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范文10篇

新资本范文篇1

2003年5月，中国银监会公布了最新翻译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概述（即BaselⅡ第三稿），新协议将在2006年底取代现行的1988年协议。但就中国目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基础和水平而言，还远远达不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因此，中国银监会明确表态，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几年后，中国仍将执行1988年的协议。这也说明，中国银行业目前的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大银行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是未来几年银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三大支柱”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新要求

新资本协议总体框架共分三部分，即所谓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为最低资本要求，第二支柱是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第三支柱为市场约束。与1988年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吸收了近几年国际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管理技术，在风险定义、风险计量、强化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质量

新资本协议吸纳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概念的同时，将操作风险列入风险管理的范畴，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风险计量更为谨慎、周密，方法更趋科学，促使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覆盖信贷决策和审批、贷款定价、信贷授权、风险敞口限额（包括地区、行业和客户）、资本和资源配置等领域，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实现有质量、有内涵的发展。

（二）增强风险防范的主动性，增加风险管理手段的灵活性

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在风险控制和防范中发挥更大作用，在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中，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加权风险计量均鼓励和允许商业银行运用自己的评级系统、评级模型和评级技术确定资产风险权重和最低资本充足要求，既强化了银行建立内控机制的责任，又增加了银行风险管理手段的灵活性。

（三）注重模型化和定量化计量，提高风险管理的精密度

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对信用风险的计量采用内部评级法（IRB），对操作风险的计量采取内部测评方法，这些风险测评技术均以定量化的、更为严密的模型为依托，风险计量更为谨慎、周密。

（四）强调监管当局及时干预，充分发挥监管者的作用

新资本协议把监管当局的严格评估与及时干预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二支柱，监管当局要准确评估银行是否达到最低资本需要，银行资本水平是否与实际风险相适应，内部评级体系是否科学可靠，及早干预和防止银行资本水平低于实际风险水平。这些规定强化了监管当局的职责，硬化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管约束，使监管当局能够更加主动地发挥作用。

（五）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更加强调市场约束

新资本协议把信息透明和市场约束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三大支柱，要求银行应当向社会及时披露关键信息，包括资本构成、风险资产及计量标准、内部评级系统及风险资产计量法、风险资产管理的战略与制度、资本充足率水平等。银行应具有经董事会批准的正式披露政策，该政策应概括公开披露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目的和战略，并规定披露的频率及方式。这些规定有助于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提高外部监管的可行性、及时性。

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本充足率水平不高，风险资产规模较大

虽然新资本协议针对的是一级法人的资本充足监管要求，但在总分行体制下，按照经济资本配置制度要求，银行应当为不同的风险敞口和分支机构配置相应的最低资本，由于国内银行资产质量比较差，不良资产的规模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大得多，因此按实际风险资产计算的资本充足率实际上大多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水平，同时由于资本充足率水平较低且资本补充渠道较窄，能够为分支机构风险敞口配置的资本相当有限，不可能为高规模的风险敞口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撑，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分支机构风险敞口规模与资本匹配失衡。在资本补充有限的情况下，要提高资本充足率必须在降低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规模上做文章。而我国目前包括大型企业在内的绝大部分企业尚未取得外部评级，在标准法下其风险权重为100%或者150%，且国内银行尚不具备内部评级的客观条件，不能对企业进行内部评级，在呆账准备金提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的这种逆向配置效应几乎意味着商业银行降低风险敞口规模的途径就是降低信贷存量规模，甚至是减少一些优质客户的信贷业务。在当前我国信贷资产质量不高的情况下，风险资产按照新资本协议计算无疑规模更大，这又对我国当前较低的资本充足率带来了新的压力。

（二）风险管理文化落后，风险管理意识不强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意识初步形成，但风险管理没有作为风险文化根植于所有员工的心中，贯穿到业务拓展的全过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还没有树立，没有形成全行认同的风险管理文化，系统而完整的风险管理战略还有待于加强，风险管理侧重于后台管理，没有将其作为信贷决策、风险敞口限额控制、贷款定价、资本资源配置的有利工具。同时，部分人员将风险片面地等同为违规、案件和损失，一些风险管理人员将风险管理简单地理解为控制，部分业务人员将风险管理看作是业务拓展绊脚石，注重信用风险的控制和计量，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仅有一定的理性认识，还谈不上统筹考虑、系统管理。

（三）风险计量方法落后，风险计量技术达不到要求

新资本协议规定了内部评级法必须达到9个方面的最低标准：（1）信用风险的有效细分；（2）评级的完整性和完备性；（3）对评级系统和机制的监督；（4）评级系统的标准和原理；（5）违约概率测算的最低要求；（6）数据收集和信息技术系统；（7）内部评级的使用；（8）内部验证；（9）信息披露要求。按照这些标准，我国商业银行至少在以下方面还存在差距：一是信用风险尚未进行公司、国家、银行、零售贷款、专项贷款、股权投资方面的细分；二是评级体系仍实行一逾双呆4级分类法和5级分类法，离先进银行10级以上分类方法有较大差距；三是没有成熟的风险计量模型，信用评价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且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信息滞后且有效性差，客户风险评价的准确性较差；四是数据系统既不能满足复杂的风险计量要求，又不能满足5—7年历史数据观察期的要求（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五是内部评级尚未应用于信贷决策、资本配置、贷款定价、经营绩效考核等方面；六是缺乏以风险为导向的资本资源配置机制。

（四）内控管理机制不完善，风险管理执行力度较弱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在内控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银行的内控还不能完全适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不能适应银行审慎经营和银行业监管的需要。银行内部缺乏一个统一完整的内部控制法规制度及操作规则，不少制度规定有粗略化、大致化、模糊化现象。如贷后管理检查报告制度淡化，客户经理的职责履行不到位等都缺乏必要的控制手段。同时会计控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如对于客户在商业银行资金流量，会计部门不能为信贷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采取必要的控制手段。同时，岗位轮换制度没有得到普遍推行，未能很好地造就业务的多面手和综合管理人才，达到“一专多能”的目的，也难以避免因岗位人员老化而产生的各种弊端。一些分支行的负责人按个人意志办事，使内控规章制度流于形式。目前，银行的制度规定，其对象大多是业务人员，而对各级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监督，对掌握一定决策权力的管理人员制约力不强，以致内控制度存在着许多漏洞和隐患，表现在信贷风险方面较为明显的是对上报信贷审批材料进行包装和贷款条件不落实，就发放贷款，造成信贷业务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隐患。

（五）风险预警信号滞后，缺乏先进的预警技术

新资本范文篇2

而且，从本质上说，目前正方兴未艾的人力资本理论所关注的人力资源，某种意义上指的也正是这种稀缺性的理性资源，它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知识。而知识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专业化相对应的可以物化为劳动工具的知识；另一类是与协作相对应的可以物化为组织的知识。前者具有个体性，后者则是一种共享的知识。共享的知识不仅协调着个人的行为、个性和动机，成为知识增长的源泉，而且还通过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来降低交易费用。在这里，作为共享性知识的组织同样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人力资源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许只有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马歇尔早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就把组织视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并列的第四种生产要素的深刻寓意。

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适应新的技术和市场发展需要的企业组织创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一轮企业组织创新浪潮与前几次相比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培植企业基于知识的获取和应用的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e），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各种新的组织创新样式，传统的以交易费用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分析框架，难以给出一致、合理的说明。而上述基于西蒙的分析，实际上给人们提示了一个研究组织创新的不同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全新视角，即将企业组织视为一种资源而不单纯是可与市场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本文试图从这个视角出发，汲取人力资本理论、企业理论、组织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有益成份，构建一个以组织资本概念为核心的关于组织创新的研究框架。

1人力资本与组织资本

1.1人力资本

根据现代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1〕。具体地说，契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契约是关于企业的物质资本的；另一类契约则与企业的人力资本有关。因而，也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由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构成的一个特殊契约”〔2〕。市场里的企业契约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在企业契约里包含了人力资本，正如科斯所指出的，“购买劳务——劳动的情形显然比购买物品的情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购买物品时，主要项目能够预先说明而其中细节则以后再决定”〔3〕。这样，由于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使得直接利用它时无法采用“事前全部说清楚”的一般市场契约的模式，因而必须借助激励性的企业制度安排和组织设置来实现对人力资本的使用和调度。这也是企业契约区别于市场契约的关键所在。

企业的契约理论一方面显示了企业的契约性质，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二战以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众所周知，今天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它所具有的核心能力，而核心能力的基础则是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他们的能力水平〔4〕。事实证明，在现代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中，企业赖以运作、生存和发展的“知识基”（TheKnowledgeBase）植根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因而，人力资本不仅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正相关，而且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舒尔茨曾经明确指出，“人力的取得不是无代价的，它需要消耗稀缺资源，也就是说需要消耗资本投资；人力——包括人的知识和人的技能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并非一切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因此，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我们把它称之为人力资本”〔5〕。显然，作为资本和财富的转换形态的人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投资才能形成，而投资恰是区别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关键所在。人力资源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人自身的力量，也即人在劳动活动中运用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而人力资本则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性投资所形成的可以带来财富增殖的资本形式。看出，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是两个虽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概念，因而人们才常常将两者相提并论。但在企业层次，人们更多强调的是人力资源的资本特性，即从投资角度考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问题。因而，本文也将主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定义组织资本及相关的企业组织创新问题。

1.2企业人力资本的特性

企业中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相比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1）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罗森已经明确地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也即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从这个前提出发，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的特性，使之在产权残缺发生时，以迥然不同于非人力资本的方式作出反应，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以致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从而使其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因此，人力资源需要激励而其它物质资源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激励（包括负激励）的内容，就是把人力资本开发利用的市场价值信号（现时的或预期的），传导给有关的个人，由他或她决策在何种范围内、以多大的强度来利用其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决定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方向和强度〔2〕。

（2）人力资本的社会特性它主要是指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人力资本总是要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人力资本的产权行使也必定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正是人力资本的社会特性决定了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并非是完全不可分离的（尽管从自然属性看两者是合二为一的），也即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抵押性。因为即便假定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也不可能任意地转化为现实的机会主义行为，转化的过程必然要受到约束。例如，在一个企业中，雇员主观上可以任意退出或索取高价，但当他真正决策时就不得不顾及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后果（如遭家人的反对、自身声誉的损失等）。在这种社会约束力下，他不得不理性地选择与他人合作。由此可见，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力资本产权行使的受限制性，从而也就决定了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抵押特征〔6〕。

（3）人力资本的专用特性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分为三类：地理区位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产专用性，而人力资产的专用性来自企业中的“干中学”，它可以借助企业专有化程度和计量劳动生产率的难易程度来衡量〔7〕。从资产专用性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将人力资本的专用特性理解为针对特定组织或特定工作所进行的技能和知识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在现代企业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在职培训和工作轮换制都属于企业专用的人力资本投资，它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在技术或知识上的互相依赖性。一个具有某种专用性资产的人若退出企业，不仅会给企业带来损失，而且会给退出者本人造成损失，因为这种企业专有的特异能力在企业外部将得不到充分评价，难以进入市场交易。人力资本的专用特性既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企业管理，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对员工的激励的重要依据，也是企业核心能力形成的基础。

（4）人力资本的组织依赖性企业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团队生产或长期契约的集合，而企业的团队本质又表现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企业中，一些资源的价值依赖于其他相关的资源，任何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都可能使对方的利益遭受损失；同时，相互依赖的资源也是相互特异的，从而存在替代成本。为保护依赖性资源免于受损，团队成员只有缔结长期契约，以确保一个可预期的补偿〔8〕。正是由于企业组织内资源的相互依赖性才导致了人力资本对组织的依赖性，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企业员工之间的协作就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增殖，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不与非人力资本结合就不能发挥作用。这不仅说明了人力资本只能激励不能压榨的原因，而且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的专用特性。人力资本的社会特性侧重于考察人力资本及其社会环境的制约关系，而其组织依赖性则着重于人力资本与特定组织的相互依赖关系，两者相附相成，共同构成作为社会人的人力资本的特性。

鉴于此，本文采用与组织资源密切相关的组织资本概念来表示基于人的社会属性的人力资本。具体地说，既然组织资源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投入的与团体协作及生产方式有关的非个人化的人力资源，那么，组织资本则是对组织资源进行开发性投资所形成的可以带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增殖的资本形式，它代表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之间的结合方式。因而，企业人力资本存量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自然属性的人为基础的，由健康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存量构成的纯粹人力资本存量，这也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概念，反映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其二，则是以社会属性的人为基础的，依赖于企业特定的战略、结构和文化的组织资本存量，它反映了人力资本的社会性、专用性和组织依赖性。而现实的人力资本存量应该是纯粹人力资本存量与组织资本存量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

2组织资本的构成与特性

组织资本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它并不是组织内个体人力资本之和，即员工们的健康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存量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根植于组织关系之中，由企业投资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关系所形成的资本形式。所以，组织资本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关系资本，也正是这种关系资本反映了企业的组织特性对企业核心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3.1组织的基本要素及其资本存量

伯纳德被认为是组织理论中从人与人的协作关系角度解释组织的第一人。他曾明确指出，组织是在特定目标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有意识的协调活动或力量合作系统，构成组织的基本要素有三：一是共同的目标；

二是合作的意愿；三是信息的交流。以往人们不仅看到了组织的责权结构，而且开始注意它的文化蕴涵。但是，如果我们从企业战略管理角度来审视，就不难发现，除了结构和文化要素外，还有一个战略要素，他体现为“特定的目标”和“有意识地活动”，也就是组织的第一基本要素——共同的目标。只是在本世纪初，还也不可能用战略一词来刻划他的“共同目标”要素。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传统的生产竞争和商品竞争已经让位于战略竞争。高科技时代是战略竞争制胜的时代，企业普遍制订经营战略，因而，“共同目标”在今天已明显地进化为组织的战略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组织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战略、结构和文化。

组织资本存量是指企业在某个特定时点上的组织资本投资总额。建立在上述对组织构成要素的理解基础上，组织资本存量的构成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1）战略资本存量这里指组织目标选择与实施的状况或水平，维护这种组织资本存量的投资包括用于确定目标、制定政策、选择与实施行动方案、实施过程的监督与控制等方面的投资，简单地说，也就是用于组织的战略决策过程的投资。当然，组织的战略资本投资还不仅仅是货币形式的，更重要的也许是诸如高层管理者的时间、精力、关注程度以及其他相关的非货币形式的投入。这种战略资本存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组织的长远发展。因为它能影响到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保持与提高〔4〕，进而一方面有助于确立企业在行业、市场和公众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也便于形成组织所共享的视野，这是一种组织认识、学习与行动的根深蒂固的方式，是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9〕。这两方面都是企业长远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者是外部条件，后者是内部根据。而组织的长远发展对决定其他形式的组织资本投资以及这些组织资本存量价值的大小起着重要的作用。

（2）结构资本存量它是通过企业对责权结构的设计与变革进行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形式。企业的责权结构也即组织结构，是指为实现目标而进行分工协作所形成的结构体系，主要包括职能结构、层次结构、部门结构和职权结构。结构资本存量的大小，会影响到一般物质资本和纯粹人力资本的结合方式，也会影响企业总体知识存量的水平。因为企业责权结构不仅决定了企业内人与物的匹配状况、企业激励机制的性质，而且也是企业正式的信息网络的基础。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货币形式的组织资本投资主要是用于结构资本存量的提高上。也就是结构资本存量水平也可以用来标志一个企业的组织资本存量水平。

（3）文化资本存量这是指持续地投资于培植企业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而形成的一种能够给企业带来潜在收益的资本形式。具体地说，投资于文化资本包括那些用于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建立、企业历史和典型故事的塑造、主导观念和管理风格的形成、组织气氛和凝聚力的维护、成功标准和企业形象的设计等方面的投资。文化资本存量的形成既是货币形式投资的结果，又是非货币形式投资的结果。货币形式的投资主要表现在建立正式规范、设计企业形象等主导观念的形成领域；而在组织的日常观念形成领域则主要表现为非货币形式的投资，如时间、领导者的风格、精力和关注程度等。

3.2组织资本的特性

由战略、结构和文化构成的组织作为一种经济性资源，它既具有资本属性，又与一般资本有着明显的区别。归纳起来，组织资本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特性：

（1）组织资本的收益递增性对于一般实物资本来说，普遍存在着投资的收益递减规律。收益递减规律起作用的前提条件是传统的自然资源依赖型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如农业、采矿业和传统的资源依赖型工业等；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中，收益递增规律则起着主导作用。收益递增规律指的是对于某一特定知识资源的投资来说，随着投资的持续增加，收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逐渐增加，类似于“马太效应”的情形，直至被另外一种全新的知识资源替代为止。阿瑟总结出“技术采用的收益递增”的五方面原因，即干中学、网络延伸性、生产中的规律经济、信息的递增收益和技术的相互关联性〔10〕。

如前所述，组织资本本质上是基于知识的资本，是一种为人们所共享的可物化为组织的经济性知识资源，因而组织资本投资同样遵从收益递增规律。组织资本的收益递增主要缘自：

·组织学习效应。组织学习包括了一系列不同于个人的学习活动，它的最大特点是以一个共享的知识基础为中心。正是这个包含着不可言传部分的知识基础使组织行为的变化成为可能，从而也使组织借助学习不断强化战略的文化意义上的共同视野，保证了组织资本投资的收益递增。

·组织网络的延伸效应。组织本质上是基于共同目标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随着这种网络的日益延伸和完善，文化或非正式交流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如果能够保证这种作用与组织战略和结构相适应，那么组织的有效性将会持续提高。

·组织的规模经济（交易费用降低）。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总费用虽然会上升，但单位组织费用却可能下降，而且各种交易费用也会相应降低，从而产生组织规模经济。组织的规模经济成为诱致企业持续地投资于组织资本的主要因素。

·组织形象或声誉的收益递增。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持续的组织资本投资使企业拥有良好的市场、社会和内部形象或声誉，这种形象或声誉又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外部影响和收益，这反过来又诱致企业进一步投资于组织资本，从而出现组织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

（2）组织资本对一般物质资本和纯粹人力资本的激活和催化作用

一般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递减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可能性边缘所决定的，而生产可能性边缘表示可以被生产出来的物品的各种组合的外部界限，……有效率的经济位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缘之上〔11〕。而根据莱布斯太因的观点，X－非效率的存在妨碍了企业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缘〔12〕。因而，组织资本投资就成为激活企业物质资本和纯粹人力资本，克服X－非效率，使企业现实的经济活动尽量逼近生产可能性边缘的重要保证。

另外，企业生产可能性边缘的位置主要由它的技术水平所决定，持续的技术创新将会导致企业生产可能性边缘外移，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创新离不开组织资本的催化作用，即只有通过战略、结构与文化的协调作用才能将物质资本和纯粹人力资本调动到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上来。所以，组织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导致企业生产可能性边缘外移的催化剂。

（3）组织资本的专用性由于组织资本主要表现为一种关系资本，因而其专用性就表现为这种关系的参与者没有任何一方对组织资本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任何组织资本投资都天然属于组织本身，也即都是专用的。这与物质资本和纯粹人力资本投资有较大区别。组织资本的专用性一方面表现为它的不可转让性，即不能进入市场交易，即使在企业购并的情况下，组织资本也难以测算，而且，被购并企业的组织资本将损失殆尽，残留的组织资本不仅难以发挥作用，还会成为购并企业进一步投资于组织资本的壁垒；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组织资本投资的回报必须依赖于企业的总体绩效，难以分解出具体某一项组织资本投资的收益，因而，从长期发展来看，组织资本投资回报率高低只能是企业集体成就和个人成就的折衷反映。

组织资本的专用性说明组织资本投资存在退出壁垒，这对企业来说构成一种特有的抵押，在企业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契约关系中起到促进企业成长、稳定劳资关系的作用。首先，它激励员工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联系起来，产生长远预期，因为既然组织资本投资不易退出，为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必须努力让企业稳定成长，只有这样组织投资回报才能确保；其次，促使企业的经营活动着眼于长远目标，因为组织资本的形成和积累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一旦形成则成为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易被模仿，可享有长时期的独占收益。

（4）组织资本要素存量间的相互依赖性战略资本存量、结构资本存量和文化资本存量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因而，组织资本投资必定是一种连锁性投资，即投资于战略资本必定连带性地投资于结构资本与文化资本，投资于结构资本和文化资本又要连带性地投资于其他二种资本，否则，将会由于投资瓶颈的存在而导致整体组织资本增殖的缓慢乃至停滞与萎缩，进而使单要素的组织资本投资失去意义。组织资本投资的这种连锁性特点就集中反映了组织资本要素存量间的相互依赖性。

4作为组织资本投资的企业组织创新

根据格鲁德和纳亚的观点，作为“资源束”（BoundofResources）的企业与蓄水池相类似，由于模仿的困难，资源存量提供了持续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13〕。企业最重要的两类资源是技术资源和组织资源。“资源束”的观点虽然说明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但并没有对源泉何以变为现实的竞争优势做出解释。因为，静态的资源存量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的企业竞争优势，它只不过提供了企业竞争制胜的某种可能性，可能性到现实性尚有一段关键的路程要求。这段关键路程就是企业对资源进行开发性投资，将静态的资源变为动态的可带来财富增殖的资本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企业的创新过程，它包括了技术创新过程和组织创新过程。而且，由于企业“资源陷阱”的普遍存在，也即企业现有的资源存量很可能将企业陷入特定的运行模式而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就使得企业创新过程不仅是一个对企业现有资源进行开发以实现其潜在价值的开发性投资过程，而且是一个企业引进、创造新资源和对现有资源存量进行重新组合的创造性投资过程。所以，企业创新过程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意义的资本投资过程，技术创新是技术资本投资，组织创新则是组织资本投资。

4.1组织资本投资

具体地说，组织资本投资就是为了促进企业核心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保持与提高，通过改变组织的战略、结构和文化来实现组织资源的潜在价值的过程。在这里，投资于组织资本也就意味着渐进或根本性地调整与改变组织的各项功能，具体地说，它包括如下内容：1）改变企业的目标、政策、行动步骤乃至组织视野；2）改变企业内部正式和非正式关系及行动模式；3）改变个人与组织的功能联系特性；4）组织共享的“信息基或知识基”的积累与提高。

组织资本投资的这四方面内涵是与组织创新的内容相一致的。也就是说，组织资本及其投资的概念为我们分析企业组织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中，企业组织创新成为一种组织资本的投资形式，是为实现企业的竞争目标，培育、保持与提高企业核心能力而对企业组织资源（战略、结构与文化）进行的开发性和创造性投资的集中表现。因而，只有经过组织创新过程，才能真正实现组织资源的潜在价值，也才能将组织资源存量变为企业核心能力的基础性组成部分；而组织创新所带来的组织效率及组织共享的“知识／信息基”的增长等方面的收益，实际上则可以理解为组织资本的利润，正象技术创新的收益可以理解为技术资本的利润一样。

4.2组织资本投资目标——组织资本的增值、企业核心能力的提高

作为组织资本投资的企业组织创新，它的着眼点或目标是组织资本的增殖，进而提高企业核心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费用节约，以及实现管理成本的最小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基于组织资本投资概念框架的企业组织创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的基于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组织创新研究的不足。在企业组织创新研究中，只有将资本增殖和费用节约结合起来，兼顾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的分析，才能更加符合实际，也才会有更强的理论解释力。

仅仅从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出发，人们很难对目前盛行的“企业业务流程再造”（BusinessProcessRedesign）、“虚企业”（VirtualCorporate）和“利用外源”（Outsourcing）等企业组织创新形式给出合理的说明，而且即使是关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形式的组织创新，交易费用分析所作的说明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交易费用分析的着眼点仅在于组织的结构层面。即使是纵向或横向一体化也并非纯粹在结构方面进行调整，战略和文化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至于“业务流程再造”、“虚企业”和“利用外源”则更不仅仅是一种结构变化，它们本质上代表了全新的战略和文化。哈默曾指出，业务流程再造并不是单纯的结构调整，而是为了达到组织关键业绩的巨大进步，对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再设计，其关键在于观念革命；〔14〕而安德森则将“虚企业”直接看作是一种企业战略而非结构形式〔15〕。这些现实的企业组织创新形式使得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纯粹组织结构分析显得力不从心。

其次，交易费用分析总是以费用最小化作为结构分析的终极尺度，以追求费用节约为创新目标。但是，对于以往的多数组织创新形式来说，费用节约是创新者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但远不是问题的全部。组织创新，特别是带有根本性的组织创新时，主要关注的不是费用节约而是核心能力的提高。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企业真正的核心能力是不能分开加以考虑和定位的，它沉积在企业的战略和文化中，渗透于整个组织，共享的组织视野和“知识基”为一个综合的且不可模仿的竞争优势来源提供基础〔13、16〕。因而，更多的情况是，企业为了核心能力的提高，甚至不惜代价保留那些看似不经济、不符合交易费用分析标准的部门。这种貌似不经济的情况，在企业发展中屡见不鲜、如杭州纺织机械厂的模具加工，外协要比自制更经济，但该厂从关键技术的保密、核心能力的提高和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还是选择了自制。

新资本范文篇3

关键词:资本主义；新变化；本质；腐朽；垂死

还在我们上中学时，就耳熟能详这样一个论断:资本主义是腐朽和垂死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的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那时的概念里，资本主义就像是一个恶魔，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没有多少年的活头了。

其实，不仅是革命导师对资本主义有过临近生命的终点的预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相反它却顽强地活在世间。尤其是后，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一个春风得意的时代。

为什么早在一百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而今资本主义依然健在，甚至出现了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的政治表现呢?这种世界历史现象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革命导师的著名论断难道已经“过时”了?那么，与过去相比，资本主义究竟出现了那些新变化呢?今天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策源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8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仿佛巨大的羽翼，把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在“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目前已达到2/3左右。第三产业的领头雁是高科技产业，而雁头就是信息产业。与此相随，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战后，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再仅有商业银行，而且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进一步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金融资本，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的社会资本更多，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可以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新型公司异军突起。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联翩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四)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

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市场的“无形之手”能够对经济活动起调节作用，不需要外力干预就可以保持运转。然而，1929年爆发的以股票市场大崩溃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亿万富翁们的美梦。从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有形之手”即政府调剂和干预经济活动的作用就越来越大。随着国家的这些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五)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扩大资本输出，进行不等价交换，甚至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巩固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以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把广大第三世界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无偿利用巨额世界资本，是国际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以上各种因素，或互为补充、或互相交叉、或互为因果，织成了一件新的资本主义的斑斓彩衣。应当说，它比以往的任何一件衣衫都要宽大一些，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某些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新变化的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制度，有较强的调节自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能力

从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也是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推动者和历次科技革命的收益人；从生产关系来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在没有经过剧烈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对生产关系进行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加大了对经济调控的力度；从社会关系来看，特别是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行，对阶级关系的调整、化解阶级矛盾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二战以后，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劳资矛盾没有发生。这就说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制度，有较强的自我革新和调节的能力。

(二)新科技革命是促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动因

20世纪中后期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始于40年代美国，随后扩展到英、法、德、日等国家，至今仍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世界，并正在向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进。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直接刺激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提高和国民财富的大增长，而且使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出现了诸多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新变化，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从总体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面貌。[论文网]

(三)不断的改革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延缓危机的直接原因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缓，其原因是资本主义不断进行改革:

1、国家职能的调整和改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需求，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社会管理职能。国家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干预调控，同时借助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手段，将相当大的利润为政府所掌握，为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相对平衡和稳定。

2、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四)在两种制度的对抗和竞争中，注意吸收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原因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因素”，包括计划经济，福利措施，民主制度等。这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注入到资本主义的肌体中，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

(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席卷了全世界，但它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力量雄厚，高技术产业水平高，它们的跨国公司在各地生产和全球市场上占有巨大的优势。它们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起着支配作用，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则基本上由它们制定，因此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样，经济全球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两极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一方，以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两极格局。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得了巨额利润。正是凭借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中得到巨大的利益，给他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势头。

三、新变化掩盖下的腐朽本质

追根溯源，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健康的产儿。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一个先天的病灶———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由此产生的危机只可缓解不可根治，而且“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必须付出比这种发展沉重得多的社会代价。

(一)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垄断，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垄断资本之为垄断资本，就是因为它在竞争中凭借实力称王称霸。贪婪和专制，决定了垄断资本对待技术进步的二重性:技术进步有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投资开发和利用；技术进步不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毫不含糊地加以阻碍或扼杀。但是技术进步与利润收益往往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进行技术开发需要投资，而技术投资是存在风险的。垄断资本为了减少风险，常常推迟开发，让别人先走一步，然后或进行模仿，或以低价收购别人的成果。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必然要使部分现有设备失去使用价值甚至全部报废。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设备更新和产品更新投资的情况下，垄断资本才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否则，它就会弃之如敝屣。如果某项新的发明创造对垄断资本的利益构成威胁，其命运便更加悲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垄断资本之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小，而阻碍作用将越来越大。

(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食利资本主义”的膨胀

当年列宁论证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战后，这个食利者阶层并未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所收敛，反而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愈发膨胀。这批巨富把复杂的生产过程和企业管理交给雇佣的经理，自己则躲进豪宅，剪息票、收红利，从事商业金融投机，成为地地道道的“过剩人口”或“多余的人”一个社会要供养这样一批饕餮之徒，又是怎样的不幸和悲哀!5

(三)财富的增长，导致贫穷、失业和无家可归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资本的积累，贫穷和失业也在发展、增加和积累，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经济增长所获得的成果并未在各个阶层中得到充分享受。尽管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届届都在高喊“充分就业”，但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失业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致命点。一位法国学者说得更为坦率:失业是今天西方面临的最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不找到解决办法，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自行瓦解。这绝非危言耸听。

(四)垄断资本与权力结合，导致政治上的腐败

经济上的专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制。随着垄断资本向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张，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华丽外衣纷纷落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彻底暴露了它作为垄断资本贴身婢女的本来面目。垄断资本用金钱操纵选举，进而控制政府及其决策，已是路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一百年来，美国的这一“传统”非但未见消磨，反而愈益发扬光大。20世纪末的美国总统选举，公民投票率不足一半。为了表达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沮丧，有人甚至在互联网上出售他们的选票。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官场，更是一团糟糕:政治丑闻司空见惯，贪污贿赂是家常便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几乎个个涉嫌腐败。有西方记者形容说:“不要看表面现象，那是爬满蛀虫的烂苹果!”

(五)繁荣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

以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为物质基础，以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为驱力，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弥漫着疯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风气。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越来越多的寄生性、腐朽性行业，如侦探业、保镖业、大、贩卖枪支、黄色出版物、诲淫诲盗的“娱乐业”和货真价实的业等等，遍布欧美大陆，成为西方一道极为浓重的风景线。这种腐败的风气不仅盛行于中上层社会，而且腐蚀到底层的广大劳动者。与此同时，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就业竞争又给广大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使他们的精神、脑力和体力处于崩溃状态。

(六)帝国主义进行资本扩张的结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灾难

在帝国主义那里，扩张资本是目的，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手段。雄厚的资本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供了强大后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为资本扩张开辟了道路。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对发展中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构成了荼毒、宰割和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它们凭借其强大的垄断地位，主导经济全球化，通过造市、撤资、引发抛售等手段，以“自由经济”和“公平交易”为掩护，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强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战以来，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它们一天也不曾安分过。挑动宗教纠纷、民族矛盾，支持民族分裂，制造地区冲突，发动局部战争，整个世界到处都有这只罪恶的黑手。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后，它们也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给垄断资本集团带来了滚滚财源，却把被侵略的发展中国家推进了火海和苦海———百业凋零、万家离散、民不聊生、环境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陷阱。近年来，金融风暴以其巨大的破坏力横扫拉丁美洲、俄罗斯和亚洲大陆。风暴过处，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账成堆、失业人群猛增，第三世界的经济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罪魁祸首就是帝国主义。战后50多年来，它们一直以经济援助、经济制裁、和平演变、文化殖民、政治颠覆、军事威胁为手段，诱迫发展中国家落入它们的陷阱。

(七)国际资本主义的掠夺和穷奢极欲，严重破坏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0%，消耗物质材料和能源却占全世界的80%，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质材料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

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5%，每年却消耗全世界开发资源的34%，人均消耗能源及产生的废物分别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500倍和1500倍。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那样消费，整个地球将不堪重负，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内被消耗殆尽。

资本主义于上，败坏人类祖先遗泽；于今，殃及百姓生灵；于后，贻害万代无穷，资本主义的罪孽罄竹难书!这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新变化的资本主义，就是以“人性”、“人道”、“人权”自诩的资本主义。

毋庸置疑的结论就是:不管资本主义发生了多大的新变化，都终究不能阻挡它日益腐朽的趋势。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是“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论文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3、629页。

新资本范文篇4

巴塞尔委员会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的演变

巴塞尔委员会此次提出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际大银行发展出各种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并且计算经济/风险资本〈economiccapital〉。这些银行意识到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公布的旧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能准确、敏感地体现真实的风险水平,因此,在衡量风险时更多地采用经济资本,而不是监管机构所规定的资本。另外,随着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assetsecuritization)与衍生产品的出现与日益复杂,更加突显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能准确衡量实际风险的问题,1988年的协议面临重新修订的必要。

委员会了解现行资本协议的不足,也致力研究改善的方法,其中一个里程碑是1996年的修订,将市场风险包括到资本协议中,并允许银行采用风险模型来衡量市场风险(VAR,valueatrisk)。当一些银行运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与管理信贷风险之后,委员会面对重新考虑有关信贷风险资本的规定。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的《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Anewcapitaladequacyframework”)文件中,首次提出三大支柱的概念,并在第一支柱的信用风险中提出IRB方法。在提出与不断改善IRB方法的过程中,委员会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了业界比较常见的两大类信贷风险模型：Defaultmodeparadigm(简称DM)与Mark-to-marketparadigm(简称MTM)。虽然从2001年初公布的新协议中,尤其是IRB的支持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类信贷风险模型对IRB方法的影响,但是委员会在新协议中并不允许银行完全采用信贷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及其相应的资本准备。1999年4月的信贷风险模型研究报告中得到的最主要结论是：信贷风险模型尚未到达与市场风险一样的成熟阶段,信贷风险模型受到数据有限与未能验证模型的准确性这两个主要问题的限制,因此委员会暂时不会考虑让银行使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或计算应提取的资本准备(在新协议中的IRB支持文件第七点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委员会同时也意识到信贷风险模型将来会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新协议中不能完全忽视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方面发展出的各种工具。

于是，这造成2001年初公布的IRB方法有个明显的特点：委员会将IRB方法中的主要信贷风险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以往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可以接受的衡量信贷风险工具,在新协议中,委员会允许银行在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银行内部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所有IRB方法中的银行内部评级、与评级挂钩的违约率PD,以及高级IRB中的衡量违约风险暴露EAD与给定违约损失率LGD的方法,使用一些减轻信贷风险工具(Creditriskmitigation)的做法〈虽然委员会对这些做法做出比较有争议的修改〉。委员会为此作了不少准备工作：包括于2000年1月公布的《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做法》(“RangeofpracticeinBanks’internalratingssystems”)、2000年八月公布的《信贷评级与信贷质量的补充资料来源》(“CreditRatingsandComplementarySourcesofCreditQualityInformation”)与2000年1月公布的《业界对减轻信贷风险工具的看法》(“IndustryViewsonCreditRiskMitigation”)。另一类是委员会认为还不够成熟,不能在新协议中使用的衡量信贷风险理论与工具。委员会在这些工具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的,主要包括可预见风险EL与不可预见风险UL的理论〈即银行认为只需要为UL提取资本准备,EL可以由银行的一般准备与利息收入覆盖。而委员会要求银行为EL与UL都提取资本准备。〉；利用PDF函数(ProbabilityDensityFunctionofLoss)计算信贷风险VAR的风险模型(主要是DM与MTM模型)。委员会在这些其认为不够成熟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制定出IRB方法中的计算风险权重(riskweighting)的公式,调节授信组合中的风险集中度(Granularity,简称G)的做法,对减轻信贷风险做法的调整,主要是加入了w因素。委员会对这类理论的大幅修改成为业界在反馈意见中引起最多争议之处,也是委员会在研究业界的反馈意见之后,可能做出修订的主要方面。由于第一类的风险因素,业界与委员会的分歧比较少,因此,以下简单分析IRB方法中对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构思,着重分析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构思与特点,业界的不同意见,委员会可能采纳业界的哪些意见并做出修订。

二IRB方法中关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主要理论框架

巴塞尔委员会总结1999年至2000年底对银行的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的做法所做的调查与研究,认为比较多的银行有能力运用内部评级系统来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并且能将客户评级与违约率PD挂勾。另外,银行在衡量与预测违约率PD时,有比较充足的数据,并且可以参照外界评级机构对各借款人评级相应的PD资料,从而能比较准确地衡量与预测PD。

但面对数据有限的问题,比较少的银行能够准确地衡量与预测各种产品与客户的给定违约损失率LGD。而且不同银行对LGD的预测结果有很大不同,银行之间的可比性比较低。另外,与PD相比,在LGD方面,可供银行参考的外界资料相对少了许多。因此，委员会根据对银行的调查研究结果，在酝量IRB方法时提出了基础IRB与高级IRB两种方法,以便让有能力、有条件的银行能够更多地运用其现行的衡量、管理信贷风险做法。尚未有能力的银行在使用银行内部的方法衡量部分风险因素的同时,对于目前尚未有能力衡量的风险因素,如LGD与EAD则使用委员会的统一规定。

需要留意的是,委员会在制定基础IRB中由监管机构统一规定的风险因素时,由于要平衡简单、易行与准确衡量风险两方面的需要,以及银行之间风险水平的差异,因此,在制定一些统一规定时偏于保守,从而造成了采用基础IRB方法的银行比采用标准法的银行可能提取更多的资本准备的不合理结果,这个结果也是与委员会的理念不相符的(即为银行提供提高衡量风险能力的动机,对于相同的风险资产,能更准确衡量风险的银行可能提取比较少的资本准备)。造成基础IRB偏于保守的特点在委员会关于基础IRB的LGD规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以下略作说明:

基础IRB方法对给定违约损失率LGD主要以下规定：

1按照是否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对LGD有以下规定﹔

对于有优先索偿权，但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LGD是50%。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又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LGD是75%。委员会承认这样的规定偏向保守，因为在基础IRB方法中,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十分有限，银行的大部分授信将被当作无抵押的授信。

2即便是对于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按照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对LGD有以下规定：

(1)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

委员会根据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theratioofcollateralvaluetothenominalexposure,简称C/E）,订出两条线：30%与140%。委员会再制定这两条线的主要构思时﹔担保授信的押品一定要达到授信的一定比率之后，才对LGD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才能在计算LGD时得到认可。这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基础IRB方法中为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对LGD所起的作用。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若C/E小于或等于30%的，LGD为50%〈这实际上等于不认同押品对LGD有任何影响,因为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无抵押授信,LGD也是50%。委员会的理由是，当C/E小于或等于30%时，银行在处理押品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可能超过处理押品能够得到的金额，因此，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妥善管理押品，从而认为应该将这类授信等同于无抵押授信〉。若C/E大于140%的，LGD为40%〈140%的C/E相当于授信与押品值的比率为70%，银行在借出$70元的贷款,而该贷款由$100的押品担保,委员会认为当借款人公司违约时,银行即便出售押品,也可能面临$28,即$70x40%的损失。请留意，这类押品已经局限于委员会认可的很有限的押品种类。〉。若C/E在30%与140%之间的,用(1-0.2x(C/E)/140%)x50%的公式计算LGD。

(2)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即便有委员会所认可的押品作抵押，LGD仍为75%。即等同于无抵押授信处理。

委员会对于所认可的押品范围，以及对于基础IRB方法中的LGD规定引起业界比较大的反向，也是委员会可能做出修订的内容之一。

三IRB方法中关于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理论框架以及全球金融界的反馈

由于计算公司授信的风险权重以及决定风险权重的各类风险因素是IRB方法中最详细与复杂的,因此,以下的分析主要围绕公司授信。

(一)计算公司授信的授信期限(maturity,简称M因素)

委员会承认M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在其它风险因素不变的情况下,M越短,风险越低。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风险定价,资本准备与调节风险后的回报时,往往都会考虑M所起的影响,并通过主观判断或信贷风险模型来调节与体现该影响。

虽然委员会承认在银行使用IRB方法计算资本时应考虑到M的影响,但担心在IRB方法中将M作为一个明确的风险因素可能导致以下负面的结果:

银行在IT资源与验证过程中需要更高的成本;

若目前的风险模型未能准确地衡量M对经济资本/风险资本(economiccapital)所起的影响,那么,在IRB方法中将M作为一个明确的风险因素反而不利于准确衡量资本水平;

银行可能故意操纵M,例如将一笔长期的授信转变为几笔连续续期的短期授信;

可能导致银行业不愿意叙作长期授信,造成借贷市场的扭曲与长期授信成本的偏高。

因此,委员会在权衡以上正负两方面的考虑之后,在制定IRB方法中对M作了以下调整:

1基础IRB方法

所有的授信都当成平均3年期的授信,因此,在计算风险权重时,只考虑PD与LGD。

2高级IRB方法

在该方法下,任何采取高级IRB方法衡量LGD,EAD,或担保/信贷衍生的银行,在计算风险权重时都必须考虑M的影响。即银行在计算风险权重时要考虑LGD,EAD与实质期限(effectivematurity,以下为了方便识别,简称EM,在IRB文件中,仍简称M)。

委员会认为,采用EM可以减少银行及其监管机构在执行中的成本与复杂程度,但可能不够准确,而且,偏向保守。主要规定如下:

EM不能低于1年,不能高于7年。7年的上限主要考虑到研究显示,在高级IRB方法中,当M超过7年,M对计算风险权的影响将被高估,从而使得资本的衡量不准确。

对于定期分期偿还的贷款,调整权重后的期限(weightedmaturity)=

ΣtPt/ΣPt

对于其它的授信,M都以借款人在贷款协议下用于完全清偿所有债务的最后剩余期限。一般而言,这与授信的名义期限相同。

对于债权人银行可选择加快借款人还款速度,或债务人可选择提前还款的授信,银行在衡量M时,不能考虑这些因素对缩短M的影响。

对于债务人可选择延长期限的授信(如roll-over),银行要考虑该因素对延长M的影响。

IRB方法在计算风险权重时对M的考虑与调整,在以下风险权重部分说明。

(二)计算公司授信的风险权重

风险权重是委员会与银行在计算风险资产与资本的最大不同。银行在计算可预见损失UL与风险资本时,并没有风险权重的概念。新协议的风险权重是延续了1988年协议的概念。了解IRB方法中的风险权重是理解委员会与银行在衡量与计算信贷风险之间存在哪些异同点的重要桥梁,实际上,IRB方法中的风险权重是新协议对银行的风险模型与衡量风险的方法所做的最大调整,也引起了业界的很大反应。

1IRB文件中计算非零售授信的风险权重的方法

计算某授信组合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步骤,首先计算组合内每笔授信的风险权重与风险资产,并加总成为该组合的基本风险资产(abaselinelevelofRWAforthenon-retailportfolio)。接着,根据该组合在银行总体授信资产中的风险集中度(granularity,i.e.thedegreeofsingle-borrowerriskconcentration)再作调整,风险集中度高的授信及组合,调整后的风险资产比较高,银行要提取比较多的资本准备。

(1)计算基本风险资产的方法

风险资产等于风险权重乘以风险暴露(exposure),由于风险暴露比较容易确定,因此,复杂的环节在于计算风险权重。

在基础IRB方法下,所有的授信都当成平均3年期的授信,因此,在计算风险权重时,只考虑PD与LGD。例如,对于LGD为50%的授信,按照以PD为变量的函数来计算风险权重:RWC=(LGD/50)xBRWC(PD)或12.50xLGD,选比较小的为准。(其中,BRWC(PD)是对PD属于某水平的企业的标准风险权重)。以低者为准的规定是为了保证按照RWC=(LGD/50)xBRWC(PD)公式计算出来的风险权重及资本不会大于LGD的金额(因为当风险权重等于12.50xLGD时,按照8%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提取的资本=RWCxExposurex8%=[12.50xLGD]xExposurex8%=LGDxExposure。要求银行提取的资本不应超过违约时损失的金额,因此,当银行用RWC=(LGD/50)xBRWC(PD)计算出来的风险权重大于12.50xLGD,委员会允许银行采取低者)。

对于高级IRB,计算风险权重函数的变量不仅有PD与LGD,还包括M。因此,对于LGD为50%的授信,风险权重为:RWC=(LGD/50)xBRWC(PD)x[1b(PD)x(M-3)]或12.50xLGD,选比较小的为准。其中,b(PD)是以PD为变量的函数。

委员会在设计IRB方法时,对银行采用的衡量风险模型做出的最大修改是将风险资本的覆盖范围从UL扩大到包括UL与EL。由于银行在计算风险资本时往往只考虑UL,因此,委员会做了大量调查与研究工作,以确定在计算风险权重与资本时,如何将UL与EL都考虑在内。委员会在制定计算风险权重的方法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考虑:在一年的时间内,预测某授信组合的损失的不确定性与波动性;根据该预测的波动性,在某置信区间内/维持偿还能力的目标比率内,银行需要提取的资本。(换个角度看,置信区间也相当于银行能维持偿还能力的目标比率,例如,99.5%的置信区间也表示有99.5%的可能性,银行在一年时间内能维持偿还债务的能力)。

委员会用两种方法推算风险权重,一个是直接的方法,即根据风险模型计算出来某大型企业授信的风险资本,再根据委员会计算资本的公式推算出风险权重。另一个方法是比较间接,以调查为基础的。在该方法下,委员会调查、收集了一些主要银行内部对于给予大型企业的授信所提取的风险资本水平,委员会在这些收集到的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其计算资本的公式推算出风险权重。在两种方法验证的基础上,委员会得出以下计算标准风险权重(benchmarkriskrating)的公式(该公式表明授信期限为3年期,LGD为50%的授信的借款人PD及其标准风险权重的关系):

BRWC(PD)=976.5xN(1.118xG(PD)1.288)X(10.0470X(1-PD)/PD0.44)

该公式实际上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N(1.118xG(PD)1.288)代表某假设的授信组合的可预见损失EL与不可预见损失UL,该假设的授信组合中的授信期限为一年,LGD为100%,组合中各授信的风险集中度极低(即无限分散的,infinitely-granular)。委员会根据Merton类型的信贷风险模型计算该组合的EL与UL,在计算过程中,委员会做了以下假设:借款人的资产价值分布呈对数正态分布,可覆盖损失目标(losscoveragetarget,相当于置信区间)为99.5%,平均资产的相关性为0.20。实际上,从IRB文件的第八章关于风险集中度的调整(Granularity)可以发现,N(1.118xG(PD)1.288)是计算授信的系统风险敏感度F(Systematicrisksensitivity)的一个因素,F是衡量企业对系统风险的表现。F=N(a1xG(PD)a0)–PD,其中企业的a1与a0分别为1.118与1.288,这是委员会专门为企业授信制定的定量,委员会将对其他非零售授信制定其特定的a1与a0。因此,N(1.118xG(PD)1.288)只是计算系统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未全面计算非系统风险的影响。除非银行的授信组合十分分散,风险集中度接近零,否则,在计算风险权重与资本时,还应根据风险集中度作进一步调整。(10.0470X(1-PD)/PD0.44)是调整系数,体现出授信期限为3年期,而非一年期的授信的标准风险权重(benchmarkriskweight)。976.5是调整系数,其作用是为了让PD与LGD分别为0.7%与50%的授信,其标准风险权重能够等于100%。

(三)根据贷款年期与授信组合的风险集中度等因素对风险权重作进一步调整。

1根据贷款年期调整风险权重

根据MTM与DM风险模型分别制定出不同的反映贷款年期的调整因素b(PD)。

MTM风险模型是根据某授信在整个贷款年期的风险/评级变化及其相应的利差变化(creditspread)预测授信在贷款期末的价值。

因此,贷款价值的变化不仅受违约可能性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授信评级下调的影响(即便未下调到违约的评级),因此,对于3年期以上的贷款,MTM模型对贷款年期的调整幅度大于DM模型所做的调整,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将加大风险资产。

MTM模型下对贷款年期的调整公式如下:b[PD]=[0.0235x(1-PD)]/[PD0.440.0470x(1-PD)]

DM模型下对贷款年期的调整公式如下:对于PD小于5%的企业授信,b[PD]=7.6752PD2–1.9211PD0.0774

对于PD不小于5%的企业授信,b[PD]=0

2对于风险集中度所做的调整

除非银行的授信组合十分分散,对于某客户的风险集中度接近零,否则,都要在计算不可分散的系统风险(systematicrisk)的同时计算企业本身的非系统风险(idiosyncraticrisk,这是可分散风险)。

新资本范文篇5

新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角：跨国公司，参与者，与作为旁观者、伙伴和人质的国家。这里主要讲跨国公司、参与者这两个角色，国家这一主角就自然明了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跨国公司

我们注意到跨国公司的几个要点：

（1）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它到世界各地寻求市场份额取得市场地位；它收购兼并企业。但是收购和兼并的目的不在于获利和增加生产能力，而是为了增加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

（2）跨国公司不是自然而然产品的社会化。80年代跨国公司主要是扩大生产领域，铺开经营阵线。现在则是想搞专业化生产，发挥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扬长避短。这就意味着风险也增大了。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就面临一对矛盾的两个诱惑：获利的专业化和减少风险的多样化。

(3)跨国公司也会涉足到金融业务。生产性跨国公司也拥有自己的金融部门，它们就在做着股票买进卖出的工作。

参与者

主要的参与者有如下几类：

一是国际投资者。他们占有世界58%的金融资本，控制了按世界平均人数计算每人四千美金的财力。其主要分布于保险、退休养老基金、互冲基金等领域。

二是家庭式资本主义。

三是二战后繁荣过30年的资本主义。如福特公司的流水作业线、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等。这类公司的管理人员其理念是，利润不是唯一目的，目的是把业绩做上去，扩大量。

四是我们指称的新资本主义。这类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信贷基础上而不是直接把钱投进去。新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直接金融。据资本市场的直接需求而决定策略。新资本主义的另一特点是资本股权的高度分散。所以公司的精力放在股票价值上而不是公司的眼前利润上，通过发行股票而占有资本，获利更大。投资人关心股价升涨。因此，体制性投资人想取得最大的收益。

对于新资本主义的反对意见

新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把自己大众化。即搞人民资本主义。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不可能，反对意见如下：

金融市场制造了不平等。大投资者制造市场;大投资者投资引导大家的投资;因此我们面临的是垄断而非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

反对对企业认知的肤浅，及对整个经济认知的肤浅。这种肤浅导致他们对经济的评估是从外部去看经济的运作。金融资本的银行评估企业则是从资金进出账情况来评估。这样，作为体制性投资者的银行往往就大错特错。另外也存在一些金融委员会，只是听企业领导的话，他们对子公司的内幕也是不了解的，知之甚少。第二种就是经济审计部门。搞审计可能对公司的状况也知之不多。审计师对跨国公司的作弊防不胜防。第三种就是金融顾问(分析师)，如会计事务所。可分析师对于企业资产的评估也是没有太大客观依据的。

直接金融投资总的来讲成本要贵得多。因为在金融市场中需要中介人。而中介人的收费是令人咋舌的。他们需要的报酬比公司上层所要花的费用还大。因此，金融市场实际上是高风险的市场。投资人有风险，企业也有风险。为了保护自己，就需要一个衍生产品。问题是，当今世界上衍生产品市场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大的规模。只要把金融市场参与者加起来，他们每一环节都要捞一把。有一个提法是，这种金融投资的回报达20%-50%。但买股票的人可能只能拿到5%，甚至5%都拿不到，所以直接投资方法要比信贷的成本大得多。

现在的金融市场助长了腐败。投资人买不买股票决定因素是什么呢?是对股票的预期。生活中有一个现象，因特网上股票还很热门，而企业实际已经开始亏本了。往往在买股票时有很高的期望值。因为买股票的人是指望将来升值的可能性。这样一来，腐败和贿赂就不可避免了。企业的领导人对公司情况再清楚不过了。但他们越做假对他们的好处越大。只要他们股票市值很高，他们就可以去买新的公司。他们通过纳斯达克为自己创造很大的剩余价值。公司上层可以先表示要买股票，定好价钱(这是他的权力)，等股票涨的时候才用，一旦涨上去了，他马上就卖出去了。公司经理层也有好处，因为他们的报酬与股票价格相联系。这样，公司的股东与经理层形成同谋。银行不希望失去客户也要作同谋。审计师不希望丢失客户对这些骗局也会睁只眼闭只眼。还有一些身居要职的人可能事先会知道一些情况，他们也会从中获利。而作为金融警察性质的委员会(如证监会)可能会查处，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

金融市场不稳定性造成。在买股票过程中，如果你的意见与众人不合，你就会采取与他们一致的行动。因为你不可能去买人家认为不好的股票。所以企业金融评估是由自己主观决定的，而不是由客观情况来决定。因此，金融市场起伏不定。由此可以断言，这就是金融市场固有的经济泡沫。问题是我们在这样的泡沫中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我们已经形成了群体性信仰，没有个人的看法，"从众心理"严重。

新资本主义的寿命有多长

我个人认为，从长期来讲，金融资本主义即新资本主义寿命长不了。

1.从经济角度来看，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回报不丰。至少可以说它不会促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原因一，制造不断与日俱增的不平等。它只能去刺激社会上层奢侈性的消费。少数人的奢侈消费绝不可能和老百姓大众消费相提并论。二，这种投资往往不会做长期投资，它希望捞现钞。所以直接金融投资方式成本很高。三，金融投资人眼睛就盯着股票升值，他绝对对环境成本不感兴趣。四是，从劳工的成本来讲，环境往往要增加他的成本。由此可以说明生产力的回报是不高的。从最近二十年来看，除了美国的高新技术之外，很清楚一点是回报率是不高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很快取得高的速度。

2.从社会政治层面来看，新资本主义支撑不了很久。有三个理由：

一是企业老板利益对员工利益的胜利。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是，评估企业出现新的标准，即企业管理的"经济增值标准"。只有所有的持股人钱增加了，才能说明它增值了。很简单的理由，你投资，就相当于你把钱借出去，你就是公司的债权人，相应的就要承担风险，要有回报。你拿到的收入就是超额利润。这样就有两种态度：一是风险不能承担太大，但还要保证收入；二是风险越大赚得越多。但是现在的投资则二者都要达到，既要有稳定的进账，又要有高额的利润。金融投资人指望的就是这个。回过来，金融投资人有这样的要求，那就要求企业、企业职工创造这样的价值和业绩出来。作为企业领导，你要保证你的收入稳定，那你企业职工的收入就不稳定，那么劳工关系如何达到妥协呢？这就是企业老板利益对员工利益的胜利。

新资本范文篇6

现代经济是由大中小企业共同构筑的“共生”体系。将供应链支撑的生产经营领域的共生机制引入和扩展到中小企业融资及小额信贷运营，是一种全新视角。如果说大中小企业的分工合作体系以供应链为基础，那么作为这一体系的“衍生产品”的信誉链和合约构成了融资链的战略基础。虽然分工细化导致的企业间的强联系，使价值链上升到供应链而形成一种广泛的共生机制，但其最主要特征仍在于外生性(易受市场环境的左右)；而高级共生模式在于以供应链以及信息共享机制为基础的信誉链——供应链的本质应是一种信誉链，其核心与升华是以合约连接的信誉的共建与共享。由于信誉链的建立伴随着企业信誉边际水平的提高，因而存留于供应链的各企业的边际信誉度将被提升到同一水平。一旦信誉链基本稳定，处于该链条的企业融资模式，会改以企业为单位的模式和以基于“供应链—信誉链”的共同项目为单位的模式，这标志着企业间的融资链——以信誉链和合约为基础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形成。这正是共生融资模式的实质。融资链本质上就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的中间体制，减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二、“供应链一信誉链一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

据上分析，为化解信贷配给难题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必须以金融制度与非金融性制度的创新，深化与拓展小额信贷的研究和实践，因而对于“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续地对具有一定负债能力、但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人或企业授信的小额信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它又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一旦运作良好意味着大量人口脱贫。因而其研究与实践对于“和谐中国”建设具有特别意义。然而，中国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陈。其因在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判断(小额信贷组织对于“真扶贫”或“扶真贫”的只说不做直至退却，往往是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达了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困境：借款人从抵押资产等财务指标考察上的资格欠缺，使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异常严重，利率价格机制的失灵使逆向选择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控制风险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调，即使借款人同意，贷款者由于更担心道德风险仍不敢放贷。这样，面对财务资料未达标、借款信用等级缺失和利率机制失灵的困局，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就变得混乱不堪。于是，人们转求于社会学的考察。当一个经济上的行为演化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时，这种经济行为的不经济就不难想象：小额信贷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均很高，对贷款的监测很难；笔数很多而业务琐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鉴于此，小额信贷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贫向实现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额信贷高峰会议首次提出了双赢目标)的转变，就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关于社会问题经济化抑或经济问题社会化的“相机抉择”或兼得的诉求与实践。庆幸的是，有这样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诠释。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所创设的小组(著名的“五人小组”)联保贷款制，通过穷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将一般商业信贷所固守的财产抵押担保教条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称奇的是，格莱珉银行以帮助639万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脱贫并保持连续9年盈利记录的骄人业绩，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这不能不归功于其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原理——作为黏合剂，社会资本成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作为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概念，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定义——是实现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的建设性贡献，得以深化和完善。尽管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存中的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层次性、无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显性契约等)和信任(隐性契约等)是其基本要素。

特别指出，社会资本对于反贫困有重要的观测和警示作用，从而给小额信贷创新以启示。根据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关于紧密型(家庭成员与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些的联系纽带，主要指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和垂直型(通常指贫困者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或组织之间的纽带)的划分，贫困群体(含中小企业)显然具有很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在此，“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通过“圈内人”的互动得以印证。作为主体认真履行承诺所赢得的声誉，以及关于主体可信任度的信息和有价值的资产，信誉很好地因应了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合作中产生的资源的内在规定性。因信誉同样作为人际互动合作的产物，其建立与维护需要投入资源从而产生收益；信誉也是一种存量——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资本净流量之和。同时，贫困群体只有较少的跨越型社会资本而基本没有垂直型社会资本表明，对于社会资本的效应及其分析应全面审视——从“圈内”扩展到“圈外”是必然。因后两个资本恰是助推贫困群体成长的关键性内容。

三、构建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看来，倚重甚至迷信这种基于“熟人”网络的社会资本效应失之偏颇。毕竟从以族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传统的乡土社会，向以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合约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现代契约社会过渡，或者说，从单重隐性的契约(信誉等)的社会向更重显性的契约的社会转型，虽然必历经陈痛——分娩出新秩序中的道德断裂和失序，但为大势所趋。而这样的过渡期很容易造就这样的“道德悖论”：一个在共同体内部恪守道德要求的人，当这个“差序格局”(费孝通关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格局极有创意和深度的说法)扩展到距离“波纹核心”遥远的地方从而远离这个共同体时，其自我道德约束就非常脆弱。这根本源于他对于共同体内外不同的成本～收益的权衡：行为的被观测性(决定信息是否对称与完善)、长短期变化以及非道德行为是否受到经常监督、约束和惩罚的属性，都是重要的审视变量。显然，社会资本也有“塌陷”，也有不同的适应性——依存于不同社会结构的社会资本，其功能有相对应的规定性。就格莱珉模式来讲，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风险，而只是一种风险转移——五人小组机制的相互监督与激励的“双刃剑”，在使各成员将还贷压力外化为求生存与发展动力的同时，银行也由此实现了成本转移，即将成本外化给贫困者自治组织。这种个人风险向团队风险的转移，虽减少了信贷审查成本，但也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尤其是个别贷款会传染成整个组织的共同违约。随着市场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可见，原生态的信任与信用，难免有局限性；“信誉+合约”，才使“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据此，解决小额信贷难题，寄希望于一种法则、一种模式是不现实的；况且格莱珉模式也不可复制。以“供应链一信贷链一融资链”联动机制构建的共生融资模式表明，融资链作为连接企业和信贷机构的中间组织，可以以信誉和有约束力的合同为基础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鉴于信贷组织要调查和掌握中小企业的隐蔽信息(指中小企业通常存在的难以量化和传递的，具有较强人格化特征的“软信息”)需投入相当成本，可依赖融资链的信誉行事而不必太费时费力；尤其是可依靠融资链的相应合同条款，起到为中小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担保的作用。因融资链上游的大企业，通常在与多家信贷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建立了关系型融资体系，并与中小企业形成共生融资机制，从而会产生良好的(或不良)以信誉和合同等显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效应。

对此，将基于共生融资机制的生态群眼光聚焦于资本的社会性观察，借GB模式的样本效应，通过从信誉到合约的扩展，一种使小额信贷走出困境的全新维度和可行路径清晰呈现。基于“供应链一融资链”的完善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基本思路是：以一个信贷资信等级很高的大企业为核心，凡与这个核心企业发生业务往来从而同样受到信贷机构关注的中小企业，可持与该核心企业的业务票据到信贷机构申贷。这就构成了信用链条的复合式结构，即“1+N”模式——作为“1”的核心企业与作为“N”的中小企业群的有机组合：而“1+N”实质是中小企业群与大企业的互动共生。要通过培育合格的共生单元(培育大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赋予中小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并举)，加快共生秩序建设(破除垄断与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并行)，催生内生媒介和外生媒介的发育与成熟，逐步建立起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融资机制。

参考文献：

[1]罗正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54-56

[2]唐学鹏．用生态学眼光解决小额信贷难题［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9-27(3)

新资本范文篇7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二是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三是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四是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五是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六是从区域分布上看，国际资本流入亚洲地区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加，主要是那些市场容量和潜在需求比较大的经济体；七是在发达国家中，资本流入欧、日的速度正在加快，而流入美国的速度正在降低，美国经济可能会因资本流入减少而放慢增长。这个变化趋势还刚刚开始。

总体上，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愈益增大，这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长期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高。但在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10年的高速增长后，国际资本流动正在进入一定程度的调整，投资商放出资本进行投资更为谨慎。在世界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的总量增长可能会进入一个波动幅度不大的调整。但是，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变化看，未来几年国际资本有可能增加对发展中经济和发展中地区流动，特别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较大开放政策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因此从总体上看，今后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经济更为有利。

美国市场的魅力正在下降

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正在逐渐失去它先前有过的魅力。去年前10个月的全球合并、收购交易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54%，12月份以来，全球并购资本流入进一步减少。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公司并购为2480亿美元，下降45%，为1995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2000年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创历史纪录，达2170亿美元，这满足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金需要。后来，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减少。去年前三季度，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减少到100亿美元，目前并购资本流入下降现象更为明显。安然垮台，安达信危机，使不少想并购的公司的头脑开始保持冷静，在美国的并购行为趋于谨慎，最近的并购活动明显减少。

不仅实体投资是这样，而且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也是这样。根据瑞银华宝的数据，美国股市在今年3月的第一周出现了7周中最大的资产净流出，而欧洲大陆出现了一年中的最大的净流入。到3月8日的两周中，流入到亚洲股市的美资总额达到5.38亿美元。从今年2月6日以来，日股升幅达28%。尽管我们对日股升幅期望并不是很高，但是，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经济体的份额下降，流向非美经济体的份额提高，出现新的“景气交叉”现象。

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经济体减少，流向非美经济体增加，其重要原因：一是“9·11事件”，美国生产、生活安全面临威胁，居民信心受到打击，信心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二是诚信危机，能源巨头安然的崩溃使美国的会计、监管行为的诚信受到怀疑，整个信用体系的根基在动摇；三是执行多年的强势美元政策效应下降，美国投资市场的相对优势面临挑战，逐利性资本对美国的投资更为谨慎；四是美国IT产业和股市泡沫破灭后，需要时间调整和恢复，而且中国、印度IT产业的奋起直追对美国是个巨大压力；五是新保护主义抬头，布什的钢材高关税政策会使美国的自由贸易和竞争工业体系受到冲击，美国的关税壁垒会导致美资外流；六是日、欧前期的结构和政策调整，为今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现在这两个经济体的复苏（或“停止下滑”）迹象开始显现；七是一些转型国家（俄罗斯、越南等）实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体制和市场的开放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这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外资投资增长加快。

从总体上看，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表现出一些与古典经济不同的新特征。这个新变化和特征表现为景气交叉。就是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景气变化不再是古典式同步振荡，而表现为交叉性或结构性变化趋势，有的在上升，有的在调整，有的在下降。这种景气交叉，在国家经济体之间表现为美国经济体和非美经济体之间的升降交叉。

最近两个月，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全球经济信心大增。实际上，如果从中周期趋势看，特别是统观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最新趋势，结论是：美国经济体正进入本轮中周期的“最后繁荣”，接着而来的将是一个时间较长的低速调整；甚至是一个要比“双谷衰退”更令人沮丧的调整；而非美经济体却有可能在美国经济体衰退时获得发展的机会，进入一个相对繁荣期！

如果美国企业盈利预期不能改变，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包括500强中的一些老牌集团公司）出现亏损或只有微利，以IT产业为主体的劳动生产率从目前的2.2%左右下降到1995年以前的1.5%以下，以及以低利率刺激的房地产“最后繁荣”的持续时间缩短，美国投资市场的魅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在投资市场走向疲软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或复苏后的持续增长就会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所以，国际著名的投资商提出了增加对发展中经济投资（包括实体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建议。摩根士丹利今年一直在建议投资者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投资，买进欧洲股票；不久前，美林也建议全球投资者增持新兴市场股指的成分股，并对美股持中性态度。这些投资商的建议正在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化，非美经济体的政策调整正在激活非美经济体市场。比如，日本金融厅2月20日首次透露准备打击卖空交易；日本政府在2月26日突然决定控制股市中的卖空活动，此举因其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大举买进日股；3月31日，日本财政年度到期之前有大量资金回流日本市场，对日元和日股都是刺激。最近，亚、欧两大非美经济体的政策正在发生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调整，这是一个重要的设法摆脱对美国经济依赖的征兆。中国经济应尽早采取措施逐渐摆脱对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新机遇

美国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放慢，国际资本逐渐从美国经济体分流到非美经济体，对非美经济体特别是对亚欧经济是一个机遇，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许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充满活力，投资和贸易环境快速改善，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高于美国，这会促使越来越多的投资商到这个地方来投资、做贸易。最近两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加速，充分说明外商看好中国这个市场。当然由于我们的资本市场开放度还不高，这个积极影响还只能是间接的，只能发生在某些重要的领域。一是直接影响B股市场，因为目前这个市场虽然微小，但是是开放的，容易直接进入，B股市场应可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试验地；二是刺激外资对国内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中国的国际并购资本流入增加，各类企业的并购、整合会掀起一个浪潮；三是推动国内券商国际化，通过国际资本入股投资使国内券商规模扩大，融资能力提高，经营改善，形成资本国际化和证券化互动；四是推动外资逐步进入金融领域，包括逐步为货币市场开放创造条件，努力实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和互动。

如何利用美国经济体和非美经济体的“景气交叉”机遇，加快发展资本、货币市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要考虑的问题。这里，最重要的是对需求政策的操作进行两方面的调整。一方面，在千方百计扩大对美的出口同时，应以主动性、进攻性开放精神，加快对非美经济体的开放步伐，通过落实多元化开放战略，逐渐减少对美国经济体的出口依赖，尤其要考虑扩大对欧、俄和其他非美经济体的开放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适当调整扩大内需政策的结构，在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绿箱”规则，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大力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支持农业的改造和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新资本范文篇8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一新阶段究竟应叫什么?怎样概括这一新阶段的特征，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

[1]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6]姜鲁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0，(2).

新资本范文篇9

一、资本经营与产业经营的区别

资本经营是通过优化配置所能控制的资源进行市场交易，达到资本拥有者利益最优化和资本的增值。因此，它不同于产业经营，内涵上包含着资源配置方法和企业经营方式两重意思。但从资本经营在实际发生过程中的表现来看，企业经营方式是其直接表现形态，而资源配置方法则是它在运作以后所表现的结果。可以看出，资本经营与产业经营有着在经营对象、经营理念以及运作风险上的区别。

1.经营对象不同。资本经营的目的是使资本通过运作得以增值，经营的重点是加速资本流动周转，尽量缩短物资留在企业各环节的流动时间，其最关注的是投资的使用效益和资金的循环增值。然而，产业经营的目的是使资产通过运作得以流转顺畅和保值，经营的重点是具体产品的流动周转，其最关注的是资产的使用效益和资产的循环周转。

2.经营思维方式不同。资本经营通过资本不断流动到报酬率高的产业或部门，获得增值机会而不断增值。其经营是开放式的，在操作上尽可能利用多元化的组合投资来发展自己，精于主业，分流辅业，控制资产闲置。而产业经营注重的是资产增量的投入，对资产的利用和效能发挥较忽视，其经营是封闭型的，总是在既定的范围内自我配套，不愿接受资本流动、可以增值的现实。

3.经营风险度不同。资本经营往往实现资本的多元化，靠多个产业或多元化经营支撑企业，以减少或分散经营风险。而产业经营往往依靠单一型的产品经营，只注重产品的开发和换代。

4.科技思维不同。资本经营以效益为中心，关心的是技改投入的回报率，决不追求无效益的先进技术。产业经营较重视技术的先进性，而相对忽视其经济性。

二、资本经营发展给财务带来的新理念

社会经济组织对经营和知识经济的理念创新，在于投资者的资本是否通过运作得以良好的增值，要求上是能创造出大于社会平均增长水平的回报。资本经营的运转和知识的运用，给财务方面带来更深入的效益理念的进步，其新突破在于：

1.抓住资本内涵价值这个根本，实现由事务管理向更高层次的价值观理智的飞跃。资本作为能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在客观上要求财务方面应有一个全新的理念来认识原有的理财思维，而我们原有的观念是：通过资产的运作，使其发挥产出效益，试图创造出较高的资产收益率。而资本经营的观念突破，则使我们要将一个企业或资本投入项目作为资本运作的对象，按投资的收益回报要求来决定产业经营的深入或退出。

2.符合企业经营综合化、多元化的大趋势。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本经营的被重视或者被企业界广泛运用，将促进社会资本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

3.开阔了经营思维空间，为提高企业经营的经济效益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现在，我国的企业总资本已达到相当规模，每亿元的资本收益率如果提高1%，即可增加收益百万元。资本周转速度加速，也可为社会新增流动资本。搞好资本经营，比活化单个产品或新上一个项目效果更加显著。所以，资本经营将有助于企业确立效益的观念，以适宜的技术和品质，以有效的资本经营方式，取得投资者满意的回报。

4.开创出资本增值新的道路。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家直接投资到企业的资金越来越少，企业的发展原则上需依靠企业自身。所以，资本经营为企业经营创出实现资本增值的一条新道路。

5.树立人本化理财观念，充分协调好各财务主体之间的财务关系。(1)建立多元化的财务主体。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理财主体应进一步细分和多元化，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与企业之间拥有正式的、官方的或契约的关系，包括股东、经营者和员工、政府、顾客等；另一类包括社会公众、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及所在社区等。这些利益相关者及其财务要求都应当被看成是企业理财的重要内容，其中第一类是最主要的。(2)重新确立财务管理目标。第一，财务目标多元化。知识经济的到来，扩展了企业资本范围，改变了企业资本结构，知识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上升，且人力资本将成为决定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因此，财务目标不仅要考虑财务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最大化、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最大化、政府的社会经济贡献最大化、社会公众的社会经济责任和成绩最大化的财务要求，更要考虑经营者与员工的薪金收入最大化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财务要求。特别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我国，能在财务目标多元化下，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人力资本的利润分享制度，使企业经理及职工的个人收入与企业的盈利、他们个人资产积累与增长和企业长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更有利于强化其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财务责任社会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既要考虑资本投入者的财务要求，又要兼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财务要求，并在这两种财务要求之间谋求均衡。这样，既有助于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也有助于其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6.强化风险管理，促进竞争与合作统一。(1)强化风险管理。首先要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及时调整财务人员适应新环境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能够具有及时发现风险、防范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充分利用信息网加强调查研究，运用科学方法对投资项目进行预测，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减少或避免因投资失误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损失。(2)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由于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均越来越快，这就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但信息的网络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企业之间相互沟通与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在做财务决算与日常管理中既要善于抓住机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容应付风险的挑战，趋利避害，又要灵活处理和协调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以增强企业自身及其他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使各方的经济利益达到和谐统一。

三、资本经营中的财务问题

资本经营的展开，会不断地以其特有的经营方式进行，而现代企业经营中伴随着运营的实际问题较多，其中的财务问题和财务理财思维更是令人深思。

1.关于企业兼并中存在的财务问题。企业在实施兼并行为是一定要考虑兼并成本和与其受益。企业兼并成本是指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实施兼并所要承担的全部费用。且广义的兼并成本包括投资的机会成本。预期收益是企业预计的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可带来的收益。

(1)关于企业兼并成本或兼并交易价格。兼并并非是将一个企业“白白”送给另一个企业。现在许多企业提出“零兼并”，即不付出一分钱就可以把兼并的企业拿过来。所谓不付钱的“零兼并”，其实附带着其他的条件。这个附带的条件往往包括被兼并企业债务的承担、员工的安置，等等。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存在着兼并成本的问题。事实上，兼并方在考虑实施兼并行为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除了兼并本身所需花费的费用外，还有连带的其他费用，比如：安置被兼并企业员工的支出、投入被兼并企业的生产启动资金，等等。因此，当兼并价格过高，兼并方就会考虑放弃兼并。只有当他认为比投资新建项目更经济、更划算，才有可能选择兼并。

(2)对兼并资本的预期收益。兼并与其他投资行为不同的是，不仅兼并方要考虑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且被兼并方也要考虑资本的预期收益。这就是说，兼并是一项双方企业或资本拥有者的行为，而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出于不同的对市场收益和企业自身发展策略的要求，兼并方和被兼并方对资本收益的预期是不同的。因此，兼并双方一定会出现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财务对于资本收益的预测能力，都会成为兼并是否成功的关键和制衡力。

2.无形资产的估量问题。在企业的资本经营中，往往会遇到一方是先进技术的拥有者，而另一方是希望投入该技术领域的资本投资企业。按国家有关技术入股的规定，对获得国家或省级新产品技术的拥有者，原则上可以在新设立企业的股权中拥有不高于35%的股权。而如何对先进技术的现值认定，又是双方在合作前期财务主管或首期谈判代表必须考虑并且坚持的关键要素之一。当然，国家在每个部级开发区所在地一般设立中性的产权交易所，试图论证技术的价值。实际上，企业进入或取得该技术的代价，内部是有上限的，财务策划往往决定该项目未来效益的大小和资本预期收益水平。

3.资产剥离的资产评估与市场认可价格差距的问题。在实际资本经营工作中，较难处理的问题较多，其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经过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资产价值往往与市场认可价格存在较大的差距，对财务处理往往是“掩人耳目”的。如某企业进行部分资产的拍卖，委托某资产评估机构对该项资产进行评估，经过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该项资产账面净值为5.76亿元，评估价值为3.15亿元。而拍卖行报出的拍卖底价为2.88亿元，最后一企业以2.98亿元拍得。从实际操作情况看，财务上出现几个较难解释的问题：(1)拍卖资产企业的财产贬值如何进行账务处理?(2)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又说明什么?(3)拍卖价值低于评估价值，企业对评估机构又如何看?

4.股权投资中的股权定价问题。一般来说，股权交易的定价原则上以企业历史成本价格核算的净资产价值来确定。因而，在资本经营实施过程中，有以下情况摆在面前：(1)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前景估价，投资方看中的是未来的发展机遇或地理位置，或者资产存量的实用价值，或者人员、技术、区域性优惠政策，等等；(2)对被投资企业的股权确定就成为财务依照投资理念来确定股权的上限价格，如投资某一家银行，其股权价格的确定就成为综合资本经营效益的判断标准；(3)接受投资方与投资方理财观念的差距，也是造成在股权估价上分歧的主要因素。

5.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财务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局面的明朗，社会经济组织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和操作能力增强，这便对财务方面提出较多的运作问题。虽然中国证监会对社会经济组织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金进入股票二级市场有着严格的规定，且对“炒作”和投资以入市购买与出售之间的时间来判断，这给财务工作者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资金投资股票市场会出现以下现象：(1)资金来源应能证明是自有资金。(2)在资金投资于某证券品种控制的时间与资本经营的效益原则背离时，为规避“炒作”风险而丧失收益的机率大大增加，使投资活动变得无法控制。(3)会计核算上由于未将市值引入核算(上市公司除外)，一般的企业在造成时点上的亏损时，如采取不出售的“技巧”，这一亏损就不可能让企业的股东(投资者)了解掌握，更谈不上对经营班子的经营能力进行评价。

四、资本经营中财务问题的对策思考

资本经营的具体形式较多，如企业兼并、企业收购、企业合并、企业联合、股份制合作、托管制、企业破产和租赁，等等。当然，它在促进企业存量资本的盘活、实现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促进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增长方面的作用较明显，但其在运作中存在的财务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1.关于企业兼并成本问题，应与被兼并企业未来可能预计的收益进行比较，承担或接受被兼并企业的资产和“零”价格，财务更要关注债权的回收可能。通过律师函、资产和账务的审计等形式予以确定，且考虑未来介入债权回收的成本。

2.对兼并资本预期收益的认识，如单纯从事产业经营，而不进行管理上的创新、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规划不实施，财务将会难以预计。

3.关于无形资产的估价，从目前来看，只有在进行企业间合并、合资等情况下才会出现，其在财务方面尚无任何历史参照。双方和中介机构的议定，却成为最后的股权组成部分，财务在参照物上几乎没有，是否符合效益原则，变得无所适从。因此，财务上要从整个资本结构的构成来确定无形资产价值在企业股本结构中的比重和预计收益的可能。

4.资产剥离评估与市场差距如何解决，必须是将市场价格作为公允对比价格，在会计准则中加以规定。

新资本范文篇10

关键词：产业新城；PPP模式；社会资本；风险管理；应对策略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渐显现出诸多问题，例如：城乡分离、对资源过度的掠夺式开发、产城分离，甚至有的城市出现了“空城”、“鬼城”，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我国大量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更对城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产业新城是一种城镇化和产业化相结合的全新的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的推出不仅保留了传统园区的优点、有效弥补了不足，同时更对园区经济合理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原来单一的生产园区向着汇集了生产、服务、消费等多种功能支撑的新型城市经济园区。产业新城开发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建设工期较长、工程量较大，这对各地政府的财政资金提出了新的挑战，再加之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并且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等，从而导致在产业新城建设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PPP模式的引进有效弥补了政府财政资金的缺口，更为新型城镇化发展铺平了道路。在PPP产业新城建设项目中，社会资本是其中的一项主体，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有效识别和分析社会资本所面临的各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PPP模式下产业新城建设项目中社会资本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门槛较高。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社会资本进入最为艰难、门槛最高，更是最难以扩张的产业领域，由此可见，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社会资本投资中发展最为不足的领域。我国各地方政府部门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监管规范的监督者、实施者、制定者，更是出资者，这就出现了一些权力寻租现象；出现了政资合一、政企合一的问题。当社会资本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时，虽然市场准入壁垒已经不再明显，但是，仍存在一些不顺畅的现象。例如：有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期由政府垄断，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表面上看实现了脱钩，但是实际上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容忽视。这种对社会资本其实的观念必须尽快转变。(二)缺乏完善的监管制度。社会资本投资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强化政府监管职能的基础之上，一旦出现监管职能的越位、缺位的现象，将会危及到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也会造成无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本投资的利益。但是目前我国现行的监管机制缺乏完善性，如：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范围不具体、监管水平低下、监管部门存在交叉管理的现象、监管队伍的综合素质有待提升。(三)融资难和投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要跨越很高的门槛，与其他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民营资本的融资机会少、规模小、比重低、品种少、期限短、融资成本高、担保难等问题造成融资难的现状。另外，很多民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投资所有权的安全性、独立性、完整性受到威胁。

三、对产业新城PPP模式建设中社会资本风险管理的有效措施

(一)加强对政策风险的管理。政策风险是社会资本投资时必须高度关注的一项风险，在投资前可以同政府部门进行投资谈判有效协商。谈判与协商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在产业新城项目建设上能够给予政策上的优惠、贷款利率的优惠，并且希望获得相应的政府补贴额度，同时要求政府就这些谈判的内容做出书面保证或承诺。当政策发生改变时，社会资本投资商的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失，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能够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补贴。由于在产业新城PPP项目建设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在项目的实际操作中社会资本要寻求政府的保证或承诺存在很大的困难，此时社会资本投资商可以向商业保险公司、官方机构投保政策风险或寻求担保。(二)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在产业新城PPP项目建设中，应全面发挥政府合作部门的政策支持作用，全面拓宽项目融资渠道。为了筹集资金，社会资本应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能大大推进融资的进度，同时还能更好的对项目融资的风险进行合理分散。另外，社会资本还应积极争取税务部门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规划项目财务计划。例如：可以加强与政策性银行的合作。(三)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管理。社会资本应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管理。民间资本的投资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速度，为了保证社会资本投资方利益不受侵害，应与当地政府签订排他性特许经营协议、相关补充协议，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了社会资本自身的权益，与地方政府构建契约、信任、平等、诚信的供应机制。(四)加强合作共赢实现风险的分散。PPP项目的实施都存在各种风险，社会资本投资商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打造全新的产业平台，平台中包括设备供应商、银行、保险公司、项目建设者、项目设计公司等，在这一全新的产业平台体系中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局面，在全面提升社会资本投资商专业化程度的同时，提高PPP项目的运作效率。(五)合理应对生产经营风险的管理。为了有效避免生产经营中出现的管理风险，必须高度关注对专业人才资源的培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制定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为了合理规避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必须争取项目的一部分控制权和决策权，避免在PPP项目中出现多头领导的问题。不断完善沟通渠道，营造良好的沟通环境，及时反馈项目信息。例如：在产业新城项目建设运营阶段应选择具有良好商业信誉的企业合作完成，从而有效避免出现不规范行为；结合项目和企业的实际，建立健全管理运营机制，加大对项目的监管力度；对于建设期间出现的项目问题及时进行处置。(六)加强对市场风险的管理。社会资本必须合理选择开发的规模，并充分考虑当地政府有限的财力、行政管理水平等，以此来确保合作项目的长期性、安全性。例如：社会资本商可以通过对项目的市场前景等方面的调研和测算，得出最适合开发的规模，说服当地政府避免出现盲目投资、冲动投资的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鉴于我国实际国情和发展状况，产业新城开发通常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进行，PPP模式的引进对社会投资商的风险识别水平和风险控制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巨大优势，有效防范各种风险的发生，为我国城市发展铺路搭桥。

参考文献：

[1]李晓鹏.产城互融模式下的产业新城规划初探[J].山西建筑，2015，41(04)：11-12.

[2]李忠.PPP风险因素分析与控制研究[J].工程技术：全文版，2016(09)：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