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范文10篇

稀缺范文篇1

关键词：不可再生资源；价格理论；供需均衡；公地悲剧

1经济学角度上认识水资源

在资源经济学分析框架里，经济学家们往往依赖于工程技术人员的计算，定义“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例如根据历史统计资料，建立所考虑的资源的“年获取量”与“总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果获取量保持不变但总存量随时间逐渐递减，就说该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否则，就是“可再生”的。于是得到诸如水、空气、鱼群、森林这类资源，为“可再生资源”，而诸如矿产、能源、资本品此类为“不可再生资源”。然后，再根据资源的可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提供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定价准则。

但是这样一种基于工程学的资源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经济学原则，而且不适应目前我们遇到的资源经济学问题。事实上，中国目前面临的水资源问题表明：水，正在从“可再生资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说起来，地球的储水量是很丰富的，共有14.5亿立方千米之多。但是其中海水却占了97.2%，陆地淡水仅占2.8%，而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的江河、淡水湖和浅层地下水等淡水，又仅占淡水储量的0.34%。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数量极有限的淡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污染。据科学界估计，全世界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缺乏饮用水，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目前已有70％，即17亿人喝不上清洁水，世界已有将近80％人口受到水荒的威胁。我国人均淡水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属于缺水国家。

2水资源的稀缺性及特点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1亿立方米，在世界上仅次于巴西、前苏联、加拿大、美国和印尼而居第6位。绝对量虽算丰富，但由于人口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列世界第88位。而且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均水资源每年在递减。从淡水资源看，世界人均占有量为12900立方米，我国仅2695立方米，还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

同时，我国的水资源污染也十分严重，并已成为世界上肝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村被污染的水资源。目前，全国已有300多个城市缺水，已有29％的人正在饮用不良水，其中已有7000万人正在饮用高氟水。除了健康问题，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还让中国经济付出代价。来自政府的信息表明，水资源短缺每年给中国工业带来的损失达250亿美元，给农业造成的损失达190亿美元。中科院的一位教授计算过，若把污染的代价算在内，中国1980年到2000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应该为6.8%，而不是官方公布的9.6%。

为何水资源变得如此岌岌可危？我国水资源有以下三个特点：①全国降水在空间和时间的分布上极不平衡，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差别悬殊，历史上水旱灾害极为频繁，北方有的地区人均占有水资源相当于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水丰富的南方却常常发生季节性干旱；②缺乏科学的用水定额和管理，生产耗水量大，水的浪费相当普遍，全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有45%，万元工业产值耗水量远远高于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灌溉有效利用率一般只有25％至40%；③水资源的再生性不是永远都有保障的，特别是地下水，地下水的再生性是有条件的，地面塌陷、地下水污染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会使可再生的资源变为不可再生。我国目前污水排放量大，但处理率很低，全国年排污水363亿吨，其中80％未经处理，使江河湖海和地下水严重污染，水质性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

3水资源危机的成因

在了解了我国水资源的现状之后，我们用经济学理论从更深层次来思考产生水资源危机的成因。价格理论告诉我们，当某种资源的价格严重低于一般均衡水平时，便会发生资源的浪费。只要资源浪费的速率足够高，这种资源就会从“可再生的”转化为“不可再生的”。在农业时代，我们知道，“免费”程度最高的物品，典型如“空气”，价格长期保持为零。可是，在工业时代，当汽车和其他类型的污染达到足够高的速率之后，在任何都市地区，新鲜空气都不再是免费的了，它正在被耗尽。

另外，如果某种资源的产权是公有的，那么，只要维护公有产权的费用足够高并且私人在这一公共领域内“追租”的费用足够低，就总会发生类似“公地悲剧”的那种掠夺效应，最终，足以把该资源的经济价值完全耗尽。眼下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种“公地悲剧”，是私人停车位对小区人行道和绿地的随意侵占，而只有极少数的小区管理者懂得把停车位的价格（即土地资源的“获取”价格）提高到足以抑制“公地悲剧”的水平。象现在的大专院校里，这样的“公地悲剧”就相当严重，由于不用按月交水费，很多学生在洗衣服、拖地时都长时间打开水笼头，浪费现象十分严重。4解决措施

综上所述，解决水资源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怎样管理。从一个大的范围来看，是不会存在任何资源的危机问题的。因为按照经济学的道理，任何一种产品都是可替代的，水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可以用节水的技术、工艺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代替水；而且，在经济学上讲，向来是物以稀为贵的，贵了以后就不缺了，所以经济学里不存在缺的问题，只有贵贱的问题。水不够就应该涨价，通过价格调节使其达到供需均衡，价格一涨，自然供应增加，需求减少，人们就会想办法节约用水。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什么就搞什么，缺水就修水坝，建引水工程，各式各样的办法，而不问其代价有多高，用同样的代价有没有其他更好、更便宜的解决办法，同样能达到目的。现在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的高明就在于它不是单纯地说缺什么就搞什么，因为这样往往导致不经济的做法。

但是经济学的方法往往离不开价格，可能大家会顾虑，水价上升以后低收入的人承受不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它。比如说，现在城市里有低保政策，有最低生活保障，那么就可以在水价提高的同时增加低保水平。因为水价的补贴是穷人富人一块儿受到好处，而富人没有必要补贴他，所以应该把水价提起来，另外单独通过其他政策保障来优惠穷人。

传统水经济，是主要是围绕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和资产属性而建立的经济系统，已经不适应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七个“强调”和七个“忽视”：强调由自然资源属性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忽视其环境和生态资源价值；强调直接效益和直接费用，忽视间接效益和间接费用；强调利用，忽视开发和节约；强调占用，忽视保值增值；强调自然资源产权，忽视环境资源产权；强调产品价值，忽视资源价值（产权价值）；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忽视市场的作用。

面对“水荒”，我们的政府应当拓宽思路，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下面针对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状况，提出如下几点建议：①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坚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目前，必须转变治水思路，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向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水利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工程建设时就考虑环境治理保护问题，在水资源治理、开发和利用的同时，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节约保护问题．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实行水资源城乡一体化管理，保证水资源持续利用；②积极稳步推进工程管理单位改革．在事业费逐步削减的情况下，必须探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管理运行机制，对水管单位分类改革，供水、水电等水管单位要逐步走向市场，当然，其前提条件是水价改革，使之能完全达到成本水价，从而使水管单位具有自我造血能力；③对水权改革进行探讨．在国家对水资源拥有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逐步放开使用经营权，可以先进行试点，选择部分地区，允许进行水权交易，就如同现在推行的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一样．

参考文献

稀缺范文篇2

在资源经济学分析框架里，经济学家们往往依赖于工程技术人员的计算，定义“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例如根据历史统计资料，建立所考虑的资源的“年获取量”与“总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果获取量保持不变但总存量随时间逐渐递减，就说该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否则，就是“可再生”的。于是得到诸如水、空气、鱼群、森林这类资源，为“可再生资源”，而诸如矿产、能源、资本品此类为“不可再生资源”。然后，再根据资源的可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提供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定价准则。

但是这样一种基于工程学的资源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经济学原则，而且不适应目前我们遇到的资源经济学问题。事实上，中国目前面临的水资源问题表明：水，正在从“可再生资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说起来，地球的储水量是很丰富的，共有14.5亿立方千米之多。但是其中海水却占了97.2%，陆地淡水仅占2.8%，而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的江河、淡水湖和浅层地下水等淡水，又仅占淡水储量的0.34%。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数量极有限的淡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污染。据科学界估计，全世界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缺乏饮用水，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目前已有70％，即17亿人喝不上清洁水，世界已有将近80％人口受到水荒的威胁。我国人均淡水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属于缺水国家。

2水资源的稀缺性及特点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1亿立方米，在世界上仅次于巴西、前苏联、加拿大、美国和印尼而居第6位。绝对量虽算丰富，但由于人口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列世界第88位。而且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均水资源每年在递减。从淡水资源看，世界人均占有量为12900立方米，我国仅2695立方米，还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

同时，我国的水资源污染也十分严重，并已成为世界上肝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村被污染的水资源。目前，全国已有300多个城市缺水，已有29％的人正在饮用不良水，其中已有7000万人正在饮用高氟水。除了健康问题，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还让中国经济付出代价。来自政府的信息表明，水资源短缺每年给中国工业带来的损失达250亿美元，给农业造成的损失达190亿美元。中科院的一位教授计算过，若把污染的代价算在内，中国1980年到2000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应该为6.8%，而不是官方公布的9.6%。

为何水资源变得如此岌岌可危？我国水资源有以下三个特点：①全国降水在空间和时间的分布上极不平衡，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差别悬殊，历史上水旱灾害极为频繁，北方有的地区人均占有水资源相当于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水丰富的南方却常常发生季节性干旱；②缺乏科学的用水定额和管理，生产耗水量大，水的浪费相当普遍，全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有45%，万元工业产值耗水量远远高于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灌溉有效利用率一般只有25％至40%；③水资源的再生性不是永远都有保障的，特别是地下水，地下水的再生性是有条件的，地面塌陷、地下水污染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会使可再生的资源变为不可再生。我国目前污水排放量大，但处理率很低，全国年排污水363亿吨，其中80％未经处理，使江河湖海和地下水严重污染，水质性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

3水资源危机的成因

在了解了我国水资源的现状之后，我们用经济学理论从更深层次来思考产生水资源危机的成因。价格理论告诉我们，当某种资源的价格严重低于一般均衡水平时，便会发生资源的浪费。只要资源浪费的速率足够高，这种资源就会从“可再生的”转化为“不可再生的”。在农业时代，我们知道，“免费”程度最高的物品，典型如“空气”，价格长期保持为零。可是，在工业时代，当汽车和其他类型的污染达到足够高的速率之后，在任何都市地区，新鲜空气都不再是免费的了，它正在被耗尽。

另外，如果某种资源的产权是公有的，那么，只要维护公有产权的费用足够高并且私人在这一公共领域内“追租”的费用足够低，就总会发生类似“公地悲剧”的那种掠夺效应，最终，足以把该资源的经济价值完全耗尽。眼下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种“公地悲剧”，是私人停车位对小区人行道和绿地的随意侵占，而只有极少数的小区管理者懂得把停车位的价格（即土地资源的“获取”价格）提高到足以抑制“公地悲剧”的水平。象现在的大专院校里，这样的“公地悲剧”就相当严重，由于不用按月交水费，很多学生在洗衣服、拖地时都长时间打开水笼头，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4解决措施

综上所述，解决水资源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怎样管理。从一个大的范围来看，是不会存在任何资源的危机问题的。因为按照经济学的道理，任何一种产品都是可替代的，水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可以用节水的技术、工艺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代替水；而且，在经济学上讲，向来是物以稀为贵的，贵了以后就不缺了，所以经济学里不存在缺的问题，只有贵贱的问题。水不够就应该涨价，通过价格调节使其达到供需均衡，价格一涨，自然供应增加，需求减少，人们就会想办法节约用水。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什么就搞什么，缺水就修水坝，建引水工程，各式各样的办法，而不问其代价有多高，用同样的代价有没有其他更好、更便宜的解决办法，同样能达到目的。现在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的高明就在于它不是单纯地说缺什么就搞什么，因为这样往往导致不经济的做法。

但是经济学的方法往往离不开价格，可能大家会顾虑，水价上升以后低收入的人承受不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它。比如说，现在城市里有低保政策，有最低生活保障，那么就可以在水价提高的同时增加低保水平。因为水价的补贴是穷人富人一块儿受到好处，而富人没有必要补贴他，所以应该把水价提起来，另外单独通过其他政策保障来优惠穷人。

传统水经济，是主要是围绕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和资产属性而建立的经济系统，已经不适应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七个“强调”和七个“忽视”：强调由自然资源属性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忽视其环境和生态资源价值；强调直接效益和直接费用，忽视间接效益和间接费用；强调利用，忽视开发和节约；强调占用，忽视保值增值；强调自然资源产权，忽视环境资源产权；强调产品价值，忽视资源价值（产权价值）；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忽视市场的作用。

面对“水荒”，我们的政府应当拓宽思路，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下面针对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状况，提出如下几点建议：①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坚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目前，必须转变治水思路，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向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水利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工程建设时就考虑环境治理保护问题，在水资源治理、开发和利用的同时，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节约保护问题．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实行水资源城乡一体化管理，保证水资源持续利用；②积极稳步推进工程管理单位改革．在事业费逐步削减的情况下，必须探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管理运行机制，对水管单位分类改革，供水、水电等水管单位要逐步走向市场，当然，其前提条件是水价改革，使之能完全达到成本水价，从而使水管单位具有自我造血能力；③对水权改革进行探讨．在国家对水资源拥有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逐步放开使用经营权，可以先进行试点，选择部分地区，允许进行水权交易，就如同现在推行的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一样．

参考文献

［1］罗福万.水资源的政治经济学［J］.环球企业家,2006，（7）.

稀缺范文篇3

关键词：教育资源稀缺地区；高校；招生

招生是中西部地方院校高等教育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不仅是学校发展的命脉，同时也间接关系到当地教育公平性与社会经济的发展[1-2]。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路途长短可能成为低收入家庭学子外出求学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3]。而这些由地方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毕业后也大多数回乡工作，或者直接就职于高校所在地，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基础人力资源。因此，中西部相对落后区域地方院校的招生状况对该区域的经济和高等院校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近几年来，江西省人均GDP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在24位左右，是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代表省份之一。据此，本文将以江西省江西农业大学这一典型地方高校为代表，通过研究学校近10年的招生情况，从生源地与学生性别比例两个方面分析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地区高校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以期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生源地的情况

学生的来源既可以反映高校的教育水平与口碑，也可以反映学生在选择就读高校时的主要考虑因素。图1表明，江西农业大学10年来在全国31个省市区均有招生，其中在江西省内历年的招生人数占全校招生人数的70%左右，最低为西藏，10年来只招取了1人，表明作为地方性高校其招收的学生主要当地学生，比较受当地考生的认可。此外，对学生的生源地分布进行深入的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招生数量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地方的人均GDP水平（图2），而是生源所在地与学校所在地之间的距离。距离与招生比例之间呈现良好的指数关系（r2=0.70），尤其是距离超出1200km时，就读学生的比例几乎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表明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不再是制约求学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安徽与河南两省的就读学生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区域。该两省的教育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情况与江西省类似，同样属于较为落后的中部地区，然而人口与教育资源发展水平与江西省相比较更为不平衡。2017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河南省约为10852万人，安徽省约为7059万人，江西省约为4622万人。而同年对各省地方院校数量的统计结果表明，河南省的普通高校有134所，安徽省为119所，江西省为100所，人口与高校的比例分别为81.0，59.3与46.2（万人/所）。虽然江西省学生的求学压力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相比较已经较为严重，然而河南省与安徽省的教育资源更为匮乏，导致当地学生的求学之路可能更为艰难，不得不到外地的学校学习。这些结果均表明，在地理因素成为影响学生生源地分布的主要因素时，要保证广大学子受教育权利的公平，就必须大力发展地方高校的教育水平，让地方高校办学质量与数量逐步提高和增加，服务于地方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生源性别比例的历年变化

在江西农业大学就读的本科生中，女性的比例在2009—2018年间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图3），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增长下去，男女性的比例将在2021年达到平衡。有趣的是类似的变化规律也出现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即女性比例越来越高[4]，这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父母对子女受教育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大家都愿意投资子女的教育，且期望通过技能与专业知识的学习使得子女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更为有利的地位。这一结果也说明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在不断深化与普及，地方高校对落后地区教育公平性的贡献不可忽视，其培养的女性也将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当前的大背景下，全国都处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中。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开发二次人口红利，即解决中小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立足于人的教育与培养，将农民转化成具有较高素质与劳动技能的市民，通过技能升级积极促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地方经济的转型发展。当地经济与社会进步，反过来又会促进当地居民的聚集与消费，形成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地区的高校，无疑在这一良性循环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陈越.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原因与对策[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1):55-60.

[2]韩嵩,张宝歌.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地区产业升级的挑战与机遇[J].中国成人教育,2018,(18):46-50.

[3]FrenetteM.AccesstoCollegeandUniversity:DoesDistancetoSchoolMatter[J]?CanadianPublicPolicy,2004,30(4):427-443.

稀缺范文篇4

[关键词]稀缺资源配置寻租经济人相机抉择一引子：关于资源

在氏族形成之前，人类社会还处于混沌状态。那时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基本是各种自然资源：阳光，空气，水，绿树，鲜花、各种飞禽走兽以及人类自身的体力等。人类与之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包括吃、穿、住、行等。步入氏族社会，尤其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伴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成熟和发展，“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全面的扩充。除了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等社会资。后者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或层次都比之前要深刻和复杂得多，而自然资源，也因人类的设计和加工，带有不同程度的人文色彩。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不是孤独的，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定要与特定的资源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离开了资源，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从谈起。小至个人，大到民族、国家，都是如此。人类从太阳和地球那里可以得到满足个体生存以及种族维持的足够的，甚至可以说过剩的能量。但是，人的需求是无限的，相对于人的需求来说，任何资源都可能是稀缺的。资源的稀缺性是被人类自身“制造”出来的。人类不断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这种追求本身会遇到时间、空间和各种资源的限制，于是人们也就不断的为自己制造出了更多的难题和更大的麻烦，于是又要花力气发展自己以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这些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稀缺性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可能不成其为问题，但相对人们的“过度需求”时，稀缺性的假定无疑是成立的了。

从逻辑上来说，资源的稀缺性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命题。资源的稀缺性所带来的种种理论与实际工作中的难题和困惑一直为学术界和实务者所关心和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各个角度和层面，本文将尝试着探讨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权力寻租问题。二资源的政府配置

对于人类来说，资源是重要的，也是稀缺的。正因为这种稀缺性，节约才成为必要，才产生了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这个问题。从古至今，资源有种种配置方式，如最初的“习惯”，以及后来的排队，抓阄等。在理论界，根据资源配置的主体的不同主要将其分为两种类型：

1．市场配置。即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鼓励市场形成价格和自由交易，强调效率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2．政府配置。即政府发挥宏观调配的作用对资源进行配置。所采取的手段往往是管制，许可证，配额，指标，投标等。

市场配置方式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公共选择学派等所推崇的资源配置方式。其理论假设是经济人，X理论等，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关于政府配置在理论界最有影响的系统性理论是凯恩斯针对1923年经济危机提出的，主要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后来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政府所采用，成为其加强宏观调控的有力的理论依据。

事实上，政府的资源配置功能由来已久，自国家形成，政府建立之日其在实际中就承担着这一功能。从内容上看，政府主要从事两种资源的配置工作：

1．部分自然资源。这包括在市场配置下失灵的自然资源和准自然资源。前者指一些矿藏、水域等，不包含人为的成分；后者是指铁路、公路等经过人力加工的资源。这部分资源之所以称之为准自然资源，是因为就其实质来说还是自然资源，只是物质结构、形态以及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化，例如铁路实际上还是一些自然界的物质材料。这些自然资源和准自然资源具有自然垄断、产权难以界定等特征，由于市场的缺陷难以对其进行有效配置，而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从理论上讲，又能克服这些不足，所以理所当然承担其它们的配置功能。

2．大部分社会资源。它是在自然资源基础上形成的，主要以公共产权的形式出现。其关系比自然层面上的资源复杂得多。具体形式有使用权、许可权、配额、指标等。社会资源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与人类行为发生了各种更直接的联系，牵涉了至少两者的利益（在现实中，往往是两方以上）。凡事与利益扯上关系便总是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本文下一部分所要重点分析的权力寻租也主要是由这部分人为制造的稀缺资源引出。三资源稀缺下的权力寻租

论资源的稀缺性、权力寻租与制度创新

前面，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是：资源对于人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一种资源都是稀缺的，政府掌握两种在市场配置下失灵的资源，即某些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些资源在产权上表现为公共产权，下面我们将论述的权力寻租行为也是在配置这些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

政府所履行的资源配置的功能即是对具有公共产权属性的稀缺资源进行分配。其最终涉及用何种方式将资源分配给谁的问题。人们的利益需求是有差异的，资源却是有限的。显而易见，资源分配给谁，谁就取得了某种潜在收益。由于政府对资源的分配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往往是部分人从中获得了较多的潜在收益，另一部分人却不能获取或者甚至丧失了原来的已经获得的收益。

政府的这种资源配置过程成了一种利益分配过程，按照传统政治学所赋予政府的正义、公正的特点，通常意义上，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目标是：

1．体现效率。将资源分配给那些能够更大效率的利用资源的地区、部门、企业等，以便实现更大的收益。同时，还有利于良性资源循环的形成，有利于资源流向增值大的地区、部门和企业，具有良好的导向功能。如中国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划出一定区域，给予人才、物质、资金、技术以及政策等各方面的特殊待遇和支持。

论文论资源的稀缺性、权力寻租与制度创新来自

2．实现公平。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可以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运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采用税收、转移支付、补贴等手段，在取得效益的前提下，兼顾弱势地区、群体的利益，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

资源是稀缺的；政府手中掌握着一定的稀缺资源；那些有需求的群体或个体在现实中的利益需求从来都不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生对稀缺资源有需求的群体或个体对政府手中的稀缺资源展开竞争。政府如何在这些竞争的群体或个体中分配资源呢？所有的政府官员以及一般公务员[1]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严格按照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去分配吗？答案是否定的。在规则具有科学、严谨、清晰、透明等特征，并且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具有高尚的人格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前提下这两个目标才能得以良好的贯彻和实现。但现实中，这两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并非每个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都那么道德高尚，实际上，他们也是一群理性个体，也具有人性中非常自私的一面，作为个体或某个集团的内在利益需求驱使他们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在各种规则以及外在约束（即各种监督制约机制）存在大量漏洞的情况下（也就是寻租空间的问题，我们将在文章的第五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述），他们会自觉不自觉的利用手中掌握的分配资源的权力或多或少的为自己取得合法收入之外的利益。于是，权力寻租的出现就理所当然的了。

关于寻租的概念最早是由安·奥·克鲁格在1974年在探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来提出的。该文认为，人们竞相争夺进口权，从而获取进口垄断权的租金，这种竞争活动对社会是一个损失，必须纳入分析。该论文使克鲁格成为寻租理论的鼻祖之一。其实，在所有场合，租都来源于该种要素的需要提高而供给因种种因素难于增加，从而产生的差价。这里，我们只讨论权力寻租的问题。我们知道，资源是稀缺的，人们从事谋利性的活动需要资源；其中一部分必不可少的自然、社会资源为政府所掌握，即政府的执行者：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具有处置这部分资源的权力。但稀缺性的存在，导致资源的天然供给不足，加之制度和规则方面的原因（制度造成的寻租空间过大等，本文的第五部分进行详细论述）以及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在道德方面的失败，权力寻租就产生了。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权力寻租的定义：政府官员及一般公务员依靠掌握的垄断性的强制权力，在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行政管理过程中阻止供给增加，形成某种生产要素的人为供给弹性不足，造成权力个体获得非生产性利润；另一方面，个体利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获得特权以占有租金，这样就构成了设—寻租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通行的“寻租”一说就包含了设租和寻租两个方面，所以，本文以下出现的寻租就包含了这样一个双方（设租方和寻租方）的行为。四权力寻租的危害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古至今，人类谋取利益的活动包括两种：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画饼不能充饥，无论哪种谋利活动，都是基于一定的自然或社会资源，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仰仗特定的关系（例如规则、特权等社会资源）。

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年）提出了“直接的非生产性寻求利益活动”（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简称DUP）的概念，它包括以直接非生产性活动取得利润的各种途径。这种活动可以产生收入或利益，但不直接或间接生产货物或服务，它们是消耗实际资源而没有任何产出的经济活动。寻租是一种典型的直接非生产性寻求利益的活动。如果说市场在某些方面对资源配置失灵而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的话，则政府的权力寻租活动则加剧了这种失灵。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的权力寻租活动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是毁灭性的破坏，它在原本就稀缺的资源基础上营造了另一种稀缺：权力稀缺。寻租理论将之形象的称为：“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在这只“看不见的脚”的作用下，原本稀缺的资源遭到了极大浪费，生产力也因此而受到阻碍，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试将寻租的危害分析如下：

论资源的稀缺性、权力寻租与制度创新

（一）权力寻租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权力寻租最大的危害是造成资源极大浪费，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我们可以从权力寻租造成了资源浪费，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使既得利益团体的形成及寻租的延续和扩张等三个方面论述。

1．对资源的浪费。

获得利益的方式有两种：要么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研究新技术，开发新市场，要么向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寻租，争取配额和许可权等，取得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前一种方式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进步，而后一种方式则仅仅利用了政府手中的强制力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其间并没有生产力和新财富的产生。这好比一场，赌徒们投入赌资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在中搏杀，不管搏杀进行多久，财富总量没有增加，只在各个赌徒之间进行了重新分布。

用作例只是将其重新分布的特征做类比，权力寻租远比更具有财富损失及浪费的特点。首先，权力寻租过程没有财富的产生，但寻租者却在这个过程中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次，权力寻租完成后，往往造成供给不足，给寻租者带来超额利润，造成消费者剩余被寻租及设租者剥夺，众多学者曾对此作过研究，有著名的哈伯格三角区和塔洛克方块等理论；最后，若把用于权力寻租的资源转而用于正常的生产性活动，便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和财富，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损失。布坎南在《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写到：“假定一位进行革新的企业家，他不去发明一种新的商品、服务或生产过程，而是发现一种方法去说服政府确信，他应该被授予垄断权，而政府将一切潜在的进入市场者拒之门外的办法来赋予这种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创造价值；的确，垄断化涉及价值的纯粹损失。获得的租金反映价值从一般消费者转向受优惠的寻求租金者，以及在过程中价值的纯粹损失。”

当权力寻租所取得的效率高于从事生产的效率时，寻租就会产生，于是上述浪费就会出现。对于寻租者而言，寻租是有效率的；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却是无效的。它浪费了社会资源，使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领域，减少了社会福利制约和延缓了一国经济发展，可以将之看作一个成本外化，收益内化的过程。

2、政治企业家及其对生产力的破坏。

寻租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把政府行为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看待，把政府干预行为本身“市场化”，从而把钱权交易问题纳入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分析，权力寻租的出现，从而导致社会中出现了另一种市场：“政治市场”，市场的交易双方是设租者和寻租者。其中，设租者是交易中的卖方。卖方身份是政府中的官员及一般公务员，交易的商品是卖方手中掌握的重要稀缺资源。买方则是对这些资源有需求的所有人员。该市场的一般特征是卖方市场，市场中供小于求。买方将对稀缺资源展开竞争。在这个市场中，支配市场的力量主要有卖方权力的大小、买方人数的多寡以及卖方制定的交易规则等。我们姑且把政治市场中的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称之为政治企业家（与之对应的是自由市场中的经济企业家）。根据寻租理论中著名的鲍莫尔假说，一个社会经济企业家人数越多，经济增长就越慢。下面将通过图示来说明：

布鲁克斯和黑吉德拉（1988年）把寻租竞争和科技发明的竞争做了比较分析[2]。在上图中，横轴t为时间，纵轴Y为产出。原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轨迹是G1。假设第一种情况：在时间T发生了一场为科技发明权而产生的科研竞赛。由于竞争者把资源用于科研，减少了生产，所以产出水平由A降低到B。但由于科技发明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产出的增长速度从B点起加快了，沿着一条更为陡峭的轨迹G2增长。又假设第二种情况：在时点T发生的是一场寻租竞赛，且寻租者移用的资源和第一种情况中移用于科研的资源一样多。那么，虽然一开始产出的下降是一样的，但由于寻租活动白白耗费了社会的资源，并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了生产效率，所以产出增长的速度减慢了，从此沿着一条更为平缓的轨迹G3增长。由此可知，寻租竞争对社会生产力的危害是很大的。

3、既得利益团体的形成及权力寻租的延续和扩张。

布坎南将寻租分为三种层次：第一层次是寻租者向政府关于贿赂讨好以取得租金；然而由于寻租者的寻租投机活动使政府官员们享受特殊利益，又会吸引人力物力争夺主管官员的肥缺而发生第二层次的寻租竞争；如果部分或全部寻租者的超额利润形成财政收入，那么，各个社会利益团体又可能为了财政收入的分配而展开第三层次的寻租活动。因此，在这三个层次上，一旦政府行动创造了制造出来的稀缺，寻求租金就能产生。

这三个层次的划分对基于全力的寻租也适用。这些层次的权力寻租活动连锁反应和长期作用，就会形成各种互相联系的既得利益团体，这些利益团体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断拓展寻租范围，从而形成寻租社会的自我增长机制或扩张机制。很多国家经济中存在的管制现象并不能用“市场失灵”理论来解释，却可以用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的需求来解释。而扩大的管制必将带来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权利寻租，于是产生恶性循环。

论资源的稀缺性、权力寻租与制度创新

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分配过程是建立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基础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会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会极力排斥新的寻租者进入，力图垄断租金，使得租金难以耗散掉。因为，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它是长期寻租形成的结果，有巨大的沉没成本，它不希望看到别人与之分享租金。并且，在长期的寻租过程中，它会形成一种对寻租的“路径依赖”，甚至自觉不自觉的抵制针对权力寻租的改革。例如：阻挠国家的反腐败活动。世界银行的报告曾指出：“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取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或许会在将来发现自己正在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如对侵吞的贿赂平均而言达到10%的腐败行为听之任之，就会使人产生出一种将受贿赂提高到15%或20%的冲动。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不断扩大的螺旋形，最终使发展受到影响，多年的进步被逆转。在过去对腐败听之任之地增长，随着时间的流逝，腐败变根深蒂固。因此，当政府最终决定采取行动时，就会遇到强有力的抵触。”

（二）权力寻租带来了恶劣的社会问题

权力寻租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阻碍生产力发展，而且还会带来恶劣的社会问题，例如权力寻租扭曲了社会的激励机制，造成了贫富差距，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并且容易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和社会风气的不佳。下面进行具体阐述：

1、扭曲了社会的激励机制。

前文已经提到，寻租社会将造成稀缺资源涌入非生产领域，带来配置效率的损失。以中国的科举制度为例。众所周知，中国没有成功的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这与中国的科举制不无关系。从形式上看，科举制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方式无可厚非。从各种资料看，中国封建制度下当官的地位和收入都是其他职业难望其项背的。而科举又几乎成为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科举竞争所要求读的书，仅限于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部分内容，考试方法又是刻板的八股文。因此，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制度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实际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激励结构科举制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假设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所以，既不是儒家伦理、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也不是科举制本身抑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其阻碍作用，是科举考试的课程和其激励结构。

再以印度为例。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寻租社会。在印度，腐败权力已通过管制和许可证制度制度化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与排他性的腐败权相联系。从而造成了印度经济几十年来都不见起色，并且，改革困难重重。这种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甘地的国家慈父主义到后继者尼赫鲁的“社会主义”都与此息息相关。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在印度，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大党领导的政府应该负起印度经济发展的责任，政府是国内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尼赫鲁政府的心目中，更好的政府意味着更大的政府，即政府对经济有更多的管制，可以说，这就是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信条”。大政府加上管制使政府取代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功能，行政权取代了产权，各种寻求特权的活动（包括寻租）取代了市场竞争。

2、造成了贫富差距，造成了社会不平等。

与权力寻租相联系的是政府腐败。2003年4月10日的《南方周末》学者论坛中，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中指出，当今现实中，数额巨大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大因素。他举例说到，在一些地方，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无论是生病，还是生孩子结婚、父母祝寿，都可能收到可观的钱财。

3、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和社会风气的不佳。首先，权力寻租是政府对公众所让渡权力的化为私用，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其次，权力寻租不可避免的带来政府腐败，势必在民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寻租也具有积极的一面。马丁·里基茨在《寻租、企业家精神，主观主义和产权》中写道，寻租可以促进公共产权向私人产权的转变。毛寿龙先生也认为，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最积极的功能”是暴露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揭示了深化改革，建设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这些，都是具体条件下的具体现象，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并不能改变寻租主流意义上的消极意义。五权力寻租的制度探源

本文的第三部分曾分析到：权力寻租行为的出现与人性中的自私以及制度、规则的缺陷不无关系。人性的自私是一种天然的属性，要制约它一般的做法有利用道德这个“软约束”。本文不尝试从这个途径分析寻租问题，而从制度层面入手。笔者认为，寻租最初源于资源的稀缺性，是对稀缺资源的一种非生产性的竞争方式。从理论上讲，要从根本上解决寻租似乎应该努力消除资源的稀缺性。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只能另辟他途了。

寻租（当然包括权力寻租）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寻租空间过大（行为的内在驱动是人类内心的贪婪，即从寻租的空间中利用各种空挡、漏洞去谋取私利）。权力寻租空间是与政府的制度模式及建设息息相关的。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寻租多于发达国家；管制多、干预多的国家多于管制少，干预少的国家；公有制比例高的国家高于公有制比例低的国家；转型国家高于非转型国家……本文将采用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角度考察经济运行，分析制度的结构以及对稀缺资源配置带来的权力寻租问题的影响。

论资源的稀缺性、权力寻租与制度创新

具体说来，笔者认为，以下几个原因造成了制度中寻租空间较大：

1．转型国家。

笔者认为，关于转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转型是宏观制度方面的，例如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广义的转型不仅是宏观方面的，还包括微观层次的各种改革以及政策的变化等。本文所要涉及的转型概念是狭义方面的。

当今的转型国家主要是指由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一个国家从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的初期，寻租现象一般呈上升态势。尤其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寻租现象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大量存在的，并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这种体制转向时常经济体制时，由于体制惯性、思维惯性、模式惯性的存在，政府不可能马上退出经济活动领域。于是出现了“看不见的脚”和“看不见的手”交织的状态。并且，在转型国家初期，一般会出现一种体制真空，即旧的制度不起作用了，但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或难以发挥作用，市场处于无序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很难在所有领域发挥作用的，设—寻租交易往往就取代了一部分市场。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国家，“权钱交易”、腐败之类的设—寻租活动就会呈膨胀的态势。

2、转型国家的渐进式改革。

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用个文学上的概念叫做“有破有立”，而在本文中，将转型与改革归为基本同义。当今转型国家的改革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激进式的改革（也称之为休克疗法），如俄罗斯的做法；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典型的例子有中国、印度。激进式改革简单说来由三部分构成：稳定宏观经济、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三者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并着重强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三者的迅速同时实现，认为“跨越深渊时不可能用两步”。而渐进式改革与之不同，它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般做法是：开始阶段，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试验，当试验成功后就扩大试验。即：先试验后推广，先局部后整体。

渐进式改革最大的好处是节约成本，减小改革风险，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往往是眼前）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是，在分阶段的渐进式改革下，由于时间拖得过长，造成了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制度、政策、措施在同一个领域同时发挥作用，于是形成了大量转型时期的摩擦和矛盾，并为各种权钱交易、腐败之类的权力寻租活动留下了体制性的空间。印度在从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过于缓慢，给寻租活动留下了广泛的空间，从而积病重重，以至形成了制度性的腐败。再以中国为例，由于实行了给一些地区给予各种优惠条件的相关政策，于是某些地区的行政官员，不把工作重心放在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和管理，抓好当地经济上头，却“跑步进京”，以各种手段向北京要政策、要资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各种钱权交易，当然也错过了很多当地经济发展的机会。

3．产权。

H·登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中写到：产权的所有者用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一个所有者期望共同体能阻止其他人对他行动的干扰，假定在他的权利的界定中这些活动是不受禁止的。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获取产权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正常的市场，一是通过政府来重新定义或分配产权。政府重新定义和分配的产权就是我们在行文中已经论述过的上升到公共领域的那部分资源。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主要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各级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政府严格确立和实行所有权的条件下，才愿意付出其税金。因此，司法和财产所有权的实现是由公众出资的公共物品。寻租是个人或团体对既有产权的一种重新分配方式[3]。政府的作用在于定义或维护产权。产权朝着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向演化。公共产权节约了类似于私人产权的界定和执行成本，但是产生了更高的类似于“租耗”的其他形式的交易成本；私有产权较少带来“租耗”但相应的界定和执行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即市场失灵。作为权力寻租根源之一的管制实质上就是认为制造的一种公共领域的管制限制了市场竞争并导致了市场失灵，使管制领域的经济活动不得不采取权力寻租活动。作为产权中剩余索取权的界定和承认可以抑制贪污腐败问题。而正是由于剩余索取权的界定不清，以及一些激励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所以带来了中国社会中“在职消费”的大量出现，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引起了各种负效应。我国国企中的种种权力寻租问题与悬而未决的产权问题不无关系。

另外，产权不清楚与各种规则的制定也有密切的联系。由于规则制定的不够科学和严谨，形成了很多漏洞，给寻租者留下了大量空间，用句俗语说即是“钻政策的空子”。

4．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健全

人的本性中有十分自私的一面。通行的制约方式之一是通过道德的内化作用。但我们所了解到的是，在顽固的自私面前，道德这种软约束往往是不堪一击的。道德是一种内在的机制，在诱惑面前很容易发生摇摆和变动。尤其是在转型时期，面对社会中存在的大量腐败机会时，极端的情况下还容易导致腐败泛滥。所以，我们需要完备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些外在的因素来约束内心的贪婪。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对于潜在的权力寻租者，只要寻租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潜在的寻租者就会变成现实的寻租者，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可以减少寻租的预期收益。由于现实中由于监督和制约法律已经机构、人员的不足或者失效，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权力寻租成本不够高，留下了广泛的寻租空间。六权力寻租的制度创新探微

笔者认为，要解决寻租问题，应该坚持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首先，要明确要坚持的两个前提性原则：

1．经济人假设。

即把政府中的官员及公务人员都看做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道德人或行政人。这样做最初的动机可以追溯到性恶论的假设，另外，这样也可以减少把行政工作人员及公共管理人员全体误作道德高尚带来的不可预计的风险，同时也有利于贯彻法治的思想以及行为。

2．效率原则[4]。

本文如下将要进行的解决方案都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报酬。考虑到政府的特殊性，有执行公众意志的权力。需要指出的是，讲究效率并不是反对公平。贯彻效率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平，因为没有了效率，公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权力寻租按其手段和效果来分有三种方式：（1）积极的权力寻租，即寻租中合理的合法的部分。其目的是改变无效率的产权结构，促使产权的现有分配发生改变，这种改变结果可能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有意义的或理想的。（2）不合理不合法的权力寻租。这种寻租是为了实现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采取了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例如行贿，受贿等），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使得社会福利整体水平的下降。（3）灰色的权力寻租。它介于前两者之间。在这个过程中，设、寻租的主体力求利用现有的法律或规则等通过一种合法的形式或外表使寻租活动合理化、合法化。

介于第一种权力寻租的特殊性以及现实中的“稀缺性”，本文中所要讨论的是后两种权力寻租活动的解决方案。其实第一种权力寻租也是不需要我们解决的。笔者认为，对于后两种权力寻租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加大外在力量的制约。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快改革步伐，缩短制度惯性的持续时间以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在转型时期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采取渐进式改革，笔者一个大胆的分析是：除了渐进式改革具有成本低、风险小、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稳定的特点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各级政府的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害怕承担改革失败的风险及责任。因此，虽然很多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表面上是风平浪静，但底下却是暗礁险恶，暗流涌动。笔者建议就此建立行政长官的责任机制，培养一批有胆识“雷厉风行”的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敢于承担责任，在工作中加快转型的节奏和改革的步伐，压缩寻租空间，减少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的可乘之机。当然前提是这批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具有良好的行政执行能力和高超的职业素质，之所谓“有胆有识”。总的说来，就是要在制度设计方面，鼓励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大胆改革，锐意进取，而不是庸庸碌碌，只求在任期内的稳当。

2．减少政府管制的力量。

减少政府管制，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缩小权力寻租空间，降低权力寻租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具有公共产权的稀缺资源数量降低和范围缩小，有助于形成明晰的产权。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精简政府机构，精简政府人员，不因人设事。这里，可以借助现代化手段。比如，运用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将很多例行的行政程序自动化、模式化，从而减少人为的成分，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其次，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精简行政程序。以行政审批制度为例，应减少行政审批中不必要的环节、重复设置的环节，加快行政审批的节奏，可以设立关于审批的时间限制，如审批的最长时间等。同时，应加强行政审批制度设计的刚性成分，减少人为的主观因素。

再次，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干预的领域。主要依赖市场形成价格，“经济说到底是对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而有效利用的有效途径便是对稀缺资源进行合理定价，让稀缺资源的使用者付出一定的代价。”[5]上升到公共领域的资源分配也应如此。既然涉及到价格，当然不得不引入在这方面最具有效率的市场机制。而在不得不利用政府手段定价时，应该增加民众对价格的知情权，拥有监督权和发言权，例如可以采取举办价格听证会等手段。

最后，在制度设计中体现促进自由竞争的色彩。同时，制定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反垄断，反地方保护主义等种种破坏自由竟争的现象。

3．政府可支配的范围内制定合理的科学的严谨的规则。

规则包括法律、制度、政策以及一般的规章等。一般有专门的机构运用专门的人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关于制定规则，笔者拟建议如下：

首先，规则制定人员中不仅是政府中的官员或一般工作人员。政府只是代为行使民众所赋予的权力，因此在规则制定中应该包含真实的民意。政府官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在把握民意方面存在种种缺陷，诸如信息滞后、作为经济人的利己之心等等。因此，要体现最真实和最直接的民意，在规则制定者中还应该包含一部分纯粹的民众。民众可以采用选举或推荐或自主报名（当然要有相应的筛选机制）的方式参与规则制定。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人员是规则所涉及领域的专家。专家往往具有相当部分民意代表的特征，并且，专家也具有这个领域的高度话语权。

其次，从理论上讲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的规则制定理论上讲，最有效的要求是严谨。严谨的最高境界用成语说是“滴水不漏”，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谬尔达尔将抉择分为两个部分：相机抉择和非相机抉择[6]。前者是行政当局所做的个别决策，具有相当大的迂回空间和回旋余地。理想状态下，管理控制应尽可能的是非相机抉择。而行政官员和政治家的腐败机构有兴趣保留并建立相机抉择控制，使他们有自肥的机会，取得巨大的既得利益。因此，应该尽量让一切行为有章可依，有例可循，降低这种更多依靠主观意志进行的相机抉择，使行政人员的行为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就需要严谨来保证。如何实现严谨？我们知道的是现实中绝对的严谨是做不到的。而且世事都处于变化之中，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严谨只能作为某条具体规则的具体要求或者总的规则设计思路理念之一。关于规则制定的原则性要求，则不能简单的用“严谨”来要求。笔者认为，应该作到规则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方便民意的知晓和监督。关于透明化和公开化的具体做法有：用公告栏的方式向某个政府管辖范围内的民众进行公示，用电台或电视台的力量向民众公开，利用先进的信息设施在政府网站上公开等。需要指出的是，将规则公开化、透明化一定要及时，应该在规则发生作用时或发生作用前就向社会告知。总之，在规则设定时，要及时的把规则的相关动态向民众公开。

最后，在规则制定方面，应该坚持与时俱进。根据寻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式对规则进行调整、增删。并且，由于政府掌握有大量的关于权力寻租的资料，笔者建议政府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权力寻租的备忘录。里边收录权力寻租的各色既往案件，并把这个备忘录向社会公开（类似于西方某些国家诚信档案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一是可以向各司法机关提供处理类似事件的参考案例；二是方便民众了解、查录政府中的寻租状况，体现政府对社会的责任感，成为民众投票的一个依据；三是让那些寻租者进入整个社会的视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其寻租行为，例如道德方面（羞耻心）、市场制约方面等。关于市场制约方面，笔者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备忘录对于权力寻租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一种“黑名单”的效果。举个例子，如果某个建筑商由于行贿上了某地政府的备忘录，由于这个备忘录是对社会公开的，所以建筑商无论在当地下一次的投标活动还是出售房屋都将遇到很多麻烦：政府不敢轻易让其中标，即使中标之后房屋也不能轻易卖出，因为民众会怀疑他是否根据寻租惯性又进行了权力寻租，一般权力寻租者会把其寻租的投入也算做房屋的成本，而且这部分成本会让购买者来承担，于是潜在的购买者将冒房屋价格过高并且房屋质量不过关的风险（因为建筑商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在进行了非生产性投入之后，很可能会偷工减料）。所以，建筑商们基于以上种种考虑，可能投鼠忌器，不敢轻易进行权力寻租。

4．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根据经济人的假设，对于潜在的权力寻租者来说，只要寻租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权力寻租就会发生。于是，我们建立健全监督机构的用意就在于提高权力寻租成本，降低寻租的相对或绝对收益。

一方面，我们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依据专门的法律法规打击权力寻租活动。并且，拟建议仿照新加坡的做法，给予违规者极重的处罚，提高其寻租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专门机构中的专门监督人员也是经济人，也可能出现与寻租者的勾结情况，出现另一个层次的权力寻租。所以应该对专门机构人员违规设立比其监督对象更高的成本。

同时，笔者认为应该实行高薪养廉政策。提高其正规行政的收益，从而使相对的寻租收益降低。并且也可以由此增加权力寻租者向掌权人寻租的成本，使之望而却步。相反，低薪既会造成政府中的优秀人才流失，又会使得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高薪养廉就能克服这两个弱点。需要指出的是，高薪不是无止境、盲目的高，是与政府官员与一般公务员的实际工作相挂钩的。笔者建议：打破传统的工资制度僵硬的特点，实行与业绩联系的弹性高薪制。当然，这需要政府中设立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机构。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故不做分析。

在监督方面，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应该放松对新闻媒体的管制，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在适当的监管下，给予新闻单位较大的自由作业空间，真正发挥其作为喉舌的监督作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就是依靠新闻媒体的促进力量，使当时腐败肆行的美国行政界面目焕然一新。

通过以上种种做法，有利于正常的社会激励机制的形成。一方面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更加有效的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压缩政治市场的空间，减少政治企业家的数量，更好的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缓解资源稀缺带来的现实压力，形成良好的资源循环，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同时，考虑到极小部分寻租活动对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在压缩寻租空间的时候未必要把目标定为消灭寻租活动，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办到的，而且也是没有效率的行为。因为，极小部分寻租的存在还可以给极小部分的官员及公务员形成一定的刺激、激励，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七结语

新经济史学家D·诺思认为，国家最基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标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7]。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政府的任务便是将这两个目标贯彻并将之实施。笔者看来，第一个目标是为政府机构自身服务的，符合经济人的假说；而后一个目标则是为社会整体服务的，显示了国家作为公共权力代表所应履行的义务。很明显，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作为经济人，政府同时扮演着替自己收益最大化和替民众收益最大化的双重角色。理所当然，政府在贯彻实施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将经历种种困难和挑战，以至发生某种情况下的角色扭曲和错位，例如本文所论述的寻租现象的出现。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完成了更迭，国家实现了兴衰。

寻租就其根本源自资源的稀缺性，而寻租的出现加大了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生产力和财富的巨大浪费，并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虽然传统的政治学所赋予政府的廉洁、道德高尚、正义等特质是与现实的背离，但对现实政府的种种权力寻租行为的解决之道却要回归到传统中去，即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力图建立一个廉洁、道德高尚、正义以及高效的政府。即实现众望之所归，这也是笔者本文的最终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毛寿龙、李梅著，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2、《寻租经济学导论》，卢现详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3、《产权经济学》，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4、《寻租经济学》，贺卫著，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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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务员，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中规定“公务员是行政组织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所有工作人员”。本文之所以在行文中将政府官员与非官员的一般公务员分开来说，是因为现实中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甚于后者，这种提法笔者认为更具有现实意义。

[2]卢现详：《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3]Benson,Bruce.1984.”Rent-seekingfromaPropertyRightsPerspective”.SoutherEconomicJournal51(2):388-400

[4]本文将不讨论一般解决之道中使用的道德的改善这种“软约束”，而采用笔者认为富有效率的制度、规则层面的“硬约束”。

[5]毛寿龙、李梅：《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稀缺范文篇5

【摘要】在全流通改革接近尾声时,本文通过对医药板块的实证分析,构筑离散选择数据模型,来探讨影响取某种对价水平的概率的影响因素,并以此研究影响股东利益再分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的对价区间水平的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有所不同,而不同因素对对价水平的选择概率也有所不同。非流通股比例越高,对价水平选择区间越向2.5-3.4的区间集中;ROE水平越高,对价支付水平越低;M1量越大,对价水平越向小于2.5的区间靠拢。

【关键词】股东利益分配股权分置改革对价

一、导言

股权分置是我国转轨时期资本市场上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而这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的现象使得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许多问题,使得大股东和小股东成为了利益的对立者而不是利益的共同体,资本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遭到扭曲,无法使股价反应其应有的内在价值。早在97年开始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先后提出解决方案。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采取过配股,配售以及存量发行等方法,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甚至在2001年开始出现了长达4年的熊市。2005年,中国证监会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在方案中照顾到中小股东的利益并提出了对价的概念。

二、文献综述

对价水平如何确定,也引发了理论界的广泛的探讨并得到了很多有益的成果.总体上说,研究的视角基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理论推导角度出发,在一系列假设和要求的前提下给出可能的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的计算公式或者是理论框架,有待于各上市公司实践。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遵循的原则问题,一些原则已经被学术界广为认可如保护小股东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瞿卫东,2006;吴晓求,2006;);关于对价支付,吴晓求认为,对价的支付方式应该多样化,并且认为存在一个市场平均水平的对价率(30%左右),各公司的对价水平应这个围绕着这对价率上下波动;而且进一步指出,非流通股流通可以看成一种存量发行,因此与配股和增发价格具有一定的相互参照性(2006),邱金辉对我国上市公司各种对价支付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2006);陈建青提出了对价需要统一标准的问题,并给出了理论上的最大最小以及均衡标准的确定公式(2006);证券导刊的特别报道上面给出了理论价值不变定价法,超额市盈率定价法和类比法三种定价方法;瞿卫东在市场定价效率充分、投资者对流通权的定价预期相等以及市场资金充裕这三条假设下给出了一个定价模型(2006);靳昌松等根据同股同权原则,利用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了影响对价水平的因素,得出了一个理论模型(2006.4)周颖等人将全流通改革看成一个博弈过程,通过构建博弈双方的效用函数和博弈规则来构建博弈模型,通过计算效用最大化来确定最佳支付率(2006.6)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进行,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司越来越多,理论界出现基于大样本统计分析的研究成果,根据历史情况得出规律性的总结。华北电力大学的研究生肖莉红对已支付对价上市公司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对价决定因素很多很难用统一的解释变量解释的结论,并指出不同上市公司因其市价水平不同,使得对价率的评价标准有所不同(2007);李晓莉,杨建平提出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对价方式多样性,对价依据差异性,对价水平不均衡性和调整的频繁性等特征(2006);陈新宏对ST上市公司的对价支付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ST公司可以采用注入优质资产等多种制度性创新的方式来支付对价(2007);赵艰申等对上市公司进股权分置改革对价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四个实际决定因素以及侧录对价支付是一种双赢的策略的结论(2007)吴鹏超股权分置改革等对330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中采用市场化博弈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对价方案的合理性和两类股东利益”(2006)钱雪松、邹薇构造信号传递模型来分析对价问题,发现对价不仅仅是对流通股股东的补偿机制而且还是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私人信息的渠道。

股权分置改革逐渐接近尾声之际,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从实证角度出发,选用离散数据变量模型,分析医药板块上市公司影响对价支付水平的因素,希望得出有益的结论。

三、理论假设和解释变量空间的选取

1.股本结构:用非流通股比例代替

相关文献证明,非流通股比例越大,则流通后供求关系改变越大,使得支付的对价水平越高,两者应该是呈现争相关性的。这是公司基本面的重要变量。

2.相关财务指标: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一般都会披露近三年的重要财务指标,并有相当多的公司将其作为自己对价支付水平确定的解释变量。

(1)净资产收益率:股票的内在价值应该是由该股票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决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衡量企业以往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是对以后股票走势进行预期的财务指标。

(2)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会影响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和市值,因此将这个指标列入模型的分析框架之内。

3.股票的收益率和大盘指数收益率

理论上来看,个股的市场表现和整个市场的表现与股东利益分配是有关系的。收益率越高,则大股东的议价能力应该越强,对价水平就应该偏低。本文采取对价确定之前的10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益率。

四、M1货币供给量是影响资本市场运行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指标

股权分置改革正是在全球货币过度供给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货币供给量对对价支付的影响应该不容忽视。

五、结果分析

首先,不同对价水平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不一样的,其中非流通股所占比例也即股权结构对每一种对价水平区间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其次,从市场影响因素上来看,大盘收益率、个股收益率的结果都不显著。公司基本面和宏观变量才是影响股东利益分配的显著因素。

第三,宏观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在M1的影响中,有些对概率的影响已经超过了1%,说明宏观经济因素也是作为对价支付水平决策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随着M1的增加,对价支付水平开始向低水平延伸延伸。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货币供给量的过度使得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资产,在这个大背景下,股票作为一种金融资产也因此变得相对稀缺,从而提升了大股东的议价能。

参考文献:

[1]吴晓求.股权分置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兼论全流通条件下中国资本市场的若干新变化[J].财贸经济.

[2]邱金辉.我国上市公司对价支付方式的比较分析[J].公司金融.

稀缺范文篇6

我们习惯性地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总结，但是，要说是对资本主义的解剖，马克思的《资本论》一点都不逊色而且独树一帜，为何没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和现代西方主流的脉络追根求源都被认为是师出同门，都源于斯密的那一套东西。是否因为学界公认的斯密理论的二重性导致后来者分道扬镳？可能是，但是恐怕态度问题还是一个重要因素，同一个师傅，却教出两个不同派别的学生，就是学生见仁见智的态度所致。

当我们把经济学这个词语和什么主义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十分迷茫。你翻翻萨谬尔森的《经济学》看看，不论是微观部分还是宏观部分，在对“经济学”一词做定义归纳的时候，萨翁提到的都是被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斥为根本不存在的、二十世纪最糟糕的词语——“社会”和“国家”，而不是我们以社会主义的眼光看待的“资本”。

萨翁在《经济学》中对他人的定义选择了几条：（1）研究社会的组织和技术如何影响价格和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上进行配置；（2）考察金融市场的行为，包括利率和股票价格；（3）考察收入分配，以及如何在不损害经济运行的前提下对穷人给予帮助；（4）研究经济周期，考察如何利用货币政策调节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波动；（5）研究各国贸易模式并分析贸易壁垒有何影响；(6)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就资源的有效利用的激励方法提出建议；（7）提出并回答政府采用何种政策才能达到既定的重大目标等问题，如加快经济增长、有效利用资源、实现充分就业、稳定价格水平和公平地分配收入。萨谬尔森将以上这些归纳出自己对（微观）经济学的对象：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

从引用他人的定义和萨谬尔森自己的归纳来看，“分配”是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任务。但是，萨谬尔森始终没有提到，是“谁”在分配？“谁”有权分配？生产出来的物品和劳务有没有所有权人？萨翁频频提到“国家”“社会”这种术语，似乎可以成为分配者和物品及劳务的所有者，但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何和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代表作的《经济学》存在着这种差异？从萨氏《经济学》中，我们无法看到经济学的社会对象是私有者还是公有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分配这个词语，怎么看都不应该是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经济学的术语。分配，意味着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所有者（一个组织或者一套制度系统）掌管着分配的权力，而这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而对于一个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为制度的社会，物品和劳务都是有主的私有物品，自然归属于它的主人所有，何以要交出来供“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在私有制度这个前提之下，私人之间的物品流动的方式就是交换（当然还有慈善性质的救助），然而，萨谬尔森在对经济学定义的时候却只字未提“交换”一词。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对萨谬尔森这个“经济学”定义的评述是：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定义涉及到了经济学中三个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要命的概念，一是所有者——社会、二是对象物——商品、三是商品所有权变更的方式——分配。这其中的矛盾显而易见。商品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如果资源为社会所拥有，就无须交换，也就无所谓商品了。同理，商品是不可以分配的，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唯有通过‘交换’。在这个定义中，‘不同的人’是否对生产出来的物品拥有所有权或分配权？是否大家具有平等的权利？如果平等，所谓的分配无疑就是‘按人头’平分而已。如果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是什么？什么人该多得一点？什么人该少得一点？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搞不懂这位世界经济学教授的‘经济学’是适用于什么所有制制度下的经济模式了。”

在价值理论上，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中的所谓主观价值论是不地道不彻底的，是假的主观价值理论，本质上还是一个客观价值论。从萨谬尔森对经济学一词的定义可以看出，萨翁也还是认为存在对于全社会都“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这就彻底否认了物品和劳务的价值是取决于价值判断者的主观判断的“主观价值论”思想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件物品的价值不是因人而异的，何以能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决定“有价值”的物品的生产？萨谬尔森自认为经济学是以稀缺和效率为双重主题的，把稀缺和效率看作是经济学的两点精髓所在。而且承认，经济学如果不是因为稀缺和研究效率问题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萨谬尔森的《经济学》都改到十七版了，依然将需求、效率等作为永不衰败的经济学核心理论。然而，稀缺和效率真的是经济学的核心精髓吗？

先说稀缺。

人类也是生物界的一个物种，生物学的逻辑是“适者生存”。什么是“适”？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平衡”或“均衡”，就是生物对资源的需求速度和自然界资源的供给速度或者存量达到一种均衡状态。生物学家研究草原的草量和牛羊数量的关系，研究蜜蜂数量和花木数量的关系，研究植被和降雨量的关系等等，都是研究生态的供求平衡问题。当然，这种均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当平衡被打破之后会在一个新的点上达到新的均衡。人类的扩张导致其它动物领地的缩小，能够保留下来的动物种群数量是和所保留的资源数量相适应的。人类作为一个进化成功的物种，毫无疑问不存在资源稀缺的问题，所有稀缺问题都已经被消失的种群数量所消化掉了而不是反映在存活的种群数量之中。

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有生命存在的星球，我们会提出那里的生命存不存在资源稀缺这种问题吗？当然不会，我们是先有结论：不存在相对于其生命之需求的稀缺，然后我们会去研究它们靠什么生存。而不管它们靠什么生存，总之它们所需要的资源是满足了生存需求，否则就不会存在并进化了。

就以生产满足自身需求来说，动物也会进行生产，只是其智力较低故生产能力远不及人类。比如蚂蚁会用放牧蚜虫的方式获取蚜虫奶，捕猎和采集是生物生存的本能，远古人类也是以这种生产方式生活的。如果种群扩大怎么办，就加大生产量和资源的消耗，当资源出现短缺怎么办？就靠弱肉强食的本能去拼抢，去消灭竞争对手，直至将种群数量维系在一个和资源相适应的水平上。资源稀缺问题是相对于种群数量而产生的问题，对于人类也一样，就像我在一个帖子里所说的那样：都是人口惹的祸。

有人用稀缺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来辩解，说经济学的稀缺不是绝对的稀少而是相对于需求的稀缺，这无助于稀缺论成立。因为稀缺一词就像多少、高低、大小一样本来就是相对的，从来都是对于需求来说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以上所述的生物学的事例中也是相对于生物需求而言的。

“绝对稀缺”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实际上，西方主流在用实际例子论及稀缺不是指绝对的稀缺的时候，往往不自知地显然错误，比如《经济学》中论及“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一概念时说“社会决定今天消费的东西越多，则未来的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产量就越少”，多和少都是相对于某一个标准而言的，今天的“多”和未来的“少”是一个标准吗？能够是一个标准吗？就稀缺相对的需求来说，难道需求不会随时间而变化吗？今天的消费品和未来的消费品使用的是同一种资源吗？古代的帝王将相富豪乡绅总是穷奢极欲，难道人类生产水平今天就因此而没有发展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关于“稀缺”的定义，或许会更清楚地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萨氏《经济学》中，稀缺（scarcity）被解释成为商品的一种特性，指无法免费获得的东西。但是萨谬尔森又说，无法免费获得但是可以自己生产。这就引出了“什么是免费”这样一个问题。费，费用，耗费，既然自己生产属于免费，那么说明经济学所谓的“免费”之费仅仅是交换中的支付，而不包括生产费用即成本类支出。如果考虑生产费用，世界上生物没有免费可以获得的需求之物，因为包括消费过程在内的任何行为都是需要时间的，任何生物活动都是需要消化能量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生产如采摘和捕猎，都要耗费时间和能量。在排除了生产费用之后，以“免费”定义的稀缺品其实就是多余而可以供出让的私有物品而已。

你可以在经济学词典或者教科书中读到，“economicgoods”和“scarcity”其实是互为定义的，即是一种循环定义的术语，经济品是具有稀缺性质的东西，而稀缺是经济品的特性，最终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稀缺和经济品。这个循环的缺口可能就在“免费”这个点上，但是如上所述，在我们把生产费用排除在外之后，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稀缺就是被私人占有而对未占有者来说是稀缺，所谓经济品就是用于交换的商品。由此，如果硬说“稀缺”是经济学的核心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断出，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换以及其背后的私有制度。而所谓的稀缺不过是一个单方面的表面假象罢了。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物品流动只能是交换，而交换就是两个盈余之物的所有权的互易。任何一方的稀缺，都会是不具备支付能力的无效需求，而私有者是不会把物品送给他人的，即不会和无效需求者做交易的，因为对方没有东西可以“交”“易”。

萨谬尔森在《经济学》中诠释“稀缺”一词时也是侃侃而谈，但是，最终不过是把“稀缺”变成对贪得无厌的人们的无效需求和空想奢望的感叹了，完全忘记了经济学是不考虑无效需求的。经济学永远都只考虑有效需求，“有效”二字就决定了没有稀缺这个问题存在。经济学一边说scarcity，一边说只考虑有效需求，岂不自相矛盾？

现实社会当中，存在着萨谬尔森所说的、要在不影响经济运行的前提之下才考虑予以帮助的穷人。对穷人来说，任何资源都是稀缺的，因为资源的控制权力都掌握在别人手中。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是以“影响经济运行”为理由来否定对富人的高收入征收高税率和反对对全社会实行平等的社会保障的。但是，这个贫穷问题本身源于公众资源的私有化而不是资源的稀缺。我们没有看到在大象群中没有什么富象和穷象之分，也没有看到在狮子群中有富狮子和穷狮子，因为它们是对自然资源实现的是群体内的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度之下，各个私有者之间所占有的资源和物品是不同的，这为互通有无的交换给出了必要性，非稀缺的“有”是现实存在的，而稀缺的“无”是相对的，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没有就说稀缺。经济品说穿了就是现实存在（不稀缺）但是被私人控制和垄断的东西，没有私有就没有稀缺。

我们知道，在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上，一个频率颇高的词汇叫做“需求不足”，当然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理念，但是同时这个词汇也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口中常谈，只是在高叫需求不足的时候，忘记了自己赋予经济学核心理论的稀缺论。在理性人的假定之下，厂商的生产是以消费者需求为指引的，也就是说，厂商也是只考虑有效需求的。但是，市场研判的准确性和竞争导致的结果往往会造成生产过剩乃至引发经济危机，当厂商面对积压的产品销售无门的时候，经济学却在研究资源供给的稀缺。当需求不足的时候，相对于需求的稀缺又是什么？没有相对于需求的盈余何来需求的相对不足呢？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的盈余论，是基于心理学的需求层次论提出的，并且认为这是交换可以成立的基础。只有盈余才会有解欲的满足，只有需求量有限才能够解欲和满足，只有必要需求满足了才有非必要需求的展开。在“欲望无穷”经济学人往往是误解的，人类固然存在着无尽的欲望，但是，这是需求项目的无穷，而不是单一需求项目量上的无穷。Maslow的层次需求理论也是一个欲望无限的理论，但是是否清晰地给出了需求展开的基础条件以及顺序，是需求量有限论和欲望无限论的统一。对于非必要需求来说，不能满足的项目也就是幻想一下而已，理性人是不会将之列入需求预算序列的再说“效率”一词。

这个词语在经济学上可以说其定义也是漏洞百出的。一般的经济学词典给出的界定和萨氏《经济学》的差不了多少：投入产出比。其实，这依然和前面稀缺问题具有共性，即涉及到主流经济学始终闪烁其辞的“所有权”的问题：谁投入和产出归谁所有的问题。在私有制前提下讨论效率，其实是替他人做嫁衣，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大家都只对提高自己的投入产出比例感兴趣，别人越是有效率地发展起来，对自己越是不利。中国现在经济要起飞，就有不少国家忧心忡忡，谓之“中国威胁论”。如果大家认为效率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事情，同心同德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私有制的了，而是一个具有明确共同目标的大同社会了。

人类之外的动物界有没有效率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效率问题？动物的种群数量和资源是相适应的。动物存在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延续种群的存在。牛羊吃饱了，就不再活动；狮子吃饱了，懒得理睬身边的牛羊；蜜蜂采摘蜂蜜，不会像人考虑颗粒归仓一样考虑是否点滴归巢。换句话说，人类有了超出必要需求之外的非必要需求，才弄出了个自寻烦恼其的“效率”问题。

再回到“适者生存”这个生物学规律上来。其实，所谓的“效率”和所谓的“稀缺”其实是一个概念的两个方面。“适”的含义在解释为供求均衡即“非稀缺”的同时还有“高效率”的含义在内，“适”就是方法和目的的适配，是工具效率最优化的意思。生物的进化就是自身功能的效率满足生存需求的过程。猎豹身体的结构只有适合快跑才能捕获食物而生存，仙人掌只有把叶子变成针状才能保持水份。在生物进化的过程当中，任何生产效率的稍许差池就可能导致生存危机直至物种消亡。人类一直在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改进工具，最终使得工具的效率达到“适”于自己需求的程度。

由于要计算投入和产出，效率的计量问题还涉及到价格概念。如果资源的所有权是私人的，怎么确定底价是私人的事情，成交价格也只和交换对方有关，不存在“社会”问题。自然物的价值被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看作是0，其价格仅仅是附加之上的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本身也有一个价格是如何计量的问题，最终形成循环计量。而如果价值决定问题不解决，投入产出的计量也是无从下手的。

效率问题也和价值主观性问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考虑整个社会立场的效率问题，不仅仅是子虚乌有，而且违背价值主观性原理。即便是解决了价值计量问题，也是价值判断者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人的问题，更不是社会意义上的问题。

生产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经常考虑的产率和收率就是投产产出比。而这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假如经济学的效率考虑生产环节的投入产出问题，经济学就蜕变称为生产工艺学和工程技术学了，就算是甘心情愿地蜕变，也未免伸手太长了。就单纯生产技术方面来说，人类生产的效率一直在持续提高，而且是爆炸式地提高着，过去设计一个产品可能要几个月甚至一年，而现在是几天时间甚至是以小时计算的。这种趋势远在没有经济学的年代里就是如此。效率在生产领域其实和成本是一个概念，因此是生产技术问题，甚至是考察一项生产技术的水平的一个标准，提高效率的努力远在人类文明之前就一直存在着，故而不是经济学的问题，基于此才有“经济学其实不考虑节约问题”之说。

价格问题本质是私有制的产物。因为价格是描述交换的，涉及到两个私有者。没有私有权的分割，就不存在价格问题。动物的需求扩大了怎么办，就扩大地盘罢了，只要周围的地盘没有同类占领。而有同类占领的情况下，就用胜者为王的法则来解决，没有用到交换的，因为动物没有一个私有制度存在。

谈到价格源于私有制这个话题，又使我想到“剪径”这个词语。剪径是要让过路人付出走路的代价的，用金钱财物唤起通行权的，也是一种“交换”。交换的前提是对私有权的彼此承认，为此，强人先申明“此路是我开”，为收取买路钱找一个理由，理直才气壮，出师方有名。世上本来无路，走得人多了才有路，一条径大家都可以走，就像动物在草原上可以自由觅食一般，现在被强人剪成一段段的，各自为政，收取买路钱。

“剪”就是所有权分割，过去江湖上是“分码头”、“占地盘”，现在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人给出一个学术味道浓重的名头，称之为“产权明晰”。剪径之举本是强盗行径，自己把公众所有的东西硬说成是他自己的，是不为路人承认的，剪径能够成功往往是靠强人手中的一把刀，和交易的自愿平等原则是向背的，历来是要受到官府打击的。而现在剪径强人就比较聪明了，他们让经济学家出面以“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名义把剪径行为合理化合法化。有强人背后操作的所谓的产权明晰是有定向的，明晰到他们手中才叫作明晰，而明晰到他人手中则不行，要经济学家敦促政府把他们各自“剪”来的一段“径”由政府出面变成他们的“恒产”，以便使得他们具有继续提高敛财效率的“恒心”。

所谓的稀缺和效率都是可以通过私有化途径人为制造出来的。剪径就是制造稀缺的一个方法，原本“径”不缺，大家想走就走，没有径大家也可以一起踩出一条径来。现在被“剪”给了各个强人所有，而剥夺了路人的权利。径还是那一条，路人还是那么多，但是径对于路人来说就成了所谓的稀缺品，要拿钱来买。当这种稀缺被人为制造出来之后，强人就有买路钱收入进来了，他个人的经济也就有效率地发展起来了。

只是剪径在制造出路人的稀缺的同时，也制造出了强人自己的盈余自己占有一段路径，并不是自己要不停地在上面走动，相对于自己的走路需求来说，这段路是一种盈余，盈余就是多余就是无用就是累赘，其实是负边际效用。只有用于和路人手中的银子“交换”才能找回其价值所在。但是经济学家对强人对径的盈余视而不见，只是谈论径对于路人的所谓稀缺。

当然，“稀缺和效率”的出现并不是一剪了之万事大吉，剪法也有讲究。第一，只给少数强人剪了去，才有路人的稀缺，如果所有人都各分一段，则大家相互收费也就等于不收费了，就没有收入效率了。例如北方前后四合院家庭弟兄分家的时候就是“套分”，弟兄们分得的区域互相咬合在一起，这一段你左我右，下一段你右我左，如果发生了矛盾，谁也别想用通行权制约对方，这是老人为家庭永远和睦想出的高招。第二，要剪去中间一段才行，不能纵向剪去一条，这样大路通天，路人就去走另半边。如果庭院足够宽大，祖辈便会把院落分成条形，兄弟们各占一独院，免得以后生出是非来。

萨谬尔森把效率和稀缺两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当作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和精髓，其实倒是不自知地诠释了主流经济学为何会被讥讽为无用的学科的原因。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开始就迷失（或许是有意识的扭转）了方向，回避了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和其存在的前提——私有制问题。相比之下，马克思却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始终抓住所有权这个问题不放。

经济学必须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方能起死回生。《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曰：“事实上，如果‘经济’一词和‘交换’无法分割，那么，就必与‘分配’相背，因而，经济学的对象毫无疑问地是人类的‘交换’行为。”也就是“2＋2”：两个私有者交换两种商品的所有权。

稀缺范文篇7

自然资源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稀缺的自然资源；二是稀缺的自然资源。

1、不稀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为零。

一般自然资源对于人类主体的耗散价值是相对稳定的，而其功能价值会随着人类主体对于它的利用规模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即服从“边际效用下降规律”。自然界中不稀缺的自然资源（如水分、空气、阳光等），由于可以充分得到供应，人们总会去充分地利用它，即不断地增大对它的的利用规模，其结果是：这些不稀缺的自然资源的功能价值在“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下不断下降，直至趋近于其耗散价值，则其使用价值不断下降并趋近于零。使用价值为零的事物并不等于人们不需要它，而是因为它相对来说并不稀缺，能够充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根据“边际效用规律”，事物的功能价值随着主体对它的消费速度（或作用规模）的增长而下降，当消费速度（或作用规模）增长到足够程度时，其功能价值趋近于耗散价值，该事物的使用价值就趋于零，这就是“边际使用价值零值定理”。

2、稀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大于零，但它归根到底来源于人类劳动。

对于稀缺的自然资源，由于其利用的规模受到限制，其功能价值通常不能无限地趋近于耗散价值，因此其使用价值通常大于零。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对于猿猴来说，除了水果（有时还有水、避署和御寒的洞），其余都是不稀缺的，都没有使用价值。人如果没有学会对火的利用，煤和柴都不可能具有使用价值，许多食物都不会具有任何使用价值，人也就不会成为杂食性动物；人类如果没有掌握炼铁和炼钢的技术，所有铁矿石都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因此，自然界稀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的形成和增长最终都可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使用价值的增加总量就是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成果的使用价值总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可利用自然资源的类型、区域、方式、内容和规模不断扩展和深化，自然界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总量在不断增大，这在根本上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地球上的所有自然资源之所以具有了越来越大的使用价值，就是因为人类一辈一辈地在生产实践中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知识，使人们逐渐具有了开发利用其功能属性而产生的，这不是因为自然资源中天生地具有了使用价值，只待人类去开发和利用，而只能说明这些自然资源具有了某种功能特性，人类只是将这些功能特性转化为使用价值。显然，目前还有许多自然资源的功能特性还没有开发利用起来，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没有使用价值（或只有很少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较大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例如，目前的海水并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但如果人类掌握了可控核聚变的技术，那么海水将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之源。虽然，自然资源本身并不是人类创造的，但自然资源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却必然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一代一代的知识积累而形成的，知识的使用价值在很大部分就是体现在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上，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当然，使自然资源具有使用价值的知识包括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例如，使铁矿石具有使用价值的知识除了冶炼技术，还有与之相关的科学、文学和艺术等，以及必要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另外，随着人类活动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展，许多本来不稀缺的自然资源逐渐转化为相对稀缺的自然资源而造成的，这也是人类劳动的间接产物。许多自然资源（包括水、土地、草木、河流、山脉等）最早都是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但有功能价值），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知道了怎样来利用这些自然资源，从而使这些自然资源具有了使用价值（这就是科学技术的价值体现）；另一方面，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展，活动内容的不断深化，使得许多自然资源由充裕转化为稀缺，从而使其使用价值由零值转化为正值，这也是人类在其活动扩展过程中的间接劳动所产生的。荒山的使用价值正是主要由这两方面的间接劳动所创造的。一些没有直接凝聚人类劳动的事物并不是没有使用价值，许多事物人类已经通过前人或他人间接地凝聚了劳动，因而具有了使用价值。例如，月球上的物质虽然没有凝聚直接的人类劳动，但是通过几千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了解到月球上的物质能够具有某种商业价值、科研价值、政治价值或文化价值，而且月球上的物质本身也往往需要通过无数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并冒着巨大的风险才能取回到地球上。

由此可见，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最初都是来自于人类劳动，“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一个内容简单但内涵深刻的哲学命题。劳动不仅是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

参考文献：

稀缺范文篇8

一、人类行为的快乐原则

快乐最早属于哲学中的目的论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虽然人类行为的具体(中间)目的千差万别，但从终极意义上讲，所有人类行为的目的都是同一的。即不管人们的行为如何错综复杂，行为的具体目的如何千变万化，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唯一确定的。坚持快乐论的思想家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避免和对快乐的追求的欲望，趋乐避苦是人类所有欲望中最本质的规定和共同属性。快乐主义思想家的这个认识，是从人人都在渴望快乐的这个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得到的。从心理机制上讲，人的各种欲望的形成都是以人们相应生物官能的存在为基础的。当人的感受器官接受外物，外物信号由人的感受器官经信息转换后传导到中枢神经，脑中枢根据传人信号与自身各种官能需要的情况进行分析，然后产生响应或是排斥的决策与效应行为。在正常的身心条件下，当人体受到不良物刺激时，一般会引起中枢神经的抑制过程，产生消退、逃避或排斥行为，即“避苦”。当感受到良性物刺激时，一般则会引起脑中枢的兴奋过程，产生或加强对某事物的需要和响应，即“趋乐”。因此，人的欲望满足与各种需要行为一般总与相应中枢神经的兴奋过程相一致。欲望的初步实现又会增强或扩大兴奋过程，直至欲望满足，产生超限抑制为止。精神快乐即是通过中枢兴奋的心理机制反映出来。各种满足人类欲望的行动，实际上都是服从于相应中枢兴奋的需要而产生的，都是对以中枢兴奋为心理基础的快乐需要的追求。这也就是人类行为的快乐原则发生的心理机制。快乐主义者解释，人类之所以会产生趋乐避苦的欲望，只因为“快乐是带来利益的活动的表现，痛苦是带来伤害的活动的表现，这些活动的利害或是相对于个人或种的整个组织器官而言，或是相对于其中的某一部分而言。”①因而，快乐与痛苦的状态又是与生命功能的加强或削弱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使快乐原则确立于坚实的人类生命存在的客观生理物质基础之上。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其中丹尼尔•卡纳曼(DanielKahneman)就是研究快乐心理学(hedonicPsychology)并力图复活边沁快乐理论的经济心理学家。从而使得关于快乐的老效用主义理论重新引起经济理论界的重视。

二、人的有限生命成本是实现快乐最大化的根本约束条件

快乐是一种以广义物质存在与消费为基础又超然于物质之上的愉悦的精神感受，是人类欲望的本质规定和人类行为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西方经济学发生、发展的根本思想基础。这个结论应当没有问题。这里，之所以不用“效用”而是用“快乐”，有两个重要理由:一是因为效用本身的内涵就是指物品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的性质，效用只是一个“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而更加重要的是，在后来的经济分析中，效用仅仅剩下了“以数字排列选择的定名。不代表快乐，不代表享受，也不代表福利”。②这样，效用事实上就成了一个没有内核的概念空壳。二是新效用主义对效用的解释是:效用=偏好满足。而由于信息不全、无理性、利他三个因素的存在，有可能使偏好满足偏离于人们的快乐，从而对人们的长期快乐产生不利影响(黄有光，2000)。所以，快乐(happines，，hedonic)或者叫趋乐避苦较之效用(以ility)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人类行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人们为获取快乐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这种成本也就是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而这种成本或“资源”是“稀缺”的。③这就形成了获取快乐的成本约束或者叫资源稀缺性约束，含义同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预算约束线。在预算约束线条件下实现快乐最大化目标，便成了人类经济活动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的根本所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指的稀缺资源既包括人力资源也包括其它存在稀缺性的经济资源，它们共同转化为人们获取快乐的资源(成本)约束。现在，需要深人论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资源稀缺性是否就构成为人类获取快乐最大化的根本约束条件?由于稀缺性假设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重要约束条件，这一假设至今未见重新验证和突破。然而，这却是一个努力不够彻底的假设。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性，是指以下三种情况或其一:即结构资源有限，总量资源有限(这两者指的是资源自身的稀缺性)，以及资源相对于人类欲望的有限和相对稀缺。事实上，自然资源具有无限性特征。人类所伴随的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开放的宇宙资源系统，地球资源的这种客体无限性，在人类这个发展主体面前潜在着可供无限发展的能量。也就是说，从存在意义上讲，从客观存在世界与人类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性看，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是无限的。资源的潜在性、潜在资源的无限性是人类所接受的地球与宇宙资源系统的根本特征。这也是我们进行资源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并把它和哲学、自然科学规律统一起来的一个应有的思维基础。①西方经济学扩大了资源稀缺性的约束限度，忽略了开放系统中的资源还有更加重要的无限性的一面。这是造成西方经济学从解决稀缺性矛盾开始到面临过剩经济矛盾结束等理论与逻辑矛盾的重要原因。自人类社会诞生至今，从天然(采猎)经济到自然经济，从制造业经济到信息与知识经济，资源的链条在不断延伸。人类可以面对的是具有无限潜力的自然资源。这是从自然资源存在状况的绝对性上讲的。从资源稀缺性的相对性讲，与人类无穷欲望相对应的恰是无穷的宇宙资源。自然存在本身与自然界在人类面前都不存在一条稀缺性规律。以辩证法观之，天地合阴阳而生，世间万物无不在对立统一之中。人类之无限的心界，必有一无限的天界与之相对，那就是宇宙。这也就是人类无穷欲望与宇宙的无限境界的对应之处。当代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由资源稀缺性矛盾所导致，无如说这是当社会生产力—人类自身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潜在资源的绝对充裕性和人类需要的相对(结构)有限性的矛盾必然伴生而成的结果。可见，纠正错误的资源稀缺观念已是十分重要，人类获得快乐的真正约束条件事实上并不在客观的自然资源方面。经过相关分析，我们可以把资源稀缺性解释为以下六组矛盾，即:潜在自然资源无限与直接可用资源有限的矛盾;总量资源

无限与结构(个量)资源有限的矛盾;直接可用资源有限与人类欲望无限的矛盾;欲望无限与能力(人力资源)有限的矛盾;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潜力无限与人类欲望的个量和结构有限，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矛盾;人的潜在欲望、潜在人力资源和潜在自然资源三者无限性的辩证统一。前面五对矛盾实际上都统一在第六对矛盾之中。即矛盾的统一性是矛盾的差异性和对立性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并互为基础。如此，关于资源稀缺性问题便可以作出进一步的说明:首先，从个量和直接可用角度看的资源可以是有限的，但潜在的总量资源是无限的。以个量资源的有限性来解释总体资源与潜在资源，扩大了资源稀缺性的限界并以此来作为人类获取快乐的约束条件是不正确的。其次，相对于人的欲望与需要而言，直接可用资源、个量资源以及由之引致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可以是有限的，缺乏的。这也就是无限欲望与有限直接可用资源之间的矛盾。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与界定这种资源有限性的“原因”，亦即引起稀缺性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一般认为是在自然界的资源存在状态方面。即认为森林、矿藏、水等资源条件的有限性是引起经济稀缺性的根本原因。而事实的情况是，造成总量资源无限条件下的直接可用资源有限—造成经济稀缺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行为失控导致的人口过量增长超过了可直接使用自然资源的量界，而直接可用人力资源的有限性又限制了人类对于直接可用资源的养护与潜在资源的识别、利用而造成的。因此，造成资源稀缺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方面，而非自然资源的“物”方面。灭人类者，人类也。人力资源稀缺才是造成经济稀缺问题的实质与根源;人类欲望无限性与人类自身能力有限性的矛盾，才是造成经济稀缺性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源稀缺才是人类实现快乐最大化的根本约束条件。②再次，人类欲望的潜力与总量是无限的(长生不老便是个无限性问题)，但个量和结构的需要却可以是有限的。人类需要的结构有限性以及人类高需要层次上对于一般物质产品需要的下降，便成为人类自身能力(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生产过剩的重要原因，而自然资源的无限性则成为形成这种生产过剩的客观外部条件。这也证明了自然资源并不构成为人类获取快乐的根本约束条件。而造成资源稀缺性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是产生稀缺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类自身，在于人力资源的稀缺。这些是对稀缺与约束条件问题必须建立的基本认识。因此，世界中并不存在自然资源的绝对稀缺问题。自然资源的个量与结构上存在的稀缺性问题，要么由人类自身欲望大于能力的矛盾造成，要么则可以通过“替代”和“选择”来解决，也不构成稀缺性问题的重点。而第三种稀缺即由直接可用资源的稀缺引起的商品和劳务供给缺乏，确切地讲并不是自然资源本身的稀缺问题。这种稀缺情况根本上是由人力资源稀缺即人类自身能力的约束造成的。满足人类无穷欲望的自然资源是无限充裕的，这是主体需要与客体资源在其无限性上的辩证统一。正是由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满足欲望的能力的有限性，加剧了可免费和直接使用资源的稀缺状况，引起了大量的经济难题。正是由于自然的博大，为人类智能的发展和快乐满足提供了无限的外在条件。因此，人类快乐需要不能获得满足的根本原因或者叫引起经济稀缺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在于自然资源方面，而在于人力资源方面。人类认识、利用、改造与维护自然的能力不足，改善与控制自身无理性行为的能力不强，才是制约人类实现最大化快乐、进而产生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根源。由是得到结论:有限生命成本是人类获取快乐最大化的根本的资源(成本)约束，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快乐最大化是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张五常言:科斯的本领，是把所有局限条件归纳在成本之内。而我认为，我们可以把人类经济活动中的根本约束条件进一步归结到人的生命成本自身。经济学的这一基本规律可以运用快乐均衡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图1中，XI、X:分别表示生命成本中的脑力、体力并都包含了使用脑力、体力时耗费的时间，AB表示既定的生命成本约束线，I，1213为三条无差异快乐曲线，点E表示在AB线约束下能够实现的快乐最大化均衡点。它表明，人们能够实现的最大化快乐总是要受到其有限的生命成本制约的。随着人类体能与智能的更多开发，人们获得快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也就是说，随着人类生命资源(主要表现为智力资源)的进一步释放，人们为获取快乐能够支付的生命成本水平将逐步提高，成本约束线将向外移动并且斜率改变，并与快乐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人们将获得更多的快乐满足，并形成一条生命成本—图1快乐均衡快乐满足曲线。见图2。图中有三条预算约束线AB，A，B‘，A’’B’’，表示随着人类生命资源的进一步释放，人们为获取快乐能够支付的生命成本水平的逐步提高。AB，A‘B’，A吧“分别和三条无差异曲线I;121。相切于E，E‘，E“。这些点是人们在有效生命成本支付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的最大快乐满足点或快乐均衡点。理论上讲，预算约束线丫了比A’B‘、A‘B’比AB能够支付更高的生命成本即提高生命效能，从而获得更多的快乐满足，即与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连接E，E‘，侧，得到LH(lifeeost一happiness)曲线，即生命成本—快乐满足曲线。

稀缺范文篇9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资源的企业理论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基于产品的企业理论或者说竞争优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基于资源的企业理论认为持续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资源的四个经验特征：即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一般企业资源包括企业所能控制的、能使之形成并实施提高其效率与效益战略的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流程、禀赋、信息、知识等。用传统战略分析的话来讲，就是企业用来形成并实施其战略的力量。它可以分为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组织资本资源。当企业在企业充分利用了自身资源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并在此基础上在实施一个能创造价值的战略的同时没有任何现有的或潜在的竞争者实施相同的战略，那么企业就具有了竞争优势。如果这种战略不能被竞争者所模仿，它就具有持续竞争优势。

2、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的特性

(1)价值：资源要有价值，必须能促使公司形成并实施提高其效率与效益的战略。

(2)稀缺性：只有当一个公司实施的价值创造战略不能同时被其大量竞争者所实施时，它才能带来竞争优势，而这种价值创造战略的基础正是稀缺资源。

(3)不可模仿性：资源的不可模仿性可能出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因果关系的模糊性；社会复杂性。

(4)不可替代性：战略相等资源的存在就意味着现有的或潜在的竞争者能以另一种方式，用不同的资源，来实施相同的战略，而如果这些资源既不稀缺又易于模仿，那么许多公司都能实施前述战略，这些战略就不能产生持续竞争优势。

讨论资源对于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的前提是资源的异质性和不可流动性。战略的形成与实施需要不同的公司资源，如果所有的公司都拥有相同的资源，那么它们的战略也必然相同，从而能以相同的方式提高它们的效率与效益，并达到相同的程度。因此，在这样的产业内任何公司都不可能拥有持续竞争优势。

二、资源型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特性

广义资源包括企业所能控制的、能使之形成并实施提高其效率与效益战略的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流程、禀赋、信息、知识等。用传统战略分析的话来讲，就是企业用来形成并实施其战略的力量。它可以分为物质资源、智力资源、组织资源。资源型企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然资源相对于其它资源，如智力资源、组织资源来说对企业的贡献率大，企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因此，资源型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形成也有着与其它制造企业不同的特点。

(1)资源型企业的特点

资源型企业是指在其产品成本构成中以自然资源为主体或其生产要素的构成中自然资源占核心地位，并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来实现生产。资源型产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然资源对产业的贡献大，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它与其它加工制造业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自然资源禀赋对资源型企业起着决定性作用。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就是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以自然资源为主体投入要素，进行产品的生产，是一种以消耗大量自然资源、获取微薄利润的过程。在其成长过程中，通过对当地自然资源的独占或垄断（其形式有：自造资源、后向一体化获取资源、获得国家赋予的资源开采权、或与原材料资源生产企业合作等），在保证资源需求充足供应的前提下，进行产品的生产。资源型产业发展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为前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②资源型产业产品附加值太低。资源型企业的产品大多是初级产品。资源型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而不是产品本身。在产品的具体生产过程中，基于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初加工，形成了以初级原材料为产品的最终产品。

③资源型产业的负的外部性较大。一般制造业也存在外部性，但资源型产业在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同时，其外部性表现的更为严重。

（2）资源型企业的资源配置（资源消耗组合）特点

所谓资源配置是指自然资源之间以及自然资源与其他经济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在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等方面的具体体现（曲褔田，《资源经济学》，2002）一般的企业资源消耗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物质资源消耗、人力资源消耗。其中物质资源消耗又包括自然资源消耗、能源消耗、固定资产消耗；人力资源消耗又包括：智力资源消耗和劳动消耗。由于资源型企业有着与其它加工制造业不同的特点，因此，资源型企业的资源配置（资源消耗）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物质资源消耗占绝对优势。资源型企业的物质资源投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资源的占用形式，如厂房、设备及重复使用的大型材料。这些资源的投入是维持企业生产进行的基本条件，是资源型企业产品价值提升的保证。这种资源消耗的价值补偿时间较长。另一种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形式。这种资源投入是资源型企业的根本性投入，也是资源型企业生存发展的依赖性投入。这种资源消耗价值补偿时间较短。物质资源消耗构成资源产品价值的主要部分。

②智力资源、组织资源投入相对较少。企业的智力资源指的是企业中所有那些体现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才能，包括企业员工的专业技能、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企业的组织能力指的是企业内部各种被用来实现某一个预期目的的组织流程。企业的组织能力往往以信息为基础,具有企业特定性(firm-specific),它们是通过企业内部各种其他资源复杂的长期相互作用建立起来的。这两种资源可以被抽象地看作是企业创造的一种"中间产品",这种"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也可以被抽象地看作是对企业最终产品或服务的战略性保护机制。但传统资源型企业往往只重视对某种自然资源的独占或垄断所带来的优势，而忽视了企业内部的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的作用。

③劳动消耗较大。这里的劳动消耗一般是指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体力消耗。大量的劳动消耗是资源型企业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也是资源型企业的特点。物质资源的消耗必须是由消耗劳动来完成，它构成资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3）资源型企业的自然资源特性

由于自然资源在资源型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资源型企业的产品价值构成中占有主要部分，下面分析资源型企业中的自然资源的特性，以及这种特性对产品的影响。

①自然资源价值（有用性）。现代资源资产价值理论，是在反思传统的资源价值理论基础上逐步构建起来的。传统的资源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效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是从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或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角度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的经济理论。其主要观点是：①价值起源于效用，效用是形成价值的必要条件又以物品的稀缺性为条件，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得以体现的充分条件。②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量，即满足人的最后的变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商品的效用，价值纯粹为一种主观心理现象。③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效用均等地，才能全人们从中获得的总效用达到最大。④效用量是由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状况决定的，其大小与需求强度成下比例关系，物品的价值最终由效用性和稀缺性决定的。（姜文来，杨瑞珍《资源资产论》，2002）

现代资源资产价值理论认为，资源资产的价值来源于三部分：资源资产的商品价值、资源资产的生态价值、和资源资产的折补价值。

②自然资源的稀缺性

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稀缺的标志是若为获得资源而必须付出代价，而获取一个单位资源而付出的间接和直接的代价的度量，就是资源稀缺程度的指示器。资源稀缺是伴随着资源的自然有限性而提出来的。资源稀缺是有时间性的，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评价资源稀缺性一般具有下列指标：①资源产品的价格；②资源开发费用用或开发成本；

③稀缺性租金

缓解资源稀缺的途径主要是技术进步。因为：①技术进步可以发现新的资源储量；②技术进步可以带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③技术进步促进生产过程中对稀缺资源的替代；④技术进步可以推动资源利用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实现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

资源稀缺是资源产品价格的变动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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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产力矛盾劳动时间的稀缺性需求的无限性节约

一、经济学角度的生产力内部矛盾新思考生产力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实践过程中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其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其表明了生产本身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属于不同的范畴，并且生产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即得力量，是由客观的物质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根据马克思哲学原理,一个有机整体必定有其内部矛盾，或者更严格的说生产力也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其在发展中不是一个因变量——一个靠外力推动的机械物，而是一个自变量，是有以其内部矛盾为动力的组织系统，那么生产力内部矛盾又是什么呢？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一——“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双向循环与动态平衡”。其中人是双向循环的起点，是生产力系统的中心。就生产力本身来说，人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因素，其在生产过程中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设计者和控制者，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承担者和实现者，没有人就不会有劳动资料，自然环境就无法构成劳动对象的总和，也就不会存在人类社会和生产力，也正因此，马克思把劳动者称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列宁则称之为“全人类首要的生产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求和主导力量，是研究生产力内部矛盾的焦点和窗口。有学者指出“生产发展的起点和终点[相对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促进社会的发展”。（1）事实也正如此，历史和生产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是一种即得的、作为前人实践结果而存在的社会力量，是人们从事现实的生产实践以及由生产实践所决定的其他活动的物质基础，人们只能从现实的生产力出发才能创造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对于每一代人，生产力的起点都是即定的，即定的生产力当然无法满足人无限的需求，由于人的物质需要得以满足的源头是自然，这就导致理论界认为生产力的内部根本矛盾是人无限发展的需要与自然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矛盾。但从经济学角度看，一方面自然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本身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不起支配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能源并没有枯竭，甚至新资源不断的被发现。社会经济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壮大的经济对资源需求不断增大，但只导致了供需的暂时失衡，由资源永久性枯竭而使某种生产终止的现象始终没有出现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生产中单个生产者并不关心资源的稀缺问题，只有当供不应求时，他们必须多付出劳动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时才使他们感受深刻。因此从生产角度看并非自然不能满足人，而是人自身的生产不能满足人自身的需求或无限发展的需求，这就出现了在一定历史阶段无限的需求同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存在的，因为对于每一代人来说生产力总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排除本身原有欲望的不能完全满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化发展，消费的需求本身也是不断升级的。再进一步想，如果人不受生命周期的限制，他的生产时间就是无限的。拥有无限的生产时间，即使是在既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也不用担心想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满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劳动对象不扩大，消费的欲望或需求就不会发展。需求就会失去了他的无限性。需求失去了无限性,需求的满足就不在遥远。生产力也就会失去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会停歇不前，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受到劳动时间的有限性的客观胁迫，人们才会担心现有需求的不能满足。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客观发展，劳动对象得以现实扩大，消费需求才得到发展。劳动时间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这一矛盾又得以突出。）那么人就无须提高生产力，生产力少了劳动者的能动作用也就自然得不到发展。但幸运的是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客观上是受生命的有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制约的。因此，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来说，生产的时间都是稀缺的。但同样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消费的需求又总是无限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稀缺的生产时间同无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时间角度的生产力基本矛盾的具体分析首先，从自然的角度看，时间是运动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它普遍必然的内化于一切物质形态的具体运动过程中，是构成一切物质形态之间普遍联系的纽带。时间使物质的运动获得最普遍表现方式。而人是物质的类分子，其运动本身也不能脱离时间而存在。因而，说时间是人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前提就不言自明了。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时间是人通达自然的唯一路径，是劳动得以存在并实现的必要前提，劳动无法离开时间独立存在。时间又属于物质范畴，对于人来说它既是一种自然资源,又是人凭借自身存在前提转化成的内在资源。时间双重性决定了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时间作为自然资源本身有它的无限性，但由于介入劳动后，被内化成劳动者自身的资源，时间就取得了稀缺性。尽管我们不可否认它这种资源也是稀缺的，但除了时间外其他任何资源都可能找到替代品。因此对于劳动者和生产来说真正稀缺的只有——劳动生产力的动时间。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史就是分工的发展史。分工是生产力发展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要前提。在行业之间的分工时期，每个工人都有专门固定的工作，由于工人长时间的从事一种专门性的简单工作，就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过渡到了行业内部的分工，此时工人长时间的从事一种专门性的简单局部操作，局部劳动的方法逐步完善，节省劳动时间的经验也得到逐步积累。并且由于局部工人整天连续不断的从事同一操作，不必调动劳动位置和切换劳动工具，这就缩小了劳动的间隙节省了劳动的非生产性时间的耗费，就达到了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的目的。再有，专门从事某一种固定的工作，由于经验的长期积累，有利于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多样化。而工具的简化、改进、多样化又是创造机器或机器革新的物质条件之一，也是在生产中节约或进一步节约劳动时间的前提之一，当然这一切的提升都要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分工又恰恰是劳动者素质提高的一个必要前提。总之无论从分工的哪一个角度看，分工的存在都是一种和分工以前或细化以前相比较的以节约劳动时间为“自因”的存在形式，换句话说分工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解决劳动时间对于劳动主体的稀缺性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并且我们将看到一切围绕生产与消费展开的生产和非生产活动都是为了在一定的时间里得到更多的使用价值，以达到调和需求无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却性这一矛盾的效果。分工的直接，必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再降低单个产品价值的同时也是解决劳动时间的稀缺性问题，例如，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前生产一件上衣需要2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后就只需一小时，那么节约下的一小时可以用于进行满足它种商品需求的生产，这样在同样有限的时间里需求的多样性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满足。第三，从另一个角度看，交换既是分工的必然结果又是解决劳动时间稀缺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将“W----G`”的是否实现形象的比喻为“惊险跳跃”。现在我们进一步将这种“惊险跳跃”返回到物物交换，就能发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论述一头海狸等于2头鹿的交换的不完全性。捕一头海狸和2头鹿的劳动量是否相等，在抽象的情况下不同的劳动者之间是无法比较的，但如果以自身作比较就是可行的，对于捕海狸者来说，经验应该告诉他，他捕一头海狸的时间绝对捕不了2头鹿，否则他就会自己去捕鹿。而不是选择通过交换来获得鹿。因为，如果捕海狸者捕一头海狸的时间可以捕两头鹿，再加上交换所需的劳动量或机会劳动量，捕海狸者就可以在捕一头海狸的时间捕两头以上的鹿。那么按亚当.斯密的逻辑“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花费的代价比在家里小时,就永远不会有人想在家里生产。”交换就是不能忍受的。对于捕鹿者亦是如此。所以，一头海狸等于两头鹿必然包含了对于捕海狸者和捕鹿者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的双向节约，节约的效果是他们都在生产力允许的范围内花了最少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而得到了最多的消费品，从而缓和了劳动时间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第四，作为消费实现的最后一个环节——分配也必然影响到劳动时间的节约。“大锅饭”、“乌托邦”都从反面说明了这个事实，当分配不合理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打击，生产力得不到发挥，交换无法实现，劳动时间无法得到节约，消费及消费的多样性和无限性就得不到必要的满足，需求的无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缺性的矛盾就得不到调和，生产将萎缩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内。当按劳分配得以实现，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鼓舞时，需求无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缺性的矛盾得到调和，生产力就得以发展。第五，从某种角度看消费本身也是围绕劳动时间的节约展开的。在生产领域，生产效率越高，即越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最多的产品的机器越受到欢迎。由于这是一个现象本身的表象，我在这里就不在儡述。在非生产领域越能使人迅速恢复身心的服务或产品越受欢迎，恢复身心是为了再次投入工作的效率本身。这么一来效用价值论就构建出了劳动价值的基础。例如明星自身并不创造价值，但由于其存在通过存在的部分现象缓解了直接和间接创造价值的群体的疲劳，使之愉悦，恢复从而以全新的形态投入再生产，以求达到恢复或提升效率本身。如此以来明星就取得了间接创造价值的间接性。这一间接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劳动者劳动效率的恢复或提高上，以通达到劳动时间得以节约的或然。从而解决劳动时间的稀缺性问题。当社会交换得以普遍实现时这种或然就转化为必然可靠的存在。因而他参与分配就取得了绝对的前提——他节约了或变相增加了创造价值的时间，这种节约的时间在市场的参与下合理地赋予了明星分配的权利，由于基数的庞大，节约的劳动总时间合理划分给他的那部分就能代表一个较大的劳动量，因此也正因此在市场的参与下明星获得了较高的收入。第六，管理之所以成为现代生产的核心之一，是因为管理是管理者或管理机构，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计划、组织、控制、领导等工作，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人、财、物、时间、信息）进行合理的配置和有效使用，以实现组织预定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起着使劳动生产的各部分（特别是劳动者的劳动）有机合理排序以达到超越个体劳动的效果，从而调和生产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自然角度还是生产角度，劳动时间都是稀缺的。并且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无不是围绕着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的无限性这一矛盾展开，这一矛盾是人类生产生活发展的核心基础和动力源泉。三、生产力内部要素的辨证关系。

生产力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动态系统，它包括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切物质和技术要素的总和。其基本要素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在这三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因而首先我们将从劳动者这里出发，论证三要素在生产力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是怎样构成一个双向循环的动态平衡系统的。

首先，劳动者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动力、核心其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体，也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就被赋予了主客观的双重性。一方面，在需求无限性的作用下，劳动者主观要求劳动对象扩大，以满足需求的无限性；劳动对象要扩大又要求工具得到革新，工具要革新又必然要求劳动者素质要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又要求劳动对象扩大。这样，生产力的三要素在需求无限性的作用下构成了第一个循环的平衡系统，另一方面，在劳动时间稀缺性的作用下，劳动者要求生产工具首先要革新，生产工具革新又作用于劳动对象使劳动对象扩大，扩大的劳动对象又诱使需求的层次提高。从而为构成人与自然互动的第二个动态循环系统。

其次，劳动资料（这里主要讨论作为主干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变化的起点，生产工具改进或革新的结果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了明了起见我们假设生产工具革新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此时，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在客观要求下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一方面，虽然个人和社会的总需求是无限的，但就某一种具体产品而言，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却是有限的。我们假设现在社会对鞋子的总需求是100双，需要10个人来生产。而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后，5个人的生产就能满足社会对鞋子的总需求，因而另外5个人客观上就必须被分离出来，形成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就从客观上要求劳动对象得以扩大，以此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一过程也使需求的无限性被缓和成为可能。当被溢出的劳动者从事它种商品的生产时，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都得到部分解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在经历一次革新后必然会导致大批工人失业。例如，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领域在短时间内劳动生产率就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必然会溢出大批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的解决和劳动对象扩大本身又要求劳动者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以此来开发人类潜在的需求，当潜在需求被激活时，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再次回到起点。

再者，劳动对象作为生产中的被动者在生产中也不是单纯的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对象的扩大一方面要求生产工具的进一步细化，而工具的细化本身又是生产工具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因为任何复杂的工具都是简单工具的再组合。另一方面，劳动对象的扩大是劳动者的需求意识形态得到发展，从而劳动者就会对生产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总之，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在以生产力的三要素为主要内容的作用下形成的双向循环和动态平衡过程，而这一动态过程的原动力就是对于劳动者而言的生产时间的稀缺性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注释：（1）刘强．生产力内部规律与我国社会发展的反思.求索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