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物主义范文10篇

新唯物主义范文篇1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3)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运动的形式；(4)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把它概括为“物质本体论”。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实际上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作为它的基本原理的上述命题，都是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确实都是那种旧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企图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我们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黑格尔正是在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才创立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精神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是反旧唯物主义的。

人们往往这样简单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我们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承认事物是辩证地运动和发展的，我们也就做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我们(教科书)讲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论证了“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并不等于论证了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世界是辩证地运动发展的”时，我们回答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这种哲学“唯物主义”如何是“辩证的”这一哲学问题。回答哲学唯物主义问题的辩证法，只能是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是规定唯物主义性质的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才是被辩证法改变了形态的唯物主义。当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且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时，才能做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的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因为这一关系正是在实践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旧唯物主义只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而没有解决意识如何从物质世界中产生、如何反映物质世界、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离开实践是不能解决的，而旧唯物主义不仅不理解实践，而且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因此，旧唯物主义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实践是物质和意识的现实的统一，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实践中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已经消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这一本体论的问题。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而本体论的问题追求的正是“绝对的首要性”。实践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近代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用本体论思维去看实践，那么，最终不是把实践还原为物质(唯物主义)，就是把实践还原为精神(唯心主义)。虽然还原的后果相反，但二者都消解了实践。因此，实践哲学只能在本体论思维之外才能存在。

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概念“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只能在本体论之外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成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又是什么?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仍然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已经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客观规律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能动的方面，否定实践的客观性)，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因为旧唯物主义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同传统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旧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既同唯心主义对立、又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唯物主义。因此，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颠倒”，也并不是把精神颠倒为物质，而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以及感性活动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史的唯物主义。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即使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一个倒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这种连费尔巴哈都不能接受的唯物主义却被安在马克思的头上，是货真价实的理论倒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开始立足于实践概念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哲学进行批判。人们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关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不仅仍然是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个非本体论的问题，而且这种提法也没有马克思文本的根据。即使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人，大多数也没有反映马克思本来的思想。绝大多数人都把“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或“实践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就把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概念看成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抽象的实践，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尽管人们反复声明：我们理解的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但是，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下属的不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历史观，那么，作为超越历史观的“实践观世界观”所讲的实践就不可能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不可能是现实的实践，而只能是德国近代哲学讲的抽象实践。这种对实践的解释，不可能超越近代德国哲学对实践概念的抽象解释。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用来解释哲学问题的实践原则，主要是主体性、能动性、超越性、批判性、创造性、选择性等原则，而这些解释原则也同样是近代德国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社会性、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进入世界观，因而它对实践原则的理解并没有超出近代德国哲学。

因此，仅仅坚持了实践的观点，还不能说就理解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我们承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的是实践概念的意义，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缺乏的正是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原则。但是这不是近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像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不仅理解了实践的能动性，而且还把它片面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把德国哲学的抽象实践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只能是体现了社会性、历史性解释原则的实践。而这一变革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对近代德国哲学的超越。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超越了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不是那种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三、回到本文：历史唯物主义

我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即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社会历史性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我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仅仅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找一个实践基础是不够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注：《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真理的人性基础》，《长白论丛》1996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这里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从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教科书讲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历史观)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原则纳入其中、并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中的主流观点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因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新唯物主义范文篇2

【正文】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等问题的理解上，我国哲学界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哲学的转变。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注：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叫做“历史现象学”(注：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历史生存论”(注：参见拙作：《生存的关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理论探讨》2002年第2期。)。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3)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运动的形式；(4)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把它概括为“物质本体论”。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实际上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作为它的基本原理的上述命题，都是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确实都是那种旧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企图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我们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黑格尔正是在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才创立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精神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是反旧唯物主义的。

人们往往这样简单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我们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承认事物是辩证地运动和发展的，我们也就做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我们(教科书)讲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论证了“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并不等于论证了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世界是辩证地运动发展的”时，我们回答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这种哲学“唯物主义”如何是“辩证的”这一哲学问题。回答哲学唯物主义问题的辩证法，只能是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是规定唯物主义性质的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才是被辩证法改变了形态的唯物主义。当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且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时，才能做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的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因为这一关系正是在实践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旧唯物主义只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而没有解决意识如何从物质世界中产生、如何反映物质世界、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离开实践是不能解决的，而旧唯物主义不仅不理解实践，而且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因此，旧唯物主义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实践是物质和意识的现实的统一，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实践中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已经消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这一本体论的问题。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而本体论的问题追求的正是“绝对的首要性”。实践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近代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用本体论思维去看实践，那么，最终不是把实践还原为物质(唯物主义)，就是把实践还原为精神(唯心主义)。虽然还原的后果相反，但二者都消解了实践。因此，实践哲学只能在本体论思维之外才能存在。

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概念“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只能在本体论之外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成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又是什么?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仍然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已经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客观规律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能动的方面，否定实践的客观性)，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因为旧唯物主义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同传统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旧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既同唯心主义对立、又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唯物主义。因此，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颠倒”，也并不是把精神颠倒为物质，而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以及感性活动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史的唯物主义。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即使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一个倒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这种连费尔巴哈都不能接受的唯物主义却被安在马克思的头上，是货真价实的理论倒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开始立足于实践概念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哲学进行批判。人们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关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不仅仍然是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个非本体论的问题，而且这种提法也没有马克思文本的根据。即使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人，大多数也没有反映马克思本来的思想。绝大多数人都把“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或“实践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就把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概念看成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抽象的实践，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尽管人们反复声明：我们理解的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但是，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下属的不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历史观，那么，作为超越历史观的“实践观世界观”所讲的实践就不可能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不可能是现实的实践，而只能是德国近代哲学讲的抽象实践。这种对实践的解释，不可能超越近代德国哲学对实践概念的抽象解释。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用来解释哲学问题的实践原则，主要是主体性、能动性、超越性、批判性、创造性、选择性等原则，而这些解释原则也同样是近代德国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社会性、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进入世界观，因而它对实践原则的理解并没有超出近代德国哲学。

因此，仅仅坚持了实践的观点，还不能说就理解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我们承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的是实践概念的意义，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缺乏的正是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原则。但是这不是近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像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不仅理解了实践的能动性，而且还把它片面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把德国哲学的抽象实践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只能是体现了社会性、历史性解释原则的实践。而这一变革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对近代德国哲学的超越。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超越了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不是那种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三、回到本文：历史唯物主义

我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即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社会历史性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我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仅仅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找一个实践基础是不够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注：《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真理的人性基础》，《长白论丛》1996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这里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从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教科书讲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历史观)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原则纳入其中、并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中的主流观点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因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新唯物主义范文篇3

【正文】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等问题的理解上，我国哲学界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哲学的转变。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注：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叫做“历史现象学”(注：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历史生存论”(注：参见拙作：《生存的关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理论探讨》2002年第2期。)。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3)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运动的形式；(4)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把它概括为“物质本体论”。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实际上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作为它的基本原理的上述命题，都是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确实都是那种旧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企图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我们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黑格尔正是在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才创立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精神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是反旧唯物主义的。

人们往往这样简单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我们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承认事物是辩证地运动和发展的，我们也就做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我们(教科书)讲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论证了“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并不等于论证了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世界是辩证地运动发展的”时，我们回答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这种哲学“唯物主义”如何是“辩证的”这一哲学问题。回答哲学唯物主义问题的辩证法，只能是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是规定唯物主义性质的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才是被辩证法改变了形态的唯物主义。当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且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时，才能做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的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因为这一关系正是在实践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旧唯物主义只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而没有解决意识如何从物质世界中产生、如何反映物质世界、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离开实践是不能解决的，而旧唯物主义不仅不理解实践，而且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因此，旧唯物主义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实践是物质和意识的现实的统一，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实践中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已经消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这一本体论的问题。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而本体论的问题追求的正是“绝对的首要性”。实践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近代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用本体论思维去看实践，那么，最终不是把实践还原为物质(唯物主义)，就是把实践还原为精神(唯心主义)。虽然还原的后果相反，但二者都消解了实践。因此，实践哲学只能在本体论思维之外才能存在。

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概念“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只能在本体论之外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成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又是什么?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仍然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已经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客观规律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能动的方面，否定实践的客观性)，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因为旧唯物主义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同传统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旧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既同唯心主义对立、又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唯物主义。因此，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颠倒”，也并不是把精神颠倒为物质，而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以及感性活动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史的唯物主义。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即使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一个倒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这种连费尔巴哈都不能接受的唯物主义却被安在马克思的头上，是货真价实的理论倒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开始立足于实践概念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哲学进行批判。人们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关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不仅仍然是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个非本体论的问题，而且这种提法也没有马克思文本的根据。即使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人，大多数也没有反映马克思本来的思想。绝大多数人都把“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或“实践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就把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概念看成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抽象的实践，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尽管人们反复声明：我们理解的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但是，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下属的不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历史观，那么，作为超越历史观的“实践观世界观”所讲的实践就不可能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不可能是现实的实践，而只能是德国近代哲学讲的抽象实践。这种对实践的解释，不可能超越近代德国哲学对实践概念的抽象解释。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用来解释哲学问题的实践原则，主要是主体性、能动性、超越性、批判性、创造性、选择性等原则，而这些解释原则也同样是近代德国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社会性、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进入世界观，因而它对实践原则的理解并没有超出近代德国哲学。

因此，仅仅坚持了实践的观点，还不能说就理解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我们承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的是实践概念的意义，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缺乏的正是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原则。但是这不是近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像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不仅理解了实践的能动性，而且还把它片面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把德国哲学的抽象实践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只能是体现了社会性、历史性解释原则的实践。而这一变革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对近代德国哲学的超越。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超越了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不是那种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三、回到本文：历史唯物主义

我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即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社会历史性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我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仅仅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找一个实践基础是不够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注：《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真理的人性基础》，《长白论丛》1996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这里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从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教科书讲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历史观)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原则纳入其中、并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中的主流观点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因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那么，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何以能够成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成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正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他的新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的。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即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仅仅是在论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我看来，马克思在这里不仅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也同时论述了他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费尔巴哈》一章的副标题——“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观的标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观的标题。在本书中，马克思把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把思维(意识)与存在的抽象关系转换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讲的抽象的思维和意识其实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思维和意识，它最终根源于人的现实生活，根源于人的社会历史的现实。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30、31、48、50、49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30、31、48、50、49页。)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用物质解释意识，而是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解释意识。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为物质，用物质解释意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去解释意识，而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历史过程。

新唯物主义范文篇4

【正文】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等问题的理解上，我国哲学界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哲学的转变。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注：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叫做“历史现象学”(注：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历史生存论”(注：参见拙作：《生存的关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理论探讨》2002年第2期。)。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3)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运动的形式；(4)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把它概括为“物质本体论”。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实际上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作为它的基本原理的上述命题，都是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确实都是那种旧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企图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我们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黑格尔正是在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才创立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精神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是反旧唯物主义的。

人们往往这样简单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我们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承认事物是辩证地运动和发展的，我们也就做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我们(教科书)讲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论证了“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并不等于论证了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世界是辩证地运动发展的”时，我们回答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这种哲学“唯物主义”如何是“辩证的”这一哲学问题。回答哲学唯物主义问题的辩证法，只能是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是规定唯物主义性质的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才是被辩证法改变了形态的唯物主义。当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且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时，才能做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的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因为这一关系正是在实践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旧唯物主义只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而没有解决意识如何从物质世界中产生、如何反映物质世界、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离开实践是不能解决的，而旧唯物主义不仅不理解实践，而且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因此，旧唯物主义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实践是物质和意识的现实的统一，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实践中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已经消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这一本体论的问题。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而本体论的问题追求的正是“绝对的首要性”。实践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近代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用本体论思维去看实践，那么，最终不是把实践还原为物质(唯物主义)，就是把实践还原为精神(唯心主义)。虽然还原的后果相反，但二者都消解了实践。因此，实践哲学只能在本体论思维之外才能存在。

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概念“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只能在本体论之外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成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又是什么?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仍然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已经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客观规律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能动的方面，否定实践的客观性)，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因为旧唯物主义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同传统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旧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既同唯心主义对立、又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唯物主义。因此，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颠倒”，也并不是把精神颠倒为物质，而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以及感性活动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史的唯物主义。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即使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一个倒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这种连费尔巴哈都不能接受的唯物主义却被安在马克思的头上，是货真价实的理论倒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开始立足于实践概念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哲学进行批判。人们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关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不仅仍然是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个非本体论的问题，而且这种提法也没有马克思文本的根据。即使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人，大多数也没有反映马克思本来的思想。绝大多数人都把“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或“实践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就把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概念看成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抽象的实践，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尽管人们反复声明：我们理解的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但是，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下属的不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历史观，那么，作为超越历史观的“实践观世界观”所讲的实践就不可能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不可能是现实的实践，而只能是德国近代哲学讲的抽象实践。这种对实践的解释，不可能超越近代德国哲学对实践概念的抽象解释。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用来解释哲学问题的实践原则，主要是主体性、能动性、超越性、批判性、创造性、选择性等原则，而这些解释原则也同样是近代德国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社会性、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进入世界观，因而它对实践原则的理解并没有超出近代德国哲学。

因此，仅仅坚持了实践的观点，还不能说就理解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我们承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的是实践概念的意义，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缺乏的正是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原则。但是这不是近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像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不仅理解了实践的能动性，而且还把它片面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把德国哲学的抽象实践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只能是体现了社会性、历史性解释原则的实践。而这一变革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对近代德国哲学的超越。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超越了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不是那种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三、回到本文：历史唯物主义

我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即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社会历史性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我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仅仅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找一个实践基础是不够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注：《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真理的人性基础》，《长白论丛》1996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这里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从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教科书讲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历史观)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原则纳入其中、并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中的主流观点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因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新唯物主义范文篇5

《提纲》标志着马克思超出了一切旧唯物主义，走向了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但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是在工人阶级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而逐渐形成的。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接受过费尔巴哈的巨大影响。恩格斯说：“他（指费尔巴哈———引者）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1]207-208在费尔巴哈哲学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也深受其影响，曾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并信仰过黑格尔哲学，这从他1841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时，正是费尔巴哈哲学吹响了向黑格尔唯心主义批判的号角，驱除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种种思想迷雾，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而且在文风上也一扫黑格尔主义的冗长、晦涩的格调，恢复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简洁、清新的风貌。于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在长期被黑格尔哲学垄断的思想界，像一道异彩，划破了黑暗的长空，许多学者、思想家都集结到费尔巴哈的旗帜下。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思想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起了精神解放的作用，帮助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中解脱出来。恩格斯说：“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1]218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他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唯心主义的武器，使马克思得以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向唯物主义，而且他的人本学、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也给予了青年马克思以深刻影响。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谈得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如人的本质、类，特别是关于异化，都是和费尔巴哈的学说有关的。马克思在自己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于1843~1844年间，先后写了几篇重要文章，清算黑格尔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神圣家族》等，这些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但应看到，这时马克思批判、清算的主要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还没有作系统地批判。不仅如此，而且在某些方面对费尔巴哈还作了过高的评价，在其著作中，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痕迹仍很明显，这一点从他在《手稿》序言中对费尔巴哈所作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说：“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越不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3]这时，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等提法，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印记。这说明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对自己思想上这一方面的信仰（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信仰）作一次彻底的清算。《提纲》则标志着马克思不但清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时也清算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直观性、消极被动性和历史唯心主义。这样就使马克思不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而且也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消极影响，向更高级形态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同时，不仅同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而且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提出了纲领，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的最根本的观点，即“革命的实践”[4]17的观点。这个观点是贯穿整个《提纲》的一根红线。在这一观点的统率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新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大致轮廓勾划完成。首先，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应用于认识论，从社会实践观点出发理解自然界、感性客体，克服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消极性和直观性，奠定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础。《提纲》一开头，马克思首先剖析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4]16第五条中还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4]17这样就指出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害———直观性、消极性、被动性。他们看不到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客观事物，把客体仅仅看作是人的认识对象，而不是改造对象。他们把认识只看作是对客体的单纯直观，忽视了人对客体的能动改造作用，看不到人是在实践中，在改造世界的同时认识世界的。因此他们不了解人的认识的本质。当然，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也出现了“实践”这个概念，但是“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16，他所说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还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活动”的涵义，即费尔巴哈所说的实践不是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感性活动，而主要是指人的生理活动。他有时还把它理解为一种利己主义的活动、贪图个人眼前实惠的日常活动。由于费尔巴哈错误地理解了“实践”概念，便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排斥了实践，把理论的活动看成是真正人的活动。和旧唯物主义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不同，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却强调人的能动性，而且也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如康德就提出过“实践理性”优越于“理论理性”的思想，而且很重视“实践”这一概念，强调了理性的能动性。但是，他讲的实践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所以他只在伦理中讲实践，而在认识论中是排斥实践的。并且康德讲的实践理性是指规定人们道德准则的主观意志，而且这种“实践理性”是先验的。所以康德也同样是不了解真正的社会实践及其作用的。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也论述了“能动性”、“目的性”、“实践”等问题。他在《逻辑学》中论述了“善的理念”，在《小逻辑》中谈到了“目的性”问题。在这些地方，他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实践的特性和作用，提出实践“这个理念比以前考察过的认识的理念更高，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5]，提出实践是有目的的改变外部现实的活动等思想。但是，由于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同样不理解真正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他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只是客观概念的外在表现，是客观概念的外在化或异化，这是纯粹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且，他对实践也只赋予道德上的意义，这是狭隘的、片面的。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实践”、“善的理念”、“目的性”等方面的合理因素，扫除了它的思辨的神秘议论。同样，马克思也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4]16的唯物主义立场，克服了它的直观消极形式，对客体从实践方面去理解，从主观能动方面去理解。这样就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特别强调了“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为建立完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实践的涵义和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了如下一些基本观点：第一，关于实践的涵义，马克思提出这样几个规定：“人的感性活动”、“革命的实践”、“实践批判的活动”、“改变世界”的活动等[4]16-19。这一方面说明马克思当时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是很广泛的，是指一切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特别强调改造世界活动、革命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其中就含有实践主要是指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客观活动的意思。第二，人的认识不是单纯的感性直观，而是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反映现实。马克思认为，客观世界是认识对象，同时又是改造对象，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实现的。所以人对客体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过程，人是在“感性的人的活动”中取得对客体的认识的，这就提出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的思想。第三，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用这个观点纠正了费尔巴哈在认识论上的错误。费尔巴哈虽然承认真理的客观性，认为人的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但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因而对真理标准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有时把感性直观作为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有时则把众人的意见作为真理的准绳。所以费尔巴哈寻求真理的标准没有越出思想的范围。

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这种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16这段话不但击中了费尔巴哈认识论的要害，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认识论中的一项正确的基本原则———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奠定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其次，马克思通过实践观点考察和反思社会历史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用这一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8这说明实践不仅是人类认识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只有用实践的观点来分析、研究、观察社会，才能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离开社会实践，采取消极直观的办法，对任何社会现象都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就是因为离开社会实践去观察社会问题，因而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提纲》中，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同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剖析了旧唯物主义在人和环境、人和教育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批判了他们的英雄史观，提出改变环境和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一致性的基础是革命实践的重要思想。旧唯物主义只承认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由环境和教育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环境和教育改变了，人才能改变。他们认为人在客观环境面前是完全被动的，没有看到人可以通过实践而能动地改造环境。他们认为人是教育的产物，而没有看到教育是被人们的实践决定的，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归根结底只能来自社会实践。旧唯物主义对人和教育、环境之间关系的这种看法，必然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结论：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天生的教育者，是好的社会环境的设计者，是高出于社会之上的天才人物。另一部分是天生的被教育者，是被英雄人物的头脑所设计的理想环境所改造的大众。这样受苦受难的群众只能靠天才人物的“学说”、“理性”来拯救，天才、英雄人物才是真正的救世主。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这种唯心史观，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4]17这就是说一种社会环境的形成，在它成为改变人的原因之前，首先是人们感性活动的结果，是实践的结果。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17人在实践中改变了环境同时也就改变了人本身，环境和人的改变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这个思想本身就包含着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当然这还只是一个萌芽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第二，马克思科学地剖析了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上的不彻底性，指明了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提出了在实践中对私有制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任务。费尔巴哈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观点出发批判宗教，即一切宗教都是把世界二重化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想象的宗教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人间世界，宗教认为现实的人间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费尔巴哈对这种“上帝创世说”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他正确指出：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和人间世界，而是相反，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这样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人间世界，揭穿了宗教的神秘外衣。但是费尔巴哈到此就停步了，他认为自己批判宗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事实上，他没有从社会实践出发，进一步分析“世俗基础”本身，因而不能正确地阐明宗教的社会根源和克服宗教的正确途径。在费尔巴哈停步的地方，马克思有了惊人的发现。他指出了宗教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的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4]17即宗教存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于社会自身的分裂和矛盾。也就是说，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只能用现实社会的私有制和阶级矛盾来说明。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消灭宗教，“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4]17。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用革命实践改造现实社会，即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任务。这里包含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理论的萌芽。第三，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得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8这一重要结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深刻见解，大大超过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形成。费尔巴哈在批判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过程中，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并且反对把神和抽象的思想客体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主张把人、人的本质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并称自己的哲学是人本主义，认为只有这种人本主义哲学才能提供真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生理学、心理学都不是真理；只有人本学是真理，只有感性、直观的观点是真理。”[6]费尔巴哈虽然离开了神圣的天国来到了人间，抛弃了“神学”而来研究“人学”，但他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他离开了人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即离开人的现实性而抽象地、孤立地观察人，提出一个抽象的“人类个体”。费尔巴哈只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个感性的物质实体，因此他讲的人只是生物学上的人，只是自然人。显然这种人“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1]232。由于费尔巴哈不是把人当作社会的人，而是当作一种自然的人去理解，就必然对人的本质作出错误的说明：“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这就是说，费尔巴哈不是从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类在自然属性方面的一些共同性。他说“：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意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生命就是人的最高的宝物，人的最高的本质。”[7]这种抽象的理性、意志、感情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不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哪个阶级的人所共有的本质。马克思在《提纲》中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8的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和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所讲的孤立的、抽象的自然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现实的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类个体”，不是“类”，而且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这就是说人并不是生活在社会之外的生物，而是生活在一定经济关系和政策关系之中的社会的人。马克思之所以作出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4]18重要结论，就在于他通过社会实践范畴来看待社会历史问题，把人看作是从事社会实践的感性实体，而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必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中。“社会形式”概念的提出，说明马克思已有了社会形态这一科学概念的萌芽。从人都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观点出发，马克思得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8这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产物，它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这一思想不但大大超过了费尔巴哈，而且较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的思想也前进了。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的族类生活，生产劳动是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本质。马克思的这种认识显然高于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类”是人的本质的看法，但这主要还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着眼的。而在《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马克思则主要是从人和人的关系方面来提示人的本质。这个观点的提出，标志马克思已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自己的影响，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建立新的世界观体系的基石之一。第四，马克思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一切社会意识都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决定社会意识的重要结论。费尔巴哈由于把人看成是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的自然人，因此他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人的宗教感情，看不到产生宗教感情的社会基础。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认为“：‘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实践不但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理论的基础，“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18这一论断包含了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根本观点，用这一观点，马克思把各方面的内容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大纲，为建立完备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新唯物主义范文篇6

【正文】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等问题的理解上，我国哲学界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哲学的转变。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注：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叫做“历史现象学”(注：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历史生存论”(注：参见拙作：《生存的关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理论探讨》2002年第2期。)。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3)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运动的形式；(4)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把它概括为“物质本体论”。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实际上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作为它的基本原理的上述命题，都是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确实都是那种旧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企图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我们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黑格尔正是在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才创立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精神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是反旧唯物主义的。

人们往往这样简单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我们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承认事物是辩证地运动和发展的，我们也就做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我们(教科书)讲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论证了“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并不等于论证了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世界是辩证地运动发展的”时，我们回答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这种哲学“唯物主义”如何是“辩证的”这一哲学问题。回答哲学唯物主义问题的辩证法，只能是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是规定唯物主义性质的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才是被辩证法改变了形态的唯物主义。当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且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时，才能做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的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因为这一关系正是在实践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旧唯物主义只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而没有解决意识如何从物质世界中产生、如何反映物质世界、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离开实践是不能解决的，而旧唯物主义不仅不理解实践，而且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因此，旧唯物主义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实践是物质和意识的现实的统一，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实践中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已经消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这一本体论的问题。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而本体论的问题追求的正是“绝对的首要性”。实践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近代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用本体论思维去看实践，那么，最终不是把实践还原为物质(唯物主义)，就是把实践还原为精神(唯心主义)。虽然还原的后果相反，但二者都消解了实践。因此，实践哲学只能在本体论思维之外才能存在。

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概念“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只能在本体论之外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成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又是什么?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仍然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已经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客观规律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能动的方面，否定实践的客观性)，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因为旧唯物主义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同传统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旧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既同唯心主义对立、又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唯物主义。因此，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颠倒”，也并不是把精神颠倒为物质，而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以及感性活动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史的唯物主义。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即使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一个倒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这种连费尔巴哈都不能接受的唯物主义却被安在马克思的头上，是货真价实的理论倒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开始立足于实践概念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哲学进行批判。人们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关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不仅仍然是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个非本体论的问题，而且这种提法也没有马克思文本的根据。即使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人，大多数也没有反映马克思本来的思想。绝大多数人都把“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或“实践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就把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概念看成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抽象的实践，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尽管人们反复声明：我们理解的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但是，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下属的不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历史观，那么，作为超越历史观的“实践观世界观”所讲的实践就不可能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不可能是现实的实践，而只能是德国近代哲学讲的抽象实践。这种对实践的解释，不可能超越近代德国哲学对实践概念的抽象解释。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用来解释哲学问题的实践原则，主要是主体性、能动性、超越性、批判性、创造性、选择性等原则，而这些解释原则也同样是近代德国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社会性、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进入世界观，因而它对实践原则的理解并没有超出近代德国哲学。

因此，仅仅坚持了实践的观点，还不能说就理解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我们承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的是实践概念的意义，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缺乏的正是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原则。但是这不是近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像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不仅理解了实践的能动性，而且还把它片面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把德国哲学的抽象实践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只能是体现了社会性、历史性解释原则的实践。而这一变革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对近代德国哲学的超越。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超越了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不是那种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三、回到本文：历史唯物主义

我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即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社会历史性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我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仅仅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找一个实践基础是不够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注：《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真理的人性基础》，《长白论丛》1996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这里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从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教科书讲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历史观)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原则纳入其中、并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中的主流观点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因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新唯物主义范文篇7

【正文】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等问题的理解上，我国哲学界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哲学的转变。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注：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叫做“历史现象学”(注：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历史生存论”(注：参见拙作：《生存的关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理论探讨》2002年第2期。)。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3)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运动的形式；(4)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把它概括为“物质本体论”。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实际上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作为它的基本原理的上述命题，都是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确实都是那种旧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企图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我们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黑格尔正是在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才创立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精神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是反旧唯物主义的。

人们往往这样简单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我们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承认事物是辩证地运动和发展的，我们也就做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我们(教科书)讲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论证了“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并不等于论证了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世界是辩证地运动发展的”时，我们回答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这种哲学“唯物主义”如何是“辩证的”这一哲学问题。回答哲学唯物主义问题的辩证法，只能是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是规定唯物主义性质的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才是被辩证法改变了形态的唯物主义。当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且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时，才能做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的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因为这一关系正是在实践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旧唯物主义只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而没有解决意识如何从物质世界中产生、如何反映物质世界、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离开实践是不能解决的，而旧唯物主义不仅不理解实践，而且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因此，旧唯物主义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实践是物质和意识的现实的统一，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实践中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已经消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这一本体论的问题。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而本体论的问题追求的正是“绝对的首要性”。实践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近代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用本体论思维去看实践，那么，最终不是把实践还原为物质(唯物主义)，就是把实践还原为精神(唯心主义)。虽然还原的后果相反，但二者都消解了实践。因此，实践哲学只能在本体论思维之外才能存在。

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概念“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只能在本体论之外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成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又是什么?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仍然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已经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客观规律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能动的方面，否定实践的客观性)，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因为旧唯物主义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同传统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旧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既同唯心主义对立、又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唯物主义。因此，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颠倒”，也并不是把精神颠倒为物质，而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以及感性活动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史的唯物主义。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即使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一个倒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这种连费尔巴哈都不能接受的唯物主义却被安在马克思的头上，是货真价实的理论倒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开始立足于实践概念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哲学进行批判。人们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关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不仅仍然是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个非本体论的问题，而且这种提法也没有马克思文本的根据。即使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人，大多数也没有反映马克思本来的思想。绝大多数人都把“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或“实践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就把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概念看成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抽象的实践，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尽管人们反复声明：我们理解的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但是，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下属的不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历史观，那么，作为超越历史观的“实践观世界观”所讲的实践就不可能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不可能是现实的实践，而只能是德国近代哲学讲的抽象实践。这种对实践的解释，不可能超越近代德国哲学对实践概念的抽象解释。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用来解释哲学问题的实践原则，主要是主体性、能动性、超越性、批判性、创造性、选择性等原则，而这些解释原则也同样是近代德国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社会性、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进入世界观，因而它对实践原则的理解并没有超出近代德国哲学。

因此，仅仅坚持了实践的观点，还不能说就理解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我们承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的是实践概念的意义，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缺乏的正是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原则。但是这不是近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像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不仅理解了实践的能动性，而且还把它片面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把德国哲学的抽象实践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只能是体现了社会性、历史性解释原则的实践。而这一变革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对近代德国哲学的超越。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超越了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不是那种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三、回到本文：历史唯物主义

我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即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社会历史性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我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仅仅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找一个实践基础是不够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注：《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真理的人性基础》，《长白论丛》1996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这里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从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教科书讲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历史观)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原则纳入其中、并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中的主流观点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因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新唯物主义范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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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O-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1-0005-08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某部著作以至全部著作，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的《神圣家族》的历史命运就是如此。出版于1845年的《神圣家族》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的哲学运动及其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及其自我反思，使《神圣家族》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了。人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神圣家族》，重读这一历史性的著作，并重估它的理论价值。在重读《神圣家族》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法国唯物主义两个派别、近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以及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关系的论述，引起我们极大的理论兴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它启示我们重新审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一、重新审视法国唯物主义及其派别

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下简称“法国唯物主义”）一直被称作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实际上，在法国唯物主义中存在着两个派别，即机械唯物主义和人本唯物主义，而且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特征、理论来源和理论归宿。正如《神圣家族》所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机械唯物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是拉美特利，其哲学来源是本土的笛卡尔哲学。在笛卡尔哲学中，物质的本性是广延，运动的特征是位移。笛卡尔正是依靠这种抽象的物质和抽象的运动“构造出整个物理世界”，并一直主张用机械论的术语去解释自然现象。实际上，笛卡尔是以力学运动规律为基础，把由地上获得的力学原则应用于天体现象以至整个世界，从而把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观念移植到哲学中并造就了机械论的时代精神。拉美特利极为崇拜笛卡尔，认为“如果哲学的领域里没有笛卡尔，那就和科学领域里没有牛顿一样，也许还是一片荒原。”（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神圣家族》由此认为，“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尔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一书是模仿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的确，笛卡尔的“世界是机器”、“动物是机器”观念引导着拉美特利走进了一个唯物的同时又是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之中。拉美特利沿着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的思路提出了“人是机器”的思想，同时又深化了笛卡尔的观点。拉美特利认为，物质也在感觉能力，并把感觉同广延和运动相提并论，一并作为物质的基本属性。由此出发，拉美特利指出，人和动物的基本单位都是原子，二者结构和发生作用的方式相仿，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在《论幸福》一书中，拉美特利明确指出：“原子的结构组成了人，原子的运动推动人前进，不依赖于人的条件决定他的性质并指引他的命运。”因此，“人是机器”。拉美特利实际上是把笛卡尔的动物结构学运用到人体上，并完全是从机械论的观点来考察人和人的本质的。这激起了新康德主义者朗格的异常愤怒，一度恶语相加，指责拉美特利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中最恶劣的一个。

实际上，朗格缺乏历史主义意识，未能领会拉美特利观点的全部内涵。在我看来，“人是机器”的观点具有双重内涵：其背后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思想，同时具有反宗教神学的意义。从根本上说，“人是机器”这一观点强调的是自然的人，这是对人的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同时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要求承认人的尊严、价值和天赋权力。借助自然的人，拉美特利把人从宗教神学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自然的独立性；同时，由于机械论束缚了拉美特利的视野，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此又变成了一架机器，人和人的主体性都不见了。

当然，我注意到，起源于笛卡尔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却起到了促进作用，其理论归宿是自然科学。这是因为，笛卡尔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清楚明白的概念”来研究自然，发现了一些自然规律，“为后来的发明和校正奠定了基础”，（注：《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卷，第202页。）并“提供了自然科学的骨架和基础”。（注：《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卷，第123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圣家族》认为，笛卡尔的唯物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机械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和160页。）

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是“现实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168页。）即人本唯物主义。从理论上看，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英国的洛克哲学，其代表人物是爱尔维修。

如前所述，机械唯物主义派起源于本土的笛卡尔哲学。笛卡尔哲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二元论的体系中，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笛卡尔把反封建的斗争限制在思想范围内。笛卡尔明确指出：他“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6页。）显然，这种观点和作为法国政治变革先导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很难相容的。因此，另一部分法国哲学家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作为法国革命哲学依据的学说。于是，他们便把视线转向海峡彼岸的英国。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走在欧洲大陆的前面，新的时代精神总是首先在英国抛头露面。而此时，英国的哲学微风也飘过英吉利海峡吹到了法国上空，洛克哲学被引进到法国。法国资产阶级像迎接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热烈欢迎洛克哲学这一舶来品。在法国哲学家看来，从洛克哲学出发可以得出改造环境、变革社会的结论，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因此可以作为法国革命的哲学基础。

按照洛克的观点，社会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的趋乐避苦的自然倾向指向人的利益，而人的利益的实现需要社会以及作为维系社会纽带的道德原则。所以，人是根据利益需要创造社会和道德原则的。可以看出，反宗教神学，肯定人的感性，这是洛克对“天赋观念论”批判的意义所在。它表明，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具有双重含义：既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政治内涵。洛克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双重含义深深触动了爱尔维修的心灵，直接成为爱尔维修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先导。正如《神圣家族》所说：“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并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

爱尔维修以洛克哲学为出发点，首先是从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中提取“感觉”这一概念，并把感觉看作是人的存在方式，即“我感觉，所以我存在。”依据洛克的观点，爱尔维修认为，感觉是连接意识与客观外界的桥梁，通过感觉，人一方面不断地认识外在世界，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感觉和认识；另一方面把存在于内心的关于自由的欲望和要求变为外在的争取自由的活动。根据第一方面，爱尔维修得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结论；根据第二方面，爱尔维修又提出了“意见支配环境”的命题。爱尔维修提出这两个命题的宗旨在于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的智力天然平等，人的性格受制于外在环境，所以，要改造人，首先必须改造外在的社会环境。正如《神圣家族》所说，“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这样，经过爱尔维修的改造，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这个从英国吹来的哲学微风又夹杂着政治雨丝，而爱尔维修的人本唯物主义本身简直是风雨交织，在法国引起了巨大风暴，因为它为法国革命找到了哲学依据。

通常认为，爱尔维修同时提出这两个命题，即“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环境”是一种逻辑矛盾、循环论证，陷入“二律背反”之中。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人和环境的确处在一种相互作用之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爱尔维修同时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揭示了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朴素的相互作用观点。相互作用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排除相互作用，而是要求对相互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释；决不取消相互作用，而是要求寻找相互作用的基础。在我看来，爱尔维修的失误并不在于同时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环境”这两个命题，而是仅仅停留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上，没有去进一步探寻既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又决定意见发展，引起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现实基础。这个现实基础就是人的实践活动。

就理论归宿而言，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168和160及166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爱尔维修的学说，必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逻辑基础”。《神圣家族》指出：“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所以，“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167页。）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主要是指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但科学社会主义也同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有着一定的理论联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就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爱尔维修是一个转折点，以其“现实的人道主义”为标志，自然唯物主义开始衰落，人本唯物主义开始兴起。由此启示我们应重新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

二、重新审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特征

按照传统的观点，朴素或自发唯物主义、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这三种历史形态在研究主题或观察世界的理论视角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即三者都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只不过朴素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静止、孤立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则把世界理解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体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这种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又把这种合理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在这里，唯物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转换不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

随着自然科学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实际上，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唯物主义不但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且要转换自己的主题。从研究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上看，唯物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唯物主义始自古希腊哲学，后在霍布斯那里达到系统化的程度，并一直延伸到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它或者在直接断言世界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形态，或者以经验科学对自然现象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在“认识论转向”过程中去探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把物质世界以及人本身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一层次。从总体上看，自然唯物主义根据“时间在先”的原则，把整个世界还原为自然物质，人则成了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在自然唯物主义那里，“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自然唯物主义确认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却一笔抹杀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历史性。换言之，在自然唯物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圣家族》认为，“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而到了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和164页。）

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即“现实的人道主义”，并在费尔巴哈那里达到了典型的形态。费尔巴哈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作为其“唯一的、最高的对象”，它“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4页。）并力图通过对思辨哲学以及神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批判”。这是一个以自然为基础，以人为核心和出发点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人在地位上是更重要的实体，“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生物”，因而是理解自然的钥匙。因此，要“弄清楚自然的起源和进程”，“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所以，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思维与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力图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理解世界并构造哲学体系，从而建构了一种“新哲学”，即人本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8页。）换言之，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所以，费尔巴哈最终得到的仍是抽象的人，忽视的仍是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历史性。他所理解的感性世界因此只能是一个脱离了人及其实践活动，脱离了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因此，超越人本唯物主义，建立和“历史”相结合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和历史的双重要求。

按照《神圣家族》的观点，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和“实际日常生活”自始至终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而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因此，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实际日常生活”所包含和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正如《神圣家族》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的“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

从形式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仅仅是人类社会或人类历史，似乎与自然无关。但问题在于，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而历史不外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和131页。）因此，“把人与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必然使社会历史虚无化，从而走向唯心主义历史观。《神圣家族》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这就是说，作为物质实践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即“实物”与“实物”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活动互换的关系，或者说，“实物”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即“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的基础，力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私有制）的扬弃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只有当物(dieSache)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praktisch)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具体地说，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从而使自然与人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即改变自然界的原生形态并在其中注入人的目的，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去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这种肯定、否定的辩证法使人和自然处于双向运动中：实践不断地改造、创造着自然界，在自然界中打上社会的烙印，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同时又不断地改造、创造着人本身，包括他的社会关系，不断地把自然转化为社会的要素，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自然的社会”和“社会的自然”构成了“感性世界”，使世界二重化为自在世界和属人世界。

可以看出，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之前的众多哲学大师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关系及其基础地位，致使唯物论和辩证法遥遥相对。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深入而全面的剖析，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同时就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日，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之时。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反，那种“排除历史过程”，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它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

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因此，作为“全部社会生活”哲学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是为了透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即“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为思维坐标，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即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否定性辩证法”，所以它是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

三、重新审视唯物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我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指与辩证法相对立意义的思维方式，而是指传统的哲学形态，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它力图从一种永恒不变的“终极存在”或“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和行为依据。从起源上看，“形而上学”形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而上学”就是“第一哲学”，即关于存在之存在的学说，或者说是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学说。概而言之，“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那种终极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宗旨，因而是一切智慧中的“最高的智慧”。从内容上看，“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体论是由高克兰纽斯在1613年首先使用的。按其原义，本体论就是关于存在本身的学说。由于存在本身属于超感觉的对象，所以，“形而上学”与本体论两个概念往往混同使用，或者说，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或核心。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围、概念术语都作了完整的论述，从而开创了理论形态的哲学。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家们不仅把“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引向脱离现实事物、超越人的存在，成为一种完全抽象化的本体，而且使“形而上学”中的存在逐渐成为一种君临人与世界之上的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形而上学”由此与宗教神学同流合污了，失去了自身的积极意义。因此，法国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反对“形而上学”。正如《神圣家族》所说：“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

法国唯物主义之所以反对“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决定的。具体地说，在18世纪，自然科学已经独立化，从“形而上学”中分化出去了。正如《神圣家族》所说，“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而此时，牛顿经典力学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经过伏尔泰的系统介绍，牛顿的科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在18世纪的法国已经享有隆名盛誉，它造就了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情绪，刺激着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哲学家反对“形而上学”。这是其一。其二，在18世纪，随着反封建、反宗教斗争的发展，人本身再次觉醒，开始注意自己了。正如《神圣家族》所说，“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162页。）而“形而上学”所忽视的恰恰是人本身。《神圣家族》由此认为，在18世纪，“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它首先“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继而“在理论上威信扫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和161页。）取而代之的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即法国唯物主义。从总体上看，法国唯物主义关注的正是人本身。它或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研究人，或者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去研究人，并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实际上，“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必然促使哲学“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

按照《神圣家族》的观点，首先在理论上反对“形而上学”并使其“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是培尔。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于是，培尔从笛卡尔的怀疑论出发去批判“形而上学”，而笛卡尔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所以，《神圣家族》认为，培尔批判“形而上学”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铸成的怀疑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这种批判可谓以毒攻毒。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接着是孔狄亚克“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并集中批判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孔狄亚克时代，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它们汇集在一起，在消极的意义上蔚然成风。其中，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哲学是17世纪“形而上学”的典型形态，它们以天赋观念论为理论支撑点，运用演绎法编织了一个思辨之网，或者以神为核心构造了一个神学“形而上学”，或者是“提高到思想中的绝对泛神论和一神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神韵”。黑格尔认为，“这个时代的研究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孔狄亚克从两个方面批判了“形而上学”：一是依据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以感觉为出发点，围绕经验而展开认识论探讨，力图根据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进行推理；二是依据牛顿经典力学，以观察为基础，力图以牛顿力学倡导的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人类认识活动及其基本原则。由此，孔狄亚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感觉是经验的基本要素，一切经验都可以化为感觉；感觉是物质、外部事物、外部环境作用于感官的结果，“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经验包含着观察，通过观察获得的认识具有客观性；语言符号产生于人们的交往之中，同时符号又“使人们交往更加自由，范围更加广阔”，等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探讨，使孔狄亚克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形而上学不是科学”，并“证明法国人完全有权把这种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和神学偏见的不成功的结果而予以抛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

孔狄亚克及其后继者对“形而上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充分展示了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风采，并在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但在这个理论批判和哲学探讨的过程中，孔狄亚克又把经验主义推向极端。在这里，人的认识仅仅成了被动接受信息的机械运动，只是在狭窄的经验范围内进行安排感觉材料的活动，人及其认识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都不见了。实际上，这是整个法国唯物主义的缺陷。这就势必导致认识论研究的转向，即探讨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并突出自我意识的作用。执行、完成这一“转向”任务并因此声名显赫的是康德和黑格尔，而且黑格尔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王国。这表明，从孔狄亚克以至整个法国启蒙哲学到康德以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衰败到“形而上学”的再度兴起，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换言之，法国唯物主义举起了反“形而上学”的大旗，但它并未完成反“形而上学”的任务，或者说，它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形而上学”。所以，“形而上学”后来在19世纪又重新登上了哲学的王座。正如《神圣家族》所说，“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从而使“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

在我看来，“形而上学”这次“复辟”之所以是“胜利的复辟”，是因为黑格尔在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之所以是“富有内容的复辟”，是因为黑格尔使“形而上学”与概念辩证法融为一体了，整个世界被描述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而且黑格尔的辩证法力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然而，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人仅仅是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不仅“本体”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也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主体性失落了。

新唯物主义范文篇9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1）2—0006—06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精髓、灵魂，是对干部和青年一代的理论教育的基本内容。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我们必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规定，理解它的总体特质。恰因如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哲学界对这一极其重大的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讨论。这场讨论，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和新中国历史上一场最深入的哲学学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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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讨论，发端于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诸方面，批判和纠正“”及其之前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天地，这就势必引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和阐释上的“拨乱反正”。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一）“拨乱反正”的思想武器是“实践标准”的原理。

针对“”中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猖獗，针对粉碎“”之后“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方针的危害，我国哲学界的学者们，举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作为武器，要求毁弃“宗教法庭”、“理性法庭”，让一切理论、一切政策到“实践法庭”上接受“审判”。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实践标准”讨论的重要性，抓住“实践标准”，就能顺利地解决一个历史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评价的问题。这样做，既能够保护的功绩和一切正确方面，因为最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同时又能有说服力地批判和克服的晚年错误，因为实践证明他错了，他违背了他自己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违背了他1957年提出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的断言。

中国哲学界的智慧则在另一方面。他们迅速地看到：“实践标准”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论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原理，它关连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体系的理解和阐发。哲学家们提出了“价值论”问题，因为实践观念中既含着真理论，又含着价值论；当实践检验真理时，它所显现的效果中，既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尺度因素，又有能否满足人、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价值尺度因素。哲学家们又提出了“规范论”问题，认识的任务决不只是“反映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去“创造世界”，实践的创造性先在地表现为意识的创造性。这就必须研究决策、设计的规范问题。哲学家们又提出了“选择论”问题，规范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没有选择就没有规范，就不能说明认识的本质和真实过程。哲学家们更提出了“主体性”问题。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倡导实践原则，就必定倡导主体性原则。主体性不仅是认识论问题，尤其是历史观问题。经过这样的思索过程，一批长期从事“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撰写和教学的学者，哲学思想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著名的肖前教授率先提出：“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而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具有全面性、贯通性、硬核性。这样，“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就跃然而出了。

（二）“拨乱反正”的理论焦点是“人”的问题。

“人”，在中国是长期地被漠视的。如果什么人讲哲学讲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那就被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然而，在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中，“人”作为哲学的最高对象的地位复活了。其一，当“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被确认、主体性原则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以后，“人”就呼之而出了，因为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论中，“人”必须出场并在场。其二，当“”中破坏人的自由，毁伤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的惨烈情景涌现在人们脑际的时候，哲学家们不能不为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而论证，而呼喊。其三，当人们带着现实的问题去重读马克思的著作的时候，重新发现了“人”。马克思的人学观深深的激动着哲学家们的心。

1980—1984年间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中涉及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种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人本主义哲学。一种认为：现实的、从事实际社会生活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种观点应该说是无可争议的，因为马克思在创立其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著作中明确宣告：我的哲学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中的人”。第三种认为，不能说“现实的人”是出发点，而应当说“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出发点。”其实，“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现实的人”的关系。这持第三种观点的人，似乎讳忌谈“人”，这是不必要的。第二个问题：“人道主义”是不是世界观、历史观。一种认为：“人道主义”只能是一种道德观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一种认为，如果把“人道主义”理解为尊重人、研究人、肯定人的价值要求的价值观，那么，它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结合在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还有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人道主义哲学。这些意见孰是孰非、孰全孰偏今天看来是清楚的。

（三）“拨乱反正”的理论落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特质的本真规定的把握。

中国哲学界的哲学讨论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上，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的总体规定性的不同理解之中，不是出于对“体系”的热衷，更不是重新染上了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痼疾，而是客观的情势使然。“实践”的问题，“人”的问题，合起来说“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的问题，不是这个哲学中的个别原理，而是全局性、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它制约着对哲学中的各项原理的回答。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那么对它的阐述必定要合乎逻辑地逐项展开，由此必定会形成一个阐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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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的讨论中，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性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先来看一下有哪些不同的理解：

（一）坚持过去教科书的阐释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的根本规定理解为反映宇宙物质性存在的唯物主义与反映宇宙物质运动规律的辩证法之统一，因而，此种理解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理解。

持此种理解的学者坚执地认为：哲学的对象永恒地是无垠的物质宇宙；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一科学的宇宙观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社会历史是宇宙运动中一个极其狭小的领域和极其短暂的阶段，因而历史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推广”。实践论是历史观中的一小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和马克思哲学文本的非同构性正在这里。人们对这种理解的基本质疑就在：宇宙观是谁之“观”？只能是人之“观”。人如何建立起这种“观”？人只能在社会实践包括科学实验的实践的基础上才有此种“观”。所观之“宇宙”是怎样的“宇宙”？不是抽象的宇宙，而是过去无人，早已有人，经过长期演化产生了人、人又在其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宇宙。因此，人的问题、实践的问题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部问题、小问题，而是这一哲学的全局性、贯通性、根本性的问题。用唯物主义实践论的思维方式认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客观现实世界，从而通过人的自觉实践去改造这一现实世界使之革命化。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从前的唯物主义”的根本之点。

（二）从“实践标准”大讨论中得到启示，超越物质本体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本真规定性理解为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此种理解因而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对于传统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而言，它是一种超越；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哲学文本来说，则是一种回归。

此种理解的文本根据是马克思创立其哲学时写的两篇“费尔巴哈论”，一篇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篇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费尔巴哈”。此种理解的理论观点是重申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文本中的关键词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我的唯物主义“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唯物主义”；社会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新唯物主义是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新世界观；在这样的新唯物主义看来，“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但它却不是人“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此种理解的是非的判据在于人类自近代以来的社会实践。就世界而言，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以后不断调整、改革的制度，这才有它目前的生命力，这才使它走着一条实际上正扬弃着自身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同样经受着实践的检验，从而走上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中国而言，实际地指导着成功的革命、改革、建设的哲学思想正是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思想。

“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作为一种新的理解、合乎马克思哲学文本与时展要求的理解，也遭受着许多的责疑和批评。一种批评是认为“实践唯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它会脱离唯物主义传统而演变成唯心主义。陈先达教授说：“在我看来，实践唯物主义既不是实践的又不是唯物的。说它不是实践的，因为它否认实践的中介性质（人与自然的中介），而把实践视为本体；说它不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取消了哲学基本问题，超越了主客区分”。如果把这样的批评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陈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比较，它是很难立得住的。另一种批评是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恰恰是多了“唯物主义”，它会脱离人本学要求而与“辩证唯物主义”“同流合污”。作为这种批评之对象的“实践唯物主义”反而从这里证明了自己确是唯物主义的。

（三）不满意“实践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后缀”，把实践论理解为人的价值论。这种理解称为“实践人道主义”理解。它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一种“过河拆桥”式的超越，就文本依据说，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某些过渡性论点的回归。

此论的主张者，要求实践的主体——“人”出场，这没有什么不对。但他们把“唯物主义”同人、同人的实践决然对立起来，却难以说服人。其逻辑是：唯物主义就是物质决定主义，就是非人主义；而马克思的哲学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它一定是排斥唯物主义的。近年来，有的哲学工作者发表数十篇文章论证“唯物主义”与人学的对立，进而主张给科学与哲学划界，说认识论、真理论、历史唯物论均属于科学范畴，马克思早就把它们从哲学中赶了出去，哲学就是价值论和道德论，而没有别的。他“驱逐”真理论，只存价值论，同时又说自己的哲学是“实践人道主义”，其实，他这样做，已经陷入了一个悖论。人的实践，一方面，只能从既得的客观条件出发，人必须研究和把握这一客观条件系统及贯串其间的规律性，这就要求坚持唯物主义的真理论；另一方面，人总是抱着一定价值理想、价值原则，选择足以满足自己价值要求的行为方案，这又要求坚持人学价值论。这两个方面，真理论和价值论，是相互结合的；价值要求也是一定客观条件和主体的一定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所产生的。

（四）作为对从“实践唯物主义”向反唯物主义的“实践人本主义”演变的反驳，一些哲学家坚定地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说，这是对上述第二次超越的批评和向本真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种方式的回归。

俞吾金教授写道：“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3

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3

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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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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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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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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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其科学性是十分可疑的。”

天津会议以后，《哲学动态》以1988年第12期为“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专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在这次会议上，持“实践唯物主义”见解的诸公中，也存在着分歧。主要的分歧是：有的学者提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一元论”；有的学者则不赞成。

第二次：1995年10月南京会议。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者都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各自的观点更加鲜明与细化，相互争论也更加尖锐。同时，持“实践唯物主义”理解的学者对实践论本身有了比过去更深入的研究。

南京会议是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直接支持、中国马哲史学会和江苏、广东各学术单位联合举办、由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具体承办的，缘由是纪念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150周年，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会议请到了我国马哲界老中青三代学者中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包括龚育之、黄楠森、肖前、高清海、孙伯＠①以及一大批知名的老中青学者。所以，南京会议是继天津会议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又一次大聚会，大检阅。

此次会议取得了两大成果：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不同理解的代表性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论。黄楠森鲜明地提出：“实践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部门哲学”。肖前强调地说明：他所理解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同一的。“我们又把辩证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因为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才得以确立的唯物主义哲学”，“今天着重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为否定和贬低辩证唯物主义，恰好相反，实实在在的是要维护唯物主义”。丛大川教授写了《“高清海难题”解》的文章。所谓“高清海难题”是说：高清海主张“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去掉“实践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后缀，但马克思又多次自称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这难以加以解释。丛大川对此“难题”的破解结论是：“唯物主义”根本体现不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和“自由”两大本性，最能体现这种本性的名称应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过的“实践人本主义”，而马克思使用的“唯物主义”只是一种“稳喻”和“借代”，仅限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基础论”，而这一基础在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将完全消失。与高清海、丛大川的理解根本不同，孙伯＠①深入论证说：“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形式下实现的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领域中，实践的观点其实就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实践出发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性的时候，龚育之教授发表的意见值得重视，他长期从事党在理论战线上的领导工作，更能体会指导着党的工作、指导着人民群众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究竟是怎样的理论、怎样的哲学。龚育之在发言中断言：“从马克思主义，到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实践论、实践精神，始终是处在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的、中心的、关键的位置上。”这一断言，有力地支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见解，即有力地支持了作这样地理解的“实践唯物主义”。

南京会议的第二个收获是深入讨论和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本身。与会者分别地论述了实践的对象性、具体性、历史性、创造性、文化性、交往性诸问题。他们联系新的时代实际，呼吁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现代化。

南京会议结合后，出版了胡福明教授作序，陆剑杰、张一兵任责任主编的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这是一部重要的哲学文献，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第三次：1998年5月的苏州会议。它是由苏州大学为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而召开的。会议结束之后，任平等苏大的同志主编出版了《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书名副题为“中国著名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它收集了到会与未到会的26名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论文，每人一篇以至数篇，成为检阅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二十多年来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书。这26名学者是（按书中论文的先后顺序排列）：黄楠森、陈先达、赵家祥；辛敬良、庄国雄、徐崇温、陆剑杰、肖前、张曙光、王于、陈志良、杨耕、王金福、何中华；高清海、孙正聿、韩庆祥；陶德麟、欧阳康；张一兵、张奎良、任平；衣俊卿；俞吾金、王南shí＠②、丛大川。

从苏州会议的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动向：这就是持不同理解的学者，都在认真考虑他人的研究心得，相互吸收合理的意见；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综合理解，全面地把握它的系统质。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规律，这就是：从一元性理解转向多样性理解再在更高的水准上转向新的一元性理解，而当取得相对统一的理解的时候，新的多样性理解又会出现。这里“一一一多一一一”是有节律地、螺旋式地展开的。由“一”趋向“多”，表明学术是开放的，它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需要学术民主和自由；由“多”趋向“一”，则表明学术又是收敛的，收敛到真理性的相对统一的认识之上。在当代中国，除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学者把“实践论”限制在局部领域，坚持“实践人本主义”理解的学者顽强地要求删除“唯物主义反缀”这样重大原则问题不能为多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接受之外，本来持“实践唯物主义”共同见解，此后分别从各个侧面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发生一些争论的学者们，都在努力统一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历史性”、“辩证性”、“人道性”的辩证统一关系。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加统一的认识，写出即合乎马克思哲学本文的精意，又反映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潮流，更能集中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的，足以教育干部和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

注：

*本文中所引我国学者的观点，均选自以下三部论文集：

[1]《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专辑》，《哲学动态》1998年第12期。

[2]《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新唯物主义范文篇10

【正文】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等的理解上，我国哲学界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哲学的转变。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生产关系本体论”(注：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学术》2001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叫做“历史现象学”(注：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社会》2001年第3期。)。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历史生存论”(注：参见拙作：《生存的关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探讨》2002年第2期。)。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3)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运动的形式；(4)运动是有的。我们把它概括为“物质本体论”。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实际上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作为它的基本原理的上述命题，都是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确实都是那种旧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企图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我们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黑格尔正是在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才创立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精神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是反旧唯物主义的。

人们往往这样简单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我们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承认事物是辩证地运动和的，我们也就做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我们(教科书)讲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论证了“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并不等于论证了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世界是辩证地运动发展的”时，我们回答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这种哲学“唯物主义”如何是“辩证的”这一哲学问题。回答哲学唯物主义问题的辩证法，只能是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是规定唯物主义性质的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才是被辩证法改变了形态的唯物主义。当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且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时，才能做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的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因为这一关系正是在实践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旧唯物主义只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而没有解决意识如何从物质世界中产生、如何反映物质世界、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离开实践是不能解决的，而旧唯物主义不仅不理解实践，而且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因此，旧唯物主义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实践是物质和意识的现实的统一，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实践中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已经消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这一本体论的问题。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而本体论的问题追求的正是“绝对的首要性”。实践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近代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用本体论思维去看实践，那么，最终不是把实践还原为物质(唯物主义)，就是把实践还原为精神(唯心主义)。虽然还原的后果相反，但二者都消解了实践。因此，实践哲学只能在本体论思维之外才能存在。

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概念“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只能在本体论之外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成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又是什么?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仍然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已经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客观规律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能动的方面，否定实践的客观性)，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因为旧唯物主义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同传统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旧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既同唯心主义对立、又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唯物主义。因此，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颠倒”，也并不是把精神颠倒为物质，而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以及感性活动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史的唯物主义。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即使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一个倒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这种连费尔巴哈都不能接受的唯物主义却被安在马克思的头上，是货真价实的理论倒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开始立足于实践概念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哲学进行批判。人们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关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不仅仍然是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个非本体论的问题，而且这种提法也没有马克思文本的根据。即使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人，大多数也没有反映马克思本来的思想。绝大多数人都把“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或“实践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就把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概念看成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抽象的实践，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尽管人们反复声明：我们理解的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但是，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下属的不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历史观，那么，作为超越历史观的“实践观世界观”所讲的实践就不可能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不可能是现实的实践，而只能是德国近代哲学讲的抽象实践。这种对实践的解释，不可能超越近代德国哲学对实践概念的抽象解释。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用来解释哲学问题的实践原则，主要是主体性、能动性、超越性、批判性、创造性、选择性等原则，而这些解释原则也同样是近代德国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社会性、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进入世界观，因而它对实践原则的理解并没有超出近代德国哲学。

因此，仅仅坚持了实践的观点，还不能说就理解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我们承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的是实践概念的意义，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缺乏的正是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原则。但是这不是近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像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不仅理解了实践的能动性，而且还把它片面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把德国哲学的抽象实践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只能是体现了社会性、历史性解释原则的实践。而这一变革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对近代德国哲学的超越。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超越了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不是那种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三、回到本文：唯物主义

我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即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历史的一般，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的关系等哲学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社会历史性原则》，《社会战线》1991年第3期。)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我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仅仅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找一个实践基础是不够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注：《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与探索》1998年第1期；《真理的人性基础》，《长白论丛》1996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这里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从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教科书讲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历史观)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原则纳入其中、并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中的主流观点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因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成立。