经十余年的时间，走过了一个有点到面、由部分到体系的逐步完善的长期发展过程，它的入宪是在该理论发展成熟并已经成为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且经过了实践的充分检验之后才进行的；而“三个代表”的提出则是最近几年内的事，其内容体系还不是很成熟，也还没有在实践中充分运作和检验，将“三个代表”入宪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理论上难以澄清的问题。其次，邓小平理论不仅是我党治党的科学理论，也是我党治国的重要思想；而“三个代表”思想尽管也含有治国的内容，但就总体上来说，它基本上还是一种治党的理论。治国理论宜由法律尤其是宪法来加以保障，而治党理论则只宜由《党章》来加以认可。可见，在我国宪法中载入“三个代表”也不具备可行性。

综上，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应具有适应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当前，在我国现行宪法还能够适应调整现实社会关系的需要也就是还有足够适应性的情况下，保持其相对稳定性以维护权威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内在基本要求。而在“三个代表”思想主要还是一种治党思想且其理论体系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修改宪法，将“三个代表”入宪在理论上也缺乏可行性。为此，需要我们把握宪政的真正内涵与宪法的基本要求，慎言修宪！

修宪范文篇5

考察即将提请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修宪议案，除将“三个代表”列为国家指导思想外，这次修宪另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将维护公民权益摆到了前所未有的宪法高度。

法学界人士指出，在共计十四条修改中，至少有四条涉及公民的具体权益：

——修宪议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充分体现了对农民利益的关注，也有利于维护城市拆迁户的利益。

——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是顺应民心民意的明智之举。“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一修改不仅派给了腰包渐鼓的中国百姓一颗长效定心丸，对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就业和社会保障是民众安身立命的基础，修宪议案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广大城乡困难群体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既是对过往人权领域成功实践的法律总结，也将使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成为所有国家机构的基本工作准则。

事实上，修宪法易，行宪法难。一部完善的宪法，如果得不到尊重和维护，无异于一纸空文。客观来讲，树立中国宪法的最大权威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究其原因，大多却在于一些公职人员的滥用权力和执法部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奉行以民为本的中国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修改宪法、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强调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宪法意识，注重从理念和制度上保证宪法得到严格施行。

人们犹记，去年三月十八日，在当选国家主席后，面对近三千人民代表，郑重承诺，“我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竭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此前，在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重要亮相，便是出席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他高调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

国务院总理履新之初亦表示，政府部门要按照宪法和法律执行公务，同时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一年来，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渐成各级行政部门的共识与行动。

领导人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对于在全社会兴起尊重宪法，严格施行宪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去年以来，中国执法部门开展全国性司法大检查、清理超期羁押、整肃工作作风、取消奉行几十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等。他们在严格依法办事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深得民心。

修宪范文篇6

关键词：合理性，司法化，修宪成本

一、我国修宪背景以及修宪实践

我国的宪政之路一直显得不平坦，受到的外界干涉和冲击比较大。我国建立新政权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现行的“八二宪法”，从世界宪法历史来看，我国建国以来全面修改宪法的次数有些过于频繁，属于不正常现象。

中国宪法的权威性一直受到严重挑战，可以说在广大人民心目中宪法的地位没有设计者设想得那么高，甚至说宪法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个脆弱的玩偶，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以至于出现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违宪的黑镜头，我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举着宪法书大声呐喊，声讨自己的公民基本权利，依然被那些视宪法为无物的人残忍迫害致死，也出现了“七五宪法”中的一些条文，如同标语口号，甚至用上了语录。中国曾经出现宪法真空期，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令人窒息的人治时期，中国人对于宪法这两个字缺少敬畏和崇高，不像西方宪政国家，宪法的地位甚至可以和他们心中的上帝去比拟，宪法成了他们现实中的上帝，中国人的宪法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甚至是脆弱的。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总的来说是一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具有广泛真实的群众基础和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说是能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一部宪法，随着22年的过去，有关这部宪法的话题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与广大民众的宪政意识崛起有很大关系。

当今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已经进入第四次大修改了，并且每次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并且通过。最近一次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4日下午经过投票表决，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表决票数是：赞成2863票，反对10票。在这部宪法实施22年里，我国已经对宪法共三十一条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涉及两项内容的第一次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二次修改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在多达九项内容修改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改变；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六项内容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多达十四项内容的宪法修正案。

二、我国修宪成本问题

我承认宪法修改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支撑其的几个理由，（一）、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这是由客观原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宪法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不断变化；（二）、当然这和制宪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也有关，例如宪法条文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1]（三）、也存在宪法作为一种政党统治工具，被政党加以利用的因素。我承认宪法必须适应活着的人们所处在时代的发展变化的需要，从我国近几次的修宪内容可以说几乎是在一致赞成声中通过的，就拿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只有区区的10人投了反对票，舆论导向也是一边倒的，理论界也多数为同声附和，这里我要针对的并不是对具体的宪法修改内容，而是从宏观上去探讨修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修宪成本问题一定要引起修宪者和宪法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宪法的修改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毕竟修改是经过再次加工的，在我国的修宪成本相对要高一点，因为我国缺乏宪政基础，宪法之光并没有普照中华大地，公民的宪法意识不强，利用宪法维护自身公民利益的思维相对缺失。当然这里并不是反对修宪的本质，修宪确实是宪法不断完善的有效方式，而且有其时代进步要求的合理性，但是一定不能迷信修宪这一方式，过于强调其正面效益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修宪成本这一问题。

综观我国近年来的几次修宪，我有以下几点看法：（一）、宪法修改对宪法自身的稳定性和政治的连续性都有消极作用，修宪频繁，很可能会破坏宪政秩序，同时也破坏宪法的权威性，宪法不同于普通法律和具有时代性的政策规定，它是一部具有前瞻性和延续性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和全体公民为之遵守的行动指南。从近期来看，我国修宪的次数确实是比较多的，比较美国宪法，从1787年5月由12个州的55位代表集会于费城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后迄今长达217年中没有重新制定新宪法，期间只通过了27个修正案，可以说美国宪法就是一部为解释法所发展，为判例所修饰，为政治传统习惯所扩张的宪法，其语言质朴简短，文义明确，原则上确定而细则上又富有伸缩余地的宪法蓝本。[2]日本自1947年颁布宪法至今，对宪法从未做过修改，保持了很好的连贯性，即使是最近启动的的修宪程序，也都显得困难重重；

（二）、修宪程序应当予以完善，必须将修宪的原则、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具体化和法律化。虽然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提议修改宪法。但在我国修改宪法的实践中，通常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修改的建议案，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正式的宪法修改草案。这一实践惯例正好反映了我国宪法修改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全国上下一致的全民大事，党性意志还比较偏重，全民参与性不足，执政党过于轻易地左右宪法发展趋势和走向。在我国，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一直显得比较微妙和敏感。执政党当然可以根据客观形势与条件的变化以及主观认识的发展，认为需要制定和推行某种新的方针和政策，它在推行之前，应当通过严格的、充分的民主程序，使之成为国家的政策或者修改现行的法律和制定新法律；

（三）、修宪固然重要，使其更好地发挥功用。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为人们心中的法律信心基石，修宪理应慎之又慎，而且即使到了非修不改的时候，也必需采取更为复杂和谨慎的法定程序，接受最广泛地监督，让宪法修改程序变得更加严密。宪法其理念信条是应该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决不能使宪法成为一种简单的统治工具，局限于时代的束缚，其内容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宪法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样才可能使广大人民对宪法的权威性产生敬畏之心。宪法权威的历史惯性思维非常重要，需要长达数十年或上百年的精心呵护和打造，为了维护宪法的绝对权威性，让率土之滨皆受宪法之光，让所有人对宪法的权威产生敬畏，以制约任何一种极端权利，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及关系和谐。

三、对于我国修宪的建议

从确保宪法的延续性和权威性的角度考虑，宪法即使出现一些小瑕疵或漏洞，如果不至于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宪法理念的基石，则要尽量考虑不修宪，应该多采用宪法解释的途径。人们对一部权威并且稳定的宪法产生的信任感和敬畏感，这种效果是不易达到的。不是说只要把宪法条文修饰得面面俱到，符合当代的特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当宪法的实际实施效果不甚理想时，再冠冕堂皇的修饰也

无补于是。实质上每修改一次宪法，其付出的成本与代价是很大的，这其中会产生修宪成本的现实问题，孰轻孰重并不是一时能够体察出来的。宪法一定要保持其连贯性和独立性，宪法不同于普通部门法和实体法，一部好的宪法不仅仅在于其设计的条文内容，而是其在一个国家的实际地位，处于何种位置，真正起到根本大法的指导和制约作用，让一个国家内外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和谐。我国宪法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时至今日只有其中9项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9项则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缺少成为实践中的权利的必要渠道。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权威和尊严。我国现行的宪法修改经历里，过往的三次修宪，共计十七条，已经完成的最新一次修宪，共计十四条。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这三十一条宪法修正案中，有多处一修再修。频繁地修宪甚至让人们产生不安为本不高的宪法信任值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当然对于我国目前宪法现状而言，可以朝着以下方面和趋势去发展：（一）、中国宪法必须走司法化道路，因为宪法的主要特征是法律性，从宪法的法律特性及司法机关的性质、公民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宪法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3]我国近几年似乎有了些动作，2001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以宪法为依据，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荠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批复》立即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司法界以及学术界为之欢呼雀跃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寥寥数语《批复》最大的贡献在于，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提出了司法机关应当保护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对唤醒人们几近沉睡的宪法观念和宪法权利意识起到了巨大作用；（二）、不断唤醒民众的宪法意识，我国的宪法建设之路不能只停留在上层的单方面行动，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宪法也只能成为华而不实的空文，只有自觉和主动地去营造大的宪政环境，灌输的是合宪的理念和思想，让宪法意识在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三）、合理地处理好宪法和执政党的关系。我国的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序言中也规定了，宪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并且党自身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宪法实施的关键。但从我国宪法成长历史来看，过去的一些领导人缺乏这样的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党和党的组织往往处于宪法之上，不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结果只能使宪法虚置，这样对宪法权威性是一种严重打击；（四）、加强宪法监督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宪政之路是非常坎坷和艰辛的，比如说1954年宪法本身对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缺乏有效的规定。虽然规定了由全国人大来监督宪法的实施，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和程序，致使这种规定形同虚设。面对当时不断出现的违宪行为，全国人大竟没有表达任何不同的意见，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到后来，全国人大连其自身的存在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更谈不上宪法监督。当然，宪政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步骤，从目前的状态中看，似乎理论界也开始有了这种实际行动去加以驱动。去年3月17日，走在广州大街上的27岁的孙志刚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站被打死。“孙志刚事件”披露后，迅速引起了社会空前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5位学者也以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请全国人大依照宪法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近几年学者和专家纷纷提出实质建议，并能得到公众的注意和执政者的回应，种种迹象确实让我们看到中国宪政之路的希望。

四、我国宪法之路展望

宪法修改带来不只是正面影响，更不是能“包治百病”的，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修改成本还不能够短期衡量。修宪当然也是一种选择方式，在某种阶段也是可以让人们接受的，但必须有一种良好的体制去运行它，虽然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其效果和影响却是大相径庭的。合理的体制设计绝对是必要的，因为制度的不完善和缺陷往往会冲破一切所谓的道德防线和美好幻想，仅仅通过自身内心驱动的自律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外界诱惑和干扰，是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从近几年查处的反贪案件来看，集体贪污受贿层出不穷，就不能仅仅从道德修养缺失去解释了，当绝对权利缺少制衡的话，就必然会出现绝对腐败的温床。让宪法成为人民大众值得信赖和足以期盼的力量，就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去保障和维护它，不能让它轻易遭受打击和破坏。中国宪法要处于一种上升趋势，恢复原本设计的地位，就必须从体制上、观念上真正赋予宪法的发展空间，真正发挥其实质效力，真正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宪政道路。

[参考文献]

[1]徐国栋民法基础原则解释[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43页

修宪范文篇7

关键词：合理性，司法化，修宪成本

一、我国修宪背景以及修宪实践

我国的宪政之路一直显得不平坦，受到的外界干涉和冲击比较大。我国建立新政权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现行的“八二宪法”，从世界宪法历史来看，我国建国以来全面修改宪法的次数有些过于频繁，属于不正常现象。

中国宪法的权威性一直受到严重挑战，可以说在广大人民心目中宪法的地位没有设计者设想得那么高，甚至说宪法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个脆弱的玩偶，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以至于出现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违宪的黑镜头，我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举着宪法书大声呐喊，声讨自己的公民基本权利，依然被那些视宪法为无物的人残忍迫害致死，也出现了“七五宪法”中的一些条文，如同标语口号，甚至用上了语录。中国曾经出现宪法真空期，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令人窒息的人治时期，中国人对于宪法这两个字缺少敬畏和崇高，不像西方宪政国家，宪法的地位甚至可以和他们心中的上帝去比拟，宪法成了他们现实中的上帝，中国人的宪法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甚至是脆弱的。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总的来说是一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具有广泛真实的群众基础和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说是能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一部宪法，随着22年的过去，有关这部宪法的话题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与广大民众的宪政意识崛起有很大关系。

当今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已经进入第四次大修改了，并且每次都是由中国******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并且通过。最近一次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4日下午经过投票表决，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表决票数是：赞成2863票，反对10票。在这部宪法实施22年里，我国已经对宪法共三十一条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涉及两项内容的第一次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二次修改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在多达九项内容修改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改变；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六项内容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多达十四项内容的宪法修正案。

二、我国修宪成本问题

我承认宪法修改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支撑其的几个理由，（一）、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这是由客观原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宪法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不断变化；（二）、当然这和制宪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也有关，例如宪法条文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1]（三）、也存在宪法作为一种政党统治工具，被政党加以利用的因素。我承认宪法必须适应活着的人们所处在时代的发展变化的需要，从我国近几次的修宪内容可以说几乎是在一致赞成声中通过的，就拿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只有区区的10人投了反对票，舆论导向也是一边倒的，理论界也多数为同声附和，这里我要针对的并不是对具体的宪法修改内容，而是从宏观上去探讨修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修宪成本问题一定要引起修宪者和宪法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宪法的修改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毕竟修改是经过再次加工的，在我国的修宪成本相对要高一点，因为我国缺乏宪政基础，宪法之光并没有普照中华大地，公民的宪法意识不强，利用宪法维护自身公民利益的思维相对缺失。当然这里并不是反对修宪的本质，修宪确实是宪法不断完善的有效方式，而且有其时代进步要求的合理性，但是一定不能迷信修宪这一方式，过于强调其正面效益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修宪成本这一问题。

综观我国近年来的几次修宪，我有以下几点看法：（一）、宪法修改对宪法自身的稳定性和政治的连续性都有消极作用，修宪频繁，很可能会破坏宪政秩序，同时也破坏宪法的权威性，宪法不同于普通法律和具有时代性的政策规定，它是一部具有前瞻性和延续性的根本****，是一个国家和全体公民为之遵守的行动指南。从近期来看，我国修宪的次数确实是比较多的，比较美国宪法，从1787年5月由12个州的55位代表集会于费城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后迄今长达217年中没有重新制定新宪法，期间只通过了27个修正案，可以说美国宪法就是一部为解释法所发展，为判例所修饰，为政治传统习惯所扩张的宪法，其语言质朴简短，文义明确，原则上确定而细则上又富有伸缩余地的宪法蓝本。[2]日本自1947年颁布宪法至今，对宪法从未做过修改，保持了很好的连贯性，即使是最近启动的的修宪程序，也都显得困难重重；

（二）、修宪程序应当予以完善，必须将修宪的原则、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具体化和法律化。虽然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提议修改宪法。但在我国修改宪法的实践中，通常由中国******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修改的建议案，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正式的宪法修改草案。这一实践惯例正好反映了我国宪法修改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全国上下一致的全民大事，党性意志还比较偏重，全民参与性不足，执政党过于轻易地左右宪法发展趋势和走向。在我国，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一直显得比较微妙和敏感。执政党当然可以根据客观形势与条件的变化以及主观认识的发展，认为需要制定和推行某种新的方针和政策，它在推行之前，应当通过严格的、充分的民主程序，使之成为国家的政策或者修改现行的法律和制定新法律；

（三）、修宪固然重要，使其更好地发挥功用。但宪法作为根本****，为人们心中的法律信心基石，修宪理应慎之又慎，而且即使到了非修不改的时候，也必需采取更为复杂和谨慎的法定程序，接受最广泛地监督，让宪法修改程序变得更加严密。宪法其理念信条是应该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决不能使宪法成为一种简单的统治工具，局限于时代的束缚，其内容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宪法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样才可能使广大人民对宪法的权威性产生敬畏之心。宪法权威的历史惯性思维非常重要，需要长达数十年或上百年的精心呵护和打造，为了维护宪法的绝对权威性，让率土之滨皆受宪法之光，让所有人对宪法的权威产生敬畏，以制约任何一种极端权利，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及关系和谐。

三、对于我国修宪的建议

从确保宪法的延续性和权威性的角度考虑，宪法即使出现一些小瑕疵或漏洞，如果不至于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宪法理念的基石，则要尽量考虑不修宪，应该多采用宪法解释的途径。人们对一部权威并且稳定的宪法产生的信任感和敬畏感，这种效果是不易达到的。不是说只要把宪法条文修饰得面面俱到，符合当代的特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当宪法的实际实施效果不甚理想时，再冠冕堂皇的修饰也

无补于是。实质上每修改一次宪法，其付出的成本与代价是很大的，这其中会产生修宪成本的现实问题，孰轻孰重并不是一时能够体察出来的。宪法一定要保持其连贯性和独立性，宪法不同于普通部门法和实体法，一部好的宪法不仅仅在于其设计的条文内容，而是其在一个国家的实际地位，处于何种位置，真正起到根本****的指导和制约作用，让一个国家内外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和谐。我国宪法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时至今日只有其中9项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9项则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缺少成为实践中的权利的必要渠道。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的最高权威和尊严。我国现行的宪法修改经历里，过往的三次修宪，共计十七条，已经完成的最新一次修宪，共计十四条。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这三十一条宪法修正案中，有多处一修再修。频繁地修宪甚至让人们产生不安为本不高的宪法信任值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当然对于我国目前宪法现状而言，可以朝着以下方面和趋势去发展：（一）、中国宪法必须走司法化道路，因为宪法的主要特征是法律性，从宪法的法律特性及司法机关的性质、公民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宪法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3]我国近几年似乎有了些动作，2001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以宪法为依据，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荠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批复》立即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司法界以及学术界为之欢呼雀跃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寥寥数语《批复》最大的贡献在于，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提出了司法机关应当保护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对唤醒人们几近沉睡的宪法观念和宪法权利意识起到了巨大作用；（二）、不断唤醒民众的宪法意识，我国的宪法建设之路不能只停留在上层的单方面行动，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宪法也只能成为华而不实的空文，只有自觉和主动地去营造大的宪政环境，灌输的是合宪的理念和思想，让宪法意识在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三）、合理地处理好宪法和执政党的关系。我国的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序言中也规定了，宪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并且党自身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宪法实施的关键。但从我国宪法成长历史来看，过去的一些领导人缺乏这样的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党和党的组织往往处于宪法之上，不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结果只能使宪法虚置，这样对宪法权威性是一种严重打击；（四）、加强宪法监督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宪政之路是非常坎坷和艰辛的，比如说1954年宪法本身对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缺乏有效的规定。虽然规定了由全国人大来监督宪法的实施，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和程序，致使这种规定形同虚设。面对当时不断出现的违宪行为，全国人大竟没有表达任何不同的意见，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到后来，全国人大连其自身的存在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更谈不上宪法监督。当然，宪政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步骤，从目前的状态中看，似乎理论界也开始有了这种实际行动去加以驱动。去年3月17日，走在广州大街上的27岁的孙志刚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站被打死。“孙志刚事件”披露后，迅速引起了社会空前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5位学者也以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请全国人大依照宪法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近几年学者和专家纷纷提出实质建议，并能得到公众的注意和执政者的回应，种种迹象确实让我们看到中国宪政之路的希望。

四、我国宪法之路展望

宪法修改带来不只是正面影响，更不是能“包治百病”的，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修改成本还不能够短期衡量。修宪当然也是一种选择方式，在某种阶段也是可以让人们接受的，但必须有一种良好的体制去运行它，虽然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其效果和影响却是大相径庭的。合理的体制设计绝对是必要的，因为制度的不完善和缺陷往往会冲破一切所谓的道德防线和美好幻想，仅仅通过自身内心驱动的自律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外界诱惑和干扰，是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从近几年查处的反贪案件来看，集体贪污受贿层出不穷，就不能仅仅从道德修养缺失去解释了，当绝对权利缺少制衡的话，就必然会出现绝对腐败的温床。让宪法成为人民大众值得信赖和足以期盼的力量，就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去保障和维护它，不能让它轻易遭受打击和破坏。中国宪法要处于一种上升趋势，恢复原本设计的地位，就必须从体制上、观念上真正赋予宪法的发展空间，真正发挥其实质效力，真正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宪政道路。

[参考文献]

[1]徐国栋民法基础原则解释[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43页

修宪范文篇8

关键词：合理性，司法化，修宪成本

一、我国修宪背景以及修宪实践

我国的宪政之路一直显得不平坦，受到的外界干涉和冲击比较大。我国建立新政权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现行的“八二宪法”，从世界宪法历史来看，我国建国以来全面修改宪法的次数有些过于频繁，属于不正常现象。

中国宪法的权威性一直受到严重挑战，可以说在广大人民心目中宪法的地位没有设计者设想得那么高，甚至说宪法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个脆弱的玩偶，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以至于出现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违宪的黑镜头，我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举着宪法书大声呐喊，声讨自己的公民基本权利，依然被那些视宪法为无物的人残忍迫害致死，也出现了“七五宪法”中的一些条文，如同标语口号，甚至用上了语录。中国曾经出现宪法真空期，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令人窒息的人治时期，中国人对于宪法这两个字缺少敬畏和崇高，不像西方宪政国家，宪法的地位甚至可以和他们心中的上帝去比拟，宪法成了他们现实中的上帝，中国人的宪法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甚至是脆弱的。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总的来说是一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具有广泛真实的群众基础和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说是能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一部宪法，随着22年的过去，有关这部宪法的话题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与广大民众的宪政意识崛起有很大关系。

当今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已经进入第四次大修改了，并且每次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并且通过。最近一次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4日下午经过投票表决，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表决票数是：赞成2863票，反对10票。在这部宪法实施22年里，我国已经对宪法共三十一条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涉及两项内容的第一次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二次修改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在多达九项内容修改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改变；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六项内容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多达十四项内容的宪法修正案。

二、我国修宪成本问题

我承认宪法修改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支撑其的几个理由，（一）、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这是由客观原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宪法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不断变化；（二）、当然这和制宪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也有关，例如宪法条文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1]（三）、也存在宪法作为一种政党统治工具，被政党加以利用的因素。我承认宪法必须适应活着的人们所处在时代的发展变化的需要，从我国近几次的修宪内容可以说几乎是在一致赞成声中通过的，就拿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只有区区的10人投了反对票，舆论导向也是一边倒的，理论界也多数为同声附和，这里我要针对的并不是对具体的宪法修改内容，而是从宏观上去探讨修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修宪成本问题一定要引起修宪者和宪法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宪法的修改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毕竟修改是经过再次加工的，在我国的修宪成本相对要高一点，因为我国缺乏宪政基础，宪法之光并没有普照中华大地，公民的宪法意识不强，利用宪法维护自身公民利益的思维相对缺失。当然这里并不是反对修宪的本质，修宪确实是宪法不断完善的有效方式，而且有其时代进步要求的合理性，但是一定不能迷信修宪这一方式，过于强调其正面效益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修宪成本这一问题。

综观我国近年来的几次修宪，我有以下几点看法：（一）、宪法修改对宪法自身的稳定性和政治的连续性都有消极作用，修宪频繁，很可能会破坏宪政秩序，同时也破坏宪法的权威性，宪法不同于普通法律和具有时代性的政策规定，它是一部具有前瞻性和延续性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和全体公民为之遵守的行动指南。从近期来看，我国修宪的次数确实是比较多的，比较美国宪法，从1787年5月由12个州的55位代表集会于费城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后迄今长达217年中没有重新制定新宪法，期间只通过了27个修正案，可以说美国宪法就是一部为解释法所发展，为判例所修饰，为政治传统习惯所扩张的宪法，其语言质朴简短，文义明确，原则上确定而细则上又富有伸缩余地的宪法蓝本。[2]日本自1947年颁布宪法至今，对宪法从未做过修改，保持了很好的连贯性，即使是最近启动的的修宪程序，也都显得困难重重；

（二）、修宪程序应当予以完善，必须将修宪的原则、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具体化和法律化。虽然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提议修改宪法。但在我国修改宪法的实践中，通常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修改的建议案，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正式的宪法修改草案。这一实践惯例正好反映了我国宪法修改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全国上下一致的全民大事，党性意志还比较偏重，全民参与性不足，执政党过于轻易地左右宪法发展趋势和走向。在我国，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一直显得比较微妙和敏感。执政党当然可以根据客观形势与条件的变化以及主观认识的发展，认为需要制定和推行某种新的方针和政策，它在推行之前，应当通过严格的、充分的民主程序，使之成为国家的政策或者修改现行的法律和制定新法律；

（三）、修宪固然重要，使其更好地发挥功用。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为人们心中的法律信心基石，修宪理应慎之又慎，而且即使到了非修不改的时候，也必需采取更为复杂和谨慎的法定程序，接受最广泛地监督，让宪法修改程序变得更加严密。宪法其理念信条是应该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决不能使宪法成为一种简单的统治工具，局限于时代的束缚，其内容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宪法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样才可能使广大人民对宪法的权威性产生敬畏之心。宪法权威的历史惯性思维非常重要，需要长达数十年或上百年的精心呵护和打造，为了维护宪法的绝对权威性，让率土之滨皆受宪法之光，让所有人对宪法的权威产生敬畏，以制约任何一种极端权利，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及关系和谐。

三、对于我国修宪的建议

从确保宪法的延续性和权威性的角度考虑，宪法即使出现一些小瑕疵或漏洞，如果不至于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宪法理念的基石，则要尽量考虑不修宪，应该多采用宪法解释的途径。人们对一部权威并且稳定的宪法产生的信任感和敬畏感，这种效果是不易达到的。不是说只要把宪法条文修饰得面面俱到，符合当代的特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当宪法的实际实施效果不甚理想时，再冠冕堂皇的修饰也无补于是。实质上每修改一次宪法，其付出的成本与代价是很大的，这其中会产生修宪成本的现实问题，孰轻孰重并不是一时能够体察出来的。宪法一定要保持其连贯性和独立性，宪法不同于普通部门法和实体法，一部好的宪法不仅仅在于其设计的条文内容，而是其在一个国家的实际地位，处于何种位置，真正起到根本大法的指导和制约作用，让一个国家内外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和谐。我国宪法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时至今日只有其中9项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9项则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缺少成为实践中的权利的必要渠道。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权威和尊严。我国现行的宪法修改经历里，过往的三次修宪，共计十七条，已经完成的最新一次修宪，共计十四条。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这三十一条宪法修正案中，有多处一修再修。频繁地修宪甚至让人们产生不安为本不高的宪法信任值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当然对于我国目前宪法现状而言，可以朝着以下方面和趋势去发展：（一）、中国宪法必须走司法化道路，因为宪法的主要特征是法律性，从宪法的法律特性及司法机关的性质、公民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宪法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3]我国近几年似乎有了些动作，2001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以宪法为依据，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荠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批复》立即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司法界以及学术界为之欢呼雀跃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寥寥数语《批复》最大的贡献在于，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提出了司法机关应当保护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对唤醒人们几近沉睡的宪法观念和宪法权利意识起到了巨大作用；（二）、不断唤醒民众的宪法意识，我国的宪法建设之路不能只停留在上层的单方面行动，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宪法也只能成为华而不实的空文，只有自觉和主动地去营造大的宪政环境，灌输的是合宪的理念和思想，让宪法意识在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三）、合理地处理好宪法和执政党的关系。我国的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序言中也规定了，宪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并且党自身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宪法实施的关键。但从我国宪法成长历史来看，过去的一些领导人缺乏这样的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党和党的组织往往处于宪法之上，不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结果只能使宪法虚置，这样对宪法权威性是一种严重打击；（四）、加强宪法监督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宪政之路是非常坎坷和艰辛的，比如说1954年宪法本身对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缺乏有效的规定。虽然规定了由全国人大来监督宪法的实施，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和程序，致使这种规定形同虚设。面对当时不断出现的违宪行为，全国人大竟没有表达任何不同的意见，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到后来，全国人大连其自身的存在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更谈不上宪法监督。当然，宪政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步骤，从目前的状态中看，似乎理论界也开始有了这种实际行动去加以驱动。去年3月17日，走在广州大街上的27岁的孙志刚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站被打死。“孙志刚事件”披露后，迅速引起了社会空前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5位学者也以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请全国人大依照宪法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近几年学者和专家纷纷提出实质建议，并能得到公众的注意和执政者的回应，种种迹象确实让我们看到中国宪政之路的希望。

四、我国宪法之路展望

宪法修改带来不只是正面影响，更不是能“包治百病”的，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修改成本还不能够短期衡量。修宪当然也是一种选择方式，在某种阶段也是可以让人们接受的，但必须有一种良好的体制去运行它，虽然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其效果和影响却是大相径庭的。合理的体制设计绝对是必要的，因为制度的不完善和缺陷往往会冲破一切所谓的道德防线和美好幻想，仅仅通过自身内心驱动的自律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外界诱惑和干扰，是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从近几年查处的反贪案件来看，集体贪污受贿层出不穷，就不能仅仅从道德修养缺失去解释了，当绝对权利缺少制衡的话，就必然会出现绝对腐败的温床。让宪法成为人民大众值得信赖和足以期盼的力量，就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去保障和维护它，不能让它轻易遭受打击和破坏。中国宪法要处于一种上升趋势，恢复原本设计的地位，就必须从体制上、观念上真正赋予宪法的发展空间，真正发挥其实质效力，真正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宪政道路。

[参考文献]

[1]徐国栋民法基础原则解释[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43页

修宪范文篇9

关键词：合理性，司法化，修宪成本

一、我国修宪背景以及修宪实践

我国的宪政之路一直显得不平坦，受到的外界干涉和冲击比较大。我国建立新政权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现行的“八二宪法”，从世界宪法历史来看，我国建国以来全面修改宪法的次数有些过于频繁，属于不正常现象。

中国宪法的权威性一直受到严重挑战，可以说在广大人民心目中宪法的地位没有设计者设想得那么高，甚至说宪法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个脆弱的玩偶，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以至于出现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违宪的黑镜头，我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举着宪法书大声呐喊，声讨自己的公民基本权利，依然被那些视宪法为无物的人残忍迫害致死，也出现了“七五宪法”中的一些条文，如同标语口号，甚至用上了语录。中国曾经出现宪法真空期，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令人窒息的人治时期，中国人对于宪法这两个字缺少敬畏和崇高，不像西方宪政国家，宪法的地位甚至可以和他们心中的上帝去比拟，宪法成了他们现实中的上帝，中国人的宪法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甚至是脆弱的。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总的来说是一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具有广泛真实的群众基础和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说是能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一部宪法，随着22年的过去，有关这部宪法的话题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与广大民众的宪政意识崛起有很大关系。

当今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已经进入第四次大修改了，并且每次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并且通过。最近一次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4日下午经过投票表决，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表决票数是：赞成2863票，反对10票。在这部宪法实施22年里，我国已经对宪法共三十一条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涉及两项内容的第一次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二次修改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在多达九项内容修改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改变；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六项内容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多达十四项内容的宪法修正案。

二、我国修宪成本问题

我承认宪法修改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支撑其的几个理由，（一）、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这是由客观原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宪法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不断变化；（二）、当然这和制宪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也有关，例如宪法条文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1]（三）、也存在宪法作为一种政党统治工具，被政党加以利用的因素。我承认宪法必须适应活着的人们所处在时代的发展变化的需要，从我国近几次的修宪内容可以说几乎是在一致赞成声中通过的，就拿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只有区区的10人投了反对票，舆论导向也是一边倒的，理论界也多数为同声附和，这里我要针对的并不是对具体的宪法修改内容，而是从宏观上去探讨修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修宪成本问题一定要引起修宪者和宪法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宪法的修改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毕竟修改是经过再次加工的，在我国的修宪成本相对要高一点，因为我国缺乏宪政基础，宪法之光并没有普照中华大地，公民的宪法意识不强，利用宪法维护自身公民利益的思维相对缺失。当然这里并不是反对修宪的本质，修宪确实是宪法不断完善的有效方式，而且有其时代进步要求的合理性，但是一定不能迷信修宪这一方式，过于强调其正面效益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修宪成本这一问题。

综观我国近年来的几次修宪，我有以下几点看法：（一）、宪法修改对宪法自身的稳定性和政治的连续性都有消极作用，修宪频繁，很可能会破坏宪政秩序，同时也破坏宪法的权威性，宪法不同于普通法律和具有时代性的政策规定，它是一部具有前瞻性和延续性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和全体公民为之遵守的行动指南。从近期来看，我国修宪的次数确实是比较多的，比较美国宪法，从1787年5月由12个州的55位代表集会于费城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后迄今长达217年中没有重新制定新宪法，期间只通过了27个修正案，可以说美国宪法就是一部为解释法所发展，为判例所修饰，为政治传统习惯所扩张的宪法，其语言质朴简短，文义明确，原则上确定而细则上又富有伸缩余地的宪法蓝本。[2]日本自1947年颁布宪法至今，对宪法从未做过修改，保持了很好的连贯性，即使是最近启动的的修宪程序，也都显得困难重重；

（二）、修宪程序应当予以完善，必须将修宪的原则、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具体化和法律化。虽然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提议修改宪法。但在我国修改宪法的实践中，通常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修改的建议案，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正式的宪法修改草案。这一实践惯例正好反映了我国宪法修改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全国上下一致的全民大事，党性意志还比较偏重，全民参与性不足，执政党过于轻易地左右宪法发展趋势和走向。在我国，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一直显得比较微妙和敏感。执政党当然可以根据客观形势与条件的变化以及主观认识的发展，认为需要制定和推行某种新的方针和政策，它在推行之前，应当通过严格的、充分的民主程序，使之成为国家的政策或者修改现行的法律和制定新法律；

（三）、修宪固然重要，使其更好地发挥功用。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为人们心中的法律信心基石，修宪理应慎之又慎，而且即使到了非修不改的时候，也必需采取更为复杂和谨慎的法定程序，接受最广泛地监督，让宪法修改程序变得更加严密。宪法其理念信条是应该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决不能使宪法成为一种简单的统治工具，局限于时代的束缚，其内容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宪法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样才可能使广大人民对宪法的权威性产生敬畏之心。宪法权威的历史惯性思维非常重要，需要长达数十年或上百年的精心呵护和打造，为了维护宪法的绝对权威性，让率土之滨皆受宪法之光，让所有人对宪法的权威产生敬畏，以制约任何一种极端权利，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及关系和谐。

三、对于我国修宪的建议

从确保宪法的延续性和权威性的角度考虑，宪法即使出现一些小瑕疵或漏洞，如果不至于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宪法理念的基石，则要尽量考虑不修宪，应该多采用宪法解释的途径。人们对一部权威并且稳定的宪法产生的信任感和敬畏感，这种效果是不易达到的。不是说只要把宪法条文修饰得面面俱到，符合当代的特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当宪法的实际实施效果不甚理想时，再冠冕堂皇的修饰也无补于是。实质上每修改一次宪法，其付出的成本与代价是很大的，这其中会产生修宪成本的现实问题，孰轻孰重并不是一时能够体察出来的。宪法一定要保持其连贯性和独立性，宪法不同于普通部门法和实体法，一部好的宪法不仅仅在于其设计的条文内容，而是其在一个国家的实际地位，处于何种位置，真正起到根本大法的指导和制约作用，让一个国家内外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和谐。我国宪法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时至今日只有其中9项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9项则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缺少成为实践中的权利的必要渠道。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权威和尊严。我国现行的宪法修改经历里，过往的三次修宪，共计十七条，已经完成的最新一次修宪，共计十四条。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这三十一条宪法修正案中，有多处一修再修。频繁地修宪甚至让人们产生不安为本不高的宪法信任值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当然对于我国目前宪法现状而言，可以朝着以下方面和趋势去发展：（一）、中国宪法必须走司法化道路，因为宪法的主要特征是法律性，从宪法的法律特性及司法机关的性质、公民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宪法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3]我国近几年似乎有了些动作，2001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以宪法为依据，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荠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批复》立即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司法界以及学术界为之欢呼雀跃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寥寥数语《批复》最大的贡献在于，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提出了司法机关应当保护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对唤醒人们几近沉睡的宪法观念和宪法权利意识起到了巨大作用；（二）、不断唤醒民众的宪法意识，我国的宪法建设之路不能只停留在上层的单方面行动，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宪法也只能成为华而不实的空文，只有自觉和主动地去营造大的宪政环境，灌输的是合宪的理念和思想，让宪法意识在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三）、合理地处理好宪法和执政党的关系。我国的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序言中也规定了，宪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并且党自身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宪法实施的关键。但从我国宪法成长历史来看，过去的一些领导人缺乏这样的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党和党的组织往往处于宪法之上，不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结果只能使宪法虚置，这样对宪法权威性是一种严重打击；（四）、加强宪法监督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宪政之路是非常坎坷和艰辛的，比如说1954年宪法本身对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缺乏有效的规定。虽然规定了由全国人大来监督宪法的实施，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和程序，致使这种规定形同虚设。面对当时不断出现的违宪行为，全国人大竟没有表达任何不同的意见，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到后来，全国人大连其自身的存在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更谈不上宪法监督。当然，宪政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步骤，从目前的状态中看，似乎理论界也开始有了这种实际行动去加以驱动。去年3月17日，走在广州大街上的27岁的孙志刚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站被打死。“孙志刚事件”披露后，迅速引起了社会空前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5位学者也以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请全国人大依照宪法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近几年学者和专家纷纷提出实质建议，并能得到公众的注意和执政者的回应，种种迹象确实让我们看到中国宪政之路的希望。

四、我国宪法之路展望

宪法修改带来不只是正面影响，更不是能“包治百病”的，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修改成本还不能够短期衡量。修宪当然也是一种选择方式，在某种阶段也是可以让人们接受的，但必须有一种良好的体制去运行它，虽然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其效果和影响却是大相径庭的。合理的体制设计绝对是必要的，因为制度的不完善和缺陷往往会冲破一切所谓的道德防线和美好幻想，仅仅通过自身内心驱动的自律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外界诱惑和干扰，是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从近几年查处的反贪案件来看，集体贪污受贿层出不穷，就不能仅仅从道德修养缺失去解释了，当绝对权利缺少制衡的话，就必然会出现绝对腐败的温床。让宪法成为人民大众值得信赖和足以期盼的力量，就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去保障和维护它，不能让它轻易遭受打击和破坏。中国宪法要处于一种上升趋势，恢复原本设计的地位，就必须从体制上、观念上真正赋予宪法的发展空间，真正发挥其实质效力，真正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宪政道路。

[参考文献]

[1]徐国栋民法基础原则解释[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43页

修宪范文篇10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中的具体形态，凸现了当代政治文明的根本特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两个文明变为三个文明，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境界。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包含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宪法作为政治理念文明，它的进步与发展极大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宪政是一个独立的体系，由宪法的启动，运行，评价等子系统构成，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宪政系统要顺利的进行，必须注意保持宪法与社会的一致性，必须要对某子系统进行调整，就应当全面，充分考虑该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修宪也是一种必然，它是由时间维度决定的，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我国的修宪似乎有一种常规，即当改革开放，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后，我们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把改革开饭的经验和成果写入党的决议中，为了贯彻党的决议，必须把宪法中不符合党的决议的内容和脱离改革开放实际的有关条例进行修改，是党的一致变为国家的意志，因而就产生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及2004年的四次修宪活动。

一修宪简介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主要修改之处为，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主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改革开放”正式写进宪法；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再一次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次是以党的十五大为依据，对宪法部分内容作适当修改：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序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起，成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修改了我国的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将宪法第二十八条“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第四次通过宪法修正案。本次修宪点亮了本年度中国法治领域的最大亮点。从法治文明的视角讲，本次修宪的法治亮点集中体现在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和“紧急状态”入宪这三大方面。

二修宪的特点：

1．总的大前提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决定都体现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神圣地位。

2．修宪具有时代的特征。它总能顺应时展潮流以2004年这次修宪为例：

1）“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彰显了宪法的人权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宪法的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公民都是整个的国家，都是受到平等呵护的孩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意味着立法、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的运作应当践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理念，意味着国家机关要善待庶民的权利、善待弱势群体的权利，要对公民受到宪法呵护的基本人权持有一种敬畏之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潜台词是指容易对公民权益构成侵犯的公共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合法的限度之内，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立法权力均不得例外。

2）“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摒弃了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从一定意义上讲，“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实际上将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上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必将进入一个新时代。私有财产权的存在客观上限制了政府的专横和恣意，是抵制政府权力专横和扩张的坚固的金质屏障。财产权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宪政的真谛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呵护公民的权利，现代政府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有限政府”，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为公民私有财产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3）“紧急状态”入宪凸显公共管理的新思维。宪法修正案中有关将现行宪法中的“戒严”改为“紧急状态”的提法颇引人瞩目。用“紧急状态”取代“戒严”无疑将使宪法的相关表述更为科学准确。“紧急状态的统一立法”已经提上了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议程，“紧急状态法”已经纳入了本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规划。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紧急状态”这个概念进入了国人的视野，“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法治新概念，法律界对紧急状态立法的呼声颇为高涨，紧急状态法制建设开始引起从政府到公众的共同关注。

结语

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我们必须以发展，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和社会的发展总是有局限性的，一部宪法的适应时间也总是有限，我们必须重视修宪活动，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

修宪易而行宪难，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法保障，依然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参考书目

《中国宪政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主编：徐祥民

《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